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罪恶：红色高棉残暴统治下的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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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2月19日 11:37凤凰网历史综合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攻占金边，朗诺军人政府垮台，但当金边居民庆幸战争结束，刚开始预备迎接胜利者的时候，就接到紧急疏散的命令。人们匆忙带着点随身用品，没有明确目标地逃往农村。三天后，200万人的金边成了“居民不足三万、只有一家商店”、“没有小汽车，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至少有两三万人死于疏散途中 。
红色高棉称这是因美国飞机马上要来轰炸，后来又说是怕城里隐藏着大量阶级敌人。事实上，是红色高棉没有经验、也不预备学会治理大城市。在他们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 。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红色高棉公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把柬变成一个农业社会后，它着手推广原在解放区实行的合作社制度 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
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柬埔寨原是个鱼米之乡，但因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人们只能勉强喝上稀粥。红色高棉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 。
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 。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 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 。“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
大批革命志士成为自己同志的刀下鬼。仅金边南部的“图士楞”监狱就处决了14000名柬共干部及其家属。
民柬对外也处在自我封闭状态。到1978年底，除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全世界只有埃及在这个国家派有外交人员。柬共认为，革命后柬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要消灭各种差别，“在柬埔寨一举建成共产主义” .
而柬共的“组织绝对正确”论和波尔布特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使红色高棉的种种极端乃至残暴的政策得以实施 。2009年02月19日 11:37凤凰网历史综合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攻占金边，朗诺军人政府垮台，但当金边居民庆幸战争结束，刚开始预备迎接胜利者的时候，就接到紧急疏散的命令。人们匆忙带着点随身用品，没有明确目标地逃往农村。三天后，200万人的金边成了“居民不足三万、只有一家商店”、“没有小汽车，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至少有两三万人死于疏散途中 。
红色高棉称这是因美国飞机马上要来轰炸，后来又说是怕城里隐藏着大量阶级敌人。事实上，是红色高棉没有经验、也不预备学会治理大城市。在他们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 。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红色高棉公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把柬变成一个农业社会后，它着手推广原在解放区实行的合作社制度 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
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柬埔寨原是个鱼米之乡，但因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人们只能勉强喝上稀粥。红色高棉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 。
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 。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 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 。“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
大批革命志士成为自己同志的刀下鬼。仅金边南部的“图士楞”监狱就处决了14000名柬共干部及其家属。
民柬对外也处在自我封闭状态。到1978年底，除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全世界只有埃及在这个国家派有外交人员。柬共认为，革命后柬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要消灭各种差别，“在柬埔寨一举建成共产主义” .
而柬共的“组织绝对正确”论和波尔布特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使红色高棉的种种极端乃至残暴的政策得以实施 。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攻占金边，朗诺军人政府垮台，但当金边居民庆幸战争结束，刚开始预备迎接胜利者的时候，就接到紧急疏散的命令。人们匆忙带着点随身用品，没有明确目标地逃往农村。三天后，200万人的金边成了“居民不足三万、只有一家商店”、“没有小汽车，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至少有两三万人死于疏散途中 。
红色高棉称这是因美国飞机马上要来轰炸，后来又说是怕城里隐藏着大量阶级敌人。事实上，是红色高棉没有经验、也不预备学会治理大城市。在他们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 。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红色高棉公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把柬变成一个农业社会后，它着手推广原在解放区实行的合作社制度 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
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柬埔寨原是个鱼米之乡，但因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人们只能勉强喝上稀粥。红色高棉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 。
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 。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 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 。“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
大批革命志士成为自己同志的刀下鬼。仅金边南部的“图士楞”监狱就处决了14000名柬共干部及其家属。
民柬对外也处在自我封闭状态。到1978年底，除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全世界只有埃及在这个国家派有外交人员。柬共认为，革命后柬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要消灭各种差别，“在柬埔寨一举建成共产主义” .
而柬共的“组织绝对正确”论和波尔布特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使红色高棉的种种极端乃至残暴的政策得以实施 。2009年02月19日 11:37凤凰网历史综合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攻占金边，朗诺军人政府垮台，但当金边居民庆幸战争结束，刚开始预备迎接胜利者的时候，就接到紧急疏散的命令。人们匆忙带着点随身用品，没有明确目标地逃往农村。三天后，200万人的金边成了“居民不足三万、只有一家商店”、“没有小汽车，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至少有两三万人死于疏散途中 。
红色高棉称这是因美国飞机马上要来轰炸，后来又说是怕城里隐藏着大量阶级敌人。事实上，是红色高棉没有经验、也不预备学会治理大城市。在他们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 。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红色高棉公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把柬变成一个农业社会后，它着手推广原在解放区实行的合作社制度 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
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柬埔寨原是个鱼米之乡，但因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人们只能勉强喝上稀粥。红色高棉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 。
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 。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 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 。“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
大批革命志士成为自己同志的刀下鬼。仅金边南部的“图士楞”监狱就处决了14000名柬共干部及其家属。
民柬对外也处在自我封闭状态。到1978年底，除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全世界只有埃及在这个国家派有外交人员。柬共认为，革命后柬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要消灭各种差别，“在柬埔寨一举建成共产主义” .
而柬共的“组织绝对正确”论和波尔布特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使红色高棉的种种极端乃至残暴的政策得以实施 。
国际在线2月18日报道 由联合国和柬埔寨共同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17日在金边开庭审判红色高棉时期的重要人物康克由(别名杜赫)，由此拉开审判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序幕。
第一个上庭的是臭名昭着的S-21头目，当年高棉人谈虎色变的杜赫同志（Comrade Duch）。
杜赫的真名叫康克由（Kang Kek Iew or Kaing Kek Iev）。对在他直接管理的Tuol Sleng那17,000个死难者，他这样推卸自己的责任:
“我是做了很坏的事情。但是我改变不了什么。所有指示来自红色高棉中央。”
“只要被捕，就必须死。这是党的决定。我们只是负责审讯和向中央报告。”
“我无法逃避，因为我的家人是他们的人质。一旦我逃离岗位，我家人的下场与Tuol Sleng其他犯人的命运一样，我反抗也帮不了谁。”
什么是S-21？它是一个管理集中营的机构
S-21集中营在被改造前是Tuol Svay Prey高中，名称来自前皇家西哈努克亲王，学校共有五栋建筑。1975年，被改造成恐怖监狱和集体处决中心，将此地重新命名为「第21号安全监狱」（Security Prison 21；S-21）。柬埔寨共产党也改造了此建筑以适应囚禁犯人:建筑物周围绕起了带高压电的带刺铁丝网，原先的教室变成了一个个狭窄的拷问所，所有的窗户都被用铁条覆盖并绕上电线以防止犯人逃脱。
1975年至1979年间，据估计有14000至15000人被囚禁在S-21集中营（部份人相信总数超过20000人）。该集中营的犯人被从柬埔寨全国选送来，他们通常曾经是红色高棉政权的党员或士兵，罪名通常是叛国或通敌。虽然，大部分牺牲者是柬埔寨人，但实际上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在此地被杀害，已知的包括越南人、泰国人、巴基斯坦人、老挝人、印度人、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犯人的全家（包括妇女、儿童和婴儿）经常是被一起审问然后被带往Choeung Ek灭绝中心加以杀害。
1979年，该集中营的恐怖在越南军人的进攻中被揭露。1980年，集中营被作为历史纪念重新开放「赤柬大屠杀博物馆」，用于对被柬埔寨共产党政权有计划杀害的人的怀念。该纪念馆对公众开放，平均每天接受50次访问。
集中营生活
