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5:41:56
何亚福
人口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二十多年前，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解决所谓“人口太多”的问题。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人口形势究竟如何呢？深入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正面临一场新型的人口危机，这场危机比所谓“人口太多”要严峻得多。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国人口太多了。然而，人口是否太多，不能看绝对数量，而要看人口密度。我们来看一组人口密度的数据：中国为135人/平方公里，韩国为470人/平方公里，日本为335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35人/平方公里，英国为245人/平方公里。即使去掉中国西部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中国的人口密度也不过与英国和德国相当，仍远不及日本和韩国。而英、德、日、韩等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足以证明，中国当前的人口密度并不是中国发展的障碍。
中国当前的人口危机不是数量方面的，而是结构方面的。人口结构主要是指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和民族结构。从年龄结构来说，中国正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危机；在性别结构方面，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的程度，已达到世界之最；在民族结构方面，主体民族汉族人口比例快速下降。这种人口危机，不仅会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会给中华民族造成严重的、长期的损害，并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要缓解人口危机，有必要调整现行的人口政策。
一．中国的人口数量问题
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1,938,035人，估计每年增加1，300万人。这次人口普查的准确性，为学术界所公认。照此推算，1950年中国人口为5.6亿左右。
常常有人把中国的人口问题归咎于毛泽东错误地批判马寅初，导致中国人口急剧膨胀。事实上，每个国家在长期战乱之后，都会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人口快速增长这种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从1950年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为止的中国人口数量，并与同期的世界人口数量作比较：1950年中国人口为5.6亿，世界人口为25亿；1976年中国人口为9.3亿，世界人口为41亿。可以看出，从1950年至1976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与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基本同步。如果中国人口问题怪毛泽东，那世界人口问题又怪谁呢？难道要怪医疗技术的进步？
从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来看，十九世纪初，中国人口有4亿，世界人口是12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到了二十世纪初，由于长期战乱，中国人口仍然是4亿左右，而世界人口增长到16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现在中国人口为13亿，而世界人口已达65亿，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可见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不断下降。
教育部在不久前公布的《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由于我国小学学龄人口的逐年减少，三年中全国小学生入学人数共减少1300万人，2005年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10864.07万人，比上一年减少381.04万人。小学数量较三年前减少了9万多所。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10~14岁的人口有12539万，5~9岁的人口有9015万，0~4岁的人口只有6897万，下降速度极为迅速！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5年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亿。一般认为，现在中国的人均寿命为72岁，那么，在均匀的情况下，每年死亡人口应该有1200多万，然而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近几年每年死亡人口只有800多万。这是什么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死了没有注销，二是人均寿命大长了。
有人认为：“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差不多，中国有13亿人口，美国只有3亿人口，中国的人口密度比美国大几倍，因此，中国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把人口降到3亿，这样中国的人均收入才能赶上美国。”按照这种逻辑，美国人能不能这样说：美国的国土面积与加拿大差不多，美国有3亿人口，加拿大只有3千万人口，美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加拿大的10倍，因此，美国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把人口降到3千万，这样美国的人均收入才能赶上加拿大？然而，事实上，尽管美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加拿大的10倍，但人均收入比加拿大还高一些；而且，美国的综合国力不知比加拿大强多少倍！
那么，为什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洲和澳洲国家的人口密度比较小，而中国、日本、英国、法国等亚洲和欧洲国家的人口密度比较大?
这是因为，美洲和澳洲属于所谓的“新大陆”，而亚洲和欧洲属于“旧大陆”。由于“旧大陆”已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而“新大陆”的开发历史比较短，所以“旧大陆”的人口密度当然比“新大陆”的人口密度大。因此，把中国的人口密度与美国作比较是不恰当的。应该把中国的人口密度与“旧大陆”的国家相比，这样比较来看，中国的人口密度并不算很大。
二．中国的生育率问题
在人口学上，总和生育率(TFR)是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通俗地说，总和生育率就是每位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它是衡量生育水平的一个最常用的指标。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口要保持既不增加也不减少，总和生育率要保持在2.1，这就是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
政策生育率是指人口政策允许平均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郭志刚等几位人口专家对各地区不同的生育政策以及人口分布情况进行比较细致地分析计算后，得到全国平均政策生育率为1.465；而人口专家曾毅统计，全国有63.1％的夫妇只被允许生一孩，35.6％的夫妇被允许生二孩，1.3％的夫妇被允许生三孩，由此计算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2。综合一下多位人口专家的统计，现在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是1.4左右。
政策生育率是1.4左右，那么，政府是不是希望把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保持在1.4左右呢？2006年4月，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认为：“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可见，人口学界认为中国的最佳生育率是1.8左右。
那么，1.8是不是最佳生育率？我们知道，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1，如果高于2.1则人口增长，如果低于2.1则人口减少。长期保持1.8的生育率意味着人口不断减少，最终会导致人口的消亡。因此，最佳生育率应是2.1左右。退一步来说，即使假定1.8是“最佳生育率”，那么，现在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是1.4左右，并不符合这个“最佳生育率”的要求。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种政策生育率条件下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在政策生育率是1.4的情况下，如果所有的人都遵守这项政策，那么实际生育率会在1.3左右（因为有大约10%的夫妇患有不孕症）。1.3的生育率属于超低生育率，一个国家如果长期保持1.3的生育率，这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必然极为严重，而且人口迅速萎缩。1.3不是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的生育率，所以，如果所有的人都遵守这项政策，对于这个国家来说绝对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种情况，在政策生育率是1.4的情况下，如果有一部分人遵守这项政策，而另一部分人不遵守这项政策（即存在所谓“超生”的情况），使得实际生育率达到1.8，虽然将来仍会存在老龄化问题和人口萎缩问题，但比起1.3的生育率来说，灾难程度大大减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超生对于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问题又来了：超生既然缓解了人口危机，超生者却受到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重罚，这等于是国家惩罚对民族有功的人。
现在政府一方面把政策生育率定为1.4左右，而另一方面又说“最佳生育率”是1.8左右。那么，政府是不是把达到“最佳生育率”的希望寄托在一部分人的超生身上？是不是希望有一部分人违反政策？这种政策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政策了。因此，如果政府认为“最佳生育率”是1.8左右，那么政策生育率也应该定为1.8左右，而不应像现在那样把政策生育率定为1.4左右。
政策生育率如果定为1.8左右，那么，放开二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有人说，如果放开二胎，政策生育率就是2.0左右了。事实上，考虑到不孕症和单身人口，放开二胎的政策生育率也就相当于1.8左右。又有人说，即使放开二胎，也仍然会有超生，所以实际生育率可能会突破2.0。事实上，虽然放开二胎也仍会有超生现象，但同时也有很多夫妇自愿只生一个，甚至还有一些夫妇是丁克，况且只生一个和丁克的夫妇加起来肯定多于超生的夫妇，所以实际生育率平均起来仍然不会超过1.8。
那么，中国自1990年代初以后的生育率是多少呢？下面是几次全国性生育率调查的数据：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为1.47，1995年国家统计局1%人口抽样调查为1.46，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为1.35，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为1.22……可见，多次生育率调查的结果均为1.2~1.5之间。
1990年代以后进行的多次生育愿望调查显示，人们的平均生育愿望不超过1.8个孩子。例如，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家庭经济和生育研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65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9左右；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放开二胎的生育率也不会超过1.8。
三．人口老龄化问题
生育率低下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老龄化。国际上通用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不论按60岁还是按65岁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已在1999年10月进入老龄化社会。以1.3的生育率对未来进行推算，到2040年假设中国人均寿命是目前日本人的水平，中国到时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35%，65岁以上人口超过28%，而2020年时60岁以上人口为19%，65岁以上人口13%。按1.8总和生育率计算，2040年60岁以上人口在31%、65岁以上人口在25%左右。
大家知道，目前日本是人口老化最严重的国家，截至2002年9月，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2362万人，比上年增加78万人，占总人口的18.5%，超过老年人口比例占18.2%的意大利，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低迷，与日本老年化率不断增高相关联。
从人口老龄化的直接表现来看，人口老龄化出现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人口生育率下降，使少年儿童的人口数量和比重减少，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相对增加。即使老年人口数量没有增加，而由于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和比重的减少，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会相对增加，从而促进人口老龄化；另一方面是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后，老年人口生存时间的延长，使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加速了人口老龄化。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都会改变人口的年龄构成，但出生率下降的影响更大。死亡率的降低会延长人口的平均寿命，使老年人的数量增加，但要影响到人口老龄化则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出生率的降低将立即减少少儿人口，提高老年人在人口结构中的比例。
中国的老龄化实际上是“未富先老”的状态，社会保障体制极不完善，农村基本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系统，城镇保障目前也只能现收现支，从养老金制度实施以来，甚至很多地区还一直“收不抵支”。这样的保障还只是社会扶养比很低时候的情况。据劳动保障部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大陆几近3/4的劳动者没有养老金，在农村，公共养老金制度覆盖的比例仅为11%，多数人完全依靠沿袭了几千年的家庭赡养方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郑斯林部长曾透露出一个数字——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达2.5万亿元。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善，这也就意味着若干年后，很大一批人将面临无法领取养老金的困境。我国目前60岁以上人口有1.4亿左右，到2003年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退职人员数仅仅有3860.2万人，2020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5亿左右，能有多少人能得基本的养老保障呢？
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是劳动力，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势必从各个层面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中国现在劳动力人口还是呈现出不断增长趋势，失业下岗还是目前中国社会主要问题。但是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劳动力短缺将是以后中国主要矛盾。老龄化严重的日本已经开始推迟退休年龄，将60岁逐步推迟到65岁。有人提出在终身雇佣制已经改变的今天，这种延长就业时间的措施看起来似乎是日本式经营的卷土重来。但是，无论体力还是脑力劳动，年轻劳动力均优胜于老年劳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尤为如此。劳动力“老化”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阻碍作用。因此，接受外国劳务输入、留住外国留学生也成为他们改善国家经济的一种选择。但是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富裕国家，他们有能力也有吸引力输入国外劳动力以解决国内老龄化的危机，而我国“未富先老”，这种方法是很难有成效的。
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也进入老龄化社会了，他们不是过得挺好吗？所以人口老龄化是正常现象，并不可怕。但实际上，中国的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三点不同：第一，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人均***P一般在5000~10000美元，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有能力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中国在本世纪初进入老龄化时，人均***P仅100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应对老龄化的能力也大不相同。简单地说就是，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中国是“未富先老”。第二，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是逐渐形成的，社会压力也是逐渐出现的；中国的老龄化是短时期形成的，中国只用了20多年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老龄化转变。第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是缓慢下降的，最低时也接近二胎，即每对夫妇平均差不多有两个子女，而中国实行的是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与老龄化相关的各方面问题也会因此而严重得多。
