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与美中关系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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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参考
__________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哈斯关于美中关系的演讲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12月5日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讲，题目是"中国与美中关系的前途"。以下是演讲全文。
中国与美中关系的前途
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N·哈斯
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
2002年12月5日
于纽约州纽约市
谢谢，卡拉。很高兴今天能到这里来谈谈中国和美中关系的前途。
美中关系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那就是，像卡拉·希尔斯(Carla Hills)和其他今天在座的美国民间人士对发展这一关系所起的作用。1972年，由我们两国政府开始谈判形成的一种格局使民间交往成为可能，从那时起，你和你的同事们一直不负众望，而且超越众望。 由于各式各样的来往交流，其中包括这个委员会所主办的许多交流，现在有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在中国学习，有上万中国人在美国留学，甚至包括中国领导人的子女。过去，推动这些交流的是我们两国政府，而今天，维系两国关系的则是普通美国人和中国人 ─大学、团体、企业 ─ 之间越来越深化的联系，甚至在官方关系最困难的时期都是这样。
我必须承认，侪身于这个中国通济济一堂的会议厅，我不免有点胆怯。我不擅长四音调的语言，更不擅长五音调和七音调的方言。
但是，我的确观察世界以及美国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而在任何超越国界的视野范围内，都必须有中国。所以，请允许我从"政策规划"的角度来谈谈这一极其重要的关系。在这之后，我们可以开始讨论，到时我希望能听取诸位的观点。
首先，很值得短暂回顾一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以来的36年中，中国发生了多大变化。1966年，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两年之内，走向天下大乱的边缘：大城市街头发生武斗，工业崩溃，文化生活停顿。中国支持从东亚到东非洲的所谓"革命运动"。它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团结为纲的国际秩序观。1969年同苏联的边界冲突几乎在把中国推入一场战争的浩劫中。
如今，情况大不相同了。正如我的上司科林·鲍威尔国务卿所常常喜欢说的，市场动力取代了毛式教条主义。中国在输出电脑，而不是输出共产主义。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作为从防止臭氧层遭破坏到不扩散核武器等种种公约的参加国，已经开始担当促进世界稳定的建设性角色。
但是最终，中国的世界角色 ─ 以及美中关系 ─ 的前景，不会取决于中国签署了多少份议定书和条约，也不取决于中国产业输出多少产品。如果中国要完全纳入国际准则、规程与共同利益的体系之中，它就需要运用它新兴的力量去支持这些体制所代表的共同目标：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降低关税和投资壁垒、实行法治并促进人权。
三十年来，美国的战略家们一直在辩论如何"让中国加入国际体系"。而今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中国已经"进来"了。但是，我们还有待于使中国完全永久地融合在建立和维护国际秩序、让人人都享有和平、繁荣、自由生活的努力中。
目前我们两国都处在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中国的一个新领导层开始就位，实行部份权力向"第四代"转移。这些领导人年纪较轻，更具技术官僚特徵，并且面对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巨大挑战。而美国现在则正在对付一些重大问题：全球恐怖主义威胁、如何最好地发挥美国优势地位，以及如何应对重振美国经济和刺激全球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挑战。
我们期待着同中国的新班子合作共事。新任总书记胡锦涛今年春季访问了美国。切尼副总统已经接受了胡锦涛的邀请，预定明年访问中国。这个月晚些时候，双方将恢复防务磋商会谈。美国海军驱逐舰"保罗福斯特号"刚刚访问了青岛军港。我们预计将会保持高层互访的强劲势头，包括同中国的新领导层的密切交流。
美中关系一直是国内条件和国外环境的反映。这个关系是在冷战高潮中建立起来的，当时的世界与现在大不相同，中国当时也与现在大不相同，美国当时的对外政策重点是遏制莫斯科的势力。在尼克松总统签署上海公报后的十七年期间，美中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共同反对苏联为主旨的。当时确定两国关系的因素不是双方共同主张什么，而是双方共同反对什么(和谁)，我们的关系是围绕防御力量均衡的需要而建立的。
今天，我们有机会塑造一种不同的关系，一种同新时代相适应的关系，一种以双方共同的主张为基础的关系。
其实，这个过渡应该起始于八十年代后期，当时苏联对中欧和东欧的控制正开始崩溃。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一带对示威者施加镇压，我们对两国关系进行重新构思的努力被打断了。当中国领导层使用致命武力对付北京街头的和平示威者时，美国是无法袖手旁观的。中国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必要的反应，使得美国国内无法就冷战后的对华政策形成新的共识。
在其后的十年里，美中关系曲折进退，摇摆不定，缺乏纲领依据或新的方向感。布什政府就任时，决心重铸美中关系。我们认识到，苏联早已成为过去，一个截然不同的国际体系已经产生。然而，在本届政府执政的最初几个月中，EP-3飞机事件又妨碍了所有的双边互动。直到中国释放了美国飞机，鲍威尔国务卿2001年夏季访问了北京，我们才得以重新进行这项缔造真正的后冷战关系的艰苦工作。9.11事件以及反对恐怖主义的共同立场，加速了这些积极的趋势。
现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即把在冷战时期特殊时刻形成的这一关系真正来一番改造。这一改造要求我们必须开诚布公地讨论彼此的分歧，努力保证不让这些分歧妨碍双方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而且最重要的是，必须拿出建设更加合作的美中关系的实际行动。
商谈 ─ 或为"接触"而接触 ─ 是不够的。
过去20个月以来，我们走过了一大段路程：从EP-3飞机事件到三次首脑会晤。双方的共同利益是很多的 ─ 从促进贸易和投资，缓解危机地区的紧张局势，到战胜贫困疾病、对付环境恶化和制止武器扩散。但是，仅仅有共同利益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这些共同利益是否转化成为共同的、或至少是相辅相成的政策。
今天，我想坦率地谈谈两国的关系，即我们的现状，我们的发展潜力在哪里，以及我们可能需要怎样做才会实现这种潜力。我打算集中谈三个问题：
在以全球化为标志的世界上中国势力的崛起及美国的因应之道；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角色的变化；
中国的国内演变，尤其是它摆脱掉政府制度中不民主因素的必要。
中国的势力……
谈论"中国势力的崛起"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仿佛13亿人进入国际体系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竟然可以用一言以蔽之。然而，不容否认，中国现在在该地区以及在世界上都起着比以往更大的作用。中国公民同他国公民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中国的出口产品 ─ 以及中国公民对进口商品越来越大的需求 ─在全球经济中占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军队正在获得前所未有的新能力。
更为可观的是，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现在是1978年时的四倍，从1978年至1995年，每年的平均实际增长率为大约9%。今天，它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一千亿美元以上。在同一时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额每年递增约13%，使中国成为今天世界上第四大贸易国。在九十年代，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对象国。它的军费以双位数百分比增长。
套用我儿童时代崇拜的英雄约吉．贝拉(Yogi Berra)的话说，"作预言是很难的，尤其是有关未来的预言。"但是，如果目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将看到，这是一个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在这个十年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以每年4%到6%增长的国家。许多人认为中国到2030年很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它拥有的雄厚的外汇储备应该使它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金融危机中，享有缓冲余地。因此，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势力也一定会相应加强。
……以及美国的因应之道
中国势力的这种崛起对于美国和美中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有些自称为"现实派"的分析家认为，主要大国之间的冲突根本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说，新兴势力势必向体系中的主宰势力提出全面的正面挑战。各国总是会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设法以他国为代价，最大限度地强化自己的地位。国际关系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排他竞争是亘古不变的逻辑。
