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利德尔-哈特《间接路线战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0:08:59
第一章 历史是实际经验
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 [英国]
[出自《间接路线战略》]
“蠢人常说他们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学习。我却认为利用别人的经验更加好些。”这是俾斯麦说的一句名言，但是最先发现这个真理的却不一定是他。对于军事问题来说，这个格言具有特殊的意义。一个正规军人，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们不同，他不可能经常不断地履行自己的作战勤务。因此，有人甚至断言：“军人这行职业”，就其直接意义来说，简直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职业，只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雇佣关系”。而且存在一种离奇现象：当雇佣兵制被常备军制取代以后，“军人这行职业”就不再成为一种职业了。
在过去实行雇佣兵制时，充当雇佣兵，还可以算作一种职业，因为只有进行战争时军人才会受雇和领得薪饷；而常备军的正规军人，则可以在不打仗的时候继续领取薪金。
关于严格说来没有“军人这行职业”的论断，就现代军队的大多数来说，从他们经常都在就业这一观点来看，不是很准确的。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现今时代，与过去比较起来，战争的规模尽管愈来愈大，而它的次数毕竟愈来愈少了，那么，上述的论断仍然不是没有根据的。甚至可以说，在和平时期，军队即使进行最严格的训练，也总是“理论性”多于“实践性”。
然而，俾斯麦的名言，能够帮助我们比较正确地解决实际问题。他使我们认识到，有两种不同的“实际经验”：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间接的。而且在两者之间，间接经验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它的范围毫无疑义要广阔得多。即令在最有利的工作领域内，要取得直接经验，其范围和可能性总归是极其有限的，更何况在军事勤务当中。试以医生这行职业来与军人职业作个比较。医生的实习机会当然要比军人多得多，可是，医药学和外科学方面最伟大的成就，主要还是应该归功于研究工作者，而不是实际开业的医生。
直接经验就其本质说来是极其有限的。无论对于理论还是对于实践，它都不足以构成坚实的基础。即从最好的情况来说，它也只能造成一种有利于进行科学总结的气氛。间接经验则具有较大的价值。其原因是：它的内容繁多，范围广泛。“历史，这就是普遍性的经验。”它不是某一个别人物的经验，而是许许多多在各种复杂多样的条件下从事活动的人们的经验。
把战争史作为军事教育的根据是很合理的，因为在训练和培养士兵方面，利用战争史料能产生良好的实际效用。不过，这种经验究竟有多大价值，也和其他任何经验一样，既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上面所引的关于历史经验的定义，也取决于对它进行研究的方法。
拿破仑说，在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统帅们一般都承认，这个经常被人们引用的格言是正确的。然而，这种算术上的对比难道真的合理吗？人们对此又很难作出回答。这是因为，如果武器装备不能满足要求，则士气必将下落，如果消耗巨大精力而只能获得微小的利益，甚至于招致死亡，则士气必将丧失。而且，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本是统一而不能彼此分割的。尽管如此，拿破仑的格言还是有其不朽的价值，因为它反映了一个思想，即精神因素在所有军事活动中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作用，它往往能够决定战争和战斗的结局。在战争史上，精神因素是一个具有“经常性”的因素，只是其程度有时稍有变化。而物质因素则是经常变化着的，几乎在每次战争和每一军事情况中都各不相同。
认识了这种情况，有助于从实际运用战争史的角度来钻研军事历史。过去，军事训练的实施和军事理论的建立，都是以深入研究一两个会战或战役来作基础。而这个基础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因为在每一次战争中所用的军事手段和斗争工具经常都在变化。这种变化造成的危险性，就是把我们的眼界限制得很狭窄，以致促使我们作出错误的结论。在物质的领域中，只有一个事实是唯一不变的因素，这就是一切的工具和条件都在经常不断地发生变化。
与上述情况不同，人们对于危险的反映，却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某些人由于他们的秉性、经受的锻炼和专门的训练有所不同，对于危险的反映，可能不及另一些人那样敏感。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很大的。情况愈是特殊，我们的分析研究愈是囿于局部范围，对于精神因素的判定也就愈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军队在某个具体场合能够表现出多大的抵抗力，人们是很难准确作出判断的。可是，不管在什么场合，这一点并不妨碍人们作出下面的结论：军队遭到突然袭击时，或者在经受饥饿和疲劳时，其抵抗力必将显得差些。心理方面的分析研究愈是充分，则为了作结论而打下的基础也就愈牢固。
由于心理因素要比物理因素重要，而且它还具有较大的固定性，这就可以导出一个结论，即任何军事理论的基础都必须尽可能地广阔一些。如果对于整个的军事史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这样一个基础而只是深入研究一个战例，那么，这种研究便有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与此相反，如果能对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的几十个战例加以研究，并且证明有某种的“因”即能产生某种的“果”，那么，把这种因果关系当作军事理论的一个部分，也就不是没有理由了。
本书阐述的内容，正是进行一种广泛研究的结果。事实上，也可以看成是由于某些因素所引起的复合后果。这些因素与我曾经担任《大英百科全书》军事部主编这一职务有关。以前，即在早些时候，作者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涉猎了某些时期的战史。百科全书给我提出的任务，迫使我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战史非进行广泛的研究不可。这好象是一个地形测绘员，甚至一个旅游者，如果他有心思的话，其面前的视界是极其广阔的，他可以获得有关整个地形的总概念。然而，如果是一个矿工，他就只能看到自己工作的那个坑道里的东西。
通过这样的研究，我逐步形成了一个印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进行战争所采取的“路线”，如果不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不能从而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那么，也就难于使战争取得有效的结果。这种“间接路线”，既有物理性的，也有心理性的；通常都是物理性的，但终归总是心理性的。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
这种累积下来的经验明白地告诉我们，朝着敌人所“自然期待的路线”而以“直接法”去进攻，不管所指向的目标是属于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常常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其所以如此，原因显而易见，就是上面引述拿破仑那个格言所说的：“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这也就是说，一个敌军或者敌国的实力，尽管在形式上取决于军队数量和物质资源的多少，但其最终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指挥的稳定性、人们的精神状况和源源不断的物资保障。
朝着敌人“自然期待的路线”采取行动，必将使敌人得以改善态势，因而增强其抵抗能力。战争也和体育场上的摔跤一样，如果不预先使对方发生动摇，丧失平衡，那么要想把敌人打倒在地，就不得不同对方作紧张的较量，因而过多地耗费力量。采取这样的斗争方法，要想夺取胜利，那就必须在力量上大大超过敌人，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也不一定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在大多数的战役中，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常常是最后打败敌人的一个重要前提。
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是在战略上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来达到的。这种“间接路线”，可能是预先谋划的，也可能是偶然采取的。正如分析表明，这种战略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卡蒙将军的研究证明，“迂回到敌人后方”，是拿破仑作战的经常目的和基本方法，所谓“间接路线战略”，实际上已把这个观念包括在内了，而且比它的范围还更广泛。卡蒙只是对时间、空间和交通线等物理因素作了一般的研究。可是，通过各种心理因素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战略行动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从表面上看，这些战略行动同“迂回到敌人后方”这个机动样式并不相似，但是，它们却是“间接路线战略”的鲜明例证。
查清各种战略行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判明它们的性质，用不着把参战双方的实力数量、它们的补给方法和交通运输情况罗列出来。对于历史上的许许多多事件，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其中相同的现象，以及后方工作情况和那些引出结果的心理上的措施。
在各种就性质、规模和时间来说都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如果采取类似的措施而能获得相同的结果，那么就可明显地看出，其中必有某些相互联系。我们对此加以研究，就能合乎逻辑地找出其共同的规律。这些条件的差别愈是广泛多样，则所得的规律也就愈加明确可靠。
所以，对战争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找到新的战争原理。而且其价值并不止此。如果这种研究是创立任何军事理论的必要基础，那么，对于有志研究战史并力图发挥自己关于战争观点和判断意见的普通军事人员来说，其重要性也是相同的。否则，他的军事学说知识就没有牢固的基础，好象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头重脚轻，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 [英国]
[出自《间接路线战略》]
