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战争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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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指导 J. F. C. 富勒 [英国] [出自《战争指导》] 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 ，1878 —1966） 英国将军，军事历史学家，军事理论家，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出生于奇切斯特；1899年开始服役，参加过英布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随英国远征军赴法国参战。1916年任坦克军参谋长；1917年在康布雷之战中使用坦克获得成功；1918年在拟制《1919年计划》时提出了建立和使用机械化军队的新观点。1922年任英国坎伯利参谋学院主任教官；1926年任英帝国陆军总参谋长军事助理；1929年任旅长；1930年晋升为陆军少将；1933年退役。此后任伦敦《每日邮报》记者，并长期从事军事历史研究和军事理论著述。富勒一生出版有三十多部军事著作，其中不少被英国陆军军事学院列为经典著作或选作教科书；很多著作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战争指导》是富勒晚年的一部重要军事理论著作。战争指导 J. F. C. 富勒 [英国] [出自《战争指导》] 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 ，1878 —1966） 英国将军，军事历史学家，军事理论家，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出生于奇切斯特；1899年开始服役，参加过英布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随英国远征军赴法国参战。1916年任坦克军参谋长；1917年在康布雷之战中使用坦克获得成功；1918年在拟制《1919年计划》时提出了建立和使用机械化军队的新观点。1922年任英国坎伯利参谋学院主任教官；1926年任英帝国陆军总参谋长军事助理；1929年任旅长；1930年晋升为陆军少将；1933年退役。此后任伦敦《每日邮报》记者，并长期从事军事历史研究和军事理论著述。富勒一生出版有三十多部军事著作，其中不少被英国陆军军事学院列为经典著作或选作教科书；很多著作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战争指导》是富勒晚年的一部重要军事理论著作。
前言 J. F. C. 富勒 [英国] [出自《战争指导》] 战争的指导，就象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是一门艺术。医生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和治疗人们的疾病，减轻疾病给人体带来的痛苦，政治家和军人的目的，则是预防、治疗和缓解国际“身体”上的“疾病”——即战争。遗憾的是，这一点并非很多人注意到了。现在治疗的技术已经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战争的指导却还停留在炼金术的阶段。更糟糕的是，在本世纪中，战争又回到了野蛮的摧毁和残杀的形式。 有人对这一点也许会表示怀疑。那么，就请回顾一下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如果他对这两次战争的指导是满意的，这本书也就不适合他。假若他不满意，那么他就会看到，对这两次战争的指导，不仅没有疗效，反而增加了毒害，因为治疗比“疾病”本身更糟：整个时代都被搞乱了。帝国在逐渐地消失，欧洲被撕成了碎片，德国被分裂，革命蔓延到世界各地。今天，毁灭的恐惧笼罩着每个人的心；没有稳定的迹象，没有安全的感觉，更坏的是，没有荣誉的约束或甚至普通的礼仪能把国家联系在一起。 欧洲经历了许多的战争，一千年来，战争一直是狂暴民族的经常性消遣。不过，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没有一场战争是象本世纪的战争那样成为大灾难。但是，不能在战争本身去寻找原因，而应从战争的指导上来寻找。战争指导与1789年以来的各种伟大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贵族统治的衰败和民主制度的兴起，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群众和社会主义的出现，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和报刊的流行，宗教信仰的衰退和唯物主义的流行。所有这些巨大的变化都重铸了人类的文明；如果这些对战争的影响能够得到正确的判断，并因此来决定战争的指导，当今的世界也就没有理由如此混乱了。 “政治家和统帅应该首先作出的最重大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是根据这种观点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他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 克劳塞维茨在一百三十年以前就这样写了。如果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政治家和统帅们领会了这个思想，他们就不会犯那些无可挽回的错误。 不要想使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战争是一个历史问题。文明的变化对人类的战争是有影响的。检查这些变化并探索它们对战争指导的影响，则是本书的主题。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这一题目从未深人探讨过。而且，它是如此浩瀚和复杂，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是不完全的，只是尝试性的。 这本书不是1789年以来的战争史，也不是仅从军事角度来观察战争的指导，而是同时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来考察它们对战争的影响。为了不使本书的篇幅太长，我不打算检查所有的发展，只是选择了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例。在探讨每一具体战争的章节中，我也不准备详细地讨论这些战争，只会从中选出一些侧面，以便较好地说明他们的指导，而且更多的是错误指导。 介绍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是本书最重要的一章。他被称为近代战争之父。我不准备浓缩他的理论，只是从《战争论》中引用一些原文。这有两个原因：其一，他是第一个把战争看成是“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人。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至今为数不多；其二，我曾经遇到过许多引用或批评过克劳塞维茨理论的人，其中有军人，有政治家和其他人等，但是，在这些人中，真正研究过克劳塞维茨伟大著作的人，我只碰到过三、四个。其中之一，就是《战争论》第二版的编辑，已故的F.N.毛德上校。五十多年前，他把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介绍给我。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人也在研究。 不过，他们之中似乎没有一个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替西方同盟国指导战争的，否则他们不会搞得那么糟糕。 我也从其他一些作者的言论里自由地引用了一些片断。这主要是指福煦元帅、列宁和希特勒的著作。对于读者来说，也许显得有些乏味，但我相信，让这些人为他们自己说话，比试图解释他们的理论，可能更合适些。 至于说到工业革命，我始终把它看成为一个完整的事情，从它朦胧开始之日起直到今天为止，不是象某些作家那样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即在核能的应用和自动化的发展之前为一阶段，在此之后为另一阶段。 作为对读者的一种指导，我想提出的其它观点是： 在我们所考查的整个时期中，战争可分为两大类：具有有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和具有无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只有第一种战争给胜利者带来利益，而决非第二种。 在战争中，你不要为绝对的观念所束缚，也不要为不可改变的契约或决定所约束。就象机会的游戏一样，战争从来都是不能预定结尾的。行为总要适应环境，而环境则经常都在变化。 在战争中的野蛮行为是不合算的，这是一个少有例外的真理。另外，不要使你的敌人陷人绝望，尽管你会赢得战争，但是那样几乎会拖延战争，这对于你是不利的。 纵观战争史，值得注意的是，敌友关系是频繁变化的。当你打败了你的对手时，你应该明智地让他再站起来。这是因为，在下次战争中，你有机会需要他的帮助。 最后，我想以一个建议来作为结束。现在已有许多关于战争的教科书，虽然我对官方的教科书没有兴趣，但当我在写这本书时，却曾想到，谁要是再写一本《战争指导》，那将是大有可为的。但它应该是写给政治家和军人的，而且应该是必读之物。为了方便起见，它可以分为两部分，即“如何指导一场战争”和“不应该如何指导一场战争“，至于第二部分，正象本书将要指出的，有极其丰富的原始资料。 J. F. C. 富勒 一九六０年十二月
一、三十年战争与意大利雇佣兵长 专制国王的时代是从宗教战争的废墟中产生出来的。宗教战争到三十年战争（1618-1648）时期达到了顶峰。三十年战争的后半段，是由招收的雇佣兵进行残酷斗争，而且往往还有饥民伴随在一起。 [ 作者注：金德里《三十年战争史》第二卷第324页提到，有一支三万八千人的军队，却有十二万七千名妇孺和随营者尾随着。 ] 10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这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这时，中部欧洲已经成为废墟。据说，死亡人数达到八百万，其中还不算在战斗中被杀死的三十五万。在图林根的一个区里，十九个村庄的一千七百一十七栋房屋，只有六百二十七栋幸存下来；在波希米亚的三万五千个村庄中，战后还有人居住的不过六千个，其人口也从二百万减少到七十万。战争期间，人类相食的现象已不足为奇。迷信之风盛行一时。据说，在1625年到1628年之间，维尔茨堡的主教就以巫术的罪名活活烧死了九千人。1640年到1641年，在奈塞地区的西里西亚公国，烧死了一千人。 在这场战争中，令人震惊的残酷野蛮风气，与十五世纪在意大利流行的仁道战争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佛罗伦萨、米兰和其他公爵的公国里，诸侯间的斗争是依靠受过高度训练的职业雇佣兵来进行的。雇佣兵由雇佣兵长负责招募和率领。他们都是为了金钱来打仗的。他们可以在今年出卖给这个王子，而在明年，又转向对方，为另一个王子服务。对他们来说，战争既是一种生意，也是一门手艺。所以，在这样的战争中，勒索俘虏的赎金比杀死雇主的敌人更为有利可图。既然战争是他们的职业，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拖延一场战争就比结束一场战争显然更有利些。正如史学家裘克拉迪尼写的那样：“他们会把整个夏季时间都用来围攻一个要塞，这样就可以使战争无限地延长。当战役结束时，很少有人丧生，甚至毫无牺牲。” [ 作者注：引自《剑桥中古史》，第8卷第656页。 ] 十五世纪末，那些著名的军人，如帕罗.费里提和柯仑就曾宣称说：“要想赢得战争，靠的是思考和计谋，而不是实际的冲杀。” [ 作者注：转引自F.L.泰勒的《意大利的战争艺术》（1921 ），第11页。 ] 关于这些军人，阿曼爵士这样写道： “把指导战争的权力下放到伟大的雇佣兵长手中，让他们去执行，其后果往往是使战争变成一种巧妙的演习，或者象是进行—盘棋赛。作战的目的，只是想把敌人引人死角，然后将他们俘虏，而不是同他们进行一系列成本高昂的战斗。甚至可以对那些雇佣兵长提出怀疑，他们象是不忠实的拳师，有时会事先同对手达成协议，故意把战斗打成平局。即使发生战斗，往往也是一种并不流血的活动。……马奇维里曾经引证事实，说是在某次会战中，被杀死的人不过两、三个，而被俘虏的人却有好几百。” [ 作者注：《剑桥近代史》，第8卷第656页。 ] 在这些雇佣兵与雇佣兵进行的战斗中，外交上的一种新概念开始产生了。军人的“强权”与公民的“公理”的区别也开始出现。因此，对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早期的外交家和法理家来说，意大利可以作为一个实验室。
二、法理学家与战争的限制 最著名的一位法理学家是格劳秀斯（1583——1645）。三十年战争期间，他写了一本国际法教科书，即《战争与和平法》。该书攻击了国际的无政府状况，指责了无限战争的破坏性。同时，他也提出建议，认为在战斗、征服和榨取敌国时，包括对付敌国的平民百姓等等，都应当采取温和而有节制的态度。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托马斯·霍布斯（1588一1679）在他的《利维坦》一书中写道：“每个人在他还有希望达到目的时，都应该尽量致力于和平；只有不可能达到和平目的时，他才可以寻求和利用其他的手段，包括使用战争的手段。这是由理性所产生的一种律令，或者称为一股规则。”第一条，是谋求和保持和平，他称之为自然的基本法则；第二条，当然是进行自卫，他称之为自然权力的放弃。 [ 作者注：《利维坦》，第1部分第14章。 ] 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格劳秀斯，或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法理学家，都没有人认为应该禁止战争。他们很明智地排斥了乌托邦主义存在的可能性，但是主张，战争中的暴力和破坏性行为，应该有所节制。E.伏泰尔（1714—1707）讨论了节制的要求，并且在他的《万国公法》一书中作了详细的阐述。该书于1758年在纳沙泰尔出版。伏泰尔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个问题：因为所有的交战国都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那么他们之间谁是法官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没有法官，所以要制定调节战争的规则。这种规则，他称之为“国家之间的志愿性法律。” 伏泰尔写道：“这个法律的第一条，双方都承认存在着一种正规战争。如果人们希望在这种武装的暴力行为中也有秩序或规则。那就是要确立一条限制战争产生灾难的界限，并且要使和平得以归来的大门永远敞开。这一条是绝对必要的。要想指出任何其他的指导原则，那就不可能了，因为国家不承认有高于它的法官。 所以，决定战争行为的合法性以及战争效果的权利，从外部来看，从人类之间的关系来看，都不是依赖战争理由的正义性，而是战争手段的合法性，——这既是说，一切都应该符合于正规战争的要求。” [ 作者注：《万国公法》（约瑟夫·奇蒂翻译，1834年英文版），第381-382页。 ] 关于战争中所应用的正当方法，他又谈到： “任何施加于敌人的不必要的伤害，任何不能带来胜利以及不能促使战争结束的敌对行为，都是受自然法律指责的放纵行为。 但是，这种放纵行为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国与国之间，要有相当的忍耐。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为使战争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就需要准确地决定进行战争的时间会有多久。即使有可能对这一点作出准确判断，国家仍然不会承认，因为她对每一种指导的形式都要进行判断，她要继续完成许多的职责。如果你为指责战争中过分残暴的指控打开了大门，那也只能增添抱怨的次数，而且也会影响对峙的双方，使他们在思想上增加敌意，并使新的创伤不断出现。只有一个被彻底摧毁，宝剑才会插入剑鞘。所以，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提出一个共同的规则。这种规则应该不受环境的限制，切实可靠，而且容易应用。当然，这些规则不应该教育人们用绝对观念去观察事情，如果那样就与我们的描述不符合了。”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369页 ] 所以，“节制”是一个关键。应该不使什么东西得以阻碍和平的恢复。关于这一点，伏泰尔说： “一个和平条约只不过是一种折衷的结果。如果人们在战争中坚决遵守严格而刻板的正义规则，双方都固执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并且互不让步，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签订和约。涉及引起战争的问题，当然需要有一方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要责备自己有过不公正的要求。关于这一点，除非已被逼到最后的绝境，不然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有一方承认他的事业是非正义的，那么，他就必须同时谴责为支持这一事业而进行的每一个行动。同时，要归还掠夺来的一切，赔偿战争的费用，并且补偿损失。于是就产生另外的问题：对于所有的损失，如何形成一个正确的估计？对于流血事件，大批公民的伤亡，以及家庭的毁灭，又该付出什么代价？当然还不只是这些。遵守严格的正义规则，就要求使非正义战争的始作俑者受到相应的惩罚，并保证曾经遭受他的进攻的人们在未来得到安全。……即使是正义的一方，他也会越出合理自卫的范围，而在进行战争的过程中，因不适当的过分行为而致罪，尽管这一方的战争目的在最初是合法的。他也许有许多冤屈，不过严格的正义规则将要求补偿他们。他可能征服了一片土地，并且夺得了超过他所受损失的价值的战利品。但是，有谁能准确地计算和正确地估计这个呢？……继续进行战争，直到一方完全毁灭为止，这是令人不安的。而且，如同从事某种事业，我们最终还是要把自己的思想转向和平的恢复，因此，应该指引我们所有的措施去达到有益的目的。但是，这里没有其他的权宜之计，只能考虑双方的要求和彼此都不满的折中方案，并且通过实际上平等、公正的会议，来结束所有的争议。这是容许的。在这样的会议上，对于战争的最初起因，对于那些会引起各种敌意举动的争吵，可以不作任何决议，也不要指责哪一方是非正义的——没有人会屈从这一指责——只需要形成一个简明的协议，决定在所有权利废除之际，每一方将接受什么样的同等条件。”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369页 ] 更进一步地说，因为“和平条约的作用是要结束战争，消除战争中的争议”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437一8页。 ] 所以，“如果一个不公正的、贪婪的征服者征服了一个国家，并且迫使这个国家接受无情的、屈辱的、难以容忍的条件，那就需要迫使她屈从，但是，这种外表的平静不是和平。在这里面蕴藏着一种反抗力量，当被征服的国家忍受到一定程度时，她就会起来，以斗争的手段摆脱这种屈辱的和约”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438页。 ]
三、专制国王的军队 不管法理学家们提出过什么建议，如果不是因为宗教改革而使罗马教皇的权威严重削弱的话，这些建议都是毫无意义的。在此之前，“神权国王”被当作是他那王国里为世俗崇奉的上帝的可信赖的代理人。在此之后，就新教的国家来说，为了宗教的目的还是如此，但是在天主教国家里，最高统治者已不认为大主教举行的加冕典礼与其他的圣职仪式有什么不同。1661年，路易十四世登基，并亲自接管了法国的统治权。他接收了一个专制帝王应有的权力与权利。他的理论是“王权神授”。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445页。 ] 作为上帝的代理人，他具有一种神明，而且，他和他的宫庭都成了欧洲大陆诸王国的楷模。简单地说，法国在政治上又回到了意大利专制君主式的统治形式。 然而，在十五世纪的暴君和十七、十八世纪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军事性的。暴君的权力植根于职业性雇佣兵的基础之上，而国王的权力则建立在职业的常备军的基础之上。尽管常备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查理七世的时代（1445一1448年），但是直到1643年，当大孔德在罗克洛打败西班牙的旧式陆军以后，法国的陆军（不久被劳弗斯改组）才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所有常备军的典范。与早期的类型不同，这些新的常备军永久性地保持着战斗准备，而且只接受其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奥本海姆在他所著的《国际法》一书中写道： “若不是常备军制度的建立，那么战争的法律和惯例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若没有纪律，战争行为的人道也将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他们（常备军），军人与平民之间也就不会出现重大的差别。” [ 作者注：《国际法》第四版（1926），第2卷136页。 ]
<P> 军人从市民中分离出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后者在三十年战争中遭受到野蛮的恐怖。此外，中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在人口、资源和财富等方面遭受了极巨大的消耗。这就使新的常备军不得不在规模上受到限制。交通和农业的不发达，也限制了大规模兵力地成长。 [ 作者注：萨克斯元帅认为，一支军队理想的规模是46000-34000步兵和12000骑兵，加上炮兵，大约50000人。 ] 于是，在每一个国家里，陆军都由一支长期服役的士兵所组成，它是一个有纪律的集体，与市民人口完全分开。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中，它的行动都要受到严格的约束。 </P>
<P>（未完）</P>
二、法理学家与战争的限制 最著名的一位法理学家是格劳秀斯（1583——1645）。三十年战争期间，他写了一本国际法教科书，即《战争与和平法》。该书攻击了国际的无政府状况，指责了无限战争的破坏性。同时，他也提出建议，认为在战斗、征服和榨取敌国时，包括对付敌国的平民百姓等等，都应当采取温和而有节制的态度。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托马斯·霍布斯（1588一1679）在他的《利维坦》一书中写道：“每个人在他还有希望达到目的时，都应该尽量致力于和平；只有不可能达到和平目的时，他才可以寻求和利用其他的手段，包括使用战争的手段。这是由理性所产生的一种律令，或者称为一股规则。”第一条，是谋求和保持和平，他称之为自然的基本法则；第二条，当然是进行自卫，他称之为自然权力的放弃。 [ 作者注：《利维坦》，第1部分第14章。 ] 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格劳秀斯，或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法理学家，都没有人认为应该禁止战争。他们很明智地排斥了乌托邦主义存在的可能性，但是主张，战争中的暴力和破坏性行为，应该有所节制。E.伏泰尔（1714—1707）讨论了节制的要求，并且在他的《万国公法》一书中作了详细的阐述。该书于1758年在纳沙泰尔出版。伏泰尔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个问题：因为所有的交战国都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那么他们之间谁是法官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没有法官，所以要制定调节战争的规则。这种规则，他称之为“国家之间的志愿性法律。” 伏泰尔写道：“这个法律的第一条，双方都承认存在着一种正规战争。如果人们希望在这种武装的暴力行为中也有秩序或规则。那就是要确立一条限制战争产生灾难的界限，并且要使和平得以归来的大门永远敞开。这一条是绝对必要的。要想指出任何其他的指导原则，那就不可能了，因为国家不承认有高于它的法官。 所以，决定战争行为的合法性以及战争效果的权利，从外部来看，从人类之间的关系来看，都不是依赖战争理由的正义性，而是战争手段的合法性，——这既是说，一切都应该符合于正规战争的要求。” [ 作者注：《万国公法》（约瑟夫·奇蒂翻译，1834年英文版），第381-382页。 ] 关于战争中所应用的正当方法，他又谈到： “任何施加于敌人的不必要的伤害，任何不能带来胜利以及不能促使战争结束的敌对行为，都是受自然法律指责的放纵行为。 但是，这种放纵行为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国与国之间，要有相当的忍耐。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为使战争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就需要准确地决定进行战争的时间会有多久。即使有可能对这一点作出准确判断，国家仍然不会承认，因为她对每一种指导的形式都要进行判断，她要继续完成许多的职责。如果你为指责战争中过分残暴的指控打开了大门，那也只能增添抱怨的次数，而且也会影响对峙的双方，使他们在思想上增加敌意，并使新的创伤不断出现。只有一个被彻底摧毁，宝剑才会插入剑鞘。所以，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提出一个共同的规则。这种规则应该不受环境的限制，切实可靠，而且容易应用。当然，这些规则不应该教育人们用绝对观念去观察事情，如果那样就与我们的描述不符合了。”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369页 ] 所以，“节制”是一个关键。应该不使什么东西得以阻碍和平的恢复。关于这一点，伏泰尔说： “一个和平条约只不过是一种折衷的结果。如果人们在战争中坚决遵守严格而刻板的正义规则，双方都固执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并且互不让步，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签订和约。涉及引起战争的问题，当然需要有一方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要责备自己有过不公正的要求。关于这一点，除非已被逼到最后的绝境，不然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有一方承认他的事业是非正义的，那么，他就必须同时谴责为支持这一事业而进行的每一个行动。同时，要归还掠夺来的一切，赔偿战争的费用，并且补偿损失。于是就产生另外的问题：对于所有的损失，如何形成一个正确的估计？对于流血事件，大批公民的伤亡，以及家庭的毁灭，又该付出什么代价？当然还不只是这些。遵守严格的正义规则，就要求使非正义战争的始作俑者受到相应的惩罚，并保证曾经遭受他的进攻的人们在未来得到安全。……即使是正义的一方，他也会越出合理自卫的范围，而在进行战争的过程中，因不适当的过分行为而致罪，尽管这一方的战争目的在最初是合法的。他也许有许多冤屈，不过严格的正义规则将要求补偿他们。他可能征服了一片土地，并且夺得了超过他所受损失的价值的战利品。但是，有谁能准确地计算和正确地估计这个呢？……继续进行战争，直到一方完全毁灭为止，这是令人不安的。而且，如同从事某种事业，我们最终还是要把自己的思想转向和平的恢复，因此，应该指引我们所有的措施去达到有益的目的。但是，这里没有其他的权宜之计，只能考虑双方的要求和彼此都不满的折中方案，并且通过实际上平等、公正的会议，来结束所有的争议。这是容许的。在这样的会议上，对于战争的最初起因，对于那些会引起各种敌意举动的争吵，可以不作任何决议，也不要指责哪一方是非正义的——没有人会屈从这一指责——只需要形成一个简明的协议，决定在所有权利废除之际，每一方将接受什么样的同等条件。”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369页 ] 更进一步地说，因为“和平条约的作用是要结束战争，消除战争中的争议”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437一8页。 ] 所以，“如果一个不公正的、贪婪的征服者征服了一个国家，并且迫使这个国家接受无情的、屈辱的、难以容忍的条件，那就需要迫使她屈从，但是，这种外表的平静不是和平。在这里面蕴藏着一种反抗力量，当被征服的国家忍受到一定程度时，她就会起来，以斗争的手段摆脱这种屈辱的和约”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438页。 ]
三、专制国王的军队 不管法理学家们提出过什么建议，如果不是因为宗教改革而使罗马教皇的权威严重削弱的话，这些建议都是毫无意义的。在此之前，“神权国王”被当作是他那王国里为世俗崇奉的上帝的可信赖的代理人。在此之后，就新教的国家来说，为了宗教的目的还是如此，但是在天主教国家里，最高统治者已不认为大主教举行的加冕典礼与其他的圣职仪式有什么不同。1661年，路易十四世登基，并亲自接管了法国的统治权。他接收了一个专制帝王应有的权力与权利。他的理论是“王权神授”。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445页。 ] 作为上帝的代理人，他具有一种神明，而且，他和他的宫庭都成了欧洲大陆诸王国的楷模。简单地说，法国在政治上又回到了意大利专制君主式的统治形式。 然而，在十五世纪的暴君和十七、十八世纪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军事性的。暴君的权力植根于职业性雇佣兵的基础之上，而国王的权力则建立在职业的常备军的基础之上。尽管常备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查理七世的时代（1445一1448年），但是直到1643年，当大孔德在罗克洛打败西班牙的旧式陆军以后，法国的陆军（不久被劳弗斯改组）才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所有常备军的典范。与早期的类型不同，这些新的常备军永久性地保持着战斗准备，而且只接受其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奥本海姆在他所著的《国际法》一书中写道： “若不是常备军制度的建立，那么战争的法律和惯例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若没有纪律，战争行为的人道也将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他们（常备军），军人与平民之间也就不会出现重大的差别。” [ 作者注：《国际法》第四版（1926），第2卷136页。 ]
<P> 军人从市民中分离出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后者在三十年战争中遭受到野蛮的恐怖。此外，中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在人口、资源和财富等方面遭受了极巨大的消耗。这就使新的常备军不得不在规模上受到限制。交通和农业的不发达，也限制了大规模兵力地成长。 [ 作者注：萨克斯元帅认为，一支军队理想的规模是46000-34000步兵和12000骑兵，加上炮兵，大约50000人。 ] 于是，在每一个国家里，陆军都由一支长期服役的士兵所组成，它是一个有纪律的集体，与市民人口完全分开。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中，它的行动都要受到严格的约束。 </P>
<P>（未完）</P>
四、有限战争 十八世纪的著名将领之一萨克斯元帅，在他所著《战争艺术论》一书的开头写道：“组成军队的兵员，一些是志愿来的，一些是俘虏来的；有时，也有一些是强征来的。但最普通的手段，是进行欺骗。例如，先悄悄地把钱放进一个人的口袋里，然后要求他去当兵。”萨克斯不赞成这样做。招募来的人大都是社会的残渣，因此必须要有森严的纪律。正如腓特烈大帝所说，荣誉对他们来说是一钱不值的，所以“必须使他们害怕他们的长官胜于害怕危险，如果纪律稍有放松 ，就能产生野蛮的行为。” [ 作者注：转引自《近代战略的标志》（1943年版），第55页 ] 能否产生这样的效果是有争议的，但有一点则确信无疑，那就是残忍的纪律有可能限制战术的正常发挥。于是，部队只能采取密集队形活动，并且在军官的眼皮底下进行。士兵要想逃脱皮鞭的鞭笞，只有逃跑。所以，在十八世纪时，逃跑之风十分严重，以致于腓特烈不得不采取措施，拟定详细的规则，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这些措施包括：避免一切夜行军；士兵被派去搜集粮秣或去洗涤时，必须要有军官随行；尽量减少追击行动，以防止士兵在混乱之中逃跑。此外，还有一个限制因素，那就是常备军的费用高昂，资金不足，在这期间的战斗中，伤亡率很高。这是因为，当时排枪互射的距离很近，通常是在30步到50步之内进行的。当然，萨克斯也曾这样说过，“我见到近射程内的交火杀死的甚至不到四人。”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双方有时私订了心照不宣的协定，只住对方的头顶上放枪。他们都知道，死亡是太可怕了。但总的说来，伤亡是大的。尼克森上校曾经指出，在马法奎特战斗中，据权威人士的估计，联军的损伤为33％，另一位则估计为22％。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一般的损失为15％到20％。在托尔高会战（1760）中，腓特烈损失了30％。在佐恩多夫会战（1758）中，俄军损失了50％。这可是一个“世界纪录”，不过，这支野战部队战斗了一天，也未能完全打垮战败的一方。 [ 作者注：尼克森：〈乌合之众，1793-193。〉（1940年版），第59页。 ] 上述事实很清楚地说明，当时为什么要回避战斗，为什么迂回作战之风十分盛行。另一个原因是补给制度的变化：由于抢劫已被禁止，部队不得不依靠供应纵队提供给养。这样一来，就要有许多仓库，而且要从国内基地提供补充，或者使用现金从当地购买。一般来说，仓库都设在要塞里，或设在设防的城市里。为了获得仓库，必须争夺要塞和城市，因此，围城战术也就风行一时。这种补给制度的最大弱点，就是限制了军队的行动范围。要保障部队得到充足的给养，从最近的要塞算起，它的行程的最大限度，只能限制在七天之内，而且离最近的野战面包房的距离，不能超过两天的行程。只有在供给系统出了差错时，部队才可以迫不得已而采取武力手段去征集给养。 平民的生活与战争是完全脱离的。劳伦斯·斯特恩曾写了一部游记，叫做《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记》，他叙述说：在七年战争期间，他仓促地离开了伦敦，来到巴黎。他当时未曾考虑“英国正在同法国交战”，在到达多佛尔时，才突然想起自己没有护照。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的旅行。到达凡尔赛后，法国的外交大臣乔叟公爵派人给他送去一个护照。他在巴黎受到了他的法国崇拜者们的热烈欢迎。 那时，战略的手段是要消耗敌人，而不是歼灭敌人；是要耗尽敌人的精力，而不是杀死他。所以，战略打击的目标，通常是敌人的补给线和他的要塞，不是敌人的军队。早在1677年，奥尔瑞公爵就曾经说过：“我们作战时，不是象狮子，而是象狐狸；可能要在二十次围城之后才来一次战斗。” [ 作者注：《战争艺术》（1677年版），第15页。 ] 二十多年之后，丹尼尔·迪福又说：“现在，双方通常都有五万人的军队，在彼此看得见的地方安营扎寨。整个战役中都在回避，或用时髦的叫法，都在观察和监视对方。然后，冬季也就来临了。” [ 作者注：亨利·摩里：《迪福的早期生活和早期著作》（1939年版），第135页 ] 在1793年的皮齐同围攻战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有限性”围攻的完善例证。高多尼曾在回忆录中写道： 双方议定休战以后，“在缺口处搭起了一座桥，使围攻者与被围攻者之间可以交往。随后，到处大开筵席，军官们轮流请客。里里外外，都在纵酒狂欢。附近地区的居民，也都步行、骑马或乘马车聚集到这里来。食物已从各地运来。此刻所见到的，真是一片富足的场面。不需要医生，也不需要杂技演员，这里成了迷人的市场，欢乐的场所” [ 作者注：《高多尼回忆录》，1814年英文版，第1卷207页 ] 在有限战争年代，所有一切拖延行动都是以消耗对方为基本原则。由于资金不足，而常备军又不带民兵，一年十二个月都得付给他们薪饷，所以很明显。对于当时有见识的军人来说，消耗敌人的财源是赢得一场战争的有效方法，而就其本身来说，这也要比在战斗中沉灭敌人所受的损失小得多。因此，当时的决定性因素是钱，而不是血。当然，迂回运动要求有高超的技艺和准确的判断，但在这种运动的过程中，敌人的府库开始枯竭。如果敌人不愿意破产，就得和他的对手进行和平谈判。关于这一情况，萨克斯元帅在论战斗时曾经说过： “虽然我对会战问题已经讲了许多，但是在实际上我并不赞同，特别是在一场战争开始时候；我相信，一个有才干的将军会避免它们，并且根据他的愿望尽可能地延长战事。没有别的办法能比这种指导方法更多地减少敌人，或者带来更多的好处。” [ 作者注：《高多尼回忆录》，1814年版，第一卷163-164页 ] 近代的批评家福煦元帅曾据此认为，萨克斯是完全反对会战的，并且嘲笑他具有如此避战的观点。这是某些人的一种错误，他们不是没有读懂萨克斯的著作。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论点而断章取义。 萨克斯是在芳藤诺伊、罗可斯和劳弗德等战役中的胜利者，他象腓特烈和福煦一样，深刻理解会战的价值，看看他所作的结论： “不过，我这样说也许不会被人所理解。如果你有机会进行会战，而且有预期取得胜利的种种理由，那么，你当然不应忽视这种机会。但是，这只是暗示着可能进行战争。一般进行战争，就不要相信任何的偶然性，而应该在将道的领域内发挥技能，达到完美的标推。如果环境对你很有利，引诱你去进行会战，那么，你就应该知道在下一步如何获取胜利。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关于这些事情，根据当今流行的风气，不应当满足于自己成了战场的主人。宗教上有着这样一条格言：允许失败的军队进行撤退是很明智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法，这是一条错误的原则。对于你来说，与此相反，应该是乘胜追击，全力以赴地追击。敌人的撤退，起初可能是整齐的，有秩序的，但到后来，也许很快就会变成真正的溃退。” [ 作者注：《高多尼回忆录》，1814年版，第一卷164页。 ] 在这个时代，尽管是以迂回运动和围城运动著称，但是仍然进行了许多次大的会战，至少有八次是具有决定性的。而且，在这些战斗中还产生出了许多名将。例如：沃邦、杜伦尼、欧根亲王、马尔波罗、查理七世、韦拉尔斯、萨克斯、腓特烈和苏沃洛夫等。 另外，约翰.弗特斯鸠爵士对于十八世纪战争的评论，也是值得引述的。他写道： “在那个时代，一场战役的目的往往不是找到敌人，也不是打败敌人。根据大多数权威的意见，若要制胜，还有两种办法：或者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战斗，或者是舒适地生存下来。舒适地生存下来，就是在敌人的土地上取得补给品。一支部队要能在敌国生活下来，即使一枪不发，也算是对这场战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迫使敌人消耗他们的补给品，就是一种成功。如果能强迫敌人向对方提供补给品，则是进一步的成功。要是能在敌人的领域内宿营过冬，则是一种更大的成功。因此，只要进人敌境，并且在数周之内迫使敌人进进退退，不给他有打击的机会，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成功。这样的成功定会激怒象奥朗目的威廉姆这样的低劣的将军，使他做到绝望和灾难。” [ 作者注：《英国军队史》，（1899版），第1卷第358页。 ] 这是一种纯理智的和不动感情的战争体系，费里罗曾经就此作过下述结论： “有限战争是十八世纪最崇高的成就之一，它属于温室植物那一类，只有在贵族化和高贵化的文明中才能茁壮成长。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有这种可能性了。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我们失去了许多好的东西。这也是其中之一” [ 作者注：《和平与战争》，（1933年版），第62-4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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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征兵制带来的变化 民主使所有的人在理论上居于平等的地位，而征兵制则使所有的人在实际上处于平等的地位。康多尔塞特也许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在他的《人类精神进步史》一书中，已把步兵的兴起与民主的兴起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他把这个顺序颠倒一下，也许更加正确一些，因为是滑膛枪创造了步兵，而步兵建造了民主。这就是说，权力消失以后，在刺刀下实行平等便成了问题的实质。从此，一人一枪成为了一人一票，直到选票和枪都要以百万来作为计算单位。这样一来，就导致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和军事的转变。对此，福煦曾经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一些观点： “法国革命凭着它原则的力量和能力，凭着它所鼓舞起来的人民的热情，已把整个民族的全部重量和一切力量，都投放到天平上了。而在过去，天平上的重量只是有限的军队和国家的有限（正常）税收。” “各国的政府官员，历来都很重视战争中的联盟关系，而法国人对于这种政治同盟却是不太重视的。这种联盟关系可能减弱国家的力量，使野蛮的战争因素服从于比较含蓄的外交因素。然而，法国的陆军却一往直前，势不可挡，战胜了许多国家。这一结果，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敌人都大为惊讶。可见，一个国家的自然力量是多么强大，与那些人为的外交组合加以比较，又是多么伟大而又动机单纯。因为在外交组合当中，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互相拖累的。” “法国革命的惊人成功，当然不能完全归功于新的作战方法的应用，更重要的是政治与行政体制的彻底改革，以及其政府的性质，民族的情况等等……其他国家的政府，还不知道应该如何鉴别这些新的条件，因此，它们仍然试图使用一般的手段，来对付这压倒一切的力量。这也就是他们所有政治错误的根源。” 对于这些看法，福煦作了如下的评论： “确实，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民族战争的时代。这种战争具有令人疯狂的步调，因为它注定着要把国家的一切资源都投入到战斗之中。人们在战争中将追求一个目标，这不是王朝的利益，也不是想征服或占领某一个省区，而是为了防卫或传播一种哲学思想，为了保护或宣传一种独立、统一原则，以及各种非物质利益的原则。最后，也就把每一个人的私人利益与财产都当成了赌注。从此燃起了怒火。这种暴力的因素，在过去是很少使用的。” [ 作者注：转引自福煦的《战争原则》，第29页。福煦的引文没有标出引用克劳塞维茨言论的出处，而我们在《战争论》中又没有找到这些话，因此，克劳塞维茨的言论一定是出自其他著作。 ] 要想激励成千成万的新兵，必须依靠我们今天所谓的“宣传”。1792年4月25日，鲁日·德·李尔创作的《马赛曲》开始在法国流传。在所有的战争歌曲中，这是最能振奋人心的一首。它鼓起了大批人员的情绪。政客们还采取了一切手段，来激发战士们的勇气培养他们憎恨敌人的感情。乔治·西尔威斯特·维里克写道：“没有恨，也就不可能有宣传。只要给我某种仇恨的东西，我保证于24小时之内，可以在任何地方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宣传战役。” [ 作者注：《仇恨的种子》，1931年版，第16页。 ] 就这样，仇恨统治着法国，从此以后，战争变得毫无止境了。 宣传能煽起人类的兽性。法国保王党人马梅·杜·庞曾说：“这是一种恶魔似的战术，发明的人称得上是怪物。……五万名‘野兽’愤怒地口吐白沫，象食人者似地嚎叫着，以最快的速度向着战士猛冲过来，而对方的战士是没有这种勇气的。” [ 作者注：引自《武装集团》，第91页。 ] 征兵制改变了战争的基础。以前，士兵的成本是高昂的，现在廉价了；人们曾是尽量避免战斗，而现在却是在寻找战斗，而且不管损失有多重，只要一征兵，就能很快补充好。没有征兵制，拿破仑的征服政策也就不可能实现。1805年，在夏布仑，拿破仑曾对梅特涅夸口说，他可以担负得起一个月三万人的消耗——现在的人命象是泥士一样便宜。 这样的武装队伍，要求在军事管理和后勤方面有一种彻底的改变。过去，军队使用帐篷；他们的行进是排成漫长的纵队前进的；军队进人战斗之前，还要有秩序地集中起来。他们的给养和饲料，都要依赖补给纵队、野战面包房、面包护送队和仓库。现在，所有这些不是被取消了，就是被彻底地更改了。帐篷是被取消的，因而数百辆运载帐篷的大车也随之不见了，士兵们开始野外露宿；行动迟缓的漫长的纵队，已按师的单位分成比较小型的纵队；这样，在战斗之中和战斗之前都可以集中。运输纵队也被尽量地削减，实行了义务征用，来代替有条理的口粮配给。这通常都意味着对农村的抢劫。由于有所改变，减少了数以千计的运输车辆和骡马，使革命军的战略机动性和战术灵活性有了很大的加强。行军路程的增长和野外宿营的采用，在人的消耗方面当然要比旧的、舒适的体制增加许多，但是，征兵制能够很快地补充这一消耗。 征兵制对于战争还产生了另一个重大影响。因为士兵是从社会的各阶层招募来的，一般说来，他们比旧式皇家陆军的士兵更加机敏。当然，他们的纪律是要差些。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不会进行那个时期机械式的队形变换，但是，他们很快就发明了适合于自己好战心情和能力的战术。排枪发射取消了，大体上是瞄准射击取而代之；在密集的队形之外，又加上散开队形，而且还组成了一个“散兵”营，它的任务是走在突击纵队前面为其开路。罗伯特·威尔逊爵士曾说过：“这些散兵，象雪貂一样敏锐，象松鼠一样活跃。” [ 作者注：H.伦道夫著：《罗伯特·威尔逊爵士的一生》（1862年版），第1卷第84页。 ] 约克公爵的副官也写道：“有时，在几乎被围困的情况下，我们并不感到已被逼得非逃跑不可的地步，骚扰的狐狸也不会有这种感觉。” [ 作者注：《亨利·卡尔弗特爵士的日记和通信》（1853年版），第220页。 ] 关于征兵问题，一位普鲁士军官曾评论说：“在森林中，当士兵们不能进行队列运动时，只能解散队伍，在树木的掩护下进行射击。这时，他们不仅可以和我们相等，甚至还能比我们占有优势。我们的人，习惯于肩并肩地在空旷的战场上作战，很难适应于这种看起来混乱而没有秩序的情况。然而，为了不成为敌人的目标，这种‘混乱’局面是很必要的。” [ 作者注：引自A.乔奎特著：《革命战争》，第2、第96页。 ] 这种征召来的革命军队，同旧的皇家陆军比较起来，在战略和战术方面，拥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但是，在政治方面却存在着一个极为严重的缺点，以至有可能抵消一切的优点。一个实行征兵制的国家，即是全民皆兵的国家，也是—个以歪曲宣传来维持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是很难维护持久和平的。它强迫失败者所签订的和平条约，通常都是极不合理的，因此，只可能是不稳定的休战，失败者只是出于被迫才签订这样的和约。一旦有了适当的机会，他们就会把和约推翻。 费奥罗指出：“这是一种疯狂步调的战争。革命和帝国，把这种战争强加到欧洲身上。在这类战争的根源上，存在着一种心理上的错误，就是幻想着以巨大的和决定性的胜利来帮助保卫和平，而事实上，却使和平的保卫变得更加艰难，甚至于成为不可能。这一错误是使整个革命和帝国，使十九世纪，并延续到我们今天这段历史形成混乱状态的关键。” [ 作者注：《和平与战争》，第127页 ]
四、 民主与宗族道德 在欧洲，除了相近似的宗教战争之外，所有的疯狂步调的战争都是民主性的斗争，其精神来源于“全体意志”。引用A.F.弗里曼教授的话来说，古希腊的民主城市国家之间的频繁战争，带来了“浩劫与毁灭”，以及“各种野蛮的报复行为“。 [ 作者注：《历史论文集，第二集》，（1875年版），第175页 ] 查尔斯·奥曼指出，我们发现，在中世纪战争中，民主化的瑞士人“令人吃惊地凶猛，他们完全不顾邻国的权利。……他们以具有一种蓄意的无情的残酷而出名。” [ 作者注：《中世纪的战争艺术》，（1921年版），第2卷第168页。 ] 民主的法国革命军的行为也是如此，没有丝毫的不同。因此，阿诺德·托因比教授才对下述一点迷惑不解：为什么从法国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民主思想，不仅不能阻止战争，“反而……积极地把其‘活力’投人到战争之中呢？”他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因而问道：“民主怎能成为一种反社会的力量呢？因为民主‘呼吸着福音的精神’，而且它的动力就是爱。” [ 作者注：《历史研究》，第4卷第l56、57页。 ] 这就象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一样，是一个伟大的神话。而且，只要它继续存在着，民主就被认为是一种爱好和平的制度。对于托因比的问题也就找不到合理的答案。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战争问题的理解也包含在这一问题的正确答案之中。只有找到了正确的答案，才有节制战争的可能性，才有消除战争的可能性。 这一答案是不能在抽象的推测中发现的，而应该到人性中去寻找。关于这一点，赫伯特·斯宾塞尔曾经说过：“我相信，对于一个成年人，你只要观察他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解他的个性，并合理地认识他，而且不管他的学历如何。如果你研究了过去几千年历史的发展，那么，你也就能够推测到人性的问题。” [ 作者注：见D.邓肯的《斯宾塞尔传及其信笺》（1908年版），第62页。 ] 在1802一1893年间，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工作以后，斯宾塞尔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哲学体系》，其中有两卷写的就是“伦理学原理”。他希望，能在关于演变的研究中找到一种准则，以便把人类的行为（即伦理）安置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然而他发现，在人类交往的进化中，同时存在着两种准则，每一种都有它的独立性。他称之为“友好准则”和“敌意准则”。他就此写道： “野蛮的部落和文明的社会，都同样地进行对外自卫和对内合作——对外对抗和对内友好。所以，它们的成员也就需要有两种不同的感情和观念，以适应这两种不同的活动。” [ 作者注：《伦理学原理》，（1892年版），第一卷第322页。 ] “经常地对外怀着敌意的生活。会引出一种准则，即主张侵略、征服和复仇，而使和平的合作遭到拒绝。相反地，内部和睦的生活，则会导致另一种准则，即产生一切都和谐合作的美德——正义、善良和诚实，尊重每个人的要求。” [ 作者注：《伦理学原理》（1892年版），第一卷第471页。 ] “在每一个社会中，敌意的伦理现念和友好的伦理观念是随着内外的条件而同时容纳的，因此也就会形成一个感情与观念自相矛盾的集合物。” [ 作者注：《伦理学原理》（1892年版），第一卷第316页。 ] 这样，就有“两种义务和道德，以相似的方法受到指责与赞扬，但是当其中之一（如友好准则）与伦理概念结合在一起时，另一个（即敌意准则）就不会与之发生联系了。” [ 作者注：《伦理学原理》（1892年版），第一卷第324页。 ] 所以，人类的行为是以两种不同的推动力为基础的：一种是自然提供的，是天生的，因而也是本能的；另一种是社会环境的压力。一个部落要想生存，它的成员必须要有在战斗中自愿牺牲的精神；一个部落要想维持自己的结合，它的成员必须服从部落的戒律。戴维指出，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是孤立、猜疑和敌对的；但是，在部落之内，共同利益却能促使他们一致对外，内部团结起来进行自卫。这样，在自己的部落（内集团）和其它的部落（外集团）之间就出现了差别。在“内集团”中，和平与合作是本质，而对待所有的外族人，他们天生的感情就是憎恨与仇视。这两种关系又是相互关联的。为加强他的论据，戴维又引用了萨默所著《民俗学》中说的一段话： “为了同外族人进行战争，要求内部保持和平，免得内部的不和减弱了‘内集团’的战斗力量。为了防止争吵和增强纪律，也要求‘内集团’内部要有政府和法律。这样，和平与战争就相互其作用，相互发展，只不过一个是在集团内部，另—个则体现在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中。内部团结越密切，他们就越强大，战争也就越激烈，于是内部的组织与纪律也越紧密。” [ 作者注：莫里斯·R·戴维著：《战争的演进》，（1929年版），第16页。W.G.萨默著：《民俗学》，（1905年版），第12页。 ] 因此，出现了两种道德标准，或称为两种道德态度：一种是对“内集团”来说的，另一种是对“外集团”来说的。这两者的出现都是为了同一利益：“在对外战争中，杀人、抢劫，实行血腥复仇和掠夺妇女，都是有功的”；而在“内集团”中，则不能有这些行为。 [ 作者注：见戴维著《战争的演进》，第17页。 ]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前前后后的关系中是理解了这一点的。例如，色诺芬曾使居鲁士反抗其父王的教诲。居鲁士的父王告诫儿子：一个将军应该使自己成为一个主谋者，一个骗子，一个小偷，一个强盗。于是，居鲁士反驳说，这和课堂里所学的指导自己行为的准则正好相反。这时，他父王回答说：“那些课程是为朋友和同胞而设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教导是有益处的，但是，对于你的敌人则有所不同。难道你不记得，对于他们，那是教你去加以危害的。”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篇中曾让波勒马库斯回答苏格拉底的提问：“什么是正义？”并回答说：“正义就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 [ 作者注：柏拉图著：《理想国篇》，卷一第334页。 ] 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一书中声称：“在战争中，威力与欺骗是两大美德。” [ 作者注：《利维坦》第一部分第8章。 ] 这一说法暗示，在和平时期，它们就是两大罪恶。大卫·休漠在他的《随笔及论文集》中写道：在战争中，“我们收回了我们的正义感和同情感，并且让非正义和敌意来取代它们。” [ 作者注：《随笔及论文集》1772年编，第2卷第273页。 ] 只要浏览一下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任何报纸，就可以向带有疑问的读者证明，这种说法是确实的。 原始人类的最危险的敌人，是他们自己的同类。今天，人类的敌人仍然是人类本身，同五十万年以前的情形完全一样。战争和追逐是人类的要求；这就说明，每个小孩为什么天生喜爱玩枪，而每个成年人一谈到谋杀就津津乐道。 对于石器时代的人类来说，战争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每个成年男子的职业。今天仍是如此，而且还增加了大批妇女。野蛮人进行战争的目的，是要杀死敌人所有的男子，掠夺妇女和儿童。武器的发明改变了这一情况，因为要让武器来区别受害者的不同是不可能，屠杀成了总的趋势。 人类的本性决不象和平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它是千万代野蛮、残忍的前辈遗留下来的产物，几乎成了人类的一种本能。恐惧是一种最普遍的心理因素，野蛮人与文明人在这一点上是毫无区别的，这在三个月的婴孩身上都能得到证明。在部落时代，人们最害怕的是灭种，今天，这仍是人们的思想中一个可怕的问题。 现在托因比的疑问得到了答案。民主的原动力，不是对他人的爱，而是恨。恨所有一切不属于自己的部落、宗派、党派或民族。这种“全体意志”就意味着总体性的战争，他正是刺激人们投身战争的有力因素。
四、 民主与宗族道德 在欧洲，除了相近似的宗教战争之外，所有的疯狂步调的战争都是民主性的斗争，其精神来源于“全体意志”。引用A.F.弗里曼教授的话来说，古希腊的民主城市国家之间的频繁战争，带来了“浩劫与毁灭”，以及“各种野蛮的报复行为“。 [ 作者注：《历史论文集，第二集》，（1875年版），第175页 ] 查尔斯·奥曼指出，我们发现，在中世纪战争中，民主化的瑞士人“令人吃惊地凶猛，他们完全不顾邻国的权利。……他们以具有一种蓄意的无情的残酷而出名。” [ 作者注：《中世纪的战争艺术》，（1921年版），第2卷第168页。 ] 民主的法国革命军的行为也是如此，没有丝毫的不同。因此，阿诺德·托因比教授才对下述一点迷惑不解：为什么从法国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民主思想，不仅不能阻止战争，“反而……积极地把其‘活力’投人到战争之中呢？”他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因而问道：“民主怎能成为一种反社会的力量呢？因为民主‘呼吸着福音的精神’，而且它的动力就是爱。” [ 作者注：《历史研究》，第4卷第l56、57页。 ] 这就象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一样，是一个伟大的神话。而且，只要它继续存在着，民主就被认为是一种爱好和平的制度。对于托因比的问题也就找不到合理的答案。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战争问题的理解也包含在这一问题的正确答案之中。只有找到了正确的答案，才有节制战争的可能性，才有消除战争的可能性。 这一答案是不能在抽象的推测中发现的，而应该到人性中去寻找。关于这一点，赫伯特·斯宾塞尔曾经说过：“我相信，对于一个成年人，你只要观察他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解他的个性，并合理地认识他，而且不管他的学历如何。如果你研究了过去几千年历史的发展，那么，你也就能够推测到人性的问题。” [ 作者注：见D.邓肯的《斯宾塞尔传及其信笺》（1908年版），第62页。 ] 在1802一1893年间，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工作以后，斯宾塞尔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哲学体系》，其中有两卷写的就是“伦理学原理”。他希望，能在关于演变的研究中找到一种准则，以便把人类的行为（即伦理）安置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然而他发现，在人类交往的进化中，同时存在着两种准则，每一种都有它的独立性。他称之为“友好准则”和“敌意准则”。他就此写道： “野蛮的部落和文明的社会，都同样地进行对外自卫和对内合作——对外对抗和对内友好。所以，它们的成员也就需要有两种不同的感情和观念，以适应这两种不同的活动。” [ 作者注：《伦理学原理》，（1892年版），第一卷第322页。 ] “经常地对外怀着敌意的生活。会引出一种准则，即主张侵略、征服和复仇，而使和平的合作遭到拒绝。相反地，内部和睦的生活，则会导致另一种准则，即产生一切都和谐合作的美德——正义、善良和诚实，尊重每个人的要求。” [ 作者注：《伦理学原理》（1892年版），第一卷第471页。 ] “在每一个社会中，敌意的伦理现念和友好的伦理观念是随着内外的条件而同时容纳的，因此也就会形成一个感情与观念自相矛盾的集合物。” [ 作者注：《伦理学原理》（1892年版），第一卷第316页。 ] 这样，就有“两种义务和道德，以相似的方法受到指责与赞扬，但是当其中之一（如友好准则）与伦理概念结合在一起时，另一个（即敌意准则）就不会与之发生联系了。” [ 作者注：《伦理学原理》（1892年版），第一卷第324页。 ] 所以，人类的行为是以两种不同的推动力为基础的：一种是自然提供的，是天生的，因而也是本能的；另一种是社会环境的压力。一个部落要想生存，它的成员必须要有在战斗中自愿牺牲的精神；一个部落要想维持自己的结合，它的成员必须服从部落的戒律。戴维指出，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是孤立、猜疑和敌对的；但是，在部落之内，共同利益却能促使他们一致对外，内部团结起来进行自卫。这样，在自己的部落（内集团）和其它的部落（外集团）之间就出现了差别。在“内集团”中，和平与合作是本质，而对待所有的外族人，他们天生的感情就是憎恨与仇视。这两种关系又是相互关联的。为加强他的论据，戴维又引用了萨默所著《民俗学》中说的一段话： “为了同外族人进行战争，要求内部保持和平，免得内部的不和减弱了‘内集团’的战斗力量。为了防止争吵和增强纪律，也要求‘内集团’内部要有政府和法律。这样，和平与战争就相互其作用，相互发展，只不过一个是在集团内部，另—个则体现在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中。内部团结越密切，他们就越强大，战争也就越激烈，于是内部的组织与纪律也越紧密。” [ 作者注：莫里斯·R·戴维著：《战争的演进》，（1929年版），第16页。W.G.萨默著：《民俗学》，（1905年版），第12页。 ] 因此，出现了两种道德标准，或称为两种道德态度：一种是对“内集团”来说的，另一种是对“外集团”来说的。这两者的出现都是为了同一利益：“在对外战争中，杀人、抢劫，实行血腥复仇和掠夺妇女，都是有功的”；而在“内集团”中，则不能有这些行为。 [ 作者注：见戴维著《战争的演进》，第17页。 ]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前前后后的关系中是理解了这一点的。例如，色诺芬曾使居鲁士反抗其父王的教诲。居鲁士的父王告诫儿子：一个将军应该使自己成为一个主谋者，一个骗子，一个小偷，一个强盗。于是，居鲁士反驳说，这和课堂里所学的指导自己行为的准则正好相反。这时，他父王回答说：“那些课程是为朋友和同胞而设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教导是有益处的，但是，对于你的敌人则有所不同。难道你不记得，对于他们，那是教你去加以危害的。”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篇中曾让波勒马库斯回答苏格拉底的提问：“什么是正义？”并回答说：“正义就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 [ 作者注：柏拉图著：《理想国篇》，卷一第334页。 ] 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一书中声称：“在战争中，威力与欺骗是两大美德。” [ 作者注：《利维坦》第一部分第8章。 ] 这一说法暗示，在和平时期，它们就是两大罪恶。大卫·休漠在他的《随笔及论文集》中写道：在战争中，“我们收回了我们的正义感和同情感，并且让非正义和敌意来取代它们。” [ 作者注：《随笔及论文集》1772年编，第2卷第273页。 ] 只要浏览一下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任何报纸，就可以向带有疑问的读者证明，这种说法是确实的。 原始人类的最危险的敌人，是他们自己的同类。今天，人类的敌人仍然是人类本身，同五十万年以前的情形完全一样。战争和追逐是人类的要求；这就说明，每个小孩为什么天生喜爱玩枪，而每个成年人一谈到谋杀就津津乐道。 对于石器时代的人类来说，战争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每个成年男子的职业。今天仍是如此，而且还增加了大批妇女。野蛮人进行战争的目的，是要杀死敌人所有的男子，掠夺妇女和儿童。武器的发明改变了这一情况，因为要让武器来区别受害者的不同是不可能，屠杀成了总的趋势。 人类的本性决不象和平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它是千万代野蛮、残忍的前辈遗留下来的产物，几乎成了人类的一种本能。恐惧是一种最普遍的心理因素，野蛮人与文明人在这一点上是毫无区别的，这在三个月的婴孩身上都能得到证明。在部落时代，人们最害怕的是灭种，今天，这仍是人们的思想中一个可怕的问题。 现在托因比的疑问得到了答案。民主的原动力，不是对他人的爱，而是恨。恨所有一切不属于自己的部落、宗派、党派或民族。这种“全体意志”就意味着总体性的战争，他正是刺激人们投身战争的有力因素。
