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邓稼先死于核辐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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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前全身大出血，止也止不住
《健康时报》 ( 2009-3-30 第19版） 【字号 大 中 小】【评论】【打印】【关闭】
肛门疼发现晚期肠癌
邓稼先在核试验研究基地年复一年忘我地工作，他很少想到过自己。他虽然多次在工作现场昏过去，但是爬起来后又投身到紧张的工作中。人们见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多次催促他到医院看病。
可是他最担心的却是一次核试验要花费数千万元，“工作上千万别出漏子”，完全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秋季的一天，他一身风尘地出现在妻子的面前，对妻子说，他从基地来北京开会，不知怎的发现大便困难，肛门痛得坐不下来。
就这样，在妻子的一再催促下，他利用开会的空隙走进了医院，想向医生要点润肠通便的药物，看看就走。不料医生经过仔细地检查后，惊诧地问道：“你怎么现在才来？！”不幸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有关领导部门：邓稼先得的病是肠癌!需要立即做手术。
这尽人皆知的死亡的威胁，对于邓稼先这样一位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科学家来说，反应十分冷静。
他甚至没有进一步追问自己的病情，而是恳求医生：“不行，我不能住在医院里，有个重要的会议还等着我参加……”医生当然没有依从他，坚决把他留下来做了手术。
邓稼先做手术的那天，1985年8月10日，张爱萍同志来到手术室外面守候着，核工业部的领导和邓稼先的老伴许鹿希也来了，大家听说癌症倏然降临到邓稼先的身上，都难过极了。
他们焦灼不安地等了几个小时之后，手术室的门开了，昏迷中的邓稼先躺在手推车上。在亲人们的呼唤声中，他睁了睁眼睛又立即被推进了病房。张爱萍焦急地向医生说：“活体检查怎么样？癌是否扩散了？”
“这要等一个星期之后才能知道结果！”医生遗憾地说。“不行，太久了。我坐在这里等着，你们要尽快拿出结果来。”将军动情了。
邓稼先就这样被缠在病榻上。核工业部、国防科工委，以及核试验研究的各个单位的同志关切地询间着，三五成群地赶到医院里探望。组织上关照，医院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治。
医院成立了专门的治疗小组，让他吃最好的特殊伙食，有关领导同志三番五次地专门开会研究给他治病的问题。
手术后还坚持工作
手术后，医生给他在右下腹安了人造肛门，每个星期都要用手伸进伤口扩通一次，每逢这时，他觉得五脏六腑都疼得仿佛被扯了出来。剧烈的疼痛和长时间的放射、化学治疗，使他虚弱不堪。就在重病缠身的时刻，他想的却是伙食太昂贵，自己吃得普通一点就好。
“这么贵的伙食，我不忍心吃。”能下床活动时他马上就这样说。
从此，他一次也没有吃过专门给他安排的饭菜，而是和一般病人吃同样的饭。手术后，有一段时间他的伤口痛得难以人睡，夜深了，一阵阵涌出的冷汗沁湿了衣衫，他忍着剧痛挣扎着自己上厕所。
“呵，邓院长”，睡在一旁的警卫员惊醒了，猛地坐了起来。“怎么搞的，把你吵醒了。你睡吧，我自己来！”一边说着，他按着伤口吃力地挪进了洗手间。治疗了一个阶段之后，医生曾一度允许他回家休养。
回到家里，他的身体仍然很虚弱，但还是抓紧一分一秒的时间在工作。有一天，他拖着病弱的身躯气喘吁吁地爬上四层楼，请一位同志给查个资料。
那位同志打开门后，见邓稼先面色苍白地坐在楼梯上，于是就激动而有些不安地说：“你病成了这个样子，打个电话就行了，还要亲自跑！”
“我再也爬不动了，你帮我一下吧！”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请求说。
这时他刚在医院里做完放射治疗，下一步楼，伤口都撕裂般的痛。那位同志搀扶着他下楼时，难过地想：“他爬上四层楼时，还不知是怎样地痛呢！”
过了些日子，邓稼先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二次住院后，他对老伴说：“看来，往后我再也不能使劲地干了，有两件事无论如何得做完：一件事是有一本书得写完，还有一件事是对我国今后核武器发展的对策，我还有一些设想。”