在S-21集中营的生活是极端血腥恐怖的。到达集中营后，犯人们先要被照像存档。之后，他们被强制脱去所有衣服并去除所有可能的自杀物。然后，他们被带去没人的小房，那些要用手铐拷在墙上的犯人会被带往更小的牢房。而那些被带往稍大的牢房的犯人，则是所有人被铐在同一根大长铁条上。犯人必须睡在冰冷的地面，没有被褥，连睡觉时也是被铐着的。
集中营的生活非常严格，任何犯人不服从会遭到毒打，犯人的每个行动都必须由守卫批准。同样地，集中营的健康问题也很严重，犯人极易患上皮肤病、虱和其他疾病，而犯人基本上不会得到任何治疗；因为，集中营的医生并不会替人治病，医生的任务是让犯人能够继续被审问。
酷刑和屠杀
S-21集中营的审问系统是被设计用来让抓获的犯人承认有罪用的（极其类似中世纪的审判所）。犯人们会被电击、热烙，悬挂或其他可怕的工具予以审问。虽然，很多犯人根本受不住酷刑而死亡，但过快的杀死犯人却是不被鼓励的，因为红色高棉需要他们招供集团头目。
据估计在S-21集中营中的犯人中，绝大部分都是无罪的。犯人之所以会招认完全是酷刑的效果，即使是对意志最坚强的犯人实施酷刑，让其招供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审问过后，犯人们以及他们的家人被带往琼邑克灭绝中心予以毁灭，该中心位于金边市中心15公里远。在那里，他们被用铁棒、镐，弯刀或其他工具当作武器而被残酷的杀害。在超过15000名的犯人中，只有7人从该集中营幸存。一九七九年，越南人民军进攻柬埔寨，势如破竹，直扑金边。波尔布特有见及此，要求S-21之赤柬人员尽快处决此七人。处决日期定于该年之一月七日，下午二时。但在当日上午八时，越军士兵已攻入金边，此七人亦得到解救。七人当中，有一人是画家。由于他在S-21内度过了一段时间，所以知道S-21内之赤柬人员是如何折磨囚犯。及后，他移民国，就画了不少关于赤柬人员折磨囚犯的方法之油画，并将此批油画送回S-21博物馆内。故博物馆内之油画，都是出自此画家之手。
集中营工作人员
该集中营有1720工作人员。他们当中大约300人是官员，内部劳力和审问员，其余的1400人是一般工作人员。当中某一部份，甚至是被从犯人家庭带来的孩子，在严格的训练和洗脑之后，成为残忍的卫兵。
当时，集中营主管是臭名昭着的康克由，他先前是一名数学教师，也是赤柬一号领导人波布的贴身工作人员。
在红色高棉倒台以后，杜赫同志逃到柬泰边境。他先在一个美国救援组织工作，学了一口流利的英文。他还重操旧业（他曾是一名优秀的数学教师），当了老师。1999年皈依天主，成为一个虔诚的教徒。
康克由（Kang Kek Iew, 1942年11月17日—）是1975年至1979年间赤柬政权领导人之一，以身为金边的S-21恐怖监狱指挥官而闻名昭着。他在加入赤柬前曾为数学教师。
因曾协助赤柬政权的屠杀，他于1999年被捕待审。现在他自称「已是重生」的基督徒。
2008年联合国与柬埔寨共同组建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康克由面临种族灭绝罪指控。
第一个上庭的是臭名昭着的S-21头目，当年高棉人谈虎色变的杜赫同志（Comrade Duch）。
杜赫的真名叫康克由（Kang Kek Iew or Kaing Kek Iev）。对在他直接管理的Tuol Sleng那17,000个死难者，他这样推卸自己的责任:
“我是做了很坏的事情。但是我改变不了什么。所有指示来自红色高棉中央。”
“只要被捕，就必须死。这是党的决定。我们只是负责审讯和向中央报告。”
“我无法逃避，因为我的家人是他们的人质。一旦我逃离岗位，我家人的下场与Tuol Sleng其他犯人的命运一样，我反抗也帮不了谁。”
什么是S-21？它是一个管理集中营的机构
S-21集中营在被改造前是Tuol Svay Prey高中，名称来自前皇家西哈努克亲王，学校共有五栋建筑。1975年，被改造成恐怖监狱和集体处决中心，将此地重新命名为「第21号安全监狱」（Security Prison 21；S-21）。柬埔寨共产党也改造了此建筑以适应囚禁犯人:建筑物周围绕起了带高压电的带刺铁丝网，原先的教室变成了一个个狭窄的拷问所，所有的窗户都被用铁条覆盖并绕上电线以防止犯人逃脱。
1975年至1979年间，据估计有14000至15000人被囚禁在S-21集中营（部份人相信总数超过20000人）。该集中营的犯人被从柬埔寨全国选送来，他们通常曾经是红色高棉政权的党员或士兵，罪名通常是叛国或通敌。虽然，大部分牺牲者是柬埔寨人，但实际上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在此地被杀害，已知的包括越南人、泰国人、巴基斯坦人、老挝人、印度人、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犯人的全家（包括妇女、儿童和婴儿）经常是被一起审问然后被带往Choeung Ek灭绝中心加以杀害。
1979年，该集中营的恐怖在越南军人的进攻中被揭露。1980年，集中营被作为历史纪念重新开放「赤柬大屠杀博物馆」，用于对被柬埔寨共产党政权有计划杀害的人的怀念。该纪念馆对公众开放，平均每天接受50次访问。
集中营生活
在S-21集中营的生活是极端血腥恐怖的。到达集中营后，犯人们先要被照像存档。之后，他们被强制脱去所有衣服并去除所有可能的自杀物。然后，他们被带去没人的小房，那些要用手铐拷在墙上的犯人会被带往更小的牢房。而那些被带往稍大的牢房的犯人，则是所有人被铐在同一根大长铁条上。犯人必须睡在冰冷的地面，没有被褥，连睡觉时也是被铐着的。
集中营的生活非常严格，任何犯人不服从会遭到毒打，犯人的每个行动都必须由守卫批准。同样地，集中营的健康问题也很严重，犯人极易患上皮肤病、虱和其他疾病，而犯人基本上不会得到任何治疗；因为，集中营的医生并不会替人治病，医生的任务是让犯人能够继续被审问。
酷刑和屠杀
S-21集中营的审问系统是被设计用来让抓获的犯人承认有罪用的（极其类似中世纪的审判所）。犯人们会被电击、热烙，悬挂或其他可怕的工具予以审问。虽然，很多犯人根本受不住酷刑而死亡，但过快的杀死犯人却是不被鼓励的，因为红色高棉需要他们招供集团头目。
据估计在S-21集中营中的犯人中，绝大部分都是无罪的。犯人之所以会招认完全是酷刑的效果，即使是对意志最坚强的犯人实施酷刑，让其招供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审问过后，犯人们以及他们的家人被带往琼邑克灭绝中心予以毁灭，该中心位于金边市中心15公里远。在那里，他们被用铁棒、镐，弯刀或其他工具当作武器而被残酷的杀害。在超过15000名的犯人中，只有7人从该集中营幸存。一九七九年，越南人民军进攻柬埔寨，势如破竹，直扑金边。波尔布特有见及此，要求S-21之赤柬人员尽快处决此七人。处决日期定于该年之一月七日，下午二时。但在当日上午八时，越军士兵已攻入金边，此七人亦得到解救。七人当中，有一人是画家。由于他在S-21内度过了一段时间，所以知道S-21内之赤柬人员是如何折磨囚犯。及后，他移民国，就画了不少关于赤柬人员折磨囚犯的方法之油画，并将此批油画送回S-21博物馆内。故博物馆内之油画，都是出自此画家之手。
集中营工作人员
该集中营有1720工作人员。他们当中大约300人是官员，内部劳力和审问员，其余的1400人是一般工作人员。当中某一部份，甚至是被从犯人家庭带来的孩子，在严格的训练和洗脑之后，成为残忍的卫兵。
当时，集中营主管是臭名昭着的康克由，他先前是一名数学教师，也是赤柬一号领导人波布的贴身工作人员。
在红色高棉倒台以后，杜赫同志逃到柬泰边境。他先在一个美国救援组织工作，学了一口流利的英文。他还重操旧业（他曾是一名优秀的数学教师），当了老师。1999年皈依天主，成为一个虔诚的教徒。
康克由（Kang Kek Iew, 1942年11月17日—）是1975年至1979年间赤柬政权领导人之一，以身为金边的S-21恐怖监狱指挥官而闻名昭着。他在加入赤柬前曾为数学教师。
因曾协助赤柬政权的屠杀，他于1999年被捕待审。现在他自称「已是重生」的基督徒。
2008年联合国与柬埔寨共同组建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康克由面临种族灭绝罪指控。
S-21 的全称是“21号保安办公室”:管理它的是数学天才Duch（杜赫同志）
金边，S-21和Tuol Sleng监狱
1978年12月25日，越南10万“志愿军”兵分七路，在倒戈的红色高棉部队协助下，进攻柬埔寨，于1979年1月7日闪电般攻陷金边。
占领金边后，越军发现了金边市中心一个叫Tuol Sleng的地方有个戒备森严的监狱。监狱内恐怖的一切，包括12位体无完肤唯有一息尚存的幸存者，让久经沙场的胜利者毛骨悚然。在惊魂喘定之后，越南人又大喜过望。这个红色高棉留下的完整无损、档案资料齐全的监狱，简直就是上天送给他们证明入侵他国合法性的最佳礼物。
虽然外界总要质疑越南人做过手脚，也许越南工兵也确实动过Tuol Sleng监狱的墙壁、隔离仓、刑具之类的“硬件”，但是，最重要的是，越军缴获的全套完整档案、记录和照片等资料，联合国机构和其它国际组织，从来没有对其真实性有任何异议。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攻占金边。随即把位于金边Tuol Sleng的一所颇有名气的中学改造成监狱，专门关押“高级”犯人。所谓“高级”犯人，先是前政权高官和外国人，然后是知书识礼的知识分子。等这些“公开的阶级敌人”基本消灭殆尽之后，轮到红色高棉的“内奸”、“叛徒”、“间谍”、“异己分子”等等。Tuol Sleng监狱有帐可查的，总共关押过10,499个成人和大约2,000个儿童，却只是留下了奄奄一息的12条人命。毫无疑问，这个比例，是人类创造出 “监狱”这个事物以来之最。
当我走进Tuol Sleng纪念馆，这个曾经出现过人类兽行的巅峰，也曾经充斥过人类无助、绝望的地方，觉得空气中仿佛血腥味依然。
这里的刑具和墙上的10条囚犯必须无条件遵守的规则，似曾相识；总数超过6000张的受难者照片，让人白日生噩梦。照片里那些早已化作尘土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恐怕直到地老天荒，冤魂依然难消难散。
Tuol Sleng监狱直属柬共中央和国防部的S-21管辖。S-21 的全称是“21号保安办公室”（Security Office 21），一个柬埔寨人至今仍然谈虎色变的机构。
S-21由红色高棉军事最高负责人，后来被并肩战斗近30年的战友、领导和“大哥”波尔布特碎尸万段的留法学生宋成一手建立，并委任一个叫化名Duch的数学教师担任S-21主任。
单纯从管理的角度看，柬埔寨最著名的留法预科学校Lycee Sisowath的奖学金获得者，数学天才 Duch确实不负柬共中央厚望。这个家伙把Tuol Sleng监狱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建立了全套的犯人管理体系，收押的每个犯人从此有了档案、编号、审讯记录、自我交代材料，还要照片；他设计的“物流系统 ”（姑且残忍地借用这个术语），按时按量地把牺牲者送到杀人场，从来不会出错或误点；他甚至把卫兵随时强奸女犯的惯例“整改”为制度性强奸。他还有能耐从本该消灭的10到15岁的“革命敌人的子女”中，甄别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将他们训练成自己的鹰犬和折磨犯人的恶魔。
无论如何，Duch“卓有成效”的工作和闻风而逃的本事，给人们留下了Tuol Sleng这个完整的监狱。政权覆灭后，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Duch也许不担心受难者家属的清算，因为他早就遵照东方传统和西方“阶级斗争学说”，对反革命分子斩草除根；作为唯物主义者，他也不会担心数不尽的冤魂会寝其皮嗜其肉；他与他的同党在政权覆灭后甚至不必逃亡，因为他们已经消灭了自己四分之一的同胞，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若行冤冤相报，下场只有灭种。
出人意料的是，2007年，消失了28年的魔头Duch居然自称“皈依基督教4年后，良心发现”，向政府自首赎罪。
上帝啊，你如果真有能耐让魔鬼改邪归正，为何不在28年前就出手做这件事情，却任由他们肆意杀戮呢？
在佛教辞典里，Tuol Sleng的意思是“邪恶之丘”。难道佛祖在2500余年前就知道这里将会发生的一切？
知道又如何？一件事，如果要发生，就必定会发生，而且会在人们想不到的时候发生。不是吗，当年列队欢迎红色高棉进城的人们，难道会想到这支军队会带来S-21？
发现S-21的经过
1979年1月7日，就在圣诞节当天开始的空袭后，柬埔寨凉快的季节里一个风和日丽的一天，一群手持少量武器的柬军同盟，随着一群全副武装的越军到达金边（Phom Penh，柬埔寨首都）的外围地区……
整整一年多的时间，越军一直与红色高棉（Democratic Kampuchea/DK，西方称之为Khmer Rouge）作战。这次的轰炸加强了他们上万人的军力，这包括装甲部队在内。
越军迅速得来的胜利是他们的指挥军所始料不及的。仅仅两个多星期的交战，柬埔寨就像鸡蛋一样被摔开了。红高棉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军队，以及成千上万的追随者都被驱赶出城外，几乎所有留在城内的人都热烈欢迎那些入侵者。
这些都是严重缺养，被酷刑折磨了4年多的老百姓。相同的欢迎，曾经发生于1975年4月，也就是红高棉占据了金边后，但可悲的是那一次老百姓迎错了对象，人们也因此被派到郊外务农，经历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悲伤岁月。对今人来说，这是一段染血的历史……
在这两种情况之下（红高棉和越军），人们极度渴望的都是和平。
到了下午，越军占据了整个城市。除了几百个战俘及其他一些人－－包括一些S-21的员工－－他们都躲起来了，等待着一个时机逃脱。
冷风呼啸，四野不见人烟；金边，已是一个孤城。
整个下午的泪水
自1975年红高棉把金边变为一座空城之后，虽然它一直都是这个国家的首都，但却一直无法恢复其“市中心”的地位。驻扎在那儿的官员、军人及员工可能都不超过5万人。
在红高绵时代，这个国家没有商店、街市、学校、庙宇或公共设备，只有一个专门为外交社团服务的栈房。在金边，工厂、修理厂、营房和政府办公室都被铁丝网围着。路上的指示牌被涂盖，有刺丝网阻止了许多交通往来，香蕉树都种在空地上。
1975年起被遗弃的汽车与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及打字机都堆集在一起，堵在阴沟里的纸片是革命前用的钞票，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纱，在红高棉政权下变得一文不值。
1979年1月7日，那天，根本看不见一个人影和动物。就像1975年的中央政府，就这样消失了。再一次，柬埔寨人民要从零开始。
金边，S-21和Tuol Sleng监狱
