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实用主义“维权”的困境

“医闹”：实用主义“维权”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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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7月23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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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理医疗纠纷的实用主义作用下，“医闹”成了一个新兴“职业”，而其“私力救济式”的实质反而被遮蔽。随着公安部门的强力介入，这种实用主义“维权”将更加陷于两难

　　★ 本刊记者/李杨(发自广东)



　　“终于解决了，”电话的另一端，律师张毅(化名)气喘吁吁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6万元，不闹了。”

　　张毅是广东省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担任当地十几家医院的法律顾问，主要工作是协助医院平息“医闹”事件。

　　所谓“医闹”，就是用“闹”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张毅把“医闹”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患方家属自己闹；第二种是请老乡帮忙一起闹；第三种是干脆花钱雇人闹。最后一种就是职业“医闹”。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纠纷解决的角度来看，‘医闹’属于一种‘私力救济’行为。”徐昕著有《论私力救济》一书。在他看来，“私力救济”，是指公民权利遭受侵害，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解决纠纷，实现权利。它是公民通过私人力量维权的一种方式——民工讨薪、民间讨债、私人侦探都属于“私力救济”。

　　“反正三五千块我们是不要的”

　　律师张毅说的“解决了”的“医闹”事件，是半年前记者亲历的一场“医闹”剧。

　　两个七八岁的小孩拉着长长的白布横幅，一南一北站在广东省佛山市中医院门诊大门两侧。横幅上写着“还我爸爸、还我公道、给我伸冤”。一旁是孩子的妈妈，一个30多岁的外乡女子，身着白色孝衣，满脸愤怒。

　　横幅像封条一样，把医院大门紧紧地“封”了起来。在这个300多万人口的地级市里，作为三级甲等医院的佛山市中医院拥有众多患者。接踵而至的患者，要么从横幅底下猫着腰一个个“钻”进医院，要么在保安的疏导下从其他入口进入医院。“医院怎么也不管管。”一个患者抱怨说。

　　医院并非像患者抱怨的那样无动于衷。院办的小潘担任“侦察”工作，她负责把事态发展第一时间汇报给医务科。下午5点多，身着孝衣的女子接完一个手机电话，突然坐在地上大哭大闹。见状，小潘火速上楼，冲进科长办公室大喊：“又闹起来了。”

　　听到小潘的报告，医务科长张兆华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来，用颤抖的手指紧急翻阅电话簿：“赶快给律师打电话。”

　　张兆华除担任医务科长外，还是骨伤科主任中医师，每周出三次门诊。一个多星期来，他一次门诊都没出过。“整天缠在这宗医疗纠纷里，头都大了，哪还有精力给病人看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从湖南老家到佛山打工的王春耕，因发烧到佛山市中医院看病，医生诊断为感冒。第二天，王觉得病情没有好转，再次到医院就医。又过了一天，王还是觉得不好，在妻子王春花的陪同下继续到医院看病，排队交费时突然昏倒。他被送到急诊抢救，后又转入重症监护室。很快，医院宣布，抢救无效，患者死亡。

　　王春耕死后第二天，王春花和另外5个亲友找到医务科，指责医院诊断有误，要求院方减免医疗费，并表示“爱心”。医院当即答应免去王春耕3万元医疗费——医院是事业单位，国家没有处理医疗纠纷的固定拨款。鉴于目前医疗纠纷频发，一些医院为了息事宁人，从自行创收的经费中拨出一部分化解纠纷。

　　张兆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反复追问患者家属“爱心”是什么？王就是不说，最后甩出一句话：“反正三五千块我们是不要的。”此后，王春花再次到医院索要“爱心”，声称第二天要“采取行动”。

　　第二天上午10点，王春花果然带人赶到医院。两个孩子拉横幅把门诊大门拦住。王春花本人披麻戴孝，坐在大门中央的台阶上，边哭边喊，“还我丈夫、还我公道。”和她一起来的30多个人有的烧香，有的烧纸钱，有的跟着一起哭喊。还有几个男的阻拦前来就医的患者，“不看病了，不看病了，这个医院治死人了。”