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导致经济减速，是亚洲四小龙和欧美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发展过程。中国虽然近期不会出现总体上的劳动力短缺，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可能出现。尤其是劳动力相对高龄化快速发展，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活力。所谓劳动力的相对高龄化，是指在成年劳动力群体中，50岁至64岁人口所占的比例偏高。该比例越高，说明劳动力高龄化越严重。劳动力优势的丧失，显然会给中国国际竞争力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按照中国现在的养老金制度，实际上是由正在工作的人拿出钱来养退休的人，没有积累，总是工作的人养老人。支撑这种养老保障体系需要以相对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为条件。虽然目前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仍然较大，但社会的养老负担已经开始大幅度上升，这是因为，由于长期实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年轻人口比例正在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则不断上升。现在中国领养老金的人只有4000万左右，以当前庞大的劳动人口为后盾，养老基金尚且入不敷出，以后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一方面老人逐年增多，达到3亿、4亿，另一方面年轻劳动人口逐年减少，这种养老金制度总有一天会崩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有人说现在趁年轻时多存点钱，老了就不怕了。但实际上，现在存的钱不过是一纸契约，今后将它换成养老，还需要有足够的劳动力。虽然就某个人来说，如果他有能力存很多钱，以后也许可以对付，但就整个社会来说，老一代要靠下一代养活，一旦下一代人口太少，老一代存的钱就会贬值，甚至成为废纸。不妨设想一下，一个人人手中都有很多钱，但却没有几个人能够工作的社会，会是一种什么状况。
对待人口老龄化问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国外专家绝大多数持并不乐观的态度，大力提倡提高生育率，以缓解老龄化问题。而中国专家对待老龄化问题虽有争论，但是，明显乐观的观点是占有上风的，这对中国未来的人口政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从国内一些人口专家的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那些乐观的观点仅仅是把老龄人口的养老寄希望于未来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之上，却不考虑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其实社会保障已达到非常完备程度的发达国家，对人口老龄化都忧心忡忡，我们对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岂能仅仅寄希望于社会保障体系呢？
有人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个年轻人能养活几个老年人，所以老龄化不值得大惊小怪。”一个年轻人当然能养活几个老年人，但这种“养活”，是生活水平大大下降的养活，年轻人负担重了，抚养孩子的能力就降低了，那时人们更倾向于少生孩子，而少生孩子又进一步加剧老龄化，形成恶性循环。况且，在职人员税收负担增加，会造成中国的资金和人才外流到税收负担较轻的国家，导致中国的经济衰退。
总之，人口严重老龄化的社会是很糟糕的社会，而中国向这种社会发展的进程已不可逆转。如何应对这一危机，如何减轻其恶果，如何尽量缩短严重老龄化状况可能存续的时间，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
四、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危机
如果没有人工干预，那么自然新生儿出生性别比为103-107之间。长时期、高程度的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调是中国特有的人口问题。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年0～4岁人口的性别比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19∶100，如果不计瞒报或漏报的影响，那么，这即意味着每新出生100个女婴相伴而出生了119个男婴。在2000年之后，我国婴幼儿的性别比仍在继续升高。2003年我国0～4岁婴幼儿的平均性别比达到121.22。同期5～9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9.66，10～14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1.69，15～19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0.61。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近20年来，性别比失衡问题在迅速恶化。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发现，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灾区是下面这几个省份：江西（138）、广东（137）、海南（135）、河南（130）、安徽（130）。而且，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背后，还隐藏着权力对生育过程的侵蚀。比如说，海南省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发现，“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
那么，中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为何会演变到今天这样严重的程度呢？事实上，性别比失衡问题应该追溯到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当时普查计算的1989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92。对此，国外的人口学家普遍认为产前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是首要因素；但国内的人口学家却认为主要原因是瞒报女婴形成的。国家计生委在《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1994年3月）中说：“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到了90年代末，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现象，国内的人口学家不得不承认：自80年代以来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且在逐渐升高是中国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出生性别比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流产为主因。
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后果就是带来婚姻的不匹配。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有11276万25￣35岁的男青年，而对应的适宜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7206万，这个差正好是4000万左右。也就是3个男青年只有2个合适的女青年可以追求。有人认为，女性婚龄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拉大婚龄差来解决。然而，婴幼儿人口持续下降、性别比持续上扬，这种情况下是根本不能奏效的。因为低龄女性人口本来就越来越少，挤压的结果使低龄男性婚配机会更少，这样婚配竞争会愈演愈烈。有人以为可以通过跨国婚姻来解决，事实是如此大量的青年光棍人口比许多中等国家人口还多，哪里能找到这样多的适龄女性呢？现在中国还是个很不富裕的国家，跨国婚姻反而会使更多的女性外流，使国内婚配形势更严峻。4000万难以婚配的青年男性，最后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是很难想象的。
严峻的婚配形势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
首先是造成家庭不稳定。由于女性选择配偶的机会较多，离婚选择更优秀配偶的愿望和机会都很高，家庭破裂的比例因此会很高。只要比例失衡较大，这种现象都会存在。再就是婚龄差别加大，夫妻代际矛盾加深，必然损害家庭的和谐。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其次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由于庞大的无法建立稳定家庭的男青年的存在，社会人伦会发生巨大变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矛盾冲突，整个社会无法保持稳定。比如卖淫[B](此处粗语删去)[/B]娼现象会更严重、骗婚买卖婚姻现象会增加、性病艾滋病等会更泛滥。缺少和谐婚姻的青年男性，会有更强的暴力倾向。这些问题必将使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动荡不安之中，国家兴旺与繁荣都将是一句空话。
性别比失衡问题已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有专家建议，尽快对刑法有关条款做出修改，严惩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行为，确保出生人口性别比例的正常和平衡。然而，只要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造成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过于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中，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比较宽松，人口出生性别比仍在正常范围内，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考虑到现在的社会风气和其他各种相关因素，可以肯定地说，想通过立法严惩胎儿性别鉴定来矫正性别比失衡，是很难达到目的的。性别比严重失衡已经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很快就会品尝到它结出的苦果。
五、汉族人口比例快速下降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汉族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90%，少数民族人口约占10%，但在近5年的新增人口中，少数民族占了42%，汉族仅占58%。有人对此表示质疑：“10%的少数民族人口生下了超过40%的孩子，这怎么可能？”事实上，少数民族人口之所以增长迅速，除了少数民族生育率高于汉族生育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率较高，只要父母任何一方是少数民族的，他们的孩子几乎全部选报为少数民族（因为可以享受到民族优惠政策）。由于存在这种情况，可以想象，一个孩子只要血统里面有1/2或1/4甚至1/8的少数民族血统，他们的父母都让他们登记为少数民族，这样，少数民族人口必定会如滚雪球般增大。现在汉族还占中国人口的90%，是因为大量的老年人和中年人还活着，几十年后，这些人去世后，中国人口的民族比例将发生剧变。
有人认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上升，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汉族有很强的民族融合能力。对此，我的看法是，如果汉族人口比例下降是由于自然原因，这确实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现在汉族人口比例下降是由于不平等的生育政策造成的，并且这个比例正在不断下降，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忧了。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一般都是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但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民族优惠政策，越来越多的汉族人被少数民族同化。
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之所以分裂，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一个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几十年后，当汉族人口不到中国人口的一半时，是否会出现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情况呢？有人说不会，但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就会发现：这些国家在剧变后，凡是主体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都没有发生分裂；而凡是主体民族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如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都发生了分裂。何亚福
人口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二十多年前，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解决所谓“人口太多”的问题。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人口形势究竟如何呢？深入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正面临一场新型的人口危机，这场危机比所谓“人口太多”要严峻得多。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国人口太多了。然而，人口是否太多，不能看绝对数量，而要看人口密度。我们来看一组人口密度的数据：中国为135人/平方公里，韩国为470人/平方公里，日本为335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35人/平方公里，英国为245人/平方公里。即使去掉中国西部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中国的人口密度也不过与英国和德国相当，仍远不及日本和韩国。而英、德、日、韩等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足以证明，中国当前的人口密度并不是中国发展的障碍。
中国当前的人口危机不是数量方面的，而是结构方面的。人口结构主要是指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和民族结构。从年龄结构来说，中国正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危机；在性别结构方面，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的程度，已达到世界之最；在民族结构方面，主体民族汉族人口比例快速下降。这种人口危机，不仅会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会给中华民族造成严重的、长期的损害，并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要缓解人口危机，有必要调整现行的人口政策。
一．中国的人口数量问题
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1,938,035人，估计每年增加1，300万人。这次人口普查的准确性，为学术界所公认。照此推算，1950年中国人口为5.6亿左右。
常常有人把中国的人口问题归咎于毛泽东错误地批判马寅初，导致中国人口急剧膨胀。事实上，每个国家在长期战乱之后，都会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人口快速增长这种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从1950年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为止的中国人口数量，并与同期的世界人口数量作比较：1950年中国人口为5.6亿，世界人口为25亿；1976年中国人口为9.3亿，世界人口为41亿。可以看出，从1950年至1976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与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基本同步。如果中国人口问题怪毛泽东，那世界人口问题又怪谁呢？难道要怪医疗技术的进步？
从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来看，十九世纪初，中国人口有4亿，世界人口是12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到了二十世纪初，由于长期战乱，中国人口仍然是4亿左右，而世界人口增长到16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现在中国人口为13亿，而世界人口已达65亿，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可见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不断下降。
教育部在不久前公布的《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由于我国小学学龄人口的逐年减少，三年中全国小学生入学人数共减少1300万人，2005年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10864.07万人，比上一年减少381.04万人。小学数量较三年前减少了9万多所。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10~14岁的人口有12539万，5~9岁的人口有9015万，0~4岁的人口只有6897万，下降速度极为迅速！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5年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亿。一般认为，现在中国的人均寿命为72岁，那么，在均匀的情况下，每年死亡人口应该有1200多万，然而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近几年每年死亡人口只有800多万。这是什么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死了没有注销，二是人均寿命大长了。
有人认为：“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差不多，中国有13亿人口，美国只有3亿人口，中国的人口密度比美国大几倍，因此，中国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把人口降到3亿，这样中国的人均收入才能赶上美国。”按照这种逻辑，美国人能不能这样说：美国的国土面积与加拿大差不多，美国有3亿人口，加拿大只有3千万人口，美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加拿大的10倍，因此，美国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把人口降到3千万，这样美国的人均收入才能赶上加拿大？然而，事实上，尽管美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加拿大的10倍，但人均收入比加拿大还高一些；而且，美国的综合国力不知比加拿大强多少倍！
那么，为什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洲和澳洲国家的人口密度比较小，而中国、日本、英国、法国等亚洲和欧洲国家的人口密度比较大?
