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未被起诉的人 ──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

陈励耘何许人也？

原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是也。1971年“913”林
彪事件不久即被捕。最大罪名是“阴谋暗害毛主席”。此罪传达到全国各地，几乎
人人“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其名甚至远扬海外──巴黎某博物馆陈列中国文化大
革命“十五名巨恶大憨”中，此公居然名列第十四。被捕之后，即杳无音讯。前不
久，忽得消息“此公无恙”，目前已安居浙江嘉善，苦度晚年。记者原本好事，嘉
善又近在咫尺，于是于1988年11月15日来到嘉善，到陈府作不速之客。
上午10时30分，记者带著老大好奇．敲了陈家的大门。进门，只见─老人，身高一
米七六上下，腰板笔挺，身材魁梧，“国”字脸堂，两道浓眉，一对大眼，高鼻阔
口，虽然年近七旬，仍然虎虎有生气。正手拿火钳，在侍候煤球炉子。─见我进门，
就说“ 已经快二年没有同你们记者打交道了!”
。记者先要求看看军事检察院的决定书。他很
快取出原件，让记者照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

[82]军检免字第10号

被告人陈励耘，男，现年63岁，四川省成都市人，汉族，高中文化程度，1938年
3月入伍，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军政委。因参与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于1971年9月20日隔离审查，1980年7月29日逮捕，现在
押。

被告人陈励耘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侦查终结，于1981年6月13日
移送本院，提请起诉。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陈励耘犯有以下罪行：


1971年3月31日晚至4月1日，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林立果根据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571工程”纪要》，在“准备阶段”建立“指挥班子”的“实施要点”，召集/12194
《纪要》中确定的指挥班子成员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空军第四军
政委王维国以及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在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秘密开
会。会前，□林立果派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于新野专程去杭州接陈励耘。陈在
于新野陪同下，于3月31日晚赶到上海参加了会议。会上，林立果指定陈励耘为 杭
州的“头”，陈励耘接受了委派。

以上罪行，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供认不讳。

被告人陈励耘积极追随林彪，参予林彪的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触犯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已构成参加反革命罪。鉴于未发现被告人陈励耘参加
“上海会议”后有新的犯罪活动，罪行较轻。根据《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决定
免于起诉。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检察长 于克法

1982年3月lO日


“你看了这份起诉书，有没有上诉？”记者问。

陈回答得很干脆：“用得着上诉吗?我已经关了十多年。再上诉，再审理，什么时候
出得来？”



陈励耘，成都人，1919年生，70岁．1935年17岁，就学于成都天府中学时，即受中
共地下党组织教育，参加革命活动，曾多次同当时四川省委书记车耀先同志见面。
1937年8月，入抗大。l 938年7月入党。毕业后，一直在部队工作，任空五军的政委。


从陈励耘的历史可以看出：一、陈励耘参加革命后，一直受到党的信用；二、因战
功升迁，是个典型的"台阶式干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历史上同林彪毫无关系。


同林彪见面仅一分钟

“从历史看，你同林彪毫无关系。后来又怎么同林彪认识的?”记者开始“不知不觉”
引入正题。

陈励耘回答得很有趣：“怎么认识的?天晓得？我同他只见过一次面，见面时间不到
一分钟。1969年4月，我被总理提名为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当年冬天，我去北京。忽
然接到通知，林副主席要召见我，我不敢怠慢，当即赶到林彪家里。叶群便领我到
他会客室门口，我只看见他坐在沙发上，叶群上去同他讲了几句。他抬起头来朝我
们看。我连忙敬礼，恭恭敬敬说：“问林副主席好”他只回答三个字：“好，好，
好”三个字 。

刚讲完，叶群就说：“让首长休息吧”便领我到她自己办公室，引我看了一场日本
电影──大约是《啊，海军》。看电影之前，与叶群、林立果照了一次像。林立果
一言不发。叶群忽然说“□你的唱子戴得太底了”'说著帮我整了整帽子。这一张像，
到了审查我的时候，居然被当成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叶群帮陈励耘整冠、内中有
什么奥妙。

“林彪行宫”(704工程)之谜，你那次进京，又为的是什么？”“这倒同林彪有关系。
就是去向中央汇报浙江省革委会为林 彪造房子的事情。

这一问一答，记者顺水推舟，即请他详细谈谈“林彪行官”之谜、他回答得非常详
细：

“1969年初，江腾蛟到空五军来，我去看他。先谈了一通浙江形势大好，他忽然说：
‘我有个想法：你们给林副主席修─'幢房子，怎么样?’我说：‘警卫处有很多房
子，拣一幢改一下，不 就行了。’他笑著说：‘哪个要住修改的房子阿，’见他这
个样子，我就说：‘我不能作主，考虑考虑吧。’讲到这里，我就告辞。一想，此
事有点难办。第一，我知道江腾蛟这个人不好惹。他原是高敬亭的部下；，后来告
发高敬亭叛变立了大功(高被害，纯属冤案，现已
平反──笔者注)。第二，他同林彪关系特殊。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是否得之林彪本
人暗示?考虑及此，我就不敢自作主张，向南萍、熊应堂提出此事，─同商量。熊是
个大炮，马上说：‘当然可以嘛。’南萍也说：‘可以。’我却觉得不大踏实，因
为弄不清是不是林本人的意思，所以就说：‘这不是小事情，要向中央报告。’”


“到了当年夏天，毛主席到杭州来。汪东兴、张耀祠同来。我同南萍、熊应堂商量
后，由南萍向汪东兴请示：‘我们想给林副主席修幢房子，可以不可以?’(没讲是
江腾蛟先提出来的)汪说：可以嘛。现在可以给林副主席修了。汪又说：‘那就一定
要修好。设计─定要搞好。设计图纸给我看一看。’然后，汪、张二人还向我们讲
了林彪生活特点：怕晒太阳，怕风，好在房子里散步等等，还要我们注意‘防空高
标准’。”

“过了两天，”陈励耘继续说，“我和张耀祠搞了张草图，给汪东兴看了。汪说了
八个字──实用，安全，朴素，大方，基本肯定。看完草图，我和南萍、熊应堂陪
了汪、张二人到三台山看了地点。我和南、熊所以选这为个地方．主要考虑它比较
安全，离空军疗养院又比较近。汪张二人也都认为可以。我们就要浙江省建筑学院
副院长，带了五个设计人员，住进警卫处设计。我问南、熊：‘工程由谁管?’南萍
说：‘警卫处归你管，你管算了嘛。’我就答应了。”

“设计进展很快，到1969年9月即已竣工。开始估价2000万元，后来涨到3000万元，
到1970年夏竟说要4200万元。我 急了，关照：你们不能再涨了，只能这个数了”

