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际均中将撰文论述军事战略思维与科学决策

二、坚持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每一种战略思维的背后都有一种哲学基础。戴高乐说，在亚历山大的行动里，我们能够发现亚里士多德。同样，我们在拿破仑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卢梭和狄德罗的哲学；在希特勒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尼采和特赖奇克的哲学；在东条英机的行动里可以发现福泽渝吉和神道教。     福泽渝吉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文化领袖，极力主张侵略朝鲜、中国。他提出：“海陆军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州。”当时日本有识之士就说：福泽渝吉“企图变日本帝国为强盗国”，“必为将来遗留不可挽回的灾祸”。后来的历史发展正是这样。福泽渝吉思想是当今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圭臬。1984年日本发行的一万日元纸币，把上面的圣德太子像换成了福泽渝吉像，五千元头像是新渡户稻造，即《武士道》的作者。这一改变具有象征意义，表明日本决心要走政治军事大国的道路。     布什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把对基督教的虔诚转变为排他性的国家政策，用基督教极端主义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弗朗西斯·福山的哲学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现实理论。冷战导致苏联解体后，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武断地提出“除了自由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人类没有别的进化可能，这就是历史的终结。”他认为美国有义务借助武力优势将美式民主推向全世界。但伊拉克战争的结局使福山进行反思。他承认“美国以为单凭武力便能改变世界的想法，实在是痴人说梦。”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不过是霸权主义文化的哲学广告，因而注定是短命的。     冷战后美国发动的几次战争，不论从动机还是结果上都难以令人信服。科索沃战争是“和而不平”，阿富汗战争是“消而不灭”，伊拉克战争是“胜而不利”。美国布什总统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初，曾踌躇满志地宣称，他是用“战争思维”来考虑美国对外政策的“战争总统”。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场缺乏正确战略思维，由傲慢、偏见和功利主义主导的战争，是没有兵法艺术的战争。结果是用暴力取得的又被暴力所取代，不仅激发了伊拉克内部的教派冲突，而且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结下世仇，美国人民将长久地为布什的战略错误付出代价。大战略思维要求在发动战争之前就筹划好如何结束一场战争。而美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止步。     指导战争不是纯科学的科学、纯艺术的艺术。它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历史战争经验告诉我们，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中的必然。从战争准备、危机处置、开战决心，到训练部队、指挥作战都必须具有科学的战略思维和高超的军事艺术，否则就会无谓牺牲战士的生命来弥补战略失误、指挥员素养和部队训练的不足，甚至输掉一场战争。那才是不仁之至的事。指挥员在进行战略思维和科学决策时，最关键的是掌握科学的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要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已有的一切思维方法的科学成果，使战略思维获得更多、更科学的方法论工具。运用自己所积累的军事科学及其他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和数学的知识，结合实践经验，进行独立思考。同时吸取正确的建议，辨别不实事求是的甚至是伪科学的建议，以避免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战争面前出现失误。     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指导战争方面，第一，强调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能动地争取胜利。