尽管要冒被开除出现实派俱乐部的风险，我还是未敢苟同。首先，现在是美国实力空前强大的时候，美国的实力会加强和协调我们在亚洲建立的双边联盟网中的物质和道义力量。美国及其盟国既富饶强盛，又有一致的利害关系和价值观，一定会抵制想推翻它们所赖以致富和发展的国际秩序的任何企图。正如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所阐述的，我们准备"制止未来在军事上的竞争"。
其次，中国领导人自身的国内事务已经千头万绪，他们要谋求破坏亚洲的稳定或是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冒险行动，那将是种奇怪之举。中国所明显需要的是长期的稳定，以便处理从失业到贪污等种种日益迫切的经济与社会难题。
第三，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欧洲近五十年来的历史肯定地证明，国家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改变对各自利益的认识。欧洲近年的历史显示，昔日对峙的国家间的关系可以演变到如此之程度，以致战争现在成为不可想像的事。
再者，中国不是德意志帝国。没有哪一条历史"规律"非把我们双方拖向危险而昂贵的竞争，更不用说冲突。合作是同样 ─ 我甚至要说是更为 ─ 可能的。但是，问题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确定我们两国关系前途的因素，是中国的新领导人选择如何运用他们国家日益增长的实力。
美国决心同中国共同努力，帮助塑造东亚和更广大地区的未来。但是中国必须表明，它也准备转变它同我们的关系，其中包括：充分参与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监控，实施透明的贸易制度，对威胁和平的势力施加有形的压力。
布什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明显地断然否定了宿命论观点。我们就大国间相互合作的内在潜力提出了乐观的看法。诚如布什总统今年2月份对清华大学的学生们所说，"中国正在走一条上升之路，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兴起。"
美国敞开欢迎中国的兴起，这所说明的最重要一点是，美国需要夥伴来对付正在出现的新挑战。我们面对的种种威胁的性质随时都在变化。美国人在2001年9月11日骤然认识到，美国的绝对优势不等于美国不会受到伤害。即使是一个具有空前强大的全球实力和影响的国家，也无法置身于一切威胁或危险之外，更何况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变的过程，既创造新的机遇，又造成新的薄弱环节。它使我们因物资和信息交流而与它国建立联系；但它又是一个使恐怖主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疾病、犯罪、毒品、金融时弊、全球气候变化和人口贩运活动蔓延的机会。
这一类问题必将要求作出共同的反应。如果没有夥伴，美国无法轻易或有效地处理那些超越美国边界的问题。"基地"组织的活动范围遍及60多个国家；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和肺结核并不在移民局和海关止步；一个国家排放的工业废气并不受国界的限制。毫无疑问，在有些情况下，单方面的行动是有道理或是必要的。然而，如果我们要成功地对付当代特有的这些跨国挑战，那么，共同合作应该是常规，而不是例外。美国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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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哈斯关于美中关系的演讲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12月5日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讲，题目是"中国与美中关系的前途"。以下是演讲全文。
中国与美中关系的前途
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N·哈斯
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
2002年12月5日
于纽约州纽约市
谢谢，卡拉。很高兴今天能到这里来谈谈中国和美中关系的前途。
美中关系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那就是，像卡拉·希尔斯(Carla Hills)和其他今天在座的美国民间人士对发展这一关系所起的作用。1972年，由我们两国政府开始谈判形成的一种格局使民间交往成为可能，从那时起，你和你的同事们一直不负众望，而且超越众望。 由于各式各样的来往交流，其中包括这个委员会所主办的许多交流，现在有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在中国学习，有上万中国人在美国留学，甚至包括中国领导人的子女。过去，推动这些交流的是我们两国政府，而今天，维系两国关系的则是普通美国人和中国人 ─大学、团体、企业 ─ 之间越来越深化的联系，甚至在官方关系最困难的时期都是这样。
我必须承认，侪身于这个中国通济济一堂的会议厅，我不免有点胆怯。我不擅长四音调的语言，更不擅长五音调和七音调的方言。
但是，我的确观察世界以及美国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而在任何超越国界的视野范围内，都必须有中国。所以，请允许我从"政策规划"的角度来谈谈这一极其重要的关系。在这之后，我们可以开始讨论，到时我希望能听取诸位的观点。
首先，很值得短暂回顾一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以来的36年中，中国发生了多大变化。1966年，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两年之内，走向天下大乱的边缘：大城市街头发生武斗，工业崩溃，文化生活停顿。中国支持从东亚到东非洲的所谓"革命运动"。它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团结为纲的国际秩序观。1969年同苏联的边界冲突几乎在把中国推入一场战争的浩劫中。
如今，情况大不相同了。正如我的上司科林·鲍威尔国务卿所常常喜欢说的，市场动力取代了毛式教条主义。中国在输出电脑，而不是输出共产主义。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作为从防止臭氧层遭破坏到不扩散核武器等种种公约的参加国，已经开始担当促进世界稳定的建设性角色。
但是最终，中国的世界角色 ─ 以及美中关系 ─ 的前景，不会取决于中国签署了多少份议定书和条约，也不取决于中国产业输出多少产品。如果中国要完全纳入国际准则、规程与共同利益的体系之中，它就需要运用它新兴的力量去支持这些体制所代表的共同目标：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降低关税和投资壁垒、实行法治并促进人权。
三十年来，美国的战略家们一直在辩论如何"让中国加入国际体系"。而今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中国已经"进来"了。但是，我们还有待于使中国完全永久地融合在建立和维护国际秩序、让人人都享有和平、繁荣、自由生活的努力中。
目前我们两国都处在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中国的一个新领导层开始就位，实行部份权力向"第四代"转移。这些领导人年纪较轻，更具技术官僚特徵，并且面对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巨大挑战。而美国现在则正在对付一些重大问题：全球恐怖主义威胁、如何最好地发挥美国优势地位，以及如何应对重振美国经济和刺激全球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挑战。
我们期待着同中国的新班子合作共事。新任总书记胡锦涛今年春季访问了美国。切尼副总统已经接受了胡锦涛的邀请，预定明年访问中国。这个月晚些时候，双方将恢复防务磋商会谈。美国海军驱逐舰"保罗福斯特号"刚刚访问了青岛军港。我们预计将会保持高层互访的强劲势头，包括同中国的新领导层的密切交流。
美中关系一直是国内条件和国外环境的反映。这个关系是在冷战高潮中建立起来的，当时的世界与现在大不相同，中国当时也与现在大不相同，美国当时的对外政策重点是遏制莫斯科的势力。在尼克松总统签署上海公报后的十七年期间，美中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共同反对苏联为主旨的。当时确定两国关系的因素不是双方共同主张什么，而是双方共同反对什么(和谁)，我们的关系是围绕防御力量均衡的需要而建立的。
今天，我们有机会塑造一种不同的关系，一种同新时代相适应的关系，一种以双方共同的主张为基础的关系。
其实，这个过渡应该起始于八十年代后期，当时苏联对中欧和东欧的控制正开始崩溃。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一带对示威者施加镇压，我们对两国关系进行重新构思的努力被打断了。当中国领导层使用致命武力对付北京街头的和平示威者时，美国是无法袖手旁观的。中国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必要的反应，使得美国国内无法就冷战后的对华政策形成新的共识。
在其后的十年里，美中关系曲折进退，摇摆不定，缺乏纲领依据或新的方向感。布什政府就任时，决心重铸美中关系。我们认识到，苏联早已成为过去，一个截然不同的国际体系已经产生。然而，在本届政府执政的最初几个月中，EP-3飞机事件又妨碍了所有的双边互动。直到中国释放了美国飞机，鲍威尔国务卿2001年夏季访问了北京，我们才得以重新进行这项缔造真正的后冷战关系的艰苦工作。9.11事件以及反对恐怖主义的共同立场，加速了这些积极的趋势。
现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即把在冷战时期特殊时刻形成的这一关系真正来一番改造。这一改造要求我们必须开诚布公地讨论彼此的分歧，努力保证不让这些分歧妨碍双方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而且最重要的是，必须拿出建设更加合作的美中关系的实际行动。
商谈 ─ 或为"接触"而接触 ─ 是不够的。
过去20个月以来，我们走过了一大段路程：从EP-3飞机事件到三次首脑会晤。双方的共同利益是很多的 ─ 从促进贸易和投资，缓解危机地区的紧张局势，到战胜贫困疾病、对付环境恶化和制止武器扩散。但是，仅仅有共同利益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这些共同利益是否转化成为共同的、或至少是相辅相成的政策。
今天，我想坦率地谈谈两国的关系，即我们的现状，我们的发展潜力在哪里，以及我们可能需要怎样做才会实现这种潜力。我打算集中谈三个问题：
在以全球化为标志的世界上中国势力的崛起及美国的因应之道；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角色的变化；
中国的国内演变，尤其是它摆脱掉政府制度中不民主因素的必要。
中国的势力……