一、 拿破仑·波拿巴 一个政府，不管其性质如何，它的权威都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 [ 作者注：正如拿破仑所说：“如果没有军队，也就没有政治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参见《拿破仑书信集》，1858-1869年法文版，第3卷第1800号。 ] 所以，在一场革命中，主要的目标不是争取军事力量的支援，就是瓦解军事力量。在第一种情况下，革命采取的是一种“政变”的形式，并只产生有限的混乱。在第二种情况下，可能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尽管人民热烈拥护革命的理想，但是无政府状态却是他们不能长期忍受的东西。当这种状态形成后，人们就希望有人来帮助他们解除这种痛苦。这个人一旦出现了，随之而来的行动，就是利用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能量以对外战争的形式引导它向外发展。这样一来，不仅控制了本国的人民，而且建立起了独裁性的政权，并使它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代替原来的政府。 在1789年攻打巴士底狱的十年之前，吉贝尔特曾经预言： “有一个人将会出现。到现在为止，他也许还是个无名之辈。他不曾以演讲或文章使自己出名，而是在沉默中沉思。他也许还不理解自己的才能，只有指派他施展这种才能时，他才会意识自己的本领。他也可能是不学无术的，但是，他会抓住舆论、机会和时机，对那些伟大的理论家讲出真正的缔造者在向雅典人讲话时对演说者们所说的话：‘我的对手告诉你的那些，我都会实现的。’” [ 作者注：《吉贝尔特论文集》，（1803年版），第四卷第74页。 ] 这个人就是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1795年10月5日，凭着一阵葡萄弹的爆炸，他的名声传遍整个巴黎。“人们的眼光都集中到了这个人身上。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他很自然地出来为王。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应该如此。” [ 作者注：T.卡莱尔：《英雄与英雄的崇拜》 ] 这个人是一个超级的自我主义者和设计师，一个完全孤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只信赖自己，而且把一切东西都加以集中化。梅尼瓦尔说过：“他不仅在思想上采取主动，而且对于每一件事情的细节都要亲自关注……他的天才和超人的活力，促使他不断前进；他感到他有办法和时间处理—切事情……事实上，他的确是自己做了一切事情。” [ 作者注：《梅尼瓦尔回忆录》，（1894年版），第3卷第50-51页。 ] 考兰柯特的回忆录是最有吸引力的。他所讲的也差不多，而且更加透彻。他写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是不怕痛苦、烦恼和麻烦的，而且无论事情大小，都是如此。也许有人会说，他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了所追求的目标。是的，他总是把自己所有的精力、能力和注意力都应用到当前的行动和讨论之中。他把热情灌注到每件事情里面。因此，同对手们比较起来，他有着巨大的优势，因为很少有人能在一段时间内对一种思想或一个行为完全地专心致志。”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1925年英文版），第1卷第93页。 ] 他把自己完全裹在命运之中。18l2年，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他曾提到过这一点：“我觉得，我是被驱赶着走向一个连自已也不清楚的目标。我一旦达到了这个目标，也就变成不需要的了，一颗子弹就能把我击碎。但是在此以前，即使全人类的所有力量，也都不能对抗我。” [ 作者注：参见奥斯瓦德·斯彭格勒著：《西方的衰落》（1925年版），第1卷第144页。 ] 在他那个时代的人们看来，他的任务就是“征服”，但是，他们并未看到他确实是在“创造”。这一点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在毁灭一个旧时代的同时，又在创造—个新时代。或者正如斯彭格勒指出的那样：“拿破仑一生含辛茹苦，不是为了他自己，不是为了法国，而是为了未来。” [ 作者注：参见奥斯瓦德·斯彭格勒著：《西方的衰落》（1925年版），第1卷第363页。 ] 拿破仑所进行的战争，多半都是大规模的征服战争。自从查理时代以后，还没有这种大战的先例。拿破仑就是有意同查理大帝作比较。 他在进行第一次意大利战争（1796—1797）时，目标就是寻找敌人，并且在战斗中消灭敌人。他的这一目标，以及对中立地区的侵犯，依靠乡村供应给养，以征用和抢劫的办法来维持战费，还有那种不懈的追击精神，从占领地榨取战利品等等，所有这一切行为，曾使他的同辈人大为震惊。他们认为，这些粗野的行为，不是战争的合法行为，而是野蛮人的侵犯。一种反感而并非恐惧的情绪，在当时的漫画中就已经反映出来了。1797年4月14日，克鲁克香克曾画过这样一幅漫画：法国的军队被画成是一条龙，正向外喷吐着烟雾，它的背上骑着一个奇异而令人可怕的怪物，头上还带着一顶刻有“波拿巴”字样的小亚细亚人的帽子，在他的前面，两位将军率领着一支军队快速地逃命。 [ 作者注：参见A.M.布罗德利著：《1795—1821 拿破仑在卡里卡冈雷》，（1911年版），第一卷第99-100页。 ] 这张漫画冷酷地描绘了无限战争时代的主角。 （未完）
二、 拿破仑战争的要素 这里要思考的，是拿破仑战争的几个比较典型的要素：一是统一的指挥；二是指挥才能与军事才能；三是拿破仑的计划系统。 拿破仑认为，统一的指挥是“战争中的首要因素，”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三十一卷第418页。 ] [ 译者注： 以下所引《拿破仑书信集》中的引文，均系1858-1860年的法文版本 ] 而且应当记住，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当政权和军权完全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如同1800年1月拿破仑成为第一执政官时那样，统一的指挥才有可能实现。在通常的战争中，政治决定与军事行动总是分离的，这就不可能获得完全的统一。督政府统治下的状况就是如此。拿破仑对于这一点是有感触的。因此，他在接管意大利军团的指挥权时，曾经给“统一指挥”下了一个确切的定义。1797年1月19日，他写信给督政府说：“政府应该信任自己的将军；允许他有行动的自由，只须告诉他所应达到的目标。”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一卷第83号。 ] 如果说，这个目标是合理的，这个定义就可以算是完美的了。在谈到军事指挥的单一性时，他说“在军事行动中，我只和自已商量；但在外交方面，我是征询一切人的意见。”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一卷第399号。 ] 对于1796年的战局，他曾经说过：“在这个战局中，我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过；如果我被迫协调我个人同他人的行动，那肯定会一事无成。”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一卷第420号。 ] 只要环境许可，统一指挥要求把一切可用的兵力都集中到主战场上，并由一位将军进行指挥。可是，一个无知或是软弱的政府的普遍倾向，总是想把兵力分散，用以掩护所有的重要据点。1806年，那不勒斯国王约瑟夫·波拿巴就曾经采取了这样的做法。6月7日，拿破仑写信给他，刻薄地说：“如果你想保住你那王国里的所有据点，整个法国也不能为你提供充足的部队。”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1卷第416页。 ] 统一指挥是拿破仑多次获得会战胜利的基础。不过说来奇怪，这也是使他最终覆亡的一个因素。尽管如此，他的那些格言，比如说：“在战争中，人不算什么，只有一个人是全体的代表，” [ 作者注：利昂·莱塞斯特：《拿破仑的书信》，（1897年法文版）第155号。 ] “在指挥当中，只用一个坏的将军，倒能顶上两个好的将军，”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1卷第9105号。 ] 直到今天还象是它们第一次流行时那样正确有效。 从拿破仑关于“指挥才能”与“军事才能”的言谈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将军和士兵的期望是什么。 关于第一条，他说过：“一个将军不可缺少的品质是刚毅。”“一个将军不应该对情况画图画；他的情报要象望远镜的镜头那样清晰。”“一个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事物的人，永远不能合理地指挥一支军队。”“战争中的成功要靠慧眼，并在战斗中寻找心理性的时机。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我要是提前六小时发起进攻，我就会失败。”“意志、性格和胆量，使得我所以成为我。”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22卷第18041号。 ] 相反地，“一支由驯鹿统帅的狮军，决不可能再是狮军。”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7卷第4855号。 ] 关于士兵，他总是刺激他们的虚荣心，增强他们的信心，从而减轻他们的恐惧。他要利用这种信心，把一个小心谨慎的动物变成一名勇士，并使这个人愿意为他通常所不理解的理由去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说：“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民族的荣誉和同志们的尊敬的人，根本上就不应当成为法兰西陆军中的一员。” [ 作者注：拉斯卡斯：《圣赫勒拿岛的回忆》，（1823年法文版，第6卷第85页） ] 他对士兵提出要求，但不是靠收买。他说：“勇敢，是金钱买不到的。”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2卷第10329号。 ] 相反，他鼓励士兵们富有荣誉感，“在战火之中，我骑着马来到队 伍前，高声喊着：‘举起你们的军旗吧！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只要这样一呼喊，法国士兵们就会立即行动。”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7卷第14288号。 ] 他还说：“32旅始终是对我效忠的，因为我在罗那托之后，就已写过：‘有32旅在那里，我就感到放了心。’语言对于人们的威力往往是令人吃惊的。”“在意大利，我们通常都是一对三，但是人们对我具有信心。所以，决定胜利的力量是精神，而不是数量。”“不是部队的数量给军队带来了力量，而是忠诚和豪气给军队增添了斗志。”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29卷第107页。 ] 他深信，官兵之间的私人接触，是成功地进行领导的一个秘密。在他的一个每日命令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句话：“一个营的指挥官，只有当他熟悉了一切细节之后才能休息；在指挥作战六个月以后，他应该了解营中所有官兵的姓名和能力。”拿破仑还深切关怀手下人的健康状况。他曾写道：“疾病是最危险敌人。”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0卷第8832号。 ] “宁可打一场流血很多的战斗，也不要把部队安置在不卫生的地方。”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0卷第176页。 ] 关于一般人员，他说：“如果勇敢是士兵的第一品德，那么，忍耐则是第二。”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卷第925号。 ]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时，蒙索朗夫人曾经问他，哪一种部队是最好的部队？“夫人”，他回答说：“能打胜仗的部队。”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9卷第7527号。 ] 作为战役的设计者，拿破仑的成功是直接从他的独裁统治地位中产生的。独载统治使他有权对战争进行政治的和战略的指导。这种优势，再加上他专心致志和辛勤努力，使他能够将自己的天才灌注到他的计划之中，有时，甚至超过了他的将领所能理解的范围。随着战争的延长，他的问题也日益变得复杂了，缺乏理解能力的部下越来越造成危险。特别是在莱比锡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当中，这一情况尤为显著。他当时进行了卓越的调度，可是却被那些愚蠢的元帅笨手笨脚地搞坏了。因此，他在圣赫勒拿岛上回忆说：“如果我在战争中有一个象杜伦尼那样的人做我的副手，我就会成为世界的主人。” 对于拿破仑来说，拟就—个战役计划，象是从事一项精确的艺术工作。正如他所说的：“一到宣布战争的时刻，总有许多的事情要做，所以提前预见到这一点是很聪明的。”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0卷第8075号。 ] “我已经习惯于在三、四个月以前就思考我应该做的事情。不过，我总是做最坏的估计。”“在战争中，要有估计，否则将一无所获。”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3卷第10810号。 ] “我习惯采取多种防急措施，从来不靠什么机会。”“只有拟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才有可能在战争中成功。” 有一次，他向罗德里尔泄露了这个成功的秘密。他说：“如果说，看来我经常对一切都胸有成竹，那是因为我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早就考虑很久了；我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几乎都是预先作过考虑的。我能够在别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知道自己说什么话和采取什么行动。这完全不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天才对我突然启示。我总是在工作：吃饭的时候在工作，看戏的时候在工作，夜里醒来也在工作。” [ 作者注：《拿破仑在工作》，（1914年英文版）第7页。 ] 拿破仑在开始他的每一个战役之前，都要预先制定一个严密的计划，其中包括几个不同的方案，每一个方案都有一种假设情况。这是拿破仑设想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这个计划就是他的意图，不同的方案包含着他对计划可能作出的修改。计划一旦付诸实行，剩下的问题也就是继续进行“探索”。当时，有一种搜索骑兵，是用来寻找敌人的兵力并报告敌人的位置。但是拿破仑更为关心他自己的计划，而不是敌人的位置，而且，当他收到骑兵的报告时，敌人通常己有变动。所以，他的探索体系，其中包括侦察、谍报、从邮局截获信件等等。只是以证实或打消他原来的假设为目的。他的骑兵或间谍等，都是派往预先指示的方位，以求弄清楚疑点。这也只是为了证实或消除原来假设而获取必要的情报。这样，原来的假设情况不断地被证实或消除，计划的不确实性也就减到了最低限度，于是，他的计划简化了，敌人的计划也被发现了。拿破仑进行探索的目的，与其说是查明敌军的位置，不如说是发现敌人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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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拿破仑战争的原则 拿破仑虽然常常谈到关于战争的原则，但他从来没有将它们列举出来。有一次，他对圣西尔说：“如果有一天我能找到空闲时间，我就要写一本书，准确地描述一下战争的原则，提供给所有的士兵。这样战争就象一门科学那样容易学了。” [ 作者注：《圣西尔的回忆录》，（1831年法文版），第4卷第148页。 ] 遗憾的是，他没有实现这一诺言。不过，研究一下他的战役，可以发现如下要点：（一）他总是依靠进攻；（二）他相信加快速度可以节省时间；（三）实行有效的战略袭击；（四）他坚持要在战场上集中优势兵力，特别是在决定性的进攻点上；（五）他慎重地考虑他的保护系统。 进攻： 关于进攻，拿破仑曾说过：我的想法与腓特烈的一样，一个人总是应该先动手攻击的。他还说：“如果允许别人进攻自己，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27卷第21428号。 ] “要使战争变成为进攻的，象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塔夫·阿道夫、杜伦尼、尤金和腓特烈等人所做的那样，你就要学习他们为典范，这是使你成为名将和了解战争艺术秘密的唯一方法。”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1卷第418页。 ] 但是，与查理十二不同，他不是一个卤莽的将领。他说：“在一场战役开始时，一个人应该慎重考虑他是否应该前进。但是，当他决定实行进攻以后，就应该把它推进到最后极限为止。”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2卷第209页。 ] 他又说，一个人如果决定入侵某个国家，他就不能害怕发动攻击，而应该到处寻找敌人并与之战斗。 拿破仑虽然没有发明追击，但是可以说，他使追击系统化了，因为他把追击与战斗融合在一起，成了他战术中的一部分。1805年10月17日，在乌尔姆战役中，他曾派人给莫拉特送信：“我祝贺你已取得的胜利。但是不要休息，追击敌人，把你的剑刺在他的背上，并且要断绝一切交通。”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1卷第9386号。 ] 然而，持续的追击是作战中最困难的一种，所以他也只有四次是完全成功的。这就是1797年在里沃利；1805年在奥斯特利茨；1806年在耶拿；1809年在埃克缪尔。 机动： 科林写道：“在拿破仑战争中，迅速是一种必要的和基本的因素。”为了强调这一观点，他在《战争的变化》一书中引用了德富关于这一主题的论述： “运动是拿破仑战争的灵魂，正好象决定性会战构成它的工具一样。拿破仑使他的部队以一种有计划的速度进行运动……用速度来乘他们自己……以急行军来弥补数量的不足。这些都是他挂在嘴边的格言。他说：‘行军就是战争’，‘战争的才能就是运动的才能’，‘善于运动的军队必能获得胜利。’” [ 作者注：《战争的变化》，（1912年英文版），第254页。 ] 拿破仑的另外两种说法加强了这一观点。他说：“在战争的艺术之中，也象在力学中一样，时间是重量和力量之间的重要因素。”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8卷第14707号。 ] “在战争中，时间的损失是无可弥补的；对此提出的各种理由都是不妥的，因为拖延只能使行动失败。”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2卷第9997号。 ] 对于拿破仑来说，在这一点上却是不幸得很。属下将领的两次延误，使他在第一次输掉了一个会战（在莱比锡），而在第二次（在利尼），则使胜利失去了决定性的意义。另一方面，在乌尔姆战役中，他的部下却说：“皇帝发现了一种新的作战方法，他利用我们的腿来代替刺刀。”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1卷第9392号。 ] 奇袭： 除了在战场上出敌不意地集中自己的兵力以外，拿破仑实行的奇袭，很少是战术性的，几乎都是战略性的。其中著名的例证是：1800年的马伦戈交战，1805年的乌尔姆战役，1806年的耶拿会战，滑铁卢战役的第一阶段，即利尼之战，也是如此。1814年1月7日，拿破仑写信给斯坦说：“战略是利用时间和空间的艺术。我对于后者不如对前者那样珍惜。空间是可以重新得到的，而时间则永远失去了。” 集中： 为了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拿破仑把一切的辅助性行为减到了最低限度，以便能集中最大可能的兵力。科林引用他的话说：“军队必须集结，而且必须把最大可能的兵力集中在战场之上。” [ 作者注：《战争的变化》，第243页。 ] 这里，在“集结”与“集中”的字义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差异。1806年8月8日，拿破仑写信给那不勒斯国王，解释了前者。他在信中说：“部署兵力的艺术也就是进行战争的艺术，应该用这样的方法部署你的兵力：即不管敌人采取什么行为，你都应能在几天之内把你的兵力集合到一起。”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3卷第12629号。 ] 所以，集结是军或师在战区中的分布，而集中则是指战场上的行动。1806年2月14日，拿破仑在写给他哥哥约瑟夫的信中又说：“你的军队太分散了，应该采取的行动是，使兵力能在一天之内集中在战场上。”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2卷第9808号。 ] 军队的集结地区，包括行军和休息地区在内，它的面积会在敌人接近时逐渐缩小，最后小到所有的纵队能在几个小时内进行集中的范围之内。这是因为，“战争中的第一原则，就是要等所有的部队在战场上集中好了之后才进行会战。”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2卷第277页。 ] 同时因为，军事指挥的艺术，就在于当自己的兵力数量居于劣势时，反而能在战场上化劣势为优势。这就是说，一支劣势的部队，如能正确地进行集结，那么，通常都能战胜一支数量虽然居于优势但却不能正确集结的部队。 保护： 1793年9月16日，拿破仑还是个一贫如洗的无职上尉，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使他在围攻士伦之战中当上了雅各宾派一支部队的炮兵指挥官；1815年6月18日，他以法国皇帝的身份，在近卫军的簇拥之下，退出了滑铁卢战场。在1793年到1815年的长时间里，拿破仑几乎没有进行过纯粹的防御性战斗。 诚然，在莱比锡（1813年），在拉罗西里（1814年），在阿尔西斯（1814年），他都被迫作过防御战。而且，由于他的兵少质差，在1814年的整个战局中，他不得不采取战略性的防御。但是，就在这个战局中，仍然有着一系列的快速行军和猛烈进攻。然而，拿破仑尽管是绝对避免有计划的防御战，但他所有的进攻行动却是以保护原则为基础的。他对于这一点的解释是：“整个战争的艺术，就是先作合理周密的防御，然后再进行快速、大胆的进攻。”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3卷第10558号。 ] 这种保护体系的基础，是在军队的后方建立一个安全的作战基地。作为基地的，或者是一个要塞，或者是设防城镇，它不能受到敌人的袭击，因为部队的仓库、军火库、医院等等，都要集结在这里，而这些都是作战的基础。当部队从作战基地向前开进时，负责保护的骑兵的任务就是掩饰这一计划和部队的运动，就象他的探索骑兵的任务一样。前面已经提到，探索骑兵要探测敌人的计划，使他得以修改自己的计划。当保护的骑兵不能掩藏部队的前进运动时，如在耶拿和艾赫尔两次会战之前的行军那样，部队就要以快速运动来保证秘密。 总之，拿破仑对于防御和进攻的观点是完整统一的。他说：“防御战争不能排斥进攻，就象进攻战争中不能没有防御一样。”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1卷第347页。 ] “如果你的部队很平庸，你就应该多换泥土。”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4卷第12111号。 ] 这个意思是说，通过挖掘壕构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这也同样适用于孤立的支队，因为“这是一条作战的原则，所有的分遣兵力都应该挖工事。每当占领一块阵地时，这应该是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步骤。”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5卷第4083号。 ] 但是，对于一个兵团来说，就不一样了。早在1793年8月，即拿破仑在土伦担任炮兵指挥官之前，他曾写道：“在战争艺术中，这是一条公理：躲在堑壕里的人一定会被击败。经验与理论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拿破仑是谴责静态战争的。 （未完）
四、 拿破仑战争的缺点 拿破仑未能获得最终的胜利，而且未能建立一种既对法国有利，同时能让对方接受的和平，原因何在呢？追根究源，就在于他的战争指导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点。第一点是军事性的，是在指挥上过分集中；第二点是政治性的，是他的不现实的政策；第三点是大战略性的，就是他赖以完成其政策的方法不妥，最多也只能是导致休战。 指挥： 关于第一点，本章的前面已经提到，他所坚持的个人统一指挥的原则，尽管曾经使他战无不胜，但是，到头来还是这一原则成了使他失败的因素。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答案是双重的：第一，当战争延长以后，战争就变得十分广泛和复杂了，参加战争的兵力也相当可观，因此，如果没有一个组织良好的总参谋部，要一个人有效地管理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即使他是天才，同样无能为力。第二，他的敌人也逐渐地懂得了，他们之间过去缺乏合作，因而不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拿破仑。如果不联合起来，他们还会一个一个地被拿破仑打败。这样，在进行莱比锡战役的夏季休战期间，他们终于订立了赖兴巴赫条约，联合起来了。这个条约中有一款规定：同盟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瑞典——同意，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他们的军队都不应冒险同拿破仑亲自指挥的部队单独交战。无论哪支部队遇到他，都要立即撤退，直到所有的兵力在战场上汇齐之后，再联合起来对付他。这样一来，也就拨去了拿破仑进攻战略的毒牙。 拿破仑的统帅部由两个互不相关的部门组成：一个是参谋长办公室，一个是总参谋部。前者是由贝尔蒂埃元帅，即纳沙泰尔亲王领导；它包括一个秘书处，皇帝的随从参谋和一批联络官。 [ 作者注：他们之中，有的是上将，另一些上校，还有一些是上尉，他们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在战役或会战中，向元帅们传达拿破仑的命令。 ] 后者通常包括三个助理参谋长，他们的职责与近代的军需局长差不多，另外，还加上一个测绘组。 维奇上校写道：“这些参谋人员丝毫不能参与皇帝的智能工作。拿破仑不相信他们，只要求他们认真地服从。‘严格地遵守我的命令，只有我知道我应该怎样做。’这是他给贝尔蒂埃下的命令。”贝尔蒂埃把这种抹杀他个性的存在看成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在军中的地位等于零。我以皇帝的名义接受元帅们的报告，也代他签署命令，但是我个人却是不存在的。”（贝尔蒂埃于1807年3月1日写给苏尔特的信）。1807年1月18日，贝尔蒂埃给奈伊写信时也说：“元帅先生，皇帝既不需要忠告，也不需要战役计划，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他的心思，我们的责任就是服从而已。” [ 作者注：《拿破仑在工作》，（1914年英文版），第24页。 ] 维奇还补充说：“这位皇帝本人也说过，总参谋部在统帅部中是最不需要的一个部分。” [ 作者注：《拿破仑在工作》，第14O—141页。 ] 更糟的是，这种傲慢的态度也传给了他的元帅们。 费则扎尔公爵对此也曾有过评论，他说：“不管用的什么指挥方法，他的命令一定要执行……这种不自量力的习惯，这种不承认有什么不可能的决心，这种对成功的无限信心，在开始时都是我们获胜的原因，而到最后却对我们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一些史学家认为，这位皇帝在其后期作战中所以没有取得胜利，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佳，或者说是体力衰退了。这种说法是缺少证据的。真实的情况是，使他失败和成功的原因，都是他的活力， [ 作者注：关于这一问题，参见《考兰河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135、141、245页。 ] 而不是他的懒散。正是由于这种活力，他相信自己能够身兼总司令和参谋长的双重职务。等到需要有技能的参谋军官时，却是无处可寻。考兰柯特告诉我们，在1812年，“参谋人员预见不到任何东西，但在另一方面，皇帝却想自已做每一件事，发布每一项命令。因此，无论什么人，甚至连总参谋长在内，都不敢负责颁发一项极不重要的命令。”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1925年英文版），第1卷第155页。 ] 戴阿迪里本说：在1813年，参谋工作比前一年更加没有效率了。而且，“就整体来说，在这次战役中，整个军队成了一架太复杂而又不完善的机器，不能确立协作关系……大量的运动……所产生的困难，就是拿破仑集中其全部权威也难以克服。” [ 作者注：巴伦·戴阿迪里本：《1813年战局中的关系》，1817年法文版），第1卷第224页。 ] 拿破仑的元帅们都没有指挥经历的磨炼，仅仅是服从命令而已。他们都是侍从者，不是领导者。有些人是诸侯王子，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所以得到提升，都是因为宫庭、政治和个人的原因。拿破仑在失败后前往厄尔巴岛时，曾告诉考兰柯特说：他找到了自身的错误，就是在晚年时期过分重用了那些元帅。因为他们已经太富有了，养尊处优，开始滋长厌倦战争的心理。按照他的说法，如果当时他能提拔一些好的师长，那么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因为他们刚要接触到元帅的权杖。 [ 作者注：巴伦·戴阿迪里本：《1813年战局中的关系》，第2卷第363页。 ]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主要还是他的指挥体系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人才的缺乏只是次要的。 政策： 拿破仑的主要对手，自始至终都是英国。英国通过资助大陆盟国的办法，一再地缔结同盟，用以对抗拿破仑。英法两国之间的斗争，不是正义与非正义之争，而是由早期工业革命中产生出来的两种生存价值的斗争。英国要想维持她的繁荣和权力，就得出口制成品；而法国要想繁荣，并以此来维护权力，也必须保护她的幼稚的工业。正如梅特涅说的：“每个人都知道，英国不能放弃这个问题（海上贸易问题），因为对她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2卷第10页。 ] 正是因为懂得这一点，拿破仑才发明了一个“大陆体系”，封闭了大陆的所有港口，禁止英国船只进入。这样一来，英国的贸易就会被压制，她的信用也会被损害。没有了贸易和信用，英国就不能组织敌人来反对拿破仑了。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531页。 ] 他说：“英国人的权力建筑在他们对其他民族实行专制的基础之上，而且只有凭借这个，才能维持此种权力。为什么要让他们专获此利呢？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不是也能得到这种利益吗？”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438页。 ] 他又说：“伦敦的商人对于欧洲的友好和利益是漠不关心的。他们为了投机事业，不惜牺牲欧洲的每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如果他们的债务不是那么巨大，也许他们会比较合理一些。为了偿还债务，维持信用，致使他们不得不如此。……”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424页。 ] 在与英国的斗争中，他看出：“所有一切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法，就是煽动这个世界，甚至每—个人”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529页。 ] 所以，正如他对考兰柯特所说的，英国人是他唯一的敌人，他只对付英国人。但是，“由于英国人的贸易遍布各地，他也不得不到处追逐他们。”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420页。 ] 他的大帝国思想就是从这种追逐中萌发出来的。“大陆体系”本来是用以毁灭英国的武器，现在却变成了实现新世界观念的一种工具。这也是对一个和谐统一的欧洲的憧憬。 在圣赫勒拿岛时，他通过拉斯卡斯告诉世界，他的目标是联合各大民族，形成一个“邦联”。在这以前，由于受革命和政策的影响，这些民族都是相互隔离的。这些民族要通过“统一的法律、原则、意见、感情和利益联系在一起。”在他的帝国的庇护下，在这个邦联的顶点上，他梦想着建立一个中央议会，模仿美国国会或希腊的“近邻种族会议”的形式，来监督“欧洲大家庭”的公共福利。他的梦想虽然由于失败而破灭了，但是他却说过：“由于时势的推移，这一梦想迟早是会实现的，因为形势已经形成了。我不认为，在我退位和我的体系被毁以后，不把一些主要的民族集中和联合起来，就能在欧洲建立任何重大的平衡。在一切重大的斗争中，一个君主若能忠实地尊重民意，他就会发现，他将成为整个欧洲的元首，并已可以为所欲为。”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420页。 ] 大战略： 英国人所诅咒的，正是这种联合的欧洲，因为面对着它，英国就不能以海上霸权而称雄了。所以，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拿破仑刚刚破坏她的一个同盟，另一个同盟又在灰烬中建立起来了。拿破仑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征服英国，而且不能对抗大陆上的其他国家。这是因为，如果得罪了它们，它们就很容易同英国联合起来。他的“大陆体系”，恰恰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当时，“大陆体系”不仅使欧洲大陆的国家不能获得只有英国才能提供的货物，而且也使他们卷进到他与英国的战争。所以，他的大战略是有错误的。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损失的舰队，对他来说，仅仅是一种暂时的代替品。 耶拿会战以后，拿破仑通过他的“柏林法令”开始实行大陆封锁。英国也发布一条命令作为回报，禁止中立国与法国和她的同盟国进行贸易。这样便掀起了一场经济战争。1807年7月7日，俄国在弗里德兰战败后签约，于是，俄国和普鲁士同意随法国一起对英国采取共同行动。拿破仑获得这一成功以后，开始扩大他的封锁范围，把封锁圈延伸到丹麦、葡萄牙和西班牙，后来又扩大到荷兰。1808年3月，他任命他的哥哥约瑟夫为西班牙王，结果爆发了半岛战争。接着又同奥国发生了战争。不久之后，奥军在埃克缪尔和瓦格拉姆被击败，俄法的同盟关系开始减弱。1810年，沙皇亚历山大允许英国的商船进入俄国港口。于是，情况又迅速恶化起来。拿破仑曾对考兰柯特说过：“战争终将要爆发。尽管为了我，为了亚历山大皇帝，为了法俄两国的利益，都不应该有战争。凭着我以往的经历，我常常可以猜想未来的发展……它就象歌剧中的场景一样，但是，这个机关却是由英国人操纵的。”在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还对拉斯卡斯说过：“俄国是英国的最后法宝。整个世界的和平是要取决于俄国的。不幸的是，英国的金子比我的计划更为有力。” [ 作者注：《圣赫勒拿岛的回忆》，（1824年英文版），第4卷第七部分第134—139页。 ] 随后，拿破仑那个损失惨重的征俄之战发生了；1813年，他又在莱比锡会战中被俄、奥、普、瑞典四国的联军彻底地击败。1814年4月14日，他退出了帝位。这样，他的政策和大战略就彻底失败了。只要英国还在战场上，他即使控制着欧洲，也还是不能把欧洲置于他的皇位之下，因为在征服她的同时，他已把他生来就有的权利出卖给她的人民了。 1792年，由革命所唤起的法兰西民族主义精神，已成了法国军队的灵魂。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出现，那就永远不会有拿破仑了。耶拿之战以后，拿破仑开始浪费他的遗产，而他的勒索种种，同时也唤起了其他民族的同样的精神，即那种推动拿破仑的军队去横贯大陆的精神。首先是在西班牙，然后就在奥地利，接着便是普鲁士，以致最后蔓延到整个欧洲。在比利牛斯半岛，西班牙的游击队，加上惠灵顿的一支小型陆军，盯住了几十万的法国军队；1809年，奥地利采取了征兵制。1813年3月13日，普鲁士与俄国结盟，同时对拿破仑宣战，并立即宣布全国动员。它要求没有参加正规军或地方后备队的每一个人，都会破坏敌人的交通和后方以支持部队。要求人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用手中的一切工具去扰乱敌人，切断他们的补给线，杀死他们的落伍者。人民是不穿军服的。他们在敌人接近时，就销毁所有的存粮，捣毁磨坊、桥梁，烧掉船只，而后便离开村落，到森林和山地中去寻求避难。费恩曾这样写过：“所有这些，都是拿破仑的敌人想出来对付拿破仑的新方法。” [ 作者注：费思是拿破仑内阁的秘书。 ] 实际上，这也是1792年事态的重演。 所以，拿破仑象是一个传教士，他也的确是用枪炮和刀剑来传教的，在整个欧洲宣扬着“全民皆兵”的福音。结果，使所有困扰中的欧洲人民乐于接受了这个军事信条。在精神上与此有关的，是斯坦尼斯拉斯·吉纳丁在回忆录中所讲的一个情况。吉纳丁曾陪同拿破仑参观卢梭的墓，拿破仑在回答他的一个问题时说，“好吧！未来将会证明：在我和卢梭都不存在时，对于世界的宁静是否会更好一些。” [ 作者注：转引自约翰·霍兰·罗斯著《拿破仑一世传》，（1913年英文版），第1卷第21页。 ]
一、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出生于马格德堡附近的布尔格城。1792年入普鲁士军队当士官生。他参加了1793—1794年的莱茵战役，1801年进入柏林军官学校，尔后就在著名的冯·香霍斯特上校手下任职。1806年充当普鲁士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在耶拿会战中负伤被俘。1809年，他帮助香霍斯特重新组织普鲁士陆军。1812年，俄国战役爆发时，他转入俄国军队中服役。在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最后阶段，他参与了陶朗根公约的谈判。这一公约导致了解放战争。在1813年的战局中，他被任命为沃尔莫登伯爵的参谋长，1816年又当提尔曼将军的参谋长。他参加了利尼和华弗里的战斗。1831年在布雷斯劳死于霍乱。 从这个简短的履历中可以看出，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从来没有担任过指挥职务，也许他不适于担任这种职务。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研究战争的学者。在他死后，收集出版了他的著作，共有十卷，其中头三卷就是他的杰作《战争论》。他花费了十二年的时间来研究、编写这部书，但是未能完成，其中大部分都没有修订。 在他死后，人们找出了他的一些笔记材料。在一本注记着1827年7月10日的笔记中，以及在另一个没有日期，但很明显是在此后不久写的笔记中，他声明，只有第一篇第一章是定稿，第二篇到第七篇还未修订，第八篇，也就是最后一篇，“仅仅是一个思路，粗略的线索。”他在第一本笔记中指出：在最后的修订中，他打算描绘出他想象中的两种战争的明显区别。一种是有总体性目标的战争，也就是在战争中要彻底打倒敌人；另一种是只有有限目标的战争，例如重新调整国界。此外，他想更进一步地强调，“战争只不过是国家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至于这部未完成也未校正的书，大体说来，是一大堆论文、备忘录和笔记集中在一起，没有固定的形式。它冗长、重复，充满了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而且在很多地方都是自相矛盾和纠缠不清的。它并不是以拿破仑战争为研究基础，尽管有时人们认为如此。它是一种对战争的伪哲学性的研究，同时又带有一些有价值的常识性观察。在克劳塞维茨生活的时代，哲学曾广泛流行，所以，他遵循康德的思想路线，假定了一种绝对战争形式的存在，认为所有一切军事行动，都应该朝这一方向去指导。简单地说，在他的思想中，有一种战争顶点的理想观念，相当于康德的“事物之本”。不管他是不是这样想，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把他的绝对战争概念作为一种尺度，用它来衡量所有的军事行动。他不断地运用它，以致使度量标准完全陷于混乱。于是，他又不得不放弃这种尺度而迁就常识。《战争论》的读者一定要特别记住这点，否则，他大概也会象克劳塞维茨本人那样感到迷惑，而且更糟的是，会被引入迷途。 在这章的结尾，我们要说明的是，虽然克劳塞维茨有二十年参加拿破仑战争的亲身经历，但他对战争的理解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由于误解了拿破仑的进攻原则，他竟把自己的绝对战争概念强加给了拿破仑，这样，不仅把他许多未来的弟子引人了歧途，而且对于二十世纪无限战争的广泛扩展，也负有大部分的间接责任。不过，从另一方面说，他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透彻分析，却是无人可以与之相比的，而在今天，这一分析的重要性，比它第一次阐述时更加重要。说也奇怪，在无限战争的扩展中，对于这一点的缺乏了解，比对他的绝对战争概念缺乏了解，似乎是更重要的因素。 因为这一点，也因为《战争论》中的大部分内容与较高的战争指导之间的距离相距遥远。而且，时至今日，它也已经过时了，所以，本章的目的只是对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进行研究，并且只限于对克劳塞维茨时代以后的战争产生过影响的理论。
二、 什么是战争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比喻为“扩大了的搏斗”（第一卷第21页） [ 译者注：本书以下各节对于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引述，作者引自F.N.毛德上校1908年出版的英文修订本《战争论》。本译文均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64年版《战争论》。 ] ，而且把战争与两个摔跤者之间的斗争相比较。从这点出发，他又指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第1卷第22页）——暴力是手段，而“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第1卷第26—27页）暴力必须推进到“其最大限度”而且，“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第l卷第27页）。他嘲笑“不流血战争”的旧观念，说它“真是婆罗门教徒的事情”，并且认为“硬说缓和因素属于战争哲学本身，那是不合情理的”（第1卷第24页）。所以，他又写道：“关于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第1卷第403页） 暴力上的固执成了一种命令，已经把他的许多门徒引人迷途，他们都接受了他的绝对意识。尽管如此，当克劳塞维茨从他的哲学罗网中解脱出来后，他自己又解释说，战争不是由“一种抽象”构成的，而是由“一种现实”构成的，“在军事艺术中，数学上所谓的绝对值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第1卷第47页）。他又说：“军事艺术是同活的对象和精神力量打交道，因此，在任何地方都达不到绝对和肯定。战争中到处都有偶然性活动的天地，无论是在大事还是小事中，它活动的天地都同样宽广”。（第1卷第48页）因此，“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第1卷第82页）“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第1卷第83页）也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象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第1卷第84页） 更进一步地说，“如果要坚持这种追求绝对的态度，不考虑一切困难，并且一定要按严格的逻辑公式，认为无论何时都必须准备应付极端，每一次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那么这种作法无非是纸上谈兵，一点也不适用于现实世界”。（第1卷第29页）在现实世界中，“战争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它与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第1卷第179页）但是，正如下节将谈到的，因为克劳塞维茨用“绝对战争”这一概念来解释拿破仑战争，同时，在他的哲学思想中，也认为：战争是“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第1卷第28页）他的许多追随者都完全地搞糊涂了，成了他的暴力神圣论的牺牲品。” （未完）
二、 什么是战争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比喻为“扩大了的搏斗”（第一卷第21页） [ 译者注：本书以下各节对于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引述，作者引自F.N.毛德上校1908年出版的英文修订本《战争论》。本译文均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64年版《战争论》。 ] ，而且把战争与两个摔跤者之间的斗争相比较。从这点出发，他又指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第1卷第22页）——暴力是手段，而“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第1卷第26—27页）暴力必须推进到“其最大限度”而且，“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第l卷第27页）。他嘲笑“不流血战争”的旧观念，说它“真是婆罗门教徒的事情”，并且认为“硬说缓和因素属于战争哲学本身，那是不合情理的”（第1卷第24页）。所以，他又写道：“关于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第1卷第403页） 暴力上的固执成了一种命令，已经把他的许多门徒引人迷途，他们都接受了他的绝对意识。尽管如此，当克劳塞维茨从他的哲学罗网中解脱出来后，他自己又解释说，战争不是由“一种抽象”构成的，而是由“一种现实”构成的，“在军事艺术中，数学上所谓的绝对值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第1卷第47页）。他又说：“军事艺术是同活的对象和精神力量打交道，因此，在任何地方都达不到绝对和肯定。战争中到处都有偶然性活动的天地，无论是在大事还是小事中，它活动的天地都同样宽广”。（第1卷第48页）因此，“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第1卷第82页）“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第1卷第83页）也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象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第1卷第84页） 更进一步地说，“如果要坚持这种追求绝对的态度，不考虑一切困难，并且一定要按严格的逻辑公式，认为无论何时都必须准备应付极端，每一次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那么这种作法无非是纸上谈兵，一点也不适用于现实世界”。（第1卷第29页）在现实世界中，“战争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它与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第1卷第179页）但是，正如下节将谈到的，因为克劳塞维茨用“绝对战争”这一概念来解释拿破仑战争，同时，在他的哲学思想中，也认为：战争是“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第1卷第28页）他的许多追随者都完全地搞糊涂了，成了他的暴力神圣论的牺牲品。” （未完）
三、 绝对战争与现实战争 这一节的主题是在第八篇第二章中讨论的。在第二章中，克劳塞维茨首先回顾了第八篇第一章，并且指出，虽然从哲学上来说，在战争中只有“打垮敌人”，而没有其他“现实”可言 [ 作者注：关于这一问题，他在第三篇第十六章“军事行动中的间歇”中又说：“军事行动中的间歇严格说来是同战争的性质矛盾的，因为两支军队是敌对的因素，任何一方必然在不停的消灭对方……但是，我们对两个摔跤者长久地扭在一起僵持不动的现象又做如何解释呢？”（第1卷第351页） ] 。但是几乎在任何地方，我们却发现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呢？我们不需要重复克劳塞维茨的回答，因为根据常识，这回答是，当一方感到厌烦了，他就会放弃战斗。但是，这对于有哲学头脑的克劳塞维茨来说，似乎是太简单了。他接着问道：既然如此，那么在现实中能找到战争的绝对概念吗？他的回答是“能”，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亲眼看到出现了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他又说，“在法国革命作了简短的前奏以后，毫无顾虑的拿破仑迅速地把战争推到这一点上。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战争毫不停顿地进行着，直到对方失败为止。” [ 作者注：这里可以明显地证明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概念已经使他自己混乱。在第一篇第一章的第六—九节中，他证明战争永远不会绝对化；现在他却说，“拿破仑的战争体系是—种绝对完全性”的。他的意思大概是说拿破仑战争有可能接近这个理想的标准。 ] （第3卷第1163页） 接着，克劳塞维茨又问：我们对这点满意吗？战争应该属于这一类，还是应该属于其他的类呢？于是，在一个长时期的争辩之后，又得出了答案：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战争理论中，“应把战争的绝对形态提到首要地位，”而且，“使那些希望从理论中学到一些东西的人永远记住它，把它当作衡量自己一切希望和忧虑的基本尺度，以便在可能和必要的场合使战争接近这种绝对形态。”（第三卷第1165-1166页）
四、 作为政治工具的战争 克劳塞维茨对军事理论的杰出贡献，是他对战争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强调。他写道：“第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第二。正是这种观点告诉我们，由于战争的动机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第1卷第53页） 在《战争论》第八篇第六章第二节中，克劳塞维茨作了更详细的分析。下面就是这节的提要。 克劳塞维茨在展开讨论时说，虽然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战争是由于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引起的，但是人们通常作这样的想象：战争一爆发就中断了这种交往，因而“就出现—种只受本身规律支配的完全不同的状态。” 克劳塞维茨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他强调“用另一种手段”，是为了指出，虽然政治交往改变了，但却没有中断，而且“战争事件所遵循的主要路线，只能是贯穿整个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难道战争不正是表达它们的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吗？当然，战争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所以，“决不能使战争离开政治交往。”如果战争与政治分开了，那么“就会割断构成关系的一切线索，而且我们只会得到一种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东西。” 在此之后，他又稍微地论述了一下哲学理论，接着又回到他的主题上来了。 他说：“既然战争从属于政治，那么，战争就会带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宏伟而有力，甚至可能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 “只有根据这样的看法，战争才又成为一个统一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所有的战争看作是同一类的事物，而且只有这样，在判断时才能有一个正确而恰当的立足点和观点。而这种立足点和观点是我们制订和评价大的计划时所应当依据的。……” “一般地说，在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准确地找出理解和判断事物所必须依据的观点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只有从一个观点出发，我们对大量的现象才能有统一的理解，而且也只有观点的统一，我们才不至于陷入矛盾。” 他强调说，在头脑中时刻记住战争的主要目标是极为重要的。这不是从军人的观点，也不是从行政人员或政治家的角度来决定的，而是政治本身的观点决定的，它应包括所有的利益在内。在任何情况下，军事艺术都不能被认为是它的导师，因为政治代表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使政治的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那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相反的。因此，只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 当认清了战争不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而是从政治中产生出来的时候，战争计划就会象一个铸件那样完整，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之间的冲突也可以避免。然而，如果政治要求战争取得它所达不到的目的，那么政治就犯了错误。但是“如果政治能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的什么样的方向是同战争目标相适应的，就完全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成了政治，当然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只有当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会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发生有害的影响。”同时，如果它没有正确地判断当前局势的性质，其后果也可能是一场大灾祸。为了解释这点，克劳塞维茨又以法国革命为证。 他写道：“只有当政治能正确地估计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政治才能预见到战争的大的轮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怎样的，而且只有这样，它才能确定必需使用的手段的范围和选择使用手段的最好途径。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所取得的二十年胜利，主要是反对这次革命的各政府的政治错误的结果。” 另一方面，因为法国革命的政治唤起了其他的手段与措施，这样法国既能够“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 “因此，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但远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我们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 克劳塞维茨关于政治与战争关系的其他论述，其中有些重复了上面的意见，但下面的这几段话给这一主题增添了光彩。 “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以及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那么就不能开始战争。（第3卷第1161页） “因此，理论要求：在每次战争中，首先应该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认识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要在迈出第一步以前“先考虑好最后一步。”（第3卷第1172页） “为了明确进行战争要使用多少手段，必须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必须考虑敌国和我国的力量和各种关系；必须考虑敌国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它们的能力，以及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可能对它们发生的影响。”（第3卷第1174页） （未完）
