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密约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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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3月23日 09:03《书摘》
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从1945年4月至5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4月30日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和他的情妇双双自尽。
希特勒死后，于5月8日，德国方面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日本军国主义集团虽然已陷入危在旦夕的境地，但他们仍然坚持侵略和扩张的立场，不想无条件投降。一方面他们认为欧洲战争已经结束，美、英、苏的团结合作已失去了基础，在三大国之间，还有空子可钻；另一方面尽管苏联政府于4月5日宣布废除了苏日中立条约，但他们仍抱有苏联不会对日作战的幻想。
因此，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对7月26日以中美英三大国名义发表的、促日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无动于衷。
几天之后，美国向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既瓦解了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扩张野心，又推动了苏联出兵助战。
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宣告说：“明天8月9日起苏联将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苏联政府随即派出一百多万苏联红军，越过中苏边界，向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展开全面出击。
三天之后，日本东北关东军在苏联红军和中国抗日力量的打击下，已溃不成军。
于是，日本当局立即通过瑞士、瑞典两个中立国政府向中、美、苏、英四国递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
这时，苏联红军在沈阳已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人抓了起来，并把他们押送、关押在苏联远东军区。
随即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集团要求投降，于9月2日最后放下武器，并签署了投降条款。
当时，中国一些年轻人曾以与美、英、苏这三个强国为伍而荣，从而对世界三大巨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甚为敬佩。
当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战争期间所签的密约被解密，以及战后国际关系出现某些新因素之后，三巨头头上那闪烁发亮的光环，有的已经暗淡无色，有的彻底扑灭了。
三巨头密约牺牲中国领土主权
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于1945年元月11日到苏联克里米亚海滨雅尔塔开会。会上三人商量了早日战胜法西斯的战略方针和战后一些合作问题。同时，三人还秘密签订了一个满足斯大林对中国领土要求的《雅尔塔协定》，也就是秘密签订了一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三个政治条件的协定。
苏联的政治条件严重地侵犯和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斯大林当时明确提出，三个条件得不到满足，就不出兵对日作战。
这三个条件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1、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2、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3、对承担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该协定还提到，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需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根据斯大林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措施以征得蒋某对上述各项的同意。
该协定还强调：三巨头同意苏联的领土要求，但须在打败日本后，方可予以实现。
斯大林在会上俨然以救世主的口气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并将以武力协助中国从日本枷锁中解放出来。
从《雅尔塔协定》侵犯中国主权的内容来看，三巨头一致支持和承认苏联在十月革命前沙俄入侵中国、瓜分中国领土主权的权益。实际上是，要中国继续履行沙俄时代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历史上的这一件《雅尔塔协定》彻底揭开了号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面纱。许多历史事实已证实苏联蚕食别国的意图从未改变。1924年苏联已放弃一切特权的《中俄协定》已不算数了；1936年苏参加签署的黑海海峡的《蒙特罗公约》他们也不认账了。
斯大林作为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袖，明目张胆地背叛其共产主义信念，而且还乘人之危，火中取栗。他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帝国主义。
然而，《雅尔塔协定》确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 ，可以认为《雅尔塔协定》的主谋是美国——罗斯福；帮凶是英国——为保障英国切身利益的丘吉尔；受益者是标榜社会主义的苏联——斯大林。坚持殖民主义不平等条约的既是美国、英国、又是苏联；被宰割者则是坚持抗日战争，并为反法西斯战争付出重大代价的战胜国——中国。
如果说，在历史上，有侵略者以武力进行扩张，让战败国割地赔款，而在20世纪中叶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竟然是一个堂堂的战胜国——中国，被共同作战的同盟国堂而皇之宰割，实在离奇。
这一协定虽然各大国、包括中国，为了抗日，为了大局先后表示同意，但谁也无法否定这是一件极不光彩的协定。
杜勒斯推动实施《雅尔塔协定》扶蒋反共
《雅尔塔协定》反映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罗斯福在不与中国当局打招呼，也不请中国领导人作为战胜国一方出席雅尔塔会议的情况下，拿中国领土主权做交易，与苏联签订《雅尔塔协定》，就十分露骨地反映出美国的对华态度。
罗斯福的这种做法，也引起了美国国内人民的质疑。1945年3月1日在美国国会开会的时候，有一位议员，以风闻“雅尔塔会议牺牲了中国的权益和主权，妄图贿赂苏俄”为题，向总统提出质询。罗斯福也觉得此事做得和他一贯的信念区别不小，因而他对议员的质询，深为内疚。
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做法，不仅引起美国人的质疑，更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蒋介石并不是心疼中国的领土主权受到侵害，而是担心无法向国人交待。如果他不提出质疑，好像他已默许三大巨头背着他瓜分中国的领土，又怕重演众所周知的《凡尔赛和会》的悲剧。为此，蒋某确也很为恼火。