这是因为，美洲和澳洲属于所谓的“新大陆”，而亚洲和欧洲属于“旧大陆”。由于“旧大陆”已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而“新大陆”的开发历史比较短，所以“旧大陆”的人口密度当然比“新大陆”的人口密度大。因此，把中国的人口密度与美国作比较是不恰当的。应该把中国的人口密度与“旧大陆”的国家相比，这样比较来看，中国的人口密度并不算很大。
二．中国的生育率问题
在人口学上，总和生育率(TFR)是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通俗地说，总和生育率就是每位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它是衡量生育水平的一个最常用的指标。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口要保持既不增加也不减少，总和生育率要保持在2.1，这就是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
政策生育率是指人口政策允许平均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郭志刚等几位人口专家对各地区不同的生育政策以及人口分布情况进行比较细致地分析计算后，得到全国平均政策生育率为1.465；而人口专家曾毅统计，全国有63.1％的夫妇只被允许生一孩，35.6％的夫妇被允许生二孩，1.3％的夫妇被允许生三孩，由此计算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2。综合一下多位人口专家的统计，现在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是1.4左右。
政策生育率是1.4左右，那么，政府是不是希望把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保持在1.4左右呢？2006年4月，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认为：“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可见，人口学界认为中国的最佳生育率是1.8左右。
那么，1.8是不是最佳生育率？我们知道，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1，如果高于2.1则人口增长，如果低于2.1则人口减少。长期保持1.8的生育率意味着人口不断减少，最终会导致人口的消亡。因此，最佳生育率应是2.1左右。退一步来说，即使假定1.8是“最佳生育率”，那么，现在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是1.4左右，并不符合这个“最佳生育率”的要求。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种政策生育率条件下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在政策生育率是1.4的情况下，如果所有的人都遵守这项政策，那么实际生育率会在1.3左右（因为有大约10%的夫妇患有不孕症）。1.3的生育率属于超低生育率，一个国家如果长期保持1.3的生育率，这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必然极为严重，而且人口迅速萎缩。1.3不是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的生育率，所以，如果所有的人都遵守这项政策，对于这个国家来说绝对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种情况，在政策生育率是1.4的情况下，如果有一部分人遵守这项政策，而另一部分人不遵守这项政策（即存在所谓“超生”的情况），使得实际生育率达到1.8，虽然将来仍会存在老龄化问题和人口萎缩问题，但比起1.3的生育率来说，灾难程度大大减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超生对于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问题又来了：超生既然缓解了人口危机，超生者却受到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重罚，这等于是国家惩罚对民族有功的人。
现在政府一方面把政策生育率定为1.4左右，而另一方面又说“最佳生育率”是1.8左右。那么，政府是不是把达到“最佳生育率”的希望寄托在一部分人的超生身上？是不是希望有一部分人违反政策？这种政策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政策了。因此，如果政府认为“最佳生育率”是1.8左右，那么政策生育率也应该定为1.8左右，而不应像现在那样把政策生育率定为1.4左右。
政策生育率如果定为1.8左右，那么，放开二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有人说，如果放开二胎，政策生育率就是2.0左右了。事实上，考虑到不孕症和单身人口，放开二胎的政策生育率也就相当于1.8左右。又有人说，即使放开二胎，也仍然会有超生，所以实际生育率可能会突破2.0。事实上，虽然放开二胎也仍会有超生现象，但同时也有很多夫妇自愿只生一个，甚至还有一些夫妇是丁克，况且只生一个和丁克的夫妇加起来肯定多于超生的夫妇，所以实际生育率平均起来仍然不会超过1.8。
那么，中国自1990年代初以后的生育率是多少呢？下面是几次全国性生育率调查的数据：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为1.47，1995年国家统计局1%人口抽样调查为1.46，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为1.35，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为1.22……可见，多次生育率调查的结果均为1.2~1.5之间。
1990年代以后进行的多次生育愿望调查显示，人们的平均生育愿望不超过1.8个孩子。例如，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家庭经济和生育研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65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9左右；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放开二胎的生育率也不会超过1.8。
三．人口老龄化问题
生育率低下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老龄化。国际上通用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不论按60岁还是按65岁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已在1999年10月进入老龄化社会。以1.3的生育率对未来进行推算，到2040年假设中国人均寿命是目前日本人的水平，中国到时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35%，65岁以上人口超过28%，而2020年时60岁以上人口为19%，65岁以上人口13%。按1.8总和生育率计算，2040年60岁以上人口在31%、65岁以上人口在25%左右。
大家知道，目前日本是人口老化最严重的国家，截至2002年9月，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2362万人，比上年增加78万人，占总人口的18.5%，超过老年人口比例占18.2%的意大利，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低迷，与日本老年化率不断增高相关联。
从人口老龄化的直接表现来看，人口老龄化出现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人口生育率下降，使少年儿童的人口数量和比重减少，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相对增加。即使老年人口数量没有增加，而由于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和比重的减少，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会相对增加，从而促进人口老龄化；另一方面是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后，老年人口生存时间的延长，使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加速了人口老龄化。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都会改变人口的年龄构成，但出生率下降的影响更大。死亡率的降低会延长人口的平均寿命，使老年人的数量增加，但要影响到人口老龄化则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出生率的降低将立即减少少儿人口，提高老年人在人口结构中的比例。
中国的老龄化实际上是“未富先老”的状态，社会保障体制极不完善，农村基本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系统，城镇保障目前也只能现收现支，从养老金制度实施以来，甚至很多地区还一直“收不抵支”。这样的保障还只是社会扶养比很低时候的情况。据劳动保障部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大陆几近3/4的劳动者没有养老金，在农村，公共养老金制度覆盖的比例仅为11%，多数人完全依靠沿袭了几千年的家庭赡养方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郑斯林部长曾透露出一个数字——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达2.5万亿元。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善，这也就意味着若干年后，很大一批人将面临无法领取养老金的困境。我国目前60岁以上人口有1.4亿左右，到2003年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退职人员数仅仅有3860.2万人，2020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5亿左右，能有多少人能得基本的养老保障呢？
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是劳动力，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势必从各个层面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中国现在劳动力人口还是呈现出不断增长趋势，失业下岗还是目前中国社会主要问题。但是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劳动力短缺将是以后中国主要矛盾。老龄化严重的日本已经开始推迟退休年龄，将60岁逐步推迟到65岁。有人提出在终身雇佣制已经改变的今天，这种延长就业时间的措施看起来似乎是日本式经营的卷土重来。但是，无论体力还是脑力劳动，年轻劳动力均优胜于老年劳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尤为如此。劳动力“老化”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阻碍作用。因此，接受外国劳务输入、留住外国留学生也成为他们改善国家经济的一种选择。但是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富裕国家，他们有能力也有吸引力输入国外劳动力以解决国内老龄化的危机，而我国“未富先老”，这种方法是很难有成效的。
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也进入老龄化社会了，他们不是过得挺好吗？所以人口老龄化是正常现象，并不可怕。但实际上，中国的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三点不同：第一，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人均***P一般在5000~10000美元，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有能力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中国在本世纪初进入老龄化时，人均***P仅100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应对老龄化的能力也大不相同。简单地说就是，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中国是“未富先老”。第二，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是逐渐形成的，社会压力也是逐渐出现的；中国的老龄化是短时期形成的，中国只用了20多年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老龄化转变。第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是缓慢下降的，最低时也接近二胎，即每对夫妇平均差不多有两个子女，而中国实行的是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与老龄化相关的各方面问题也会因此而严重得多。
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导致经济减速，是亚洲四小龙和欧美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发展过程。中国虽然近期不会出现总体上的劳动力短缺，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可能出现。尤其是劳动力相对高龄化快速发展，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活力。所谓劳动力的相对高龄化，是指在成年劳动力群体中，50岁至64岁人口所占的比例偏高。该比例越高，说明劳动力高龄化越严重。劳动力优势的丧失，显然会给中国国际竞争力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按照中国现在的养老金制度，实际上是由正在工作的人拿出钱来养退休的人，没有积累，总是工作的人养老人。支撑这种养老保障体系需要以相对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为条件。虽然目前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仍然较大，但社会的养老负担已经开始大幅度上升，这是因为，由于长期实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年轻人口比例正在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则不断上升。现在中国领养老金的人只有4000万左右，以当前庞大的劳动人口为后盾，养老基金尚且入不敷出，以后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一方面老人逐年增多，达到3亿、4亿，另一方面年轻劳动人口逐年减少，这种养老金制度总有一天会崩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有人说现在趁年轻时多存点钱，老了就不怕了。但实际上，现在存的钱不过是一纸契约，今后将它换成养老，还需要有足够的劳动力。虽然就某个人来说，如果他有能力存很多钱，以后也许可以对付，但就整个社会来说，老一代要靠下一代养活，一旦下一代人口太少，老一代存的钱就会贬值，甚至成为废纸。不妨设想一下，一个人人手中都有很多钱，但却没有几个人能够工作的社会，会是一种什么状况。
对待人口老龄化问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国外专家绝大多数持并不乐观的态度，大力提倡提高生育率，以缓解老龄化问题。而中国专家对待老龄化问题虽有争论，但是，明显乐观的观点是占有上风的，这对中国未来的人口政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从国内一些人口专家的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那些乐观的观点仅仅是把老龄人口的养老寄希望于未来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之上，却不考虑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其实社会保障已达到非常完备程度的发达国家，对人口老龄化都忧心忡忡，我们对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岂能仅仅寄希望于社会保障体系呢？
有人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个年轻人能养活几个老年人，所以老龄化不值得大惊小怪。”一个年轻人当然能养活几个老年人，但这种“养活”，是生活水平大大下降的养活，年轻人负担重了，抚养孩子的能力就降低了，那时人们更倾向于少生孩子，而少生孩子又进一步加剧老龄化，形成恶性循环。况且，在职人员税收负担增加，会造成中国的资金和人才外流到税收负担较轻的国家，导致中国的经济衰退。
总之，人口严重老龄化的社会是很糟糕的社会，而中国向这种社会发展的进程已不可逆转。如何应对这一危机，如何减轻其恶果，如何尽量缩短严重老龄化状况可能存续的时间，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
四、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危机
如果没有人工干预，那么自然新生儿出生性别比为103-107之间。长时期、高程度的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调是中国特有的人口问题。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年0～4岁人口的性别比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19∶100，如果不计瞒报或漏报的影响，那么，这即意味着每新出生100个女婴相伴而出生了119个男婴。在2000年之后，我国婴幼儿的性别比仍在继续升高。2003年我国0～4岁婴幼儿的平均性别比达到121.22。同期5～9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9.66，10～14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1.69，15～19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0.61。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近20年来，性别比失衡问题在迅速恶化。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发现，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灾区是下面这几个省份：江西（138）、广东（137）、海南（135）、河南（130）、安徽（130）。而且，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背后，还隐藏着权力对生育过程的侵蚀。比如说，海南省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发现，“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
那么，中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为何会演变到今天这样严重的程度呢？事实上，性别比失衡问题应该追溯到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当时普查计算的1989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92。对此，国外的人口学家普遍认为产前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是首要因素；但国内的人口学家却认为主要原因是瞒报女婴形成的。国家计生委在《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1994年3月）中说：“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到了90年代末，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现象，国内的人口学家不得不承认：自80年代以来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且在逐渐升高是中国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出生性别比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流产为主因。
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后果就是带来婚姻的不匹配。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有11276万25￣35岁的男青年，而对应的适宜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7206万，这个差正好是4000万左右。也就是3个男青年只有2个合适的女青年可以追求。有人认为，女性婚龄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拉大婚龄差来解决。然而，婴幼儿人口持续下降、性别比持续上扬，这种情况下是根本不能奏效的。因为低龄女性人口本来就越来越少，挤压的结果使低龄男性婚配机会更少，这样婚配竞争会愈演愈烈。有人以为可以通过跨国婚姻来解决，事实是如此大量的青年光棍人口比许多中等国家人口还多，哪里能找到这样多的适龄女性呢？现在中国还是个很不富裕的国家，跨国婚姻反而会使更多的女性外流，使国内婚配形势更严峻。4000万难以婚配的青年男性，最后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是很难想象的。
严峻的婚配形势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
首先是造成家庭不稳定。由于女性选择配偶的机会较多，离婚选择更优秀配偶的愿望和机会都很高，家庭破裂的比例因此会很高。只要比例失衡较大，这种现象都会存在。再就是婚龄差别加大，夫妻代际矛盾加深，必然损害家庭的和谐。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其次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由于庞大的无法建立稳定家庭的男青年的存在，社会人伦会发生巨大变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矛盾冲突，整个社会无法保持稳定。比如卖淫[B](此处粗语删去)[/B]娼现象会更严重、骗婚买卖婚姻现象会增加、性病艾滋病等会更泛滥。缺少和谐婚姻的青年男性，会有更强的暴力倾向。这些问题必将使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动荡不安之中，国家兴旺与繁荣都将是一句空话。
性别比失衡问题已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有专家建议，尽快对刑法有关条款做出修改，严惩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行为，确保出生人口性别比例的正常和平衡。然而，只要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造成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过于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中，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比较宽松，人口出生性别比仍在正常范围内，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考虑到现在的社会风气和其他各种相关因素，可以肯定地说，想通过立法严惩胎儿性别鉴定来矫正性别比失衡，是很难达到目的的。性别比严重失衡已经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很快就会品尝到它结出的苦果。
五、汉族人口比例快速下降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汉族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90%，少数民族人口约占10%，但在近5年的新增人口中，少数民族占了42%，汉族仅占58%。有人对此表示质疑：“10%的少数民族人口生下了超过40%的孩子，这怎么可能？”事实上，少数民族人口之所以增长迅速，除了少数民族生育率高于汉族生育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率较高，只要父母任何一方是少数民族的，他们的孩子几乎全部选报为少数民族（因为可以享受到民族优惠政策）。由于存在这种情况，可以想象，一个孩子只要血统里面有1/2或1/4甚至1/8的少数民族血统，他们的父母都让他们登记为少数民族，这样，少数民族人口必定会如滚雪球般增大。现在汉族还占中国人口的90%，是因为大量的老年人和中年人还活着，几十年后，这些人去世后，中国人口的民族比例将发生剧变。
有人认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上升，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汉族有很强的民族融合能力。对此，我的看法是，如果汉族人口比例下降是由于自然原因，这确实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现在汉族人口比例下降是由于不平等的生育政策造成的，并且这个比例正在不断下降，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忧了。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一般都是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但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民族优惠政策，越来越多的汉族人被少数民族同化。
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之所以分裂，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一个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几十年后，当汉族人口不到中国人口的一半时，是否会出现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情况呢？有人说不会，但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就会发现：这些国家在剧变后，凡是主体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都没有发生分裂；而凡是主体民族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如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都发生了分裂。
人口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二十多年前，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解决所谓“人口太多”的问题。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人口形势究竟如何呢？深入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正面临一场新型的人口危机，这场危机比所谓“人口太多”要严峻得多。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国人口太多了。然而，人口是否太多，不能看绝对数量，而要看人口密度。我们来看一组人口密度的数据：中国为135人/平方公里，韩国为470人/平方公里，日本为335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35人/平方公里，英国为245人/平方公里。即使去掉中国西部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中国的人口密度也不过与英国和德国相当，仍远不及日本和韩国。而英、德、日、韩等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足以证明，中国当前的人口密度并不是中国发展的障碍。
中国当前的人口危机不是数量方面的，而是结构方面的。人口结构主要是指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和民族结构。从年龄结构来说，中国正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危机；在性别结构方面，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的程度，已达到世界之最；在民族结构方面，主体民族汉族人口比例快速下降。这种人口危机，不仅会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会给中华民族造成严重的、长期的损害，并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要缓解人口危机，有必要调整现行的人口政策。
一．中国的人口数量问题
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1,938,035人，估计每年增加1，300万人。这次人口普查的准确性，为学术界所公认。照此推算，1950年中国人口为5.6亿左右。
常常有人把中国的人口问题归咎于毛泽东错误地批判马寅初，导致中国人口急剧膨胀。事实上，每个国家在长期战乱之后，都会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人口快速增长这种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从1950年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为止的中国人口数量，并与同期的世界人口数量作比较：1950年中国人口为5.6亿，世界人口为25亿；1976年中国人口为9.3亿，世界人口为41亿。可以看出，从1950年至1976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与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基本同步。如果中国人口问题怪毛泽东，那世界人口问题又怪谁呢？难道要怪医疗技术的进步？
从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来看，十九世纪初，中国人口有4亿，世界人口是12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到了二十世纪初，由于长期战乱，中国人口仍然是4亿左右，而世界人口增长到16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现在中国人口为13亿，而世界人口已达65亿，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可见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不断下降。
教育部在不久前公布的《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由于我国小学学龄人口的逐年减少，三年中全国小学生入学人数共减少1300万人，2005年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10864.07万人，比上一年减少381.04万人。小学数量较三年前减少了9万多所。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10~14岁的人口有12539万，5~9岁的人口有9015万，0~4岁的人口只有6897万，下降速度极为迅速！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5年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亿。一般认为，现在中国的人均寿命为72岁，那么，在均匀的情况下，每年死亡人口应该有1200多万，然而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近几年每年死亡人口只有800多万。这是什么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死了没有注销，二是人均寿命大长了。
有人认为：“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差不多，中国有13亿人口，美国只有3亿人口，中国的人口密度比美国大几倍，因此，中国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把人口降到3亿，这样中国的人均收入才能赶上美国。”按照这种逻辑，美国人能不能这样说：美国的国土面积与加拿大差不多，美国有3亿人口，加拿大只有3千万人口，美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加拿大的10倍，因此，美国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把人口降到3千万，这样美国的人均收入才能赶上加拿大？然而，事实上，尽管美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加拿大的10倍，但人均收入比加拿大还高一些；而且，美国的综合国力不知比加拿大强多少倍！
那么，为什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洲和澳洲国家的人口密度比较小，而中国、日本、英国、法国等亚洲和欧洲国家的人口密度比较大?
