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解读——读《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札记(第二集 ...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文版出版以来,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多篇综述文章就对该书的学术价值进行评估,列举如下:
在张玉菡著<新世纪以来中共创建史研究述评>(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年7期)上,据作者介绍:国内新出版了四种中共创建史专著......国外也有两部较有分量的专著问世,一是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日本岩波书店2001年版;一是韩国学者徐相文著的<普罗米修斯的天火------革命俄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崛起>,2003年出版.
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说,长期以来，尽管缺乏第一手文献资料的证实.但基本上成为党史学界的”定论”,石川祯浩对此进行了质疑,认为这一说法的源头是高一涵的一系列回忆录. 而且这些回忆前后不一.更奇怪的是1999年年底到2000年初的这一段时间,高一涵实际上并不在北京,而远在日本东京,无法现场参与这一过程.因此,这样的主张显然有重新探讨的必要.萧超然则从高一涵同李大钊的关系回忆的历史环境等方面分析了高一涵前后回忆不一致的原因,对高一涵的回忆持肯定态度.
在刘晶芳,刘振清著<二○○六年中共党史研究述评>(载<中共党史研究>2007 年第3 期)中, 作者指出:” 在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史研究进展不大的情况下,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的出版引起了党史界的关注。作者视野广阔, 不囿成见, 在研究翔实史料基础上得出的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途径、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及代表人数等诸多问题上的新见解, 大大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该书史料之丰富、考证之细致超出了以往的中共创建史著作, 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之处, 如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和矛盾的剧烈运动缺乏应有的关注, 没有揭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深刻内因等。”
作者进一步说明:”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译本出版后, 立即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田子渝的《史料颇丰的中共创建史研究》(《百年潮》第6 期) 、汪文庆的《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几点不同意见——访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百年潮》第6 期) 、占善钦的《一部精心考证的创新之作——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共党史研究》第4 期) 、李丹阳、刘建一的《新视野下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研究——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评介》(《近代史研究》第5 期) 等文章, 充分肯定了石川著作的史料价值。
田子渝认为石川穷搜史料,极大地丰富了中共创建史。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版本和相关问题进行考证, 然后又将其中由日文转译的母本列出, 形成了极有价值的《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 从而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早期在中国传播时, 日本社会科学界在其中所起的媒介作用, 较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份资料和该书的附录《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1919-1923 ) 》, 是目前国内外最详细的一份有关马列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目录索引。         
在对石川的研究成果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学者们也指出了它有较大失误。田子渝说, 《成立史》深入机微, 可以说做得相当成功, 但没有总揽全局, 它没有回答在“近代中国何以会产生共产党?”由此导致了该书的一个最大问题:外因决定论, 这正是该书最大的败笔。萧超然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上, 不能轻视俄国渠道的作用, 更不能忽视十月革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他认为石川过分抬高陈溥贤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 还是应当承认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一人。在建党的准备上, 作者也不赞成石川对“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说所持的完全否定态度。
占善钦认为, 石川把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未能参加中共一大的原因, 归结为“只能是因为共产国际代表急于召集大会”似过于武断; 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就是1920 年11 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 以及《共产党》月刊的创刊”也似有些简单。朱文通《也谈对“渊泉”不是李大钊笔名问题的考证》、吴二华《关于“渊泉”不是李大钊的考证问题之我见》、许全兴《有关“渊泉”的考证及其他——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一点评论》这三篇文章, 对石川的若干新见解提出严肃批评。(《光明日报》2006 年8 月28 日)
关于一大代表的研究有新的说法。石川祯浩赞同“出席会议者十三人, 代表十二人的说法”,认为那个不具备代表资格的人不是包惠僧, 也不是何叔衡, 而是陈公博。冯铁金在《包惠僧是广州代表不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广东党史资料》第42 辑) 一文中, 在对一大代表每个地区两人的分配原则、产生程序以及1921 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进行考证后, 认为广州代表是两人而不是一人, 陈公博和包惠僧都是代表。
在李庆刚著<近年来中共党史若干重大事件研究的新进展>(载高校社科动态)2008年第3期中,作者指出:” 200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时, 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石川祯浩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作者后记中宜称“ 本书的学术水平将超过中国为纪念中共成立周年而计划出版的有关中共创建史的最新著述。至少, 在回归历史现场、审慎考证史实方面不会落于人后” 该书于2006年在中国出版了中文本。
这本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在于其主张的“应纠正以回忆录代原始资料的研究方法” 。作者搜集了中、日、俄等国有关的大量文献资料, 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 对当时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渠道, 中共上海发起小组的形成以及中共成立的时间和出席“ 一大”的代表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 作者认为,出席中共“ 一大”的王尽美、邓恩铭等, 与其说代表了济南的“组织”,不如说是作为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有联系的济南人士出现在一大的会场上的。李大钊常被称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父, 这似乎也是众所皆知的常识。石川祯浩认为, 党外人士—《晨报》主笔陈溥贤是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如果撇开了陈溥贤, 就无法谈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是如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 五四时期, 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 绝非李大钊一人之功, 因为李大钊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是由陈溥贤传递给李大钊的.