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同时还取决于作战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战略上的以弱胜强必须通过战役战斗的以强击弱来取得，这就是通过正确的主观指导，集中兵力、兵器，制造敌人的错觉和不意，形成局部优势，从而具备了在一定时间空间战胜敌人的物质基础。     第二，提出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确立从侦察、判断、决心到部署的一系列互为前提的军事认识与指导战争的逻辑程序。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这是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在战争指导上的体现。     第三，强调认识情况的两个过程，即：“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作战发起之后，依据新的情况、新的认识，调整甚至改变作战计划。第四，作战计划要建立在能够对付出现最困难情况的基础上。指出：“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这不仅是部署原则，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是解决主观指导的计划性与客观变化的概然性之间矛盾的正确方法。     第五，研究战争规律要着眼特点和发展，军事领域是继承与变革的统一，在辨证否定中前进。     第六，战略与战役战术的相反相成，即战略上的有规则有定向、战役战斗上的不规则无定向；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进攻、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速决、战略内线作战中的战役战斗外线作战；战略上以一当十、战役战斗上以十当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第七，立足于完全主动地位的作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实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等等。     第八，依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进行战略转变，等等。

三、目标、力量与手段的协调平衡     军事战略思维要求具有明确而坚定的目标观念。乔治·马歇尔说：“只要目标正确，连一个尉官也能制定战略”。他是极而言之的。战略思维的目标性，主导着战略思维各有关要素的实际运作。目标的提出，要权衡目标与政治、目标与能力、目标与手段、目标与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战争力量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战略目标与战争力量的辩证关系，表现在：战略目标必须虑及力量的可能，而力量必须按照目标的要求进行建设和发展，以便使二者相适应。当战略目标超过战争力量的可能时，要么增强或合理运用力量（包括限制或分散对方力量）；要么调整目标（降低目标或分阶段实施）。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其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根据他多年驻美工作和调查的结论，深知美国有着巨大的战略资源和军工生产能力，日本不足以战胜美国。生性嗜赌的山本司令官，在既不能调整目标也不能增加力量的情况下，只能运用手段，即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偷袭珍珠港，之后又部署中途岛海战。企图通过一两个决定性的战役，消灭美国海军主力。然而他遭到了惨败。这说明，当战略目标超过客观物质条件允许的范围，特别是发动不义战争时，战略决心和指挥技巧是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战局的。     任何重大的战略抉择都是两难抉择、风险抉择，考验领导者的战略智慧与魄力。对于处于防御地位的一方尤其如此。     战略计划的实施，是“战争的一次性闪光灯”，使用一次就展现一场战争的结局，留给历史的或是辉煌，或是灾难。战争对战略指导的最初和最后的要求，都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高敌一筹，掌握主动。     在朝鲜战争中，中美双方投入的都是久经沙场考验的部队，都派出最优秀的指挥官并把战争指导艺术发挥到极致的程度。朝鲜战争的激烈程度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的战争中，不仅敢于而且善于同强敌作战并取得了胜利。