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二战日本密码

破译二战日本密码






委员注：网络资料，根据《保密工作》杂志资料和沈醉女儿的《戴笠传》修正。





　　戴笠早在草创特务处(军统前身)时，就对利用无线电从事特务活动十分感兴趣，他在南京建立了电讯总台，请来当时有名的无线电专家魏大铭负责。


　　一天，戴笠与一位从美国来的朋友聊天，那位朋友提到闻名世界的破译巨星、被称作美国密码之父的亚德利，因为美国实行“保障通信秘密法”而无用武之地。得知这，消息，戴笠大喜过望。他通过驻美使馆的秘密联系，用年薪一万美金的重金，聘请亚德利来华工作。


　　亚德利曾经是美国密码破译机构——黑屋的当家人。通过黑屋的工作，美国政府得知，日本出席世界海军吨位限制会议的代表团在压力下将接受英、美两国和日本的吨位比为十比六的比例限制，而不是象日方最初所竖持的十比七的比例限制。偷看到对方手中的底牌后，美国和英国只要筒单地施加必要的压力就可以达到目的。按说，亚德利是美国的民族英雄了，不料，一九二九年，胡佛政府上台后，黑屋不再得宠。亨利.L.史汀生国务卿得悉它的存在大吃一惊。
　　他说：“绅士之间从不偷阅对方的信件。”国务院的津贴停发了。几个月后，黑屋就此关门大吉。
　　可怜的民族英雄亚德利很快发现他被卷入到无情的经济大萧条中。一气之下，他揭了美国政府的老底！他所著的书《美国的黑屋》曾在《星期六晚邮报》上连载，并于一九三一年出版。该书立即畅销一时，官方的否认并不能减少它的销售量，而且立即被翻译成几种外国文字。在日本，它的销售量达33119册，从每人平均数来计算，超过了美国。
    日本政府因而愤怒地指责美国，两国还互相谴责。


　　亚德利在美国混不下去了。戴笠捡了一个便宜货。


　　亚德利来华后，一方面从事对日军密电的破译工作，一方面为戴笠训练业务骨干，先后共为军统训练了近两百名破译人员。
　　1940年初，经蒋介石批准，专门破译日本密电码的机构——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正式成立，并比照当年美国亚德利的“美国黑室’之称，取名“中国黑室”。
　　1940年，亚德利和其中国女友徐贞合作，破译了日本间谍“独臂大盗”的书籍密码，从而帮助戴笠破获了一个日本间谍网。
　　“独臂大盗”是国民党重庆防空部队的一名军官，此人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脸上常常挂着迷人的微笑，只因他以前当过土匪，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断了胳膊，因此被人称作“独臂大盗”。他被潜入内地的日本浪人收买后，认贼作父，干起了特务的勾当。后又勾结蒋介石的德籍军事顾问赫尔·韦纳，组成了一个间谍网，刺探中国的军事情报，然后用密电码向日军报告。
　　当时，中国的武器比较落后，高射炮的射程只能达到一万二千英尺。“独臂大盗”将这一绝密军事情报密告日军。由此，日军轰炸机在一万二千英尺的高度飞行，到达重庆上空后，就突然降低高度，对重庆市狂轰滥炸。
　　这期间，军统局电台侦听室抄收到一个电台经常发出类似明码的四字一组的数字码电报，只知道这是一个外号叫“独臂大盗?的人发送给他上梅朋友的，其他内容一直不能破译。“独臂大盗·其人很快被找到了，戴笠命令暂时不要惊动他。他几次找亚德利，请他一定要破译出这神秘的讯号。
　　亚德利接受任务后，反复研译，终于发现了“独臂大盗”使用的密码是“无限不重复式”。即密电码只用一次便不再用。
　　接着，亚德利又发现“独臂大盗”是在使用一本小说当密码，而且是一本英文小说，它的前一百页中必定有连续三页的第一个词分别是her、light、grain。为了找到这本英文小说，又不惊动“独臂大盗”，亚德利请新结识的女朋友徐贞到“独臂大盗”那里想法弄清那本小说。原来，徐贞与“独臂大盗”的关系很好，经过一番周折，徐贞终于在“独臂大盗”的书桌上，发现了一本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这本书的第17、18、19页上的第一个单词果然分别为her、light、grain。 ·
亚德利当即设法找来了一本《大地》，组织人连夜工作，终于破译出了密电。
　　此后，重庆防空指挥部得到敌机来袭的准确情报，让飞机预先飞到高于敌机的云层中埋伏起来，等敌人轰炸机到达后，出其不意地进行攻击。第一次便一举击落三架敌机。从此，日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很快,戴笠掌握了这个间谍网所有间谍的活动，将其一网打尽。
　　这一次胜利，让戴笠出尽了风头。蒋介石对军统破获日谍活动极为满意，还特地召见亚德利，对他进行嘉奖。
　　1940年7月，亚德利因与戴笠签约的时间已满，便回国了。
　　亚德利回国不久，“中国黑室”又连续成功地破译了几份日本政府的绝密电报。