石川祯浩还认为, 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之初, 共产国际并非一开始就定格于李大钊、陈独秀等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 还有江亢虎的“ 中国社会党” 和姚作宾的“共产党” 亦称“ 大同党” 等, 研究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 不应该将他们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
总之, 石川祯浩一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 有的学者表示了赞扬, 有的表示了异议.前者如占善钦的《一部精心考证的创新之作—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者如金立人的《就中共创建史若干问题答石川祯浩》, 金指出, “ 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中国拥护追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独立自主建立起来的” 而石川认为“ 独立自主等于冒牌共产党” 。金认为, 在中国离开五四运动, 离开工人运动, 离开陈独秀、李大钊就无从谈起建党。无论怎样, 石川祯浩的研究对我国学者有很大触动和借鉴作用, 必将推动中共创建史研究的进一步深人。

另外,在关于该书的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国内又有相关的的进一步研究成果出现:比如李玉贞著<中共一大文献并析二题>(载<党的文献>2007年3期), 对收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编, 人民出版社年版、长期作为中共一大正式文献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进行了研究。认为一大未曾通过纲领和决议, 这两份文件也不是一大的正式文件现在所看到的纲领, 仅仅是讨论草案,甚至可能是个汇报材料。现在看到的决议, 可能是关于中共决议应当包括的要点或者据讨论所做的记录,或者是一份草稿, 甚至不排除是马林准备向共产国际汇报使用的材料的可能。
苗体君, 窦春芳著<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原因再探讨>,(载<党的文献>2007年3期), 他们认为:“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的真实原因是北京小组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 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 在组织活动中就没有惊动李大钊, 他们相互谦让后, 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
任武雄著<试对“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问题的破解—兼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始末>,(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3期),就认为:”高的回忆并非空穴来风,不能完全否定。但是, 当时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 并非明确商讨建立“ 共产党” 的问题, 而是酝酿建立新的革命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问题。这与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有关.”
.    刘静著<新世纪以来中共历史研究的新趋势>(载<北京党史>2008年2期)指出:”几年来, 国外中共历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 给国内党史界带来不小的震动, 书中的《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和附录《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一》是目前国内外介绍最详细的一份有关马列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目录索引.”

另外,在关于该书的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国内又有相关的的进一步研究成果出现:比如李玉贞著<中共一大文献并析二题>(载<党的文献>2007年3期), 对收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编, 人民出版社年版、长期作为中共一大正式文献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进行了研究。认为一大未曾通过纲领和决议, 这两份文件也不是一大的正式文件现在所看到的纲领, 仅仅是讨论草案,甚至可能是个汇报材料。现在看到的决议, 可能是关于中共决议应当包括的要点或者据讨论所做的记录,或者是一份草稿, 甚至不排除是马林准备向共产国际汇报使用的材料的可能。
苗体君, 窦春芳著<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原因再探讨>,(载<党的文献>2007年3期), 他们认为:“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的真实原因是北京小组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 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 在组织活动中就没有惊动李大钊, 他们相互谦让后, 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
任武雄著<试对“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问题的破解—兼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始末>,(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3期),就认为:”高的回忆并非空穴来风,不能完全否定。但是, 当时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 并非明确商讨建立“ 共产党” 的问题, 而是酝酿建立新的革命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问题。这与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有关.”