在坚定战略目标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前提下，不断依据战场实际调整战役战斗目标和集中兵力的倍数。     战争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两军对阵，了解敌方的战略企图、军事部署、兵力兵器的数量与质量固然重要，但从战争指导的最高层次讲，还必须了解对方的历史、哲学和统帅特点。麦克阿瑟没有指挥大兵团在广大地域作战的经验，而有丰富的在太平洋越岛进攻作战的经验，因而在仁川登陆，包抄朝鲜人民军的后路是他的必然之举。麦克阿瑟是位凭“想象和直觉，而不是军事的逻辑和科学”指挥作战的美军司令官，他在完成“烙铁行动”（即仁川登陆作战）这一朝鲜战争中的杰作之后，即犯了战略目标的大错。他指挥除第82空降师之外的美国所有的受过训练的陆军部队大举北进，接着就是一连串无可挽回的战略败笔。其一是没有预先制定迅速向东海岸进军和在“三八线”以南结束战争的方案。其二是进行毫无意义的元山登陆行动，即在仁川登陆17天后，从西线撤出的第10军才在原先的佯动方向、水雷密布而且南韩军已经占领的元山上岸，诚可谓多此一举。其三也是最严重的失误，他不顾中国的再三警告，低估中国决心与能力，在所谓“感恩节前结束朝鲜战争”和“圣诞节攻势”中，两次把美军送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包围圈，而遭到惨败。用形象化的语言比喻，麦克阿瑟将军不过是善于下跳棋的，而毛泽东则是下围棋的高手。     伊拉克战争表明，布什—拉姆斯菲尔德的战略思维，既缺乏战争实践经验又缺乏科学决策理论，不懂得战略目标、力量与手段的对当关系，他们误以为美国的军事力量能够完成任何政治经济利益提出的要求，以致对军事力量产生过度自信而失去对目标和手段的合理选择。无怪乎美国军界有个说法：“离五角大楼越远就越聪明”，“五角大楼里的人的长远目标就是当天的午饭。”历史上所有实行扩张政策的强大国家，最终都因超越理性边界，造成目标与力量的失衡而走向衰亡。

四、传统的二重性与变革的绝对性     思想文化传统是对战略思维产生影响的潜在因素。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但战略又深刻地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战略制定者只能在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和教养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其个人风格，是其文化底蕴的外在表现。传统具有两重性，它既是宝贵的历史财富，又是一种历史的惰力。中国历史文化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保守的成分。     中国最大的历史和民族文化遗产是统一意识和国家认同观念。中国战略文化的传统是天下一统的国家观、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和而不同的交往观、克勤克俭的生活观、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以战止战和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观。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一个民族的性格也往往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中国先秦时代既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苦斗精神，又有“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浩然气概，但后来被儒家文化的消极成分给磨掉了，而儒家文化的积极内容又被文化大革命给打掉了。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提纯、扬弃和继承发展。春秋战国时代，鲁国和齐国用了文武两圣人：文圣是孔夫子，武圣是孙武，但是后来齐鲁两国还是被秦国所灭。因为秦国用了个商鞅，实行了变法。可以说，秦国吸收了孔子的文化和孙武的兵法，又推行了商鞅变法，实现了社会改革，这三样都具备了，国家自然就强大了，于是横扫六合，完成了大一统。如果只有文武两位圣人，停留在理论上而没有社会上的实践变革还是不行的。事物都是在辩证否定中前进的，就这个意义说，变革是绝对的，而可行性则是变革理性边界。     在中国，古往今来人们景仰的大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他们是爱国者。所谓言兵者不止兵家，论兵者不止兵书，都是对国家兴亡的责任感使然。他们留下的是情系天下兴亡、锻铸中华民族之魂的不朽之作。思想文化传统是民族的灵魂、民族的根和归属的标志。思想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缺乏主体价值观，就会造成国家和民族前进方向的迷失。所以说，战略思维也是一种心理境界，就是强烈的国家观念和对中华民族强盛的执着追求。爱国是中国人的第一人格。

