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背后的恶灵——揭秘日本武士道(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9:05:21
樱花背后的恶灵——揭秘日本武士道(上) 本刊记者  王立鹏
   
   四月,草长莺飞、樱花漫舞的时节。如烟花绚烂绽放的樱花,其缤纷剔透的花瓣下,隐喻着大和民族怎样意味深长的花语?它与神秘的武士道精神又有着怎样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近年来风行一时的《武士道》《菊与刀》《叶隐闻书》等著作,都曾经就相关问题论说过,本刊此番推出的这组文章,不迂回不缠绕,让历史在沉积的最深处发轫——开宗明义,要讲就直奔与日本国花一样隐忍的武士道。本文是开篇,花期不长,精彩不容错过。

                   武士阶层的诞生

   武士者,习武之士人也,其实就是军官。公元7世纪左右,日本开始了名为“大化改新”的封建化改革。改新当然是好事,但不切实际地学习唐朝的土地制度就有问题了。狭小的日本,很难像中国那样拥有大量的土地,结果直接导致土地兼并,地价上涨,赋税提高。由此,日本官员们又学到了中国一个更致命的制度——高薪养廉。这种制度最大问题就是:贵族和寺庙的土地可以不纳税。在中国,这种制度导致了大量土地兼并,但中国还有一套强大的官员任免机制,可以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当时的日本刚刚开始封建化改革,人事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自然难以做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结果就是地方权力急剧膨胀,贵族和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并且自己派人进行管理。久而久之,日本中央政府的权力就被架空了,天皇被一群文官们捧上了神坛,既然是神,那就不能食人间烟火。朝廷大权全被文官们夺走了。

   天皇虽然名为神,却对“俗世”深深地眷恋,这样就和他的代理人——文官们发生了冲突。双方头脑都很清楚,有枪就是草头王。于是,纷纷寻找军队的支持,可当时日本常备军不多,但呼啸乡里的土豪们倒不少。而且土豪们有权有势,垄断了地方的财政,只是土豪们终究名不正言不顺,纷纷也想找一棵大树好乘凉。于是,一些土豪和文官勾结在一起,另一些土豪找了天皇。天皇一看手中有东西了,就想和文官们拼一拼。好早日发挥主观能动性,直接主政。双方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如暗河的水在土壤的深处涌动。

   斗争的棋子当然是武士们,但随着武士力量的壮大,棋子最终变成了棋手,而原先的棋手天皇和文官们却沦为了棋子。公元12世纪,源赖朝终于击败了所有对手,统一了日本各地的土豪。

   统一后的源赖朝开始发愁了,究竟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治制度才能确保自己的地位不动摇?源赖朝想前想后,决定建立武士们的政权,于是第一个幕府在历史上诞生了。幕府初期,就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行政体系,称“主家——御家人”制度(这套制度主要建立在土地分配的基础之上),所谓主家指的就是武士们的首领——征夷大将军,所谓御家人则是那些土豪们,将军从理论上将土地赐给土豪们,武士们则要为将军“奉公”,即在战争时期出动部队为将军而战。这套简陋的制度,很快就暴露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武家政权是一套建立在土地所有权上的制度,制度本身依赖大量的闲置土地,以便用来分配,一旦闲置土地用尽,势必会引起政治震荡。另一方面,这种将军权下放的制度,很不利于中央集权,法律在事实上失去了效力,完全依靠将军个人权威和将军相对军事优势实现,一旦将军没有权威或者失去了军事优势,这套体系也将失去效力。这两点是直接导致日后武士政权长期战乱不断的根本诱因。

   既然政府都建立了,那么土豪们也得换个名字,土豪们找来中国典籍,发现“士”是个好词,大家一起改名“武士”,并将整个群体称之为“武家”。从此,武家政权开始了对日本800年的统治。

   光改名无疑是不行的,土豪们就是土豪,全然不懂礼仪之类的东西。源赖朝的堂哥源义仲攻入京都后,将土豪作风也带了进来。有一次,一位贵族来拜访源义仲,源义仲赶紧让人取来大碗盛了满满一碗饭菜,菜堆得高高的,送给贵族吃。日本贵族强调食不厌精,哪见过这阵势,但又不好不吃,勉强吃了几口后,匆匆离开,一出门立刻大骂乡巴佬。武士集团的首领尚且如此,中下级武士的风范可想而知。源赖朝只好规定一些简单的武士礼仪,好让这些土豪们不要变成老鼠过街,于是“武之道”应运而生。源赖朝要求武士们将中国禅宗极严格的修行精神融入日常的训练中,同时将中国的儒家思想引进武士道,要求武士们具备武勇轻生,爱名尚义的精神,养成重视礼仪修养、俭约寡欲的品格。

   话说当时,武士们的举止虽然粗鲁,但比起奢靡、腐败无能、不思进取的文官,还是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客观地看,武士精神对当时的日本是有进步意义的。

                战争催生武士明星

   镰仓幕府的统治并未给日本带来和平,一方面是由于军人政治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此刻东亚大陆元帝国的诞生。而日本一向推崇汉文化,以宋为正朔,对元使不屑一顾,甚至斩杀元使,倒不见得日本对宋有多深的感情,主要是日本当权者不懂蒙古人的实力,误以为看似落后的元可欺。忽必烈很快就对日本的这种行为做出了回应,派遣大军登陆日本,试图一举歼灭日本,但蒙古骑兵的优势在山地为主的日本根本施展不开。同时,元军以轻骑兵和轻步兵为主,与日本的重骑兵较量毫无优势可言,加之日本海上的台风,也对元军船队予以毁灭性的打击,此风被日本无限扩大,成了“神风”。最终,元军两次征日都惨败。

