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解读——读《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札记(第一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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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自出版以来，有多位学者写了书评，试简述如下；
1，占善钦先生在《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7期发表书评《一部精心考证的创新之作――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评介 》，对该书主要做了正面评价。作者主要从石先生“自己独特的风格”有掌握确凿的第一手史料；注意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扎实的考证和分析；宽广的研究视野四个方面介绍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并特地指出：“鲜为人知的是，作者在出版中文本时写了一篇序言，由于差错而未能出现在中文本里。” 所以作者的结论是：“这部著作对国内的中共创建史研究很有帮助，一定能启发和推动中共创建史的进一步研究。”   
2，田子渝先生在香港《二十一世纪》2004年4月号发表书评《颇具深度的中共创立史研究》，从《成立史》是海外第一本全面透视中共创建史的专著；穷搜史料，极大地丰富了中共创建史；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力求反映出一部完整的中共创建史三个方面介绍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并提出了以《成立史》为一个重要的参考航标，“在中国大陆产生一部权威性的中共创建史”的期望。  
3，旅英中国历史学者李丹阳、刘建一先生在《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5 期发表书评《新视野下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研究——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评介》，从非常重视原始资料的运用；根据多年来在考证基础上的个案研究综合而成的，“以小见大”,窥见整个事件的性质与结构；把中共的起源放在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下研究的；做了几乎无人能够企及的对于源流的精细的梳理工作，产生不少创见；对以往正史所忽略或被边缘化的人物、组织、事件进行了详细的叙述；沟通这一领域不同国家学者的桥梁作用六个方面介绍了该书的学术成就，还对该书中文版编辑、版式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建议。作者希望“中外学者间资料、观点、方法等方面的相互交流和借鉴有助于促进中共成立史的深入研究。”  
4、吴二华先生在《高校社科动态》2007 年第1期发表书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的他山之石——评石川祯浩近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从资料翔实强劲、观点新颖独特、考证缜密严谨、不尽人意之处四个方面集中指出该书特点以及值得商榷的地方。作者提出以下问题与石川先生商榷：1、石川先生在书中称自己首先考证出了“渊泉”不是李大钊, 而是陈溥贤。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2、石川先生认为中国学术界把“渊泉”误认为了是李大钊的笔名, 这一观点也是不准确的；3、该书夸大了陈溥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的作用；4、该书基本上没有脱离海外“外因决定论”的旧窠, 认为中共是在各方面接受了国际性的契机而发展起来的。作者对该书的总体评价是“尽管石川先生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之处, 但瑕不掩瑜, 仍然是一本对国内学术研究有很大参考价值、不可多得的研究力著, 作者善于从翔实的历史材料中深入诀疑的研究精神, 十分值得中国学者学习和借鉴。”  
5，曾成贵先生在《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发表书评《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他山之石》，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与我国同类著作相比，无疑提供了新的东西。对过去说不清、道不明的人和事，根据所搜寻到的历史资料详加考订；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着眼，尤其重视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国际间的联系，是该书两大显著的特点。同时指出：“当然，由于对史料解读不同，以及有些方面的史料仍不丰富，这项研究并没有穷尽。”，最后对书名作了一点含蓄的评价。   
6，散木先生在《中国图书商报》2006年8月1日发表书评《日本学者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指出：“石川先生的这部书，如其所言，是针对我们研究工作中的“软肋”而写作和出版的，那就是：‘在中国，不关心散落世界各地的第一手资料，疏于考究某一记述的出自和渊源，取而代之的是回忆录资料受到重视。’石川的看家本领，是‘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彻底的相互比较和对照’，以此‘改变中共成立史研究偏重回忆录倾向的研究方法’。”作者认为：“谈到中共的成立史，就很难脱离之去研究中国近邻的日本、朝鲜以及‘一声炮响’的俄国，甚至是欧美。”作者认为石川先生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当时何以会‘一边倒’？”作出了清晰的分析。最后，作者指出：“石川先生的这部书特别注意到了陈溥贤、戴季陶、施存统等以及历史上的所谓“‘伪’共产党”、“中共发起组”、苏俄来人等，以及中共成立初期的众多社会主义文献的渊源，这对开拓中共党史的研究，显然又是别开生面的了。”   
7，杨奎松先生在《中国学术》第25期发表书评《日本学者的贡献与局限——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介绍了推荐这本书的理由：“其一，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该书是注重实证研究的范例；其二，该书对国内中共党史学界的尖锐批评。”然后，杨先生对石川先生对国内中共党史学界的批评总结如下：1，“轻易地相互借鉴，甚至以讹传讹”；2，“观念先行，特别是以强烈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目的来左右史实。”与此同时，作者对石川先生对国内中共党史学界的某些批评也提出了商榷观点。另外，作者提醒读者注意石川先生提出的一个新观点；“有必要将中共的成立与中共一大分开”，接着，作者提示了石川先生在该书中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最后，作者认为：“石川这本书对中国读者来说最为重要的作用，大概莫过于他所提供的极大地不同于此前国内党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从而让关心中共党史的读者对于何谓学术研究，又有了一番新的见识。”  