四、 作为政治工具的战争 克劳塞维茨对军事理论的杰出贡献，是他对战争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强调。他写道：“第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第二。正是这种观点告诉我们，由于战争的动机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第1卷第53页） 在《战争论》第八篇第六章第二节中，克劳塞维茨作了更详细的分析。下面就是这节的提要。 克劳塞维茨在展开讨论时说，虽然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战争是由于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引起的，但是人们通常作这样的想象：战争一爆发就中断了这种交往，因而“就出现—种只受本身规律支配的完全不同的状态。” 克劳塞维茨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他强调“用另一种手段”，是为了指出，虽然政治交往改变了，但却没有中断，而且“战争事件所遵循的主要路线，只能是贯穿整个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难道战争不正是表达它们的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吗？当然，战争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所以，“决不能使战争离开政治交往。”如果战争与政治分开了，那么“就会割断构成关系的一切线索，而且我们只会得到一种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东西。” 在此之后，他又稍微地论述了一下哲学理论，接着又回到他的主题上来了。 他说：“既然战争从属于政治，那么，战争就会带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宏伟而有力，甚至可能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 “只有根据这样的看法，战争才又成为一个统一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所有的战争看作是同一类的事物，而且只有这样，在判断时才能有一个正确而恰当的立足点和观点。而这种立足点和观点是我们制订和评价大的计划时所应当依据的。……” “一般地说，在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准确地找出理解和判断事物所必须依据的观点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只有从一个观点出发，我们对大量的现象才能有统一的理解，而且也只有观点的统一，我们才不至于陷入矛盾。” 他强调说，在头脑中时刻记住战争的主要目标是极为重要的。这不是从军人的观点，也不是从行政人员或政治家的角度来决定的，而是政治本身的观点决定的，它应包括所有的利益在内。在任何情况下，军事艺术都不能被认为是它的导师，因为政治代表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使政治的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那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相反的。因此，只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 当认清了战争不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而是从政治中产生出来的时候，战争计划就会象一个铸件那样完整，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之间的冲突也可以避免。然而，如果政治要求战争取得它所达不到的目的，那么政治就犯了错误。但是“如果政治能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的什么样的方向是同战争目标相适应的，就完全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成了政治，当然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只有当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会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发生有害的影响。”同时，如果它没有正确地判断当前局势的性质，其后果也可能是一场大灾祸。为了解释这点，克劳塞维茨又以法国革命为证。 他写道：“只有当政治能正确地估计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政治才能预见到战争的大的轮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怎样的，而且只有这样，它才能确定必需使用的手段的范围和选择使用手段的最好途径。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所取得的二十年胜利，主要是反对这次革命的各政府的政治错误的结果。” 另一方面，因为法国革命的政治唤起了其他的手段与措施，这样法国既能够“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 “因此，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但远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我们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 克劳塞维茨关于政治与战争关系的其他论述，其中有些重复了上面的意见，但下面的这几段话给这一主题增添了光彩。 “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以及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那么就不能开始战争。（第3卷第1161页） “因此，理论要求：在每次战争中，首先应该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认识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要在迈出第一步以前“先考虑好最后一步。”（第3卷第1172页） “为了明确进行战争要使用多少手段，必须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必须考虑敌国和我国的力量和各种关系；必须考虑敌国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它们的能力，以及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可能对它们发生的影响。”（第3卷第1174页） （未完）
五、 大战略与重心 因为大战略的本质是使战略服从政治，不管政治是怎样的，它的实行必须是在战略的权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因此，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政治目的……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有时，政治目的本身往往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尽管如此，无论同意作什么样的修改，政治还是“首先加以考虑的问题。”（第1卷第50页） 在提到两者的相互作用时，克劳塞维茨说： “政治家和统帅应该首先作出的最重大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是根据这种观点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他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第1卷第53页）。 克劳塞维茨还说：“战争不仅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它的性质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或多或少有所变化，而且，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还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仇恨感和敌忾心，这些都可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 “这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主要同人民有关，第二个方面主要同统帅和他的军队有关，第三个方面主要同政府有关。”（第1卷第54页） 他又更进一步地说： “要使整个战争或者我们称之为战局的战争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达到光辉的目标，就必须对较高的国家关系有远大的见解，在这里军事和政治就合而为一，统帅同时也就成为政治家……但他仍应不失为一个统帅，他一方面要概括地了解一切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又要确切地知道用自己所掌握的手段能做些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说得很对，需要统帅作出的许多决定，就象需要牛顿和欧拉计算的数学难题一样。”（第1卷第109、110页） 与克劳塞维茨的大战略概念有密切关系的，是他的重心理论。在敌人的组织中——军事、政治和社会等等——有一个点是能使敌人失败的，或者说，如果敌人失去了这个点，整个的国家权力结构就会崩溃。这是克劳塞维茨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它控制着一切战争的大战略的目标。 他说：“识别敌军的这种重心，判定它的影响范围，是战略判断的一项主要活动。”（第2卷第927页）后来在第三卷中，他又扩充了这一理论。 “亚历山大、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的重心是他们的军队。假如他们的军队被粉碎了，那么他们也就完了。那些被国内的派别弄得四分五裂的国家，它们的重心大多是首都。那些依赖强国的小国，它们的重心是同盟国的军队。在同盟中，重心是共同的利益。在民众武装中，重心是主要领导人和民众的情绪。打击应该针对这些目标。”（第3卷第1196页） “法兰西帝国的重心是它的军队和巴黎，联军的目标应该是在一次或几次主力会战中打败法国军队和占领巴黎，把法军的残余部分赶过卢瓦尔河。法兰西王朝的心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第3卷第1282页） 对于一个反对同盟的战争，例如拿破仑与英国的冲突，克劳塞维茨也有他惊人的眼光。 他说：“如果两个或更多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国家，那么从政治上看，它们所进行的是一个战争。……因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战胜几个敌人中间的一个敌人而战胜其余的敌人，那么，打垮这一个敌人就必然是战争的目标，因为我们击中了这个敌人也就击中了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第3卷第1198页） 拿破仑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他缺少海军，难以得到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不能直接打击英格兰，因此他才依赖他的“大陆体系”，想使英国破产，使它无力再组织联盟来反对他。
六、 战争原则 当大战略的目标固定之后，下面要考虑的问题即是：什么原则支配战争的计划和它的执行呢？克劳塞维茨提出了两条。这两条，他认为是基础： “第一个主要原则是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个重心，如果可能，归结为一个重心；同时，把对这些重心的打击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次主要行动，如果可能，归结为一次主要行动，最后，把所有的次要行动尽可能保持在从属的地位上。总之，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尽可能集中地行动。 第二个主要原则是尽可能迅速地行动，也就是说，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顿，不要走弯路。”（第3卷第1242页） 当把这些原则合并起来，它们很家拿破仑的一句格言：“在军事艺术中，就象在力学中一样，时间是重量与力量之间的重要因素。” 除了这两条原则以外，克劳塞维茨还提出了一系列的一般原则。那是他从他的三个主要战争目标中演绎出来的，即为； “（a）战胜并消灭敌人的军队； （b）夺取敌人无生命的作战力量； （C）争取舆论。” 为了达到第一目的，就要把主要进攻永远指向敌军的主力，因为只有先打败了敌人的这部分军队，才能进行其他两项目标。为了夺取敌人无生命的力量，应该把进攻方向指向这些力量最集中的地方——大城市、要塞等等。至于谈到第三点，就是要“通过大的胜利和占领首都赢得舆论。” 其次，克劳塞维茨认为，要达到上述各项目的，必须遵循以下这些原则： “1、尽最大的努力动员我们可以动员的一切力量。 2、在将要进行主要进攻的地点上尽可能多地集中兵力。 3、不丧失时间……我们行动迅速，就能使敌人的许多措施在其准备过程中就遭到破坏，就能首先得到舆论的支持……出敌不意……是导致胜利的最有效的因素。 [ 作者注：克劳塞维茨还说：“出敌不意是一切行动的基础，没有例外。”它“是取得优势的手段，但除此以外，就其精神效果来看，它还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而且，“秘密和迅速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第1卷第279页） ] 4、最后，……以最大的毅力来利用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只有对敌人进行追击才能获得胜利的果实。 第一个原则是其他三个原则的基础…… 在贯彻这些原则时，作战的形式归根到底是无关紧要的。”（第3卷第1333—1336页） 虽然人们常常提到战争原则，但是军事家们很少能给它下定义，虽然克劳塞维茨在他开始研究时就曾声明：“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但很奇怪，他并不试图从这一定义中推断出其他的原则。如果他不是通过两个摔跤者之间的斗争，而是通过两个拳击师之间的搏斗来解释说明最简单的战争形式，那么他也许会明白，在每场搏斗中，每个拳击师要有四件事必须要做，即思考、防卫、运动和打击。 在每一个回合开始之前，每个人都必须考虑击败对方的最好方法。尽管在搏斗进行之中，他也许会被迫修改他的战术，但是他必须始终不放弃他的目标。在开始的时候，他必须有防御的态度，直到打败对方为止。下一步，他就得在防御的掩护下接近敌人，他必须采取攻势，试图将敌人击败。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四个基本原则：（1）保持目标的原则；（2）安全行动的原则；（3）机动行动的原则；（4）消耗进攻能力的原则。 如果两位拳击师都很老练，他们就会懂得另外三条原则的价值。他们就会节省他们的力量，以免过早地衰竭自己；他们就会把他们的打击集中在选定的关键点上，例如对方的左右额等等，并且始终想奇袭对方。——这也就是说，取消他的戒备，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这样我们就有了：（5）节省兵力的原则；（6）集中兵力的原则；（7）出其不意的原则。 我们立刻就会看到，这七条战争原则和从拿破仑战争中演绎出来的原则是相似的。 （未完）
六、 战争原则 当大战略的目标固定之后，下面要考虑的问题即是：什么原则支配战争的计划和它的执行呢？克劳塞维茨提出了两条。这两条，他认为是基础： “第一个主要原则是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个重心，如果可能，归结为一个重心；同时，把对这些重心的打击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次主要行动，如果可能，归结为一次主要行动，最后，把所有的次要行动尽可能保持在从属的地位上。总之，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尽可能集中地行动。 第二个主要原则是尽可能迅速地行动，也就是说，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顿，不要走弯路。”（第3卷第1242页） 当把这些原则合并起来，它们很家拿破仑的一句格言：“在军事艺术中，就象在力学中一样，时间是重量与力量之间的重要因素。” 除了这两条原则以外，克劳塞维茨还提出了一系列的一般原则。那是他从他的三个主要战争目标中演绎出来的，即为； “（a）战胜并消灭敌人的军队； （b）夺取敌人无生命的作战力量； （C）争取舆论。” 为了达到第一目的，就要把主要进攻永远指向敌军的主力，因为只有先打败了敌人的这部分军队，才能进行其他两项目标。为了夺取敌人无生命的力量，应该把进攻方向指向这些力量最集中的地方——大城市、要塞等等。至于谈到第三点，就是要“通过大的胜利和占领首都赢得舆论。” 其次，克劳塞维茨认为，要达到上述各项目的，必须遵循以下这些原则： “1、尽最大的努力动员我们可以动员的一切力量。 2、在将要进行主要进攻的地点上尽可能多地集中兵力。 3、不丧失时间……我们行动迅速，就能使敌人的许多措施在其准备过程中就遭到破坏，就能首先得到舆论的支持……出敌不意……是导致胜利的最有效的因素。 [ 作者注：克劳塞维茨还说：“出敌不意是一切行动的基础，没有例外。”它“是取得优势的手段，但除此以外，就其精神效果来看，它还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而且，“秘密和迅速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第1卷第279页） ] 4、最后，……以最大的毅力来利用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只有对敌人进行追击才能获得胜利的果实。 第一个原则是其他三个原则的基础…… 在贯彻这些原则时，作战的形式归根到底是无关紧要的。”（第3卷第1333—1336页） 虽然人们常常提到战争原则，但是军事家们很少能给它下定义，虽然克劳塞维茨在他开始研究时就曾声明：“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但很奇怪，他并不试图从这一定义中推断出其他的原则。如果他不是通过两个摔跤者之间的斗争，而是通过两个拳击师之间的搏斗来解释说明最简单的战争形式，那么他也许会明白，在每场搏斗中，每个拳击师要有四件事必须要做，即思考、防卫、运动和打击。 在每一个回合开始之前，每个人都必须考虑击败对方的最好方法。尽管在搏斗进行之中，他也许会被迫修改他的战术，但是他必须始终不放弃他的目标。在开始的时候，他必须有防御的态度，直到打败对方为止。下一步，他就得在防御的掩护下接近敌人，他必须采取攻势，试图将敌人击败。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四个基本原则：（1）保持目标的原则；（2）安全行动的原则；（3）机动行动的原则；（4）消耗进攻能力的原则。 如果两位拳击师都很老练，他们就会懂得另外三条原则的价值。他们就会节省他们的力量，以免过早地衰竭自己；他们就会把他们的打击集中在选定的关键点上，例如对方的左右额等等，并且始终想奇袭对方。——这也就是说，取消他的戒备，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这样我们就有了：（5）节省兵力的原则；（6）集中兵力的原则；（7）出其不意的原则。 我们立刻就会看到，这七条战争原则和从拿破仑战争中演绎出来的原则是相似的。 （未完）
七、 防御作为较强的作战形式 克劳塞维茨坚持认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并把拿破仑战争作为他的绝对战争理论的证明。但他又为什么要把他的《战争论》的四分之一的篇幅用来分析防御呢？并且他还一再地强调说，防御是一种比进攻更强的作战形式。这很令人费解。 在分析他的理论以前，最好是先考虑一下他对进攻的两段见解。第一段是第八篇第九章中的一段话，这章的题目是“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他写道：“进攻的唯一优点几乎只在于揭开战争序幕的出敌不意。突然性和不断前进是进攻的最有力的两个翅膀，尤其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中，它们更是不可缺少的。”（第3卷第1259页）在第三卷第十五章中，即“寻求决战的战区进攻”这一章中，他却又这样写道： “进攻的直接目标就是胜利。防御者从防御地位所得到的各种利益，进攻者只能通过优势，至多通过军队感到自己是进攻者和前进者而产生的一种微小的优越感来抵销。……我们所以作如上说明，是想消除人们对于奇袭和出敌不意的糊涂观念，人们通常认为奇袭和出敌不意在进攻中是胜利的丰富源泉。其实，如果没有一定的条件，奇袭和出敌不意是无法实现的。”（第3卷第1097页）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防御是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 他的理论是： “防御的目的是什么？是据守。据守比夺取容易，从这一点可以得出结论说，……防御比进攻容易……但是，防御具有消极的目的，即据守，进攻则具有积极的目的，即占领，占领可以增加自己的作战手段，据守却不能。所以，为了表达得确切，我们应该说：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就其本身来说比进攻这种作战形式强。 …… 既然防御是一种较强的但带有消极目的的作战形式，那么，自然只有在力量弱小而需要运用这种形式时，才不得不运用它。一旦力量强大到足以达到积极的目的时。就应该立即放弃它。”（第2卷第643一644页） 所以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是一种拖延的攻势，或有时被称为“防御攻势”。在这种攻势中，第一阶段是消耗，第二阶段是反攻，或又象克劳塞维茨本人所说的：“……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第2卷第642页） 他还说过：“……没有还击的防御是根本不可设想的，还击是防御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第3卷第1056页） 然而，这又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他早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第一篇第二章中他曾这样写道： “如果消极意图（即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单纯抵抗）能够带来有利的斗争条件，而且这种优越性大到足以抵销敌人占有的优势，那么仅仅通过持久的作战，就足以使敌人力量的消耗逐渐增加，以致他的政治目的即使达到了，也抵不上付出的代价，因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政治目的。”（第1卷第65页） 这种说法意味着什么呢？是哲学性评论还是实际性建议，那是难以确定的，不过，从它的内容上来分析，似乎应该是后者。 克劳塞维茨的缺点在于他的哲学式的思维方法，一种寻求绝对的习惯，经常不断地使他陷入迷途。无论是防御或进攻，都不存在内在的强弱的区别，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行动，至于哪个更适应，主要是根据具体的环境来决定。有时进攻是比较适应的，例如，在拿破仑战争中就是这样。因为他的天才加上敌人的守旧思想，使得他采取进攻的形式比较有利。有时，防御进攻是正确的，例如惠灵顿在西班牙的杰作。战争中一切行动的基础并非哲学而是常识，就象战争的七条原则所指示出的那样。
八、 决定性会战 在克劳塞维茨的决定性会战或是称作伟大的会战的概念中，没有关于作战形式较强或是较弱这类的废话。他的语言是相当肯定的。 “战斗是真正的军事活动，其余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它服务的。”（第1卷第334页） “……战争的实质是斗争，而主力会战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所以，必须永远把主力会战看作是战争的真正的重心。”（第1卷第378页） “……直接消灭敌人军队总是最主要的事情。在这里我们想要阐明的，不是别的，正是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原则的头等重要的意义。”（第1卷第338页） 数量上的优势只不过是致胜因素之一。（第1卷第270页）其他的因素有包围进攻、迂回行动和奇袭。这三种附加的手段只有对掌握了主动权的一方——即进攻者——才有可能应用。 克劳塞维茨还正确地指出：虽然“主力会战是解决问题的最残酷的方法……但它不等于单纯的相互残杀，它的效果更多的是摧毁敌人的勇气，而不在于杀死敌人的士兵。”（第1卷第400页）因为“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胜负决定之后，精神力量的损失还在增长，要到整个行动结束时才达到顶点。”（第1卷第344页）在此之后，“下一个问题……就不应该思前顾后和进行整顿等等，而只应该追击。”（第3卷第1262页）
九、 人民的战争 本书的第二章第四节曾经指出：在原始的部落战争中，最基本的一条是要本部落的成员团结一致，这样才能把最大的战争力量用来对付外敌。这对于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来说，通常也同样适用。在专制帝王时代，至少在理论上，人民的一致性是绝对化的，因为他们全都被排斥在战争领域之外。但是由于拿破仑战争（即克劳塞维茨所称的绝对战争）的出现，因为拿破仑的目标是要完全地打倒对手。而且因为法国的军队是依赖于敌国而生存的。所以平民百姓最终也起来反对他们。这样，除了“对外战线”之外，他们又多了一条“对内战线”。他们不得不同时应付这两条战线，而这后起来的战线，最后比“对外战线”——即传统的聚集军队的战场，更为重要。 克劳塞维茨是第一个注意到这条战线在他那个时代的战争中的重要性的人。他指出；虽然一个单独的人对战争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全国居民对战争的总的影响也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民众确实是服从本国政府的，那么在本国进行一切活动都比较容易。”而且“出于真正忠诚的自愿协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多的。”（第2卷第675页） 反过来说，在敌国中，这种理论对入侵者也适用。为解释这点，克劳塞维茨谈到了西班牙问题。他说：在那里，“战争主要以人民战争的方式进行斗争，那么，我们就会懂得，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单纯是民众支持的增加，而是出现了另一种真正的力量。”（第2卷第676页）这确实是一种先见。 克劳塞维茨还说：“根据我们对人民战争的看法，人民战争必须象云雾一样，在任何地方也不凝结成一个反抗的核心。否则，敌人就会用相应的兵力来打击这个核心，粉碎它。”为鼓舞群众的勇气，应该配给他们少数正规军来支援他们。但是派来支援的部队不宜太多，因为正规军太多会把过多的敌军吸引来，而且这时居民就会依赖自己的正规军。同时，大量部队驻在一个地区，宿营、运粮、粮秣供应等会大大消耗居民的力量。（第2卷第916页） 他对俄国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在今天看来更是如此。他说，俄国是一个不能用武力征服的国家。“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利用它本身的弱点和内部的分裂才能使它屈服。为了打击这个政治上薄弱的地方，就必须震撼这个国家的心脏。”（第3卷第1266页）换句话说，俄国只能通过其内部战线而被征服，这就意味着要通过革命来获得胜利。克劳塞维茨大概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见解的人。
十、 克劳塞维茨对拿破仑战争的忽视 我们应该记得，克劳塞维茨不仅生活在拿破仑战争时代，而且还参加了1806，1812，1813和1815年的各次战役。然而他对拿破仑的指挥才能如此不加注意，实在令人吃惊。同样令人吃惊的是，虽然他承认拿破仑是攻势主义的最伟大的倡导者，并且还写道：“拿破仑在他所从事的战争中，大概没有一次不是想在第一次会战中就打垮敌人的。”（第1卷第404页）但是他仍然认为防御是作战的较强的形式。此外，还有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在他对重心问题的卓越讨论中，却没有提到过拿破仑对英国同盟的六次斗争，而拿破仑最终没能赢得他那长期进行的一系列战争的最后胜利，就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打击这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 他虽然也曾指出：“法国皇帝在军队的背后一直是极为慎重地采取这种措施的，所以他所进行的历次最大胆的军事行动，并不象表面上看来那样冒险。”（第3卷第1347页）但是，克劳塞维茨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拿破仑是为了想获得完全的行动自由，必要时甚至可以离开他的交通线。因为他深知，只要基地巩固，交通线的暂时损失是无关紧要的。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除了为实现迫切的任务必须把兵力调开以外，任何部队都不应该脱离主力。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一准则。（第1卷第291页）然而拿破仑井不这样认为，他常常把他的兵力分散开来以诱惑敌人进人陷阱。他不仅没有象克劳塞维茨所主张的那样集中兵力以掩护交通线，而且还将他的军队分为三个或是三个以上的宽广纵队，组成一个他所谓的“营方阵”，采取他们通常使用的菱形队形。每一个纵队都有单独应战的足够能力。如果敌人攻占一个纵队，这个纵队自身就能坚守阵地，等待支援，而这时其他的纵队便分别从侧面向敌人进行进攻。无论是哪个纵队先遇到敌人，它便成为了其他纵队的前卫。 [ 译者注：关于在耶拿会战中营方阵的详细描述，请参见本书作者的《西洋世界军事史》，（1955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卷第423-426页。 ] 克劳塞维茨尽管参加了耶拿会战，但他对于这种富有弹性的集中方法却完全不了解。他自己的方法是十分硬化的，这可以用他自己的陈述来进行证明。他说：“……在会战以前进行浴血的前卫战，只能看作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如果不是必要，是应该避免的。”（第1卷第370页） 克劳塞维茨有许多盲目的见解，其中最大的错误是，他从来没有认识到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因此，和平应该是政策中的主要思想，胜利只不过是为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他也从未考虑暴力对最终和平的影响，实际上，“和平”这个词在《战争论》中一共才出现过六次。他认为，拿破仑是绝对战争理论的前辈大师。然而，这个绝对战争及其最高限度的暴力又把他引向到了哪里呢？不是引向他所向往的和平，而是圣赫勒拿岛。由他推进到了最高极限的暴力，结果是以绝对的失败而告终的。如果希望和平不仅仅是一种暂时的作战，那么，孟德斯鸠的劝告还是有道理的。他说：“在和平时期，各国之间应该多做一些对彼此有益的事情。在战时，要尽量少伤害他人的利益，并且要以不伤害他人的真正利益为原则。” [ 作者注：引目G·费罗的《欧洲的重建：塔列朗与维也纳会议》，（1941英文版），第38页。 ]
八、 决定性会战 在克劳塞维茨的决定性会战或是称作伟大的会战的概念中，没有关于作战形式较强或是较弱这类的废话。他的语言是相当肯定的。 “战斗是真正的军事活动，其余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它服务的。”（第1卷第334页） “……战争的实质是斗争，而主力会战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所以，必须永远把主力会战看作是战争的真正的重心。”（第1卷第378页） “……直接消灭敌人军队总是最主要的事情。在这里我们想要阐明的，不是别的，正是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原则的头等重要的意义。”（第1卷第338页） 数量上的优势只不过是致胜因素之一。（第1卷第270页）其他的因素有包围进攻、迂回行动和奇袭。这三种附加的手段只有对掌握了主动权的一方——即进攻者——才有可能应用。 克劳塞维茨还正确地指出：虽然“主力会战是解决问题的最残酷的方法……但它不等于单纯的相互残杀，它的效果更多的是摧毁敌人的勇气，而不在于杀死敌人的士兵。”（第1卷第400页）因为“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胜负决定之后，精神力量的损失还在增长，要到整个行动结束时才达到顶点。”（第1卷第344页）在此之后，“下一个问题……就不应该思前顾后和进行整顿等等，而只应该追击。”（第3卷第1262页）
九、 人民的战争 本书的第二章第四节曾经指出：在原始的部落战争中，最基本的一条是要本部落的成员团结一致，这样才能把最大的战争力量用来对付外敌。这对于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来说，通常也同样适用。在专制帝王时代，至少在理论上，人民的一致性是绝对化的，因为他们全都被排斥在战争领域之外。但是由于拿破仑战争（即克劳塞维茨所称的绝对战争）的出现，因为拿破仑的目标是要完全地打倒对手。而且因为法国的军队是依赖于敌国而生存的。所以平民百姓最终也起来反对他们。这样，除了“对外战线”之外，他们又多了一条“对内战线”。他们不得不同时应付这两条战线，而这后起来的战线，最后比“对外战线”——即传统的聚集军队的战场，更为重要。 克劳塞维茨是第一个注意到这条战线在他那个时代的战争中的重要性的人。他指出；虽然一个单独的人对战争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全国居民对战争的总的影响也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民众确实是服从本国政府的，那么在本国进行一切活动都比较容易。”而且“出于真正忠诚的自愿协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多的。”（第2卷第675页） 反过来说，在敌国中，这种理论对入侵者也适用。为解释这点，克劳塞维茨谈到了西班牙问题。他说：在那里，“战争主要以人民战争的方式进行斗争，那么，我们就会懂得，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单纯是民众支持的增加，而是出现了另一种真正的力量。”（第2卷第676页）这确实是一种先见。 克劳塞维茨还说：“根据我们对人民战争的看法，人民战争必须象云雾一样，在任何地方也不凝结成一个反抗的核心。否则，敌人就会用相应的兵力来打击这个核心，粉碎它。”为鼓舞群众的勇气，应该配给他们少数正规军来支援他们。但是派来支援的部队不宜太多，因为正规军太多会把过多的敌军吸引来，而且这时居民就会依赖自己的正规军。同时，大量部队驻在一个地区，宿营、运粮、粮秣供应等会大大消耗居民的力量。（第2卷第916页） 他对俄国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在今天看来更是如此。他说，俄国是一个不能用武力征服的国家。“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利用它本身的弱点和内部的分裂才能使它屈服。为了打击这个政治上薄弱的地方，就必须震撼这个国家的心脏。”（第3卷第1266页）换句话说，俄国只能通过其内部战线而被征服，这就意味着要通过革命来获得胜利。克劳塞维茨大概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见解的人。
十、 克劳塞维茨对拿破仑战争的忽视 我们应该记得，克劳塞维茨不仅生活在拿破仑战争时代，而且还参加了1806，1812，1813和1815年的各次战役。然而他对拿破仑的指挥才能如此不加注意，实在令人吃惊。同样令人吃惊的是，虽然他承认拿破仑是攻势主义的最伟大的倡导者，并且还写道：“拿破仑在他所从事的战争中，大概没有一次不是想在第一次会战中就打垮敌人的。”（第1卷第404页）但是他仍然认为防御是作战的较强的形式。此外，还有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在他对重心问题的卓越讨论中，却没有提到过拿破仑对英国同盟的六次斗争，而拿破仑最终没能赢得他那长期进行的一系列战争的最后胜利，就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打击这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 他虽然也曾指出：“法国皇帝在军队的背后一直是极为慎重地采取这种措施的，所以他所进行的历次最大胆的军事行动，并不象表面上看来那样冒险。”（第3卷第1347页）但是，克劳塞维茨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拿破仑是为了想获得完全的行动自由，必要时甚至可以离开他的交通线。因为他深知，只要基地巩固，交通线的暂时损失是无关紧要的。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除了为实现迫切的任务必须把兵力调开以外，任何部队都不应该脱离主力。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一准则。（第1卷第291页）然而拿破仑井不这样认为，他常常把他的兵力分散开来以诱惑敌人进人陷阱。他不仅没有象克劳塞维茨所主张的那样集中兵力以掩护交通线，而且还将他的军队分为三个或是三个以上的宽广纵队，组成一个他所谓的“营方阵”，采取他们通常使用的菱形队形。每一个纵队都有单独应战的足够能力。如果敌人攻占一个纵队，这个纵队自身就能坚守阵地，等待支援，而这时其他的纵队便分别从侧面向敌人进行进攻。无论是哪个纵队先遇到敌人，它便成为了其他纵队的前卫。 [ 译者注：关于在耶拿会战中营方阵的详细描述，请参见本书作者的《西洋世界军事史》，（1955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卷第423-426页。 ] 克劳塞维茨尽管参加了耶拿会战，但他对于这种富有弹性的集中方法却完全不了解。他自己的方法是十分硬化的，这可以用他自己的陈述来进行证明。他说：“……在会战以前进行浴血的前卫战，只能看作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如果不是必要，是应该避免的。”（第1卷第370页） 克劳塞维茨有许多盲目的见解，其中最大的错误是，他从来没有认识到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因此，和平应该是政策中的主要思想，胜利只不过是为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他也从未考虑暴力对最终和平的影响，实际上，“和平”这个词在《战争论》中一共才出现过六次。他认为，拿破仑是绝对战争理论的前辈大师。然而，这个绝对战争及其最高限度的暴力又把他引向到了哪里呢？不是引向他所向往的和平，而是圣赫勒拿岛。由他推进到了最高极限的暴力，结果是以绝对的失败而告终的。如果希望和平不仅仅是一种暂时的作战，那么，孟德斯鸠的劝告还是有道理的。他说：“在和平时期，各国之间应该多做一些对彼此有益的事情。在战时，要尽量少伤害他人的利益，并且要以不伤害他人的真正利益为原则。” [ 作者注：引目G·费罗的《欧洲的重建：塔列朗与维也纳会议》，（1941英文版），第38页。 ]
一、 工业革命对文明的影响 人类的思想和感情形成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宗教、理想和艺术；人类的身体活动又形成了他们的文明——他们的生活方式。除了古代狩猎和畜牧社会的残迹还保留在一些边远的地区以外，到十八世纪基督时代为止，世界文明以农业为基础已有一千年了。人类的大部分都是生活在农村。城市，作为文化中心，其居民仍要依靠周围的农村而生存；因此，政治和社会权力，以及地位，都是依靠土地而产生的；封建领主和小地主统治着土地，农民和农奴则要在这土地上辛苦地劳动。他们和城市的居民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有功能的有机社会。 然而，在十八世纪的后半期，象是突然来了一场没有事先预报的台风，出现了蒸汽机。据当时的估计，蒸汽机的每一马力能做十五个人的工。这样，工业革命诞生了。人们仿佛是从“蛹”中脱离出来了。他们离开了原始的生活基地，象是形成一条机械化巨龙，进人到从未梦想过的工业天地。这样的生活方式突然加到人类身上，不能不对和平与战争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场工业革命超过了以往的一切革命，其中包括那些伟大的宗教导师的革命。他们革命的影响虽然也很远大，但是其半径仍是有限的。在十九世纪还未结束之前，“工业革命”的“兵团”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并且要求所有的非工业化民族向它进贡。刘易斯·芒福德写道；“机械学成了新宗教，给世界带来了一个新的救世主：机器；”至少可以说，“一个新的摩西要领导野蛮的人类进入天堂。” [ 作者注：《技术与文明》，（1934年版），第45、58页。 ] 在这个全球性的革命还没有开始以前，所有的商品主要是在家庭中，或者在家庭式的小型作坊中制造出来的。当时，人们唯一的机械动力就是风和水。但是，当工厂开始向这种家庭系统挑战时，煤就象吸铁石一样，吸引着新兴工业。于是，产生了英格兰的黑乡，苏格兰的克莱地赛德，德国的鲁尔，法国的里尔和其他等等一批大的工业区。城市文明也就代替了农业文明。城市变成商业中心以后，它们的文化价值也就逐渐地下降了。早在1804年，威廉·布莱克曾在他的诗集前写着：“只要有金钱的存在，就谈不上艺术了。”而在后面，他又写道：“艺术退化了，幻想破灭了，战争统治了各国。” [ 作者注：《威廉·布莱克诗集》，（1906年埃精温·J·埃利斯编辑），第1卷第448页。 ] 机器在相当短暂的时间里就取代了手工劳动者。为了机器而雇佣工人，把他们编组放到工厂里，刘易斯·芒福德对此作了一个比喻，说是象军营一样。 [ 作者注：他认为，军队实际上是纯粹的工业机械化体系所趋向的理想形式。（见《技术与文明》，第89页） ] 工厂提供了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但是，这样一来却剥夺了家庭劳动者的工作，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技术，因为在机械化的制造过程中，真正的工人是那些没有技巧的人，而有技巧的手艺人只是作些辅助的、准备的工作。 詹姆斯·瓦特（1736—1819）这个苏格兰工具制造者出世后不久，一些急剧的变化便在“西方文明”中生根了。1769年，瓦特取得了他改良蒸汽机的专利权。十二年以后，曾与瓦特合作、自己富有、而且具有远见的工程师马修·包尔顿写信给他说：“伦敦、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人，都着魔似地迷上了蒸汽机。” [ 作者注：引目《欧洲的文明，它的起源与发展》，（1937年版），第5卷第305页。 ] 1818年，科克伦爵士（后来为第十代邓多纳德伯爵）在下议院的一个演说中说道：在上次战争中，“若不是及时地使用机器，英国就会被彻底毁灭。” [ 作者注：《一个水手的自传》，（1890年版），第450页。 ] 1824年，斯坦德哈尔写道：“从1785年到1824年，经历着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阿！在有文字记载的两千年历史中，风俗、思想和信仰，恐怕从来未有过这样巨大的革命。” [ 作者注：引自约翰·尼夫：《战争与人类进步》，（1950年版），第200页。 ] 而到1830年，正如拿破仑所担心的，大下列颠成了“世界的工厂”但是，尽管耗尽了他的全部天才，他还是在对付英国商业力量的斗争中失败了。正如邓多纳德所说，虽然机器还处在它的摇篮阶段，但是机器本身已证明，它比剑还有力。
二、 工业革命对社会的影响 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出现了永久性的领取工资的阶层，即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无产阶级。在家庭工业体系时代，也有长期取得工资的人，但是，那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他们不是群集在一起的，而可以随意地聊天、唱歌或吹口哨，因为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主人，可以不受工头的烦扰。尽管他们所得的工资和工业工人的一样低，而且劳动时间也往往比较长，但是他们是自由人。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中，他们有自己虽然低下但却是应有的地位。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团体，这样就难以形成阶级的意识。至于工业工人，他们都是集中在一个新的工业地区或工业城镇内，与任何形式的文化影响完全隔绝。他们被迫住在不卫生的房子里和肮脏的环境中，一年四季的生活就是不停地辛苦地劳动，工作重复而单调，同时还得受严格而苛刻的厂纪约束。 就在那个时代，工人的贫穷即隐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对“矛盾”。大规模的生产要求有大量的消费，也就是说，要求有足够的购买能力。流通的货币少，购买力也就小。而且，当工人的工资仅够他维持本人和他家庭的生活时，他是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要扩大国内市场，就必须提高工资。 但是，在工业化的初期，首先出现的是国外市场。工厂主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把利润的大部分投入再生产。提高工资意味着要减少利润，而减少利润又意味着要在竞争中落后。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伟大辩护者安德鲁·尤里对于这场斗争作过生动的描述。 他在1835年宣称：“由于人们对技艺和工业产生了普遍的热情和事业心，现在同过去所有的时代相比，产生了差别。许多国家认识清楚了，战争是一个不合算的游戏，于是就把他们的刀枪改造成为工厂的工具。然而，他们彼此之间现在仍然进行着一场不流血的斗争，这就是很可怕的贸易战争。他们不再派遣军队到遥远的战场去作战，而是以武力赶走他们面前的老对手，占有国外市场。他们采取向海外廉价出售货物的办法，以损害敌人的国内资源。这是一种新的交战方法。在这种战争中，每一个人的神经和体力都要受到严重的考验。” [ 作者注：《工业的哲学》，前言第5页。 ] 工厂为了利润而生产，为了压倒敌人而更多地生产，与此同时，工人们只得生活在他们的贫民区中，境况难以改变。这种生活正是滋长不满情绪的温床，萌发阶级仇恨的种子。工人们看到别人过着舒适、奢侈的生活时，就会油然产生一种反对社会的愤怒情绪。因此，在工业化广泛扩展开来以后，每—个工业国家中都产生出了一个不满的阶级。这个阶级不断地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因为这个从农业时代产生出来的制度，没有反映出一个工业国家的作用，没有反映出工业工人的地位。 （未完）
二、 工业革命对社会的影响 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出现了永久性的领取工资的阶层，即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无产阶级。在家庭工业体系时代，也有长期取得工资的人，但是，那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他们不是群集在一起的，而可以随意地聊天、唱歌或吹口哨，因为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主人，可以不受工头的烦扰。尽管他们所得的工资和工业工人的一样低，而且劳动时间也往往比较长，但是他们是自由人。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中，他们有自己虽然低下但却是应有的地位。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团体，这样就难以形成阶级的意识。至于工业工人，他们都是集中在一个新的工业地区或工业城镇内，与任何形式的文化影响完全隔绝。他们被迫住在不卫生的房子里和肮脏的环境中，一年四季的生活就是不停地辛苦地劳动，工作重复而单调，同时还得受严格而苛刻的厂纪约束。 就在那个时代，工人的贫穷即隐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对“矛盾”。大规模的生产要求有大量的消费，也就是说，要求有足够的购买能力。流通的货币少，购买力也就小。而且，当工人的工资仅够他维持本人和他家庭的生活时，他是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要扩大国内市场，就必须提高工资。 但是，在工业化的初期，首先出现的是国外市场。工厂主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把利润的大部分投入再生产。提高工资意味着要减少利润，而减少利润又意味着要在竞争中落后。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伟大辩护者安德鲁·尤里对于这场斗争作过生动的描述。 他在1835年宣称：“由于人们对技艺和工业产生了普遍的热情和事业心，现在同过去所有的时代相比，产生了差别。许多国家认识清楚了，战争是一个不合算的游戏，于是就把他们的刀枪改造成为工厂的工具。然而，他们彼此之间现在仍然进行着一场不流血的斗争，这就是很可怕的贸易战争。他们不再派遣军队到遥远的战场去作战，而是以武力赶走他们面前的老对手，占有国外市场。他们采取向海外廉价出售货物的办法，以损害敌人的国内资源。这是一种新的交战方法。在这种战争中，每一个人的神经和体力都要受到严重的考验。” [ 作者注：《工业的哲学》，前言第5页。 ] 工厂为了利润而生产，为了压倒敌人而更多地生产，与此同时，工人们只得生活在他们的贫民区中，境况难以改变。这种生活正是滋长不满情绪的温床，萌发阶级仇恨的种子。工人们看到别人过着舒适、奢侈的生活时，就会油然产生一种反对社会的愤怒情绪。因此，在工业化广泛扩展开来以后，每—个工业国家中都产生出了一个不满的阶级。这个阶级不断地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因为这个从农业时代产生出来的制度，没有反映出一个工业国家的作用，没有反映出工业工人的地位。 （未完）
三、 卡尔·马克思和阶级斗争 工业革命造就了一批社会改革家和革命者。在历史上最出名的就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1818年5月5日，在特利尔，他出生于一个犹太人的家里，六年之后，他们全家改信新教。1842年，他担任了激进的《莱茵日报》的主编，但是由于他过激的言论，这家报纸于1843年被查禁。不久之后，他遇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恩格斯是一个富足的棉纺商人的儿子，他在曼彻斯特附近拥有一家工厂。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有着一种莫逆的友谊。这给马克思以很大帮助，因为恩格斯不仅在许多著作中同马克思合作，而且在继承了他父亲的财产之后，还每年付给马克思350英镑。没有这笔钱，马克思就不得不过无产者的生活。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是根本无法适应的。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写成了《共产党宣言》，这是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词，至今仍是正统共产主义的圣经。1849年，马克思被驱逐出了普鲁士。他来到伦敦定居，在伦敦度过了他的余生，并且写出了大量的著作，其中包括他的不朽之作《资本论》。象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样，他也没有能最后完成和修订这部著作。其中第一卷是在1867年完成的。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此后，恩格斯从他的笔记中整理编辑了其他两卷。1883年到1885年和1890年到1894年，《资本论》的后两卷也相继出版了。 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是深受黑格尔影响的。他从黑格尔那里学到了苏格拉底式的辩论体系。黑格尔曾把这种体系应用于他的历史哲学中。这是一种问答式的批评程序，其目的是在讨论过程中探究主题的矛盾。但是，苏格拉底把矛盾看成是要克服的障碍，而黑格尔却认为矛盾是有必要的价值的。他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对抗，才能取得趋向真理的进步。所以，他的辨证程序：一是命题，即肯定一个题目；二是反命题，即否定这个题目；三是综合，即把上达二者之中所揭露的真理概括出来。但是，当综合取代了命题之后，它本身又成为了一个新的“命题”，随之也出现了新的“反命题”，这样又产生了一个“综合”。如此不断循环，逐步地发展，直到出现了绝对真理（上帝）。简单地说，这一体系就是要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 马克思自己说过，他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转过来应用的。他不是从下到上，直到“绝对”，而是从上到下。他认为先有一个公理，即物质世界，认为物质世界才是一个基础的、唯一现实的世界。他抛弃了理想主义。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认为，世界除了人类对它有感性认识外，它自身还具有客观存在。这样，通过辩证的过程，人们就可能获得一种对世界的知识。尽管这种知识是不完整的，但它却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核心，并且随着过程的发展，这个核心也随之扩大。因此，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方法，只有通过这一方法，才能达到现实。 根据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中人类关系上的应用。 [ 作者注：关于这一点的评论，参见卡尔·费德因著《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一个苛刻的分析》。（1939年英文版）。 ]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维持生活的生产工具是控制所有人类关系的原则； [ 作者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可是，他显然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人类是先有呼吸，后有住食，但这就不能符合他的经济学了。（参见H.B.艾克登著1955年版，《一个时代的幻想》第149页） ] 其次是一切生产品的交换；所以社会变化的决定因素应该到生产和交换的方式中去寻找。此外，生产还产生了两种关系：其一是人和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其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在第一种关系发生变化以后，第二种关系也随着变化。 诚如马克思的理论所说，在历史的最初阶段，某些社会成员取得了控制生产力的权力，于是就导致出了私有制，并使得生产关系成了两个阶级的对立，或者象马克思在其《共产党宣言》中所宣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段斗争的历史。” [ 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250页。 ] 为了证明这一理论，马克思又划分了五种不同的经济生产形态。根据辩证法的原则，每一种形态都比前一种形态进步，因为后一种在它日趋成熟的过程中，都能吸取前者的优点。第一种是原始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中，生产工具是归社会所有的；第二种是古代社会形态，奴隶主拥有生产工具；第三种是封建社会形态，封建主控制着大部分生产工具； [ 作者注：这一点是极为错误的，因为封建秩序是军事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就历史来说，认为它采纳上一形态中最好的生产工具是荒谬的；它的对立面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火药。古时的对立面——如果确实有的话——是野蛮人的人侵，他们的“生产力”就是征服和抢劫。 ] 第四种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资本家占有生产工具，虽然资本家不能占有他的工人，但是饥寒交迫会迫使工人替他千活。最后，当资本主义达到一定阶段时，第五种社会形态就会出现。在这种社会中，无产阶级将会获得生产工具， [ 作者注：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72页。 ] 而在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的矛盾，即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矛盾以后， [ 作者注：自1848年以来，所发生的情况是与此相反的。 ] 生产就能达到全速的发展。 马克思虽然从来没有给他所指的“阶级”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认为，自从原始时代以来，就有两个不同的阶级存在：一个是控制着生产工具的阶级，另一个就是没有控制生产工具的阶级。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世界力量的形成是阶级的冲突，它最终必然会引出无产阶级的专政。但是，只有当社会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时，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才能建立起来。然而正如R．N.卡鲁·亨特所指出的：马克思不曾证明“劳动者在事实上是适应指派给他的工作的；他也不曾想到，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会产生出一个完全新的阶级，这个阶级，严格说来，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 [ 作者注：《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1950年版），第39页。 ] 马克思坚持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样就污染了他的知识分子的追随者，即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辩证法，并且使得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质量最好也只限于他们自己。 对于马克思的辩证法中的这一矛盾，彼得·F·德鲁克曾给予深刻的分析： 他在著作中写道：“也许，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荒谬就是关于‘群众’的神话，它使得无定形的、没有社会团体的乌合之众变得光彩了。实际上，群众是社会分解和阶级毒素的产品。”群众，他们的威胁并不在于造反，因为造反“还是一种参加社会生活的形式，如果只是抗议的话……群众的威胁恰好在于他们不能参加社会生活这一特性……因为他们没有社会地位，对社会不起作用，社会对于他们，除了恶魔似的、无理的、不能理解的威胁外，没有别的什么……任何合法的权威对他们来说，都是残暴的和武断的。因此，他们总是愿意追随一种不合理的要求，或者是说，只要一个武断的暴君答应改革，他们就会向这个暴君屈服……由于没有信仰，他们能够吞食任何的东西……换句话说，群众总是阴谋家和暴君的牺牲品。暴君是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在奴役和否定下，凭武力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任何不能阻止其群众发展的社会，终将遭到毁灭。” [ 作者注：《工业人的前途》，（1948年版），第26页。 ] 我们在讨论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过程中，曾经讲过，如果他不是第一个的话，也是最早一个认识到战争对平民人口影响的重要性的军事思想家，并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副产品，就是创造了我们所称的“对内战线”。现在，只要略加思考，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引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差异：克劳塞维茨的“对内战线”只是在战争期间才存在，而马克思的“对内战线”是在和平时期建立的永久的战线，它的目标是以革命来推翻一个政权。所以，革命的目标和绝对战争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手段不同而已。 这不是一种巧合。恩格斯，这位不仅具有第一流的军事头脑，而且还是研究克劳塞维茨的学者， [ 作者注：1857年9月25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它的哲学方法是很特别的，但是对主题的分析却很好。关于对战争是称之为一种艺术还是一种科学的问题，它的答案是，战争更象—种贸易。战争对于战争就是现金偿付贸易，因为不管现金结帐的机会如何少，但却有一个总目标，而到了最终，它还具有决定性。（《近代战略的标志》，第158页） ] 曾对《战争论》进行过研究，并从而懂得了军队间的冲突只不过是进行战争的一种方法而已。据西格蒙德·纽曼说：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充分地感觉到“近代战争具有四重性，即外交、经济、心理，及其最后一招军事……他们深知，在第一颗子弹尚未发射之前，军事战役就可能注定要输掉，这是因为，军事战役开始以前，在经济的和心理的战场上，胜负可能已事先决定了。……照他们看来，战争是用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战场上进行战斗。用一个富有战斗性的工团主义者乔治·索里尔的话来说，一个全体性的罢工可能变为一个‘拿破仑式的会战’……在1857年的‘有指望’的危机期间，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一个连续不断的经济萧条时期可以被真正的革命化战略所利用，可以把长期的压榨作为一种有用的武器……” [ 作者注：《近代战略的标志》，第156页。 ] 这些关于进行战争的艺术的新颖看法，是间接地来源于克劳塞维茨的。在两代人之后，这些看法注定地改变了整个战争的指导。阶级斗争，的确是一个深奥的军事问题，因为一个民族的社会健康是其军事权力的精神基础。 （未完）
