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卫平再炮轰：国足踢不好 就是因为不会下围棋

谈国足

“中国足球之所以差，就是球员都不会下围棋。”

本报记者：围棋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吗？

聂卫平：当然可以。围棋是最讲道理的一种游戏，你看足球、篮球，对方实力好的时候，他欺负你，他身体好他撞你，当中有些不讲理的东西，而围棋都是非常讲理的，它就是两个人在对话。

本报记者：你说自己罕逢对手，那在围棋界你有没有比较崇拜的偶像？

聂卫平：应该说尊敬的棋手有很多，比如过去的吴清源、藤泽秀行、坂田荣男都是我很尊敬的棋手，但崇拜的一个也没有，我最崇拜的是我自己。

本报记者：假如让你评价自己，你在中国的围棋史上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将会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迹呢？

聂卫平：一个重要的过客吧，我们都是匆匆走过的人，有些人就比较普通了，就是普通过客，我显得比他们重要一点，是重要的过客，但这都要历史给你评价的，你自个儿吹没有用。

本报记者：足球是你的一大爱好，足球与围棋之间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聂卫平：直观地说，足球和围棋一样都是黑白的，但我认为中国的足球之所以这么差，它在很多方面应该好好学学围棋文化中的东西。中国足球界原来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容志行，是咱们广东的，他有一个爱好就是特别喜欢下围棋。我一直认为他是中国足球界这么多年来踢球踢得最好的，而且最有眼光，他在足球场上的大局观最好。他为什么那么好，就是因为他喜欢下围棋，他自己也这样说，他就是因为会下围棋，所以他在场上观察的时候，就用围棋的一些思路，能看得很远。当然，他的个人条件并不是很好，首先他身体状况没那些强壮的人好，另外他的百米速度也很慢，但是他的球踢得为什么这么好，除了他做人好外，围棋对他的帮助也很大，中国足球之所以差，就是球员都不会下围棋，如果我当国家队教练，我就强迫队员先学会围棋，那样的话中国足球还有点希望。现在没希望了，应该请容志行给他们讲讲围棋怎样对足球有帮助。

谈圣人

“圣人可不好当，大家对你的标准会更高一些。”

本报记者：对于中国棋文化广州峰会，您是怎么看的？

聂卫平：原来从没举办过棋文化峰会，第一次总是好的，因为它推广棋文化，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我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峰会上提出好的大政方针来，而且是容易办的，我到时一定会来广州，支持这个活动。

本报记者：您为人熟悉还是从中日围棋擂台赛开始的，当时您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的11连胜在中国掀起了一股“聂旋风”，回国时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当年学围棋的人也因此增加了很多。

聂卫平：我想那时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主要是由于这项比赛特有的形式，它像打擂台一样，中国人比较崇尚过去擂台这种形式，而且在新闻媒体的宣传下，中日围棋擂台赛已经变成举国都在关心的大事，远远超出围棋的范畴，超出了体育的范畴，全国老百姓包括中央的各级领导也都非常关心。我在当时就已经被当成了一个民族英雄，像当年我们还搞一些“十佳运动员”等投票选举。过去，很少有人对围棋特别关心，可是在那几年，我当了好几年“飞龙奖”的最佳男运动员，当时郎平是最佳女运动员，我是最佳男运动员，我们两人一起同时得了好几次奖，这说明当年的体育爱好者对围棋的关注程度，而现在围棋的受关注程度远远不如那时。

1988年，在国家体委授予我“棋圣”称号的第二天，邓小平同志叫我拿着证书到他那儿去，他当时看了后说：“圣人不好当，还是做普通老百姓好。”当时我以为，领导人经常爱说一些带有哲理的话，一直都不理解其中比较深奥的东西，但时间长了之后，我觉得他讲得非常有道理。圣人可不好当，大家对你的标准会更高一些，有好多不便之处，比如说你很少有机会上街购物，有很多人认识你，找你签字。
谈围棋推广

“‘无奈’这个词跟我完全不相干。”

本报记者：现在在街上，经常会有人认出您吗？

聂卫平：现在不会了，特别是现在的80后、90后，根本就不了解当年的历史，四五十岁的人可能会认得我。

我和邓小平属于忘年之交，他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教诲。另外，他那时让我教教他女儿的孩子，当然，名义上说教围棋，但我想可能更多的是想让我教教他们做人，我也像家庭教师那样专门教了一段时间，但我跟他们有代沟。他们太小，我说什么话，他们都不听，不听话怎么办，我要树立我的权威就得动手打一下，当然我不会重打他们，但总是要吓唬他们一下。

我现在也经常会批评弟子下的棋是臭棋，我批评他说明我关心他，认为他还有希望，如果我根本不说他，那他就彻底没戏了。我教学生主要用“骂”的方式，凡是被我骂得差不多的人，希望都挺大，像常昊、古力都挨过我骂。