8，台湾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陈永发先生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年9月第57期发表书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作者首先肯定了石川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证精神。接着作者指出：“石川先生打破了中共官方党史强调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澄清了中共成立时期的许多重要细节。尤其澄清了中国知识分子输入共产主义思想的过程。接着，石川先生又研究了中国知识分子从英语世界寻找有关俄国革命的讯息。”作者介绍了石川先生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说与中共成立时间两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同时对石川先生重点分析的两个人物：姚作宾、施存统的用意做了解读。最后作者对该书日本版与中文版的差别和中文版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了介绍。   
9，任武雄先生的书评《评介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暂时没有找到文本。只知道该文载于倪兴祥主编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 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在石川先生的著作出版后，国内史学界给予高度关注，有多篇商榷、讨论文章，对该书的一些叙述提出了商榷。最主要的是对所谓“石川先生在书中称自己首先考证出了“渊泉”不是李大钊, 而是陈溥贤”的商榷。经检索得知：讨论这个问题的论文、文章有：
1《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一则考证》，作者：丁晓强，载《光明日报》2006年07月31日
2《关于“渊泉”不是李大钊的考证问题之我见》，作者：吴二华，载《光明日报》 2006年08月8日
3《关于“渊泉”不是李大钊的考证问题之我见》，作者：朱文通，载《光明日报》 2006年08月28日      
4《有关“渊泉”的考证及其他》，作者：许全兴，载《光明日报》 2006年08月28日   
5《谁更早考证出了“渊泉”不是李大钊?——兼与石川祯浩先生商榷》，作者：吴二华，载《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6年12月25日        
6《从“渊泉”不是李大钊笔名说起》，作者：张静如， 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12月25日  
7《关于“渊泉”笔名的学术史考证》，作者：吴二华， 载《史学月刊》 2008年01月25日   
    关于石川先生在书中称自己首先考证出了“渊泉”不是李大钊, 而是陈溥贤的说法，看起来，或许是一个“误会”：上述论文指称：“石川先生称：自己考证出了当年在《晨报》以“渊泉”为笔名发表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章的不是李大钊 ,而是陈溥贤。石川先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后记中称:他在1991年前后考证“渊泉”问题时曾“按照当时中国的一般见解认为 ,在北京《晨报》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渊泉’是李大钊”(该书第409 页) ，并在其发表在 1993 年第 5 期《文史哲》上的《五四时期李大钊的思想与茅原华山、陈溥贤》一文中举出“中国出版的《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张静如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将“渊泉”作为李大钊的笔名。”并以此说明 ,中国学术界把“渊泉”误认为是李大钊的笔名。实际上，从整个学术界的主流来看 ,并没有把“渊泉”误认为是李大钊 ! 我们不能因为个别学者出现了误读，就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的错误 从而认为整个中国学术界把“渊泉”当成了李大钊。事实上，即使是在陈溥贤以“渊泉”为笔名在《晨报》发表文章时 ,当时的学界也并没有把“渊泉”误当成李大钊。”  
    实际上，按马长虹先生著：《从一处人名纠错到一部新史书》的说法：“创作此书的起因，石川先生在本书《后记》中说得明白，是源于他在1988年的一次现代史演习课上所犯的错误，他将“渊泉”当作了李大钊的笔名而遭质疑，“因而开始对‘渊泉’进行仔细调查；可以说，我所有的研究都是由此开始的。通过查阅报刊资料，我终弄清，‘渊泉’不是李大钊，而是《晨报》记者陈溥贤；再追踪下去，我发现，这位比李大钊更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陈溥贤，却几乎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知”。石川先生对自己的这一发现十分兴奋，以至在本书第一章第9页再次加以强调。”作者在此指出：“应该说，这个错误是由于当年的石川先生没有精研中共党史造成的。面对别人的质疑，石川先生没有盲目地为自己的错误狡辩，而是认真地对这一问题做了一番调查，用自己的方法考证出“渊泉”是陈溥贤，并从此走上了深研中共成立史之路，最终成就了这部特色独具的专著。”  
    而田子渝先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是非的三个问题》中就讲得更明白了：“2006年8月28日《光明日报》刊登的三篇文章不是学术争鸣，因为这是他们制造了一个假命题进行批评。事情很清楚 ，朱文通等三位学人将《成立史》中不同地方的话连缀在一起，将《成立史》中的后记和正文中的几段话拼凑，断章取义，歪曲成一个假命题。再进行批评。还煞有介事的考证，作为石川不诚实的例证。这样的作法有悖学术道德。在批评对方观点时，以偏概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以及扣帽子的方法应该摒弃。如朱文‘石川这种无知却是因为个人的狂妄，让中国学者不得不站出来揭露事实真相’、‘石川对中国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的肆意歪曲，说明他的学术品格令人怀疑’等话语范式，这样的语言有失学者水准。”  
    这个问题，还可以参考石冈陶子著，2006-04-01提交的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之中日比较研究》  
    另外，李永春、张海燕在《“改造联合”与“社会主义青年团”不是同一个组织——与石川祯浩商榷》中，指出：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缘起问题进行了考证, 得出 1920年北京“改造联合”与“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同一个中共早期组织的结论。而作者认为：无论是从北京“改造联合”的组织经过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史实来看, 二者显然属于不同性质的组织。石川将“改造联合 ”说成与 “社会主义青年团 ”等为同一个中共早期组织, 是值得商榷的。  
    而在一篇访谈《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几点不同意见》中，萧超然先生指出：“初步的意见,觉得作者搜集的资料非常丰富,对中国早期建党的一些情况作了梳理,对一些问题的考释有突破、有新意,但是这本书的一些倾向以及总体结论,应该说和中共创建史实不完全相符,也与国内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传统观点是不同的。”作者说：“我看到田子渝先生的书评,主要是从正面肯定这本书的,那么,我呢,就谈一点对这本书的不同意见,和田先生的书评相互补充吧! ”作者主要从日本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作用、石川先生没有提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俄国渠道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国际契机问题、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标志问题、石川先生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持完全否定态度问题、石川先生认为,中国国内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研究,过于偏重回忆录,不重视收集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第一手资料问题等等回答了汪文庆先生的提问。