“1969年冬天，你到北京，同林彪见面一分钟，大概算是对你搞这个工程的嘉奖吧？”


“大概是吧。”陈并不讳言，“我那次去，正是为了向军委办事组报告工程设计经
过。不知是谁告诉了叶群，她就安排了这次不到一分钟的见面。”

“第二年10月，工程开工了。据了解：原来准备选在4月12日这天开工，以纪念1927年
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因筹备不及，才延到10月。1970年7月，毛主席再到杭州，
汪东兴和张耀祠部亲自看过设计图、沙盘模型，还作了些修改，说明这一 工程，一
开头就是由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批准，最后设计也是他亲自审定的。
直到今天，浙江宾馆(即原来的“704工程”)的导游人员在介绍时，还在说这是‘林
彪死党为他们的主子效忠的产物’，实在冤枉得很。 ”

卷进两位主席之争

1970年秋天，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讨论新宪法。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
题，两位主席──毛泽东和林彪进行了─次生死大搏斗。结果，林彪惨败．跨出了
走向“温都尔汗”的第一步。陈励耘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听
了林彪的讲话，读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张与 《炮打司令部》有异曲同工之
妙的大字报，还认真学习、讨论、研究过一番。然而，可怜而又可笑，直到垂头丧
气下庐山，他还不知道两位“统帅”之间有任何不和，《我的一点意见》矛头只是
指向那个“天才理论家”陈伯达而已。 下面就请听听陈励耘谈谈自己在这场风暴
中的经历吧：

“这年夏天，主席在杭州住了三个月，直到9月才上庐山。 二中全会开会前夕，我
和南萍、熊应堂也一起上了庐山。在此之前，有个重要插曲：空五军宣传处长徐曙，
应江腾蛟之邀，到北京写文章。徐带了个江腾蛟的口信回来：‘二中
全会要召开了，林副主席可能有个重要讲话，请陈政委注意一下。’又说：‘张春
桥是反林副主席的。这次可能要点这个事情。’”

“上了庐山以后，林彪有没有派人向你打过招呼呢?”记者问道。

“林彪当然不会派人向我打招呼。倒是林立果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来得还
挺神秘：在林彪讲话前夜，忽然有人给我打个电话，劈头就说：‘我是军委办事组
秘书，姓肖，肖秘书，住在空军疗养院。’我一听声音，楞了，分明是林立果嘛。
接下去就问：‘你在山上同那个姓张的接触过没有？’我说：‘没有。’他又说：
‘你不要接触了，这个人有问题。明天上午林副主席在大会上有个讲话，你注意听
吧。’接了这个电话，我只管一个人纳闷：林副主席同张春桥到底闹什么矛盾，因
为知道南萍同张春桥比较好，我就没有敢把林立果的电话告诉他。”

“第二天，我怀著紧张的心情，听林彪讲话。他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只是说有些人
企图反对毛主席，怎么样，怎么样。我因为听过林立果的电话，知道指的是谁。回
住所的路上，南萍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可能是有所指的。’我只含糊答应：
‘是有所指的’。”

“林彪讲话以后，等于开水烧锅，你又怎么样参加讨论呢?”记者急于想了解其中的
秘密。

陈励耘回忆得很详细：“第二天，我们去参加华东大组会。组长是许世友，副组长
是杨得志，韩先楚、王洪文、张春桥、徐景贤、王展、陈云、方毅、程世清、周赤
萍(福州军区政委)、韦祖珍(福州军区空军政委)、彭冲、南萍、熊应堂和我，都属
于华东大组。”

“华东大组开会，本来一开始就要讨论林彪讲话，可是王洪文、徐景贤却说：‘陈
云为什么在山下不来开会!应当要他来。’那时候陈云同志身体很不好，到了九江，
怕山上空气稀薄，没有上山。我们知道这个情况，都不同意。他们却非要陈云同志
来开会不可。第一天会就没有开起来。第二天，陈云同志果然被逼上来了，坐在旁
边气急得很。那天我大概是第四或第五个发言者。前面几个泛泛而谈。我一上来就
慷慨激昂：‘林副主席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
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有些人还反对军队干部，整我
们军队干部……’我愈讲愈激愤，许世友坐在 我面前，还没等我讲完，就回过头来
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同意你的意见。最后我说：‘这些人应该站出来说说清楚’
这一来，会上火药气很浓。别人都不吭声。”

“张春桥呢？王洪文、徐景贤他们呢?”

陈答：“他不动声色，只是一个劲地记我们的讲话。王洪文他的面孔板起，也一声
不响。休息时，杨得志问我：‘老陈，你讲的有人，到底是谁?’我答：‘什么人反
对毛主席就指谁。’晚饭后，我到韦祖珍房里去玩，韩先楚也来了，问我：‘老陈，
你到底在讲谁?’我反问：‘你看我讲谁?我不是说过嘛，谁反对毛主席就讲谁。
韩不响，走了。韩一走，韦祖珍拉我散步，说：‘老陈，你说得对，张春桥算老几，
他有什么资格？是他反对毛主席！”


可以想象：那时候的陈励耘是踌躇满志的。自以为得到了来自“无产阶级最高司令
部”的信息，□拿得很准，既出了自己的宿气。又"紧跟了林副主席"。谁知道风云
突变：没有几天，毛主席贴出了《我的一点意见》这张大字报，揪出了“天才理论
家”陈伯达，林彪一伙落荒而逃。

我们的老兵们怎么样了呢?陈励耘接着谈了庐山会议后几天的情况：“《我的一点意
见》发表后，张春桥他们神气活现。华东大组在讨论的时候，我只好检讨。那个会
总理、江青都来了。我还没讲完，张春桥指著我的鼻子说：‘你整我、我根本不在
乎。’江青也来凑热闹，插话：‘你不听主席的话，就听陈伯达的话!’这时候。程
世清出来为我抱不平：‘这个会议是党的会议。党员有意见，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讲。
如果有话不能在党的会议上讲，不让他在党的会议上把话讲完，以后谁还敢在党的
会议上讲话，应该让人家把话讲完。’程一讲，总理也冲著江青说：‘你让陈励耘
同志把话讲完。’我就顺势下台、说‘总理我没有什么话讲了。’”

听到这里．记者少不得追问一句：“在讨论《我的一点意见》的时候，你确实不知 4
道这是针对林彪的？确实不知道是两个主席的斗争？”

陈励耘回答得很干脆：“我确实不知道。”

“许世友呢?”

