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清朝开国史-清朝的忠君思想

洪业-清朝开国史-清朝的忠君思想

尽管有人说，对耿精忠的叛乱之罪宜慎重处置（康熙帝不许杰书惩治这位藩将，因为他

不想阻止其他叛军将领投降），但朝廷对范承谟之死不能不问。范承谟的贴身仆人中有

个幸存者，名叫徐鼎，他设法从火堆中取回了范承谟被烧焦的遗体，将其带到北京，并

在北京公布了这位清朝忠臣写在牢房墙上的诗文。①正当鹿死谁手尚难预料之时，范承

谟殉国的消息传开了，并对公众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范承谟英勇就义的故事迅速传

遍了整个京城，人们普遍期待着为范承谟举行葬礼，其中主要的代言人是著名戏剧家李

渔。李渔（范承谟的挚友）在悼词中鲜明地强调了范承谟为拯救清室而进行道义上的反

抗的重要性。由于范氏家族是所有源于关东的辽阳大族中的巨族，又因为其父范文程在

帮助多尔衮“承天运”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范承谟的态度便决定了其他许多

汉族旗人的反应。李渔强调说，如果他加入了耿精忠的叛乱，那么毫无疑问，许多关东

的其他大族也会反叛，而清室便会灭亡。确实，这是一个几乎无与伦比的忠臣，一个当

然应与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齐名的忠臣。因此，李渔最后说，在他的灵柩之下应放置两

个而不是一个人的牌位，一个是范承谟本人，另一个是宋朝的伟大爱国英雄文天祥。


盖先生之臣节，求之千古上下，惟天祥一人，足以媲美。②




不久以后，康熙帝赐给这位大清忠臣谥号：“忠贞”，并追授太子少保、兵部尚书。①

在此后的几年中，康熙帝还不断提起范承谟的贡献，并常因想起他的殉难而感动不已。

1682年，当三藩终于被决定性地击溃，不再需要谨慎从事之时，康熙帝亲自下令将杀害

范承谟的凶手耿精忠处以极刑。②




但眼下的情况是这样的。1676年耿精忠投降时，他这一重新归顺清朝的举动肯定使广西
叛将孙延龄大为犹豫。耿精忠的背叛显然得到了宽恕，他也能得到宽恕吗？不管孙延龄

实际上是否这样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反正吴三桂有充分理由相信，他背后的这个同

盟者正在发生动摇。因此，1677年秋，吴三桂派他的孙子吴世琮前往桂林。孙延龄以为

吴世琮要取道广西去进攻广东，因为那年1月广东的尚之信向安亲王岳乐（江西清军的统

帅）投降了。③但当孙延龄到桂林城外迎接吴世琮时，却被当场拿下，并被斩首，广西

遂被吴世琮以吴三桂的名义接管。④


吴世琮接管桂林时，发现巡抚马雄镇及其僚属和家属中的幸存者仍被关在牢中，孙延龄

一直没杀马雄镇以备将来万一需要投降时用他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吴世琮没有这种打

算，但他确实意识到，这位有名的旗人、清朝著名总督的儿子、其妇女曾全部为明朝殉

难的辽阳世家的后裔，若能倒向吴三桂一边，那么其他汉官就会步其后尘。因此，他想

逼迫马雄镇降“周”，但再三遭到马雄镇的拒绝。最后，吴世琮改变了策略。1677年11

月6日，他邀请马雄镇和他的两个幼子参加精心安排的盛宴。以厚礼相待，酒过三巡之后

，吴世琮恭恭敬敬地恳请马巡抚加入他们的正义事业。在后来出现的描写这一著名事件

的剧本中，马雄镇重申了他对“握神兵，安民杀贼；定中原，天与人归”的清王朝的忠

诚。①既而他又愤怒地转向吴世琮，斥骂其祖父吴三桂是这样一个奸臣：




既事二君，复萌异志，死无面目以见先皇……结皇亲，贪他滟滟杯；恋君王，不若圆圆

妓。②

吴世琮受到如此污辱，立即撕下了尊敬与爱慕的假面孔，气急败坏地命其手下将马雄镇
和他的儿子带出去，关进一座铁匠作坊里。在他和两个孩子及其九名仆人被从巡抚署衙

押至铁匠作坊的路上，马雄镇仍不停地斥骂吴氏家族卑鄙的叛逆行径。他们来到作坊后

，卫兵告诉马雄镇还有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随后，他们抓住了两个孩子，把刀架在他

