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请帮我恢复党籍吧 我要跟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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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hexun.com/2012-10-30/147385594.html
澳籍华人陈伟邦多年前是一名共产党员，后移民。两年前回国开公司，遇到难题后得到党建工作站的帮助恢复了正常。一天，陈来到工作站一字一顿地说，“这是我的申请书，请帮我恢复党籍吧，我要跟着你们，企业再成功，都不如恢复我共产党员的身份对我更有意义。”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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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籍华人陈伟邦多年前是一名共产党员，后移民。两年前回国开公司，遇到难题后得到党建工作站的帮助恢复了正常。一天，陈来到工作站一字一顿地说，“这是我的申请书，请帮我恢复党籍吧，我要跟着你们，企业再成功，都不如恢复我共产党员的身份对我更有意义。” （北京晚报）
宣传部在发力？资本家觉悟了.....
西方应该警惕这种动向，TB要输出党员了。
这个是想赚更大的钱啊
敏感新闻，不评论
{:155:}
{:155:}他发现在国内真正先富起来的都是D员！
墙头草。。。
lvchunyou 发表于 2012-11-2 13:45 ![]()
西方应该警惕这种动向，TB要输出党员了。
：回国开公司
是出口转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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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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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有奶便是娘啊
禁止双弓 发表于 2012-11-2 14:01 ![]()
他发现在国内真正先富起来的都是D员！
其实你应该坐在沙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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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应该坐在沙发里
党员先进性体现?
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这不是高级黑吗，资本家得到XX帮助
中国共产党史上的外籍党员
李 蓉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朝鲜、越南、日本、印度、奥地利、波兰、英国、美国、苏联等国籍的党员（以下简称外籍党员）。他们大多数来自亚洲，也有的来自欧洲、美洲等地。他们都有在中国工作或生活的经历，时间有长有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也长短不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愿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事业贡献力量，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并为之鞠躬尽瘁；有的奋斗终身，以至献出生命。但也有一些人因为外籍的特殊性，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产生过一些复杂的影响。
一、中国共产党关于吸收外籍党员的有关规定
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或修改的党章，都规定中共党员可以不受国籍的限制。例如，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俄文译本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过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该纲领的英文译本在表述略有区别，但大体一致，都不限制党员的国籍。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共三大、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第二次两个修正章程，1927年6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以及1928年中共六大党章都有相关规定。1945年中共七大党章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服从党的决议，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由于共产国际已经于1943年解散，所以七大党章没有再提党员的国籍问题，也没有明确规定和正面回答。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党章规定：“任何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国公民，承认党的纳和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并且按照规定交纳党费的，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这是第一次规定只有中国公民才具有入党资格。此后召开的历次党代表大会，在党员的国籍问题上都明确要求：只有中国公民才能入党。拥有中国国籍，作为共产党员资格的最起码条件之一。
中国共产党在有关党员国籍问题上的有关规定及其变化，主要说明了以下问题：
第一，是受到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的影响。
共产国际是列宁创建的国际联合组织。1920年8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第17条规定：“共产国际的每一成员，从一国迁移至另一国时，应受到共产国际当地成员的兄弟般的帮助。”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得到过共产国际的帮助，在成立后的第二年，便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与其他国家共产党之间是同志式的、平行的组织关系。为此，1922年的中共二大党章规定：“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共产党者，均得为本党党员。”1923年中共三大进一步规定：“凡已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经中央审查后，得为本党正式党员”。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变动。1927年通过的中共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除保留上述要求外，新加了一条：“凡党员转移国外，须得中央之同意及第三国际之介绍，始得为所在国共产党员”。
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第2条重申：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定名为某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每一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它的支部。该章程第37条规定，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成员，须经所在支部的中央委员会批准，方能移居他国。共产党员移居他国后，应即加入该国的支部。上述规定，后来通称为“一国一党”的原则。共产国际六大后，中国共产党便开始执行共产国际有关指示。1929年至1930年前后，中共大批接受朝鲜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者，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行的。
第二，受到俄国党、联共（布）党的影响。
中共成立初期的党章，较多地参考了列宁创建的俄国党的党章，而俄国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对党员的国籍有所限定。1939年3月召开的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十八大党章规定：“凡承认党纲、在党的一个组织内工作、服从党的决议并缴纳党费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受其影响，中国共产党也作了相应的规定，直到1945年的七大党章也没有关于党员国籍的限定。直到1952年10月，苏联共产党十九大章程有了变化，明确提出要“苏联公民”才可以成为苏联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也在1956年的八大党章中做了相应的规定。
第三，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逐渐成熟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逐渐积累组织建设方面的经验。在党员资格的有关规定上，虽然曾较多地参考和学习了国外的经验，但越来越多地是适应中国革命发展的要求，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中国共产党自身地位作用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如果没有中国公民的身份，根本就不能在中国合法的长期生活和工作，更谈不上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所以，根据实际情况，1956年中共八大做出有关党员国籍的规定。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建设方面进步和更加成熟的表现。