四、 工业革命对军事力量的影响 由于陆军和海军的迟钝，他们无视工业可以作为权威的资源，由于人们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产生了厌战情绪，所以，在斯坦德哈尔所提到的时期内，工业革命对于他们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1824年的军队和1785年的军队，只不过有着稍微的差异而已。然而，发明的精神已经被唤起，到处都有一批热心的人，他们向往着把新的思想用于军事领域。 在法国，盖诺特于1759年把一个蒸汽炉放到了马车的底盘上，因而成功地造出了第一辆蒸汽动力车。他想，这种车辆在战争中会大有用途的，可是在第一次公开试验时，他不幸撞坏了一垛墙，结果被送进监狱，随之试验也被停止。不过，如果曼彻斯特先生说得对的话，那么这次试验的价值并不是无人注意的。后来，拿破仑一定想到了盖诺特的机器在军事上应用的可能性，因为在这位伟大的将军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时，他的演说题目就是“战争中的汽车。” [ 作者注：H.H.孟奇斯特：《坦克的前驱》，见《美国机械师》杂志第49卷第50期。 ] 1783年，蒙特哥菲尔兄弟建造了第一个能够载人的汽球。他们在10月5日做了首次飞行。第二年的1月7日，又飞过了英吉利海峡。人们立刻发现了把它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能性。因此，在法国革命开始不久，一所航空学校就在默东成立了，并且给北方军团制造了四个汽球。在1794年6月16日的弗勒吕斯会战之前，其中的一个汽球曾被用来侦察奥军的位置。 蒸汽推动力在船上的应用也是很早就有过试验的。最早的蒸汽船大概出现在1775年，是一位叫詹姆斯·拉姆齐的弗吉尼亚人制造的。奇怪的是，他没有使用明轮，这种明轮在罗马时代就有了。他的蒸汽船是通过喷水的动力来推动的：一个蒸汽抽水机从船头把水抽进来，再从船尾排出去。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可能性虽然没有对陆军和海军产生相当的影响，但是早期的一些发明，却确实增添了枪炮的巨大毁灭能力。 在十八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时间里，发明了两种新式炮弹：一种是亨利·施雷普内尔中尉在1784年发明的“球形弹”，即人们所熟悉的“格雷弹”，另一种是1779—1783年围攻直布罗陀期间，默西埃发明的5.5英寸的迫击炮弹，它能从24磅的大炮中进行发射。第一种炮弹，直到1803年才被英国军事当局采用；第二种也直到1822年才被采用，它的采用就注定地要淘汰那种老式的木制战船。 另外两项发明，即雷管和圆锥形弹丸，曾使步兵的战术发生了彻底改变。在1800年发现雷酸汞之前，第一种发明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那是—种靠震动起爆的炸药。七年之后，福赛思取得了起爆药的专利权，这种起爆药是由氯酸钾、雷酸汞和玻璃粉合成的。1816年，在其他一些申请专利的人中，美国费城的托马斯·肖发明了一种铜质的雷管。这样便开始产生了雷管式猎枪，从而大大减少了枪的失效率，而且，它与燧发枪不同，在风雨天气里都可以使用。可是，英国的军事部门仍很保守，直到1839年才把燧发枪按雷管式的原理改装。尽管如此，其优势立即就显示出来了。1841年，“一连携带燧发式步枪的印度兵，被一千多名中国人紧紧地围困了，由于燧发枪在大雨中不能发射，因而处境十分危险。就在这时，两个携带雷管式步枪的海军陆战队连奉命前来增援，并且很快就打败了敌人，使敌人损伤惨重。” [ 作者注：《高夫中将的作战报告》，《伦敦公报》，1841年10月8日。 ] 圆锥形弹丸是英国第34团的诺顿上尉于1823年发明的。它有一个空的底座，因此，在发射时，弹丸就会膨胀，并封住枪膛的口径。他这个思想的萌芽是很有趣的。那是在印度南部，他在检查土著人所用的一种吹管箭时发现，它们是用柔软而有弹性的木髓做成的，通过木髓的扩大而顶住吹管的内层面，防止空气跑掉，从而把箭发射出去。 1836年，伦敦的制枪师格林尔先生改进了诺顿上尉的弹丸，在它的底部又加进了一个锥形的木栓。尽管英国的军事部门拒绝采用这两项发明，而法国人却采取了另外的态度。1849年，米涅采用了格林尔的设计，生产出一种威力可怕的米涅式弹丸。于是，英国政府以两万英镑购买米涅的专利权，格林尔因提供了他的思想而分得了一千英镑。英国军队于1851年开始使用米涅式来复枪。在1862年的卡菲尔战争中，人们发现，“在1200——1300码的射程之内都可以击散小股的卡菲尔人。” [ 作者注：J.w.福蒂斯丘：《英国陆军军事史》，（1927年版），第12卷第561页。来复线的观念是很古老的，可以追溯到163l年。主要的困难是粗制的火药发射过几次之后，就把膛线弄得模糊了，其后果使装弹困难。 ] 这两项发明使来复枪成为这个世纪中最可怕的武器。 1841年，当其它国家还在争论燧发式和雷管式前膛枪的优点与缺点时，普鲁士却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把“德雷斯”式后膛来复枪，即人们熟悉的“针发枪”发放到一些团里。这种依靠枪栓作用的武器，发射的是一种用纸卷包的子弹。但由于这种枪的尾部泄气，其射程也就不如米涅式来复枪远，不过，在一分钟之内，它可以打出七颗子弹，而米涅式来复枪只能射出两颗。尽管这样，它的主要优势还不是因为装弹迅速，而是这种后膛枪可以让士兵在卧倒时把子弹装上。1860年，这种枪曾使奥国军队在士气上受到严重影响。 [ 作者注：参见B.斯托弗上校的《军事报告，1866-1870》，（1872年英文版），第64页。 ] 由于成本的关系，火炮的发展比步枪的发展缓慢，而且后膛装弹枪和来复线炮，分开说来都是很旧的概念，但把它们结合起来的第一次试验，是1745年在英格兰进行的。 [ 作者注：参见本杰明·罗宾斯的《论枪炮的操作》，第337页。 ] 尔后，整整一百年过去了，一位撒丁尼亚的军官卡瓦里少校，终于发明了一种有效的6.5英寸的后膛来复线加农炮，1846年，瓦伦多夫伯爵也发明了一种更加有效的火炮。然而，没有国家愿意为此再付装备费。接着爆发了克里木战争（1853-1856）。在这场战争中，大量的铁铸前膛滑管、68磅平口炮和8英寸的大炮，都按照“兰彻斯特”的原理改造成来复线炮。这些炮的射程远，精确度高，因此，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轰击便成了“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这场战争结束以后，所有强国都开始试验来复线的后膛兵器。 在工业革命的初期，还采用了一种与枪和炮都不同的武器。这种武器就是火箭。它是一种古老的爆炸性推动弹，在亚洲从十三世纪起就有了。1799年在西林格巴丹的围困中，提普苏丹曾使用过这种火箭，这引起了英国火炮专家威廉·康格里夫爵士的注意，他以这种火箭为模型而加以改进了。他告诉我们说，他所制作的火箭，小的只有二盎司，即“一种自动的枪弹”，大的可到三百磅。 [ 作者注：《康格里夫的火箭系统与大炮的比较》，（1827年版），第39页。 ] 1806年，这些火箭在围攻布洛涅的战斗中被首次使用。康格里夫当时写道：“在第一枚火箭发射之后，不到十分钟，就可以看到这个城市起火。” [ 作者注：《康格里夫的火箭系统与大炮的比较》，（1827年版），第18页。 ] 1807年，在沃尔齐仑和哥本哈根的战斗中，以后，在莱比锡和滑铁卢会战中，在新奥尔良战斗中，都使用过火箭。在最后一次，A.L.拉图尔少校曾经写过：“在整个进攻的过程中，火箭的烟雾一阵阵降落下来。” 关于这种武器，康格里夫曾断言说：“事实上，火箭这种武器注定要使整个军事战术体系发生变化。” [ 作者注：《康格里夫的火箭系统与大炮的比较》，（1827年版），第42页。 ] 而马蒙特元帅也认为，火箭“也许会成为第一种武器，……对军队的命运必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 作者注：转引自博克塞上尉的《康格里夫火箭》，（1860年版），第65-66页。 ] 除了火箭之外，从概念上来说，还有四种武器也算是古老的，并且也还有人在这个时代中设计和提到它们。它们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们在后来的年代中对海军和陆军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1776年，一个美国人大卫·布什内尔建造了第一艘潜水艇。该艇只由一个人操纵，在独立战争期间，若不是他的判断错误，他大概就会击沉英国的一艘军舰“鹰”号。1801年，在布什内尔之后，美国的另一个天才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建造了一艘取名“舡鱼”的“水下船”。该船在布雷斯特港的水下停留了半小时之久。1812年，邓多纳德建议用燃烧的硫磺作为一种窒息性的气体。1855年他又重申他的观点，并极力主张用它来对付塞瓦斯托波尔，但他的建议遭到拒绝，因为那样做被认为是太残忍了。 还有两种武器是利用蒸汽推动的。一种是帕金斯的蒸汽枪。1825年12月9日，伦敦的一家报纸报道了它的表演情况，惠灵顿公爵也前往观看了表演。据说，这种枪每分钟能发射近1000颗子弹，而且，它的弹丸能穿透一块四分之一英寸厚的铁板。根据报社编辑的观点，这一人类天才的奇迹和破坏力，预示着一个普遍和平时代的来临，因为任何国家的人口都不能弥补这种破坏性武器所带来的损失。在克里木战争中，好象曾使用过这种枪。在这场战争中，还有人建议采用另一种新奇的武器。1855年，一位富有的慈善家詹姆斯·科恩申请了这种武器的专利权。这种新奇武器是一种靠蒸汽推动的“活动的陆地炮台，并且还配有长柄大镰刀，用来砍倒步兵。”实际上，这是一种四轮装甲车，上面装有大炮，看上去“象是一个巨型的碟盖扣在车轮上。”帕默斯顿勋爵拒绝采用这种武器，他认为对文明战争来说，用这种武器太野蛮了。 [ 作者注：参见B.H.利德尔-哈特著《坦克》，（1959年版），第1卷第13页。 ] 1813年，罗伯特·富尔顿建造了第一艘蒸汽推动装甲船，取名“富尔顿”号。它有双层壳，两层壳之间有一个明轮，周围还有一块58英寸厚的木板作保护。很明显，这笨重的船需要有一套相适应的推动系统和轻便的保护工具。1836年，约翰·埃里克森成功地应用了螺旋桨，从而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是用铁代替了木头。 说来奇怪，英国海军部曾反对采用蒸汽船。当时，殖民部要求海军大臣提供一艘蒸汽邮船，以便把邮件从马耳他运送到爱奥尼亚岛，可是，所得到的答复是：“海军部认为，尽最大可能地阻止使用蒸汽船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他们认为，蒸汽船的使用很可能给帝国海军的优势以致命打击。” 这样，当英国卷入到克里木战争中时，除了几艘装有辅助性发动机的战舰和几艘蒸汽拖船外，她的整个舰队都是木帆船。更加使人吃惊的是，自从1822年使用了带壳的炮弹以后，木船很容易被毁坏，完全丧失了战斗价值。1853年11月的新诺比战斗就是一个例子。俄国船上发出的炮弹几乎使土耳其的一个中队的快速帆船全部覆灭。这一结果促使拿破仑三世立即下达命令，要求建造一支带有浮动炮台的舰队，并且还要有装甲的保护，能抵抗子弹和爆炸性的弹片。他们成功了。这就证明，对装甲船的需求是毫无疑义的。而且，由于装甲的使用也迫使人们采用威力强大的武器。这样，带来复线的火炮也就开始普遍采用了。战后不久，法、英两国分别造出了各自的第一只装甲军舰“光荣”号和“勇士”号。 第一辆火车头是英国工程师理查德·特里维西克于1801年造出来的，是为煤矿的运煤车而设计的。它一开始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812年，他设计的这种火车头在纽卡斯尔的威兰煤矿工作时，引起了当时担任机械师的乔治·斯蒂文森（1781—1848）的兴趣。这位机械师得到许可，要在煤矿与港口之间的通道上建造一个“运行牵引机”（火车头）。他取得了成功，而且证明是有利可图的。接着，他又去说服准备建造斯托克顿——达灵顿铁路的设计者，希望他们采用蒸汽牵引力以代替马匹。设计者们采纳了他的建议。1825年9月27日，第一条真正的铁路出现了。工业革命中的任何发展对和平与战争前途的影响，都没有比这一点更深远的。 火车头的发源地虽然是在英国，但是那个产生出克劳塞维茨的国家却首先认识到了铁路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这绝不是偶然的。甚至还未在普鲁士铺设铁轨以前，已有人开始注意到铁路的军事意义了。1833年，F.W.哈科特就曾指出，如果在科隆到明登之间和美因茨到韦瑟尔之间建造铁路，将能大大加强莱茵地区的防御；C.E.庞尼茨也主张普遍地修建铁路，以便于普鲁士对来自法、奥、俄三方的威胁进行对抗。同时，一位具有特殊天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也说过，普鲁士的弱点是，她处在强大的潜在敌国之间，处在敌国包围的中央位置上，铁路的应用能使她从一个二等的军事国上升为强大而难以对付的国家。“日尔曼可以成为欧洲心脏中的一个防御堡垒。动员的速度，军队从国内的中心移向边界的速度，铁路的运输，以及处于‘内线’地位的其他显著利益，使得日尔曼比其他欧洲国家具有较大的相对优势。” [ 作者注：《近代战略的标志》，第149页。 ] 李斯特还说；“如果邻国的铁路比我们早完成一英里，或是比我们的长一英里，都是对我们不利的……现在，该是我们来决定，看看是否应用工业进步给我们提供的新式防御武器，就象我们的前辈要决定他们是否应用枪以取代弓箭一样。” [ 作者注：《近代战略的标志》，第150页。 ] 1846年，即李斯特逝世的这一年，普鲁士的一个军；共计12000人，连同它的骡马与火炮，被运到了克拉考。这是第一次通过铁路的大规模部队运动。这次尝试性的运动，使普鲁土的总参谋部开始了对铁路的军事价值进行综合性研究。以后，在1848年到1850年之间的革命动乱期间，普鲁士在铁路运输方面又进一步获得了经验。1849年，当拿破仑三世介人意大利战争时，法国人尽可能地利用了铁路。从那以后，铁路也就变成了战略中的主导因素，甚至可以对战场上的几百万军队进行补给。所以，“全民皆兵”制的真正始祖，不是拿破仑，也不是克劳塞维茨，而是乔治·斯蒂文森。 1836年，即在本章探讨的时代结束前二十年，约米尼伯爵（1779一1869）在他的《战争艺术概论》中写道： “最近二十年来的新发明，似乎已经使军队的组织，装备和战术，都有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可能性……” “毁灭的方法是以惊人的速度而趋向于完满标准的。……使用榴霰弹的榴弹炮，可以一连串地进行发射，其射程和子弹的一样远，其威力可以相当于一个营的火力。这就增加了毁灭的机会。……” “如果各国政府不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会议以限制这种毁灭方法的发明，那么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全部陆军的一半都变成装甲骑兵，以便用快速的方法来夺取这些机器；而步兵也要应用中世纪的装甲，否则，一营步兵会在未与敌人接触之前就先为敌人所歼灭。” “我们也许会看到再度装甲的战士，就连马也将要有装甲的保护。” [ 译者注：参阅《战争艺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翻印本，第30-31页。 ]
一、 工业革命对美国的影响 美国内战是蒸汽时代以来所爆发的第一次大战。它的根源与工业革命对这个年轻国家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工业革命影响了美国的“生产力”，同时也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化，最后，便在两种经济体制的社会之间引起了战争，即美国北方居民和南方居民之间的战争。当时，美国的北方人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主要是以农业和商业为生；而南方人还具有一种贵族式的思想，他们的生活仍然是封建式的，种植园由奴隶耕作。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1775一1783），以至在战争结束以后，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们是斥责奴隶制度的，然而到1787年，当拟定宪法草案时，由于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坚持，奴隶制仍旧被保留下来了。 [ 作者注：在美国北方诸州，奴隶制的废除是在1777年到1804年间，第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州是佛蒙特，最后一个州是新泽西州。实际上，这并没有给奴隶们带来什么好处，因为大部分北方奴隶又被运到南方的奴隶市场。 ] 不过，按照现状来看，奴隶制正在衰落之中。如果“生产力”不发生变化，很可能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奴隶制也会消亡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1788年批准宪法后的第四年，突然出现了一个发明，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南部棉花种植。1792年，一个叫埃利·惠特尼的美国人，设计了他的“轧棉机”，把棉花与棉子分离出来，这使得棉花事业有利可图。在1815—1816年间，棉花成了“南方之王”。这样，就使得奴隶劳力成了大量需求的商品，奴隶不是市场上的滞销货，而是供不应求。在轧棉机问世之前，南方的主要作物产品是烟草，而不是棉花，但是到了1820年，棉花的产值达到了—亿六千万英镑。十年以后，增长了一倍。到1850年，超过了十亿英镑。1860年，更达到二十三亿英镑。在此期间，“优等黑奴”的价格也不断上涨。1830年，一个黑奴大约值五百美元；而到1860年，就升为一千八百美元。这些增长情况，显示了奴隶的需求量对于南方经济繁荣的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北方诸州的经济也在迅速发生变化。曾有两次颁发了禁止贸易的命令，时间都是比较长的。第一次是1807年到1812年，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第二次是1812年到1815年间，美英两国爆发了战争。由于这两次禁令，迫使北方各州依赖和扩张了本土的工业。所以，当南方的资本仍是以奴隶为代表时，北方便逐渐地以工厂作为它的代表了。到1812年，工厂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这样，美国也就不再依靠从国外进口棉织品了。1840年，美国已有1200家棉纺织厂，大部分是在新英格兰，到1860年，它们的产品销售到了西部遥远的地方。 在宾夕法尼亚州，铁器工业发展得比较缓慢，而且，为了保护这一工业和其他一些新建工业，实行了关税保护政策。对于北方的工厂主来说，这是必要的，但是，南方的种植园主却不能从这种政策中直接获利。因此，南卡罗来纳州曾把这一政策宣布为不符合宪法的策略，认为它加重了南方的负担，只对北方有利。关于关税法问题争论得相当激烈，以致于南卡罗来纳州于1832年宜布1824年的“关税法案”无效。最后，总算达成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因而使得州权之争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在这场斗争进行的同时，一个更棘手的纠纷也开始生根了。1803年，美国从法国人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娜的一大片土地；1819年，又从西班牙人手中购买了佛罗里达。这两个地区使美国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可是，在1822年，墨西哥脱离西班牙而独立了，她与美国之间的摩擦导致了1836年的得克萨斯战争和1846年的墨西哥战争。这些战争使美国又增添了象路易斯安娜州一样广阔的领土，即得克萨斯州，以及未来的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的一部分。 这些新获得的广阔土地，与南方诸州相连接。于是，又构成了另一个争论的焦点：这些新的领土，最终是成为自由州呢，还是变成蓄奴州呢？如果成为自由州，那么北方就将在联邦中起主导作用；若是变成蓄奴州，则南方将变成国家的主宰。南方的种植园主们，不仅坚持扩大蓄奴的范围，而且还极力要求取消1807年禁止运销奴隶的联邦法律。对于北方来说，这是一项不可能的要求；如果那样，也许会引起美英之间的战争。 [ 作者注：据1814年的根特和约，英美两国相互签订条约，彼此尽力削减奴隶贩运；1842年的艾希布恩条约，为加强这种承诺，双方同意在非洲西海岸保持巡逻舰队。 ] 而且可能使得北方人的民主思想在世界人民眼中变得分毫不值。 使北方人产生反感的，不仅在于南方诸州仍然存在的奴隶制度，而且还有这种奴隶制度在新地区中的蔓延。因此，只要新地区的未来地位没有确定，南北之间的争吵就不会停止。1858年，在詹姆斯·布坎南总统（1857—1861）任职期间，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阿伯拉罕·林肯（1809—1865）登场了，从此使这场争论达到了最高潮。林肯在竞选伊利诺斯州参议员时，曾对这个争辩激烈的问题发表了充满了常识的谈话，赢得了他的同胞们的钦佩。他说： “‘一幢分裂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我相信，这个政府也不能容忍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状态永远存在。我不希望这个联邦解体，我不希望这幢房子倒塌，我希望它不再分裂，它将成为一样完整的东西，非此即彼。” [ 作者注：引自《活着的林肯》（1955年版），第212页。 ] 1859年10月16日，一位狂热的反蓄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带领着他的22名追随者，夺取了弗吉尼亚的哈普渡军火库。他的目的是想引起奴隶起义。这样就加速了正在到来的危机，而使争吵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尽管布朗很快就被绞死，但他的目的是达到了，不管是否遭到屠杀，也不管联邦是否得以保持或是遭到破坏，反对奴隶制的人们是准备作殊死战斗的。 这就是1860年11月6日林肯当选为总统时的境况。它使得南方想要扩张奴隶制的梦想就此结束。12月20日，南卡罗来纳州宣布脱离联邦；到1861年2月1日，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佛罗里达、路易斯安娜和得克萨斯等州，也相继效仿南卡罗来纳而脱离了联邦。 [ 作者注：在4月17日到5月20日之间，弗吉尼亚（西半部除外，西半部于1863年成为西弗吉尼亚）、阿肯色、田纳西和北卡罗来纳先后加入南方联盟。 ] 它们召集民兵，占领联邦政府在南方诸州中的要塞和兵工厂。1861年2月4日，在亚拉巴马的蒙格马利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即“南方联盟”，由杰斐逊·戴维斯（1808-1889）任总统。 最后，在4月12日，这种紧张的局势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黎明时分，一个谁也弄不清楚的征兆给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揭开了序幕，没有人清楚是什么原因使那支驻扎在查尔斯顿的联盟军队擅自炮击萨姆特要塞。炮声宣布，一代人的争辩要用战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这不是两个敌对政党之间的战争，而是两个不同社会之间你死我活的搏斗。它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文明，正如斯蒂芬·贝尼特简洁地描述的：这是“农村社会对机器和蒸汽时代的造反。” [ 作者注：《约翰·布朗的尸体》，（1929年英文版），第375页。 ]
二、 内战的性质 由于目的几乎无所不包。这场战争的性质也就绝对明确：要么解散这个联邦，要么维持这个联邦。要想维持这个联邦，那就必须使南方诸州无条件地向北方投降，就是要使北方无条件地征服南方。然而，南方却是拒绝投降的。这样，对于北方来说，进行战争也就势在必行了，而在战争中是没有折衷办法的。 正如二十世纪的总体战一样，在战争爆发以前，总要有几年的激烈宣传。这样，到战争爆发时，所有温和节制的思想意识，就都一一消失了。同时，唤醒了敌对双方类似于原始部落的狂热精神。 这样一来，也象伏泰尔所说的：“如果为不断指控蛮横的暴行敞开了门，那么，只有到某一方完全被摧毁，刀才能入鞘。” [ 作者注：见本书第一章。 ] 从美国宪法的立场来看，林肯是一个独裁者。战争开始不久，他就立刻暴露了这种作风。例如，未经国会批准，他便宣布封锁南方的港口；同时，还下令招募七万五千名志愿兵，而且，他依仗权力，取消了“人身保护”法律在马里兰州的实施。凡是被怀疑不忠的人，不经审讯就被投入监狱；“忠诚的巴尔的摩市市长，由于受到同情南方的怀疑，结果被捕，并被禁闭在一个要塞之中达一年多”；马里兰州的一位法官，“由于开庭审理政府官员的非法行为，而在休庭之后，竟被一群士兵包围，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监禁了六个月。’这些独裁的例证，都是由莫里森和康马杰引证的。 [ 作者注：见《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1942年版），第699-700页。1863年夏，在奥尔巴尼的公众集会上，为回答有关他的那些不公开的指责，林肯辩护说，“逮捕的原因并不是完全因为已经发生的行为。而是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行为。”这是独裁统治的实质，因为它把政府的首领置于法律之上。（林肯的答复，见《活着的林肯》．第545-554页）。 ] 在南方联盟中，戴维斯总统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他象林肯一样专横，但不如林肯那样还有一点人情味，也不如林肯那样能宽宏大量。戴维斯是古板的，也是利己的。他既不争辩也不听信，既不容忍忠告也不容忍反对。当然，可以丢开个性不谈，但事实却是一样：绝对化的战争要求有独裁式的领导来进行指导。
（未完）
二、 内战的性质 由于目的几乎无所不包。这场战争的性质也就绝对明确：要么解散这个联邦，要么维持这个联邦。要想维持这个联邦，那就必须使南方诸州无条件地向北方投降，就是要使北方无条件地征服南方。然而，南方却是拒绝投降的。这样，对于北方来说，进行战争也就势在必行了，而在战争中是没有折衷办法的。 正如二十世纪的总体战一样，在战争爆发以前，总要有几年的激烈宣传。这样，到战争爆发时，所有温和节制的思想意识，就都一一消失了。同时，唤醒了敌对双方类似于原始部落的狂热精神。 这样一来，也象伏泰尔所说的：“如果为不断指控蛮横的暴行敞开了门，那么，只有到某一方完全被摧毁，刀才能入鞘。” [ 作者注：见本书第一章。 ] 从美国宪法的立场来看，林肯是一个独裁者。战争开始不久，他就立刻暴露了这种作风。例如，未经国会批准，他便宣布封锁南方的港口；同时，还下令招募七万五千名志愿兵，而且，他依仗权力，取消了“人身保护”法律在马里兰州的实施。凡是被怀疑不忠的人，不经审讯就被投入监狱；“忠诚的巴尔的摩市市长，由于受到同情南方的怀疑，结果被捕，并被禁闭在一个要塞之中达一年多”；马里兰州的一位法官，“由于开庭审理政府官员的非法行为，而在休庭之后，竟被一群士兵包围，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监禁了六个月。’这些独裁的例证，都是由莫里森和康马杰引证的。 [ 作者注：见《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1942年版），第699-700页。1863年夏，在奥尔巴尼的公众集会上，为回答有关他的那些不公开的指责，林肯辩护说，“逮捕的原因并不是完全因为已经发生的行为。而是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行为。”这是独裁统治的实质，因为它把政府的首领置于法律之上。（林肯的答复，见《活着的林肯》．第545-554页）。 ] 在南方联盟中，戴维斯总统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他象林肯一样专横，但不如林肯那样还有一点人情味，也不如林肯那样能宽宏大量。戴维斯是古板的，也是利己的。他既不争辩也不听信，既不容忍忠告也不容忍反对。当然，可以丢开个性不谈，但事实却是一样：绝对化的战争要求有独裁式的领导来进行指导。
（未完）
三、 战略问题 南方联盟的领土范围是从北里奥格兰河到切萨皮克湾，从密苏里河到墨西哥湾，大部分区域是处女地。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有五、六百万是白种人，还有三百五十万黑人奴隶，加在一起也比北方诸州人口的一半还要少。除了里士满的特里德加尔铁工厂能生产有限的兵器和重型铸造件以外，南方的工业资源几乎等于零。在切断了北方的工业来源之后，联盟政府把获得军用武器和工业产品的希望寄托在欧洲，指望着拿棉花去同欧洲人进行交换。 从战略上来说，南方联盟被密西西比河分成为两个部分。密西西比河是纵贯南北的最大交通线。在这条河的东边，一直延伸到大西洋，是当时的主战场，阿巴拉契亚山脉又把它割裂为两个次战场。这条山脉北起波托马克河，向西南方向延伸，到田纳西河上的查塔努加城，然后进入亚拉巴马州的北部。南北双方的首都都位于这两个次战场的东部，联邦的首都是在波托马克河畔的华盛顿，联盟的首都是在詹姆斯河畔的里士满，位于华盛顿南面的一百英里处。 当时，所有的道路主要是供马车行走的。所以，在整个战争中，大规模的运动都要利用铁路和水运来完成。在南部，最重要的是两条东西方向铁路，都从里士满到密西西比河。一条从查塔努加到孟菲斯，另一条从亚特兰大到维克斯堡。亚特兰大在查塔努加以南约一百英里，连接着这两个城市的，是从肯塔基北部的路易斯维尔到佐治亚州的萨凡纳的一条铁路。还有一条主线到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可见，查塔努加和亚特兰大对联盟政府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这两个城市丢失了，两条东西方向的铁路就会被切断，两个次战场间的联系也就会因此而中断。 联盟政府是不可能征服北方诸州的，所以，他们的问题是要抵制征服。换句话说，他们要拖垮联邦，迫使他们放弃战争。至于办法，主要是看他们的资源能够维持多久。为了进行持久战争，保持和欧洲的联系是极为重要的。这样就要求开放南方的主要港口。 另一方面，联邦政府也只能逐步征服南方，即需要有步骤地去进行征服。这样，不仅要在面积上，而且要在资源上，不断地缩小南方的实力，直到使它无力维持在战场上作战的军队。战争开始时，联邦军队的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1786—1866）中将就认识了这一点。他懂得经济压力与进攻之间的关系。他的计划是封锁南方的所有港口；同时，组成两个强大的军团；一个军团向密西西比河运动，切断南方联盟东西部之间的联系；另一个军团逼近里士满，钉住在弗吉尼亚的联盟政府的主力部队。 在南方的港口中，有九个港口是有铁路与内陆相联结的。到1862年4月，除了莫比尔、查尔斯顿和威尔明顿三个港口之外，其他的都落入到了北方人手中。在这三个还未陷落而港口中，维尔明顿对联盟政府的重要性最大。实际上可以说，这个港口是它的咽喉。但是，它直到1865年1月15日才被北方军队占领。这不能不说是北方人所犯的一个头等大错。斯科特的其他一些建议，也是在战争后期才被采纳。相反，一切主要的会战，都是为夺取里士满，直到1865年，这些会战的企图都失败了。 下面谈谈戴维斯总统。我们可以发现，他完全不知道如何阻止北方人的征服。当时，要使南方不被征服，唯一的方法就是节约资源，以便长久地阻住北方人。这样作，需要采取一种防御战略，而他所采取的，恰恰是进攻战略。他企图既保住里士满，又通过一系列的战斗赶走北方人，并且还想占领华盛顿。然而，地理和交通状况都表明，在战争初期。保卫里士满的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在查塔努加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并且在田纳西进行防御性战役，而只用一支较弱的军队来保护首都。在田纳西州进行激烈的战役，肯定会诱使北方军队从弗吉尼亚州赶来应战。这样作，既直接保护了从查塔努加到亚特兰大这条重要的铁路线，也间接保护了密西西比河在维克斯堡的重要渡口。这样的方法虽然要在朦胧之中进行尝试，但是，南方要想保存下来，依靠的是节约资源，而不是赢得会战，所以，在弗吉尼亚州内寻求战斗，实际上是在消耗持久作战能力。 直到1863年初，斯科特的计划才被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1822-1885）全部采纳。 [ 作者注：1862年5月2日，北方军队占领新奥尔良，并且在6月和7月，从那里向维克斯堡进行了两次攻击，但失败了。 ] 1月30日，他发动了维克斯堡战役；7月4日，这个要塞向他投降。结果，南方联盟的东西部被割裂开了。尔后，联邦军队又在11月24一27日取得了查塔努加的胜利，格兰特终于打开了通往亚特兰大的道路。这样一来，南方终于被缩小了，只剩下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四个州。最后，到1864年夏季，格兰特牵制住了在里士满附近由罗伯特·E·李（1807-1870）所领导的南方主力军队，而威廉·T·谢尔曼（1820-1801）则从查塔努加前进，于9月1日占领了亚特兰大，并且又从那里前进，穿过佐治亚和卡罗来纳，进攻李的背后。这种双重的外线作战，迫使联盟政府于1865年4月9日在艾波托马克斯法院彻底垮台。
四、 战术的发展 这场战争的战术背景，不仅仅是特殊的，而且甚至还是唯一的。在冲突爆发之前，美国的正规军大约有16000到17000官兵。士兵大都来自北方诸州，而军官却是南方人占了较高的比例。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在南方诸州脱离联邦政府后，大部分士兵对联邦仍然保持忠诚，但是有许多军官，其中包括一些很有才干的指挥人员，却投靠了联盟政府。这使得联邦的军队几乎没有首领，于是不得不立即召回一批有经验的退职军官来服现役，其中的著名人物有麦克里兰、格兰特和谢尔曼等。总之，联邦得到的是旧陆军的躯体，而南方联盟得到的是它的头脑。所以，在战争的前半段期间，南方在战略和战术能力上都超过了北方。 最初，双方的军队都是依靠招兵的方法来进行补充，但是随着战争的迁延，又都开始实行了征兵制。南方在1862年4月开始采取征兵制，北方比南方晚了一年。在战争期间，联邦政府招募入伍的人数，占应征人员的45%，而南方联盟政府则征召了90%。据托马斯·L·利弗莫尔上校的估计，在联邦军队中，征兵的总数为二百八十九万八千三百零四人，而联盟政府的征兵总数则为一百二十二万七千八百九十人到一百四十万六千一百八十人。 [ 作者注：《美国内战中的数字和损失》，（1957年版），第63页。还有几种其它的估计，但差异是相当大的。 ] 这些数字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记录，直到1914年才被突破。 战术的前景也是极为新颖的。但在那时，却几乎没有人加以注意。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武器的改进已经使战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战术理论主要还是拿破仑式的理论。尽管克劳塞维茨已经写出了《战争论》，但是并未被人注意，不过，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却已广泛流传，以至于在许多军官的背囊中都能找到这本书。在拿破仑时代，燧发式滑膛枪的有效射程，最远只有100码，而炮兵发射的葡萄弹和榴霰弹的射程都能超过它，以致火炮成为当时的优势武器。然而，在1861年，滑膛枪被米涅式来复枪所代替。这种来复枪的有效射程至少为500码。这就比葡萄弹和榴霰弹的射程更远，所以，战术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火炮被退到步兵的后面，成为一种支援性的武器，而不再是攻击性的武器了。步兵在500码射程内就开始发射，不必等到100码的射程之内再开火。这种远射程的战斗，使得白刃格斗逐步被淘汰。个人的良好射击技术，比排枪射击更为有效。而且，为了充分发挥个人射击技术的作用，还要求个人发挥主动精神，并要求集体采取疏开队形。 在这场战争中，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正面攻击的徒劳，二是野战工事的需求。这两个特点都是使用来复枪带来的后果。 不管什么时候，凡是向没有发生动摇的敌人发动正面进攻，总是要遭受惨败的。然而，无论哪一方面，都没有从中吸取教训。1862年12月13日，在弗里德里希堡，伯恩赛德指挥北方军向李领导的南方军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正面进攻，结果被无情地击退了。1863年7月3日，在葛底斯堡，李也向米德率领的北方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正面进攻，最后也惨败而归。1864年6月3日，格兰特在冷港重蹈旧辙，又是同样的下场。 在整个战争中，铁锹逐渐地变成了步枪的补充品。到1864年为止，格兰特与李将军在弗吉尼亚荒野上所进行的每一场战斗，都是壕沟防御式的战斗。 [ 作者注：西奥多·莱曼上校曾写道：“这场战争的最大特点就是极其广泛地应用了土木工事。”参见《米德的司令部1863-1865》，（1922年版），第99页。 ] 格兰特在接近彼得斯堡和里士满时，双方的战场工事都准备完好，这样就形成围困战，并且持续了近十个月的时间。与此同时，谢尔曼正向亚特兰大挺进，而他在作战方面显示的灵活性，不仅在于调遣部队的技巧，而且在于他们有着使战场工事随之一起移动的能力。 莱曼上校对于这次战争中的战斗曾经做了形象的描述。他说： “我曾参加过两次大会战，并且听到过整日不停的子弹呼啸声。但是，除了战死、受伤或被俘以外，我还未曾见到过一个叛徒。我甚至还记得在钱塞勒斯维里会战中的一些军官。他们说：‘在我们所到之处，还从未见到过叛徒；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烟雾和丛林，只是我们的人在滚爬着前进，’此刻，我才真正地了解这一点。高超的艺术在于隐蔽人员，因为只要他们一露面，马上就会听到呼呼之声，招来十几发炮弹。炮兵们非常高兴有这样的好目标。你们所想象的，也许是这样一种情景：在一个‘大的平原’上，在军乐队的伴奏下，有一长列部队，由带着鸡冠帽的将军们率领着向前进。这样的情景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在我们这里，正象我说的：是‘向左转——预备——前进’。一连三、四个小时，或者是整天，都是这样的。而那些可怜的伤兵，却象流水一样，流向后方。这就是在美洲的伟大战斗。” [ 作者注：《米德的司令部1863-1865》，（1922年版）第101页。 ] 步枪的子弹与铁锹一起，使得防御成了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莱曼也曾记载过这一情况。他说：“把一个士兵安置在一个洞中，而在他后面的小山丘上，设有一个比较完好的炮兵阵地，这样，即使他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士兵，他也能击退三倍数量的敌人。” [ 作者注：《米德的司令部1863-1865》，（1922年版）第224页。 ] 弗兰克·威尔克森写道：“在我们离开北安娜（1864年5月）之前，我发现，我们的步兵已经厌倦对工事实施进攻。普通的士兵都确信，一个隐蔽在工事中的优秀战士，可以相当于在工事外的三个优秀战士。” [ 作者注：《战斗中的士兵》，（1896英文版），第99页。 ] 而且，应当记住的是，这是发生在前膛枪时代的事情。 其他的一些变化是：骑兵的冲锋消失了，膛线炮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并且完全废除了刺刀的使用。关于这种武器，有一位目击者约翰·B·戈登将军曾说：“当刺刀在冲锋队前替人们开路时，它闪耀的光亮着起来确实令人惧怕，但是实际上，它已很少被鲜血染红了。刺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作者注：《内战的回忆》，（1904年版），第5-6页。 ] 军医G.哈特也曾指出，除了偶然的几个之外，他几乎没有见过刺刀的创伤。他说。“我想，我所治疗的这种性质的创伤中，刺刀伤大概只有六例左右。” [ 作者注：《马萨诸塞州的军事历史论文集》，（1923年版），第13卷第266员。 ] 由格兰特，李，谢尔曼，约翰斯顿和其他许多将军们指挥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一场由步枪子弹和堑壕所组成的战争。战争中还利用了沼泽地和鹿砦，甚至还有铁丝网。铁丝网这种障碍物，南方军称之为“只有北方佬才能发明出来的鬼东西。”1864年5月16日，在杜拉威的布拉夫，他们曾被铁丝网所困，而且“象鹧鸪一样被屠杀。” [ 作者注：《内战中的战斗及领导者》，（1888年版），第4卷第212页。 ] 这确是一场惊人的近代化战争。战争中，有木质的、由铁丝缠绕的迫击炮，有手榴弹，有翼的榴弹和火箭，还使用过许多种形式的陷阱。至于机关枪，里奎式的和加特林式的、都曾使用过，“斯潘塞”式后膛弹仓式步枪也被采用了。人们还试验了鱼雷，水雷，地雷，野战电报机，灯语和旗语等等。装甲车也被利用了。而且，双方都使用了气球，不过，南方军没有很好地考虑过对气球的应用。正象托利弗将军所说的：“战争是一场最卑鄙的诡计。” [ 作者注：《内战中的战斗及领导者》，（1888年版），第2卷第513页。 ] 人们还提到了爆破弹 [ 作者注：乔格·怀斯：《北弗吉尼亚军队的战役与战斗》，（1916年版），第190页。 ] 和喷火器。 [ 作者注：《米德的司令部》，第284页。 ] 1864年6月，W．N.彭德尔顿将军曾问里士满的军械总长，是否能给他提供一种能放射出“进攻性气体”，并且能产生“窒息效果”的臭气弹。他得到的回答是：“臭气弹，手头没有。没有保存这种东西。如果有命令，可以制造。” [ 作者注：《反抗战争》，第69集第888-889页。 ] 但是，近代化战争并没有就此停顿，由于装甲舰“梅里迈克”号和“莫尼托”号的出现，使海上战争在一天之内（即1862年3月9日）发生了彻底的革命。此后，全世界的所有木质战舰都成了废物。“在莫比尔，霍勒斯·L·亨特利曾建造了一艘潜水艇。该艇长20英尺，高5英尺，宽3.5英尺，由七、八个人在艇内用手摇螺旋桨来推动前进。” [ 作者注：《马萨诸塞州的军事历史论文集》，第14卷第450-453页。 ] 1864年2月17日，她在查尔斯顿附近的海面上，击沉了北方军的“霍沙托尼克”号战舰，但她也随之沉没了。 （未完0
四、 战术的发展 这场战争的战术背景，不仅仅是特殊的，而且甚至还是唯一的。在冲突爆发之前，美国的正规军大约有16000到17000官兵。士兵大都来自北方诸州，而军官却是南方人占了较高的比例。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在南方诸州脱离联邦政府后，大部分士兵对联邦仍然保持忠诚，但是有许多军官，其中包括一些很有才干的指挥人员，却投靠了联盟政府。这使得联邦的军队几乎没有首领，于是不得不立即召回一批有经验的退职军官来服现役，其中的著名人物有麦克里兰、格兰特和谢尔曼等。总之，联邦得到的是旧陆军的躯体，而南方联盟得到的是它的头脑。所以，在战争的前半段期间，南方在战略和战术能力上都超过了北方。 最初，双方的军队都是依靠招兵的方法来进行补充，但是随着战争的迁延，又都开始实行了征兵制。南方在1862年4月开始采取征兵制，北方比南方晚了一年。在战争期间，联邦政府招募入伍的人数，占应征人员的45%，而南方联盟政府则征召了90%。据托马斯·L·利弗莫尔上校的估计，在联邦军队中，征兵的总数为二百八十九万八千三百零四人，而联盟政府的征兵总数则为一百二十二万七千八百九十人到一百四十万六千一百八十人。 [ 作者注：《美国内战中的数字和损失》，（1957年版），第63页。还有几种其它的估计，但差异是相当大的。 ] 这些数字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记录，直到1914年才被突破。 战术的前景也是极为新颖的。但在那时，却几乎没有人加以注意。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武器的改进已经使战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战术理论主要还是拿破仑式的理论。尽管克劳塞维茨已经写出了《战争论》，但是并未被人注意，不过，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却已广泛流传，以至于在许多军官的背囊中都能找到这本书。在拿破仑时代，燧发式滑膛枪的有效射程，最远只有100码，而炮兵发射的葡萄弹和榴霰弹的射程都能超过它，以致火炮成为当时的优势武器。然而，在1861年，滑膛枪被米涅式来复枪所代替。这种来复枪的有效射程至少为500码。这就比葡萄弹和榴霰弹的射程更远，所以，战术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火炮被退到步兵的后面，成为一种支援性的武器，而不再是攻击性的武器了。步兵在500码射程内就开始发射，不必等到100码的射程之内再开火。这种远射程的战斗，使得白刃格斗逐步被淘汰。个人的良好射击技术，比排枪射击更为有效。而且，为了充分发挥个人射击技术的作用，还要求个人发挥主动精神，并要求集体采取疏开队形。 在这场战争中，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正面攻击的徒劳，二是野战工事的需求。这两个特点都是使用来复枪带来的后果。 不管什么时候，凡是向没有发生动摇的敌人发动正面进攻，总是要遭受惨败的。然而，无论哪一方面，都没有从中吸取教训。1862年12月13日，在弗里德里希堡，伯恩赛德指挥北方军向李领导的南方军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正面进攻，结果被无情地击退了。1863年7月3日，在葛底斯堡，李也向米德率领的北方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正面进攻，最后也惨败而归。1864年6月3日，格兰特在冷港重蹈旧辙，又是同样的下场。 在整个战争中，铁锹逐渐地变成了步枪的补充品。到1864年为止，格兰特与李将军在弗吉尼亚荒野上所进行的每一场战斗，都是壕沟防御式的战斗。 [ 作者注：西奥多·莱曼上校曾写道：“这场战争的最大特点就是极其广泛地应用了土木工事。”参见《米德的司令部1863-1865》，（1922年版），第99页。 ] 格兰特在接近彼得斯堡和里士满时，双方的战场工事都准备完好，这样就形成围困战，并且持续了近十个月的时间。与此同时，谢尔曼正向亚特兰大挺进，而他在作战方面显示的灵活性，不仅在于调遣部队的技巧，而且在于他们有着使战场工事随之一起移动的能力。 莱曼上校对于这次战争中的战斗曾经做了形象的描述。他说： “我曾参加过两次大会战，并且听到过整日不停的子弹呼啸声。但是，除了战死、受伤或被俘以外，我还未曾见到过一个叛徒。我甚至还记得在钱塞勒斯维里会战中的一些军官。他们说：‘在我们所到之处，还从未见到过叛徒；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烟雾和丛林，只是我们的人在滚爬着前进，’此刻，我才真正地了解这一点。高超的艺术在于隐蔽人员，因为只要他们一露面，马上就会听到呼呼之声，招来十几发炮弹。炮兵们非常高兴有这样的好目标。你们所想象的，也许是这样一种情景：在一个‘大的平原’上，在军乐队的伴奏下，有一长列部队，由带着鸡冠帽的将军们率领着向前进。这样的情景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在我们这里，正象我说的：是‘向左转——预备——前进’。一连三、四个小时，或者是整天，都是这样的。而那些可怜的伤兵，却象流水一样，流向后方。这就是在美洲的伟大战斗。” [ 作者注：《米德的司令部1863-1865》，（1922年版）第101页。 ] 步枪的子弹与铁锹一起，使得防御成了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莱曼也曾记载过这一情况。他说：“把一个士兵安置在一个洞中，而在他后面的小山丘上，设有一个比较完好的炮兵阵地，这样，即使他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士兵，他也能击退三倍数量的敌人。” [ 作者注：《米德的司令部1863-1865》，（1922年版）第224页。 ] 弗兰克·威尔克森写道：“在我们离开北安娜（1864年5月）之前，我发现，我们的步兵已经厌倦对工事实施进攻。普通的士兵都确信，一个隐蔽在工事中的优秀战士，可以相当于在工事外的三个优秀战士。” [ 作者注：《战斗中的士兵》，（1896英文版），第99页。 ] 而且，应当记住的是，这是发生在前膛枪时代的事情。 其他的一些变化是：骑兵的冲锋消失了，膛线炮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并且完全废除了刺刀的使用。关于这种武器，有一位目击者约翰·B·戈登将军曾说：“当刺刀在冲锋队前替人们开路时，它闪耀的光亮着起来确实令人惧怕，但是实际上，它已很少被鲜血染红了。刺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作者注：《内战的回忆》，（1904年版），第5-6页。 ] 军医G.哈特也曾指出，除了偶然的几个之外，他几乎没有见过刺刀的创伤。他说。“我想，我所治疗的这种性质的创伤中，刺刀伤大概只有六例左右。” [ 作者注：《马萨诸塞州的军事历史论文集》，（1923年版），第13卷第266员。 ] 由格兰特，李，谢尔曼，约翰斯顿和其他许多将军们指挥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一场由步枪子弹和堑壕所组成的战争。战争中还利用了沼泽地和鹿砦，甚至还有铁丝网。铁丝网这种障碍物，南方军称之为“只有北方佬才能发明出来的鬼东西。”1864年5月16日，在杜拉威的布拉夫，他们曾被铁丝网所困，而且“象鹧鸪一样被屠杀。” [ 作者注：《内战中的战斗及领导者》，（1888年版），第4卷第212页。 ] 这确是一场惊人的近代化战争。战争中，有木质的、由铁丝缠绕的迫击炮，有手榴弹，有翼的榴弹和火箭，还使用过许多种形式的陷阱。至于机关枪，里奎式的和加特林式的、都曾使用过，“斯潘塞”式后膛弹仓式步枪也被采用了。人们还试验了鱼雷，水雷，地雷，野战电报机，灯语和旗语等等。装甲车也被利用了。而且，双方都使用了气球，不过，南方军没有很好地考虑过对气球的应用。正象托利弗将军所说的：“战争是一场最卑鄙的诡计。” [ 作者注：《内战中的战斗及领导者》，（1888年版），第2卷第513页。 ] 人们还提到了爆破弹 [ 作者注：乔格·怀斯：《北弗吉尼亚军队的战役与战斗》，（1916年版），第190页。 ] 和喷火器。 [ 作者注：《米德的司令部》，第284页。 ] 1864年6月，W．N.彭德尔顿将军曾问里士满的军械总长，是否能给他提供一种能放射出“进攻性气体”，并且能产生“窒息效果”的臭气弹。他得到的回答是：“臭气弹，手头没有。没有保存这种东西。如果有命令，可以制造。” [ 作者注：《反抗战争》，第69集第888-889页。 ] 但是，近代化战争并没有就此停顿，由于装甲舰“梅里迈克”号和“莫尼托”号的出现，使海上战争在一天之内（即1862年3月9日）发生了彻底的革命。此后，全世界的所有木质战舰都成了废物。“在莫比尔，霍勒斯·L·亨特利曾建造了一艘潜水艇。该艇长20英尺，高5英尺，宽3.5英尺，由七、八个人在艇内用手摇螺旋桨来推动前进。” [ 作者注：《马萨诸塞州的军事历史论文集》，第14卷第450-453页。 ] 1864年2月17日，她在查尔斯顿附近的海面上，击沉了北方军的“霍沙托尼克”号战舰，但她也随之沉没了。 （未完0
五、 道德的退化 防御不断增强以后，战斗也就变得越来越顽强了，而且减小了它的决定性意义。战争的持续时间越长，双方的仇恨也就越来越深。直到最后，挫折终于唤起了北方人民反对整个南方人的复仇精神。在格兰特和谢尔曼于1864年开辟两条战线以前，除了少数例外之外，暴力只是局限在南方的“对外战线”上，也就是只对南方的武装部队作战。此后，北方军把战斗引向了南方的内部，骚扰着南方的居民，也就是说，把打击指向了南方联盟政府和军队的精神与经济基础。这种使用暴力的方向性变化，是受了北方物质文明的刺激。而在后来的战争中，这种变化是在不断加剧的。 关于李将军，罗兹曾说，在所有重要的特点上，他都很象华盛顿， [ 作者注：《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1893－1906》，第3卷第413页。 ] 因此，他是属于十八世纪的人物。而十八世纪，在历史上还是属于农业时代。至于谢尔曼，则是属于工业革命时代的人物，格兰特、谢里登和联邦其他一些将军也是属于这一类。不过，他们都处在比较次要的地位上。他们的指导原则，也就是改变他们的机器的原则，即提高效率。由于效率是受单一法规支配的，因此，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不管什么手段，都认为是合理的。凡是对于达到目的有所阻碍的，那就不管它是什么道德，或是什么精神，甚至传统行为，都将看作是不能容忍的。 对于这种回到野蛮主义的思想，谢尔曼是一个主要的倡导者。他打破了十九世纪的战争常规。他用钢铁进行的战争，象卡尔文曾以语言挑起的战争那样，残酷无情。1864年9月l日，他在经过激烈的战斗以后，攻下了亚特兰大这个“南方的门户”。他不想在他的后方留下任何敌人，所以，他把所有的人口都迁走了。后来，在给华盛顿的参谋长哈勒克将军的一封信中，他解释说：“如果人民对我的野蛮和残酷表示不满，我只好回答说：战争就是战争……如果他们想要和平，他们和他们的亲属必须要停止战争。” [ 作者注：《W.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1957年版）第2卷第111页。在这部回忆录中，谢尔曼说：“当然，我知道这样的措施将会受到强烈的批评，但我已下决心这样做，并确信这是绝对合理的，时间将会证明它的才智。” ] 对于十九世纪来说，和平是一个新的概念，因为它意味着在战争中的决定因素，即求和的权力，已从政府转移到人民的手中，而且，和平的创造是革命的结果。这样就使民主的原则进到了它的最高阶段。同时，它还带来了心理攻击的理论，而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战争。关于谢尔曼，他的副官乔治·W·尼科尔斯曾说：“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民主主义者。他丝毫没有欧洲人的特点，而是我们制度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 作者注：《远征的故事》，（1865年版），第80页。 ] 后来，谢尔曼开始了他那穿越佐治亚的著名远征。这时，他更是用新的概念来指导他的战争。他进行的战争，实质上是反对南方的人民，也就是象对付南方的武装部队一样对付人民。 自从蒂利和沃伦斯坦在三十年战争中进行大劫掠以后，西方已看不见这样的行动了。南方的游击队，正象谢尔曼所记录的，已经显露而且还在不断显露更多的残暴行为。不过，他们的这些暴行，仅仅是个人的行为，并不是政策导致的行动。所以，杰斐逊·戴维斯称谢尔曼为“美洲大陆的阿提拉” [ 作者注：《联盟政府的兴衰》，（1881年版），第2卷第279页。 ] 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谢尔曼的政策中，恐惧是基本因素。他公开地这样说过。下面举三个例证，都是从他的讲话中引出来的。 “除非我们可以让人重新居住到佐治亚，否则，占领它是毫无用处的；但是，彻底地摧毁公路，房屋和人民，将会削弱他们的军事资源……我能进行这一远征，并且使佐治亚号哭。” [ 作者注：《反抗战争》，第79卷第162页。 ] “如果我被迫发动突击，……那么，我会感到，采取严厉措施是合理的。而且，我也不会过多约束我的部队。” [ 作者注：《反抗战争》，第79卷第737页。 ] “我们不只是与敌方的军队作战，而且也是与敌方的人民作战。我们必须使老、少、贫、富都感到战争的恐惧……事实的真象是，全军都燃烧着一种不知足的欲望，想对南卡罗来纳报仇。我几乎要为她的命运担忧。” [ 作者注：《反抗战争》，第111卷第799页。 ] 和尼科尔斯一样，谢尔曼相信他的军队是“上帝的正义工具。” [ 作者注：尼科尔斯：《远征的故事》，第101页。 ] 谢尔曼的另一位副官希契科克所作的评论，同尼科尔斯说的差不多。他说：“现在是战争，但不会总是战争。上帝赐给我们和平，但只有完全屈从于政府，否则就谈不上和平，而这又得通过战争的恐怖，要不然，好象是不大可能的。”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第53页。 ] 他还写道：“谢尔曼是完全正确的，要想结束这场不幸的、可怕的战争，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使战争的恐怖超过能忍耐的限度。”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第35页。 ] 虽然发过禁令，不准士兵们进人民宅，不准发生任何侵犯的行为。但是士兵们又获得命令，要“自由地”搜集粮草，因此，他们也就不去理会什么禁令。这种“自由”立即导致了抢劫和掠夺。希契科克写道：“士兵们‘自由地’征收粮草，并把其中的一部分晒在房屋顶上。可是，当我们离开、并走过一定路程以后回头看时，只见那些陈旧而东倒西斜的谷仓全在火海之中……”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第82页。 ] “昨天，我们路过斯塔布斯先生的种植园。房屋、轧棉机、压榨机、稻草垛和马厩等等，凡是可以燃烧的东西，都闪出了火焰……而且，我们的部队所到之处，一切犬科动物都被杀光了。”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第51-52页。 ] 这样不受约束地征集粮草，使士兵们的的确确地成了强盗。结果，部队纪律松驰，真正成了乌合之众。希契科克记录说：“现在，我们很少在侧翼射击，士兵们时刻都在‘搜集粮草’，并且四处游动。对—个新手来说，同严明的纪律相比，似乎更加愿意维持这种状况。”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第83页。 ] 后来，谢尔曼自己也无力制止由他放任造成的这种蛮横抢劫。下面有两个例子。 谢尔曼说：“就有这么一些人，尽管你派出许多卫兵守卫，他们也会悄悄溜来放火。法院已经失去效力，已经没有用，大概整个城镇都会燃烧起来……并没有人下命令要这样做，但是无能为力。嗨，是杰斐逊·戴维斯害得他们。”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第53页。 ] “将军以很和蔼的语气建议，要他尽其所能把所有的谷物、麦子等都运到他的房子里去，以免遭受士兵们的破坏”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第83页。 ] 多么软弱无力的表白啊！ 12月21日，萨凡纳被谢尔曼的部队抢光了，随后又来一伙黑人趁火打劫。第二天，他把这座城市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林肯总统。接着，南、北卡罗来纳都被洗劫一空。谢尔曼估计，在佐治亚州，所造成的毁坏，大约为一亿美元，其中只有二千万美元的毁坏“符合我们的利益”，其余的完全属于“浪费和破坏。” [ 作者注：《反抗战争》，第111卷第13页。“在谢尔曼到达海边后，他几乎在所有的信件中都关注着这些毁坏的财产。”（贝罗德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第25卷第22页。） ] 谢尔曼手下的许多军官，象著名的J.C.戴维斯将军，H.W.斯洛克姆将军，J.R.霍利将军和J.基尔帕特里克将军等，都对这种野蛮行径表示过极大的不满。希契科克还认为，这是道德上的错误。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第86-87页，第92-93页。 ] 历史学家罗普斯明确地指出，“军事行动不是以惩罚政治上的冒犯为目的而进行的，”因此，“如果谢尔曼故意地毁灭，或者纵容毁灭敌我双方都不需求的财产，那么，他就违犯了近代战争的一条基本原则；而是以一种陈腐野蛮的原则来指导战争。”他还正确地指出，谢尔曼部队的劫掠行为，对格兰特在弗吉尼亚境内的行动并无多大的影响。 [ 作者注：《马萨诸塞州的军事历史论文集》，第10卷第148—151页。 ]