他请人从研究院带来了两大提包书放到病房里，虽然这时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他还是顽强地同死神搏斗着，一息尚存，都在思索着我国核事业的发展。
一天，他对到医院探视的老伴说：“你把这个材料带回去，这个材料比我们的生命还要重要，下午三点一刻务必亲自把它交给有关同志！”
1986年7月29日中午1时50分，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两弹”元勋邓稼先溘然长逝了。
走进试爆区拣出核弹头
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回忆说，邓稼先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
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在一次爆炸失败后，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
试验失败了，大家都知道去拾回弹头的危险，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
说完了这番话，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双手捧着，走了出来。
邓稼先在去世前，与杨振宁合影，他是一种壮志已酬，得其所哉的欣慰。夫人许鹿希说，那时他已是全身大出血，擦也擦不干，止也止不住了。
一天下午，来中国讲学的杨振宁教授特地抽空到医院里探望了他。这天，两人在病榻旁忆起了难割舍的友情。
杨振宁说：“我俩相识已有半个世纪了，还在北平崇德中学上学的时候就是同窗好友。”言谈话语中，杨振宁对邓稼先为祖国所做的巨大贡献，表示了自己深深的敬意。
邓稼先有一次开会在西湖，他拉着同仁在“精忠报国”那四个古意盎然的字前照了一张相片。
许鹿希说，邓不爱照相，但这张照片是他自己要照的。当初随邓稼先一起搞原子弹的科学家，有些中途而退了。因为没有科研成果，不能家庭团聚，不许亲友通信。
普通人的生活、乐趣、权益，是必须牺牲掉的了。但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
综合自《凤凰卫视：邓稼先夫人许鹿希访谈录》，瞭望周刊《邓稼先在最后的日子里》；1986年33期，作者：顾迈南。
去世前全身大出血，止也止不住
《健康时报》 ( 2009-3-30 第19版） 【字号 大 中 小】【评论】【打印】【关闭】
肛门疼发现晚期肠癌
邓稼先在核试验研究基地年复一年忘我地工作，他很少想到过自己。他虽然多次在工作现场昏过去，但是爬起来后又投身到紧张的工作中。人们见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多次催促他到医院看病。
可是他最担心的却是一次核试验要花费数千万元，“工作上千万别出漏子”，完全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秋季的一天，他一身风尘地出现在妻子的面前，对妻子说，他从基地来北京开会，不知怎的发现大便困难，肛门痛得坐不下来。
就这样，在妻子的一再催促下，他利用开会的空隙走进了医院，想向医生要点润肠通便的药物，看看就走。不料医生经过仔细地检查后，惊诧地问道：“你怎么现在才来？！”不幸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有关领导部门：邓稼先得的病是肠癌!需要立即做手术。
这尽人皆知的死亡的威胁，对于邓稼先这样一位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科学家来说，反应十分冷静。
他甚至没有进一步追问自己的病情，而是恳求医生：“不行，我不能住在医院里，有个重要的会议还等着我参加……”医生当然没有依从他，坚决把他留下来做了手术。
邓稼先做手术的那天，1985年8月10日，张爱萍同志来到手术室外面守候着，核工业部的领导和邓稼先的老伴许鹿希也来了，大家听说癌症倏然降临到邓稼先的身上，都难过极了。
他们焦灼不安地等了几个小时之后，手术室的门开了，昏迷中的邓稼先躺在手推车上。在亲人们的呼唤声中，他睁了睁眼睛又立即被推进了病房。张爱萍焦急地向医生说：“活体检查怎么样？癌是否扩散了？”
“这要等一个星期之后才能知道结果！”医生遗憾地说。“不行，太久了。我坐在这里等着，你们要尽快拿出结果来。”将军动情了。