“他也肯定不知道。反正我们这些当兵的都不知道。方毅同志他们是否知道我不清
楚。他们纹丝不动。
成了“浙江的‘头’”

讲到这里，已近黄昏。一看时间不早，还要当晚赶回上海，记者便单刀直入，问及
要害：“军事检察院指控你的主要罪行，是参加林立果召集的‘上海会议’，会上
林立果指定你为杭州的‘头’，你‘接受了这个指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谈这个问题，陈摇摇头，长叹一口气，先说了一句：“真讲不清楚!”接著详细叙
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当时极为有名的“上海会议”(也即“三国四方会议”)的
经过：

“庐山会议以后，自己感到压力很大，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但是仍旧一点没有想到
两个主席之间会有什么矛盾。到1971年春天，身体不好，就住进了453空军医院。3月
28日下午，我的秘书王明寇来告诉我： ‘'于新野来了，要来看看你。’我说：
‘请他来吧。’于当时是空军总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他 一见我就说：上次
我来有一件事：江政委(腾蛟)在上海，想请你到上海去玩玩。后来又说：林副部长
也在，都希望你去。好久不见了，大家谈谈。我实在不想去，有个指导思想：二中
全会沾了一身屎，不想再同这些人打交道了。就推说生病，去不了。到3点，于新野
又来了，说：政委该走了吧。他们都在等你。当时已经快下午五点了．我就带了王
明寇，同于新野坐了张金富开的车，开往上海。到了阎行附近一条原来空军用的公
路上，老远看到一堆人站在那里。驶近一看，竟是这样一些人：王维国夫妻两个，
空司作战部长鲁岷的老婆武虹桥，还有于的秘书和两个处长。一看见我，热情得不
得了。王维国还说：‘我们是特
地来接你的。’说著就拉我上了他的车，一直开到了原岳阳路少年科技站。在餐厅
用完晚饭后，有人来说，林立果、江腾蛟都来了。王随即领我上楼。江腾蛟、林立
果两个人在扶梯口接我。大家在二楼会客室里坐下，江腾蛟先讲：‘老陈，我们简
直把你想死了，你怎么现在才来？’我说：‘我生病，来 一 次也难。’然后又说
了些闲话，根本没有人说开会的事。”

“再扯， 我就讲了‘704工程’情况，说：‘这房子明年可基本完工，林副主席什
么时候去住都可以。’林立果说：‘陈政委，谢谢你。你们浙江办了这么件事情。
本来林副主席在无锡有一幢房子，但是不能住，这是个黑窝。 意思是说这房子归上
海警卫处管，是张春桥手下。接著，又问了许多房子的事情，设备、备战坑道、指
挥所等方面的情况，都问了。”


“还谈了些什么?”记者听不出名堂，总认为不能这么简单。

“后来又谈了备战问题。我就讲了飞机改装问题。还说：‘报废的炮改装后可以防
空，可以平射，效果很好，我们已改装了─门。’接著，我又吹了一通我们空五军
为应付敌人空降、机降，研究了几个方案．组织了战备营等等。扯了一阵子，有人
扯到了二中全会。我说：‘我压力很大，日子不好过。’林立果说，‘现在军队的
日子不好过，黄总长(黄永胜)他们日子也不好过。’我说：‘我无非讲了张春桥几
句，现在跑不掉了。’林立果说： ‘ 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我接过
林的话说：‘现在主席还健在，江青、张春桥要想
这样搞也不敢。’林又说：‘将来主席百年之后，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接班。’
这时， 江腾蛟一拍大腿说：‘ 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他们，还有林副主席呢！’林立
果说：‘夺权有两种形式，一是武装形式，一是和平形式，我们采取的是和平形式。’
我对他们突然冒出这些话感到吃惊，就不敢再说什么时间过得很快，快近一点了。
江腾蛟忽然提出：‘是不是把周建平找来?’到近二点，周建平来了。周一到，江腾
蛟说；‘南空党代会’事不是要谈一谈吗?我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周建平就讲
了南空党代会筹备情况。”

“快分手了，江腾蛟忽然又讲了一句：‘今天我们开“三国四方会议”。’我不懂，
忙问：‘什么“三国四方会议”?’他说： ‘'周是南空，你是五军，王是四军，我
们(指他和林立果)也是一方嘛。’大家听了也不作声。”

这时林立果又说：大家就扯到这里了。周副司令来了，就负责南京吧。王政委就负
责上海，陈政委就负责杭州吧。还有你们的老政委(指江腾蛟)，他是总负责的。我
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还以为讲的是同上海张春桥斗争的问题，根本没想到其
他，所以没吭声。周建平和王维国也没有任何表示。

“从头到底，就没有一个人说两个主席有矛盾?”记者追问

“没有。绝对没有。”

“也没有人提到‘571工程’?”

“没有!绝对没有”

“你也一点没有想到他们是在阴谋反对毛主席?”

“没有。绝对没有。”

“林立果要你负责杭州，你也没想想负什么责?”

“根本没有想。那时候已经凌晨三点多钟，累得要死回来，还想这个干什么呢?”
“你既不想，也不问。回来也没有想到应该向中央报告?”“没有，要命就要命在这
里罗。

“我怎么会谋害毛主席？”

住谈到“三国四方会议”的时候，陈励耘还带点懊丧情绪。可是一听到记者问起：
“你谋害毛主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他可立喊起来了：“我怎么会谋害毛主席？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但是，当年逮捕他以后，我们听到的传达中，陈励耘作为
“林彪死党”的最严重罪行，是1971年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时阴谋谋害毛主席，有
根有据，内容非常具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且听他本人慢慢道来：

“1971年毛主席巡视南方，到了杭州，在专列上找我和南 萍、熊应堂谈话。讲了掺
沙子、挖墙脚等等。其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林副主席要保。听了这句话．
我才清楚─些，林副主席犯了错误，没犯错误，何必保?但是，还
不敢想两个主席之间有矛盾，也没有想到林彪在二中会全上讲话有错误。谈话最后，
毛主席说：‘我打算在你们这里休息几天，你们欢迎不欢迎?’我就说：我们一切都
难备好了，请主席下去休息。他 说，‘你们欢迎，我就去吧。’就这样，主席在汪
庄住了一个星期。谈话第二天下午，汪东兴要我找南、熊二人一起，回忆主席在列
车上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后来南萍把它整理出来了，这个事也就完了。现在回
想这件事，汪东兴好像受命启发我揭发林彪的意思。
可是我实在糊里糊涂，根本没有想到要揭发林彪，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东西可以揭
发的。我只是老老实实向毛主席检讨：我在二中全会华东大组上的讲话是错误的。
主席说，‘这没有什么，错了改了就好了。’”