二、历史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籍党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外籍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内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按这些外籍党员的入党时间先后，将收集到的资料整理如下：
毕士梯 朝鲜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01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原名金勋，曾用名杨宁、杨林。1919年参与汉城反日起义后流亡中国，曾入云南讲武堂，任过黄埔军校教官、区队长。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第三营营长，参加南昌起义，后去苏联学习。1930年回到中国，历任中共东满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调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一方面军补充师师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6年2月红军东征时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参谋长，2月22日在指挥强渡黄河战斗中光荣牺牲。
武亭 朝鲜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05年生于朝鲜。1923年3月来到中国，1924年考入保定讲武堂炮兵科。1931年6月担任中央军委炮兵营营长。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先后担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四师参谋、红军大学特科营营长兼炮兵科教官。1937年后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并负责组建直属炮兵团。后调回延安，负责解放区的朝鲜干部工作。抗战胜利后，率部分朝鲜义勇军回朝鲜，先后担任朝鲜共产党组织委员会干部部部长。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军团长、第二前线指挥所司令官、人民军炮兵司令等职务。1951年病逝。
金山 朝鲜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广州有800名朝鲜革命者。根据共产国际要求，在中国的朝鲜共产党应当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因此，1925年他按照指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选为朝鲜革命青年联盟的组织委员会委员，1927年又当选为该组织的中央委员。1929年到达北平，曾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负责人兼北京市委书记。
洪水 越南人，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06年在越南出生。原名武元博，曾用名鸿秀、阮山。1924年追随胡志明来到中国，追求革命真理，投身中国革命。1926年3月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中国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应胡志明要求回越南参加抗法战争，并授予越南人民军少将军衔。1950年再次回到中国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授予军衔的唯一一个外籍将军。1956年10月21日在越南河内病逝。
吴成仑（全光）朝鲜人，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广州起义。后被作为特派员，经过中共满洲省委，到达吉林等地，同各地朝鲜共产党组织和朝鲜革命组织建立联系，进行过投身中国革命事业的宣传教育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吕运享、洪南构、玄鼎健、金元植等 朝鲜人，192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洪南构1925年曾任朝鲜共产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负责人。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编入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法南区韩人特别支部。
李铁夫 朝鲜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名韩伟键，曾用名金元镐、胡国明、韩国李、云岗等。1901生于朝鲜，参加过1919年朝鲜“三一”独立运动，任朝鲜学生独立运动总指挥部负责人之一，遭到日本警察通缉。1920年到日本留学。4年后重返朝鲜，以记者身份为掩护，从事创建朝鲜共产党活动。1926年春当选为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1928年2月再次遭通缉，流亡中国，不久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赴北平任中共外围组织北平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党团书记。1932年9月后相继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1937年7月10日在延安病逝。
430多名朝鲜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4月18日朝鲜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为加强对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人民的领导，朝共中央于1926年4月决定在中国东北组织朝共满洲总局。但到1928年初分裂为3个小组织。同年，共产国际六大取消了朝共党的共产国际支部资格，12月又要求解散其派别组织，按照“一国一党” 的原则，建立统一的朝鲜共产党。为此，1929年1月原朝共满洲总局各派在吉林敦化集会，成立了朝鲜共产党重建筹备会满洲部，但以失败告终。在此情况下，共产国际指示在东北的朝鲜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 1929年11月派人到上海，与中共领导人协商在满洲的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办法。
中共中央为执行共产国际决议和指示，在准备接纳旅居中国各地的朝鲜共产党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和必要的思想、组织准备。1930年1月，中共中央派人同共产国际来人一起到哈尔滨，召集中共满洲省委负责同志和在满洲的朝共各派最高干部，举行了在满洲的中朝两党干部联席会议，讨论了解散在满朝共各派组织及其所属各团体，原朝共党员加入中共直接参加中国革命，援助朝鲜革命运动事宜。对此，中共方面和朝共各派代表大部分赞成并达成协议，并得到共产国际政治部书记局的承认。
1930年3月20日，朝共重建筹备会满洲部首先发布《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解体宣言》，指出：“我们的一切事业都要无条件地交给中国共产党，所有的共产主义者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严格的战斗的检阅和审查，各自以个人资格加入它的队伍，解消原有组织。”会后，有430多名原朝共党员分别加入中共满洲省委各地组织。接着，其他朝共派别也先后发布宣言，号召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在东北的朝共党员很多人都加入了中共。这是中国共产党吸收外籍党员人数最多的一次。
崔昌益 朝鲜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00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钟城郡，毕业于日本大学。1919年参加朝鲜“三一”运动。1924年参加朝鲜青年同盟，进行抗日活动。1927年任朝鲜共产党干部。1928年被捕坐牢6年。1936年到中国延安，后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授，参与组织朝鲜独立同盟，任副主席。1945年朝鲜解放后回国。1946年任新民党副委员长，同年8月共产党和新民党合并成立北朝鲜劳动党时，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后任北朝鲜人民委员会人民检阅局局长、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财政相、内阁副首相等职。
郑律成 朝鲜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18年出生于朝鲜金罗南道光州。1933年来中国，投身于抗日活动。期间在上海学习声乐。1937年10月到延安，先后入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学习。此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鲁艺音乐系和华北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工作任教。抗战胜利后，曾返回朝鲜，历任朝鲜人民军俱乐部部长、人民军协奏团长和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等职。1950年定居中国，并加入中国国籍。专事音乐创作，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创作有300多首有影响的歌曲，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延安颂》等。1976年 12月7日在北京逝世。