   元朝对日战争虽然失败了,但日本的国力也大受影响,镰仓政权实力受重创,由于战后土地恩赏不均,很多出兵的武士们基本没有得到土地,幕府权威下降,对全国很多地区失去了控制权。

   这样的好机会,被早已失去权利的天皇——文官集团看在眼里,乐在心上,在镰仓幕府统治时期,中国的宋儒们发明了“理学”,提倡正统,不过在当时的中国,并未传播开来。不想这一学说被日本人引进后,却大放异彩。当时的后醍醐天皇最喜欢这种思想,在日本大力推广,试图复兴天皇当政的岁月。这一切与日本国内武士对镰仓幕府的厌恶结合起来,终于导致了大规模的内战。

   内战的结果是足利尊氏取得了胜利,但内战的过程更重要,因为此间对日后武士道发展产生一些具有影响的人物和事件,都在大幕拉开后粉墨登场——

   日本武士的楷模:楠木正成。

   楠木正成,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土匪头子。其靠在京城附近的主要道路上征收“过路费”,豢养了大量家兵,谁敢来查都没好下场。久而久之,连天皇都知道他们家了,于是被天皇收编,摇身一变,成为了勤王的义军,联络了几支山贼部队。虽然是标准的土匪武装,但幕府派兵居然镇压不了,倒不是土匪们有太强战斗力,主要是幕府军队战斗力太弱,喜欢华而不实的单挑,土匪哪跟你讲这个,直接蜂拥上前,先要了军爷的性命。加之大群山贼恣意劫持幕府运往前线的物资,也打了几场说得过去的仗(相对于天皇的正规军而言),成就了他在日本历史上“军神”的威名。最终与足利尊氏在凑川决战,以700人大战足利军的2万人,结果自然不用多想。但他对天皇还是很忠心的,熟悉二战的朋友都知道,日本出动“大和”号特攻的战斗,被命名为“菊水”特攻,每艘特攻的大舰上都悬挂“非礼法权天”旗,这个“菊水”就是天皇御赐楠木一门的家徽,而“非礼法权天”则是楠木正成在凑川打出的旗帜,意思是错误不胜真理,真理不及法度,法度不上权门,权门不若天子,忠君爱国之意。愚忠得一塌糊涂,这些行为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日后为人所利用,这点后文会详述。

   反叛出了水平:足利尊氏

   足利尊氏,也是武士名门之后,但就是名门之后导致了他被人排挤,遭人猜忌,在镰仓幕府中实力虽大,但一直很压抑。于是他不顾镰仓幕府的头子,就是他的小舅子,直接反叛,配合另一位反叛的将领新田义贞,剿灭了镰仓幕府。后来看到这个天皇也不太能成事,野心又大了一点,直接背叛天皇,把天皇赶出了京都,再扶持一位新天皇,开幕府,史称室町幕府。他的行为虽然为很多人诟病,但也算一代枭雄。日后,他这种下克上的行为被很多有野心的军人所推崇,并使得“反叛”也成为日本历史上的一道风景。

   委屈并快乐着:后醍醐天皇

   后醍醐天皇一生都很委屈,远没有他今天的那些侄儿孙们风光,他穷其一生也不过是从一座山逃到另一座山,反对每一个武士首领,结果当然悲惨,被逼退位,但就在这一刻,他还抖了个机灵,带着所谓的天皇象征,跑到吉野开了个小朝廷,史称南朝,与在京都的北朝并称南北朝,开创了日本历史上罕见的分裂。这位终生和武士集团对抗的后醍醐天皇,成为日后倒幕维新时期,天皇至上理论的依据。

   室町幕府是在一片混乱中匆忙开幕的,外有南朝的攻伐,内部的各个武士集团也为了各自利益大肆叛乱,甚至连足利尊氏的弟弟和儿子都叛变到南朝。这种背景下,武士道反倒有了较大发展,不过仅限于理论。大量的事实案例填充进武士道的理论中,武士道理论开始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崇尚儒家理学,确定大义名分,要求武士们在努力提高自身武艺的同时,也要注重对自身文化的修为,对主家要有主见,不要盲从;另一派则强调佛家真性情,要求武士们办事要盲从,强调态度问题,什么事先干了再说。这两派在武士中流传甚广,一般下层武士更容易接受佛家思想的武士道,而中上层武士们则容易接受儒家武士道。武士道,在室町幕府基本成型。

                     生于和平年代

   室町幕府在混乱中度过了近200年,将军的实力不断被削弱,最终在将军继承人问题上出现了大问题。1467年,足利家族内部发生了大规模继承战争,史称“应仁之乱”。各个武士集团脱离了幕府的控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征伐,日本的战国时代开始了。

   战国时代的特点只有一个字——乱,君臣、父子、兄弟,一切社会伦常、一切社会制度都乱套了。各方势力纷纷抬头,无论僧人、商人、土匪、强盗、海盗,只要有兵的都是英雄。倒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大能耐,主要是因为他们个个都能自称英雄。这一切,直到在京都附近的尾张(今爱知)出现了一位名叫织田信长的武士,才告结束。信长用各种恐怖手段,歼灭了一个个武士集团,祭出各色新式武器:三段射的火枪队、火炮、铁甲舰等摧毁每一个反抗势力。这位恐怖的霸王终极目标是取代天皇,但这一切,都随着1583年本院寺内冲天的火光而告终,信长的恐怖统治,导致了他的家臣明智光秀的背叛。