这是因为，美洲和澳洲属于所谓的“新大陆”，而亚洲和欧洲属于“旧大陆”。由于“旧大陆”已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而“新大陆”的开发历史比较短，所以“旧大陆”的人口密度当然比“新大陆”的人口密度大。因此，把中国的人口密度与美国作比较是不恰当的。应该把中国的人口密度与“旧大陆”的国家相比，这样比较来看，中国的人口密度并不算很大。
二．中国的生育率问题
在人口学上，总和生育率(TFR)是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通俗地说，总和生育率就是每位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它是衡量生育水平的一个最常用的指标。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口要保持既不增加也不减少，总和生育率要保持在2.1，这就是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
政策生育率是指人口政策允许平均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郭志刚等几位人口专家对各地区不同的生育政策以及人口分布情况进行比较细致地分析计算后，得到全国平均政策生育率为1.465；而人口专家曾毅统计，全国有63.1％的夫妇只被允许生一孩，35.6％的夫妇被允许生二孩，1.3％的夫妇被允许生三孩，由此计算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2。综合一下多位人口专家的统计，现在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是1.4左右。
政策生育率是1.4左右，那么，政府是不是希望把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保持在1.4左右呢？2006年4月，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认为：“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可见，人口学界认为中国的最佳生育率是1.8左右。
那么，1.8是不是最佳生育率？我们知道，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1，如果高于2.1则人口增长，如果低于2.1则人口减少。长期保持1.8的生育率意味着人口不断减少，最终会导致人口的消亡。因此，最佳生育率应是2.1左右。退一步来说，即使假定1.8是“最佳生育率”，那么，现在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是1.4左右，并不符合这个“最佳生育率”的要求。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种政策生育率条件下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在政策生育率是1.4的情况下，如果所有的人都遵守这项政策，那么实际生育率会在1.3左右（因为有大约10%的夫妇患有不孕症）。1.3的生育率属于超低生育率，一个国家如果长期保持1.3的生育率，这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必然极为严重，而且人口迅速萎缩。1.3不是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的生育率，所以，如果所有的人都遵守这项政策，对于这个国家来说绝对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种情况，在政策生育率是1.4的情况下，如果有一部分人遵守这项政策，而另一部分人不遵守这项政策（即存在所谓“超生”的情况），使得实际生育率达到1.8，虽然将来仍会存在老龄化问题和人口萎缩问题，但比起1.3的生育率来说，灾难程度大大减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超生对于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问题又来了：超生既然缓解了人口危机，超生者却受到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重罚，这等于是国家惩罚对民族有功的人。
现在政府一方面把政策生育率定为1.4左右，而另一方面又说“最佳生育率”是1.8左右。那么，政府是不是把达到“最佳生育率”的希望寄托在一部分人的超生身上？是不是希望有一部分人违反政策？这种政策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政策了。因此，如果政府认为“最佳生育率”是1.8左右，那么政策生育率也应该定为1.8左右，而不应像现在那样把政策生育率定为1.4左右。
政策生育率如果定为1.8左右，那么，放开二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有人说，如果放开二胎，政策生育率就是2.0左右了。事实上，考虑到不孕症和单身人口，放开二胎的政策生育率也就相当于1.8左右。又有人说，即使放开二胎，也仍然会有超生，所以实际生育率可能会突破2.0。事实上，虽然放开二胎也仍会有超生现象，但同时也有很多夫妇自愿只生一个，甚至还有一些夫妇是丁克，况且只生一个和丁克的夫妇加起来肯定多于超生的夫妇，所以实际生育率平均起来仍然不会超过1.8。
那么，中国自1990年代初以后的生育率是多少呢？下面是几次全国性生育率调查的数据：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为1.47，1995年国家统计局1%人口抽样调查为1.46，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为1.35，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为1.22……可见，多次生育率调查的结果均为1.2~1.5之间。
1990年代以后进行的多次生育愿望调查显示，人们的平均生育愿望不超过1.8个孩子。例如，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家庭经济和生育研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65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9左右；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放开二胎的生育率也不会超过1.8。
三．人口老龄化问题
生育率低下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老龄化。国际上通用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不论按60岁还是按65岁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已在1999年10月进入老龄化社会。以1.3的生育率对未来进行推算，到2040年假设中国人均寿命是目前日本人的水平，中国到时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35%，65岁以上人口超过28%，而2020年时60岁以上人口为19%，65岁以上人口13%。按1.8总和生育率计算，2040年60岁以上人口在31%、65岁以上人口在25%左右。
大家知道，目前日本是人口老化最严重的国家，截至2002年9月，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2362万人，比上年增加78万人，占总人口的18.5%，超过老年人口比例占18.2%的意大利，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低迷，与日本老年化率不断增高相关联。
从人口老龄化的直接表现来看，人口老龄化出现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人口生育率下降，使少年儿童的人口数量和比重减少，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相对增加。即使老年人口数量没有增加，而由于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和比重的减少，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会相对增加，从而促进人口老龄化；另一方面是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后，老年人口生存时间的延长，使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加速了人口老龄化。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都会改变人口的年龄构成，但出生率下降的影响更大。死亡率的降低会延长人口的平均寿命，使老年人的数量增加，但要影响到人口老龄化则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出生率的降低将立即减少少儿人口，提高老年人在人口结构中的比例。
中国的老龄化实际上是“未富先老”的状态，社会保障体制极不完善，农村基本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系统，城镇保障目前也只能现收现支，从养老金制度实施以来，甚至很多地区还一直“收不抵支”。这样的保障还只是社会扶养比很低时候的情况。据劳动保障部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大陆几近3/4的劳动者没有养老金，在农村，公共养老金制度覆盖的比例仅为11%，多数人完全依靠沿袭了几千年的家庭赡养方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郑斯林部长曾透露出一个数字——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达2.5万亿元。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善，这也就意味着若干年后，很大一批人将面临无法领取养老金的困境。我国目前60岁以上人口有1.4亿左右，到2003年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退职人员数仅仅有3860.2万人，2020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5亿左右，能有多少人能得基本的养老保障呢？
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是劳动力，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势必从各个层面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中国现在劳动力人口还是呈现出不断增长趋势，失业下岗还是目前中国社会主要问题。但是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劳动力短缺将是以后中国主要矛盾。老龄化严重的日本已经开始推迟退休年龄，将60岁逐步推迟到65岁。有人提出在终身雇佣制已经改变的今天，这种延长就业时间的措施看起来似乎是日本式经营的卷土重来。但是，无论体力还是脑力劳动，年轻劳动力均优胜于老年劳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尤为如此。劳动力“老化”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阻碍作用。因此，接受外国劳务输入、留住外国留学生也成为他们改善国家经济的一种选择。但是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富裕国家，他们有能力也有吸引力输入国外劳动力以解决国内老龄化的危机，而我国“未富先老”，这种方法是很难有成效的。
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也进入老龄化社会了，他们不是过得挺好吗？所以人口老龄化是正常现象，并不可怕。但实际上，中国的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三点不同：第一，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人均***P一般在5000~10000美元，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有能力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中国在本世纪初进入老龄化时，人均***P仅100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应对老龄化的能力也大不相同。简单地说就是，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中国是“未富先老”。第二，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是逐渐形成的，社会压力也是逐渐出现的；中国的老龄化是短时期形成的，中国只用了20多年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老龄化转变。第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是缓慢下降的，最低时也接近二胎，即每对夫妇平均差不多有两个子女，而中国实行的是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与老龄化相关的各方面问题也会因此而严重得多。
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导致经济减速，是亚洲四小龙和欧美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发展过程。中国虽然近期不会出现总体上的劳动力短缺，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可能出现。尤其是劳动力相对高龄化快速发展，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活力。所谓劳动力的相对高龄化，是指在成年劳动力群体中，50岁至64岁人口所占的比例偏高。该比例越高，说明劳动力高龄化越严重。劳动力优势的丧失，显然会给中国国际竞争力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按照中国现在的养老金制度，实际上是由正在工作的人拿出钱来养退休的人，没有积累，总是工作的人养老人。支撑这种养老保障体系需要以相对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为条件。虽然目前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仍然较大，但社会的养老负担已经开始大幅度上升，这是因为，由于长期实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年轻人口比例正在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则不断上升。现在中国领养老金的人只有4000万左右，以当前庞大的劳动人口为后盾，养老基金尚且入不敷出，以后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一方面老人逐年增多，达到3亿、4亿，另一方面年轻劳动人口逐年减少，这种养老金制度总有一天会崩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有人说现在趁年轻时多存点钱，老了就不怕了。但实际上，现在存的钱不过是一纸契约，今后将它换成养老，还需要有足够的劳动力。虽然就某个人来说，如果他有能力存很多钱，以后也许可以对付，但就整个社会来说，老一代要靠下一代养活，一旦下一代人口太少，老一代存的钱就会贬值，甚至成为废纸。不妨设想一下，一个人人手中都有很多钱，但却没有几个人能够工作的社会，会是一种什么状况。
对待人口老龄化问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国外专家绝大多数持并不乐观的态度，大力提倡提高生育率，以缓解老龄化问题。而中国专家对待老龄化问题虽有争论，但是，明显乐观的观点是占有上风的，这对中国未来的人口政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从国内一些人口专家的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那些乐观的观点仅仅是把老龄人口的养老寄希望于未来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之上，却不考虑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其实社会保障已达到非常完备程度的发达国家，对人口老龄化都忧心忡忡，我们对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岂能仅仅寄希望于社会保障体系呢？
有人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个年轻人能养活几个老年人，所以老龄化不值得大惊小怪。”一个年轻人当然能养活几个老年人，但这种“养活”，是生活水平大大下降的养活，年轻人负担重了，抚养孩子的能力就降低了，那时人们更倾向于少生孩子，而少生孩子又进一步加剧老龄化，形成恶性循环。况且，在职人员税收负担增加，会造成中国的资金和人才外流到税收负担较轻的国家，导致中国的经济衰退。