　　院办的小潘一直在现场。她说，当时门诊大厅里烟雾缭绕，把医生病人熏得直流眼泪。她注意到，闹事者中有人不时打手机，不时有新人陆续赶到加入其中。很多人都操着湖南口音。她不知道这些人是否都是死者亲友，但她发现，跟着闹的人当中，有人有说有笑的。

　　对此次事件较为了解的律师张毅说，在广东打工的外乡人很多，大家平时凑点钱，节日期间一起吃吃饭、联络联络。谁遇到事情，老乡就一起上，大家称之为“同乡会”。在当地的很多医疗纠纷中，患者为了给医院施加压力，都找“同乡会”帮忙，来的人越多，医院压力越大，索赔效果越好。

　　前来助阵的人也不白干。一个在佛山市中医院跟着闹的年轻小伙，在当地派出所当保安，恰巧被前来维持秩序的派出所所长撞见。这个保安向所长承认，他和死者王春耕并不认识，但是同乡。叫他来的人说，跟着哭喊一天给50元，挥挥棒子给150元。

　　“得个感冒也会要命？”王春花坚持认为，医院对丈夫的死负有责任。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到卫生局和信访办告状，他们都不管。”

　　后来，死者家属向医院提交书面意见:赔偿50万元；负责夫妻各自父母和子女6人的生活费；安排死者妻子王春花在佛山市中医院工作。院方认为要求太高，只同意免去死者医疗费，并补助2万元。

　　此后，医院和死者家属陷入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中，没人再去关心王春耕的确切死因。没有医学鉴定，没有尸体检验，唯一一份与死因有关的是一张王春耕的CT报告：右侧额颞顶部硬膜下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枕骨线性骨折。

　　在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中，患方为什么普遍不愿去做医疗鉴定？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的提问，刚刚完成“转型中国的医疗暴力”课题研究的徐昕教授说，患者不信任医疗鉴定，主要是因为鉴定人与医方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医疗事故鉴定权原由卫生行政机关行使，是“老子”鉴定“儿子”，现在移交至各地医学会，变为“兄弟”鉴定“兄弟”。“当事人担任自己的鉴定人”，不符合程序正义。

　　医疗鉴定耗时长，也是患者不去做医疗鉴定的一个原因。目前承担医疗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属半官半民性质，没有常设机构，只能每月召开一两次鉴定会，而每位鉴定专家从事医疗鉴定只是兼职，故一次鉴定通常需要数月，最长可达数年。同时，医疗事故鉴定是卖方市场，需要鉴定的病例多，排队等待鉴定的时间长。有调查表明，市一级的鉴定可能要等上4到8个月，省一级的二级鉴定则可能拖一年左右。

　　医疗鉴定的结果大多不利于患方，也会影响患者对医疗鉴定的信任。2003年至2005年，广州地区的医疗事故鉴定共354宗，仅39宗被鉴定为医疗事故。

　　“以律师为职业， 使用最多的却不是法律手段”

　　作为律师，张毅既帮助医院平息“医闹”事件，也替患方向医院索赔。游走于医患之间的他，称自己为“双面律师”。

　　“以法律为职业，使用最多的却不是法律手段，”这是张毅最突出的感受。他说，目前解决医疗纠纷的主要方法是讨价还价、相互威胁，甚至以黑治黑。

　　张毅不久前替医院摆平一宗医疗纠纷。去年8月，四川小伙吴俊(化名)在报上看到一则广告：广东省一家医院可以实施耳朵再造手术。吴俊一只耳朵先天畸形，看到广告后，抱着很大期望来医院做手术。不料，手术中吴俊面神经受损，造成面瘫——口歪眼斜、口水直流。

　　张毅是医院的法律顾问，但他说，在这宗医疗纠纷中，医院是理亏的。做这种手术必须具备一种专门的设备。该设备能在手术中探测到面神经。该医院是在没有这种设备的情况下实施的手术。

