超级军网ZT暗战4 深潜敌营的“吕出情报小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6 15:16:21
国民党的情报员，用“自家”电台向延安发送情报
█胡宗南的作战命令还没到他的军长那儿，却已摆到了彭德怀的桌面上
那年他23岁，却已经拥有了一个谋略家的心智。
60年后，回忆那段“潜伏”岁月，他依然感叹：“如果稍有疏忽，再有十个脑袋，也难抵挡。”他们的“电波青春”，是中国情报史上的奇迹。
1949年上半年，23岁的他和其他几位年轻的情报员，掌握着胡宗南总部三部军用电台，包括前线指挥所电台。他们本应是胡最信任的心腹，却用国民党的电台陆续向延安发送了600多份情报信息，国民党的军事作战部署尚未到达执行军官手中，却已摆在彭德怀老总的桌上……
他就是当年那个情报奇迹的创造者，也是在解放西安情报战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吕出情报小组”的组长。
今年83岁的吕出老人居住在乌鲁木齐市，头发雪白，但身体硬朗，思维敏捷。为了让那个谍影重重的情报传奇再现，记者赴新疆面见吕出老人，听他讲述60年前的“潜伏”岁月。
从白染红
国民党童子兵变“潜伏”者
“国民党还没把我染白，共产党已经把我染红了，因为新华社那些电讯稿说得对，弟兄两个不能打内战”
吕出1926年生于陕西华县下庙镇北田村，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了“西安事变”、“七七事变”。1940年小学毕业时，华县处在兵荒马乱中，因家中贫困，他报名到胡宗南起家的河防守军当了一名童子兵。“当兵是为了谋生，参军学了文化，还增加了社会经验。”吕出道出当兵的动机。
进了这个“有根基”的嫡系部队，这个年轻、政治立场空白的“童子兵”得到了去黄埔军校七分校的通讯军官训练班学习的机会。从1941年到1943年，他在西安市莲湖路得到了专业的无线电培训。
“学代数、物理、外语、无线电通讯，1943年我从通讯班毕业，被分配到三原，当了少尉见习报务员，当时蒋介石想借机进攻延安，我的工作是每天给陶峙岳(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胡宗南部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第37集团军总司令，河西警备总司令等职，1949年9月25日率驻新疆的国民党军官兵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司令员抄译新华社的电讯稿。”
这是他由白染红的开始。
“这个时候，国民党还没把我染白，共产党已经把我染红了，因为新华社那些电讯稿说得对，弟兄两个不能打内战。大敌当前，再幼稚的人都会思索。”
1945年，因不满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克扣报务员福利，他组织通讯营的报务员“消极怠工”，这让他成了国民党的“通缉犯”，被上司称为“小小阴谋家”的吕出远走他乡逃命。
1945年8月，吕出辗转到了国民党十一战区高树勋部，当了无线电排上尉排长。1945年10月，高树勋将军率5万余官兵在河北邯郸起义，一年后编为二野第10纵队，吕出担任该军第四师通讯连少校连长，并在1946年进入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学习。一年后，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了战略转折，军大保卫部部长盛志光派吕出深入敌后，到西安做情报工作，并嘱咐：“到西安后，你要主动联系延安。”
21岁的吕出便踏上了“潜伏”的征途。
双重身份
敌军心腹，我军情报员
“通讯班的同学说，我从华北走了一圈回来，即便不是红色，也是粉红色的……人缘就是安全系数。几个同学对我持怀疑态度，但没有人出卖我”
从河北冀县出发后，吕出越过豫北滑县的卫河渡口，便被国民党川军第127旅371团拉了壮丁，但在这里他遇见了黄埔七分校通讯班的同学和老师，在他们的帮助下，回到了西安。“我那时还是国民党的通缉犯，回西安风险很大，但盛志光派我来做情报工作时说了，要看我应变的本事。在这里起了关键作用的还是我当年的为人，因为组织过停工，在同学当中威信很高，加上通讯班老师的帮忙，我又回到了当年工作过的通讯营，重新当起了报务员。”而通讯营正是胡宗南所有军事情报的“要害”部门。
但吕出这几年的行踪，并不是没有人怀疑。“通讯班的同学说，你从华北走了一圈回来，即便不是红色，也是粉红色的。但是同学没有人揭穿我。”吕出说：“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对内战漠不关心，每个人在政治上都必须做出选择。”
在这个大环境下，吕出开始在熟悉的同学中建立自己的情报小组。“这一行当，风险很大，从情报工作来讲，人缘就是安全系数。几个同学对我都持怀疑态度，但是没有人出卖我。”
“共产党是不是真的对老百姓很好?解放军是不是真的没有这边这么腐败?我从华北回到西安后，同学们都对解放区的情况很感兴趣，他们平常听延安的广播上说解放区多么好，但是要从我的口中证实，他们担心国民党垮台后自己的出路。我要和他们合作，他们需要我给他们解放区的情况，两者不谋而合。”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建立起了由薛浩然、徐学章、李福泳、王冠洲、纪义等同学组成的情报小组。