们的脖子上，威胁马雄镇说，如若不降，就杀了他的儿子。马雄镇拒绝玷污自己和家族

的荣誉，但不忍目睹自己的儿子惨遭杀戮。他把身体转向一边，仍坚持认为吴三桂及其

军队不过是杀人犯和土匪。不一会儿，吴世琮的人便把他儿子的血淋淋的头颅扔在他脚
下。马雄镇浑身颤抖，既而用双手抓住两颗人头，突然向那群士兵冲去。士兵们举刀便

刺，马雄镇向后退去，趁被刺倒下之前向他的皇上行礼、祈祷，一遍又一遍，直至死去

。终年44岁。最后，那九位目睹了这场屠杀又不得不强压怒火的仆人，被挨个问及是否

愿意投降。他们一个个表示拒绝，遂被全部杀死，无一幸免。①

杀了马雄镇，对吴三桂毫无帮助。至1677年4月22日，岳乐从江西西部的“周”军手中夺

取了吉安，并开始对吴三桂湖南老巢的防线进行刺探。这位已经65岁的藩将，亲自部署

防守，随着清军的包围越来越紧，他对前线阵地一个个进行巡视。1678年3月23日，几乎

表现为一种垂死的挣扎——吴三桂即位了，自命为周朝皇帝，定年号为昭武。有人认为

，陈圆圆此时和他在一起，她的容貌虽有些衰老，但仍相当漂亮。1678年夏，这位周朝

皇帝撤至衡州，打算在此稳住阵脚。但到秋天，他染上了痢疾，身体十分虚弱。最后，

吴三桂于1678年10月2日死去。据说，陈圆圆立下誓言，出家为尼了。②吴三桂之孙吴世

璠继承了皇位，但这个周政权没能延续多久。尽管这位年轻的洪化皇帝在1679年3月24日
衡州陷落后向南远逃至贵州，但1679年11月初，康熙帝命图海指挥西北的清军发动了一

场大规模的战役。1680年2月，攻陷了成都。一个月后，重庆也落入了清军手中。1680年

10月，康熙帝命赍塔率另一支远征军从广西攻入云南；随后他宣布云南境内所有被吴三

桂非法强占的土地都将归还原主。由于当地名流站到了清朝一边，两路清军几乎未遇任

何抵抗，便于1681年4月到达了云南省会城下。1681年12月7日，吴世璠在其祖父起兵反

清近八年之后，于昆明城内自杀身亡。三藩之乱遂宣告结束。

当时，康熙帝也知道了吴氏杀害马雄镇的情形。①同范承谟之死一样，马雄镇以身殉国

，也受到了高度赞扬与褒奖。也同前者一样，在清朝统治集团全力以赴战胜它所面临的

最大挑战的时候，马雄镇的殉难象征着又一新的和持久的对清朝皇帝统治的支持。结果

，马雄镇之死竟比平定三藩的胜利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由于他的死，以及当时的形势

