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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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阶段

本文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2年第10期 出版日期 2012年10月01日

　　 中国经济整体和中国企业面临两个重大挑战：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产业升级问题；挑战主要是制造业在目前产业层次上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邵宁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企业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势非常关注：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外各种负面消息很多，尤其是欧洲；另一方面，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一些行业和企业觉得经营非常困难。今后若干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势将如何，会遇到什么样的矛盾和问题，我想就此谈一下个人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国际经济环境：中期不看好

　　（一）美国经济

　　作为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最前沿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发展状态与科技革命的长周期相关。如果科技发展出现革命性变化，美国经济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繁荣期，如电力的应用和计算机的发明催生出全新的产业，否则只能保持比较低水平的增长。目前，世界科技创新还没有出现革命性变化的迹象，所以，美国经济保持低增长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美国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原因是金融创新泡沫破灭造成大量财富损失，很多美国的公司和个人购买了金融衍生产品，最后造成了坏账。这导致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信用危机，由于对公司和个人的信用不能准确评估，银行不敢贷款；二是需求萎缩，公司投资和消费者开支都会减少。但是，这些问题对美国来说只是短期问题：信用危机可以重建，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财富损失也是一次性的。特别是由于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国际资本不断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回流到美国，而且美元是国际性货币，美国拥有铸币权。虽然美国债务比重也相当高，但不会出现债务危机。

　　美国经济中期真正的问题是：金融创新做过了头，导致了泡沫和危机，那么，今后美国靠什么产业带动经济增长？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产业发展一直受到后发国家的挤压，美国的钢铁工业基本已经退出，汽车工业受到日本、韩国、德国的挤压，日子也很不好过。后发国家的挤压迫使美国在产业前沿展开创新，但是，这种创新一直不太顺利，互联网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都造成了泡沫，说明对这些新产业的预期和估值过高。奥巴马上台之后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英国和法国也都有重振制造业的规划，但是，实施起来很难。美国现在的制造业只占到GDP的17%，主要是高科技产业和军工产业，其他产业因为没有成本优势基本都转移出去了，这种状况并没有实质性改变。总之，美国经济中期发展不会很好，也不会出大的问题，主要是没有明显的优势产业带动，传统产业又受到其他国家挤压发展，空间有限。

　　（二）欧洲经济

　　欧洲国家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经济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实质是欧元区一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足以维持其过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这个矛盾表面化了。这是为了实现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抱负所付出的经济代价。

　　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但是，其人均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差别并不太大。大约是2008年的数据，欧洲国家人均月收入折合人民币:法国2.2万元、德国2万元、意大利1.7万元、西班牙1.6万元、希腊1.2万元。希腊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退休金占原工资的比重）居然达到了95.7%，排名全球第三（第一是沙特、第二是冰岛），而美国只有40%。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收入和福利高，结果必然是本国企业成本高、产品没有竞争力。这是一个本质性的矛盾，没有高的生产率却要维持高生活水平，从长期看是无法持续的。

　　如果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遇到这种矛盾，它可以用货币贬值来调节。货币贬值后，企业的成本降低，当然国民财富也会缩水。但是，进入欧元区后，货币手段只能由欧洲央行来使用，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已经无法运用了，因而所有矛盾都集中到财政的方向上。首先，高福利需要财政补贴支持，财政压力会非常大；第二，为避免经济衰退，政府需要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财政没有钱只能借债，借债还不了就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为防止欧元区解体，欧盟不断采取各种救助措施，前提都是要减少财政赤字，这意味着相关国家政府开支要减少、社会福利水平要降低，这也导致了欧洲一些国家民众的各种抗议。

　　不管救助的结果如何，在一段时期中，欧洲各国的政府开支和居民消费都会下降。希腊如果退出欧元区，其本币会大幅贬值，购买力将下降；如果不退出，则必须接受欧盟规定的财政纪律，也意味着财政支出减少、社会福利减少。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欧洲市场的购买力会降低，而且，这个趋势可能要维持若干年，期间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会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欧盟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欧盟经济不景气会对中国造成很大影响。

　　（三）日本经济

　　日本经济和美国经济有相似的情况，日本的产业发展和科技水平已经到了世界的前沿，没有新的技术突破很难有大发展。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进入“失去的十年”，进入本世纪后略有好转，2000年至2007年GDP年均增长1.7%，但是，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又进入负增长，接下来的地震、海啸、核事故对日本经济造成很大打击。

　　日本中期经济发展的前景可能比美国还要差一些。第一，日本是外向型经济，国际市场不好对日本影响比较大。第二，日本经济的调整余地很小，财政和金融手段已经基本用尽。在财政方面，日本国债占GDP比重为185%，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日本的国债是内债，与欧洲不同，不会出现债务危机，但是，进一步借债的余地已经很小。在金融方面，日元的利息基本为零，已经没有降息空间了。

　　美国、欧洲、日本都属发达经济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很高。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好，今后一段时间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量有限。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量大约占世界经济的60%，所以，世界经济中期也不看好。这种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很大，因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会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下降，并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重大阶段性转折

　　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已经有30年。1979年到2009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10%，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是什么因素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未来能否继续维持高增长？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中国经济能够连续30年高速增长主要有以下四个支撑性因素：

　　第一，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和环保成本。长期以来，低人工成本是我们的传统优势，环保成本相当部分没有计入生产成本之中，因为污染没有治理。低的要素成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一是我们的企业有低成本优势，竞争力很强；二是对外资吸引力大，跨国公司是全球配置资源，要选择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外资来投资建厂，当地就有GDP、就业、税收。

　　第二，高的储蓄率。这是华人的特点，中国人不愿意借债，无债一身轻，储蓄倾向很强。即使在美国，储蓄率很低的地方，华人也是有存款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有30%的储蓄率。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储蓄率一直超过40%。这个特点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储蓄是一个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

　　第三，国外有技术来源。产业发展光有钱不行，技术和资本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产业。改革开放的前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起点很低，需要的技术都是国外成熟的技术，甚至是过时的技术，所以买技术很容易。能很方便地从外部得到技术，跨越了自主研发的过程，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极大的促进，使投资和产业的形成非常快。

　　第四，较大的国内市场。中国从短缺经济起步。以前许多商品是凭票购买的。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消费热点一个接着一个，消费呈排浪式推进，市场是现成的。在基础设施领域存在大量有回报的投资机会。这一点很重要，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需求是无限的，但在一定收入水平上有回报的投资机会是有限的。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把企业培育得很大，并使之经受国内市场竞争的锻炼；国内市场饱和后企业会转向外向型发展，并依托成本优势实现海外扩张。

　　上述四个因素中，除了高储蓄率之外，都是“穷”的因素，或者说是后发的因素。这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恰恰构成了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条件，所以，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不是偶然的。

　　这30年，中国主导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基本都是这样的：收入提高、市场形成；国内储蓄与国外技术相结合，马上形成投资和产业；依托广大的国内市场，企业可以发展得很大；国内市场饱和后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优势占领国际市场。具体来说，大致是这样的情况：

　　第一波，1979年至1984年，以轻纺工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改革开放是启动性因素。当时，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城市职工工资上涨，但有钱买不到东西，这说明市场形成了。这期间，中国轻工业年均增长12.8%，重工业年均增长7%，轻重工业增速差别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1984年前后，中国日用消费品的市场短缺消除，轻纺工业的国内市场饱和，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挤垮了许多国家的同类产业，使中国成为轻纺工业的出口大国。

　　第二波，1985年至1990年，以家电产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日用消费品需求满足后，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家电成为消费热点，家电产业发展的市场形成。这段时间是中国家电产业从无到有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依靠引进技术和生产线，彩电、冰箱、洗衣机产销量呈现十倍甚至十几倍的增长。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城镇家庭家电普及率已很高，而农村市场跟不上，国内家电市场出现饱和现象，国内家电企业开始外向型发展，使中国成为家电出口大国。因此，欧盟从1991年开始，正式对中国彩电实施反倾销措施。