.    刘静著<新世纪以来中共历史研究的新趋势>(载<北京党史>2008年2期)指出:”几年来, 国外中共历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 给国内党史界带来不小的震动, 书中的《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和附录《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一》是目前国内外介绍最详细的一份有关马列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目录索引.”

衡朝阳著：《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文献与新视域(1978一2008)》，(华东师范大学2008届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胡逢祥教授指导，2008年4月完成。)
在多个问题上,对石川祯浩的研究做了介绍,比如在下编第六章<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建党关系的考辨>,在上海革命局和中共建党的关系的讨论中, 任武雄首先对上海共产党赖以产生的前提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提出质疑, 根据俞秀松1920年的日记，任武雄提出新观点，所谓“社会共产党”就是通常所说的上海发起组，同时根据该资料，提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时间当在1920年5, 6月中，以及6月17日之前的6月中旬等结论。(任武雄：《1920年陈独秀建立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4期);杨奎松则依据新公布的苏俄、共产国际有关档案把革命局和中共上海发起组等同起来:1920年7月19日陈独秀召集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大会，成立了“社会主义者同盟”，其核心“革命局”即为中共上海发起组。认定“革命局”即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杨奎松:《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检索出施存统在日本被捕时的《施存统在警视厅所做陈述要点》等资料作为旁证，金立人在对基本相同的文献进行解读时得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 “革命局”不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中共上海发起组还是成立于1920年6月的“社会共产党”，最早的五人成员是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和陈公培。中共上海发起组酝酿于1920年5月，成立于6月。(金立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若干史实考》(上)，《党的文献》1997年第6期;《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若干史实考》(下)，《党的文献》1998年第1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史实的争辩背后，隐藏着“义理之辩”，即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独立自主的建立还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包办下成立的，(关于隐藏在中共_E.海发起组问题背后的中共创立的独立性问题在“社会共产党”作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共识达成后凸显，见:金立人:《就中共创建史若干问题答石川祯浩》，《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年4月号，该文尽管是对石川祯浩有关“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质疑的反驳，但的确反映部分国内研究者在此问题上的敏感。)固然承认“革命局”就是中共上海发起组并不等于承认维经斯基等国际代表对“革命局”的绝对领导和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直接包办，但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在;反之，强调“社会共产党”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也并不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不是受共产国际代表直接影响，所以研究者多更进一步，或强调“社会共产党”和“革命局”互不相干，或证明两者有联系，但最终维经斯基走向了陈独秀，承认了他的“革命局”的破产，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系问题在此后还有争议应该看到，由于年代久远和资料不足，有关早期来华的苏俄、共产国际代表情况现在都很难搞清，研究者多存在推测和臆断的情况，对己经发掘的史料，研究者也存在解释不一，甚至互相对立的问题，如关于上海“革命局”和“社会共产党”的关系，这里既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作用，也有资料缺乏的局限因素。但无论如何，这些问题是从原始文献中发现，并依据考察文献来解决，已经是一种进步，各种观点的出现，正是这种进步的体现。
关于“三月会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发现的有关建党史的另一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是1921年的“三月会议”，保存在该档案中的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首先被发现有这样的说法:“一九二一年三月的第一次大会是肃清无政府党的大会”。但由于没有相关资料的支持，并未引起人们重视。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共代表张太雷致共产国际三大报告的公布，其中对三月会议比较详细的叙述引起了党史研究者的注意。
在否定三月会议的基础上，如何解读张太雷的报告和舒米亚茨基的文章成为
最后问题，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根据有关档案文献对此作出了新的解释。
    石川祯浩首先表示对“三月会议”的怀疑，一方面，瞿秋白《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注明是“摘自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瞿秋白和张太雷之间无论是谁为对方提供消息都不能证明张太雷报告“三月会议”的存在;另一方面，张太雷了解国内三月份情况也值得怀疑，因为张太雷1921年3月应该已经到达伊尔库茨克，鉴于交通的问题，他很难再得到国内3月及以后的情况，他的报告中甚至有1921年5月国内情况，都是不合理的。
