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二月抗争”中的谭震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7:49:35
“二月抗争”中的谭震林
林孟昭庚 《文史月刊》 2008年第10期
“文革”初期,在林彪、“四人帮”一伙风头正健的时候,不但敢于挺身反对、制抵“文革”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毛泽东面对面进行抗争,这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唯有谭震林一人。
1967年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碰头会。与会人员壁垒分明:左边是当时响当当的左派领袖人物: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谢富治:江青缺席,王力列席。右边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还有谷牧和余秋里。会议室中间坐着召集人周恩来。
这次碰头会是接着2月14日的会议开的。在那天会议上,叶剑英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还质问:“上海造反派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你们究竟想干什么!”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被问得哑口无言。
几天会议,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2月16日这次斗争进入了高潮。
在这次碰头会上,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为解救被上海造反派关押的陈丕显率先拍案而起。他指着张春桥的鼻子严厉责问:“为什么要迫害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究竟有什么问题,你们揪住不放?”
“群众不答应啊!”张春桥阴阳怪气地答道。
“什么群众?”谭震林被激怒了,“你们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他指着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照这样下去,你们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指紧跟毛泽东),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跟你们斗争到底!”说到这里,谭震林索性豁出去了,提高嗓门说:“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说完便拂袖而去。
当谭震林拿起风衣往外走时,陈毅喊了一声:“不要走,要在这里和他们斗嘛!”接着,陈毅便对佯装镇静的康生说:“除了整人,还能干什么?就是靠整人起家的嘛!”
叶剑英趁机配合道:“老干部是国家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为什么要一棍子打死?要治病救人嘛!不能动不动就打倒,照这样下去,人身安全还怎么保证?还怎么做工作?”
饱尝揪斗之苦的余秋里气得浑身发抖,愤怒地拍着桌子说:“这样残酷地对待干部!照这样下去,下次再揪斗我就不去,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吧!”
李先念不失时机地批评了《红旗》杂志一篇社论引起全国各地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当周恩来为此间陈伯达、康生时,他们明明看过这篇社论,而且陈伯达还是签发人,但当面却撒谎,矢口否认看过。
聂荣臻说:“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他接着说,斗干部株连家属是“落井下石”不安好心。
这就是“文革”初期被定为“二月逆流”实为“二月抗争”中的名震全国的“四帅”、“三老”“大闹怀仁堂”。
由于江青等人恶人先告状,“大闹怀仁堂”的事激怒了毛泽东。两天后,即2月18日,毛泽东亲自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为江青一伙撑腰打气。毛泽东在会上大发雷霆“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下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大不了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谭震林气愤地打断毛泽东的话,不但声明自己没有错,而且当着毛泽东的面,再度重申自己“三不该”:“我不该早入党四十年,不该跟你干革命,也不该活到65岁!”
毛泽东愤然离开了会场。
在那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谭震林不但面斥张春桥,与林彪、“四人帮”一伙直面抗争,而且还当面顶撞毛泽东,说出那一番有天没日、即使在今天也足以让国人震惊不已的言辞极为激烈的话。这样的话要是从别的人嘴里喷出,无疑是要被怒斥为“罪大恶极”、“反动透顶”的,即使不被杀头也很可能得把牢底坐穿,然而谭震林仅被毛泽东责令“请假检讨”。尽管“文革”中,谭震林也吃了一些苦头,但比起惨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比起同为惨死的功高盖世的彭德怀、贺龙两位元帅,他要幸运得多了。历经浩劫,不但保全了性命,而且在康生、“四人帮”肆虐的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实属一大奇迹!