蒋介石为了弄清情况，则通过坚持扶蒋反共立场的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回国去问罗斯福。
罗斯福表示支持赫尔利大使，罗斯福对他的大使说：不经蒋介石的同意，美国不会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并指示赫尔利，要他取道伦敦、莫斯科回中国，以争取英、苏对美援蒋政策的合作。
在赫尔利回中国之前，他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了他的反共立场，他说：“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只承认中国国民政府，不承认中共武装军阀或武装政党……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
对此，有人说，赫尔利的反共讲话是美国对华政策自反法西斯战争以来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话，不无道理。
就在赫尔利这席讲话之前，罗斯福逝世。
继位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他在扶蒋反共的政策上走得更远。
蒋介石半推半就 宋子文无可奈何
杜鲁门上台后，通过外交途径了解到，斯大林已表示，《雅尔塔协定》要办的事，不宜再拖，并向美国讲了三句话：一、蒋介石是中国惟一领袖（拟通过美国向蒋某传话；给蒋某戴个高帽）；二、我们欢迎中国文官参加将来接受东北地区的工作（打出诱饵）；三、请宋子文外长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签订《雅尔塔协定》所提到的协定（要美履行诺言）。
杜鲁门闻风而动，竭力去办。
几天之后，杜鲁门约见在纽约参加国际会议的宋子文，并把《雅尔塔协定》的文本交给了宋子文。
宋子文看到这个协定很恼火，当即向杜鲁门说：“《雅尔塔协定》因无中国代表参加，该会议对中国自无约束力。罗斯福先生越俎代庖，慷他人之慨，干出这种献媚苏联、损害盟国的不名誉行为，中国人深表遗憾。因此，对这种非法密约，中国人不能承认！”
宋子文的这句话讲出了作为一个中国人该采取的立场。
杜鲁门见此情形，便婉转而又毫不退让地说：“对宋部长所表示的态度，我也理解，但《雅尔塔协定》已是既定事实，似已无可挽回。如果苏联一旦参加对日作战，美国政府对《雅尔塔协定》就不能不予以支持了！”
最后，宋子文并没退让，还是说了一句为中国人出气的话，他说：“从《雅尔塔协定》看，苏俄显然想要恢复帝俄时代，即1904年日俄战争中所丧失的权利，但根据1924年的中俄协定，苏俄已放弃一切特权，其中包括治外法权。对这一点，《雅尔塔协定》应该明确指出。”
宋子文的这句话讲到了要害，既指出苏联和沙俄没有两样，又点到苏联不讲信义，说话不算数，可以随便单方废除双边条约。
但杜鲁门对宋子文的慷慨陈词不以为然，也不感兴趣。
宋子文只好回国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听了宋子文的报告后，他虽然也知道，此事弄不好，会背上一个丧权辱国的罪名，但考虑到美国的需要和来自美国的压力，也不便过于抵制。
于是，蒋介石便派宋子文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坐美国飞机去莫斯科找斯大林进行直接谈判。
在谈判中，斯大林的态度强硬，似乎有关《雅尔塔协定》一事，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同时，他还以三巨头所签署的协定任何人无权拒绝相要挟。致使双方在归还中国领土主权等问题上，分歧很大。对此，宋子文很为恼火。
正当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斯大林要去柏林参加三巨头波茨坦会议，于是中苏谈判只好中断。宋子文回国。
蒋介石听了宋子文的报告，经斟酌，心里有了一个谱，他决心在外蒙、旅顺、大连和满铁等问题上，对苏联作出让步。
蒋介石的决心是出自以下考虑：
1.维护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在某些事情上，不便过于使美国不快。
2.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可以在美国支持下，实现一党掌权。
3.充分利用苏联所派出的军队，帮助国民党政府收复东三省（满洲）。
4.对苏作出一些让步，以减少在发动内战计划中，来自苏联的干扰。
5.尽力促使苏联早日出兵对日作战，以减少战争中同盟国的伤亡，也好向美国有个交待。
蒋介石的用心，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美国的需要，于是他再派宋子文重返莫斯科，找斯大林继续会谈。
聪明的宋子文在重返莫斯科之前，向蒋介石提出辞职，不当外长了。蒋也看出，宋是不愿为这个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承担责任，以免后人骂他卖国，便同意了宋的请求。
随即，蒋介石便任命王士为外交部长，并嘱宋：“中苏谈判你还是要负责到底。”
波茨坦会议后，战争形势发展变化很快。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蒋介石深感事态紧迫，特别是他看到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文章，更有些着急。
毛泽东的文章中号召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立即进行反攻，文中指出：“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此时，蒋介石也担心中共会在苏军的支持下占领东北和内蒙。他想到这里就更有些慌神，于是他立即指示宋子文尽快与苏联谈判，必要时可作一些妥协。
就这样，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于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还签署了关于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及苏军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四个协定，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中国方面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
这些文件均由中、苏两国外长签字。
不久，马歇尔奉命来华斡旋国共分歧。他不负使命，尽了自己的力量，但由于他必须贯彻杜鲁门的扶蒋反共的旨意，他不得不自己宣告“斡旋失败”。最后，他只能悄然而去。
马歇尔原是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当过美国陆军和空军首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同盟国战略决策人之一。他的才华、功绩和为人在西方舆论界的评价是很高的。据美国作家福雷斯特·斯·波格说，有三个英人（一位编辑、一位内阁成员、一位历史学家）和两个美国人（一位外交官、一位外事通讯记者）坐在伦敦俱乐部议论本世纪的伟大人物（伟大是指性格、远见、成就和崇高目标而言），五人一致同意，只有两个人可以称得上是伟人，他们是温斯顿·丘吉尔和乔治·马歇尔。
美国派了个将军搞外交这件事，许多人猜测，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抗战时期，美国为了利用一切力量打败日本，对中共抗日根据地颇为重视，所采取的对华政策是“拥蒋用共”；战后，美国为了取得在华优势，维护其远东利益，故支持中国统一，这时的对华政策是“扶蒋压共”；马歇尔来华后，美国对华政策可能会在技术上做某些修补，方法上有某些改变，但美国“扶蒋压共”的基本点看不出有什么改变，而且还变本加厉地把中共逼进了死角。