“蠢人常说他们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学习。我却认为利用别人的经验更加好些。”这是俾斯麦说的一句名言，但是最先发现这个真理的却不一定是他。对于军事问题来说，这个格言具有特殊的意义。一个正规军人，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们不同，他不可能经常不断地履行自己的作战勤务。因此，有人甚至断言：“军人这行职业”，就其直接意义来说，简直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职业，只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雇佣关系”。而且存在一种离奇现象：当雇佣兵制被常备军制取代以后，“军人这行职业”就不再成为一种职业了。
在过去实行雇佣兵制时，充当雇佣兵，还可以算作一种职业，因为只有进行战争时军人才会受雇和领得薪饷；而常备军的正规军人，则可以在不打仗的时候继续领取薪金。
关于严格说来没有“军人这行职业”的论断，就现代军队的大多数来说，从他们经常都在就业这一观点来看，不是很准确的。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现今时代，与过去比较起来，战争的规模尽管愈来愈大，而它的次数毕竟愈来愈少了，那么，上述的论断仍然不是没有根据的。甚至可以说，在和平时期，军队即使进行最严格的训练，也总是“理论性”多于“实践性”。
然而，俾斯麦的名言，能够帮助我们比较正确地解决实际问题。他使我们认识到，有两种不同的“实际经验”：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间接的。而且在两者之间，间接经验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它的范围毫无疑义要广阔得多。即令在最有利的工作领域内，要取得直接经验，其范围和可能性总归是极其有限的，更何况在军事勤务当中。试以医生这行职业来与军人职业作个比较。医生的实习机会当然要比军人多得多，可是，医药学和外科学方面最伟大的成就，主要还是应该归功于研究工作者，而不是实际开业的医生。
直接经验就其本质说来是极其有限的。无论对于理论还是对于实践，它都不足以构成坚实的基础。即从最好的情况来说，它也只能造成一种有利于进行科学总结的气氛。间接经验则具有较大的价值。其原因是：它的内容繁多，范围广泛。“历史，这就是普遍性的经验。”它不是某一个别人物的经验，而是许许多多在各种复杂多样的条件下从事活动的人们的经验。
把战争史作为军事教育的根据是很合理的，因为在训练和培养士兵方面，利用战争史料能产生良好的实际效用。不过，这种经验究竟有多大价值，也和其他任何经验一样，既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上面所引的关于历史经验的定义，也取决于对它进行研究的方法。
拿破仑说，在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统帅们一般都承认，这个经常被人们引用的格言是正确的。然而，这种算术上的对比难道真的合理吗？人们对此又很难作出回答。这是因为，如果武器装备不能满足要求，则士气必将下落，如果消耗巨大精力而只能获得微小的利益，甚至于招致死亡，则士气必将丧失。而且，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本是统一而不能彼此分割的。尽管如此，拿破仑的格言还是有其不朽的价值，因为它反映了一个思想，即精神因素在所有军事活动中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作用，它往往能够决定战争和战斗的结局。在战争史上，精神因素是一个具有“经常性”的因素，只是其程度有时稍有变化。而物质因素则是经常变化着的，几乎在每次战争和每一军事情况中都各不相同。
认识了这种情况，有助于从实际运用战争史的角度来钻研军事历史。过去，军事训练的实施和军事理论的建立，都是以深入研究一两个会战或战役来作基础。而这个基础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因为在每一次战争中所用的军事手段和斗争工具经常都在变化。这种变化造成的危险性，就是把我们的眼界限制得很狭窄，以致促使我们作出错误的结论。在物质的领域中，只有一个事实是唯一不变的因素，这就是一切的工具和条件都在经常不断地发生变化。
与上述情况不同，人们对于危险的反映，却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某些人由于他们的秉性、经受的锻炼和专门的训练有所不同，对于危险的反映，可能不及另一些人那样敏感。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很大的。情况愈是特殊，我们的分析研究愈是囿于局部范围，对于精神因素的判定也就愈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军队在某个具体场合能够表现出多大的抵抗力，人们是很难准确作出判断的。可是，不管在什么场合，这一点并不妨碍人们作出下面的结论：军队遭到突然袭击时，或者在经受饥饿和疲劳时，其抵抗力必将显得差些。心理方面的分析研究愈是充分，则为了作结论而打下的基础也就愈牢固。
由于心理因素要比物理因素重要，而且它还具有较大的固定性，这就可以导出一个结论，即任何军事理论的基础都必须尽可能地广阔一些。如果对于整个的军事史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这样一个基础而只是深入研究一个战例，那么，这种研究便有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与此相反，如果能对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的几十个战例加以研究，并且证明有某种的“因”即能产生某种的“果”，那么，把这种因果关系当作军事理论的一个部分，也就不是没有理由了。
本书阐述的内容，正是进行一种广泛研究的结果。事实上，也可以看成是由于某些因素所引起的复合后果。这些因素与我曾经担任《大英百科全书》军事部主编这一职务有关。以前，即在早些时候，作者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涉猎了某些时期的战史。百科全书给我提出的任务，迫使我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战史非进行广泛的研究不可。这好象是一个地形测绘员，甚至一个旅游者，如果他有心思的话，其面前的视界是极其广阔的，他可以获得有关整个地形的总概念。然而，如果是一个矿工，他就只能看到自己工作的那个坑道里的东西。
通过这样的研究，我逐步形成了一个印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进行战争所采取的“路线”，如果不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不能从而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那么，也就难于使战争取得有效的结果。这种“间接路线”，既有物理性的，也有心理性的；通常都是物理性的，但终归总是心理性的。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
这种累积下来的经验明白地告诉我们，朝着敌人所“自然期待的路线”而以“直接法”去进攻，不管所指向的目标是属于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常常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其所以如此，原因显而易见，就是上面引述拿破仑那个格言所说的：“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这也就是说，一个敌军或者敌国的实力，尽管在形式上取决于军队数量和物质资源的多少，但其最终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指挥的稳定性、人们的精神状况和源源不断的物资保障。
朝着敌人“自然期待的路线”采取行动，必将使敌人得以改善态势，因而增强其抵抗能力。战争也和体育场上的摔跤一样，如果不预先使对方发生动摇，丧失平衡，那么要想把敌人打倒在地，就不得不同对方作紧张的较量，因而过多地耗费力量。采取这样的斗争方法，要想夺取胜利，那就必须在力量上大大超过敌人，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也不一定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在大多数的战役中，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常常是最后打败敌人的一个重要前提。
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是在战略上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来达到的。这种“间接路线”，可能是预先谋划的，也可能是偶然采取的。正如分析表明，这种战略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卡蒙将军的研究证明，“迂回到敌人后方”，是拿破仑作战的经常目的和基本方法，所谓“间接路线战略”，实际上已把这个观念包括在内了，而且比它的范围还更广泛。卡蒙只是对时间、空间和交通线等物理因素作了一般的研究。可是，通过各种心理因素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战略行动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从表面上看，这些战略行动同“迂回到敌人后方”这个机动样式并不相似，但是，它们却是“间接路线战略”的鲜明例证。
查清各种战略行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判明它们的性质，用不着把参战双方的实力数量、它们的补给方法和交通运输情况罗列出来。对于历史上的许许多多事件，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其中相同的现象，以及后方工作情况和那些引出结果的心理上的措施。
在各种就性质、规模和时间来说都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如果采取类似的措施而能获得相同的结果，那么就可明显地看出，其中必有某些相互联系。我们对此加以研究，就能合乎逻辑地找出其共同的规律。这些条件的差别愈是广泛多样，则所得的规律也就愈加明确可靠。
所以，对战争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找到新的战争原理。而且其价值并不止此。如果这种研究是创立任何军事理论的必要基础，那么，对于有志研究战史并力图发挥自己关于战争观点和判断意见的普通军事人员来说，其重要性也是相同的。否则，他的军事学说知识就没有牢固的基础，好象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头重脚轻，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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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 [英国]
[出自《间接路线战略》]
“蠢人常说他们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学习。我却认为利用别人的经验更加好些。”这是俾斯麦说的一句名言，但是最先发现这个真理的却不一定是他。对于军事问题来说，这个格言具有特殊的意义。一个正规军人，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们不同，他不可能经常不断地履行自己的作战勤务。因此，有人甚至断言：“军人这行职业”，就其直接意义来说，简直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职业，只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雇佣关系”。而且存在一种离奇现象：当雇佣兵制被常备军制取代以后，“军人这行职业”就不再成为一种职业了。