邓稼先就这样被缠在病榻上。核工业部、国防科工委，以及核试验研究的各个单位的同志关切地询间着，三五成群地赶到医院里探望。组织上关照，医院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治。
医院成立了专门的治疗小组，让他吃最好的特殊伙食，有关领导同志三番五次地专门开会研究给他治病的问题。
手术后还坚持工作
手术后，医生给他在右下腹安了人造肛门，每个星期都要用手伸进伤口扩通一次，每逢这时，他觉得五脏六腑都疼得仿佛被扯了出来。剧烈的疼痛和长时间的放射、化学治疗，使他虚弱不堪。就在重病缠身的时刻，他想的却是伙食太昂贵，自己吃得普通一点就好。
“这么贵的伙食，我不忍心吃。”能下床活动时他马上就这样说。
从此，他一次也没有吃过专门给他安排的饭菜，而是和一般病人吃同样的饭。手术后，有一段时间他的伤口痛得难以人睡，夜深了，一阵阵涌出的冷汗沁湿了衣衫，他忍着剧痛挣扎着自己上厕所。
“呵，邓院长”，睡在一旁的警卫员惊醒了，猛地坐了起来。“怎么搞的，把你吵醒了。你睡吧，我自己来！”一边说着，他按着伤口吃力地挪进了洗手间。治疗了一个阶段之后，医生曾一度允许他回家休养。
回到家里，他的身体仍然很虚弱，但还是抓紧一分一秒的时间在工作。有一天，他拖着病弱的身躯气喘吁吁地爬上四层楼，请一位同志给查个资料。
那位同志打开门后，见邓稼先面色苍白地坐在楼梯上，于是就激动而有些不安地说：“你病成了这个样子，打个电话就行了，还要亲自跑！”
“我再也爬不动了，你帮我一下吧！”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请求说。
这时他刚在医院里做完放射治疗，下一步楼，伤口都撕裂般的痛。那位同志搀扶着他下楼时，难过地想：“他爬上四层楼时，还不知是怎样地痛呢！”
过了些日子，邓稼先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二次住院后，他对老伴说：“看来，往后我再也不能使劲地干了，有两件事无论如何得做完：一件事是有一本书得写完，还有一件事是对我国今后核武器发展的对策，我还有一些设想。”
他请人从研究院带来了两大提包书放到病房里，虽然这时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他还是顽强地同死神搏斗着，一息尚存，都在思索着我国核事业的发展。
一天，他对到医院探视的老伴说：“你把这个材料带回去，这个材料比我们的生命还要重要，下午三点一刻务必亲自把它交给有关同志！”
1986年7月29日中午1时50分，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两弹”元勋邓稼先溘然长逝了。
走进试爆区拣出核弹头
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回忆说，邓稼先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
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在一次爆炸失败后，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
试验失败了，大家都知道去拾回弹头的危险，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
说完了这番话，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双手捧着，走了出来。
邓稼先在去世前，与杨振宁合影，他是一种壮志已酬，得其所哉的欣慰。夫人许鹿希说，那时他已是全身大出血，擦也擦不干，止也止不住了。
一天下午，来中国讲学的杨振宁教授特地抽空到医院里探望了他。这天，两人在病榻旁忆起了难割舍的友情。
杨振宁说：“我俩相识已有半个世纪了，还在北平崇德中学上学的时候就是同窗好友。”言谈话语中，杨振宁对邓稼先为祖国所做的巨大贡献，表示了自己深深的敬意。
邓稼先有一次开会在西湖，他拉着同仁在“精忠报国”那四个古意盎然的字前照了一张相片。
许鹿希说，邓不爱照相，但这张照片是他自己要照的。当初随邓稼先一起搞原子弹的科学家，有些中途而退了。因为没有科研成果，不能家庭团聚，不许亲友通信。
普通人的生活、乐趣、权益，是必须牺牲掉的了。但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
综合自《凤凰卫视：邓稼先夫人许鹿希访谈录》，瞭望周刊《邓稼先在最后的日子里》；1986年33期，作者：顾迈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