　　亚德利来华不久，戴笠又打听到原交通部上海国际局电讯专家、清华大学毕业的博士温毓庆，在破译密码方面已有些门路，马上派人找到温毓庆，提出与之合作，正式成立一个日电破译机构。
　　但温毓庆不愿将密码研究与特务情报工作联系在一起，便婉言谢绝了这一建议。戴笠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他让军统局特务反复上门，表明这是对日作战之用，是有关民族大义的事，温才不得不同意与军统局合作。


　　中国军方在战时的密码破译工作相当成功，先后破译了部份日本海军、陆军、陆航、外交部的情报，对抗战有极大贡献。侦译单位的成就也驰名英美，为二战战史上不可忽略的一节。

　　国民党军战时敌电的破译有多个单位进行。军统局密电组在1939年10月由军令部取到在兰州空战中击落日机内寻获的绝密电文与日军陆航空对地与空对空无线电通讯联络规定。据此军统局在重庆复兴关徐家坡设置电台，侦收日军电讯，展开了针对日军海航〔汉口〕、陆航〔运城〕电报侦译的工作。

　　1940年4月，国民党军委会将七个密电侦搜单位合并为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主任毛庆祥将军。技研室将徐家坡侦收台扩大为对日电讯侦译工作队，充实人员编制，使工作队能独立侦截电讯，研译密电乃至研判情报。六月，工作队破译了部份日本海航、陆航电码。工作队的侦译产生巨大效用，因为该队掌握了一九四○年后日军轰炸重庆的行动，适时发布警报。

　　1940年9月，航委会空军总指挥毛邦初将军鉴于侦译工作队的重大效用，又呈准军委会成立了一个新的成都侦译工作队。这个通讯队配属空军总部，从此对敌空中活动的侦察正式由空军主持。

　　10月初该队开始工作，马上掌握了日军海陆航空队的主要通讯网。10月下旬，这个新成立的工作队发现日军的大规模移防，海航飞机经上海向广州南下，东北关东军的陆航飞机则越过济州岛飞往本土，整整调动了一个星期。此时技术研究室已经得到日军将攻击珍珠港的确报。空军总部下令扩大对日军电台讯号的侦测范围，果然在南洋又找到了原驻武汉的日军海航部队呼号。

　　1941年12月1日晨。重庆杨家山戴笠办公室接到报告：截获了一份日本海军正驶向夏威夷岛的绝密电报。戴笠向蒋介石报告后，译电室又来向他报告，刚刚截获一份日本外务省致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主要内容如下：（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的银行。（三）帝国政府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断然行动。
　　根据当时情报判断，这是“东风雨”（即日美开战）的先兆。结合以前译出的檀香山军事情报，“中国黑室”有三点估计；一、美日战争即将爆发；二、日军发动进攻时间可能在星期天；三、地点可能在珍珠港。
　　戴笠马上向蒋介石汇报，征得蒋的同意后，火速通知了驻美使馆副武官、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萧勃，要他向美国政府通报“中国黑室”侦察到的日军情报。
　　当美国海军司令部的将军们收到“中国黑室”的情报后，根本不相信。他们瞧不起中国人的破译技术，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为了挑拨美日关系，故意编造的情报。