同时，根据张太雷报告中出现的错误，如认为天津、香港、南京存在党组织，石川祯浩怀疑是张太雷等和当时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其它共产党组织斗争的需要而做的伪造，1921年6月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信中特别强调希望共产国际不要以杂派的共产党为对手，也反映出这一特点，张太雷在报告中有意夸大了他所在的共产党组织力量，只是其报告中关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是准确的。
在此基础上，石川祯浩通过新公布的1957年苏联移交中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的一份文献《中国共产党宣言》，结合舒米亚茨基文章涉及的“三月会议”内容，有了新的发现。《中国共产党宣言》根据其内容应该成于1921年12月10日，其前言说明，该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11月间决定的”，应当是中共1920年11月决定的，文件的作者“chang”应当是在伊尔库茨克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张国熹，鉴于张国煮当时的地位，文件应该是可信的，但此前一直未引起重视。通过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在1921年5月《远东人民》创刊号上发表的《共产国际在远东》和张国焘《中国共产党宣言》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内容有相同之处。《共产国际在远东》中提及“最近，在中国的中央召开了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会议”，确定“我们的任务乃是组织和集中群众斗争的力量，使其打击更为有力、强大。这一切要通过宣传、组织中国的工人、农民、士兵、职员、学生，创立具有统一中心的强有力的产业工会，并创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实现”;而张国焘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则在“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条下称“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斗争的势力，使那攻
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这一定要向工人、农民、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成功的;目的是要组织一些大的产业组合，并联合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总联合会，又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两者几乎是完全相同，足证张之《中国共产党宣言》不是伪造。作者同时提出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党》创刊号内容和《中国共产党宣言》一致，也证明该宣言的真实性，因此舒米亚茨基所谓的“会议”，应该是张国煮在《中国共产党宜言》中叙述的1920年11月召开的，而非1921年3月。
    石川祯浩也提到了张太雷的身份问题，张在天津活动，但和周恩来等都没有联系，北京共产党组织和北京的李大钊等也没有与其联系的证据，他在伊尔库茨克的出现时突然的，据舒米亚茨基回忆，张太雷是在到达后，才收到国内共产党任命他为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的委任，并担负准备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任务的。伊尔库茨克以前张太雷的相关资料很少，王一知、湛小岑回忆称其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但北京小组成员回忆中都没有提到，而堪小岑回忆他和张太雷在天津建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未得到有力证实。((日)石川祯浩著、王士花译:〈<中国共产党宜言>与一九二一年中共三月会议关系考》，《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沿用了这个说法.)
作者认为:正是因为张太雷的身份问题让研究者无法确定其报告内容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再加上缺乏有力的旁证，从而给厘清“三月会议”带来巨大的困难。现在看来“三月会议”即使不能说是子虚乌有，至少也是查无实据，许多研究中利用一些并非直接的史料，尤其是不加考证的回忆资料，态意解释，有损党史研究的严谨，根据大量原始文献研究引申出的张太雷身份问题以及1920年11月的会议及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则具有重大意义且值得进一步探索。

在第七章<李大钊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作者指出:”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对李大钊与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关系作有更完整分析，他的研究成果，比较深入地展现了茅原华山、丸山幸一郎等人对李大钊的影响。特别是通过对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章的“渊泉”进行考证，论述了陈溥贤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宜传的贡献及其对李大钊接受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对比同时期李大钊和茅原华山的作品，可知1916年以后李大钊就开始受到茅原华山影响，其1916年8月的文章《三》中关于“第三文明”的阐述即是从茅原华山等创办的《第三帝国》杂志关于“第三帝国”的论述衍化而来。1918年以后，李大钊在这方面受到茅原华山的影响更为突出，这一年，他的文章《今》、《新的!旧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乃至次年《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和1920年《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都直接引用了茅原华山的《人间生活史》(1914),《世界和平与日本的不和平无血革命私案》(1919)和《为人之产业耶，为产业之人耶(英国的民生维新)》(1919)等论著中的观点，这些都说明五四运动前李大钊的东西文明观和对时空观的哲学性考察与茅原华山思想乃至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深刻关联，这样的影响在五四以后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仍然存在。