在过去实行雇佣兵制时，充当雇佣兵，还可以算作一种职业，因为只有进行战争时军人才会受雇和领得薪饷；而常备军的正规军人，则可以在不打仗的时候继续领取薪金。
关于严格说来没有“军人这行职业”的论断，就现代军队的大多数来说，从他们经常都在就业这一观点来看，不是很准确的。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现今时代，与过去比较起来，战争的规模尽管愈来愈大，而它的次数毕竟愈来愈少了，那么，上述的论断仍然不是没有根据的。甚至可以说，在和平时期，军队即使进行最严格的训练，也总是“理论性”多于“实践性”。
然而，俾斯麦的名言，能够帮助我们比较正确地解决实际问题。他使我们认识到，有两种不同的“实际经验”：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间接的。而且在两者之间，间接经验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它的范围毫无疑义要广阔得多。即令在最有利的工作领域内，要取得直接经验，其范围和可能性总归是极其有限的，更何况在军事勤务当中。试以医生这行职业来与军人职业作个比较。医生的实习机会当然要比军人多得多，可是，医药学和外科学方面最伟大的成就，主要还是应该归功于研究工作者，而不是实际开业的医生。
直接经验就其本质说来是极其有限的。无论对于理论还是对于实践，它都不足以构成坚实的基础。即从最好的情况来说，它也只能造成一种有利于进行科学总结的气氛。间接经验则具有较大的价值。其原因是：它的内容繁多，范围广泛。“历史，这就是普遍性的经验。”它不是某一个别人物的经验，而是许许多多在各种复杂多样的条件下从事活动的人们的经验。
把战争史作为军事教育的根据是很合理的，因为在训练和培养士兵方面，利用战争史料能产生良好的实际效用。不过，这种经验究竟有多大价值，也和其他任何经验一样，既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上面所引的关于历史经验的定义，也取决于对它进行研究的方法。
拿破仑说，在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统帅们一般都承认，这个经常被人们引用的格言是正确的。然而，这种算术上的对比难道真的合理吗？人们对此又很难作出回答。这是因为，如果武器装备不能满足要求，则士气必将下落，如果消耗巨大精力而只能获得微小的利益，甚至于招致死亡，则士气必将丧失。而且，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本是统一而不能彼此分割的。尽管如此，拿破仑的格言还是有其不朽的价值，因为它反映了一个思想，即精神因素在所有军事活动中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作用，它往往能够决定战争和战斗的结局。在战争史上，精神因素是一个具有“经常性”的因素，只是其程度有时稍有变化。而物质因素则是经常变化着的，几乎在每次战争和每一军事情况中都各不相同。
认识了这种情况，有助于从实际运用战争史的角度来钻研军事历史。过去，军事训练的实施和军事理论的建立，都是以深入研究一两个会战或战役来作基础。而这个基础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因为在每一次战争中所用的军事手段和斗争工具经常都在变化。这种变化造成的危险性，就是把我们的眼界限制得很狭窄，以致促使我们作出错误的结论。在物质的领域中，只有一个事实是唯一不变的因素，这就是一切的工具和条件都在经常不断地发生变化。
与上述情况不同，人们对于危险的反映，却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某些人由于他们的秉性、经受的锻炼和专门的训练有所不同，对于危险的反映，可能不及另一些人那样敏感。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很大的。情况愈是特殊，我们的分析研究愈是囿于局部范围，对于精神因素的判定也就愈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军队在某个具体场合能够表现出多大的抵抗力，人们是很难准确作出判断的。可是，不管在什么场合，这一点并不妨碍人们作出下面的结论：军队遭到突然袭击时，或者在经受饥饿和疲劳时，其抵抗力必将显得差些。心理方面的分析研究愈是充分，则为了作结论而打下的基础也就愈牢固。
由于心理因素要比物理因素重要，而且它还具有较大的固定性，这就可以导出一个结论，即任何军事理论的基础都必须尽可能地广阔一些。如果对于整个的军事史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这样一个基础而只是深入研究一个战例，那么，这种研究便有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与此相反，如果能对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的几十个战例加以研究，并且证明有某种的“因”即能产生某种的“果”，那么，把这种因果关系当作军事理论的一个部分，也就不是没有理由了。
本书阐述的内容，正是进行一种广泛研究的结果。事实上，也可以看成是由于某些因素所引起的复合后果。这些因素与我曾经担任《大英百科全书》军事部主编这一职务有关。以前，即在早些时候，作者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涉猎了某些时期的战史。百科全书给我提出的任务，迫使我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战史非进行广泛的研究不可。这好象是一个地形测绘员，甚至一个旅游者，如果他有心思的话，其面前的视界是极其广阔的，他可以获得有关整个地形的总概念。然而，如果是一个矿工，他就只能看到自己工作的那个坑道里的东西。
通过这样的研究，我逐步形成了一个印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进行战争所采取的“路线”，如果不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不能从而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那么，也就难于使战争取得有效的结果。这种“间接路线”，既有物理性的，也有心理性的；通常都是物理性的，但终归总是心理性的。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
这种累积下来的经验明白地告诉我们，朝着敌人所“自然期待的路线”而以“直接法”去进攻，不管所指向的目标是属于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常常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其所以如此，原因显而易见，就是上面引述拿破仑那个格言所说的：“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这也就是说，一个敌军或者敌国的实力，尽管在形式上取决于军队数量和物质资源的多少，但其最终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指挥的稳定性、人们的精神状况和源源不断的物资保障。
朝着敌人“自然期待的路线”采取行动，必将使敌人得以改善态势，因而增强其抵抗能力。战争也和体育场上的摔跤一样，如果不预先使对方发生动摇，丧失平衡，那么要想把敌人打倒在地，就不得不同对方作紧张的较量，因而过多地耗费力量。采取这样的斗争方法，要想夺取胜利，那就必须在力量上大大超过敌人，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也不一定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在大多数的战役中，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常常是最后打败敌人的一个重要前提。
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是在战略上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来达到的。这种“间接路线”，可能是预先谋划的，也可能是偶然采取的。正如分析表明，这种战略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卡蒙将军的研究证明，“迂回到敌人后方”，是拿破仑作战的经常目的和基本方法，所谓“间接路线战略”，实际上已把这个观念包括在内了，而且比它的范围还更广泛。卡蒙只是对时间、空间和交通线等物理因素作了一般的研究。可是，通过各种心理因素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战略行动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从表面上看，这些战略行动同“迂回到敌人后方”这个机动样式并不相似，但是，它们却是“间接路线战略”的鲜明例证。
查清各种战略行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判明它们的性质，用不着把参战双方的实力数量、它们的补给方法和交通运输情况罗列出来。对于历史上的许许多多事件，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其中相同的现象，以及后方工作情况和那些引出结果的心理上的措施。
在各种就性质、规模和时间来说都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如果采取类似的措施而能获得相同的结果，那么就可明显地看出，其中必有某些相互联系。我们对此加以研究，就能合乎逻辑地找出其共同的规律。这些条件的差别愈是广泛多样，则所得的规律也就愈加明确可靠。
所以，对战争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找到新的战争原理。而且其价值并不止此。如果这种研究是创立任何军事理论的必要基础，那么，对于有志研究战史并力图发挥自己关于战争观点和判断意见的普通军事人员来说，其重要性也是相同的。否则，他的军事学说知识就没有牢固的基础，好象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头重脚轻，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3-5 16:01:35编辑过]
第一章 历史是实际经验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 [英国]
[出自《间接路线战略》]
“蠢人常说他们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学习。我却认为利用别人的经验更加好些。”这是俾斯麦说的一句名言，但是最先发现这个真理的却不一定是他。对于军事问题来说，这个格言具有特殊的意义。一个正规军人，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们不同，他不可能经常不断地履行自己的作战勤务。因此，有人甚至断言：“军人这行职业”，就其直接意义来说，简直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职业，只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雇佣关系”。而且存在一种离奇现象：当雇佣兵制被常备军制取代以后，“军人这行职业”就不再成为一种职业了。
在过去实行雇佣兵制时，充当雇佣兵，还可以算作一种职业，因为只有进行战争时军人才会受雇和领得薪饷；而常备军的正规军人，则可以在不打仗的时候继续领取薪金。
