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郑永年:中国人不要以"乌托邦"心态看待普世价值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7:48:46
2008年07月12日 11:26国际先驱导报
非常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以“乌托邦”的思路来看待西方，包括对普世价值的判断上
汶川地震发生后，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再度成为中国国内的热门话题。而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中国政府在地震中的表现是否是对普世价值的实践？谁有权利解释和定义普世价值？对于此类疑问，国内一些专家和媒体众说纷纭。我觉得，要想找到相对客观的答案，首先应避免情绪化地表达看法，而应冷静地观察。此外就是要厘清其中的背景和概念。作为一种价值，普世价值是否存在是一个问题，而西方有些组织或个人是不是要推动这种价值，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两码事。
西方无权认定普世价值
实际上，普世价值当然是存在的，它是针对人本身而言的一种价值判断，包括人的生活、人的权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客观地说，包括普世价值在内，任何一种价值都不是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的。我们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普世价值的标准却不应该是具体哪个国家可以规定的。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它们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权利。西方社会比较早地实现了工业文明，对个人权利和生命本身的尊重也相对更早一些，这是事实。但西方在承认普世价值存在的同时，也想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就应该值得警惕了。因为事实上，它们并没有权利来认定或者在他国推动普世价值。国内一些人不喜欢“普世价值”的提法，其实是不喜欢西方以此为由对中国指手画脚，这和普世价值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稍具常识的人就可以看到，西方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多半并非真正为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命和权利，而是将普世价值变成了一种工具，这一点尤其需要警惕。
现在国内很多人所说的“普世价值”，潜意识中还是在向西方看齐。但对普世价值本身而言，我不相信它是可以被移植的。西方的民主制度曾被认为是实现“普世价值”的惟一途径，但当这种制度被移植到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后，不仅民主制度保证不了，人民的其他权利也没了。这充分说明，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治才能转型，这是自然的发展，不是想移植就能移植的，更不是想输出就能输出得了的。
实践普世价值有不同路径
中国从来都没有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条条大路通罗马，实现这个价值可以有不同的途径。汶川地震后，中国政府的表现之所以赢得国际社会的一片喝彩，甚至那些反对中国的人也不得不认同中国政府在震后的作为，就是因为在抗震救灾中，中国政府充分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把人的价值提高到从未有过的高度，这也恰恰证明了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存在。
西方（包括反对中国的人）并不是说因为地震后中国政府的良好表现，就认同共产主义了，他们只是看到，在这样的制度下也同样有对人的生命的保护和尊重，这是最好的一个证明。为什么叫普世，其实是有一种共识的。反之，缅甸政府在飓风后的表现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也同样是因为它们处理问题时让人感觉到忽略了这些基本的东西。
就目前来说，西方无论是对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还是其推行普世价值的能力，都远远不如以前了。它们掌握话语权的高峰时期是冷战后，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上最后一个政体了。但经历过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失败后，西方的话语权已大不如过去。好多西方人也在反思，他们的想法是否是对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不断发展就非常有助于个人的价值的实现，也让西方在普世价值的话语权上遭遇到了更多的困惑。为什么他们那么害怕“中国模式”呢，重点就在这里，因为好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看重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人在这次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以及我们平时所说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其实也是一种普世价值。人类的互助友爱本身，也同时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制度中。
观察西方当告别“乌托邦”思维
国内一些人喜欢跟着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去走，我觉得首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方在某些方面确实要比中国更完善和先进一些，这一点中国也没有否认。但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国内部分人对西方的认识似乎还停留在一种“乌托邦”的阶段。好多人只是从书本上认识西方，并没有在西方实际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他们认同西方的话语理论，但是西方的行为和理论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国内的一些人看不到这个区别。这一点非常遗憾，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以“乌托邦”的思路来看待西方，包括对普世价值的判断，也盲目跟着西方走。为什么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启蒙状态？这是有历史根源的。从清末处于衰落状态开始，很多中国人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把所有东西都和“传统”联系起来，凡是不好的都是传统的，好的都是西方的。基于这种价值判断，使很多中国人谈论西方时不是根据经验的观察，于是就出现了理想化的认识。具体到普世价值来看，他们也是围绕这个为基础的。