　　12月10日上午8时，成都工作队发现日军海航的一架侦察机在新加玻东北海面监视某些舰艇活动。微弱的信号引起译电人员的兴趣。九时，该侦察机讯号消失。下午一时，日军海航的轰炸机群回报战果的电文又被截获，工作队根据十七份各种电文，判定日军已击沉乔治五世号〔实为威尔士亲王号〕与怯敌号，并准确估计参战的日军轰炸机约百余架，两艘军舰中弹后的状况也均被工作队掌握。

　　空军总指挥部情报科得到报告后，即转告英国大使馆。英国大使馆对这项报告嗤之以鼻。随后东京电台发布了战报，英国人目瞪口呆。



　　英国自知在对日电讯侦测上的技术水平太差，而且对中国军方的译电能力印象深刻。一九四二年五月，英国政府正式请求中国军方派遣电讯人员到加尔各答与英国的英印军总部合作共同侦译日军情报。蒋介石同意了英方的请求，并以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将军与英印军总部情报处协商合作事宜，同意成立了技研室加尔各答工作队。该队主要任务在侦测缅甸，马来西亚等地日军海航，陆航的电讯以供英印军空军指挥部布防。中国侦译队有权将一切情报回报重庆，英印军并需提供截获的日军海、陆航情报与各种数据给中国军方参考。

　　1942年2月，国民党军委会将所有对日军海、陆军空中活动的电讯侦测业务由技研室研交给航委会，航委会成立了空军监察总队总司其事。下设第一监察区队〔驻渝〕、第二监察区队〔原重庆工作队〕、第三监察区队〔原成都工作队〕、第四监察区队〔驻洛阳〕、第五监察区队〔驻第三战区〕。加尔各答工作队即为第六监察区队。

　　第六监察区队下设侦收电台、通讯电台、研译室、队长室、联络官室及总务室。侦收电台设侦收机四部，领班杨启华与俞京。该台主要负责搜索并分析缅甸的日军空中活动与通讯网变化。研译室主任金仲宣，负责研译侦收台截得的密码电报。队长室负责处理侦译完成的情报，并编制每周综合情报供英方参考。通讯电台台长姚舜一，负责与重庆航委会，军统局联络。英军派联络官佩特少校驻队。

　　第六监察区队的领导极为复杂，英方以军令部第二厅为全权代表，但第二厅只负责谈判，全队的人员薪饷、器材、运输均由航委会操办。但是该队成员多出身军统局电讯训练班，所以该队实际由军统局掌握。戴笠将军推荐倪耐冰任第六监察区队队长。倪氏早年服务于上海国际电台，精通无线电，但没有电侦搜经验，所以加派原成都工作队队长邱沈钧为副队长。该队成立之后原拟九月赴印，但是戴笠将军传令将接见区队人员，又拖延时间，使区队迟迟不能成行。倪队长通过杨宣诚厅长说服戴笠，才使该队顺利飞印。

　　为什么戴笠要拖延第六监察区队的行程呢？戴笠对英国帝国主义深恶痛绝，而且取鉴于缅甸的惨痛经验，认为英军无力守卫印度，而印度失守时又会扔下第六监察区队。在接见区队人员时，戴笠谆谆告诫对英交涉态度要硬，并需注意动向，情况不对要马上回国，遇问题要直接向他请示。

　　1942年10月24日，第六监察区队空运加尔各达，驻扎于皇后公园。英军此时已成立了侦译队，规模庞大，成员达一百五十余人，但是在密电侦译上一筹莫展。英印军东方军区空军指挥部情报处处长福克纳上校向第六监察区队介绍情况时难掩窘状。