马歇尔于1945年底正式开展斡旋活动。首先成立了“三人小组”。约在12月31日国共谈判时，国民党代表答复周恩来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向中共代表团递交了一个复文。文中提出：关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等问题，可由国共双方各派一人，会同马歇尔商量解决办法。这就是当年成立的“三人小组”的最初建议。中共代表团经请示，派出王炳南答复对方，同意“三人小组”的做法，并声明，欢迎马歇尔参加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问题的协商。这时，马歇尔提出，在北京设立军调处执行部，以执行停战协议的有关政策、监督停战并公正地做调查。
马歇尔的具体斡旋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5年12月底开始到1946年6月6日宣布东北停战为止。在这期间，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外事组的工作班子在国民政府迁都后，都转到南京；第二阶段是从1946年6月7日，东北停战协议失效到1947年3月7日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
三人小组谈判内容复杂、分歧很大。例如整军问题：美国希望实现中国军队美国化，以便能控制中国军队；蒋介石的整军方案是想吃掉、编掉中共的军队；中共既反对被吃掉，也反对被编掉，主张把军队交给联合政府。
又例如内战与反内战问题，蒋介石力主于打；中共坚持反对打内战；马歇尔则偏袒蒋某。因而围绕着打内战问题的谈判与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如果说，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条件还不成熟，还提出过停战的口号，以防止八路军扩张领地；还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孤立共产党；还唱出要和平的高调，以平息全国人民的反战情绪。而在南京谈判期间，蒋介石凭借美国军事援助的优势，把与中共谈判当成军事进攻的幌子，并以美国援蒋的对华政策为后盾，有恃无恐，在东北地区大打出手，调兵遣将，向各解放区猖狂进攻。
形势发展到如此地步，事实已经证明，马歇尔的斡旋已失去公正。
1946年6月中旬，美国国务院正式向国会提交了一项军事援华法案，请国会审批。同一天，美国政府为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个《中美处理租界法案物资协定》。按此协定，美国将向蒋介石政府提供大批军火。
这时，马歇尔感到自己的斡旋已起不了什么作用，使命已不能再继续下去，自己要做的事都做了，一时也难有作为，他该离开中国了。
摘自《中国涉外事件秘闻》，作家出版社2008年03月23日 09:03《书摘》
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从1945年4月至5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4月30日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和他的情妇双双自尽。
希特勒死后，于5月8日，德国方面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日本军国主义集团虽然已陷入危在旦夕的境地，但他们仍然坚持侵略和扩张的立场，不想无条件投降。一方面他们认为欧洲战争已经结束，美、英、苏的团结合作已失去了基础，在三大国之间，还有空子可钻；另一方面尽管苏联政府于4月5日宣布废除了苏日中立条约，但他们仍抱有苏联不会对日作战的幻想。
因此，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对7月26日以中美英三大国名义发表的、促日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无动于衷。
几天之后，美国向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既瓦解了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扩张野心，又推动了苏联出兵助战。
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宣告说：“明天8月9日起苏联将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苏联政府随即派出一百多万苏联红军，越过中苏边界，向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展开全面出击。
三天之后，日本东北关东军在苏联红军和中国抗日力量的打击下，已溃不成军。
于是，日本当局立即通过瑞士、瑞典两个中立国政府向中、美、苏、英四国递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
这时，苏联红军在沈阳已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人抓了起来，并把他们押送、关押在苏联远东军区。
随即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集团要求投降，于9月2日最后放下武器，并签署了投降条款。
当时，中国一些年轻人曾以与美、英、苏这三个强国为伍而荣，从而对世界三大巨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甚为敬佩。
当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战争期间所签的密约被解密，以及战后国际关系出现某些新因素之后，三巨头头上那闪烁发亮的光环，有的已经暗淡无色，有的彻底扑灭了。
三巨头密约牺牲中国领土主权
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于1945年元月11日到苏联克里米亚海滨雅尔塔开会。会上三人商量了早日战胜法西斯的战略方针和战后一些合作问题。同时，三人还秘密签订了一个满足斯大林对中国领土要求的《雅尔塔协定》，也就是秘密签订了一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三个政治条件的协定。
苏联的政治条件严重地侵犯和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斯大林当时明确提出，三个条件得不到满足，就不出兵对日作战。
这三个条件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1、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2、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3、对承担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该协定还提到，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需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根据斯大林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措施以征得蒋某对上述各项的同意。
该协定还强调：三巨头同意苏联的领土要求，但须在打败日本后，方可予以实现。
斯大林在会上俨然以救世主的口气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并将以武力协助中国从日本枷锁中解放出来。
从《雅尔塔协定》侵犯中国主权的内容来看，三巨头一致支持和承认苏联在十月革命前沙俄入侵中国、瓜分中国领土主权的权益。实际上是，要中国继续履行沙俄时代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历史上的这一件《雅尔塔协定》彻底揭开了号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面纱。许多历史事实已证实苏联蚕食别国的意图从未改变。1924年苏联已放弃一切特权的《中俄协定》已不算数了；1936年苏参加签署的黑海海峡的《蒙特罗公约》他们也不认账了。