六、 战争的结果 关于谢尔曼，还有这样一桩奇事：他那塑造在华盛顿的雕像的底座上，刻有他曾经讲过的一句壮丽名言：“战争的合法目标是更加完善的和平。”然而很明显，他不知道烧杀掳掠正是获取和平的不合法的手段。遗憾的是。他所依赖的这种残忍的行为，后来并未停止，一直继续发展，直到战争结束后的和平时期仍然在扩散。 1865年4月14日，李将军投降后的第五天，林肯总统遇刺。对被指控的嫌疑犯进行审讯，成了八十年来司法界中一个最大的歪曲案件。在审讯中，当助理军法官反复讲述这个主题时，主题又一次被利用了。这个主题是：“为了推动造反，就形成了阴谋，而且是许多公众的罪恶构成的。造反本身就是一个罪恶的阴谋活动，是进行巨大的暗杀。” [ 作者注：奥托·艾森希梅尔：《为什么林肯被杀？》，（1937年版），第246页。 ] 这样一来，南方的所有居民就都成了谴责的对象。 虽然内战使南方成了废墟，虽然重建南方时期的报复行为加重了罪恶，但是对北方来说，内战带来了胜利和前所未有的繁荣。 莫里森和康马杰写道：“以前，美国人民从来没有表现出这么大的活力，而他们的一切活力，也从来没有伴随过这么多的鲁莽和不负责任。对于挽救了这个联邦的这—代人来说，除了不可征服的精神世界之外，任何事情都象是可能的。没有一个世界不可征服，人们冷酷、放肆地扑向这块大陆，就是要强夺她的财富。 [ 作者注：引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第2卷第9页。 ] 新帝国的资源几乎是无穷无尽的：铁、煤、油、劳工和充沛的个人精力。从制图板上出现了发明，从工厂里运出了货物，从田土间长出了小麦；同时，成千上万的移民穿过了大平原，涌进了城市。 这次战争结束以后，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美利坚合众国就兴旺起来了。她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和最大的工业化国家。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把它们称为“伟大的金属兽”，并且用诗句描绘了从内战的伟大斗争到它们的出现。 从约翰·布朗的强壮体魄里， 升起了高高的摩天大厦， 应受颂扬的建筑物， 矗起在他的胸怀之中。 铆钉和大梁，摩托车和发电机， 白天烟雾弥漫，夜晚火焰通红， 一座座穿着钢铁外衣的城市耸入云端， 变成了一个个巨大而旋转的牢笼。 [ 作者注：《约翰·布朗的尸体》，（1929年版），第376页。 ]
六、 战争的结果 关于谢尔曼，还有这样一桩奇事：他那塑造在华盛顿的雕像的底座上，刻有他曾经讲过的一句壮丽名言：“战争的合法目标是更加完善的和平。”然而很明显，他不知道烧杀掳掠正是获取和平的不合法的手段。遗憾的是。他所依赖的这种残忍的行为，后来并未停止，一直继续发展，直到战争结束后的和平时期仍然在扩散。 1865年4月14日，李将军投降后的第五天，林肯总统遇刺。对被指控的嫌疑犯进行审讯，成了八十年来司法界中一个最大的歪曲案件。在审讯中，当助理军法官反复讲述这个主题时，主题又一次被利用了。这个主题是：“为了推动造反，就形成了阴谋，而且是许多公众的罪恶构成的。造反本身就是一个罪恶的阴谋活动，是进行巨大的暗杀。” [ 作者注：奥托·艾森希梅尔：《为什么林肯被杀？》，（1937年版），第246页。 ] 这样一来，南方的所有居民就都成了谴责的对象。 虽然内战使南方成了废墟，虽然重建南方时期的报复行为加重了罪恶，但是对北方来说，内战带来了胜利和前所未有的繁荣。 莫里森和康马杰写道：“以前，美国人民从来没有表现出这么大的活力，而他们的一切活力，也从来没有伴随过这么多的鲁莽和不负责任。对于挽救了这个联邦的这—代人来说，除了不可征服的精神世界之外，任何事情都象是可能的。没有一个世界不可征服，人们冷酷、放肆地扑向这块大陆，就是要强夺她的财富。 [ 作者注：引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第2卷第9页。 ] 新帝国的资源几乎是无穷无尽的：铁、煤、油、劳工和充沛的个人精力。从制图板上出现了发明，从工厂里运出了货物，从田土间长出了小麦；同时，成千上万的移民穿过了大平原，涌进了城市。 这次战争结束以后，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美利坚合众国就兴旺起来了。她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和最大的工业化国家。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把它们称为“伟大的金属兽”，并且用诗句描绘了从内战的伟大斗争到它们的出现。 从约翰·布朗的强壮体魄里， 升起了高高的摩天大厦， 应受颂扬的建筑物， 矗起在他的胸怀之中。 铆钉和大梁，摩托车和发电机， 白天烟雾弥漫，夜晚火焰通红， 一座座穿着钢铁外衣的城市耸入云端， 变成了一个个巨大而旋转的牢笼。 [ 作者注：《约翰·布朗的尸体》，（1929年版），第376页。 ]
一、 冯·毛奇元帅 需要一个有效的总参谋部，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首先是由普鲁士人发现的。他们看到，拿破仑体制的最终毁灭，正是因为拿破仑缺少这么一个参谋部。参谋部的起源尽管可以追溯到耶拿会战之前，但是，直到1806年以后，当格哈特·冯·香霍斯特将军作为军政部长着手重建普鲁士军队时，参谋部的雏形才真正出现。香霍斯特将军为了找到帮手来开展工作，在军政部内成立了一个特殊的组织。这个组织的职责是收集情报，考虑战略和战术问题，并具体准备作战行动。他为了扩大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权，还向各个部队派遣了参谋部的军官。 1821年，发生了一个变化：国王把军队的最高统治权接管了。于是，参谋部从军政部分离出来，参谋长也只充当国王的私人顾问。不过，军队的行政管理权，仍然留在军政部长手中。四十年后，当威廉一世（1861—1888）这个天生的，而且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成为普鲁士国王时，他立即开始改组军队，创建了一支拥有三十七万一千官兵的常备武装和一支十二万六千人的预备队。早在1857年，他在担任摄政时，就已任命赫尔穆斯·冯·毛奇伯爵（1800—1891）为普鲁士的总参谋长，接着，在1859年，他又挑选奥尔布雷克特·冯·罗恩伯爵（1803—1879）充当军政部长；最后，到1862年，他委任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作他的首相兼外交部长。这三个人的任命，使得普鲁士注定地从—个相当不重要的地位崛起，成为欧洲的霸主之一。 毛奇，这是一个小心谨慎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威的人，也是一个少见的恭顺的人。他有高度的文化教养，而且从每一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军人。他把战争看成是一门生意，而不是一门科学或艺术。他认为，在战争中军事力量代表着所投的资本，而胜利则是投资在战争中所带来的红利。他知识渊博，对战争极有研究，精通拿破仑的方法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但是他也绝不盲目地追随他们。他吸收了他们的优点，并在后来的战术发展之中加以运用。他从拿破仑的战例中懂得了运动是战争的灵魂，因而认识到，铁路将会在战略上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他从克劳塞维茨那里得知了管理国家事务的本领与指挥才干之间的密切联系，因而对政治与外交事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是最早认识到后装式步枪的防御威力的人之一，而且还因此作出推论，认为除了要扼杀作战之外，不宜采用正面进攻，因为这种进攻的成本太高，而要寻求胜利，就要采取包围的方式。他还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不仅写了大量的军事史著作，写过一本有关铁路的技术性专著，而且一生都在纸上不断记下自己的难题，并经常分析这些难题，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重写，直到得出自己满意的解决方法。 他通过研究而清楚地看到：由于军队日益扩大，由于军队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由于运动的工具不断提高，运动加速，因此，也就要求指挥分散化。同时，由于任何作战计划只能计划到主力部队开始行动为止，一旦进攻开始，下级指挥官就要按照他们自己的积极性去进行指挥，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下级指挥官的行动需要符合总的意图。所以，战斗打响以后，概略的指令势将代替具体的命令。这样作，尽管会有引起某些混乱的危险，1870年就曾几次发生这样的危险，但是毛奇认为，这毕竟是两害之中取其小，如果浪费时间，那才是更大的危害。 1860年，毛奇写了一份专门的备忘录，提出了普鲁士同奥地利开战时的普军战略部署问题。备忘录很长，这里难以引用全文，但是只要从它的前一部分中摘出几段叙述，也就可以从中窥见毛奇考虑问题时的一些思想。 “奥普之间的战争将会影响欧洲所有的国家，因为无论哪一方获取相当的胜利，都将结束日尔曼地区目前的分裂现象……如果在欧洲的中心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日尔曼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权力和势力，都能同她的任何一个邻国相等，甚至于还要超过她的邻国。” “英国需要在欧洲大陆上的各大强国之中寻求一个强大的同盟国。统一的日尔曼国家是她理想的盟友，符合她的一切利益，而且，日尔曼绝不可能向她提出制海权的要求。……然而，英国也许要维护旧的秩序，支持受攻击的一方，以防止欧洲的政治变革。必须承认，如果发生了政治改变，那么，在所有各个方面将会产生什么深远的后果，是难以预测的。……法国最不希望出现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的日尔曼民族帝国，但是她却希望从战争本身获取极大的利益，即占有比利时和莱茵河地区，也许还想占领荷兰。如果普鲁士的主力部队被牢固地牵制在易北河和奥得河地区，那么，法国的上述利益大概会有可能得到……” 毛奇还说：俄国为了获得君士坦丁堡，也许会支持普鲁士。对于这一行动，只有奥地利能够加以阻止，而海权国家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对普鲁士来说，俄国的援助又总是带来双重的不利，它不是来得迟缓，就是来势凶猛……当俄军的势力到达我们的边境时，我们不是已经取胜因而不再需求援助，就是已经被打败了。然而，对俄国人的援助，我们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对俄国来说，如果能在战争快结束时把自己的三十万有生力量送上战场，那么，他就可以控制局势，并且在决定性的范围内坐收渔人之利，或者是必须忍受我们的不幸。” [ 作者注：《 毛奇关于1866年对奥作战的许划》，英国陆军部参谋部翻译和摘编（1907年版，伦敦），第4-6页。 ] 这份备忘录是—篇逻辑推理的杰作。在尔后的六年中，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毛奇对这份备忘录作了周期性的修改，使它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 毛奇指挥的两次战争，即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重新建立了欧洲的政治基础，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两次战争，创立了一个日尔曼帝国，并且使她成了欧洲的战略中心。对于英国来说，这两次战争唤起了一个进行贸易竟争的挑战者。它们降低了法国的威信，从此以后，普鲁士成了欧洲大陆上起领导作用的强国。两次战争还削弱了奥匈帝国的势力。奥匈帝国，她象是一座堡垒，几个世纪以来保护着东欧不受土耳其和斯拉夫人的侵犯。这些变化的某些效果，是在后来才显示出来的。这里，我们的考察只限于两次战争的指导。 同以往的战争相比较，这两次战争在时间上是短暂的。这一点值得注意。第一场战争，普鲁士只用七个星期就赢得了胜利；第二场战争，虽然持续五个月，但是，战争的结果早在1870年9月1日的色当之战就已确定，当时法国宣战还不到七个星期。这些战争能够如此迅速结束，其原因是：战争只有有限目的，普鲁士参谋部占有优势，普军在运动上保有高速度，而且它的战术比对方优越。 这两次战争的目的都是有限的。在普奥战争中，俾斯麦的政策是非常固执的。使奥地利作为一个强国而存在，对于普鲁士的安全很有必要，因此，不能使奥国感到羞辱，也不宜去兼并她的一部分领土，只要把奥地利人赶出日尔曼境内能可以了。1866年7月3进行的萨多瓦决战，达到了这一目的，同时，还使法国终于瘫痪。按照战后的和平条约条款，普鲁士获得了汉诺威，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黑森和纳索，以及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自由城。至于萨克森，她却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了。莱因河以北的各州，形成为在普鲁士统治卞的北日尔曼联盟，在莱因河以南，另组成一个南部联邦。 在普法战争中，俾斯麦的政策也是同样明确的。这就是要把所有的日尔曼人都统一到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对于这样的统一，法国人是要决心阻止的。这便是战争的真正起因。所以引起这场战争不是什么西班牙的王朝问题，那只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后来，牌斯麦受到舆论的压力，也只要求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日尔曼的洛林-梅斯。可见，这不是什么征服战争，更谈不上是歼灭性战争。这样，战争的有限目的一旦实现，战争也就能够通过温和的和平方法来结束。从性质上来说，这两次战争与美国内战是完全不同的。它们纯粹属于政治冲突，并不受经济和思想的影响，而美国内战则经常刺激人类兽性的复发。 在1866年时，奥地利军队被认为是欧洲最优秀的军队之一，它的士兵要在部队中服役七年，骑兵都经过高度的训练，膛线野战炮也比普鲁土人的优越。但是虽然如此，它还是在七周之内就被打败了。这是因为：第一，奥军的参谋部无能，这一点，毛奇曾经密切地观察过，并且在1864年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之战中就发现了这一情况；第二，奥军的步兵所装备的全是洛仑茨式前装式步枪，虽然这种步枪的火力射程要比普鲁士人的后膛撞针式枪远一倍， [ 作者注：前者的射程是一千米，后者是四百米。 ] 但实际上却不如后膛撞针式枪。要对付奥军的密集队形，它的火力是具有相当破坏性的。在纳霍德战斗中，六个半营的普军单凭这种步枪火力，就有效地阻止了奥军二十一个营达两个多小时之久，而且使奥军遭受了五倍于他们的损失。在7月3日的萨多瓦作战中，奥军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防御普军，而且兵力的对比是五比三。最后，奥军还是死伤一万八千人，普军只损失九千人。可见，这种快速、简便的后膛撞针式枪在匍甸的位置上对奥军作战时，对敌人的步兵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打击。当时，奥军的步兵必须站立起来才能给枪装上子弹。一位奥军上校说，在战斗中，他的士兵总觉得他们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没有武装的情况之下，而普鲁士人却总是准备着开火。 [ 作者注：斯托弗上校，《军事报告》，（1872年英文版），第64页。 ] 1869年，毛奇以他1866年的经验为基础，发布了他的《大部队指挥官的训练》。他写道： “这是绝对无疑的。一个人如果原地不动地射击，当然要比在前进中进行射击的人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前者可以获得地形的保护，而后者却会受到地形的阻碍。如果以最猛烈的冲击去对付静止状态，那么，火力的效果，特别是今天威力强大的火力的效果，就有可能决定胜败。如果我们有可能占领这样一块阵地，而敌人为某种政治或军事原因所驱使，或者仅仅出于民族的自尊，决定对它实施进攻，那么，在我们采取进攻之前，首先利用它在防御上的优势，看来是十分合理的。” [ 作者注：引自J.科林的《战争的变化》，（1912年版），第33页。 ] 萨多瓦战役证实了毛奇的观点：后膛枪使防御成了较强的作战形式，决定性的进攻要通过包围来实现。他说：“单纯的正面进攻只能得到小小的成功，但却要付出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应该转到敌人的侧翼位置，从侧翼向敌人发起进攻。” [ 作者注：引目冯·凯马尔的《十九世纪战略科学的发展》，（1905年英文版）。第214页 ] 1866年，毛奇充分利用了他有权支配的五条铁路干线，而在拟定计划时，还考虑到了奥国人将如何利用铁路。1870年，他也是这样制订计划的。他研究了法国的铁路，清楚地意识到，法国肯定会把兵力集中在梅斯和斯特拉斯堡，这样，就意味着他们会被孚日山脉隔开。根据这种判断，毛奇制定了他的计划，用时间来征服空间。他依赖自己部队运动的速度，再加上充分利用通往莱茵地区的铁路。关于这个意图，他曾经说过： “然而，战争计划的制订，首先要以随时准备进攻敌人的决心为基础，而且还要保持德国兵力的完整，以便在进行战斗时仍然拥有优势兵力。至于使用何种特殊手段来完成这些计划，需要临时才能决定。只有向边界前进一项，可以预先作出具体计划。” [ 作者注：冯·毛奇元帅：《1870-1871年的法德战争》，（1891年英文版），第10-11页。 ] 至于法国的计划，那是1806年耶拿会战计划的翻版。不过，已是拿破仑三世代替了拿破仑一世的指挥。由于法国皇帝知道，普鲁士军队的人数要大大地超过他的人数，所以，他决定在动员尚未完成之前就先来一次突然袭击。这样一个决定所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法国皇帝所想象的是：法军渡过莱茵河，向东实施突然进玫，从而迫使南日尔曼联邦背叛普鲁士，并使奥地利，大概还有意大利都来支持他。他迫使南日尔曼中立的设想一旦成功，他就可以和奥地利联合起来，取道耶拿，向柏林进军。 当然，不能说这种狂想计划没有一定的实际价值，但是要想获得成功，需要最快速地进行动员，最周密地进行准备，并且最精确地选择时间。然而，法国人没有丝毫的准备，也根本没有什么设想。所以如此，是由于法国总参谋部的工作效率极低，低到了简直难以令人相信的地步。应征来的一些年轻的“血液”，与军队完全脱节，而年事已高的机关科员们，忙于应付琐碎的例行公事。巴曾元帅极不信任他的总参谋部，甚至禁止参谋部的官员出现在战场上。他只信赖自己的幕僚，就象六十年前拿破仑所做的那样。这样的低效率是不可原谅的。而且，早在1868年2月，法国驻柏林的武官，斯托弗伯爵就曾经报告说： “假如战争爆发，在普鲁士所具有的一切优势因素之中，最重大和最难以否认的，就是她的参谋军官团组织，……我们的不能与之相比……在下一次战争中，普鲁士的参谋组织，将在有利于普鲁士军队的优势因素中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因素。” [ 作者注：《军事报告》，第48，56页。 ] 1870年，普鲁士军队所面临的是一种后膛枪，即法国的后膛快枪。这种枪的射程为1200米，它要比普鲁士当时用的撞针式枪优越得多。但是法国的铜质前膛野战炮却不如普鲁士的铁质后膛野战炮。普鲁士军队对于后膛野战炮的使用是有经验的，灵活使用野战炮补偿了他们步枪的不足。法国人还有一种较好的武器，即里费耶式机关枪。它以二十五支枪管为一组，射程达到一千二百米，每分钟能发射125发子弹。为了绝对保密，这种机枪直到战争爆发的前几天才发给部队。据里费耶说，人们用“极愚蠢的方式”使用这种武器。然而，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部队还不曾受过使用这种武器的训练。 法军的步枪战术基础，是进行远射程的群射，这是为了充分利用“查斯波特”枪在射程上的优势；然后，是挖掘工事，等待敌人的接近；最后，才是用火力压倒敌人。毛奇采取一种防御进攻的战术，以对付法军的这些战术。首先，他把敌人牵制在正面，尔后，从侧面向敌人实施进攻。每一个战术单位，从连级开始，都要时时保持进攻状态，其目的是不让法国人有一刻的喘息机会。这样做，就是以火力防守，以火力进攻，在火力的掩护下运动，并且，在火力下采取迂回行动。简单地说，只有战到最后赢得胜利，火力才能停止。 在普法战争的整个进程中，无论是哪一方，都未能通过正面进攻占领对方的阵地。即使采用密集队形，得以进到射击线内，也是不能成功。“双方在训练上与在和平时期进行演习时所用的战术，都彻底地改变了。在开阔的战场上，从来没有刺刀相遇的场景，只是在村落或森林中进行搏斗时，还有少数使用刺刀。” [ 作者注：A·冯·博格斯劳斯克：《1870-1871年战争的战术演绎》，（1872年英文版），第79-80页。 ] 炮兵的威力越来越显著。法国人没有集中使用他们的大炮而德国人却这样做了。在格村维罗特和色当进行的战斗都是很有名的，色当是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炮兵战斗。在炮火的攻击之下，法国人的所有进攻都被迫终止了，而且绝大多数人都被阻在2000码距离以外，也就是说，远在有效射程以外。一位在色当被俘的法国军官曾描述普鲁士的进攻为“五公里长的炮兵。” [ 作者注：引自托马斯·W·诺克斯著《自从滑铁卢以来的决战，1815-1887》，（1887年版），第358页。 ] 骑兵的地位在日益下降。唯一成功的一次冲锋是在维昂维里，是由冯·布里多将军的骑兵旅完成的。但是，尽管法国人缺乏弹药，这个旅仍然损伤了它的一半人马。在色当，加利费特将军试图率领“非洲轻骑兵”进行一次最勇猛的冲锋，但却遭受到“大概是被称之为单一排射的彻底摧毁，也许现在仍然在世的最老军人，也都不曾见过。” [ 作者注：阿奇博尔德·福布斯，《我参加法德战争的经历》，（1871年版），第1卷第236页。 ] 然而，骑兵的突击尽管不再是战争中实际可行的行动，但从保卫和侦察任务上来看，骑兵仍保存着它的重要价值。不过，骑兵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显示出他们的优越性。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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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费迪南德·福煦元帅 法国人开始检查法军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时，他们的军事分析家不是从缺乏全面准备的现实中去寻找，反而认为敌方为进行侵略而采取的战术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下一次战争中，即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土耳其人采取了防守的形式，结果被打败了。根据这些情况，分析家们不去探讨造成失败的许多因素，反而得出结论说，他们对1870年普法战争的分析是正确的。这是全然不顾历史事实的。实际上，俄土战争的主要战术教训是步兵借战壕进行防御的能力很强，想要消灭这种战壕工事，就得付出极大的代价。 如果进攻主义的代表者还有什么疑问的话，那么，到了1880年，在《战斗的研究》一书发行以后，一切疑团都应该烟消云散了。《战斗的研究》很快就成了经典著作。该书以新发现的杜皮克上校的备忘录和札记等文件编辑而成。杜皮克上校是法国的一位步兵军官，在普法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月内，他就负伤而死。简单地说，他的理论认为，在战斗中能否成功，是一个精神问题。如果进攻者的精神状态比防守者的精神状态要好，那么，进攻者就能取胜。通过下面的摘录，可以更为清楚地了解他的理论。 “在战斗中，不仅是两支物质力量相冲突，更重要的是两支精神力量相冲突。强者征服弱者。胜利者要比失败者损失更多的人员……只要他有决心前进，有精神上的优势，虽然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威力相等，甚或比对方较差，他也能赢得胜利。精神作用产生恐惧，而要实现征服，就要使恐惧变为恐怖……精神的动力存在于刺激你消除敌人的观念之中。……实施机动性运动，是一种威胁，谁显得威胁性大，谁就能赢。” [ 作者注：《战斗的研究》，1914年第7版，第121-123页。 ] 在杜皮克的书中，确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古代战争的评论。但是，他这个人是完全受感情支配的。他既没能注意到秩序对于防御者所能产生的鼓舞作用，也没能看到秩序混乱会使进攻者士气低落的情况。他完全忽视了战壕工事对精神产生的效果。在工事后面，人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来犯之敌进行射击。不过，法国的进攻学派却从他那里得到了鼓舞。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者，就是贾迪南德·福煦中校（1851—1929）。 1904年，福煦被任命为国防学院的教授，不久之后，又成为这所学院的院长。他给学生们授课的讲义被编成为两本书出版了：一本叫《战争指导》，另一本叫《战争原理》。这两本书成了法国陆军的《新约》全书。 福煦是一个有才干的军人，作为法国元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可算是少数几个杰出的军队首脑之一。但是，他作茧自缚，陷落在自己提出的理论中难以自拔。他认为，只有“拼命的攻击”才是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而对理论的自身矛盾却视而不见。《战争原理》一书 [ 作者注：以下的引文，都是选自希莱尔·贝洛克的英译本（1918年版）。 ] 出版较晚，但比较重要。在这本书的第一章中，福煦颂扬了拿破仑的战争实践和克劳塞维茨宣传的绝对战争理论（第24一25页）。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但是他对战争具有的其他形式，却抱着很深的偏见。这些情况，可以从他对于由法国皇帝所推翻的战争的“古代方法”的无理贬低中察觉出来。他显然轻视有限战争，而且还严厉地批评了萨克斯元帅的下述论点。萨克斯说：“我不赞成进行会战，特别是在战争初期。我深信，一个聪明的将军可以使他的一生都从事战争，但不是出于被迫。”（第28页）福煦曾把这些法从原文中割裂出来，加以指责，不管是出于某种企图，还是由于疏忽，但却是误传了萨克斯原有的实际意义。 [ 作者注：参见本书的第一章，萨克斯元帅关于这一点的陈述。 ] 他在嘲弄完全和他的理论不相符的战争方法时，曾经试图作出证明，指出任何火器的进步最终都能增强进攻的力量。他还补充说，“数学的证明是说明真象的最简单的方法。”如果要显示一个有理性的人如何完全地被不合理的理论所缠绕，那么，这种方法还是值得引录的： 假设：你用2个营的兵力对付1个营 那么也就是用2000人去对付1000人 步枪一分钟发射一颗子弹 1000个防御者就将发射出1000颗 同样的步枪，2000名攻击者就将射出2000颗 结果，进攻者就赢了1000颗 再假设：步枪每分钟发射10颗子弹 1000名防御者在一分钟内就发射10，000颗 2000名进攻者就能发射20，000颗 结果，进攻者就多了10，000颗 “可见，由于火器改进的结果，使发射的物质优势很快地提高，这对进攻者有利。这种优势增长多快，进攻者战胜防御者的精神优势也随之增加”。（第32页） 这是数学的胡言乱语，从中举出一例便可证明。因为1000名防御者是保持伏卧状态的，他们所构成的目标，只是二千名实施进攻的攻击者的八分之一；这样；攻击者的命中率就应该减去八分之七；结果，攻击者将多受七千五百颗子弹，而并非他们多占一万颗子弹的利益。 如果说，杜皮克比克劳塞维茨还克劳塞维茨，那么，福煦也就比杜皮克更杜皮克。福煦曾引用约瑟夫·梅斯蒂 [ 作者注：约瑟夫·梅斯蒂（1754-1821年）是法国的外交家，引文选自他的《圣·彼得斯堡的晚会》。 ] 的话说：“一场失败的会战是一场一个人自以为已经失败的会战，”“因为一场会战是不可能在物质方面失败的，”所以，它只是精神上的失败。换句话说，一场会战的胜利，也只能是在精神方面获胜。我们扩充这样一句名言：“一个胜利的会战；也就是一个人不肯承认自己被打败的会战。”（第286页）如果说，在战斗中双方都以木棍为武器，那么，上述思想也许多少还有一点真实意义。但是，在现在的战斗中，双方都装备着枪炮，再有这种思想，简直已是愚蠢之极，因为不管攻击者的精神多么坚强，这种精神并没有避弹的功效。 福煦让他的学生注意进攻的重要性是对的。但是，他应该记住，他正在教育的，是法国军队中未来的领导者和参谋军官。他要是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为一种宗教狂热，那就是最不幸的错误。 福煦对于进攻的强调有些夸张，但他对战争原因的分析（第35—39页），还是比较透澈，而且，这些看法还是在本世纪初期提出来的。 冯·戴尔·高尔兹认为，“近代战争已经成为一种国家的生意经。”福煦接受了这种思想，他力图证明，战争的起源是商业化的。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提出了以下例证。 德国人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获得胜利以后，不仅保障了他们自己在欧洲的统治地位，而且也为他们的工商业奠定了一个基础。同时，他们还从法国那里获得了关于关税和贸易的“最惠国待遇”。这样也就充分证明：在今天，一个国家的附富，大体上都是从邻国抽吸出来的……德国在1870年的胜利，已经使每个德国人都发了财，每个德国人都分享了利润。在工商业中，在宪法中，以及在胜利中，每个德国人都直接受益。这也就是现在所谓的“人民的战争”的意义。 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日本人根据在下关所签订的和平条约，虽然只获得有限的领土租借地，但是，它所得到的利益却是非常巨大的。威海卫和鸭绿江口的大炮为商业船队铺好了道路，首先向东方，然后向西方，出口日本产的货物。那些货物是不太可能在欧洲生产的。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虽然规模小，但却是“近代战争的一个真正的模型。”这是因为，今天的战争已成为整个国家所从事的商业行为。它与每个人的关系比以往的战争更为直接，所以更容易激起人们的感情。 福煦指出：“更进一步的证明是：美西战争和我们自己与英国进行的有关法绍达之争。我们所寻求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生产过剩的工业体系的商业出路。这是需要经常地发生竞争的。于是又怎么样呢？通过武力去打开新的市场。” “证券交易所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势力。它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有能力发动军队去进行战争。’（冯·毛奇语）谁来对布尔战争负责呢？当然不是英国女王，而是伦敦的商人。” “这些就是近代战争的起源。它的精神，是要你从此以后到战争的极限中去寻找战争的目标。因为失败的一方在他还没有彻底丧失抵抗工具之前，是不会认输的，所以，你的目标就是要毁灭那些抵抗工具……也许可以说，战争的这种特点在十九世纪初就已经具有了，但是直到世纪末时，这个特点才变得更加显著：那就是战争真正成了民族的战争，数量的战争，暴力和快速的战争。” 什么样的战争是数量战争和暴力战争？福煦的答案是：拿破仑式的战争。这样，就使“战争完全回到了必须用武力来寻求决定的理论，现在，没有人能提供其他什么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不要谴责拿破仑的会战比古人缺少文明，它们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这一理论还希望找到同样的行动的根源，以再现这样的会战。”（第42页） 这一理论还认为，双方都是“为了一种思想，一个原则（例如改变关税）而拿起武器：不管结果如何，它都应是一种可以实现的政策。”而且，双方还将“以武力来支持各自的政治和经济理论。”敌人“只有丧失了防御能力，才会放弃他们的那些理论；只有当他没有能力再战时，才会承认被打败了。也就是说，只有当他的部队在物质和精神上都遭到毁坏以后，他才会认输。所以，近代战争要考虑毁灭对方军队的理由，进行会战，就是以武力打倒敌人。” 这样作又有什么要求呢？要“寻觅敌人的军队，即对方的权力中心，并击败和摧毁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要选定方向和采取战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有最迅速和最安全的方法。这就是近代战争的整个精神状态。”（第42页） 基于以上所述，福煦认为：“在战争中唯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战术的结果……没有会战，也就不会有胜利，而只能是一无所有……战略的目的是要确保战术的结果，就是要用战斗来夺得胜利。”（第43页）而且，“我们根据历史进行推断所得综合结论只有三点：即准备，集中和冲击。”（第44页） 福煦曾解释了他所说的“准备”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必须防备敌人，并大大地超过敌人。作了这种解释之后，他又谈到了战术的行动。 他自问道：“战术行动包括一些什么呢？”接着便答道：”只有一种对付敌人的手段，那就是击败他，从而战胜他”。所以，“打击”的观念包含着两个词：“集中和冲击”。“在近代战争中，集中包括了这个国家所有的物质和精神力量。这对于战术行动也是如此……我们的力量，即使不是全体，也要有绝大部分保留为一种进行打击的集中兵力。”（第45页） 至于冲击，他认为，“在战场上的战术将是运动的战术。进攻战斗或者防御战斗的最后一句话应该是这样的：在运动中的部队就是进行攻击……它的目标是要达到最强大的打击，而作为其先决条件的战略，就是要把一切可以动用的部队都集中在打击点上……这是运动支配战略。我们是否要坐以等待这种打击呢？当然不能这样。如果我们不寻找它，它就根本不可能发生，或者在不利的条件下发生，这样，我们就不能摧毁对方的力量。然而，在战争中打击敌人，瓦解其力量，是达到我们的目的的唯一手段……这是支配这种理论法则的第一条。这一法则适用于任何军队。对于这一法则，可以用军事公式作如下表示：在一切过错中，只有一点是卑劣的，那就是无行动。”（第45页） 在《战争原理》一书的结论中（第341—349页），福煦还探讨了“决定性进攻”问题。所谓“决定性进攻”，就是要集中大规模的兵力去打击敌人。这中间有着取胜之由，因为“数量众多就暗示着精神优势对我们有利，”而且能“在敌人的阵营中引起惊慌，使他的自信心崩溃。” 猛烈的炮击一打响，战斗就开始了；事先的准备大概要大半天时间；同时，步兵已集合起来。行动的时刻到了。“为了迫使敌人撤退，我们必须向他进攻；为了占领阵地，步兵开始了大规模的行动。他们直对着目标前进。当他们越来越接近目标时，他们的步伐也成比例地加速。”当这一大批人来到和敌人还有六百到八百码远的距离时，火力射击达到了最大的限度。接着，福煦又写道： “我们本身大概会受到什么样的火力攻击呢？考虑这一点现在已成为次要的问题；部队正在运动之中，而且一定能够达到其目的，此外，要减小敌人火力的效果，只有一个手段，那就是他们本身要展开更猛烈的火力进攻……另一种方法，就是快速前进。在弹幕的掩护之下，前进，快速地前进。同时要尽量增加越来越多的兵力，并使他们在作战中表现良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公式。队形的采取和战术的应用，都是以此为根据的。” 尔后，援兵前进，“推动第一线继续向前”，最后，预备队赶上来，给进攻力量增加“最后的冲击力。”于是，冲锋号响了。在一片烟雾中，突然出现了骑兵队。“他们向负隅顽抗的敌人进攻，或者是冲击企图攻击我步兵的敌人骑兵，要不就是冲击敌人正在上来的预备队。”如果没有骑兵的出现，那将又是一次葛底斯堡战役。 我们在回顾福煦的“拼命攻势”时，可以感到，这是彻头彻尾的克劳塞维茨思想。他不是一个沉思的战争学者，而是一位沉醉于暴力的“克劳塞维茨”。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是一位在战术上发了狂的“拿破仑”，但拿破仑的会战是以他那个时代的武器为基础的，武器决定了战术，可是福煦却忽视了这些。他是在渐渐地和完全地模仿着拿破仑，而又很少有自己的变化，也不考虑弹仓式步枪和速射炮的特性，好象它们就是耶拿和弗里德兰战场上的滑膛枪和火炮。更糟糕的是，他的“拼命攻势”思想，以及他的会战至上论，后来竟成了法国陆军的宗旨。
三、 I.S.布洛克先生 布洛克是一位波兰籍的犹太人，他的职业是华沙的一个银行家；同时，他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和平主义者。他的目标不是消除或限制战争，而是相反，想要劝说国家认清，由于火器威力的日益增强，战争已不再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政治工具。在布洛克看来，对进攻的崇拜是一种幻想。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开始搜集可以证明这一观点的事实资料。1807年，他出版一本书，发表了对战争的精密分析，阐述了他的观点。他的书，名叫《在技术、经济和政治关系中的来来战争》，共分六卷，有统计、图表、计算和推理等。1899年，他赢得了英国新闻记者W.T.斯特德的支持。斯特德把该书的第6卷翻译成英文，改名为《战争是不可能的吗？》 [ 作者注：该书于1900年再版，改名为《近代武器与近代战争》。同时，德、法两国也将原版（俄文）六卷全部译出。 ] 。对于读者来说，有幸的是，斯特德把他和布洛克的谈话写成一篇长序，附在本书的前面，概括地总结了原书所有值得记忆的东西，使读者不必再去通读原书了。 布洛克的理论有一个特殊之点，那就是：他所依据的事实尽管经常都是错误的，有时甚至是荒谬的，但是，他对未来战争的预见，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准确性。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真正认识到了防御将逐渐发展成为较强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一点，他那时的一代人中，是很少有人清楚的。所以，他对战争的看法与福煦的看法截然不同。 布洛克象克劳塞维茨一样，认为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但是，他与自己同时代的那些军事作家们不同，曾对经济作过系统的研究，所以他知道：自从克劳塞维茨的时代起，由于文明已超出农业时代而进入到工业时代，战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已经是彻底改变性质了。照他的观点来看，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消极工具，而不再是以往那样的积极工具了。 他对斯特德说；“你正在应付的是一种全新的设想，这时去谈论过去，有什么意义呢？此刻要考虑的是，在一百年前许多国家是什么样的，今天又是什么样了。在铁路、电报、轮船等等尚未发明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每个国家至少是一个协调的、自给自足的统一体……所有这些都在变化……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每年都在加强，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战争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剥夺与之交战的产品国的一切获利机会。……”他还说：“军人的地位在日益下降，而经济学家的地位在逐渐上升。那是毫无疑问的。人类已经进步，不再认为战争是潜在的上诉法庭。”所以，在大工业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相互自杀。他还认为，说战争是一种生意，是一种荒谬的旧观念；今天，战争已是人类的一种抢劫行为，是自己掠夺自己的住宅。 关于近代的武器，——即工业文明的军事表现，他说：“战争终结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采用弹仓式步枪……通过自然的演进，军人把杀人武器改善得日趋完美，然而实际上也促成了他自己的灭亡。” 布洛克对未来战争的预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综合如下： “首先，残杀会增加，残杀的规模会扩大到极为恐怖的程度，以致于根本不可能使部队的会战产生决定性的结果。他们还会继续尝试，因为他们仍然以为是在旧的条件下作战，但是他们终于会得到一条教训，并永远放弃这种尝试。于是，战争将成为一种长期的消耗战，从而取代那种拼得你死我活的一系列的决定性会战。双方的战斗资源都会不断受到消耗增长的压力。战争也不再采取肉搏战，在肉搏战中，战士们较量的是他们的体力和精神优势。战争变成了一种僵持局面，双方相互对峙，彼此威胁，但是不能发起最后的决定性的攻击。……这就是战争的前途——不是战斗，而是饥荒，不是杀人，而是国家的破产和整个社会组织的崩溃。……在下一次战争中，每个人都会被卷入到战壕中去。那将是一场伟大的战壕战争。对军人来说，铁锹就象他的步枪一样不可缺少……一切战争都必然地具有一些围困战的特点……军人们随意地作战，但最后的决定却是操纵在饥饿手中。……除非你的海军是一支优秀的海军，要不然就根本不要它，因为一支笨拙的海军只能是强敌手中的抵押品。” 布洛克认为，在三国或两国同盟之间的战争中，“将会有一千万人”参战，而且作战的正面将无限地扩大，以致于无法指挥。战斗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而且成本也越来越大。如果是两个同盟的五个国家参战，都么，这场战争一天至少要耗费四百万英镑。他认为，骑兵将是无用的，刺刀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而火炮将成为武器的全体。对布洛克的观点想出过批评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德拉戈米罗夫将军，一位著名的俄国军人，俄土战争中的老将。他指斥布洛克的理论，因为他的理论没有对刺刀仍占优势作出证明。
三、 I.S.布洛克先生 布洛克是一位波兰籍的犹太人，他的职业是华沙的一个银行家；同时，他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和平主义者。他的目标不是消除或限制战争，而是相反，想要劝说国家认清，由于火器威力的日益增强，战争已不再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政治工具。在布洛克看来，对进攻的崇拜是一种幻想。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开始搜集可以证明这一观点的事实资料。1807年，他出版一本书，发表了对战争的精密分析，阐述了他的观点。他的书，名叫《在技术、经济和政治关系中的来来战争》，共分六卷，有统计、图表、计算和推理等。1899年，他赢得了英国新闻记者W.T.斯特德的支持。斯特德把该书的第6卷翻译成英文，改名为《战争是不可能的吗？》 [ 作者注：该书于1900年再版，改名为《近代武器与近代战争》。同时，德、法两国也将原版（俄文）六卷全部译出。 ] 。对于读者来说，有幸的是，斯特德把他和布洛克的谈话写成一篇长序，附在本书的前面，概括地总结了原书所有值得记忆的东西，使读者不必再去通读原书了。 布洛克的理论有一个特殊之点，那就是：他所依据的事实尽管经常都是错误的，有时甚至是荒谬的，但是，他对未来战争的预见，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准确性。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真正认识到了防御将逐渐发展成为较强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一点，他那时的一代人中，是很少有人清楚的。所以，他对战争的看法与福煦的看法截然不同。 布洛克象克劳塞维茨一样，认为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但是，他与自己同时代的那些军事作家们不同，曾对经济作过系统的研究，所以他知道：自从克劳塞维茨的时代起，由于文明已超出农业时代而进入到工业时代，战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已经是彻底改变性质了。照他的观点来看，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消极工具，而不再是以往那样的积极工具了。 他对斯特德说；“你正在应付的是一种全新的设想，这时去谈论过去，有什么意义呢？此刻要考虑的是，在一百年前许多国家是什么样的，今天又是什么样了。在铁路、电报、轮船等等尚未发明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每个国家至少是一个协调的、自给自足的统一体……所有这些都在变化……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每年都在加强，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战争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剥夺与之交战的产品国的一切获利机会。……”他还说：“军人的地位在日益下降，而经济学家的地位在逐渐上升。那是毫无疑问的。人类已经进步，不再认为战争是潜在的上诉法庭。”所以，在大工业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相互自杀。他还认为，说战争是一种生意，是一种荒谬的旧观念；今天，战争已是人类的一种抢劫行为，是自己掠夺自己的住宅。 关于近代的武器，——即工业文明的军事表现，他说：“战争终结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采用弹仓式步枪……通过自然的演进，军人把杀人武器改善得日趋完美，然而实际上也促成了他自己的灭亡。” 布洛克对未来战争的预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综合如下： “首先，残杀会增加，残杀的规模会扩大到极为恐怖的程度，以致于根本不可能使部队的会战产生决定性的结果。他们还会继续尝试，因为他们仍然以为是在旧的条件下作战，但是他们终于会得到一条教训，并永远放弃这种尝试。于是，战争将成为一种长期的消耗战，从而取代那种拼得你死我活的一系列的决定性会战。双方的战斗资源都会不断受到消耗增长的压力。战争也不再采取肉搏战，在肉搏战中，战士们较量的是他们的体力和精神优势。战争变成了一种僵持局面，双方相互对峙，彼此威胁，但是不能发起最后的决定性的攻击。……这就是战争的前途——不是战斗，而是饥荒，不是杀人，而是国家的破产和整个社会组织的崩溃。……在下一次战争中，每个人都会被卷入到战壕中去。那将是一场伟大的战壕战争。对军人来说，铁锹就象他的步枪一样不可缺少……一切战争都必然地具有一些围困战的特点……军人们随意地作战，但最后的决定却是操纵在饥饿手中。……除非你的海军是一支优秀的海军，要不然就根本不要它，因为一支笨拙的海军只能是强敌手中的抵押品。” 布洛克认为，在三国或两国同盟之间的战争中，“将会有一千万人”参战，而且作战的正面将无限地扩大，以致于无法指挥。战斗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而且成本也越来越大。如果是两个同盟的五个国家参战，都么，这场战争一天至少要耗费四百万英镑。他认为，骑兵将是无用的，刺刀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而火炮将成为武器的全体。对布洛克的观点想出过批评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德拉戈米罗夫将军，一位著名的俄国军人，俄土战争中的老将。他指斥布洛克的理论，因为他的理论没有对刺刀仍占优势作出证明。
一、 西欧的海外扩张 拿破仑战争以后，工业革命开始在欧洲大陆生根了，首先是在阿尔萨斯，在法国的东北部和比利时。但是，在德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才真正开始工业革命。此后十年，德国的工业革命迅速扩展，其速度比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快。普法战争以后，它从法国人手中得到了二亿英镑的战争赔款。这笔巨款又加速了德国工业发展的速度，使德国有能力踏上一个世纪以前英国人所走的道路。那时，克莱夫在孟加拉发现了大量藏金，对助长不列颠的工业革命作了很大贡献。 就在德国全力以赴地发展其工业的同时，世界历史上又发生了一个最令人震惊的现象。一些处在各种不同工业发展阶段的欧洲国家，以到异教徒中去传播文明为借口，去为他们的工厂寻找原料，为货物寻找市场。他们争夺和逐渐建立了殖民地，首先是在非洲，随后又在南亚，在太平洋和中国，并相继地使自己的殖民地不断发展。 1870年，除了北部的埃及、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与南部的好望角、奥林奇自由邦和德兰士瓦，以及在非洲海岸旁边散居的一些欧洲居民以外，整个非洲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三十年以后，也就是1900年，除去摩洛哥，的黎波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和利比亚总共一百二十万平方英里的面积以外，非洲大陆剩下的一千万平方英里地区，都被英、法、德、意、西、比和葡萄牙等国瓜分完毕，当然，其中大部分都是未开垦的荒地。 就整体来说，我们的研究不涉及这种分割，但是，也有某些项目与我们现在的研究有些关系，这就是那些导致殖民者之间冲突的问题。 1875年，为了保护通往印度的交通线，英国首相本杰明·狄斯雷利向埃及总督购买了苏伊士运河的股份。这项法国人设计的工程，是在1860年竣工的。英国的帕默斯顿勋爵，曾经反对建筑这条运河。后来，在1877年，英国并吞了德兰士瓦；两年之后，又征服了祖鲁。这样一来，就解除了祖鲁人对布尔人的威胁。正象1763年的美洲殖民地人民一样，布尔人在国内获得安定，于是想要寻求自己的独立。1881年，他们发动了第一次英国布尔战争（即南非战争）打败了英国人，获得了独立。但是，这里面却播下了第二次英布战争的火种。 第一次英布战争结束后不久，阿拉伯人也在埃及境内爆发了叛乱。于是，法国政府首脑甘必大邀请英国人共同讨论了保护埃及总督安全的措施。1882年初，甘必大政府倒台，这个建议也就被放弃。到了六月，亚历山大港又发生了叛乱。这时，英国人要求法国人同他们合作，重新恢复秩序，然而，这时的法国当权者是弗里希尼特，他拒绝了这个要求。意大利也是同样地拒绝了英国。7月间，英国轰炸了亚历山大港，9月13日，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在特莱尔-克比尔击溃了阿拉伯帕夏。英国人从埃及退到苏丹。1885年，发生了戈登悲剧。由于英俄两国之间在土耳其斯坦发生了边界纠纷，爆发了彭杰危机，英国对非洲的征服被迫中止。直到1898年，英国才又开始了她对非洲的征服，9月2日，英国将军赫伯特·基钦纳爵士在奥姆德曼战胜了苏丹人，随即吞并苏丹。 与此同时，法国也在广阔的撒哈拉地区扩张势力。1831年，她占领了突尼斯。这一举动惹恼了意大利人。1883年，她宣布在马达加斯加设立保护国，而在两年以后又并吞了越南。此时，英国占据了上缅甸。1893年，英法两国在暹罗发生冲突，然而，由于英法双方相互嫉妒，才使暹罗免于灭亡。1898年，英法两国为法绍达而开始了冲突。法绍达位于白尼罗河中游，距离喀土穆约有600英里，它把法英两国推向了战争的边缘，使它们彼此仇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04年才结束。 同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获得了极其富饶的刚果盆地，其面积要比他的本国大七十九倍。这就引起了德国商人的嫉妒。他们早已对非洲产生了兴趣。由于这些商人的压力，也由于需要新的地区发展不断增长的德国贸易，俾斯麦终于相信，应该建立德国的殖民地。结果，德国便在1884年占领了西南非洲的安格拉皮奎拉海岸、多哥兰、喀麦隆和新几内亚的一部分，1885年又占领了桑给巴尔的内陆地区，整个一片就形成了德属东非洲。德国在非洲的扩张引起了她与英国关系的紧张，因为德属东非洲的西南端与好望角殖民地接壤，而且新几内亚也靠近澳大利亚。但是，由于英国最近插足埃及，和法国反目，所以她不敢再和德国闹翻。因此，当俾斯麦伸出他的友谊之手时，格莱斯顿先生也就迎上前去，欢迎德国作为盟友一起传播文明。 当十九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伙伴加入到这场争夺殖民地的竞赛中。这个新伙伴就是日本。1894年，日本忙于对中国的战争，战胜之后，得到了“福摩萨”和辽东半岛。这样又立刻引来了欧洲列强之间的角逐。长期以来，俄国人就想寻找一个不冻港口，来作为西伯利亚的出口，而且，她的眼睛早已盯住了辽东半岛。于是，在法国和德国的支持下，俄国强迫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作为报酬，俄国获得了把正在建设中的西伯利亚铁路延伸到中国领土的权利。同时法国在湄公河流域的界线也获得了中国人的承认。 俄国和法国为所欲为地要求中国给予慷慨的酬劳，而在此时，德国却还没有从中国捞到任何好处。1897年，德国自动开进中国。占据了胶州湾。俄国随即提出要求，强迫租借辽东半岛的旅顺港。虽然英国强烈地表示反对，但中国无法拒绝这一要求。在木已成舟之后，英国只好强忍怒火。也强迫中国把威海卫租借给她。于是，法国也提出要求，并获得了广州湾的租借权。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造反，屠杀欧洲人，围困在北京的外国使馆，但起义还是被八国联军镇压了。就当时的情形来看，中国仿佛就是下一个要被瓜分的国家。 这样，到了十九世纪末，八个西欧国家，即英、法、德、意、西、葡、比利时和荷兰，一共只有一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就获得了一千一百万平方英里的海外领土。他们的土地面积是美国的三倍半，比地球表面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还多一点。自从十三世纪蒙古人西征以来，还没有哪次征服行动能与这次广泛的征服行动相比。在亚历山大时代以后，也没有哪一次征服行动能够这样神速。而且还不曾流血。
二、 1870——1903年的军事发展 在殖民地扩张时期，武器方面也随之有了相应的发展。这个发展有三个主要之点：一是普遍采用了使用无烟火药的小口径弹仓式步枪；二是改进了机关枪；三是使用速射炮。 到1871年，单发后膛枪的效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标准。因此，下一步骤就是要改装它，使它成为连发的，或者是弹仓式的步枪。这一想法虽然老早就有了，但是，只有到了采用全金属弹壳之后，它才有了完全实现的可能。这是因为，采用金属弹壳才减轻了后膛的堵塞。 欧洲第一个使用弹仓式步枪的国家是德国。1881年，德国把她的1871型毛瑟式步枪改装成弹仓式体系。所谓弹仓式，就是在枪管下从头到尾通着一根长管，其中可装八颗子弹。1885年，法国采用了与此类似的一种步枪，即李贝尔式步枪。这种步枪用的是无烟火药，从而占有很大的优势。次年，也就是1886年，奥国人使用一种曼里赫尔式步枪，它的盒式弹仓在枪的扳手之前，后膛进口处之下。两年后，英国使用了口径为0.303英寸的李米特福德式步枪。它的盒式弹仓能装八颗子弹，后又增加到十颗。到1900年，所有的军队都有了效率大致相等的弹仓式步枪，枪的口径从0.315英寸到0.256英寸，全是用枪栓操纵，发射无烟弹药，而且能射到二千码或二千米的远处。 在弹仓式步枪发展的同时，机关枪也在发展。这是又一个很古老的想法。曾经试验过许多种机关枪，并且也采用了其中的几种。例如，有改进的加特林式， [ 作者注：这是一种优良的机关枪，最早使用是在美国内战的末期。而且是间接瞄准，使敌人难以捕捉目标。 ] 诺德费尔特式（1873年），霍奇基斯式（1875年），加德纳式（1876年），布朗宁式（1889年），以及科尔特式等。1884年是机关枪发展中最关键的一年，因为这一年，H.S.马克沁为他的单管机枪申请了专利权。这种单管枪是通过枪的后坐力来使子弹装膛和发射的。它的原型重40磅，是冷水式的，采用弹带送弹，三分钟内可以射出二千发子弹。1889年，英国陆军开始使用这种武器，并注定地使步兵战术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1891年，德国的威尔将军和法国的兰格罗斯上校都建议采用速射炮。他们认为，只有设法吸收和利用反坐力，否则就不可能增加发射的速度。关于这个问题，曾经做了多次试验，最后才发明一种没有反坐力的炮架。这样，便容许在炮架上安置一块防弹板，用以保护炮手。我们知道，弹仓式步枪曾是主要的武器，但当这种改进后的火炮被采用之后，弹仓式步枪就面临着速射炮的挑战。速射炮不仅比弹仓式步枪射程远，射速也几乎相等，而部队规模的不断扩大，又产生了补给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第一个目标，集中在牵引车上。早在克里木战争期间，牵引车就被用来拖曳装甲列车，穿越那些马车不能通行的道路，把巴拉克拉瓦仓库中的物资送往前线。还有，在普法战争和俄土战争中，牵引车也曾被这样使用，而且还用它拖运重炮。从1872年到十九世纪末期，英、法、德、俄、意、瑞士等国，都对牵引车做了大量试验。1889年11月，英国政府首先派出24辆牵引车去参加南非的战争，后来又增加了数量，其中包括6辆装甲列车。每一辆装甲列车都配有一个装甲牵引机车和四节装甲车厢。装甲有四分之一英寸厚，可以抵挡20码外的步枪直射火力。牵引机车和货车的驾驶室内都有枪眼。曾经有人设想，要用这种装甲列车作为一种单独而可移动的碉堡，这样就可以横越战场，从一个场所转移到另一个场所，但是还没有这样使用的记录。 然而，这个问题不是单靠蒸汽动力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利用石油。从1859年起，美国的石油产量迅速增长，使石油越来越具有商业用途。 [ 作者注：1859年生产2,000桶，1869年达到4,215,090桶，到1879年为19,914,146桶。 ] 而到了1876年，又促使N.A.奥托博士发明了固定式汽体发动机。 [ 作者注：这也是一个古老的思想，第一次出现是在1680年，由克里斯琴·休奎斯制造的，是用火药和空气来推动的。 ] 紧接着，在1885年，戈特利布·戴姆勒发明了一种用石油精燃烧的内燃机，并把它安装在一辆自行车上， [ 作者注：同时，在1885年，英国的巴特勒又利用靠汽油蒸发的内燃机的方法推进了三轮车。 ] 这就是近代石油动力车的始祖。两年后，潘哈德和莱维斯尔从戴姆勒手中获得了这辆汽车发动机在法国的专利权。从那以后一直到1894年，很少有人对此感兴趣。但是在这一年（1894年），法国的《小型报》组织了一场从巴黎到鲁昂的汽车比赛，给法国的汽车工业带来了生气。次年，又举行了一次从巴索到波尔多的汽车大赛，往返路程为744英里，获胜者的速度为每小时平均15英里。这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第二年，即1896年，汽车首次参加法国军队的演习。三年以后，第一辆战术性汽年在英国展出。这是带有四个轮子的摩托车，装有一挺马克沁姆式机枪，运动时可以从装甲板后进行射击。到十九世纪末，内燃机已有很大的进步，所以，阿瑟·鲍尔弗先生于1900年5月17日在英国下议院谈到，他有时梦想，除了铁路和有轨电车路线外，未来将建筑专供快速汽车通行的高速公路，而且只限于汽车往来。 但是，这种新的发动机的伟大成就并没有显示出来。1903年2月17日，在北卡罗来纳州基带霍克的“杀鬼山”上，奥维尔·赖特坐在一架由动力传动的飞机上，飞行了12秒钟。这样一来，又给战争增添了第三个发展方向。 自从古人第一次实现驯马以来，内燃机要算是此后的第一个大发明，它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战争带来了最伟大的变革。内燃机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今天，如果有一位魔术师挥动他的魔棒，把全世界所有的机动车都一下消灭掉，那么，整个人类的生活就会完全停顿下来，接着产生一片混乱。当前，石油成了动力的基本原料，因此，获得石油也就成了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从后勤和战术上来说，内燃机彻底改变了军队的组织，结束了骡马运输的历史，促成了装甲战斗车辆的使用。同时，它还在空中为空运补给，在地面为炮兵、为部队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就它对和平与战争的影响来说，在这个时代，只有一项发明可以与内燃机相比，那就是无线电报。 1887年，鲁道夫·赫茨首先提出了无线电报的理论结构。他证明，在某种条件下，带电的火花可以产生出一种效果，好象一种电磁波，传播到空间，接着，其他的科学家也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在1894年到1896年，古利尔莫·马可尼拿出了他的全部精力，用来改进探测电磁波的仪器。他取得了很大成功。1899年，在英国海军演习期间，他在两艘巡洋舰之间传送了一条无线电信息。1901年12月12日，他又从康沃尔向纽芬兰发出电磁波信号。这一次，电磁波飞越了大西洋，传播距离是三千英里。电磁波传播成功，对市民的生活和海军的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陆上战争和空中战备的影响，也是同样的巨大。如果说。无线电的使用还没能创造出心理战，那么可以说，它已经使宣传具有了全世界范围的威力，它可以把语言变成为战争的武器，因为它具有光的速度和全球的半径，能使整个民族都发狂，除此之外，无线电还促使了电子科学的发展。 直到1903年，这些惊人变化的影响还隐藏在未来的铁幕之后，然而，这一铁幕决不是完全不能透过的。尽管如此，政治家和军人中却没有人能够透视这块铁幕，因此，他们对未来战争的指导也就成了一种碰运气的游戏，成了一场盲目的赌博，双方都是在黑暗中、在一个全新而又陌生的棋盘上移动着自己的棋子。