　　第六监察区队开始工作之后，首先重点搜寻在缅的日军海航的信号，但信号稀少微弱，证实日军海航没有大活动。倪队长即转而搜寻日军陆航信号，不久，该区队即侦得日军陆航的通讯网。日军陆航在中国一向轻视国军，只使用简易的移位密码法，并深信国军无破译能力。到缅甸之后较为谨慎，考采陆军惯用的加随机数法密码，果然使英军一筹莫展。但是第六监察区队以丰富的经验，很快破译了日军的密码，在印度一年之中提供英方三百余件关于日本陆航的破译电报，包括空中侦察报告、气象资料、轰炸报告、海面搜索报告等。

　　第六监察区队根据这些电报判定在缅日军空中武力约陆航各式战机二百余架，以轰炸机较多，在缅甸东北部活动最为频繁，北部与西北部次之，南部几无活动。英军并依情报多次轰炸了日军车队与船队。

　　1942年12月，日军试探轰炸加尔各达，英方完全没有防空准备，任由日机轰炸。第六监察区队也没有得到情报。倪队长大为讶异。此时英方在空防的准备上，只能完全期待中国的情报。倪队长与队员们严肃检讨，发现日军在这次远程轰炸中根本没派侦察机，与国内的日军空袭习惯不同。而且第六区队着重在日军通讯网上，没有留意特殊动态，所以该队没能实时得到情报。随后第六区队加紧抄收日军电讯，发现轰炸后同古机场日机活动频繁。第六区队根据这个线索，研究日军的轰炸机自同古起飞，循海路〔避过侦察哨〕到加尔各答。倪队长根据这个分析，加紧对同古机场的侦测，果然得到杰出成果。

　　12月初某日夜8时，第六监察区队发现同古机场通讯量突然上升，基地台与轰炸机台互相试通，第六区队很快分辨出九至十二架日机，确定了日机空袭规模。十余分钟之后试通讯号消失〔机群起飞〕，不久日机的机上电台开始向同古机场发报，同古机场得到电报后，即回复简短数字。老练的中国分析军官微微一笑，这是日军在夜航中控置方向的方法。因为没有机上导航设备，所以日机需与同古机场连续连络，同古机场据电讯测定日机方位，回复了示向度，指示各机修正方位。受过中苏特种情报电台培训的中国监测军官也根据示向度在地图上绘出了日机的航路。

　　第六区队的情报马上由连络官佩特以专线电话通知英军。日机起飞后一个小时，所有机上台的讯号突然中断，同古机场不断呼叫，但日军机群竟全部消失！

　　次日，福克纳上校赶到区队部向倪队长致贺。英军根据第六区队的情报派出夜间战斗机拦截日本机群，果然在吉大港上空捕捉到九架日军轰炸机并全数击落。倪队长好奇询问英方的工作队有何收获，福克纳摇摇头，英国那个一百五十人的工作队竟一点消息也没有。

　　吉大港空战因为涉及电台秘密工作，所以被严加保密。此后日军放弃了对加尔各答乃至印度本土的空袭。第六区队对印度空防提供了难以计量的价值。

　　英国军方对中国的情报搜整能力大为钦佩，于是要求中国提供侦译技术，以为英方建立电讯情报工作的基础。航委会不同意英方的要求。英印军总部竟横蛮回复，宣称若不实行技术交流，区队的存在对英国即无意义。倪队长急电重庆请示，戴笠马上覆电，严令通知英方中止合作，全队马上撤回重庆。英方偷鸡不着蚀把米，不得不让第六区队归国。一九四三年十月初，第六监察区队飞返重庆。