五、整体性、系统性与战略管理     总体宏观的思维方法最早产生于指导战争。现在到处都在用战略术语表达整体指导思想。现代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军事战略的对抗，从来都不只局限在军事领域进行，而是延伸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以及资源、环境等领域。战争整体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扩展。人民战争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整体性战略，用以对抗帝国主义的总体战略。联盟之间的战争，是更大范围的整体性对抗。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虽然就其战争规模是局部的，但其所涉及范围更具有整体性。     当代的军事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现象，它在体现科学技术的突破、军事理论的牵动、战略的调整、武器装备的更新、编制体制的改进、人才的培养和部队训练诸要素的结合方面，比以往任何军事革命都更明显。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分别实施的战区战役行动，将被在整个战场实施的一体化作战所取代。信息化作战更是超越武装斗争较量的范围，而涉及到整个国家、社会甚至一个国际区域的基础设施的安全。战争与和平、平时与战时也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战略计划不仅包括战争准备与实施，还包括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时机与方式。     整体性的重要内容是系统。战略思维要涵盖达成战略任务所必需的所有要素：战略环境、战略力量、战略企图、战略方向、战场范围、作战对象、战略部署以及各战区、各军兵种、各种作战保障与后勤保障等等。缺乏系统性的整体，就构不成有机整体和有序整体。信息化时代是真正的整体战争时代，没有平时、战时之分。核威慑下的和平、军备竞赛、局部冲突，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舆论、心理作战等，都在全时空进行。“颜色革命”是和平演变的质变点，一旦不成即爆发军事对抗。对中国来说，整体战理论逻辑的起点是对面临威胁的判断和主要对手的界定，逻辑的终点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和战则能胜，即孔子说的：“我战则克”。     合理而有效的军事战略管理体制机制是整体性与系统性运作的保证。战争的主体是人，进行战略思维时，是个体的独立思考。而战略决策则是集体的运作，要经过咨询、研究、论证和执行。任何独断专行、刚愎自用和轻举妄动都是有害的。拿破仑时代是个人指挥，一个人包揽从战略到战术的指挥权，他也没有建立一所军事院校培养参谋人员。从某种意义说，拿破仑的失败也是他创建的战略领导体系的失败。而老毛奇创建的普鲁士总参谋部制度，则对普鲁士战争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他把总参谋部造就成有浓厚研究和学习气氛的集体，高素质人才的缩影，是军事知识的载体和在军队中的传播者。普鲁士总参谋部体制为后来各国所仿效。     管理科学有个提法叫“管理就是决策”，其实反过来更确切：“决策即是管理”。如果没有相应的战略管理体制与机制，那么战略思维就会缺少集中智慧，而战略决策也将是空运转。战略层次的体制机制和职责权力必须有明确的界定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才便于运行。     根据国内外的实践，军事战略管理主要包括：     1、国家安全威胁判断，近期、中期和长期的安全威胁，主要、次要和潜在的对手。     2、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和能源的整体斗争策略。     3、国家最高统帅机构的组织体制、机制和标准化管理。     4、国家的危机管理、应付突发事变和处理重大事件的体制、机制、程序和相应的法律、法规。     5、保卫国家安全和统一的军事战略方针、反侵略战争计划和应急作战方案。     6、军队发展重点与各军兵种比例。     7、国防动员计划与兵役制度。     8、国防与军队的法制与法规建设。     9、高级领导职务的资格考评标准和选用机制。     10、战略评估决策和咨询系统与运作。     11、整个军队的作战能力与工作效率的考核标准与跟踪监察、决策的落实及其反馈机制。     12、军队改革发展方向与步骤。     13、国防科研与军工生产体制，军队装备发展规划。     14、战区划分与战略战役指挥体系。     15、战略武器装备动态现状的掌控和调用程序与权限。     16、具有实质性功能的全军联合训练体系和法规，等等。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历史文化和政治结构传统，不能照搬别国的战略领导体系。     战略管理不仅包括体制、机制、法制，还包括工作作风，乃至文风。例如不能用过程代替效果；不能用讲话代替规范性指导文件，要避免工作文件文章化和用学术研究语言表述行动原则等等。

