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人加薪刺激消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12:49:10
让中国人加薪刺激消费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 2009-02-06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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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本周告诉英国《金融时报》,指责中国储蓄过多是“荒谬的”。倘若美国、英国及其它西方国家愚蠢到以超前消费的方式兜售他们的未来,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揽镜自照。

人们可能会赞同温家宝的观点,虽然经济学原理显示,中国的储蓄习惯,必须由其它地区的过度消费加以均衡。然而,眼下重要的不是追究责任(尽管这一向很有趣),而是要明白,中国及亚洲其它地区不能继续走同样的道路。美国人现在很缺钱,无法继续充当亚洲的需求引擎。

要知道为什么,请看美国的个人消费。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个人消费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徘徊在67%左右。按照前25年的标准,这已经属于高水平。但从2000年至2008年,该比例又升至72%的空前水平。这一趋势如今已出现痛苦的逆转。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讽刺地指出:“我们已经一直在向71%下降。”换句话说,要美国人再像以前一样购物,需要等上很长时间。

亚洲人或者必须减少制造,把更多时间用于为彼此服务,或者必须自己购买更多东西。总之,家庭必须增加消费。但实际情况却一直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尽管人们认为该地区的中产阶层在不断壮大,消费占快速增长的GDP的比例却持续下滑——而且下滑速度很快。

198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消费占产出的比例为65%,如今为47%左右。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该地区经济体易受资金流冲击的弱点,它们对这场危机的主要反应是扩大出口。这样一来,亚洲把依赖对象从一种换到了另一种。

经济学家已开始提出种种平衡经济增长的对策。排在第一位的是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以降低家庭热衷于防老防病等预防性储蓄的倾向,这不失为明智的建议。其它建议包括取消鼓励出口和制造业、却损害服务业的补贴政策,打击不利于消费者的垄断现象,以及允许货币升值。

一些更基本的事情却很少有人提起。怎样做才能让工人们的腰包鼓起来?在整个亚洲,工人的工资增长都落后于经济增长。可支配收入减少,也就难怪消费下滑。

不只是亚洲工资增长缓慢。全球贸易及投资流动增加,使生产要素的天平从劳动力向资本倾斜。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力成本太高,资本完全可以转移到其它地区。只是这种变化在亚洲尤其明显,包括中国。在中国,工资总和占GDP的比例为40%左右,远低于七国集团(G7)的平均值,后者即使在现在仍为52%左右,而10年前中国大致也是这个水平。

日本的情况相同。根据政治学家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的研究,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以及转向更加以股东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观点,已损害到工人的利益。他发现,从2001年至2005年日本经济复苏气渐,名义工资实际上下降了6%。同期,尽管企业囤积了更多现金,股息却增长了175%。相比之下,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复苏时期,工资增长近五分之一,股息却几乎没有变化。

对于上述变化,人们有许多解释,包括工会权力减弱、外资持股增加、股东基础稳定性下降以及逾三分之一劳动力属于临时雇员等。其结果是,许多日本企业竞争力增强。但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居民可支配收入却有所下降。让中国人加薪刺激消费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 2009-02-06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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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本周告诉英国《金融时报》,指责中国储蓄过多是“荒谬的”。倘若美国、英国及其它西方国家愚蠢到以超前消费的方式兜售他们的未来,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揽镜自照。

人们可能会赞同温家宝的观点,虽然经济学原理显示,中国的储蓄习惯,必须由其它地区的过度消费加以均衡。然而,眼下重要的不是追究责任(尽管这一向很有趣),而是要明白,中国及亚洲其它地区不能继续走同样的道路。美国人现在很缺钱,无法继续充当亚洲的需求引擎。

要知道为什么,请看美国的个人消费。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个人消费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徘徊在67%左右。按照前25年的标准,这已经属于高水平。但从2000年至2008年,该比例又升至72%的空前水平。这一趋势如今已出现痛苦的逆转。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讽刺地指出:“我们已经一直在向71%下降。”换句话说,要美国人再像以前一样购物,需要等上很长时间。

亚洲人或者必须减少制造,把更多时间用于为彼此服务,或者必须自己购买更多东西。总之,家庭必须增加消费。但实际情况却一直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尽管人们认为该地区的中产阶层在不断壮大,消费占快速增长的GDP的比例却持续下滑——而且下滑速度很快。

198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消费占产出的比例为65%,如今为47%左右。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该地区经济体易受资金流冲击的弱点,它们对这场危机的主要反应是扩大出口。这样一来,亚洲把依赖对象从一种换到了另一种。

经济学家已开始提出种种平衡经济增长的对策。排在第一位的是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以降低家庭热衷于防老防病等预防性储蓄的倾向,这不失为明智的建议。其它建议包括取消鼓励出口和制造业、却损害服务业的补贴政策,打击不利于消费者的垄断现象,以及允许货币升值。

一些更基本的事情却很少有人提起。怎样做才能让工人们的腰包鼓起来?在整个亚洲,工人的工资增长都落后于经济增长。可支配收入减少,也就难怪消费下滑。

不只是亚洲工资增长缓慢。全球贸易及投资流动增加,使生产要素的天平从劳动力向资本倾斜。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力成本太高,资本完全可以转移到其它地区。只是这种变化在亚洲尤其明显,包括中国。在中国,工资总和占GDP的比例为40%左右,远低于七国集团(G7)的平均值,后者即使在现在仍为52%左右,而10年前中国大致也是这个水平。

日本的情况相同。根据政治学家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的研究,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以及转向更加以股东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观点,已损害到工人的利益。他发现,从2001年至2005年日本经济复苏气渐,名义工资实际上下降了6%。同期,尽管企业囤积了更多现金,股息却增长了175%。相比之下,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复苏时期,工资增长近五分之一,股息却几乎没有变化。

对于上述变化,人们有许多解释,包括工会权力减弱、外资持股增加、股东基础稳定性下降以及逾三分之一劳动力属于临时雇员等。其结果是,许多日本企业竞争力增强。但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居民可支配收入却有所下降。
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仍可通过将农民转变为工人,增加劳动力供应。打工者源源不断地流入工厂,有助于抑制多数地区的工资增长。结果,消费开支占GDP的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45%左右,下降到了如今的35%。

中国领导人直到最近才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部分是为了推动已开始习惯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行业移向价值链高端。政府实施了更高的劳动标准和最低工资制。这些政策几乎立竿见影,促进了工厂的转型,例如从生产打火机转向生产眼镜,要不就是关闭。一切情况良好,直到经济受到房地产市场降温和外部贸易冲击的双重打压。眼下政府正在为2000万农民工(占总数的15%左右)失去工作而担忧——这一情况不利于推动总体消费需求。

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但自上而下推行(因缺乏得力的工会)那些政策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温家宝虽然表示指责中国储蓄过多是“荒谬的”,但他明白中国的13亿人必须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早在2006年,他就警告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他没有说出的是,鉴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日益上升,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同样是世界其它地区所面临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