斯大林作为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袖，明目张胆地背叛其共产主义信念，而且还乘人之危，火中取栗。他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帝国主义。
然而，《雅尔塔协定》确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 ，可以认为《雅尔塔协定》的主谋是美国——罗斯福；帮凶是英国——为保障英国切身利益的丘吉尔；受益者是标榜社会主义的苏联——斯大林。坚持殖民主义不平等条约的既是美国、英国、又是苏联；被宰割者则是坚持抗日战争，并为反法西斯战争付出重大代价的战胜国——中国。
如果说，在历史上，有侵略者以武力进行扩张，让战败国割地赔款，而在20世纪中叶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竟然是一个堂堂的战胜国——中国，被共同作战的同盟国堂而皇之宰割，实在离奇。
这一协定虽然各大国、包括中国，为了抗日，为了大局先后表示同意，但谁也无法否定这是一件极不光彩的协定。
杜勒斯推动实施《雅尔塔协定》扶蒋反共
《雅尔塔协定》反映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罗斯福在不与中国当局打招呼，也不请中国领导人作为战胜国一方出席雅尔塔会议的情况下，拿中国领土主权做交易，与苏联签订《雅尔塔协定》，就十分露骨地反映出美国的对华态度。
罗斯福的这种做法，也引起了美国国内人民的质疑。1945年3月1日在美国国会开会的时候，有一位议员，以风闻“雅尔塔会议牺牲了中国的权益和主权，妄图贿赂苏俄”为题，向总统提出质询。罗斯福也觉得此事做得和他一贯的信念区别不小，因而他对议员的质询，深为内疚。
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做法，不仅引起美国人的质疑，更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蒋介石并不是心疼中国的领土主权受到侵害，而是担心无法向国人交待。如果他不提出质疑，好像他已默许三大巨头背着他瓜分中国的领土，又怕重演众所周知的《凡尔赛和会》的悲剧。为此，蒋某确也很为恼火。
蒋介石为了弄清情况，则通过坚持扶蒋反共立场的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回国去问罗斯福。
罗斯福表示支持赫尔利大使，罗斯福对他的大使说：不经蒋介石的同意，美国不会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并指示赫尔利，要他取道伦敦、莫斯科回中国，以争取英、苏对美援蒋政策的合作。
在赫尔利回中国之前，他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了他的反共立场，他说：“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只承认中国国民政府，不承认中共武装军阀或武装政党……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
对此，有人说，赫尔利的反共讲话是美国对华政策自反法西斯战争以来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话，不无道理。
就在赫尔利这席讲话之前，罗斯福逝世。
继位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他在扶蒋反共的政策上走得更远。
蒋介石半推半就 宋子文无可奈何
杜鲁门上台后，通过外交途径了解到，斯大林已表示，《雅尔塔协定》要办的事，不宜再拖，并向美国讲了三句话：一、蒋介石是中国惟一领袖（拟通过美国向蒋某传话；给蒋某戴个高帽）；二、我们欢迎中国文官参加将来接受东北地区的工作（打出诱饵）；三、请宋子文外长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签订《雅尔塔协定》所提到的协定（要美履行诺言）。
杜鲁门闻风而动，竭力去办。
几天之后，杜鲁门约见在纽约参加国际会议的宋子文，并把《雅尔塔协定》的文本交给了宋子文。
宋子文看到这个协定很恼火，当即向杜鲁门说：“《雅尔塔协定》因无中国代表参加，该会议对中国自无约束力。罗斯福先生越俎代庖，慷他人之慨，干出这种献媚苏联、损害盟国的不名誉行为，中国人深表遗憾。因此，对这种非法密约，中国人不能承认！”
宋子文的这句话讲出了作为一个中国人该采取的立场。
杜鲁门见此情形，便婉转而又毫不退让地说：“对宋部长所表示的态度，我也理解，但《雅尔塔协定》已是既定事实，似已无可挽回。如果苏联一旦参加对日作战，美国政府对《雅尔塔协定》就不能不予以支持了！”
最后，宋子文并没退让，还是说了一句为中国人出气的话，他说：“从《雅尔塔协定》看，苏俄显然想要恢复帝俄时代，即1904年日俄战争中所丧失的权利，但根据1924年的中俄协定，苏俄已放弃一切特权，其中包括治外法权。对这一点，《雅尔塔协定》应该明确指出。”
宋子文的这句话讲到了要害，既指出苏联和沙俄没有两样，又点到苏联不讲信义，说话不算数，可以随便单方废除双边条约。
但杜鲁门对宋子文的慷慨陈词不以为然，也不感兴趣。
宋子文只好回国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听了宋子文的报告后，他虽然也知道，此事弄不好，会背上一个丧权辱国的罪名，但考虑到美国的需要和来自美国的压力，也不便过于抵制。
于是，蒋介石便派宋子文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坐美国飞机去莫斯科找斯大林进行直接谈判。
在谈判中，斯大林的态度强硬，似乎有关《雅尔塔协定》一事，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同时，他还以三巨头所签署的协定任何人无权拒绝相要挟。致使双方在归还中国领土主权等问题上，分歧很大。对此，宋子文很为恼火。
正当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斯大林要去柏林参加三巨头波茨坦会议，于是中苏谈判只好中断。宋子文回国。
蒋介石听了宋子文的报告，经斟酌，心里有了一个谱，他决心在外蒙、旅顺、大连和满铁等问题上，对苏联作出让步。
蒋介石的决心是出自以下考虑：
1.维护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在某些事情上，不便过于使美国不快。
2.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可以在美国支持下，实现一党掌权。
3.充分利用苏联所派出的军队，帮助国民党政府收复东三省（满洲）。
4.对苏作出一些让步，以减少在发动内战计划中，来自苏联的干扰。
5.尽力促使苏联早日出兵对日作战，以减少战争中同盟国的伤亡，也好向美国有个交待。
蒋介石的用心，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美国的需要，于是他再派宋子文重返莫斯科，找斯大林继续会谈。
聪明的宋子文在重返莫斯科之前，向蒋介石提出辞职，不当外长了。蒋也看出，宋是不愿为这个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承担责任，以免后人骂他卖国，便同意了宋的请求。
随即，蒋介石便任命王士为外交部长，并嘱宋：“中苏谈判你还是要负责到底。”
波茨坦会议后，战争形势发展变化很快。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蒋介石深感事态紧迫，特别是他看到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文章，更有些着急。
毛泽东的文章中号召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立即进行反攻，文中指出：“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此时，蒋介石也担心中共会在苏军的支持下占领东北和内蒙。他想到这里就更有些慌神，于是他立即指示宋子文尽快与苏联谈判，必要时可作一些妥协。