关于严格说来没有“军人这行职业”的论断，就现代军队的大多数来说，从他们经常都在就业这一观点来看，不是很准确的。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现今时代，与过去比较起来，战争的规模尽管愈来愈大，而它的次数毕竟愈来愈少了，那么，上述的论断仍然不是没有根据的。甚至可以说，在和平时期，军队即使进行最严格的训练，也总是“理论性”多于“实践性”。
然而，俾斯麦的名言，能够帮助我们比较正确地解决实际问题。他使我们认识到，有两种不同的“实际经验”：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间接的。而且在两者之间，间接经验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它的范围毫无疑义要广阔得多。即令在最有利的工作领域内，要取得直接经验，其范围和可能性总归是极其有限的，更何况在军事勤务当中。试以医生这行职业来与军人职业作个比较。医生的实习机会当然要比军人多得多，可是，医药学和外科学方面最伟大的成就，主要还是应该归功于研究工作者，而不是实际开业的医生。
直接经验就其本质说来是极其有限的。无论对于理论还是对于实践，它都不足以构成坚实的基础。即从最好的情况来说，它也只能造成一种有利于进行科学总结的气氛。间接经验则具有较大的价值。其原因是：它的内容繁多，范围广泛。“历史，这就是普遍性的经验。”它不是某一个别人物的经验，而是许许多多在各种复杂多样的条件下从事活动的人们的经验。
把战争史作为军事教育的根据是很合理的，因为在训练和培养士兵方面，利用战争史料能产生良好的实际效用。不过，这种经验究竟有多大价值，也和其他任何经验一样，既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上面所引的关于历史经验的定义，也取决于对它进行研究的方法。
拿破仑说，在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统帅们一般都承认，这个经常被人们引用的格言是正确的。然而，这种算术上的对比难道真的合理吗？人们对此又很难作出回答。这是因为，如果武器装备不能满足要求，则士气必将下落，如果消耗巨大精力而只能获得微小的利益，甚至于招致死亡，则士气必将丧失。而且，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本是统一而不能彼此分割的。尽管如此，拿破仑的格言还是有其不朽的价值，因为它反映了一个思想，即精神因素在所有军事活动中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作用，它往往能够决定战争和战斗的结局。在战争史上，精神因素是一个具有“经常性”的因素，只是其程度有时稍有变化。而物质因素则是经常变化着的，几乎在每次战争和每一军事情况中都各不相同。
认识了这种情况，有助于从实际运用战争史的角度来钻研军事历史。过去，军事训练的实施和军事理论的建立，都是以深入研究一两个会战或战役来作基础。而这个基础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因为在每一次战争中所用的军事手段和斗争工具经常都在变化。这种变化造成的危险性，就是把我们的眼界限制得很狭窄，以致促使我们作出错误的结论。在物质的领域中，只有一个事实是唯一不变的因素，这就是一切的工具和条件都在经常不断地发生变化。
与上述情况不同，人们对于危险的反映，却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某些人由于他们的秉性、经受的锻炼和专门的训练有所不同，对于危险的反映，可能不及另一些人那样敏感。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很大的。情况愈是特殊，我们的分析研究愈是囿于局部范围，对于精神因素的判定也就愈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军队在某个具体场合能够表现出多大的抵抗力，人们是很难准确作出判断的。可是，不管在什么场合，这一点并不妨碍人们作出下面的结论：军队遭到突然袭击时，或者在经受饥饿和疲劳时，其抵抗力必将显得差些。心理方面的分析研究愈是充分，则为了作结论而打下的基础也就愈牢固。
由于心理因素要比物理因素重要，而且它还具有较大的固定性，这就可以导出一个结论，即任何军事理论的基础都必须尽可能地广阔一些。如果对于整个的军事史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这样一个基础而只是深入研究一个战例，那么，这种研究便有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与此相反，如果能对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的几十个战例加以研究，并且证明有某种的“因”即能产生某种的“果”，那么，把这种因果关系当作军事理论的一个部分，也就不是没有理由了。
本书阐述的内容，正是进行一种广泛研究的结果。事实上，也可以看成是由于某些因素所引起的复合后果。这些因素与我曾经担任《大英百科全书》军事部主编这一职务有关。以前，即在早些时候，作者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涉猎了某些时期的战史。百科全书给我提出的任务，迫使我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战史非进行广泛的研究不可。这好象是一个地形测绘员，甚至一个旅游者，如果他有心思的话，其面前的视界是极其广阔的，他可以获得有关整个地形的总概念。然而，如果是一个矿工，他就只能看到自己工作的那个坑道里的东西。
通过这样的研究，我逐步形成了一个印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进行战争所采取的“路线”，如果不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不能从而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那么，也就难于使战争取得有效的结果。这种“间接路线”，既有物理性的，也有心理性的；通常都是物理性的，但终归总是心理性的。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
这种累积下来的经验明白地告诉我们，朝着敌人所“自然期待的路线”而以“直接法”去进攻，不管所指向的目标是属于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常常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其所以如此，原因显而易见，就是上面引述拿破仑那个格言所说的：“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这也就是说，一个敌军或者敌国的实力，尽管在形式上取决于军队数量和物质资源的多少，但其最终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指挥的稳定性、人们的精神状况和源源不断的物资保障。
朝着敌人“自然期待的路线”采取行动，必将使敌人得以改善态势，因而增强其抵抗能力。战争也和体育场上的摔跤一样，如果不预先使对方发生动摇，丧失平衡，那么要想把敌人打倒在地，就不得不同对方作紧张的较量，因而过多地耗费力量。采取这样的斗争方法，要想夺取胜利，那就必须在力量上大大超过敌人，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也不一定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在大多数的战役中，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常常是最后打败敌人的一个重要前提。
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是在战略上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来达到的。这种“间接路线”，可能是预先谋划的，也可能是偶然采取的。正如分析表明，这种战略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卡蒙将军的研究证明，“迂回到敌人后方”，是拿破仑作战的经常目的和基本方法，所谓“间接路线战略”，实际上已把这个观念包括在内了，而且比它的范围还更广泛。卡蒙只是对时间、空间和交通线等物理因素作了一般的研究。可是，通过各种心理因素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战略行动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从表面上看，这些战略行动同“迂回到敌人后方”这个机动样式并不相似，但是，它们却是“间接路线战略”的鲜明例证。
查清各种战略行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判明它们的性质，用不着把参战双方的实力数量、它们的补给方法和交通运输情况罗列出来。对于历史上的许许多多事件，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其中相同的现象，以及后方工作情况和那些引出结果的心理上的措施。
在各种就性质、规模和时间来说都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如果采取类似的措施而能获得相同的结果，那么就可明显地看出，其中必有某些相互联系。我们对此加以研究，就能合乎逻辑地找出其共同的规律。这些条件的差别愈是广泛多样，则所得的规律也就愈加明确可靠。
所以，对战争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找到新的战争原理。而且其价值并不止此。如果这种研究是创立任何军事理论的必要基础，那么，对于有志研究战史并力图发挥自己关于战争观点和判断意见的普通军事人员来说，其重要性也是相同的。否则，他的军事学说知识就没有牢固的基础，好象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头重脚轻，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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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在围攻叙拉古战斗中丧失了自己的陆军，只是由于海军舰队的积极活动，才算避免了惨败。以后又经过了延续九年的海战，雅典还是赢得了一个有利的和约，而且重新恢复了它的大帝国地位。可是，好景不长。公元前405年，斯巴达舰队的司令官莱桑德尔，终于把雅典继续发展的措施搞掉了。在剑桥大学出版的《古代史》一书中，关于莱桑德尔这样写道：“他的作战计划是力避战斗，尽量消耗雅典的兵力，选择帝国最要害的地点实行攻击……”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未必正确，因为莱桑德尔的计划并不是象采取间接路线那样避开战斗，而是只要遇到完全有利于自己的机会，他便不论时间和地点，总是向敌人实施进攻。莱桑德尔曾经机巧地改变航线，给敌人造成错觉，使他摸不清自己的意向，从而悄悄地把舰队开到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在那里等待给雅典运输粮食的潘塔斯船队返航，由于对雅典的粮食补给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雅典当局曾把自己拥有180艘舰船的整个舰队都派去对运粮船队进行护航。在连续四天的航行中，雅典舰队一直在引诱莱桑德尔进行海战，但是毫无结果。当时，莱桑德尔只是千方百计地制造假象，似乎自己已经陷入毫无作为的窘境。这样，雅典舰队受了骗。它本来应该开进安全的塞斯托斯港去补充给养，但是却没有开进去，而停留在埃戈斯波塔美附近的开阔海面上，虎视着莱桑德尔的舰队。第五天，当雅典舰船上的大部分人员都上岸去筹办粮食补给的时候，莱桑德尔便突然地发起了进攻，可以说是没有经过战斗就一网打尽了敌人的舰船，仅在一个小时之内便结束了两国之间一场时间漫长的战争。