过去，很多西方学者和现在中国部分人的看法是一样的，即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和西方的不一样，就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制度不符合普世价值。但现在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了，指出这种看法不对，就是说，不能只看西方形式上的东西。但不少中国人的头脑还没转过弯来，总是说“要西化要西化”，实际上他的脑袋已经被西方制度化了。
不必讳言普世价值
西方现在在犯一种错误，即以“大国沙文主义”的心态看待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种当“救世主”的心态，甚至以发动战争的方式宣称“帮助”其他国家实现普世价值（比如伊拉克战争），这其实是不道德的做法。他们现在已经在有意或无意地展开对话，慢慢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们讲人的权利，其实它是可以分解的。所谓制度或者其他的东西，都是以人的权利来衡量，是实现人的权利的一种路径，一种表达方式。
中国从秦王朝崩溃以来，首先追求的就是民主国家的权利，因为没有民主国家的权利就没有个人的自由。改革开放后，我们首先追求个人的发展权和经济的自由，下一步就是政治权利。
现在国内有人不喜欢谈普世价值，这个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的，而是任何社会制度都存在的，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价值，这样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内涵才能得到不断地丰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本文由本报记者晓德根据采访整理，未经受访者本人审阅）2008年07月12日 11:26国际先驱导报
非常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以“乌托邦”的思路来看待西方，包括对普世价值的判断上
汶川地震发生后，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再度成为中国国内的热门话题。而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中国政府在地震中的表现是否是对普世价值的实践？谁有权利解释和定义普世价值？对于此类疑问，国内一些专家和媒体众说纷纭。我觉得，要想找到相对客观的答案，首先应避免情绪化地表达看法，而应冷静地观察。此外就是要厘清其中的背景和概念。作为一种价值，普世价值是否存在是一个问题，而西方有些组织或个人是不是要推动这种价值，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两码事。
西方无权认定普世价值
实际上，普世价值当然是存在的，它是针对人本身而言的一种价值判断，包括人的生活、人的权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客观地说，包括普世价值在内，任何一种价值都不是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的。我们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普世价值的标准却不应该是具体哪个国家可以规定的。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它们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权利。西方社会比较早地实现了工业文明，对个人权利和生命本身的尊重也相对更早一些，这是事实。但西方在承认普世价值存在的同时，也想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就应该值得警惕了。因为事实上，它们并没有权利来认定或者在他国推动普世价值。国内一些人不喜欢“普世价值”的提法，其实是不喜欢西方以此为由对中国指手画脚，这和普世价值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稍具常识的人就可以看到，西方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多半并非真正为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命和权利，而是将普世价值变成了一种工具，这一点尤其需要警惕。
现在国内很多人所说的“普世价值”，潜意识中还是在向西方看齐。但对普世价值本身而言，我不相信它是可以被移植的。西方的民主制度曾被认为是实现“普世价值”的惟一途径，但当这种制度被移植到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后，不仅民主制度保证不了，人民的其他权利也没了。这充分说明，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治才能转型，这是自然的发展，不是想移植就能移植的，更不是想输出就能输出得了的。
实践普世价值有不同路径
中国从来都没有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条条大路通罗马，实现这个价值可以有不同的途径。汶川地震后，中国政府的表现之所以赢得国际社会的一片喝彩，甚至那些反对中国的人也不得不认同中国政府在震后的作为，就是因为在抗震救灾中，中国政府充分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把人的价值提高到从未有过的高度，这也恰恰证明了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存在。
西方（包括反对中国的人）并不是说因为地震后中国政府的良好表现，就认同共产主义了，他们只是看到，在这样的制度下也同样有对人的生命的保护和尊重，这是最好的一个证明。为什么叫普世，其实是有一种共识的。反之，缅甸政府在飓风后的表现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也同样是因为它们处理问题时让人感觉到忽略了这些基本的东西。
就目前来说，西方无论是对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还是其推行普世价值的能力，都远远不如以前了。它们掌握话语权的高峰时期是冷战后，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上最后一个政体了。但经历过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失败后，西方的话语权已大不如过去。好多西方人也在反思，他们的想法是否是对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不断发展就非常有助于个人的价值的实现，也让西方在普世价值的话语权上遭遇到了更多的困惑。为什么他们那么害怕“中国模式”呢，重点就在这里，因为好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看重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人在这次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以及我们平时所说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其实也是一种普世价值。人类的互助友爱本身，也同时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制度中。