谈论"中国势力的崛起"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仿佛13亿人进入国际体系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竟然可以用一言以蔽之。然而，不容否认，中国现在在该地区以及在世界上都起着比以往更大的作用。中国公民同他国公民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中国的出口产品 ─ 以及中国公民对进口商品越来越大的需求 ─在全球经济中占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军队正在获得前所未有的新能力。
更为可观的是，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现在是1978年时的四倍，从1978年至1995年，每年的平均实际增长率为大约9%。今天，它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一千亿美元以上。在同一时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额每年递增约13%，使中国成为今天世界上第四大贸易国。在九十年代，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对象国。它的军费以双位数百分比增长。
套用我儿童时代崇拜的英雄约吉．贝拉(Yogi Berra)的话说，"作预言是很难的，尤其是有关未来的预言。"但是，如果目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将看到，这是一个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在这个十年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以每年4%到6%增长的国家。许多人认为中国到2030年很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它拥有的雄厚的外汇储备应该使它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金融危机中，享有缓冲余地。因此，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势力也一定会相应加强。
……以及美国的因应之道
中国势力的这种崛起对于美国和美中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有些自称为"现实派"的分析家认为，主要大国之间的冲突根本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说，新兴势力势必向体系中的主宰势力提出全面的正面挑战。各国总是会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设法以他国为代价，最大限度地强化自己的地位。国际关系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排他竞争是亘古不变的逻辑。
尽管要冒被开除出现实派俱乐部的风险，我还是未敢苟同。首先，现在是美国实力空前强大的时候，美国的实力会加强和协调我们在亚洲建立的双边联盟网中的物质和道义力量。美国及其盟国既富饶强盛，又有一致的利害关系和价值观，一定会抵制想推翻它们所赖以致富和发展的国际秩序的任何企图。正如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所阐述的，我们准备"制止未来在军事上的竞争"。
其次，中国领导人自身的国内事务已经千头万绪，他们要谋求破坏亚洲的稳定或是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冒险行动，那将是种奇怪之举。中国所明显需要的是长期的稳定，以便处理从失业到贪污等种种日益迫切的经济与社会难题。
第三，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欧洲近五十年来的历史肯定地证明，国家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改变对各自利益的认识。欧洲近年的历史显示，昔日对峙的国家间的关系可以演变到如此之程度，以致战争现在成为不可想像的事。
再者，中国不是德意志帝国。没有哪一条历史"规律"非把我们双方拖向危险而昂贵的竞争，更不用说冲突。合作是同样 ─ 我甚至要说是更为 ─ 可能的。但是，问题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确定我们两国关系前途的因素，是中国的新领导人选择如何运用他们国家日益增长的实力。
美国决心同中国共同努力，帮助塑造东亚和更广大地区的未来。但是中国必须表明，它也准备转变它同我们的关系，其中包括：充分参与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监控，实施透明的贸易制度，对威胁和平的势力施加有形的压力。
布什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明显地断然否定了宿命论观点。我们就大国间相互合作的内在潜力提出了乐观的看法。诚如布什总统今年2月份对清华大学的学生们所说，"中国正在走一条上升之路，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兴起。"
美国敞开欢迎中国的兴起，这所说明的最重要一点是，美国需要夥伴来对付正在出现的新挑战。我们面对的种种威胁的性质随时都在变化。美国人在2001年9月11日骤然认识到，美国的绝对优势不等于美国不会受到伤害。即使是一个具有空前强大的全球实力和影响的国家，也无法置身于一切威胁或危险之外，更何况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变的过程，既创造新的机遇，又造成新的薄弱环节。它使我们因物资和信息交流而与它国建立联系；但它又是一个使恐怖主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疾病、犯罪、毒品、金融时弊、全球气候变化和人口贩运活动蔓延的机会。
这一类问题必将要求作出共同的反应。如果没有夥伴，美国无法轻易或有效地处理那些超越美国边界的问题。"基地"组织的活动范围遍及60多个国家；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和肺结核并不在移民局和海关止步；一个国家排放的工业废气并不受国界的限制。毫无疑问，在有些情况下，单方面的行动是有道理或是必要的。然而，如果我们要成功地对付当代特有的这些跨国挑战，那么，共同合作应该是常规，而不是例外。
__________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哈斯关于美中关系的演讲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12月5日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讲，题目是"中国与美中关系的前途"。以下是演讲全文。
中国与美中关系的前途
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N·哈斯
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
2002年12月5日
于纽约州纽约市
谢谢，卡拉。很高兴今天能到这里来谈谈中国和美中关系的前途。
美中关系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那就是，像卡拉·希尔斯(Carla Hills)和其他今天在座的美国民间人士对发展这一关系所起的作用。1972年，由我们两国政府开始谈判形成的一种格局使民间交往成为可能，从那时起，你和你的同事们一直不负众望，而且超越众望。 由于各式各样的来往交流，其中包括这个委员会所主办的许多交流，现在有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在中国学习，有上万中国人在美国留学，甚至包括中国领导人的子女。过去，推动这些交流的是我们两国政府，而今天，维系两国关系的则是普通美国人和中国人 ─大学、团体、企业 ─ 之间越来越深化的联系，甚至在官方关系最困难的时期都是这样。
我必须承认，侪身于这个中国通济济一堂的会议厅，我不免有点胆怯。我不擅长四音调的语言，更不擅长五音调和七音调的方言。
但是，我的确观察世界以及美国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而在任何超越国界的视野范围内，都必须有中国。所以，请允许我从"政策规划"的角度来谈谈这一极其重要的关系。在这之后，我们可以开始讨论，到时我希望能听取诸位的观点。
首先，很值得短暂回顾一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以来的36年中，中国发生了多大变化。1966年，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两年之内，走向天下大乱的边缘：大城市街头发生武斗，工业崩溃，文化生活停顿。中国支持从东亚到东非洲的所谓"革命运动"。它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团结为纲的国际秩序观。1969年同苏联的边界冲突几乎在把中国推入一场战争的浩劫中。
如今，情况大不相同了。正如我的上司科林·鲍威尔国务卿所常常喜欢说的，市场动力取代了毛式教条主义。中国在输出电脑，而不是输出共产主义。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作为从防止臭氧层遭破坏到不扩散核武器等种种公约的参加国，已经开始担当促进世界稳定的建设性角色。
但是最终，中国的世界角色 ─ 以及美中关系 ─ 的前景，不会取决于中国签署了多少份议定书和条约，也不取决于中国产业输出多少产品。如果中国要完全纳入国际准则、规程与共同利益的体系之中，它就需要运用它新兴的力量去支持这些体制所代表的共同目标：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降低关税和投资壁垒、实行法治并促进人权。
三十年来，美国的战略家们一直在辩论如何"让中国加入国际体系"。而今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中国已经"进来"了。但是，我们还有待于使中国完全永久地融合在建立和维护国际秩序、让人人都享有和平、繁荣、自由生活的努力中。
目前我们两国都处在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中国的一个新领导层开始就位，实行部份权力向"第四代"转移。这些领导人年纪较轻，更具技术官僚特徵，并且面对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巨大挑战。而美国现在则正在对付一些重大问题：全球恐怖主义威胁、如何最好地发挥美国优势地位，以及如何应对重振美国经济和刺激全球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挑战。
我们期待着同中国的新班子合作共事。新任总书记胡锦涛今年春季访问了美国。切尼副总统已经接受了胡锦涛的邀请，预定明年访问中国。这个月晚些时候，双方将恢复防务磋商会谈。美国海军驱逐舰"保罗福斯特号"刚刚访问了青岛军港。我们预计将会保持高层互访的强劲势头，包括同中国的新领导层的密切交流。