就这样，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于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还签署了关于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及苏军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四个协定，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中国方面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
这些文件均由中、苏两国外长签字。
不久，马歇尔奉命来华斡旋国共分歧。他不负使命，尽了自己的力量，但由于他必须贯彻杜鲁门的扶蒋反共的旨意，他不得不自己宣告“斡旋失败”。最后，他只能悄然而去。
马歇尔原是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当过美国陆军和空军首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同盟国战略决策人之一。他的才华、功绩和为人在西方舆论界的评价是很高的。据美国作家福雷斯特·斯·波格说，有三个英人（一位编辑、一位内阁成员、一位历史学家）和两个美国人（一位外交官、一位外事通讯记者）坐在伦敦俱乐部议论本世纪的伟大人物（伟大是指性格、远见、成就和崇高目标而言），五人一致同意，只有两个人可以称得上是伟人，他们是温斯顿·丘吉尔和乔治·马歇尔。
美国派了个将军搞外交这件事，许多人猜测，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抗战时期，美国为了利用一切力量打败日本，对中共抗日根据地颇为重视，所采取的对华政策是“拥蒋用共”；战后，美国为了取得在华优势，维护其远东利益，故支持中国统一，这时的对华政策是“扶蒋压共”；马歇尔来华后，美国对华政策可能会在技术上做某些修补，方法上有某些改变，但美国“扶蒋压共”的基本点看不出有什么改变，而且还变本加厉地把中共逼进了死角。
马歇尔于1945年底正式开展斡旋活动。首先成立了“三人小组”。约在12月31日国共谈判时，国民党代表答复周恩来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向中共代表团递交了一个复文。文中提出：关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等问题，可由国共双方各派一人，会同马歇尔商量解决办法。这就是当年成立的“三人小组”的最初建议。中共代表团经请示，派出王炳南答复对方，同意“三人小组”的做法，并声明，欢迎马歇尔参加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问题的协商。这时，马歇尔提出，在北京设立军调处执行部，以执行停战协议的有关政策、监督停战并公正地做调查。
马歇尔的具体斡旋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5年12月底开始到1946年6月6日宣布东北停战为止。在这期间，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外事组的工作班子在国民政府迁都后，都转到南京；第二阶段是从1946年6月7日，东北停战协议失效到1947年3月7日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
三人小组谈判内容复杂、分歧很大。例如整军问题：美国希望实现中国军队美国化，以便能控制中国军队；蒋介石的整军方案是想吃掉、编掉中共的军队；中共既反对被吃掉，也反对被编掉，主张把军队交给联合政府。
又例如内战与反内战问题，蒋介石力主于打；中共坚持反对打内战；马歇尔则偏袒蒋某。因而围绕着打内战问题的谈判与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如果说，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条件还不成熟，还提出过停战的口号，以防止八路军扩张领地；还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孤立共产党；还唱出要和平的高调，以平息全国人民的反战情绪。而在南京谈判期间，蒋介石凭借美国军事援助的优势，把与中共谈判当成军事进攻的幌子，并以美国援蒋的对华政策为后盾，有恃无恐，在东北地区大打出手，调兵遣将，向各解放区猖狂进攻。
形势发展到如此地步，事实已经证明，马歇尔的斡旋已失去公正。
1946年6月中旬，美国国务院正式向国会提交了一项军事援华法案，请国会审批。同一天，美国政府为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个《中美处理租界法案物资协定》。按此协定，美国将向蒋介石政府提供大批军火。
这时，马歇尔感到自己的斡旋已起不了什么作用，使命已不能再继续下去，自己要做的事都做了，一时也难有作为，他该离开中国了。
摘自《中国涉外事件秘闻》，作家出版社
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从1945年4月至5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4月30日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和他的情妇双双自尽。
希特勒死后，于5月8日，德国方面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日本军国主义集团虽然已陷入危在旦夕的境地，但他们仍然坚持侵略和扩张的立场，不想无条件投降。一方面他们认为欧洲战争已经结束，美、英、苏的团结合作已失去了基础，在三大国之间，还有空子可钻；另一方面尽管苏联政府于4月5日宣布废除了苏日中立条约，但他们仍抱有苏联不会对日作战的幻想。
因此，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对7月26日以中美英三大国名义发表的、促日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无动于衷。
几天之后，美国向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既瓦解了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扩张野心，又推动了苏联出兵助战。
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宣告说：“明天8月9日起苏联将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苏联政府随即派出一百多万苏联红军，越过中苏边界，向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展开全面出击。
三天之后，日本东北关东军在苏联红军和中国抗日力量的打击下，已溃不成军。
于是，日本当局立即通过瑞士、瑞典两个中立国政府向中、美、苏、英四国递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
这时，苏联红军在沈阳已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人抓了起来，并把他们押送、关押在苏联远东军区。
随即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集团要求投降，于9月2日最后放下武器，并签署了投降条款。
当时，中国一些年轻人曾以与美、英、苏这三个强国为伍而荣，从而对世界三大巨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甚为敬佩。
当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战争期间所签的密约被解密，以及战后国际关系出现某些新因素之后，三巨头头上那闪烁发亮的光环，有的已经暗淡无色，有的彻底扑灭了。
三巨头密约牺牲中国领土主权
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于1945年元月11日到苏联克里米亚海滨雅尔塔开会。会上三人商量了早日战胜法西斯的战略方针和战后一些合作问题。同时，三人还秘密签订了一个满足斯大林对中国领土要求的《雅尔塔协定》，也就是秘密签订了一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三个政治条件的协定。