石川先生在《百年潮》2001年07月15日发表《我怎样写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自己也作了评价：“拙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日文版)于今年4月底由日本岩波书店公开出版发行。值中共成立80周年之际，能够将其成立史在日本问世，我感到十分高兴。为本书的写作我整整坐了十年的冷板凳。众所周知，在中共创立70周年的1991年，中共创立史的研究就达到相当可观的水平……但是，对于近十年的研究进展，我始终感到不能满足。我的不满足是多方面、多因素的。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以往的研究过分重视回忆而忽视检讨各个回忆的写作过程和它的可靠性；其二、没有充分发掘、利用国外的第一手史料。下面从这两点探讨以往研究之不足，并介绍本书的内容和特色。本书写作的特点不外是尽量少用回忆录，多发掘、多利用确凿的第一手史料，坚持回到历史现场的原则……中国对于国外资料的忽视是中共创建史研究的最大的缺点。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已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尚未根本解决问题……中国组党活动与苏俄、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中共成立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作者最后指出：“中共创建史研究需要多方面、多层次的知识以及史学修养；研究马列主义传播史需要思想文化史的修养和国际眼光；研究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关系需要国际共运史的知识和运用多种语言的能力，并且要具备能够去各国充分搜集资料的条件；研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史以及中共“一大”的史实，则更需要扎实的资料鉴别能力和严肃的考订工作。目前中国国内专门研究建党史的学者，似乎还很少能兼备这诸多的研究条件。因此，我自信这本书必定能够为中共创建史研究增砖添瓦，从而推动这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但是另一篇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出版后的补充说明》暂时没有找到文本。只知道该文载于倪兴祥主编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 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至为遗憾。   
    之后，石川祯浩先生在2006年8月26日至27日举办的“191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宣读《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左双文先生作文章评论人。该文后在《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3期发表，收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论文集《1910年代的中国》。

