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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中国之：武装保卫苏联（下）
作者: 刘利民 | 2008年01月07日 14:22 | 栏目: 口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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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末路独秀
陈独秀
一枝独秀压群芳，满腔热血为真理。在一片狂热的追捧中，只有一个人在冷眼沉思，并且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晚年的漂泊捍卫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信仰！
针对中央在中东路事件宣传方法上的缺点，7月28日，陈独秀以“撒翁”的笔名给中央写了第一封信，认为中东路事件“不是简单的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问题的导火线”，“除了恢复中东路原有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纠纷是要继续发展的”。陈独秀进一步分析中东路事件的继续发展有两种可能的趋势，一是苏俄始终取强硬政策，帝国主义者必然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一是苏俄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者之间必然因对中东路的争夺迟早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无论是哪一种，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战争中直接受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他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黎民百姓的体恤、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令人唏嘘。既然革命的目标是为了造福大众，那么革命就不应当通过牺牲普通百姓的幸福来达到自身的目的。或许，这种悲天悯人的革命者在中国注定是没有出路的。陈独秀潦倒惨淡的晚景为他特立独行的思想做了最好的注脚。
陈独秀认为中央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越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而未曾详细指出，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割以前，中国真能自己收回中东路是怎样一个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 他认为不能光喊“拥护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
托洛茨基
在当时的苏联，虽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政治上已势若水火，但在关乎苏联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的态度竟是惊人的一致。托洛茨基甚至号召中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革命的胜利”，保卫苏联。作为中国“托派”的老大，陈独秀并不买托洛茨基的帐。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者，但共产党人首先应是爱国者。一个可以置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人，是有愧于中国共产党人这一称号的。
8月7日，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第37期公开了陈独秀的这封信，同时刊发《中央答复撒翁的信》。在信中，中央一方面继续坚持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的原有方针，另一方面批评陈独秀的意见是“离开阶级的观点，走入了社会民主党，实际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指责陈独秀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左派在野党的口号”，批评陈独秀“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把与陈独秀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策略的分歧说成是“极大的原则上不同”。
仅仅一个星期后，8月5日，陈独秀又致信中央常委，将“我一年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成了12条意见和建议，对盲动主义路线进行了分析和批评。陈独秀在信中说：“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地在不正确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所以我现在又只得不避忌讳，向你们详细说明一下”。他认为盲动主义必然产生命令主义，必然抹煞党内的民主作风，“排除一切意见不同的分子”，“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某某派’等”，如此下去，党内正常的民主作风必然受到破坏。陈独秀分析，革命高潮“不会快要到来”，不要“随便把他们（群众）领到街上玩弄”。
针对陈独秀的倾向，8月22日，任弼时在江苏省委联席会议上说：“如果不觉悟，坚持错误，制造派别活动，对其中的领袖分子可以作进一步的解决。”8月28日，中央派人与陈独秀谈话，批评他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甚至以开除党籍相威胁，但他却不为所动。
雷霆万钧任霹雳，岿然苍松傲云天。在真理和正义面前，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幻的，惟有真理的光辉和正义的力量永恒。
9月，陈独秀和彭述之、尹宽等人成立独立的托派小组织，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0月6日，中共中央致函陈独秀，对他在上海党的基层组织中的反对派活动提出严重警告，并告诉他：“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批评反对派的文章。”对中央已经失去信心的陈独秀对此并不理会，甚至放言中央让他写批评反对派的文章，是“发狂闹笑话”。他表示将继续“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如果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15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向陈独秀发出书面忠告，希望他不要把他写给中央的信，“在同志中间宣传”，并申明“必须马上解散”反对派。凡是参加者，“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仍然固执其“取消主义思想，不执行党和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党”。
10月21日，江苏省委将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开除出党，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陈独秀并不为之所动：“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还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正式宣布“开除陈独秀党籍”，并号召全党同志行动起来，“肃清一切反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取消派的思想与小组织”。中国共产党清除托陈反对派的斗争揭开了序幕。
陈独秀答共产国际的信