    石川祯浩还详细考察了李大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贡献。他认为，李大钊1919年9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并非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当时北京《晨报》副刊和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均在李大钊之前就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是《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专栏，应视为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端”，它从1919年4月就开始连续登载“渊泉”等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文章。对于以往认为李大钊参与这一时期《晨报》副刊编辑工作的看法，石川祯浩表示了否定，指出在《晨报》副刊积极译介日本社会主义文献宣传马克思主义是“渊泉”而非李大钊。“渊泉”并非通常所猜测的李大钊，而是陈溥贤。陈溥贤和李大钊在1915年至1916年间同在早稻田大学读书，在留日学生总会及其机关报《民彝》上都十分活跃，归国后同为《晨钟报》编辑，1916年以后他们的关系很紧密，1918年底陈溥贤作为《晨报》特派员驻留东京，《每周评论》和《大阪每日新闻》记载这一时期李大钊和吉野作造“黎明会”之间的交流，可以看出陈溥贤的中间人作用。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也是引用陈溥贤在《晨报》副刊发表的河上肇论文的译文，同时1919年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潮走向高涨的一年，本年大部分时间在日本的陈溥贤发回大量报道和翻译文章，1919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显然受到过陈溥贤的帮助。((日)石川祯浩著、王捷译《五四时期李大钊的思想与茅原华山、陈溥贤》，《文史哲》1993年第5期.) 石川祯浩的这一结论，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石川祯浩进一步补充分析了丸山幸一郎对李大钊的影响。清水安三回忆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自己“经常和丸山昏迷君、铃木长次朗兄一起去拜访他，他的家是我们在北京最愉快的去处之一。铃木兄不久就去了东京，但铃木兄是曾影响李君向左倾的人”，铃木长次朗虽然不可考，但丸山昏迷就是丸山幸一郎，日本内务省档案记载他和大杉荣、解利彦等有交往，后来成为北京的日文期刊《日刊新支那》、《周刊新支那》和《北京周报》的记者和编辑，他和李大钊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日本社会主义者同盟”上，是他介绍李大钊加入了同盟。1919年12月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是以森利彦的几篇论文和译文为蓝本写成的，其间的中介也应该是丸山。通过对李大钊和茅原华山、河上肇、丸山幸一郎及森利彦等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关系，以及陈溥贤在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分析，有助于说明“五四时期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所处的知识环境”。(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16页一一22页.文献表明，李大钊留学日本期间，还受到中江兆民、吉野作造、安部矶雄、今井嘉幸等的影响，这些影响尽管和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但有助于揭示李大钊思想渊源.参见吴汉全:《留学日本与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发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支持一下月冷原创。。。

所谓“石川先生在书中称自己首先考证出了“渊泉”不是李大钊, 而是陈溥贤”的商榷问题,看起来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评价并不一致, 比如田子渝先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是非的三个问题》是批评2006年8月28日《光明日报》刊登的三篇文章. 刘晶芳,刘振清著<二○○六年中共党史研究述评>(载<中共党史研究>2007 年第3 期)却说《光明日报》2006 年8 月28 日刊登的朱文通《也谈对“渊泉”不是李大钊笔名问题的考证》、吴二华《关于“渊泉”不是李大钊的考证问题之我见》、许全兴《有关“渊泉”的考证及其他———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一点评论》这三篇文章, 对石川的若干新见解提出严肃批评. 而衡朝阳著：《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文献与新视域(1978一2008)》明确认为石川指出了:“渊泉”并非通常所猜测的李大钊，而是陈溥贤。而田先生与衡先生的看法还不一样:” 石川从来没有标榜是自己第一个发现“渊泉”不是李大钊。批评者主要依据《成立史》后记中的两段话,原话是:“因见识浅陋而只能对中国的一般见解囫囵吞枣,我对此深感羞愧,因而开始对‘渊泉’进行仔细调查;可以说,我所有的研究都是由此开始的。通过查阅报刊资料,我终于弄清, ‘渊泉’不是李大钊,而是《晨报》记者陈溥贤;再追踪下去,我发现,这位比李大钊更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陈溥贤,却几乎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知。我非常兴奋,于是考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日本的关系,旁及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完成了硕士论文《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传播》。”(《成立史》第409～410页)
首先,这段文字不在正文里,作为后记的一部分只是说明作者写书的起因,表明石川在作硕士研究生时认识(或者发现) 到“渊泉”不是李大钊,经过他的考证“渊泉”是陈溥贤,这令他十分兴奋,为此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学术之旅。那时他还是一个学生,对中国的研究很有限,正如他自己所说是“见识浅陋而只能对中国的一般见解囫囵吞枣”。当时他在日本无法看到1987 年杨纪元的文章,至于许文所列举的著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 庄福龄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6 月第一次印刷) 、《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许全兴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10 月版) ,当时市面上还没有,在日本的石川当然无法了解,我们不应该苛求一个日本学生要他了解还没有的东西。再说石川的这段仅仅是说明他进行该课题研究动机的话,丝毫没有自夸的意思,又怎么可以演绎成了石川“显然是在制造假相,无非是想让读者相信他提出的‘中国学术界把“渊泉”误认为是李大钊’的这一假命题,以此来衬托他的‘研究成果’的意义”(见吴文) 呢?