马海德 美国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10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原名乔治•海德姆。1933年夏获医学博士学位。同年 11月到中国行医。在宋庆龄的安排下，1936年6月和斯诺闯过重重封锁线，到了陕北。当斯诺完成采访任务离开边区时，他“决定留在陕北工作，要为中国革命事业作一些贡献”，担任卫生部顾问。全国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卫生部顾问。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1988年病逝。
巴苏华 印度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11年生于印度，全名为比乔埃•库马尔•巴苏，1934年加入印度共产党。1938年毕业于印度医科大学。同年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1939年到达延安。为表示对中国的敬爱，取名巴苏华。担任八路军总医院外科主治医生。同年11月同爱德华、柯棣华先后到晋东南、晋察冀前线做救护工作。在爱德华、卓克华、木克华因病回国和柯棣华因病逝世后，仍安心留下来工作。1943年回到延安，服务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担任陕甘宁边区边区参议员，还负责编辑朱德任主席的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的《中国报道》杂志。1943年6月回国，发起成立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继续为加强中印两国人民友谊贡献力量。1986年12月在印度病逝。
罗生特 奥地利人，1942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03年回月出生于奥地利的莱姆贝格，是犹太裔奥地利人。原名雅各布•罗森弗尔德。1927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并获医学博士学位。因受到德国纳粹迫害，1939年夏流亡到上海。1941年3月到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受热烈欢迎，被安排在新四军总部医院工作并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
柯棣华 印度人，194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10年生于印度孟买，原名德瓦尔肯纸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1936年毕业于孟买格兰特医学院。1937年获住院大夫职位。1938年秋经过反复申请，作为爱德华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先在重庆工作。1939年2月和援华医疗队的5名成员抵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八路军医院工作，技艺出色，吃苦耐劳，深得边区军民赞扬与信任。不久赴华北，并任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1942年12月9日因病及工作劳累过度在河北唐县逝世。
佐藤猛夫 日本人，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10年生，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人。193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系。1938年5月应征入伍，后任军医。1939年5月被派到中国，8月被八路军俘虏，加入日人反战组织。1940年6月担任八路军第 129师卫生部野战医院内科主任。1943年春任八路军野战医院副院长和卫生学校讲师。1944年12月到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学习。1945年旁听了中共七大。1946年1月回到日本，2月加入日本共产党。后一直从医。1985年后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顾问。
傅莱 奥地利人，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0年2月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原名泰因•理查德。青少年时期即投身反法西斯斗争，并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39年1月来到中国，1941年12月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并担任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不辞辛苦地寻找除疾良药加以推广，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来培养大量医务工作人员，还亲自奔赴前线救治伤病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白求恩式的“洋大夫”。后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中国国籍。在中国西南地区工作十余年，先后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处、重庆市卫生局、重庆医学院任职。1962年调人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所担任副所长，1987年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结束了医学文献手工检索的历史。傅莱后来担任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名誉所长。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84岁时逝世。
此外，还有一些外国人是在加入中国国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所以，从国籍上来说，他们已经是中国人，但习惯上仍把他们称为“外国人”。如下面所举几例：
李敦白 美国人，1946年加入了中国国籍，并且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成为当时唯一的美裔共产党员。1921年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193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并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了中文。1940年应征入伍。1945年夏，随美军到达中国云南昆明，被分配处理美军和中国民间事务。1946年到延安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回到美国之后，耄耋之年仍不辞辛苦，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尽心尽力。
汉斯•米勒 德国人，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15年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城。1933年进入瑞士巴塞尔大学学医。1939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到香港，同年9月，经廖承志和爱泼斯坦介绍奔赴延安，并将国外援助中国抗战的600箱医药用品和1辆大型救护车送往延安。参加八路军并到达太行山区。1943年1月返回延安。在八路军联防司令部门诊部任医生，后任国际和平医院内科主任。1951年1月加入中国国籍。先后担任长春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教授，沈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兼儿科系主任，北京积水潭医院内科教授，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北京医科大学顾问。1994年12月4日在北京逝世。
爱泼斯坦 波兰人，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15年生于波兰华沙。1917年随父母来到中国。中学毕业后任记者、编辑等。1933年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1938年底参加保卫中国同盟并负责宣传工作。1944年5月至10月参加中外记者团赴延安采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接见。其间，经他改写，新华社在延安向全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新闻稿。1957年加入中国籍。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筹办《中国建设》（1990年1月改名为《今日中国》）杂志，任总编辑。全国政协第六届至第十届常委，曾任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名誉副主席等职务。2005年5月26日在北京逝世。