，满族的历史及其对中国的征服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马雄镇的曾祖父马重德毕竟

曾是明朝大臣，他对明朝的忠诚和马雄镇对清朝的忠诚同样坚贞。这不仅是由于当桂林
事件的细节在北京已广为人知之时，朝廷才了解到，马氏家族的殉难者比那铁匠作坊中

的12人要多得多；而且是由于后来发生的悲剧甚至比那12人的殉难更引人注意。




就在1677年11月6日那天晚上，马雄镇及其两个幼子的死讯，被带回桂林监狱中仍关着马

氏其他成员的潮湿的牢房。牢中马家的妇女听到这一消息后，想起了马氏族谱中自豪地

记载着的1621年那悲壮的一天。那是将近60年前的事。当时马家的妇女，包括42名家眷

和女仆，在马与进被后金俘获后在辽阳集体自杀。而今，马雄镇之妻李夫人又目睹了同
样的场面。首先，马世济之妻董夫人试图悬梁自尽。绳子断了，她掉了下来摔破了脸，

但她又再次结好绳索，并且成功了。随后，马世济之妾苗氏、马雄镇的两个未成年的女

儿二姐和五姐，马雄镇的两个妾（顾氏和刘氏），一个接一个地自杀了。每当一个人死

后，李夫人便把尸首取下，为其穿好葬衣，用被子盖上。然后，他又目睹了18个女仆自

杀。自杀从当天晚上至次日早晨一直在进行。24名妇女全部死后，李夫人面向北，行九

叩礼，最后也悬梁自尽了。两个男仆流着眼泪，取下她的尸首，并获准将所有的尸体运
到外面火化。他们把骨灰安放在附近的广福寺中。①

这种逐渐进入高潮的连续自杀的悲剧场面，使清廷大为震惊，并顿生敬畏之情。马家38

位成员的殉难甚至比范承谟之死更集中地体现了那些在三藩之乱期间最黑暗的日子里站

在清廷一边的人们的忠诚。于是，清廷对马氏家族大加褒奖。1680年，康熙帝举行隆重

仪式，赐已故马雄镇太子少保和兵部尚书之职，并赐谥“文毅”。幸存的长子马世济被

赐与1669年康熙帝赐给其父的那件龙袍，并授大理寺少卿。1682年8月15日，李夫人也因

“深报朝恩”被赐诰命。也在这一年，三藩被彻底消灭之后，清廷特意在广西为马雄镇

立祠，以宣扬忠于清朝的思想。②

马家成员自杀殉国的事迹激励18世纪的剧作家蒋士铨创作了一部题为《桂林霜》的戏剧

。此剧在乾隆年间流传甚广。其中一部分颂扬了马家的美德。在最后一段中，那些辽阳

女子在来世又得以同桂林英烈重聚，并对他们唱道：


六十年人家可怜，

六十年人家又传。③

但剧中大部分内容，以及当时记载这一事件的编年史和家族史，都将马氏家族的殉难描

述为超越了而又具体体现出对特定的相互对立的正统王朝之忠诚的最佳象征。明朝有忠

臣，清朝也有忠臣。但辽阳马氏却证明，一种始终保持单一门风的家族传统既能容纳在

单一世界秩序下对特定王朝的忠诚，也能在统一的道德世界中把平时的理想主义与战时

的清教主义结合为一种为个人名誉的纯粹的献身精神。通过马氏家族，历史终于回到了

原来的位置，而清朝如今已同明朝完全相称了，它不仅取代了明朝的统治，而且能够胜

任。这位剧作家在《桂林霜》中说道：“古史忠良有万千，国史忠良后媲前。”①

马氏家族的殉难还激发了百姓的想象力，因为他们总结了天命从一个王朝转向另一个王

朝的缓慢而难以驾驭的进程：祖母是一个明朝忠臣；父亲归顺于满洲；儿子是一个清朝

忠臣。这是三代人的经历，也是中华帝国60年的历史。在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马

雄镇之死集中体现出在长期的军事征服之后，清朝的统治已稳定下来。多年来，对汉族
同盟者的依赖曾是清朝的致命弱点。他们多次看到某些汉族同盟者的变易无常，以及（

恰恰因为满族人被视为外来的入侵者）他们在姜瓖一类冒险家、或打起明朝或汉族其他

王朝之旗号的吴三桂一类军事将领面前的脆弱和动摇。因此，对三藩的战争是同那些认

为满族需要他们超过他们需要满族的叛逆者的最后较量。三藩之乱被平定后，主要因为

大多数汉官愿意站在朝廷一边，康熙帝及其大臣才认识到清朝的建立并非“伪定”，而

是中华帝国历史中又一鼎盛时代的真正开端。②

当然，他们是对的。在清朝统治之下，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快地摆脱了17世纪的全

球性经济危机。①令欧洲君主羡慕的是，在多尔衮、顺治帝和康熙帝奠定的牢固基础上

，清朝统治者建起了一个疆域辽阔、文化灿烂的强大帝国。在此后的近两个世纪中，中

国的版图几乎比明朝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因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再没有真正的对手