1978年12月25日，越南10万“志愿军”兵分七路，在倒戈的红色高棉部队协助下，进攻柬埔寨，于1979年1月7日闪电般攻陷金边。
占领金边后，越军发现了金边市中心一个叫Tuol Sleng的地方有个戒备森严的监狱。监狱内恐怖的一切，包括12位体无完肤唯有一息尚存的幸存者，让久经沙场的胜利者毛骨悚然。在惊魂喘定之后，越南人又大喜过望。这个红色高棉留下的完整无损、档案资料齐全的监狱，简直就是上天送给他们证明入侵他国合法性的最佳礼物。
虽然外界总要质疑越南人做过手脚，也许越南工兵也确实动过Tuol Sleng监狱的墙壁、隔离仓、刑具之类的“硬件”，但是，最重要的是，越军缴获的全套完整档案、记录和照片等资料，联合国机构和其它国际组织，从来没有对其真实性有任何异议。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攻占金边。随即把位于金边Tuol Sleng的一所颇有名气的中学改造成监狱，专门关押“高级”犯人。所谓“高级”犯人，先是前政权高官和外国人，然后是知书识礼的知识分子。等这些“公开的阶级敌人”基本消灭殆尽之后，轮到红色高棉的“内奸”、“叛徒”、“间谍”、“异己分子”等等。Tuol Sleng监狱有帐可查的，总共关押过10,499个成人和大约2,000个儿童，却只是留下了奄奄一息的12条人命。毫无疑问，这个比例，是人类创造出 “监狱”这个事物以来之最。
当我走进Tuol Sleng纪念馆，这个曾经出现过人类兽行的巅峰，也曾经充斥过人类无助、绝望的地方，觉得空气中仿佛血腥味依然。
这里的刑具和墙上的10条囚犯必须无条件遵守的规则，似曾相识；总数超过6000张的受难者照片，让人白日生噩梦。照片里那些早已化作尘土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恐怕直到地老天荒，冤魂依然难消难散。
Tuol Sleng监狱直属柬共中央和国防部的S-21管辖。S-21 的全称是“21号保安办公室”（Security Office 21），一个柬埔寨人至今仍然谈虎色变的机构。
S-21由红色高棉军事最高负责人，后来被并肩战斗近30年的战友、领导和“大哥”波尔布特碎尸万段的留法学生宋成一手建立，并委任一个叫化名Duch的数学教师担任S-21主任。
单纯从管理的角度看，柬埔寨最著名的留法预科学校Lycee Sisowath的奖学金获得者，数学天才 Duch确实不负柬共中央厚望。这个家伙把Tuol Sleng监狱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建立了全套的犯人管理体系，收押的每个犯人从此有了档案、编号、审讯记录、自我交代材料，还要照片；他设计的“物流系统 ”（姑且残忍地借用这个术语），按时按量地把牺牲者送到杀人场，从来不会出错或误点；他甚至把卫兵随时强奸女犯的惯例“整改”为制度性强奸。他还有能耐从本该消灭的10到15岁的“革命敌人的子女”中，甄别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将他们训练成自己的鹰犬和折磨犯人的恶魔。
无论如何，Duch“卓有成效”的工作和闻风而逃的本事，给人们留下了Tuol Sleng这个完整的监狱。政权覆灭后，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Duch也许不担心受难者家属的清算，因为他早就遵照东方传统和西方“阶级斗争学说”，对反革命分子斩草除根；作为唯物主义者，他也不会担心数不尽的冤魂会寝其皮嗜其肉；他与他的同党在政权覆灭后甚至不必逃亡，因为他们已经消灭了自己四分之一的同胞，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若行冤冤相报，下场只有灭种。
出人意料的是，2007年，消失了28年的魔头Duch居然自称“皈依基督教4年后，良心发现”，向政府自首赎罪。
上帝啊，你如果真有能耐让魔鬼改邪归正，为何不在28年前就出手做这件事情，却任由他们肆意杀戮呢？
在佛教辞典里，Tuol Sleng的意思是“邪恶之丘”。难道佛祖在2500余年前就知道这里将会发生的一切？
知道又如何？一件事，如果要发生，就必定会发生，而且会在人们想不到的时候发生。不是吗，当年列队欢迎红色高棉进城的人们，难道会想到这支军队会带来S-21？
发现S-21的经过
1979年1月7日，就在圣诞节当天开始的空袭后，柬埔寨凉快的季节里一个风和日丽的一天，一群手持少量武器的柬军同盟，随着一群全副武装的越军到达金边（Phom Penh，柬埔寨首都）的外围地区……
整整一年多的时间，越军一直与红色高棉（Democratic Kampuchea/DK，西方称之为Khmer Rouge）作战。这次的轰炸加强了他们上万人的军力，这包括装甲部队在内。
越军迅速得来的胜利是他们的指挥军所始料不及的。仅仅两个多星期的交战，柬埔寨就像鸡蛋一样被摔开了。红高棉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军队，以及成千上万的追随者都被驱赶出城外，几乎所有留在城内的人都热烈欢迎那些入侵者。
这些都是严重缺养，被酷刑折磨了4年多的老百姓。相同的欢迎，曾经发生于1975年4月，也就是红高棉占据了金边后，但可悲的是那一次老百姓迎错了对象，人们也因此被派到郊外务农，经历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悲伤岁月。对今人来说，这是一段染血的历史……
在这两种情况之下（红高棉和越军），人们极度渴望的都是和平。
到了下午，越军占据了整个城市。除了几百个战俘及其他一些人－－包括一些S-21的员工－－他们都躲起来了，等待着一个时机逃脱。
冷风呼啸，四野不见人烟；金边，已是一个孤城。
整个下午的泪水
自1975年红高棉把金边变为一座空城之后，虽然它一直都是这个国家的首都，但却一直无法恢复其“市中心”的地位。驻扎在那儿的官员、军人及员工可能都不超过5万人。
在红高绵时代，这个国家没有商店、街市、学校、庙宇或公共设备，只有一个专门为外交社团服务的栈房。在金边，工厂、修理厂、营房和政府办公室都被铁丝网围着。路上的指示牌被涂盖，有刺丝网阻止了许多交通往来，香蕉树都种在空地上。
1975年起被遗弃的汽车与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及打字机都堆集在一起，堵在阴沟里的纸片是革命前用的钞票，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纱，在红高棉政权下变得一文不值。
1979年1月7日，那天，根本看不见一个人影和动物。就像1975年的中央政府，就这样消失了。再一次，柬埔寨人民要从零开始。
47岁的积?沙逢（Chey Saphon），是一位于1950年与法国殖民地政府作战的柬埔寨共产党成员。他从1955年开始住在越南，同时被训练成新闻从业员。1月7日当天，他与越军一同回国（柬），这一趟回去，映入眼帘的祖国的情景，令他悸恸。
踏足祖国，恰似初来者却又不是，那种感受似曾相似却又陌生，亲眼目睹的一切使人心灰意冷。
啊，多年以后的他，还记得当时“花了整个下午在泪水中……”
接下来几天，越军的势力扩张到金边边缘地区。1月8日，在Tuol Svay Prey的南部，两个随着入侵而来的越南摄影记者，被一股腐烂尸体所散发出来的臭味引到一个场地。
那外表安静但散发恶臭的地方，被上方有有刺铁丝网的波纹式锡栅栏围着。越过大门是一个写有黄色柬文标语的招贴:“加强革命精神！要提防敌人的策略和计谋，以保卫国家、人民及党。”除此之外，那地方没有别的特征。
挤了进去，那两个摄影记者发现自己站在曾经是一所高校的地方。那宽敞而破烂的空地，从东到西约400公尺，而从北到南约有600方公尺（见图1）。它有4座用石灰水粉刷的建筑物，各3层楼高，沿着顶楼边都有走廊。第5座是单层楼的木板建筑，向西。
到了这些建筑物的后面，其中一座比较高的面东，向着进口。其他相同的建筑物则隔开了这场地的东边和西边。两位摄影记者都难清楚这块地的用途，即使那座单层建筑物布满了纸张和办公室用具，而很明显的，这些用具都曾被用在行政工作方面。
在最南边那座建筑物一楼的房间里，两个越南摄记走过几具刚被杀死的囚犯的尸体。当中有些尸体被锁在铁床上。死者的喉都被割断了，留在地上的血还是湿的。在那场地里被发现的尸体共14具，看起来像是几天前才被杀的。
巨型脚镣困囚犯
西边的建筑物顶楼的大教室里，巡逻队找到一堆脚镣、手铐、鞭和一些锁链。其他在顶楼的房间则用粗陋的砖墙隔成许多小房间，每一个囚犯的脚都是在这儿被铐上的，就像一名作者威廉?索克罗斯所写的:“一个大得可以拉动一只船锚的脚镣。”一些小房里的弹药盒装有人的粪便。
在3楼，有比较大和精心设计的小房，房门和墙都是木造的。
两个“闯入者”拍下所有房间和那些尸体的照片。然后向那些“越南领袖报告”他们所发现的一切。当天下午那些尸体以“卫生原因”而烧掉。当时拍下的照片，如今都挂在他们被发现的房间里。
接下来的几天，那些越南和柬埔寨助理在附近的屋子里，早找到无数以柬文书写的文件、人头照和未冲洗的底片，上百本的笔记本和一叠关于红高棉的刊物。
在前门附近的工厂里，找到几个刚完成的红高棉领袖波尔博特（Pol Pot）超大的半身雕塑象，一些做雕像用的混凝土模子及一些根据照片描画出来的肖像。
那 几天，这些越南人不知觉地走进了一个红高棉邪恶而重要的营地。在现场找到的文件显示，这个营地在红高棉时期被标上“S-21”的代号。“S”似乎代表 “Sala”，或“厅”的意思，而“21”是给“Santebal”的代码，一个结合“Santisuk”（保卫）及“Nokorbal”（警察）的柬文 复词。“S-21”和Santebal都是红高棉警察部队或特别干部的称呼。
这是个惊世的发现！接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后，这个残酷邪恶的地方，依旧是柬埔寨人不堪回首和泪水飘往的方向……
2月17号，柬埔寨再次开始审判红色高棉。我们借此机会重温一下红色高棉当政时期的相关历史片段。
踏足祖国，恰似初来者却又不是，那种感受似曾相似却又陌生，亲眼目睹的一切使人心灰意冷。
啊，多年以后的他，还记得当时“花了整个下午在泪水中……”
接下来几天，越军的势力扩张到金边边缘地区。1月8日，在Tuol Svay Prey的南部，两个随着入侵而来的越南摄影记者，被一股腐烂尸体所散发出来的臭味引到一个场地。
那外表安静但散发恶臭的地方，被上方有有刺铁丝网的波纹式锡栅栏围着。越过大门是一个写有黄色柬文标语的招贴:“加强革命精神！要提防敌人的策略和计谋，以保卫国家、人民及党。”除此之外，那地方没有别的特征。
挤了进去，那两个摄影记者发现自己站在曾经是一所高校的地方。那宽敞而破烂的空地，从东到西约400公尺，而从北到南约有600方公尺（见图1）。它有4座用石灰水粉刷的建筑物，各3层楼高，沿着顶楼边都有走廊。第5座是单层楼的木板建筑，向西。
到了这些建筑物的后面，其中一座比较高的面东，向着进口。其他相同的建筑物则隔开了这场地的东边和西边。两位摄影记者都难清楚这块地的用途，即使那座单层建筑物布满了纸张和办公室用具，而很明显的，这些用具都曾被用在行政工作方面。
在最南边那座建筑物一楼的房间里，两个越南摄记走过几具刚被杀死的囚犯的尸体。当中有些尸体被锁在铁床上。死者的喉都被割断了，留在地上的血还是湿的。在那场地里被发现的尸体共14具，看起来像是几天前才被杀的。
巨型脚镣困囚犯
西边的建筑物顶楼的大教室里，巡逻队找到一堆脚镣、手铐、鞭和一些锁链。其他在顶楼的房间则用粗陋的砖墙隔成许多小房间，每一个囚犯的脚都是在这儿被铐上的，就像一名作者威廉?索克罗斯所写的:“一个大得可以拉动一只船锚的脚镣。”一些小房里的弹药盒装有人的粪便。
在3楼，有比较大和精心设计的小房，房门和墙都是木造的。
两个“闯入者”拍下所有房间和那些尸体的照片。然后向那些“越南领袖报告”他们所发现的一切。当天下午那些尸体以“卫生原因”而烧掉。当时拍下的照片，如今都挂在他们被发现的房间里。
接下来的几天，那些越南和柬埔寨助理在附近的屋子里，早找到无数以柬文书写的文件、人头照和未冲洗的底片，上百本的笔记本和一叠关于红高棉的刊物。
在前门附近的工厂里，找到几个刚完成的红高棉领袖波尔博特（Pol Pot）超大的半身雕塑象，一些做雕像用的混凝土模子及一些根据照片描画出来的肖像。
那 几天，这些越南人不知觉地走进了一个红高棉邪恶而重要的营地。在现场找到的文件显示，这个营地在红高棉时期被标上“S-21”的代号。“S”似乎代表 “Sala”，或“厅”的意思，而“21”是给“Santebal”的代码，一个结合“Santisuk”（保卫）及“Nokorbal”（警察）的柬文 复词。“S-21”和Santebal都是红高棉警察部队或特别干部的称呼。
这是个惊世的发现！接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后，这个残酷邪恶的地方，依旧是柬埔寨人不堪回首和泪水飘往的方向……
2月17号，柬埔寨再次开始审判红色高棉。我们借此机会重温一下红色高棉当政时期的相关历史片段。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道听途说的东西，看看也就算了。
三十年前，“红色高棉”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队推翻。此后，有关这个柬共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於世，主要为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为什么会是这样？主要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秘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及其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尽管过程和细节有待填补或充实，但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后果作出基本的判断：
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1975-79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柬埔寨全国共有17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也许有人认为，170万非正常死亡算不了什么。然而对於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的小国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这相当于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Lacouture）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auto genocide）。