刘道蕊 英国人，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出生英国并在英国长大，后与中国人结婚，1957年成为中国公民。1967年随丈夫从伦敦回到北京生活、工作。在中国银行工作期间，曾9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2次被评为系统内标兵，3次成为全国劳动模范。60多岁时用英文写下入党申请书，正式提出入党申请，1986年获批准。
当然，因为资料缺乏，还有一些人士需要研究。如有的资料提及，郑律成的两个哥哥都是中共党员。如前所述，1930年加入中共的朝共党员有430多名，但目前没有看到具体的人员名单。还有资料提及，抗战胜利后留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侨民中，以后也有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历史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地区有大批苏联国籍的干部在党、政、军部门工作，其中也不排除有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外籍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上述外籍人士为何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就直接的前提条件来讲，是因为他们来到了中国；就具体情况来讲，却因人而异。从总的情况来看，可以大致分为：理想信仰类、感动吸引类、教育转变类、按照规定类。
第一，主要是源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和信仰。有的人在来中国前，就已经是革命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有的参加了所在国的共产党组织，甚至还在党内担任了重要职务。因此，他们和中国共产党有着相同的理想信念，有着为国家民族奋斗和为人类进步事业献身的强烈愿望。他们是以国际主义的境界参加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的，力图与有着共同理想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一起，在超越了民族和国界的基础上并肩战斗。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这些人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很快就受到信任，担任起重要的领导职务。
第二，源于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动。这类人士中，有的人原来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和神秘感；来到中国后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共产党，很快被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力量所吸引，发自内心的拥护、热爱中国共产党。有的人在原所在国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党派，对政治活动也不感兴趣；但到中国接触了中国共产党，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实践，他们的思想认识发生了重要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由同情、理解到拥护、赞成。有的人还将自己所见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进行比较，发现中国共产党廉洁清正、无私奉献。正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使他们在政治上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第三，源于在中国所受的教育和震撼。有的人是作为日本军人来到中国战场，但因为被俘而接触到中国人民、接触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思想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深刻的教育。他们慢慢地从所受的日本法西斯教育下解放出来，逐步认清侵略中国的战争性质，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这种思想的转变是颠覆性的，由最初的“侵略有理” 转变为反对侵略，由最初的反共到理解共产党，愿意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虽然经过了十分痛苦的过程，但却完全获得了新生。
第四，遵照共产国际的决定。如前所述，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有不少旅居中国的朝鲜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主要活动在中国的上海、东北等地。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一国一党”的原则。
第五，其他因素。因为资料的缺乏，也不排除有的外籍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出于其他复杂的因素。
四、外籍党员的作用
外籍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总的情况看，大多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创立到大革命时期，有外籍党员参与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帮助创办黄埔军校等革命活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外籍党员参加革命武装斗争，以及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期间，有一些外籍党员帮助中国抗战；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也有外籍党员的积极参与。
这些外籍党员大多数对中国人民怀着真挚的感情，对中国共产党有着正确的认识。他们按照中共党章要求，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他们有的是著名的作曲家，有的是医术高超的医生，有的是业务精湛的翻译，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共产党内极为缺乏的、学有所长的行家里手。他们的工作出类拔萃。他们大都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智慧和精力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增进中外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别人不可替代的、特殊的作用。可以说，他们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中许多人不愧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
吸收外籍党员，不仅有利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而且有助于增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外国人愿意加入的共产党，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事业的正义，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这对中国共产党员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和鼓舞，也有助于提高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吸收外籍党员，表现了开阔的胸怀和包容性。一切革命力量，包括外国仁人志士，只要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就有可以被吸纳到这个组织中，为崇高的理想和信念而奋斗。再有，吸收外籍党员，有助于产生良好的国际影响。外籍党员虽然数量不多，但由于身份特殊，往往能够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直接影响到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对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产生积极作用。
由于外籍党员的地位和作用特殊，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对待外籍党员。许多中共领导人亲自担任外籍人士的入党介绍人。如在新四军工作的奥地利医生罗牛特提出入党申请后，新四军军长陈毅不仅应邀为他介绍自己的经历和对党的认识，还和新四军宣传部部长钱俊瑞一起担任罗生特的介绍人。1949年，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还专门规定：外籍人士入党必须报中央批准。
同时，中共对吸收外籍党员非常慎重，往往要经过严格的考验、锻炼和审查。他们有的经历了战争年代的出生入死，有的经历了各种困难和挫折、磨砥。来自奥地利的傅莱，1942年递交入党申请书，1944年才如愿以偿。来自日本的佐藤猛夫，1942年6月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1年预备期，1943年6月获批准。在新中国前进的曲折道路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受冲击。但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和信念，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撑。如有的外籍党员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把一个当初超过一半人口是文盲的国家建设成富强的新中国是很了不起的。”在选择回国享受富有的生活还是继续留在发展中的中国时，他们做出的回答是：“我在中国参与了一项伟大的实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个实验至今还在进行，我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将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半途而废”，坚信中国共产党会“勇于正视和解决