在这场长达二十七年的战争中，大量的直接路线行动都没有产生好的结果，而且通常都使进攻者遭到巨大的损失。当布拉西达士打击哈尔基蒂克这个雅典的“根基要地”时，雅典方面的不利局面即已肯定形成。雅典人如果贯彻执行阿尔基维亚德制定的大战略计划，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即夺占西西里岛这个斯巴达的经济基地，那么，其军事实力的恢复尚有颇大的希望。可是，进攻西西里岛的远征并没能拯救雅典。而在十年之后，斯巴达方面最后给了敌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击，这一击却是依靠自己舰队在海上实行的一种战术性行动。当然，这是大战略计划中采取新的间接路线的结果。应该指出，斯巴达人实行这次进攻的有利条件，是采取威胁雅典方面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这个办法创造的。莱桑德尔夺得了雅典舰队的战船，也就有可能夺占雅典的经济基地，从而极大地削弱它的经济实力。他引起了敌人的恐惧和怒恼，为实施下一步的突击和迅速夺取军事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雅典帝国衰落以后，斯巴达取而代之，成了希腊境内的霸主。因此，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促成斯巴达政权终结的决定性因素。问题的答案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在于一个人，以及他对战争科学和艺术所作的贡献。在埃帕米农达斯崛起以前的那些年代里，底比斯人已经从斯巴达的统治之下解脱出来了，他们采取了一种回避战斗的方法，后人也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费边战略”。所谓“费边战略”，虽然是属于间接路线的大战略中的一个范畴，但实质上它是一种迂回战术的战略。底比斯的军队一直坚持这种方法，避免进行公开的搏斗。所以，斯巴达军队当时虽然多次开到贝奥提亚，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是却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底比斯人利用这种方法赢得了时间，建立了经过精选的职业军队，即名噪一时的所谓“神圣战斗队”。这就是后来底比斯军队中的突击力量。底比斯人采取这种方法创造了鼓舞人们反对斯巴达人的必要条件。而对于雅典人来说，他们却因此解除了陆上的威胁，得以集中自己全部的人力物力来重建海军。
这样一来，到公元前374年，包括底比斯人在内的雅典同盟，就迫使斯巴达同它们签订了一个于同盟方面较为有利的和约。尽管这个和约由于雅典人在海上的冒险行为而很快遭到破坏，但是，他们之间在三年之后又重新开始了和平谈判，因为雅典方面也对战争感到厌倦了。斯巴达在这次的谈判桌上争回了它在战争中丧失的许多东西，并且设法使底比斯同它的同盟国断绝了关系。此后，斯巴达即开始进攻底比斯，企图把它彻底摧毁。可是，当斯巴达的军队在公元前371年攻入贝奥提亚时，尽管它经常在质量上占有优势，而这一次同时在数量上也占优势(一万对六千)，但却在列夫克特累战役中，被埃帕米农达斯所统率的，有着新的精良装备的底比斯陆军彻底打败了。
埃帕米衣达斯不仅摒弃了根据以往许多世纪的经验所制定的旧战术方法，而且奠定了战术、战略、以至大战略的基础。后来一代一代的名将和统帅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学习和受到培养的。他所使用的部署军队的方法，直到我们时代仍然没有丧失现实意义，例如，后来弗里德里希二世(即腓特烈大帝)所采用的“斜形战斗队形”，只不过是埃帕米农达斯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在列夫克特累战役中，埃帕米农达斯抛弃了传统的惯例，不仅把自己的优秀士兵，而且把自己的主力，都集中在左翼一边，从而减弱了中央的兵力，并且使右翼往后收缩。这样一来，他就在敌方右翼造成了对敌兵力的绝对优势，而这里又是他们的总司令官--即军队“大脑”的所在地点。
列夫克特累战役过后一年，埃帕米农达斯率领着新建立的阿卡地亚同盟的联合部队，向斯巴达腹地进军。这次进军，奔向由斯巴达长期统治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心腹地区，是有明显特点的，这就是多方面地而且巧妙地采取了间接路线的方法。进军是在隆冬季节实行的，分为三个独立的纵队，沿着向心方向开进，其目的是要分散敌人的兵力，削弱他们的抵抗能力。仅此一点即可说明，这次行军是军事学术上的一个范例，它是自古以来的，或者确切些说，是拿破仑战争以前的空前范例，然而，埃帕米农达斯还具有更为深邃缜密的战略意图，当他的军队在距离斯巴达都城只有三十二公里的卡里那汇合时，他是采取迂回办法从后方抵近这个都城的。他所以进行这样的机动，还有另外的目的，就是要把相当数量的希洛人和其他不满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不过，当时斯巴达人却也成功地预防了在国内发生这种危险的运动，其方法是发出紧急通告，解除希洛人的农奴身分。此外，伯多奔尼撒半岛上依附斯巴达的各个盟邦，也及时地把增援部队开到了斯巴达城。这样一来，不经过长期困攻而使都城陷落的可能性也就不再存在了。
埃帕米农达斯很快就明白了，斯巴达人是不会受骗出城的，而且长期围攻下去，势将削弱自己方面由各种民族成分组成的联盟军队。因此，他摒弃那种墨守成规的战争，拿起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武器，即采取间接路线的大战略。他利用伊索米山这个美西尼亚的天然屏障，修建了一座城池，命名为美西拉，作为美西尼亚这个新建国家的都城，把所有不满于斯巴达统治而依附于他的人，都安顿在这个城里，并将战争中获得的全部战利品提供给他们作基金。这个位处希腊南部的国家，成了斯巴达进行活动的障碍。这样结果，使斯巴达丧失了一半国土和一半以上的农奴。埃帕米农达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卡地亚地区建立的这个新城邦国家，是对抗斯巴达的一道补充防线。从此，斯巴达在政冶和经济上都处在堡垒体系的包围圈中，因而其军事实力的经济基础遭到了破坏。埃帕米农达斯在伯罗奔尼撒进行了几个月的战争，最后撤退出去了。他在战场上连一次胜利也没有取得过，可是，由于运用大战略，还是极严重地破坏了斯巴达的国力基础。
然而，底比斯国内政客们所希望的却是获得巨大的军事胜利。他们因为没有取得那样的胜利而觉得失望。于是，埃帕米农达斯不得不暂时引退。底比斯的民主党人，由于采用近视的政策，奉行错误的外交，逐渐丧失了国家当时夺到的领导地位。这就使得阿卡地亚同盟中的一些国家增长了自负和野心，开始忘记了底比斯的恩泽，而试图夺取它的领导权。到了公元前362年，底比斯终于面临着对前途的选择：或者借助武力来维护它的权力；或者放弃自己的威望。它作出了对阿卡地亚实施征讨的抉择，结果，又使希腊各国重新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集团。值得庆幸的是，底比斯当时不仅还有埃帕米农达斯来为它建立功勋，还有埃帕米农达斯的大战略所带来的成果，因为他创建的美西尼亚和美加洛波里斯两个国家，现在不仅成了遏制斯巴达入侵的因素，而且大大增强了底比斯本身的实力。
埃帕米农达斯又一次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他在杰吉亚汇合了他们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因而使自己置身于斯巴达和反底比斯联盟的其他各国军队之间，而这些军队刚好在曼提涅亚地区进行了集中。当斯巴达的军队开始从城中开出，准备和它的同盟者汇合之时，埃帕米农达斯利用夜暗的掩护，派出自己的快速部队，向斯巴达城猛扑过去。可是，他没有达到取胜的目的，因为有一个逃兵及时向斯巴达人泄露了消息，使斯巴达军队马上采取急行军返回了都城。于是，埃帕米农达斯决定进行战斗来夺取胜利。他率领军队离开杰吉亚，经过一个象沙漏计时器那样的谷地，直接奔向距离大约十九公里的曼提涅亚。这时，敌人已经在谷地的腰部占领着坚固的阵地，其宽度大约为一点六公里。
埃帕米农达斯这次实施的进攻，按其规模来说，是界于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可是，对于他的这次机动，如果随意地认为应属于这种或那种样式，那就有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他在曼提涅亚的胜利，其根源还在于使用间接路线方法。起初，埃帕米农达斯是照直向着敌人的阵地开进的，迫使敌人把自己的军队编成战斗队形，并将正面对准埃帕米农达斯就要实施进攻的方向。可是，当埃帕米农达斯前进到离斯巴达军阵地只有几公里的地段时，他却突然转向左方，隐没到敌人观察不到的高地后边。这个出奇的行动立即使敌人的右翼受到威胁。为了使斯巴达人更加分割自己的战斗队形，埃帕米农达斯又忽然停止下来，命令部队放下武器，做出准备宿营的样子。这个计谋增大了他的胜利。敌人果然中计，允许士兵走出队列，并给战马松缰，因而更加打乱了战斗部署。这时，埃帕米农达斯利用轻装部队作掩护，实际上，却在完成部队战斗队形的编排部署。他这一次采用的战斗队形，与列夫克特累战役中的队形是一致的，而且更加完善了。随后，在一声号令之下，底比斯军队迅速拾起武器，勇猛直前奔向敌人。这时，敌人的队伍已经乱作一团，所以底比斯军队的胜利差不多已成定局。然后，埃帕米农达斯却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于是，底比斯军队也惊慌失措，随即后退了。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例证，它给后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无论是一支军队，或者是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大脑”麻痹了，那么它们也就会很快地随之崩溃。
在这场长达二十七年的战争中，大量的直接路线行动都没有产生好的结果，而且通常都使进攻者遭到巨大的损失。当布拉西达士打击哈尔基蒂克这个雅典的“根基要地”时，雅典方面的不利局面即已肯定形成。雅典人如果贯彻执行阿尔基维亚德制定的大战略计划，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即夺占西西里岛这个斯巴达的经济基地，那么，其军事实力的恢复尚有颇大的希望。可是，进攻西西里岛的远征并没能拯救雅典。而在十年之后，斯巴达方面最后给了敌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击，这一击却是依靠自己舰队在海上实行的一种战术性行动。当然，这是大战略计划中采取新的间接路线的结果。应该指出，斯巴达人实行这次进攻的有利条件，是采取威胁雅典方面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这个办法创造的。莱桑德尔夺得了雅典舰队的战船，也就有可能夺占雅典的经济基地，从而极大地削弱它的经济实力。他引起了敌人的恐惧和怒恼，为实施下一步的突击和迅速夺取军事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雅典帝国衰落以后，斯巴达取而代之，成了希腊境内的霸主。因此，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促成斯巴达政权终结的决定性因素。问题的答案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在于一个人，以及他对战争科学和艺术所作的贡献。在埃帕米农达斯崛起以前的那些年代里，底比斯人已经从斯巴达的统治之下解脱出来了，他们采取了一种回避战斗的方法，后人也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费边战略”。所谓“费边战略”，虽然是属于间接路线的大战略中的一个范畴，但实质上它是一种迂回战术的战略。底比斯的军队一直坚持这种方法，避免进行公开的搏斗。所以，斯巴达军队当时虽然多次开到贝奥提亚，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是却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底比斯人利用这种方法赢得了时间，建立了经过精选的职业军队，即名噪一时的所谓“神圣战斗队”。这就是后来底比斯军队中的突击力量。底比斯人采取这种方法创造了鼓舞人们反对斯巴达人的必要条件。而对于雅典人来说，他们却因此解除了陆上的威胁，得以集中自己全部的人力物力来重建海军。