　　第三波，1990年至2000年，基础设施产业群。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居民家电需求基本满足，而汽车和住房的市场还没有形成，居民消费热点趋于分散化。当时基础设施的瓶颈问题非常突出，交通、能源、通信、原材料都很紧张，这为多个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市场条件。整个90年代是中国基础设施大发展的时期，通信热、电厂热、港口热、公路热，带动了机械、石化、电子、原材料、建筑建材等产业的发展。以通信为例，90年代初中国通信条件还较差，交了初装费依然装电话难。90年代成为中国通信业发展最快的时期，这期间中国长途电话交换机容量增长了34倍，局用交换机容量增长了14倍，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增长了2700倍，技术都是国外引进的。到2000年左右，国内通信业增长开始趋缓，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转而开始外向发展，依靠低成本优势占据了相当大的国际市场份额。

　　第四波，2000年至今，以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进入新世纪后，几十万元级的消费开始启动，中国住房和汽车市场开始形成。这十几年中，汽车工业和房地产业是发展最快的产业。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汽车技术同样也是引进的。中国引进汽车技术已经是附带条件的了：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只转让给了合资企业，并由外方控制；外方的技术只能用于外方的品牌，而且产品不能出口。同时，信息产品市场，金融、保险、媒体、娱乐、教育等新一代第三产业，环保、节能等产业的市场也在形成。

　　住房和汽车市场的形成，说明中国和世界产业的前沿已经比较接近了。在发达国家，住房和汽车依然是主要的实物消费品，汽车、住房的销售量仍然是其判断消费者信心的重要指标。

　　在这30年的高增长中，中国曾经有三次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偏低，政府不得不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第一次是1989年，当时家电消费热点过后，没有其他消费热点，国内需求不足；第二次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加上住房、汽车市场还没有形成，也是一个消费空档；第三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几次都是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启动内需。可见，这3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也是有周期、有波动的。

　　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经济30年的高增长，大致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产业结构的升级。30年的高增长，中国经济并不是在一个产业平面上，而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升级上来的，30年来中国的主导产业已经上了几个台阶。结构升级是原因，经济增长是结果。如果主导产业不升级，30年的高增长是不能维持的。为什么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偏低？主要是他们的主导产业已经到了最前沿，没有新的科技革命很难上新台阶。换言之，我们要想保持中国经济在今后若干年的持续增长，只能靠主导产业的进一步升级。

　　第二，对于发展中大国，国内市场升级是产业升级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讲，国内市场也是一种资源，规模越大、层次越高，它的价值就越高。我们可以靠国内市场养大产业做大企业，也可以靠国内市场吸引外部投资。所以，大国一定要尽可能保护和利用好国内市场，尽可能让本国市场哺育本国企业的发展。但这不一定能做到，比如巴西是“金砖四国”之一，它的国内市场很大，其汽车市场是世界第八大汽车市场。但巴西的汽车工业完全由外资控制，而且都是独资，巴西本国没有自己的汽车品牌。因此，巴西巨大的汽车市场带动的是国外汽车企业的发展。

　　这里，我想顺便讲一下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的区别。首先，大国和小国的发展模式不一样。小国可以靠国际分工，如瑞士主要靠手表、制药、金融、精密机械等几个产业，其他全靠进口。大国不能这样，大国经济规模太大，大国如果靠国际分工，国际市场无法承受，其他国家也无法承受。大国过度依靠国际分工，最终只能是卖什么就什么便宜，买什么就什么贵。大国的优势在于国内市场大，只能立足于国内市场均衡发展。

　　其次，大国与小国企业发展的条件也不同。近几年不少央企热衷于进入世界500强，这不是坏事，进入世界500强可以提升企业形象。但是，其中含金量有多大，我们自己应该心里有数。中国是一个大国，仅靠国内市场就可以把企业做得很大，甚至完全不参与国际竞争也可以达到世界500强的规模。对于一个大国的企业来说，进入世界500强并不必然说明国际竞争力的高低，这和小国完全不同。如果一个小国有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其必然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因为它每走一步都要面对国际竞争。

　　第三，中国经济30年持续高增长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一是市场的因素。我们的国内市场很大，起点又低，什么都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热点一个接一个。排浪式消费需求引起市场排浪式的扩张，带动整个经济排浪式增长。二是资金和技术的因素。国内储蓄加上国外技术，可以很快形成投资项目和产业；市场形成后，国内产业跟进非常快，形成新产业不断出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局面。三是成本因素。低成本使得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强，这种优势在企业外向型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从另一个角度讲，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市场是现成的（市场从短缺起步），技术是现成的（直接从国外购买），企业的竞争力是现成的（成本低是天然优势）。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是有缺陷的：第一，过度依靠低成本；第二，过度依靠国外技术。这种模式的发展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是可以的，却不可能长期如此。我们不可能永远这么穷，因而我们不可能永远拥有低成本优势；作为一个大国，也不可能靠别人的技术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在中国经济持续30年高增长之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的支撑性因素已经在发生变化：

　　第一，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30年维持低人工成本是不太正常的。一个较小的国家，其低成本、高增长期一般是10到15年。中国能够维持30年的低成本主要原因是国家太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广东和浙江的人工成本上升之后，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千里迢迢去沿海打工，把人工成本压住了。劳动力价格变化有个特点，供过于求的时候可以长时间压住不动，但是，一旦供求平衡或供不应求，劳动力价格就会快速上升，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拐点。其标志是近两年各省最低工资标准大约提高了50%，但很多地方仍然招工困难。同时，近几年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土地、环保成本都在上升，中国的成本优势已被大大削弱。成本优势下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是所有靠成本取得优势的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都在下降，有些产业还要退出，转移到人工成本更低的地方。二是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追求低生产成本的外资不会再有很高的积极性了。

　　第二，技术来源将会出现问题。前30年，中国产业升级主要靠引进技术。那个时期，中国和国外产业的差距很大，国外企业把成熟的、甚至是过时的技术卖给中国，对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经过30年的高增长，中外的产业差距大大缩小。中国现在需要买的技术往往是国外企业正在使用的技术。国外企业如果把自己正在用的技术卖出去，他们自己就很难生存了。这个问题在中央企业反映很突出，因为很多央企是行业的排头兵，与国外企业的技术差距最小。这几年，很多央企反映购买国外技术越来越困难，对方往往很坦率：技术卖给你，我怎么办？尤其是一些战略性新技术。比如液晶面板，中国平板电视的市场很大，但面板生产技术我们不掌握，国外企业也不愿意转让，中国巨大的平板电视市场带动的基本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产业。国外技术来源出现问题对我们的影响是：我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将会遇到困难，国内市场形成，但是国内产业跟不上去了。现在，国内资金很多，但大家普遍反映没有好项目，没好项目的后面是没有新技术。

　　第三，市场方向也出现了变化。在消费品市场方面，在消费结构达到汽车和住房这个层次之后，实物性的消费热点似乎已经没有了，以后中国似乎不会再出现“排浪式”消费的现象了。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已经很少了。前30年，政府曾三次靠投资基础设施去拉动经济增长，但这三次遇到的问题不一样。前两次，1989年和1998年，有项目、也有回报，但是，融资存在问题。基础设施投资是长期性投资，当时的融资渠道基本都是短期性的，短期性的融资渠道和基础设施长期性的资金需求如何衔接是主要问题。但是，这一次的问题完全不一样了。2008年的“4万亿”投资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中央政府层面的铁路建设，二是地方政府层面由地方投融资平台实施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最后两个方向出现的是同一个问题——偿债风险。这说明，目前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已经很少了。市场方向出现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两个方面：一是消费热点的缺失会使消费增长的动力减弱，一波接一波“排浪式”消费带动国民经济“排浪式”增长的情况不大可能再出现了。二是政府启动内需、调节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策空间变小。基础设施领域有回报的项目可以用银行资金支持，没有回报的项目只能用财政性资金，而财政性资金是有限的。