　　为了美容，却造成更大的毁容，吴俊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张毅说，他受医院委托和吴俊进行交涉。他把法医鉴定书拿到吴俊的病床前，吴俊二话没说当场撕掉，表示坚决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同时开出300万元赔款要求。

　　面对如此巨额赔偿，医院无法接受，只能讨价还价。张毅说，这个患者没有固定职业，以替人讨债为生，和他打交道极为危险。他在和吴俊交涉过程中经常受到威胁，有一次吴俊对他说，“你处理不了就走开。你要再参与这事，老子杀红了眼，谁都不管。”

　　这个患者还屡屡威胁医院，声称要报复给他做手术的医生——给医生扎艾滋病针，或者抱着医生一起跳楼，还要杀掉医生的全家。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如果不满足这个人的要求，他一定会对医务人员实施暴力。张毅透露，最后医院走投无路，采取一个非常手段——找了黑道上的人摆平此事，以50万赔偿金和患者“私了”。

　　患者为什么不愿意通过法律诉讼的手段解决纠纷？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们对解决纠纷的态度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逻辑——哪一种方式更有效用，成本更低，更便利，更快捷，就选择哪一种。是否采取诉讼方式，取决于不同维权方式的收益、成本、效率等方面的比较。

　　因此，除了诉讼程序相对复杂、规则繁琐、成本高之外，还因为法院对医疗纠纷的处理相对简单。医疗案件多数很复杂，原因是医疗纠纷的专业性很强。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裁决多直接依据鉴定结论。而鉴定结论本身就遭质疑，因而审判也难以令患方信服。

　　法院审理医疗案件所依据的法律文件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存在差异甚至冲突。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不同法官掌握的标准不一，从而影响到医患双方特别是患方对诉讼的信任和选择。

　　同时，虽有“举证责任倒置”作为平衡，但相对于医方，患方在诉讼对抗中仍处于劣势，这也妨碍了他们对诉讼的选择。

　　因此，患方通过实施暴力行为，既能发泄强烈的不满情绪，也能以较低成本和较少时间令医方妥协，实现维权目标。“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一当下中国纠纷解决的潜规则，在医疗纠纷解决中同样行之有效。据广东省卫生厅统计，2006年上半年，广东省200起医疗暴力事件中，95%的患方试图通过扰乱医疗秩序达到赔偿目的，而最终有129件“私了”成功。

　　因为处理医疗纠纷极富经验，每年都有很多患者家属慕名找到张毅。张毅说，其实他的“经验”不是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而是深知如何和医院讨价还价。他透露，“闹”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律师常常借助“医闹”给医院施压。

　　他曾经代理过这样一宗医疗纠纷案。在广东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一位患者术后大出血死亡。事后，手术大夫向死者家属承认，病人术后观察处理不当，医院对患者死亡负有重要责任。但患者家属找到医务科，医务科却说大夫的话不能代表医院。张毅作为患方律师左右斡旋，医院均不理睬。“他们这些大医院根本没把我们这些小患者放在眼里，”张毅说，医院领导一个都不露面。

　　最后，张毅使出一个撒手锏——雇三十几个“医闹”把医院大门团团围住；拉两个条幅，一个上写“某某教授实事求是”，另一个上写“某某医生草菅人命”；还找来两个高音喇叭对医院“轰”炸。“一下子就把院长逼了出来，当场答应了我们绝大部分要求。”张毅说，这是他处理的众多医疗纠纷中最成功的一例。

　　化解“医闹”需要建设性思考

　　无论国内国外，医患冲突普遍存在。但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却很少看见“医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总共有800个骨科医生，其中400个被患者提起过民事诉讼。美国人选择打官司，很少去闹事。

