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如果不是张学良搞西安事变的话，长征到了陕北的红军是不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1:07:44
35~36年的时候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以后，周围都是国民党的军队，而且凭红军当时的力量，无论往哪个方向发展，在军事上都是会碰壁的。而且陕北比较贫瘠，当地的出产容不下太多的人马。36年的时候曾经打算往西北方向发展，结果是派出的四方面军全军覆灭。
在西安事变以前，老蒋为了消灭陕北红军，已经调了好几十万军队了，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的话，任凭蒋光头搞个围困战术，来个铁壁合围什么的，陕北的红军该怎么办呢？中国的历史会不会为此改写？
中共在建国以后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一直念念不忘，应该和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吧！35~36年的时候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以后，周围都是国民党的军队，而且凭红军当时的力量，无论往哪个方向发展，在军事上都是会碰壁的。而且陕北比较贫瘠，当地的出产容不下太多的人马。36年的时候曾经打算往西北方向发展，结果是派出的四方面军全军覆灭。
在西安事变以前，老蒋为了消灭陕北红军，已经调了好几十万军队了，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的话，任凭蒋光头搞个围困战术，来个铁壁合围什么的，陕北的红军该怎么办呢？中国的历史会不会为此改写？
中共在建国以后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一直念念不忘，应该和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吧！
在西安事变以前，老蒋为了消灭陕北红军，已经调了好几十万军队了，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的话，任凭蒋光头搞个围困战术，来个铁壁合围什么的，陕北的红军该怎么办呢？中国的历史会不会为此改写？
中共在建国以后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一直念念不忘，应该和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吧！35~36年的时候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以后，周围都是国民党的军队，而且凭红军当时的力量，无论往哪个方向发展，在军事上都是会碰壁的。而且陕北比较贫瘠，当地的出产容不下太多的人马。36年的时候曾经打算往西北方向发展，结果是派出的四方面军全军覆灭。
在西安事变以前，老蒋为了消灭陕北红军，已经调了好几十万军队了，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的话，任凭蒋光头搞个围困战术，来个铁壁合围什么的，陕北的红军该怎么办呢？中国的历史会不会为此改写？
中共在建国以后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一直念念不忘，应该和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吧！
老蒋当然想在红军立足未稳的时候消灭红军，可惜还不照样被红军击退了
念念不忘，不是因为别的，因为他们对民族有功
老蒋有很多机会可以消灭红军，谁叫他没这个能力和命呢
念念不忘，不是因为别的，因为他们对民族有功
老蒋有很多机会可以消灭红军，谁叫他没这个能力和命呢
不会，老蒋军事上玩不过老毛。
游击战生存力很强，塔利班好几年了不还是活着。
原帖由 dzhiqiong 于 2008-12-27 21:15 发表
游击战生存力很强，塔利班好几年了不还是活着。
游击战？晋军、西北军、东北军整师整旅被消灭，什么游击战能达到这个水平?
晋军被老毛狠狠搜刮了一番。
几十万的东北军、西北军被打的暗地里搞“和平”，你还能指望什么？
几十万的东北军、西北军被打的暗地里搞“和平”，你还能指望什么？
红军是不是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要看蒋，如果用中央军剿共，则红军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但蒋想一石二鸟，用东北军、西北军。那红军正好笑纳。
那时候西北联合政府都已经成形了;P
中国的历史会为此改写。
如果用中央军剿共，则红军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但蒋想一石二鸟，用东北军、西北军。那红军正好笑纳。
明末的车厢峡啊
红军的军权只要回到了主席手中，空一格公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共产国际才是空一格公的盟友。
用东北军缴共其实就是想让两者自相残杀，但是张学良私下里和中共达成了协议，后来老蒋大概也是知道了，就亲自跑到西安去逼宫，如果张扬两个人不搞兵变的话，老蒋大概就会让他们两个一边站，然后派中央军进陕西围剿，那样的话红军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因为陕北红军控制的地盘并不大，而且经历了长征以后红军的元气大伤，加上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也就有那么几万人吧，而且红军再想搞战略转移因该也是没地方可去了。也是老天有眼，如果当时没有这次兵变，日本在华北不是逼得那么紧，中国36年以后的历史还真是难说了！
75年周恩来在病榻上还想着台湾的老朋友（就是张学良），看来张少帅30年代给中共的帮助用雪中送炭来形容也不为过吧。所以建国以后中共队张杨两人亲属是很优待的，杨虎城的儿子杨易辰曾经是最高法院的院长（文革后），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当过海军的副司令。
老蒋因为这件事对张杨肯定是非常恨的，张学良后半辈子一直被软禁，不过他至少物质生活上不发愁。杨虎城可就惨了，被关的时候连白面都吃不上，他的夫人因为不堪虐待自杀了。
75年周恩来在病榻上还想着台湾的老朋友（就是张学良），看来张少帅30年代给中共的帮助用雪中送炭来形容也不为过吧。所以建国以后中共队张杨两人亲属是很优待的，杨虎城的儿子杨易辰曾经是最高法院的院长（文革后），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当过海军的副司令。
老蒋因为这件事对张杨肯定是非常恨的，张学良后半辈子一直被软禁，不过他至少物质生活上不发愁。杨虎城可就惨了，被关的时候连白面都吃不上，他的夫人因为不堪虐待自杀了。
根本完不了，大不了跑到中蒙边境，TG要是真要完蛋，共产国际不会不管的:D
原帖由 wssyyx 于 2008-12-27 22:44 发表
如果用中央军剿共，则红军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但蒋想一石二鸟，用东北军、西北军。那红军正好笑纳。
中央军？哪支中央军敢在兵力相等的情况下和红军进行野战？
原帖由 de9000 于 2008-12-28 00:46 发表
中央军？哪支中央军敢在兵力相等的情况下和红军进行野战？
在30年代，如果中央军在兵力相等的情况下和红军进行野战，该红军部队将全军覆灭。
因为红军装备是非常差的
西路军被和土匪差不多的马家军灭，非常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装备差到不像样。
如果西路军能在甘肃和苏联边境得到共产国际那笔巨额辎重，回来再打马家军，简直就跟碾死个臭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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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北那个地方，花生米根本就无法集中全部的力量，
陕北的条件也根本无法支持大规模军队的集结，到时候不是那个先被打死，
而是那个先被饿死的问题
即使上帝他爹帮忙，红军被赶跑了，不过又是换一个地方，
当年中国的情况就是到处都是干柴，只要有火星，就是一片大火。。。
共产党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军事问题就能解决的。。
否则27年早就杀光了。。。
陕北的条件也根本无法支持大规模军队的集结，到时候不是那个先被打死，
而是那个先被饿死的问题
即使上帝他爹帮忙，红军被赶跑了，不过又是换一个地方，
当年中国的情况就是到处都是干柴，只要有火星，就是一片大火。。。
共产党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军事问题就能解决的。。
否则27年早就杀光了。。。
1935年底，当毛泽东率领红军将领致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要求，陕北中共红军仅存不足1万人马，其势力不到3县之地。
而到1936年底，中共陕北军队已经达到将近8万军队，占地3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50万
而到1936年底，中共陕北军队已经达到将近8万军队，占地3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50万
就是在国民党的围剿下，
在1935年一方面军的人数，为新红1军团共计6000人（红1、3军合并），由红25军，红26军，红27军组成的红15军团共计3400人。所跨地域不过几个县。
但是在36年10月，仅仅一年，
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已经为8000人，红15军团为6000人，