　　第六监察区队的战史极难考证。文革后原副队长邱沈钧先生在浙江文史资料发表了亲身回忆，对此段过程描述甚详，价值极高。破译二战日本密码






委员注：网络资料，根据《保密工作》杂志资料和沈醉女儿的《戴笠传》修正。





　　戴笠早在草创特务处(军统前身)时，就对利用无线电从事特务活动十分感兴趣，他在南京建立了电讯总台，请来当时有名的无线电专家魏大铭负责。


　　一天，戴笠与一位从美国来的朋友聊天，那位朋友提到闻名世界的破译巨星、被称作美国密码之父的亚德利，因为美国实行“保障通信秘密法”而无用武之地。得知这，消息，戴笠大喜过望。他通过驻美使馆的秘密联系，用年薪一万美金的重金，聘请亚德利来华工作。


　　亚德利曾经是美国密码破译机构——黑屋的当家人。通过黑屋的工作，美国政府得知，日本出席世界海军吨位限制会议的代表团在压力下将接受英、美两国和日本的吨位比为十比六的比例限制，而不是象日方最初所竖持的十比七的比例限制。偷看到对方手中的底牌后，美国和英国只要筒单地施加必要的压力就可以达到目的。按说，亚德利是美国的民族英雄了，不料，一九二九年，胡佛政府上台后，黑屋不再得宠。亨利.L.史汀生国务卿得悉它的存在大吃一惊。
　　他说：“绅士之间从不偷阅对方的信件。”国务院的津贴停发了。几个月后，黑屋就此关门大吉。
　　可怜的民族英雄亚德利很快发现他被卷入到无情的经济大萧条中。一气之下，他揭了美国政府的老底！他所著的书《美国的黑屋》曾在《星期六晚邮报》上连载，并于一九三一年出版。该书立即畅销一时，官方的否认并不能减少它的销售量，而且立即被翻译成几种外国文字。在日本，它的销售量达33119册，从每人平均数来计算，超过了美国。
    日本政府因而愤怒地指责美国，两国还互相谴责。


　　亚德利在美国混不下去了。戴笠捡了一个便宜货。


　　亚德利来华后，一方面从事对日军密电的破译工作，一方面为戴笠训练业务骨干，先后共为军统训练了近两百名破译人员。
　　1940年初，经蒋介石批准，专门破译日本密电码的机构——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正式成立，并比照当年美国亚德利的“美国黑室’之称，取名“中国黑室”。
　　1940年，亚德利和其中国女友徐贞合作，破译了日本间谍“独臂大盗”的书籍密码，从而帮助戴笠破获了一个日本间谍网。
　　“独臂大盗”是国民党重庆防空部队的一名军官，此人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脸上常常挂着迷人的微笑，只因他以前当过土匪，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断了胳膊，因此被人称作“独臂大盗”。他被潜入内地的日本浪人收买后，认贼作父，干起了特务的勾当。后又勾结蒋介石的德籍军事顾问赫尔·韦纳，组成了一个间谍网，刺探中国的军事情报，然后用密电码向日军报告。
　　当时，中国的武器比较落后，高射炮的射程只能达到一万二千英尺。“独臂大盗”将这一绝密军事情报密告日军。由此，日军轰炸机在一万二千英尺的高度飞行，到达重庆上空后，就突然降低高度，对重庆市狂轰滥炸。
　　这期间，军统局电台侦听室抄收到一个电台经常发出类似明码的四字一组的数字码电报，只知道这是一个外号叫“独臂大盗?的人发送给他上梅朋友的，其他内容一直不能破译。“独臂大盗·其人很快被找到了，戴笠命令暂时不要惊动他。他几次找亚德利，请他一定要破译出这神秘的讯号。
　　亚德利接受任务后，反复研译，终于发现了“独臂大盗”使用的密码是“无限不重复式”。即密电码只用一次便不再用。
　　接着，亚德利又发现“独臂大盗”是在使用一本小说当密码，而且是一本英文小说，它的前一百页中必定有连续三页的第一个词分别是her、light、grain。为了找到这本英文小说，又不惊动“独臂大盗”，亚德利请新结识的女朋友徐贞到“独臂大盗”那里想法弄清那本小说。原来，徐贞与“独臂大盗”的关系很好，经过一番周折，徐贞终于在“独臂大盗”的书桌上，发现了一本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这本书的第17、18、19页上的第一个单词果然分别为her、light、grain。 ·
亚德利当即设法找来了一本《大地》，组织人连夜工作，终于破译出了密电。
　　此后，重庆防空指挥部得到敌机来袭的准确情报，让飞机预先飞到高于敌机的云层中埋伏起来，等敌人轰炸机到达后，出其不意地进行攻击。第一次便一举击落三架敌机。从此，日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很快,戴笠掌握了这个间谍网所有间谍的活动，将其一网打尽。
　　这一次胜利，让戴笠出尽了风头。蒋介石对军统破获日谍活动极为满意，还特地召见亚德利，对他进行嘉奖。
　　1940年7月，亚德利因与戴笠签约的时间已满，便回国了。
　　亚德利回国不久，“中国黑室”又连续成功地破译了几份日本政府的绝密电报。