笔者认为,这大概跟谭震林资深望重有关。在井冈山时期,谭震林跟毛泽东并肩战斗,为创建和巩固井冈山苏区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毛泽东结下了生死之缘。尽管毛泽东时为中央委员,但在受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界,与谭震林同为边界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篇《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足可佐证。《井冈山的斗争》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在报告的重要之处,谭震林的名字就出现了四次:
“五月二十日,边界(指湘赣边界——笔者)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第一届特委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九月……谭震林代理书记。”
“十月……召集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了谭震林、朱德、陈毅……毛泽东等十九人为第二届特委会委员。”
“五人常委,谭震林(工人)为书记,陈正人(知识分子)为副书记。”
“前委是十一月重新组织的,依中央的指示,经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
一个人的名字,能在毛泽东早期的一篇著作中连续出现四次,唯谭震林一人,这也许就是谭震林得以幸免于难的根据之所在。试想,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无忌的“文革”中,若毛泽东不发话或暗示“要保护谭震林”,那么以“大闹怀仁堂”而名播华夏的“谭老板”,不死于非命,那就是他的天大的“造化”,哪还能当选为中央委员?
“二月抗争”中的谭震林
林孟昭庚 《文史月刊》 2008年第10期
“文革”初期,在林彪、“四人帮”一伙风头正健的时候,不但敢于挺身反对、制抵“文革”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毛泽东面对面进行抗争,这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唯有谭震林一人。
1967年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碰头会。与会人员壁垒分明:左边是当时响当当的左派领袖人物: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谢富治:江青缺席,王力列席。右边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还有谷牧和余秋里。会议室中间坐着召集人周恩来。
这次碰头会是接着2月14日的会议开的。在那天会议上,叶剑英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还质问:“上海造反派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你们究竟想干什么!”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被问得哑口无言。
几天会议,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2月16日这次斗争进入了高潮。
在这次碰头会上,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为解救被上海造反派关押的陈丕显率先拍案而起。他指着张春桥的鼻子严厉责问:“为什么要迫害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究竟有什么问题,你们揪住不放?”
“群众不答应啊!”张春桥阴阳怪气地答道。
“什么群众?”谭震林被激怒了,“你们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他指着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照这样下去,你们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指紧跟毛泽东),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跟你们斗争到底!”说到这里,谭震林索性豁出去了,提高嗓门说:“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说完便拂袖而去。
当谭震林拿起风衣往外走时,陈毅喊了一声:“不要走,要在这里和他们斗嘛!”接着,陈毅便对佯装镇静的康生说:“除了整人,还能干什么?就是靠整人起家的嘛!”
叶剑英趁机配合道:“老干部是国家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为什么要一棍子打死?要治病救人嘛!不能动不动就打倒,照这样下去,人身安全还怎么保证?还怎么做工作?”
饱尝揪斗之苦的余秋里气得浑身发抖,愤怒地拍着桌子说:“这样残酷地对待干部!照这样下去,下次再揪斗我就不去,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吧!”
李先念不失时机地批评了《红旗》杂志一篇社论引起全国各地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当周恩来为此间陈伯达、康生时,他们明明看过这篇社论,而且陈伯达还是签发人,但当面却撒谎,矢口否认看过。
聂荣臻说:“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他接着说,斗干部株连家属是“落井下石”不安好心。
这就是“文革”初期被定为“二月逆流”实为“二月抗争”中的名震全国的“四帅”、“三老”“大闹怀仁堂”。
由于江青等人恶人先告状,“大闹怀仁堂”的事激怒了毛泽东。两天后,即2月18日,毛泽东亲自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为江青一伙撑腰打气。毛泽东在会上大发雷霆“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下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大不了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谭震林气愤地打断毛泽东的话,不但声明自己没有错,而且当着毛泽东的面,再度重申自己“三不该”:“我不该早入党四十年,不该跟你干革命,也不该活到65岁!”
毛泽东愤然离开了会场。
在那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谭震林不但面斥张春桥,与林彪、“四人帮”一伙直面抗争,而且还当面顶撞毛泽东,说出那一番有天没日、即使在今天也足以让国人震惊不已的言辞极为激烈的话。这样的话要是从别的人嘴里喷出,无疑是要被怒斥为“罪大恶极”、“反动透顶”的,即使不被杀头也很可能得把牢底坐穿,然而谭震林仅被毛泽东责令“请假检讨”。尽管“文革”中,谭震林也吃了一些苦头,但比起惨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比起同为惨死的功高盖世的彭德怀、贺龙两位元帅,他要幸运得多了。历经浩劫,不但保全了性命,而且在康生、“四人帮”肆虐的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实属一大奇迹!