综上所述，石川先生的著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是一部值得阅读的佳作。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注意和好评。然而该书引发的争议也值得思考，比如作者在出版中文本时写了一篇序言，但是未能出现在中文本里的原因；吴二华等国内学者对““渊泉”不是李大钊笔名的首先发现权”问题的争论。等等。文至此，似应结束，恰在此时读到学友“林苑竹”（网名）发表的《请放下棍子！——党史界的一桩“公案”及其他》，又有几句话可以讲了。该文发表于2006年12月26日。补记于2007年1月12日。林兄或许在写作该文时候没有注意到《从一处人名纠错到一部新史书》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是非的三个问题》对该争论的辩正。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吴二华先生在07年书评中虽然对该书作了正面评价，但是对““渊泉”不是李大钊笔名的首先发现权”问题的讨论中自己的学风不端问题没有回应。相反还在《史学月刊》上发表了《关于“渊泉”笔名的学术史考证》，对这个问题继续纠缠。令人叹息。
        另外，田子渝先生、杨奎松先生著文对国内中共党史研究的困难和苦衷的说明，也提醒了石川先生这样的海外学者应该对中共党史研究特殊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认为：“交流中的碰撞并不可怕，中共党式研究这个特殊的史学领域，不应该惧怕“局外人”的批评。”文章结束，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些。另，我已经开始阅读另一位日本学者田中仁先生的中共党史著作：《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史：中国共产党的危机与再生》，这又是一段新的阅读之旅了。
        补：《光明观察.书林辨误》2007年2月22日刊发《读书指谬十则》指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1版1次的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出版，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应该说，该书内文的校对还是很认真的，但封面舌口上的《内容简介》中，却将“中共”误排为“中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著作变成了研究“中国成立”史的著作！“这个问题值得提示：粗心的校对是应该挨板子的。

在上次已提交(第一集 )基础上，我在假期又阅读了相关论文，对其补充说明，要点如下：
1，田子渝先生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系列关注：  
2，相关研究综述中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学术成就的评介：  
3，所谓“石川先生在书中称自己首先考证出了“渊泉”不是李大钊, 而是陈溥贤”的商榷的再探讨。

　　谢谢月冷辛勤整理资料丰富历史版面。

这个确实要顶，历史区长期没有这样深度的帖子了

国外学者的著作，站在另一个角度解读中共成立，值得一看，有机会我也买一本

月冷的党史帖啊，我顶一下

要是能给些摘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