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但吕出给盛志光写了四封信，都没有回音，后来才知道盛志光随二野挺进大别山了。
客观形势不允许我再拖延，要亲自跟解放军见面沟通，如果不解决联系问题，我们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
他们掌握的情报对解放西安越来越重要，但延安方面对西安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加之一个很关键的电台被国民党摧毁，西安的军事情报无法及时到达延安。“这时，就要看我对党事业的忠诚度，客观形势不允许我再拖延，我要冒险，要亲自跟解放军见面沟通，如果不解决联系问题，我们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吕出讲到这里，显得有些激动。
1948年11月，吕出和情报小组的薛浩然乔装成在西安读书的学生，回韩城省亲，在合阳县一家车马店里，他们遇到了盘查身份的革命根据地晋绥公安总局的情报工作人员，见到了晋绥公安总局驻陕西情报站站长秦波。“见面后说话不多，大家搞情报，都知道问庙不问神。我们的目的就是送情报，当天晚上我和薛浩然开始奋笔疾书，写了两天两晚。我的脑子就像档案库在输出，把胡宗南部队的整个装备、兵力配置及最新的军事部署等军事机密全部写在了纸上。这下，秦波知道我是个宝贝了。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和延安建立空中无线电联系，但他们没有答应，秦波还不知道我的底细。”吕出说。
临走时，吕出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他是华北派到西安的情报员，秦波恍然大悟。双方留下了取情报接头暗号：“你舅舅向你要钱”。
回到西安后，1948年11月到1949年2月，吕出情报小组继续用手写信息的方式给“舅舅”送过几次“钱”。
吕出回忆当时的情形：“每天晚上冒着生命危险写情报材料，然后交给从韩城来取材料的交通员。但这样速度慢，可能会延误战情，必须解决无线电联络。后来延安终于答应建立空联。”
无形空战
在胡宗南眼皮下给延安发报
“在国民党的电台上给共产党发情报，这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做到了”
胡宗南司令部共有三部无线电台，每个都有“吕出情报小组”的成员。胡宗南在整个作战上已无密可保。
1949年2月到4月，吕出情报小组的每个成员都与解放区情报站取得了联系。4月份，延安的中央社会部决定直接与吕出情报小组进行空中联络。
“我们情报组一切都是现成的，人才有，就差发报，我们的几个人在电台上基本没有离开过。在国民党的电台上给共产党发情报，这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做到了。国民党无线电定向监测机六十余部，昼夜不停地对内部电台进行监视，但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我们与延安电台的联络一直没有暴露。”吕出说。
而且在传递情报的过程中，特意将国民党部队电台的联络时间推迟，提前将胡宗南总部的作战电报发给延安，往往是彭老总拿到胡宗南的作战命令比国民党的军长、师长还早。
吕出情报小组始终没有被胡宗南发现的秘诀是什么呢?这主要得益于他们的天才发明——“CQQ”。
在无线电通信中有一个国际通用的术语，称“呼叫网内各台”，其符号是“CQ”。吕出情报小组在与延安电台联络时，呼号、波长均采取敌军规定使用的呼号和波长，只是在呼叫“CQ”时偶尔加为“CQQ”，即表示是自己的同志上机。听到“CQQ”呼号后，延安台就可以回答并接收或拍发电报了。就这样，吕出情报小组在胡宗南眼皮底下，向彭德怀和习仲勋等领导传递着军事情报。
谋略分析
胡部尚未撤退，彭老总已知
“这些信息，不用我多说，解放军一看就知道，是胡宗南撤退的迹象……”
西安解放前，吕出时时留意胡宗南部的军事变化，并且在胡宗南正式下达从西安撤退命令的前几天做出了肯定性的判断：“胡宗南要选择撤退，迹象是：组织了成立了新的兵团——18兵团，这是为了给他逃往四川开路的，因为组成这个兵团的军队是胡宗南的基干力量;其次，成立7兵团，我分析是为了掩护撤退，因为这个兵团并不重要;第三，成立秦岭守备部队，由30军和90军组成，但这两个军纯属败仗部队，对他无关痛痒，用来留在后面挡路。
“在胡宗南从关中撤退完后，秦岭守也可以，放也可以，即使这个部队被共产党消灭了，也无关痛痒，也就意味着胡宗南要放弃陇海线。这些信息，不用我多说，解放军一看就知道，是撤退的迹象……胡宗南的部队在西安守还是不守已经明朗化了，但是还没有公开。”
“5月10日，我知道这些情况，不敢马虎，必须找最权威的人证实。最可靠的人选是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唐西园。他对我们通讯营的报务员没有任何顾忌，我问他：‘现在情况变化很大，有人要逃命，我也要逃命，老兄给我提供个信息吧!’他一听就懂，但讲得很幽默：‘蒋总统还有台湾后方，胡先生的后方在哪里?不往南跑还往哪里跑?’这话已经很明显了。”
吕出得到了最可靠的说法，5月12日，胡宗南撤退命令尚未下达，他已经将情报发至延安：“胡决定南逃川滇”。
情报发出后，彭老总就不需再做攻城准备，军事部署发生了质的变化。