其余直属部队7300人，地方部队6000人，红军大学800人，红74师2000人以上。
共计将近3万人以上
红二方面军，第2军团7643人，第6军团4059人，第32军2677人，
共计1万4千人以上
红四方面军，第4军5700人，第5军4600人，第9军9000人，第30军8000人，第31军5000人，
方面军直属部队5000人，
伤兵病员计800人，
共计3万8千人。
加上陕北红军第29军，第30军，独立第l师，独立第2师等
只在陕北，扣除西路军，红军总数已经接近8万人了！
西安事变前，
共产党不但没有处于覆灭，反而在1年多的时间里面扩充的很大，
周围无论是晋军，杨虎城的陕军，还是被打的满脑袋包的东北军，都已经被重创，
在西安事变前，红军又完成了对宁马的打击，山城堡战役重创胡宗南，
当时无论怎么看，除非蒋介石像五次围剿那样动用中央军的规模，才可能改观战场形势，
但是把蒋介石的如此多的嫡系扔到西北，远离江浙，这是几乎不可能的。。。[:a6:]
在1935年一方面军的人数，为新红1军团共计6000人（红1、3军合并），由红25军，红26军，红27军组成的红15军团共计3400人。所跨地域不过几个县。
但是在36年10月，仅仅一年，
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已经为8000人，红15军团为6000人，
其余直属部队7300人，地方部队6000人，红军大学800人，红74师2000人以上。
共计将近3万人以上
红二方面军，第2军团7643人，第6军团4059人，第32军2677人，
共计1万4千人以上
红四方面军，第4军5700人，第5军4600人，第9军9000人，第30军8000人，第31军5000人，
方面军直属部队5000人，
伤兵病员计800人，
共计3万8千人。
加上陕北红军第29军，第30军，独立第l师，独立第2师等
只在陕北，扣除西路军，红军总数已经接近8万人了！
西安事变前，
共产党不但没有处于覆灭，反而在1年多的时间里面扩充的很大，
周围无论是晋军，杨虎城的陕军，还是被打的满脑袋包的东北军，都已经被重创，
在西安事变前，红军又完成了对宁马的打击，山城堡战役重创胡宗南，
当时无论怎么看，除非蒋介石像五次围剿那样动用中央军的规模，才可能改观战场形势，
但是把蒋介石的如此多的嫡系扔到西北，远离江浙，这是几乎不可能的。。。[:a6:]
原帖由 qidaxue 于 2008-12-28 00:52 发表
在30年代，如果中央军在兵力相等的情况下和红军进行野战，该红军部队将全军覆灭。
因为红军装备是非常差的
西路军被和土匪差不多的马家军灭，非常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装备差到不像样。
如果西路军能在甘肃和苏 ...
真够胡扯，马家军的装备并没有比红军强多大。马家军能击败红军的主要原因在战略层面上讲是天时地利，在战术上讲马家军是机动性较强的骑兵，再一个他们是宗教和族法联系起来部队，敢于拼命。红军在野战中打的国军抬不起头来，最主要原因就是敢于拼命，寻淮洲指挥不到一千名红军就敢向王耀武一个师发起冲锋就说明了这一点
1935年毛子和蒋中正已经初步达成了协议，解散红军，毛周等人去苏联养老，支持国民政府在中国的实际地位。
但是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
但是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
原帖由 worker2006 于 2008-12-28 00:02 发表
75年周恩来在病榻上还想着台湾的老朋友（就是张学良），看来张少帅30年代给中共的帮助用雪中送炭来形容也不为过吧。所以建国以后中共队张杨两人亲属是很优待的，杨虎城的儿子杨易辰曾经是最高法院的院长（文革后），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当过海军的副司令。
老蒋因为这件事对张杨肯定是非常恨的，张学良后半辈子一直被软禁，不过他至少物质生活上不发愁。杨虎城可就惨了，被关的时候连白面都吃不上，他的夫人因为不堪虐待自杀了。 ...
纠正几个错误，周总理在临终前向罗青长（干什么的不用我说吧）交待的是由周亲自掌握的，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潜伏人员，至于是谁谁谁，也许有部分英雄的名字在统一台湾后会公开；
杨易辰不是杨虎城的儿子！张学思任过海军参谋长，不是副司令。
补充：杨虎城最后吃的是蒋委员长的匕首，被害的还有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及不满10岁的女儿、杨虎城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孩子宋振中（小萝卜头）、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死后还给他们用硫酸水洗了脸。
张学良对策动西安事变半点都不后悔！张在其口述历史中痛贬蒋介石的人格与事业，称蒋介石在近代史上的作为只有北伐和建立黄埔军校，对抗日、对台湾都没有贡献，晚年的思想像袁世凯，想做皇帝，但魄力不及袁。
楼上的，张学良晚年已经明确对发动西安事变表示忏悔，并自称中华民族的罪人。
1935年毛子和蒋中正已经初步达成了协议，解散红军，毛周等人去苏联养老，支持国民政府在中国的实际地位。
但是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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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共产国际同意，中共能答应吗？电视剧《潘汉年》里面陈立夫和潘汉年曾经谈过这类的问题，我觉得中共不会答应。
但是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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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共产国际同意，中共能答应吗？电视剧《潘汉年》里面陈立夫和潘汉年曾经谈过这类的问题，我觉得中共不会答应。
原帖由 worker2006 于 2008-12-28 14:25 发表
1935年毛子和蒋中正已经初步达成了协议，解散红军，毛周等人去苏联养老，支持国民政府在中国的实际地位。
但是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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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中共还会听共产国际的命令？
原帖由 PYY804 于 2008-12-27 22:14 发表
红军是不是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要看蒋，如果用中央军剿共，则红军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但蒋想一石二鸟，用东北军、西北军。那红军正好笑纳。
蒋介石打得的是“打死共党除外患，打死内贼消内患”的如意算盘，结果两头不着
红军要是真向中蒙边境跑，必须要过大沙漠，那是红军基本都是南方人，对那种风沙干燥气候能适应吗？陕北虽然气候也不怎么样，但毕竟比沙漠好多了。
我觉得要是没有西安事变的话，陕北红军的日子会很难过，老蒋当然也不会搞统一战线了，在他的眼里tg绝对是第一位的敌人，日本还要往后靠。其实要是小日本在77以后不在上海方面增兵的话，老蒋会不会下定决心和日本死拼都还是个未知数。
我觉得要是没有西安事变的话，陕北红军的日子会很难过，老蒋当然也不会搞统一战线了，在他的眼里tg绝对是第一位的敌人，日本还要往后靠。其实要是小日本在77以后不在上海方面增兵的话，老蒋会不会下定决心和日本死拼都还是个未知数。
原帖由 何日君再来 于 2008-12-28 13:27 发表
1935年毛子和蒋中正已经初步达成了协议，解散红军，毛周等人去苏联养老，支持国民政府在中国的实际地位。
但是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
还在读小学吧？ 井岗山时期，共产国际做这个决定还有人执行。1935年那些100%的布尔什维克早就跑的跑，死的死了。要不然，王明的再次回归就不会这么惨了。
原帖由 worker2006 于 2008-12-28 14:25 发表
1935年毛子和蒋中正已经初步达成了协议，解散红军，毛周等人去苏联养老，支持国民政府在中国的实际地位。
但是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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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呀！
那是TG如果没有共产国家的金条，造就破产了:D 后来TG种革命鸦片为了啥？:D
告诉你，直到苏德战争爆发前，共产国际对TG绝对说一不二，老毛斗败王明，决定性的人物就是季米特洛夫:D老季看好老毛:D
知道苏德打起来，老毛才干搞整风运动，为啥！:D 整风运动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啥？你知道不:D
原帖由 何日君再来 于 2008-12-28 14:24 发表
楼上的，张学良晚年已经明确对发动西安事变表示忏悔，并自称中华民族的罪人。
小白啊！连果粉最没水平的谣言都信，要么是脑残、要么本身就是果粉！推荐你看看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有点常识性的东西再来。
原帖由 qidaxue 于 2008-12-28 15:21 发表
无知呀！
那是TG如果没有共产国家的金条，造就破产了:D 后来TG种革命鸦片为了啥？:D
告诉你，直到苏德战争爆发前，共产国际对TG绝对说一不二，老毛斗败王明，决定性的人物就是季米特洛夫:D老季看好老毛: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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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在说反话还是什么