必须强调的是，有关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调查最初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西方学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现今有关这个题目的出版物也多来自於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国家还力主由国际法庭来审判柬共。如果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冷战思维、后殖民心态或国际霸权）的偏见的话，那么笔者希望这种观点不至于发展到对国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进行“大屠杀”这个基本事实也表示怀疑的程度。
因为，2008年4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正式启动，联合国192个国家在4年内先后接受一次人权状况审议，世界各国一律平等，西方国家也必须接受审议。这是纠正原人权委员会“政治化、选择性、双重标准”以及个别国家滥用国别提案攻击发展中国家等弊端的成果。日前，中国首次以“透明、公开” 刚刚通过了这种“进步” 的审议。2009年，俄罗斯、古巴、德国、加拿大等在内的15个国家也将接受这种审议。参阅：审判红色高棉：迟到的正义
事实上，由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共同组建“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在西方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如，美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早在1976年就出过一本由康乃尔大学两位学者撰写的《柬埔寨——饥饿与革命》（Cambodia：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认为西方媒体故意把红色高棉的政策宣传得毫无理性可言（主要指撤空城市、合作化和大规模集体劳动，当时大屠杀还没有被披露出来），而在他们看来这些是柬埔寨独特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编辑、左派理论家斯维奇（Paul Sweezy）在书介中说，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於显示了人类能够克服最艰巨的困难，但首先必须忍受烈火般的煎熬，从中锤炼出所需要的人类原材料和领导力量”。此外，在大屠杀的材料逐步披露后，以反体制立场著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表示他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红色高棉的难民。
当然，时至今日，上述观点随着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过境迁。
一、构成有计划大屠杀的因素
柬埔寨在1975-79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
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1975年4月柬共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於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於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在迁移过程中有计划的屠杀。如，2万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华裔死了21.5万，1万老挝裔死了4,000，2万泰裔死了8,000，25万伊斯兰教徒（Cham）死了9万，不是种族屠杀，这些数字超出柬埔寨人死亡的相应比例。参阅：红色高棉统治下柬埔寨华人的悲惨遭遇
第二、政治清算和阶级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於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幸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劳改营”，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等重体力的工作，由於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柬共从建立红色高棉开始不同时期，以肃反为名，对亲越、亲共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S21，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记载，这个中心就处决了两万人以上混入党内异己干部。
二、红色高棉的目标：超越斯毛胡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柬共在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宗教冲突，而是以“消灭资产阶级”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将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完全彻底消灭。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加“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柬共选择了一条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非“无产阶级”人口，以此来达成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参阅：未解之谜 红色高棉兴亡路(组图)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形成并开始实施。从柬共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从乔森番（Khieu Samphan）、英萨利（Ieng Sary）在法国留学时的巴黎文献和波尔布特（Pol Pot）50年代最早发表的《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等文章，直至柬共建立红色高棉政权前的1970和1971年党内两次整风学习的材料中，我们都看不出有任何为夺权后系统而血腥的社会改造所作的安排，基本上是只重复中国和越南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
1973年5月开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这是明显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1973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柬共领导层抛弃了渐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订了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然而和俄、中、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没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更没有一个较充分的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理论分析、甚至是讨论的过程，在由於美国撤离印度支那而迅速到来的掌权时机面前，整个党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远远没有达到那些大党在夺权时的水平。因此，笔者认为，柬埔寨的案例体现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理想鸿沟：红色高棉是一个匆促建立的政府体制，“匆促到了根本无暇去了解和关心柬埔寨社会的地步，一切先於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
具讽刺的正是这样一个最缺乏掌权准备的柬共却提出了一个要一举超过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纲领，如，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1977年所说：“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人类社会前无古人、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先例的伟大实践。苏联模式、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於我们。”当1975年9月份一些在国外学习的柬埔寨知识份子回国时，看到的口号是“组织胜过了列宁，体制超过了毛泽东”。负责接待他们的高级干部对他们介绍说，柬埔寨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他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而我们每天正在搞，而且能一举成功。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红色高棉是看不到的。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尤其是中国人（越南人也是如此）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可以认为柬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最左的中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而且还是即将进入共产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共产主义革命又建立一个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柬埔寨将成为新的中心）。这就是所谓“柬埔寨特色”社会主义。
当然，这也是一个在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就开始彻底重构社会的模式，其开始付诸实行是1975年4月17日（即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在各个城市进行的大迁移。当时，红色高棉对城市居民和难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市粮食的短缺。这一直是红色高棉官方的解释。直到1977年9月波尔布特才承认撤空城市是为了“安全原因”，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这项决定是在进城两个月以前就作出了，只是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罢了。这种保密使得一项涉及到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几十万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1975年5月20日（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金边召开了红色高棉全体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中央进城后的各方面政策。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为止没有发现），现在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后来和红色高棉决裂者。如，韩桑林（Heng Samrin，前红色高棉将领，后投奔越南并成为1979年建立的新政权领导人）等人的回忆录和当时的部份记录，其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裔、华裔、老挝裔、泰裔、伊斯兰等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有的出席者还说废除学校和医院也在其中。韩桑林的回忆部分和这些内容相合，并且补充了废除货币是与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同时进行的；另外，他还说把人划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下详）也是在这次会上宣布的。值得重视的是农谢（Nuon Chea，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强调了“消灭资产阶级”和“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三、以大屠杀为代价的社会重构