　　而在中国，据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南通瑞慈医院董事长方宜新调查，出现医疗纠纷后，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仅占一成。曾经与“医闹”直接打过交道的一位知情人说，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市有庞大的“医闹”产业。明码实价，男医闹一天80元，暴力式纠纷；女医闹、老人等一天50元，以纠缠哭闹为主。交款方式有两种：当天结账；承包制，医闹头头取赔付金额的一定比例，20%～30%不等。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说，“私力救济”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疗暴力普遍化和激烈化。上海市普陀区某三甲医院，2000年至2006年7年间，每年发生的医疗暴力均占全部医疗纠纷的60%以上，而且这一比例还在逐年上升。其他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数据和个案材料，也在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医疗暴力扩大化、激烈化的现状。

　　医闹主要有两种方式：同家属一起出面，公开聚众闹事，停尸医院、喊打喊闹；隐形医闹，遥控家属。比如一对农村夫妇因为死去的孩子向医院索赔(2007年底，5岁的孩子玩玻璃球，不小心吞了，家长背着孩子一路颠簸跑来医院，还没开始抢救，孩子就咽气了)，找了亲戚邻里十来人在院长办公室讨说法。医院坚持先尸检再确定赔偿事宜，该夫妇连忙打电话请教幕后高人，答曰：“跪下。”夫妇遂下跪。医院仍然坚持，夫妇又打电话，答曰：“全跪下。”十几个人齐刷刷跪下，医院无奈只得先付了1800元打发钱。后一种更难于管制。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说，“医闹”有其存在的现实土壤。作为一种“私力救济”方式，“医闹”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患方的权益。但“私力救济”的边界，应当是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和社会公益。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患方雇佣“医闹”的行为可以视为一种合同。根据《合同法》等有关规定，雇佣“医闹”可能因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这并不必然，还取决于“医闹”采取了什么行动。

　　很长时间以来，公安部门对于没有造成直接损失或重大损失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只能根据“社会治安管理处理条例”，对“医闹”采取“软执法”。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或在旁监视，或最多把闹事的人驱散，可警察一走，闹事者又重新聚集起来接着闹。“从某种程度上说，软执法助长了各地‘医闹’事件频发。”张毅说。

　　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恶劣的“医闹”事件，2006年7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声明，“医闹”是一种违法行为，它严重扰乱了正常医疗秩序，卫生部对此坚决打击。2007年4月，全国卫生系统开展创建“平安医院”活动。卫生部会同中央综合办、公安部等7部委成立“全国创建平安医院活动协调小组及办公室”。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在当月“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的发言中，明确提到了“医闹”。

　　据此，各地政府打击“医闹”渐感心里有底。在广东，当地政府执法力度最大的一次，是平息南海松岗医院的“医闹”事件。张毅认为，平息松岗事件，标志着广东省政府对“医闹”从“软执法”走向“硬执法”。

　　2007年7月22日，一个孕妇在松岗医院分娩时，并发“急性羊水栓塞”，孕妇和婴儿死亡。事后，死者丈夫杨某带了几十人连续3天围堵医院，在医院门前烧纸钱、放鞭炮，要求医院赔款100万元，院方没有答应赔款要求。25日，杨又联络100多人冲击医院。接到报案，南海公安分局调集大批警力赶往现场，拘捕了170多人，其中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外界对松岗事件的了解，仅限于上述情况。然而至此，事情并没结束。杨只能回到法律轨道上，聘请律师和医院打官司。杨的律师告诉张毅，冲击医院的绝大多数人并非杨的亲友，而是雇来的职业“医闹”。当时杨许诺他们，得到院方赔偿后和他们分成。后来，这些人既没拿到钱，又被警方拘留，因此三番五次向杨逼债。杨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民众选择“私力救济”，主要原因是现行“公力救济”相对来说手段缺位、缺乏实效、成本高、周期长。

　　假如在“公力救济”建设仍难以跟上的情况下，公安部门的强力介入，其结果只能是医患纠纷依然难以得到及时解决，医患双方权利不能依法得到保障，还平白增加和激发了警民矛盾。

　　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单纯否定，而更应提供化解或缓和“医闹”的建设性思考。 ★