“这样面对面讲林副主席的错误，你还没有意识到毛主席要整林彪?”记者忍不住再
问一问。

“那里敢这么想呢?主席讲得根清楚：林副主席要保嘛。住了一个星期，主席要走，
我去送行。”陈终于谈到了要害问题，“专列就停在杭州火车站。站上一只大钟下
面有一个入口处，就是主席进站的地方，汽车由此开进站台。主席自己带一个警卫
连走在前面，我派一个警卫排跟在后面，准备接应。主席下午三点从汪庄出发，我
和汪东兴、张耀祠一起，接他上车。然后，我坐引导车，走在最前面，车上有我的
秘书王明寇，还有个警卫干事孙世臣。”


陈说：“我是有一支枪，但这支枪没有带在身边，而是放在包内，留在车上。关于
警卫中央首长带不带枪的问题，我专门请示过汪东兴──大约是1969年，浙江省革
委会指定我负责抓警卫处的工作。我记得解放初期中央有个规定：部队人员进北京
不能带枪。因为知道这个规定，所以我专门请示了一下。汪东兴说：警卫人员嘛，
当然要带枪。意思还有点怪我多事，连这也要请示。从此，在毛主席周围的我们警
卫处人员都带枪。”

“引导车引导主席车队进一号门(在贵宾室旁边一点)，我先进月台， 关照警卫处副
处长王英杰把主席座车一直引到车厢门口，我在门口送主席。主席上车时，
我上前同主席握手。主席很亲切地同我握手。主席上车后，汪东兴、张耀祠还站在
车厢门下月台上。汪招呼我过去，问：老陈，还有什么事吗?我们要走了。我上去同
他们握手，祝他们一路平安。他们上车，我看车子平安开走了，松了一口气。总而
言之，没有一点不正常。有人竟说我企图带枪接近毛主席，当时还紧张得面孔发白，
手发抖，幸亏汪东兴发现，把我的手抓住。又说我布置警卫处的人，在红房子顶上
安了机关枪。真不知是哪个的胡思乱想。


“还传说你准备用飞机轰炸主席的专列，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事就更莫名其妙了。我们空五军原有伊尔一l 0歼击机五六十架，老得一塌糊涂。
为了备战，决定改装，加强火力。改了装，效果比较好。二十八师师长先向军部报
告，军部作战处有关人员又向我报告。我就说：‘飞到览桥来，让我们看看吧。’
─看不错，就准备从二十八、十九两师各调─个团到览桥。居然有人把这个部署，
说成是为了轰炸主席的专列。”

所谓“谋害毛主席”从头到底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上海被捕

林彪“9．13”自我爆炸，由于严密封锁，陈励耘开始毫无所知。自从同毛主席谈话
以后，他心里反倒踏实下来。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副“手铐”在等着他。
他的被捕，是蛮有点戏剧性的。

“1971年9月19日，我回军部看了一下有没有事情。9月20日下午回警卫处，处理主
席走后的遗留事项。忽然接到南萍来电：‘中央有个文件到了上海。只有一份，省
里不发，要我和你到上海去看。’到了上海锦江饭店，有人专门到一个剧场门 口。
王洪文的秘书宣布：随行人员，都不要进内，到别的地方休息。接著王秀珍出来领
我们进去。在座的有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说：‘中央有个文件，陈励
耘同志你看一下。□我看大吃一惊．原来就是林彪出事的那个文件。但是我一点也
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出什么问题，因为自己思想上确实没有想到同林彪会有什么牵连，
看了以后，王洪文突然宣布：现在中央命令：要逮捕你!这不是我的命令，是中央的
命令。”

记者急问：“中央什么人命令?是不是有毛主席命令?”

“不知道是谁的命令。王洪文没有让我看这个命令。”陈接著往下说：“我一听自
然有点紧张，我当时说，是主席的命令我 服从。 这时早已埋伏在两边的南京军区
的四个人，走出来要把我带定。这时我定了定神，站起来，说：‘走吧’。这时听
到王洪文在后面说：‘你们注意一下，他身体不好!’”

“把你押到哪里?”

“押到剧场后面一个小地下室，到下半夜，喊我起来，押上一辆卡车，一直开到南
京军区通讯兵学校。他们把我关在一间小房间里，外边有警卫看守，每星期可以洗
一个澡，关了两个多月，大约12月初，押到北京。
“两个月审查些什么?”

“主持审查的是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吴大姓，还有一个保 卫部长。专门管我的，是
保卫部的一个保卫科长。每次到临时法庭受审。我实在不知道该交代些什么。他们
就启发：上海黑会，改枪改炮，战备等等。我都尽自己所知讲了。”

“但是，他们总说我不老实，向我施加压力，一定要我承认参加了一个什么“计划”
(实际上就是571工程)。我被逼得没办法，就顺了他们的启发，编了个假供．谁知他
们一看就不相信。审了几次，搞不出名堂。许世友来看我了，先说：‘你身体好不
好?身体要注意。一部 《封神榜》六十四回，回回要交代明白。’说完，又讲了我
一些好话。看他的样子，好像也弄不清我是个什么问题。在南京搞了两个月，搞不
下去了，就把我送到了北京，交给中央直接审查了。”

进了秦城监狱

陈励耘被押到北京．先交北京卫戍区看管。第二年二三月间，纪登奎找他谈话。纪
说：“鲁岷已经交待了，要到你那里去驾驶飞机轰炸毛主席的专列。你能说得清楚
吗?”陈励耘反复说明并无此事。后来，有一位同志找陈问：“这个会议(指“上海
会议”)开了，你们都表示同意。”陈答：“没有什么同意。”他
又说：“你就写吧，写了对你有好处。”

“你写了没有呢？”记者问。

“我就照样写了。”

看来，当时根据掌握的材料，陈励耘的问题已经基本清楚了─一同“571工程”没有
牵连，谋害毛主席也没有证据，所以想对“上海会议”的问题做个结论了。审查应
该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到第二年4月，陈被转到北京西郊东南亚学生疗养院，靠近北京军区，也就是被京军
区看管了。

“大概住了五年。1976年‘四人帮’粉碎以后，我们都怀著 很大的希望。那时已重
新发还我们领章、帽徽，生活也很优待。谁知这一年12月的一天，北京军区的一位
保卫科长忽然把我找去，‘跟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我跟他上了小汽车，进了秦城
监狱，先到办公室，有人向我宣布：华国锋主席命令，把你逮捕关押。说完．就有
人重新把我的领章、帽徽摘去，再送进牢房。”


出了秦城监狱以后

在秦城监狱住了五年，到1981年9月，陈励耘脑血管硬化症状明显，老是晕倒，便把
他送进复兴医院高级犯人病房。又住了半年，军事检察院才派了两个干部到医院．
向他宣读了那张《免予起诉决定书》。陈励耘何许人也？