观察西方当告别“乌托邦”思维
国内一些人喜欢跟着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去走，我觉得首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方在某些方面确实要比中国更完善和先进一些，这一点中国也没有否认。但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国内部分人对西方的认识似乎还停留在一种“乌托邦”的阶段。好多人只是从书本上认识西方，并没有在西方实际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他们认同西方的话语理论，但是西方的行为和理论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国内的一些人看不到这个区别。这一点非常遗憾，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以“乌托邦”的思路来看待西方，包括对普世价值的判断，也盲目跟着西方走。为什么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启蒙状态？这是有历史根源的。从清末处于衰落状态开始，很多中国人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把所有东西都和“传统”联系起来，凡是不好的都是传统的，好的都是西方的。基于这种价值判断，使很多中国人谈论西方时不是根据经验的观察，于是就出现了理想化的认识。具体到普世价值来看，他们也是围绕这个为基础的。
过去，很多西方学者和现在中国部分人的看法是一样的，即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和西方的不一样，就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制度不符合普世价值。但现在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了，指出这种看法不对，就是说，不能只看西方形式上的东西。但不少中国人的头脑还没转过弯来，总是说“要西化要西化”，实际上他的脑袋已经被西方制度化了。
不必讳言普世价值
西方现在在犯一种错误，即以“大国沙文主义”的心态看待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种当“救世主”的心态，甚至以发动战争的方式宣称“帮助”其他国家实现普世价值（比如伊拉克战争），这其实是不道德的做法。他们现在已经在有意或无意地展开对话，慢慢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们讲人的权利，其实它是可以分解的。所谓制度或者其他的东西，都是以人的权利来衡量，是实现人的权利的一种路径，一种表达方式。
中国从秦王朝崩溃以来，首先追求的就是民主国家的权利，因为没有民主国家的权利就没有个人的自由。改革开放后，我们首先追求个人的发展权和经济的自由，下一步就是政治权利。
现在国内有人不喜欢谈普世价值，这个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的，而是任何社会制度都存在的，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价值，这样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内涵才能得到不断地丰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本文由本报记者晓德根据采访整理，未经受访者本人审阅）
非常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以“乌托邦”的思路来看待西方，包括对普世价值的判断上
汶川地震发生后，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再度成为中国国内的热门话题。而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中国政府在地震中的表现是否是对普世价值的实践？谁有权利解释和定义普世价值？对于此类疑问，国内一些专家和媒体众说纷纭。我觉得，要想找到相对客观的答案，首先应避免情绪化地表达看法，而应冷静地观察。此外就是要厘清其中的背景和概念。作为一种价值，普世价值是否存在是一个问题，而西方有些组织或个人是不是要推动这种价值，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两码事。
西方无权认定普世价值
实际上，普世价值当然是存在的，它是针对人本身而言的一种价值判断，包括人的生活、人的权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客观地说，包括普世价值在内，任何一种价值都不是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的。我们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普世价值的标准却不应该是具体哪个国家可以规定的。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它们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权利。西方社会比较早地实现了工业文明，对个人权利和生命本身的尊重也相对更早一些，这是事实。但西方在承认普世价值存在的同时，也想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就应该值得警惕了。因为事实上，它们并没有权利来认定或者在他国推动普世价值。国内一些人不喜欢“普世价值”的提法，其实是不喜欢西方以此为由对中国指手画脚，这和普世价值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稍具常识的人就可以看到，西方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多半并非真正为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命和权利，而是将普世价值变成了一种工具，这一点尤其需要警惕。
现在国内很多人所说的“普世价值”，潜意识中还是在向西方看齐。但对普世价值本身而言，我不相信它是可以被移植的。西方的民主制度曾被认为是实现“普世价值”的惟一途径，但当这种制度被移植到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后，不仅民主制度保证不了，人民的其他权利也没了。这充分说明，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治才能转型，这是自然的发展，不是想移植就能移植的，更不是想输出就能输出得了的。
实践普世价值有不同路径
中国从来都没有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条条大路通罗马，实现这个价值可以有不同的途径。汶川地震后，中国政府的表现之所以赢得国际社会的一片喝彩，甚至那些反对中国的人也不得不认同中国政府在震后的作为，就是因为在抗震救灾中，中国政府充分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把人的价值提高到从未有过的高度，这也恰恰证明了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存在。