“有人要求我公开声明脱离‘赤匪’，我曾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而拒绝之。我现在对于托派，同样也不愿做此画蛇添足之事。”由于陈独秀的特殊身份，共产国际于1930年2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要它转告陈独秀，给他一次去莫斯科“申诉”的机会，但陈独秀拒绝了。是啊，谁都知道，在这样的境况下，申诉是徒劳的。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于1929年12月10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反驳中央开除他出党的决议案。他批评坚持“立三路线”的中央，继续执行盲动主义的路线，“甘心做史大林的留声机器”，其结果必然是“断送党，断送革命”。他公开号召党内同志，“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坚决地、不可调和地、不中途妥协地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
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清醒者可能不一定是少数，但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却永远是最少数。陈独秀以一个学者的智慧，一个革命者的胆识，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所应当坚持的正确道路。然而，他理智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狂热的聒噪中。在后来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时候，又有谁还愿意提起那个当时就不恤生死、据理力争的陈独秀？
历史上义薄云天的壮举都是由弱小的个体以生命构架；人世间太多的感动都是由普通人以超乎寻常的行为书写。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不畏重压，百折不挠，以磊落坦荡的襟怀、高风亮节的气度，在历史丰碑上镌刻了一段不朽的传奇。
那个时候，孱弱的中国共产党连自身的发展都步履维艰，自顾不暇，遑论“武装保卫苏联”。更何况，“武装保卫苏联”只不过是苏联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强加于各国共产党的负担，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外交和大国沙文主义。虽然苏联被“保卫”了，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却遭受到严重的损失，这得不偿失的惨剧，令人深思。
在政治的权衡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命运只能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口号中国之：武装保卫苏联（下）
作者: 刘利民 | 2008年01月07日 14:22 | 栏目: 口号中国
(213) 点击 | (10) 评论 | 本文地址: http://liulimin.blshe.com/post/965/147591
（三）末路独秀
陈独秀
一枝独秀压群芳，满腔热血为真理。在一片狂热的追捧中，只有一个人在冷眼沉思，并且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晚年的漂泊捍卫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信仰！
针对中央在中东路事件宣传方法上的缺点，7月28日，陈独秀以“撒翁”的笔名给中央写了第一封信，认为中东路事件“不是简单的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问题的导火线”，“除了恢复中东路原有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纠纷是要继续发展的”。陈独秀进一步分析中东路事件的继续发展有两种可能的趋势，一是苏俄始终取强硬政策，帝国主义者必然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一是苏俄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者之间必然因对中东路的争夺迟早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无论是哪一种，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战争中直接受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他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黎民百姓的体恤、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令人唏嘘。既然革命的目标是为了造福大众，那么革命就不应当通过牺牲普通百姓的幸福来达到自身的目的。或许，这种悲天悯人的革命者在中国注定是没有出路的。陈独秀潦倒惨淡的晚景为他特立独行的思想做了最好的注脚。
陈独秀认为中央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越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而未曾详细指出，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割以前，中国真能自己收回中东路是怎样一个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 他认为不能光喊“拥护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
托洛茨基
在当时的苏联，虽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政治上已势若水火，但在关乎苏联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的态度竟是惊人的一致。托洛茨基甚至号召中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革命的胜利”，保卫苏联。作为中国“托派”的老大，陈独秀并不买托洛茨基的帐。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者，但共产党人首先应是爱国者。一个可以置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人，是有愧于中国共产党人这一称号的。
8月7日，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第37期公开了陈独秀的这封信，同时刊发《中央答复撒翁的信》。在信中，中央一方面继续坚持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的原有方针，另一方面批评陈独秀的意见是“离开阶级的观点，走入了社会民主党，实际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指责陈独秀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左派在野党的口号”，批评陈独秀“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把与陈独秀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策略的分歧说成是“极大的原则上不同”。
仅仅一个星期后，8月5日，陈独秀又致信中央常委，将“我一年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成了12条意见和建议，对盲动主义路线进行了分析和批评。陈独秀在信中说：“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地在不正确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所以我现在又只得不避忌讳，向你们详细说明一下”。他认为盲动主义必然产生命令主义，必然抹煞党内的民主作风，“排除一切意见不同的分子”，“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某某派’等”，如此下去，党内正常的民主作风必然受到破坏。陈独秀分析，革命高潮“不会快要到来”，不要“随便把他们（群众）领到街上玩弄”。
针对陈独秀的倾向，8月22日，任弼时在江苏省委联席会议上说：“如果不觉悟，坚持错误，制造派别活动，对其中的领袖分子可以作进一步的解决。”8月28日，中央派人与陈独秀谈话，批评他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甚至以开除党籍相威胁，但他却不为所动。
雷霆万钧任霹雳，岿然苍松傲云天。在真理和正义面前，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幻的，惟有真理的光辉和正义的力量永恒。