看到记者手中的手机，老人感叹：“我因为身体安装了心脏起搏器，不能用手机。我们那个时候万万没有想到啊，科技发展这么快，一部手机什么功能都有，放在60年前，就能解决我们当时所有的通讯问题，哎呀……” 本报记者 狄蕊红 文/图国民党的情报员，用“自家”电台向延安发送情报
█胡宗南的作战命令还没到他的军长那儿，却已摆到了彭德怀的桌面上
那年他23岁，却已经拥有了一个谋略家的心智。
60年后，回忆那段“潜伏”岁月，他依然感叹：“如果稍有疏忽，再有十个脑袋，也难抵挡。”他们的“电波青春”，是中国情报史上的奇迹。
1949年上半年，23岁的他和其他几位年轻的情报员，掌握着胡宗南总部三部军用电台，包括前线指挥所电台。他们本应是胡最信任的心腹，却用国民党的电台陆续向延安发送了600多份情报信息，国民党的军事作战部署尚未到达执行军官手中，却已摆在彭德怀老总的桌上……
他就是当年那个情报奇迹的创造者，也是在解放西安情报战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吕出情报小组”的组长。
今年83岁的吕出老人居住在乌鲁木齐市，头发雪白，但身体硬朗，思维敏捷。为了让那个谍影重重的情报传奇再现，记者赴新疆面见吕出老人，听他讲述60年前的“潜伏”岁月。
从白染红
国民党童子兵变“潜伏”者
“国民党还没把我染白，共产党已经把我染红了，因为新华社那些电讯稿说得对，弟兄两个不能打内战”
吕出1926年生于陕西华县下庙镇北田村，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了“西安事变”、“七七事变”。1940年小学毕业时，华县处在兵荒马乱中，因家中贫困，他报名到胡宗南起家的河防守军当了一名童子兵。“当兵是为了谋生，参军学了文化，还增加了社会经验。”吕出道出当兵的动机。
进了这个“有根基”的嫡系部队，这个年轻、政治立场空白的“童子兵”得到了去黄埔军校七分校的通讯军官训练班学习的机会。从1941年到1943年，他在西安市莲湖路得到了专业的无线电培训。
“学代数、物理、外语、无线电通讯，1943年我从通讯班毕业，被分配到三原，当了少尉见习报务员，当时蒋介石想借机进攻延安，我的工作是每天给陶峙岳(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胡宗南部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第37集团军总司令，河西警备总司令等职，1949年9月25日率驻新疆的国民党军官兵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司令员抄译新华社的电讯稿。”
这是他由白染红的开始。
“这个时候，国民党还没把我染白，共产党已经把我染红了，因为新华社那些电讯稿说得对，弟兄两个不能打内战。大敌当前，再幼稚的人都会思索。”
1945年，因不满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克扣报务员福利，他组织通讯营的报务员“消极怠工”，这让他成了国民党的“通缉犯”，被上司称为“小小阴谋家”的吕出远走他乡逃命。
1945年8月，吕出辗转到了国民党十一战区高树勋部，当了无线电排上尉排长。1945年10月，高树勋将军率5万余官兵在河北邯郸起义，一年后编为二野第10纵队，吕出担任该军第四师通讯连少校连长，并在1946年进入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学习。一年后，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了战略转折，军大保卫部部长盛志光派吕出深入敌后，到西安做情报工作，并嘱咐：“到西安后，你要主动联系延安。”
21岁的吕出便踏上了“潜伏”的征途。
双重身份
敌军心腹，我军情报员
“通讯班的同学说，我从华北走了一圈回来，即便不是红色，也是粉红色的……人缘就是安全系数。几个同学对我持怀疑态度，但没有人出卖我”
从河北冀县出发后，吕出越过豫北滑县的卫河渡口，便被国民党川军第127旅371团拉了壮丁，但在这里他遇见了黄埔七分校通讯班的同学和老师，在他们的帮助下，回到了西安。“我那时还是国民党的通缉犯，回西安风险很大，但盛志光派我来做情报工作时说了，要看我应变的本事。在这里起了关键作用的还是我当年的为人，因为组织过停工，在同学当中威信很高，加上通讯班老师的帮忙，我又回到了当年工作过的通讯营，重新当起了报务员。”而通讯营正是胡宗南所有军事情报的“要害”部门。
但吕出这几年的行踪，并不是没有人怀疑。“通讯班的同学说，你从华北走了一圈回来，即便不是红色，也是粉红色的。但是同学没有人揭穿我。”吕出说：“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对内战漠不关心，每个人在政治上都必须做出选择。”
在这个大环境下，吕出开始在熟悉的同学中建立自己的情报小组。“这一行当，风险很大，从情报工作来讲，人缘就是安全系数。几个同学对我都持怀疑态度，但是没有人出卖我。”
“共产党是不是真的对老百姓很好?解放军是不是真的没有这边这么腐败?我从华北回到西安后，同学们都对解放区的情况很感兴趣，他们平常听延安的广播上说解放区多么好，但是要从我的口中证实，他们担心国民党垮台后自己的出路。我要和他们合作，他们需要我给他们解放区的情况，两者不谋而合。”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建立起了由薛浩然、徐学章、李福泳、王冠洲、纪义等同学组成的情报小组。