能够向清朝的统治挑战。②然而，大清统治的和平却在另一方面付出了代价。由于在18

世纪席卷欧洲大陆的战争中，双方的兵力几乎相等，因此参战国不得不大力改进其军事

技术，并对其专制政体进行合理化改革。③中国则缺乏 竞争对手，故除了为征服相对落

后的亚洲内陆人民、抵御哥萨克的侵扰、及维持对东南亚和朝鲜的宗主权所需要的军事

实力外，没有改进其军事技术的强烈愿望。①并且，尽管清朝于18世纪建立了军机处，

从而导致了清廷最高层权力的又一次集中，但雍正时期的财政改革却没能坚持几年，这

些改革本来也许会为清政府提供日后在同西方的斗争中为更有效地征收人头税所需要的

财政手段。②这不仅是因为缺乏有力的对手迫使清政府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去而进
行体制改革；而且是因为清初统治者在运用相当进步但属传统类型的制度与技术以恢复

政治稳定的过程中，获得了彻底的成功。权力高度集中，而未得到彻底的合理化改革；

君主的权威提高了，官僚政治的积极作用却下降了。③




1835年，对中国的形象仍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学者式赞美的托克维尔写道：




游客告诉我们，中国人安宁但不幸福，有工业但不进步，稳定但不强大，有物质性的秩

序但无公共道德。由于这些，社会的发展还算不错，但不是很好。我想，当中国向欧洲

人开放之时，他们会发现那是世界上中央集权制的最佳模式。①


那些最后用武力敲开了中国大门的欧洲人发现，清朝的统治不像托克维尔所认为的那么

好。权力仍然高度集中，但行政管理网络的末端已开始同官僚系统的指挥中心脱节。甚

至更糟的是，整个系统已放弃了它在清朝初年曾经有过的弹性。而可悲的是，正是17世

纪清朝重建统治秩序的成功，使之在19世纪强大的外来干涉再次出现之时，难以作出制

度上的选择。在清朝灭亡的最后时刻，整个政治结构也随之崩溃了。清朝的洪业终于被

耗尽，帝国的秩序已无法恢复了洪业-清朝开国史-清朝的忠君思想

尽管有人说，对耿精忠的叛乱之罪宜慎重处置（康熙帝不许杰书惩治这位藩将，因为他

不想阻止其他叛军将领投降），但朝廷对范承谟之死不能不问。范承谟的贴身仆人中有

个幸存者，名叫徐鼎，他设法从火堆中取回了范承谟被烧焦的遗体，将其带到北京，并

在北京公布了这位清朝忠臣写在牢房墙上的诗文。①正当鹿死谁手尚难预料之时，范承

谟殉国的消息传开了，并对公众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范承谟英勇就义的故事迅速传

遍了整个京城，人们普遍期待着为范承谟举行葬礼，其中主要的代言人是著名戏剧家李

渔。李渔（范承谟的挚友）在悼词中鲜明地强调了范承谟为拯救清室而进行道义上的反

抗的重要性。由于范氏家族是所有源于关东的辽阳大族中的巨族，又因为其父范文程在

帮助多尔衮“承天运”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范承谟的态度便决定了其他许多

汉族旗人的反应。李渔强调说，如果他加入了耿精忠的叛乱，那么毫无疑问，许多关东

的其他大族也会反叛，而清室便会灭亡。确实，这是一个几乎无与伦比的忠臣，一个当

然应与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齐名的忠臣。因此，李渔最后说，在他的灵柩之下应放置两