　　这些变化如果再概括一下，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代即将结束了。中国经济将从一种短缺的、赶超式的经济形态逐渐转变为一种过剩的、成熟的经济形态，经济增速的合理区间将从10%左右逐渐下降。这将是中国经济发展一个重大的阶段性变化，其影响可能比国际金融危机还要大。

　　这同样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将从一个比较容易的阶段进入一个不太容易的阶段。以前中国的企业发展主要靠成本优势，成本优势被削弱之后，必须重新构造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基础，把成本优势逐步转移到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上来，但是，构建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都不是容易的事。以前我们很容易买到国外技术，所以国内产业升级很快、很便捷。今后购买国外技术越来越困难，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新的产业升级，我们只能越来越多地依靠自主创新，但自主创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性转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挑战。正因为如此，中央一直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果我们转变得好，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一个不太低的增长速度，若干年之后中国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果转不好，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会停滞，经济增长会停滞，从而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内涵应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停滞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

关于中国企业的应对问题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好，对此我们难以左右，只能正视并妥善应对。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阶段性变化实际是好事情。过去的高增长靠的是“穷”的优势，现在这个优势被削弱了，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中国人不太“穷”了。这种阶段性变化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是迟早要到来的。我们以往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这个转折能够尽快到来。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中国经济仍然具有一些重要的优势，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

　　一是中国的资金充裕。储蓄率高虽然会引起消费不足的问题，但毕竟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尤其是外汇储备。就资金总量而言，中国自己积累的资金足以支撑自身的发展，可以完全不依赖外部资金。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可能缺技术、缺项目，但不缺资金。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是有钱的。

　　二是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仍然是产业发展重要的有利条件，仍然是国内企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如果我们把国内市场的筹码运用好，也仍然有换取技术的机会，如三峡发电机组和高铁技术。另外，中国的主体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前沿仍有不小的差距，我们仍有很大的学习、模仿和赶超的空间。

　　三是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相对而言的。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与更不发达的国家相比，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上去比。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之上，我们的竞争对手将是发达国家企业。与这些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成本仍然是有优势的。

　　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是在国际经济形势不好的大背景下开始的。我们困难，国外企业也困难。这对中国企业来说也许是个非常重要的机遇。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并购取得技术、品牌和渠道，从而促进国家产业结构和企业产品结构的升级。

　　即使从短期调控的角度讲，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仍然有比较大的调控空间。一方面，我们的财政、金融方面的政策余地还较大，财政方面发债、减税，金融方面降息都还有一定空间。另一方面，仅仅从短期刺激增长的角度，中国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可小视，这与国外有很大不同。国外的基本经济主体是中央政府和企业。企业是发展主体，中央政府是调控主体，中国则是中间夹着一层地方政府，是三层结构。中国地方政府在行为上都已经公司化了，经济能量非常大、投资欲望非常强。所以，想要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只要让地方政府能接触到钱，马上就可以见效。当然，这种方式刺激出的增长往往是有代价的。

　　但是，对于习惯高增长环境的中国企业来说，以后一段时间会感到很不适应，压力会非常大，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制造业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部分。前些年，由于有成本优势，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发展得非常大，而且原先就存在非常突出的重复建设问题。中国的重复建设和国外的生产能力过剩还不太一样，有体制方面的原因。这包括好几个层面：一是中国企业的负担完全不一样。所以以前有人说，只要某企业还能活着，我投资就能赚钱，虽然从全社会的角度市场已经饱和了。二是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的优惠。各个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方面是相互较劲的。为吸引一个投资项目，我可以给你减税、免税；不够？土地、厂房不要钱；还不行？不要钱的土地再加一块地，你去开发补项目；再不行？我拿钱和你一块儿投资。在这种多重的优惠之下，已经过剩的行业也能优惠出可以挣钱的项目。三是过剩的生产能力退出困难。在中国，人的市场化程度不够、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很完善、社会稳定的压力大等等，使得关闭企业困难重重，这在国有企业尤其突出。

　　所以，制造业企业今后几年会面对这样的形势：成本上升，人工、原材料、能源、环保等成本都在上升，企业无法阻挡，只能接受；而在企业的前面，生产能力过剩又会引发过度竞争，产品价格仍在下降，企业想通过产品价格把生产成本上升转移出去根本不可能。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大幅度压缩，甚至出现全行业性的亏损。这种由于过度竞争引发的行业性亏损对产业发展的损害非常大，足以把一个行业的投入能力和发展后劲都消耗掉。以往，中国经济总体上处于高增长的扩张期，而且是一波接一波的，前期过剩的生产能力会被随后的经济扩张所消化掉。所以，前几年的重复建设、生产能力过剩并没有造成非常严重的、持久的后果。如果后面没有新的经济扩张了，这个问题会变得很尖锐、拖的时间会很长，中国企业会面临非常大的考验。

　　面对这样一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中国经济整体和中国企业面临两个重大挑战。第一个，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产业升级问题。在外部技术来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通过自主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实现进一步的产业升级，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尽管速度会低一些。第二个，眼前的挑战主要是制造业在目前产业层次上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过剩的生产能力如何处置，如何缓解行业性的恶性竞争。

　　从国民经济整体讲，产业进一步升级就可以获得新的增长空间，就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升级不利，国民经济就可能出现停滞。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在经济增长速度偏低时，会一次、再次地去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但是，扩大内需不能代替产业升级。从企业的角度讲，升级就会进入新的市场，从而避开现有产业层次上的恶性竞争，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如果突不出去，停留在现有的产业层次上，就会长时间地被过度竞争所煎熬。

　　在政府层面上的应对，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运用好财政、金融杠杆和基础设施投资手段，稳定经济发展，防止过度减速，实现稳中求进；第二是动用一切资源和手段，促进产业升级，促进自主创新；第三是妥善处理好制造业过剩的生产能力，让该退出的生产能力尽快稳定地退出。

　　要解决好这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涉及很多具体的工作，需要系统地研究和规划，这里只强调两个问题：

　　一是政府要从政策上优化产业升级过程，而不是直接去实现产业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具体来说是由三个过程组成的：一是新兴产业抓住市场形成和扩大的机遇加快成长的过程；二是成熟产业在竞争中进行重组，扩大规模、提升竞争力的过程；三是衰退产业和低效企业加快淘汰和转移的过程。政府的责任应该是通过制定政策去优化这三个过程，促进产业升级。通过新产业扶持政策，让新兴产业成长得快一些；通过支持企业重组的政策，让企业之间的重组顺畅一些；通过产业退出政策，使衰退产业和困难企业的退出更容易一些。这三方面政策中，产业退出政策更加重要，因为困难产业和企业的退出比新产业的发展难度更大。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企业是升级的主体，政府应该通过制定政策优化升级过程，而不是直接投资上项目去实现产业升级。政府的定位要准，不能越位。

　　二是要重点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升级。装备制造业是中国产业升级的核心部分。前30年，中国的产业升级不但主要靠引进技术，而且主要靠引进国外装备。目前，中国进口设备占设备总投资的比重已超过60%，有些行业完全靠进口设备。这种局面造成两个后果。第一，中国每一轮产业升级都要带动一轮设备进口，我们丢掉了一块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非常高的国内市场。第二，我们会失去产业升级的主动权，如果装备制造业跟不上，即使我们的新产品能研发出来，也不一定能制造出来。按说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铺的摊子很大，基础比较好。问题可能出在机械工业企业的组织结构上。我国机械行业的企业基本都是专业生产工厂的模式，产品是单一的，工艺是大而全、小而全的，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模式。这种企业组织结构造成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产品过度专业化，企业的自我调整能力非常差。二是集成能力弱，难于适应当前成套设备、交钥匙工程、系统解决方案之类的需求。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特别需要几家大型综合性的装备制造企业，需要中国的GE、三菱重工、阿尔斯通。培育这样一些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应作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来实施。

　　在中国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市场问题，而不是资金问题。市场问题的后面仍然是自主创新问题。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突破目前的产业层次，进入新的市场，进入新的产业层级。在这方面，中央企业的责任重大，因为中央企业都是大企业，在技术进步、自主创新方面应该率先突破。当前，对企业来讲，有三个方面的工作需要注意。