　　(本刊记者周华蕾对本文亦有贡献）“医闹”：实用主义“维权”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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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7月23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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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理医疗纠纷的实用主义作用下，“医闹”成了一个新兴“职业”，而其“私力救济式”的实质反而被遮蔽。随着公安部门的强力介入，这种实用主义“维权”将更加陷于两难

　　★ 本刊记者/李杨(发自广东)



　　“终于解决了，”电话的另一端，律师张毅(化名)气喘吁吁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6万元，不闹了。”

　　张毅是广东省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担任当地十几家医院的法律顾问，主要工作是协助医院平息“医闹”事件。

　　所谓“医闹”，就是用“闹”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张毅把“医闹”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患方家属自己闹；第二种是请老乡帮忙一起闹；第三种是干脆花钱雇人闹。最后一种就是职业“医闹”。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纠纷解决的角度来看，‘医闹’属于一种‘私力救济’行为。”徐昕著有《论私力救济》一书。在他看来，“私力救济”，是指公民权利遭受侵害，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解决纠纷，实现权利。它是公民通过私人力量维权的一种方式——民工讨薪、民间讨债、私人侦探都属于“私力救济”。

　　“反正三五千块我们是不要的”

　　律师张毅说的“解决了”的“医闹”事件，是半年前记者亲历的一场“医闹”剧。

　　两个七八岁的小孩拉着长长的白布横幅，一南一北站在广东省佛山市中医院门诊大门两侧。横幅上写着“还我爸爸、还我公道、给我伸冤”。一旁是孩子的妈妈，一个30多岁的外乡女子，身着白色孝衣，满脸愤怒。

　　横幅像封条一样，把医院大门紧紧地“封”了起来。在这个300多万人口的地级市里，作为三级甲等医院的佛山市中医院拥有众多患者。接踵而至的患者，要么从横幅底下猫着腰一个个“钻”进医院，要么在保安的疏导下从其他入口进入医院。“医院怎么也不管管。”一个患者抱怨说。

　　医院并非像患者抱怨的那样无动于衷。院办的小潘担任“侦察”工作，她负责把事态发展第一时间汇报给医务科。下午5点多，身着孝衣的女子接完一个手机电话，突然坐在地上大哭大闹。见状，小潘火速上楼，冲进科长办公室大喊：“又闹起来了。”

　　听到小潘的报告，医务科长张兆华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来，用颤抖的手指紧急翻阅电话簿：“赶快给律师打电话。”

　　张兆华除担任医务科长外，还是骨伤科主任中医师，每周出三次门诊。一个多星期来，他一次门诊都没出过。“整天缠在这宗医疗纠纷里，头都大了，哪还有精力给病人看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从湖南老家到佛山打工的王春耕，因发烧到佛山市中医院看病，医生诊断为感冒。第二天，王觉得病情没有好转，再次到医院就医。又过了一天，王还是觉得不好，在妻子王春花的陪同下继续到医院看病，排队交费时突然昏倒。他被送到急诊抢救，后又转入重症监护室。很快，医院宣布，抢救无效，患者死亡。

　　王春耕死后第二天，王春花和另外5个亲友找到医务科，指责医院诊断有误，要求院方减免医疗费，并表示“爱心”。医院当即答应免去王春耕3万元医疗费——医院是事业单位，国家没有处理医疗纠纷的固定拨款。鉴于目前医疗纠纷频发，一些医院为了息事宁人，从自行创收的经费中拨出一部分化解纠纷。

　　张兆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反复追问患者家属“爱心”是什么？王就是不说，最后甩出一句话：“反正三五千块我们是不要的。”此后，王春花再次到医院索要“爱心”，声称第二天要“采取行动”。

　　第二天上午10点，王春花果然带人赶到医院。两个孩子拉横幅把门诊大门拦住。王春花本人披麻戴孝，坐在大门中央的台阶上，边哭边喊，“还我丈夫、还我公道。”和她一起来的30多个人有的烧香，有的烧纸钱，有的跟着一起哭喊。还有几个男的阻拦前来就医的患者，“不看病了，不看病了，这个医院治死人了。”