苏联的政治条件严重地侵犯和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斯大林当时明确提出，三个条件得不到满足，就不出兵对日作战。
这三个条件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1、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2、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3、对承担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该协定还提到，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需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根据斯大林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措施以征得蒋某对上述各项的同意。
该协定还强调：三巨头同意苏联的领土要求，但须在打败日本后，方可予以实现。
斯大林在会上俨然以救世主的口气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并将以武力协助中国从日本枷锁中解放出来。
从《雅尔塔协定》侵犯中国主权的内容来看，三巨头一致支持和承认苏联在十月革命前沙俄入侵中国、瓜分中国领土主权的权益。实际上是，要中国继续履行沙俄时代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历史上的这一件《雅尔塔协定》彻底揭开了号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面纱。许多历史事实已证实苏联蚕食别国的意图从未改变。1924年苏联已放弃一切特权的《中俄协定》已不算数了；1936年苏参加签署的黑海海峡的《蒙特罗公约》他们也不认账了。
斯大林作为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袖，明目张胆地背叛其共产主义信念，而且还乘人之危，火中取栗。他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帝国主义。
然而，《雅尔塔协定》确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 ，可以认为《雅尔塔协定》的主谋是美国——罗斯福；帮凶是英国——为保障英国切身利益的丘吉尔；受益者是标榜社会主义的苏联——斯大林。坚持殖民主义不平等条约的既是美国、英国、又是苏联；被宰割者则是坚持抗日战争，并为反法西斯战争付出重大代价的战胜国——中国。
如果说，在历史上，有侵略者以武力进行扩张，让战败国割地赔款，而在20世纪中叶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竟然是一个堂堂的战胜国——中国，被共同作战的同盟国堂而皇之宰割，实在离奇。
这一协定虽然各大国、包括中国，为了抗日，为了大局先后表示同意，但谁也无法否定这是一件极不光彩的协定。
杜勒斯推动实施《雅尔塔协定》扶蒋反共
《雅尔塔协定》反映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罗斯福在不与中国当局打招呼，也不请中国领导人作为战胜国一方出席雅尔塔会议的情况下，拿中国领土主权做交易，与苏联签订《雅尔塔协定》，就十分露骨地反映出美国的对华态度。
罗斯福的这种做法，也引起了美国国内人民的质疑。1945年3月1日在美国国会开会的时候，有一位议员，以风闻“雅尔塔会议牺牲了中国的权益和主权，妄图贿赂苏俄”为题，向总统提出质询。罗斯福也觉得此事做得和他一贯的信念区别不小，因而他对议员的质询，深为内疚。
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做法，不仅引起美国人的质疑，更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蒋介石并不是心疼中国的领土主权受到侵害，而是担心无法向国人交待。如果他不提出质疑，好像他已默许三大巨头背着他瓜分中国的领土，又怕重演众所周知的《凡尔赛和会》的悲剧。为此，蒋某确也很为恼火。
蒋介石为了弄清情况，则通过坚持扶蒋反共立场的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回国去问罗斯福。
罗斯福表示支持赫尔利大使，罗斯福对他的大使说：不经蒋介石的同意，美国不会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并指示赫尔利，要他取道伦敦、莫斯科回中国，以争取英、苏对美援蒋政策的合作。
在赫尔利回中国之前，他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了他的反共立场，他说：“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只承认中国国民政府，不承认中共武装军阀或武装政党……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
对此，有人说，赫尔利的反共讲话是美国对华政策自反法西斯战争以来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话，不无道理。
就在赫尔利这席讲话之前，罗斯福逝世。
继位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他在扶蒋反共的政策上走得更远。
蒋介石半推半就 宋子文无可奈何
杜鲁门上台后，通过外交途径了解到，斯大林已表示，《雅尔塔协定》要办的事，不宜再拖，并向美国讲了三句话：一、蒋介石是中国惟一领袖（拟通过美国向蒋某传话；给蒋某戴个高帽）；二、我们欢迎中国文官参加将来接受东北地区的工作（打出诱饵）；三、请宋子文外长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签订《雅尔塔协定》所提到的协定（要美履行诺言）。
杜鲁门闻风而动，竭力去办。
几天之后，杜鲁门约见在纽约参加国际会议的宋子文，并把《雅尔塔协定》的文本交给了宋子文。
宋子文看到这个协定很恼火，当即向杜鲁门说：“《雅尔塔协定》因无中国代表参加，该会议对中国自无约束力。罗斯福先生越俎代庖，慷他人之慨，干出这种献媚苏联、损害盟国的不名誉行为，中国人深表遗憾。因此，对这种非法密约，中国人不能承认！”
宋子文的这句话讲出了作为一个中国人该采取的立场。
杜鲁门见此情形，便婉转而又毫不退让地说：“对宋部长所表示的态度，我也理解，但《雅尔塔协定》已是既定事实，似已无可挽回。如果苏联一旦参加对日作战，美国政府对《雅尔塔协定》就不能不予以支持了！”
最后，宋子文并没退让，还是说了一句为中国人出气的话，他说：“从《雅尔塔协定》看，苏俄显然想要恢复帝俄时代，即1904年日俄战争中所丧失的权利，但根据1924年的中俄协定，苏俄已放弃一切特权，其中包括治外法权。对这一点，《雅尔塔协定》应该明确指出。”
宋子文的这句话讲到了要害，既指出苏联和沙俄没有两样，又点到苏联不讲信义，说话不算数，可以随便单方废除双边条约。
但杜鲁门对宋子文的慷慨陈词不以为然，也不感兴趣。
宋子文只好回国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听了宋子文的报告后，他虽然也知道，此事弄不好，会背上一个丧权辱国的罪名，但考虑到美国的需要和来自美国的压力，也不便过于抵制。
于是，蒋介石便派宋子文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坐美国飞机去莫斯科找斯大林进行直接谈判。
在谈判中，斯大林的态度强硬，似乎有关《雅尔塔协定》一事，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同时，他还以三巨头所签署的协定任何人无权拒绝相要挟。致使双方在归还中国领土主权等问题上，分歧很大。对此，宋子文很为恼火。
正当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斯大林要去柏林参加三巨头波茨坦会议，于是中苏谈判只好中断。宋子文回国。
蒋介石听了宋子文的报告，经斟酌，心里有了一个谱，他决心在外蒙、旅顺、大连和满铁等问题上，对苏联作出让步。