个而不是一个人的牌位，一个是范承谟本人，另一个是宋朝的伟大爱国英雄文天祥。


盖先生之臣节，求之千古上下，惟天祥一人，足以媲美。②




不久以后，康熙帝赐给这位大清忠臣谥号：“忠贞”，并追授太子少保、兵部尚书。①

在此后的几年中，康熙帝还不断提起范承谟的贡献，并常因想起他的殉难而感动不已。

1682年，当三藩终于被决定性地击溃，不再需要谨慎从事之时，康熙帝亲自下令将杀害

范承谟的凶手耿精忠处以极刑。②




但眼下的情况是这样的。1676年耿精忠投降时，他这一重新归顺清朝的举动肯定使广西
叛将孙延龄大为犹豫。耿精忠的背叛显然得到了宽恕，他也能得到宽恕吗？不管孙延龄

实际上是否这样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反正吴三桂有充分理由相信，他背后的这个同

盟者正在发生动摇。因此，1677年秋，吴三桂派他的孙子吴世琮前往桂林。孙延龄以为

吴世琮要取道广西去进攻广东，因为那年1月广东的尚之信向安亲王岳乐（江西清军的统

帅）投降了。③但当孙延龄到桂林城外迎接吴世琮时，却被当场拿下，并被斩首，广西

遂被吴世琮以吴三桂的名义接管。④


吴世琮接管桂林时，发现巡抚马雄镇及其僚属和家属中的幸存者仍被关在牢中，孙延龄

一直没杀马雄镇以备将来万一需要投降时用他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吴世琮没有这种打

算，但他确实意识到，这位有名的旗人、清朝著名总督的儿子、其妇女曾全部为明朝殉

难的辽阳世家的后裔，若能倒向吴三桂一边，那么其他汉官就会步其后尘。因此，他想

逼迫马雄镇降“周”，但再三遭到马雄镇的拒绝。最后，吴世琮改变了策略。1677年11

月6日，他邀请马雄镇和他的两个幼子参加精心安排的盛宴。以厚礼相待，酒过三巡之后

，吴世琮恭恭敬敬地恳请马巡抚加入他们的正义事业。在后来出现的描写这一著名事件

的剧本中，马雄镇重申了他对“握神兵，安民杀贼；定中原，天与人归”的清王朝的忠

诚。①既而他又愤怒地转向吴世琮，斥骂其祖父吴三桂是这样一个奸臣：




既事二君，复萌异志，死无面目以见先皇……结皇亲，贪他滟滟杯；恋君王，不若圆圆

妓。②

吴世琮受到如此污辱，立即撕下了尊敬与爱慕的假面孔，气急败坏地命其手下将马雄镇
和他的儿子带出去，关进一座铁匠作坊里。在他和两个孩子及其九名仆人被从巡抚署衙

押至铁匠作坊的路上，马雄镇仍不停地斥骂吴氏家族卑鄙的叛逆行径。他们来到作坊后

，卫兵告诉马雄镇还有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随后，他们抓住了两个孩子，把刀架在他

们的脖子上，威胁马雄镇说，如若不降，就杀了他的儿子。马雄镇拒绝玷污自己和家族

的荣誉，但不忍目睹自己的儿子惨遭杀戮。他把身体转向一边，仍坚持认为吴三桂及其

军队不过是杀人犯和土匪。不一会儿，吴世琮的人便把他儿子的血淋淋的头颅扔在他脚
下。马雄镇浑身颤抖，既而用双手抓住两颗人头，突然向那群士兵冲去。士兵们举刀便

刺，马雄镇向后退去，趁被刺倒下之前向他的皇上行礼、祈祷，一遍又一遍，直至死去

。终年44岁。最后，那九位目睹了这场屠杀又不得不强压怒火的仆人，被挨个问及是否

愿意投降。他们一个个表示拒绝，遂被全部杀死，无一幸免。①

杀了马雄镇，对吴三桂毫无帮助。至1677年4月22日，岳乐从江西西部的“周”军手中夺

取了吉安，并开始对吴三桂湖南老巢的防线进行刺探。这位已经65岁的藩将，亲自部署

防守，随着清军的包围越来越紧，他对前线阵地一个个进行巡视。1678年3月23日，几乎

表现为一种垂死的挣扎——吴三桂即位了，自命为周朝皇帝，定年号为昭武。有人认为

，陈圆圆此时和他在一起，她的容貌虽有些衰老，但仍相当漂亮。1678年夏，这位周朝

皇帝撤至衡州，打算在此稳住阵脚。但到秋天，他染上了痢疾，身体十分虚弱。最后，

吴三桂于1678年10月2日死去。据说，陈圆圆立下誓言，出家为尼了。②吴三桂之孙吴世

璠继承了皇位，但这个周政权没能延续多久。尽管这位年轻的洪化皇帝在1679年3月24日
衡州陷落后向南远逃至贵州，但1679年11月初，康熙帝命图海指挥西北的清军发动了一