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但吕出给盛志光写了四封信，都没有回音，后来才知道盛志光随二野挺进大别山了。
客观形势不允许我再拖延，要亲自跟解放军见面沟通，如果不解决联系问题，我们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
他们掌握的情报对解放西安越来越重要，但延安方面对西安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加之一个很关键的电台被国民党摧毁，西安的军事情报无法及时到达延安。“这时，就要看我对党事业的忠诚度，客观形势不允许我再拖延，我要冒险，要亲自跟解放军见面沟通，如果不解决联系问题，我们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吕出讲到这里，显得有些激动。
1948年11月，吕出和情报小组的薛浩然乔装成在西安读书的学生，回韩城省亲，在合阳县一家车马店里，他们遇到了盘查身份的革命根据地晋绥公安总局的情报工作人员，见到了晋绥公安总局驻陕西情报站站长秦波。“见面后说话不多，大家搞情报，都知道问庙不问神。我们的目的就是送情报，当天晚上我和薛浩然开始奋笔疾书，写了两天两晚。我的脑子就像档案库在输出，把胡宗南部队的整个装备、兵力配置及最新的军事部署等军事机密全部写在了纸上。这下，秦波知道我是个宝贝了。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和延安建立空中无线电联系，但他们没有答应，秦波还不知道我的底细。”吕出说。
临走时，吕出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他是华北派到西安的情报员，秦波恍然大悟。双方留下了取情报接头暗号：“你舅舅向你要钱”。
回到西安后，1948年11月到1949年2月，吕出情报小组继续用手写信息的方式给“舅舅”送过几次“钱”。
吕出回忆当时的情形：“每天晚上冒着生命危险写情报材料，然后交给从韩城来取材料的交通员。但这样速度慢，可能会延误战情，必须解决无线电联络。后来延安终于答应建立空联。”
无形空战
在胡宗南眼皮下给延安发报
“在国民党的电台上给共产党发情报，这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做到了”
胡宗南司令部共有三部无线电台，每个都有“吕出情报小组”的成员。胡宗南在整个作战上已无密可保。
1949年2月到4月，吕出情报小组的每个成员都与解放区情报站取得了联系。4月份，延安的中央社会部决定直接与吕出情报小组进行空中联络。
“我们情报组一切都是现成的，人才有，就差发报，我们的几个人在电台上基本没有离开过。在国民党的电台上给共产党发情报，这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做到了。国民党无线电定向监测机六十余部，昼夜不停地对内部电台进行监视，但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我们与延安电台的联络一直没有暴露。”吕出说。
而且在传递情报的过程中，特意将国民党部队电台的联络时间推迟，提前将胡宗南总部的作战电报发给延安，往往是彭老总拿到胡宗南的作战命令比国民党的军长、师长还早。
吕出情报小组始终没有被胡宗南发现的秘诀是什么呢?这主要得益于他们的天才发明——“CQQ”。
在无线电通信中有一个国际通用的术语，称“呼叫网内各台”，其符号是“CQ”。吕出情报小组在与延安电台联络时，呼号、波长均采取敌军规定使用的呼号和波长，只是在呼叫“CQ”时偶尔加为“CQQ”，即表示是自己的同志上机。听到“CQQ”呼号后，延安台就可以回答并接收或拍发电报了。就这样，吕出情报小组在胡宗南眼皮底下，向彭德怀和习仲勋等领导传递着军事情报。
谋略分析
胡部尚未撤退，彭老总已知
“这些信息，不用我多说，解放军一看就知道，是胡宗南撤退的迹象……”
西安解放前，吕出时时留意胡宗南部的军事变化，并且在胡宗南正式下达从西安撤退命令的前几天做出了肯定性的判断：“胡宗南要选择撤退，迹象是：组织了成立了新的兵团——18兵团，这是为了给他逃往四川开路的，因为组成这个兵团的军队是胡宗南的基干力量;其次，成立7兵团，我分析是为了掩护撤退，因为这个兵团并不重要;第三，成立秦岭守备部队，由30军和90军组成，但这两个军纯属败仗部队，对他无关痛痒，用来留在后面挡路。
“在胡宗南从关中撤退完后，秦岭守也可以，放也可以，即使这个部队被共产党消灭了，也无关痛痒，也就意味着胡宗南要放弃陇海线。这些信息，不用我多说，解放军一看就知道，是撤退的迹象……胡宗南的部队在西安守还是不守已经明朗化了，但是还没有公开。”
“5月10日，我知道这些情况，不敢马虎，必须找最权威的人证实。最可靠的人选是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唐西园。他对我们通讯营的报务员没有任何顾忌，我问他：‘现在情况变化很大，有人要逃命，我也要逃命，老兄给我提供个信息吧!’他一听就懂，但讲得很幽默：‘蒋总统还有台湾后方，胡先生的后方在哪里?不往南跑还往哪里跑?’这话已经很明显了。”
吕出得到了最可靠的说法，5月12日，胡宗南撤退命令尚未下达，他已经将情报发至延安：“胡决定南逃川滇”。
情报发出后，彭老总就不需再做攻城准备，军事部署发生了质的变化。
看到记者手中的手机，老人感叹：“我因为身体安装了心脏起搏器，不能用手机。我们那个时候万万没有想到啊，科技发展这么快，一部手机什么功能都有，放在60年前，就能解决我们当时所有的通讯问题，哎呀……” 本报记者 狄蕊红 文/图