原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是也。1971年“913”林
彪事件不久即被捕。最大罪名是“阴谋暗害毛主席”。此罪传达到全国各地，几乎
人人“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其名甚至远扬海外──巴黎某博物馆陈列中国文化大
革命“十五名巨恶大憨”中，此公居然名列第十四。被捕之后，即杳无音讯。前不
久，忽得消息“此公无恙”，目前已安居浙江嘉善，苦度晚年。记者原本好事，嘉
善又近在咫尺，于是于1988年11月15日来到嘉善，到陈府作不速之客。
上午10时30分，记者带著老大好奇．敲了陈家的大门。进门，只见─老人，身高一
米七六上下，腰板笔挺，身材魁梧，“国”字脸堂，两道浓眉，一对大眼，高鼻阔
口，虽然年近七旬，仍然虎虎有生气。正手拿火钳，在侍候煤球炉子。─见我进门，
就说“ 已经快二年没有同你们记者打交道了!”
。记者先要求看看军事检察院的决定书。他很
快取出原件，让记者照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

[82]军检免字第10号

被告人陈励耘，男，现年63岁，四川省成都市人，汉族，高中文化程度，1938年
3月入伍，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军政委。因参与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于1971年9月20日隔离审查，1980年7月29日逮捕，现在
押。

被告人陈励耘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侦查终结，于1981年6月13日
移送本院，提请起诉。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陈励耘犯有以下罪行：


1971年3月31日晚至4月1日，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林立果根据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571工程”纪要》，在“准备阶段”建立“指挥班子”的“实施要点”，召集/12194
《纪要》中确定的指挥班子成员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空军第四军
政委王维国以及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在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秘密开
会。会前，□林立果派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于新野专程去杭州接陈励耘。陈在
于新野陪同下，于3月31日晚赶到上海参加了会议。会上，林立果指定陈励耘为 杭
州的“头”，陈励耘接受了委派。

以上罪行，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供认不讳。

被告人陈励耘积极追随林彪，参予林彪的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触犯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已构成参加反革命罪。鉴于未发现被告人陈励耘参加
“上海会议”后有新的犯罪活动，罪行较轻。根据《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决定
免于起诉。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检察长 于克法

1982年3月lO日


“你看了这份起诉书，有没有上诉？”记者问。

陈回答得很干脆：“用得着上诉吗?我已经关了十多年。再上诉，再审理，什么时候
出得来？”



陈励耘，成都人，1919年生，70岁．1935年17岁，就学于成都天府中学时，即受中
共地下党组织教育，参加革命活动，曾多次同当时四川省委书记车耀先同志见面。
1937年8月，入抗大。l 938年7月入党。毕业后，一直在部队工作，任空五军的政委。


从陈励耘的历史可以看出：一、陈励耘参加革命后，一直受到党的信用；二、因战
功升迁，是个典型的"台阶式干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历史上同林彪毫无关系。


同林彪见面仅一分钟

“从历史看，你同林彪毫无关系。后来又怎么同林彪认识的?”记者开始“不知不觉”
引入正题。

陈励耘回答得很有趣：“怎么认识的?天晓得？我同他只见过一次面，见面时间不到
一分钟。1969年4月，我被总理提名为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当年冬天，我去北京。忽
然接到通知，林副主席要召见我，我不敢怠慢，当即赶到林彪家里。叶群便领我到
他会客室门口，我只看见他坐在沙发上，叶群上去同他讲了几句。他抬起头来朝我
们看。我连忙敬礼，恭恭敬敬说：“问林副主席好”他只回答三个字：“好，好，
好”三个字 。

刚讲完，叶群就说：“让首长休息吧”便领我到她自己办公室，引我看了一场日本
电影──大约是《啊，海军》。看电影之前，与叶群、林立果照了一次像。林立果
一言不发。叶群忽然说“□你的唱子戴得太底了”'说著帮我整了整帽子。这一张像，
到了审查我的时候，居然被当成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叶群帮陈励耘整冠、内中有
什么奥妙。

“林彪行宫”(704工程)之谜，你那次进京，又为的是什么？”“这倒同林彪有关系。
就是去向中央汇报浙江省革委会为林 彪造房子的事情。

这一问一答，记者顺水推舟，即请他详细谈谈“林彪行官”之谜、他回答得非常详
细：

“1969年初，江腾蛟到空五军来，我去看他。先谈了一通浙江形势大好，他忽然说：
‘我有个想法：你们给林副主席修─'幢房子，怎么样?’我说：‘警卫处有很多房
子，拣一幢改一下，不 就行了。’他笑著说：‘哪个要住修改的房子阿，’见他这
个样子，我就说：‘我不能作主，考虑考虑吧。’讲到这里，我就告辞。一想，此
事有点难办。第一，我知道江腾蛟这个人不好惹。他原是高敬亭的部下；，后来告
发高敬亭叛变立了大功(高被害，纯属冤案，现已
平反──笔者注)。第二，他同林彪关系特殊。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是否得之林彪本
人暗示?考虑及此，我就不敢自作主张，向南萍、熊应堂提出此事，─同商量。熊是
个大炮，马上说：‘当然可以嘛。’南萍也说：‘可以。’我却觉得不大踏实，因
为弄不清是不是林本人的意思，所以就说：‘这不是小事情，要向中央报告。’”


“到了当年夏天，毛主席到杭州来。汪东兴、张耀祠同来。我同南萍、熊应堂商量
后，由南萍向汪东兴请示：‘我们想给林副主席修幢房子，可以不可以?’(没讲是
江腾蛟先提出来的)汪说：可以嘛。现在可以给林副主席修了。汪又说：‘那就一定
要修好。设计─定要搞好。设计图纸给我看一看。’然后，汪、张二人还向我们讲
了林彪生活特点：怕晒太阳，怕风，好在房子里散步等等，还要我们注意‘防空高
标准’。”

“过了两天，”陈励耘继续说，“我和张耀祠搞了张草图，给汪东兴看了。汪说了
八个字──实用，安全，朴素，大方，基本肯定。看完草图，我和南萍、熊应堂陪
了汪、张二人到三台山看了地点。我和南、熊所以选这为个地方．主要考虑它比较
安全，离空军疗养院又比较近。汪张二人也都认为可以。我们就要浙江省建筑学院
副院长，带了五个设计人员，住进警卫处设计。我问南、熊：‘工程由谁管?’南萍
说：‘警卫处归你管，你管算了嘛。’我就答应了。”

“设计进展很快，到1969年9月即已竣工。开始估价2000万元，后来涨到3000万元，
到1970年夏竟说要4200万元。我 急了，关照：你们不能再涨了，只能这个数了”