西方（包括反对中国的人）并不是说因为地震后中国政府的良好表现，就认同共产主义了，他们只是看到，在这样的制度下也同样有对人的生命的保护和尊重，这是最好的一个证明。为什么叫普世，其实是有一种共识的。反之，缅甸政府在飓风后的表现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也同样是因为它们处理问题时让人感觉到忽略了这些基本的东西。
就目前来说，西方无论是对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还是其推行普世价值的能力，都远远不如以前了。它们掌握话语权的高峰时期是冷战后，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上最后一个政体了。但经历过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失败后，西方的话语权已大不如过去。好多西方人也在反思，他们的想法是否是对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不断发展就非常有助于个人的价值的实现，也让西方在普世价值的话语权上遭遇到了更多的困惑。为什么他们那么害怕“中国模式”呢，重点就在这里，因为好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看重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人在这次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以及我们平时所说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其实也是一种普世价值。人类的互助友爱本身，也同时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制度中。
观察西方当告别“乌托邦”思维
国内一些人喜欢跟着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去走，我觉得首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方在某些方面确实要比中国更完善和先进一些，这一点中国也没有否认。但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国内部分人对西方的认识似乎还停留在一种“乌托邦”的阶段。好多人只是从书本上认识西方，并没有在西方实际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他们认同西方的话语理论，但是西方的行为和理论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国内的一些人看不到这个区别。这一点非常遗憾，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以“乌托邦”的思路来看待西方，包括对普世价值的判断，也盲目跟着西方走。为什么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启蒙状态？这是有历史根源的。从清末处于衰落状态开始，很多中国人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把所有东西都和“传统”联系起来，凡是不好的都是传统的，好的都是西方的。基于这种价值判断，使很多中国人谈论西方时不是根据经验的观察，于是就出现了理想化的认识。具体到普世价值来看，他们也是围绕这个为基础的。
过去，很多西方学者和现在中国部分人的看法是一样的，即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和西方的不一样，就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制度不符合普世价值。但现在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了，指出这种看法不对，就是说，不能只看西方形式上的东西。但不少中国人的头脑还没转过弯来，总是说“要西化要西化”，实际上他的脑袋已经被西方制度化了。
不必讳言普世价值
西方现在在犯一种错误，即以“大国沙文主义”的心态看待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种当“救世主”的心态，甚至以发动战争的方式宣称“帮助”其他国家实现普世价值（比如伊拉克战争），这其实是不道德的做法。他们现在已经在有意或无意地展开对话，慢慢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们讲人的权利，其实它是可以分解的。所谓制度或者其他的东西，都是以人的权利来衡量，是实现人的权利的一种路径，一种表达方式。
中国从秦王朝崩溃以来，首先追求的就是民主国家的权利，因为没有民主国家的权利就没有个人的自由。改革开放后，我们首先追求个人的发展权和经济的自由，下一步就是政治权利。
现在国内有人不喜欢谈普世价值，这个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的，而是任何社会制度都存在的，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价值，这样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内涵才能得到不断地丰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本文由本报记者晓德根据采访整理，未经受访者本人审阅）2008年07月12日 11:26国际先驱导报
非常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以“乌托邦”的思路来看待西方，包括对普世价值的判断上
汶川地震发生后，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再度成为中国国内的热门话题。而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中国政府在地震中的表现是否是对普世价值的实践？谁有权利解释和定义普世价值？对于此类疑问，国内一些专家和媒体众说纷纭。我觉得，要想找到相对客观的答案，首先应避免情绪化地表达看法，而应冷静地观察。此外就是要厘清其中的背景和概念。作为一种价值，普世价值是否存在是一个问题，而西方有些组织或个人是不是要推动这种价值，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两码事。
西方无权认定普世价值
实际上，普世价值当然是存在的，它是针对人本身而言的一种价值判断，包括人的生活、人的权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客观地说，包括普世价值在内，任何一种价值都不是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的。我们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普世价值的标准却不应该是具体哪个国家可以规定的。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它们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权利。西方社会比较早地实现了工业文明，对个人权利和生命本身的尊重也相对更早一些，这是事实。但西方在承认普世价值存在的同时，也想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就应该值得警惕了。因为事实上，它们并没有权利来认定或者在他国推动普世价值。国内一些人不喜欢“普世价值”的提法，其实是不喜欢西方以此为由对中国指手画脚，这和普世价值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稍具常识的人就可以看到，西方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多半并非真正为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命和权利，而是将普世价值变成了一种工具，这一点尤其需要警惕。