█胡宗南的作战命令还没到他的军长那儿，却已摆到了彭德怀的桌面上
那年他23岁，却已经拥有了一个谋略家的心智。
60年后，回忆那段“潜伏”岁月，他依然感叹：“如果稍有疏忽，再有十个脑袋，也难抵挡。”他们的“电波青春”，是中国情报史上的奇迹。
1949年上半年，23岁的他和其他几位年轻的情报员，掌握着胡宗南总部三部军用电台，包括前线指挥所电台。他们本应是胡最信任的心腹，却用国民党的电台陆续向延安发送了600多份情报信息，国民党的军事作战部署尚未到达执行军官手中，却已摆在彭德怀老总的桌上……
他就是当年那个情报奇迹的创造者，也是在解放西安情报战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吕出情报小组”的组长。
今年83岁的吕出老人居住在乌鲁木齐市，头发雪白，但身体硬朗，思维敏捷。为了让那个谍影重重的情报传奇再现，记者赴新疆面见吕出老人，听他讲述60年前的“潜伏”岁月。
从白染红
国民党童子兵变“潜伏”者
“国民党还没把我染白，共产党已经把我染红了，因为新华社那些电讯稿说得对，弟兄两个不能打内战”
吕出1926年生于陕西华县下庙镇北田村，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了“西安事变”、“七七事变”。1940年小学毕业时，华县处在兵荒马乱中，因家中贫困，他报名到胡宗南起家的河防守军当了一名童子兵。“当兵是为了谋生，参军学了文化，还增加了社会经验。”吕出道出当兵的动机。
进了这个“有根基”的嫡系部队，这个年轻、政治立场空白的“童子兵”得到了去黄埔军校七分校的通讯军官训练班学习的机会。从1941年到1943年，他在西安市莲湖路得到了专业的无线电培训。
“学代数、物理、外语、无线电通讯，1943年我从通讯班毕业，被分配到三原，当了少尉见习报务员，当时蒋介石想借机进攻延安，我的工作是每天给陶峙岳(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胡宗南部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第37集团军总司令，河西警备总司令等职，1949年9月25日率驻新疆的国民党军官兵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司令员抄译新华社的电讯稿。”
这是他由白染红的开始。
“这个时候，国民党还没把我染白，共产党已经把我染红了，因为新华社那些电讯稿说得对，弟兄两个不能打内战。大敌当前，再幼稚的人都会思索。”
1945年，因不满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克扣报务员福利，他组织通讯营的报务员“消极怠工”，这让他成了国民党的“通缉犯”，被上司称为“小小阴谋家”的吕出远走他乡逃命。
1945年8月，吕出辗转到了国民党十一战区高树勋部，当了无线电排上尉排长。1945年10月，高树勋将军率5万余官兵在河北邯郸起义，一年后编为二野第10纵队，吕出担任该军第四师通讯连少校连长，并在1946年进入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学习。一年后，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了战略转折，军大保卫部部长盛志光派吕出深入敌后，到西安做情报工作，并嘱咐：“到西安后，你要主动联系延安。”
21岁的吕出便踏上了“潜伏”的征途。
双重身份
敌军心腹，我军情报员
“通讯班的同学说，我从华北走了一圈回来，即便不是红色，也是粉红色的……人缘就是安全系数。几个同学对我持怀疑态度，但没有人出卖我”
从河北冀县出发后，吕出越过豫北滑县的卫河渡口，便被国民党川军第127旅371团拉了壮丁，但在这里他遇见了黄埔七分校通讯班的同学和老师，在他们的帮助下，回到了西安。“我那时还是国民党的通缉犯，回西安风险很大，但盛志光派我来做情报工作时说了，要看我应变的本事。在这里起了关键作用的还是我当年的为人，因为组织过停工，在同学当中威信很高，加上通讯班老师的帮忙，我又回到了当年工作过的通讯营，重新当起了报务员。”而通讯营正是胡宗南所有军事情报的“要害”部门。
但吕出这几年的行踪，并不是没有人怀疑。“通讯班的同学说，你从华北走了一圈回来，即便不是红色，也是粉红色的。但是同学没有人揭穿我。”吕出说：“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对内战漠不关心，每个人在政治上都必须做出选择。”
在这个大环境下，吕出开始在熟悉的同学中建立自己的情报小组。“这一行当，风险很大，从情报工作来讲，人缘就是安全系数。几个同学对我都持怀疑态度，但是没有人出卖我。”
“共产党是不是真的对老百姓很好?解放军是不是真的没有这边这么腐败?我从华北回到西安后，同学们都对解放区的情况很感兴趣，他们平常听延安的广播上说解放区多么好，但是要从我的口中证实，他们担心国民党垮台后自己的出路。我要和他们合作，他们需要我给他们解放区的情况，两者不谋而合。”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建立起了由薛浩然、徐学章、李福泳、王冠洲、纪义等同学组成的情报小组。
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但吕出给盛志光写了四封信，都没有回音，后来才知道盛志光随二野挺进大别山了。