------当年中国的情况就是到处都是干柴，只要有火星，就是一片大火。。。
共产党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军事问题就能解决的。。
这个应该是正解。加上军事上的对手是太祖，红军完全失败的可能极小。
共产党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军事问题就能解决的。。
这个应该是正解。加上军事上的对手是太祖，红军完全失败的可能极小。
西安事变忏悔录 张学良
总统钧鉴：刘乙光同志转下的钧示，令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无似，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评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近年来，更不愿自寻苦脑（系恼字之误，笔者注——原注），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忽闻斯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钦佩钧座之伟大，感激对良之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上供钧座之参考，下垂后（系後字之误，笔者注——原注）人之昭介（原文如此）。不过，如今思来，但凭追忆，真不知从何下笔。即奉钧示，而如此大事，良不敢不具实以对，亦不能不具实以对，更不应不具实以对。[7]
一、 追忆往事，皆在二十年以上者，百念丛涌而来，心中十分酸痛，想起甲则忘了乙，想起乙又忘了甲，由东攀缘（系援字之误，笔者注——原注）至西，由西又转南北。而反把主题忘却，又须重新返回追溯。因之，前后或有倒置，叙述有些杂乱。
二、 不愿把良个人事，言之太多，更不愿回录有关他人之事，但不说明，又不能追源某念或某事发生之由来也。
三、 良少读诗书，文笔拙劣，辞不能达意，又因心气悲怆，语文多有不恭谨或有形容词之过甚之处。总之，此书主旨在真实。良从来未向任何人吐录（系露字之误，笔者注——原注），尽今日所能想到者，尽量掬诚呈述。
四、 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祸首为谁？祸首则为我心。自当由良之个人说起，方能容易明了前因后（系後字之误，笔者注——原注）果，整个事体发生之由来也。良不计颜面问题，坦白的先约略自我介绍，然后尽其能客观的追述事实。[8]
（1）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而未及弱冠，出掌军旅，虽数遭大变，皆凭一己独断孤行，或有成功，或能渡过，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此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此种种熏陶，如今思来，恐受西方之师友者，为多也。
（2）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存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于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
（3）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
（4）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
先大夫在世之时，已常有冒犯之表示。迨先大夫遭难之后，更加深国家必须统一，全国互相握手一致对外之观念，凡有作为，皆向此一目标迈进，往事可考。殊不知这些观念，其后果致使导致歧异方向也。
（5）为不心愿之工作而工作。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过香港之时，胡汉民先生劝阻暂止于港，陈济棠派人欢迎入粤；良一概拒绝。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先大夫父子关系，不可同论）。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为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似先在杭澄庐时，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三省剿匪副司令一职，本拟不就，王维宙再三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因此之故，好些旧日僚属，当良归国途中，到港迎迓。在船上数日，良对彼等态度表示冷淡，彼等安知良心中之事；遂致忿忿，恐当时之人，今日尚有在台湾者。（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事。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25）方当良归国之后，蒋公对良特殊优遇，有三事，没齿难忘者也：①蒋公令良同车，往见汪兆铭于其宅；汪不在，而蒋公亲告其阍者，嘱告知汪，言张副司令曾亲来拜访。此等苦心，良深为敬感。②某日同车，蒋公规戒良勿再事荒嬉。③任良选择某项工作，挽回国人之观感，以增声望。此三者，已超过部属关系，非情同骨肉者，何能出此。
（6）当蒋公指示剿讨刘桂堂土匪或三省边区共匪，任良选择时，实皆非所愿，但由于情感及服从上的关系，毅然表示，愿担任比较困难之剿共任务，良从未自动请求调用东北军，一则不愿东北军离开华北；二则不愿意同他们再发生旧日亲密的关系。调用东北军，多由于蒋公的命令。尔后当蒋公命良担任整理军队之命时，听闻之下，十分兴奋，因此，正合良之志愿，可为将来抗日作准备工作，但事未成功，此为第一次重大失望。
方当边区共匪逃窜至陕，在良心目中，预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练兵，殊不知入陕命下，当时良在峨嵋，曾向蒋公表露，可作抗日后方根据地，何不应命；所以良到陕北之后，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本预想在短期间，可将匪肃清，殊不知，蜀匪全部窜来，此为第二次失望也。
（9）陕北剿匪失利，良在南京立即返陕，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次则一百○九师又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皎皎（佼佼）者。何则严正纯洁，牛则廉明忠厚，现在东北军人，想皆能道及。而一百十师，为东北军之劲旅，纪律修明，陕人对东北军本有烦言，惟对一百十师则称道之。迨何师长死事，陕人多为叹息。今在台之陕省人士，或于右任先生，当能作公道论断。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一如昔年，在其他国内战争中所经历者然。
（10）当返陕之后，召开会议，良为促进部属剿匪努力，曾表示东北军如此无能，余当引咎辞职。此论一出，彼等不但未能接受，反而哗然。风言流语，潮涌而来，最使难受者：一则云：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弃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一则云：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走上“死路”一条。（因“死路”一说，迩后有名为“活路”鼓动之刊物），彼时外人多认良为蒋公之亲信[9]，言听计从者；非虽不能进言，是不肯痛切陈词。良之左右，则误会良对蒋公私感至上，忘却一切，只知逢迎[10]；而不计及东北人之利害。良内生烦闷之心，外听[11]侮辱之言；当时之心情，真笔墨难以形容者也。求去不得，欲罢不能；图进不成，而心秘[12]藏所图者，被他人误解则不计，而左右亲密僚属同袍，希望他日共同患难者，对良误解如是[13]，真使良伤心万分！
良对共党殊少研究和认识。昔年在北平时，曾奉命捕一共党首要韩麟符（？），彼曾书一万言供状；良阅读之下，深有所感；爱其文，怜其才。在鄂时，王以哲之侄，因共匪嫌疑被捕，良深加询问，准其自首，但彼之态度和言词，殊动良之心。因之时动同情之感。觉[14]此辈青年，思想上虽有错误，其热诚，其魄力，如善能利用，使其为国家[15]效力，必可有所作为也。
（11）当良在鄂时，李杜曾向良表示，拟返北满，招集旧部，再从事抗日工作；良深表赞许。彼要求数事：①去北满，必须由〖经〗俄，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两项原因，【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②路费及活动款项【由良供给】。③请良选派二人，帮彼办事，并任联络。良皆同意，乃派总部秘书应得田，前吉林旅长赵毅二人，随李出国，行至德国，未能到达目的而返。应赵二人，仍回总部任事，此为后来，交结中国共产党之线索也。
（8）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上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一）友朋之讽劝，如曾养甫之书诗相赠，蒋廷黻之不拘形迹，促膝而谈。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陈谏；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当言之。（二）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三）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四）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五）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患得患失，逄君之流亚，安能望其赞襄大业。（六）汪兆铭被刺时之怪现象，事后众语纷纭。（七）在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八）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