这样一来，到公元前374年，包括底比斯人在内的雅典同盟，就迫使斯巴达同它们签订了一个于同盟方面较为有利的和约。尽管这个和约由于雅典人在海上的冒险行为而很快遭到破坏，但是，他们之间在三年之后又重新开始了和平谈判，因为雅典方面也对战争感到厌倦了。斯巴达在这次的谈判桌上争回了它在战争中丧失的许多东西，并且设法使底比斯同它的同盟国断绝了关系。此后，斯巴达即开始进攻底比斯，企图把它彻底摧毁。可是，当斯巴达的军队在公元前371年攻入贝奥提亚时，尽管它经常在质量上占有优势，而这一次同时在数量上也占优势(一万对六千)，但却在列夫克特累战役中，被埃帕米农达斯所统率的，有着新的精良装备的底比斯陆军彻底打败了。
埃帕米衣达斯不仅摒弃了根据以往许多世纪的经验所制定的旧战术方法，而且奠定了战术、战略、以至大战略的基础。后来一代一代的名将和统帅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学习和受到培养的。他所使用的部署军队的方法，直到我们时代仍然没有丧失现实意义，例如，后来弗里德里希二世(即腓特烈大帝)所采用的“斜形战斗队形”，只不过是埃帕米农达斯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在列夫克特累战役中，埃帕米农达斯抛弃了传统的惯例，不仅把自己的优秀士兵，而且把自己的主力，都集中在左翼一边，从而减弱了中央的兵力，并且使右翼往后收缩。这样一来，他就在敌方右翼造成了对敌兵力的绝对优势，而这里又是他们的总司令官--即军队“大脑”的所在地点。
列夫克特累战役过后一年，埃帕米农达斯率领着新建立的阿卡地亚同盟的联合部队，向斯巴达腹地进军。这次进军，奔向由斯巴达长期统治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心腹地区，是有明显特点的，这就是多方面地而且巧妙地采取了间接路线的方法。进军是在隆冬季节实行的，分为三个独立的纵队，沿着向心方向开进，其目的是要分散敌人的兵力，削弱他们的抵抗能力。仅此一点即可说明，这次行军是军事学术上的一个范例，它是自古以来的，或者确切些说，是拿破仑战争以前的空前范例，然而，埃帕米农达斯还具有更为深邃缜密的战略意图，当他的军队在距离斯巴达都城只有三十二公里的卡里那汇合时，他是采取迂回办法从后方抵近这个都城的。他所以进行这样的机动，还有另外的目的，就是要把相当数量的希洛人和其他不满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不过，当时斯巴达人却也成功地预防了在国内发生这种危险的运动，其方法是发出紧急通告，解除希洛人的农奴身分。此外，伯多奔尼撒半岛上依附斯巴达的各个盟邦，也及时地把增援部队开到了斯巴达城。这样一来，不经过长期困攻而使都城陷落的可能性也就不再存在了。
埃帕米农达斯很快就明白了，斯巴达人是不会受骗出城的，而且长期围攻下去，势将削弱自己方面由各种民族成分组成的联盟军队。因此，他摒弃那种墨守成规的战争，拿起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武器，即采取间接路线的大战略。他利用伊索米山这个美西尼亚的天然屏障，修建了一座城池，命名为美西拉，作为美西尼亚这个新建国家的都城，把所有不满于斯巴达统治而依附于他的人，都安顿在这个城里，并将战争中获得的全部战利品提供给他们作基金。这个位处希腊南部的国家，成了斯巴达进行活动的障碍。这样结果，使斯巴达丧失了一半国土和一半以上的农奴。埃帕米农达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卡地亚地区建立的这个新城邦国家，是对抗斯巴达的一道补充防线。从此，斯巴达在政冶和经济上都处在堡垒体系的包围圈中，因而其军事实力的经济基础遭到了破坏。埃帕米农达斯在伯罗奔尼撒进行了几个月的战争，最后撤退出去了。他在战场上连一次胜利也没有取得过，可是，由于运用大战略，还是极严重地破坏了斯巴达的国力基础。
然而，底比斯国内政客们所希望的却是获得巨大的军事胜利。他们因为没有取得那样的胜利而觉得失望。于是，埃帕米农达斯不得不暂时引退。底比斯的民主党人，由于采用近视的政策，奉行错误的外交，逐渐丧失了国家当时夺到的领导地位。这就使得阿卡地亚同盟中的一些国家增长了自负和野心，开始忘记了底比斯的恩泽，而试图夺取它的领导权。到了公元前362年，底比斯终于面临着对前途的选择：或者借助武力来维护它的权力；或者放弃自己的威望。它作出了对阿卡地亚实施征讨的抉择，结果，又使希腊各国重新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集团。值得庆幸的是，底比斯当时不仅还有埃帕米农达斯来为它建立功勋，还有埃帕米农达斯的大战略所带来的成果，因为他创建的美西尼亚和美加洛波里斯两个国家，现在不仅成了遏制斯巴达入侵的因素，而且大大增强了底比斯本身的实力。
埃帕米农达斯又一次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他在杰吉亚汇合了他们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因而使自己置身于斯巴达和反底比斯联盟的其他各国军队之间，而这些军队刚好在曼提涅亚地区进行了集中。当斯巴达的军队开始从城中开出，准备和它的同盟者汇合之时，埃帕米农达斯利用夜暗的掩护，派出自己的快速部队，向斯巴达城猛扑过去。可是，他没有达到取胜的目的，因为有一个逃兵及时向斯巴达人泄露了消息，使斯巴达军队马上采取急行军返回了都城。于是，埃帕米农达斯决定进行战斗来夺取胜利。他率领军队离开杰吉亚，经过一个象沙漏计时器那样的谷地，直接奔向距离大约十九公里的曼提涅亚。这时，敌人已经在谷地的腰部占领着坚固的阵地，其宽度大约为一点六公里。
埃帕米农达斯这次实施的进攻，按其规模来说，是界于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可是，对于他的这次机动，如果随意地认为应属于这种或那种样式，那就有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他在曼提涅亚的胜利，其根源还在于使用间接路线方法。起初，埃帕米农达斯是照直向着敌人的阵地开进的，迫使敌人把自己的军队编成战斗队形，并将正面对准埃帕米农达斯就要实施进攻的方向。可是，当埃帕米农达斯前进到离斯巴达军阵地只有几公里的地段时，他却突然转向左方，隐没到敌人观察不到的高地后边。这个出奇的行动立即使敌人的右翼受到威胁。为了使斯巴达人更加分割自己的战斗队形，埃帕米农达斯又忽然停止下来，命令部队放下武器，做出准备宿营的样子。这个计谋增大了他的胜利。敌人果然中计，允许士兵走出队列，并给战马松缰，因而更加打乱了战斗部署。这时，埃帕米农达斯利用轻装部队作掩护，实际上，却在完成部队战斗队形的编排部署。他这一次采用的战斗队形，与列夫克特累战役中的队形是一致的，而且更加完善了。随后，在一声号令之下，底比斯军队迅速拾起武器，勇猛直前奔向敌人。这时，敌人的队伍已经乱作一团，所以底比斯军队的胜利差不多已成定局。然后，埃帕米农达斯却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于是，底比斯军队也惊慌失措，随即后退了。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例证，它给后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无论是一支军队，或者是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大脑”麻痹了，那么它们也就会很快地随之崩溃。
下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是在二十年之后，即公元前338年才发生的。这次战争使希腊的霸权转移到了马其顿人手里。这次战争也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说明政治与战争之间完全是相辅相成的，说明自然界的障碍可以为了战略上的利益而加以利用。马其顿人，尽管也是希腊人，但实质上他们又是“外国人”。当时，底比斯人已经和雅典人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泛希腊同盟，用以对抗实力日益增长起来的马其顿。此外，他们还找到了一个外部的同盟者，那就是波斯国王。而这对于历史和人类的本性来说，都可以算是一个奇谈。这一次的新的进攻者，也认识到了间接路线的意义。甚至马其顿国王菲力浦企图夺取霸权的借口，也是带有伪装欺骗性质的。他参加安菲赛托尼克会议，是被邀请来的，是请他来协助惩罚贝奥提亚西部那个阿姆菲萨小国家的。那个小国被控犯了渎神罪。菲力浦之所以受到邀请，很有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示意。他这样做，尽管促成了底比斯和雅典为反对他而进行的联合，但是至少使得希腊的其他各国保持着善意的中立。
菲力浦开始向南行军。当他开到齐提纽姆附近时，突然离开了趋向阿姆菲萨的路线，而这条路线本来是他最可能选择的前进方向。他占领了埃拉提亚，并在那里建筑要塞。这个最初的方向变更，表明了菲力浦政治目的的广泛，也暗示着他的战略意图。这一点在后来的战斗过程中得到了证实。雅典和贝奥提亚的联军封锁了通住贝奥提亚两条道路上的山间通道：在西线，从齐提纽姆至阿姆菲萨；在东线，穿过帕拉波塔米山隘，从埃拉提亚到喀罗尼亚。菲力浦在尚未开始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以前，采取了一些削弱敌人的措施：在政治上提出重建佛西亚诸邦的诺言，而这些小邦是过去被雅典征服的；在宗教上宣布自己为德尔费神的保护者(后继人)。
以后，到公元前338年的春天，菲力浦使用了一条妙计，突然地向泛希腊同盟实施突击。他首先夺占了埃拉提亚，从战略上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东线，而敌人正是预期从那里迫击进攻者的。尔后，他对防守西线的敌人耍了一个欺骗手段，写了一封假信，说是他要返回到色雷斯去，并故意使信落到敌人手里，以便在战术上麻痹敌人。他在完成这些之后，即从齐提纽姆出发，采取强行军在夜间越过山隘，前出到贝奥提亚西部的开阔地形，到达了阿姆菲萨地区。而后，他又前进到纳帕克图，打通了出海的交通线。
现在，菲力浦已经钻到了敌人的后方，但距离防守东线山隘的敌人，还有相当的距离，泛希腊同盟军面临这一形势，便自行撤离了帕拉波塔米山隘。他们如果不撤退，其后退道路就有被截断的可能，而且再在那里防守也没有任何意义。然而，菲力浦又从敌人预期遭受攻击的方向折转过来，再次采用间接路线开始行军。他不是从阿姆菲萨向东开进，因为那里必须穿过有利于敌人的山地，而是把自己的军队调转回来，又一次经由齐提纽姆和埃拉提亚，然后向南挺进，穿过此时已经无人防守的帕拉波塔米山隘，并在喀罗尼亚追上敌军，发起猛攻。这个机动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在尔后战斗中的胜利。而他那巧妙的战术又加强了它的效果。菲力浦使出计谋，开始装作败退，把底比斯的军队骗出他们的原来阵地，向前追击。而当敌军进入到平原后，他立即实施反突击，很快就突破了敌人的阵线，并把它们击溃。喀罗尼亚之战的结局，为马其顿奠定了统治希腊的霸权基础。
死神妨碍了菲力浦，使他未能夺到亚洲的霸权。这一事业留给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不仅有父亲手创的计划和军队，而且还有他的大战略观念。
亚历山大继承的另一份遗产，后来显得具有极大意义的，是菲力浦在公元前336年攫取到手的达达尼尔桥头阵地。