本报记者：您的弟子在棋力上是不是超越了您呢？

聂卫平：那不可能。成绩可以超过我，但真的想在棋力上超过我还不行。现在跟他们下棋的话，应该还是我指教他们，比如最近我看了古力和朴文垚的一盘棋，实际上这盘棋古力下得很一般，朴文垚下得太差了，跟不会下棋没什么区别，我很难想象这是争夺世界冠军的比赛，如果朴文垚是我的学生，我要让他找个地方面壁几天，像他这样的水平，竟然还能争夺世界冠军，这让我震惊不已。

本报记者：您当年是一个擂台英雄，现在更多地把精力放在推广围棋文化方面，这个是您自己很乐意去转变的还是出于一种无奈，比如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适合比赛了？

聂卫平：“无奈”这个词跟我完全不相干，就像过去我说在我们参加比赛的时候，字典里头就没“输”这个字，做事情永远都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觉得干什么好就干什么，没有说我没有办法只能干这个了。推广围棋不光是我，还是所有职业围棋的运动员、工作者的义务，没有什么无奈不无奈的。而且围棋文化博大精深，需要我们好好地去宣传、推广。中国文化里面主要的东西，我们小学里有关于音乐、毛笔字、琴、书、图画的课程，但没有棋。我一直觉得，如果能让中国的围棋堂而皇之地在学校设置课程，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围棋工作者终生奋斗的目标。过去陈毅就说过，这是他毕生的愿望，但到现在还没有，因为师资方面存在困难，围棋的老师不是那么容易找的。我坚信在大家的努力之后一定能实现的，像我这样的，就应该经常为推广围棋作宣传。

谈做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做人的原则，可是围棋不是这样的。”

本报记者：你天天下棋，从中间得到了一些什么？

聂卫平：我也算很有运气和福气了，我自个儿喜欢围棋，我的职业就是围棋。你看我们体育界的一些人士，他从事的项目并不是他喜欢的，但他没办法，有很多这样的人。你看我现在，就像你说的，我老输，我还很喜欢参加比赛，这就是一个职业棋手，就像一个军人，天生就要在战场上，我死也要死在战场上，不可能说我去干别的，做一些行政工作或者当官，这跟我的性格差得太远了，是绝不可能的事。

本报记者：你觉得棋盘上的厮杀和人生中的厮杀一样吗？

聂卫平：厮杀不太一样。棋盘上的厮杀很残酷、很激烈，人生哪能有这么激烈的厮杀。围棋世界的胜负非常残酷，如果连人生都这么残酷，那人每天都是在杀人的。围棋比赛时，对手难过、难受之时往往是你最高兴、最舒服的时候。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做人的原则，可是围棋不是这样的。这跟做人应该是两回事，围棋上提倡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但做人不能这么提倡。



(本文来源：广州日报 )
谈国足

“中国足球之所以差，就是球员都不会下围棋。”

本报记者：围棋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吗？

聂卫平：当然可以。围棋是最讲道理的一种游戏，你看足球、篮球，对方实力好的时候，他欺负你，他身体好他撞你，当中有些不讲理的东西，而围棋都是非常讲理的，它就是两个人在对话。

本报记者：你说自己罕逢对手，那在围棋界你有没有比较崇拜的偶像？

聂卫平：应该说尊敬的棋手有很多，比如过去的吴清源、藤泽秀行、坂田荣男都是我很尊敬的棋手，但崇拜的一个也没有，我最崇拜的是我自己。

本报记者：假如让你评价自己，你在中国的围棋史上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将会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迹呢？

聂卫平：一个重要的过客吧，我们都是匆匆走过的人，有些人就比较普通了，就是普通过客，我显得比他们重要一点，是重要的过客，但这都要历史给你评价的，你自个儿吹没有用。

本报记者：足球是你的一大爱好，足球与围棋之间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聂卫平：直观地说，足球和围棋一样都是黑白的，但我认为中国的足球之所以这么差，它在很多方面应该好好学学围棋文化中的东西。中国足球界原来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容志行，是咱们广东的，他有一个爱好就是特别喜欢下围棋。我一直认为他是中国足球界这么多年来踢球踢得最好的，而且最有眼光，他在足球场上的大局观最好。他为什么那么好，就是因为他喜欢下围棋，他自己也这样说，他就是因为会下围棋，所以他在场上观察的时候，就用围棋的一些思路，能看得很远。当然，他的个人条件并不是很好，首先他身体状况没那些强壮的人好，另外他的百米速度也很慢，但是他的球踢得为什么这么好，除了他做人好外，围棋对他的帮助也很大，中国足球之所以差，就是球员都不会下围棋，如果我当国家队教练，我就强迫队员先学会围棋，那样的话中国足球还有点希望。现在没希望了，应该请容志行给他们讲讲围棋怎样对足球有帮助。

谈圣人

“圣人可不好当，大家对你的标准会更高一些。”

本报记者：对于中国棋文化广州峰会，您是怎么看的？

聂卫平：原来从没举办过棋文化峰会，第一次总是好的，因为它推广棋文化，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我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峰会上提出好的大政方针来，而且是容易办的，我到时一定会来广州，支持这个活动。

本报记者：您为人熟悉还是从中日围棋擂台赛开始的，当时您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的11连胜在中国掀起了一股“聂旋风”，回国时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当年学围棋的人也因此增加了很多。