　　亚德利来华不久，戴笠又打听到原交通部上海国际局电讯专家、清华大学毕业的博士温毓庆，在破译密码方面已有些门路，马上派人找到温毓庆，提出与之合作，正式成立一个日电破译机构。
　　但温毓庆不愿将密码研究与特务情报工作联系在一起，便婉言谢绝了这一建议。戴笠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他让军统局特务反复上门，表明这是对日作战之用，是有关民族大义的事，温才不得不同意与军统局合作。


　　中国军方在战时的密码破译工作相当成功，先后破译了部份日本海军、陆军、陆航、外交部的情报，对抗战有极大贡献。侦译单位的成就也驰名英美，为二战战史上不可忽略的一节。

　　国民党军战时敌电的破译有多个单位进行。军统局密电组在1939年10月由军令部取到在兰州空战中击落日机内寻获的绝密电文与日军陆航空对地与空对空无线电通讯联络规定。据此军统局在重庆复兴关徐家坡设置电台，侦收日军电讯，展开了针对日军海航〔汉口〕、陆航〔运城〕电报侦译的工作。

　　1940年4月，国民党军委会将七个密电侦搜单位合并为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主任毛庆祥将军。技研室将徐家坡侦收台扩大为对日电讯侦译工作队，充实人员编制，使工作队能独立侦截电讯，研译密电乃至研判情报。六月，工作队破译了部份日本海航、陆航电码。工作队的侦译产生巨大效用，因为该队掌握了一九四○年后日军轰炸重庆的行动，适时发布警报。

　　1940年9月，航委会空军总指挥毛邦初将军鉴于侦译工作队的重大效用，又呈准军委会成立了一个新的成都侦译工作队。这个通讯队配属空军总部，从此对敌空中活动的侦察正式由空军主持。

　　10月初该队开始工作，马上掌握了日军海陆航空队的主要通讯网。10月下旬，这个新成立的工作队发现日军的大规模移防，海航飞机经上海向广州南下，东北关东军的陆航飞机则越过济州岛飞往本土，整整调动了一个星期。此时技术研究室已经得到日军将攻击珍珠港的确报。空军总部下令扩大对日军电台讯号的侦测范围，果然在南洋又找到了原驻武汉的日军海航部队呼号。

　　1941年12月1日晨。重庆杨家山戴笠办公室接到报告：截获了一份日本海军正驶向夏威夷岛的绝密电报。戴笠向蒋介石报告后，译电室又来向他报告，刚刚截获一份日本外务省致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主要内容如下：（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的银行。（三）帝国政府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断然行动。
　　根据当时情报判断，这是“东风雨”（即日美开战）的先兆。结合以前译出的檀香山军事情报，“中国黑室”有三点估计；一、美日战争即将爆发；二、日军发动进攻时间可能在星期天；三、地点可能在珍珠港。
　　戴笠马上向蒋介石汇报，征得蒋的同意后，火速通知了驻美使馆副武官、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萧勃，要他向美国政府通报“中国黑室”侦察到的日军情报。
　　当美国海军司令部的将军们收到“中国黑室”的情报后，根本不相信。他们瞧不起中国人的破译技术，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为了挑拨美日关系，故意编造的情报。