（未完）
二、 1870——1903年的军事发展 在殖民地扩张时期，武器方面也随之有了相应的发展。这个发展有三个主要之点：一是普遍采用了使用无烟火药的小口径弹仓式步枪；二是改进了机关枪；三是使用速射炮。 到1871年，单发后膛枪的效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标准。因此，下一步骤就是要改装它，使它成为连发的，或者是弹仓式的步枪。这一想法虽然老早就有了，但是，只有到了采用全金属弹壳之后，它才有了完全实现的可能。这是因为，采用金属弹壳才减轻了后膛的堵塞。 欧洲第一个使用弹仓式步枪的国家是德国。1881年，德国把她的1871型毛瑟式步枪改装成弹仓式体系。所谓弹仓式，就是在枪管下从头到尾通着一根长管，其中可装八颗子弹。1885年，法国采用了与此类似的一种步枪，即李贝尔式步枪。这种步枪用的是无烟火药，从而占有很大的优势。次年，也就是1886年，奥国人使用一种曼里赫尔式步枪，它的盒式弹仓在枪的扳手之前，后膛进口处之下。两年后，英国使用了口径为0.303英寸的李米特福德式步枪。它的盒式弹仓能装八颗子弹，后又增加到十颗。到1900年，所有的军队都有了效率大致相等的弹仓式步枪，枪的口径从0.315英寸到0.256英寸，全是用枪栓操纵，发射无烟弹药，而且能射到二千码或二千米的远处。 在弹仓式步枪发展的同时，机关枪也在发展。这是又一个很古老的想法。曾经试验过许多种机关枪，并且也采用了其中的几种。例如，有改进的加特林式， [ 作者注：这是一种优良的机关枪，最早使用是在美国内战的末期。而且是间接瞄准，使敌人难以捕捉目标。 ] 诺德费尔特式（1873年），霍奇基斯式（1875年），加德纳式（1876年），布朗宁式（1889年），以及科尔特式等。1884年是机关枪发展中最关键的一年，因为这一年，H.S.马克沁为他的单管机枪申请了专利权。这种单管枪是通过枪的后坐力来使子弹装膛和发射的。它的原型重40磅，是冷水式的，采用弹带送弹，三分钟内可以射出二千发子弹。1889年，英国陆军开始使用这种武器，并注定地使步兵战术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1891年，德国的威尔将军和法国的兰格罗斯上校都建议采用速射炮。他们认为，只有设法吸收和利用反坐力，否则就不可能增加发射的速度。关于这个问题，曾经做了多次试验，最后才发明一种没有反坐力的炮架。这样，便容许在炮架上安置一块防弹板，用以保护炮手。我们知道，弹仓式步枪曾是主要的武器，但当这种改进后的火炮被采用之后，弹仓式步枪就面临着速射炮的挑战。速射炮不仅比弹仓式步枪射程远，射速也几乎相等，而部队规模的不断扩大，又产生了补给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第一个目标，集中在牵引车上。早在克里木战争期间，牵引车就被用来拖曳装甲列车，穿越那些马车不能通行的道路，把巴拉克拉瓦仓库中的物资送往前线。还有，在普法战争和俄土战争中，牵引车也曾被这样使用，而且还用它拖运重炮。从1872年到十九世纪末期，英、法、德、俄、意、瑞士等国，都对牵引车做了大量试验。1889年11月，英国政府首先派出24辆牵引车去参加南非的战争，后来又增加了数量，其中包括6辆装甲列车。每一辆装甲列车都配有一个装甲牵引机车和四节装甲车厢。装甲有四分之一英寸厚，可以抵挡20码外的步枪直射火力。牵引机车和货车的驾驶室内都有枪眼。曾经有人设想，要用这种装甲列车作为一种单独而可移动的碉堡，这样就可以横越战场，从一个场所转移到另一个场所，但是还没有这样使用的记录。 然而，这个问题不是单靠蒸汽动力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利用石油。从1859年起，美国的石油产量迅速增长，使石油越来越具有商业用途。 [ 作者注：1859年生产2,000桶，1869年达到4,215,090桶，到1879年为19,914,146桶。 ] 而到了1876年，又促使N.A.奥托博士发明了固定式汽体发动机。 [ 作者注：这也是一个古老的思想，第一次出现是在1680年，由克里斯琴·休奎斯制造的，是用火药和空气来推动的。 ] 紧接着，在1885年，戈特利布·戴姆勒发明了一种用石油精燃烧的内燃机，并把它安装在一辆自行车上， [ 作者注：同时，在1885年，英国的巴特勒又利用靠汽油蒸发的内燃机的方法推进了三轮车。 ] 这就是近代石油动力车的始祖。两年后，潘哈德和莱维斯尔从戴姆勒手中获得了这辆汽车发动机在法国的专利权。从那以后一直到1894年，很少有人对此感兴趣。但是在这一年（1894年），法国的《小型报》组织了一场从巴黎到鲁昂的汽车比赛，给法国的汽车工业带来了生气。次年，又举行了一次从巴索到波尔多的汽车大赛，往返路程为744英里，获胜者的速度为每小时平均15英里。这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第二年，即1896年，汽车首次参加法国军队的演习。三年以后，第一辆战术性汽年在英国展出。这是带有四个轮子的摩托车，装有一挺马克沁姆式机枪，运动时可以从装甲板后进行射击。到十九世纪末，内燃机已有很大的进步，所以，阿瑟·鲍尔弗先生于1900年5月17日在英国下议院谈到，他有时梦想，除了铁路和有轨电车路线外，未来将建筑专供快速汽车通行的高速公路，而且只限于汽车往来。 但是，这种新的发动机的伟大成就并没有显示出来。1903年2月17日，在北卡罗来纳州基带霍克的“杀鬼山”上，奥维尔·赖特坐在一架由动力传动的飞机上，飞行了12秒钟。这样一来，又给战争增添了第三个发展方向。 自从古人第一次实现驯马以来，内燃机要算是此后的第一个大发明，它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战争带来了最伟大的变革。内燃机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今天，如果有一位魔术师挥动他的魔棒，把全世界所有的机动车都一下消灭掉，那么，整个人类的生活就会完全停顿下来，接着产生一片混乱。当前，石油成了动力的基本原料，因此，获得石油也就成了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从后勤和战术上来说，内燃机彻底改变了军队的组织，结束了骡马运输的历史，促成了装甲战斗车辆的使用。同时，它还在空中为空运补给，在地面为炮兵、为部队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就它对和平与战争的影响来说，在这个时代，只有一项发明可以与内燃机相比，那就是无线电报。 1887年，鲁道夫·赫茨首先提出了无线电报的理论结构。他证明，在某种条件下，带电的火花可以产生出一种效果，好象一种电磁波，传播到空间，接着，其他的科学家也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在1894年到1896年，古利尔莫·马可尼拿出了他的全部精力，用来改进探测电磁波的仪器。他取得了很大成功。1899年，在英国海军演习期间，他在两艘巡洋舰之间传送了一条无线电信息。1901年12月12日，他又从康沃尔向纽芬兰发出电磁波信号。这一次，电磁波飞越了大西洋，传播距离是三千英里。电磁波传播成功，对市民的生活和海军的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陆上战争和空中战备的影响，也是同样的巨大。如果说。无线电的使用还没能创造出心理战，那么可以说，它已经使宣传具有了全世界范围的威力，它可以把语言变成为战争的武器，因为它具有光的速度和全球的半径，能使整个民族都发狂，除此之外，无线电还促使了电子科学的发展。 直到1903年，这些惊人变化的影响还隐藏在未来的铁幕之后，然而，这一铁幕决不是完全不能透过的。尽管如此，政治家和军人中却没有人能够透视这块铁幕，因此，他们对未来战争的指导也就成了一种碰运气的游戏，成了一场盲目的赌博，双方都是在黑暗中、在一个全新而又陌生的棋盘上移动着自己的棋子。
（未完）
三、 扩张战争的尾声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曾发生过两次小型战争和一次大的战争，即1898年的美西战争，1899—l902年的英布战争，以及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这三场战争，从政治上来说，是重要的，从战术上来说，也有很大意义。因为，有许多新式武器都是以它们进行试验场地。 美国早就拟定了建筑巴拿马运河的方案，决心要在加勒比海地区取代西班牙的位置。这是美西战争的主要原因，也是自杰斐逊总统执政以来每届行政当局的长远目标。因为美国人害怕古巴会落入其他欧洲人的手中。1895年，古巴发生了叛乱，遭到严厉的镇压，因而使美国的商业利益受到影响。这样就使美国人得以找到借口对古巴进行干涉。从政治角度来看，这场战争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提高了美国的地位，使美国从一个洲强国地位上升为洲际强国的地位，而从军事上来说，这只不过是小事一桩。这场战争的两次海战，都是一方压倒另一方，没有什么争夺。西班牙的两支海军舰队，分别在菲律宾的卡费特湾和古巴的圣地亚哥湾被彻底摧毁了。美国所付的代价是极其轻微的。在第一次海战中，只有两名军官和六位水手受了轻伤；在圣地亚哥的海战中，也只死伤各一人，这就是近代化军舰与旧式战船的不同价值。在陆上进行的一次主要交战是埃尔卡尼-圣胡安山之战。美国人的许多步枪和全部火炮都是使用黑色火药。他们立刻发现，自己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为西班牙人用的是无烟火药。这样，野战工事的防御威力又一次显露出来了。H.H.萨金特说：“一个在埃尔卡尼或是在圣胡安山堑壕里的士兵，可以抵挡住六到八个向他进攻的敌人，这样说并不夸张。” [ 作者注：《古巴圣地亚哥战役》，（1907年版），第2卷第185页。 ] 还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因为它表明骑士风度并没有完全消失。当海军工程师R.P.霍布森很有气概地把美国的运煤船“梅里马克”号沉没在圣地亚哥港的狭窄的入口处时，西班牙的海军上将赛尔弗拉竟派出他的汽艇去营救他们，以免人员淹死。第二天，在停战旗下，他又派人送信给封锁舰队的指挥官桑普森上将，以一种不同寻常的举止，对“梅里马克”号上全体船员的勇敢大加赞扬。” [ 作者注：参见《美利坚合众国和西班牙的关系》（1911年版），第2卷346页，桑普森电报第13号。 ] 对于第二次英布战争的起因，福煦元帅曾经作过精辟的分析（参见前面对福煦元帅的介绍）。诚如德国官方历史学家所作的描述，这不仅仅是子弹和刺刀之间的争夺，而且是“训练成机械运动的士兵和带着步枪主动战斗的士兵”之间的搏斗。战争表明，英国军人受过严格的操典训练，一切行动都象机器一样没有弹性，南非荷兰移民则是人手一枪，各自为战。所以，一方是刻板的公式，而另一方则不约束，具有合理的常识 [ 作者注：《在南非的战争——一位德国官员的叙述》，（1906年英文版），第2卷第336页。 ] 。1899年10月9日，也就是英布战争爆发的前两天，英国政府宣布，它决定把在南非的兵力增加到七万人。当时，伦敦《标准报》的编辑，相信准确地反映了公众的舆论。他报道说：“面对着这样一支拥有刺刀、骑兵与火炮的部队，朱伯特将军那些没有经过全面训练的非正规部队，能指望得到什么呢？”但是，他和他的同胞们根本没有想到，在这四十三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们的七万人，而且几乎全是步兵，怎么能够征服拥有九万人的骑兵，更何况骑兵在这广阔的地区里是可以连续几周任意活动的。 战争开始以后的头几个月，曾经发生过一些小型战斗。这些战斗清楚地表明，由于无烟火药的应用，过去那种看得见的敌人所带来的恐惧感，巳被隐蔽着的敌人所造成的麻痹感所代替。现在，进攻者产生了一种普遍性的恐惧，而不是担心局部性的危险。至于防御者，总是能够利用地形或工事来掩护自己。他们靠步枪的速射火力，能够控制住很大的一个范围。这在以往的战争中是不曾有过的。这样，在英德尔河之战中，布尔人疏开配置，以三千人扼守着七千七百码的正面；在马格尔斯丰泰思，以五千人守卫一万一千码的正面；在科仑索，以四千五百人守卫一万三千码的正面。尽管防守力量这样薄弱，但是他们的正面防线仍然未被攻破。 1900年2月18日进行帕尔德堡会战以后，布尔人才开始转入游击战事。也许可以说，这场战争此时才算真正开始。尔后，战争持续下来，直到1902年5月31日才最后结束。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总共使用了45万人的兵力，其中有许多是乘马的步兵。英国人是采取了打击敌人机动队的大胆计划，才获得成功的。首先，他们在几千平方公里的战场上建立了纵横交错的碉堡网，把战场分割成许多的小块；然后，用骑马的纵队去一个个地扫清敌人。这是一个长期的消耗战，但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日俄战争的起因是俄国向东扩张，想要吞并朝鲜，同时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兴起。日本人知道，如果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缺口一旦在贝加尔湖畔接轨通车，那么，它将不再是俄国人的对手。因此，日本人决定，要在战略态势还对他们有利的时候发起进攻。只要缺口存在，俄国人对满洲的军事增援就断然无法加快，而且，由于海参威在冬季要封冻，旅顺港是不冻的，只要能在下一个冬季来临之前，抢先占领旅顺，则不仅可以切断海参威和旅顺港之间俄国军舰的联络，还能使东来的波罗的海舰队失去旅顺港这个不封冻的作战基地。所以，日本的计划就是要从俄国人手中夺下旅顺港，接下来便是集中全部陆上兵力作一次大会战。打败了俄军，就有希望诱劝俄国人放弃这个战争。 1904年2月10日，日俄战争正式宣战。整个作战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旅顺港的围攻和陷落，包括摧毁港内的俄国军舰；二是日军在陆地上的一系列胜利，以1905年2月23日-3月10日的奉天之战而告终；三是1905年5月27日日海军全歼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于对马海峡。当时，尽管俄国军队连连失败，但它并没有遭受决定性的打击，而其实力反而日益增强。相反，日本的战争潜力已快要用尽。所以，单从战略观点来看，日军固然取得了战术性的胜利，但总的形势对她赢得战争却是不利的。 日本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俄国国内战线的崩溃。压制、腐化和在满洲的惨败，已使俄国民怨沸腾。早在1904年7月14日，俄国内政部长普莱费被刺。暴乱和罢工接踵而来。1905年2月4日，塞吉厄斯大公也遭暗杀。这些事件和随后的暴乱，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1894-1918）不得不安抚革命党人。6月6日，他同意并宣布召开国会。但是，人们随即发现，他许诺的国会只是纯粹的咨询机构。于是，人们大失所望，便又疯狂地进行骚动。骚动于9月达到了高峰，发展成为全面的总罢工。一连许多天都使俄国陷于停顿瘫痪的状态。10月，沙皇让步，采用了议会式宪法。 同时，因为俄国的内线比它的外线越来越危险，所以，当美国总统于6且10日向两个交战国出面调停时，双方都愿意接受他的提议，并于8月9日，在新汉普郡的朴茨茅斯举行了和平谈判。8月23日签订了和平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俄国同意撤出满洲，把辽东半岛、库叶岛的一半割让给日本，并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越地位。这些要是和战争结果相比，当然显得极不足道，但是却使日本成了亚洲的强国。同时，也削弱了俄国，解除了德国对她东侧的战争忧虑，使德国也一跃成为欧洲的主导国，因而就打破了过去的权力平衡。这次也使英国放弃了他传统的孤立政策。这政策自1815年以来就是“英国和平”的支柱。此外，这场战争也使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优势受到了挑战，它唤醒了亚洲和非洲的人民，并且对欧洲的每一个殖民帝国都是一个致命打击。 在这场战争中，火炮和堑壕是两个主要因素。日本的速射炮只要运用良好，通常就能确保胜利。火炮迫使敌人躲入堑壕，而躲入堑壕的步兵反而又强迫炮兵隐蔽在地平线后，采用间接瞄准的方法。进行遮蔽的火力射击要求有电话联络，壕沟也要求有铁丝网，然而，要能对敌人进行纵射，机关枪的价值巳显得越来越重要，至于骑兵，则是快要被淘汰了。 这次战争的主要战术教训是： （1）正面进攻失败后围攻取得成功。 （2）野战工事和铁丝网显示巨大的防御威力。 （3）机关枪的杀伤威力不断增大。 （4）最重要的，还是速射炮发扬了威力。 英国的日军观察员，W.H.沃特斯上校在他的报告中说：“根据我亲身的经历和见解，我可以肯定，火炮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了。” [ 作者注：《日俄战争：来自英国官员的报告》，（1908年版），第3卷第117页。 ] J.M.霍姆少校也曾写道：“在我见到过的一切事情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火炮已经变成决定性武器，其他一切武器都是他的辅助品。对于火炮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如果其他条件都相等，那么，谁有最好的炮兵部队，谁就能够赢得胜利……我已深深地认识了火炮的巨大作用，所以，是否要削减其他兵种以扩大炮兵，已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 “由于炮兵的迅速发展，似乎使人感到，步兵射击的有效射程，好象不再超过600码了，因为超越了这个距离，敌方的炮火就能够阻止步兵使用他们的步枪。” [ 作者注：《日俄战争：来自英国官员的报告》，（1908年版），第3卷第209-210页。 ] （未完）
四、 不和谐与和谐 从普法战争结束之日起，直到1890年3月被免职为止，俾斯麦的政策始终是想稳定他们已经获得的和平。为了保护和平，他首先设法赢得了俄国人的友谊。为了达到孤立法国的目的，他于1879年同奥国签订了防御条约，即人们所熟知的“两国同盟”。两年之后，意大利因法国占领突尼斯而深感愤怒，于是也加入这个同盟。这样，“两国同盟”就变成了“三国同盟”。威廉二世于1888年继承了德国王位。两年后，他解除了俾斯麦的职务。但是，法国对他那种变幻莫测和骄横态度，仍然大为震惊。因此，法国开始与俄国人谈判，谈判从1893年延续到1895年，最后达成了一个防御协定，即新的“两国同盟”。 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同盟。不过，只要英国不参加任何一方，欧洲的和平是能保持稳定的。遗憾的是，这种稳定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德国的海外贸易已在迅速扩张，她的商船队在迅速成长，从而不断地向英国商业提出了挑战 [ 作者注：1902年10月，陆军部外国情报部的领导人W.R.罗伯森上校，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贸易和殖民事业上的竞争……”（《军人和政治家》，第1卷，第21页）1880年，德国的进出口总额为290,500,000英镑；1890年，是384,100,000英镑；1900年，是539,800,000英镑，到1907年是804,900,000英镑，超过了法国（650,200,000英镑），也超过了美国（683,300,000英镑），接近英国（1,163,800,000英镑）。 ] 。而且，德国为了保护海外贸易，为了赶上法国的海上优势，经德皇批准，于1898年开始扩充海军。到1900年，当英国忙于南非事务时，她又采取扩军行动，这样做，引起了英国舆论界的骚动。 在这种挑战中，显示出一个战争的根本原因，即为生存而进行经济斗争。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都没有错误，他们发生了冲突，不是由于各自的贪婪或是野心，而是因为工业革命使他们成了竞争对手。由于人口的倍增，他们如果失掉了国外贸易市场，就会陷入失业的困境，而最终被饿死。1919年，凯恩斯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说：“权力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这场战争和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英国，还是象以前每一个世纪一样，摧毁了一个贸易劲敌。” [ 作者注：《和平的经济后果》，（1919年版），第30页。1919年9月11日，在圣·路易发表演说时，威尔逊总统曾揭露了问题的实质。他说： “我的市民们都知道，近代战争的起因是工业和商业的竞争…… 这个战争，在它一开始就是一切商业和工业的战争，它不是政治性的战争。” ] 英国在南非战争期间和战争以后都是孤立的。直到1903年，爱德华七世（1901—1910）才打破了这种孤立局面。那年春天，他访问了巴黎。他的个人魅力，他对他的外甥德皇威廉二世的反感态度，使他赢得了巴黎人的好感。接着便开始了英法谈判。1904年4月，签订了英法协约。最初，它是一个友好和约，后来才发展成为秘密的军事同盟。据威廉·罗伯森爵士的记载，英法两国的军事代表于1905年在伦敦讨论了双方合作的计划。而且，自1906年以后，双方的会谈便越来越亲密和频繁了，并且大都是由双方的总参谋长直接控制的。……不仅内阁不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就连给予他们许可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也不知道会谈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爱德华·格雷曾于1911年给首相写信。他说：“我从来都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决定——政府采取这样的立场是十分自由的，不过，指令一下达，军人们是知道要做什么的。” [ 作者注：引自休格雷的《二十五年，1892-1926》，（1925年版），第94页。 ] 威廉·罗伯森爵士曾评论说：“对于军人们来说，只知道要做什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还要有适当的武器用来达到目的。如果内阁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一点不知道，那么一切都是空谈。”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1卷第49页。罗伯森也曾说过：早在1906年行动计划理事会向军队呈送了一份备忘录，命令海外战争……这是第一次商讨与法国联盟对付德国的战争，因此被认为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事情。……这一建议需要把一支至少有四个骑兵旅和三个军团的武装部队送到法国。（同上，第2卷第28-29页。） ] 根据双方的协约，英法两国开始解决双方的殖民地纠纷。英国得到了在埃及的自由权，法国被允许在摩洛哥自由行动，其条件都是尊重她的主权完整。尽管如此，法国与西班牙又于1904年10月草签了一份分割摩洛哥的协定，并且还给英国外交部送去一个副本。这项不正当的交易种下了名符其实的祸根。 纠纷没有延迟。1905年3月，德国皇帝虽然对这些秘密条约还是一无所知，但他猜疑到，摩洛哥可能成为第二个突尼斯，于是便出访了丹吉尔。这样就导致了一场激烈的新闻战。为了防止战争的爆发，罗斯福总统走上了国际舞台，建议实行会谈以解决矛盾。1906年1月，在阿尔赫西拉斯举行了会谈，通过了各国都要维护摩洛哥独立的宣言。 这次会议以后不久，英俄两国之间又获得谅解。这样便解除了俄国在远东的危险，使她能专心于欧洲。因此，就形成了“三国协约”和“三国同盟”的对峙，而且意味着德国将在战争中面临两条战线。 正当摩洛哥使国际关系发生震荡时，在英国的海军中出现了一种恐慌现象，使得英国的政府、反对党人和人民都大为震惊。这一恐慌是由考文垂兵工公司的一位马利纳先生制造的。于是，舆论哗然，简直奔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因此，海军大臣约翰·费希尔上将决定把真实情况向国王作出呈报。他在给国王的一封长信中写道： “直到今年3月（1907年），德国还未能造出一艘‘无畏战舰’。十八个月来，他们没有开始建造什么战斗舰或大型巡洋舰，……在德国的战斗舰队中，有一半的舰船只能和英国的装甲巡洋舰相等。……” [ 作者注：费希尔的《回忆录》，（1919年版），第14-15页。 ] 后来，在1909年3月21日，费希尔又在给伊谢尔勋爵的一封信中谈到： “由于四年来的不懈努力，我们现在已在国内的水域中部署了两个装备完整的舰队，德国即使把她所有的战舰都动员起来，并投入战斗，也比不上我们两支舰队中任何一支舰队的力量，我们有着无比的优……这种优势在几年之内是不会改变的……你可以安心地睡大觉了。” [ 作者注：费希尔的《回忆录》，（1919年版），第189-190页。 ] 反对党的领袖阿瑟·鲍尔弗先生当然也知道这个事实，但是，在1910年1月的大选中，他为了恐吓人民，让他们投保守党的票，还是对德国发起了一次旋风般的进攻。然而，他这种没有缘由就“挑起两大民族之间的恶感”的做法，曾遭到了邱吉尔的强烈反对。 1910年5月6日，爱德华七世逝世，他的儿子乔治五世继位（1910-1935）。但是，在他于1911年6月22日加冕之前，摩洛哥又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法国政府想要完全控制摩洛哥，决心占领非斯。当时，德国皇帝仍然不知道有关摩洛哥的那些秘密条约，只是认为这样作违反了阿尔赫西拉斯条约。事实也确是如此。7月1日，德皇派出一艘名为“豹”号的炮艇，开往艾加迪尔，去保护德国在摩洛哥的商业利益和侨民。英国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对德国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几乎跳起了全面的战争。所幸的是，在11月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法国获得了在摩洛哥的行动自由权，而德国则获得了法属刚果的一小块土地。对此，意大利感到不满意，因为她害怕法国会在下一步夺取的黎波里。于是，意大利以保护贸易和侨居为借口，公然对土耳其宣战，并随即入侵的黎波里，同时，还占领了罗得岛以及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中的一些岛屿。 这时，俄国已是“三国协约”中的成员之一，因此她对东南欧进行扩张的前景，比她在1877年时有利得多。俄国的目标是三个方面。第一，消灭在欧洲的土耳其，夺取君士坦丁堡；第二，破坏奥国在巴尔干的威望，以此在精神上打击奥国；第三，同时借此削弱德国的势力。俄国准备使用的工具就是巴尔干国家，特别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已于1878年获得独立，而保加利亚当时仍是土耳其的一个属国。保加利亚早就不满这种屈辱的地位。1908年10月5日，费迪南王子宣布他的国家是一个独立王国，自封为王。这时，奥国却乘机兼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俄国立刻抓住了这个能够让她统一巴尔干国家的机会。俄国人在巴尔干国家中制造恐惧，宣扬说，如果他们不丢掉他们彼此的仇恨而建立共同的防御，他们就会被奥国一块块地蚕食掉。结果，产生了一个巴尔干联盟。当时，土耳其正同意大利进行战争，于是，门的内哥罗乘机于1912年10月8日向土耳其宣战，紧接着，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也宣布参加战争。土耳其被打败了，于12月8日签订停战协定。1913年5月30日，双方在伦敦签订了和约。然而，就在不久之后，这些胜利者之间却由于战利品问题而吵翻了。保加利亚开始进攻塞尔维亚和希腊，罗马尼亚也卷进了这场冲突。这样，土耳其有机可乘，她又收复了阿德里安堡。最后，保加利亚在这场冲突中失败了。8月10日签订了布哈拉斯特条约，从而结束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这时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只剩下阿德里安堡、君士坦丁堡和其周围的一些地区，包括加利波利半岛在内。 在此时刻，欧洲的局势则是达到了极度尖锐的程度。1914年春天，威尔逊总统的巡回大使E.H.豪斯上校访问柏林时，曾向总统提出如下报告：“整个德国象是充了电一样，每一个人都神经紧张，……只要英国同意，法国和俄国都会立即向德国向奥国挑战的。” [ 作者注：《豪斯上校的内部报告》，（1926年版），第1卷第249页。 ] 俄国害怕英国会退守中立。她的驻伦敦大使贝肯多夫在写给外交部长萨佐罗夫的信中说：“英德之间的隔阂一旦消除，要想维持英俄的协约也就不可能了。” [ 作者注：引目《未发现的战争力量》，（1947年版），第8页。 ] 但是德国表现出来的企图终于驱散了俄国人的恐惧。这时，俄国唯一害怕的就是时间拖延下去。奥国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已经84岁，他的继承人费迪南大公爵是反对大塞尔维亚运动的。俄国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要使南斯拉夫人倾向圣彼得堡，而决不能让他们转向维也纳。这就是当时的情形。1914年6月28日，大公爵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的恐怖主义分子暗杀了。 据塞尔维亚驻德国的代办博吉特希费齐说，“塞尔维亚已经得到俄国的保证，这次决不抛弃塞尔维亚。”此外，他还说：“然而更重要的是，已使塞尔维亚确信，反对德奥的战争巳经解除了，且由于英法两国愿意让他们自己与俄国卷入到冲突之中来，于是奥国皇太子被刺事件也就成了一个有力的战争借口（这场冲突本身是奥国和塞尔维亚的局部事件）……如果爱德华·格雷爵士简单地向俄国和法国表明（也不必让德国人知道）英国对这一冲突不感兴趣，并对随后所发生的事保持其行动的完全自由，那么，欧洲战争也就可以避免。当然，这些都是假定，英国要是不这样约束自己，那就不可能撤出战场。” [ 作者注：《战争的起因》，（1920年伦敦版），第65-68页。 ] 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1904年的协约国已发展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秘密军事同盟，而英国议会却对此毫无所知。 7月23日，奥国向贝尔格莱德发出了最后通牒，期限为48小时。萨佐罗夫声明，这是一个空前未有的挑衅行为。但要避免与德国进行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她知道，德国所面对着的是协约国的联合力量。于是，俄国下令局部动员。德国则认为，这一问题应由奥国和塞尔维亚两国独自去解决。 7月25日，塞尔维亚答复了奥国的最后通源，但由于答复是不完全的，奥国便下令总动员。第二天，德国首相召见驻柏林的英国大使爱德华·戈申爵士，告诉他说，如果英国能保持中立，那么在对法战争胜利后，德国将会尊重法国的领土完整。英国政府拒绝接受这一建议。 7月31日，德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也奉命向俄国政府发出最后通谋，要求俄国在12小时内停止动员，否则德国也将开始动员。由于俄国对这一要求没有回答，8月1日，德国开始同俄国交战。法国也下令总动员。 8月2日，意大利宣布中立。 [ 作者注：奥地利于8月6日才对俄宣战。 ] 德国的骑兵巡逻队进入卢森堡。德国驻布鲁塞尔的公使也向比利时政府递交了照会，请求准许德国的军队从比利时境内自由通过。但这个请求遭到了拒绝。第二天，比利时国王向英国国王提出了一个个人呼吁，要求保护他的国家。下午6时45分，德国对法国宣战，几个小时之后又对比利时宣战。最后，8月4日下午3点，爱德华·戈申爵士奉英国外交部之命要德国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因为比利时的中立是受条约保护的，应予尊重。然而，贝思曼-霍尔维格回答说：“仅仅为了一张废纸，英国却要去与有亲戚关系的民族交战。” [ 作者注：如果1839年的条约不是“一张废纸”，但也不是什么“神丹”。在这条的中，英国没有明确的义务，而且也没有条款表明，英国必须派兵到比利时去与侵入她的领土的任何国家交战。 ] 8月4日夜，英国对德宣战。
一、 政治与战争 刚进入二十世纪时，不列颠帝国的边界已成了一切海洋的海岸。美利坚合众国也已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俄国尽管工业还很落后，但却有巨大的潜在力量；而德法两国已经是繁荣的帝国。他们与其他的欧洲国家一样，都是好斗的。他们之间的争斗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了。从1914年战争开始，到1918年战争结束时，除了美国以外，这些国家就象庞大的建筑物一样彻底倒塌了。英国破了产，法国流尽了鲜血，俄国和德国则处于革命的痛苦之中，奥匈帝国消失了，奥斯曼帝国被肢解了，意大利也已发狂，欧洲所有其他国家也都被烧焦——整个时代都在烈火中燃烧。 政治家和军事家们能够预见到他们的争斗、诡计、阴谋和联盟将把他们引到哪里吗？他们能加速战争吗？这不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因为，即使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太复杂，难以解决，即使他们出于环境所迫，不可避免地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难道他们就不能吸取一点历史教训，采用一点别的手段来解决吗？七十代以前，波里比亚斯曾这样写过：“虽然它是历史，而且也仅仅是历史。但它没有把我们拖入到实际的危险之中，而是使我们的判断成熟，帮助我们采取正确的观点，无论遇到什么危机或情形都是这样。” [ 作者注：《波里比亚斯历史》，第4卷第35页。 ] 如果他们研究过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他们也就不会不理解战争从属于政治，战争的性质是从政治中生发出来的，“如果政治是崇高的和强大的，那么战争也会是崇高的和强大的。” 如果战争只是局限于两个国家之间，象1870年的战争那样，那么，他们被此之间的问题也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1914年，问题就复杂多了，因为这是一场两个同盟之间的斗争。两个同盟加在一起，把大部分欧洲都囊括在内了。这就意味着这场战争将影响到整个欧洲大陆，而且如果要使战争的后果，也就是战后的和平，对胜利者有利，那么每个联盟的成员国都有责任制定出一个共同的政策，指导他们走向既定的目标。如果不能这样做，战争就会是一团糟，战后的和平也只能是如此。 由于协约国比另一个同盟国——德、奥两个中欧国家 [ 作者注：8月2日，意大利宣布中立，使三国同盟又回到了其原有的形式，即一个两个国家的同盟。10月28日，土耳其加入到中欧方面，与此同时，日本于8月15日加入协约国。 ] 更复杂，而且还要进行外线作战，所以要使所有的成员国都同意一种共同的政策是很难的，而只能接受一种公正的政策。但就两个主要力量，即英、法两国来说，绝不应该这样。因为，自1904年以来，英法两国有充裕的时间协商由积极的政治目标而支配的共同的政策。这也是和平的本性，对它们来说，建立和平是极有利可图的。克劳塞维茨曾说过：“让政治观点服从于军事观点是违犯常识的，”因为，“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但是在1914年8月，英法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政治观点， [ 作者注：参见爱德华·格雷爵士的论述，见前一章。 ] 所以，军事观点就等于服从于真空，并立刻填满了这个真空而成为唯一的观点；换句话说，是手段垄断了目的。 在整个战争期间，对于统一指挥的问题，也曾产生过间歇的争吵，那是无益的， [ 作者注：1918年3月26日，福煦将军被指派配合西线同盟军的行动；7月1日，又扩大到配合所有的盟军；但这不是矛盾的，因为他的权力是有限的。他的部下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贝泰恩将军、珀欧将军和迪亚斯将军，对他的指令只是有选择地执行。 ] 因为没有统一的政策也就不能实行统一的指挥。当时的英国陆军总参谋长威廉·罗伯森爵士非常欣赏这一点。他曾写道：“在试图建立‘统一指挥’之前，联盟政府之间应该达成协议，制定出一个共同遵循的总政策。这是很重要的，而且还要保证政策不被打乱。如果没有统一的政策，统一的指挥便会是以一个同盟国的利益，而不是共同的利益来指导作战行动。这样的话，就会自己击败自己的目标。”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1926年版），第2卷第296-297页。 ] 根据1914年8月的情形来看，基钦纳勋爵的想祛是绝对正确的。他写信给英军总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说，“我希望你清楚地懂得，你的指挥权是完全独立的。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接受盟国将军的命令。” [ 作者注：英国官方的《大战史》，第1卷附录8，第442页。 ] 但他所持的理由却是极端错误的。因为，据罗伯森的看法，英国想要“在战争结束后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并且能保证适当的和平条款。”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2卷第296页。 ] 看来，他也没有研究过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如果研究过的话，他就不可能把大车放到马的前面。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强求的和约只不过是一个停战而已，实际上也是如此。 至于谈到这两个联盟的目标，应该说，了解双方的政策同各自所用的工具，以及战略和其他条件的相应关系，也许就能推断出两个联盟产生的原因。法国的目标是削弱德国，重获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并且在欧洲大陆上重建她的主导地位。这些都是她在萨多瓦和色当战役中丧失的。俄国的目标是想吞并巴尔干，同时获取君士坦丁堡和一个通向地中梅的出口。这也就是要削弱奥匈帝国。除了分裂法俄的企图之外，德国的目标是要阻止法俄目标的实现，维护她的霸权。英国的目标是要消灭德国这个贸易上的竞争对手，然而，只有在法俄的援助下，英国才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但是英国是多变的，就象在过去的联盟战争中所表现的那样。如果中欧国家遭到决定性的打击，结果就会是，法国夺得西欧的霸权，俄国在东南欧洲得以扩张。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欧洲大陆上的权力平衡。要维持这种平衡，是英国的传统政策。正因为如此，中欧国家才赢得了战争。过去，英国曾不止一次地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克服类似的困难，那时，她的对手已经是彻底地被削弱了。而且，她要这样做，必须在她最强大的同盟者插足之前。如果她还希望采取这种方法，那么她不仅要依赖本国政治家的才能，而且还需要看她的强大对手德国政治家的才能。 （未完）
二、 战争计划的命运 1914年8月4日，假使有一个旁观者围绕着战争的赌桌转一圈，看一看每位参与者手里的牌，他会认为，德国十有八九能赢得这场赌博。然而，五个星期过后，所有的赌博者都在战略上破产了。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随后的战争指导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当这场致命的赌博开始时，德奥两国曾居于中央的地位。东面是俄国，西面是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塞尔维亚在南面。德奥两国可以把一百五十八个步兵和骑兵师投入到战场上来，对抗俄国的一百五十个师，英、法、比的八十七个师和塞尔维亚的十二个师。因此，从数量上来看，战争的骰子沉重地压着它们，对它们极为不利。但是，它们的对手不得不被迫在外线作战，它们也就有可能集中自己的大批部队来对付任何一方的敌人，而其他方面只要暂时地采取防守措施就行了。 这也是阿尔弗雷德·冯·史里芬伯爵想要解决的问题。1891年到1906年间，他任德国参谋部的总参谋长。由于知道了俄国的动员要比法国的慢得多，并且准确地估计到法国的大部分部队会集中在梅济耶尔——埃皮纳勒线上，他决定：用10个师的兵力和一些地方部队组成1个集团军（第8集团军），部署在东普鲁士境内，用以对抗俄军；同时，以奥国军队进攻保加利亚；而在克雷菲尔德——穆尔豪森线上，则部署7个军团的兵力，以抵抗法国，其中梅斯的北面有5个集团军（第1至第5集团军），南面有二个集团军（第6、第7集团军）。前者为右翼，由三十五个半军、七个骑兵师、十六个战时后备旅和六个补充师组成；后者为左翼，由五个军，3个骑兵师组成。他的想法是，当左翼的军队与法国军队在埃皮纳勒和梅济耶尔接触时，首先守住阵地，接着便撤退；右翼以梅斯为中枢，通过卢森堡、比利时以及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向前移动，然后向西南旋转，直奔巴黎的西部，从那里再向东转，从背后攻击正在与左翼部队交战的法军，驱赶他们仓惶地逃向德国和瑞士。这是腓特烈大帝的吕岑之战（1757）的重演，不过规模更大罢了。 1906年，史里芬把他的计划移交给了小毛奇将军。他是老毛奇的侄子。由于老毛奇的名望，德皇选他作为史里芬的继承人。到1914年，小毛奇也已68岁，体弱多病，而且完全沉迷于其伯父的参谋观念，并盲目地照搬着老毛奇的信条。他在名义上是总参谋长，但实际上却是总司令。他以为，一旦部队展开，他自己只不过是充当竞赛中的发令员角色，认为自己所要做的，就是挥动旗子。发出指令，然后就让他的将军们自己去行动。他不相信要对执行情况加以控制。更糟糕的是，他害怕承担这项工作。当时，德皇经常宣称：如果发生战争，他（小毛奇）要亲临西线指挥。这使他深感不安。 [ 作者注：参见沃尔特·高尔里兹著《德国总参谋部》，（1953年版），第144页。 ] 毛奇虽然接受了史里芬的计划，但他进行了根本的修改。在对俄防线上，基本保持原样；但在对法防线上，却用“坎尼”思想（公元前216年）取代了“吕岑”思想。这就是说，他要用两面的大包围来代替一面的包围以取得胜利。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加强左翼的力量。 在史里芬的计划中，左翼的兵力是右翼的15%，而且，他还打算减少到9%。当法军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与左翼交战后，他准备从左翼集团军中抽出两个军去增强右翼。这不仅将加强右翼的力量，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将迫使左翼减弱力量，使其不得不后退。这样便能吸引法国军队向东进攻；法军越向东，对它后背地进攻也就越具有决定性。然而，毛奇取消了这种运动。他增强了左翼，使其兵力达到了右翼的42％。 至于法国的计划，那是一个肮脏的假公济私的阴谋。1911年，当时被内定为战时统帅的米契尔将军认为，德军将会穿过比利时开进，因此，他把最强大的法军主力集中在左翼。但是，法国的钢铁业工会表示反对，因为这样就不能够保护铁矿地区的安全。总参谋部支持工会，他们使用阴谋诡计，说服了当时的军政部长，让霞飞将军取代了米契尔。 法国总参谋部的“质量加速度”理论，恰巧符合霞飞的牛脾气。进攻是他的目的，而且也是唯一的目的，这跟他的政治主人法里斯总统的认识正好一样。他于1912年曾断然地说，“我们决心一往直前，进攻敌人。这是没有丝毫犹豫的。……只有这样的进改才符合我们战士的性格。” [ 作者注：《霞飞元帅回忆录》，（1932年英译本），第1卷第30页。 ] 这样一来，他们所同意的战争计划就简单得可怜了。正如琼·皮埃尔福所说，“是完全受到了攻势神秘主义的驱使。”这个计划被称之为“17号计划”，是以下述两个假设为基础的：（1）德国不会把它的预备队一开始就象常备军那样用到第一线上来——米契尔将军认为德国是会这样做的——所以，他们在向比利时和洛林两个方向前进时，兵力不可能同样强大；（2）认为法军在进攻中是不可抵挡的，因而它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在梅济耶尔和埃皮纳勒之间展开军队，向前运动，猛冲德军中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设想的中心——于是，德军在洛林的交通线就会瘫痪。 其他交战国的计划可以简述如下。英国准备派出一支由四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组成的远征军支援法国；但是，除了抓获根据伦敦颁布的海商法而禁运的货物外，它并没有对德国采取封锁措施。奥国组成六个集团军，其中三个实力较强用来配合德军的主力作战，负责切断俄属的波兰，另外三个实力较弱，用去进攻塞尔维亚。俄国调动八个集团军，由尼古拉大公爵任统帅，其中二个在西北战线进攻东普鲁士，四个在西南战线进攻奥军，其余二个首先用来保护侧翼的海岸，司令部分设在圣彼得堡和敖德萨。比利时和塞尔维亚的计划，都是相当严密的防御性计划。 五个战役同时展开，其命运是： 法国的计划在第一次打击之下就被摧毁了。然而，说来也奇怪，从这个废墟上又出现了第二个计划，而且这个计划还给德国的西线计划造成了危机。在这同时，初期似乎面临重大危险的德军东线计划，现在却赢得了压倒性的战术胜利。奥国对付塞尔维亚的计划是一塌糊涂的，免不了要失败。俄国对奥国的进攻不是决定性的，不过，这场战斗也使奥国在以后的战斗中变得软弱无力，元气大伤。在这些成功与失败之中，被认为是对未来战争的指导最有影响的，则是毛奇-史里芬计划的破产。 8月14日，德国的第1集团军在克鲁克将军的率领下，还在连续攻击列日要塞，而霞飞的大突破也发动起来了。法国人把它称之为“边境交战”。这次交战没有间歇地持续到8月25日。这时，法军到处失败，损失修重，被杀死和失踪的人数，达到30万。由于遭受失败，法军的中央和左翼被迫撤回到了凡尔登西面。这样，毛奇得意洋洋，从为他在法国已经赢得了决定性的战斗。但是，当他得到从东普鲁士传来的第8集团军的消息后，却惶恐不安了。他决定，从法国战线上抽调两个军 [ 作者注：最初，他甚至想派去6个军，后来，虽然第8集团军报告说，不需要这么多的力量，但他仍然坚持派了2个军。即使派了援军，也来不及参加坦能堡会战，这一会战是8月25日开始的。 ] 和一个骑兵师去增援第8集团军。不过，他没有从左翼抽人，而是从右翼的第2、第3集团军中抽调的。右翼的兵力本已抽出了3个军去监视防守安特卫普的比利时军队，同时围攻莫伯日。 由于右翼的力量已经相当地减弱，而各集团军的指挥官又都独立行动，毛奇已经不能控制他们，于是引起了巨大车轮的内向收缩。这样就造成了第1集团军向巴黎东面的东南方向前进的态势，而没有向巴黎的西边挺进，因此，法国的首都和铁路中心就没有遭受包围。 在毛奇作出关系到他的命运的决定那一天，克鲁克集团军正向法军战线的左边接近，使得霞飞极为不安。为了保护他的战线，霞飞立即在亚眠附近组建了一个新的集团军，即第6集团军。并任命莫努里将军负责指挥。与此同时，克鲁克的部队在加速前进。8月29日，克鲁克虽然得知法军在亚眠下火车的消息，但他并未对此多加注意。9月1日，霞飞命令莫努里退回巴黎，4日，又命令他渡过奥尔奎河，去攻击克鲁克暴露的右侧，那是格罗劳将军的第4军防守的地带。第二天，奥尔奎河之战，即马恩河之战 的序幕展开了。7日，战斗变得极不稳定，因此，克鲁克没有和比罗将军商量，没有通知在他的左翼指挥第2集团军的比罗将军，自主地从接合部上抽出了第9军和第3军去支援格罗劳。这样，就在第1和第2集团军之间造成了二十英里宽的一个缺口，而英国的军队，便在约翰·弗伦奇爵士的率领下乘机从这里插进来了。 在此同时，毛奇已经在卢森堡境内建立了他的总司令部。此刻，他所获得的充分的情报使他万分心急，他没有到他的第1、第2和第3集团军的前线去协调紧急情况，而是选派了一名级别较低的参谋亨施中校作为他的使者，并且口头上授权给他，如果他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命令右翼的军队撤到埃纳。对于一个低级的下属委托如此重要的使命，确实是罕见的。 亨施于9月8日出发。他走访了第5、第4和第3集团军。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来到了第2集团军司令部。他在那里发现，比罗已经命令他的部队于第二天撤退。9日上午7时，亨施到达第1集团军司令部。克鲁克不在那里，而是忙于对付莫努里的战斗。这场战斗对莫努里是不利的，尽管加利尼将军 [ 作者注：加利尼将军是巴黎卫戍司令。 ] 曾尽一切努力去挽救局面，把他在巴黎所能搜罗到的后备队用各种车辆急速地运往前线，去增援莫努里，但都无济于事。亨施没有再去找克鲁克，他指示克鲁克的参谋长库尔将军，让他给第1集团军各部队下令，全部撤退到苏瓦松。克鲁克返回司令部后，知道这一命令与他的判断相违背，而他仍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他并没有坚持，而是遵命撤退了。就在这一时刻，莫努里将军也正打算向巴黎撤退。这样一来，由德国总参谋部一手创造的毛奇——史里芬计划，正是被总参谋部自己给取消了，因为智能已经枯竭。 9月13日，德军在埃纳河岸立住脚跟，阻住了随后上来的追击者，但这几乎是一场静态的战斗。后来。便开始了向海峡奔走的竞赛。在这场竞赛中，双方都试图从他们各自的东翼调集军队迂回包围对方，但双方势均力敌，没有哪一方能比另一方占有优势。最后都到达了海边，但每一次运动都证明，防御者较强于进攻者。正如尼克森上校所说．“子弹、铁锹和有刺铁丝网的结合，彻底地粉碎了西线的一切攻势。此后，从1914年10月到1918年3月，没有一次进攻或一连串的攻击能使战线向前或者向后移动十英里。” [ 作者注：弗兰克·理查兹曾说：“敌人准备好开始进攻，但他们立即就被阻挡住了，因为我们有胸墙作为步枪的架子，要想免遭射击是不可能的。进攻在刚一开始也就结束了……十个人坚守一堑壕，很容易就抵挡住五十个企图要占领堑壕的敌人。”（《老练的士兵不会死》，（1933年版），第38页）。 ] 这样，正如布洛克曾断言的那样，结果是围城战争。然而，基钦纳勋爵却在惊呼，说什么：“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根本不是战争！” （未完）
三、 回避战略 现在的问题是要恢复机动性，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要根据如何克服子弹、铁锹和铁丝网这三位一体的防御来决定。军人们曾用传统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求助于炮兵，想在敌人正面的堑壕上轰出一个缺口。如果他们在日俄战争之后就考虑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也许就不成为问题了。在那次战争中，出现还不久的速射炮曾显示了它的威力。但是，从1914年秋天的情况来看，他们既没有足够的大炮，也没有足够的炮弹，因而炸不成一个缺口。同时，他们也没有考虑过突破的战术。他们并不曾了解速射炮的威力，而且还忽略了弹药的供给要以工业生产为基础。 至于后面这个忽略，政治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举例来说，在1914年1月，劳合-乔治先生曾公开地否认战争的可能性，并且还认为，那个时候正好“是二十年来最有利的裁减军备开支的时刻。” [ 作者注：参见《军人和政治家》，第1卷第38页。 ] 所以，当战争才进行一个月的时候，炮弹的供给就开始减少了。这是因为，所有的交战国都过低地估计了战争的物资需求，结果，一切想突破西线防线的企图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最后仍然以失败告终。 由于对这些没有意义的进攻感到恼怒，而对战术的思考却无知，同盟国的政治家们指控军人缺乏想象力， [ 作者注：参见温斯顿·丘吉尔：《1915年的战争危机》（1923年版），第20页。《大卫·劳合-乔治的战争会议》（1933年版），第1卷第356、360页 。丘吉尔认为：“面临这一僵局，军事艺术要保持沉默。”劳合-乔治说：“同盟国的将军们是被德国人的决定所迷惑而干起来的。”他还说：“我看不到任何迹象表明我们的军事领导者在考虑计划，使我们摆脱目前这种令人不满的处境。” ] 并打算通过改变防线的方法采重获机动性，好象这种僵局的形成是地理位置本身应该负责一样。他们不曾了解，即使在另外一个地方，敌人在那里的抵抗力量不如西线敌人那么强硬，但是并不要多久，同样的战术条件就会形成的。所以，这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在每一条战线上，子弹、铁锹和铁丝网才是真正的敌人，他们的地理位置纯粹是偶合而已。除此之外，还如拿破仑所指出的，变换一条作战线是最微妙的任务之一，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7卷第14343号和第32卷第240页。 ] 如果克劳塞维茨的理抡将被接受，哪么在一个对付联盟的战争中，目标应是胜败主要的伙伴，因为“在那样的战争中，所应打击的是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在1914年，同盟国的目标就是击败德国，因为她的失败将会使她的联盟随之垮台。然而，在什么地点打击德国人才最有利呢？这一答案要根据最切合实际的同盟作战的战线来决定，而作战线又受同盟的主要基地的地点所支配。当时，它们就是法国和英国。在这个时期，除法国之外，没有其他地区能够展开大量的兵力，提供大量的补给。主要的基地和主要的战场是由地理和后勤所规定的，任何的战线调换都不能改变这一情况。 因为同盟各国的政府在战争的指导上并没有共同的政策，所以，尽管霞飞将军坚持，要把一切能够动用的兵力都集中在法国，可是一旦僵局形成以后，他的同盟者，英国就乱七八糟地提出了许多取胜的计划。在法国的约翰·弗伦奇，主张采取陆海两军联合作战，为迂回到德国的侧翼而攻占奥斯坦和泽布吕赫。英国的海军首领之一费希尔勋爵，也主张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海岸发起一次海陆联合性攻击。他的上司，海军大臣邱吉尔先生，则主张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一次远征。同时，1915年1月1日，财政大臣劳合-乔治提出，要在英格兰和布洛涅保留一支总预备队，而在法国境内的英国远征军，应从法国撤回，把他们运往巴尔干。 [ 作者注：参见他的《关于战争战略的备忘录》，他建议组建一支四十万到一百六十万人的大军，其中假定四十万是罗马尼亚人，希腊人和门的内哥罗人，用于进攻奥地利的要害地点。 ] 这时，在印度事务大臣的监督之下，印度政府在10月间派出一个旅到波斯湾去，以保护在阿巴丹岛上属于波斯石油公司的炼油厂。至于殖民地大臣，他正在忙于在非洲的一些小的战争。 邱吉尔先生的专横气势，在未来的逃避主义者中间，是比较突出的。在打破僵局的各种建议中，他的方案最有声色。他主张突破达达尼尔海峡，占领君士坦丁堡，而后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了10月底，当土耳其加入中欧集团时，他的主张开始压倒了其他建议者的方案。接着，到1915年1月2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件。那天，俄军统帅尼古拉大公爵要求英国驻在其司令部的军事使团向基钦纳勋爵建议，请英军对土耳其采取一次海上或陆上的示威行动，这样就将改善俄国人在高加索战线的局势。基钦纳没有向战时内阁或首相报告这一情况，但得到丘吉尔显示的首肯，他回电表示可以照办。 [ 作者注：同时，基钦纳要求弗伦奇对开辟新战场的问题发表意见。弗伦奇回答说：“要是攻击土耳其便中了德国人的圈套，达到了德国人想引诱土耳其人加入战争的目的。也就是说，吸引部队离开决定性的地点，那就是德国本土。” ] 这样，灾难性的达达尼尔海峡之战便开始了。 1月13日。丘吉尔先生以有力的雄辩说服战时内阁接受了一个进行局部攻击的方案，最后又发展成全面规模的联合作战方案，其兵力包括一支战斗舰队和汉密尔顿将军指挥的七万五千人的军队。3月18日，进行了一次流产的海上进攻。在这次作战中，损失了3艘战舰。直到4月25日，这支军队才在希里斯角登陆。 虽然抵抗入侵的土耳其兵力是很微弱的。但是，入侵者的进展也是如此之小，以致于在这一天还没有过完之前，指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的威廉·伯德伍德将军就建议全面撤退。对于这个绝望的计划，汉密尔顿回答说：“你已经度过了困难，现在你只有挖掘、挖掘、再挖掘，直到你觉得安全时为止。” [ 作者注：《加利波利的军事行动计划》（英国官方历史），G.F.阿斯皮诺尔-奥格兰德准将（1929），第1卷第270页。 ] 因此，在第一次登陆的十二小时之内，利用子弹、铁锹、铁丝网就控制了局势。于是一个小型的西线防线就这样建成了，一直持续到1916年1月9日最后撤退为止。参加这个战役的，总共有英、法士兵四十一万人，其中死、伤、失踪、被俘和生病者约有二十五万一千人。 [ 作者注：《加利波利的军事行动计划》，第2卷第484页。 ] 这个加利波利战役，似乎还未能产生足够的教训，无法阻止回避战略的更进一步尝试。在1915年秋季期间，法国政府决定，派出一支远征军去支援塞尔维亚。 [ 作者注：这是一个名义上的理由。实际上的原因是要为萨雷尔将军找一个职位。他对左派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左派在那时正威胁着要推翻政府。 ] 英国对此表示赞同，并且派出军队于10月3日开始在萨洛尼卡登陆。这样就导致了联军的马其顿战役，或如德国人所说的“形成了最大的联军‘集中营’，使整个敌军都变成了俘虏。” [ 作者注：I.E.埃德蒙斯爵士，《第一次世界大战简史》，（1951年版），第124页。 ] 埃德蒙斯将军写道，在萨洛尼卡附近地区，“一支庞大的联军队伍被封锁达三年之久；1917年，英军的平均兵力为二十万二千二百六十五人，此外还有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总数为六十万人以上……然而，监视这大军队的，只是保加利亚军队的一半和一小部分德国军队” [ 作者注：同上，第124页 。 ] 防御的三位一体又一次被证明是无敌的。英国为这次越轨行为列出的清单指出，有四十八万一千二百六十二人因病被送往医院，而在战斗中死亡的总数只是二万六千七百五十人。 同时，原在阿巴丹的一个独立旅，作为加利波利的失败和萨洛尼卡惨败的副产品，此刻已发展成为一个集团军。它的目标是要占领巴格达。于是，就出现了代价高昂的美索不达米亚战役。1915年12月7日，汤森将军和他的集团军在库特——艾拉马拉被土耳其人围困；1916年4月29日，他带领着一万零六十一人的英印军队和三千二百四十八名随从者在那里投降了。“从头到尾，这座城镇使英帝国死亡了四十万人．” [ 作者注：I.E.埃德蒙斯爵士，《第一次世界大战简史》，（1951年版），第386页。 ] 1917年9月，英国的兵力增长到三十四万人。而在1918年战争结束时，兵力达到四十一万四千人以上，在这些人中间，有二十一万七千人是非战斗人员，死亡总数是九万三千五百人。 除了这三个分散进行的大型战役之外，出现了第4个保护苏伊士运河的战役。1916年1月，苏伊土运河受到大约一万五千到二万土耳其人和贝都因人（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混合部队的威胁。这是很容易对付的，他们运用防御作战的原则，坚持到1916年12月便结束了。接着，劳合-乔治担任了英国首相，从而开始采用攻势战略。劳合-乔治一直认为，摧毁其同盟者是击败德国的最好方法。这同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恰好相反。同时，为了寻找获得惊人胜利的机会，以巩固他的政治地位，他还命令他不喜欢的总参谋部把苏伊士运河的作战计划扩展到巴勒斯坦地区，并以夺取耶路撒冷为主要目标。这样，另一个代价昂贵的战役又诞生了，而且一直拖到战争结束。据威廉·罗伯森爵士的估计：“在巴勒斯坦战役中，所使用部队的最大数量一度达到四十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七人，而战斗死亡的大约为五万八千人。不过，这个数字对总的损耗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到1918年10月，所使用的兵力总数已达一百一十九万二千五百一十一人。”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2卷第189页。 ] 所有这些在边缘地区所作的努力，都是为了突破防线，然而，结果却是浪费精力，在人力的消耗上更为严重。而人力在大规模的战争中又是至关量要的因素。所以，对峙的局面是对双方的嘲笑。并使双方相互产生蔑视。 （未完）