存在的问题，。
当然，外籍党员的作用和影响也是复杂的。有的外籍党员也曾起过负面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和苏联两国、两党关系中，有些苏联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到中国工作并拥有双重国籍，新疆解放后继续留在中国工作，但没有按中国的要求加入中国国籍，以后在新疆的动乱中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5期《中共党史研究》）
李 蓉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朝鲜、越南、日本、印度、奥地利、波兰、英国、美国、苏联等国籍的党员（以下简称外籍党员）。他们大多数来自亚洲，也有的来自欧洲、美洲等地。他们都有在中国工作或生活的经历，时间有长有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也长短不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愿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事业贡献力量，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并为之鞠躬尽瘁；有的奋斗终身，以至献出生命。但也有一些人因为外籍的特殊性，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产生过一些复杂的影响。
一、中国共产党关于吸收外籍党员的有关规定
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或修改的党章，都规定中共党员可以不受国籍的限制。例如，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俄文译本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过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该纲领的英文译本在表述略有区别，但大体一致，都不限制党员的国籍。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共三大、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第二次两个修正章程，1927年6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以及1928年中共六大党章都有相关规定。1945年中共七大党章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服从党的决议，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由于共产国际已经于1943年解散，所以七大党章没有再提党员的国籍问题，也没有明确规定和正面回答。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党章规定：“任何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国公民，承认党的纳和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并且按照规定交纳党费的，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这是第一次规定只有中国公民才具有入党资格。此后召开的历次党代表大会，在党员的国籍问题上都明确要求：只有中国公民才能入党。拥有中国国籍，作为共产党员资格的最起码条件之一。
中国共产党在有关党员国籍问题上的有关规定及其变化，主要说明了以下问题：
第一，是受到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的影响。
共产国际是列宁创建的国际联合组织。1920年8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第17条规定：“共产国际的每一成员，从一国迁移至另一国时，应受到共产国际当地成员的兄弟般的帮助。”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得到过共产国际的帮助，在成立后的第二年，便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与其他国家共产党之间是同志式的、平行的组织关系。为此，1922年的中共二大党章规定：“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共产党者，均得为本党党员。”1923年中共三大进一步规定：“凡已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经中央审查后，得为本党正式党员”。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变动。1927年通过的中共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除保留上述要求外，新加了一条：“凡党员转移国外，须得中央之同意及第三国际之介绍，始得为所在国共产党员”。
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第2条重申：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定名为某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每一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它的支部。该章程第37条规定，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成员，须经所在支部的中央委员会批准，方能移居他国。共产党员移居他国后，应即加入该国的支部。上述规定，后来通称为“一国一党”的原则。共产国际六大后，中国共产党便开始执行共产国际有关指示。1929年至1930年前后，中共大批接受朝鲜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者，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行的。
第二，受到俄国党、联共（布）党的影响。
中共成立初期的党章，较多地参考了列宁创建的俄国党的党章，而俄国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对党员的国籍有所限定。1939年3月召开的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十八大党章规定：“凡承认党纲、在党的一个组织内工作、服从党的决议并缴纳党费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受其影响，中国共产党也作了相应的规定，直到1945年的七大党章也没有关于党员国籍的限定。直到1952年10月，苏联共产党十九大章程有了变化，明确提出要“苏联公民”才可以成为苏联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也在1956年的八大党章中做了相应的规定。
第三，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逐渐成熟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逐渐积累组织建设方面的经验。在党员资格的有关规定上，虽然曾较多地参考和学习了国外的经验，但越来越多地是适应中国革命发展的要求，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中国共产党自身地位作用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如果没有中国公民的身份，根本就不能在中国合法的长期生活和工作，更谈不上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所以，根据实际情况，1956年中共八大做出有关党员国籍的规定。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建设方面进步和更加成熟的表现。
二、历史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籍党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外籍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内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按这些外籍党员的入党时间先后，将收集到的资料整理如下：
毕士梯 朝鲜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01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原名金勋，曾用名杨宁、杨林。1919年参与汉城反日起义后流亡中国，曾入云南讲武堂，任过黄埔军校教官、区队长。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第三营营长，参加南昌起义，后去苏联学习。1930年回到中国，历任中共东满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调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一方面军补充师师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6年2月红军东征时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参谋长，2月22日在指挥强渡黄河战斗中光荣牺牲。