现在国内很多人所说的“普世价值”，潜意识中还是在向西方看齐。但对普世价值本身而言，我不相信它是可以被移植的。西方的民主制度曾被认为是实现“普世价值”的惟一途径，但当这种制度被移植到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后，不仅民主制度保证不了，人民的其他权利也没了。这充分说明，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治才能转型，这是自然的发展，不是想移植就能移植的，更不是想输出就能输出得了的。
实践普世价值有不同路径
中国从来都没有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条条大路通罗马，实现这个价值可以有不同的途径。汶川地震后，中国政府的表现之所以赢得国际社会的一片喝彩，甚至那些反对中国的人也不得不认同中国政府在震后的作为，就是因为在抗震救灾中，中国政府充分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把人的价值提高到从未有过的高度，这也恰恰证明了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存在。
西方（包括反对中国的人）并不是说因为地震后中国政府的良好表现，就认同共产主义了，他们只是看到，在这样的制度下也同样有对人的生命的保护和尊重，这是最好的一个证明。为什么叫普世，其实是有一种共识的。反之，缅甸政府在飓风后的表现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也同样是因为它们处理问题时让人感觉到忽略了这些基本的东西。
就目前来说，西方无论是对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还是其推行普世价值的能力，都远远不如以前了。它们掌握话语权的高峰时期是冷战后，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上最后一个政体了。但经历过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失败后，西方的话语权已大不如过去。好多西方人也在反思，他们的想法是否是对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不断发展就非常有助于个人的价值的实现，也让西方在普世价值的话语权上遭遇到了更多的困惑。为什么他们那么害怕“中国模式”呢，重点就在这里，因为好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看重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人在这次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以及我们平时所说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其实也是一种普世价值。人类的互助友爱本身，也同时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制度中。
观察西方当告别“乌托邦”思维
国内一些人喜欢跟着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去走，我觉得首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方在某些方面确实要比中国更完善和先进一些，这一点中国也没有否认。但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国内部分人对西方的认识似乎还停留在一种“乌托邦”的阶段。好多人只是从书本上认识西方，并没有在西方实际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他们认同西方的话语理论，但是西方的行为和理论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国内的一些人看不到这个区别。这一点非常遗憾，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以“乌托邦”的思路来看待西方，包括对普世价值的判断，也盲目跟着西方走。为什么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启蒙状态？这是有历史根源的。从清末处于衰落状态开始，很多中国人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把所有东西都和“传统”联系起来，凡是不好的都是传统的，好的都是西方的。基于这种价值判断，使很多中国人谈论西方时不是根据经验的观察，于是就出现了理想化的认识。具体到普世价值来看，他们也是围绕这个为基础的。
过去，很多西方学者和现在中国部分人的看法是一样的，即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和西方的不一样，就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制度不符合普世价值。但现在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了，指出这种看法不对，就是说，不能只看西方形式上的东西。但不少中国人的头脑还没转过弯来，总是说“要西化要西化”，实际上他的脑袋已经被西方制度化了。
不必讳言普世价值
西方现在在犯一种错误，即以“大国沙文主义”的心态看待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种当“救世主”的心态，甚至以发动战争的方式宣称“帮助”其他国家实现普世价值（比如伊拉克战争），这其实是不道德的做法。他们现在已经在有意或无意地展开对话，慢慢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们讲人的权利，其实它是可以分解的。所谓制度或者其他的东西，都是以人的权利来衡量，是实现人的权利的一种路径，一种表达方式。
中国从秦王朝崩溃以来，首先追求的就是民主国家的权利，因为没有民主国家的权利就没有个人的自由。改革开放后，我们首先追求个人的发展权和经济的自由，下一步就是政治权利。
现在国内有人不喜欢谈普世价值，这个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的，而是任何社会制度都存在的，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价值，这样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内涵才能得到不断地丰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本文由本报记者晓德根据采访整理，未经受访者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