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何時才有好的政治演說

【明報專訊】奧巴馬的就職大典，處處皆追隨林肯的足。他的就職演說，當然比不上林肯的境界，而且在許多地方都洋溢最為人詬病的「帝國思維」之模式。但總體而言，他的通篇演說辭句鏗鏘，在提供願景、鼓舞人心、克服難關、勾畫未來這些方向上，卻的確能帶動出相當多數美國人的熱情。他的就職演說，還當不起「歷史性演說」的冠冕，但離「傑出演說」已不在遠。

於是，由奧巴馬的演說，就自然而然就談到近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演說。為什麼美國自華盛頓開始，精彩的就職演說或臨別贈言就從未間斷。這種傳統可以上溯希羅時代，英國文藝復興時代的伊利沙伯女王發揚光大，後來的邱吉爾文采斐然，與希特勒並稱為兩大「語言魔法師」，只是一好一壞而已。邱吉爾的語言運用和它對戰時英國的關係，早已成了近代英國史的一部分。

而在美國方面，則是它從殖民時代起，神職人員的「政治佈道」(Political Sermon)就已成了宗教和政治的一部分。後來所有的政治演說，從華盛頓、約翰亞當斯、林肯、小羅斯福、甘迺迪，一直到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以及今天的奧巴馬，基本上都是這種「政治佈道」的延長。它講究語句的鏗鏘動人，講究勵志效果，以及總要設法講出能總結時代的「金句」。正因它們的政治語言必須在繼往開來上打開視野，這也使得美國的重要演說總是能與傳統重新掛，奧巴馬的演說能上究潘恩與華盛頓，就是個例證。它們政治傳統的延續與重新解釋，有一半依靠的是政治演說。

由西方的政治演說而重新來看我們自己，就不由得讓人百感叢生，中國人的社會，無論大陸或台港星澳，政治人物的演說總是官腔官調的成分多，而動人肺腑的成分少。由於東方的政治主軸是少數人壟斷的權力，而不是統治者與人民間直接的溝通，因而統治者講起話來，總是和施政報告的腔調相同，既乏動人的元素，甚至連一兩個像樣的句子也找不到。一大篇一大篇的文字，對百姓而言，總覺得是在浪費篇幅。這就是中國人近代的「文告體」——它平庸，四平八穩，什麼都有但等於什麼都沒有。所有的統治者似乎都有一種心態，那就是他們的文告必須安全，必須不引起討論以免節外生枝。讀了這種文告式的演說，大概很難留下印象。中國人的政治領袖，他們說的多半是「浪費掉的言辭」。

而中國古代不是這樣的。中國古代地大人多，傳播緩慢，因而統治者的上意下達主要都是靠詔書。宋代名臣蘇軾、呂希哲、范祖禹等即曾聯名上奏，即推崇唐代宰相陸贄所著的《翰苑集》為皇帝必讀。陸贄為晚唐德宗時代的詔書代筆人。他寫的詔書，文辭動人，情深意切，將皇帝應有的惻隱之心與責己之情，都做了最好的表白。唐朝德宗時代已動亂頻仍，但他的詔書一出，「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淚」。好的詔書可以動人肺腑，可以讓一個時代得到激勵。蘇軾等人要求皇帝讀陸贄的文集，他們所期望，其實就是皇帝必須有皇帝的情懷、責任與言辭。

陸贄代筆的詔書，文采與胸襟皆古今罕見。舉例而言，有一年災歉頻仍，德宗勒令賑恤並發表詔書，其中即有句曰﹕「凍餒流離，寄命無所，興言感悼，焚灼於懷，朕聞刑罰失中，虐沴斯作，致咎之本，在予一人，萬姓何辜，遭罹其弊。」這樣的文辭，百姓官吏又怎能不感動呢？

我幼讀古書，縱使到了今日，我都認為中國文學的高峰是詔令與奏議。中國的詔令是皇帝做為統治者的典範。在古代盛世，好的詔書相望不絕，舉例而言，漢文帝的《策問賢良文學詔》裏，即曰﹕「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這句話翻成白話，意思就是說﹕「我當了皇帝，得到法統，但我的德才都不行，治理天下這種事，還是得靠你們這些有本領的知識分子來幫忙。」詔書就要有這樣的魄力與氣度！至於奏議，乃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士以天下為己任」的最佳典範。古代的奏議皆文辭鏗鏘，說理明晰，是仁民愛物之情溢於言表的一篇篇至情至理的散文。明臣黃淮、楊士奇所編《歷代名臣奏議》所收奏議即是一篇篇最好的散文，只是那個傳統早已斷絕了。

因此，西方傳統永續，重要演說無論文采、胸襟、態度都能與時俱進，並使其政治與文化得以豐富；而在中國人社會，古代的詔書奏議傳統已絕，加上政治不進步，政治人物的演說與講話遂既無文采，又乏氣度胸襟。當官方不能用言辭文采和氣度胸襟創造願景，而有的只是官腔官調的平庸言論，這樣的社會又怎麼可能進步與提升？而可能更糟的，乃是當平庸化久了，就會習慣於平庸，給他們精彩的言論，他們反而會覺得奇怪，甚至還覺得肉麻。這是平庸化久了之後的反淘汰，平庸只會生產出更大的平庸。舉例而言，縱使我們把一篇西方動人的演說改寫成通俗的中文，但這種演說由我們政治人物說出來，大概就會絕大多數人都覺得肉麻奇怪。平庸化只會造成連人民也跟平庸！