　　第一个方面，就短期而言，要防范风险，提高企业的抗市场冲击能力。具体措施应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强化投资和并购管理。在全社会生产能力过剩的背景下，企业的生产能力有多大、规模有多大已没有意义，以扩大规模为目的的投资和并购都应该停止。所有的投资和并购都应该转向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和商业模式升级。同时要控制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财务上留出大一点的空间。

　　二是加强现金管理，巩固资金链条。要细化资金预算管理，量入为出，留足资金头寸。强化存货和应收账款管理，减少占压和拖欠。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各类企业的风险都会上升。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关注自己的风险，还要关注客户及供应商的风险。

　　三是严格各项管理，努力降低成本。一些企业在困难的时候下决心改机制、抓管理、降成本，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一般来说，企业困难的时候往往是职工承受力最强的时候，此时下决心推动企业机制的转换和管理的到位，既可以有效提升企业抗市场冲击的能力，也可以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打好机制和管理的基础。

　　第二个方面，就中期而言，要通过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重塑企业竞争力的基础，通过升级进入新的市场。具体的措施包括：

　　第一，全力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目前，我们也许还可以通过某些机会购买到一些国外技术，但必须心中有数，这条路走不长。从现在起就必须下大的决心建立一套自主研发体系，恶补自主创新这堂课，使自己在技术上真正强大起来，对大企业尤其如此。通过产业、产品升级，不断提高产业层次，需要一定的战略眼光。这里我举一个例子，中集（中国海运集装箱有限公司）是中远集团和招商局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国内非常成功的集装箱生产企业。当时,中集通过严格管理和技术创新，完整地掌握了集装箱的设计和生产技术，成为世界集装箱第一大供应商，有接近50%的全球市场份额。中集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停留在集装箱这个产业的成功上，而是在巩固集装箱地位的同时，规划发展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产品。第二代产品是机场登机桥，第三代产品是半挂车，第四代产品是钻井船。目前，登机桥、半挂车都已形成规模并已盈利；前三条钻井船已在英国北海油田使用，仍处于产业培育期。通过这种产业升级，中集已经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到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从一个低层次产业的企业变成一个高层次产业的企业。如果中集停在集装箱这个领域不动，其竞争对手将主要是国内企业，甚至以后是越南等国家的企业，竞争将非常激烈，价格战很难避免。

　　但是，通过产业升级，中集主要的竞争对手已是西方跨国公司，竞争格局就完全不一样了。企业自主创新除了战略定位之外，还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下决心增加研发投入；二是要完善研发管理体系，提高研发经费的使用效率；三是改革体制机制，尤其是分配制度，提高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和效率。

　　由于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困难，通过对外并购取得技术，是中国企业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机遇。尤其是美国、欧洲一批专业化的中小型制造公司，技术好、品牌好、渠道好，但目前发展比较困难，特别适合中国企业收购。这类企业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这些企业不像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不高、生产基地往往在本国，所以成本更高，经营更加困难。二是这些企业一般都是非上市的家族企业，收购比较容易。三是这些企业职工人数不多、工会力量不强，一般不会碰到非常棘手的裁员问题。

　　第二，努力提升商业模式。中国企业制造能力很强，但多数是给别人做配套，利润非常薄。如果我们能从装备制造商转型为项目承包商，既提供产品又提供服务，商业模式就可转变，利润空间会大大提升。举个中央企业的例子，中材集团原先是国家建材局所属的一些研究院所、公司、工厂脱钩后“打包”成立的。成立初期集团内部非常分散，各个成员单位各自为战，独自向市场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主要是水泥装备，子公司之间有时还是竞争对手。2003年，中材集团启动上市，内部重组力度非常大，原先的格局全部打破，完全按业务板块重组，实现了集团公司一体化经营。整合的结果出乎大家意料，整出了集成能力，集团不仅能生产各种水泥装备，而且有能力做项目总承包。沿着项目总承包的方向努力了七年，中材集团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从零上升到37%，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水泥技术装备供应商、工程承包商。此时企业商业模式的层次就不一样了。以前生产单件水泥装备时，中材和其他国内企业处在一个层面上；成为项目总承包商之后，竞争对手就都是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了，如法国的拉法基、德国的海德堡、爱尔兰的老城堡。中国企业与这些老牌跨国公司相比，成本和效率都有优势，只要能做得和他们一样好，竞争的结果是有利于中国企业的。目前，中材集团与这些跨国公司既竞争又合作，成为完全平等的商业伙伴。

　　从制造企业向项目承包商转变，是中国企业提升商业模式的重要方向。但是，这种提升对企业素质的要求很高，一是要适应并符合国际标准，二是要有国际化的经营能力，三是要有很高的企业管理水平。中国企业要和跨国公司同台竞技，在企业素质上也要达到相当的水平。

　　第三，加强品牌建设。前些年，很多中国企业给国外公司做代工，没有自己的品牌，本身利润很薄，成本一上升，利润就被吃光了。这样的企业要长期生存和发展，惟一的办法是品牌建设。品牌和附加值是连在一起的，品牌越好附加值越高；品牌好到一定程度，成本高低就不重要了。这几年，我们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在这个方向上做了有价值的探索，如雅戈尔、七匹狼，他们已没有自己的生产工厂，制造环节完全外包出去，自己专注于设计、营销和品牌管理。类似的业务结构调整在中央企业中也有，如中丝集团。当然，企业的品牌建设和培育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第三个方面，要加强企业的战略和决策体制建设。

　　今后几年，可能不太好的外部经济环境，会给我们的企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企业面临的风险会增加。经济扩张时期市场可以看得很清楚，经济紧缩时期市场特别不容易看得清，有很多陷阱；经济扩张时期企业出现失误有时还能挽回，经济紧缩时期出现了失误，往往很难翻身。在这种经济环境下，从体制的角度我们特别需要强调企业的战略问题和决策体制建设问题。

　　战略问题不仅仅是要制定一个战略规划，而是企业发展必须有战略方向和战略的意识。前几年，我们发现一些企业不愿意受战略和规划的约束，总是希望在市场上抓机会，放手一搏。实际上，这种思维方式对大企业非常不利，因为大企业一定要靠战略去导向，大企业一定不能单靠抓市场机会去发展。如果今天抓一个，明天抓一个，几年之后大企业的定位是什么、发展方向是什么就都不清楚了。

　　科学决策的体制具体地讲就是国资委目前在推动的董事会建设。这几年，中央企业的董事会建设比较有成效，尤其在科学决策方面。在建立规范的董事会之前，中央企业的领导体制都是“一把手”负责制。

　　在这种体制下，企业重大决策是靠内部团队去作。企业内部团队决策存在两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一是内部团队有上下级关系，“一把手”想做的事情，副手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好反对；二是内部团队有分工关系，你分管的事我不好过问，我分管的事你也不好过问。由于内部团队有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人际关系，作重大决策的时候很难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很多人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提、不便提、不想提。大家都不好讲话，怎么能谈得上科学决策呢？因此，国资委推进规范的董事会建设，派外部董事进入董事会并占到全体成员的一半以上。选聘的外部董事都是老资格的专家和企业家，他们与企业内部人没有利益的和人际的关系，决策时就能够比较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个决策团队中大部分人能够讲真话了，决策的科学性必然提高，出现重大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必然会降低。

　　总之，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将会比较严峻，中国经济发展也会出现重大的阶段性变化。中国企业将面临考验和挑战。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企业需要在三个层面做好准备工作。从短期看，要管好投资和并购，不能再盲目扩大规模；要控制好现金流、关注风险，严格管理、努力降低成本。从中期看，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重塑企业竞争力的基础，努力进入新的市场、进入更高的产业层次。从体制方面看，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自己不犯错误、不出现重大失误是首先要做到的，因此，特别需要强调战略意识和科学的决策体制建设，这也是大企业强根固本的基础。 ■