总之，人口严重老龄化的社会是很糟糕的社会，而中国向这种社会发展的进程已不可逆转。如何应对这一危机，如何减轻其恶果，如何尽量缩短严重老龄化状况可能存续的时间，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
四、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危机
如果没有人工干预，那么自然新生儿出生性别比为103-107之间。长时期、高程度的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调是中国特有的人口问题。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年0～4岁人口的性别比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19∶100，如果不计瞒报或漏报的影响，那么，这即意味着每新出生100个女婴相伴而出生了119个男婴。在2000年之后，我国婴幼儿的性别比仍在继续升高。2003年我国0～4岁婴幼儿的平均性别比达到121.22。同期5～9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9.66，10～14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1.69，15～19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0.61。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近20年来，性别比失衡问题在迅速恶化。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发现，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灾区是下面这几个省份：江西（138）、广东（137）、海南（135）、河南（130）、安徽（130）。而且，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背后，还隐藏着权力对生育过程的侵蚀。比如说，海南省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发现，“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
那么，中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为何会演变到今天这样严重的程度呢？事实上，性别比失衡问题应该追溯到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当时普查计算的1989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92。对此，国外的人口学家普遍认为产前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是首要因素；但国内的人口学家却认为主要原因是瞒报女婴形成的。国家计生委在《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1994年3月）中说：“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到了90年代末，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现象，国内的人口学家不得不承认：自80年代以来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且在逐渐升高是中国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出生性别比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流产为主因。
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后果就是带来婚姻的不匹配。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有11276万25￣35岁的男青年，而对应的适宜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7206万，这个差正好是4000万左右。也就是3个男青年只有2个合适的女青年可以追求。有人认为，女性婚龄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拉大婚龄差来解决。然而，婴幼儿人口持续下降、性别比持续上扬，这种情况下是根本不能奏效的。因为低龄女性人口本来就越来越少，挤压的结果使低龄男性婚配机会更少，这样婚配竞争会愈演愈烈。有人以为可以通过跨国婚姻来解决，事实是如此大量的青年光棍人口比许多中等国家人口还多，哪里能找到这样多的适龄女性呢？现在中国还是个很不富裕的国家，跨国婚姻反而会使更多的女性外流，使国内婚配形势更严峻。4000万难以婚配的青年男性，最后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是很难想象的。
严峻的婚配形势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
首先是造成家庭不稳定。由于女性选择配偶的机会较多，离婚选择更优秀配偶的愿望和机会都很高，家庭破裂的比例因此会很高。只要比例失衡较大，这种现象都会存在。再就是婚龄差别加大，夫妻代际矛盾加深，必然损害家庭的和谐。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其次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由于庞大的无法建立稳定家庭的男青年的存在，社会人伦会发生巨大变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矛盾冲突，整个社会无法保持稳定。比如卖淫[B](此处粗语删去)[/B]娼现象会更严重、骗婚买卖婚姻现象会增加、性病艾滋病等会更泛滥。缺少和谐婚姻的青年男性，会有更强的暴力倾向。这些问题必将使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动荡不安之中，国家兴旺与繁荣都将是一句空话。
性别比失衡问题已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有专家建议，尽快对刑法有关条款做出修改，严惩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行为，确保出生人口性别比例的正常和平衡。然而，只要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造成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过于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中，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比较宽松，人口出生性别比仍在正常范围内，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考虑到现在的社会风气和其他各种相关因素，可以肯定地说，想通过立法严惩胎儿性别鉴定来矫正性别比失衡，是很难达到目的的。性别比严重失衡已经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很快就会品尝到它结出的苦果。
五、汉族人口比例快速下降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汉族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90%，少数民族人口约占10%，但在近5年的新增人口中，少数民族占了42%，汉族仅占58%。有人对此表示质疑：“10%的少数民族人口生下了超过40%的孩子，这怎么可能？”事实上，少数民族人口之所以增长迅速，除了少数民族生育率高于汉族生育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率较高，只要父母任何一方是少数民族的，他们的孩子几乎全部选报为少数民族（因为可以享受到民族优惠政策）。由于存在这种情况，可以想象，一个孩子只要血统里面有1/2或1/4甚至1/8的少数民族血统，他们的父母都让他们登记为少数民族，这样，少数民族人口必定会如滚雪球般增大。现在汉族还占中国人口的90%，是因为大量的老年人和中年人还活着，几十年后，这些人去世后，中国人口的民族比例将发生剧变。
有人认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上升，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汉族有很强的民族融合能力。对此，我的看法是，如果汉族人口比例下降是由于自然原因，这确实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现在汉族人口比例下降是由于不平等的生育政策造成的，并且这个比例正在不断下降，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忧了。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一般都是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但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民族优惠政策，越来越多的汉族人被少数民族同化。
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之所以分裂，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一个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几十年后，当汉族人口不到中国人口的一半时，是否会出现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情况呢？有人说不会，但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就会发现：这些国家在剧变后，凡是主体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都没有发生分裂；而凡是主体民族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如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都发生了分裂。何亚福
人口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二十多年前，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解决所谓“人口太多”的问题。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人口形势究竟如何呢？深入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正面临一场新型的人口危机，这场危机比所谓“人口太多”要严峻得多。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国人口太多了。然而，人口是否太多，不能看绝对数量，而要看人口密度。我们来看一组人口密度的数据：中国为135人/平方公里，韩国为470人/平方公里，日本为335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35人/平方公里，英国为245人/平方公里。即使去掉中国西部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中国的人口密度也不过与英国和德国相当，仍远不及日本和韩国。而英、德、日、韩等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足以证明，中国当前的人口密度并不是中国发展的障碍。
中国当前的人口危机不是数量方面的，而是结构方面的。人口结构主要是指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和民族结构。从年龄结构来说，中国正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危机；在性别结构方面，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的程度，已达到世界之最；在民族结构方面，主体民族汉族人口比例快速下降。这种人口危机，不仅会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会给中华民族造成严重的、长期的损害，并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要缓解人口危机，有必要调整现行的人口政策。
一．中国的人口数量问题
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1,938,035人，估计每年增加1，300万人。这次人口普查的准确性，为学术界所公认。照此推算，1950年中国人口为5.6亿左右。
常常有人把中国的人口问题归咎于毛泽东错误地批判马寅初，导致中国人口急剧膨胀。事实上，每个国家在长期战乱之后，都会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人口快速增长这种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从1950年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为止的中国人口数量，并与同期的世界人口数量作比较：1950年中国人口为5.6亿，世界人口为25亿；1976年中国人口为9.3亿，世界人口为41亿。可以看出，从1950年至1976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与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基本同步。如果中国人口问题怪毛泽东，那世界人口问题又怪谁呢？难道要怪医疗技术的进步？
从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来看，十九世纪初，中国人口有4亿，世界人口是12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到了二十世纪初，由于长期战乱，中国人口仍然是4亿左右，而世界人口增长到16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现在中国人口为13亿，而世界人口已达65亿，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可见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不断下降。
教育部在不久前公布的《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由于我国小学学龄人口的逐年减少，三年中全国小学生入学人数共减少1300万人，2005年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10864.07万人，比上一年减少381.04万人。小学数量较三年前减少了9万多所。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10~14岁的人口有12539万，5~9岁的人口有9015万，0~4岁的人口只有6897万，下降速度极为迅速！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5年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亿。一般认为，现在中国的人均寿命为72岁，那么，在均匀的情况下，每年死亡人口应该有1200多万，然而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近几年每年死亡人口只有800多万。这是什么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死了没有注销，二是人均寿命大长了。
有人认为：“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差不多，中国有13亿人口，美国只有3亿人口，中国的人口密度比美国大几倍，因此，中国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把人口降到3亿，这样中国的人均收入才能赶上美国。”按照这种逻辑，美国人能不能这样说：美国的国土面积与加拿大差不多，美国有3亿人口，加拿大只有3千万人口，美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加拿大的10倍，因此，美国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把人口降到3千万，这样美国的人均收入才能赶上加拿大？然而，事实上，尽管美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加拿大的10倍，但人均收入比加拿大还高一些；而且，美国的综合国力不知比加拿大强多少倍！
那么，为什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洲和澳洲国家的人口密度比较小，而中国、日本、英国、法国等亚洲和欧洲国家的人口密度比较大?