美中关系一直是国内条件和国外环境的反映。这个关系是在冷战高潮中建立起来的，当时的世界与现在大不相同，中国当时也与现在大不相同，美国当时的对外政策重点是遏制莫斯科的势力。在尼克松总统签署上海公报后的十七年期间，美中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共同反对苏联为主旨的。当时确定两国关系的因素不是双方共同主张什么，而是双方共同反对什么(和谁)，我们的关系是围绕防御力量均衡的需要而建立的。
今天，我们有机会塑造一种不同的关系，一种同新时代相适应的关系，一种以双方共同的主张为基础的关系。
其实，这个过渡应该起始于八十年代后期，当时苏联对中欧和东欧的控制正开始崩溃。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一带对示威者施加镇压，我们对两国关系进行重新构思的努力被打断了。当中国领导层使用致命武力对付北京街头的和平示威者时，美国是无法袖手旁观的。中国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必要的反应，使得美国国内无法就冷战后的对华政策形成新的共识。
在其后的十年里，美中关系曲折进退，摇摆不定，缺乏纲领依据或新的方向感。布什政府就任时，决心重铸美中关系。我们认识到，苏联早已成为过去，一个截然不同的国际体系已经产生。然而，在本届政府执政的最初几个月中，EP-3飞机事件又妨碍了所有的双边互动。直到中国释放了美国飞机，鲍威尔国务卿2001年夏季访问了北京，我们才得以重新进行这项缔造真正的后冷战关系的艰苦工作。9.11事件以及反对恐怖主义的共同立场，加速了这些积极的趋势。
现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即把在冷战时期特殊时刻形成的这一关系真正来一番改造。这一改造要求我们必须开诚布公地讨论彼此的分歧，努力保证不让这些分歧妨碍双方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而且最重要的是，必须拿出建设更加合作的美中关系的实际行动。
商谈 ─ 或为"接触"而接触 ─ 是不够的。
过去20个月以来，我们走过了一大段路程：从EP-3飞机事件到三次首脑会晤。双方的共同利益是很多的 ─ 从促进贸易和投资，缓解危机地区的紧张局势，到战胜贫困疾病、对付环境恶化和制止武器扩散。但是，仅仅有共同利益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这些共同利益是否转化成为共同的、或至少是相辅相成的政策。
今天，我想坦率地谈谈两国的关系，即我们的现状，我们的发展潜力在哪里，以及我们可能需要怎样做才会实现这种潜力。我打算集中谈三个问题：
在以全球化为标志的世界上中国势力的崛起及美国的因应之道；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角色的变化；
中国的国内演变，尤其是它摆脱掉政府制度中不民主因素的必要。
中国的势力……
谈论"中国势力的崛起"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仿佛13亿人进入国际体系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竟然可以用一言以蔽之。然而，不容否认，中国现在在该地区以及在世界上都起着比以往更大的作用。中国公民同他国公民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中国的出口产品 ─ 以及中国公民对进口商品越来越大的需求 ─在全球经济中占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军队正在获得前所未有的新能力。
更为可观的是，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现在是1978年时的四倍，从1978年至1995年，每年的平均实际增长率为大约9%。今天，它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一千亿美元以上。在同一时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额每年递增约13%，使中国成为今天世界上第四大贸易国。在九十年代，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对象国。它的军费以双位数百分比增长。
套用我儿童时代崇拜的英雄约吉．贝拉(Yogi Berra)的话说，"作预言是很难的，尤其是有关未来的预言。"但是，如果目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将看到，这是一个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在这个十年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以每年4%到6%增长的国家。许多人认为中国到2030年很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它拥有的雄厚的外汇储备应该使它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金融危机中，享有缓冲余地。因此，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势力也一定会相应加强。
……以及美国的因应之道
中国势力的这种崛起对于美国和美中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有些自称为"现实派"的分析家认为，主要大国之间的冲突根本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说，新兴势力势必向体系中的主宰势力提出全面的正面挑战。各国总是会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设法以他国为代价，最大限度地强化自己的地位。国际关系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排他竞争是亘古不变的逻辑。
尽管要冒被开除出现实派俱乐部的风险，我还是未敢苟同。首先，现在是美国实力空前强大的时候，美国的实力会加强和协调我们在亚洲建立的双边联盟网中的物质和道义力量。美国及其盟国既富饶强盛，又有一致的利害关系和价值观，一定会抵制想推翻它们所赖以致富和发展的国际秩序的任何企图。正如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所阐述的，我们准备"制止未来在军事上的竞争"。
其次，中国领导人自身的国内事务已经千头万绪，他们要谋求破坏亚洲的稳定或是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冒险行动，那将是种奇怪之举。中国所明显需要的是长期的稳定，以便处理从失业到贪污等种种日益迫切的经济与社会难题。
第三，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欧洲近五十年来的历史肯定地证明，国家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改变对各自利益的认识。欧洲近年的历史显示，昔日对峙的国家间的关系可以演变到如此之程度，以致战争现在成为不可想像的事。
再者，中国不是德意志帝国。没有哪一条历史"规律"非把我们双方拖向危险而昂贵的竞争，更不用说冲突。合作是同样 ─ 我甚至要说是更为 ─ 可能的。但是，问题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确定我们两国关系前途的因素，是中国的新领导人选择如何运用他们国家日益增长的实力。
美国决心同中国共同努力，帮助塑造东亚和更广大地区的未来。但是中国必须表明，它也准备转变它同我们的关系，其中包括：充分参与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监控，实施透明的贸易制度，对威胁和平的势力施加有形的压力。
布什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明显地断然否定了宿命论观点。我们就大国间相互合作的内在潜力提出了乐观的看法。诚如布什总统今年2月份对清华大学的学生们所说，"中国正在走一条上升之路，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兴起。"
美国敞开欢迎中国的兴起，这所说明的最重要一点是，美国需要夥伴来对付正在出现的新挑战。我们面对的种种威胁的性质随时都在变化。美国人在2001年9月11日骤然认识到，美国的绝对优势不等于美国不会受到伤害。即使是一个具有空前强大的全球实力和影响的国家，也无法置身于一切威胁或危险之外，更何况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变的过程，既创造新的机遇，又造成新的薄弱环节。它使我们因物资和信息交流而与它国建立联系；但它又是一个使恐怖主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疾病、犯罪、毒品、金融时弊、全球气候变化和人口贩运活动蔓延的机会。
这一类问题必将要求作出共同的反应。如果没有夥伴，美国无法轻易或有效地处理那些超越美国边界的问题。"基地"组织的活动范围遍及60多个国家；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和肺结核并不在移民局和海关止步；一个国家排放的工业废气并不受国界的限制。毫无疑问，在有些情况下，单方面的行动是有道理或是必要的。然而，如果我们要成功地对付当代特有的这些跨国挑战，那么，共同合作应该是常规，而不是例外。美国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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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哈斯关于美中关系的演讲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12月5日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讲，题目是"中国与美中关系的前途"。以下是演讲全文。
中国与美中关系的前途
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N·哈斯
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
2002年12月5日
于纽约州纽约市
谢谢，卡拉。很高兴今天能到这里来谈谈中国和美中关系的前途。
美中关系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那就是，像卡拉·希尔斯(Carla Hills)和其他今天在座的美国民间人士对发展这一关系所起的作用。1972年，由我们两国政府开始谈判形成的一种格局使民间交往成为可能，从那时起，你和你的同事们一直不负众望，而且超越众望。 由于各式各样的来往交流，其中包括这个委员会所主办的许多交流，现在有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在中国学习，有上万中国人在美国留学，甚至包括中国领导人的子女。过去，推动这些交流的是我们两国政府，而今天，维系两国关系的则是普通美国人和中国人 ─大学、团体、企业 ─ 之间越来越深化的联系，甚至在官方关系最困难的时期都是这样。