   最终终结战国纷乱的,是一位出身低级武士家族的丰臣秀吉。通过继承他的主君信长的事业。丰臣秀吉最终统一了日本,并建起壮丽的大阪城,向天下宣誓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1592年,已是垂暮之年的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妄图以朝鲜为跳板进取东亚,结果遭到了朝鲜军和明军的打击,被迫和谈。结果世界外交史上的一段奇闻诞生了——日本和明朝的使臣串通好,回国相互欺瞒各自的主子。日本使臣回去后禀报秀吉,说明朝已经称臣了;明使也回禀明神宗,说日本的丰臣秀吉已经称臣了。双方都大喜,尤其是丰臣秀吉,在接见明使时为了表明自己是中国王,特地穿上了一套不伦不类的朝服,还附庸风雅,在朝堂上抽起了中国的大旱烟袋。结果越听明皇的诏书越不对味,明皇的诏书中主要是对丰臣秀吉改过自新的态度表示了肯定,并且勉励这位称臣的“日本王”,要好好的代明朝管理日本,干好了还能来中国走走、看看。秀吉又一身明朝的朝服,恰为此诏书做了一个完美的注脚。秀吉大怒之余再令出兵,结果遭受惨败,郁愤不已,于1598年病死。

   丰臣秀吉为儿子丰臣秀赖留下的是一片衰败的日本。最终,天下被德川家康夺取,建立了江户幕府。日本武家集团统治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对于过去战乱的岁月,德川家康记忆犹新,他用他生命中最后的力量制定了武士的全新法规:加强中央集权,要求各个武士集团首领定期来江户居住,实际上失去了对自己领地的控制,严格控制各个武士集团的军队规模,江户幕府开创了一个和平的时代,在这和平时代,武士道最终形成。

   1716年,僧人山本朝常的个人访谈录《叶隐闻书》成书,这本书堪称佛道武士道的集大成之作。山本朝常极端崇尚几位高贵的“武士”——既有战国时代的武田信玄、上杉谦信,也有楠木正成、项羽、关公,还有释迦牟尼、孔子、荀子。本书的最大思想就是盲从思想,基本上是对现实极端不满的山本朝常个人的观点,大段的篇幅要求武士不要问为什么,只要主人命令去做就可以了。书中大段文章基本没有任何思想,同时也有很多错误的记载。但有几句话,让人不寒而栗,“所谓武士道,就是要看透死亡,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此乃一念觉悟而勇往直前……死就是目的,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可谓谬论连连,而且此书前后矛盾,大概是一念向前导致的吧。这些思想当时没引起什么影响,但日后,一个邪魔会从这些尘封的典籍中找到一些东西为己所用。

   当时,日本社会真正的主流文化其实是儒家思想,德川家康认真研究了中国儒家思想,发现只有儒家思想才能确保统治的根基,乃是大道。于是先委派一位华裔儒学者林罗山为大学官,总管天下儒学,并且煞有介事的地亲自参与儒家的仪式,以昭显自己有仁心,提倡以德治天下。同佛家武士道思想混乱不同,儒家武士道具备完备的体系,核心思想是仁爱,要求武士以大义为重,对主家以义,对属下以仁。儒家武士道的广泛传播,使武士们开始向文官转变,大批武士沉迷于茶道的芳香,陶醉于连歌和腓句的优美,早已忘却了自己手中的刀。为了支撑这些消费,武士们纷纷从商人手中借钱,抵押自己的土地。

   直到这一刻,日本真正和平才算到来。(未完待续)樱花背后的恶灵——揭秘日本武士道(上) 本刊记者  王立鹏
   
   四月,草长莺飞、樱花漫舞的时节。如烟花绚烂绽放的樱花,其缤纷剔透的花瓣下,隐喻着大和民族怎样意味深长的花语?它与神秘的武士道精神又有着怎样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近年来风行一时的《武士道》《菊与刀》《叶隐闻书》等著作,都曾经就相关问题论说过,本刊此番推出的这组文章,不迂回不缠绕,让历史在沉积的最深处发轫——开宗明义,要讲就直奔与日本国花一样隐忍的武士道。本文是开篇,花期不长,精彩不容错过。

                   武士阶层的诞生

   武士者,习武之士人也,其实就是军官。公元7世纪左右,日本开始了名为“大化改新”的封建化改革。改新当然是好事,但不切实际地学习唐朝的土地制度就有问题了。狭小的日本,很难像中国那样拥有大量的土地,结果直接导致土地兼并,地价上涨,赋税提高。由此,日本官员们又学到了中国一个更致命的制度——高薪养廉。这种制度最大问题就是:贵族和寺庙的土地可以不纳税。在中国,这种制度导致了大量土地兼并,但中国还有一套强大的官员任免机制,可以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当时的日本刚刚开始封建化改革,人事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自然难以做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结果就是地方权力急剧膨胀,贵族和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并且自己派人进行管理。久而久之,日本中央政府的权力就被架空了,天皇被一群文官们捧上了神坛,既然是神,那就不能食人间烟火。朝廷大权全被文官们夺走了。