六、超前性与战略预置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超前性的战略思维，是战略思维中最难把握、又是最需要的。不能等到危机出现时才匆忙决策，那是危险的。关乎一个历史阶段的战略指导，必然包含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战略预置是根据战略预断所做出的超前配置。     决断是领导艺术的本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在朝鲜人民军胜利南进时，就准确判断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战局可能逆转。为此，及时命令四野主力北上，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上世纪50年代，中央考虑在有限的经济技术条件下，是先发展飞机还是先发展火箭的问题，当时采纳钱学森的建议，决定先发展火箭。因为飞机需要耐久性零件互换，对批量制造技术和材料要求高。火箭则是一次性使用，制造困难小。而保障我国安全急需的是火箭导弹。这是基于对国际政治、国防安全和工业技术水平的综合分析而做出的超前判断，是战略思维与科学决策的具体体现。     预断的困难在于，若是笼统的或模棱两可的预断，其适应性强但适用性差；若是具体的可操作性的预断，则不可避免地带有概然性，弄不好容易发生误导。因此，超越性思维不能脱离现实太远，而现实性考虑又不能成为保守的代名词。对方在战略上的非正常操作（如发动突然袭击等）是最危险的，这就需要事先有战略预置。     面对严峻的国际局势和安全威胁，中国惟一的对策，就是坚持改革发展，增强自己的力量，不但要有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的力量，而且要有政治上、文化上、心理上的力量。     弱军能够战胜强军，条件是弱军必须有强项，而且要大于强军的弱项。     我们的主动地位，是建立在立足于应付严峻挑战情况下的抓住机遇；立足于能够打赢一定规模的反侵略战争的充分准备来遏制战争，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立足于具备武力统一能力条件下的和平统一；立足于尽早做好准备的耐心等待。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要百倍惕厉警醒，“枕戈待旦，闻鸡起舞”，而不能“文恬武嬉”、空谈误国。祖国的领土主权和统一大业一旦受到威胁，他国是否介入，干涉到什么程度，既取决于外国的政策，更取决于我们军事斗争准备的程度和反击决心与手段的有效性。

七、对应性与动态对抗     战争的基本矛盾是敌对双方的斗争，战略思维本质是一种对策性思维。     军事战略思维活动中，始终有一个不在场的对手从反面出难题。对应性的要求，就是拿破仑概括的：有一条最显而易见的战争原则，就是不要做敌人希望你做的事。在指导战争中，制定作战计划，最佳方案只有一个，合理方案则不止一个。敌我双方是互动的，你的最佳方案也是敌人重点准备对付的，有可能变为不是最佳方案，这种互动中的对抗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战略抉择往往是两难抉择。在战争中，我看到的是，在众说纷纭、敌情变化不定中，定下艰难决心的指挥员，往往长久地凝视地图沉默不语，甚至彻夜不眠。直到作战发起后，再无选择时，他才睡起大觉，直到被参谋叫醒，再对新的情况进行处置。     自有战争以来敌对双方通常是以对手为师、以对手为鉴、以对手为靶。以对手为师，就是批判地吸收对手的长处，补充自己所缺少的东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与德国作战，尽管双方的战争性质和目的截然不同，但其统帅机构的职能与效率，却越打越接近趋同。二战后的美苏对抗，美国政府对军事科技的集中控制，却越来越像苏联的办法。     以对手为鉴，就是追踪研究对手在建军和作战方面的经验教训。我军对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战争缺乏实践经验，因此要重视对外军尤其是对手在高技术战争实践的研究，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以对手为靶，就是明确威胁来自何方，瞄准对手在建军、作战和装备技术的新发展，追求不对称超越。高技术战争，最完美的战例也有不足，最先进的武器也有弱点，要收集研究，寻找对付的办法。     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解释世界。研究与介绍外军也要掌握这个原则，即按照外军的本来面目反映它的实际情况，为领导、机关和研究部门提供客观而准确的资料，作为情况判断和定下决心的客观依据，而不宜根据我们自己的偏好和主观愿望修改它，更不能用经过拼凑、窜改的情报资料，为自己论点服务，或用以证明领导某些先验性判断的正确性。