我必须承认，侪身于这个中国通济济一堂的会议厅，我不免有点胆怯。我不擅长四音调的语言，更不擅长五音调和七音调的方言。
但是，我的确观察世界以及美国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而在任何超越国界的视野范围内，都必须有中国。所以，请允许我从"政策规划"的角度来谈谈这一极其重要的关系。在这之后，我们可以开始讨论，到时我希望能听取诸位的观点。
首先，很值得短暂回顾一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以来的36年中，中国发生了多大变化。1966年，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两年之内，走向天下大乱的边缘：大城市街头发生武斗，工业崩溃，文化生活停顿。中国支持从东亚到东非洲的所谓"革命运动"。它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团结为纲的国际秩序观。1969年同苏联的边界冲突几乎在把中国推入一场战争的浩劫中。
如今，情况大不相同了。正如我的上司科林·鲍威尔国务卿所常常喜欢说的，市场动力取代了毛式教条主义。中国在输出电脑，而不是输出共产主义。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作为从防止臭氧层遭破坏到不扩散核武器等种种公约的参加国，已经开始担当促进世界稳定的建设性角色。
但是最终，中国的世界角色 ─ 以及美中关系 ─ 的前景，不会取决于中国签署了多少份议定书和条约，也不取决于中国产业输出多少产品。如果中国要完全纳入国际准则、规程与共同利益的体系之中，它就需要运用它新兴的力量去支持这些体制所代表的共同目标：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降低关税和投资壁垒、实行法治并促进人权。
三十年来，美国的战略家们一直在辩论如何"让中国加入国际体系"。而今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中国已经"进来"了。但是，我们还有待于使中国完全永久地融合在建立和维护国际秩序、让人人都享有和平、繁荣、自由生活的努力中。
目前我们两国都处在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中国的一个新领导层开始就位，实行部份权力向"第四代"转移。这些领导人年纪较轻，更具技术官僚特徵，并且面对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巨大挑战。而美国现在则正在对付一些重大问题：全球恐怖主义威胁、如何最好地发挥美国优势地位，以及如何应对重振美国经济和刺激全球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挑战。
我们期待着同中国的新班子合作共事。新任总书记胡锦涛今年春季访问了美国。切尼副总统已经接受了胡锦涛的邀请，预定明年访问中国。这个月晚些时候，双方将恢复防务磋商会谈。美国海军驱逐舰"保罗福斯特号"刚刚访问了青岛军港。我们预计将会保持高层互访的强劲势头，包括同中国的新领导层的密切交流。
美中关系一直是国内条件和国外环境的反映。这个关系是在冷战高潮中建立起来的，当时的世界与现在大不相同，中国当时也与现在大不相同，美国当时的对外政策重点是遏制莫斯科的势力。在尼克松总统签署上海公报后的十七年期间，美中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共同反对苏联为主旨的。当时确定两国关系的因素不是双方共同主张什么，而是双方共同反对什么(和谁)，我们的关系是围绕防御力量均衡的需要而建立的。
今天，我们有机会塑造一种不同的关系，一种同新时代相适应的关系，一种以双方共同的主张为基础的关系。
其实，这个过渡应该起始于八十年代后期，当时苏联对中欧和东欧的控制正开始崩溃。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一带对示威者施加镇压，我们对两国关系进行重新构思的努力被打断了。当中国领导层使用致命武力对付北京街头的和平示威者时，美国是无法袖手旁观的。中国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必要的反应，使得美国国内无法就冷战后的对华政策形成新的共识。
在其后的十年里，美中关系曲折进退，摇摆不定，缺乏纲领依据或新的方向感。布什政府就任时，决心重铸美中关系。我们认识到，苏联早已成为过去，一个截然不同的国际体系已经产生。然而，在本届政府执政的最初几个月中，EP-3飞机事件又妨碍了所有的双边互动。直到中国释放了美国飞机，鲍威尔国务卿2001年夏季访问了北京，我们才得以重新进行这项缔造真正的后冷战关系的艰苦工作。9.11事件以及反对恐怖主义的共同立场，加速了这些积极的趋势。
现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即把在冷战时期特殊时刻形成的这一关系真正来一番改造。这一改造要求我们必须开诚布公地讨论彼此的分歧，努力保证不让这些分歧妨碍双方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而且最重要的是，必须拿出建设更加合作的美中关系的实际行动。
商谈 ─ 或为"接触"而接触 ─ 是不够的。
过去20个月以来，我们走过了一大段路程：从EP-3飞机事件到三次首脑会晤。双方的共同利益是很多的 ─ 从促进贸易和投资，缓解危机地区的紧张局势，到战胜贫困疾病、对付环境恶化和制止武器扩散。但是，仅仅有共同利益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这些共同利益是否转化成为共同的、或至少是相辅相成的政策。
今天，我想坦率地谈谈两国的关系，即我们的现状，我们的发展潜力在哪里，以及我们可能需要怎样做才会实现这种潜力。我打算集中谈三个问题：
在以全球化为标志的世界上中国势力的崛起及美国的因应之道；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角色的变化；
中国的国内演变，尤其是它摆脱掉政府制度中不民主因素的必要。
中国的势力……
谈论"中国势力的崛起"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仿佛13亿人进入国际体系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竟然可以用一言以蔽之。然而，不容否认，中国现在在该地区以及在世界上都起着比以往更大的作用。中国公民同他国公民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中国的出口产品 ─ 以及中国公民对进口商品越来越大的需求 ─在全球经济中占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军队正在获得前所未有的新能力。
更为可观的是，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现在是1978年时的四倍，从1978年至1995年，每年的平均实际增长率为大约9%。今天，它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一千亿美元以上。在同一时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额每年递增约13%，使中国成为今天世界上第四大贸易国。在九十年代，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对象国。它的军费以双位数百分比增长。
套用我儿童时代崇拜的英雄约吉．贝拉(Yogi Berra)的话说，"作预言是很难的，尤其是有关未来的预言。"但是，如果目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将看到，这是一个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在这个十年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以每年4%到6%增长的国家。许多人认为中国到2030年很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它拥有的雄厚的外汇储备应该使它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金融危机中，享有缓冲余地。因此，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势力也一定会相应加强。
……以及美国的因应之道
中国势力的这种崛起对于美国和美中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有些自称为"现实派"的分析家认为，主要大国之间的冲突根本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说，新兴势力势必向体系中的主宰势力提出全面的正面挑战。各国总是会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设法以他国为代价，最大限度地强化自己的地位。国际关系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排他竞争是亘古不变的逻辑。
尽管要冒被开除出现实派俱乐部的风险，我还是未敢苟同。首先，现在是美国实力空前强大的时候，美国的实力会加强和协调我们在亚洲建立的双边联盟网中的物质和道义力量。美国及其盟国既富饶强盛，又有一致的利害关系和价值观，一定会抵制想推翻它们所赖以致富和发展的国际秩序的任何企图。正如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所阐述的，我们准备"制止未来在军事上的竞争"。
其次，中国领导人自身的国内事务已经千头万绪，他们要谋求破坏亚洲的稳定或是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冒险行动，那将是种奇怪之举。中国所明显需要的是长期的稳定，以便处理从失业到贪污等种种日益迫切的经济与社会难题。
第三，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欧洲近五十年来的历史肯定地证明，国家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改变对各自利益的认识。欧洲近年的历史显示，昔日对峙的国家间的关系可以演变到如此之程度，以致战争现在成为不可想像的事。
再者，中国不是德意志帝国。没有哪一条历史"规律"非把我们双方拖向危险而昂贵的竞争，更不用说冲突。合作是同样 ─ 我甚至要说是更为 ─ 可能的。但是，问题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确定我们两国关系前途的因素，是中国的新领导人选择如何运用他们国家日益增长的实力。
美国决心同中国共同努力，帮助塑造东亚和更广大地区的未来。但是中国必须表明，它也准备转变它同我们的关系，其中包括：充分参与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监控，实施透明的贸易制度，对威胁和平的势力施加有形的压力。
布什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明显地断然否定了宿命论观点。我们就大国间相互合作的内在潜力提出了乐观的看法。诚如布什总统今年2月份对清华大学的学生们所说，"中国正在走一条上升之路，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兴起。"