“1969年冬天，你到北京，同林彪见面一分钟，大概算是对你搞这个工程的嘉奖吧？”


“大概是吧。”陈并不讳言，“我那次去，正是为了向军委办事组报告工程设计经
过。不知是谁告诉了叶群，她就安排了这次不到一分钟的见面。”

“第二年10月，工程开工了。据了解：原来准备选在4月12日这天开工，以纪念1927年
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因筹备不及，才延到10月。1970年7月，毛主席再到杭州，
汪东兴和张耀祠部亲自看过设计图、沙盘模型，还作了些修改，说明这一 工程，一
开头就是由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批准，最后设计也是他亲自审定的。
直到今天，浙江宾馆(即原来的“704工程”)的导游人员在介绍时，还在说这是‘林
彪死党为他们的主子效忠的产物’，实在冤枉得很。 ”

卷进两位主席之争

1970年秋天，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讨论新宪法。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
题，两位主席──毛泽东和林彪进行了─次生死大搏斗。结果，林彪惨败．跨出了
走向“温都尔汗”的第一步。陈励耘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听
了林彪的讲话，读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张与 《炮打司令部》有异曲同工之
妙的大字报，还认真学习、讨论、研究过一番。然而，可怜而又可笑，直到垂头丧
气下庐山，他还不知道两位“统帅”之间有任何不和，《我的一点意见》矛头只是
指向那个“天才理论家”陈伯达而已。 下面就请听听陈励耘谈谈自己在这场风暴
中的经历吧：

“这年夏天，主席在杭州住了三个月，直到9月才上庐山。 二中全会开会前夕，我
和南萍、熊应堂也一起上了庐山。在此之前，有个重要插曲：空五军宣传处长徐曙，
应江腾蛟之邀，到北京写文章。徐带了个江腾蛟的口信回来：‘二中
全会要召开了，林副主席可能有个重要讲话，请陈政委注意一下。’又说：‘张春
桥是反林副主席的。这次可能要点这个事情。’”

“上了庐山以后，林彪有没有派人向你打过招呼呢?”记者问道。

“林彪当然不会派人向我打招呼。倒是林立果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来得还
挺神秘：在林彪讲话前夜，忽然有人给我打个电话，劈头就说：‘我是军委办事组
秘书，姓肖，肖秘书，住在空军疗养院。’我一听声音，楞了，分明是林立果嘛。
接下去就问：‘你在山上同那个姓张的接触过没有？’我说：‘没有。’他又说：
‘你不要接触了，这个人有问题。明天上午林副主席在大会上有个讲话，你注意听
吧。’接了这个电话，我只管一个人纳闷：林副主席同张春桥到底闹什么矛盾，因
为知道南萍同张春桥比较好，我就没有敢把林立果的电话告诉他。”

“第二天，我怀著紧张的心情，听林彪讲话。他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只是说有些人
企图反对毛主席，怎么样，怎么样。我因为听过林立果的电话，知道指的是谁。回
住所的路上，南萍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可能是有所指的。’我只含糊答应：
‘是有所指的’。”

“林彪讲话以后，等于开水烧锅，你又怎么样参加讨论呢?”记者急于想了解其中的
秘密。

陈励耘回忆得很详细：“第二天，我们去参加华东大组会。组长是许世友，副组长
是杨得志，韩先楚、王洪文、张春桥、徐景贤、王展、陈云、方毅、程世清、周赤
萍(福州军区政委)、韦祖珍(福州军区空军政委)、彭冲、南萍、熊应堂和我，都属
于华东大组。”

“华东大组开会，本来一开始就要讨论林彪讲话，可是王洪文、徐景贤却说：‘陈
云为什么在山下不来开会!应当要他来。’那时候陈云同志身体很不好，到了九江，
怕山上空气稀薄，没有上山。我们知道这个情况，都不同意。他们却非要陈云同志
来开会不可。第一天会就没有开起来。第二天，陈云同志果然被逼上来了，坐在旁
边气急得很。那天我大概是第四或第五个发言者。前面几个泛泛而谈。我一上来就
慷慨激昂：‘林副主席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
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有些人还反对军队干部，整我
们军队干部……’我愈讲愈激愤，许世友坐在 我面前，还没等我讲完，就回过头来
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同意你的意见。最后我说：‘这些人应该站出来说说清楚’
这一来，会上火药气很浓。别人都不吭声。”

“张春桥呢？王洪文、徐景贤他们呢?”

陈答：“他不动声色，只是一个劲地记我们的讲话。王洪文他的面孔板起，也一声
不响。休息时，杨得志问我：‘老陈，你讲的有人，到底是谁?’我答：‘什么人反
对毛主席就指谁。’晚饭后，我到韦祖珍房里去玩，韩先楚也来了，问我：‘老陈，
你到底在讲谁?’我反问：‘你看我讲谁?我不是说过嘛，谁反对毛主席就讲谁。
韩不响，走了。韩一走，韦祖珍拉我散步，说：‘老陈，你说得对，张春桥算老几，
他有什么资格？是他反对毛主席！”


可以想象：那时候的陈励耘是踌躇满志的。自以为得到了来自“无产阶级最高司令
部”的信息，□拿得很准，既出了自己的宿气。又"紧跟了林副主席"。谁知道风云
突变：没有几天，毛主席贴出了《我的一点意见》这张大字报，揪出了“天才理论
家”陈伯达，林彪一伙落荒而逃。

我们的老兵们怎么样了呢?陈励耘接着谈了庐山会议后几天的情况：“《我的一点意
见》发表后，张春桥他们神气活现。华东大组在讨论的时候，我只好检讨。那个会
总理、江青都来了。我还没讲完，张春桥指著我的鼻子说：‘你整我、我根本不在
乎。’江青也来凑热闹，插话：‘你不听主席的话，就听陈伯达的话!’这时候。程
世清出来为我抱不平：‘这个会议是党的会议。党员有意见，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讲。
如果有话不能在党的会议上讲，不让他在党的会议上把话讲完，以后谁还敢在党的
会议上讲话，应该让人家把话讲完。’程一讲，总理也冲著江青说：‘你让陈励耘
同志把话讲完。’我就顺势下台、说‘总理我没有什么话讲了。’”

听到这里．记者少不得追问一句：“在讨论《我的一点意见》的时候，你确实不知 4
道这是针对林彪的？确实不知道是两个主席的斗争？”

陈励耘回答得很干脆：“我确实不知道。”

“许世友呢?”

