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面临经济发展减速等情况

财政部前部长项怀诚昨日出席中国企业全球并购论坛时旗帜鲜明地指出，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预计我国在未来几个月乃至相当长时间里可能面临经济发展减速、出口减少、财政减收、外汇储备缩水以及待业人员增加等情况。

如果金融危机冲击宏观经济，给老百姓带来的最大改变莫过于经济“由热转冷”，广为国人所熟知的GDP增速将会出现明显下滑。

最简单的例证是，目前在欧美等国，金融危机正往实体经济蔓延，初步显露出演变为经济危机的征兆。而随着这些国家消费需求的大幅放缓，中国出口必然受到影响。作为长期以来拉动我国经济的马车，出口的下滑对经济影响巨大。

根据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的测算，如果我们的出口从20%以上的成长变化单位数的成长，我国的经济增速就可能从12%变为8%到9%。

事实上，这点已经在我国在1997年以后的宏观经济数据中得到验证。正是由于1997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环境的骤然变化，我国在1998年经济增速仅为7.8%，1999年更是下滑至7.1%的近年来最低点。

可见的事实是，从1978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GDP年平均增速为9.8%，1998年和1999年的低增长带来的直接效果便是：8%从此被普遍认为是官方和学者共同的“心理底线”。

而根据耶鲁大学陈致武教授的观点，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GDP增速为10.4%，百姓能感觉到的增长率约为6.2%。因此，如果GDP增速下滑，百姓腰包“缩水”之感将会十分强烈。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包括炒股在内的财产性收入对居民的影响。经济形势下滑，股市暴跌，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过去一年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亏损”乃是全民不能承受之轻。

CPI：通缩猛于通胀

紧随GDP下滑而出现的就将是CPI的明显下降。这恰恰和最近一年来在国内发生的高通胀情况相反。

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提供的数据，在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年内，我国的CPI数据纷纷随经济减速而呈现负增长。其中，1998年我国CPI指数为-0.8%，1999年，我国CPI指数更是下滑至-1.4%。

很多人也许会问，CPI负增长了，物价终于不升反降了，难道不好吗？

很不幸，答案恰恰是“后果很严重”。简单地理解，物价之所以下降，根源在于企业生产的东西超过了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譬如，企业生产的出口不了，转入国内销售，但国内市场根本无法消化；大量商品找不到销路。

如是经济状况带来的结果只有一个：企业盈利变差，员工工资收入止步不前。更有甚者，企业倒闭，员工失业。

不过王小鲁指出，当年的数据可能存在“失真”因素。从1998年的发电量来看，经济增速应该明显低于8%。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两年我国经济增速真的跌至8%这一心理底线，感觉会比当年好一些。

就业：大学生堪比菲佣
在龚方雄看来，我国经济增速或许不能低于9%，因为“中国要维持8%到9%的增长率，才能像发达国家0%的成长一样。否则，中国根本就没有办法吸收这么多劳动力进城。”

“虽然有8%的成长，可能劳动失业率还在增加。衡量经济衰退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个失业率是上升还是下降。”龚方雄指出，“国家不太可能容忍8%到9%的经济成长，应该把经济成长维持在9%以上。”

可惜的是，由于1998年恰逢国有企业改革，大批工人下岗，因此从我国内地的历史情况很难看清楚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的关系。但香港的经历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生动的案例。

根据交通银行研究院(香港)提供的数据，1998年6月，金融危机爆发大半年之后，香港失业率高达6%；而2001年美国的科技股泡沫再次给了香港一记“重拳”，2004年，香港失业率曾一度高达8.6%。

“2002年、2003年是香港人最难熬的日子。当年的大学生首份工作薪水仅为4000港元，其时菲佣(香港有钱人家的保姆)的收入也有3000港元。”交通银行香港分行首席经济及策略师罗家聪说。

