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商纣王 坚决给商纣王翻案

商纣王明明是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把商纣王打入大罪大恶的帝王行列，实在荒唐。
    在周朝早期，甚至整个西周时期，世人并没有对商纣王评价那么低，基本还在正常范围内。对商纣王的丑化主要是东周以后的事情，春秋时期主要是周王室及其大夫们主导对纣王的丑化，当时诸侯力量崛起，周天子已经不能有效控制天下，有被诸侯取而代之的危险。因此积极丑化商纣王，为其祖上反商建周寻找道德借口，称祖上反商建周是讨伐纣王的暴戾，而周天子并无暴戾失德之处，以免诸侯们依汤武革命之例反周。

    其实历史上真实的商纣王，作为奴隶制度下的君王，确实存在很多暴戾之举，但与历史上的其他帝王相比，并不显得更加暴戾。而商的灭亡，往小里说是周文王、武王处心积虑，造反作乱的结果，往大里说是先进文化和生产力取代落后文化和生产力的结果。大者改日再说，先说小者。

     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历经初兴、中衰、复振、全盛、寖弱诸阶段后，到了商纣王（帝辛）即位时期，已步入了全面危机的深渊。在封王的统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
    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如日当中、蒸蒸日上。公刘、古公亶父、王季等人的积极经营，使周迅速强盛起来，其势力伸入江、汉流域。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的贤士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宏伟大业。

    到周文王时，他积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广罗人才，发展生产，造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面。他的“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政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拥护，巩固了内部的团结。在修明内政的同时，他向商纣发起了积极的政治、外交攻势：请求商纣“去炮烙之刑”，争取与国，最大限度孤立商纣。文王曾公平地处理了虞、芮两国的领土纠纷，还颁布“有亡荒阅”（搜索逃亡奴隶）的法令，保护奴隶主们的既得利益。通过这些措施，文王扩大了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庸，取得了“伐交”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处理商周关系上，文王表面上恭顺事商，以麻痹纣王。他曾率诸侯朝觐纣王，向其显示所谓的“忠诚”。同时大兴土木，“列侍女，撞钟击鼓”，装出一副贪图亨乐的样子，欺骗纣王，诱使其放松警惕，确保灭商准备工作能够在暗中顺利地进行。
    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周文王开始实施讨伐商的行动，第一个步是翦商羽翼，对商都朝歌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为此，文王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继征服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消除了后顾之忧。接着，组织军事力量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先后翦灭黎、邘、崇等商室的重要属国，打开了进攻商都—— 朝歌的通路。至此，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态势。至此，伐纣灭商只不过是 一个时间问题了。

    就在这是文王去世，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他即位后，继承乃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与诸侯结盟，向朝歌派遣间谍，准备伺机兴师。

    而这时的商纣王，竟然没有进攻周，实在令人费解（虽然有一种说法是东夷族的反叛迫使纣王的攻周计划化为泡影，但我认为此说法不可信。当时商军主力在东南方向的作战因另有原因。但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都是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与此同时，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炽化，商纣饰过拒谏，肆意胡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吕尚等人遂把握这一有利战机誓师伐商。

    公元前1027年（一说前1057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万5千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商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于是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一说70万，殊难相信），由自己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这些奴隶缺乏训练和战斗原动力，根本无法和精锐的周军抗衡，尤其是周军中300乘战车部队战斗力及强，结果纣王战败。

    商纣王战败后选择了在鹿台自焚，不可谓不丈夫。可与后来项羽的乌江自刎同歌。

    商战败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殷商统治集团----而不仅仅是纣王个人----政治腐朽，横行暴敛，严刑酷法，导致丧尽民心，众叛亲离。以及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长期的掠夺战争，削弱了力量，且造成军事部署的失衡。还有对周人的野心缺乏警惕，放松戒备，自食恶果。