　　12月10日上午8时，成都工作队发现日军海航的一架侦察机在新加玻东北海面监视某些舰艇活动。微弱的信号引起译电人员的兴趣。九时，该侦察机讯号消失。下午一时，日军海航的轰炸机群回报战果的电文又被截获，工作队根据十七份各种电文，判定日军已击沉乔治五世号〔实为威尔士亲王号〕与怯敌号，并准确估计参战的日军轰炸机约百余架，两艘军舰中弹后的状况也均被工作队掌握。

　　空军总指挥部情报科得到报告后，即转告英国大使馆。英国大使馆对这项报告嗤之以鼻。随后东京电台发布了战报，英国人目瞪口呆。



　　英国自知在对日电讯侦测上的技术水平太差，而且对中国军方的译电能力印象深刻。一九四二年五月，英国政府正式请求中国军方派遣电讯人员到加尔各答与英国的英印军总部合作共同侦译日军情报。蒋介石同意了英方的请求，并以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将军与英印军总部情报处协商合作事宜，同意成立了技研室加尔各答工作队。该队主要任务在侦测缅甸，马来西亚等地日军海航，陆航的电讯以供英印军空军指挥部布防。中国侦译队有权将一切情报回报重庆，英印军并需提供截获的日军海、陆航情报与各种数据给中国军方参考。

　　1942年2月，国民党军委会将所有对日军海、陆军空中活动的电讯侦测业务由技研室研交给航委会，航委会成立了空军监察总队总司其事。下设第一监察区队〔驻渝〕、第二监察区队〔原重庆工作队〕、第三监察区队〔原成都工作队〕、第四监察区队〔驻洛阳〕、第五监察区队〔驻第三战区〕。加尔各答工作队即为第六监察区队。

　　第六监察区队下设侦收电台、通讯电台、研译室、队长室、联络官室及总务室。侦收电台设侦收机四部，领班杨启华与俞京。该台主要负责搜索并分析缅甸的日军空中活动与通讯网变化。研译室主任金仲宣，负责研译侦收台截得的密码电报。队长室负责处理侦译完成的情报，并编制每周综合情报供英方参考。通讯电台台长姚舜一，负责与重庆航委会，军统局联络。英军派联络官佩特少校驻队。

　　第六监察区队的领导极为复杂，英方以军令部第二厅为全权代表，但第二厅只负责谈判，全队的人员薪饷、器材、运输均由航委会操办。但是该队成员多出身军统局电讯训练班，所以该队实际由军统局掌握。戴笠将军推荐倪耐冰任第六监察区队队长。倪氏早年服务于上海国际电台，精通无线电，但没有电侦搜经验，所以加派原成都工作队队长邱沈钧为副队长。该队成立之后原拟九月赴印，但是戴笠将军传令将接见区队人员，又拖延时间，使区队迟迟不能成行。倪队长通过杨宣诚厅长说服戴笠，才使该队顺利飞印。

　　为什么戴笠要拖延第六监察区队的行程呢？戴笠对英国帝国主义深恶痛绝，而且取鉴于缅甸的惨痛经验，认为英军无力守卫印度，而印度失守时又会扔下第六监察区队。在接见区队人员时，戴笠谆谆告诫对英交涉态度要硬，并需注意动向，情况不对要马上回国，遇问题要直接向他请示。

　　1942年10月24日，第六监察区队空运加尔各达，驻扎于皇后公园。英军此时已成立了侦译队，规模庞大，成员达一百五十余人，但是在密电侦译上一筹莫展。英印军东方军区空军指挥部情报处处长福克纳上校向第六监察区队介绍情况时难掩窘状。