蒋介石的决心是出自以下考虑：
1.维护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在某些事情上，不便过于使美国不快。
2.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可以在美国支持下，实现一党掌权。
3.充分利用苏联所派出的军队，帮助国民党政府收复东三省（满洲）。
4.对苏作出一些让步，以减少在发动内战计划中，来自苏联的干扰。
5.尽力促使苏联早日出兵对日作战，以减少战争中同盟国的伤亡，也好向美国有个交待。
蒋介石的用心，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美国的需要，于是他再派宋子文重返莫斯科，找斯大林继续会谈。
聪明的宋子文在重返莫斯科之前，向蒋介石提出辞职，不当外长了。蒋也看出，宋是不愿为这个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承担责任，以免后人骂他卖国，便同意了宋的请求。
随即，蒋介石便任命王士为外交部长，并嘱宋：“中苏谈判你还是要负责到底。”
波茨坦会议后，战争形势发展变化很快。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蒋介石深感事态紧迫，特别是他看到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文章，更有些着急。
毛泽东的文章中号召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立即进行反攻，文中指出：“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此时，蒋介石也担心中共会在苏军的支持下占领东北和内蒙。他想到这里就更有些慌神，于是他立即指示宋子文尽快与苏联谈判，必要时可作一些妥协。
就这样，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于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还签署了关于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及苏军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四个协定，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中国方面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
这些文件均由中、苏两国外长签字。
不久，马歇尔奉命来华斡旋国共分歧。他不负使命，尽了自己的力量，但由于他必须贯彻杜鲁门的扶蒋反共的旨意，他不得不自己宣告“斡旋失败”。最后，他只能悄然而去。
马歇尔原是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当过美国陆军和空军首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同盟国战略决策人之一。他的才华、功绩和为人在西方舆论界的评价是很高的。据美国作家福雷斯特·斯·波格说，有三个英人（一位编辑、一位内阁成员、一位历史学家）和两个美国人（一位外交官、一位外事通讯记者）坐在伦敦俱乐部议论本世纪的伟大人物（伟大是指性格、远见、成就和崇高目标而言），五人一致同意，只有两个人可以称得上是伟人，他们是温斯顿·丘吉尔和乔治·马歇尔。
美国派了个将军搞外交这件事，许多人猜测，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抗战时期，美国为了利用一切力量打败日本，对中共抗日根据地颇为重视，所采取的对华政策是“拥蒋用共”；战后，美国为了取得在华优势，维护其远东利益，故支持中国统一，这时的对华政策是“扶蒋压共”；马歇尔来华后，美国对华政策可能会在技术上做某些修补，方法上有某些改变，但美国“扶蒋压共”的基本点看不出有什么改变，而且还变本加厉地把中共逼进了死角。
马歇尔于1945年底正式开展斡旋活动。首先成立了“三人小组”。约在12月31日国共谈判时，国民党代表答复周恩来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向中共代表团递交了一个复文。文中提出：关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等问题，可由国共双方各派一人，会同马歇尔商量解决办法。这就是当年成立的“三人小组”的最初建议。中共代表团经请示，派出王炳南答复对方，同意“三人小组”的做法，并声明，欢迎马歇尔参加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问题的协商。这时，马歇尔提出，在北京设立军调处执行部，以执行停战协议的有关政策、监督停战并公正地做调查。
马歇尔的具体斡旋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5年12月底开始到1946年6月6日宣布东北停战为止。在这期间，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外事组的工作班子在国民政府迁都后，都转到南京；第二阶段是从1946年6月7日，东北停战协议失效到1947年3月7日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
三人小组谈判内容复杂、分歧很大。例如整军问题：美国希望实现中国军队美国化，以便能控制中国军队；蒋介石的整军方案是想吃掉、编掉中共的军队；中共既反对被吃掉，也反对被编掉，主张把军队交给联合政府。
又例如内战与反内战问题，蒋介石力主于打；中共坚持反对打内战；马歇尔则偏袒蒋某。因而围绕着打内战问题的谈判与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如果说，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条件还不成熟，还提出过停战的口号，以防止八路军扩张领地；还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孤立共产党；还唱出要和平的高调，以平息全国人民的反战情绪。而在南京谈判期间，蒋介石凭借美国军事援助的优势，把与中共谈判当成军事进攻的幌子，并以美国援蒋的对华政策为后盾，有恃无恐，在东北地区大打出手，调兵遣将，向各解放区猖狂进攻。
形势发展到如此地步，事实已经证明，马歇尔的斡旋已失去公正。
1946年6月中旬，美国国务院正式向国会提交了一项军事援华法案，请国会审批。同一天，美国政府为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个《中美处理租界法案物资协定》。按此协定，美国将向蒋介石政府提供大批军火。
这时，马歇尔感到自己的斡旋已起不了什么作用，使命已不能再继续下去，自己要做的事都做了，一时也难有作为，他该离开中国了。
摘自《中国涉外事件秘闻》，作家出版社2008年03月23日 09:03《书摘》
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从1945年4月至5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4月30日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和他的情妇双双自尽。
希特勒死后，于5月8日，德国方面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日本军国主义集团虽然已陷入危在旦夕的境地，但他们仍然坚持侵略和扩张的立场，不想无条件投降。一方面他们认为欧洲战争已经结束，美、英、苏的团结合作已失去了基础，在三大国之间，还有空子可钻；另一方面尽管苏联政府于4月5日宣布废除了苏日中立条约，但他们仍抱有苏联不会对日作战的幻想。
因此，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对7月26日以中美英三大国名义发表的、促日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无动于衷。