对《史记》关于商纣王暴戾的几点评论。



    一.酒池肉林

    这当然是骄奢淫逸的行为，但严重程度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么严重。

    挂起来的肉是熟肉吗？很好吃吗？和纣王平日的食物相比，显然只是一般之物。酒倒在多大的池子里？这些酒肉冬天结冰，夏天变质是免不了的。纣王在工作上也许不是特别勤政，但他在改革、对外用兵方面的情况看至少不是完全不理事的，由此可见，纣王不会天天和众人在这里嘻闹，只是偶尔为之而已，这个“偶尔”的频率就无法考证了。但我们就假设他每年10次，又能发费多少酒和肉呢？



    二.炮烙之法

    此法是否真的有过尚无定论。假使是事实，这当然是及其残暴的杀人方法，但是和腰斩、诛三族、诛九族、五马分尸、凌迟处死等其他方法比，这是更加残暴的方法吗？显然不是。而且我们不要忘了，当时还是早期文明时代，那时本来就比后来野蛮的多。后来那些使用腰斩、诛三族、诛九族、五马分尸、凌迟处死之刑的帝王为什么被被格外批判呢？



    三.宠爱妲己

    纣王深爱一个女人是情感问题，在今天不必再批评这种爱本身。常常听信妲己的话也很合理，爱过的人都感受过。问题是妲己到底对纣王说了什么，说要珍宝、宫殿、美食是肯定的，一般女人嘛，都会如此。提出杀她看不顺眼的奴隶、惩治说她坏话的官员也是有的，纣王也会听一些。这些当然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对于君王来说都是小事，当时和后来奴隶因为小时被杀是常事，官员因为君王略有不满而被杀、扁被杀也不少见。所以这也不是什么特别的罪过。



    四.杀比干  囚箕子

    比干、箕子、微子三人，都是商王室的重要成员，也占据商王朝的许多重要职位。他们和锐意改革（改革肯定伤害王室贵族的既得利益）、对外用兵（这就需要大量使用能干的非世袭贵族，并在他们获得军功后赏赐他们以高官，也危害到世袭贵族的利益，但战争的获利却没有他们的份）必然存在利益矛盾。

   《尚书》其实是孔子的弟子们写的，《史记》也是汉时的作品，他们记述了比干等三人对纣王在私生活上不满和批评，可见二书的作者对纣王无偏护之心，但二书都没有比干等人在改革、战争等国家大政方针方面的批评纣王，对纣王建言的记述。这是为什么呢？

    是没有任何建言显然不可能。是建议纣王积极改革政治，启动奴隶、自由民、低级贵族出任官职，改革税制？显然也不可能的，一般而言，这些贵族官僚势力的代表，只会积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可能自己反对自己，否则商王朝也不会腐朽到这般田地。那么就只能是反对纣王改革了。对外战争也是如此，他们也应该是反对的。从周王朝对三人的极力推荐和后世传说看，他们甚至可能还从阻挠过纣王攻打周。同时还会反对纣王不祭祀神灵的做法等等。

    那么纣王能怎么看待比干等人呢？你反对我的私生活，我不同意，你们这些个大奴隶主们，哪个不是肆意挥霍，尽情享受？凭什么我这个大王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不合理，却很合情，最为最大的奴隶主，他就可以这么想，这么做。

    你要我不要改革，好家伙，商王朝历经创建、兴盛、衰落、中兴、全盛，到纣王时已经是危机重重了，奴隶们渴望自由，不愿当奴隶了，可还有更多的自由民迫于生计不得不向奴隶主借债，还不了就抵身为奴隶，奴隶反而越来越多，这对以比干、箕子、微子等大奴隶主们有利，但对这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不利。为了王朝的生存，纣王只能力排重议，坚持改革，给有才能的自由民、小奴隶主和一些奴隶做官的机会。