　　第六监察区队开始工作之后，首先重点搜寻在缅的日军海航的信号，但信号稀少微弱，证实日军海航没有大活动。倪队长即转而搜寻日军陆航信号，不久，该区队即侦得日军陆航的通讯网。日军陆航在中国一向轻视国军，只使用简易的移位密码法，并深信国军无破译能力。到缅甸之后较为谨慎，考采陆军惯用的加随机数法密码，果然使英军一筹莫展。但是第六监察区队以丰富的经验，很快破译了日军的密码，在印度一年之中提供英方三百余件关于日本陆航的破译电报，包括空中侦察报告、气象资料、轰炸报告、海面搜索报告等。

　　第六监察区队根据这些电报判定在缅日军空中武力约陆航各式战机二百余架，以轰炸机较多，在缅甸东北部活动最为频繁，北部与西北部次之，南部几无活动。英军并依情报多次轰炸了日军车队与船队。

　　1942年12月，日军试探轰炸加尔各达，英方完全没有防空准备，任由日机轰炸。第六监察区队也没有得到情报。倪队长大为讶异。此时英方在空防的准备上，只能完全期待中国的情报。倪队长与队员们严肃检讨，发现日军在这次远程轰炸中根本没派侦察机，与国内的日军空袭习惯不同。而且第六区队着重在日军通讯网上，没有留意特殊动态，所以该队没能实时得到情报。随后第六区队加紧抄收日军电讯，发现轰炸后同古机场日机活动频繁。第六区队根据这个线索，研究日军的轰炸机自同古起飞，循海路〔避过侦察哨〕到加尔各答。倪队长根据这个分析，加紧对同古机场的侦测，果然得到杰出成果。

　　12月初某日夜8时，第六监察区队发现同古机场通讯量突然上升，基地台与轰炸机台互相试通，第六区队很快分辨出九至十二架日机，确定了日机空袭规模。十余分钟之后试通讯号消失〔机群起飞〕，不久日机的机上电台开始向同古机场发报，同古机场得到电报后，即回复简短数字。老练的中国分析军官微微一笑，这是日军在夜航中控置方向的方法。因为没有机上导航设备，所以日机需与同古机场连续连络，同古机场据电讯测定日机方位，回复了示向度，指示各机修正方位。受过中苏特种情报电台培训的中国监测军官也根据示向度在地图上绘出了日机的航路。

　　第六区队的情报马上由连络官佩特以专线电话通知英军。日机起飞后一个小时，所有机上台的讯号突然中断，同古机场不断呼叫，但日军机群竟全部消失！

　　次日，福克纳上校赶到区队部向倪队长致贺。英军根据第六区队的情报派出夜间战斗机拦截日本机群，果然在吉大港上空捕捉到九架日军轰炸机并全数击落。倪队长好奇询问英方的工作队有何收获，福克纳摇摇头，英国那个一百五十人的工作队竟一点消息也没有。

　　吉大港空战因为涉及电台秘密工作，所以被严加保密。此后日军放弃了对加尔各答乃至印度本土的空袭。第六区队对印度空防提供了难以计量的价值。

　　英国军方对中国的情报搜整能力大为钦佩，于是要求中国提供侦译技术，以为英方建立电讯情报工作的基础。航委会不同意英方的要求。英印军总部竟横蛮回复，宣称若不实行技术交流，区队的存在对英国即无意义。倪队长急电重庆请示，戴笠马上覆电，严令通知英方中止合作，全队马上撤回重庆。英方偷鸡不着蚀把米，不得不让第六区队归国。一九四三年十月初，第六监察区队飞返重庆。

　　第六监察区队的战史极难考证。文革后原副队长邱沈钧先生在浙江文史资料发表了亲身回忆，对此段过程描述甚详，价值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