笔者认为,这大概跟谭震林资深望重有关。在井冈山时期,谭震林跟毛泽东并肩战斗,为创建和巩固井冈山苏区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毛泽东结下了生死之缘。尽管毛泽东时为中央委员,但在受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界,与谭震林同为边界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篇《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足可佐证。《井冈山的斗争》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在报告的重要之处,谭震林的名字就出现了四次:
“五月二十日,边界(指湘赣边界——笔者)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第一届特委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九月……谭震林代理书记。”
“十月……召集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了谭震林、朱德、陈毅……毛泽东等十九人为第二届特委会委员。”
“五人常委,谭震林(工人)为书记,陈正人(知识分子)为副书记。”
“前委是十一月重新组织的,依中央的指示,经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
一个人的名字,能在毛泽东早期的一篇著作中连续出现四次,唯谭震林一人,这也许就是谭震林得以幸免于难的根据之所在。试想,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无忌的“文革”中,若毛泽东不发话或暗示“要保护谭震林”,那么以“大闹怀仁堂”而名播华夏的“谭老板”,不死于非命,那就是他的天大的“造化”,哪还能当选为中央委员?
嘿嘿嘿！谭某人啊谭某人！怪不得老毛不高兴，谁在搞这些东西最后骗了老毛呢？然后责任全撇给老毛？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诞生记
作者： 来源： 日期：2007-10-23 19:45:11
在豫南古城遂平县城西２５公里处有一山，古名嵯峨山、八宝玲珑山，现名嵖岈山。它拔地而起，傲然独立，奇峰峭壁，似犬牙交错，怪石嶙峋，高耸峻峭。
嵖岈山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嵖岈山就是我党地下活动的根据地，刘少奇、李先念、王震等同志就曾在这里指挥过豫南的革命斗争。
其实，真正使嵖岈山闻名于世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因为在国际共产运动史上继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成立之后，这里又诞生了我国第一个、国际第二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时间是公元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０日。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５日，嵖岈山脚下聚集了数以千计的民工，庆贺“下宋水库”的胜利竣工。河南省信阳公署专员张树藩、中共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娄本耀、中共遂平县委农工部部长陈丙寅都亲临会场表示祝贺。
当晚，工地指挥部放映了电影《敌后武工队》慰问民工。这三位领导没去看电影，就在指挥部休息、闲谈。
娄本耀问陈丙寅：“丙寅，下宋水库工程结束了，你当部长的，下一步有何打算？”
张树藩也接着说：“老陈，你对农村情况比较熟，你说说吧！”
陈丙寅看看书记又看看专员后说：“说实话，现在农村工作很难做，矛盾也多。在水利建设、山区开发、发展多种经营方面都存在着本位主义，还是小农意识，要是想个办法，让人们携起手来，那经济发展不就快多了吗！”
娄本耀看看张树藩，很谨慎地说：“张专员，解决这些矛盾，有一个办法。”
“啥办法？”张树藩问。
娄本耀接着说：“最近成都会议上发了个文件，毛主席说可以一乡一社，也可以一区一社。鲍庄、杨店、槐树、土山这４个乡原来都是老山区，要是现在再把它们合起来成为一块，不也符合毛主席一乡一社、一区一社的精神吗？张专员， 你看行吗？”
张树藩只说了一句：“这合起来怪大呀！”没有表态就去休息了。
娄本耀对陈丙寅说：“明天，你把这４个乡的书记都找来研究成立大社的事。”
第二天上午，张树藩在娄本耀等人的陪同下到嵖岈山爬山。陈丙寅按娄本耀的安排，留在杨店中心召开４个乡的书记会。对这个会议，张树藩事先一无所知，直到下午夕阳西下时张树藩才回到杨店中心乡。此时，办事利索的陈丙寅已开完了４个乡书记（乡长）会。
第三天上午，娄、陈把昨天开会的情况向张作了汇报，再次要专员对联大社表个态。张说：“这么大的事，我个人怎么表态，需地委讨论后决定！”
娄本耀当即拿起电话打到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办公室。一会儿，话筒内响起了路宪文的声音：“老张，中央有精神，按上级意图办吧。”
４月１９日，中共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书记处书记娄本耀、副书记赵光、农工部部长陈丙寅、副县长史发周开了整整一天会，主要研究大社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并决定社名定为“嵖岈山大社”。