    对外战争也是如此。商王朝是奴隶社会，文明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周边尚未臣服的东夷等在生产力方面的优势并不很大。在纣王之前，多位商王都曾攻打东夷，但都没有取胜，这也足以证明东夷的确实力不凡。今天出土的一些大型精美青铜器也足以证明这一点。这就决定了商王朝必须攻打东夷，不可能坐等东夷发展壮大，纣王也就只能为了王朝的生存，继承历代先王遗志坚决攻打东夷。这和隋唐时期，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不厌其烦的攻打高丽是一个意思，不是因为高丽做错了什么侵犯了隋唐，也不是三帝暴戾，而是卧塌之侧不容他人酣睡。所以纣王不能听比干的。

    纣王成功了，消灭了东夷，把中原华夏文明推进到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但这个历代先王都没有取得的成功不是轻易得来的，商肯定付出了巨大人力、财力的代价。人和钱从哪里来？显然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比干等大奴隶主，大贵族。所以比干等要反对，机遇同样的理由他们也反对对表面上对商及其恭顺的周用兵。

    纣王还反对神权，改革旧俗，比干等传统势力也极力反对。从甲骨文的记载可以看出，商人是多么迷信，什么都要占卜，可见神权多么强大。但是神权阻碍了社会进步，不能保卫商王朝，你占卜今天不宜动兵，可敌人偏偏就在这天进攻你，你怎么办？你占卜说周不会造反，可周就是反了，你又怎么办？所以纣王也不能接受。

    由此可见，在比干之死上，不是什么忠臣不忠臣的问题，而是君权与神权、君权与权臣间的斗争，是要不要改革，伐战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所以比干要极力力柬，纣王也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最后作为臣子的比干失败甚至死亡就完全符合这类游戏的规则。杀权臣的核心人物是打击、震慑权臣、贵族集团的典型做法。

    所以，杀比干、囚箕子是纣王打击权臣的行动，不是暴戾的表现。

    那个微子其实是早该杀的。帝乙死时，身为长子的微子因母贱而未能继承王位，他因此心怀不满，在朝中散布“商朝就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灭亡了”之类的流言，可纣王并没有治他的罪。在周进攻朝歌前，他还去周请兵以便发动政变（见《古今尚书·商书·微子》），事败后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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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纣王明明是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把商纣王打入大罪大恶的帝王行列，实在荒唐。
    在周朝早期，甚至整个西周时期，世人并没有对商纣王评价那么低，基本还在正常范围内。对商纣王的丑化主要是东周以后的事情，春秋时期主要是周王室及其大夫们主导对纣王的丑化，当时诸侯力量崛起，周天子已经不能有效控制天下，有被诸侯取而代之的危险。因此积极丑化商纣王，为其祖上反商建周寻找道德借口，称祖上反商建周是讨伐纣王的暴戾，而周天子并无暴戾失德之处，以免诸侯们依汤武革命之例反周。

    其实历史上真实的商纣王，作为奴隶制度下的君王，确实存在很多暴戾之举，但与历史上的其他帝王相比，并不显得更加暴戾。而商的灭亡，往小里说是周文王、武王处心积虑，造反作乱的结果，往大里说是先进文化和生产力取代落后文化和生产力的结果。大者改日再说，先说小者。

     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历经初兴、中衰、复振、全盛、寖弱诸阶段后，到了商纣王（帝辛）即位时期，已步入了全面危机的深渊。在封王的统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
    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如日当中、蒸蒸日上。公刘、古公亶父、王季等人的积极经营，使周迅速强盛起来，其势力伸入江、汉流域。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的贤士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宏伟大业。

    到周文王时，他积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广罗人才，发展生产，造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面。他的“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政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拥护，巩固了内部的团结。在修明内政的同时，他向商纣发起了积极的政治、外交攻势：请求商纣“去炮烙之刑”，争取与国，最大限度孤立商纣。文王曾公平地处理了虞、芮两国的领土纠纷，还颁布“有亡荒阅”（搜索逃亡奴隶）的法令，保护奴隶主们的既得利益。通过这些措施，文王扩大了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庸，取得了“伐交”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处理商周关系上，文王表面上恭顺事商，以麻痹纣王。他曾率诸侯朝觐纣王，向其显示所谓的“忠诚”。同时大兴土木，“列侍女，撞钟击鼓”，装出一副贪图亨乐的样子，欺骗纣王，诱使其放松警惕，确保灭商准备工作能够在暗中顺利地进行。
    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周文王开始实施讨伐商的行动，第一个步是翦商羽翼，对商都朝歌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为此，文王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继征服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消除了后顾之忧。接着，组织军事力量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先后翦灭黎、邘、崇等商室的重要属国，打开了进攻商都—— 朝歌的通路。至此，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态势。至此，伐纣灭商只不过是 一个时间问题了。