9月，陈独秀和彭述之、尹宽等人成立独立的托派小组织，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0月6日，中共中央致函陈独秀，对他在上海党的基层组织中的反对派活动提出严重警告，并告诉他：“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批评反对派的文章。”对中央已经失去信心的陈独秀对此并不理会，甚至放言中央让他写批评反对派的文章，是“发狂闹笑话”。他表示将继续“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如果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15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向陈独秀发出书面忠告，希望他不要把他写给中央的信，“在同志中间宣传”，并申明“必须马上解散”反对派。凡是参加者，“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仍然固执其“取消主义思想，不执行党和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党”。
10月21日，江苏省委将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开除出党，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陈独秀并不为之所动：“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还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正式宣布“开除陈独秀党籍”，并号召全党同志行动起来，“肃清一切反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取消派的思想与小组织”。中国共产党清除托陈反对派的斗争揭开了序幕。
陈独秀答共产国际的信
“有人要求我公开声明脱离‘赤匪’，我曾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而拒绝之。我现在对于托派，同样也不愿做此画蛇添足之事。”由于陈独秀的特殊身份，共产国际于1930年2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要它转告陈独秀，给他一次去莫斯科“申诉”的机会，但陈独秀拒绝了。是啊，谁都知道，在这样的境况下，申诉是徒劳的。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于1929年12月10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反驳中央开除他出党的决议案。他批评坚持“立三路线”的中央，继续执行盲动主义的路线，“甘心做史大林的留声机器”，其结果必然是“断送党，断送革命”。他公开号召党内同志，“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坚决地、不可调和地、不中途妥协地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
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清醒者可能不一定是少数，但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却永远是最少数。陈独秀以一个学者的智慧，一个革命者的胆识，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所应当坚持的正确道路。然而，他理智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狂热的聒噪中。在后来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时候，又有谁还愿意提起那个当时就不恤生死、据理力争的陈独秀？
历史上义薄云天的壮举都是由弱小的个体以生命构架；人世间太多的感动都是由普通人以超乎寻常的行为书写。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不畏重压，百折不挠，以磊落坦荡的襟怀、高风亮节的气度，在历史丰碑上镌刻了一段不朽的传奇。
那个时候，孱弱的中国共产党连自身的发展都步履维艰，自顾不暇，遑论“武装保卫苏联”。更何况，“武装保卫苏联”只不过是苏联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强加于各国共产党的负担，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外交和大国沙文主义。虽然苏联被“保卫”了，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却遭受到严重的损失，这得不偿失的惨剧，令人深思。
在政治的权衡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命运只能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作者: 刘利民 | 2008年01月07日 14:22 | 栏目: 口号中国
(213) 点击 | (10) 评论 | 本文地址: http://liulimin.blshe.com/post/965/147591
（三）末路独秀
陈独秀
一枝独秀压群芳，满腔热血为真理。在一片狂热的追捧中，只有一个人在冷眼沉思，并且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晚年的漂泊捍卫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信仰！
针对中央在中东路事件宣传方法上的缺点，7月28日，陈独秀以“撒翁”的笔名给中央写了第一封信，认为中东路事件“不是简单的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问题的导火线”，“除了恢复中东路原有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纠纷是要继续发展的”。陈独秀进一步分析中东路事件的继续发展有两种可能的趋势，一是苏俄始终取强硬政策，帝国主义者必然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一是苏俄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者之间必然因对中东路的争夺迟早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无论是哪一种，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战争中直接受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他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黎民百姓的体恤、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令人唏嘘。既然革命的目标是为了造福大众，那么革命就不应当通过牺牲普通百姓的幸福来达到自身的目的。或许，这种悲天悯人的革命者在中国注定是没有出路的。陈独秀潦倒惨淡的晚景为他特立独行的思想做了最好的注脚。
陈独秀认为中央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越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而未曾详细指出，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割以前，中国真能自己收回中东路是怎样一个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 他认为不能光喊“拥护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
托洛茨基
在当时的苏联，虽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政治上已势若水火，但在关乎苏联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的态度竟是惊人的一致。托洛茨基甚至号召中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革命的胜利”，保卫苏联。作为中国“托派”的老大，陈独秀并不买托洛茨基的帐。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者，但共产党人首先应是爱国者。一个可以置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人，是有愧于中国共产党人这一称号的。
8月7日，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第37期公开了陈独秀的这封信，同时刊发《中央答复撒翁的信》。在信中，中央一方面继续坚持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的原有方针，另一方面批评陈独秀的意见是“离开阶级的观点，走入了社会民主党，实际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指责陈独秀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左派在野党的口号”，批评陈独秀“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把与陈独秀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策略的分歧说成是“极大的原则上不同”。