八、军事战略思维的创造性     创造性是对旧模式、已有经验和战例的辩证否定和主动超越。从哲学角度看，创造性是思维认识的飞跃、拓展、更新和变革。在军事战略思维的过程中，计划作战或决定重大行动时，最先进入思维领域的，通常是已有的经验、既定的方案、现成的做法、惯用的战例。这属于“定势作用”下的常规思维。创造性的要求，就是不能简单地用过去推导未来，用静态推导动态，用自己推导对方。忠实地依照历史经验制定的战略计划往往以失败告终。     战争艺术不同于战争法规，后者需要遵循，前者贵在创造。所有优良传统在当时都是新的创造，这种创造进入历史就成为传统。在战争中能创造优势才能生存和胜利。     创造性是一种精神实践活动，作为对模式化和因循守旧的否定，从而实践新发现的意义。中国军事思想传统讲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在实践中，即使处于优势的一方也很难实现这个理想。因此毛泽东对不战而屈人之兵有其独特的创造，即在屈人之兵的方式和程度上，有不战、小战、备战、敢战、硬战（即以战止战）等几种做法。     如中国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的“北平方式”的和平解放，属于经过交战较量（攻克天津）后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军攻占一江山岛逼迫国民党军全部撤出浙东沿海岛屿；60年代初的对印自卫反击作战，都属于“小战”而屈人之兵。抗美援朝战争的西海岸抗登陆备战和1962年蒋介石企图窜犯大陆，我军入闽备战，都使敌知难而退，属于“备战”而屈人之兵。1958年金门炮战期间，美国军舰介入护航，我军摆出不惜与美军一战的架势，结果美国护航军舰丢弃被我击中的蒋舰独自撤走，属于我“敢战”而屈人之兵。     在上述方式都无效之后，就只能是“硬战”而屈人之兵了，如抗美援朝战争，经过这场硬战之后，才赢得几十年的总体上的和平环境。上述这些都是闪现毛泽东战略智慧与胆识的杰作。     进入信息化战争时代，如何发扬我军传统作战思想，结合现代战争实际，创造新的战法，是刻不容缓的事。我们当然要重视信息化带来的军事革命和战斗力倍增器的作用，但应付高技术战争的挑战，并不要求每个国家采取同样的方式。美军在进行军事革命和信息化建设中，既有弯路，也有浪费，更有争论。如果没有把美军改革的路子搞清楚，包括其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盲目跟着高调走，甚至把美军的弯路、浪费和美军务实派都不能接受的主张搬过来为我所用，并据以对我军转型、建设信息化军队提出建议和要求，以致超过我国和我军的实际可能，那样就会自己误导自己。     应对信息时代的战争，在指导思想上，要尽量避免在高技术领域与敌作狭路相逢之战，而应创造和选择最有利的时机、方向、方式和目标打出“撒手锏”。军队建设的总要求，仍然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信息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不可以单纯用一个技术标准来取代。在武装力量运用上，实行陆、海、空、天一体化作战；在军队建设上，实行机械化与信息化相结合；在作战方式上，实行联合作战与单军种（兵种）突击相结合、接触作战与非接触作战相结合、近距离作战与远距离作战相结合、常规作战与特种作战相结合、火力打击与信息战心理战相结合、歼灭有生力量与摧毁要害目标和瘫痪网络、瓦解其抵抗意志相结合等等。联合作战是建立在单一军兵种有独立作战能力基础上的。     创造性与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并不矛盾。诸如：“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集中优势兵力兵器各个歼灭敌人；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慎重初战；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在高技术条件下仍然管用。说靠信息就能制胜是不全面的，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单纯靠信息战是不可能摧毁敌人的作战意志的。战争就是要消灭有生力量和达成实地控制。否则就不可能解决战争问题。高技术战争进入巷战仍然是狙击步枪和反坦克火箭的天下。不管新武器、旧武器，能杀伤敌人就是好武器。不管洋办法、土办法能打胜仗就是好战法。     战场是最严峻的考场，它是“零和博弈”，没有双赢、没有亚军。战争舞台不允许搞“时装秀”，军事理论不可以“大忽悠”。应对信息化战争，最忌形式主义的信息化。     信息化如果不落实到战斗力的提高上就是巨大的浪费。我军信息化还是应当在确保指挥通畅，特别是联合作战指挥通畅上下工夫、在作战武器平台上下功夫、在作战训练模拟器材上下功夫。美军在伊拉克战争的表现证明，单纯依靠信息不能解决战争，完全“不接触”也不能解决战争，追求“零伤亡”不仅更加增大对火力支援的依赖，还反映军事优势中的心理脆弱性和高期望值的低承受力。     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培养高昂的战斗意志，立足于在现有条件下作战，研究以劣势装备战胜敌人的战法，在加紧发展新武器装备的同时，认真加强使用现有武器装备并充分发挥其效能的训练。在没有可比性的条件下，对外国的东西要避免单纯的理论上的抄袭和形式上的模仿。