武亭 朝鲜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05年生于朝鲜。1923年3月来到中国，1924年考入保定讲武堂炮兵科。1931年6月担任中央军委炮兵营营长。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先后担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四师参谋、红军大学特科营营长兼炮兵科教官。1937年后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并负责组建直属炮兵团。后调回延安，负责解放区的朝鲜干部工作。抗战胜利后，率部分朝鲜义勇军回朝鲜，先后担任朝鲜共产党组织委员会干部部部长。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军团长、第二前线指挥所司令官、人民军炮兵司令等职务。1951年病逝。
金山 朝鲜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广州有800名朝鲜革命者。根据共产国际要求，在中国的朝鲜共产党应当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因此，1925年他按照指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选为朝鲜革命青年联盟的组织委员会委员，1927年又当选为该组织的中央委员。1929年到达北平，曾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负责人兼北京市委书记。
洪水 越南人，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06年在越南出生。原名武元博，曾用名鸿秀、阮山。1924年追随胡志明来到中国，追求革命真理，投身中国革命。1926年3月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中国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应胡志明要求回越南参加抗法战争，并授予越南人民军少将军衔。1950年再次回到中国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授予军衔的唯一一个外籍将军。1956年10月21日在越南河内病逝。
吴成仑（全光）朝鲜人，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广州起义。后被作为特派员，经过中共满洲省委，到达吉林等地，同各地朝鲜共产党组织和朝鲜革命组织建立联系，进行过投身中国革命事业的宣传教育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吕运享、洪南构、玄鼎健、金元植等 朝鲜人，192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洪南构1925年曾任朝鲜共产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负责人。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编入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法南区韩人特别支部。
李铁夫 朝鲜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名韩伟键，曾用名金元镐、胡国明、韩国李、云岗等。1901生于朝鲜，参加过1919年朝鲜“三一”独立运动，任朝鲜学生独立运动总指挥部负责人之一，遭到日本警察通缉。1920年到日本留学。4年后重返朝鲜，以记者身份为掩护，从事创建朝鲜共产党活动。1926年春当选为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1928年2月再次遭通缉，流亡中国，不久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赴北平任中共外围组织北平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党团书记。1932年9月后相继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1937年7月10日在延安病逝。
430多名朝鲜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4月18日朝鲜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为加强对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人民的领导，朝共中央于1926年4月决定在中国东北组织朝共满洲总局。但到1928年初分裂为3个小组织。同年，共产国际六大取消了朝共党的共产国际支部资格，12月又要求解散其派别组织，按照“一国一党” 的原则，建立统一的朝鲜共产党。为此，1929年1月原朝共满洲总局各派在吉林敦化集会，成立了朝鲜共产党重建筹备会满洲部，但以失败告终。在此情况下，共产国际指示在东北的朝鲜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 1929年11月派人到上海，与中共领导人协商在满洲的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办法。
中共中央为执行共产国际决议和指示，在准备接纳旅居中国各地的朝鲜共产党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和必要的思想、组织准备。1930年1月，中共中央派人同共产国际来人一起到哈尔滨，召集中共满洲省委负责同志和在满洲的朝共各派最高干部，举行了在满洲的中朝两党干部联席会议，讨论了解散在满朝共各派组织及其所属各团体，原朝共党员加入中共直接参加中国革命，援助朝鲜革命运动事宜。对此，中共方面和朝共各派代表大部分赞成并达成协议，并得到共产国际政治部书记局的承认。
1930年3月20日，朝共重建筹备会满洲部首先发布《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解体宣言》，指出：“我们的一切事业都要无条件地交给中国共产党，所有的共产主义者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严格的战斗的检阅和审查，各自以个人资格加入它的队伍，解消原有组织。”会后，有430多名原朝共党员分别加入中共满洲省委各地组织。接着，其他朝共派别也先后发布宣言，号召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在东北的朝共党员很多人都加入了中共。这是中国共产党吸收外籍党员人数最多的一次。
崔昌益 朝鲜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00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钟城郡，毕业于日本大学。1919年参加朝鲜“三一”运动。1924年参加朝鲜青年同盟，进行抗日活动。1927年任朝鲜共产党干部。1928年被捕坐牢6年。1936年到中国延安，后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授，参与组织朝鲜独立同盟，任副主席。1945年朝鲜解放后回国。1946年任新民党副委员长，同年8月共产党和新民党合并成立北朝鲜劳动党时，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后任北朝鲜人民委员会人民检阅局局长、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财政相、内阁副首相等职。
郑律成 朝鲜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18年出生于朝鲜金罗南道光州。1933年来中国，投身于抗日活动。期间在上海学习声乐。1937年10月到延安，先后入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学习。此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鲁艺音乐系和华北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工作任教。抗战胜利后，曾返回朝鲜，历任朝鲜人民军俱乐部部长、人民军协奏团长和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等职。1950年定居中国，并加入中国国籍。专事音乐创作，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创作有300多首有影响的歌曲，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延安颂》等。1976年 12月7日在北京逝世。
马海德 美国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10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原名乔治•海德姆。1933年夏获医学博士学位。同年 11月到中国行医。在宋庆龄的安排下，1936年6月和斯诺闯过重重封锁线，到了陕北。当斯诺完成采访任务离开边区时，他“决定留在陕北工作，要为中国革命事业作一些贡献”，担任卫生部顾问。全国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卫生部顾问。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1988年病逝。