　　院办的小潘一直在现场。她说，当时门诊大厅里烟雾缭绕，把医生病人熏得直流眼泪。她注意到，闹事者中有人不时打手机，不时有新人陆续赶到加入其中。很多人都操着湖南口音。她不知道这些人是否都是死者亲友，但她发现，跟着闹的人当中，有人有说有笑的。

　　对此次事件较为了解的律师张毅说，在广东打工的外乡人很多，大家平时凑点钱，节日期间一起吃吃饭、联络联络。谁遇到事情，老乡就一起上，大家称之为“同乡会”。在当地的很多医疗纠纷中，患者为了给医院施加压力，都找“同乡会”帮忙，来的人越多，医院压力越大，索赔效果越好。

　　前来助阵的人也不白干。一个在佛山市中医院跟着闹的年轻小伙，在当地派出所当保安，恰巧被前来维持秩序的派出所所长撞见。这个保安向所长承认，他和死者王春耕并不认识，但是同乡。叫他来的人说，跟着哭喊一天给50元，挥挥棒子给150元。

　　“得个感冒也会要命？”王春花坚持认为，医院对丈夫的死负有责任。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到卫生局和信访办告状，他们都不管。”

　　后来，死者家属向医院提交书面意见:赔偿50万元；负责夫妻各自父母和子女6人的生活费；安排死者妻子王春花在佛山市中医院工作。院方认为要求太高，只同意免去死者医疗费，并补助2万元。

　　此后，医院和死者家属陷入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中，没人再去关心王春耕的确切死因。没有医学鉴定，没有尸体检验，唯一一份与死因有关的是一张王春耕的CT报告：右侧额颞顶部硬膜下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枕骨线性骨折。

　　在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中，患方为什么普遍不愿去做医疗鉴定？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的提问，刚刚完成“转型中国的医疗暴力”课题研究的徐昕教授说，患者不信任医疗鉴定，主要是因为鉴定人与医方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医疗事故鉴定权原由卫生行政机关行使，是“老子”鉴定“儿子”，现在移交至各地医学会，变为“兄弟”鉴定“兄弟”。“当事人担任自己的鉴定人”，不符合程序正义。

　　医疗鉴定耗时长，也是患者不去做医疗鉴定的一个原因。目前承担医疗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属半官半民性质，没有常设机构，只能每月召开一两次鉴定会，而每位鉴定专家从事医疗鉴定只是兼职，故一次鉴定通常需要数月，最长可达数年。同时，医疗事故鉴定是卖方市场，需要鉴定的病例多，排队等待鉴定的时间长。有调查表明，市一级的鉴定可能要等上4到8个月，省一级的二级鉴定则可能拖一年左右。

　　医疗鉴定的结果大多不利于患方，也会影响患者对医疗鉴定的信任。2003年至2005年，广州地区的医疗事故鉴定共354宗，仅39宗被鉴定为医疗事故。

　　“以律师为职业， 使用最多的却不是法律手段”

　　作为律师，张毅既帮助医院平息“医闹”事件，也替患方向医院索赔。游走于医患之间的他，称自己为“双面律师”。

　　“以法律为职业，使用最多的却不是法律手段，”这是张毅最突出的感受。他说，目前解决医疗纠纷的主要方法是讨价还价、相互威胁，甚至以黑治黑。

　　张毅不久前替医院摆平一宗医疗纠纷。去年8月，四川小伙吴俊(化名)在报上看到一则广告：广东省一家医院可以实施耳朵再造手术。吴俊一只耳朵先天畸形，看到广告后，抱着很大期望来医院做手术。不料，手术中吴俊面神经受损，造成面瘫——口歪眼斜、口水直流。

　　张毅是医院的法律顾问，但他说，在这宗医疗纠纷中，医院是理亏的。做这种手术必须具备一种专门的设备。该设备能在手术中探测到面神经。该医院是在没有这种设备的情况下实施的手术。