其次,就这两段文字本身,也不能得出石川称自己是第一个(首先) 考证出“渊泉”不是李大钊,是陈溥贤的结论。因为他只是说他自己(丝毫没有涉及别人) 终于弄清“渊泉”不是李大钊,是《晨报》记者陈溥贤,根本没有说自己要比中国学人更早弄清楚这个问题。
再次,他的“这位比李大钊更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陈溥贤,却几乎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知”的
话,意思也很清楚,是说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陈溥贤还几乎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知。即便这不是事实,那也只能说明作为学生的石川对我国对“渊泉”研究了解得不够,怎么曲解成是石川夸自己比中国学者要早发现“渊泉”不是李大钊。这是两码事。
最后,作为学者的他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后,更是从来没有说过他比中国学人要早指出“渊泉”不是李大钊,是陈溥贤的话。有学人拿出《成立史》第9 页的一句话来支撑自己的指责,
可惜这种指责不能成立。请看原话:“在《晨报副刊》上连续翻译、发表这些社会主义著作的‘渊泉’到底是谁呢? 曾经有人解释说, ‘渊泉’是李大钊的笔名,这是不正确的。据笔者考证,‘渊泉’是当时《晨报》的记者陈溥贤的笔名。”这段文字表述得很清楚,“曾经有人”石川说的是一个事实,无需解释。后一句话,表示的是石川的研究成果。学界没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有人对某件事,或某个人作了考证,就不准其他人再进行研究! 石川在这里报告自己的考证结果,没有称自己是第一个考证“渊泉”是陈溥贤。报告自己的科研成果与谁是第一个考证是两码事。”
田先生论证到“石川的学术态度是诚实的。这彰显他在这句话结束时,作的一个注释里。这个注说:“有关从前对‘渊泉’这个笔名的解释,和主张‘渊泉’是陈溥贤的笔名的考证,请参阅拙稿《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 《思想》第803 号,1991 年。”那么《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称自己要比中国学者要早考证出“渊泉”不是李大钊,是陈溥贤呢? 不是。石川在1991 年发表的这篇文章里,清楚地说明他大体上知道中国学者对“渊泉”是陈溥贤的考证和研究,他举1988 年出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为例。这体现在《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23 注释里。内容如下:“庄福龄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出版) 认为‘渊泉’是‘陈博贤’( 第66 页) 。或许将陈溥贤的名字和他的字博生混在一起,但书中几处都写为‘陈博贤’,又不象是单纯的误记、误植。该书认定‘渊泉’时,除了有误记以外,也没有进行考证,也没有探讨陈溥贤与李大钊之间的关系,以及五四时期以后的陈溥贤的活动。因此,笔者认为在本文上进行考证、介绍他与李大钊之间的关系等,尚有一定的意义。”

月冷，不知道有没有关于李大钊早年对日本认识的一些文章？

谢谢楼主为我们做的介绍

好长啊，谢谢楼主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