（12）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策出于他人，实有动于我心。但当时，未知共党真意何在？研讨之下，必先设法同共党取得联系，方能知其真意，而良等皆从未同共党有过来往，遂想到李杜往事，派人到沪，向李杜征询，李派一代表来，名刘鼎者，彼自称曾参加共党，被捕经保释放，彼可向沪方共党负责者接洽，彼自身并非全权代表也。由彼介绍，共党表示，愿同良个人一谈，但不敢来西安。良到沪，在沪西郊外，某西餐馆会见一人（彼未露姓名，据刘言，彼似系潘汉年）谈判未得要领。因当时良以招抚态度，而该人言词含混，未有结果。
返回西安，在当时之先后，有一人（良忘其姓名）持有财政部公函见良，要求进入匪区，良亲为谈询，彼不吐实，良告以若不露真实任务，难获通过，被迫无奈，告良负有接洽任务。良云匪区危险，共匪素不讲情面，以当年在鄂招贺龙之人被杀相告。于是彼吐露系共党同路人。遂令王以哲将该人送入匪区，俟其返回，告良接洽经过，并同良约，迩后互通消息。因此使良认为中央对共匪有可容纳之意。此时进剿前线，发生变化——共匪改换[16]作风。今日思之，可以说，这是共产党最成功的策略之一也。[17]
（13）共匪将被俘军官多数放回，声言东北军人，内心抗日，彼方认为同路之人，良曾将被匪释回，而散放共匪之言者，分别处刑或看押，因此越增东北少壮辈之忿慨。又曾将苗呈实、张潜华等看管，令高崇民离境，而左右责难更甚。
（14）当此之时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忆及昔年左文襄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是共产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求，与后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如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得其答复，周恩来愿来会见，请约地点和时日。
良本对李克农之约，谅彼未必真敢前来，待周答复至，良衷心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鸩人羊叔子哉”之句；彼即卒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等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本前已自动向彼方探索真意，今其自来，如能化敌为友，岂不正合余之心意。如能将此一群强悍，为国家收抚，从事抗日，自以为对国家，对领袖为无上之贡献。并可实现良一往心中之诸幻想。即毅然答复，约周来延安会见，嘱周师长福成妥为款待。
总统钧鉴：刘乙光同志转下的钧示，令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无似，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评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近年来，更不愿自寻苦脑（系恼字之误，笔者注——原注），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忽闻斯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钦佩钧座之伟大，感激对良之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上供钧座之参考，下垂后（系後字之误，笔者注——原注）人之昭介（原文如此）。不过，如今思来，但凭追忆，真不知从何下笔。即奉钧示，而如此大事，良不敢不具实以对，亦不能不具实以对，更不应不具实以对。[7]
一、 追忆往事，皆在二十年以上者，百念丛涌而来，心中十分酸痛，想起甲则忘了乙，想起乙又忘了甲，由东攀缘（系援字之误，笔者注——原注）至西，由西又转南北。而反把主题忘却，又须重新返回追溯。因之，前后或有倒置，叙述有些杂乱。
二、 不愿把良个人事，言之太多，更不愿回录有关他人之事，但不说明，又不能追源某念或某事发生之由来也。
三、 良少读诗书，文笔拙劣，辞不能达意，又因心气悲怆，语文多有不恭谨或有形容词之过甚之处。总之，此书主旨在真实。良从来未向任何人吐录（系露字之误，笔者注——原注），尽今日所能想到者，尽量掬诚呈述。
四、 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祸首为谁？祸首则为我心。自当由良之个人说起，方能容易明了前因后（系後字之误，笔者注——原注）果，整个事体发生之由来也。良不计颜面问题，坦白的先约略自我介绍，然后尽其能客观的追述事实。[8]
（1）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而未及弱冠，出掌军旅，虽数遭大变，皆凭一己独断孤行，或有成功，或能渡过，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此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此种种熏陶，如今思来，恐受西方之师友者，为多也。
（2）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存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于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
（3）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
（4）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
先大夫在世之时，已常有冒犯之表示。迨先大夫遭难之后，更加深国家必须统一，全国互相握手一致对外之观念，凡有作为，皆向此一目标迈进，往事可考。殊不知这些观念，其后果致使导致歧异方向也。
（5）为不心愿之工作而工作。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过香港之时，胡汉民先生劝阻暂止于港，陈济棠派人欢迎入粤；良一概拒绝。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先大夫父子关系，不可同论）。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为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似先在杭澄庐时，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三省剿匪副司令一职，本拟不就，王维宙再三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因此之故，好些旧日僚属，当良归国途中，到港迎迓。在船上数日，良对彼等态度表示冷淡，彼等安知良心中之事；遂致忿忿，恐当时之人，今日尚有在台湾者。（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事。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25）方当良归国之后，蒋公对良特殊优遇，有三事，没齿难忘者也：①蒋公令良同车，往见汪兆铭于其宅；汪不在，而蒋公亲告其阍者，嘱告知汪，言张副司令曾亲来拜访。此等苦心，良深为敬感。②某日同车，蒋公规戒良勿再事荒嬉。③任良选择某项工作，挽回国人之观感，以增声望。此三者，已超过部属关系，非情同骨肉者，何能出此。
（6）当蒋公指示剿讨刘桂堂土匪或三省边区共匪，任良选择时，实皆非所愿，但由于情感及服从上的关系，毅然表示，愿担任比较困难之剿共任务，良从未自动请求调用东北军，一则不愿东北军离开华北；二则不愿意同他们再发生旧日亲密的关系。调用东北军，多由于蒋公的命令。尔后当蒋公命良担任整理军队之命时，听闻之下，十分兴奋，因此，正合良之志愿，可为将来抗日作准备工作，但事未成功，此为第一次重大失望。
方当边区共匪逃窜至陕，在良心目中，预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练兵，殊不知入陕命下，当时良在峨嵋，曾向蒋公表露，可作抗日后方根据地，何不应命；所以良到陕北之后，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本预想在短期间，可将匪肃清，殊不知，蜀匪全部窜来，此为第二次失望也。
（9）陕北剿匪失利，良在南京立即返陕，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次则一百○九师又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皎皎（佼佼）者。何则严正纯洁，牛则廉明忠厚，现在东北军人，想皆能道及。而一百十师，为东北军之劲旅，纪律修明，陕人对东北军本有烦言，惟对一百十师则称道之。迨何师长死事，陕人多为叹息。今在台之陕省人士，或于右任先生，当能作公道论断。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一如昔年，在其他国内战争中所经历者然。
（10）当返陕之后，召开会议，良为促进部属剿匪努力，曾表示东北军如此无能，余当引咎辞职。此论一出，彼等不但未能接受，反而哗然。风言流语，潮涌而来，最使难受者：一则云：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弃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一则云：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走上“死路”一条。（因“死路”一说，迩后有名为“活路”鼓动之刊物），彼时外人多认良为蒋公之亲信[9]，言听计从者；非虽不能进言，是不肯痛切陈词。良之左右，则误会良对蒋公私感至上，忘却一切，只知逢迎[10]；而不计及东北人之利害。良内生烦闷之心，外听[11]侮辱之言；当时之心情，真笔墨难以形容者也。求去不得，欲罢不能；图进不成，而心秘[12]藏所图者，被他人误解则不计，而左右亲密僚属同袍，希望他日共同患难者，对良误解如是[13]，真使良伤心万分！