　　作者为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10-04/100444028.html

经济新阶段

本文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2年第10期 出版日期 2012年10月01日

　　 中国经济整体和中国企业面临两个重大挑战：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产业升级问题；挑战主要是制造业在目前产业层次上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邵宁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企业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势非常关注：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外各种负面消息很多，尤其是欧洲；另一方面，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一些行业和企业觉得经营非常困难。今后若干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势将如何，会遇到什么样的矛盾和问题，我想就此谈一下个人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国际经济环境：中期不看好

　　（一）美国经济

　　作为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最前沿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发展状态与科技革命的长周期相关。如果科技发展出现革命性变化，美国经济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繁荣期，如电力的应用和计算机的发明催生出全新的产业，否则只能保持比较低水平的增长。目前，世界科技创新还没有出现革命性变化的迹象，所以，美国经济保持低增长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美国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原因是金融创新泡沫破灭造成大量财富损失，很多美国的公司和个人购买了金融衍生产品，最后造成了坏账。这导致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信用危机，由于对公司和个人的信用不能准确评估，银行不敢贷款；二是需求萎缩，公司投资和消费者开支都会减少。但是，这些问题对美国来说只是短期问题：信用危机可以重建，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财富损失也是一次性的。特别是由于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国际资本不断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回流到美国，而且美元是国际性货币，美国拥有铸币权。虽然美国债务比重也相当高，但不会出现债务危机。

　　美国经济中期真正的问题是：金融创新做过了头，导致了泡沫和危机，那么，今后美国靠什么产业带动经济增长？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产业发展一直受到后发国家的挤压，美国的钢铁工业基本已经退出，汽车工业受到日本、韩国、德国的挤压，日子也很不好过。后发国家的挤压迫使美国在产业前沿展开创新，但是，这种创新一直不太顺利，互联网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都造成了泡沫，说明对这些新产业的预期和估值过高。奥巴马上台之后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英国和法国也都有重振制造业的规划，但是，实施起来很难。美国现在的制造业只占到GDP的17%，主要是高科技产业和军工产业，其他产业因为没有成本优势基本都转移出去了，这种状况并没有实质性改变。总之，美国经济中期发展不会很好，也不会出大的问题，主要是没有明显的优势产业带动，传统产业又受到其他国家挤压发展，空间有限。

　　（二）欧洲经济

　　欧洲国家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经济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实质是欧元区一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足以维持其过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这个矛盾表面化了。这是为了实现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抱负所付出的经济代价。

　　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但是，其人均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差别并不太大。大约是2008年的数据，欧洲国家人均月收入折合人民币:法国2.2万元、德国2万元、意大利1.7万元、西班牙1.6万元、希腊1.2万元。希腊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退休金占原工资的比重）居然达到了95.7%，排名全球第三（第一是沙特、第二是冰岛），而美国只有40%。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收入和福利高，结果必然是本国企业成本高、产品没有竞争力。这是一个本质性的矛盾，没有高的生产率却要维持高生活水平，从长期看是无法持续的。

　　如果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遇到这种矛盾，它可以用货币贬值来调节。货币贬值后，企业的成本降低，当然国民财富也会缩水。但是，进入欧元区后，货币手段只能由欧洲央行来使用，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已经无法运用了，因而所有矛盾都集中到财政的方向上。首先，高福利需要财政补贴支持，财政压力会非常大；第二，为避免经济衰退，政府需要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财政没有钱只能借债，借债还不了就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为防止欧元区解体，欧盟不断采取各种救助措施，前提都是要减少财政赤字，这意味着相关国家政府开支要减少、社会福利水平要降低，这也导致了欧洲一些国家民众的各种抗议。

　　不管救助的结果如何，在一段时期中，欧洲各国的政府开支和居民消费都会下降。希腊如果退出欧元区，其本币会大幅贬值，购买力将下降；如果不退出，则必须接受欧盟规定的财政纪律，也意味着财政支出减少、社会福利减少。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欧洲市场的购买力会降低，而且，这个趋势可能要维持若干年，期间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会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欧盟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欧盟经济不景气会对中国造成很大影响。

　　（三）日本经济

　　日本经济和美国经济有相似的情况，日本的产业发展和科技水平已经到了世界的前沿，没有新的技术突破很难有大发展。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进入“失去的十年”，进入本世纪后略有好转，2000年至2007年GDP年均增长1.7%，但是，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又进入负增长，接下来的地震、海啸、核事故对日本经济造成很大打击。

　　日本中期经济发展的前景可能比美国还要差一些。第一，日本是外向型经济，国际市场不好对日本影响比较大。第二，日本经济的调整余地很小，财政和金融手段已经基本用尽。在财政方面，日本国债占GDP比重为185%，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日本的国债是内债，与欧洲不同，不会出现债务危机，但是，进一步借债的余地已经很小。在金融方面，日元的利息基本为零，已经没有降息空间了。

　　美国、欧洲、日本都属发达经济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很高。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好，今后一段时间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量有限。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量大约占世界经济的60%，所以，世界经济中期也不看好。这种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很大，因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会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下降，并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重大阶段性转折

　　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已经有30年。1979年到2009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10%，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是什么因素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未来能否继续维持高增长？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中国经济能够连续30年高速增长主要有以下四个支撑性因素：

　　第一，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和环保成本。长期以来，低人工成本是我们的传统优势，环保成本相当部分没有计入生产成本之中，因为污染没有治理。低的要素成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一是我们的企业有低成本优势，竞争力很强；二是对外资吸引力大，跨国公司是全球配置资源，要选择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外资来投资建厂，当地就有GDP、就业、税收。

　　第二，高的储蓄率。这是华人的特点，中国人不愿意借债，无债一身轻，储蓄倾向很强。即使在美国，储蓄率很低的地方，华人也是有存款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有30%的储蓄率。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储蓄率一直超过40%。这个特点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储蓄是一个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

　　第三，国外有技术来源。产业发展光有钱不行，技术和资本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产业。改革开放的前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起点很低，需要的技术都是国外成熟的技术，甚至是过时的技术，所以买技术很容易。能很方便地从外部得到技术，跨越了自主研发的过程，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极大的促进，使投资和产业的形成非常快。

　　第四，较大的国内市场。中国从短缺经济起步。以前许多商品是凭票购买的。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消费热点一个接着一个，消费呈排浪式推进，市场是现成的。在基础设施领域存在大量有回报的投资机会。这一点很重要，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需求是无限的，但在一定收入水平上有回报的投资机会是有限的。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把企业培育得很大，并使之经受国内市场竞争的锻炼；国内市场饱和后企业会转向外向型发展，并依托成本优势实现海外扩张。

　　上述四个因素中，除了高储蓄率之外，都是“穷”的因素，或者说是后发的因素。这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恰恰构成了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条件，所以，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不是偶然的。

　　这30年，中国主导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基本都是这样的：收入提高、市场形成；国内储蓄与国外技术相结合，马上形成投资和产业；依托广大的国内市场，企业可以发展得很大；国内市场饱和后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优势占领国际市场。具体来说，大致是这样的情况：

　　第一波，1979年至1984年，以轻纺工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改革开放是启动性因素。当时，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城市职工工资上涨，但有钱买不到东西，这说明市场形成了。这期间，中国轻工业年均增长12.8%，重工业年均增长7%，轻重工业增速差别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1984年前后，中国日用消费品的市场短缺消除，轻纺工业的国内市场饱和，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挤垮了许多国家的同类产业，使中国成为轻纺工业的出口大国。

　　第二波，1985年至1990年，以家电产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日用消费品需求满足后，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家电成为消费热点，家电产业发展的市场形成。这段时间是中国家电产业从无到有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依靠引进技术和生产线，彩电、冰箱、洗衣机产销量呈现十倍甚至十几倍的增长。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城镇家庭家电普及率已很高，而农村市场跟不上，国内家电市场出现饱和现象，国内家电企业开始外向型发展，使中国成为家电出口大国。因此，欧盟从1991年开始，正式对中国彩电实施反倾销措施。