“他也肯定不知道。反正我们这些当兵的都不知道。方毅同志他们是否知道我不清
楚。他们纹丝不动。
成了“浙江的‘头’”

讲到这里，已近黄昏。一看时间不早，还要当晚赶回上海，记者便单刀直入，问及
要害：“军事检察院指控你的主要罪行，是参加林立果召集的‘上海会议’，会上
林立果指定你为杭州的‘头’，你‘接受了这个指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谈这个问题，陈摇摇头，长叹一口气，先说了一句：“真讲不清楚!”接著详细叙
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当时极为有名的“上海会议”(也即“三国四方会议”)的
经过：

“庐山会议以后，自己感到压力很大，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但是仍旧一点没有想到
两个主席之间会有什么矛盾。到1971年春天，身体不好，就住进了453空军医院。3月
28日下午，我的秘书王明寇来告诉我： ‘'于新野来了，要来看看你。’我说：
‘请他来吧。’于当时是空军总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他 一见我就说：上次
我来有一件事：江政委(腾蛟)在上海，想请你到上海去玩玩。后来又说：林副部长
也在，都希望你去。好久不见了，大家谈谈。我实在不想去，有个指导思想：二中
全会沾了一身屎，不想再同这些人打交道了。就推说生病，去不了。到3点，于新野
又来了，说：政委该走了吧。他们都在等你。当时已经快下午五点了．我就带了王
明寇，同于新野坐了张金富开的车，开往上海。到了阎行附近一条原来空军用的公
路上，老远看到一堆人站在那里。驶近一看，竟是这样一些人：王维国夫妻两个，
空司作战部长鲁岷的老婆武虹桥，还有于的秘书和两个处长。一看见我，热情得不
得了。王维国还说：‘我们是特
地来接你的。’说著就拉我上了他的车，一直开到了原岳阳路少年科技站。在餐厅
用完晚饭后，有人来说，林立果、江腾蛟都来了。王随即领我上楼。江腾蛟、林立
果两个人在扶梯口接我。大家在二楼会客室里坐下，江腾蛟先讲：‘老陈，我们简
直把你想死了，你怎么现在才来？’我说：‘我生病，来 一 次也难。’然后又说
了些闲话，根本没有人说开会的事。”

“再扯， 我就讲了‘704工程’情况，说：‘这房子明年可基本完工，林副主席什
么时候去住都可以。’林立果说：‘陈政委，谢谢你。你们浙江办了这么件事情。
本来林副主席在无锡有一幢房子，但是不能住，这是个黑窝。 意思是说这房子归上
海警卫处管，是张春桥手下。接著，又问了许多房子的事情，设备、备战坑道、指
挥所等方面的情况，都问了。”


“还谈了些什么?”记者听不出名堂，总认为不能这么简单。

“后来又谈了备战问题。我就讲了飞机改装问题。还说：‘报废的炮改装后可以防
空，可以平射，效果很好，我们已改装了─门。’接著，我又吹了一通我们空五军
为应付敌人空降、机降，研究了几个方案．组织了战备营等等。扯了一阵子，有人
扯到了二中全会。我说：‘我压力很大，日子不好过。’林立果说，‘现在军队的
日子不好过，黄总长(黄永胜)他们日子也不好过。’我说：‘我无非讲了张春桥几
句，现在跑不掉了。’林立果说： ‘ 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我接过
林的话说：‘现在主席还健在，江青、张春桥要想
这样搞也不敢。’林又说：‘将来主席百年之后，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接班。’
这时， 江腾蛟一拍大腿说：‘ 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他们，还有林副主席呢！’林立
果说：‘夺权有两种形式，一是武装形式，一是和平形式，我们采取的是和平形式。’
我对他们突然冒出这些话感到吃惊，就不敢再说什么时间过得很快，快近一点了。
江腾蛟忽然提出：‘是不是把周建平找来?’到近二点，周建平来了。周一到，江腾
蛟说；‘南空党代会’事不是要谈一谈吗?我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周建平就讲
了南空党代会筹备情况。”

“快分手了，江腾蛟忽然又讲了一句：‘今天我们开“三国四方会议”。’我不懂，
忙问：‘什么“三国四方会议”?’他说： ‘'周是南空，你是五军，王是四军，我
们(指他和林立果)也是一方嘛。’大家听了也不作声。”

这时林立果又说：大家就扯到这里了。周副司令来了，就负责南京吧。王政委就负
责上海，陈政委就负责杭州吧。还有你们的老政委(指江腾蛟)，他是总负责的。我
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还以为讲的是同上海张春桥斗争的问题，根本没想到其
他，所以没吭声。周建平和王维国也没有任何表示。

“从头到底，就没有一个人说两个主席有矛盾?”记者追问

“没有。绝对没有。”

“也没有人提到‘571工程’?”

“没有!绝对没有”

“你也一点没有想到他们是在阴谋反对毛主席?”

“没有。绝对没有。”

“林立果要你负责杭州，你也没想想负什么责?”

“根本没有想。那时候已经凌晨三点多钟，累得要死回来，还想这个干什么呢?”
“你既不想，也不问。回来也没有想到应该向中央报告?”“没有，要命就要命在这
里罗。

“我怎么会谋害毛主席？”

住谈到“三国四方会议”的时候，陈励耘还带点懊丧情绪。可是一听到记者问起：
“你谋害毛主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他可立喊起来了：“我怎么会谋害毛主席？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但是，当年逮捕他以后，我们听到的传达中，陈励耘作为
“林彪死党”的最严重罪行，是1971年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时阴谋谋害毛主席，有
根有据，内容非常具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且听他本人慢慢道来：

“1971年毛主席巡视南方，到了杭州，在专列上找我和南 萍、熊应堂谈话。讲了掺
沙子、挖墙脚等等。其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林副主席要保。听了这句话．
我才清楚─些，林副主席犯了错误，没犯错误，何必保?但是，还
不敢想两个主席之间有矛盾，也没有想到林彪在二中会全上讲话有错误。谈话最后，
毛主席说：‘我打算在你们这里休息几天，你们欢迎不欢迎?’我就说：我们一切都
难备好了，请主席下去休息。他 说，‘你们欢迎，我就去吧。’就这样，主席在汪
庄住了一个星期。谈话第二天下午，汪东兴要我找南、熊二人一起，回忆主席在列
车上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后来南萍把它整理出来了，这个事也就完了。现在回
想这件事，汪东兴好像受命启发我揭发林彪的意思。
可是我实在糊里糊涂，根本没有想到要揭发林彪，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东西可以揭
发的。我只是老老实实向毛主席检讨：我在二中全会华东大组上的讲话是错误的。
主席说，‘这没有什么，错了改了就好了。’”