这是因为，美洲和澳洲属于所谓的“新大陆”，而亚洲和欧洲属于“旧大陆”。由于“旧大陆”已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而“新大陆”的开发历史比较短，所以“旧大陆”的人口密度当然比“新大陆”的人口密度大。因此，把中国的人口密度与美国作比较是不恰当的。应该把中国的人口密度与“旧大陆”的国家相比，这样比较来看，中国的人口密度并不算很大。
二．中国的生育率问题
在人口学上，总和生育率(TFR)是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通俗地说，总和生育率就是每位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它是衡量生育水平的一个最常用的指标。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口要保持既不增加也不减少，总和生育率要保持在2.1，这就是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
政策生育率是指人口政策允许平均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郭志刚等几位人口专家对各地区不同的生育政策以及人口分布情况进行比较细致地分析计算后，得到全国平均政策生育率为1.465；而人口专家曾毅统计，全国有63.1％的夫妇只被允许生一孩，35.6％的夫妇被允许生二孩，1.3％的夫妇被允许生三孩，由此计算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2。综合一下多位人口专家的统计，现在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是1.4左右。
政策生育率是1.4左右，那么，政府是不是希望把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保持在1.4左右呢？2006年4月，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认为：“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可见，人口学界认为中国的最佳生育率是1.8左右。
那么，1.8是不是最佳生育率？我们知道，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1，如果高于2.1则人口增长，如果低于2.1则人口减少。长期保持1.8的生育率意味着人口不断减少，最终会导致人口的消亡。因此，最佳生育率应是2.1左右。退一步来说，即使假定1.8是“最佳生育率”，那么，现在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是1.4左右，并不符合这个“最佳生育率”的要求。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种政策生育率条件下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在政策生育率是1.4的情况下，如果所有的人都遵守这项政策，那么实际生育率会在1.3左右（因为有大约10%的夫妇患有不孕症）。1.3的生育率属于超低生育率，一个国家如果长期保持1.3的生育率，这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必然极为严重，而且人口迅速萎缩。1.3不是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的生育率，所以，如果所有的人都遵守这项政策，对于这个国家来说绝对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种情况，在政策生育率是1.4的情况下，如果有一部分人遵守这项政策，而另一部分人不遵守这项政策（即存在所谓“超生”的情况），使得实际生育率达到1.8，虽然将来仍会存在老龄化问题和人口萎缩问题，但比起1.3的生育率来说，灾难程度大大减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超生对于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问题又来了：超生既然缓解了人口危机，超生者却受到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重罚，这等于是国家惩罚对民族有功的人。
现在政府一方面把政策生育率定为1.4左右，而另一方面又说“最佳生育率”是1.8左右。那么，政府是不是把达到“最佳生育率”的希望寄托在一部分人的超生身上？是不是希望有一部分人违反政策？这种政策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政策了。因此，如果政府认为“最佳生育率”是1.8左右，那么政策生育率也应该定为1.8左右，而不应像现在那样把政策生育率定为1.4左右。
政策生育率如果定为1.8左右，那么，放开二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有人说，如果放开二胎，政策生育率就是2.0左右了。事实上，考虑到不孕症和单身人口，放开二胎的政策生育率也就相当于1.8左右。又有人说，即使放开二胎，也仍然会有超生，所以实际生育率可能会突破2.0。事实上，虽然放开二胎也仍会有超生现象，但同时也有很多夫妇自愿只生一个，甚至还有一些夫妇是丁克，况且只生一个和丁克的夫妇加起来肯定多于超生的夫妇，所以实际生育率平均起来仍然不会超过1.8。
那么，中国自1990年代初以后的生育率是多少呢？下面是几次全国性生育率调查的数据：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为1.47，1995年国家统计局1%人口抽样调查为1.46，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为1.35，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为1.22……可见，多次生育率调查的结果均为1.2~1.5之间。
1990年代以后进行的多次生育愿望调查显示，人们的平均生育愿望不超过1.8个孩子。例如，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家庭经济和生育研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65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9左右；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放开二胎的生育率也不会超过1.8。
三．人口老龄化问题
生育率低下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老龄化。国际上通用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不论按60岁还是按65岁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已在1999年10月进入老龄化社会。以1.3的生育率对未来进行推算，到2040年假设中国人均寿命是目前日本人的水平，中国到时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35%，65岁以上人口超过28%，而2020年时60岁以上人口为19%，65岁以上人口13%。按1.8总和生育率计算，2040年60岁以上人口在31%、65岁以上人口在25%左右。
大家知道，目前日本是人口老化最严重的国家，截至2002年9月，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2362万人，比上年增加78万人，占总人口的18.5%，超过老年人口比例占18.2%的意大利，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低迷，与日本老年化率不断增高相关联。
从人口老龄化的直接表现来看，人口老龄化出现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人口生育率下降，使少年儿童的人口数量和比重减少，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相对增加。即使老年人口数量没有增加，而由于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和比重的减少，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会相对增加，从而促进人口老龄化；另一方面是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后，老年人口生存时间的延长，使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加速了人口老龄化。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都会改变人口的年龄构成，但出生率下降的影响更大。死亡率的降低会延长人口的平均寿命，使老年人的数量增加，但要影响到人口老龄化则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出生率的降低将立即减少少儿人口，提高老年人在人口结构中的比例。
中国的老龄化实际上是“未富先老”的状态，社会保障体制极不完善，农村基本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系统，城镇保障目前也只能现收现支，从养老金制度实施以来，甚至很多地区还一直“收不抵支”。这样的保障还只是社会扶养比很低时候的情况。据劳动保障部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大陆几近3/4的劳动者没有养老金，在农村，公共养老金制度覆盖的比例仅为11%，多数人完全依靠沿袭了几千年的家庭赡养方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郑斯林部长曾透露出一个数字——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达2.5万亿元。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善，这也就意味着若干年后，很大一批人将面临无法领取养老金的困境。我国目前60岁以上人口有1.4亿左右，到2003年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退职人员数仅仅有3860.2万人，2020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5亿左右，能有多少人能得基本的养老保障呢？
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是劳动力，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势必从各个层面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中国现在劳动力人口还是呈现出不断增长趋势，失业下岗还是目前中国社会主要问题。但是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劳动力短缺将是以后中国主要矛盾。老龄化严重的日本已经开始推迟退休年龄，将60岁逐步推迟到65岁。有人提出在终身雇佣制已经改变的今天，这种延长就业时间的措施看起来似乎是日本式经营的卷土重来。但是，无论体力还是脑力劳动，年轻劳动力均优胜于老年劳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尤为如此。劳动力“老化”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阻碍作用。因此，接受外国劳务输入、留住外国留学生也成为他们改善国家经济的一种选择。但是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富裕国家，他们有能力也有吸引力输入国外劳动力以解决国内老龄化的危机，而我国“未富先老”，这种方法是很难有成效的。
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也进入老龄化社会了，他们不是过得挺好吗？所以人口老龄化是正常现象，并不可怕。但实际上，中国的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三点不同：第一，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人均***P一般在5000~10000美元，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有能力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中国在本世纪初进入老龄化时，人均***P仅100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应对老龄化的能力也大不相同。简单地说就是，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中国是“未富先老”。第二，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是逐渐形成的，社会压力也是逐渐出现的；中国的老龄化是短时期形成的，中国只用了20多年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老龄化转变。第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是缓慢下降的，最低时也接近二胎，即每对夫妇平均差不多有两个子女，而中国实行的是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与老龄化相关的各方面问题也会因此而严重得多。
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导致经济减速，是亚洲四小龙和欧美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发展过程。中国虽然近期不会出现总体上的劳动力短缺，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可能出现。尤其是劳动力相对高龄化快速发展，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活力。所谓劳动力的相对高龄化，是指在成年劳动力群体中，50岁至64岁人口所占的比例偏高。该比例越高，说明劳动力高龄化越严重。劳动力优势的丧失，显然会给中国国际竞争力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按照中国现在的养老金制度，实际上是由正在工作的人拿出钱来养退休的人，没有积累，总是工作的人养老人。支撑这种养老保障体系需要以相对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为条件。虽然目前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仍然较大，但社会的养老负担已经开始大幅度上升，这是因为，由于长期实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年轻人口比例正在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则不断上升。现在中国领养老金的人只有4000万左右，以当前庞大的劳动人口为后盾，养老基金尚且入不敷出，以后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一方面老人逐年增多，达到3亿、4亿，另一方面年轻劳动人口逐年减少，这种养老金制度总有一天会崩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有人说现在趁年轻时多存点钱，老了就不怕了。但实际上，现在存的钱不过是一纸契约，今后将它换成养老，还需要有足够的劳动力。虽然就某个人来说，如果他有能力存很多钱，以后也许可以对付，但就整个社会来说，老一代要靠下一代养活，一旦下一代人口太少，老一代存的钱就会贬值，甚至成为废纸。不妨设想一下，一个人人手中都有很多钱，但却没有几个人能够工作的社会，会是一种什么状况。
对待人口老龄化问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国外专家绝大多数持并不乐观的态度，大力提倡提高生育率，以缓解老龄化问题。而中国专家对待老龄化问题虽有争论，但是，明显乐观的观点是占有上风的，这对中国未来的人口政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从国内一些人口专家的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那些乐观的观点仅仅是把老龄人口的养老寄希望于未来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之上，却不考虑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其实社会保障已达到非常完备程度的发达国家，对人口老龄化都忧心忡忡，我们对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岂能仅仅寄希望于社会保障体系呢？
有人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个年轻人能养活几个老年人，所以老龄化不值得大惊小怪。”一个年轻人当然能养活几个老年人，但这种“养活”，是生活水平大大下降的养活，年轻人负担重了，抚养孩子的能力就降低了，那时人们更倾向于少生孩子，而少生孩子又进一步加剧老龄化，形成恶性循环。况且，在职人员税收负担增加，会造成中国的资金和人才外流到税收负担较轻的国家，导致中国的经济衰退。
总之，人口严重老龄化的社会是很糟糕的社会，而中国向这种社会发展的进程已不可逆转。如何应对这一危机，如何减轻其恶果，如何尽量缩短严重老龄化状况可能存续的时间，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
四、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危机
如果没有人工干预，那么自然新生儿出生性别比为103-107之间。长时期、高程度的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调是中国特有的人口问题。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年0～4岁人口的性别比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19∶100，如果不计瞒报或漏报的影响，那么，这即意味着每新出生100个女婴相伴而出生了119个男婴。在2000年之后，我国婴幼儿的性别比仍在继续升高。2003年我国0～4岁婴幼儿的平均性别比达到121.22。同期5～9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9.66，10～14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1.69，15～19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0.61。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近20年来，性别比失衡问题在迅速恶化。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发现，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灾区是下面这几个省份：江西（138）、广东（137）、海南（135）、河南（130）、安徽（130）。而且，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背后，还隐藏着权力对生育过程的侵蚀。比如说，海南省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发现，“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
那么，中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为何会演变到今天这样严重的程度呢？事实上，性别比失衡问题应该追溯到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当时普查计算的1989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92。对此，国外的人口学家普遍认为产前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是首要因素；但国内的人口学家却认为主要原因是瞒报女婴形成的。国家计生委在《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1994年3月）中说：“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到了90年代末，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现象，国内的人口学家不得不承认：自80年代以来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且在逐渐升高是中国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出生性别比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流产为主因。