仅仅一个星期后，8月5日，陈独秀又致信中央常委，将“我一年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成了12条意见和建议，对盲动主义路线进行了分析和批评。陈独秀在信中说：“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地在不正确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所以我现在又只得不避忌讳，向你们详细说明一下”。他认为盲动主义必然产生命令主义，必然抹煞党内的民主作风，“排除一切意见不同的分子”，“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某某派’等”，如此下去，党内正常的民主作风必然受到破坏。陈独秀分析，革命高潮“不会快要到来”，不要“随便把他们（群众）领到街上玩弄”。
针对陈独秀的倾向，8月22日，任弼时在江苏省委联席会议上说：“如果不觉悟，坚持错误，制造派别活动，对其中的领袖分子可以作进一步的解决。”8月28日，中央派人与陈独秀谈话，批评他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甚至以开除党籍相威胁，但他却不为所动。
雷霆万钧任霹雳，岿然苍松傲云天。在真理和正义面前，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幻的，惟有真理的光辉和正义的力量永恒。
9月，陈独秀和彭述之、尹宽等人成立独立的托派小组织，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0月6日，中共中央致函陈独秀，对他在上海党的基层组织中的反对派活动提出严重警告，并告诉他：“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批评反对派的文章。”对中央已经失去信心的陈独秀对此并不理会，甚至放言中央让他写批评反对派的文章，是“发狂闹笑话”。他表示将继续“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如果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15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向陈独秀发出书面忠告，希望他不要把他写给中央的信，“在同志中间宣传”，并申明“必须马上解散”反对派。凡是参加者，“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仍然固执其“取消主义思想，不执行党和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党”。
10月21日，江苏省委将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开除出党，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陈独秀并不为之所动：“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还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正式宣布“开除陈独秀党籍”，并号召全党同志行动起来，“肃清一切反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取消派的思想与小组织”。中国共产党清除托陈反对派的斗争揭开了序幕。
陈独秀答共产国际的信
“有人要求我公开声明脱离‘赤匪’，我曾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而拒绝之。我现在对于托派，同样也不愿做此画蛇添足之事。”由于陈独秀的特殊身份，共产国际于1930年2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要它转告陈独秀，给他一次去莫斯科“申诉”的机会，但陈独秀拒绝了。是啊，谁都知道，在这样的境况下，申诉是徒劳的。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于1929年12月10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反驳中央开除他出党的决议案。他批评坚持“立三路线”的中央，继续执行盲动主义的路线，“甘心做史大林的留声机器”，其结果必然是“断送党，断送革命”。他公开号召党内同志，“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坚决地、不可调和地、不中途妥协地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
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清醒者可能不一定是少数，但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却永远是最少数。陈独秀以一个学者的智慧，一个革命者的胆识，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所应当坚持的正确道路。然而，他理智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狂热的聒噪中。在后来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时候，又有谁还愿意提起那个当时就不恤生死、据理力争的陈独秀？
历史上义薄云天的壮举都是由弱小的个体以生命构架；人世间太多的感动都是由普通人以超乎寻常的行为书写。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不畏重压，百折不挠，以磊落坦荡的襟怀、高风亮节的气度，在历史丰碑上镌刻了一段不朽的传奇。
那个时候，孱弱的中国共产党连自身的发展都步履维艰，自顾不暇，遑论“武装保卫苏联”。更何况，“武装保卫苏联”只不过是苏联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强加于各国共产党的负担，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外交和大国沙文主义。虽然苏联被“保卫”了，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却遭受到严重的损失，这得不偿失的惨剧，令人深思。
在政治的权衡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命运只能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口号中国之：武装保卫苏联（下）
作者: 刘利民 | 2008年01月07日 14:22 | 栏目: 口号中国
(213) 点击 | (10) 评论 | 本文地址: http://liulimin.blshe.com/post/965/147591
（三）末路独秀
陈独秀
一枝独秀压群芳，满腔热血为真理。在一片狂热的追捧中，只有一个人在冷眼沉思，并且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晚年的漂泊捍卫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信仰！
针对中央在中东路事件宣传方法上的缺点，7月28日，陈独秀以“撒翁”的笔名给中央写了第一封信，认为中东路事件“不是简单的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问题的导火线”，“除了恢复中东路原有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纠纷是要继续发展的”。陈独秀进一步分析中东路事件的继续发展有两种可能的趋势，一是苏俄始终取强硬政策，帝国主义者必然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一是苏俄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者之间必然因对中东路的争夺迟早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无论是哪一种，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战争中直接受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他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黎民百姓的体恤、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令人唏嘘。既然革命的目标是为了造福大众，那么革命就不应当通过牺牲普通百姓的幸福来达到自身的目的。或许，这种悲天悯人的革命者在中国注定是没有出路的。陈独秀潦倒惨淡的晚景为他特立独行的思想做了最好的注脚。