“这样面对面讲林副主席的错误，你还没有意识到毛主席要整林彪?”记者忍不住再
问一问。

“那里敢这么想呢?主席讲得根清楚：林副主席要保嘛。住了一个星期，主席要走，
我去送行。”陈终于谈到了要害问题，“专列就停在杭州火车站。站上一只大钟下
面有一个入口处，就是主席进站的地方，汽车由此开进站台。主席自己带一个警卫
连走在前面，我派一个警卫排跟在后面，准备接应。主席下午三点从汪庄出发，我
和汪东兴、张耀祠一起，接他上车。然后，我坐引导车，走在最前面，车上有我的
秘书王明寇，还有个警卫干事孙世臣。”


陈说：“我是有一支枪，但这支枪没有带在身边，而是放在包内，留在车上。关于
警卫中央首长带不带枪的问题，我专门请示过汪东兴──大约是1969年，浙江省革
委会指定我负责抓警卫处的工作。我记得解放初期中央有个规定：部队人员进北京
不能带枪。因为知道这个规定，所以我专门请示了一下。汪东兴说：警卫人员嘛，
当然要带枪。意思还有点怪我多事，连这也要请示。从此，在毛主席周围的我们警
卫处人员都带枪。”

“引导车引导主席车队进一号门(在贵宾室旁边一点)，我先进月台， 关照警卫处副
处长王英杰把主席座车一直引到车厢门口，我在门口送主席。主席上车时，
我上前同主席握手。主席很亲切地同我握手。主席上车后，汪东兴、张耀祠还站在
车厢门下月台上。汪招呼我过去，问：老陈，还有什么事吗?我们要走了。我上去同
他们握手，祝他们一路平安。他们上车，我看车子平安开走了，松了一口气。总而
言之，没有一点不正常。有人竟说我企图带枪接近毛主席，当时还紧张得面孔发白，
手发抖，幸亏汪东兴发现，把我的手抓住。又说我布置警卫处的人，在红房子顶上
安了机关枪。真不知是哪个的胡思乱想。


“还传说你准备用飞机轰炸主席的专列，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事就更莫名其妙了。我们空五军原有伊尔一l 0歼击机五六十架，老得一塌糊涂。
为了备战，决定改装，加强火力。改了装，效果比较好。二十八师师长先向军部报
告，军部作战处有关人员又向我报告。我就说：‘飞到览桥来，让我们看看吧。’
─看不错，就准备从二十八、十九两师各调─个团到览桥。居然有人把这个部署，
说成是为了轰炸主席的专列。”

所谓“谋害毛主席”从头到底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上海被捕

林彪“9．13”自我爆炸，由于严密封锁，陈励耘开始毫无所知。自从同毛主席谈话
以后，他心里反倒踏实下来。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副“手铐”在等着他。
他的被捕，是蛮有点戏剧性的。

“1971年9月19日，我回军部看了一下有没有事情。9月20日下午回警卫处，处理主
席走后的遗留事项。忽然接到南萍来电：‘中央有个文件到了上海。只有一份，省
里不发，要我和你到上海去看。’到了上海锦江饭店，有人专门到一个剧场门 口。
王洪文的秘书宣布：随行人员，都不要进内，到别的地方休息。接著王秀珍出来领
我们进去。在座的有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说：‘中央有个文件，陈励
耘同志你看一下。□我看大吃一惊．原来就是林彪出事的那个文件。但是我一点也
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出什么问题，因为自己思想上确实没有想到同林彪会有什么牵连，
看了以后，王洪文突然宣布：现在中央命令：要逮捕你!这不是我的命令，是中央的
命令。”

记者急问：“中央什么人命令?是不是有毛主席命令?”

“不知道是谁的命令。王洪文没有让我看这个命令。”陈接著往下说：“我一听自
然有点紧张，我当时说，是主席的命令我 服从。 这时早已埋伏在两边的南京军区
的四个人，走出来要把我带定。这时我定了定神，站起来，说：‘走吧’。这时听
到王洪文在后面说：‘你们注意一下，他身体不好!’”

“把你押到哪里?”

“押到剧场后面一个小地下室，到下半夜，喊我起来，押上一辆卡车，一直开到南
京军区通讯兵学校。他们把我关在一间小房间里，外边有警卫看守，每星期可以洗
一个澡，关了两个多月，大约12月初，押到北京。
“两个月审查些什么?”

“主持审查的是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吴大姓，还有一个保 卫部长。专门管我的，是
保卫部的一个保卫科长。每次到临时法庭受审。我实在不知道该交代些什么。他们
就启发：上海黑会，改枪改炮，战备等等。我都尽自己所知讲了。”

“但是，他们总说我不老实，向我施加压力，一定要我承认参加了一个什么“计划”
(实际上就是571工程)。我被逼得没办法，就顺了他们的启发，编了个假供．谁知他
们一看就不相信。审了几次，搞不出名堂。许世友来看我了，先说：‘你身体好不
好?身体要注意。一部 《封神榜》六十四回，回回要交代明白。’说完，又讲了我
一些好话。看他的样子，好像也弄不清我是个什么问题。在南京搞了两个月，搞不
下去了，就把我送到了北京，交给中央直接审查了。”

进了秦城监狱

陈励耘被押到北京．先交北京卫戍区看管。第二年二三月间，纪登奎找他谈话。纪
说：“鲁岷已经交待了，要到你那里去驾驶飞机轰炸毛主席的专列。你能说得清楚
吗?”陈励耘反复说明并无此事。后来，有一位同志找陈问：“这个会议(指“上海
会议”)开了，你们都表示同意。”陈答：“没有什么同意。”他
又说：“你就写吧，写了对你有好处。”

“你写了没有呢？”记者问。

“我就照样写了。”

看来，当时根据掌握的材料，陈励耘的问题已经基本清楚了─一同“571工程”没有
牵连，谋害毛主席也没有证据，所以想对“上海会议”的问题做个结论了。审查应
该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到第二年4月，陈被转到北京西郊东南亚学生疗养院，靠近北京军区，也就是被京军
区看管了。

“大概住了五年。1976年‘四人帮’粉碎以后，我们都怀著 很大的希望。那时已重
新发还我们领章、帽徽，生活也很优待。谁知这一年12月的一天，北京军区的一位
保卫科长忽然把我找去，‘跟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我跟他上了小汽车，进了秦城
监狱，先到办公室，有人向我宣布：华国锋主席命令，把你逮捕关押。说完．就有
人重新把我的领章、帽徽摘去，再送进牢房。”


出了秦城监狱以后

在秦城监狱住了五年，到1981年9月，陈励耘脑血管硬化症状明显，老是晕倒，便把
他送进复兴医院高级犯人病房。又住了半年，军事检察院才派了两个干部到医院．
向他宣读了那张《免予起诉决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