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后果就是带来婚姻的不匹配。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有11276万25￣35岁的男青年，而对应的适宜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7206万，这个差正好是4000万左右。也就是3个男青年只有2个合适的女青年可以追求。有人认为，女性婚龄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拉大婚龄差来解决。然而，婴幼儿人口持续下降、性别比持续上扬，这种情况下是根本不能奏效的。因为低龄女性人口本来就越来越少，挤压的结果使低龄男性婚配机会更少，这样婚配竞争会愈演愈烈。有人以为可以通过跨国婚姻来解决，事实是如此大量的青年光棍人口比许多中等国家人口还多，哪里能找到这样多的适龄女性呢？现在中国还是个很不富裕的国家，跨国婚姻反而会使更多的女性外流，使国内婚配形势更严峻。4000万难以婚配的青年男性，最后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是很难想象的。
严峻的婚配形势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
首先是造成家庭不稳定。由于女性选择配偶的机会较多，离婚选择更优秀配偶的愿望和机会都很高，家庭破裂的比例因此会很高。只要比例失衡较大，这种现象都会存在。再就是婚龄差别加大，夫妻代际矛盾加深，必然损害家庭的和谐。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其次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由于庞大的无法建立稳定家庭的男青年的存在，社会人伦会发生巨大变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矛盾冲突，整个社会无法保持稳定。比如卖淫[B](此处粗语删去)[/B]娼现象会更严重、骗婚买卖婚姻现象会增加、性病艾滋病等会更泛滥。缺少和谐婚姻的青年男性，会有更强的暴力倾向。这些问题必将使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动荡不安之中，国家兴旺与繁荣都将是一句空话。
性别比失衡问题已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有专家建议，尽快对刑法有关条款做出修改，严惩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行为，确保出生人口性别比例的正常和平衡。然而，只要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造成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过于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中，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比较宽松，人口出生性别比仍在正常范围内，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考虑到现在的社会风气和其他各种相关因素，可以肯定地说，想通过立法严惩胎儿性别鉴定来矫正性别比失衡，是很难达到目的的。性别比严重失衡已经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很快就会品尝到它结出的苦果。
五、汉族人口比例快速下降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汉族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90%，少数民族人口约占10%，但在近5年的新增人口中，少数民族占了42%，汉族仅占58%。有人对此表示质疑：“10%的少数民族人口生下了超过40%的孩子，这怎么可能？”事实上，少数民族人口之所以增长迅速，除了少数民族生育率高于汉族生育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率较高，只要父母任何一方是少数民族的，他们的孩子几乎全部选报为少数民族（因为可以享受到民族优惠政策）。由于存在这种情况，可以想象，一个孩子只要血统里面有1/2或1/4甚至1/8的少数民族血统，他们的父母都让他们登记为少数民族，这样，少数民族人口必定会如滚雪球般增大。现在汉族还占中国人口的90%，是因为大量的老年人和中年人还活着，几十年后，这些人去世后，中国人口的民族比例将发生剧变。
有人认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上升，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汉族有很强的民族融合能力。对此，我的看法是，如果汉族人口比例下降是由于自然原因，这确实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现在汉族人口比例下降是由于不平等的生育政策造成的，并且这个比例正在不断下降，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忧了。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一般都是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但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民族优惠政策，越来越多的汉族人被少数民族同化。
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之所以分裂，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一个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几十年后，当汉族人口不到中国人口的一半时，是否会出现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情况呢？有人说不会，但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就会发现：这些国家在剧变后，凡是主体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都没有发生分裂；而凡是主体民族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如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都发生了分裂。
我认为，最好的民族政策是民族平等的政策，不要搞什么“民族优惠政策”，应一视同仁，不要刻意区分什么民族，这样才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有人说“其实少数民族与汉族并没有很大区别”，既然如此，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搞什么“民族优惠政策”？这不是人为地制造民族差别吗？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前车之鉴提醒我们，“民族优惠政策”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照顾少数民族，但这却是在为今后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埋下了导火线。
六．调整人口政策刻不容缓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中国人口面临着老龄化、性别比失衡、汉族人口比例快速下降等方面的人口危机。上述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在人口危机爆发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何况三个方面的危机将同时到来！要缓解人口危机，必须尽快调整现行的人口政策。
经常有人说：“等到中国人口负增长后，再放宽人口政策，然后生育率就会回升了。”这种观点是典型的想当然。因为生育率并不是像水龙头一样想开就开、想关就关的。韩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经历的过程、遇到的问题与中国极为相似，考察一下韩国的人口问题，可以从中得到借鉴。
韩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中国的三倍以上，从1962年开始，韩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1962年总和生育率为6.0，1983年下降到更替水平2.1，1990年又降到1.59。在1990年代，韩国出现了是否应该继续实行人口控制的争论，政府成立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1996年批准了人口政策的改变，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然而，这些新政策没能有效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2003年，总和生育率再次下降到1.17。为了提高生育率，韩国政府提出了新的鼓励生育的口号：“爸爸，我一个人很孤独，我要弟弟和妹妹！”、“两个孩子比一个孩子好，三个孩子比两个孩子好。”并且，韩国政府还鼓励以前结扎的育龄夫妇做输卵管和输精管复通手术，并为他们生育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孩子提供照料。然而，这些鼓励生育的措施收效甚微。
笔者认为，取消计划生育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如果担心立即取消计划生育会造成政策的不衔接，那么可以采取一个过渡的方案：在2007年全面放开二胎，在放开二胎一年后或两年后再取消计划生育。
现在有些人口学家主张，计划生育还要实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我认为，这种观点既忽视了生育率转变的不可逆性，又夸大了计划生育的作用。随着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根本性转变的完成，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调节作用将会越来越小。十几年以后，改变人口政策已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到那时，无论人口政策是限制生育还是鼓励生育，生育率都不会有大的变化。可以想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结婚年龄的提高、丁克家庭和单身人群的增多，延缓生育率的急速下降将成为不可能。
有人认为，现在中国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因此，如果放松计划生育，就会有更多的人口出生，就会使现在的失业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实际上，这种观点是非常幼稚的。因为婴儿不是刚出生就能成为劳动力的，至少要过十几年、二十年才能工作。现在出生的婴儿多一些，至少可以刺激与此有关的乳品、医疗、纺织、服装、鞋帽、玩具、家政、幼儿教育、游乐等等行业的发展。对于中国人口来说，21世纪上半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20年就业压力大，后30年养老负担重。因此，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是一举两得：既能缓解前20年的就业压力，又能减轻后30年的养老负担。
六．调整人口政策刻不容缓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中国人口面临着老龄化、性别比失衡、汉族人口比例快速下降等方面的人口危机。上述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在人口危机爆发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何况三个方面的危机将同时到来！要缓解人口危机，必须尽快调整现行的人口政策。
经常有人说：“等到中国人口负增长后，再放宽人口政策，然后生育率就会回升了。”这种观点是典型的想当然。因为生育率并不是像水龙头一样想开就开、想关就关的。韩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经历的过程、遇到的问题与中国极为相似，考察一下韩国的人口问题，可以从中得到借鉴。
韩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中国的三倍以上，从1962年开始，韩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1962年总和生育率为6.0，1983年下降到更替水平2.1，1990年又降到1.59。在1990年代，韩国出现了是否应该继续实行人口控制的争论，政府成立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1996年批准了人口政策的改变，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然而，这些新政策没能有效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2003年，总和生育率再次下降到1.17。为了提高生育率，韩国政府提出了新的鼓励生育的口号：“爸爸，我一个人很孤独，我要弟弟和妹妹！”、“两个孩子比一个孩子好，三个孩子比两个孩子好。”并且，韩国政府还鼓励以前结扎的育龄夫妇做输卵管和输精管复通手术，并为他们生育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孩子提供照料。然而，这些鼓励生育的措施收效甚微。
笔者认为，取消计划生育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如果担心立即取消计划生育会造成政策的不衔接，那么可以采取一个过渡的方案：在2007年全面放开二胎，在放开二胎一年后或两年后再取消计划生育。
现在有些人口学家主张，计划生育还要实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我认为，这种观点既忽视了生育率转变的不可逆性，又夸大了计划生育的作用。随着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根本性转变的完成，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调节作用将会越来越小。十几年以后，改变人口政策已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到那时，无论人口政策是限制生育还是鼓励生育，生育率都不会有大的变化。可以想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结婚年龄的提高、丁克家庭和单身人群的增多，延缓生育率的急速下降将成为不可能。
有人认为，现在中国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因此，如果放松计划生育，就会有更多的人口出生，就会使现在的失业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实际上，这种观点是非常幼稚的。因为婴儿不是刚出生就能成为劳动力的，至少要过十几年、二十年才能工作。现在出生的婴儿多一些，至少可以刺激与此有关的乳品、医疗、纺织、服装、鞋帽、玩具、家政、幼儿教育、游乐等等行业的发展。对于中国人口来说，21世纪上半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20年就业压力大，后30年养老负担重。因此，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是一举两得：既能缓解前20年的就业压力，又能减轻后30年的养老负担。
您老以身作则吧生他个十个八个的 然后各个供到大学毕业 以供我等参考学习经验啊
粮食怎么解决，您列出的几个国家那个粮食能够自给？
您认为谁会养活中国人？
您认为谁会养活中国人？
原帖由 该死的信仰 于 2009-2-1 18:13 发表这个不需要您的担心,因为花不了您腰包里一分钱.
您老以身作则吧生他个十个八个的 然后各个供到大学毕业 以供我等参考学习经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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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再过一代人就用不着了
老龄化也是全世界较发达地区大都面临的问题
所以啊，用不着专门提出来谈。
老龄化也是全世界较发达地区大都面临的问题
所以啊，用不着专门提出来谈。
原帖由 破破烂棉花 于 2009-2-1 18:19 发表1968年美国昆虫学家保罗·埃利希在《人口爆炸》中预测，由于人口增长，粮食不足，1970年代和1980年代会发生大饥荒，饿死数亿人。1972年全球思想库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认为，由于世界人口与经济的指数式的无限增长，全球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21世纪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为了避免世界崩溃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尤其是人口增长）。这两本书在全球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控制生育的思潮，联合国成立了人口基金鼓励发展中国家实行计划生育（1976年印度也曾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在选民的反对下而被废除）。
粮食怎么解决，您列出的几个国家那个粮食能够自给？
您认为谁会养活中国人？
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宋健等学者从粮食角度分析，认为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如果生育2个孩子，我们整个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 [1]。于是中国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但是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还出现粮食大量过剩，粮仓爆满，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不知这些学者又作何感想？
《人口爆炸》、《增长的极限》的预言虽然全部破产，但却像两把屠龙刀，诱逼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国际社会又出现粮食威胁论，粮价也涨，有人以此反对调整人口政策。
一个国家的农业用地是人口承载力的关键要素。农用地包括耕地、长期作物用地、草原三者之和。长期作物：葡萄、果树、橡胶、咖啡树等，不包括森林。全世界人口上2千万的国家共有52个，人口57.3亿，占全球人口88%。以人均农用地计算，中国排名第32位，排在中国前面的31个国家人口18.08亿，排在中国后面的20个国家人口26.09亿。就是说，除中国以外，40.9%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多，59.1%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少。从人均耕地计算，中国排名第35位。英国、荷兰、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的人均耕地都比中国少，台湾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大陆的三分之一左右[2]。
并且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如气候、土质、日照、灌溉等），人均耕地多并不意味着粮食产量多，比如我国的水稻亩产为420公斤左右，日本为440公斤，印度只有200公斤。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适合种植两季甚至三季，而其他很多国家却只能种植一季，中国水稻亩产是印度的2倍。印度人均耕地是中国的1.36倍，但中国粮食在近年产量最低的2003年也还有4.31亿吨（1998年为5.12亿吨，2005年为4.84亿吨），而印度2003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49亿吨（中国1980年粮食产量就已达3.21亿吨），中国2003年的肉类、禽蛋、水产品、水果产量均大大超过印度[2]。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及农业现状2006年》的资料，人均每天膳食热能供应，世界平均为2790大卡，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660大卡，发达国家平均为3490大卡；中国为2940大卡，在全世界172个国家中位居57位，稍低于韩国的3040大卡，高于印度的2440大卡、日本的2770大卡 [3,4]。中国人均每天蛋白摄入量为82克，在全世界172个国家中排名 64位，远高于印度的57克，低于韩国的89克、日本的92克。中国人均每天脂肪摄入量为90克，在全世界172个国家中排名 56位，高于印度的52克、韩国的78克、日本的86克[4]。