   天皇虽然名为神,却对“俗世”深深地眷恋,这样就和他的代理人——文官们发生了冲突。双方头脑都很清楚,有枪就是草头王。于是,纷纷寻找军队的支持,可当时日本常备军不多,但呼啸乡里的土豪们倒不少。而且土豪们有权有势,垄断了地方的财政,只是土豪们终究名不正言不顺,纷纷也想找一棵大树好乘凉。于是,一些土豪和文官勾结在一起,另一些土豪找了天皇。天皇一看手中有东西了,就想和文官们拼一拼。好早日发挥主观能动性,直接主政。双方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如暗河的水在土壤的深处涌动。

   斗争的棋子当然是武士们,但随着武士力量的壮大,棋子最终变成了棋手,而原先的棋手天皇和文官们却沦为了棋子。公元12世纪,源赖朝终于击败了所有对手,统一了日本各地的土豪。

   统一后的源赖朝开始发愁了,究竟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治制度才能确保自己的地位不动摇?源赖朝想前想后,决定建立武士们的政权,于是第一个幕府在历史上诞生了。幕府初期,就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行政体系,称“主家——御家人”制度(这套制度主要建立在土地分配的基础之上),所谓主家指的就是武士们的首领——征夷大将军,所谓御家人则是那些土豪们,将军从理论上将土地赐给土豪们,武士们则要为将军“奉公”,即在战争时期出动部队为将军而战。这套简陋的制度,很快就暴露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武家政权是一套建立在土地所有权上的制度,制度本身依赖大量的闲置土地,以便用来分配,一旦闲置土地用尽,势必会引起政治震荡。另一方面,这种将军权下放的制度,很不利于中央集权,法律在事实上失去了效力,完全依靠将军个人权威和将军相对军事优势实现,一旦将军没有权威或者失去了军事优势,这套体系也将失去效力。这两点是直接导致日后武士政权长期战乱不断的根本诱因。

   既然政府都建立了,那么土豪们也得换个名字,土豪们找来中国典籍,发现“士”是个好词,大家一起改名“武士”,并将整个群体称之为“武家”。从此,武家政权开始了对日本800年的统治。

   光改名无疑是不行的,土豪们就是土豪,全然不懂礼仪之类的东西。源赖朝的堂哥源义仲攻入京都后,将土豪作风也带了进来。有一次,一位贵族来拜访源义仲,源义仲赶紧让人取来大碗盛了满满一碗饭菜,菜堆得高高的,送给贵族吃。日本贵族强调食不厌精,哪见过这阵势,但又不好不吃,勉强吃了几口后,匆匆离开,一出门立刻大骂乡巴佬。武士集团的首领尚且如此,中下级武士的风范可想而知。源赖朝只好规定一些简单的武士礼仪,好让这些土豪们不要变成老鼠过街,于是“武之道”应运而生。源赖朝要求武士们将中国禅宗极严格的修行精神融入日常的训练中,同时将中国的儒家思想引进武士道,要求武士们具备武勇轻生,爱名尚义的精神,养成重视礼仪修养、俭约寡欲的品格。

   话说当时,武士们的举止虽然粗鲁,但比起奢靡、腐败无能、不思进取的文官,还是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客观地看,武士精神对当时的日本是有进步意义的。

                战争催生武士明星

   镰仓幕府的统治并未给日本带来和平,一方面是由于军人政治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此刻东亚大陆元帝国的诞生。而日本一向推崇汉文化,以宋为正朔,对元使不屑一顾,甚至斩杀元使,倒不见得日本对宋有多深的感情,主要是日本当权者不懂蒙古人的实力,误以为看似落后的元可欺。忽必烈很快就对日本的这种行为做出了回应,派遣大军登陆日本,试图一举歼灭日本,但蒙古骑兵的优势在山地为主的日本根本施展不开。同时,元军以轻骑兵和轻步兵为主,与日本的重骑兵较量毫无优势可言,加之日本海上的台风,也对元军船队予以毁灭性的打击,此风被日本无限扩大,成了“神风”。最终,元军两次征日都惨败。

   元朝对日战争虽然失败了,但日本的国力也大受影响,镰仓政权实力受重创,由于战后土地恩赏不均,很多出兵的武士们基本没有得到土地,幕府权威下降,对全国很多地区失去了控制权。

   这样的好机会,被早已失去权利的天皇——文官集团看在眼里,乐在心上,在镰仓幕府统治时期,中国的宋儒们发明了“理学”,提倡正统,不过在当时的中国,并未传播开来。不想这一学说被日本人引进后,却大放异彩。当时的后醍醐天皇最喜欢这种思想,在日本大力推广,试图复兴天皇当政的岁月。这一切与日本国内武士对镰仓幕府的厌恶结合起来,终于导致了大规模的内战。