九、对不确定性的克服与利用     军事认识与作战指导中，大量遇到的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从对抗互动、危机升级到战争爆发、战局转换，战场主动权的争夺，无一不是在解决不确定性中发展的。确定就是对不确定的否定、对模糊的明晰。决心的过程就是选择过程，定下决心就是选择的终结。不确定性是战争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     在军事艺术运用中，属于谋略和出奇制胜的部分，很多情况下是在不确定性中发挥的。     规律性在战争中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常规表现，例如进攻、防御、机动、支援、保障等等，都有一整套的程式化的东西。另一种是非常规表现，例如虚虚实实，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等，是非程式化的。战线越是固定，不确定性越是减少，战争艺术的发挥越受限制，如中世纪的城堡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即是如此。反之，越是存在不确定性，战争艺术发挥的余地越大，如长征中的四渡赤水和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的运动战阶段，毛泽东和彭德怀把战争艺术发挥到极致。     对不确定性的利用，主要是给敌以不确定性，造成其判断的错觉、困难与失误。诸葛亮使用“空城计”就是利用不确定性的典型例证。现代战略上的“模糊战略”、“联而不盟”、“打打谈谈”、“不战不和”，都属于战略上对不确定性的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几十年的冷战，就是世界范围的带有不确定性的战略对抗。核威慑与核对抗，这种边缘战略，则是最大的带有不确定性的冷战博弈。     作战决策的过程，就某种意义说，主要是对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分析、认识、权衡、诱导和利用的过程。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中，找出对我有利的，加以诱导，把其概然性变为必然性。而对我不利的不确定因素，则设法加以限制，使之减弱和消失。还可以创造一些不确定因素，以增大敌方判断上的困难。     战略上对不确定性的利用，是坚持底线与保持弹性，掌握回旋余地，让对方摸不着打与不打、何时打、在什么方向打和怎样打。     在战役作战上，对不确定性的利用，就是“不规则、无定向”，例如，采取“诱进来、打出去”，即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战役那样；或是把主要突击方向选在可以同时威胁几个目标的地点，使对方备多力分，处处防守、处处薄弱。     在战术作战上，采取伪装、佯动、奇袭等等。对不确定性的利用，是自觉的谋略行为，而不是举措不定的产物。在充满概然性的军事领域，面对多种方案的选择，而作出没有主见的折衷，也不属于认识的飞跃与矛盾的解决。     克服对方不确定性这个因素，一种方法是用最大保险系数加以覆盖，即用范围广、力度大的确定性对付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准备了对付最坏情况的办法，就创造了向好的方面转化的必要条件。如在战略上，毛泽东提出立足于做好“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准备；在战役战术上，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杀鸡用牛刀”。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若干不确定性，对战局也不会发生影响。     第二种方法是，用有计划、有目的的不确定性对付不确定性。例如战略上的又联合又斗争；战役战术上的“攻城打援”，用攻城来调动敌方派兵出援，于运动中歼灭敌援兵；如打援不成，则相机攻城，二者必得其一，就是这种模式。     战争如此复杂，而战争决心又要求简捷和确切；战争充满不确定性，而作战计划每一步都必须十分明确。从认识到不确定性开始才可能以确定性告终，即研究了所有的概然性，找出对付的办法，才能定下确切的决心。战略判断永远也不可以离开冷静的理性和尽可能的审慎。在战争中鲁莽同优柔寡断一样，表面上是性格弱点，而实质是思维上的缺陷。     在战争指导中，对敌情和战局发展的洞察是相对的，是模糊中的清晰。指挥决心就是在多种可能、多种方案中，对一种方案的认定和对其他与此相悖方案的否定，是选择的结束和实施的开始。战略思维的结果一旦具有确定性之后，便成为带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战略决策，并与战争力量相结合而进入实践领域。可以说历史上所有惊心动魄的战略行动，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