由于世界耕地分布极不均匀，粮食生产也极不均匀，大多数国家粮食都或多或少依赖进口。韩国粮食自给率只有25.3%。日本的粮食自给率长期低于40%，不过，不同的粮食品种自给率差别很大，大米的自给率为94%，而小麦的自给率只有12% [5]。全球165个参评地区中只有32个地区谷物粮食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94.6%（排名45位），巴西为86.8%（排名50位），日本为24.2%，韩国为32%，台湾只有19.1% [6]。全球175个参评地区中只有53个地区蔬菜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101.2%（排名39位），日本为80.8% [7]。全球175个参评地区中只有48个地区肉类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99%（排名67位），日本为52.5%，韩国为79.1% [8]。全球91个参评地区中只有37个地区鱼和海产品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93.3%（排名40位），日本为48.4%，韩国为88.3%，法国为39.30%，连美国也只有73.9% [9]。
就是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世界上还处于上游，与日本、韩国等国也没有什么差别，并且粮食自给率高于95%。如果中国因为担心粮食危机而需要计划生育的话，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需要计划生育，但是世界其他国家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不少国家反而在鼓励生育。
可见，从农用地和耕地角度看，中国并不处于劣势，从资源角度讲，粮食是不难解决的问题。但是非耕地因素却可能制约中国的粮食安全。
1978年改革开放后，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家粮食统购价格提高，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1980年到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快速增长。在粮食连年增产的形势下，1985年开始采取了抑制粮食生产的政策，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粮食实行“倒三七”比例价，加上不少地区取消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农业投资降低（农用工业投资比重由1952—1980年占4.2%下降到“六五”期间的1.3%；很多行之有效的增产粮食技术由于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问题，未能及时推广），挫伤了粮食主产区和粮农的生产积极性，致使粮食播种面积减少,1989年的粮食总产量仅是1984年的水平。1990年以后政府高度重视发展粮食生产，从投入、资金及政策方面采取多种办法鼓励粮食生产的发展，中国粮食生产摆脱停滞下滑趋势，1998年达到5.12亿吨（主要是单产增加所致，因为1980年以来粮食播种面积还略有下降）。粮食供过于求，买不出去，国家仓库爆满。国家领导人以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2001年9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举行的“中国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时宣称“中国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吃饭问题”。但是，从1999年开始，中国的粮食生产又出现了连续的滑坡，而且是粮食播种面积、单产和总产量的全面下降。到2003年，粮食总产量只有4.31亿吨。中国近年来粮食生产下降的根本原因是粮食生产经济效益的急剧减少。农民出售粮食的平均价格从1995年以来连续多年下滑，而且下降的幅度很大。全国粮食的平均出售价格，1995年为1.50元/公斤，但到2000年已下降到不足1元/公斤，下降了36%（还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而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却又持续上涨。1995年粮食生产的净产值达到5700元/公顷，但随后几年一直快速减少，到2000年只为2900元/公顷[10]。
1980年以来，国家对农业投入降低。一是农业基本建设投入不足，占国家基本建设投入的比重，“六五”时期为5.1%，“七五”为3.3%，“八五”为3%，可见逐年减少。由于投入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老化，全国约有1/3的水库带病运行，60%的排灌工程急需维修，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逐年下降，遭受灾害面积逐年扩大。二是农业科研经费严重不足。我国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0.1%，农业技术推广经费比重不到0.2%，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比较利益的驱使，社会、企业和农户对农业的投入也不多。没有建立国家、企业、农民合作组织的财政、金融、税收、农产品价格补贴等体系和运行机制，农业投入不足正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在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业主要投入中，资金、化肥、农药、种子以及产出的加工、购销等领域基本上被相关部门垄断了，而任何可以凭借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的部门都会坚持并加强原有制度。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结果是：一方面投入大多数下达到有关部门，转变为部门利益；另一方面最近10年农业成本每年增加10%，而农产品价格连续4年低迷，使得负效益严重。农业政策的目标本是针对农业生产者的，但农民得不到的好处消耗到庞杂的中间环节，造成巨大的政策损失[11]。
2004年政府重新将中央“一号文件”恢复到农业问题，增加农产品价格，取消农业税，粮食产量又恢复性增加，2005年粮食产量增加到4.84亿吨，粮食种植面积也有所增加。可见目前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是农业政策而不是人均耕地。
从长远看，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将是人口结构—无人种地！肉荒、粮荒，归根结底是人荒。
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区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比如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从1960年的80%下降到现在的不到40%），并不是因为耕地不够，而是因为当时国际粮食价格较低，在国际社会的重压之下被迫放开粮食市场，出现粮食自给率降低和农产品过剩的怪现象，低粮价迫使大量农业人口离开土地，而又由于生育率降低使得没有年轻人补充农业队伍，很多农业用地长期休耕，这些地区森林覆盖率不断增加就是明证，以前很好的良田都转变为森林。
其他地区(日、韩、台等地除外)的工业化过程人口都还快速增加，既满足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村又还留有充足的劳动力，且提高农业机械化，粮食无忧。但计划生育却逼迫中国走一条畸形的工业化道路，城市出现民工荒，农村无人种地，机械化却又滞后。
中国农业条件与欧洲和美国不同，机械化难以像他们那么普及。并且中美经济现代化差距百年[12]，中国2008年的发展水平相当于美国1910年左右的水平，当时美国农业就业人口还占32%。你难道指望中国农民能够跨越百年赶上美国现在的水平？
巴西农业条件远远比中国好，适合机械化，人均耕地是中国的3倍，经济发展水平也比中国先进一些，但是现在农业从业人员仍占20%。
中国与日本和韩国倒是比较类似，山地多，很多地方难以普及机械化。日本现在农业劳动力占4.6%，但是日本粮食自给率不到40%。韩国比日本要落后一些，但也比中国先进，现在农业就业人员占7.5%，但是粮食自给率只有25%。日本和韩国的主粮也是水稻，插秧很大程度还得靠人力。就是说中国今后达到日本目前的发展阶段，农业从业人员也应该保持在10%以上。中国的主粮是水稻，但是水稻机收水平为33.5％，水稻机种水平才7.14％，如果劳动力过度减少，吃什么？
中国1979年应该搞城市改革而不是分田到户。当时农村有足够的劳动力改造农田以适合机械化，兴修水利；随着城市的发展，农村人口逐渐减少，而不像现在这样突然减少。但是可惜当时田被分散了，水利也无法修建。现在农村基本是老弱病残的在种地，根本就无力进行大型农田水利建设。
计划生育的初衷是提高人均耕地（其实中国并不少），但实际结果是无人种地，那么提高的人均耕地又有什么意义？要是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到2035年的时候劳动人口将比实际增加2亿多，只要有1/5从事农业生产，就足以养活全国所有人口一大半。
计划生育减少孩子数，大家都将孩子当成精英培养而不是当成农民培养，而高校扩招满足了大家这种愿望，但是社会却并不需要大量的“精英”（美国每年也只能接受6.5万名高科技移民；但却累计有上千万非法蓝领工人，国会还拟将他们合法化），导致大量大学生“精英”失业。又将教育、医疗产业化，农药、化肥、农机等也过度涨价，农业附加成本大增，使得在农村没有生路，即便肉价、粮价大幅提高(城市却无法承受)，也难阻耕地抛荒（现在湖南、四川、广西、江西、重庆等很多地方大片抛荒，有些本来可以种两季、三季的现在也只种一季了，但是给上面看的“数字”上并没有抛荒，决策层可能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某种角度看，现在的肉价、粮价高涨，都涨到教育、医疗、农药、化肥、农机行业去了，并没有涨到农民手上。
城市人认为农民素质低，种地很容易。其实不然，就像培养高级技工比培养研究生还要难一样，培养合格农民也不易。农村有句俗话：三年培养一个泥瓦匠，十年培养不了一个种地匠。1975年左右之后出生的人大多没有足够的务农经验，即便出现粮食危机，也不会回农村种地的(日本、韩国、台湾粮食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农村劳力而不是没有耕地)。目前农村的主力劳力是五六十岁的农民，等他们老年后中国将面临严重粮食危机！
日本、韩国人口少，不足以影响国际粮食市场，中国是人口大国，对国际粮食市场冲击大一些。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既合作又竞争，国际关系变幻莫测，粮食最好能够自给，并且既然中国农用地资源充足，将中国这么大一个农产品市场拱手让给外国从经济上看也不合算。盲目追求美国的大农场式农业生产，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实际上除了美、加、澳等国有条件实行机械化农业大生产外，对世界其它国家更适合的道路是集约化、高劳动力投入的农业生产。因此中国必须保证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一方面保证粮食基本自给，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广袤的农业用地，否则将是巨大的损失。今后国际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可能会调整，生态农业的比例将会增加（比如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生物塑料等都需要劳动力），生态旅游也将成为一个规模化产业，由于产业的多样化趋势，农村也将容纳很多第三产业人员。
日本、韩国、台湾粮食自给率不足40%，中国大陆不应走他们的老路，应该既要保护耕地，更要保护农村劳动力 (数量、质量、结构、利益和积极性)。
计划生育已经导致中国人口结构畸形，今后考虑问题要考虑到自己的“人”力，要考虑到自己的“残疾”的人口结构。如果中国工业化过程走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韩国等国）的老路，中国将面临严重粮食危机。中国在完成城市化后，农村人口比例将会比目前的发达国家要高。城市化在吸取劳动力的时候，也要注意农村的劳动力结构和知识结构，要是都是老弱病残的人在种地，今后就会面临粮食问题。
中国工业化过程面临农业劳动力的不足，这意味着必须尽快实现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水稻、玉米、小麦是我国的三大粮食作物，三大粮食作物面积约占全国粮食生产总面积的75％，产量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86％。所以，三大粮食作物生产机械化是我国农业机械化的重要内容和发展重点。目前，小麦机播、机收水平都已经超过了80％，意味着小麦生产过程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2005年，水稻机收水平达33.5％，水稻机械化种植水平还较低，才7.14％；玉米机播水平达52.7％，玉米机收水平仅3.12％。全国玉米面积和产量第一大省吉林省，2005年玉米机播水平达67.3％，机收水平才0.9％[13]。这说明中国的机械化面临攻坚战，要有高度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国家要趁着现在农村还有一些劳动力，投资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改造一些主要商品粮基地，使这些基地适于机械化耕作，并且修建农业公路以便于农机运行，并且需要保证农机用的燃料供应。考虑到中国很多地区的耕地在山区，并不适合大型农机，国家应该攻关、推广小型农机以充分利用耕地。取消农业税只是小惠，难以提高生产积极性，还应该大幅降低农业的附加成本（如教育、医疗、化肥、农机等）。否则今后国际上因为广泛采用机械化作业，平均劳动力成本低，农产品价格低，将会对中国农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因为此时中国劳动力成本相对升高后，中国农业将面临高成本低产出，没有足够的农民愿意种地。到时中国粮食将过度依赖进口，就像现在的能源过度依赖进口一样，是国家安全的隐患。
另外必须加强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三色”农业并重[14]：
1、绿色农业（传统农业）：目前18亿亩耕地尚有2/3左右为中低产田，单产尚有很大提高潜力。品种也还有待优化。中国60亿亩草原潜力巨大。
2、白色农业（微生物农业）：中国作物秸秆每年约有5亿吨，如用1亿吨通过微生物发酵，可得相当于400亿公斤的饲料粮，是我国每年饲料用粮的50％。一座年产10万吨单细胞蛋白质的微生物工厂，能生产出相当于180万亩耕地生产的大豆蛋白，或3亿亩草原养牛所生产的动物蛋白。
3、蓝色农业（海洋农业）：中国大陆近海仅200米等深线内可开发利用的就至少有22亿亩(相当于11亿亩陆地良田)。
此外，还应用全球化眼光看待农业分工：蔬菜、瓜果等不需要高度机械化，更主要依赖劳力，价格远高于粮食。不但可以用蔬菜、瓜果换回粮食（等于是用劳动力进口耕地），并且还能创收，同时增加就业(由于保证了足够的农业劳动力和耕地，紧急情况转变为粮食生产可保证粮食安全无虞)。
现在必须未雨绸缪！
注释：
1.陈卫，孟向京.中国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问题研究. 中国人口网. 2004-03-26. http://www.chinapop.gov.cn/rklt/rkyjhsyyj/t20040326_1512.htm
2.易富贤. 《大国空巢》，大风出版社，2007年. http://www.strongwind.com.hk/product/978-988-99725-3-0.aspx
3.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及农业现状2006年》ftp://ftp.fao.org/docrep/fao/009/a0800c/a0800c08.pdf
4.Food Security Statistics: Dietary Energy, Protein and Fat.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6-06-30. http://www.fao.org/faostat/foodsecurity/Fi...utrients_en.xls
5.各国粮食自给率报告：法国最高达329% 日韩垫底.新华网（来源：环球时报）. 2008年04月1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4/...ent_7958662.htm
6.Self-sufficiency: Cereals. Economic and Social Data Rankings. http://www.dataranking.com/table.cgi?LG=e&TP=fo06-1
7.Self-sufficiency: Vegetables. Economic and Social Data Rankings. http://www.dataranking.com/table.cgi?LG=e&TP=fo06-2
8.Self-sufficiency: Meat. Economic and Social Data Rankings. http://www.dataranking.com/table.cgi?LG=e&TP=fo06-3
9.Self-sufficiency: Fish & seafood. Economic and Social Data Rankings. http://www.dataranking.com/table.cgi?LG=e&TP=fo06-4
10.朱希刚.自给与进口：中国粮食供需平衡分析. 经济参考报. 2005-03-30. http://www.sannong.gov.cn/njlt/gnwz/200503300587.htm
11.李水山.我国“三农”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2006年8月9日.
12.解读中国现代化报告：中美经济现代化差距100年.人民网. 2005年02月19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187542.html
13.中国农机学会农机化分会理事长白人朴在“山东桓台—中国玉米收获机械化第一县”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2006年9月9日. http://www.camn.agri.gov.cn/Html/2006-9-11...-9-11_2585.html
14.三色农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 中国农业网. 2006年6月25日. http://www.chinacrops.org/kjyw/kjxw4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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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口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认为有的数据是不可靠的。
象性别比例，应该是没有那么夸张，因为有的女孩出生后没有被报户口，
如果你从统计出生小孩户口出去得出数据，那就与事实有差距了。
（在一些农村地区很普通，我的一个MM同事就是超生出来的，后来才报的户口）
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绝不只是总数，应该对各种数据进行具体分析后才能
清楚自己所应采取的最佳人口政策是什么。
象性别比例，应该是没有那么夸张，因为有的女孩出生后没有被报户口，
如果你从统计出生小孩户口出去得出数据，那就与事实有差距了。
（在一些农村地区很普通，我的一个MM同事就是超生出来的，后来才报的户口）
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绝不只是总数，应该对各种数据进行具体分析后才能
清楚自己所应采取的最佳人口政策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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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舰船之剑啸黄沙 于 2009-2-1 18:29 发表这个只是可能出现的,也有可能没出现,是否有,只能根据个人感官来评判.所以很难作为可靠凭据.
就人口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认为有的数据是不可靠的。
象性别比例，应该是没有那么夸张，因为有的女孩出生后没有被报户口，
如果你从统计出生小孩户口出去得出数据，那就与事实有差距了。
（在一些农村地区很普通， ...
但是大的趋势正如楼主所说,楼主所说的危机本身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