　　为了美容，却造成更大的毁容，吴俊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张毅说，他受医院委托和吴俊进行交涉。他把法医鉴定书拿到吴俊的病床前，吴俊二话没说当场撕掉，表示坚决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同时开出300万元赔款要求。

　　面对如此巨额赔偿，医院无法接受，只能讨价还价。张毅说，这个患者没有固定职业，以替人讨债为生，和他打交道极为危险。他在和吴俊交涉过程中经常受到威胁，有一次吴俊对他说，“你处理不了就走开。你要再参与这事，老子杀红了眼，谁都不管。”

　　这个患者还屡屡威胁医院，声称要报复给他做手术的医生——给医生扎艾滋病针，或者抱着医生一起跳楼，还要杀掉医生的全家。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如果不满足这个人的要求，他一定会对医务人员实施暴力。张毅透露，最后医院走投无路，采取一个非常手段——找了黑道上的人摆平此事，以50万赔偿金和患者“私了”。

　　患者为什么不愿意通过法律诉讼的手段解决纠纷？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们对解决纠纷的态度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逻辑——哪一种方式更有效用，成本更低，更便利，更快捷，就选择哪一种。是否采取诉讼方式，取决于不同维权方式的收益、成本、效率等方面的比较。

　　因此，除了诉讼程序相对复杂、规则繁琐、成本高之外，还因为法院对医疗纠纷的处理相对简单。医疗案件多数很复杂，原因是医疗纠纷的专业性很强。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裁决多直接依据鉴定结论。而鉴定结论本身就遭质疑，因而审判也难以令患方信服。

　　法院审理医疗案件所依据的法律文件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存在差异甚至冲突。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不同法官掌握的标准不一，从而影响到医患双方特别是患方对诉讼的信任和选择。

　　同时，虽有“举证责任倒置”作为平衡，但相对于医方，患方在诉讼对抗中仍处于劣势，这也妨碍了他们对诉讼的选择。

　　因此，患方通过实施暴力行为，既能发泄强烈的不满情绪，也能以较低成本和较少时间令医方妥协，实现维权目标。“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一当下中国纠纷解决的潜规则，在医疗纠纷解决中同样行之有效。据广东省卫生厅统计，2006年上半年，广东省200起医疗暴力事件中，95%的患方试图通过扰乱医疗秩序达到赔偿目的，而最终有129件“私了”成功。

　　因为处理医疗纠纷极富经验，每年都有很多患者家属慕名找到张毅。张毅说，其实他的“经验”不是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而是深知如何和医院讨价还价。他透露，“闹”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律师常常借助“医闹”给医院施压。

　　他曾经代理过这样一宗医疗纠纷案。在广东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一位患者术后大出血死亡。事后，手术大夫向死者家属承认，病人术后观察处理不当，医院对患者死亡负有重要责任。但患者家属找到医务科，医务科却说大夫的话不能代表医院。张毅作为患方律师左右斡旋，医院均不理睬。“他们这些大医院根本没把我们这些小患者放在眼里，”张毅说，医院领导一个都不露面。

　　最后，张毅使出一个撒手锏——雇三十几个“医闹”把医院大门团团围住；拉两个条幅，一个上写“某某教授实事求是”，另一个上写“某某医生草菅人命”；还找来两个高音喇叭对医院“轰”炸。“一下子就把院长逼了出来，当场答应了我们绝大部分要求。”张毅说，这是他处理的众多医疗纠纷中最成功的一例。

　　化解“医闹”需要建设性思考

　　无论国内国外，医患冲突普遍存在。但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却很少看见“医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总共有800个骨科医生，其中400个被患者提起过民事诉讼。美国人选择打官司，很少去闹事。