张树藩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
会议同意娄本耀、陈丙寅提出的方案，决定大社设管理委员会，由陈丙寅任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县委委员、韩楼高级社社长钟青德任社长，杨店、鲍庄、土山、槐树４个乡的党委书记、乡长分别改任大社管理委员会副书记和副社长。大社内设工业部、农牧部、多种经营部、财政部、公安部、武装部、交通部。陈丙寅说：“４个乡合起来后几万人，整天和外边打交道，没有外交部不行！”
于是又加上外交部，一共８个大部。
同时，还要设立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各高级社统一改为大队，初级社改为小队。
嵖岈山大社４月２０日正式成立。
嵖岈山大社成立后，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掀起了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工业的高潮。赵光和陈丙寅认为“嵖岈山大社”的名称已不适合大跃进的形势，需要立即更改。
陈丙寅说：“苏联有集体农庄，我们学习苏联老大哥，是不是也搞个集体农庄？”
赵光说：“名称要反映农庄的先进性，加上‘卫星’二字比较好。”
于是，４月２２日，又将“嵖岈山大社”改名为“卫星集体农庄”。
同时，遂平县委将这一信息上报河南省委书记处。
１９５８年５月５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河南省委会议室接见了娄本耀和新乡县七里营刘庄高级社的史来贺。娄本耀向谭震林汇报了“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的建立。
“为什么叫集体农庄？听你说这个情况，实质上不是集体农庄。”谭震林听完娄本耀的汇报后，一边在室内踱步一边说，“你这个农庄实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实际上比苏联的集体农庄层次要高，我看和巴黎公社的情况差不多，有武装、公安等政权机构，又包揽整个经济，是政社合一的组织。至于叫农庄好还是叫公社好，我作不了主，还要向毛主席汇报。”
会见结束时，谭震林指着娄本耀对坐在一旁的史来贺说：“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可以组织大家去看一看。”
于是，娄本耀和史来贺当即就分别往家里挂了电话。
娄本耀在电话里指示遂平县委办公室主任高运坦，要他们当晚就把全县８个农庄改为公社。尤其是车站和卫星两个农庄一定要改过来。第二天，当新乡七里营参观的同志赶到时，“卫星集体农庄”已变成了“卫星公社”。
５月中旬，《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李有久到遂平县卫星公社搞调查，他对陈丙寅说：“你们这个公社有发展前途，但名字不合适，到哪里都可以用，要带个地名。”接着李有久又问：“你们这地方什么最出名？”
陈丙寅说：“嵖岈山最出名，可那是个小村庄，又在最南边，公社建到那里不行。”
“行，就叫嵖岈山公社！社址可设在其他地方。”说完李有久又问：“这是谁的公社？”
陈丙寅脱口而出：“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嵖岈山也是人民的，应该加上‘人民’二字！”
李有久笑着说：“说得好！”
就这样，从４月中旬到５月中旬短短的一个月内，大社——农庄——公社——人民公社，完成了她的孕育过程，终于呱呱坠地，令世人举目惊异！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诞生在全国引发了千千万万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对我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陈列馆位于遂平县西２６公里橡山脚下卫星公社旧址内（嵖岈山乡政府所在地），南距嵖岈山风景区８公里。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于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０日，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想当年那场高呼“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千军万马的大进军就是以嵖岈山为始发站的。
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于１９５８年两次来到嵖岈山，在土山村“进行共产主义新村实验”。其主要内容是取消货币，实行粮食供给制，并办起了大食堂、托儿所、幸福院（敬老院）、农民大学等。在组织形式上实行军事化管理，设立“水稻营”、“红薯营”、“钢铁兵团”，推行科学种田。韩楼村二亩九分地，平均亩产１７６５公斤，在全国放出了小麦高产的第一颗卫星。前来参观的海内外人士每天有１万多人，毛泽东也曾于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３日乘专列来到遂平县调查了解公社的发展情况。