美国敞开欢迎中国的兴起，这所说明的最重要一点是，美国需要夥伴来对付正在出现的新挑战。我们面对的种种威胁的性质随时都在变化。美国人在2001年9月11日骤然认识到，美国的绝对优势不等于美国不会受到伤害。即使是一个具有空前强大的全球实力和影响的国家，也无法置身于一切威胁或危险之外，更何况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变的过程，既创造新的机遇，又造成新的薄弱环节。它使我们因物资和信息交流而与它国建立联系；但它又是一个使恐怖主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疾病、犯罪、毒品、金融时弊、全球气候变化和人口贩运活动蔓延的机会。
这一类问题必将要求作出共同的反应。如果没有夥伴，美国无法轻易或有效地处理那些超越美国边界的问题。"基地"组织的活动范围遍及60多个国家；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和肺结核并不在移民局和海关止步；一个国家排放的工业废气并不受国界的限制。毫无疑问，在有些情况下，单方面的行动是有道理或是必要的。然而，如果我们要成功地对付当代特有的这些跨国挑战，那么，共同合作应该是常规，而不是例外。
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做法是力求抓住没有大国间的冲突所带来的机会。布什总统今年6月在西点军校演讲时，把这一点说得最为透彻："我们现在具有自十七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的最好机会，建设一个大国间在和平中而不是备战中竞争的世界。"二十世纪是以大国间的较量为标志的。但是，没有理由让二十一世纪带着同样的标志。我们大可把努力方向从遏制与对抗转到协商与合作上来。我们可以，而且事实上也正在，从防御性的力量平衡转向力量聚合，去对付新世纪的各种挑战，抓住新世纪的各种机会。
布什政府正在成形的外交政策现实，旨在抓住这些机会。它可以被最贴切地称为"结合"过程，即美国谋求使其他国家、组织和各国人民加入到维系符合我们和我们的夥伴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世界体系中来，这些价值观包括：实行法治、反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限制国家权力、实行宗教宽容、维护私有财产权、坚持市场原则、实行司法平等、尊重妇女。
这些利益和价值观既指导着美国更为广泛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同样指导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于美国来说，容纳新夥伴有助于我们对付传统的和跨国界的两种安全威胁。这些不单是对美国的威胁，也是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威胁。
对结合的一个最大考验是中国。如果中国融入到这个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体系中来，而不是冷落在外，或者更糟糕的是，从这体系外部与之相争，那么，国际社会就会变得好得多。美国政策的指导原则是，我们同夥伴们一道努力而不是自己单干，能够更卓有成效地对付安全、经济和人道方面的急迫挑战 ─ 同时还基于一个信念，即中国有潜力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夥伴之一。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
中国新领导层正是必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对更大实力带来更重责任这个现实。
中国外交到达了一个新起点。在我刚才描述过的世界上， 建立新的合作关系符合我们的利益。恐怖主义既非美国也非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球的问题。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气候变化、能源安全、毒品贩运以及国际执法，也都如此。
我们正在努力加强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但是"双边"的意思就是要双边。美国不可能独自合作。所以，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完全的参加者，共同促成对全球问题的多边解决办法。
中国是否准备这样做呢？几年前，这个委员会的一位理事曾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把中国形容为"正宗的务实政治"。但是，在今日世界上，问题往往只能以多边方式来解决，务实政治越来越要求有成熟的、合乎准则的同他方合作的意愿。
值得高兴的是，中国和美国正在学着共同工作。过去一年来，我们在如下一些领域中取得了真正的进展：反恐怖主义、就阿富汗问题以及最近的伊拉克问题在联合国和其它范围合作、缓和南亚紧张局势、扩大贸易与投资以及对付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威胁。在其它一些领域，中国未来的行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告诉我们，双方是否能够深化彼此的夥伴关系，其中包括的最突出问题有：武器不扩散、保证北韩履行其承诺、中国对台湾的言行，以及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
在已经取得进展的几个领域中，以反恐方面最为突出。我的同事、前负责反恐事务的无任所大使弗兰克·泰勒，在过去十一个月中同他的中国同僚李保东两次举行会晤。由财政部、执法机构和其他部门派出的金融专家，已经就恐怖主义分子集资问题同中国同僚建立起制度化的对话。双方正在共同对付洗钱问题并打击恐怖分子用以传递资金的金融网。中国政府已经清查了在其银行和金融机构中的恐怖组织存款。中国同意在北京设立一个联邦调查局法律专员办公室。我们双方都认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是个恐怖分子集团，并且共同合作将其列入联合国确定的这类组织的名单中。中国投票支持了联合国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这个决议对自卫权予以肯定并强调，不仅是实施恐怖主义行动的人，而且其支持者也必须承担责任。
从那时起，双方通过在解除伊拉克武装的问题上形成多边方案的努力，使在联合国的这种合作得到发展。上月底，中国投票赞成联合国安理会第1441号决议，同其他14国一道向伊拉克政府提出警告 ─ 同时规定出时间表 ─ 要求伊拉克必须履行有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义务。
在过去一年中，我们也就南亚问题进行了极好的讨论。我知道鲍威尔国务卿多么重视他同唐家璇外长有关该地区的会谈。我们双方正在着手将这种会谈制度化，例如通过今年6月王毅副外长来华盛顿的访问，以及通过我自己的政策规划会谈。美国欢迎中国为使巴基斯坦在9.11后加入国际联盟而进行的斡旋。我们希望中国继续运用它同巴基斯坦的特殊关系，敦促巴基斯坦制止穿过克什米尔控制线的渗透活动。
我们两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在继续扩大。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夥伴，2001年的双向贸易额达1210亿美元。中国是美国货物的第九大国外市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现在正把对美国企业至关重要的工业品关税率从25%减至7%。中国正在把对美国农民最重要的农产品关税率从31%减至14%。中国正在向美国公司开放服务业中的一些重要部门，包括银行业、保险业、电讯业和专业服务业。
双方还在艾滋病病毒/艾滋病问题上开展了通盘合作项目。中国政府正面临日益严重的艾滋病危机，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经向中国提供1480万美元赠款，帮助改进同艾滋病有关的基础设施。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将派出两名专家到中国的疾病控制中心，协助向地方政府提供帮助。
唯有如此，即只有在一些区域性和跨国性的事务上共同合作，我们才能开始使双方的关系发展得更具有战略深度。我们必须审慎明智地运用影响力，来支持共同的目标。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无论是单独的、双边的或是同别人一道的，将会扩大双方能共同做事的范围，从而深化彼此的关系。
顺着这个思路，请让我再着重提出四个可以衡量我们进一步扩大关系的能力的关键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不扩散。中国现在已经是几乎所有主要的不扩散协议的成员国。它最近几个月来采取了一些积极的、令人欢迎的步骤，颁布了针对同导弹有关的技术与设备以及双重用途的化学品与生物制剂的出口管制法规。这显示中国领导人正在更加认真地考虑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必要。
但是，中国有必要通过透明的程序贯彻这些规定，使公司和个人完全承担起中国法律所规定的责任。我们还期待中国采取更多的必要步骤，充分履行它的义务。美国最终希望把不扩散问题从两国关系中的一个争议点变为一个合作点，不但各自履行其义务，而且进一步形成对不扩散的更加有力的监控。
第二个领域是朝鲜半岛。整个国际社会现在面对着这样一个北韩政权：它违反自己对《不扩散条约》、《核框架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保障措施协议以及南北双方《无核化联合声明》的承诺。中国支持《核框架协议》，但是北韩自称这个协议已经"无效"。中国是《不扩散条约》的签字国，然而北韩 ─ 它也是成员国 ─ 暗中提炼浓缩铀，显然违反了对《不扩散条约》的承诺。
美中两国有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同日本、大韩民国、俄国和其他国家一道，坚持要北韩信守其承诺，取消其计划。江主席曾在克劳福德首脑会晤时公开表示，"朝鲜半岛应该无核化"，这是对建立国际联盟的一个重要而且极其积极的步骤 。中国同北韩的独特关系，使它有机会继续扮演特别关键的角色 ─ 运用它所具有的所有各种手段，帮助说服北韩采取它需要采取的行动，同时向平壤指明，如果继续违反义务将付出代价。
第三个领域是台湾，尤其是中国有关使用武力的言行。美国十分了解中国关于台湾的立场，也正如中国了解美国的立场一样。美国的政策是一贯的，不会改变。美国坚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同样也坚守《台湾关系法》所规定的由来已久的义务。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我们的一个持久的最高关注是，海峡两岸分歧得到和平解决。中国也应该有同样的关注。
台湾海峡两岸经济交流的巨幅增长 ─ 在台湾极富创业精神的台湾人民和他们在海峡对岸的同业人之间的交流 ─ 应该向我们大家表明，维持和平是何等的重要。中国和台湾都关心经济增长，关心缔造和平与合作的未来。然而中国针对台湾的导弹部署和军备采购，只能加深紧张气氛和猜疑。正如鲍威尔国务卿在今年6月份的一次讲演中说的，"中国在解决同台湾的分歧时，是选择和平方式还是高压手段，能在很大程度上向我们说明，中国不仅想同其邻国，而且想同我们建立何种关系。"