红色高棉重构社会的基础首先是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政治敌对分子，把他们清除出社会。根据波尔布特1977年9月27日广播的（当时他本人在中国访问）宣布柬埔寨革命是“消灭资本阶级”的重要讲话，总人口中有2%是“反革命分子”，这个数字约14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社会上政治敌对份子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有这么大比例的敌对份子有待镇压，可以想像从1975年4月到1978年底越军进入金边为止，红色高棉以“反革命分子”为罪名被处决的人口之庞大。
除了把“反革命分子”从总人口中清除出去，红色高棉独一无二的政策是公开把柬埔寨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部分。在掌握政权后，它把原来生活在红色高棉控制下的乡村农民称为“旧人”或“根据地人”，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那些由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新人”或“4月17日人”，意为在红色高棉进城后被接收的人。这两者原则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责对后者的改造和监督。
除了根据城市和乡村来划分人口外，另一个分类是把人口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意为权利不完整者）。后来又从这两个类型中进一步分出亚类型。“一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过去没有人为朗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诺政权那里的；此外还有“三级完全权利者”，其具体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选者”也划为两等，第一类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但多数是一般人，有些间接为革命服务过；第二类是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
通过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人为组合和划分，红色高棉实际上是恢复了南亚社会的种姓制度。“公民”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等级，同时通过把各种异己份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范畴，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他们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由，他们的大量丧生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总的来说，红色高棉主要是利用这些“贱民”来从事艰苦劳动，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这种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个柬埔寨革命一样，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点。一些幸存的“4月17日人”回忆说，在每周两次由红色高棉人员或“根据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会上，总是重复这样一些问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吗？你劳动时是真的感到愉快还是只好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据地人”和“完全权利者”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权利，加上他们可以对前者实行群众专政，至於在红色高棉面前他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随著经济形势的恶化，他们集体食堂的饭锅里也和他们专政对象的一样，都只有糠皮。
经济上，红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废除商业和其他在正常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经济和服务行业，而且是要建立一个以大米生产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靠大米出口来建设国家。波尔布特强调一个“快”字，他说：“我们和他们（他指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我们比他们更快。”掌权以后，红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公顷产三吨大米的“大跃进”指标，而过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顷只有一吨。后来在1976年8月正式宣布了“四年计划”，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如一个干部所说：“当一个民族被政治觉悟唤醒时，它能做到一切。我们的工程师办不到的，人民能办到。”他后一句话指的是知识份子受到物质和技术条件的束缚，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尔布特就曾经自问自答道：“我们能达到这个指标吗？答案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
当时，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乡的经济考虑，也就是他们可以被用来当作无偿农业劳动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100万被遣送到这里的“4月17日人”来承担。在两年艰苦的开荒和修筑水渠的劳动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当劳动力大量减员的消息上报到金边时，领导层往往迁怒於“阶级敌人”捣乱，於是又展开在监工的红色高棉内部的清洗和对被怀疑的“4月17日人”的处决。同时，由中央制订的指标成了政治任务，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干部问罪，这就迫使红色高棉基层干部把“4月17日人”和农民驱使到极限。以彻底改造国家经济结构为目的的“每公顷三吨”和“四年计划”就这样成为了大屠杀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证明，在社会上实行恐怖专政的政权，或迟或早也会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这种专政。因为当有组织的恐怖成为惯性和构成体制的要素时，它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有组织的目标，而社会和个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组织的统治集团自身成了这种专政的对象。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成为红色高棉新建立的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之日，也就是柬共定期清洗成为其党内秩序的一部分之时。波尔布特的理论是搜寻和消灭“细菌”。
1976年12月，当S21的审讯档案越积越高时他在召开的一次“政治学习”会议上说：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里。病源必须要暴露出来才能被检查。因为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热量还不够……我们在党内搜寻细菌的工作还没有成果。他们埋得很深。然而，当我们的共产主义前进时，他们渗入党、军队和人民的每个角落。我们会找出这些丑恶的细菌……但如果我们有片刻的耽搁，这些细菌就会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据我们十年来的观察，很清楚，敌人根本没有消失，因为他们不断地进入党内。但他又保证说，这些“细菌”最终都会被揭露出来，因为“党有著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
红色高棉柬共内部清洗的特点是其涉及面广泛到了以某个地区的全部政权组织、军队甚至总人口为对象的程度。在前述1978年对东部地区的清洗中，中央提出的口号是这个地区的干部、军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结果在六个月中处决了10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70-1/80。这种大规模的处决已经不是为了解决党内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要把整个一块地区通过消灭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达到政治上的纯洁。参阅：柬埔寨庆祝推翻红色高棉政权30周年[组图]
四、红色高棉在二十世纪革命史的地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能否理解红色高棉四年多的执政史是对於人类理性的挑战。这并非说这里有甚么值得反覆探讨的学术难点，而是从根本上说，人类理性有没有认识和解释这个空前荒谬和空前血腥现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类理性认识自身历史的极限。我们有一个种族主义理论来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提供基本解释，但我们有甚么理论能满意地解释一个政权在短短四年中关起国门，发明出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用最原始的暴力手段来灭绝自己民族几分之一的人口呢？这里只是想提出这个问题供有心的读者进一步思考，对此，笔者作为参与联合国人权组织、世界反法西斯实录的研究者和撰稿人自己同样也深感困惑。或许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同努力，而历史学只能起到一个收集材料，为这个体制的演变提供基本线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本小节提出这个形而上的问题之后，再回到形而下的范畴，从二十世纪革命史的角度探讨一下红色高棉的地位。或许这个角度能为上述问题再提供一点间接的线索。
西方学界对柬共在红色高棉到底是一场甚么性质的革命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说它是“一场彻底的农民革命”，是农民起义者对城市的报复，其暴力行为并不来自於波尔布特和乔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农民主义压倒社会主义的结果。而且，即使是柬共领导人自己也是充满农民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但很有影响的《波尔布特体制》（The Pol Pot Regime）一书的作者柯能（Ben Kiernan）根据他所作的五百个采访资料认为，即使是农民也不能在这个体制下生存，红色高棉的农村政策是以牺牲小农为代价的，它摧毁了柬埔寨农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三个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们直接束缚在国家权力之下，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契约奴农业国”（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
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自己的观点。现任首相、原红色高棉高级干部洪森的《柬埔寨130年》去年4月刚刚出版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寨发行）。根据4月5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的专题报导，洪森认为“中国社会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於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但也证明是失败的”。在洪森访问北韩以后，他对红色高棉路线的产生根源有进一步补充，认为波尔布特思想中超过毛主义的东西源於北朝鲜。参阅：人间正道：审判红色高棉
由此，笔者认为，红色高棉无疑属於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这条线索，但却是这个革命的极端时期——俄国革命到1930年代末为止、古巴革命到1960年代末为止和中国革命到1970年代末为止的继承与发展。本来这三次革命的社会重构就有一个加速度的趋势，一个比一个早，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激进。而红色高棉则是它们的缩微版和强化版。其证据是：红色高棉在四年里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长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的重构社会的革命历史过程一蹴而就。如：它几乎没有土地改革，直接进入了集体化，而在苏联和中国，集体化是夺权多年后才实行的；它开始实行“四年计划”也比这三个国家早得多；在这三个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和清洗是夺权政权十多年后才有的，而柬共在红色高棉则几乎是一进城就展开了。