　　第三波，1990年至2000年，基础设施产业群。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居民家电需求基本满足，而汽车和住房的市场还没有形成，居民消费热点趋于分散化。当时基础设施的瓶颈问题非常突出，交通、能源、通信、原材料都很紧张，这为多个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市场条件。整个90年代是中国基础设施大发展的时期，通信热、电厂热、港口热、公路热，带动了机械、石化、电子、原材料、建筑建材等产业的发展。以通信为例，90年代初中国通信条件还较差，交了初装费依然装电话难。90年代成为中国通信业发展最快的时期，这期间中国长途电话交换机容量增长了34倍，局用交换机容量增长了14倍，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增长了2700倍，技术都是国外引进的。到2000年左右，国内通信业增长开始趋缓，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转而开始外向发展，依靠低成本优势占据了相当大的国际市场份额。

　　第四波，2000年至今，以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进入新世纪后，几十万元级的消费开始启动，中国住房和汽车市场开始形成。这十几年中，汽车工业和房地产业是发展最快的产业。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汽车技术同样也是引进的。中国引进汽车技术已经是附带条件的了：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只转让给了合资企业，并由外方控制；外方的技术只能用于外方的品牌，而且产品不能出口。同时，信息产品市场，金融、保险、媒体、娱乐、教育等新一代第三产业，环保、节能等产业的市场也在形成。

　　住房和汽车市场的形成，说明中国和世界产业的前沿已经比较接近了。在发达国家，住房和汽车依然是主要的实物消费品，汽车、住房的销售量仍然是其判断消费者信心的重要指标。

　　在这30年的高增长中，中国曾经有三次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偏低，政府不得不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第一次是1989年，当时家电消费热点过后，没有其他消费热点，国内需求不足；第二次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加上住房、汽车市场还没有形成，也是一个消费空档；第三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几次都是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启动内需。可见，这3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也是有周期、有波动的。

　　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经济30年的高增长，大致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产业结构的升级。30年的高增长，中国经济并不是在一个产业平面上，而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升级上来的，30年来中国的主导产业已经上了几个台阶。结构升级是原因，经济增长是结果。如果主导产业不升级，30年的高增长是不能维持的。为什么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偏低？主要是他们的主导产业已经到了最前沿，没有新的科技革命很难上新台阶。换言之，我们要想保持中国经济在今后若干年的持续增长，只能靠主导产业的进一步升级。

　　第二，对于发展中大国，国内市场升级是产业升级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讲，国内市场也是一种资源，规模越大、层次越高，它的价值就越高。我们可以靠国内市场养大产业做大企业，也可以靠国内市场吸引外部投资。所以，大国一定要尽可能保护和利用好国内市场，尽可能让本国市场哺育本国企业的发展。但这不一定能做到，比如巴西是“金砖四国”之一，它的国内市场很大，其汽车市场是世界第八大汽车市场。但巴西的汽车工业完全由外资控制，而且都是独资，巴西本国没有自己的汽车品牌。因此，巴西巨大的汽车市场带动的是国外汽车企业的发展。

　　这里，我想顺便讲一下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的区别。首先，大国和小国的发展模式不一样。小国可以靠国际分工，如瑞士主要靠手表、制药、金融、精密机械等几个产业，其他全靠进口。大国不能这样，大国经济规模太大，大国如果靠国际分工，国际市场无法承受，其他国家也无法承受。大国过度依靠国际分工，最终只能是卖什么就什么便宜，买什么就什么贵。大国的优势在于国内市场大，只能立足于国内市场均衡发展。

　　其次，大国与小国企业发展的条件也不同。近几年不少央企热衷于进入世界500强，这不是坏事，进入世界500强可以提升企业形象。但是，其中含金量有多大，我们自己应该心里有数。中国是一个大国，仅靠国内市场就可以把企业做得很大，甚至完全不参与国际竞争也可以达到世界500强的规模。对于一个大国的企业来说，进入世界500强并不必然说明国际竞争力的高低，这和小国完全不同。如果一个小国有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其必然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因为它每走一步都要面对国际竞争。

　　第三，中国经济30年持续高增长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一是市场的因素。我们的国内市场很大，起点又低，什么都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热点一个接一个。排浪式消费需求引起市场排浪式的扩张，带动整个经济排浪式增长。二是资金和技术的因素。国内储蓄加上国外技术，可以很快形成投资项目和产业；市场形成后，国内产业跟进非常快，形成新产业不断出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局面。三是成本因素。低成本使得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强，这种优势在企业外向型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从另一个角度讲，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市场是现成的（市场从短缺起步），技术是现成的（直接从国外购买），企业的竞争力是现成的（成本低是天然优势）。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是有缺陷的：第一，过度依靠低成本；第二，过度依靠国外技术。这种模式的发展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是可以的，却不可能长期如此。我们不可能永远这么穷，因而我们不可能永远拥有低成本优势；作为一个大国，也不可能靠别人的技术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在中国经济持续30年高增长之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的支撑性因素已经在发生变化：

　　第一，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30年维持低人工成本是不太正常的。一个较小的国家，其低成本、高增长期一般是10到15年。中国能够维持30年的低成本主要原因是国家太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广东和浙江的人工成本上升之后，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千里迢迢去沿海打工，把人工成本压住了。劳动力价格变化有个特点，供过于求的时候可以长时间压住不动，但是，一旦供求平衡或供不应求，劳动力价格就会快速上升，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拐点。其标志是近两年各省最低工资标准大约提高了50%，但很多地方仍然招工困难。同时，近几年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土地、环保成本都在上升，中国的成本优势已被大大削弱。成本优势下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是所有靠成本取得优势的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都在下降，有些产业还要退出，转移到人工成本更低的地方。二是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追求低生产成本的外资不会再有很高的积极性了。

　　第二，技术来源将会出现问题。前30年，中国产业升级主要靠引进技术。那个时期，中国和国外产业的差距很大，国外企业把成熟的、甚至是过时的技术卖给中国，对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经过30年的高增长，中外的产业差距大大缩小。中国现在需要买的技术往往是国外企业正在使用的技术。国外企业如果把自己正在用的技术卖出去，他们自己就很难生存了。这个问题在中央企业反映很突出，因为很多央企是行业的排头兵，与国外企业的技术差距最小。这几年，很多央企反映购买国外技术越来越困难，对方往往很坦率：技术卖给你，我怎么办？尤其是一些战略性新技术。比如液晶面板，中国平板电视的市场很大，但面板生产技术我们不掌握，国外企业也不愿意转让，中国巨大的平板电视市场带动的基本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产业。国外技术来源出现问题对我们的影响是：我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将会遇到困难，国内市场形成，但是国内产业跟不上去了。现在，国内资金很多，但大家普遍反映没有好项目，没好项目的后面是没有新技术。

　　第三，市场方向也出现了变化。在消费品市场方面，在消费结构达到汽车和住房这个层次之后，实物性的消费热点似乎已经没有了，以后中国似乎不会再出现“排浪式”消费的现象了。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已经很少了。前30年，政府曾三次靠投资基础设施去拉动经济增长，但这三次遇到的问题不一样。前两次，1989年和1998年，有项目、也有回报，但是，融资存在问题。基础设施投资是长期性投资，当时的融资渠道基本都是短期性的，短期性的融资渠道和基础设施长期性的资金需求如何衔接是主要问题。但是，这一次的问题完全不一样了。2008年的“4万亿”投资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中央政府层面的铁路建设，二是地方政府层面由地方投融资平台实施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最后两个方向出现的是同一个问题——偿债风险。这说明，目前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已经很少了。市场方向出现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两个方面：一是消费热点的缺失会使消费增长的动力减弱，一波接一波“排浪式”消费带动国民经济“排浪式”增长的情况不大可能再出现了。二是政府启动内需、调节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策空间变小。基础设施领域有回报的项目可以用银行资金支持，没有回报的项目只能用财政性资金，而财政性资金是有限的。