良对共党殊少研究和认识。昔年在北平时，曾奉命捕一共党首要韩麟符（？），彼曾书一万言供状；良阅读之下，深有所感；爱其文，怜其才。在鄂时，王以哲之侄，因共匪嫌疑被捕，良深加询问，准其自首，但彼之态度和言词，殊动良之心。因之时动同情之感。觉[14]此辈青年，思想上虽有错误，其热诚，其魄力，如善能利用，使其为国家[15]效力，必可有所作为也。
（11）当良在鄂时，李杜曾向良表示，拟返北满，招集旧部，再从事抗日工作；良深表赞许。彼要求数事：①去北满，必须由〖经〗俄，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两项原因，【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②路费及活动款项【由良供给】。③请良选派二人，帮彼办事，并任联络。良皆同意，乃派总部秘书应得田，前吉林旅长赵毅二人，随李出国，行至德国，未能到达目的而返。应赵二人，仍回总部任事，此为后来，交结中国共产党之线索也。
（8）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上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一）友朋之讽劝，如曾养甫之书诗相赠，蒋廷黻之不拘形迹，促膝而谈。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陈谏；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当言之。（二）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三）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四）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五）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患得患失，逄君之流亚，安能望其赞襄大业。（六）汪兆铭被刺时之怪现象，事后众语纷纭。（七）在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八）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
（12）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策出于他人，实有动于我心。但当时，未知共党真意何在？研讨之下，必先设法同共党取得联系，方能知其真意，而良等皆从未同共党有过来往，遂想到李杜往事，派人到沪，向李杜征询，李派一代表来，名刘鼎者，彼自称曾参加共党，被捕经保释放，彼可向沪方共党负责者接洽，彼自身并非全权代表也。由彼介绍，共党表示，愿同良个人一谈，但不敢来西安。良到沪，在沪西郊外，某西餐馆会见一人（彼未露姓名，据刘言，彼似系潘汉年）谈判未得要领。因当时良以招抚态度，而该人言词含混，未有结果。
返回西安，在当时之先后，有一人（良忘其姓名）持有财政部公函见良，要求进入匪区，良亲为谈询，彼不吐实，良告以若不露真实任务，难获通过，被迫无奈，告良负有接洽任务。良云匪区危险，共匪素不讲情面，以当年在鄂招贺龙之人被杀相告。于是彼吐露系共党同路人。遂令王以哲将该人送入匪区，俟其返回，告良接洽经过，并同良约，迩后互通消息。因此使良认为中央对共匪有可容纳之意。此时进剿前线，发生变化——共匪改换[16]作风。今日思之，可以说，这是共产党最成功的策略之一也。[17]
（13）共匪将被俘军官多数放回，声言东北军人，内心抗日，彼方认为同路之人，良曾将被匪释回，而散放共匪之言者，分别处刑或看押，因此越增东北少壮辈之忿慨。又曾将苗呈实、张潜华等看管，令高崇民离境，而左右责难更甚。
（14）当此之时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忆及昔年左文襄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是共产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求，与后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如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得其答复，周恩来愿来会见，请约地点和时日。
良本对李克农之约，谅彼未必真敢前来，待周答复至，良衷心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鸩人羊叔子哉”之句；彼即卒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等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本前已自动向彼方探索真意，今其自来，如能化敌为友，岂不正合余之心意。如能将此一群强悍，为国家收抚，从事抗日，自以为对国家，对领袖为无上之贡献。并可实现良一往心中之诸幻想。即毅然答复，约周来延安会见，嘱周师长福成妥为款待。
（15）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事，良答以蒋公决不会应允，并举良曾参加某次会议，席间蒋公曾以“等待。死去，再讨论承认伪满”事，答复某人语以证之。[18]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所最恨而抗日最热忱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① 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② 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③ 江西、海南、大别等地，共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④ 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
⑤ 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⑥ 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⑦ 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⑧ 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⑨ 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19]
⑩ 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家然等等。
（16）周更提出，如良存有怀疑，彼等言不忠实，愿受指挥，意受监视，任何时可以随时谴责。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上有长官，不能自主，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各以勿食言为约。良先震于李、周之胆壮，敢只身来我军中，再则惊周恩来之才干[20]，所谈一切，良实被其折服。
（17）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想迩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今日思来，当时良之理想，愚蠢可怜，幼稚可笑。良本一狂热爱国者，痛恨被人侵略，不愿受日人之压迫，与不愿受俄人之压迫同。所以曾有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抗俄之举。殊不料良当年认为爱国抗日之共产党人，乃石敬瑭、刘豫之流亚，诚如蒋公早年所言“头等大汉奸”也。良当时自用自专，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一往迷惑，空虚幻想，反躬思来，羞愧自憾无已！
同[21]周恩来会谈之后，所虑者，惟恐蒋公不加允纳[22]，遂思[23]待机，向蒋公委婉相陈，此种停止剿匪共同抗日等计划，曾向阎百川、张季鸾先生等征询意见，得彼等同情赞许，越[24]增良之信心。所以屡至南京、洛阳以待良机。
（7）曾忆在京，某晨，蒋公偕良同至宪兵司令部举行毕业典礼，良向蒋公陈述共产党有投诚之意；当时蒋公问，有什么办法吗？本拟乘时向蒋公直述，已同周恩来会面之事，不幸车已抵司令部门前矣。蒋公嘱良同参典礼，良因未著军服，未果。当日夜间，再至孔宅晚餐，本拟再续陈述，因东北军军饷事，蒋公责良时以烦琐相扰，并催促速返，良遂未敢陈述，因之错过机会。尔后，蒋公至洛阳，又逢阎百川先生同在，良豫想此乃一好机会，不料蒋公在阅兵训话后，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为端纳、阎百川先生所见，皆曾以温言相慰。良彼时又生一幻想，决意求去，然而又恐东北人士责难，假如蒋公能派良出国，脱此苦海，暂避一时，曾向蒋公请求，派良赴英为贺使，正使已内定，求其次亦未允准。惜当时蒋公未能明了良之隐情也。尔后反复再思，必须不顾一切，向蒋公痛陈。曾在某次火车中，犯颜相述，惜未尽其词，而车已抵站，迎者至矣。
（18）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担负向蒋公从容陈情。共党曾派叶剑英来〖求〗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挥〗。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匪撤出瓦窑堡，向三边北行。该时共党在西安设有代表处，邓发已曾到过西安。救国会，学联会，皆有代表。上海日人纱厂之罢，良亦曾以私款接济，彼时阴沉空气，已笼罩西安矣。