这种时间上的大大缩短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政策的极端性。说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赎买等等这些具有“过渡时期”特征政策在红色高棉政权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组织”的指令和AK47冲锋枪。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贯彻政府号召的主要手段的动员大会或者群众行游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见，红色高棉甚至觉得这些都是累赘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个革命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虽然从观念到形态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结构还在，家庭没有被废除。而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夺取政权后在全国推广，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成员按照性别和年龄被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32岁、女子25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
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进餐看成最能体现柬埔寨革命创造性的成就，其干部这样说：在高度集权方面，红色高棉不但毫不逊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家族政治（clan politics）。柬共两个最高级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是连襟，他们从巴黎留学时期就结成了政治同盟。革命的“亲戚关系”使得高级领导人的家庭成员遍布各级领导职位，最有代表性的是被一些中国大陆媒体称为最“善战”、“威严”、受下级“敬畏”的红色高棉西南大区领导人独腿塔莫（Ta Mok）。此人不但因血腥清洗东部地区而有“屠夫”之称，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安排进自己控制的西南区（个别的进入金边地区）党政军要职，包括他的两个姻亲（地方区一级党组织领导人），四个儿子（从工厂党的书记到军队师一级指挥官），五个女婿（从地方省一级的书记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司令），五个女儿中一个是Tram Kak区的书记（这是红色高棉的样板区，其书记原来由这个女儿的丈夫担任），另一个也是某个医院的院长。正是这种家庭权力网使得塔莫得到另一个绰号：“塔莫大爷”。
红色高棉在让社会其他成员废除家庭的同时，却把自己家庭的功能发挥到了和政权结构相等的程度，这不仅仅是出於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在红色高棉用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体制中，血缘关系成了唯一能信任的关系。“屠夫”塔莫是红色高棉坚持到最后的将领（1999年4月落网），这是因为他屠戮太多，无法回归社会，但他能坚持到最后或许也说明了其家族网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1978年秋，在红色高棉政权只剩下两三个月的寿命时，党内讨论过实行“改革”，其措施是从教育开始。部分小学重新开放（有材料记载：“4月17日人”的子女仍然没有权利入学），几百名西方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在或杀或关之后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们接到命令去办一所技术学院，招收三百名10-16岁的学生。此外甚至还考虑过恢复使用钱。红色高棉以为历史还会给他们一次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机会，让他们再创造一次奇迹，从民族灾难“大清洗”走向民族和解的“大开放”。但他们错了。柬埔寨社会被他们摧毁到了已经无法在他们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宁愿欢迎和接受一个由越南人扶植起来的、起码可以让他们家庭团聚的政权。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了以上百万同胞的白骨作为陪葬反人类的历史罪恶深渊。
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1975-79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柬埔寨全国共有17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也许有人认为，170万非正常死亡算不了什么。然而对於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的小国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这相当于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Lacouture）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auto genocide）。
必须强调的是，有关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调查最初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西方学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现今有关这个题目的出版物也多来自於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国家还力主由国际法庭来审判柬共。如果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冷战思维、后殖民心态或国际霸权）的偏见的话，那么笔者希望这种观点不至于发展到对国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进行“大屠杀”这个基本事实也表示怀疑的程度。
因为，2008年4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正式启动，联合国192个国家在4年内先后接受一次人权状况审议，世界各国一律平等，西方国家也必须接受审议。这是纠正原人权委员会“政治化、选择性、双重标准”以及个别国家滥用国别提案攻击发展中国家等弊端的成果。日前，中国首次以“透明、公开” 刚刚通过了这种“进步” 的审议。2009年，俄罗斯、古巴、德国、加拿大等在内的15个国家也将接受这种审议。参阅：审判红色高棉：迟到的正义
事实上，由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共同组建“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在西方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如，美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早在1976年就出过一本由康乃尔大学两位学者撰写的《柬埔寨——饥饿与革命》（Cambodia：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认为西方媒体故意把红色高棉的政策宣传得毫无理性可言（主要指撤空城市、合作化和大规模集体劳动，当时大屠杀还没有被披露出来），而在他们看来这些是柬埔寨独特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编辑、左派理论家斯维奇（Paul Sweezy）在书介中说，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於显示了人类能够克服最艰巨的困难，但首先必须忍受烈火般的煎熬，从中锤炼出所需要的人类原材料和领导力量”。此外，在大屠杀的材料逐步披露后，以反体制立场著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表示他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红色高棉的难民。
当然，时至今日，上述观点随着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过境迁。
一、构成有计划大屠杀的因素
柬埔寨在1975-79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
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1975年4月柬共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於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於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在迁移过程中有计划的屠杀。如，2万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华裔死了21.5万，1万老挝裔死了4,000，2万泰裔死了8,000，25万伊斯兰教徒（Cham）死了9万，不是种族屠杀，这些数字超出柬埔寨人死亡的相应比例。参阅：红色高棉统治下柬埔寨华人的悲惨遭遇
第二、政治清算和阶级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於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幸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劳改营”，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等重体力的工作，由於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柬共从建立红色高棉开始不同时期，以肃反为名，对亲越、亲共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S21，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记载，这个中心就处决了两万人以上混入党内异己干部。
二、红色高棉的目标：超越斯毛胡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柬共在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宗教冲突，而是以“消灭资产阶级”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将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完全彻底消灭。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加“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柬共选择了一条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非“无产阶级”人口，以此来达成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参阅：未解之谜 红色高棉兴亡路(组图)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形成并开始实施。从柬共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从乔森番（Khieu Samphan）、英萨利（Ieng Sary）在法国留学时的巴黎文献和波尔布特（Pol Pot）50年代最早发表的《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等文章，直至柬共建立红色高棉政权前的1970和1971年党内两次整风学习的材料中，我们都看不出有任何为夺权后系统而血腥的社会改造所作的安排，基本上是只重复中国和越南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
1973年5月开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这是明显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1973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柬共领导层抛弃了渐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订了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然而和俄、中、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没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更没有一个较充分的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理论分析、甚至是讨论的过程，在由於美国撤离印度支那而迅速到来的掌权时机面前，整个党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远远没有达到那些大党在夺权时的水平。因此，笔者认为，柬埔寨的案例体现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理想鸿沟：红色高棉是一个匆促建立的政府体制，“匆促到了根本无暇去了解和关心柬埔寨社会的地步，一切先於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