河南省人民政府于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５日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旧址确定为近、现代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社”作为一种体制，已进入了历史的博物馆。但是，人们无法忘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１９５８年前后的那一段历史。那是一段曾经让人热血沸腾，继而让人扼腕叹息，又让人沉吟不已的历史。这段历史中所含的历史正剧、喜剧、闹剧因素，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思考与回味和无限的遐想与启迪。
作者：郭彦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诞生记
作者： 来源： 日期：2007-10-23 19:45:11
在豫南古城遂平县城西２５公里处有一山，古名嵯峨山、八宝玲珑山，现名嵖岈山。它拔地而起，傲然独立，奇峰峭壁，似犬牙交错，怪石嶙峋，高耸峻峭。
嵖岈山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嵖岈山就是我党地下活动的根据地，刘少奇、李先念、王震等同志就曾在这里指挥过豫南的革命斗争。
其实，真正使嵖岈山闻名于世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因为在国际共产运动史上继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成立之后，这里又诞生了我国第一个、国际第二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时间是公元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０日。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５日，嵖岈山脚下聚集了数以千计的民工，庆贺“下宋水库”的胜利竣工。河南省信阳公署专员张树藩、中共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娄本耀、中共遂平县委农工部部长陈丙寅都亲临会场表示祝贺。
当晚，工地指挥部放映了电影《敌后武工队》慰问民工。这三位领导没去看电影，就在指挥部休息、闲谈。
娄本耀问陈丙寅：“丙寅，下宋水库工程结束了，你当部长的，下一步有何打算？”
张树藩也接着说：“老陈，你对农村情况比较熟，你说说吧！”
陈丙寅看看书记又看看专员后说：“说实话，现在农村工作很难做，矛盾也多。在水利建设、山区开发、发展多种经营方面都存在着本位主义，还是小农意识，要是想个办法，让人们携起手来，那经济发展不就快多了吗！”
娄本耀看看张树藩，很谨慎地说：“张专员，解决这些矛盾，有一个办法。”
“啥办法？”张树藩问。
娄本耀接着说：“最近成都会议上发了个文件，毛主席说可以一乡一社，也可以一区一社。鲍庄、杨店、槐树、土山这４个乡原来都是老山区，要是现在再把它们合起来成为一块，不也符合毛主席一乡一社、一区一社的精神吗？张专员， 你看行吗？”
张树藩只说了一句：“这合起来怪大呀！”没有表态就去休息了。
娄本耀对陈丙寅说：“明天，你把这４个乡的书记都找来研究成立大社的事。”
第二天上午，张树藩在娄本耀等人的陪同下到嵖岈山爬山。陈丙寅按娄本耀的安排，留在杨店中心召开４个乡的书记会。对这个会议，张树藩事先一无所知，直到下午夕阳西下时张树藩才回到杨店中心乡。此时，办事利索的陈丙寅已开完了４个乡书记（乡长）会。
第三天上午，娄、陈把昨天开会的情况向张作了汇报，再次要专员对联大社表个态。张说：“这么大的事，我个人怎么表态，需地委讨论后决定！”
娄本耀当即拿起电话打到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办公室。一会儿，话筒内响起了路宪文的声音：“老张，中央有精神，按上级意图办吧。”
４月１９日，中共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书记处书记娄本耀、副书记赵光、农工部部长陈丙寅、副县长史发周开了整整一天会，主要研究大社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并决定社名定为“嵖岈山大社”。
张树藩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
会议同意娄本耀、陈丙寅提出的方案，决定大社设管理委员会，由陈丙寅任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县委委员、韩楼高级社社长钟青德任社长，杨店、鲍庄、土山、槐树４个乡的党委书记、乡长分别改任大社管理委员会副书记和副社长。大社内设工业部、农牧部、多种经营部、财政部、公安部、武装部、交通部。陈丙寅说：“４个乡合起来后几万人，整天和外边打交道，没有外交部不行！”
于是又加上外交部，一共８个大部。
同时，还要设立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各高级社统一改为大队，初级社改为小队。
嵖岈山大社４月２０日正式成立。
嵖岈山大社成立后，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掀起了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工业的高潮。赵光和陈丙寅认为“嵖岈山大社”的名称已不适合大跃进的形势，需要立即更改。
陈丙寅说：“苏联有集体农庄，我们学习苏联老大哥，是不是也搞个集体农庄？”
赵光说：“名称要反映农庄的先进性，加上‘卫星’二字比较好。”