　　而在中国，据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南通瑞慈医院董事长方宜新调查，出现医疗纠纷后，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仅占一成。曾经与“医闹”直接打过交道的一位知情人说，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市有庞大的“医闹”产业。明码实价，男医闹一天80元，暴力式纠纷；女医闹、老人等一天50元，以纠缠哭闹为主。交款方式有两种：当天结账；承包制，医闹头头取赔付金额的一定比例，20%～30%不等。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说，“私力救济”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疗暴力普遍化和激烈化。上海市普陀区某三甲医院，2000年至2006年7年间，每年发生的医疗暴力均占全部医疗纠纷的60%以上，而且这一比例还在逐年上升。其他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数据和个案材料，也在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医疗暴力扩大化、激烈化的现状。

　　医闹主要有两种方式：同家属一起出面，公开聚众闹事，停尸医院、喊打喊闹；隐形医闹，遥控家属。比如一对农村夫妇因为死去的孩子向医院索赔(2007年底，5岁的孩子玩玻璃球，不小心吞了，家长背着孩子一路颠簸跑来医院，还没开始抢救，孩子就咽气了)，找了亲戚邻里十来人在院长办公室讨说法。医院坚持先尸检再确定赔偿事宜，该夫妇连忙打电话请教幕后高人，答曰：“跪下。”夫妇遂下跪。医院仍然坚持，夫妇又打电话，答曰：“全跪下。”十几个人齐刷刷跪下，医院无奈只得先付了1800元打发钱。后一种更难于管制。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说，“医闹”有其存在的现实土壤。作为一种“私力救济”方式，“医闹”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患方的权益。但“私力救济”的边界，应当是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和社会公益。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患方雇佣“医闹”的行为可以视为一种合同。根据《合同法》等有关规定，雇佣“医闹”可能因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这并不必然，还取决于“医闹”采取了什么行动。

　　很长时间以来，公安部门对于没有造成直接损失或重大损失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只能根据“社会治安管理处理条例”，对“医闹”采取“软执法”。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或在旁监视，或最多把闹事的人驱散，可警察一走，闹事者又重新聚集起来接着闹。“从某种程度上说，软执法助长了各地‘医闹’事件频发。”张毅说。

　　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恶劣的“医闹”事件，2006年7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声明，“医闹”是一种违法行为，它严重扰乱了正常医疗秩序，卫生部对此坚决打击。2007年4月，全国卫生系统开展创建“平安医院”活动。卫生部会同中央综合办、公安部等7部委成立“全国创建平安医院活动协调小组及办公室”。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在当月“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的发言中，明确提到了“医闹”。

　　据此，各地政府打击“医闹”渐感心里有底。在广东，当地政府执法力度最大的一次，是平息南海松岗医院的“医闹”事件。张毅认为，平息松岗事件，标志着广东省政府对“医闹”从“软执法”走向“硬执法”。

　　2007年7月22日，一个孕妇在松岗医院分娩时，并发“急性羊水栓塞”，孕妇和婴儿死亡。事后，死者丈夫杨某带了几十人连续3天围堵医院，在医院门前烧纸钱、放鞭炮，要求医院赔款100万元，院方没有答应赔款要求。25日，杨又联络100多人冲击医院。接到报案，南海公安分局调集大批警力赶往现场，拘捕了170多人，其中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外界对松岗事件的了解，仅限于上述情况。然而至此，事情并没结束。杨只能回到法律轨道上，聘请律师和医院打官司。杨的律师告诉张毅，冲击医院的绝大多数人并非杨的亲友，而是雇来的职业“医闹”。当时杨许诺他们，得到院方赔偿后和他们分成。后来，这些人既没拿到钱，又被警方拘留，因此三番五次向杨逼债。杨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民众选择“私力救济”，主要原因是现行“公力救济”相对来说手段缺位、缺乏实效、成本高、周期长。

　　假如在“公力救济”建设仍难以跟上的情况下，公安部门的强力介入，其结果只能是医患纠纷依然难以得到及时解决，医患双方权利不能依法得到保障，还平白增加和激发了警民矛盾。

　　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单纯否定，而更应提供化解或缓和“医闹”的建设性思考。 ★

　　(本刊记者周华蕾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