巴苏华 印度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11年生于印度，全名为比乔埃•库马尔•巴苏，1934年加入印度共产党。1938年毕业于印度医科大学。同年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1939年到达延安。为表示对中国的敬爱，取名巴苏华。担任八路军总医院外科主治医生。同年11月同爱德华、柯棣华先后到晋东南、晋察冀前线做救护工作。在爱德华、卓克华、木克华因病回国和柯棣华因病逝世后，仍安心留下来工作。1943年回到延安，服务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担任陕甘宁边区边区参议员，还负责编辑朱德任主席的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的《中国报道》杂志。1943年6月回国，发起成立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继续为加强中印两国人民友谊贡献力量。1986年12月在印度病逝。
罗生特 奥地利人，1942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03年回月出生于奥地利的莱姆贝格，是犹太裔奥地利人。原名雅各布•罗森弗尔德。1927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并获医学博士学位。因受到德国纳粹迫害，1939年夏流亡到上海。1941年3月到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受热烈欢迎，被安排在新四军总部医院工作并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
柯棣华 印度人，194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10年生于印度孟买，原名德瓦尔肯纸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1936年毕业于孟买格兰特医学院。1937年获住院大夫职位。1938年秋经过反复申请，作为爱德华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先在重庆工作。1939年2月和援华医疗队的5名成员抵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八路军医院工作，技艺出色，吃苦耐劳，深得边区军民赞扬与信任。不久赴华北，并任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1942年12月9日因病及工作劳累过度在河北唐县逝世。
佐藤猛夫 日本人，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10年生，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人。193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系。1938年5月应征入伍，后任军医。1939年5月被派到中国，8月被八路军俘虏，加入日人反战组织。1940年6月担任八路军第 129师卫生部野战医院内科主任。1943年春任八路军野战医院副院长和卫生学校讲师。1944年12月到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学习。1945年旁听了中共七大。1946年1月回到日本，2月加入日本共产党。后一直从医。1985年后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顾问。
傅莱 奥地利人，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0年2月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原名泰因•理查德。青少年时期即投身反法西斯斗争，并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39年1月来到中国，1941年12月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并担任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不辞辛苦地寻找除疾良药加以推广，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来培养大量医务工作人员，还亲自奔赴前线救治伤病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白求恩式的“洋大夫”。后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中国国籍。在中国西南地区工作十余年，先后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处、重庆市卫生局、重庆医学院任职。1962年调人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所担任副所长，1987年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结束了医学文献手工检索的历史。傅莱后来担任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名誉所长。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84岁时逝世。
此外，还有一些外国人是在加入中国国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所以，从国籍上来说，他们已经是中国人，但习惯上仍把他们称为“外国人”。如下面所举几例：
李敦白 美国人，1946年加入了中国国籍，并且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成为当时唯一的美裔共产党员。1921年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193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并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了中文。1940年应征入伍。1945年夏，随美军到达中国云南昆明，被分配处理美军和中国民间事务。1946年到延安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回到美国之后，耄耋之年仍不辞辛苦，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尽心尽力。
汉斯•米勒 德国人，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15年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城。1933年进入瑞士巴塞尔大学学医。1939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到香港，同年9月，经廖承志和爱泼斯坦介绍奔赴延安，并将国外援助中国抗战的600箱医药用品和1辆大型救护车送往延安。参加八路军并到达太行山区。1943年1月返回延安。在八路军联防司令部门诊部任医生，后任国际和平医院内科主任。1951年1月加入中国国籍。先后担任长春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教授，沈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兼儿科系主任，北京积水潭医院内科教授，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北京医科大学顾问。1994年12月4日在北京逝世。
爱泼斯坦 波兰人，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15年生于波兰华沙。1917年随父母来到中国。中学毕业后任记者、编辑等。1933年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1938年底参加保卫中国同盟并负责宣传工作。1944年5月至10月参加中外记者团赴延安采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接见。其间，经他改写，新华社在延安向全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新闻稿。1957年加入中国籍。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筹办《中国建设》（1990年1月改名为《今日中国》）杂志，任总编辑。全国政协第六届至第十届常委，曾任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名誉副主席等职务。2005年5月26日在北京逝世。
刘道蕊 英国人，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出生英国并在英国长大，后与中国人结婚，1957年成为中国公民。1967年随丈夫从伦敦回到北京生活、工作。在中国银行工作期间，曾9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2次被评为系统内标兵，3次成为全国劳动模范。60多岁时用英文写下入党申请书，正式提出入党申请，1986年获批准。
当然，因为资料缺乏，还有一些人士需要研究。如有的资料提及，郑律成的两个哥哥都是中共党员。如前所述，1930年加入中共的朝共党员有430多名，但目前没有看到具体的人员名单。还有资料提及，抗战胜利后留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侨民中，以后也有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历史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地区有大批苏联国籍的干部在党、政、军部门工作，其中也不排除有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外籍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上述外籍人士为何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就直接的前提条件来讲，是因为他们来到了中国；就具体情况来讲，却因人而异。从总的情况来看，可以大致分为：理想信仰类、感动吸引类、教育转变类、按照规定类。