   内战的结果是足利尊氏取得了胜利,但内战的过程更重要,因为此间对日后武士道发展产生一些具有影响的人物和事件,都在大幕拉开后粉墨登场——

   日本武士的楷模:楠木正成。

   楠木正成,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土匪头子。其靠在京城附近的主要道路上征收“过路费”,豢养了大量家兵,谁敢来查都没好下场。久而久之,连天皇都知道他们家了,于是被天皇收编,摇身一变,成为了勤王的义军,联络了几支山贼部队。虽然是标准的土匪武装,但幕府派兵居然镇压不了,倒不是土匪们有太强战斗力,主要是幕府军队战斗力太弱,喜欢华而不实的单挑,土匪哪跟你讲这个,直接蜂拥上前,先要了军爷的性命。加之大群山贼恣意劫持幕府运往前线的物资,也打了几场说得过去的仗(相对于天皇的正规军而言),成就了他在日本历史上“军神”的威名。最终与足利尊氏在凑川决战,以700人大战足利军的2万人,结果自然不用多想。但他对天皇还是很忠心的,熟悉二战的朋友都知道,日本出动“大和”号特攻的战斗,被命名为“菊水”特攻,每艘特攻的大舰上都悬挂“非礼法权天”旗,这个“菊水”就是天皇御赐楠木一门的家徽,而“非礼法权天”则是楠木正成在凑川打出的旗帜,意思是错误不胜真理,真理不及法度,法度不上权门,权门不若天子,忠君爱国之意。愚忠得一塌糊涂,这些行为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日后为人所利用,这点后文会详述。

   反叛出了水平:足利尊氏

   足利尊氏,也是武士名门之后,但就是名门之后导致了他被人排挤,遭人猜忌,在镰仓幕府中实力虽大,但一直很压抑。于是他不顾镰仓幕府的头子,就是他的小舅子,直接反叛,配合另一位反叛的将领新田义贞,剿灭了镰仓幕府。后来看到这个天皇也不太能成事,野心又大了一点,直接背叛天皇,把天皇赶出了京都,再扶持一位新天皇,开幕府,史称室町幕府。他的行为虽然为很多人诟病,但也算一代枭雄。日后,他这种下克上的行为被很多有野心的军人所推崇,并使得“反叛”也成为日本历史上的一道风景。

   委屈并快乐着:后醍醐天皇

   后醍醐天皇一生都很委屈,远没有他今天的那些侄儿孙们风光,他穷其一生也不过是从一座山逃到另一座山,反对每一个武士首领,结果当然悲惨,被逼退位,但就在这一刻,他还抖了个机灵,带着所谓的天皇象征,跑到吉野开了个小朝廷,史称南朝,与在京都的北朝并称南北朝,开创了日本历史上罕见的分裂。这位终生和武士集团对抗的后醍醐天皇,成为日后倒幕维新时期,天皇至上理论的依据。

   室町幕府是在一片混乱中匆忙开幕的,外有南朝的攻伐,内部的各个武士集团也为了各自利益大肆叛乱,甚至连足利尊氏的弟弟和儿子都叛变到南朝。这种背景下,武士道反倒有了较大发展,不过仅限于理论。大量的事实案例填充进武士道的理论中,武士道理论开始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崇尚儒家理学,确定大义名分,要求武士们在努力提高自身武艺的同时,也要注重对自身文化的修为,对主家要有主见,不要盲从;另一派则强调佛家真性情,要求武士们办事要盲从,强调态度问题,什么事先干了再说。这两派在武士中流传甚广,一般下层武士更容易接受佛家思想的武士道,而中上层武士们则容易接受儒家武士道。武士道,在室町幕府基本成型。

                     生于和平年代

   室町幕府在混乱中度过了近200年,将军的实力不断被削弱,最终在将军继承人问题上出现了大问题。1467年,足利家族内部发生了大规模继承战争,史称“应仁之乱”。各个武士集团脱离了幕府的控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征伐,日本的战国时代开始了。

   战国时代的特点只有一个字——乱,君臣、父子、兄弟,一切社会伦常、一切社会制度都乱套了。各方势力纷纷抬头,无论僧人、商人、土匪、强盗、海盗,只要有兵的都是英雄。倒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大能耐,主要是因为他们个个都能自称英雄。这一切,直到在京都附近的尾张(今爱知)出现了一位名叫织田信长的武士,才告结束。信长用各种恐怖手段,歼灭了一个个武士集团,祭出各色新式武器:三段射的火枪队、火炮、铁甲舰等摧毁每一个反抗势力。这位恐怖的霸王终极目标是取代天皇,但这一切,都随着1583年本院寺内冲天的火光而告终,信长的恐怖统治,导致了他的家臣明智光秀的背叛。

   最终终结战国纷乱的,是一位出身低级武士家族的丰臣秀吉。通过继承他的主君信长的事业。丰臣秀吉最终统一了日本,并建起壮丽的大阪城,向天下宣誓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1592年,已是垂暮之年的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妄图以朝鲜为跳板进取东亚,结果遭到了朝鲜军和明军的打击,被迫和谈。结果世界外交史上的一段奇闻诞生了——日本和明朝的使臣串通好,回国相互欺瞒各自的主子。日本使臣回去后禀报秀吉,说明朝已经称臣了;明使也回禀明神宗,说日本的丰臣秀吉已经称臣了。双方都大喜,尤其是丰臣秀吉,在接见明使时为了表明自己是中国王,特地穿上了一套不伦不类的朝服,还附庸风雅,在朝堂上抽起了中国的大旱烟袋。结果越听明皇的诏书越不对味,明皇的诏书中主要是对丰臣秀吉改过自新的态度表示了肯定,并且勉励这位称臣的“日本王”,要好好的代明朝管理日本,干好了还能来中国走走、看看。秀吉又一身明朝的朝服,恰为此诏书做了一个完美的注脚。秀吉大怒之余再令出兵,结果遭受惨败,郁愤不已,于1598年病死。