如果认真分析一下亚历山大历次东征的路线地图，那么可以看出，这是一幅弯子很大很多的曲折线路图。研究这些进军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采取这种曲曲折折的行军路线，其原因与其说是战略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当然，这些政治性原因也是就大战略范畴来说的。
亚历山大早期的军事行动，常常是直接路线的行动，殊少灵活性。其原因看来是两个方面的。首先，年轻的亚历山大是在宫庭中长大的，他受着荣誉和伟大胜利的熏陶，其“英雄主义”的色彩要比其他伟大统帅更为浓烈得多。其次，他对于自己的军队和统帅素质具有充分的信心，认为没有必要过早地去破坏敌人方面的战略平衡。所以，亚历山大留给后代的经验也是两方面的：一种是大战略范畴的，一种是战术范畴的。
公元前三三四年的春天，亚历山大从达达尼尔海岸出发，开始向南行进，在格拉尼卡河上击败了波斯的掩护兵力。在这一战中，波斯人曾力图挡住亚历山大那些使用长矛的武装骑兵，这些骑兵有着惊人的重力和冲力，不过，当时的波斯军队也是具有很大灵活性的，如果他们能够及时集中自己的兵力，能够击毙极其英勇的亚历山大，那么，亚历山大的入侵在其刚刚开始的时刻也许就被消弭了。可是，他们差了一点。没有能够达到这一目的。
此后，亚历山大继续向南挺进，攻入沙尔底。这里是利地亚的政治和经济枢纽。到此以后，他便折转方向，向西进发，抵达埃菲苏。亚历山大在这些过去的希腊城市恢复了旧有的民主政府形式和权利，从而在经济上极有效地保证了自己后方的安全。
现在，亚历山大又回到了爱琴海的海岸边上，重新开始向南走，然后再转到东方，沿途经过了卡里亚、莱西亚和帕姆菲里亚，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机动形式，其目的是要震撼波斯人对爱琴海的制海权，使用夺占基地的方法来剥夺波斯舰队的行动自由权。亚历山大采取这个方法，终于使敌人的舰队丧失了人力资源的基本来源。从帕姆菲里亚向东，在小亚细亚的沿岸，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港口。因此，亚历山大便从帕姆菲里亚转而向北，进抵弗里基亚，随后继而东进，到达安基拉(即现今的安卡拉)。这样，他在小亚细亚的中部地区巩固了权力，保障自己无后顾之忧。
此后，到了公元前333年，他又转向南方，企图穿过“基里西亚门”，直接向叙利亚进攻。而在那里，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正集中着兵力在等待他。这一次，由于情报不准确，而且自己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波斯军一定会在平原上等他，加上敌人采取了比较巧妙的机动，亚历山大曾在战略态势上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当时，他是采取直接路线行进的，而大流士三世却前进到了幼发拉底河的上游，穿过“阿曼尼克门”，钻到了亚历山大的后方，亚历山大是向来重视基地的重大作用的，而这一次却脱离了基地，他与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了。然而，他却在后撤过程中顺利地摆脱了这一困境。他回过头来，接受了伊苏斯会战，靠着较为完善的战术和较为完备的武器打败了敌人。可以说，象亚历山大在这次战斗中那样成功地利用间接的突然性的事例，在其他伟大统帅的业绩中还没有见到过。
尔后，他重新采取迂回的方法前进，没有去进攻波斯帝国的心脏巴比伦，而是沿着叙利亚海岸线南行。很明显，根据大战略的需要，他必须采用这样的一条路线。这是因为，亚历山大尽管已经剥夺了波斯人的制海权，但他还没能毁灭大波斯帝国。这个帝国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可能对他的后方，以至于对希腊，特别是对雅典造成威胁。当他攻占腓尼基以后，波斯舰队也就趋于彻底毁灭了。因为波斯舰队当时所剩下的，主要就是腓尼基的舰船，其中大部分都向他投降了，而驻扎在提尔港的其余部分，也在该港陷落之后被他缴获。此后，亚历山大仍然继续向南挺进，一直抵达埃及。他的这些行动，要从海上战略的观点来解释是很困难的。也许可以认为，这是由于过分的小心谨慎。但是如果从政治目标的角度来看，应当承认，亚历山大走这一步棋却是很明智的。他要打败波斯帝国，必须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首先占领埃及这块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地盘，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最后，到了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才又开始向北进攻。他首先攻入阿勒颇，然后转向东面，渡过幼发拉底河，前出到底格里斯河上游。在这里，在靠近尼尼微(现为英苏尔)的地方，大流士三世已经集结了一支颇大的新军。亚历山大是急于求战的，但是他仍然没有采取直奔敌人的办法。他在底格里斯河的上游渡过河，沿着东岸前进，迫使大流士变换了阵地。于是就发生了高加米拉之战(人们通常称之为阿尔贝雷之战，因为阿尔贝雷是距离战地最近的一个城市，大约相距100公里)。在这次会战中，亚历山大在军队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在他达到大战略目的的途径上，这次的敌军却是所有障碍中最严重的一个障碍。高加米拉之战以后，亚历山大紧接着占领了巴比伦。
亚历山大此后的行动，在他没有开到印度边境以前，从军事上来说，一直是在“对大波斯帝国境内的残敌进行扫荡”，从政治上来说，则是全力巩固自己的帝国。他采取间接路线，进行迂回行动，穿过了乌克西亚隘路，越过了“波斯门”。当他在赫塔斯佩斯河与印度国王婆拉斯相遇时，他又卓有成效地采取了间接路线的行动，充分证明他的战略艺术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例如，他把军队隐蔽在玉米地里，又沿着河的西岸广泛地展开了兵力，以此困惑敌人，使其不了解自己的真正意图。起初，亚历山大命令骑兵吵吵嚷嚷地冲来突去，使婆拉斯迷惑不解。而后，如此反复多次，使印度国王见惯以后放松了警惕。亚历山大就是这样使婆拉斯陷入在一个固定的阵地上，而在这时，他以主力监视着婆拉斯军队的正面，自己却率领一支精兵溯河而上，逆进到上游三十公里之处，度过了赫塔斯佩斯河。亚历山大这一突然的迂回行动，使得婆拉斯精神沮丧，其军队的战斗力遭到很大震撼。因此，在尔后的战斗中，亚历山大竟然只以自己数目不大的一部分兵力就打败了敌人的全军。如果不是预先使敌人遭到削弱，那么，亚历山大的这种行动，无论从理论或实际上来说，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他率领的一小部分兵力，是孤立无援的，完全有着被敌人一举击破的危险。
图2 地中海东部
亚历山大死后，紧接着发生了长期的“继承者”争夺战。这些战争导致了帝国的崩溃。但是，其中却有着许多次采取间接路线的战例，这些战例同样证明了间接路线的决定性意义。亚历山大手下的将领，似乎要比拿破仑的元帅们更有才能。他们凭借自己的战斗经验，深刻认识了“节约兵力”的意义。尽管他们有许多的战例值得我们重视，但是本书的内容只限于分析古代史中那些最重大的战争。而在多次的“继承者”战争中，只有公元前301年那最后一次战争，才够得上本书选择的标准。对于这个结论，是用不着争辩的，因为剑桥大学的《古代史》一书早已指出，“由于这次战争的结果，中央政权和各地诸侯之间的争斗终于宣告结束，而希腊-马其顿世界的解体，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公元前302年时，自称为亚历山大继承者的安蒂贡尤，可以说是差不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他从自己原有的弗里基亚总督管辖区出发，开始向外扩张，终于逐渐地获得了整个小亚细亚地区，使疆界从爱琴海到达了幼发拉底河。当时，起来反抗他的，有以下几股势力：一是塞鲁卡斯，他很困难地扼守着巴比伦那个一隅之地；二是托勒密，他手中只有埃及一块地盘；三是奈西马丘，他隐藏在色雷斯地区；四是卡桑德尔，他在这批逐鹿者中是一个劲敌，是安蒂贡尤实现理想途中的最大障碍。但是，他当时已经被安蒂贡尤的儿子德梅特里斯从希腊赶出来了。德梅特里斯这个人，在个性品质方面，是有许多地方象亚历山大的。他曾向卡桑德尔提出无条件投降的建议，可是卡桑德尔却报之以颇具天才的战略性打击。卡桑德尔的行动计划，是他和奈西马丘两个人开会制定的。他们两人都想把托勒密拉来参加他们的行动，而托勒密还想同塞鲁卡斯建立联系，因而曾派遣使者骑着骆驼越过阿拉伯沙漠去完成这个使命。
卡桑德尔在阻止德梅特里斯向底萨莱地区进攻时，手中只剩下原有五万七千人中的三万一千人了，因为他把其余的军队交给奈西马丘去使用了。当时，奈西马丘已经渡过了达达尼尔海峡，正在向东挺进。在此同时，塞鲁卡斯也在向西进发，率领军队向小亚细亚方面开来，而且在他的作战部队中，有着从印度得来的五百头战象。托勒密则向北进攻，进入了叙利亚，但因他在途中获得一个关于奈西马丘死亡的假情报，于是又返回了埃及。尽管如此，敌人的进攻很快就从东西两面抵近了安蒂贡尤帝国的心脏地区。这就迫使他不得不火速地把自己的儿子德梅特里斯从底萨莱召回来。当时，卡桑德尔正成功地在那里牵制住了德梅特里斯。现在，由于自己小亚细亚的战略后方受到威胁，德梅特里斯只好自行撤退。这一情况和以后西庇阿迫使汉尼拔返回非洲的情况，在战略原理上正好是一样的。
尔后，在弗里基亚境内发生了依普苏斯之战。由于自己的同盟者奈西马丘在战术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卡桑德尔的战略得以圆满成功。这一战的结果，安蒂贡尤战死了，德梅特里斯远逃了。应当指出，在这次会战中，战象曾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工具，而胜利者的战术又是以间接路线为基础的。当骑兵败退，而德梅特里斯进行追击的时候，战象突然涌出，切断了他的退路。此后，奈西马丘又不是立即就去攻击安蒂贡尤的步兵，而只以攻击的威胁和弓箭的射击来涣散他们的士气，以致把敌军部队弄到了四处散逃的地步。直到这时，塞鲁卡斯才正式转入攻击，而且他的突击矛头正好指向了安蒂贡尤本人所在的部队。
在这次战争的开始时期，形势本来是有利于安蒂贡尤的。可是，曾几何时，命运却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由大胜转成大败的情景，实在是很少见到的。很明显，卡桑德尔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破坏了安蒂贡尤军队的战斗力。他采用间接路线的行动，首先动摇了安蒂贡尤的信心，而后震撼了其军队的士气，动摇了其国内的民心，因而削弱了他们的抵抗能力。
菲力浦开始向南行军。当他开到齐提纽姆附近时，突然离开了趋向阿姆菲萨的路线，而这条路线本来是他最可能选择的前进方向。他占领了埃拉提亚，并在那里建筑要塞。这个最初的方向变更，表明了菲力浦政治目的的广泛，也暗示着他的战略意图。这一点在后来的战斗过程中得到了证实。雅典和贝奥提亚的联军封锁了通住贝奥提亚两条道路上的山间通道：在西线，从齐提纽姆至阿姆菲萨；在东线，穿过帕拉波塔米山隘，从埃拉提亚到喀罗尼亚。菲力浦在尚未开始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以前，采取了一些削弱敌人的措施：在政治上提出重建佛西亚诸邦的诺言，而这些小邦是过去被雅典征服的；在宗教上宣布自己为德尔费神的保护者(后继人)。
以后，到公元前338年的春天，菲力浦使用了一条妙计，突然地向泛希腊同盟实施突击。他首先夺占了埃拉提亚，从战略上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东线，而敌人正是预期从那里迫击进攻者的。尔后，他对防守西线的敌人耍了一个欺骗手段，写了一封假信，说是他要返回到色雷斯去，并故意使信落到敌人手里，以便在战术上麻痹敌人。他在完成这些之后，即从齐提纽姆出发，采取强行军在夜间越过山隘，前出到贝奥提亚西部的开阔地形，到达了阿姆菲萨地区。而后，他又前进到纳帕克图，打通了出海的交通线。