场大规模的战役。1680年2月，攻陷了成都。一个月后，重庆也落入了清军手中。1680年

10月，康熙帝命赍塔率另一支远征军从广西攻入云南；随后他宣布云南境内所有被吴三

桂非法强占的土地都将归还原主。由于当地名流站到了清朝一边，两路清军几乎未遇任

何抵抗，便于1681年4月到达了云南省会城下。1681年12月7日，吴世璠在其祖父起兵反

清近八年之后，于昆明城内自杀身亡。三藩之乱遂宣告结束。

当时，康熙帝也知道了吴氏杀害马雄镇的情形。①同范承谟之死一样，马雄镇以身殉国

，也受到了高度赞扬与褒奖。也同前者一样，在清朝统治集团全力以赴战胜它所面临的

最大挑战的时候，马雄镇的殉难象征着又一新的和持久的对清朝皇帝统治的支持。结果

，马雄镇之死竟比平定三藩的胜利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由于他的死，以及当时的形势

，满族的历史及其对中国的征服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马雄镇的曾祖父马重德毕竟

曾是明朝大臣，他对明朝的忠诚和马雄镇对清朝的忠诚同样坚贞。这不仅是由于当桂林
事件的细节在北京已广为人知之时，朝廷才了解到，马氏家族的殉难者比那铁匠作坊中

的12人要多得多；而且是由于后来发生的悲剧甚至比那12人的殉难更引人注意。




就在1677年11月6日那天晚上，马雄镇及其两个幼子的死讯，被带回桂林监狱中仍关着马

氏其他成员的潮湿的牢房。牢中马家的妇女听到这一消息后，想起了马氏族谱中自豪地

记载着的1621年那悲壮的一天。那是将近60年前的事。当时马家的妇女，包括42名家眷

和女仆，在马与进被后金俘获后在辽阳集体自杀。而今，马雄镇之妻李夫人又目睹了同
样的场面。首先，马世济之妻董夫人试图悬梁自尽。绳子断了，她掉了下来摔破了脸，

但她又再次结好绳索，并且成功了。随后，马世济之妾苗氏、马雄镇的两个未成年的女

儿二姐和五姐，马雄镇的两个妾（顾氏和刘氏），一个接一个地自杀了。每当一个人死

后，李夫人便把尸首取下，为其穿好葬衣，用被子盖上。然后，他又目睹了18个女仆自

杀。自杀从当天晚上至次日早晨一直在进行。24名妇女全部死后，李夫人面向北，行九

叩礼，最后也悬梁自尽了。两个男仆流着眼泪，取下她的尸首，并获准将所有的尸体运
到外面火化。他们把骨灰安放在附近的广福寺中。①

这种逐渐进入高潮的连续自杀的悲剧场面，使清廷大为震惊，并顿生敬畏之情。马家38

位成员的殉难甚至比范承谟之死更集中地体现了那些在三藩之乱期间最黑暗的日子里站

在清廷一边的人们的忠诚。于是，清廷对马氏家族大加褒奖。1680年，康熙帝举行隆重

仪式，赐已故马雄镇太子少保和兵部尚书之职，并赐谥“文毅”。幸存的长子马世济被

赐与1669年康熙帝赐给其父的那件龙袍，并授大理寺少卿。1682年8月15日，李夫人也因

“深报朝恩”被赐诰命。也在这一年，三藩被彻底消灭之后，清廷特意在广西为马雄镇

立祠，以宣扬忠于清朝的思想。②

马家成员自杀殉国的事迹激励18世纪的剧作家蒋士铨创作了一部题为《桂林霜》的戏剧

。此剧在乾隆年间流传甚广。其中一部分颂扬了马家的美德。在最后一段中，那些辽阳

女子在来世又得以同桂林英烈重聚，并对他们唱道：


六十年人家可怜，

六十年人家又传。③

但剧中大部分内容，以及当时记载这一事件的编年史和家族史，都将马氏家族的殉难描

述为超越了而又具体体现出对特定的相互对立的正统王朝之忠诚的最佳象征。明朝有忠

臣，清朝也有忠臣。但辽阳马氏却证明，一种始终保持单一门风的家族传统既能容纳在

单一世界秩序下对特定王朝的忠诚，也能在统一的道德世界中把平时的理想主义与战时

的清教主义结合为一种为个人名誉的纯粹的献身精神。通过马氏家族，历史终于回到了

原来的位置，而清朝如今已同明朝完全相称了，它不仅取代了明朝的统治，而且能够胜