   丰臣秀吉为儿子丰臣秀赖留下的是一片衰败的日本。最终,天下被德川家康夺取,建立了江户幕府。日本武家集团统治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对于过去战乱的岁月,德川家康记忆犹新,他用他生命中最后的力量制定了武士的全新法规:加强中央集权,要求各个武士集团首领定期来江户居住,实际上失去了对自己领地的控制,严格控制各个武士集团的军队规模,江户幕府开创了一个和平的时代,在这和平时代,武士道最终形成。

   1716年,僧人山本朝常的个人访谈录《叶隐闻书》成书,这本书堪称佛道武士道的集大成之作。山本朝常极端崇尚几位高贵的“武士”——既有战国时代的武田信玄、上杉谦信,也有楠木正成、项羽、关公,还有释迦牟尼、孔子、荀子。本书的最大思想就是盲从思想,基本上是对现实极端不满的山本朝常个人的观点,大段的篇幅要求武士不要问为什么,只要主人命令去做就可以了。书中大段文章基本没有任何思想,同时也有很多错误的记载。但有几句话,让人不寒而栗,“所谓武士道,就是要看透死亡,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此乃一念觉悟而勇往直前……死就是目的,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可谓谬论连连,而且此书前后矛盾,大概是一念向前导致的吧。这些思想当时没引起什么影响,但日后,一个邪魔会从这些尘封的典籍中找到一些东西为己所用。

   当时,日本社会真正的主流文化其实是儒家思想,德川家康认真研究了中国儒家思想,发现只有儒家思想才能确保统治的根基,乃是大道。于是先委派一位华裔儒学者林罗山为大学官,总管天下儒学,并且煞有介事的地亲自参与儒家的仪式,以昭显自己有仁心,提倡以德治天下。同佛家武士道思想混乱不同,儒家武士道具备完备的体系,核心思想是仁爱,要求武士以大义为重,对主家以义,对属下以仁。儒家武士道的广泛传播,使武士们开始向文官转变,大批武士沉迷于茶道的芳香,陶醉于连歌和腓句的优美,早已忘却了自己手中的刀。为了支撑这些消费,武士们纷纷从商人手中借钱,抵押自己的土地。

   直到这一刻,日本真正和平才算到来。(未完待续)
樱花背后的恶灵——揭秘日本武士道(中) ● 本刊记者 王立鹏

                 凋敝于西学浪潮前

   德川幕府带给日本二百年承平,无仗可打的武士们,在歌舞升平中享受着太平年华。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给一部分日本武士以警醒,以儒家思想立国的中国一直是日本心中的大国,但这样的泱泱大国居然被几艘小小的英舰击败了。至美国“黑船”到来之际,日本武士们发现自己祖上传下的盔甲早已破败,战袍已经腐朽,不得已很多武士以消防服为战袍,重新披挂上阵时却发现对手的船如同一座海上堡垒,日本最大的战舰也只有佩里少将旗舰的二十分之一,根本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仓皇中,各地受过教育的武士们,开始探讨日本强国御辱之道。

   就像多年后的中国义和团一样,当年日本也有很多武士对西方的一切恨之入骨,武士们在各个通商口岸自发袭击西方人。当这些反西方情绪酝酿到一个极致时,终于导致了日本萨摩藩和英国开战,英舰炮轰萨摩的港口,并逼迫幕府赔偿损失。在巨舰大炮的轰击下,日本儒家武士道土崩瓦解了。

   惨痛的现实,令日本当时的开明武士开始研习“兰学”(即西方的学问),重点学习炮术、火枪技能,以求快速强大,其中西南四强藩为盛,四强藩分别为:萨摩、长州、土佐、肥前。这四藩基本都是在战国末期争霸战中失势的大名(相当于中国的诸侯)领地,迫不得已投向德川幕府,早就对德川幕府心怀不满。肥前藩,首先建立起日本第一座现代化的炼铁厂;萨摩藩,则购进西方的新式战舰。德川幕府当然不能坐视各藩自行其是,于是调动大军进行镇压,但在春田、斯宾塞步枪面前,穿着盔甲、挥舞战刀的武士损失惨重。挫败感深重的幕府也开始改革,向法国学习现代化。但革命者等不及了,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效忠目标——天皇,这个几乎被日本社会遗忘的领袖。此外,朝廷内部打倒幕府的希望也越来越强烈,不惜将天皇毒杀,换上年幼的睦仁天皇。全国倒幕派开始高唱 “王政复古,尊王攘夷”的口号,一幅大义凛然的神情将天皇抬上了天,全然不顾刚刚毒死了一位天皇。日后,那些右翼分子们在这一点上,还保有倒幕派的神韵。

   整个维新过程充斥着暴力,倒幕派为了推翻幕府统治,集结军队对幕府进行讨伐。德川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眼见大势已去,宣布“大政奉还”,将行政权交还给朝廷,试图以此避免战争。但却拒绝将手中的军权交还政府,终于导致了倒幕派出动军队对幕府发动攻击,强迫江户开城,终结了德川幕府的统治。此后,虽在关东局部地区还有叛乱发生,但日本基本上太平了。