现在，菲力浦已经钻到了敌人的后方，但距离防守东线山隘的敌人，还有相当的距离，泛希腊同盟军面临这一形势，便自行撤离了帕拉波塔米山隘。他们如果不撤退，其后退道路就有被截断的可能，而且再在那里防守也没有任何意义。然而，菲力浦又从敌人预期遭受攻击的方向折转过来，再次采用间接路线开始行军。他不是从阿姆菲萨向东开进，因为那里必须穿过有利于敌人的山地，而是把自己的军队调转回来，又一次经由齐提纽姆和埃拉提亚，然后向南挺进，穿过此时已经无人防守的帕拉波塔米山隘，并在喀罗尼亚追上敌军，发起猛攻。这个机动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在尔后战斗中的胜利。而他那巧妙的战术又加强了它的效果。菲力浦使出计谋，开始装作败退，把底比斯的军队骗出他们的原来阵地，向前追击。而当敌军进入到平原后，他立即实施反突击，很快就突破了敌人的阵线，并把它们击溃。喀罗尼亚之战的结局，为马其顿奠定了统治希腊的霸权基础。
死神妨碍了菲力浦，使他未能夺到亚洲的霸权。这一事业留给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不仅有父亲手创的计划和军队，而且还有他的大战略观念。
亚历山大继承的另一份遗产，后来显得具有极大意义的，是菲力浦在公元前336年攫取到手的达达尼尔桥头阵地。
如果认真分析一下亚历山大历次东征的路线地图，那么可以看出，这是一幅弯子很大很多的曲折线路图。研究这些进军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采取这种曲曲折折的行军路线，其原因与其说是战略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当然，这些政治性原因也是就大战略范畴来说的。
亚历山大早期的军事行动，常常是直接路线的行动，殊少灵活性。其原因看来是两个方面的。首先，年轻的亚历山大是在宫庭中长大的，他受着荣誉和伟大胜利的熏陶，其“英雄主义”的色彩要比其他伟大统帅更为浓烈得多。其次，他对于自己的军队和统帅素质具有充分的信心，认为没有必要过早地去破坏敌人方面的战略平衡。所以，亚历山大留给后代的经验也是两方面的：一种是大战略范畴的，一种是战术范畴的。
公元前三三四年的春天，亚历山大从达达尼尔海岸出发，开始向南行进，在格拉尼卡河上击败了波斯的掩护兵力。在这一战中，波斯人曾力图挡住亚历山大那些使用长矛的武装骑兵，这些骑兵有着惊人的重力和冲力，不过，当时的波斯军队也是具有很大灵活性的，如果他们能够及时集中自己的兵力，能够击毙极其英勇的亚历山大，那么，亚历山大的入侵在其刚刚开始的时刻也许就被消弭了。可是，他们差了一点。没有能够达到这一目的。
此后，亚历山大继续向南挺进，攻入沙尔底。这里是利地亚的政治和经济枢纽。到此以后，他便折转方向，向西进发，抵达埃菲苏。亚历山大在这些过去的希腊城市恢复了旧有的民主政府形式和权利，从而在经济上极有效地保证了自己后方的安全。
现在，亚历山大又回到了爱琴海的海岸边上，重新开始向南走，然后再转到东方，沿途经过了卡里亚、莱西亚和帕姆菲里亚，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机动形式，其目的是要震撼波斯人对爱琴海的制海权，使用夺占基地的方法来剥夺波斯舰队的行动自由权。亚历山大采取这个方法，终于使敌人的舰队丧失了人力资源的基本来源。从帕姆菲里亚向东，在小亚细亚的沿岸，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港口。因此，亚历山大便从帕姆菲里亚转而向北，进抵弗里基亚，随后继而东进，到达安基拉(即现今的安卡拉)。这样，他在小亚细亚的中部地区巩固了权力，保障自己无后顾之忧。
此后，到了公元前333年，他又转向南方，企图穿过“基里西亚门”，直接向叙利亚进攻。而在那里，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正集中着兵力在等待他。这一次，由于情报不准确，而且自己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波斯军一定会在平原上等他，加上敌人采取了比较巧妙的机动，亚历山大曾在战略态势上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当时，他是采取直接路线行进的，而大流士三世却前进到了幼发拉底河的上游，穿过“阿曼尼克门”，钻到了亚历山大的后方，亚历山大是向来重视基地的重大作用的，而这一次却脱离了基地，他与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了。然而，他却在后撤过程中顺利地摆脱了这一困境。他回过头来，接受了伊苏斯会战，靠着较为完善的战术和较为完备的武器打败了敌人。可以说，象亚历山大在这次战斗中那样成功地利用间接的突然性的事例，在其他伟大统帅的业绩中还没有见到过。
尔后，他重新采取迂回的方法前进，没有去进攻波斯帝国的心脏巴比伦，而是沿着叙利亚海岸线南行。很明显，根据大战略的需要，他必须采用这样的一条路线。这是因为，亚历山大尽管已经剥夺了波斯人的制海权，但他还没能毁灭大波斯帝国。这个帝国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可能对他的后方，以至于对希腊，特别是对雅典造成威胁。当他攻占腓尼基以后，波斯舰队也就趋于彻底毁灭了。因为波斯舰队当时所剩下的，主要就是腓尼基的舰船，其中大部分都向他投降了，而驻扎在提尔港的其余部分，也在该港陷落之后被他缴获。此后，亚历山大仍然继续向南挺进，一直抵达埃及。他的这些行动，要从海上战略的观点来解释是很困难的。也许可以认为，这是由于过分的小心谨慎。但是如果从政治目标的角度来看，应当承认，亚历山大走这一步棋却是很明智的。他要打败波斯帝国，必须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首先占领埃及这块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地盘，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最后，到了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才又开始向北进攻。他首先攻入阿勒颇，然后转向东面，渡过幼发拉底河，前出到底格里斯河上游。在这里，在靠近尼尼微(现为英苏尔)的地方，大流士三世已经集结了一支颇大的新军。亚历山大是急于求战的，但是他仍然没有采取直奔敌人的办法。他在底格里斯河的上游渡过河，沿着东岸前进，迫使大流士变换了阵地。于是就发生了高加米拉之战(人们通常称之为阿尔贝雷之战，因为阿尔贝雷是距离战地最近的一个城市，大约相距100公里)。在这次会战中，亚历山大在军队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在他达到大战略目的的途径上，这次的敌军却是所有障碍中最严重的一个障碍。高加米拉之战以后，亚历山大紧接着占领了巴比伦。
亚历山大此后的行动，在他没有开到印度边境以前，从军事上来说，一直是在“对大波斯帝国境内的残敌进行扫荡”，从政治上来说，则是全力巩固自己的帝国。他采取间接路线，进行迂回行动，穿过了乌克西亚隘路，越过了“波斯门”。当他在赫塔斯佩斯河与印度国王婆拉斯相遇时，他又卓有成效地采取了间接路线的行动，充分证明他的战略艺术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例如，他把军队隐蔽在玉米地里，又沿着河的西岸广泛地展开了兵力，以此困惑敌人，使其不了解自己的真正意图。起初，亚历山大命令骑兵吵吵嚷嚷地冲来突去，使婆拉斯迷惑不解。而后，如此反复多次，使印度国王见惯以后放松了警惕。亚历山大就是这样使婆拉斯陷入在一个固定的阵地上，而在这时，他以主力监视着婆拉斯军队的正面，自己却率领一支精兵溯河而上，逆进到上游三十公里之处，度过了赫塔斯佩斯河。亚历山大这一突然的迂回行动，使得婆拉斯精神沮丧，其军队的战斗力遭到很大震撼。因此，在尔后的战斗中，亚历山大竟然只以自己数目不大的一部分兵力就打败了敌人的全军。如果不是预先使敌人遭到削弱，那么，亚历山大的这种行动，无论从理论或实际上来说，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他率领的一小部分兵力，是孤立无援的，完全有着被敌人一举击破的危险。
图2 地中海东部
亚历山大死后，紧接着发生了长期的“继承者”争夺战。这些战争导致了帝国的崩溃。但是，其中却有着许多次采取间接路线的战例，这些战例同样证明了间接路线的决定性意义。亚历山大手下的将领，似乎要比拿破仑的元帅们更有才能。他们凭借自己的战斗经验，深刻认识了“节约兵力”的意义。尽管他们有许多的战例值得我们重视，但是本书的内容只限于分析古代史中那些最重大的战争。而在多次的“继承者”战争中，只有公元前301年那最后一次战争，才够得上本书选择的标准。对于这个结论，是用不着争辩的，因为剑桥大学的《古代史》一书早已指出，“由于这次战争的结果，中央政权和各地诸侯之间的争斗终于宣告结束，而希腊-马其顿世界的解体，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公元前302年时，自称为亚历山大继承者的安蒂贡尤，可以说是差不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他从自己原有的弗里基亚总督管辖区出发，开始向外扩张，终于逐渐地获得了整个小亚细亚地区，使疆界从爱琴海到达了幼发拉底河。当时，起来反抗他的，有以下几股势力：一是塞鲁卡斯，他很困难地扼守着巴比伦那个一隅之地；二是托勒密，他手中只有埃及一块地盘；三是奈西马丘，他隐藏在色雷斯地区；四是卡桑德尔，他在这批逐鹿者中是一个劲敌，是安蒂贡尤实现理想途中的最大障碍。但是，他当时已经被安蒂贡尤的儿子德梅特里斯从希腊赶出来了。德梅特里斯这个人，在个性品质方面，是有许多地方象亚历山大的。他曾向卡桑德尔提出无条件投降的建议，可是卡桑德尔却报之以颇具天才的战略性打击。卡桑德尔的行动计划，是他和奈西马丘两个人开会制定的。他们两人都想把托勒密拉来参加他们的行动，而托勒密还想同塞鲁卡斯建立联系，因而曾派遣使者骑着骆驼越过阿拉伯沙漠去完成这个使命。
卡桑德尔在阻止德梅特里斯向底萨莱地区进攻时，手中只剩下原有五万七千人中的三万一千人了，因为他把其余的军队交给奈西马丘去使用了。当时，奈西马丘已经渡过了达达尼尔海峡，正在向东挺进。在此同时，塞鲁卡斯也在向西进发，率领军队向小亚细亚方面开来，而且在他的作战部队中，有着从印度得来的五百头战象。托勒密则向北进攻，进入了叙利亚，但因他在途中获得一个关于奈西马丘死亡的假情报，于是又返回了埃及。尽管如此，敌人的进攻很快就从东西两面抵近了安蒂贡尤帝国的心脏地区。这就迫使他不得不火速地把自己的儿子德梅特里斯从底萨莱召回来。当时，卡桑德尔正成功地在那里牵制住了德梅特里斯。现在，由于自己小亚细亚的战略后方受到威胁，德梅特里斯只好自行撤退。这一情况和以后西庇阿迫使汉尼拔返回非洲的情况，在战略原理上正好是一样的。
尔后，在弗里基亚境内发生了依普苏斯之战。由于自己的同盟者奈西马丘在战术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卡桑德尔的战略得以圆满成功。这一战的结果，安蒂贡尤战死了，德梅特里斯远逃了。应当指出，在这次会战中，战象曾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工具，而胜利者的战术又是以间接路线为基础的。当骑兵败退，而德梅特里斯进行追击的时候，战象突然涌出，切断了他的退路。此后，奈西马丘又不是立即就去攻击安蒂贡尤的步兵，而只以攻击的威胁和弓箭的射击来涣散他们的士气，以致把敌军部队弄到了四处散逃的地步。直到这时，塞鲁卡斯才正式转入攻击，而且他的突击矛头正好指向了安蒂贡尤本人所在的部队。
在这次战争的开始时期，形势本来是有利于安蒂贡尤的。可是，曾几何时，命运却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由大胜转成大败的情景，实在是很少见到的。很明显，卡桑德尔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破坏了安蒂贡尤军队的战斗力。他采用间接路线的行动，首先动摇了安蒂贡尤的信心，而后震撼了其军队的士气，动摇了其国内的民心，因而削弱了他们的抵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