于是，４月２２日，又将“嵖岈山大社”改名为“卫星集体农庄”。
同时，遂平县委将这一信息上报河南省委书记处。
１９５８年５月５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河南省委会议室接见了娄本耀和新乡县七里营刘庄高级社的史来贺。娄本耀向谭震林汇报了“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的建立。
“为什么叫集体农庄？听你说这个情况，实质上不是集体农庄。”谭震林听完娄本耀的汇报后，一边在室内踱步一边说，“你这个农庄实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实际上比苏联的集体农庄层次要高，我看和巴黎公社的情况差不多，有武装、公安等政权机构，又包揽整个经济，是政社合一的组织。至于叫农庄好还是叫公社好，我作不了主，还要向毛主席汇报。”
会见结束时，谭震林指着娄本耀对坐在一旁的史来贺说：“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可以组织大家去看一看。”
于是，娄本耀和史来贺当即就分别往家里挂了电话。
娄本耀在电话里指示遂平县委办公室主任高运坦，要他们当晚就把全县８个农庄改为公社。尤其是车站和卫星两个农庄一定要改过来。第二天，当新乡七里营参观的同志赶到时，“卫星集体农庄”已变成了“卫星公社”。
５月中旬，《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李有久到遂平县卫星公社搞调查，他对陈丙寅说：“你们这个公社有发展前途，但名字不合适，到哪里都可以用，要带个地名。”接着李有久又问：“你们这地方什么最出名？”
陈丙寅说：“嵖岈山最出名，可那是个小村庄，又在最南边，公社建到那里不行。”
“行，就叫嵖岈山公社！社址可设在其他地方。”说完李有久又问：“这是谁的公社？”
陈丙寅脱口而出：“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嵖岈山也是人民的，应该加上‘人民’二字！”
李有久笑着说：“说得好！”
就这样，从４月中旬到５月中旬短短的一个月内，大社——农庄——公社——人民公社，完成了她的孕育过程，终于呱呱坠地，令世人举目惊异！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诞生在全国引发了千千万万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对我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陈列馆位于遂平县西２６公里橡山脚下卫星公社旧址内（嵖岈山乡政府所在地），南距嵖岈山风景区８公里。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于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０日，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想当年那场高呼“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千军万马的大进军就是以嵖岈山为始发站的。
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于１９５８年两次来到嵖岈山，在土山村“进行共产主义新村实验”。其主要内容是取消货币，实行粮食供给制，并办起了大食堂、托儿所、幸福院（敬老院）、农民大学等。在组织形式上实行军事化管理，设立“水稻营”、“红薯营”、“钢铁兵团”，推行科学种田。韩楼村二亩九分地，平均亩产１７６５公斤，在全国放出了小麦高产的第一颗卫星。前来参观的海内外人士每天有１万多人，毛泽东也曾于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３日乘专列来到遂平县调查了解公社的发展情况。
河南省人民政府于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５日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旧址确定为近、现代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社”作为一种体制，已进入了历史的博物馆。但是，人们无法忘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１９５８年前后的那一段历史。那是一段曾经让人热血沸腾，继而让人扼腕叹息，又让人沉吟不已的历史。这段历史中所含的历史正剧、喜剧、闹剧因素，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思考与回味和无限的遐想与启迪。
作者：郭彦
所以啊，看历史事件要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人所处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只看人。
所以说水很深，所以说邓小平说的那句话很实事求是，别觉得自己都是无辜的责任都推到一个人头上。
嗯，看来就没有什么“主要责任”“次要责任”一说，大家都有责任嘛。所以什么“首犯”“从犯”，完全是无稽之谈。
一级骗一级骗到毛主席！刘某人很无辜么？谭某人很无辜么？还不是他们说什么什么好，然后老毛在发个话！这里面的责任毛当然是主要的，但是刘、谭决不是次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