    就在这是文王去世，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他即位后，继承乃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与诸侯结盟，向朝歌派遣间谍，准备伺机兴师。

    而这时的商纣王，竟然没有进攻周，实在令人费解（虽然有一种说法是东夷族的反叛迫使纣王的攻周计划化为泡影，但我认为此说法不可信。当时商军主力在东南方向的作战因另有原因。但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都是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与此同时，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炽化，商纣饰过拒谏，肆意胡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吕尚等人遂把握这一有利战机誓师伐商。

    公元前1027年（一说前1057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万5千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商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于是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一说70万，殊难相信），由自己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这些奴隶缺乏训练和战斗原动力，根本无法和精锐的周军抗衡，尤其是周军中300乘战车部队战斗力及强，结果纣王战败。

    商纣王战败后选择了在鹿台自焚，不可谓不丈夫。可与后来项羽的乌江自刎同歌。

    商战败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殷商统治集团----而不仅仅是纣王个人----政治腐朽，横行暴敛，严刑酷法，导致丧尽民心，众叛亲离。以及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长期的掠夺战争，削弱了力量，且造成军事部署的失衡。还有对周人的野心缺乏警惕，放松戒备，自食恶果。



对《史记》关于商纣王暴戾的几点评论。



    一.酒池肉林

    这当然是骄奢淫逸的行为，但严重程度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么严重。

    挂起来的肉是熟肉吗？很好吃吗？和纣王平日的食物相比，显然只是一般之物。酒倒在多大的池子里？这些酒肉冬天结冰，夏天变质是免不了的。纣王在工作上也许不是特别勤政，但他在改革、对外用兵方面的情况看至少不是完全不理事的，由此可见，纣王不会天天和众人在这里嘻闹，只是偶尔为之而已，这个“偶尔”的频率就无法考证了。但我们就假设他每年10次，又能发费多少酒和肉呢？



    二.炮烙之法

    此法是否真的有过尚无定论。假使是事实，这当然是及其残暴的杀人方法，但是和腰斩、诛三族、诛九族、五马分尸、凌迟处死等其他方法比，这是更加残暴的方法吗？显然不是。而且我们不要忘了，当时还是早期文明时代，那时本来就比后来野蛮的多。后来那些使用腰斩、诛三族、诛九族、五马分尸、凌迟处死之刑的帝王为什么被被格外批判呢？



    三.宠爱妲己

    纣王深爱一个女人是情感问题，在今天不必再批评这种爱本身。常常听信妲己的话也很合理，爱过的人都感受过。问题是妲己到底对纣王说了什么，说要珍宝、宫殿、美食是肯定的，一般女人嘛，都会如此。提出杀她看不顺眼的奴隶、惩治说她坏话的官员也是有的，纣王也会听一些。这些当然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对于君王来说都是小事，当时和后来奴隶因为小时被杀是常事，官员因为君王略有不满而被杀、扁被杀也不少见。所以这也不是什么特别的罪过。



    四.杀比干  囚箕子

    比干、箕子、微子三人，都是商王室的重要成员，也占据商王朝的许多重要职位。他们和锐意改革（改革肯定伤害王室贵族的既得利益）、对外用兵（这就需要大量使用能干的非世袭贵族，并在他们获得军功后赏赐他们以高官，也危害到世袭贵族的利益，但战争的获利却没有他们的份）必然存在利益矛盾。