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不难以想象。受到危机“感染”的香港当时各行各业几乎无一幸免。受伤最深的地产业在1997年到1998年一年间猛跌了60%；而看似和金融毫无影响的黄金产业——香港旅游业也在1997年以后收缩，并于1998年出现罕见下降。财政部前部长项怀诚昨日出席中国企业全球并购论坛时旗帜鲜明地指出，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预计我国在未来几个月乃至相当长时间里可能面临经济发展减速、出口减少、财政减收、外汇储备缩水以及待业人员增加等情况。

如果金融危机冲击宏观经济，给老百姓带来的最大改变莫过于经济“由热转冷”，广为国人所熟知的GDP增速将会出现明显下滑。

最简单的例证是，目前在欧美等国，金融危机正往实体经济蔓延，初步显露出演变为经济危机的征兆。而随着这些国家消费需求的大幅放缓，中国出口必然受到影响。作为长期以来拉动我国经济的马车，出口的下滑对经济影响巨大。

根据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的测算，如果我们的出口从20%以上的成长变化单位数的成长，我国的经济增速就可能从12%变为8%到9%。

事实上，这点已经在我国在1997年以后的宏观经济数据中得到验证。正是由于1997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环境的骤然变化，我国在1998年经济增速仅为7.8%，1999年更是下滑至7.1%的近年来最低点。

可见的事实是，从1978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GDP年平均增速为9.8%，1998年和1999年的低增长带来的直接效果便是：8%从此被普遍认为是官方和学者共同的“心理底线”。

而根据耶鲁大学陈致武教授的观点，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GDP增速为10.4%，百姓能感觉到的增长率约为6.2%。因此，如果GDP增速下滑，百姓腰包“缩水”之感将会十分强烈。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包括炒股在内的财产性收入对居民的影响。经济形势下滑，股市暴跌，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过去一年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亏损”乃是全民不能承受之轻。

CPI：通缩猛于通胀

紧随GDP下滑而出现的就将是CPI的明显下降。这恰恰和最近一年来在国内发生的高通胀情况相反。

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提供的数据，在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年内，我国的CPI数据纷纷随经济减速而呈现负增长。其中，1998年我国CPI指数为-0.8%，1999年，我国CPI指数更是下滑至-1.4%。

很多人也许会问，CPI负增长了，物价终于不升反降了，难道不好吗？

很不幸，答案恰恰是“后果很严重”。简单地理解，物价之所以下降，根源在于企业生产的东西超过了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譬如，企业生产的出口不了，转入国内销售，但国内市场根本无法消化；大量商品找不到销路。

如是经济状况带来的结果只有一个：企业盈利变差，员工工资收入止步不前。更有甚者，企业倒闭，员工失业。

不过王小鲁指出，当年的数据可能存在“失真”因素。从1998年的发电量来看，经济增速应该明显低于8%。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两年我国经济增速真的跌至8%这一心理底线，感觉会比当年好一些。

就业：大学生堪比菲佣
在龚方雄看来，我国经济增速或许不能低于9%，因为“中国要维持8%到9%的增长率，才能像发达国家0%的成长一样。否则，中国根本就没有办法吸收这么多劳动力进城。”

“虽然有8%的成长，可能劳动失业率还在增加。衡量经济衰退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个失业率是上升还是下降。”龚方雄指出，“国家不太可能容忍8%到9%的经济成长，应该把经济成长维持在9%以上。”

可惜的是，由于1998年恰逢国有企业改革，大批工人下岗，因此从我国内地的历史情况很难看清楚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的关系。但香港的经历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生动的案例。

根据交通银行研究院(香港)提供的数据，1998年6月，金融危机爆发大半年之后，香港失业率高达6%；而2001年美国的科技股泡沫再次给了香港一记“重拳”，2004年，香港失业率曾一度高达8.6%。

“2002年、2003年是香港人最难熬的日子。当年的大学生首份工作薪水仅为4000港元，其时菲佣(香港有钱人家的保姆)的收入也有3000港元。”交通银行香港分行首席经济及策略师罗家聪说。

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不难以想象。受到危机“感染”的香港当时各行各业几乎无一幸免。受伤最深的地产业在1997年到1998年一年间猛跌了60%；而看似和金融毫无影响的黄金产业——香港旅游业也在1997年以后收缩，并于1998年出现罕见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