第四，美国将注视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五年前，我们看上去对国际关系持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坚持主权不可侵犯，然而许多国家象美国一样，开始主张再也不能拿主权为盾牌去保护米洛舍维奇这类蔑视国际准则或残暴践踏本国公民权利的人。中国坚持不干涉原则，而美国和其他国家则开始按照新的、创造性的思路来对合法性和主权进行思考。
世界在改变，要求我们都必须重新检验我们对待外交政策的方式。卢旺达的惨剧 ─ 以及国际社会对此缺乏应有的反应 ─ 强调说明，不能让主权成为进行种族大屠杀的人的挡箭牌。同样，经过9.11事件之后，实际上所有人都认为，美国有理由干涉阿富汗，打击塔利班，尽管塔利班便利了而不是实施了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不能允许让主权成为庇护、援助或怂恿恐怖主义分子的政府的保护伞。
现在，我们面临着萨达姆·侯赛因构成的挑战。不幸的是，这大概不是惟一一个这样的挑战，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些无法无天的政权，它们希望得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且有搞恐怖主义和对外侵略的前科。布什总统说过，"新的威胁，要求新的思维。"我们十分希望中国也准备开始新思维。
中国国内的挑战
中美两国在其它战线也面临着重大的选择。
中国非凡的经济增长是过去50年当中最为令人惊奇的事例之一。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而且它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改革释放出了中国人民固有的创业才能，使中国社会正在变得更为多元化。私营企业在全国各地纷纷涌现。社团和俱乐部 ─ 有些是官方认可的，有些则在国家视野以外 ─ 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
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部份原因是，这顺应了中国的传统。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告诉我们，公民社会的发展，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北京等地曾是一个重要的趋势。
生活繁荣势必导致中国公民要求更多地参与政治运作。而政治多元化反过来又会加速经济发展并增加财富。就这个最根本的道理而言，中国并不例外。正如鲍威尔国务卿所曾充满激情地论证的，"要求自由的愿望是人类固有的硬件结构。自由不是一件可供选择的软件，不是只能同某些文化兼容，而不能同另一些文化兼容。"
中国是一个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还在发生着变化的地方。但是，经济上的多元化同依旧封闭的政治制度之间的鸿沟，仍然太大。稳定和持续的经济成功，要求通过稳步向民主化前进来填平这个鸿沟。中国领导人必须开放他们的社会，使公民们恢复信心，相信他们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有真正的发言权。
中国公民已经在表达他们的沮丧。这个只有官方独家工会的国家，出现了罢工浪潮和劳动骚动。这个由靠农民革命起家的政党执政的国家，现在面对着农村的抗议行动。这个掌握着特大警察权力的政府，却无法在缺乏社会正义的情况下单靠严厉刑罚来制止犯罪。公民对贪污腐败感到愤然。
中国领导人需要迈出下一步。唯有允许中国人民自由地思想、集会和祈祷，中国才能释放出自己人民的才智，充份发挥他们的潜力，进而发挥出中国的潜力。许许多多互不相同的社会做到了保障个人人权和吸收公民参与政治进程 ─ 如东亚的大韩民国、拉丁美洲的巴西、非洲的博茨瓦纳，中国同这些国家一样，它的领导人最终必须认识到，良好的治理、生动活跃的公民社会以及 ─ 归根到底 ─ 民主，是持续稳定与繁荣的先决条件。
中国需要更为开放，还有对外政策方面的原因。美中关系如果仅仅以共同利益为基础，那么，同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共同价值观的关系相比，就势必显得脆弱与狭窄。我们最密切的关系 ─ 也是我们真正的夥伴关系 ─ 是同民主国家的关系，这绝非偶然。各个志同道合的社会，对世界的看法更容易彼此相近。
美国希望同中国合作，朝着这个扩大政治参与和扩大开放的目标前进。我们深知政治变革是复杂的、多方位过程。但是，最起码的起步点之一是良治。国务院的法治项目正在超越传统的商务法治的范围，进入公民社会改革以及刑法民法改革和有关人权的举措。本月晚些时候，我们将举行第二轮美中人权对话。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讨论这些问题，力求将这个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因素转化为一项成果。
结论
今天，我们正在塑造一种不同的美中关系，从在冷战的严峻考验中形成的为对抗苏联而相互依赖的关系，转向一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挑战的现代夥伴关系。沿着这个方向的积极进展，要求两国都采取一些大胆的决断和同样大胆的行动，但是，作为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就位的重要角色，中国尤其需要这样做。美国不反对中国的崛起。我们确实欢迎它的崛起，但我们将以期待的心情注视中国是否运用自己新兴的实力来为经济增长、和平的国际秩序的和个人自由创造全球性的机会。
大约五十年前，政策规划办公室的第一任主任、声誉卓著的我的前任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敦促我们"在任何特定外交政策问题上"， 培育"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的休戚与供情结"。美中两国已经开始培育这种情结。显然，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但同样明显的是，得到的受益也会很多。
卡拉，我很高兴今天你和约翰·霍尔登(John Holden)邀请我到这里来。再一次感谢你给了我这个机会同这里在座的有识之士共聚一堂。
(完)
布什政府正在成形的外交政策现实，旨在抓住这些机会。它可以被最贴切地称为"结合"过程，即美国谋求使其他国家、组织和各国人民加入到维系符合我们和我们的夥伴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世界体系中来，这些价值观包括：实行法治、反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限制国家权力、实行宗教宽容、维护私有财产权、坚持市场原则、实行司法平等、尊重妇女。
这些利益和价值观既指导着美国更为广泛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同样指导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于美国来说，容纳新夥伴有助于我们对付传统的和跨国界的两种安全威胁。这些不单是对美国的威胁，也是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威胁。
对结合的一个最大考验是中国。如果中国融入到这个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体系中来，而不是冷落在外，或者更糟糕的是，从这体系外部与之相争，那么，国际社会就会变得好得多。美国政策的指导原则是，我们同夥伴们一道努力而不是自己单干，能够更卓有成效地对付安全、经济和人道方面的急迫挑战 ─ 同时还基于一个信念，即中国有潜力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夥伴之一。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
中国新领导层正是必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对更大实力带来更重责任这个现实。
中国外交到达了一个新起点。在我刚才描述过的世界上， 建立新的合作关系符合我们的利益。恐怖主义既非美国也非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球的问题。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气候变化、能源安全、毒品贩运以及国际执法，也都如此。
我们正在努力加强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但是"双边"的意思就是要双边。美国不可能独自合作。所以，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完全的参加者，共同促成对全球问题的多边解决办法。
中国是否准备这样做呢？几年前，这个委员会的一位理事曾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把中国形容为"正宗的务实政治"。但是，在今日世界上，问题往往只能以多边方式来解决，务实政治越来越要求有成熟的、合乎准则的同他方合作的意愿。
值得高兴的是，中国和美国正在学着共同工作。过去一年来，我们在如下一些领域中取得了真正的进展：反恐怖主义、就阿富汗问题以及最近的伊拉克问题在联合国和其它范围合作、缓和南亚紧张局势、扩大贸易与投资以及对付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威胁。在其它一些领域，中国未来的行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告诉我们，双方是否能够深化彼此的夥伴关系，其中包括的最突出问题有：武器不扩散、保证北韩履行其承诺、中国对台湾的言行，以及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
在已经取得进展的几个领域中，以反恐方面最为突出。我的同事、前负责反恐事务的无任所大使弗兰克·泰勒，在过去十一个月中同他的中国同僚李保东两次举行会晤。由财政部、执法机构和其他部门派出的金融专家，已经就恐怖主义分子集资问题同中国同僚建立起制度化的对话。双方正在共同对付洗钱问题并打击恐怖分子用以传递资金的金融网。中国政府已经清查了在其银行和金融机构中的恐怖组织存款。中国同意在北京设立一个联邦调查局法律专员办公室。我们双方都认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是个恐怖分子集团，并且共同合作将其列入联合国确定的这类组织的名单中。中国投票支持了联合国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这个决议对自卫权予以肯定并强调，不仅是实施恐怖主义行动的人，而且其支持者也必须承担责任。
从那时起，双方通过在解除伊拉克武装的问题上形成多边方案的努力，使在联合国的这种合作得到发展。上月底，中国投票赞成联合国安理会第1441号决议，同其他14国一道向伊拉克政府提出警告 ─ 同时规定出时间表 ─ 要求伊拉克必须履行有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义务。