   德川幕府是推翻了,但新建立的政权却人才匮乏,结果不得不大量任用前朝旧臣,包括最后一任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以及曾公开反叛中央政权并建立虾夷共和国的榎本武扬,皆在新政府中委以重任,这些旧臣们倒也尽心奉公,一片咸与维新的景象。在这种情境下,新政府开始解决军队问题。解决军队问题的关键就是武士问题,政府首先要求各个倒幕藩先为新政府做些实事——即把军队交出来,由大村益次郎主管并开始改组军队,建立完备的政府军。随之而来的各种西方科学技术的冲击,使得虚无缥缈的武士道精神日薄西山。

                   覆灭于废刀令下

   武士的身份象征就是刀。武士刀被称为侍魂,被认为是武士们灵魂的归宿,放弃佩刀权等于放弃武士的身份。同时,日本武士长期拥有一种特权——格杀勿论,就是在武士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杀任何一个人。商人如果和武士讨价还价可杀,武士们可以以练习为名杀死路人。尽管这种特权被废除了,但武士们手中的刀永远是不安定因素,还是尽早废除为上。

   废刀令等于是废除武士们的地位,在武士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弹。一大批武士对新政府不满,尤其是倒幕派诸藩反弹尤甚。倒幕派的武士认为:自己刚为国家立下大功,还未封赏,怎么就要废除他们的身份呢?政府怎么能这样过河拆桥呢!愤怒的武士先刺杀了提议废刀的大村益次郎,试图给政府一个下马威,明治政府虽然被震慑,但最终还是下令废刀,武士们头脑发热,试图通过叛乱停止废刀令。

   明治政府同时开始推行新的工资制度,收回武士手中的土地,给武士一些补偿金。让武士们做点生意,自食其力。但中下层武士们缺乏基本的商业头脑,根本不懂经营,大量武士纷纷破产,尤其是西南一带的武士,感到自己被政府出卖了。土地是武士阶级存在的基础,剥夺了武士的土地所有权就等于废除了武士阶级。很多武士们发动了叛乱,这些叛乱的不断发生,最终导致了萨摩藩士族叛乱的西南战争。

   西南战争的主角,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西乡隆盛时任明治政府的陆军大将,个人魅力极大,追随者众多。西乡隆盛此前因为征韩问题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发生过严重冲突。盛怒之下,离开内阁,回到鹿儿岛,建立了所谓的私学,教授射击和火炮弹道方面的学问,还在鹿儿岛各地建立了分校,俨然一个独立的王国。当各地发生叛乱时,西乡还命令手下不可轻举妄动,但西乡的手下炮制了一起所谓的政府谋杀案,逼西乡起兵。西乡一看众意难违,以“咨询政府”的名义起兵,率军向京都进发。

   其实按西乡等人的想法,这次举兵并不是叛变,只是饱含浪漫色彩的大散步,大家一起去给政府提提意见,自己又是陆军大将,一路上京不应该有障碍。萨摩军队中,服饰各异,有军装,有武士盔甲,有消防队服,还有西方的西服礼帽,简直就是一道风景。这支大军到达熊本城下,西乡大声下令开城,谁知熊本城的守卫司令谷干城根本不吃这一套,下令部队拼死抵抗。萨摩军久攻不下,战局陷入僵持。

   明治政府最担心的就是武士叛乱,尤其是彪悍的西南武士的叛乱。很多日本人都是抱着同情的态度送那些出征的政府军,眼前仿佛出现了威风凛凛的武士大肆屠杀这些可怜虫的场景。但现代战争强调的是整体发挥,所谓“以一敌百”的个人英雄主义,只能遭到惨败,况且萨摩军没有现代军工体系,连子弹都不能完全自给,很多武士全靠近身拔刀的技能,才能偶尔得手,但终难逃死于乱枪的命运。当年倒幕战争中,被西南武士们大肆镇压的东北武士,为了复仇纷纷加入到西南战争中,与西南武士刀刃相见。西南武士们伤亡惨重。西乡隆盛和他的手下,以武士的方式战死沙场,成了最终的武士。

   西南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中最后一场内部战争,武士们被平民组成的政府军击败,使得昔日雄横的武士地位一落千丈。此后,明治政府在严惩叛乱武士的同时,也在全国大力取消武士的土地所有权,武士存在的根基被彻底摧毁。至此,武士作为一个阶级消失了。

   武士阶级消失了,武士道理论上也该消亡才对。但大量的武士失业,沦为社会的闲散人员,如何解决他们的问题成了明治政府的心头大患。当日本面临内忧时,一般会选择对外扩张。在这种背景下,武士道奇异地存活下来,并迅速蜕变成一剂精神毒药,改变了武士道自身的命运,也改变了旧日本帝国的命运。

                    蜕变于征战中

   列强林立19世纪,达尔文的自然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全世界的圭臬。近代日本帝国以军事开国,又师从精通此道的德意志帝国,领悟起来自然比周边邻国深刻得多。早在明治维新伊始,日本就对中国的藩属国琉球进行了侵略。随着国内一系列战事的结束,日本国内矛盾更加激化,以日本人的思维,这些矛盾只能通过对外扩张实现。佛家武士道正好迎合了对外扩张的需要。试想,如果全体国民都崇尚战功,克勤克俭,并且不惧生死,那么不需要过多的驱策,一支凶悍的军队即可成军了。

   日本陆军大多数出身长州藩,长州藩历史上受佛家武士道影响最大,因此顺理成章的将武士道精神融入了近代日本陆军之中。总体看,明治时期日本陆军规模并不大,但综合素质很高,具备较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严格的纪律。加之日本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征兵体制,战时全民皆兵。所以日本的国民教育也比较重视武士道精神,强调对天皇的忠心,上下级服从关系,这一切都为武士道军国主义化埋下了伏笔。