四、 消耗战略 1914年的秋天，德军和英军同时在新港附近到达了英吉利海峡。这样，西线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舌形地带，在海岸和孚日山脉之间向西突出，突出部分的顶点接近到贡比涅。1915年，霞飞想通过一种双重攻势来切断这个舌头：英军向东攻入阿尔托斯，法军向北攻击香槟。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一计划始终保持着法国战略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在1915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其中最有雄心的，首先是第三次阿尔托斯会战，在这场会战中，英军进行的部分又被称为罗斯会战（9月25日至10月15日）；其次就是第二次香槟会战（9月25日至10月6日）。 所有这些会战，都没能削弱这个“舌头”，只不过使它略为凹陷一点，而且，还出现了两件明显的事： 第一，损失和收获不成比例。例如，在第三次阿尔托斯——罗斯会战中，法军损失四万八千二百人，英军损失四万八千二百六十七人；而在第二次香槟会战中，法军的损失多达十四万三千五百六十七人。然而，在这两次会战中，攻占的仅仅是德军的堑场防线体系，一些地方只有三千码的深度。 第二，在这一年的所有最初攻击中，大规模的炮轰能使步兵占领敌人防线的一部分，或全部堑壕。这又可以反证，在战争的机动阶段，如果有充足的火炮，就有可能穿过那个时期的无堑壕防线，或仅有轻便防御工事的防线。这也是拿破仑对他那个时代提供的教训之一。他曾说，“只有有了炮兵才能进行战争。”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4卷第11896号。 ] 可是，现在机会已经过去，堑壕防线正在日益加深。而法国的总参谋部却仍在盲目地幻想，自以为在“炮兵征服，步兵攻占”的格言中发现了稳操胜券的秘密。战术被降低为把长矛向前推送的行动——实际上是推送炮弹，机械动作代替了灵活的运动和奇袭的方法，轰炸取代了领导，战术，实际上退回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斯巴达时代的水平，不过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将军们已不身先士卒。 这些炮兵会战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微不足道的收获，给政治家们带来了恐惧，并且对他们的逃避政策火上加油，这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曾有人认为，如果象将军们所认为的那样，消耗被作为战术规范而被接受，而且，如果中欧国家拒绝和谈，那么，战争就不可能有终点，永远都是相互残杀。另一方面，由于战争是两个联盟之间的冲突，因而在两个联盟之中，没有哪个成员国会是自由的。自从1914年秋，俄国遭受一连串的灾难性失败以后，协约国的军队也就不能无所事事地袖手旁观了，不能再让他们的盟友处于危难之中。对俄国进行援助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英法两国还要使1915年4月才加入联盟的意大利相信，它们的联盟是坚定的。 正如布洛克所预见的那样，以弹仓式步枪和机关枪为基础的大规模战争，并不能当作政治的工具来使用，最多也只是一种无利可图的工具。无论在哪里，都不能躲避子弹的威胁，对于一个建设良好的堑壕体系，也不能进行决定性的突破。 在战争的东部战场，由于有着开阔的空间，防线可以常常变换；而在西部战场，防线则是屹立不动的。然而很奇怪，军人们对于堑壕战的巨大困难，认识极为迟钝。现在，经验已经教育他们，只要有足够的炮兵，他们就能攻占敌人的防线。因此，他们又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有越来越多的炮兵，他们就能攻占敌人的第二道防线和第三道防线。直到完全突破敌人的防线为止。但他们还是不能理解，是他们对敌人的堑壕发射炮弹越多，地面被破坏的程度也就越大，正常的战场也就会变成为弹坑遍布的地区。这样，在扫除一种障碍时，又产生了另一种障碍，并使得他们的前进变得如此之难，以致于步兵通过这凸凹不平的地带后，却不能得到补给。因此，必须在这混乱不堪的战场上修建道路，以便使拖运枪、炮和补给品的车辆得以前进。然而，等到修好道路的时候，敌人的防御工事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因而另一场穿透战又要重新开始． 1915年的大屠杀并没有给联军带来恐惧。12月初，在主席霞飞将军主持下召开了联盟会议，决定于明年春天在西线发动一次“最大”的攻势。可是，在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之前，德国人就攻击了凡尔登。 继毛奇担任德国总参谋长职务的法尔根汉将军回忆说，凡尔登攻势的目的是要削弱“英国对其同盟国仍然拥有的巨大控制权，”而且，因为“法国的紧张程度几乎到了快要破裂的地步，”如果从英国人手中夺走了凡尔登，“也就会促成这种破裂，这样，英国人手中的最好的宝剑也就没有了。”选择凡尔登，是要迫使法国总参谋部“动用它们所有的一切人力，”以保护它。法尔根汉还写道：“如果他们这样做，法国的军队就会因流血过多而死亡，因为自愿撤退是不可能的，不管我们是否能够达到目标。” [ 作者注：埃里奇·冯·法尔根汉，《总司令部和它的关键性决定》（1919年英译本），第209页。 ] 因此，凡尔登又是另一场消耗战。 1916年2月21日，二十英里长的正面防线上又展开了战斗。虽然法国人知道战斗在临近，但是由于它准备炮击只限于24小时之内，而没有照常规延长到一个星期以上，因此，这次进攻对法国人来说，也还具有奇袭的意思。战斗一直进行到7月11日。此时，德军已穿透了五英里，损失二十八万一千人，而法军则损失三十一万五千人。 为了解除凡尔登所承受的压力，延误已久的法英春季攻势，即松姆河之战，在7月1日沿着二十五英里长的防线开始了。一开始便是连续八天的炮轰，向敌人的防御阵地倾泻了十七万八千颗炮弹。它的战术奇袭是采用滚动式弹幕射击。在这种射击的掩护之下。步兵缓慢地向前移动，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11月14日，占领了一条三十英里长的地带，最大的深度为七英里。为此所付的代价，英国死亡四十二万九千六百五十四人，法国十九万四千四百五十一人。德国的损失大概是50万人左右。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 [ 作者注：1915年12月15日，他接替了弗伦奇爵士的职务，担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八天之后，弗伦奇的参谋长，威廉·罗伯森被任命为陆军总参谋长，而齐格尔中将接替了他的参谋长职务，这三个人都是消耗战略的强硬代表。 ] 虽然对这次作战的结果颇为满意，并且在他的报告上说，“毫无疑问，联军有能力达到它们的目的。”而且，威廉·罗伯森爵士认为，政府应该准备“更艰苦的和更长期的战斗，因为尔后会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感到资源的紧张。”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1卷第279页。 ] 然而，巳经造成的巨大损失正在对政治局势产生着激烈的震动。 松姆河会战以后，所有防线上的僵局便完全形成了。意大利人在依松佐河地区进行了八次会战，他们已经流够了鲜血。而在东线，布鲁西洛夫的攻势虽然获得成功，捕获了大量的奥军战俘，但是，它却使俄国付出了100万人的代价。要在战场上勉强地作出决定，似乎没有什么希望了，于是，在伦敦、柏林和维也纳，都有人开始考虑和平谈判的问题。11月4日，在爱斯奎斯联合内阁中担任主管部大臣的兰斯多恩勋爵，提议研究一下和平的可能性。可是，爱斯奎斯内阁紧接着在12月7日就垮台了。主张继续作战的劳合-乔治接管了政府。五天以后，德国和它的盟国提出声明，表示他们愿意考虑和平的建议。 奥国对于和平的愿望毫无疑问是真诚的，但是，德国对此有无诚心，仍然值得怀疑。俄国现在已是摇摇欲坠。一旦俄国崩溃，德国就能抽回100万人到西线战场。不管情况如何，德皇却于1917年1月31日下达了一个采取无限制的潜艇战的命令。这个行为大大触怒了美国，两天之后，华盛顿宣布同柏林断绝外交关系。 早在1916年11月15日，联军召开了会议，讨论1917年的作战计划，并决定在所有的战线上展开一系列的进攻，但以西线战场为主。一个月后，于12月13日继霞飞任法军统帅的尼尔里将军，接受了联军共同所作的决定。他们一致同意，英军首先进攻阿拉斯，拖住和消耗敌人的预备队；在这以后，法军就向埃纳发起攻击。法军的目标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要突破敌军的阵地。如果突破口不够大，会战就得停止，但是要把攻势转移到弗郎德勒平原的防线上去。 在这次作战中，第一场战斗是在4月9日打响的。战斗一开始，就是二百七十万枚炮弹的轰击。整个战斗持续到5月21日，在二十英里长的正面上只前进了五英里。到5月3日，英军已死亡十五万八千人，估计德军也有十五万人的死亡。在发动第一场战斗的八天之后，法军对埃纳的攻势也开始了，但最终却是失败。法军牺牲了十八万七千人 [ 作者注：根据尼尔里带回来的人数。法国官方历史提到在4月16日-30日，死亡人数是九万六千一百二十八人，另一种估计是十一万八千人。 ] ，德军则是十六万三千人。尼尔里被免职，贝当将军接替了他的职务。法军的士气也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在5月25日到6月10日之间，就有五十四个师叛变。 此时，发生了改变整个战争局势的两件大事。3月8日在圣彼得堡发生了暴动；11日，帝国的禁卫队举行叛变；次日，革命风暴席卷了这座城市。沙皇尼古拉二世于15日退位，由罗夫亲王领导组成了一个临时政府；22日，这个临时政府正式被同盟国承认。第二件大事是，美国于4月6日对德宣战。 这两件事的效果是什么呢？估计会有两股巨大的血流输入到法国的战场上来。因为一个国家既已处在革命的浪潮之中，它就不可能再向外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德国人有一切理由期望，在年底之前把100万人送到西线战场上去进行增援。同时，英法两国也有理由期望，在不远的将来，他们能从美国得到至少一百万人的增援。因此，在三月接替布赖恩德内阁的李波特政府，建议暂停一切进攻行动，等到美国的援助到来以后再采取行动。这是因为，此时的法军已经是疲惫得不堪一击了。 可是，黑格、罗伯森、贝当和尼尔里，却各有各自的想法。罗伯杰在一份正式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们一致认为，只要对有限目标采取不断的攻击行动，并且充分利用我们的炮兵，就有可能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手段以最低限度的损失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2卷第235页。 ] 劳合-乔治先生采纳了这一策略，可是，他不久之后又改变了主意，回复到他在一月份提出的那个计划，并企图同意大利进攻奥国的计划相互配合。 实际上，有限的攻势并不是黑格所希望的。他自1915年12月担任英军总司令以来，一心想要在弗郎德勒平原上进行一次决定性的会战。他完全沉醉在他的设想之中，甚至于相信，在美国的援兵来到之前，他也可以单独地击败德军。 结果，经历夏秋两季的弗郎德勒战役成本极大。6月7日，目的有限而获得成功的米希尼斯之战，揭开了弗郎德勒战役的序幕。米希尼斯作战的头十七天，接连发射了三百五十万发炮弹，并且在一开始还爆发了19枚装有100英磅的高效炸药地雷。这在6月14日才结束，而这时英军的死亡数字已达到了一万七千人，德军为二万五千人，其中包括被俘的七千五百人。照克鲁特威尔教授的研究，“似乎在相当大规模的会战中，英军的损失要比德军少，这似乎还是第一次。” [ 作者注：《1914-1918年世界大战简史》，（1934年版），第438页。 ] 7月31日，接着便开始了第三次伊普尔会战。英军为一次会战集中这么大规模的炮兵，在英国的历史上还是少见的。总之，序幕性的射击延续了十九天，发射的炮弹约为四百三十万发，总重约十万七千吨，而且都投掷在预期的低势战场上。整个战场的表面被炸得一团糟，所有的排水沟、堤岸、水道和道路等都被破坏，造成了一片几乎无法通过的沼泽地，步兵在这种泥泞之中滚打了三个半月。当会战于11月10日结束时，德军在十英里长的防线正面上被压后推，最深的距离是五英里，牺牲的人数是二十万略少一点。然而，他们的敌人的损失，最少的估计也有三十万人。 [ 作者注：这些是B．H．利德尔-哈待的估计。由于宣传的需要，英国官方历史学家列举的数字是经过修改的。 ] 就这样，在西线战场上结束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火炮消耗战。政治家们为什么总是避免这样的消耗战，今天回顾起来，人们已不难理解了。 （未完）
五、 机动性的再生 机动性的再生，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人的问题。如果没有步兵，那么堑壕仅仅是沟和篱笆所构成的障碍物而已。只有在堑壕中和铁丝网后的人和他的步枪或是机关枪，才能使堑壕和铁丝网具有战术价值。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消灭人，解除他的武装。如果不经数月的准备就能做到其中的一点，而且不破坏战场的表面，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长时期的准备会阻止奇袭的效果，而地面的破坏又会妨碍车辆的运动。 首先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德国人。1899年的海牙公约是禁止使用有毒武器的。尽管如此，德国作为参加国却无视这一公约。德国人决定，采纳邓多纳德在1812年和1825年所提出的建议，用毒气窒息在敌方堑壕中的守卫部队。他们选定了氯气，这是一种普通的商业产品，很容易得到大量的供应。氯气的排出方法，是把装有氯气的金属气筒埋在防线的胸墙里，使气体排放出来。对于英法联军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德国人还不清楚他们有了一种夺取战斗胜利的手段，并不知道积存大量的气筒来进行大规模的正面进攻。他们只把毒气攻击当作一个小型的试验来看待，而选择的地点是伊普尔突出部的东北一个地段。这是英法防线的结合部，由阿尔及利亚人和加拿大人负责防守。 进攻是在1915年4月22日下午5时发起的，一开始便是疯狂的炮击。炮击停止后，一股黄绿色的气体就从德军的防线上升起，随风飘向敌方。其效果是可怕的，一切接近正面防线的人都被窒息而死。靠近气体边缘的人，都在惊恐之中仓皇逃命。24日，德军又放了一次毒气，结果英法防线被迫后撤了三英里，退到了伊普尔附近。德国人当时未能认清的是，氯气进攻的反复使用不能获得同样的成功，因为它是可以用面具或其他的简易工具来抵御的。协约国军队立即采用—些办法，他们在1916年便开始使用防毒面具了。 [ 作者注：在1854年，邓多纳德向潘默里勋爵提出了用硫磺气作窒息剂的建议，在此之前，J.斯坦豪斯博士就发明了第一个木炭滤毒罐。 ] 氯气云的进攻有许多弊端：它的效力完全要靠风向和风速来决定；气筒也很笨重，不便于运输和装置；气筒装置以后，住在附近的人总是惴喘不安，因为也许要等几个星期才会被使用，而在这期间，敌军的炮击或是意外的炮弹都能使它们破裂。同时，这也是一种纯粹的静态攻击方法。 如果使用毒气炮弹，这些缺点也就可以随之消失。 [ 作者注：此外。对短射程来讲，也可使用迫击炮弹和李文式发射器。后者可以发射一个装有80磅气体的气筒，使气筒通过速射可以树立在浅的堑壕内，也能一次连射100到500筒。英军有一次曾对朗斯发射了2500筒。 ] 毒气炮弹大体上不受风的影响，它还可以突然集中气体对准选定的目标，而且并不需要进行特殊的训练。这可算是一种机动的进攻方法，唯一的不足便是用弹壳来作容器，因而容量太少。不过，有了光气和芥子气，这是比氯气更厉害的气体，这一不足也就部分地得到了补偿。 后一种气体，也被称为黄十字或伊普里特，是一种相当持久的化学制品，是强有力的糜烂性毒剂。这种气体很少杀死人，但是，你只要接触到它，无论是液体还是气体，都会在皮肤上严重地产生水疱。水疱是在暴露4小时到12小时之内出现的，恢复起来极为缓慢。因为空气中只要有四百万分之一的毒剂含量，水疱就会产生，所以，这种毒剂非常适合于炮弹使用。因为它的持久力不易被大地破坏，所以，只要使用少量的气体，在几小时甚至几天之后也足以导致许多人受伤。 1917年7月11日，德国人在伊普尔突出部第一次使用了芥子气。在随后的六个星期中，英军就有二万多人受伤。从那时起，英法也开始大量地制造芥子气。 1917年9月1日，冯·胡提尔将军在攻击里加防线时，第一次巧妙地运用了毒气，以达到穿透的目的。他在俄国防线上选择了一段宽度不到四千六百码的地段，把强有力的炮兵部队集中于此，平均每八码的正面上即有火炮一门。他先使阵地上到处充满毒气，然后，再实行进攻。这样，整个作战活动只在几小时之内就结束了。这一成功是依靠他的战术，其目标不是毁坏铁丝网和堑壕，而是要使防御者丧失作战能力。 1918年3-6月，德国人在西线的一些大会战中，不断地使用了这种战术。在会战中，每次发动攻击之前，他们都大量地使用光气和芥子气，想借此摧毁敌人的士气。3月21日到4月5日期间，毒气成了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 作者注：鲁登道夫将军在他的回忆录第2卷第597页中写道：“我们的炮兵依靠毒气来发挥它的作用。”在第579页他又说：“炮击是有力的，而且在短期内能使敌人的炮兵瘫痪，”并能“使敌人的步兵躲在掩蔽部里。” ] 这使得德国人把英军驱逐出了从阿拉斯到拉费里的五十英里的正面防线，而且还前进了大约四十英里。然而，在4月间，芥子气却弥漫着阿尔芒蒂耶尔的上空，以致于街道的小沟里都散发着气味。这样，德国人在没有进入之前，就已占领了这个城镇，没有付出任何血的代价。 1918年9月，美军在对圣米赫尔突出部的进攻中，以及在随后的作战中，都因受到德国毒气弹的作用而损伤严重。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的死伤总数为二十五万八千三百三十八人，其中七万零七百五十二人，就是说有27.4%是因毒气而伤的。 [ 作者注：参见A.弗里斯准将和J.韦斯特著《化学战争》，（1921年版），第388页。 ] 同时。在死亡总数四万六千四百一十九人中，因中毒气而死亡的却只有一千四百人。这就是说，死亡人数占死伤总数的24.85%，而中毒气死亡的人，只占2%。因此，与通常的看法相反，毒气在战争中是使用得最人道的武器，也是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即使防毒面具有100%的功效，但是戴上防毒面具就会减弱战士的一半战斗力，而且，对芥子气是没有什么保护作用的。 至于解决僵局办法的第二步，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要使对方的步枪和机关枪通通失效，以来解除防御者的武装。要这样做，就得有一个很大的防盾用以挡住身体，当进攻者移动时，可以由此得到保护。因为这个防盾太沉重了，不便携带，便被装在一个能自动移动的车上，而这车也必须是装甲的。又因为这种车要离开路面，穿越战场堑壕，所以也要用履带替换车轮。这三项要求便促成了坦克的发明。坦克是一种小型的具有灵活性的堡垒，它最初被称为“陆上军舰”。 这种想法也是极为古老的了。但在内燃机未发明之前，这种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僵局形成之后，英法两国许多富有想象力的人便提出了关于如何能使装甲恢复灵活性的各种建议。 [ 作者注： 参见B.H.利德尔-哈特：《坦克》，（1959年版），第1卷第2章。 ] 1916年9月15日，在松姆河会战期间，第一次使用了坦克。由于机械的故障和战场上恶劣的地形，投入战斗的坦克为数很少，但它还是显示出一种可能：只要有了改进的机器，增加它的数量，并集中使用，而不是分散出去，那么僵局就能打破。德国人的记录证明，“人们面对坦克时，感到无能为力。” [ 作者注：同上，第1卷第75页。 ] 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被解除了武装。遗憾的是，英军的高级将领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结果，直到康布雷之战为止，坦克仍然都被零星地消耗掉了。 在康布雷之战中。其目标是在12小时内不用任何种类的炮火准备，对敌军的四道堑壕防线进行一次奇袭式的突破。九个坦克营，共有三百七十八辆坦克，引导两个步兵军，穿过西线上最坚硬的堑壕体系，兴登堡防线。这一防线有很深的铁丝网保护，许多还建立在反斜面上。想要切断它们，就得要几个星期的炮击，需要几万吨的炮弹。 1917年11月20日上午6时20分，英军穿过了一片未被破坏的地面发起进攻。敌军在惊慌中撤退，到下午4时，从一万三千码的基础线上，已穿过了一万码。在第三次伊普尔会战中，这种同样没有准备的进攻却花了三个月的时向。英军俘虏了八千多人，缴获了一百多门火炮。仅就战俘数量来说，足有两个担任进攻的军所损失的人数的两倍。 由于缺乏预备队，在战斗接近尾声时，终于遭到严重的失败，但是毫无疑问，正如约米尼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提出来的，装甲在战场上的出现能够打破僵局。1918年8月8日进行的亚眠会战，确定性地证明了这点。 在这次决定性的会战中，四百六十二辆坦克配合飞机，引导英军第4集团军的三个军，在亨利·罗林森将军的指挥下进人战斗。 [ 作者注：法军的第1集团军在他的右侧协助作战，但他们没有坦克。 ] 这又是一次完全的袭击，德军纷纷逃跑，其防线迅速被突破。 在德军官方的战争日志上这样记载着；“8月8日，当太阳在战场上下落时，德军遭受到开战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这一事实已是确定无疑了。” [ 作者注：引自《英国官方历史》，（1918年版），第4卷第88页。 ] 惨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坦克所带来的恐怖心理，坦克本身的杀伤力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进攻突然发起，德军不战而逃，这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奇迹。没有坦克，就不会有人能达到这种奇袭的目的，而且是这种利用坦克的突然攻击引起惊慌。正由于增添了坦克，步兵便感到彻底地无能为力，当面前的对手不能用步枪或机关枪遏止住时，他们就本能地夸大危险，以减轻他们投降或逃跑行为的耻辱。诚然，坦克是一种物质性武器，但更应该说是一种心理性的武器。 鲁登道夫对坦克的作用所作的分析是不错的。他曾说：“我曾担心的事情，和我常提出警告的事情，在这儿都变成了现实。……8月8日我们的战斗力开始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深信，从此以后，我们总部的一切计划都已失去安全的基础。至于计划，今后还可以制定，只要是在战争中可行的。但对于领导来说，就象我曾讲过的，只是具有一种不负责的赌博性质，我认为这是非常致命的事情。对我来说，德国人民的命运，这个赌注太高了。战争必须结束了。” [ 作者注：《我的战争回忆（1914-1918）》，第2卷地684页。 ] （未完）
六、 国内防线的崩溃 集中进行的毒气攻击和大规模的坦克攻击，虽然已经证明，敌军的堑壕防线是可以突破的，但是，它们只是打破了对峙的局势。要完全恢复灵活性，还需要在迅速突破之后紧接着实行迅速的扩张，但这不是用骑兵（这是当时流行的思想），而要用坦克的力量，此外，还要有越野的运输工具以提供补给，也就是说，需要履带式车辆。然而，在1918年，这些工具还不存在，所以也就不能重新获得完全的灵活性。结果，正如布洛克曾预言的那样，战争的结束不是通过战斗，而是由于饥饿和革命。 战争的延长使国力日益疲惫，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促使中欧国家崩溃的，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英国的封锁，另一个是英国政府的巧妙宣传；一个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另一个破坏了敌人精神上的耐力。到了1917年的春天，所有的交战国都对战争非常厌倦了，以致于俄国三月革命的爆发就象野火—样地向西蔓延。法军中的兵变大部分都是受到这种感染的结果； [ 作者注：4月16日，一个在1916年被派往法国的俄国旅在他们的兵营中发生兵变，不过在三天的炮击之后被迫投降了。 ] 在俄国的德国军队也受到影响。在意大利，也是因为这一影响而造成了卡波里多的惨败，当时有四十万士兵放弃了战斗。早在5月26日，威廉·罗伯森在给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恐怕这一事实是不能忽视的，即国内已经出现不安定的现象。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是受了俄国革命的影响。近来发生了一些严重的罢工事件，而且还有更多不满情绪在酝酿之中。”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1卷第313页。 ] 战争开始之后，由于受到伦敦宣言的限制，封锁难以奏效。于是，英国枢密院颁布了一系列的命令，以逐步取消限制，达到封锁的目的。1914年10月29日发布的第二道命令，严格地限制了进入德奥两国的物资。于是，1915年2月4日，德国命令潜艇封锁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周围的所有水域，以此回敬英国。5月7日，就发生了“露西塔尼亚”号邮船被德国击沉的事件。船上有一百二十八名美国人丧生，从而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到处都是求战的呼声。英国政府利用美国舆论的主战情绪，于5月25日又发布了一道枢密院令，宣布禁止任何种类的货物进入或离开德国，对德实行全面封锁。然而，德皇由于害怕美国人的愤怒，命令停止对客船和所有中立国家的船只进行攻击，此决定一直延续到1917年1月31日。此后，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德皇宣布采取无限制的潜艇战政策。于是，美国又于4月间向德国宣战。 封锁影响所及，使敌国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每一家工厂和每一个农庄，都受到威胁。而且，到了1918年夏季，如果不是有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小麦救急，那么，中欧国家恐怕都会由于饥饿而投降。从1914年8月起，到1918年夏季，奥匈两国的牛，由一千七百三十二万四千头减少到三百五十一万八千头，猪从七百六十七万八千头减少到二十一万四千头。 [ 作者注：《军事行动——意大利1915-1919》，（英国官方历史，1949年版），第379页。 ] 而且，据估计，在实行封锁的最后两年中，德国有“八十万非战斗人员死于饥饿或因营养不良而引起疾病。这比英国船只上那些被潜艇击中而淹死的人还要多出五十倍。” [ 作者注：A.布赖胤特：《为完成的胜利》，（1940年版），第3页。 ] 封锁为撒播宣传的种子开辟了一片肥沃的士地，就连美国内战也不例外。在以往的战争中，还没有这样的恶毒和卑劣。在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时期，各交战国不仅不到敌国去策动叛变，反而防范这种事件发生。拿破仑如果在1812年鼓励俄国的农奴和乌克兰人造反，在百日政变中在法国煽动起革命，那么，情况对他会是很有利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 作者注：恩格尼·塔尔：《拿破仑》，（1986年版），第289、381页。 ] 惠灵顿公爵曾亲口说过，他害怕在任何国家中煽动起来的革命。1871年，俾斯麦对巴黎公社没有采取友好的态度。在过去的时代中，进行战争，其目的只是为了改变敌方的政策，而不是改变敌方的政府，即政策的制订者；只是要改变政府的思想。如果政府被推翻了，也就没有稳定的当局来进行和平谈判。那个时候，世界仍是有理智的，因而在敌国中造成无政府的社会状况的思想，被认为是违反常识的。 宣传战是杰出的、民主性的工具。它的目的是要支配群众的心灵，即卢梭所谓的“全民意志”。它的目标可分三类：一是在本国防线上激励群众的心理；二是争取中立国家群众心理的支持和拥护；三是搅乱敌方本土防线上的群众的心理。 为了达到第一类目标，就必须唤起潜伏在人们心中的部落性本能，而且为了激化这些本能，就得把敌人变成魔鬼。 为了达到第二类目标，就要使中立国家承认并且相信这些宣传都是事实，就用英国在美国所进行的成功的宣传那样。例如，英国宣传说，德军士兵曾砍断了比利时儿童的手指，把战俘钉在十字架上，等等。这种宣传激发了美国人的仇恨，从而使他们疯狂地投人到战争中来了。只有在交战的条件下，在宣传的蛊惑下，并在一个国家内行成为普遍行动，这种疯狂才能被理解……有时，几乎是一种原始的狂喜控制着美国人民。这种狂喜曾被一种难以忘怀的方式作了如下的表述：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仇敌。这是促使人们振奋的。人们记得，在新英格兰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曾有人提出，抓获德皇后，要把他下油锅。这时，整个观众席都站了起来，歇斯底里地尖叫。表示赞同。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心情，正是这种疯狂的热情占据了我们的心。” [ 作者注：《1914—1917年英国在国内和在美国的宣传》，（1935年版），第67-68页。 ] 莫里森和康马杰写道：“整个战争中一个最惊人的事情，就是一个政府很容易用近代的技术和群众的建议使其人民相信谎话，尽管这个民族是有理智的，是有个人主义和民主化的背景的。” [ 作者注：《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1942年版），第2卷第479页。 ] 为了达到第三类目标，就要从心理上使敌人堕落，破坏其人民和军队的忠忱——解除他们精神上的武装。这种攻击的形式是如此的阴险，以致鲁登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再三地提到它，认为精神上的破坏和封锁是使德军失败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他写道：“封锁和宣传被齐头并进地用来对德国的种族和精神作战。这对德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当战争延续时，这种负担就变得更加沉重……封锁和宣传逐渐地破坏了他们精神上的决心，动摇了他们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它使德国许多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逐渐消失。唯我至上……我们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敌人的宣传和布尔什维主义鼓吹的革命思想，德国人很容易接受……致命的学说在群众中传播。在国内和前方的德国人民都受到了它的致命打击……敌人的宣传麻醉着我们。这种宣传受到了强烈的群众暗示的影响，它和军事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是不择手段的……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从1918年开始，宣传更注重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内容。战争被描绘为上层一万人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的行动。因此，德国的胜利也就是劳动者的不幸……在中立国家中，我们也遭受到一种精神上的封锁……我们丧失了一切信誉，而敌人的信誉却无限地增长……美英两国宣传的明显的目标，就是要逐渐地达到在德国内部发生革命的目的。” [ 作者注：《我的战争回忆》，第1卷第360-368页。他还写道：德国政府不理解宣传的性质，他们反对宣传，因为他们认为，宣传是太炫耀、粗俗。（第1卷第380页）所以，在德国没有宣传部。（第2卷第701页。） ] 鲁登道夫提到，从1918年初开始，联军的宣传就是以社会革命为内容。很明显，他所指的是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这是威尔逊总统在1月8日宣布的。一个月以后，总统又进一步宣称：应该没有割地、赔款和惩罚的要求，承认民族自决是最重要的原则，一切领土问题的解决都不应违反有关人民的利益。 “十四点”的提出，虽然不是为了宣传，但实际上却是最厉害的宣传工具。它们抓住了厌战世界的幻想，并且给德国一个通过谈判和平地结束战争的机会。虽然在那时，德皇和他的顾问们拒绝考虑这些，但是它们却已渗透到德国人民心灵的深处，最终使战争得到一个极不光彩的结局。 8月8日的会战，以及随后的失败，使鲁登道夫极为震惊。9月28日，他来到兴登堡的房间，提议立即停战而不能再拖延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不考虑在东面放弃任何领土，我们以为，协约国必须完全地认识到，布尔什维主义对它们的威胁和对我们的威胁是同样巨大的。” [ 作者注：《我的战争回忆》，第2卷第721页。 ] 在这一点上，他正好估计错了。 10月3日，德国总理致书威尔逊总统，表明德国政府接受“十四点”和随后的各次宣告，以此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接着，双方便开始了外交接触，直到10月23日为止。这时，威尔逊总统进而意识到，由于革命条件的奏效，需要补充到他的计划中的一个事情，应该是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维持欧洲现存的稳定性，而不是在试图增添敌人现存政府的活力，也就是说，应该不是考虑削弱他们，而是要摧毁他们。那一天，他告诉德国政府，如果他被迫与德国的军事统治者和贵族进行和平谈判，他要求的就不是和平谈判，而是全面的投降。这也就是说，要迫使现在的德国政府退位，而让—个革命性的社会主义革命集团来取代它。11月3日，一批德国水兵在基尔发生兵变，连柏林也很快卷入到了革命的激流之中。9日，德皇退位。11日，在康宾森林中的里松德斯火车站，协约国和德国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 奥匈帝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威尔逊总统曾坚持认为，使奥匈帝国内的斯拉夫人得到完全的满足，是休战的条件之一。结果，在布达佩斯、布拉格、莱巴赫、希拉杰弗、克拉科夫和仑堡等地都建立了独立的政府，并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中立政府以取代中央行政机构。11月12日，奥匈帝国皇帝卡尔宣布退位。随后，在维也纳宣布成立了一个共和国，古老的奥匈帝国从此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样，也就在欧洲种下了一个祸根。
一、 列宁和三月革命 [ 注 ] 1917年3月的彼得格勒革命是一个群众性的起义，不是真正的革命性起义。这一革命是由于对战争的厌倦和普遍不满的情绪所触发的。当时，在俄国有三个党派：立宪民主党派，他们主张君主立宪制；社会民主党，即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就是社会革命党，他们所代表的是农民。3月15日，尼古拉二世退位，立宪民主党继承了政权。22日，在罗夫亲王的领导下成立了临时联合政府。 临时联合政府不顾国内到处都在要求和平的呼声，为了忠于它的同盟国，决定继续进行战争。这个决定立即遭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反对。 [ 作者注：苏维埃第一次成立是在1905年。最初起源是罢工委员会，后来发展成为由工人、士兵和农民选举所产生的当地民众性议会。任何集团都有自由组成一个苏维埃。 ] 3月27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对世界各族人民发表了一份公告，呼吁立即停止战争。 [ 作者注：许多少数民族国家也曾不想再进行战争了。芬兰、爱沙尼亚、波兰、立陶宛、乌克兰、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等都要求独立或自治。 ] 因为它代表了实际权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即士兵和工厂工人、铁路工人、邮政和电信等公用事业中的工作者，因为它的呼声正是人民的愿望，所以临时政府当局的权威也就架空了。这种责任和权力分离的现象，为列宁打开了道路，导致了十月革命的发生。 [ 作者注：到1918年为止俄国使用的是“朱利安日历”。它比1582年开始采用的“格里历”晚13天。根据前—种日历，列宁夺取权力是在10月25日，若按后一种日历，就是在11月7日。 ]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1924），即人们熟知的列宁，他是一个热情的但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认为，只有当资本主义把资本家本身以外的一切人民都变成无产阶级时，新的社会秩序才能建立起来。列宁反对这种学说，从而在根本上推翻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 [ 作者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为，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能在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内发生，那是违反历史的法则的。马克思把在农民国家中的人写成“乡村生活的白痴”，认为他们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同时，他还痛恨斯拉夫主义，鄙视俄国人，不相信他们的任务要是征服西方。见R.N.亨特《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1950年版）第131页。 ] 当三月革命在彼得格勒爆发时，列宁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逃亡者，还在瑞士过着流亡的生活。他在祖利齐住在一间从一个皮匠那里租来的房子里。他的在俄国的一小伙追随者，许多都被关进了监狱。在外部世界，他实际上也是没有名气的。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他就一直呆在瑞士。他把时间都用来咒骂他的敌人，鼓励自己的追随者。对他来说，战争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它变成无产阶级的内战，并用它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号召人们利用一切颠覆手段，组织罢工和街头示威，并且在堑壕中进行宣传，指出进行国内战争是正确的口号。 战争开始以后，除了在战场上对俄军作战以外，德国的政策还包括对俄国国内战线的攻击，这主要是鼓动俄国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并且雇用俄国移民中的革命党人进行破坏，收买他们到俄国军队和工厂中去制造矛盾。 1915年3月，德国最高统帅部通过一个代理人与侨居祖利齐的列宁第一次取得了联系。但他们发现，列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德国的利益去击败俄国，而是要推翻沙皇政府，以促使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他们与列宁之间的联系后来就中断了。一直到三月革命爆发以后，德国人又在下面的情况下恢复了同列宁的联系。 1917年3月16日的午饭后，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正在洗餐具，一位波兰友人突然地闯进屋来，气喘嘘嘘地喊道：“你听到消息吗？——俄国已经发生了革命！”对于这一革命的价值，列宁虽然表示怀疑，因为那纯粹是资产阶级所发动的一次动乱，但是，列宁还是决定返回俄国。于是，他给一位朋友写信，想弄到一张护照。这个请求转到了德国驻伯尔尼的大使罗门堡手中，他把这个请求向柏林作了请示。 与此同时，列宁正忙于为《真理报》写他的《远方来信》。他在信中把所有的交战国都看成是“一丘之貉”，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1页。 ] 并且明确表示，他的目标就是要在俄国发动内战，推翻临时政府。德国最高统帅部当时已经感到，临时政府并不打算放弃战争。而德国人认为，结束东线战争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把东线的兵力调来支援西线。因此，他们在接到罗门堡的信后，决定下一个赌注，让列宁返回俄国。于是，罗门堡奉命安排列宁和其他三十一名革命党人（其中包括十九名布尔什维克）从德国进入瑞典。霍夫曼将军在日记中写道：“那时，没有一个人能预料到这些人的出现会给俄国和整个欧洲带来决定它们命运的后果。” [ 作者注：M.霍夫曼少将：《战争日记及记录》，（1929年英文版），第2卷第177页。 ] 不过，德国总参谋部对列宁的目的是完全清楚的。 列宁和他的十九名追随者离开伯尔尼时，曾清楚地表明他们的意图：不仅要推翻临时政府，而且还要对德国的资产阶级进行一场革命性的斗争。他在动身之前写信给瑞士的工人说，“我们将要为德国人进行一场革命性的斗争……德国的无产阶级是俄国以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忠实、最可靠的盟友。” [ 作者注：《列宁全集》，（1930年英文版），第20卷第85、87页。 ] 4月16日夜晚，列宁抵达彼得格勒，第二天便在全俄苏维埃会议上致词。他要求在军队中作广泛的宣传，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内战争；推翻临时政府，以由苏维埃的代表所组成的共和国来取代它。从那时起，每天，几乎是每小时，列宁都在向彼得格勒的群众发表演说，煽动反抗，痛骂战争，并且许诺满足他们所有的愿望。 7月1日，临时政府为了实践自己的语言，恢复了对德军阵地的进攻。最初，进展还是顺利的，但是到了19日，德军开始反攻。这时，列宁在俄军中培植的布尔什维克的代理人，已经完全地破坏了土兵的忠诚，以致于一个团一个团地实行兵变，谋杀他们的军官，然后自动解散回家。这一事件，加上乌克兰同时宣布自治，导致了罗夫政府的垮台。7月22日，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组成新的内阁，开始执政。这一内阁是由所有各党派的代表组成的，只是极右的保皇党和极左的布尔什维克除外。在一片混乱声中，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总部被查封，托洛斯基和许多布尔什维克党人被逮捕，而列宁却化装成为一个火车司机逃往芬兰去了，并在那里躲藏了三个月之久。 （未完）
二、《国家与革命》 在芬兰，列宁始终同彼得格勒保持着联系，并且把他的时间用在写作上，完成了他那本最出名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 这是一个具有启示性的文件，因为它表明：列宁具有超人的智慧和钢铁般的意志；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却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虽然一再由于现实的要求，他不得不放下马克思的教条而服从于当时的条件，但是当事情过去之后，他又不能从〈共产党宣言》的梦幻世界中超脱出来。而且，很奇怪的是，在二十多年的革命活动之后，他仍要对他的追随者下指示，而这种指示他却是重复地说过好多次了。不过，十月革命就是建立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上的。现在，不妨引用几段比较重要的话。 因为国家是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于是产生出一种必然的结论： “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随后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是不可能存在的。”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194页。 ] 因此，革命必须“集中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破坏和消灭国家机器的任务，而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196页。 ]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们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人们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发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能够执行了。”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来组织大生产，将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报表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12-213页。 ] “老是忘记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而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必要对人们使用暴力，没有任何必要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条件，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41-242页。 ]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47页。 ] “最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须要加以镇压……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49页。 ]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 “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53页。 ] “计算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的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的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工作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工作．并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一种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监督和登记的手续，只是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字据的手续……”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58页。 ] （未完）
三、列宁和十月革命 夏季攻势的失败和临时政府的瘫痪，使得不断增加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又返回到全俄苏维埃会议。布尔什维克的实力日益显著地增强。9月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了一项布尔什维克决议，以二百七十九票对一百一十五票要求立即停止战争。由于受到了这一事情的鼓励，列宁从芬兰催促布尔什维克建立在彼得格勒的中央委员会，对克伦斯基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以迫使他们从狱中释放托洛斯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由于政府的软弱，使局势更加恶化，全国各地地方苏维埃开始成立。不仅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决议，而且还要求召开新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会议。 然而，列宁想要的是行动，而不是会议，是暴动而不是争论。但俄国人惯于作永无止境的争论，所以列宁极力主张武装暴动的时机完全成熟了。然而，在彼得格勒这一观点却受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反对。列宁对此很不安，为了防止党内的分裂，他决定返回彼得格勒。10月23日，他秘密地启程，乔装来到了首都附近的里斯罗，藏身于秘密住所。10月25日，为了准备起义，彼得格勒苏维埃在托洛斯基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军事革命委员会。第二天，托洛斯基得到了彼得格勒和圣保罗的两个要塞的守卫部队的拥护，获得了存有一万枝步枪的兵工厂。他立即把这些枪枝分发给了赤卫队。自从6月以来，各工厂就纷纷成立了赤卫队，但临时政府却未能采取强硬措施解散它们。 实际上，这对临时政府是一个致命的打击。11月5日，克伦斯基尽管宣布处于紧急状态，宣布军事委员会是非法的，并且再次下令逮捕托洛斯基，但是，他没有军权来推行他的命令，所以，他的命令只能是一纸空文。 在里斯罗，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举行了几次会议，讨论起义计划，但是他却未能说服他们定出一个具体的日期。因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预定在11月7日召开，所以必须在此之前发起攻击。对于这一点，大家都是确信无疑的。11月6日晚，列宁写信给党中央委员会说： “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无论如何不能让克伦斯基及其同党把持政权到25日（旧历），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或夜里解决问题……等待10月25日不一定举行的表决，就是自取灭亡或拘泥于形式……政府正在动摇。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 [ 作者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350页。 ] 11月6日深夜，列宁经过化装从里斯罗来到斯莫尔尼，亲临现场指挥起义。第二天凌晨，他和托洛斯基派出赤卫队占领电话局、火车站、电报局、动力厂、国家银行和其他一些重要地点。到上午10点，整个政府彻底垮台了， [ 作者注：克伦斯基于11月7日逃出了彼得格勒。 ] 于是列宁很高兴地宣布：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根据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依靠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所举行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苏维埃政府将立即向各国人民提出民主的和约，立即在一切战线上停战。” [ 作者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352页。 ] 于是，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来统治俄国，直到制宪会议召开为止。 在此同时，全体公务员都已罢工，不过，新政府很快开始了工作。它任命了许多新的委员，整个政府都集中在斯莫尔尼宫。列宁担任主席，托洛斯基负责外交，他们各占一个办公室；斯大林领导的陆军部在第三间，内务部在第四间，等等。“在外交部中，那些雇员把档案收藏起来，而且拒绝把钥匙交给托洛斯基。”“在银行中，那些自作聪明的志愿人员，想要了解那些他们无法接受的复杂的帐册。” [ 作者注：A.穆尔黑德：《俄国革命》，（1958年版）。第284页。 ] 那些新被任命的部长们，接二连三地冲到走廊里向疯狂的群众致词，然后又急忙回到他们各自的房间里进行把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的工作。 他们试图以一系列疯狂的命令来完成这一工作，从11月8日起，到年底为止，在这段时间里，颁布的命令就不少于一百九十三个。私有财产被取消了，土地被宣布为人民的财产，工厂由工人接管，银行国家化，证券交易所被取缔，一切公债都作废，工资固定为每月五百卢布，刑事法庭被工农法庭所取代，工人们武装起来，成了民兵，所有的秘密条约也都被废除了，等等，等等。这样，每一项旧制度都被连根除掉、无产阶级开始控制政府。 由于苏维埃会议不是一个立法机构，列宁无法使他的命令合法化；由于政府部门中不断出现罢工，列宁必须要加强他的权威，于是，他恢复了沙皇时代的秘密警察，通常叫作“契卡”。这个秘密警察组织，是由一个狂热的波兰布尔什维克党员捷尔任斯基指挥的。他开始肃清反对分子，并强迫“统治”阶级工作。 接着，列宁便采取了他那著名的让步步骤。因为大多数人正处在反叛的边缘上。布尔什维克党所代表的只是他们的一部分，所以，他决定争取占人口80%的农民来扩大他们行动的基础。为达到此目的，他邀请了一贯被他咒骂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他结盟。他们接受了他的邀请，这又使他的地位在群众眼中更加提高了。有了左翼农民作为他的盟友，他也就便于消灭资产阶级分子。然而，当资产阶级分子被他消灭以后，农民也只好听凭他的支配。为了消灭敌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与他的对手合作，或者如他自己所说，退一步，是为了前进两步。这是他的革命技术中的主导原则。这一原则曾一再地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利益。 11月25日，通过制宪会议的选举，也就开始了争夺权力的最后斗争。对于列宁来说，结果是令人震惊的。总共四千一百七十万张选票中，只有九百八十万张是投布尔什维克的，其中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则有二千一百万张选票。选举揭晓后，列宁立即着手摧毁这个会议，曾竭力阻止它召开会议，但是会议还是召开了，而且还通过了一项决议：1918年1月18日在坦利德宫举行制宪会议。那天，当制宪会议召开时，列宁命令军队包围了会场，并且让他的卫队和喀琅施塔得水兵堵塞走廊，阻止开会。第二夭，当宫殿的门被革命党人围住后，苏维埃会议的执行委员会便宣布解散集会。这样，列宁终于建立起了他的统治。 从此时起，摧毁俄国政府已不再是列宁的目标，他的最危险的敌人，现在是德国人。不过，他不愿意俄国与其同盟者合作而取得胜利，因为这样会使德国的无产阶级对革命失去信心，而列宁对世界革命的希望却是寄托在德国身上的。更进一步地说，他深信外交战和心理战可以同时使用，以对付中欧国家和协约国。因此，11月9日，他指示托洛斯基邀请协约国和中欧双方立即签署停战协定。紧接着，他便发起了他的第一次心理攻击：他越过交战国政府，向交战国人民呼吁停止战争；他还公布了协约国与俄国签订的秘密条约，作为帝国主义者阴谋的证据。他提出了一个口号：“不割地，不赔款，”以此作为和平的基础。他曾写道：“这样的和约条件是不会受到资本家欢迎的，但一定会得到各国人民极大的同情，一定会激起他们的具有巨大世界历史意义的热情高涨和对拖延掠夺性战争的一致愤恨，这样，我们提出的停战和开始和谈的要求就很有可能立刻被接受。”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287-288页。 ] 结果是远远不如他的料想。德国虽然急于想中止她在东线上的战争，因而和俄国开始了谈判，并于12月5日与之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协约国抗议这种分立的和平，而且对布尔什维克日增反感。苏俄与德国之间继续进行了冗长的谈判。在此期间，列宁把停战协定变成公开宣言，在德国境内宣传革命。在谈判进行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宣传的潮流直接冲击着德国军队。成千上万的革命传单和一百多万份“威尔逊总统十四点”抄本，秘密地散发到了德国军队中。德国的战俘也都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教育，在他们被遣返回国时，都要在“政治隔离营”接受教育。霍夫曼将军写道：“我们在东线上的得胜军队都受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腐蚀。我们甚至不敢把某些东线上的师调往西线。” [ 作者注：参见鲁登道夫的：《我的战争回忆》，第2卷第683页。 ] 为了及时阻止这一现象的蔓延，德军最高司令部于1918年2月17日停止和谈，开始准备向彼得格勒进攻。列宁，他深知没有军事实力的支持，因而不顾许多追随者的反对，立即决定妥协。于是，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对于列宁来说，谈判中最重要的教训是：如果没有适当的武装力量作后盾，那么，心理战争即使有短暂的威力，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由于接受这一教训，他于2月23日命令托洛斯基招募一支红军。 根据和约条款，德军占领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俄国人被迫撤出了芬兰和乌克兰，并把卡尔斯、阿斯特拉罕和巴统割让给土耳其。俄国总共丧失了26%的人口，27%的农田，26%的铁路和3/4的煤和铁。 [ 作者注：参见伦纳德·夏皮罗著《苏联共产党》，（1960年版），第186页。 ] 损失如此惨重，致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纷纷及离政府，接着便是农民起义，不过，都被无情地镇压下去了。 在这个条约签订不久，苏维埃的统治便面临着沙俄的同盟国的干涉， [ 作者注：到1918年底，干涉的兵力总数接近三十万：有法、英、美、意、日、波、希、芬、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国的部队，分别进人阿尔汉格尔斯克、摩尔曼斯克、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波兰，以及黑海，西伯利亚铁路线和海参威等地区。 ] 而且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从摩尔曼斯克到海参威。还有内战爆发。4月，日军在海参威登陆；7月，联军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同时，白俄的将军们也开始发起进攻。高尔察克从鄂木斯克；科尔尼洛夫，后来是邓尼金从黑海地区；弗兰格尔从克里木；尤登尼奇从爱沙尼亚；一起向莫斯科开展进攻。苏维埃政府是3月15日迁往莫斯科的。象法国革命一样，外国军队的干涉导致了大规模的恐怖。在这期间，尼古拉二世以及他的一家，于7月16日在叶卡捷琳堡遇害。 从1919年秋季到1920年冬季，内战达到了高峰。白俄将军一个接一个地被击败。究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一部分是由于红军的苦战。但是，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们的目标。他们是要恢复旧的统治，这就使他们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因为农民害怕他们，怕他们新近获得的土地又被索回去，还要回到以前所有者的手中。当内战接近尾声时，外国军队的干涉力量也随着撤出了。但是，俄国国内的动乱并没有结束。1920年4月25日，波兰军队在约瑟夫·皮尔苏斯基元帅的率领下进攻基辅，但是被赶回到了华沙附近。8月16-25日期间，苏俄的将军图哈切夫斯基被打败，这样使中欧免遭一次苏维埃的人侵。1920年至1928年，英国驻德大使达贝隆勋爵把这次战役写成一本名为《世界上第十八次决定性会战》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他对于战役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夸张。如果波兰被击溃，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就可以不受任何阻挠地进入德国。列宁自己的评论明显地表明了关于这次战役的最终目标。他说： “进攻波兰，就是进攻同盟国，摧毁波兰军队，就是破坏凡尔赛和约；凡尔赛和约是当前整个国际关系的基础。” “如果波兰被苏维埃化……凡尔赛和约也就终止了，建立在德国胜利基础上的体系也同样地被破坏了。” [ 作者注：转引自T.A.塔雷库齐阿著《苏维埃外交的战争与和平》，（1940年版），第101页。 ] 1920年10月12日，波兰和俄国之间达成了停战协定，并于次年3月18日在里加签订了和约，于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希望也就被冻结了。 （未完）