（19）恶缘种种，不啻火上加油。（甲）有关刺激军队者：①请求抚恤、补给皆无结果。②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乙）有关良个人者：①陕人续某在总理陵前自杀未遂，良至中央医院慰问，彼之谈话。②双十节政府授勋，有冯玉祥而无良。有人向良解释，冯曾在华北抗日；良思冯在张家口之事，乃反抗中央，曾令庞炳勋进讨；何言功乎？动心者，非为一勋章（此句为革命文献补充发表者）。认为中央有轻视和奖励不正行动之意存焉。③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把良置于后方，为预备队之长，此事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再三自问，余何点不如冯焕章乎？[25]余诚年幼[26]轻躁，学识浅鲜[27]；但冯玉祥屡抗中央，发动内战。其为人良实有不敢恭维者，良自念归国以来，一秉忠诚；处处为国家，为领袖。从未计及个人利害（诸如敦促阎百川同中央恢复旧感；不拟调动东北军等等）。不过归国之后，蒋公骤付重任，对党政军教[28]，乱加参预，嫉恶如仇，妄加批评，时有恶语侵人而不顾。自问一本良心，为国为党，毫无私人利害存在，同志统是为公，自然定能见原余之粗莽，尤念诸民主国政治家之故事；殊不知中国官场，则大谬不然者也。
（20）良对中央数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忿恨，加深必须实现良之幻想。即：①促请蒋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谓之贤哲。②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伐时然，给政府加添新刺激，以图耳目一新，挽回国人之观感〖念〗。③停止内战，团结作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青年优秀自相牺牲。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但该当时，当无存劫持之意。不过屡想强颜几谏，不顾一切，能使动容，得遂其志而已。（良秉性躁急，又素乏戒惧集养工夫，每从事谈陈，动则欲将心事急于一言尽呈方快。因之冲动不已，言词形容恶劣，则不自知。不但不能下气详为解说，反而言词常变了方向；走出正道之外，反乎初衷。此良生平最大弱点，而今日仍常不能痛改者。）
（21）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促成事变，彼亦藏有恶缘作用。（假如良仍旧是同何雪竹、张岳军共处，如今思来，恐不致发生该事。）方当一百十师失利之后，重拟围剿计划中，授杨虎城担任宜川方面进剿任务；彼对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称剿匪为“无期徒刑”等牢骚话语。并言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良虽以好言相慰，但亦表示爱莫能助之意。然勉为筹拨十万元接济之。再当一○九师之败，良亦曾向彼表露倦于剿匪之心情。同时前后，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张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此册乃出于高崇民之作），但此时良尚未明告杨虎城，拟同共党勾结之计划。不过在某一时期，杨已知之。至于杨虎城到底同共党是何等关系，是如何得以结合，良实不知其详。（彼时杨之幕中有一王炳南，今日方知确系共党也。）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深表同情，力促良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感情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向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 。蒋公由洛阳来西安时，出心相随，实恐他人生变，殊不知他日作孽者，乃良自身也。
（22）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更有甚者是蒋公数次召集将领会议，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而良则有甚于疑惧者，是思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矣。因之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
（23）【西安之事，言来深为痛心，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事发〖变〗之后，良一观察，伤感后悔万分；痛部属之无能，惊杨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此辈安足可以共成抗日救国大业乎？彷徨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二三日后，周偕二人同来，一为博古（秦邦宪），另一人则记忆不清矣。周到此时，俨然为西安之谋主矣。
（－22）【事发之后，约周恩来之来，主要原因，系良自觉良部及杨部之无能，以及南京方面之做法，希周来共同谋划。】周等到西安时，告知良彼等初闻西安之变，深为惊讶，共党内部分为两派：主张激烈一派，主张不利于蒋公，叶剑英则其一也；一派主张和平解决，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周本人属之。共产党之决案是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同东北军、西北军绝对合作，誓守延安会见之约言，万一和平绝望，共党决不袖手，利害与共，武装部队，听良指挥；周等遂即参加已成立之委员会，当时西安所谓“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也。讨论当时情况，决议，坚决实现八项要求，勿再使变动扩大，早日和平解决。所求得遂，拥护蒋公回京。同时调动共党军队，集中耀县、三原以备万一。事变当时，所谓八项要求，并非宣传空语，所求只希望政府应允，所计划者，仍为蒋公领导。
（24）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再三追想[29]，何当时执迷不返？[30]【为何屡失直陈之机会？】[31]为什么夫人在那时，未早有所参预？[32]为何中日战事不提前早爆发？致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延何日。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然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良着重声明，非有丝毫委罪于天之意，因回思再三，微小如良者，个人一念之差而能引起如此之大乎？心哉！心哉！其力如斯乎？后之人，安可不戒慎也。
（－22）当事变之后，良曾召集西北剿匪总部全体同人训话，及在西京公园民众大会上之讲演，皆曾有记录可考，当年在场者，今日在台湾想大有人在。除非其别有用心，当该可证实，良该当时公开之言论，尊崇蒋公仍为吾等之领袖也。
（26）就是到最后，因蒋公离陕问题，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亦为此点，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既已看过蒋公之“日记”，确知蒋公有抗日之决心，并已应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应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当初乎？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良认为抗日目的既可达，其他不应多所顾虑，不应再事拖延；致使走向相反之方向，有违初衷。（我等反对内战，反蒋引起更大之内战，我等目的在抗日，反有向日本结合之趋势；我等所希求者，蒋公领导全国一致抗日，反致蒋公将要失去领导地位和声誉，）所以力加说辩。良在该当时之处境，十分困苦；一方面对蒋公安全，须要竭力照顾，而蒋公又从不假以辞色，总秉“成仁”之决心，责良无论任何堂皇请求，在威胁情形之下，决不应允，亦不同良等商讨；对蒋公则如是，对部属及各方面又须竭力说服，以期勿再扩大。而蒋公同良之关系，亦十分微妙，痛恨之，有若仇雠；爱护期许，则如骨肉，真是前无之事，使良在回忆之中，有永不能忘却之一幕。迨良随从蒋公飞抵洛阳，下机时，天色已垂暮，蒋公同欢迎者第一句话问：“张副司令哪！要好好的照拂[33]他。”这是何等慈祥爱护精神之流露，良在当时，难过的几乎在人前落下泪来。今日追忆这些往事，一幕一幕地出现于脑海，心中十分酸楚，真是不愿往下再写了。