   日本首先把侵略的目光瞄准了朝鲜。蓄谋已久的炮击江华岛行动,挑起日朝争端,此后日本逼迫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将朝鲜变为自己的殖民地。随后又借在朝鲜镇压东学党起义,诱使清朝出兵,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两场战争的顺利,甚至都超乎日本人的想象,一时间就成了东亚霸主,令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极度膨胀。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与英国结盟,开始挑战向东扩张的俄国,日俄战争随之爆发。无论是从当时两国的综合国力还是两军的规模看,日本都无胜算的希望。当时,西方舆论普遍认为:明治小麻雀不可能战胜罗曼诺索夫北极熊。日本国内也对这场战争极大,明治天皇本人在确定开战的当晚,在睡觉时还屡屡动摇。战端一开,日本陆海军即表现出较高的战斗水平,通过偷袭、强攻等手段取得了战场主动权,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战争中运用了大量新式装备、新式作战思想,令近代战争格局为之一变。但战争永远是残酷的,顽强的俄军也不是朝鲜等国军队可比。日俄战争的焦点很快集中在了远东第一良港——旅顺,日军在乃木希典的率领下强攻旅顺,死伤惨重,战局几乎崩溃,最后不得已发动“肉弹攻击”,大量组织敢死队,在机枪封锁的山头强行开出一条路,几次发动刺刀冲锋,战斗中乃木希典的精神几近崩溃,自己的两个儿子战死,大量日本青年丧命。全凭武士道精神支撑着日军士气,最终奇迹般的攻占了旅顺,全歼俄太平洋舰队。

   旅顺攻陷后,日俄战争反倒更不明朗,日本综合国力弱的问题开始显现,如果战事继续,日本将难逃失败的命运。有鉴于此,日本海军在海上开始了孤注一掷的战斗,东乡平八郎率精锐的联合舰队在对马海峡全歼了强大的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自身仅损失鱼雷艇3艘。消息传回俄国,立刻导致了俄国国内革命,使其被迫退出战争。日本有如天佑神助般取得了胜利。

   两场对外战争的胜利,日本所获颇丰。乍看之下,以军事立国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这支靠武士道思想武装起来的“皇军”,似乎战无不胜。但日本忘记了这两场战争的胜利,都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日俄战争的胜利,主要是俄国内部矛盾激化、英俄矛盾加剧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非完全得益于战场。日本已经忘记了这一切,执著于万世武功,醉心于武士道的彪悍之中,走向了一条畸形变态的建国道路。而武士道,则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军国主义的走狗。

                  “穿西装的武士道”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还是一个封建、愚昧、落后、贫穷的国家。而武士道,在西方人眼中就是凶残的同义词。随着对外战争的胜利,日本迫切需要扭转西方人对日本的印象,而首当其冲地当然是武士道的形象。
1899年在英国留过学,文学科班出生的新渡户稻造,写成一本很薄的小书——《武士道》。这本不到100页的书用英文写就,全书系统详细地对武士道进行了辩解,辩解方法很简单,西方人讨厌的是佛家武士道,而新渡户稻造则刻意将儒家武士道杂糅进佛家武士道之中,丝毫不顾历史上这两者水火不相容的事实。武士的残忍,被解释成了对自己团队的忠诚;武士的狡猾,被解释成了武士的智慧;最令人发指的是,当滥杀平民实在没合理的借口时,新渡户稻造就大言不惭地说——这都是武士编了吓唬人用的,其实还是大爱。

   只是这样,也难改变武士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新渡户稻造不愧是留学西方文学系的高材生,他又将西方骑士精神融入其中,于是乎武士道就变成了东方的骑士精神,日本仿佛成为了身处东方的西方国家。对东西方历史有一定了解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武士道》书中的明显错误,但当年的西方人不可能全面了解东方(即使今天,不少西方民众对东方仍知之甚少),所以这本书可以很随意地扰乱视听。一时间,《武士道》成为洛阳纸贵的畅销书,新渡户稻造也名声大振。

   但在书的结尾,新渡户稻造对武士道的总结还颇为客观,他认为武士道必然会消亡,因为武士道在现代社会中起不了什么作用。这个评价还是相当中肯的,在《武士道》成书46年后,武士道伴随着旧日本的一切,成为凋零的樱花。(未完待续)
这难道是小游民的马甲??
怎么能够是呢?我可不认识小游民。
原帖由 rainlakes 于 2008-6-24 08:33 发表
怎么能够是呢?我可不认识小游民。

哼哼,下次去严刑拷问[:a11:]
haha~~请尽快验明正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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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意思~~~你是说那是我的马甲吗?[:a3:] 我估计那是你的崇拜者吧。
还有啊,你的下还不能发~~~
原帖由 王西西 于 2008-6-25 08:51 发表
啥意思~~~你是说那是我的马甲吗?[:a3:] 我估计那是你的崇拜者吧。
还有啊,你的下还不能发~~~

:D 我会去买杂志的啦~
我可不是谁的崇拜者~~~
不过,文章写的确实不错~~
[:a10:] 被当成马甲,伤心~
原帖由 rainlakes 于 2008-6-27 15:52 发表
我可不是谁的崇拜者~~~
不过,文章写的确实不错~~


      
    多谢夸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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