　　这些变化如果再概括一下，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代即将结束了。中国经济将从一种短缺的、赶超式的经济形态逐渐转变为一种过剩的、成熟的经济形态，经济增速的合理区间将从10%左右逐渐下降。这将是中国经济发展一个重大的阶段性变化，其影响可能比国际金融危机还要大。

　　这同样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将从一个比较容易的阶段进入一个不太容易的阶段。以前中国的企业发展主要靠成本优势，成本优势被削弱之后，必须重新构造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基础，把成本优势逐步转移到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上来，但是，构建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都不是容易的事。以前我们很容易买到国外技术，所以国内产业升级很快、很便捷。今后购买国外技术越来越困难，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新的产业升级，我们只能越来越多地依靠自主创新，但自主创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性转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挑战。正因为如此，中央一直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果我们转变得好，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一个不太低的增长速度，若干年之后中国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果转不好，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会停滞，经济增长会停滞，从而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内涵应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停滞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

关于中国企业的应对问题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好，对此我们难以左右，只能正视并妥善应对。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阶段性变化实际是好事情。过去的高增长靠的是“穷”的优势，现在这个优势被削弱了，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中国人不太“穷”了。这种阶段性变化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是迟早要到来的。我们以往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这个转折能够尽快到来。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中国经济仍然具有一些重要的优势，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

　　一是中国的资金充裕。储蓄率高虽然会引起消费不足的问题，但毕竟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尤其是外汇储备。就资金总量而言，中国自己积累的资金足以支撑自身的发展，可以完全不依赖外部资金。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可能缺技术、缺项目，但不缺资金。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是有钱的。

　　二是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仍然是产业发展重要的有利条件，仍然是国内企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如果我们把国内市场的筹码运用好，也仍然有换取技术的机会，如三峡发电机组和高铁技术。另外，中国的主体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前沿仍有不小的差距，我们仍有很大的学习、模仿和赶超的空间。

　　三是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相对而言的。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与更不发达的国家相比，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上去比。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之上，我们的竞争对手将是发达国家企业。与这些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成本仍然是有优势的。

　　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是在国际经济形势不好的大背景下开始的。我们困难，国外企业也困难。这对中国企业来说也许是个非常重要的机遇。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并购取得技术、品牌和渠道，从而促进国家产业结构和企业产品结构的升级。

　　即使从短期调控的角度讲，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仍然有比较大的调控空间。一方面，我们的财政、金融方面的政策余地还较大，财政方面发债、减税，金融方面降息都还有一定空间。另一方面，仅仅从短期刺激增长的角度，中国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可小视，这与国外有很大不同。国外的基本经济主体是中央政府和企业。企业是发展主体，中央政府是调控主体，中国则是中间夹着一层地方政府，是三层结构。中国地方政府在行为上都已经公司化了，经济能量非常大、投资欲望非常强。所以，想要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只要让地方政府能接触到钱，马上就可以见效。当然，这种方式刺激出的增长往往是有代价的。

　　但是，对于习惯高增长环境的中国企业来说，以后一段时间会感到很不适应，压力会非常大，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制造业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部分。前些年，由于有成本优势，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发展得非常大，而且原先就存在非常突出的重复建设问题。中国的重复建设和国外的生产能力过剩还不太一样，有体制方面的原因。这包括好几个层面：一是中国企业的负担完全不一样。所以以前有人说，只要某企业还能活着，我投资就能赚钱，虽然从全社会的角度市场已经饱和了。二是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的优惠。各个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方面是相互较劲的。为吸引一个投资项目，我可以给你减税、免税；不够？土地、厂房不要钱；还不行？不要钱的土地再加一块地，你去开发补项目；再不行？我拿钱和你一块儿投资。在这种多重的优惠之下，已经过剩的行业也能优惠出可以挣钱的项目。三是过剩的生产能力退出困难。在中国，人的市场化程度不够、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很完善、社会稳定的压力大等等，使得关闭企业困难重重，这在国有企业尤其突出。

　　所以，制造业企业今后几年会面对这样的形势：成本上升，人工、原材料、能源、环保等成本都在上升，企业无法阻挡，只能接受；而在企业的前面，生产能力过剩又会引发过度竞争，产品价格仍在下降，企业想通过产品价格把生产成本上升转移出去根本不可能。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大幅度压缩，甚至出现全行业性的亏损。这种由于过度竞争引发的行业性亏损对产业发展的损害非常大，足以把一个行业的投入能力和发展后劲都消耗掉。以往，中国经济总体上处于高增长的扩张期，而且是一波接一波的，前期过剩的生产能力会被随后的经济扩张所消化掉。所以，前几年的重复建设、生产能力过剩并没有造成非常严重的、持久的后果。如果后面没有新的经济扩张了，这个问题会变得很尖锐、拖的时间会很长，中国企业会面临非常大的考验。

　　面对这样一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中国经济整体和中国企业面临两个重大挑战。第一个，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产业升级问题。在外部技术来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通过自主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实现进一步的产业升级，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尽管速度会低一些。第二个，眼前的挑战主要是制造业在目前产业层次上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过剩的生产能力如何处置，如何缓解行业性的恶性竞争。

　　从国民经济整体讲，产业进一步升级就可以获得新的增长空间，就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升级不利，国民经济就可能出现停滞。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在经济增长速度偏低时，会一次、再次地去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但是，扩大内需不能代替产业升级。从企业的角度讲，升级就会进入新的市场，从而避开现有产业层次上的恶性竞争，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如果突不出去，停留在现有的产业层次上，就会长时间地被过度竞争所煎熬。

　　在政府层面上的应对，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运用好财政、金融杠杆和基础设施投资手段，稳定经济发展，防止过度减速，实现稳中求进；第二是动用一切资源和手段，促进产业升级，促进自主创新；第三是妥善处理好制造业过剩的生产能力，让该退出的生产能力尽快稳定地退出。

　　要解决好这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涉及很多具体的工作，需要系统地研究和规划，这里只强调两个问题：

　　一是政府要从政策上优化产业升级过程，而不是直接去实现产业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具体来说是由三个过程组成的：一是新兴产业抓住市场形成和扩大的机遇加快成长的过程；二是成熟产业在竞争中进行重组，扩大规模、提升竞争力的过程；三是衰退产业和低效企业加快淘汰和转移的过程。政府的责任应该是通过制定政策去优化这三个过程，促进产业升级。通过新产业扶持政策，让新兴产业成长得快一些；通过支持企业重组的政策，让企业之间的重组顺畅一些；通过产业退出政策，使衰退产业和困难企业的退出更容易一些。这三方面政策中，产业退出政策更加重要，因为困难产业和企业的退出比新产业的发展难度更大。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企业是升级的主体，政府应该通过制定政策优化升级过程，而不是直接投资上项目去实现产业升级。政府的定位要准，不能越位。

　　二是要重点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升级。装备制造业是中国产业升级的核心部分。前30年，中国的产业升级不但主要靠引进技术，而且主要靠引进国外装备。目前，中国进口设备占设备总投资的比重已超过60%，有些行业完全靠进口设备。这种局面造成两个后果。第一，中国每一轮产业升级都要带动一轮设备进口，我们丢掉了一块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非常高的国内市场。第二，我们会失去产业升级的主动权，如果装备制造业跟不上，即使我们的新产品能研发出来，也不一定能制造出来。按说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铺的摊子很大，基础比较好。问题可能出在机械工业企业的组织结构上。我国机械行业的企业基本都是专业生产工厂的模式，产品是单一的，工艺是大而全、小而全的，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模式。这种企业组织结构造成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产品过度专业化，企业的自我调整能力非常差。二是集成能力弱，难于适应当前成套设备、交钥匙工程、系统解决方案之类的需求。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特别需要几家大型综合性的装备制造企业，需要中国的GE、三菱重工、阿尔斯通。培育这样一些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应作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来实施。

　　在中国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市场问题，而不是资金问题。市场问题的后面仍然是自主创新问题。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突破目前的产业层次，进入新的市场，进入新的产业层级。在这方面，中央企业的责任重大，因为中央企业都是大企业，在技术进步、自主创新方面应该率先突破。当前，对企业来讲，有三个方面的工作需要注意。