客观形势不允许我再拖延，要亲自跟解放军见面沟通，如果不解决联系问题，我们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
他们掌握的情报对解放西安越来越重要，但延安方面对西安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加之一个很关键的电台被国民党摧毁，西安的军事情报无法及时到达延安。“这时，就要看我对党事业的忠诚度，客观形势不允许我再拖延，我要冒险，要亲自跟解放军见面沟通，如果不解决联系问题，我们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吕出讲到这里，显得有些激动。
1948年11月，吕出和情报小组的薛浩然乔装成在西安读书的学生，回韩城省亲，在合阳县一家车马店里，他们遇到了盘查身份的革命根据地晋绥公安总局的情报工作人员，见到了晋绥公安总局驻陕西情报站站长秦波。“见面后说话不多，大家搞情报，都知道问庙不问神。我们的目的就是送情报，当天晚上我和薛浩然开始奋笔疾书，写了两天两晚。我的脑子就像档案库在输出，把胡宗南部队的整个装备、兵力配置及最新的军事部署等军事机密全部写在了纸上。这下，秦波知道我是个宝贝了。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和延安建立空中无线电联系，但他们没有答应，秦波还不知道我的底细。”吕出说。
临走时，吕出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他是华北派到西安的情报员，秦波恍然大悟。双方留下了取情报接头暗号：“你舅舅向你要钱”。
回到西安后，1948年11月到1949年2月，吕出情报小组继续用手写信息的方式给“舅舅”送过几次“钱”。
吕出回忆当时的情形：“每天晚上冒着生命危险写情报材料，然后交给从韩城来取材料的交通员。但这样速度慢，可能会延误战情，必须解决无线电联络。后来延安终于答应建立空联。”
无形空战
在胡宗南眼皮下给延安发报
“在国民党的电台上给共产党发情报，这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做到了”
胡宗南司令部共有三部无线电台，每个都有“吕出情报小组”的成员。胡宗南在整个作战上已无密可保。
1949年2月到4月，吕出情报小组的每个成员都与解放区情报站取得了联系。4月份，延安的中央社会部决定直接与吕出情报小组进行空中联络。
“我们情报组一切都是现成的，人才有，就差发报，我们的几个人在电台上基本没有离开过。在国民党的电台上给共产党发情报，这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做到了。国民党无线电定向监测机六十余部，昼夜不停地对内部电台进行监视，但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我们与延安电台的联络一直没有暴露。”吕出说。
而且在传递情报的过程中，特意将国民党部队电台的联络时间推迟，提前将胡宗南总部的作战电报发给延安，往往是彭老总拿到胡宗南的作战命令比国民党的军长、师长还早。
吕出情报小组始终没有被胡宗南发现的秘诀是什么呢?这主要得益于他们的天才发明——“CQQ”。
在无线电通信中有一个国际通用的术语，称“呼叫网内各台”，其符号是“CQ”。吕出情报小组在与延安电台联络时，呼号、波长均采取敌军规定使用的呼号和波长，只是在呼叫“CQ”时偶尔加为“CQQ”，即表示是自己的同志上机。听到“CQQ”呼号后，延安台就可以回答并接收或拍发电报了。就这样，吕出情报小组在胡宗南眼皮底下，向彭德怀和习仲勋等领导传递着军事情报。
谋略分析
胡部尚未撤退，彭老总已知
“这些信息，不用我多说，解放军一看就知道，是胡宗南撤退的迹象……”
西安解放前，吕出时时留意胡宗南部的军事变化，并且在胡宗南正式下达从西安撤退命令的前几天做出了肯定性的判断：“胡宗南要选择撤退，迹象是：组织了成立了新的兵团——18兵团，这是为了给他逃往四川开路的，因为组成这个兵团的军队是胡宗南的基干力量;其次，成立7兵团，我分析是为了掩护撤退，因为这个兵团并不重要;第三，成立秦岭守备部队，由30军和90军组成，但这两个军纯属败仗部队，对他无关痛痒，用来留在后面挡路。
“在胡宗南从关中撤退完后，秦岭守也可以，放也可以，即使这个部队被共产党消灭了，也无关痛痒，也就意味着胡宗南要放弃陇海线。这些信息，不用我多说，解放军一看就知道，是撤退的迹象……胡宗南的部队在西安守还是不守已经明朗化了，但是还没有公开。”
“5月10日，我知道这些情况，不敢马虎，必须找最权威的人证实。最可靠的人选是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唐西园。他对我们通讯营的报务员没有任何顾忌，我问他：‘现在情况变化很大，有人要逃命，我也要逃命，老兄给我提供个信息吧!’他一听就懂，但讲得很幽默：‘蒋总统还有台湾后方，胡先生的后方在哪里?不往南跑还往哪里跑?’这话已经很明显了。”
吕出得到了最可靠的说法，5月12日，胡宗南撤退命令尚未下达，他已经将情报发至延安：“胡决定南逃川滇”。
情报发出后，彭老总就不需再做攻城准备，军事部署发生了质的变化。
看到记者手中的手机，老人感叹：“我因为身体安装了心脏起搏器，不能用手机。我们那个时候万万没有想到啊，科技发展这么快，一部手机什么功能都有，放在60年前，就能解决我们当时所有的通讯问题，哎呀……” 本报记者 狄蕊红 文/图国民党的情报员，用“自家”电台向延安发送情报