因此，政治演說其實是一種傳統的建造。它必須在言辭與態度上持續進步，而後始有可能創造新言辭與新願景；否則就只會永遠陷溺在平庸中。而什麼時候華人社會也可出現傑出的政治演說呢？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明報專訊】奧巴馬的就職大典，處處皆追隨林肯的足。他的就職演說，當然比不上林肯的境界，而且在許多地方都洋溢最為人詬病的「帝國思維」之模式。但總體而言，他的通篇演說辭句鏗鏘，在提供願景、鼓舞人心、克服難關、勾畫未來這些方向上，卻的確能帶動出相當多數美國人的熱情。他的就職演說，還當不起「歷史性演說」的冠冕，但離「傑出演說」已不在遠。

於是，由奧巴馬的演說，就自然而然就談到近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演說。為什麼美國自華盛頓開始，精彩的就職演說或臨別贈言就從未間斷。這種傳統可以上溯希羅時代，英國文藝復興時代的伊利沙伯女王發揚光大，後來的邱吉爾文采斐然，與希特勒並稱為兩大「語言魔法師」，只是一好一壞而已。邱吉爾的語言運用和它對戰時英國的關係，早已成了近代英國史的一部分。

而在美國方面，則是它從殖民時代起，神職人員的「政治佈道」(Political Sermon)就已成了宗教和政治的一部分。後來所有的政治演說，從華盛頓、約翰亞當斯、林肯、小羅斯福、甘迺迪，一直到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以及今天的奧巴馬，基本上都是這種「政治佈道」的延長。它講究語句的鏗鏘動人，講究勵志效果，以及總要設法講出能總結時代的「金句」。正因它們的政治語言必須在繼往開來上打開視野，這也使得美國的重要演說總是能與傳統重新掛，奧巴馬的演說能上究潘恩與華盛頓，就是個例證。它們政治傳統的延續與重新解釋，有一半依靠的是政治演說。

由西方的政治演說而重新來看我們自己，就不由得讓人百感叢生，中國人的社會，無論大陸或台港星澳，政治人物的演說總是官腔官調的成分多，而動人肺腑的成分少。由於東方的政治主軸是少數人壟斷的權力，而不是統治者與人民間直接的溝通，因而統治者講起話來，總是和施政報告的腔調相同，既乏動人的元素，甚至連一兩個像樣的句子也找不到。一大篇一大篇的文字，對百姓而言，總覺得是在浪費篇幅。這就是中國人近代的「文告體」——它平庸，四平八穩，什麼都有但等於什麼都沒有。所有的統治者似乎都有一種心態，那就是他們的文告必須安全，必須不引起討論以免節外生枝。讀了這種文告式的演說，大概很難留下印象。中國人的政治領袖，他們說的多半是「浪費掉的言辭」。

而中國古代不是這樣的。中國古代地大人多，傳播緩慢，因而統治者的上意下達主要都是靠詔書。宋代名臣蘇軾、呂希哲、范祖禹等即曾聯名上奏，即推崇唐代宰相陸贄所著的《翰苑集》為皇帝必讀。陸贄為晚唐德宗時代的詔書代筆人。他寫的詔書，文辭動人，情深意切，將皇帝應有的惻隱之心與責己之情，都做了最好的表白。唐朝德宗時代已動亂頻仍，但他的詔書一出，「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淚」。好的詔書可以動人肺腑，可以讓一個時代得到激勵。蘇軾等人要求皇帝讀陸贄的文集，他們所期望，其實就是皇帝必須有皇帝的情懷、責任與言辭。

陸贄代筆的詔書，文采與胸襟皆古今罕見。舉例而言，有一年災歉頻仍，德宗勒令賑恤並發表詔書，其中即有句曰﹕「凍餒流離，寄命無所，興言感悼，焚灼於懷，朕聞刑罰失中，虐沴斯作，致咎之本，在予一人，萬姓何辜，遭罹其弊。」這樣的文辭，百姓官吏又怎能不感動呢？

我幼讀古書，縱使到了今日，我都認為中國文學的高峰是詔令與奏議。中國的詔令是皇帝做為統治者的典範。在古代盛世，好的詔書相望不絕，舉例而言，漢文帝的《策問賢良文學詔》裏，即曰﹕「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這句話翻成白話，意思就是說﹕「我當了皇帝，得到法統，但我的德才都不行，治理天下這種事，還是得靠你們這些有本領的知識分子來幫忙。」詔書就要有這樣的魄力與氣度！至於奏議，乃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士以天下為己任」的最佳典範。古代的奏議皆文辭鏗鏘，說理明晰，是仁民愛物之情溢於言表的一篇篇至情至理的散文。明臣黃淮、楊士奇所編《歷代名臣奏議》所收奏議即是一篇篇最好的散文，只是那個傳統早已斷絕了。

因此，西方傳統永續，重要演說無論文采、胸襟、態度都能與時俱進，並使其政治與文化得以豐富；而在中國人社會，古代的詔書奏議傳統已絕，加上政治不進步，政治人物的演說與講話遂既無文采，又乏氣度胸襟。當官方不能用言辭文采和氣度胸襟創造願景，而有的只是官腔官調的平庸言論，這樣的社會又怎麼可能進步與提升？而可能更糟的，乃是當平庸化久了，就會習慣於平庸，給他們精彩的言論，他們反而會覺得奇怪，甚至還覺得肉麻。這是平庸化久了之後的反淘汰，平庸只會生產出更大的平庸。舉例而言，縱使我們把一篇西方動人的演說改寫成通俗的中文，但這種演說由我們政治人物說出來，大概就會絕大多數人都覺得肉麻奇怪。平庸化只會造成連人民也跟平庸！

因此，政治演說其實是一種傳統的建造。它必須在言辭與態度上持續進步，而後始有可能創造新言辭與新願景；否則就只會永遠陷溺在平庸中。而什麼時候華人社會也可出現傑出的政治演說呢？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