　　第一个方面，就短期而言，要防范风险，提高企业的抗市场冲击能力。具体措施应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强化投资和并购管理。在全社会生产能力过剩的背景下，企业的生产能力有多大、规模有多大已没有意义，以扩大规模为目的的投资和并购都应该停止。所有的投资和并购都应该转向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和商业模式升级。同时要控制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财务上留出大一点的空间。

　　二是加强现金管理，巩固资金链条。要细化资金预算管理，量入为出，留足资金头寸。强化存货和应收账款管理，减少占压和拖欠。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各类企业的风险都会上升。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关注自己的风险，还要关注客户及供应商的风险。

　　三是严格各项管理，努力降低成本。一些企业在困难的时候下决心改机制、抓管理、降成本，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一般来说，企业困难的时候往往是职工承受力最强的时候，此时下决心推动企业机制的转换和管理的到位，既可以有效提升企业抗市场冲击的能力，也可以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打好机制和管理的基础。

　　第二个方面，就中期而言，要通过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重塑企业竞争力的基础，通过升级进入新的市场。具体的措施包括：

　　第一，全力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目前，我们也许还可以通过某些机会购买到一些国外技术，但必须心中有数，这条路走不长。从现在起就必须下大的决心建立一套自主研发体系，恶补自主创新这堂课，使自己在技术上真正强大起来，对大企业尤其如此。通过产业、产品升级，不断提高产业层次，需要一定的战略眼光。这里我举一个例子，中集（中国海运集装箱有限公司）是中远集团和招商局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国内非常成功的集装箱生产企业。当时,中集通过严格管理和技术创新，完整地掌握了集装箱的设计和生产技术，成为世界集装箱第一大供应商，有接近50%的全球市场份额。中集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停留在集装箱这个产业的成功上，而是在巩固集装箱地位的同时，规划发展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产品。第二代产品是机场登机桥，第三代产品是半挂车，第四代产品是钻井船。目前，登机桥、半挂车都已形成规模并已盈利；前三条钻井船已在英国北海油田使用，仍处于产业培育期。通过这种产业升级，中集已经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到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从一个低层次产业的企业变成一个高层次产业的企业。如果中集停在集装箱这个领域不动，其竞争对手将主要是国内企业，甚至以后是越南等国家的企业，竞争将非常激烈，价格战很难避免。

　　但是，通过产业升级，中集主要的竞争对手已是西方跨国公司，竞争格局就完全不一样了。企业自主创新除了战略定位之外，还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下决心增加研发投入；二是要完善研发管理体系，提高研发经费的使用效率；三是改革体制机制，尤其是分配制度，提高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和效率。

　　由于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困难，通过对外并购取得技术，是中国企业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机遇。尤其是美国、欧洲一批专业化的中小型制造公司，技术好、品牌好、渠道好，但目前发展比较困难，特别适合中国企业收购。这类企业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这些企业不像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不高、生产基地往往在本国，所以成本更高，经营更加困难。二是这些企业一般都是非上市的家族企业，收购比较容易。三是这些企业职工人数不多、工会力量不强，一般不会碰到非常棘手的裁员问题。

　　第二，努力提升商业模式。中国企业制造能力很强，但多数是给别人做配套，利润非常薄。如果我们能从装备制造商转型为项目承包商，既提供产品又提供服务，商业模式就可转变，利润空间会大大提升。举个中央企业的例子，中材集团原先是国家建材局所属的一些研究院所、公司、工厂脱钩后“打包”成立的。成立初期集团内部非常分散，各个成员单位各自为战，独自向市场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主要是水泥装备，子公司之间有时还是竞争对手。2003年，中材集团启动上市，内部重组力度非常大，原先的格局全部打破，完全按业务板块重组，实现了集团公司一体化经营。整合的结果出乎大家意料，整出了集成能力，集团不仅能生产各种水泥装备，而且有能力做项目总承包。沿着项目总承包的方向努力了七年，中材集团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从零上升到37%，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水泥技术装备供应商、工程承包商。此时企业商业模式的层次就不一样了。以前生产单件水泥装备时，中材和其他国内企业处在一个层面上；成为项目总承包商之后，竞争对手就都是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了，如法国的拉法基、德国的海德堡、爱尔兰的老城堡。中国企业与这些老牌跨国公司相比，成本和效率都有优势，只要能做得和他们一样好，竞争的结果是有利于中国企业的。目前，中材集团与这些跨国公司既竞争又合作，成为完全平等的商业伙伴。

　　从制造企业向项目承包商转变，是中国企业提升商业模式的重要方向。但是，这种提升对企业素质的要求很高，一是要适应并符合国际标准，二是要有国际化的经营能力，三是要有很高的企业管理水平。中国企业要和跨国公司同台竞技，在企业素质上也要达到相当的水平。

　　第三，加强品牌建设。前些年，很多中国企业给国外公司做代工，没有自己的品牌，本身利润很薄，成本一上升，利润就被吃光了。这样的企业要长期生存和发展，惟一的办法是品牌建设。品牌和附加值是连在一起的，品牌越好附加值越高；品牌好到一定程度，成本高低就不重要了。这几年，我们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在这个方向上做了有价值的探索，如雅戈尔、七匹狼，他们已没有自己的生产工厂，制造环节完全外包出去，自己专注于设计、营销和品牌管理。类似的业务结构调整在中央企业中也有，如中丝集团。当然，企业的品牌建设和培育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第三个方面，要加强企业的战略和决策体制建设。

　　今后几年，可能不太好的外部经济环境，会给我们的企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企业面临的风险会增加。经济扩张时期市场可以看得很清楚，经济紧缩时期市场特别不容易看得清，有很多陷阱；经济扩张时期企业出现失误有时还能挽回，经济紧缩时期出现了失误，往往很难翻身。在这种经济环境下，从体制的角度我们特别需要强调企业的战略问题和决策体制建设问题。

　　战略问题不仅仅是要制定一个战略规划，而是企业发展必须有战略方向和战略的意识。前几年，我们发现一些企业不愿意受战略和规划的约束，总是希望在市场上抓机会，放手一搏。实际上，这种思维方式对大企业非常不利，因为大企业一定要靠战略去导向，大企业一定不能单靠抓市场机会去发展。如果今天抓一个，明天抓一个，几年之后大企业的定位是什么、发展方向是什么就都不清楚了。

　　科学决策的体制具体地讲就是国资委目前在推动的董事会建设。这几年，中央企业的董事会建设比较有成效，尤其在科学决策方面。在建立规范的董事会之前，中央企业的领导体制都是“一把手”负责制。

　　在这种体制下，企业重大决策是靠内部团队去作。企业内部团队决策存在两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一是内部团队有上下级关系，“一把手”想做的事情，副手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好反对；二是内部团队有分工关系，你分管的事我不好过问，我分管的事你也不好过问。由于内部团队有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人际关系，作重大决策的时候很难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很多人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提、不便提、不想提。大家都不好讲话，怎么能谈得上科学决策呢？因此，国资委推进规范的董事会建设，派外部董事进入董事会并占到全体成员的一半以上。选聘的外部董事都是老资格的专家和企业家，他们与企业内部人没有利益的和人际的关系，决策时就能够比较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个决策团队中大部分人能够讲真话了，决策的科学性必然提高，出现重大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必然会降低。

　　总之，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将会比较严峻，中国经济发展也会出现重大的阶段性变化。中国企业将面临考验和挑战。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企业需要在三个层面做好准备工作。从短期看，要管好投资和并购，不能再盲目扩大规模；要控制好现金流、关注风险，严格管理、努力降低成本。从中期看，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重塑企业竞争力的基础，努力进入新的市场、进入更高的产业层次。从体制方面看，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自己不犯错误、不出现重大失误是首先要做到的，因此，特别需要强调战略意识和科学的决策体制建设，这也是大企业强根固本的基础。 ■

　　作者为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