█胡宗南的作战命令还没到他的军长那儿，却已摆到了彭德怀的桌面上
那年他23岁，却已经拥有了一个谋略家的心智。
60年后，回忆那段“潜伏”岁月，他依然感叹：“如果稍有疏忽，再有十个脑袋，也难抵挡。”他们的“电波青春”，是中国情报史上的奇迹。
1949年上半年，23岁的他和其他几位年轻的情报员，掌握着胡宗南总部三部军用电台，包括前线指挥所电台。他们本应是胡最信任的心腹，却用国民党的电台陆续向延安发送了600多份情报信息，国民党的军事作战部署尚未到达执行军官手中，却已摆在彭德怀老总的桌上……
他就是当年那个情报奇迹的创造者，也是在解放西安情报战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吕出情报小组”的组长。
今年83岁的吕出老人居住在乌鲁木齐市，头发雪白，但身体硬朗，思维敏捷。为了让那个谍影重重的情报传奇再现，记者赴新疆面见吕出老人，听他讲述60年前的“潜伏”岁月。
从白染红
国民党童子兵变“潜伏”者
“国民党还没把我染白，共产党已经把我染红了，因为新华社那些电讯稿说得对，弟兄两个不能打内战”
吕出1926年生于陕西华县下庙镇北田村，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了“西安事变”、“七七事变”。1940年小学毕业时，华县处在兵荒马乱中，因家中贫困，他报名到胡宗南起家的河防守军当了一名童子兵。“当兵是为了谋生，参军学了文化，还增加了社会经验。”吕出道出当兵的动机。
进了这个“有根基”的嫡系部队，这个年轻、政治立场空白的“童子兵”得到了去黄埔军校七分校的通讯军官训练班学习的机会。从1941年到1943年，他在西安市莲湖路得到了专业的无线电培训。
“学代数、物理、外语、无线电通讯，1943年我从通讯班毕业，被分配到三原，当了少尉见习报务员，当时蒋介石想借机进攻延安，我的工作是每天给陶峙岳(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胡宗南部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第37集团军总司令，河西警备总司令等职，1949年9月25日率驻新疆的国民党军官兵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司令员抄译新华社的电讯稿。”
这是他由白染红的开始。
“这个时候，国民党还没把我染白，共产党已经把我染红了，因为新华社那些电讯稿说得对，弟兄两个不能打内战。大敌当前，再幼稚的人都会思索。”
1945年，因不满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克扣报务员福利，他组织通讯营的报务员“消极怠工”，这让他成了国民党的“通缉犯”，被上司称为“小小阴谋家”的吕出远走他乡逃命。
1945年8月，吕出辗转到了国民党十一战区高树勋部，当了无线电排上尉排长。1945年10月，高树勋将军率5万余官兵在河北邯郸起义，一年后编为二野第10纵队，吕出担任该军第四师通讯连少校连长，并在1946年进入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学习。一年后，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了战略转折，军大保卫部部长盛志光派吕出深入敌后，到西安做情报工作，并嘱咐：“到西安后，你要主动联系延安。”
21岁的吕出便踏上了“潜伏”的征途。
双重身份
敌军心腹，我军情报员
“通讯班的同学说，我从华北走了一圈回来，即便不是红色，也是粉红色的……人缘就是安全系数。几个同学对我持怀疑态度，但没有人出卖我”
从河北冀县出发后，吕出越过豫北滑县的卫河渡口，便被国民党川军第127旅371团拉了壮丁，但在这里他遇见了黄埔七分校通讯班的同学和老师，在他们的帮助下，回到了西安。“我那时还是国民党的通缉犯，回西安风险很大，但盛志光派我来做情报工作时说了，要看我应变的本事。在这里起了关键作用的还是我当年的为人，因为组织过停工，在同学当中威信很高，加上通讯班老师的帮忙，我又回到了当年工作过的通讯营，重新当起了报务员。”而通讯营正是胡宗南所有军事情报的“要害”部门。
但吕出这几年的行踪，并不是没有人怀疑。“通讯班的同学说，你从华北走了一圈回来，即便不是红色，也是粉红色的。但是同学没有人揭穿我。”吕出说：“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对内战漠不关心，每个人在政治上都必须做出选择。”
在这个大环境下，吕出开始在熟悉的同学中建立自己的情报小组。“这一行当，风险很大，从情报工作来讲，人缘就是安全系数。几个同学对我都持怀疑态度，但是没有人出卖我。”
“共产党是不是真的对老百姓很好?解放军是不是真的没有这边这么腐败?我从华北回到西安后，同学们都对解放区的情况很感兴趣，他们平常听延安的广播上说解放区多么好，但是要从我的口中证实，他们担心国民党垮台后自己的出路。我要和他们合作，他们需要我给他们解放区的情况，两者不谋而合。”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建立起了由薛浩然、徐学章、李福泳、王冠洲、纪义等同学组成的情报小组。
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但吕出给盛志光写了四封信，都没有回音，后来才知道盛志光随二野挺进大别山了。