（27）此事最重要处，是在当事者，良之个人：①满腹忧患，胆大妄为，固执己见，不计利害。②对共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只用自身过去之经历为演绎，（如于学忠原系对敌，可为忠实之部属；宋哲元、傅作义可作好友，良同国民革命军曾对抗，一旦而为蒋公之部下等等。）殊不知，前提已错比，而推断自然大错而特错矣。古人云：“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假若金石之坚，虫又能安生乎？良之不坚之处，正如夫子所云，在当时忧患、忿恨、好乐、恐惧。在秉性上，好勇而不知义，自用自专；又未能趋就老成，才会酿成西安之变。否则，共产党何得施其伎俩乎？所以，敌对必须要“知己知彼”，“同仇敌忾”；请准良说明引用这两句成语之意义，该当时，在西北剿匪之部队和将领（包括良在内），对共匪的主义，共产党确是怎么一回事，则殊欠研究，而对共党之理论，仅知其皮毛而已。多认为同共匪对敌，亦如过去一样，所以不发你死我活，同仇敌忾之念。就是一般官兵，口里不言，心理多是如此。比如，良对日本军人为什么那样的痛恨，是因为目睹身受，到后来更彻底认识，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不可。对共匪则不然，由于没能认识清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恕良敢武断一句，不只良个人有此错误，恐过去好些同志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不少。否则，在大陆反共战争之表现，则同抗日战争之表现如何不同也。今日反共之斗争，必须使大家确实认清共匪之真面目，自发斗争。“众擎易举”，“众志成城”，古有明训；所以良觉得西安事变最大之教训，是在我们自己的方面，世界上并无强敌，乃系自弱耳。其次，才轮到研究共产党问题，至于共匪彼时乃趁虚而入，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浸透，将内部真实的情绪，了如指掌，尔后，所用之口号和其行动，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认为同道好友，自堕其壳中，毫不自觉。“知己知彼”，共产党可谓确善发挥。我们之宣传，多本主观，空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枘不入，不起重大之作用也。
① 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② 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③ 江西、海南、大别等地，共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④ 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
⑤ 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⑥ 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⑦ 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⑧ 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⑨ 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19]
⑩ 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家然等等。
（16）周更提出，如良存有怀疑，彼等言不忠实，愿受指挥，意受监视，任何时可以随时谴责。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上有长官，不能自主，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各以勿食言为约。良先震于李、周之胆壮，敢只身来我军中，再则惊周恩来之才干[20]，所谈一切，良实被其折服。
（17）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想迩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今日思来，当时良之理想，愚蠢可怜，幼稚可笑。良本一狂热爱国者，痛恨被人侵略，不愿受日人之压迫，与不愿受俄人之压迫同。所以曾有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抗俄之举。殊不料良当年认为爱国抗日之共产党人，乃石敬瑭、刘豫之流亚，诚如蒋公早年所言“头等大汉奸”也。良当时自用自专，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一往迷惑，空虚幻想，反躬思来，羞愧自憾无已！
同[21]周恩来会谈之后，所虑者，惟恐蒋公不加允纳[22]，遂思[23]待机，向蒋公委婉相陈，此种停止剿匪共同抗日等计划，曾向阎百川、张季鸾先生等征询意见，得彼等同情赞许，越[24]增良之信心。所以屡至南京、洛阳以待良机。
（7）曾忆在京，某晨，蒋公偕良同至宪兵司令部举行毕业典礼，良向蒋公陈述共产党有投诚之意；当时蒋公问，有什么办法吗？本拟乘时向蒋公直述，已同周恩来会面之事，不幸车已抵司令部门前矣。蒋公嘱良同参典礼，良因未著军服，未果。当日夜间，再至孔宅晚餐，本拟再续陈述，因东北军军饷事，蒋公责良时以烦琐相扰，并催促速返，良遂未敢陈述，因之错过机会。尔后，蒋公至洛阳，又逢阎百川先生同在，良豫想此乃一好机会，不料蒋公在阅兵训话后，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为端纳、阎百川先生所见，皆曾以温言相慰。良彼时又生一幻想，决意求去，然而又恐东北人士责难，假如蒋公能派良出国，脱此苦海，暂避一时，曾向蒋公请求，派良赴英为贺使，正使已内定，求其次亦未允准。惜当时蒋公未能明了良之隐情也。尔后反复再思，必须不顾一切，向蒋公痛陈。曾在某次火车中，犯颜相述，惜未尽其词，而车已抵站，迎者至矣。
（18）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担负向蒋公从容陈情。共党曾派叶剑英来〖求〗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挥〗。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匪撤出瓦窑堡，向三边北行。该时共党在西安设有代表处，邓发已曾到过西安。救国会，学联会，皆有代表。上海日人纱厂之罢，良亦曾以私款接济，彼时阴沉空气，已笼罩西安矣。
（19）恶缘种种，不啻火上加油。（甲）有关刺激军队者：①请求抚恤、补给皆无结果。②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乙）有关良个人者：①陕人续某在总理陵前自杀未遂，良至中央医院慰问，彼之谈话。②双十节政府授勋，有冯玉祥而无良。有人向良解释，冯曾在华北抗日；良思冯在张家口之事，乃反抗中央，曾令庞炳勋进讨；何言功乎？动心者，非为一勋章（此句为革命文献补充发表者）。认为中央有轻视和奖励不正行动之意存焉。③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把良置于后方，为预备队之长，此事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再三自问，余何点不如冯焕章乎？[25]余诚年幼[26]轻躁，学识浅鲜[27]；但冯玉祥屡抗中央，发动内战。其为人良实有不敢恭维者，良自念归国以来，一秉忠诚；处处为国家，为领袖。从未计及个人利害（诸如敦促阎百川同中央恢复旧感；不拟调动东北军等等）。不过归国之后，蒋公骤付重任，对党政军教[28]，乱加参预，嫉恶如仇，妄加批评，时有恶语侵人而不顾。自问一本良心，为国为党，毫无私人利害存在，同志统是为公，自然定能见原余之粗莽，尤念诸民主国政治家之故事；殊不知中国官场，则大谬不然者也。
（20）良对中央数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忿恨，加深必须实现良之幻想。即：①促请蒋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谓之贤哲。②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伐时然，给政府加添新刺激，以图耳目一新，挽回国人之观感〖念〗。③停止内战，团结作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青年优秀自相牺牲。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但该当时，当无存劫持之意。不过屡想强颜几谏，不顾一切，能使动容，得遂其志而已。（良秉性躁急，又素乏戒惧集养工夫，每从事谈陈，动则欲将心事急于一言尽呈方快。因之冲动不已，言词形容恶劣，则不自知。不但不能下气详为解说，反而言词常变了方向；走出正道之外，反乎初衷。此良生平最大弱点，而今日仍常不能痛改者。）
（21）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促成事变，彼亦藏有恶缘作用。（假如良仍旧是同何雪竹、张岳军共处，如今思来，恐不致发生该事。）方当一百十师失利之后，重拟围剿计划中，授杨虎城担任宜川方面进剿任务；彼对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称剿匪为“无期徒刑”等牢骚话语。并言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良虽以好言相慰，但亦表示爱莫能助之意。然勉为筹拨十万元接济之。再当一○九师之败，良亦曾向彼表露倦于剿匪之心情。同时前后，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张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此册乃出于高崇民之作），但此时良尚未明告杨虎城，拟同共党勾结之计划。不过在某一时期，杨已知之。至于杨虎城到底同共党是何等关系，是如何得以结合，良实不知其详。（彼时杨之幕中有一王炳南，今日方知确系共党也。）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深表同情，力促良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感情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向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 。蒋公由洛阳来西安时，出心相随，实恐他人生变，殊不知他日作孽者，乃良自身也。
（22）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更有甚者是蒋公数次召集将领会议，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而良则有甚于疑惧者，是思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矣。因之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