   《尚书》其实是孔子的弟子们写的，《史记》也是汉时的作品，他们记述了比干等三人对纣王在私生活上不满和批评，可见二书的作者对纣王无偏护之心，但二书都没有比干等人在改革、战争等国家大政方针方面的批评纣王，对纣王建言的记述。这是为什么呢？

    是没有任何建言显然不可能。是建议纣王积极改革政治，启动奴隶、自由民、低级贵族出任官职，改革税制？显然也不可能的，一般而言，这些贵族官僚势力的代表，只会积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可能自己反对自己，否则商王朝也不会腐朽到这般田地。那么就只能是反对纣王改革了。对外战争也是如此，他们也应该是反对的。从周王朝对三人的极力推荐和后世传说看，他们甚至可能还从阻挠过纣王攻打周。同时还会反对纣王不祭祀神灵的做法等等。

    那么纣王能怎么看待比干等人呢？你反对我的私生活，我不同意，你们这些个大奴隶主们，哪个不是肆意挥霍，尽情享受？凭什么我这个大王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不合理，却很合情，最为最大的奴隶主，他就可以这么想，这么做。

    你要我不要改革，好家伙，商王朝历经创建、兴盛、衰落、中兴、全盛，到纣王时已经是危机重重了，奴隶们渴望自由，不愿当奴隶了，可还有更多的自由民迫于生计不得不向奴隶主借债，还不了就抵身为奴隶，奴隶反而越来越多，这对以比干、箕子、微子等大奴隶主们有利，但对这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不利。为了王朝的生存，纣王只能力排重议，坚持改革，给有才能的自由民、小奴隶主和一些奴隶做官的机会。

    对外战争也是如此。商王朝是奴隶社会，文明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周边尚未臣服的东夷等在生产力方面的优势并不很大。在纣王之前，多位商王都曾攻打东夷，但都没有取胜，这也足以证明东夷的确实力不凡。今天出土的一些大型精美青铜器也足以证明这一点。这就决定了商王朝必须攻打东夷，不可能坐等东夷发展壮大，纣王也就只能为了王朝的生存，继承历代先王遗志坚决攻打东夷。这和隋唐时期，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不厌其烦的攻打高丽是一个意思，不是因为高丽做错了什么侵犯了隋唐，也不是三帝暴戾，而是卧塌之侧不容他人酣睡。所以纣王不能听比干的。

    纣王成功了，消灭了东夷，把中原华夏文明推进到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但这个历代先王都没有取得的成功不是轻易得来的，商肯定付出了巨大人力、财力的代价。人和钱从哪里来？显然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比干等大奴隶主，大贵族。所以比干等要反对，机遇同样的理由他们也反对对表面上对商及其恭顺的周用兵。

    纣王还反对神权，改革旧俗，比干等传统势力也极力反对。从甲骨文的记载可以看出，商人是多么迷信，什么都要占卜，可见神权多么强大。但是神权阻碍了社会进步，不能保卫商王朝，你占卜今天不宜动兵，可敌人偏偏就在这天进攻你，你怎么办？你占卜说周不会造反，可周就是反了，你又怎么办？所以纣王也不能接受。

    由此可见，在比干之死上，不是什么忠臣不忠臣的问题，而是君权与神权、君权与权臣间的斗争，是要不要改革，伐战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所以比干要极力力柬，纣王也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最后作为臣子的比干失败甚至死亡就完全符合这类游戏的规则。杀权臣的核心人物是打击、震慑权臣、贵族集团的典型做法。

    所以，杀比干、囚箕子是纣王打击权臣的行动，不是暴戾的表现。

    那个微子其实是早该杀的。帝乙死时，身为长子的微子因母贱而未能继承王位，他因此心怀不满，在朝中散布“商朝就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灭亡了”之类的流言，可纣王并没有治他的罪。在周进攻朝歌前，他还去周请兵以便发动政变（见《古今尚书·商书·微子》），事败后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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