客观形势不允许我再拖延，要亲自跟解放军见面沟通，如果不解决联系问题，我们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
他们掌握的情报对解放西安越来越重要，但延安方面对西安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加之一个很关键的电台被国民党摧毁，西安的军事情报无法及时到达延安。“这时，就要看我对党事业的忠诚度，客观形势不允许我再拖延，我要冒险，要亲自跟解放军见面沟通，如果不解决联系问题，我们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吕出讲到这里，显得有些激动。
1948年11月，吕出和情报小组的薛浩然乔装成在西安读书的学生，回韩城省亲，在合阳县一家车马店里，他们遇到了盘查身份的革命根据地晋绥公安总局的情报工作人员，见到了晋绥公安总局驻陕西情报站站长秦波。“见面后说话不多，大家搞情报，都知道问庙不问神。我们的目的就是送情报，当天晚上我和薛浩然开始奋笔疾书，写了两天两晚。我的脑子就像档案库在输出，把胡宗南部队的整个装备、兵力配置及最新的军事部署等军事机密全部写在了纸上。这下，秦波知道我是个宝贝了。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和延安建立空中无线电联系，但他们没有答应，秦波还不知道我的底细。”吕出说。
临走时，吕出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他是华北派到西安的情报员，秦波恍然大悟。双方留下了取情报接头暗号：“你舅舅向你要钱”。
回到西安后，1948年11月到1949年2月，吕出情报小组继续用手写信息的方式给“舅舅”送过几次“钱”。
吕出回忆当时的情形：“每天晚上冒着生命危险写情报材料，然后交给从韩城来取材料的交通员。但这样速度慢，可能会延误战情，必须解决无线电联络。后来延安终于答应建立空联。”
无形空战
在胡宗南眼皮下给延安发报
“在国民党的电台上给共产党发情报，这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做到了”
胡宗南司令部共有三部无线电台，每个都有“吕出情报小组”的成员。胡宗南在整个作战上已无密可保。
1949年2月到4月，吕出情报小组的每个成员都与解放区情报站取得了联系。4月份，延安的中央社会部决定直接与吕出情报小组进行空中联络。
“我们情报组一切都是现成的，人才有，就差发报，我们的几个人在电台上基本没有离开过。在国民党的电台上给共产党发情报，这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做到了。国民党无线电定向监测机六十余部，昼夜不停地对内部电台进行监视，但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我们与延安电台的联络一直没有暴露。”吕出说。
而且在传递情报的过程中，特意将国民党部队电台的联络时间推迟，提前将胡宗南总部的作战电报发给延安，往往是彭老总拿到胡宗南的作战命令比国民党的军长、师长还早。
吕出情报小组始终没有被胡宗南发现的秘诀是什么呢?这主要得益于他们的天才发明——“CQQ”。
在无线电通信中有一个国际通用的术语，称“呼叫网内各台”，其符号是“CQ”。吕出情报小组在与延安电台联络时，呼号、波长均采取敌军规定使用的呼号和波长，只是在呼叫“CQ”时偶尔加为“CQQ”，即表示是自己的同志上机。听到“CQQ”呼号后，延安台就可以回答并接收或拍发电报了。就这样，吕出情报小组在胡宗南眼皮底下，向彭德怀和习仲勋等领导传递着军事情报。
谋略分析
胡部尚未撤退，彭老总已知
“这些信息，不用我多说，解放军一看就知道，是胡宗南撤退的迹象……”
西安解放前，吕出时时留意胡宗南部的军事变化，并且在胡宗南正式下达从西安撤退命令的前几天做出了肯定性的判断：“胡宗南要选择撤退，迹象是：组织了成立了新的兵团——18兵团，这是为了给他逃往四川开路的，因为组成这个兵团的军队是胡宗南的基干力量;其次，成立7兵团，我分析是为了掩护撤退，因为这个兵团并不重要;第三，成立秦岭守备部队，由30军和90军组成，但这两个军纯属败仗部队，对他无关痛痒，用来留在后面挡路。
“在胡宗南从关中撤退完后，秦岭守也可以，放也可以，即使这个部队被共产党消灭了，也无关痛痒，也就意味着胡宗南要放弃陇海线。这些信息，不用我多说，解放军一看就知道，是撤退的迹象……胡宗南的部队在西安守还是不守已经明朗化了，但是还没有公开。”
“5月10日，我知道这些情况，不敢马虎，必须找最权威的人证实。最可靠的人选是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唐西园。他对我们通讯营的报务员没有任何顾忌，我问他：‘现在情况变化很大，有人要逃命，我也要逃命，老兄给我提供个信息吧!’他一听就懂，但讲得很幽默：‘蒋总统还有台湾后方，胡先生的后方在哪里?不往南跑还往哪里跑?’这话已经很明显了。”
吕出得到了最可靠的说法，5月12日，胡宗南撤退命令尚未下达，他已经将情报发至延安：“胡决定南逃川滇”。
情报发出后，彭老总就不需再做攻城准备，军事部署发生了质的变化。
看到记者手中的手机，老人感叹：“我因为身体安装了心脏起搏器，不能用手机。我们那个时候万万没有想到啊，科技发展这么快，一部手机什么功能都有，放在60年前，就能解决我们当时所有的通讯问题，哎呀……” 本报记者 狄蕊红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