聂卫平：我想那时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主要是由于这项比赛特有的形式，它像打擂台一样，中国人比较崇尚过去擂台这种形式，而且在新闻媒体的宣传下，中日围棋擂台赛已经变成举国都在关心的大事，远远超出围棋的范畴，超出了体育的范畴，全国老百姓包括中央的各级领导也都非常关心。我在当时就已经被当成了一个民族英雄，像当年我们还搞一些“十佳运动员”等投票选举。过去，很少有人对围棋特别关心，可是在那几年，我当了好几年“飞龙奖”的最佳男运动员，当时郎平是最佳女运动员，我是最佳男运动员，我们两人一起同时得了好几次奖，这说明当年的体育爱好者对围棋的关注程度，而现在围棋的受关注程度远远不如那时。

1988年，在国家体委授予我“棋圣”称号的第二天，邓小平同志叫我拿着证书到他那儿去，他当时看了后说：“圣人不好当，还是做普通老百姓好。”当时我以为，领导人经常爱说一些带有哲理的话，一直都不理解其中比较深奥的东西，但时间长了之后，我觉得他讲得非常有道理。圣人可不好当，大家对你的标准会更高一些，有好多不便之处，比如说你很少有机会上街购物，有很多人认识你，找你签字。
谈围棋推广

“‘无奈’这个词跟我完全不相干。”

本报记者：现在在街上，经常会有人认出您吗？

聂卫平：现在不会了，特别是现在的80后、90后，根本就不了解当年的历史，四五十岁的人可能会认得我。

我和邓小平属于忘年之交，他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教诲。另外，他那时让我教教他女儿的孩子，当然，名义上说教围棋，但我想可能更多的是想让我教教他们做人，我也像家庭教师那样专门教了一段时间，但我跟他们有代沟。他们太小，我说什么话，他们都不听，不听话怎么办，我要树立我的权威就得动手打一下，当然我不会重打他们，但总是要吓唬他们一下。

我现在也经常会批评弟子下的棋是臭棋，我批评他说明我关心他，认为他还有希望，如果我根本不说他，那他就彻底没戏了。我教学生主要用“骂”的方式，凡是被我骂得差不多的人，希望都挺大，像常昊、古力都挨过我骂。

本报记者：您的弟子在棋力上是不是超越了您呢？

聂卫平：那不可能。成绩可以超过我，但真的想在棋力上超过我还不行。现在跟他们下棋的话，应该还是我指教他们，比如最近我看了古力和朴文垚的一盘棋，实际上这盘棋古力下得很一般，朴文垚下得太差了，跟不会下棋没什么区别，我很难想象这是争夺世界冠军的比赛，如果朴文垚是我的学生，我要让他找个地方面壁几天，像他这样的水平，竟然还能争夺世界冠军，这让我震惊不已。

本报记者：您当年是一个擂台英雄，现在更多地把精力放在推广围棋文化方面，这个是您自己很乐意去转变的还是出于一种无奈，比如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适合比赛了？

聂卫平：“无奈”这个词跟我完全不相干，就像过去我说在我们参加比赛的时候，字典里头就没“输”这个字，做事情永远都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觉得干什么好就干什么，没有说我没有办法只能干这个了。推广围棋不光是我，还是所有职业围棋的运动员、工作者的义务，没有什么无奈不无奈的。而且围棋文化博大精深，需要我们好好地去宣传、推广。中国文化里面主要的东西，我们小学里有关于音乐、毛笔字、琴、书、图画的课程，但没有棋。我一直觉得，如果能让中国的围棋堂而皇之地在学校设置课程，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围棋工作者终生奋斗的目标。过去陈毅就说过，这是他毕生的愿望，但到现在还没有，因为师资方面存在困难，围棋的老师不是那么容易找的。我坚信在大家的努力之后一定能实现的，像我这样的，就应该经常为推广围棋作宣传。

谈做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做人的原则，可是围棋不是这样的。”

本报记者：你天天下棋，从中间得到了一些什么？

聂卫平：我也算很有运气和福气了，我自个儿喜欢围棋，我的职业就是围棋。你看我们体育界的一些人士，他从事的项目并不是他喜欢的，但他没办法，有很多这样的人。你看我现在，就像你说的，我老输，我还很喜欢参加比赛，这就是一个职业棋手，就像一个军人，天生就要在战场上，我死也要死在战场上，不可能说我去干别的，做一些行政工作或者当官，这跟我的性格差得太远了，是绝不可能的事。

本报记者：你觉得棋盘上的厮杀和人生中的厮杀一样吗？

聂卫平：厮杀不太一样。棋盘上的厮杀很残酷、很激烈，人生哪能有这么激烈的厮杀。围棋世界的胜负非常残酷，如果连人生都这么残酷，那人每天都是在杀人的。围棋比赛时，对手难过、难受之时往往是你最高兴、最舒服的时候。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做人的原则，可是围棋不是这样的。这跟做人应该是两回事，围棋上提倡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但做人不能这么提倡。



(本文来源：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