第一，主要是源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和信仰。有的人在来中国前，就已经是革命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有的参加了所在国的共产党组织，甚至还在党内担任了重要职务。因此，他们和中国共产党有着相同的理想信念，有着为国家民族奋斗和为人类进步事业献身的强烈愿望。他们是以国际主义的境界参加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的，力图与有着共同理想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一起，在超越了民族和国界的基础上并肩战斗。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这些人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很快就受到信任，担任起重要的领导职务。
第二，源于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动。这类人士中，有的人原来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和神秘感；来到中国后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共产党，很快被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力量所吸引，发自内心的拥护、热爱中国共产党。有的人在原所在国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党派，对政治活动也不感兴趣；但到中国接触了中国共产党，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实践，他们的思想认识发生了重要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由同情、理解到拥护、赞成。有的人还将自己所见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进行比较，发现中国共产党廉洁清正、无私奉献。正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使他们在政治上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第三，源于在中国所受的教育和震撼。有的人是作为日本军人来到中国战场，但因为被俘而接触到中国人民、接触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思想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深刻的教育。他们慢慢地从所受的日本法西斯教育下解放出来，逐步认清侵略中国的战争性质，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这种思想的转变是颠覆性的，由最初的“侵略有理” 转变为反对侵略，由最初的反共到理解共产党，愿意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虽然经过了十分痛苦的过程，但却完全获得了新生。
第四，遵照共产国际的决定。如前所述，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有不少旅居中国的朝鲜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主要活动在中国的上海、东北等地。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一国一党”的原则。
第五，其他因素。因为资料的缺乏，也不排除有的外籍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出于其他复杂的因素。
四、外籍党员的作用
外籍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总的情况看，大多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创立到大革命时期，有外籍党员参与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帮助创办黄埔军校等革命活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外籍党员参加革命武装斗争，以及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期间，有一些外籍党员帮助中国抗战；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也有外籍党员的积极参与。
这些外籍党员大多数对中国人民怀着真挚的感情，对中国共产党有着正确的认识。他们按照中共党章要求，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他们有的是著名的作曲家，有的是医术高超的医生，有的是业务精湛的翻译，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共产党内极为缺乏的、学有所长的行家里手。他们的工作出类拔萃。他们大都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智慧和精力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增进中外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别人不可替代的、特殊的作用。可以说，他们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中许多人不愧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
吸收外籍党员，不仅有利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而且有助于增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外国人愿意加入的共产党，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事业的正义，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这对中国共产党员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和鼓舞，也有助于提高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吸收外籍党员，表现了开阔的胸怀和包容性。一切革命力量，包括外国仁人志士，只要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就有可以被吸纳到这个组织中，为崇高的理想和信念而奋斗。再有，吸收外籍党员，有助于产生良好的国际影响。外籍党员虽然数量不多，但由于身份特殊，往往能够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直接影响到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对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产生积极作用。
由于外籍党员的地位和作用特殊，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对待外籍党员。许多中共领导人亲自担任外籍人士的入党介绍人。如在新四军工作的奥地利医生罗牛特提出入党申请后，新四军军长陈毅不仅应邀为他介绍自己的经历和对党的认识，还和新四军宣传部部长钱俊瑞一起担任罗生特的介绍人。1949年，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还专门规定：外籍人士入党必须报中央批准。
同时，中共对吸收外籍党员非常慎重，往往要经过严格的考验、锻炼和审查。他们有的经历了战争年代的出生入死，有的经历了各种困难和挫折、磨砥。来自奥地利的傅莱，1942年递交入党申请书，1944年才如愿以偿。来自日本的佐藤猛夫，1942年6月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1年预备期，1943年6月获批准。在新中国前进的曲折道路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受冲击。但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和信念，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撑。如有的外籍党员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把一个当初超过一半人口是文盲的国家建设成富强的新中国是很了不起的。”在选择回国享受富有的生活还是继续留在发展中的中国时，他们做出的回答是：“我在中国参与了一项伟大的实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个实验至今还在进行，我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将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半途而废”，坚信中国共产党会“勇于正视和解决
存在的问题，。
当然，外籍党员的作用和影响也是复杂的。有的外籍党员也曾起过负面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和苏联两国、两党关系中，有些苏联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到中国工作并拥有双重国籍，新疆解放后继续留在中国工作，但没有按中国的要求加入中国国籍，以后在新疆的动乱中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5期《中共党史研究》）
兄弟，懂电了
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可以在中国共生，在其他地方是不可能的。
想吃档妈妈的奶了红色资本家
坑爹呢 
这也行。。。
这也行。。。这要是让澳洲ZF知道了岂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