在过去一年中，我们也就南亚问题进行了极好的讨论。我知道鲍威尔国务卿多么重视他同唐家璇外长有关该地区的会谈。我们双方正在着手将这种会谈制度化，例如通过今年6月王毅副外长来华盛顿的访问，以及通过我自己的政策规划会谈。美国欢迎中国为使巴基斯坦在9.11后加入国际联盟而进行的斡旋。我们希望中国继续运用它同巴基斯坦的特殊关系，敦促巴基斯坦制止穿过克什米尔控制线的渗透活动。
我们两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在继续扩大。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夥伴，2001年的双向贸易额达1210亿美元。中国是美国货物的第九大国外市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现在正把对美国企业至关重要的工业品关税率从25%减至7%。中国正在把对美国农民最重要的农产品关税率从31%减至14%。中国正在向美国公司开放服务业中的一些重要部门，包括银行业、保险业、电讯业和专业服务业。
双方还在艾滋病病毒/艾滋病问题上开展了通盘合作项目。中国政府正面临日益严重的艾滋病危机，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经向中国提供1480万美元赠款，帮助改进同艾滋病有关的基础设施。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将派出两名专家到中国的疾病控制中心，协助向地方政府提供帮助。
唯有如此，即只有在一些区域性和跨国性的事务上共同合作，我们才能开始使双方的关系发展得更具有战略深度。我们必须审慎明智地运用影响力，来支持共同的目标。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无论是单独的、双边的或是同别人一道的，将会扩大双方能共同做事的范围，从而深化彼此的关系。
顺着这个思路，请让我再着重提出四个可以衡量我们进一步扩大关系的能力的关键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不扩散。中国现在已经是几乎所有主要的不扩散协议的成员国。它最近几个月来采取了一些积极的、令人欢迎的步骤，颁布了针对同导弹有关的技术与设备以及双重用途的化学品与生物制剂的出口管制法规。这显示中国领导人正在更加认真地考虑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必要。
但是，中国有必要通过透明的程序贯彻这些规定，使公司和个人完全承担起中国法律所规定的责任。我们还期待中国采取更多的必要步骤，充分履行它的义务。美国最终希望把不扩散问题从两国关系中的一个争议点变为一个合作点，不但各自履行其义务，而且进一步形成对不扩散的更加有力的监控。
第二个领域是朝鲜半岛。整个国际社会现在面对着这样一个北韩政权：它违反自己对《不扩散条约》、《核框架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保障措施协议以及南北双方《无核化联合声明》的承诺。中国支持《核框架协议》，但是北韩自称这个协议已经"无效"。中国是《不扩散条约》的签字国，然而北韩 ─ 它也是成员国 ─ 暗中提炼浓缩铀，显然违反了对《不扩散条约》的承诺。
美中两国有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同日本、大韩民国、俄国和其他国家一道，坚持要北韩信守其承诺，取消其计划。江主席曾在克劳福德首脑会晤时公开表示，"朝鲜半岛应该无核化"，这是对建立国际联盟的一个重要而且极其积极的步骤 。中国同北韩的独特关系，使它有机会继续扮演特别关键的角色 ─ 运用它所具有的所有各种手段，帮助说服北韩采取它需要采取的行动，同时向平壤指明，如果继续违反义务将付出代价。
第三个领域是台湾，尤其是中国有关使用武力的言行。美国十分了解中国关于台湾的立场，也正如中国了解美国的立场一样。美国的政策是一贯的，不会改变。美国坚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同样也坚守《台湾关系法》所规定的由来已久的义务。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我们的一个持久的最高关注是，海峡两岸分歧得到和平解决。中国也应该有同样的关注。
台湾海峡两岸经济交流的巨幅增长 ─ 在台湾极富创业精神的台湾人民和他们在海峡对岸的同业人之间的交流 ─ 应该向我们大家表明，维持和平是何等的重要。中国和台湾都关心经济增长，关心缔造和平与合作的未来。然而中国针对台湾的导弹部署和军备采购，只能加深紧张气氛和猜疑。正如鲍威尔国务卿在今年6月份的一次讲演中说的，"中国在解决同台湾的分歧时，是选择和平方式还是高压手段，能在很大程度上向我们说明，中国不仅想同其邻国，而且想同我们建立何种关系。"
第四，美国将注视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五年前，我们看上去对国际关系持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坚持主权不可侵犯，然而许多国家象美国一样，开始主张再也不能拿主权为盾牌去保护米洛舍维奇这类蔑视国际准则或残暴践踏本国公民权利的人。中国坚持不干涉原则，而美国和其他国家则开始按照新的、创造性的思路来对合法性和主权进行思考。
世界在改变，要求我们都必须重新检验我们对待外交政策的方式。卢旺达的惨剧 ─ 以及国际社会对此缺乏应有的反应 ─ 强调说明，不能让主权成为进行种族大屠杀的人的挡箭牌。同样，经过9.11事件之后，实际上所有人都认为，美国有理由干涉阿富汗，打击塔利班，尽管塔利班便利了而不是实施了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不能允许让主权成为庇护、援助或怂恿恐怖主义分子的政府的保护伞。
现在，我们面临着萨达姆·侯赛因构成的挑战。不幸的是，这大概不是惟一一个这样的挑战，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些无法无天的政权，它们希望得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且有搞恐怖主义和对外侵略的前科。布什总统说过，"新的威胁，要求新的思维。"我们十分希望中国也准备开始新思维。
中国国内的挑战
中美两国在其它战线也面临着重大的选择。
中国非凡的经济增长是过去50年当中最为令人惊奇的事例之一。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而且它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改革释放出了中国人民固有的创业才能，使中国社会正在变得更为多元化。私营企业在全国各地纷纷涌现。社团和俱乐部 ─ 有些是官方认可的，有些则在国家视野以外 ─ 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
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部份原因是，这顺应了中国的传统。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告诉我们，公民社会的发展，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北京等地曾是一个重要的趋势。
生活繁荣势必导致中国公民要求更多地参与政治运作。而政治多元化反过来又会加速经济发展并增加财富。就这个最根本的道理而言，中国并不例外。正如鲍威尔国务卿所曾充满激情地论证的，"要求自由的愿望是人类固有的硬件结构。自由不是一件可供选择的软件，不是只能同某些文化兼容，而不能同另一些文化兼容。"
中国是一个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还在发生着变化的地方。但是，经济上的多元化同依旧封闭的政治制度之间的鸿沟，仍然太大。稳定和持续的经济成功，要求通过稳步向民主化前进来填平这个鸿沟。中国领导人必须开放他们的社会，使公民们恢复信心，相信他们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有真正的发言权。
中国公民已经在表达他们的沮丧。这个只有官方独家工会的国家，出现了罢工浪潮和劳动骚动。这个由靠农民革命起家的政党执政的国家，现在面对着农村的抗议行动。这个掌握着特大警察权力的政府，却无法在缺乏社会正义的情况下单靠严厉刑罚来制止犯罪。公民对贪污腐败感到愤然。
中国领导人需要迈出下一步。唯有允许中国人民自由地思想、集会和祈祷，中国才能释放出自己人民的才智，充份发挥他们的潜力，进而发挥出中国的潜力。许许多多互不相同的社会做到了保障个人人权和吸收公民参与政治进程 ─ 如东亚的大韩民国、拉丁美洲的巴西、非洲的博茨瓦纳，中国同这些国家一样，它的领导人最终必须认识到，良好的治理、生动活跃的公民社会以及 ─ 归根到底 ─ 民主，是持续稳定与繁荣的先决条件。
中国需要更为开放，还有对外政策方面的原因。美中关系如果仅仅以共同利益为基础，那么，同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共同价值观的关系相比，就势必显得脆弱与狭窄。我们最密切的关系 ─ 也是我们真正的夥伴关系 ─ 是同民主国家的关系，这绝非偶然。各个志同道合的社会，对世界的看法更容易彼此相近。
美国希望同中国合作，朝着这个扩大政治参与和扩大开放的目标前进。我们深知政治变革是复杂的、多方位过程。但是，最起码的起步点之一是良治。国务院的法治项目正在超越传统的商务法治的范围，进入公民社会改革以及刑法民法改革和有关人权的举措。本月晚些时候，我们将举行第二轮美中人权对话。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讨论这些问题，力求将这个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因素转化为一项成果。
结论
今天，我们正在塑造一种不同的美中关系，从在冷战的严峻考验中形成的为对抗苏联而相互依赖的关系，转向一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挑战的现代夥伴关系。沿着这个方向的积极进展，要求两国都采取一些大胆的决断和同样大胆的行动，但是，作为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就位的重要角色，中国尤其需要这样做。美国不反对中国的崛起。我们确实欢迎它的崛起，但我们将以期待的心情注视中国是否运用自己新兴的实力来为经济增长、和平的国际秩序的和个人自由创造全球性的机会。
大约五十年前，政策规划办公室的第一任主任、声誉卓著的我的前任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敦促我们"在任何特定外交政策问题上"， 培育"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的休戚与供情结"。美中两国已经开始培育这种情结。显然，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但同样明显的是，得到的受益也会很多。
卡拉，我很高兴今天你和约翰·霍尔登(John Holden)邀请我到这里来。再一次感谢你给了我这个机会同这里在座的有识之士共聚一堂。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