（23）【西安之事，言来深为痛心，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事发〖变〗之后，良一观察，伤感后悔万分；痛部属之无能，惊杨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此辈安足可以共成抗日救国大业乎？彷徨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二三日后，周偕二人同来，一为博古（秦邦宪），另一人则记忆不清矣。周到此时，俨然为西安之谋主矣。
（－22）【事发之后，约周恩来之来，主要原因，系良自觉良部及杨部之无能，以及南京方面之做法，希周来共同谋划。】周等到西安时，告知良彼等初闻西安之变，深为惊讶，共党内部分为两派：主张激烈一派，主张不利于蒋公，叶剑英则其一也；一派主张和平解决，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周本人属之。共产党之决案是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同东北军、西北军绝对合作，誓守延安会见之约言，万一和平绝望，共党决不袖手，利害与共，武装部队，听良指挥；周等遂即参加已成立之委员会，当时西安所谓“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也。讨论当时情况，决议，坚决实现八项要求，勿再使变动扩大，早日和平解决。所求得遂，拥护蒋公回京。同时调动共党军队，集中耀县、三原以备万一。事变当时，所谓八项要求，并非宣传空语，所求只希望政府应允，所计划者，仍为蒋公领导。
（24）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再三追想[29]，何当时执迷不返？[30]【为何屡失直陈之机会？】[31]为什么夫人在那时，未早有所参预？[32]为何中日战事不提前早爆发？致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延何日。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然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良着重声明，非有丝毫委罪于天之意，因回思再三，微小如良者，个人一念之差而能引起如此之大乎？心哉！心哉！其力如斯乎？后之人，安可不戒慎也。
（－22）当事变之后，良曾召集西北剿匪总部全体同人训话，及在西京公园民众大会上之讲演，皆曾有记录可考，当年在场者，今日在台湾想大有人在。除非其别有用心，当该可证实，良该当时公开之言论，尊崇蒋公仍为吾等之领袖也。
（26）就是到最后，因蒋公离陕问题，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亦为此点，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既已看过蒋公之“日记”，确知蒋公有抗日之决心，并已应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应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当初乎？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良认为抗日目的既可达，其他不应多所顾虑，不应再事拖延；致使走向相反之方向，有违初衷。（我等反对内战，反蒋引起更大之内战，我等目的在抗日，反有向日本结合之趋势；我等所希求者，蒋公领导全国一致抗日，反致蒋公将要失去领导地位和声誉，）所以力加说辩。良在该当时之处境，十分困苦；一方面对蒋公安全，须要竭力照顾，而蒋公又从不假以辞色，总秉“成仁”之决心，责良无论任何堂皇请求，在威胁情形之下，决不应允，亦不同良等商讨；对蒋公则如是，对部属及各方面又须竭力说服，以期勿再扩大。而蒋公同良之关系，亦十分微妙，痛恨之，有若仇雠；爱护期许，则如骨肉，真是前无之事，使良在回忆之中，有永不能忘却之一幕。迨良随从蒋公飞抵洛阳，下机时，天色已垂暮，蒋公同欢迎者第一句话问：“张副司令哪！要好好的照拂[33]他。”这是何等慈祥爱护精神之流露，良在当时，难过的几乎在人前落下泪来。今日追忆这些往事，一幕一幕地出现于脑海，心中十分酸楚，真是不愿往下再写了。
（27）此事最重要处，是在当事者，良之个人：①满腹忧患，胆大妄为，固执己见，不计利害。②对共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只用自身过去之经历为演绎，（如于学忠原系对敌，可为忠实之部属；宋哲元、傅作义可作好友，良同国民革命军曾对抗，一旦而为蒋公之部下等等。）殊不知，前提已错比，而推断自然大错而特错矣。古人云：“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假若金石之坚，虫又能安生乎？良之不坚之处，正如夫子所云，在当时忧患、忿恨、好乐、恐惧。在秉性上，好勇而不知义，自用自专；又未能趋就老成，才会酿成西安之变。否则，共产党何得施其伎俩乎？所以，敌对必须要“知己知彼”，“同仇敌忾”；请准良说明引用这两句成语之意义，该当时，在西北剿匪之部队和将领（包括良在内），对共匪的主义，共产党确是怎么一回事，则殊欠研究，而对共党之理论，仅知其皮毛而已。多认为同共匪对敌，亦如过去一样，所以不发你死我活，同仇敌忾之念。就是一般官兵，口里不言，心理多是如此。比如，良对日本军人为什么那样的痛恨，是因为目睹身受，到后来更彻底认识，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不可。对共匪则不然，由于没能认识清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恕良敢武断一句，不只良个人有此错误，恐过去好些同志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不少。否则，在大陆反共战争之表现，则同抗日战争之表现如何不同也。今日反共之斗争，必须使大家确实认清共匪之真面目，自发斗争。“众擎易举”，“众志成城”，古有明训；所以良觉得西安事变最大之教训，是在我们自己的方面，世界上并无强敌，乃系自弱耳。其次，才轮到研究共产党问题，至于共匪彼时乃趁虚而入，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浸透，将内部真实的情绪，了如指掌，尔后，所用之口号和其行动，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认为同道好友，自堕其壳中，毫不自觉。“知己知彼”，共产党可谓确善发挥。我们之宣传，多本主观，空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枘不入，不起重大之作用也。
原帖由 何日君再来 于 2008-12-28 17:49 发表
西安事变忏悔录 张学良
总统钧鉴：刘乙光同志转下的钧示，令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无似，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评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近年来，更不愿自寻 ...
说你是小白还真的没有说错哦！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居然敢上超大来普及“真相”了！建议你去看看唐德刚记录的张学良口述历史！
张学良说的再多，也比不上现实中他的部队一碰红军就丢掉两个师惨败经历啊
原帖由 何日君再来 于 2008-12-28 14:24 发表
楼上的，张学良晚年已经明确对发动西安事变表示忏悔，并自称中华民族的罪人。
very good
郭：罗启(蒋经国副官，六0年代派给张作副官，与张熟。)说有天中秋您喝了点酒，对他说：“罗副官，我其实没看蒋的日记。”有没有这事？
张：是的，我说看了蒋的日记其实是给蒋先生一个下台阶。我是看了，但我看了更生气，唉，里面不谈了。蒋先生太狭隘了，天下就败在CC与戴笠手上，总是安个特务在你身边，蒋先生就喜欢听这些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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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张学良是如何被蒋介石的日记所“感动”的。
说实话，蒋介石的两件法宝不得不提，一是地图，二是日记，他不仅在地图上收复了被他卖了的外蒙；在日记中小张和小张的手下被感化得大哭！:) 可惜，要是老蒋要是能将日记传给毛、周等人看看，不定他们被感动得上吊呢。花生米也用不着逃台湾了。
张：是的，我说看了蒋的日记其实是给蒋先生一个下台阶。我是看了，但我看了更生气，唉，里面不谈了。蒋先生太狭隘了，天下就败在CC与戴笠手上，总是安个特务在你身边，蒋先生就喜欢听这些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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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张学良是如何被蒋介石的日记所“感动”的。
说实话，蒋介石的两件法宝不得不提，一是地图，二是日记，他不仅在地图上收复了被他卖了的外蒙；在日记中小张和小张的手下被感化得大哭！:) 可惜，要是老蒋要是能将日记传给毛、周等人看看，不定他们被感动得上吊呢。花生米也用不着逃台湾了。
原帖由 晓钟 于 2008-12-28 22:20 发表
郭：罗启(蒋经国副官，六0年代派给张作副官，与张熟。)说有天中秋您喝了点酒，对他说：“罗副官，我其实没看蒋的日记。”有没有这事？
张：是的，我说看了蒋的日记其实是给蒋先生一个下台阶。我是看了，但我看 ...
近现代史的日记里顾维钧、翁同和（原字打不出来:D ）的日记比较真
蒋介石的日记，早年的比较真，但是他主政以后的日记很多是记给别人看的，水很深的。要从中捞出干活，没点学术功底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