具讽刺的正是这样一个最缺乏掌权准备的柬共却提出了一个要一举超过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纲领，如，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1977年所说：“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人类社会前无古人、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先例的伟大实践。苏联模式、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於我们。”当1975年9月份一些在国外学习的柬埔寨知识份子回国时，看到的口号是“组织胜过了列宁，体制超过了毛泽东”。负责接待他们的高级干部对他们介绍说，柬埔寨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他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而我们每天正在搞，而且能一举成功。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红色高棉是看不到的。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尤其是中国人（越南人也是如此）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可以认为柬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最左的中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而且还是即将进入共产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共产主义革命又建立一个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柬埔寨将成为新的中心）。这就是所谓“柬埔寨特色”社会主义。
当然，这也是一个在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就开始彻底重构社会的模式，其开始付诸实行是1975年4月17日（即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在各个城市进行的大迁移。当时，红色高棉对城市居民和难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市粮食的短缺。这一直是红色高棉官方的解释。直到1977年9月波尔布特才承认撤空城市是为了“安全原因”，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这项决定是在进城两个月以前就作出了，只是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罢了。这种保密使得一项涉及到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几十万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1975年5月20日（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金边召开了红色高棉全体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中央进城后的各方面政策。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为止没有发现），现在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后来和红色高棉决裂者。如，韩桑林（Heng Samrin，前红色高棉将领，后投奔越南并成为1979年建立的新政权领导人）等人的回忆录和当时的部份记录，其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裔、华裔、老挝裔、泰裔、伊斯兰等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有的出席者还说废除学校和医院也在其中。韩桑林的回忆部分和这些内容相合，并且补充了废除货币是与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同时进行的；另外，他还说把人划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下详）也是在这次会上宣布的。值得重视的是农谢（Nuon Chea，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强调了“消灭资产阶级”和“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三、以大屠杀为代价的社会重构
红色高棉重构社会的基础首先是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政治敌对分子，把他们清除出社会。根据波尔布特1977年9月27日广播的（当时他本人在中国访问）宣布柬埔寨革命是“消灭资本阶级”的重要讲话，总人口中有2%是“反革命分子”，这个数字约14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社会上政治敌对份子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有这么大比例的敌对份子有待镇压，可以想像从1975年4月到1978年底越军进入金边为止，红色高棉以“反革命分子”为罪名被处决的人口之庞大。
除了把“反革命分子”从总人口中清除出去，红色高棉独一无二的政策是公开把柬埔寨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部分。在掌握政权后，它把原来生活在红色高棉控制下的乡村农民称为“旧人”或“根据地人”，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那些由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新人”或“4月17日人”，意为在红色高棉进城后被接收的人。这两者原则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责对后者的改造和监督。
除了根据城市和乡村来划分人口外，另一个分类是把人口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意为权利不完整者）。后来又从这两个类型中进一步分出亚类型。“一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过去没有人为朗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诺政权那里的；此外还有“三级完全权利者”，其具体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选者”也划为两等，第一类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但多数是一般人，有些间接为革命服务过；第二类是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
通过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人为组合和划分，红色高棉实际上是恢复了南亚社会的种姓制度。“公民”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等级，同时通过把各种异己份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范畴，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他们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由，他们的大量丧生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总的来说，红色高棉主要是利用这些“贱民”来从事艰苦劳动，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这种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个柬埔寨革命一样，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点。一些幸存的“4月17日人”回忆说，在每周两次由红色高棉人员或“根据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会上，总是重复这样一些问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吗？你劳动时是真的感到愉快还是只好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据地人”和“完全权利者”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权利，加上他们可以对前者实行群众专政，至於在红色高棉面前他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随著经济形势的恶化，他们集体食堂的饭锅里也和他们专政对象的一样，都只有糠皮。
经济上，红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废除商业和其他在正常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经济和服务行业，而且是要建立一个以大米生产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靠大米出口来建设国家。波尔布特强调一个“快”字，他说：“我们和他们（他指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我们比他们更快。”掌权以后，红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公顷产三吨大米的“大跃进”指标，而过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顷只有一吨。后来在1976年8月正式宣布了“四年计划”，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如一个干部所说：“当一个民族被政治觉悟唤醒时，它能做到一切。我们的工程师办不到的，人民能办到。”他后一句话指的是知识份子受到物质和技术条件的束缚，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尔布特就曾经自问自答道：“我们能达到这个指标吗？答案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
当时，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乡的经济考虑，也就是他们可以被用来当作无偿农业劳动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100万被遣送到这里的“4月17日人”来承担。在两年艰苦的开荒和修筑水渠的劳动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当劳动力大量减员的消息上报到金边时，领导层往往迁怒於“阶级敌人”捣乱，於是又展开在监工的红色高棉内部的清洗和对被怀疑的“4月17日人”的处决。同时，由中央制订的指标成了政治任务，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干部问罪，这就迫使红色高棉基层干部把“4月17日人”和农民驱使到极限。以彻底改造国家经济结构为目的的“每公顷三吨”和“四年计划”就这样成为了大屠杀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证明，在社会上实行恐怖专政的政权，或迟或早也会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这种专政。因为当有组织的恐怖成为惯性和构成体制的要素时，它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有组织的目标，而社会和个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组织的统治集团自身成了这种专政的对象。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成为红色高棉新建立的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之日，也就是柬共定期清洗成为其党内秩序的一部分之时。波尔布特的理论是搜寻和消灭“细菌”。
1976年12月，当S21的审讯档案越积越高时他在召开的一次“政治学习”会议上说：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里。病源必须要暴露出来才能被检查。因为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热量还不够……我们在党内搜寻细菌的工作还没有成果。他们埋得很深。然而，当我们的共产主义前进时，他们渗入党、军队和人民的每个角落。我们会找出这些丑恶的细菌……但如果我们有片刻的耽搁，这些细菌就会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据我们十年来的观察，很清楚，敌人根本没有消失，因为他们不断地进入党内。但他又保证说，这些“细菌”最终都会被揭露出来，因为“党有著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