四、空想主义的结束 “无”产的人想得到“有”产人的财富，这没有什么不合逻辑。实际上，这也是动物生活的天然法则中的一部分，就象熊窃取蜂蜜、狼要吃羊一样。但把自然界中生态平衡的法则引用到人类的生活中，就不那么准确了。马克思理论认为，夺取了权力之后，一个社会阶级也就必然地吞没另一个社会阶级。这是合乎道理的。但是也有不合理的地方，难道熊在偷取了蜂蜜之后，它就能代替蜜蜂酿蜜，狼在吃了羊后，便能象羊一样温和吗？ V.L.波林曾说：“把无产阶级组织为统治阶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是马克思的信口开河，……这种幻想中没有一点现实性。” [ 作者注：《困境中的文明》，（1951年版），第74页。 ] 无产阶级不仅在任何国家中都是少数的阶级，这就是说，作为统治阶级，它要强迫大多数人贯彻执行它的意志，也包括少数资本家在内。而且它的每个成员。也象其它的阶级一样，都受到人生的支配。自从人之所以为人以来，人类的历史就一直受到这种本能的支配。 农民得到土地以后，不仅仅是要耕种它，而应读利用它获利。然而他们耕种只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因为工业工人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交换农民的产品。波林说：“在工厂中，工人们忙于选举他们的苏维埃和进行讨论现在他们是统治阶级，任何人不能向他们发号施令……尤其是他们不受任何约束。当他们的鞋子需要换底时，他们便从机器的传送带上切下一块皮子，因为那是他们的财产。这样的工厂，生产不仅不会迅速发展，而且很快便会陷入停顿。” [ 作者注：同上，第78-79页。 ] 由于工业工人没有什么，或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拿去与农民交换食物，于是，饥荒开始席卷城市，工人开始离开工厂，涌向农村去寻找粮食。 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整整三个月后，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这本小册子中写道：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对于自己现在是统治阶级这一点还不习惯……实行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每个工厂委员会或一般工人监督机关的主要经济任务。……土地、银行、工厂已经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了！大家亲自来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吧，——这是唯一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要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即每个诚实、精明、能干的工人和农民完全能够接受和胜任的计算和监督，就必须唤起工农自己的，也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有组织才能的人。”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395-397页。 ] 4个月后，调子开始变了。在1918年4月28日，列宁在他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声明说：“没有具备各种知识、技术和经验的专家来指导，便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专家，大多数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如果我们无产阶级……迅速地解决了计算，监督和组织的任务，……我们就能用普遍的计算和监督的方法，使资产阶级的专家完全服从我们……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付给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以很高的“酬金”……假定我们要聘请几百个要求更加苛刻的外国专家，试问每年花费五千万或一亿卢布来根据最新的科学技术改组国民劳动、能不能说这项费用对于苏维埃共和国是过多的或负担不起的呢？当然不能这样说。……能思考的、诚实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会同意我们，都会认识到：要立刻摆脱资本主义的遗毒，我们是做不到的；……除了组织起来，……清除一切懒汉、寄生虫、盗窃国库者（现在一切土地、一切工厂、一切铁路，都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库’）以外，别无办法。”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501-504页。 ] 一个月后，当内战还处于最初阶段时，列宁在《论饥荒》的小册子中，对彼得格勒和其他工业区的悲惨情况进行了一番描述，而且还把这种情况归罪于资产阶级和富农（有财富的农民）“以粮食和其他食品大肆投机”，而不承认这是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当内战结束和外部干涉停止时，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被饿死，彼得格勒原有二百万居民，这时只剩下七十万人。 最后，到1921年的春天，列宁才看清了形势。为了获得面包，他于3月8日召开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所有影响农业的法令都被取消了。农民可以自由保有私有财产，雇佣劳工，自由处置和出卖他们的产品。这被称为他的“新经济政策”，——一种从社会主义的后退。 在1921年11月5日写的一本小册子中 [ 译者注：即《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575页。 ] ，列宁解释说，革命的方法，即“立即进行彻底地摧毁旧的社会经济体系”是一种错误。然而自从那年春天以来，“一种改良主义式的办法”已用来代替原先的行动办法，其目标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但“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开始用大写字母开头写‘革命 ’二字，把‘革命’奉为几乎是神圣的东西，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无产阶级国家‘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是“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和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 一年之后，列宁的又一本小册子《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 译者注：同上，第4卷第660页。 ] 问世。他把“新经济政策”与“国家资本主义”相提并论，把国家资本主义称之“非社会主义成分”。并且反问，是否应把这一成分看得高于社会主义？他的答案是：“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种比现有形式更为有利的形式。”而且，“我们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认识到：如果我们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那也许会更好一些”他接着又问：“在允许农民贸易自由之后，情况是怎样的呢？答复是清楚的，是有目共睹的，就是：一年来，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而且缴纳了这样多的粮食税，现在我们已经得到几亿普特的粮食，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迫手段。……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轻工业无疑正处于高涨状态，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是毫无疑问的。” [ 译者注：同上，第4卷660-665页。 ] 但重工业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它仍是处在国家垄断的状况中。 尽管已有这种进步，列宁在1923年3月2日又写了他的最后一篇文章，题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 译者注：同上，第4卷第698页。 ] 可见列宁是一个清醒的人。 他说：“在第一个五年期间，我们脑子里充满了不信任和怀疑。我们对那些过分哆叨，过分轻率地奢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就不禁要抱这样的态度：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我们应当及时放理智些，……应当想一想怎样检查我们的前进步骤，这种步骤我们每小时都在倡导，每分钟都在实行，而后来每秒钟都在证明其不扎实，不可靠和没有被理解。……为了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已经空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空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空忙使我们徒具工作的外表，实际上搅乱了我们的机关和我们的头脑。终于应该改变这种情形了。我们应该遵守一条规则：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我们应该遵守一条规则：与其匆忙从事而毫无希望得到优秀人材，倒不如再过两年甚至三年好些。……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要求可提。……如果不准备忍受一切，不准备花几年工夫来做这件事情，那最好是根本不做。” [ 译者注：同上，第4卷第698-702页。 ]
一、 政治与战争 苏联的政治关系，无论是对内部的还是对外部的，都是与那些原始部落内部和原始部落之间的关系相似。关于原始部落的关系，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第四节里已经探讨过了。为了要生存，“内集团”（即共产党）就必须团结一致，服从权威，以便能全力以赴，共同对抗“外集团”（即资本主义）。对于部落集团和革命派说，“毁灭或是被毁灭”是他们的主要口号，而且象是处在动物世界一样，战争与和平之间没有区别。由于这一原因，就如狄克斯特先生所说的：在苏联的战争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政治性武器和军事性武器的相互交替使用。在莫斯科的一个和平攻势，在华沙的一个文化会议，在法国的一次罢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次武装叛乱，在希腊和朝鲜的一次大规模军事入侵行动，——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统一的战争中的各种不同的工具。” [ 作者注：狄克斯特：《克劳塞维茨与苏俄战略》（1950年版），“外交事务”部分，第29卷第1册第41页。 ]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战争与和平不过是一种经常不断的阶级斗争中的个别阶段。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有时是隐蔽，有时是公开的斗争，每次结局若不是全部社会结构受到革命改造，便是各斗争阶级同归于尽。” 这种“统一战争”的理论——多方面的战争——凝集了至高的智慧，与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这一观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战争不仅是军人所承担的行动，而且是代表整个社会与其他不同社会之间在思想、目标和生活方式上的冲突。” [ 作者注：同上，第29卷第1册．第41页。 ] 克劳塞维茨在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时，曾写道： “由此可见，第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即，一种与和平和战争都有关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第二，正是这种观点告诉我们，由于战争的动机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 [ 译者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学院1964年版，第一卷第53页。 ] 列宁的思想中有着这样的见解是不奇怪的。在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说： “无产阶级必须认真地分析每次战争的历史意义和政治阶级意义，必须从世界革命的观点，慎重地估计所有参战国家中统治阶级所起的作用。” [ 作者注：转引自《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1940年版），第24页。 ] 不过，在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个主要的差别，克劳塞维茨从不怀疑，文明的民族所理解的道德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因素；列宁却回避这个问题，因而使战争成为一种纯粹的动物斗争，这样，在斗争中，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约束。他说： “我们否定一切从非人和非阶级概念中产生出来的道德。我们说这是一种欺人的鬼话，完全是为了满足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我们认为，我们的道德是完全受无产阶级（内集团）的阶级斗争的利益所支配的……我们认为，道德应有助于消灭旧的剥削社会（外集团），并且联合无产阶级周围的所有的劳动者，这样也就创立了一个新型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不相信永恒的道德。” [ 作者注：托洛斯基认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内战，它可使敌对阶级之间的所有道德联在一起被炸掉。（转引自《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第81页。 ] 因此，如同在部落战争中一样，苏联的道德是一种权宜之计。由于伦理的考虑被排除在外，所以，狡诈优于刚勇，间接的心理攻击也优于直接的物质攻击，因为只要对方是信守道德规范的，那么，面对着这样不讲道德、野兽般的对手，他便会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地位。 战争，从各方面来看却是绝对的，而且只有当资本主义（外集团）被毁灭以后，战争才会停止。所以，列宁曾说： “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想成为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一切战争。”“我们正在对战争的根源——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但是由于资本主义还未灭绝，所以我们不能反对一切的战争，而只能反对反动的战争，并且在这同时要拥护革命的战争。” [ 作者注：转引自《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第28页。 ] 他还说： “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 作者注：转引自斯大林著《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上卷第439页。 ]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战争与革命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如果能把一个国际性战争或是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内战，也就是说，让敌人自己消灭自己，那么，一定可以在这中间找到节约力量的最高原则。这些战争的目的是要使它们成为革命的“助产士”，其方法是不断地利用政治和心理攻势：象系统的宣传，煽动罢工，暴动，叛乱等。有一点要记住：在纯粹的军事战争中，预备队要到交战国的武装人口中去寻找；在革命战争中，预备队却要到敌国对立的阶级中去寻找，也就是到不用意的无产阶级中间，到它的殖民地和少数民族的解放运动中间，以及到非无产阶级的派系中间去寻找。 正是为了这种的目标，红军从一开始组建起，便被训练成为不仅是一种军事工具，而且还是革命的工具。据皮埃尔·费尔瓦克记载，图哈切夫斯基在1920年侵入波兰时，他的军队只有二十万人，而随从人员却有八十万人，其中包括有政工人员、警察和抢劫者。这些人的任务是要把那些被征服的地区布尔什维克化，消灭富人，枪毙所有的资产阶级和贵族。 [ 作者注：皮埃尔·费尔瓦克《红军领袖图哈切夫斯基》，（1928年版），第124页。 ] 当然，八十万人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数字很大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图哈切夫斯基自己也曾告诉我们说，在他的军队前面，有一支宣传队伍开路。对此，达贝隆勋爵也曾这样写过： “莫斯科派出了大批的侦探、宣传家、秘密使者和秘密友人，他们进入波兰领土，瓦解波兰人民中一些人的抵抗意志……这些非武装人员的工作，和军事压力所产生的效果是同样有效的。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是避免正面进攻，而以侧面进攻、渗透和宣传来包围敌人的阵地。” [ 作者注：《世界上第十八次决定性会战》，第28页。 ] 最后，还是看看列宁的观点。 “评价战争，不能看它的死亡数字，而应看它的政治后果。除了在战争中死亡和受苦的个人的利益之外，战争还代表着阶级的利益。如果战争能对无产阶级的利益有所贡献，使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得到斗争和发展的自由，这样的战争是进步的，不管它带来的牺牲和痛苦有多大。” [ 作者注：转引自《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第53页。 ] （未完）
二、 列宁和克劳塞维茨 象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列宁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是神往入迷的。他不仅深人地钻研过《战争论》，而且还广泛地作了许多注解。 [ 作者注：他在《战争论》作的眉批，于1923年在《真理报〉上首次发表，以后又转载了几次。 ] “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这一章都被他密密地划上了道道。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章”。他的理解确实不错。从下面的引述中可以看出，他受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影响是多么的深。 在“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个标题下，列宁写道：“这是熟谙军事问题的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673页。 ] 在另外一个场合，列宁又称克劳塞维茨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现在这位著作家的基本思想无疑已经为一切善于思考的人所接受。” [ 译者注：《列宁军事文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页。 ] 在列宁的许多小册子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克劳塞维茨对他的影响。例如，他在1917年9月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就曾吩咐他的追随者记住：“决定战争的性质的是战争所继续的是什么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由哪一个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167页。 ] 他还指出：“战争本身不能改变方向，这是在战争之前就由政治决定了的；战争只能促进这种方向的发展。” [ 作者注：转引自《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第275页。 ] 为了准备十月革命，列宁在1917年10月21日写了一篇《局外人的意见》，概括地说明了起义的技巧。他说：“武装起义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马克思把这个真理也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武装起义和战争一样，是一种艺术。”列宁又继续说：“马克思指出的这种艺术的主要规则如下： （1）任何时候都不要玩弄起义，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干到底。 （2）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3）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采取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4）必须在敌人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5）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 马克思并用‘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说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的话总结了一切革命中关于武装起义的教训”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342-343页。 ] 应该说，这些规则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原则是极为相似的。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4章第6节。 ] 斯大林曾在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引用了这些指示，并且还补充说： “列宁说：决战时机可以说完全成熟了，如果‘（1）一切敌视我们的阶级力量已经十分混乱。彼此之间的厮杀已经十分厉害，由于进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十分疲惫；’如果‘（2）一切犹豫的动摇的、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显露自已，由于实际破产而大丢其丑；”如果‘（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的高涨起来。那时侯，革命就成熟了；那时侯，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的选定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 [ 译者注：《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上卷第251-252页。 ] 。 按照列宁的观点，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尽管如此，列宁对于克劳塞维茨的防御理论和反攻理论，却是非常重视的。列宁曾说：“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应当了解，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了解，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 译者注：同上，上卷第253页。 ] 换句话说，战略中的目标不仅是要赢得战斗，而且还要争取时间积累赢得战斗的力量。他说，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期间，就是采用这种战略，养精蓄锐准备向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攻。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过了三年，列宁说：“现在就连头号傻瓜也看得见，‘布列斯特和约’这个让步加强了我们的实力，分散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 [ 译者注：同上。 ] 恩格斯、马克思和列宁 [ 作者注：哈罗格教授在《克劳塞维茨、列宁和共产党今天的军事思想》一文中写道：‘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象托洛斯基、斯大林，拉狄克和伏龙芝等人，以及俄国的一些元帅，如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等等，也曾研究过《战争论》，1914年俄德战争爆发时，有五种俄译《战争论》。可见，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是和俄国的军事实践融为一体的，不了解前者也就不了解后者。 ] 这三位自法国革命以来最著名的革命的代表，没有一个是军人，他们深深地感激克劳塞维茨，对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性质的研究怀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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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共产）国际 由于十月革命向世界的劳动者提供了一个可以为之战斗的祖国，列宁因而抱着一种期望，认为世界范围的革命会接踵而来。1918年1月20日，他正是抱着这种殷切的期望写道：“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来，而且即将到来，这点是确信无疑的。我们对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种必然的，科学的结论之上”3月7日，也就是在签订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4天后，列宁又说：“只有当目前到处都在酝酿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成熟的时候，才能战胜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一切困难，这种说法是无可争辩的。”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459-460页。 ] 然而，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后，尽管列宁曾作过这样的结论，但是任何革命都不曾成熟，而且就在第二年，内战便敲开了苏俄的大门。列宁明白了，如果没有广泛的世界性的革命工具，也就不可能完成世界革命，而在当时，这样的工具是加倍地需要的。这不仅为了消灭资本主义，而且要阻止资本主义消灭革命的“麦加”。因此，在1919年3月4日，列宁便开始建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这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名义上保持独立，而不受莫斯科支配，并且是用来取代1914年破产的第二国际的。 [ 作者注：第二国际接受了综合有马克思经济政策的自由国家的思想，并且相信社会主义的和平进化论。1914年大战爆发时，第二国际一分为二，一个集团是“社会爱国主义者”，他们拥护战争，另一个集团是“社会和平主义者”，他们反对战争，但双方都不曾提出世界革命的现念。 ] 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发布的命令，清楚地表明了当时苏联的危险处境。他们督促全世界的劳动者要求他们各自的政府做到：停止对俄国的武装干涉；不参与俄国的内政；恢复和俄国的外交关系；邀请俄国参加和平会议；解除经济封锁，恢复对俄国的贸易。然而，这一切都只是空谈而已，因为各国的共产党都在忙于他们派系之间的争吵，谁也没功夫去煽动无产阶级的革命。 无产阶级的无能使列宁醒悟过来了。当内战一结束，列宁便开始把他的信心转变到党的身上。1920年4月到5月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是一篇对所有参加第三国际的共产党的演说词，其目的就是要把它们转变成一种作战的革命工具。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要战胜资产阶级是不可能的。接着，他问道：纪律是靠什么来加强的呢？他的回答是： 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他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成为可以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的纪律，是不可能实行的”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181-182页。 ] 他指责共产党的狭隘的宗派主义，它们的思想是，对所有非共产主义者都怀着不妥协的敌意态度。如果这样的话，不但不能瓦解资产阶级，反而足以增强资产阶级内部的团结。列宁认为这点“不忠于革命”，并认为在原则上避开一切妥协是幼稚的。为加强他的论据，他特别提出了一位叫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的同志（英国鼓吹妇女参政的一位著名人物。）的观点作为批评对象： “共产党不应当实行妥协……它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共产党的使命是走在前面，中途不停顿，不转折，径直地向共产主义革命前进。” 列宁接着批评说：“如果现在显然无力的少数工人知道，那么他们提出‘不妥协、不转折地前进’这样的口号，就显然是错误的。这很象一万名士兵跟五万名敌兵交战，在应当‘停顿’、‘转折’、甚至实行‘妥协’以等待不能立即出动的十万援兵的情况下，却要去同敌人硬拼。这是知识分子的孩子气，而不是革命阶级的郑重的策略。” [ 译者注：同上，第4卷第238页。 ] 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政策，在1920年7一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采纳了。大会同意，为夺取资产阶级政府的权力，共产党必须采取特洛伊木马计的战十，打入敌人的政治圈子中，以从内部分散、腐化、瓦解他们。大会还批准了共产党工人参加贸易工会的政策。目的是要获得对工会的控制权。共产党基层组织应采取的战术则是：首先要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激发他门的怨恨，煽动新的混乱。这些共产党的基层人员奉命不必重视劳资双方间的集体协定，而是应象树木中的蛀虫一样在黑暗中工作，逐渐地吃掉工厂纪律的纤维。 此外，同样重要的是，要利用非党分子组织亲共产党的外围集团，并利用他们渗入到各种的资产阶级组织中，同时，组织各种协会，俱乐部、辩论会等等，逐渐地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 今天，距离那次大会四十年之后，这种阴谋的、腐蚀性的有机体，已经扩散到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仅在英国，工党就已经禁止了四十多个这样的组织。他们所提倡的是自由，言论自由，和平，裁军、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歧视，天下一家，以及任何能激发群众的感情，破坏国家纪律和社会秩序的东西。 随着第三国际的建立，列宁完成了他的革命的组织。 （未完）
四、 和平成为革命的工具 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叫做词义转换。当一个词或一种观念的公认意义被颠倒时，不仅共产党的意图被掩饰了，非共产党的思想也被引人了迷途。于是，思想上的混乱导致出一种语言学中的幻境，正的看成是反的，反的看成是正的。 在非共产党国家和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许多会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上的曲解过程。比如裁军，对这个来说，意味着一种意思，而对另外一个来说，又意味着另外一种意思；和平也是一样。对非共产党来说，和平是一种国际和谐的状况，而对共产党来说，它则是一种国际混乱的状况。共产党认为，和平与战争这两个词是名异而实同的，其真意都是斗争。只有当马克思的天堂建立起来以后，这种斗争才能结束。所以他们提出的最终目标是和平，而他们自己则是和平的爱好者。 如果对这种“两面说话”的基本内容能充分地了解，那么西方的总统，首相以及那些年迈的元帅们，也就不必为了发现克里姆林宫的首脑正在想什么而急急忙忙地奔向莫斯科，就象赶往麦加去发现回教徒在想什么一样。如果让克里姆林宫的当前执政者赫鲁晓夫先生放弃《共产党宣言》，就如同让坎特伯雷大主教放弃《新约》一样。 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虽然它是无神论的，但意义上却一样。它有一种“固定的思想”。大多数俄国人都认为，这一信念是不能批评的。此外，在共产主义的和平攻势中，有一点具有世界性意义。但它几乎是普遍地被人们忽视了，这一点，就是向西方的许多基督社会主义者求助。大约在三十年以前，曾把尼采的文集译成英文的利维先生指出：虽然布尔什维主义是无神论的，但它是基督教的异端。 [ 作者注：奥斯韦·利维：《理想主义的愚昧》，（1940年版），第14页。 ] 它是一种国际性的、全世界性的信仰。它追求一种理想的“乐园”，在这乐园中不存在争吵，因为大家共同享有财产，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值得争吵的了。 [ 作者注：马克思忽视了人类的斗争对象不仅是物质，而且还有思想这一特点。如果整个世界都变为共产党的天下，那么在共产党内部也将会出现许多宗派，彼此争战不休。这和基督教的情形是一样的。在列宁的时代，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正确解释的争论，一直是激烈而不断的。斯大林把所有与他意见不同的人都消灭掉了，其中几乎包括列宁所有的老部下。 ] 同时，它还向往着一种天堂，当资本主义的恶魔一旦被消灭，人类便返回到天真无邪的状态中。它是自命为永恒的、救世的，而无产阶级就是救世主。它支持穷人、弱者和被压迫者，它的仇恨则发泄在富人、有文化和有学识的人身上。《共产党宣言》就是它的“登山训诫”。 奥斯卡·利维说过：“至少有一个俄国人没有忽视布尔什维克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那就是苏俄的第一任教育部长鲁拉恰尔斯基先生。他在革命初期就曾经讲过这样一句令人回味的话，‘耶稣基督，如果他还能回到地球上的话，他会立即加人共产党的。” [ 作者注：《理想主义的愚昧》，第64页。 ] 这种说法表明，两种宗教之间还存在另一种关系。它们都是要传播自己的信念，而且都认为，语言的战争要比刀剑的战争更加有利。由于西方的政治家和政客们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战争技巧非常无知，所以我们要反复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和平是一种颠覆工具，也就是说，是征服的工具，同肘，和平只是为了争取呼吸空间以便准备战争。如果在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起和平关系，那并不是为了结束敌意，而只是调换了战场，从军事的战场转到了阶级的战场。所以，和平只不过是并未中断的斗争当中的一种策略。如果说，共产党要向非无产阶级作出某些让步，那么，它的目的也是为了瓦解他们。 列宁在夺取了政权之后，签发的第一道法令，或者说宣言，便是要求立即进行和平谈判。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样并未能结束战争，反而使战争转变为一系列的革命性内战，即以自相残杀取代国际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布尔什维克国家也就可以有个喘息的机会。或者正如塔雷库齐河所指出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和平一定是暂时的现状。在这种暂时的现状中，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仍要继续进行；而对苏联来说，它意味着维持一种国际平静的外表。” [ 作者注：《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第58页。 ] 从1921年3月签订里加和约开始，一直到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止，苏联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进行战争，所以，和平成了它的正式的外交政策。在这种外交政策的保护下，苏联一方面准备军事行动，另一方面继续进行心理进攻的战争。1922年3月，共产国际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时，采纳了这种外交政策。会议指出：“通过打倒资本主义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是防止战争危险的唯一有效方法。” [ 作者注：同上。 ] 以后，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中。克里姆林宫不断提出保证，重复它的和平意图。这对于赢得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和羡慕，是具有强烈影响的。 这种伪装的战争政策，由于提倡“一个国内的社会主义”而得到了加强。因为他使得资本主义的国家认为，预定的世界革命的目标似乎是放弃了。列宁在1922年提出这样的号召，是为了发展他们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直到1925年，斯大林才终于采用这种政策。这是为了加强苏联实力的长远政策，是为了它最后能够指导世界革命，而不是依赖它。 与苏联的和平政策有密切联系的，还有全面裁军的号召。全面裁军的建议，是1927年11月30日由李维诺夫在裁军准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尔后，一直到1932年4月，他又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要求：解散所有的陆、海，空军；毁掉一切武器、战舰、要塞和兵工厂；废除义务兵役制，裁减一切国防预算，取消一切陆海军组织；只留下足够的国家警察力量以维护国内的法律和秩序。 当然，李维诺夫很清楚，这些乌托邦式的建议是会遭到反对的，因此，当这些建议一被拒绝，他又立即提出了另一个草案。在这个草案中，他只提议部分地和逐渐地进行裁军。这样，就使得人们对空战、毒气问题，大炮和重坦克等攻势武器问题，小炮和轻坦克等防御武器问题，以及这些武器之间的差异等等，展开了长期的争论。最后，经历几周无意义的争论，裁军会议终于破裂了，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只有苏联的代表从这种概念的争论中带着和平的桂冠返回国去了。 不管怎么说，这些活动都只是一种骗局。这是因为，一旦李维诺夫的建议被接受了，那就会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争是命中注定的需要，除非所有的阶级差别都被消除了。列宁曾经指出：如果我们没有变成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应该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中，是没有其他办法逃避这个社会的，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来推翻统治阶级。为此，列宁提出了以下的口号：“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彻底地和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既在国内战争中，也在国际的革命战争中战胜全世界的资产阶级。” [ 作者注：《列宁全集》，第29卷第105页。 ] 更进一步说，阶级战争的整个理论是以武装暴力为基础的。关于这一点，列宁曾说：“在二十世纪，〔以及在整个文明时代），暴力不是拳头，不是木棍，而是军队。” [ 作者注：同上，第23卷第93页。 ] 正如我们前面已提到的，组织和训练一支红军，不仅仅是培养一个保护苏联的工具而且还是一支革命的宪兵——这是一种颠倒了的警察武装，因为它的目的是要煽动造反，而不是为了镇压叛乱。 在1918年到1922年之间，苏联所以取得胜利，并不是单靠军备和武装人员的数量。列宁就曾说过：我们所以能够生存，能够击败支持白卫军的协约国强大联盟，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缺乏团结。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这不仅因为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更准确的说，还由于这些冲突不是偶然的国内不和，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经济性斗争。 从表面看来，“和平共处”似乎是和平的，但用苏联的术语来说，它意味着和蛀虫生活在一起，不论迟早蛀虫是会把房屋蛀倒的。 [ 作者注：按字典上的意思来看，“和平共处”与马克思所讲的“阶级斗争”的说法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如果从苏联的“两面说法”来看，意义又变得相同了。 ] 这些和平建议只是一些不和的种子，它们旨在挑起别的国家之内和国与国之间的分裂，所以，在苏联的和平政策中，“分而治之”的原则就象是罗马时代的武器一样坚硬。
一、 迦太基式的和平 经过十二年的混乱以后，到1930年，费雷罗在一次讲演中提到：“我们的文明可以很好地创造战争，但是它却忘了怎样制造和平。” [ 作者注：《和平与战争》，（1933年版），第148页。 ] 实际上，它不能制造和平是因为它已经忘了如何制造战争。一旦停火的号角吹响，战争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于是战争的手段开始垄断着战争的目的。结果战争便以另一种形式继续进行了；这样当然不可能有和平。 对于这个事实，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不仅有人把和平看成为颠覆的工具，就连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者们，也把和平当作统治的工具。对这两者来说，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征服对方；两者的手段也是相似的，同样使用强迫。一个是用心理攻击以破坏敌人的抵抗，另一个则是采取经济封锁的形式来实行围攻。封锁一直延续到1919年7月，这就象用一支手枪顶住了敌人的后背，直到对方在强迫性的和约上签字 [ 作者注：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德奥两国中就有一百多万非战斗人员死于饥饿。1918年12月13日，德国人要求准许他们进口小麦、脂肪、炼乳和药品等物资，但遭到了拒绝。1919年2月在波希米亚，有2O%的婴儿一生下来就死了，还有40％的婴儿在出生后一个月内死亡。英军莱因集团军总司令普鲁默勋爵于1919年8月向英国政府报告，说明他的士兵已不能忍受饿死儿童的悲惨情景，这时封锁才开始放松。（《未完成的胜利》，阿瑟·布赖恩特著，1940年版）。 ] 。这是一个极为愚蠢的行为。法特尔早在一百六十年以前就曾指出：“一个不受拥护的和平，实际上是一种压迫；一个国家，只有当她无力反抗时，才不得不接受这种和平。然而，一旦有了适当的时机，有思想的人就会起来反抗。”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一章第9-1O页。 ] 1918年11月5日，威尔逊总统向德国政府转达了协约国政府一致同意的停战条件。并且宣布，“他们愿意根据1918年1月8日总统在国会致词中所列举的和平条件，以及他在后来各次讲演中所提出的原则，同德国政府进行谈判” [ 作者注：引自约翰·凯恩斯著《和约的经济后果》，第54页。凯恩斯后为凯恩斯勋爵，在巴黎和会中以英国财政部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 ] 。 凯恩斯写道：“德国与协约国之间契约的性质是简单明确的。和平条件以威尔逊总统的各次讲演为依据，和会的目的只是讨论条件应用上的具体细节。”一“契约具有非常严肃的特性，其中主要条件之一、就是迫使德国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德国人认为，这个契约虽使自己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但协约国也得因此遵守他们的诺言，使他们不能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去进一步压迫对方。” [ 作者注：《和约的经济后果》，第55页。 ] 德国所以接受这一契约，是因为她的人民正在挨饿。1918年11月11日上午5时，德国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但是在1919年6月28日，当凡尔赛条约正要签订时，根据尼尔科森的记载，“威尔逊总统的二十三条‘和平条件’，竟有十九条被破坏了。” [ 作者注：《1919年的和平制造》，（1933年版），第13页。 ] 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和约是最高理想与最低道德的混合产物。制造它的三个主要人物，即伍德罗·威尔逊、乔治·克雷孟梭和大卫·劳合-乔治，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个性。此外，民主制度下的群众情感也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威尔逊总统有着一种神治的和单轨的思想。他对于民主有一种完全的信仰，并且相信人民的呼声与上帝的判断完全相同。他认为，他自已与神秘的民意完全融合在一起了，深信这种民意也包括在和平条约之中，因此，“在这些和约中即便有矛盾，有不公正，或是违反了自己的原则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关系。 [ 作者注：《1919年的和平制造》，第53页。 ] 他还认为，只要时候来临，全世界人民的意志就会发挥出神秘的力量，纠正一切错误。1918年2月11日，他在美国国会上宣布：“应该没有兼并，没有赔偿，没有惩罚性的破坏……。所谓自决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它是一个必要的行动原则，政治家今后如果忽视了这个原则，就会遭到风险。” [ 作者注：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他的前任阿伯拉罕·林肯，就曾进行过一场可怕的战争，为的是从“这必要的原则”中挽救他的国家。 ] 然而，凯恩斯却评论说：“他这个人没有计划、没有办法、没有建设性的思想，因而不能使其理论转变成现实。” [ 作者注：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第39页。 ] 1918年，克雷孟梭已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的幻想早已泯灭了。但他听说德国已经接受了停战条件之后，却兴奋地高喊：“我总算是等到了这个报仇的日子了！”他是法兰西部落主义的神，但他不是伪君子。他的政策是要把时钟倒转，破坏自1870年以来德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C.h.艾里斯写道：“他在整个和平会谈中，都是主张仇恨和恐惧，并且坦白地表示，他的愿望就是让德国人从此再也站不起来。” [ 作者注：《国际联盟的起源，结构和工作》（1928年版），第43页。 ] 在整个会议中，是他在起着主导作用，而不是威尔逊。在他看来，威尔逊提出的条款是感情用事，是空话。他提出的口号是：“一个战争结束，另一个战争又会继续下去。” [ 作者注：引自阿瑟·布赖思特著《未完成的胜利》，第45页。 ] 这正是1940年悲剧的预兆。 劳合-乔治首先是一位权力的艺术家，其次才是和平的巧匠。他知道和平要求什么，但是由于战争的结束唤起了群众的热情，他把权力放到了首位，并且决定跟着国家走，在群众潮水一般的热情中去寻求颠扑不破的权力。 在签定停战协定的第二天，劳合-乔治在向他的自由党拥护者致辞时说：“任何违反公正原则的解决方法都是不能持久的……我们绝对不能容许任何报复的思想、任何贪婪的精神和贪得无厌的欲望，来压倒这一基本原则。” [ 作者注：尼尔科森．《1919年的和平制造》，第21页。 ] 十天之后，这些论调经过加工修改，在竞选宣言中提了出来。然而，由于群众对此反应冷淡，这位首相为了唤起群众更高的热情，在11月29日又宣布说：“德国必须在它所能担负的能力之内赔偿这次战争的损失。”当人们对于这一点还没有领悟过来时，战争内阁中的工党成员乔治·巴恩斯先生，由于对人民的情感还是比较熟悉，立即乘机高呼：“我赞成对德皇处以绞刑！”这里有一种血腥味，英国民主人士对此惊讶地伸出了舌头。12月后的宣言中，他向全体选民保证：“审判德皇，惩治所有的暴行的指挥者，要德国付出最大量的赔款。”这样，他们就赢得了一次伟大的政治胜利。12月28日，选举揭晓，联合政府以二百六十二票的多数战胜其他一切独立的政党，重新回到领导地位。 为什么劳合-乔治要在政治上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霍华德·艾里斯的答案几乎是完全正确的，他说：“一般来说，劳合-乔治能够看到一条较好的路线，……但通过绞死德皇和让德国付出赔款，使他战胜了大多数而赢得了大选。”而且，在和平会谈期间，他也偶而提出相反的意见，但一想到有失去权力的危险时，他也就欲言又止了。” [ 作者注：霍华德·艾里斯：《国际联盟的起源、结构和工作》，第42、44页。 ] 这就是当时支配着和平谈判的最初准则，那些为战争变得疯狂的民主国家，在克雷孟梭身上找到了他们的“加图”。 [ 作者注：法国人在这次和谈中的主导地位，只要看一看所有以法国地名命名的和约就可以一目了然。这些条约是：1919年6月28日和德国签订的凡尔赛条约；1919年11月27日和保加利亚签订的内伊条约；1920年6月4日和匈牙利签订的垂隆条约。1920年7月16日和奥地利签订的圣杰门条约；以及1920年8月10日和土耳其签订的希费里斯条约。 ] 1919年1月18日，和平会谈正式开始，它的任务是草拟和平条约，而其目的也就是消除造成战争的原因。按照凯恩斯的观点来看，“吸引它注意力的最严重的问题，既不是政治上的也不是地域上的，而是财政上和经济上的。所以未来的危险，将不是疆域或主权方面，而是在食物、煤炭和运输等方面。” [ 作者注：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第134页。 ] 然而，和谈所达成的大多数决定，不但没有解决上述问题，反而使它们变得更为严重。在这些决定中，比较重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领土方面：阿尔萨斯、洛林要归还给法国；波森（即波兰走廊）省的大部分以及它的六十万日尔曼居民要割让给波兰；日尔曼人占大多数的但泽城定为自由城，由国际联盟保护；梅梅尔割让给立陶宛；欧本-马尔半德割让给比利时。这些规定使德国丧失了二万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七百万日尔曼民族的人口。除此以外，德国的整个殖民地也被剥夺了。它的殖民地面积本来在世界上是居于第三位的。 （二）工业方面：萨尔盆地割让给法国，为期十五年 [ 作者注：萨尔盆地的居民全是德国人，它归属日尔曼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但经规定，这里的煤要交给法国人开采，以赔偿法国人的损失。 ] 。上西里西亚的煤田划给了波兰。这些割让，加上阿尔萨斯-洛林的丢失，使德国的煤产量每年减少六千零八十万吨。此外，德国还要在连续十年内向法、意、比、卢等四国交纳四千万吨煤。 （三）商业方面：在德国的商船中，所有超过一千六百吨位的船只，一千六百到一千吨位之间的船只的一半，渔船的四分之一，以及内河航船吨位的百分之二十，都要交付给协约国。同时，五千辆机车和十五万辆火车车厢，也要完好无损地交给协约国。 （四）财政方面：德国所有的对外投资和财产，无论是公产还是私产，一律被没收，并指定一个赔偿委员会来决定德国向协约国的赔款数额。直到1921年，这个赔款总额才定为一千三百亿金马克（合六十六亿英镑），这个数目比德国在1871年从法国掠走的赔款多三十三倍。 （五）军事方面：莱茵地区被定为非军事区，德军的部队不许有战舰和潜水艇，陆军人员限制为十万人，官兵都必须是长期服役的军人，不准采取征兵制。而且军队不准有坦克、重炮、军用飞机和高射炮。这样，德军实际上将只成为一支保安部队。 （六）精神方面：德国的领导人，包括大多数贵族和将军在内，都要作为“战犯”加以审讯。而且，最大的侮辱是条约要求德国承认它是整个战争的罪魁祸首。 凯恩斯曾对这些条款作过审察，并且说：“他最为关心的不在于条约是否合乎正义……而是它的智慧和后果。” [ 作者注：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第60页。 ] 他还说：“我写这本书（《和约的经济后果》）的目的，是要证明迦太基式的和平实际上是不合理的或是不可能的。” [ 作者注：同上，第33页。 ] 许多年以后，即到1946年，他的预见受到了一本著作的挑战。这本书题为《迦太基的和平与凯恩斯先生的经济后果》，是一位优秀的法国青年写的。这个法国青年名叫曼陶克斯，他在1945年5月1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前八天的一次战斗中丧生。他不同意凯恩斯的见解，他认为正义要求德国应该赔偿这场战争的全部损失。他还设法征明，凯恩斯的许多预见与后来所发生的事件是不相符合的。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但是他的批评之所以有生命力，并不是因为凯恩斯把他的预见建筑在这些条款之上，而是胜利者并没有彻底地执行和约中的条款。这不仅是因为德国人横蛮无理，而主要的还是因为胜利者在执行这些条款时，引起了无限的混乱。不久，人们便发现，这是为了恢复他们的国际贸易。对于胜利者来说，恢复德国的贸易比阻碍它更为有利。凯恩斯曾预言说，如果不能这样做，必然会导致另一次欧洲大爆炸。 凯恩斯还写道：“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有意使中欧贫困，那么，我敢断言，复仇的日子是不会远的。什么事情都不会拖延很长时间，最后反动与革命力量之间一定会爆发内战，胜利者也会被摧毁。假使与这种内战相比，那么过去德国战争所具有的恐怖性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而且他还预言，要偿还赔款，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五到十年间培植德国的贸易与工业，提供大量的贷款，使它成为欧洲最大的工业国家。”胜利者就是这样瞎碰瞎撞，走上了这个方向。 1922年12月，德国开始不履行它的赔款义务。为了强制它执行赔偿条款，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于1923年1月11日占领了鲁尔地区。接着马克跌价，到11月，四万二千亿马克才能兑换一美元。为了稳定流通，又发行一种新马克，用一万亿纸马克换一新马克。1924年，戴维斯委员会提出建议，为帮助德国把流通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向德国提供八亿金马克的贷款。这个建议得到了各国政府的同意，于是大量的外国资本很快涌入德国。到1929年为止，即在戴维斯计划期间，纯资本的输入达到了赔偿额的两倍以上。曼陶克斯所说：“用来赔款的钱，并不是德国人民的积蓄和税收。” [ 作者注：曼陶斯克：《迦太基的和平与凯恩斯先生的经济后果》，第147页。 ] 同时，他还说：“凯恩斯先生曾预言这种赔偿条款是不可能执行的。事实上也确实没有执行。这一结果使他获得了预言家的荣誉。”不仅如此，他还预言： “只要假以时日，德国将会恢复它的实力和自负，不过，那要经过许多年。但到那时，德国又会把眼光盯住西方。德国的前途现在是在东方，当她恢复了元气之后，她的希望与野心也就会自然地转到东方来。” E.H.卡尔教授简洁地说明了整个问题的关键。他说： “1918年的胜利者在中欧‘失去了和平’，因为他们在这样—个要求协作单位逐渐扩大的时代中，却继续追求一种政治与经济分割的原则。”换句话说，如果只是为了消除战争的经济原因的活，条约应该对准欧洲的整体。 1919年6月28日，德国的全权代表在“封锁”的手枪逼迫下， 在凡尔赛条约上签了字。所以，从道德上来讲，这个条约应该是无效的。其他的条约也是很恶劣的，特别是垂隆条约和圣杰们条约更是中欧混乱的根源。 [ 作者注：根据垂隆条约，匈牙利要丧失71％的领土，三百万匈牙利人要被并入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根据圣杰门条约奥地利所剩下的土地仅是原日尔曼部分的三分之二，而且禁止它与德国合并。它的日尔曼人口中有三百五十万被并入捷克斯洛伐克，二十三万人并入意大利。 ] 总之，所谓的没有兼并，没有赔款和没有惩罚性的破坏，全都是些空话。而这三种战争的恶性毒素，反而蔓延的更为广泛了。至于所谓的“民族自决”，虽然和平的制造者把它当作“行动的必要原则”，但实际上却视之为“仅仅是一个短语。” 霍夫曼·尼科尔森上校曾经表示怀疑，他说：“即令是历史上最恶劣的暴君，例如尼禄、希罗格巴卢斯、凯撒·波尔吉亚和路易十五世等，如果是处在1919年的欧洲局势中，也能运用足够的集体智慧和善意，从而变得有所作为。”不过，从事后看来，应该对此负责的既不是威尔逊和克雷孟梭，也不是劳合-乔治。正如尼科尔森上校指出的那样，在战争期间发展到顶峰的歇斯底里和不负责任的“群众民主精神”，才是真正的责任者。尼科尔森上校还说：“如果没有民主，虽然某种程度的战争仍不可避免，但是其暴力的破坏程度，却能受到相当的限制。这是因为，当时的政府不是民众选举产生的，它没有必要去煽动人民的激情，也不必害怕民众的压力。” 甚至未来的那些民主政治的摧毁者，自己也是迷糊不清的。从那时起，在战后局势中，开始形成了一种“不依赖选举”的暗流。人类又盲目的向一种新的政治观念走去，它虽然是看不见的，但是，却在指导那些不满的国家去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然而是好是坏，那就难以说清了。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