陈独秀认为中央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越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而未曾详细指出，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割以前，中国真能自己收回中东路是怎样一个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 他认为不能光喊“拥护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
托洛茨基
在当时的苏联，虽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政治上已势若水火，但在关乎苏联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的态度竟是惊人的一致。托洛茨基甚至号召中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革命的胜利”，保卫苏联。作为中国“托派”的老大，陈独秀并不买托洛茨基的帐。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者，但共产党人首先应是爱国者。一个可以置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人，是有愧于中国共产党人这一称号的。
8月7日，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第37期公开了陈独秀的这封信，同时刊发《中央答复撒翁的信》。在信中，中央一方面继续坚持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的原有方针，另一方面批评陈独秀的意见是“离开阶级的观点，走入了社会民主党，实际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指责陈独秀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左派在野党的口号”，批评陈独秀“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把与陈独秀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策略的分歧说成是“极大的原则上不同”。
仅仅一个星期后，8月5日，陈独秀又致信中央常委，将“我一年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成了12条意见和建议，对盲动主义路线进行了分析和批评。陈独秀在信中说：“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地在不正确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所以我现在又只得不避忌讳，向你们详细说明一下”。他认为盲动主义必然产生命令主义，必然抹煞党内的民主作风，“排除一切意见不同的分子”，“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某某派’等”，如此下去，党内正常的民主作风必然受到破坏。陈独秀分析，革命高潮“不会快要到来”，不要“随便把他们（群众）领到街上玩弄”。
针对陈独秀的倾向，8月22日，任弼时在江苏省委联席会议上说：“如果不觉悟，坚持错误，制造派别活动，对其中的领袖分子可以作进一步的解决。”8月28日，中央派人与陈独秀谈话，批评他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甚至以开除党籍相威胁，但他却不为所动。
雷霆万钧任霹雳，岿然苍松傲云天。在真理和正义面前，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幻的，惟有真理的光辉和正义的力量永恒。
9月，陈独秀和彭述之、尹宽等人成立独立的托派小组织，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0月6日，中共中央致函陈独秀，对他在上海党的基层组织中的反对派活动提出严重警告，并告诉他：“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批评反对派的文章。”对中央已经失去信心的陈独秀对此并不理会，甚至放言中央让他写批评反对派的文章，是“发狂闹笑话”。他表示将继续“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如果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15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向陈独秀发出书面忠告，希望他不要把他写给中央的信，“在同志中间宣传”，并申明“必须马上解散”反对派。凡是参加者，“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仍然固执其“取消主义思想，不执行党和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党”。
10月21日，江苏省委将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开除出党，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陈独秀并不为之所动：“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还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正式宣布“开除陈独秀党籍”，并号召全党同志行动起来，“肃清一切反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取消派的思想与小组织”。中国共产党清除托陈反对派的斗争揭开了序幕。
陈独秀答共产国际的信
“有人要求我公开声明脱离‘赤匪’，我曾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而拒绝之。我现在对于托派，同样也不愿做此画蛇添足之事。”由于陈独秀的特殊身份，共产国际于1930年2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要它转告陈独秀，给他一次去莫斯科“申诉”的机会，但陈独秀拒绝了。是啊，谁都知道，在这样的境况下，申诉是徒劳的。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于1929年12月10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反驳中央开除他出党的决议案。他批评坚持“立三路线”的中央，继续执行盲动主义的路线，“甘心做史大林的留声机器”，其结果必然是“断送党，断送革命”。他公开号召党内同志，“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坚决地、不可调和地、不中途妥协地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
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清醒者可能不一定是少数，但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却永远是最少数。陈独秀以一个学者的智慧，一个革命者的胆识，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所应当坚持的正确道路。然而，他理智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狂热的聒噪中。在后来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时候，又有谁还愿意提起那个当时就不恤生死、据理力争的陈独秀？
历史上义薄云天的壮举都是由弱小的个体以生命构架；人世间太多的感动都是由普通人以超乎寻常的行为书写。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不畏重压，百折不挠，以磊落坦荡的襟怀、高风亮节的气度，在历史丰碑上镌刻了一段不朽的传奇。
那个时候，孱弱的中国共产党连自身的发展都步履维艰，自顾不暇，遑论“武装保卫苏联”。更何况，“武装保卫苏联”只不过是苏联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强加于各国共产党的负担，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外交和大国沙文主义。虽然苏联被“保卫”了，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却遭受到严重的损失，这得不偿失的惨剧，令人深思。
在政治的权衡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命运只能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这样滴文章貌似会被很快和谐吧?
真好笑,真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