红色高棉柬共内部清洗的特点是其涉及面广泛到了以某个地区的全部政权组织、军队甚至总人口为对象的程度。在前述1978年对东部地区的清洗中，中央提出的口号是这个地区的干部、军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结果在六个月中处决了10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70-1/80。这种大规模的处决已经不是为了解决党内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要把整个一块地区通过消灭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达到政治上的纯洁。参阅：柬埔寨庆祝推翻红色高棉政权30周年[组图]
四、红色高棉在二十世纪革命史的地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能否理解红色高棉四年多的执政史是对於人类理性的挑战。这并非说这里有甚么值得反覆探讨的学术难点，而是从根本上说，人类理性有没有认识和解释这个空前荒谬和空前血腥现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类理性认识自身历史的极限。我们有一个种族主义理论来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提供基本解释，但我们有甚么理论能满意地解释一个政权在短短四年中关起国门，发明出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用最原始的暴力手段来灭绝自己民族几分之一的人口呢？这里只是想提出这个问题供有心的读者进一步思考，对此，笔者作为参与联合国人权组织、世界反法西斯实录的研究者和撰稿人自己同样也深感困惑。或许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同努力，而历史学只能起到一个收集材料，为这个体制的演变提供基本线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本小节提出这个形而上的问题之后，再回到形而下的范畴，从二十世纪革命史的角度探讨一下红色高棉的地位。或许这个角度能为上述问题再提供一点间接的线索。
西方学界对柬共在红色高棉到底是一场甚么性质的革命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说它是“一场彻底的农民革命”，是农民起义者对城市的报复，其暴力行为并不来自於波尔布特和乔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农民主义压倒社会主义的结果。而且，即使是柬共领导人自己也是充满农民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但很有影响的《波尔布特体制》（The Pol Pot Regime）一书的作者柯能（Ben Kiernan）根据他所作的五百个采访资料认为，即使是农民也不能在这个体制下生存，红色高棉的农村政策是以牺牲小农为代价的，它摧毁了柬埔寨农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三个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们直接束缚在国家权力之下，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契约奴农业国”（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
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自己的观点。现任首相、原红色高棉高级干部洪森的《柬埔寨130年》去年4月刚刚出版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寨发行）。根据4月5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的专题报导，洪森认为“中国社会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於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但也证明是失败的”。在洪森访问北韩以后，他对红色高棉路线的产生根源有进一步补充，认为波尔布特思想中超过毛主义的东西源於北朝鲜。参阅：人间正道：审判红色高棉
由此，笔者认为，红色高棉无疑属於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这条线索，但却是这个革命的极端时期——俄国革命到1930年代末为止、古巴革命到1960年代末为止和中国革命到1970年代末为止的继承与发展。本来这三次革命的社会重构就有一个加速度的趋势，一个比一个早，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激进。而红色高棉则是它们的缩微版和强化版。其证据是：红色高棉在四年里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长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的重构社会的革命历史过程一蹴而就。如：它几乎没有土地改革，直接进入了集体化，而在苏联和中国，集体化是夺权多年后才实行的；它开始实行“四年计划”也比这三个国家早得多；在这三个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和清洗是夺权政权十多年后才有的，而柬共在红色高棉则几乎是一进城就展开了。
这种时间上的大大缩短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政策的极端性。说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赎买等等这些具有“过渡时期”特征政策在红色高棉政权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组织”的指令和AK47冲锋枪。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贯彻政府号召的主要手段的动员大会或者群众行游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见，红色高棉甚至觉得这些都是累赘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个革命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虽然从观念到形态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结构还在，家庭没有被废除。而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夺取政权后在全国推广，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成员按照性别和年龄被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32岁、女子25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
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进餐看成最能体现柬埔寨革命创造性的成就，其干部这样说：在高度集权方面，红色高棉不但毫不逊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家族政治（clan politics）。柬共两个最高级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是连襟，他们从巴黎留学时期就结成了政治同盟。革命的“亲戚关系”使得高级领导人的家庭成员遍布各级领导职位，最有代表性的是被一些中国大陆媒体称为最“善战”、“威严”、受下级“敬畏”的红色高棉西南大区领导人独腿塔莫（Ta Mok）。此人不但因血腥清洗东部地区而有“屠夫”之称，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安排进自己控制的西南区（个别的进入金边地区）党政军要职，包括他的两个姻亲（地方区一级党组织领导人），四个儿子（从工厂党的书记到军队师一级指挥官），五个女婿（从地方省一级的书记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司令），五个女儿中一个是Tram Kak区的书记（这是红色高棉的样板区，其书记原来由这个女儿的丈夫担任），另一个也是某个医院的院长。正是这种家庭权力网使得塔莫得到另一个绰号：“塔莫大爷”。
红色高棉在让社会其他成员废除家庭的同时，却把自己家庭的功能发挥到了和政权结构相等的程度，这不仅仅是出於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在红色高棉用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体制中，血缘关系成了唯一能信任的关系。“屠夫”塔莫是红色高棉坚持到最后的将领（1999年4月落网），这是因为他屠戮太多，无法回归社会，但他能坚持到最后或许也说明了其家族网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1978年秋，在红色高棉政权只剩下两三个月的寿命时，党内讨论过实行“改革”，其措施是从教育开始。部分小学重新开放（有材料记载：“4月17日人”的子女仍然没有权利入学），几百名西方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在或杀或关之后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们接到命令去办一所技术学院，招收三百名10-16岁的学生。此外甚至还考虑过恢复使用钱。红色高棉以为历史还会给他们一次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机会，让他们再创造一次奇迹，从民族灾难“大清洗”走向民族和解的“大开放”。但他们错了。柬埔寨社会被他们摧毁到了已经无法在他们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宁愿欢迎和接受一个由越南人扶植起来的、起码可以让他们家庭团聚的政权。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了以上百万同胞的白骨作为陪葬反人类的历史罪恶深渊。
还是5楼的那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道听途说的东西，看看也就算了。
红色高棉里面一些事估计是有的,但是西方的宣传工具夸张,夸大情况也肯定是有的.那些事情全是红色高棉干的吗?未必.
偶们都没在那呆过,偶们也没去那调查过.这些东西里面多少真的,多少假的偶们也不知道.
最后,偶们国家貌似一直支持的是西哈努克亲王吧.......
偶们支持过红色高棉吗?
偶们都没在那呆过,偶们也没去那调查过.这些东西里面多少真的,多少假的偶们也不知道.
最后,偶们国家貌似一直支持的是西哈努克亲王吧.......
偶们支持过红色高棉吗?
1977年9月28日,柬埔寨共产党第一书记民主柬埔寨总理波尔布特同志率党政代表团乘中国提供的波音707专机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华国锋同志在机场迎接.华国锋同志与波尔布特同志同车从机场到天安门广场,受到首都10多万群众欢迎
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邓小平同志李先念同志汪东兴同志在钓鱼台宴请了波尔布特同志一行
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邓小平同志李先念同志汪东兴同志在钓鱼台宴请了波尔布特同志一行
十月一日晚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陪同波尔布特同志观看国庆焰火
不干涉他国内政
奥妙就在这里了。要不是TG曾扶持红色高棉，某些内外精英们才不会对痛批波尔布特感兴趣呢。
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与中国无关，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国在柬埔寨统一后支持过红色高棉的大屠杀。
我一直很疑惑为何越军如此轻松地征服了柬埔寨。现在这个答案比较明显了。
我一直很疑惑为何越军如此轻松地征服了柬埔寨。现在这个答案比较明显了。
怎么感觉某些人像是新看见了一个洞穴，对此百味俱生似的，多看看就好了，看少了。:L
原帖由 wxever 于 2009-2-20 11:01 发表
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与中国无关，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国在柬埔寨统一后支持过红色高棉的大屠杀。
我一直很疑惑为何越军如此轻松地征服了柬埔寨。现在这个答案比较明显了。
你还不如举花生米顺利转进台湾的历史。柬埔寨大陆没几个知道的。花生米众人皆知。
楼上想说明什么？我真疑惑了。
原帖由 ty2009 于 2009-2-19 20:55 发表OK
还是5楼的那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道听途说的东西，看看也就算了。
OK
美国登月是假的
看看也就算了
8*8事件就更加，根本没有的事
看看也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