任。这位剧作家在《桂林霜》中说道：“古史忠良有万千，国史忠良后媲前。”①

马氏家族的殉难还激发了百姓的想象力，因为他们总结了天命从一个王朝转向另一个王

朝的缓慢而难以驾驭的进程：祖母是一个明朝忠臣；父亲归顺于满洲；儿子是一个清朝

忠臣。这是三代人的经历，也是中华帝国60年的历史。在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马

雄镇之死集中体现出在长期的军事征服之后，清朝的统治已稳定下来。多年来，对汉族
同盟者的依赖曾是清朝的致命弱点。他们多次看到某些汉族同盟者的变易无常，以及（

恰恰因为满族人被视为外来的入侵者）他们在姜瓖一类冒险家、或打起明朝或汉族其他

王朝之旗号的吴三桂一类军事将领面前的脆弱和动摇。因此，对三藩的战争是同那些认

为满族需要他们超过他们需要满族的叛逆者的最后较量。三藩之乱被平定后，主要因为

大多数汉官愿意站在朝廷一边，康熙帝及其大臣才认识到清朝的建立并非“伪定”，而

是中华帝国历史中又一鼎盛时代的真正开端。②

当然，他们是对的。在清朝统治之下，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快地摆脱了17世纪的全

球性经济危机。①令欧洲君主羡慕的是，在多尔衮、顺治帝和康熙帝奠定的牢固基础上

，清朝统治者建起了一个疆域辽阔、文化灿烂的强大帝国。在此后的近两个世纪中，中

国的版图几乎比明朝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因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再没有真正的对手

能够向清朝的统治挑战。②然而，大清统治的和平却在另一方面付出了代价。由于在18

世纪席卷欧洲大陆的战争中，双方的兵力几乎相等，因此参战国不得不大力改进其军事

技术，并对其专制政体进行合理化改革。③中国则缺乏 竞争对手，故除了为征服相对落

后的亚洲内陆人民、抵御哥萨克的侵扰、及维持对东南亚和朝鲜的宗主权所需要的军事

实力外，没有改进其军事技术的强烈愿望。①并且，尽管清朝于18世纪建立了军机处，

从而导致了清廷最高层权力的又一次集中，但雍正时期的财政改革却没能坚持几年，这

些改革本来也许会为清政府提供日后在同西方的斗争中为更有效地征收人头税所需要的

财政手段。②这不仅是因为缺乏有力的对手迫使清政府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去而进
行体制改革；而且是因为清初统治者在运用相当进步但属传统类型的制度与技术以恢复

政治稳定的过程中，获得了彻底的成功。权力高度集中，而未得到彻底的合理化改革；

君主的权威提高了，官僚政治的积极作用却下降了。③




1835年，对中国的形象仍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学者式赞美的托克维尔写道：




游客告诉我们，中国人安宁但不幸福，有工业但不进步，稳定但不强大，有物质性的秩

序但无公共道德。由于这些，社会的发展还算不错，但不是很好。我想，当中国向欧洲

人开放之时，他们会发现那是世界上中央集权制的最佳模式。①


那些最后用武力敲开了中国大门的欧洲人发现，清朝的统治不像托克维尔所认为的那么

好。权力仍然高度集中，但行政管理网络的末端已开始同官僚系统的指挥中心脱节。甚

至更糟的是，整个系统已放弃了它在清朝初年曾经有过的弹性。而可悲的是，正是17世

纪清朝重建统治秩序的成功，使之在19世纪强大的外来干涉再次出现之时，难以作出制

度上的选择。在清朝灭亡的最后时刻，整个政治结构也随之崩溃了。清朝的洪业终于被

耗尽，帝国的秩序已无法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