几天之后，美国向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既瓦解了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扩张野心，又推动了苏联出兵助战。
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宣告说：“明天8月9日起苏联将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苏联政府随即派出一百多万苏联红军，越过中苏边界，向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展开全面出击。
三天之后，日本东北关东军在苏联红军和中国抗日力量的打击下，已溃不成军。
于是，日本当局立即通过瑞士、瑞典两个中立国政府向中、美、苏、英四国递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
这时，苏联红军在沈阳已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人抓了起来，并把他们押送、关押在苏联远东军区。
随即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集团要求投降，于9月2日最后放下武器，并签署了投降条款。
当时，中国一些年轻人曾以与美、英、苏这三个强国为伍而荣，从而对世界三大巨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甚为敬佩。
当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战争期间所签的密约被解密，以及战后国际关系出现某些新因素之后，三巨头头上那闪烁发亮的光环，有的已经暗淡无色，有的彻底扑灭了。
三巨头密约牺牲中国领土主权
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于1945年元月11日到苏联克里米亚海滨雅尔塔开会。会上三人商量了早日战胜法西斯的战略方针和战后一些合作问题。同时，三人还秘密签订了一个满足斯大林对中国领土要求的《雅尔塔协定》，也就是秘密签订了一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三个政治条件的协定。
苏联的政治条件严重地侵犯和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斯大林当时明确提出，三个条件得不到满足，就不出兵对日作战。
这三个条件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1、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2、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3、对承担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该协定还提到，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需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根据斯大林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措施以征得蒋某对上述各项的同意。
该协定还强调：三巨头同意苏联的领土要求，但须在打败日本后，方可予以实现。
斯大林在会上俨然以救世主的口气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并将以武力协助中国从日本枷锁中解放出来。
从《雅尔塔协定》侵犯中国主权的内容来看，三巨头一致支持和承认苏联在十月革命前沙俄入侵中国、瓜分中国领土主权的权益。实际上是，要中国继续履行沙俄时代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历史上的这一件《雅尔塔协定》彻底揭开了号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面纱。许多历史事实已证实苏联蚕食别国的意图从未改变。1924年苏联已放弃一切特权的《中俄协定》已不算数了；1936年苏参加签署的黑海海峡的《蒙特罗公约》他们也不认账了。
斯大林作为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袖，明目张胆地背叛其共产主义信念，而且还乘人之危，火中取栗。他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帝国主义。
然而，《雅尔塔协定》确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 ，可以认为《雅尔塔协定》的主谋是美国——罗斯福；帮凶是英国——为保障英国切身利益的丘吉尔；受益者是标榜社会主义的苏联——斯大林。坚持殖民主义不平等条约的既是美国、英国、又是苏联；被宰割者则是坚持抗日战争，并为反法西斯战争付出重大代价的战胜国——中国。
如果说，在历史上，有侵略者以武力进行扩张，让战败国割地赔款，而在20世纪中叶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竟然是一个堂堂的战胜国——中国，被共同作战的同盟国堂而皇之宰割，实在离奇。
这一协定虽然各大国、包括中国，为了抗日，为了大局先后表示同意，但谁也无法否定这是一件极不光彩的协定。
杜勒斯推动实施《雅尔塔协定》扶蒋反共
《雅尔塔协定》反映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罗斯福在不与中国当局打招呼，也不请中国领导人作为战胜国一方出席雅尔塔会议的情况下，拿中国领土主权做交易，与苏联签订《雅尔塔协定》，就十分露骨地反映出美国的对华态度。
罗斯福的这种做法，也引起了美国国内人民的质疑。1945年3月1日在美国国会开会的时候，有一位议员，以风闻“雅尔塔会议牺牲了中国的权益和主权，妄图贿赂苏俄”为题，向总统提出质询。罗斯福也觉得此事做得和他一贯的信念区别不小，因而他对议员的质询，深为内疚。
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做法，不仅引起美国人的质疑，更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蒋介石并不是心疼中国的领土主权受到侵害，而是担心无法向国人交待。如果他不提出质疑，好像他已默许三大巨头背着他瓜分中国的领土，又怕重演众所周知的《凡尔赛和会》的悲剧。为此，蒋某确也很为恼火。
蒋介石为了弄清情况，则通过坚持扶蒋反共立场的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回国去问罗斯福。
罗斯福表示支持赫尔利大使，罗斯福对他的大使说：不经蒋介石的同意，美国不会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并指示赫尔利，要他取道伦敦、莫斯科回中国，以争取英、苏对美援蒋政策的合作。
在赫尔利回中国之前，他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了他的反共立场，他说：“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只承认中国国民政府，不承认中共武装军阀或武装政党……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
对此，有人说，赫尔利的反共讲话是美国对华政策自反法西斯战争以来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话，不无道理。
就在赫尔利这席讲话之前，罗斯福逝世。
继位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他在扶蒋反共的政策上走得更远。
蒋介石半推半就 宋子文无可奈何
杜鲁门上台后，通过外交途径了解到，斯大林已表示，《雅尔塔协定》要办的事，不宜再拖，并向美国讲了三句话：一、蒋介石是中国惟一领袖（拟通过美国向蒋某传话；给蒋某戴个高帽）；二、我们欢迎中国文官参加将来接受东北地区的工作（打出诱饵）；三、请宋子文外长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签订《雅尔塔协定》所提到的协定（要美履行诺言）。
杜鲁门闻风而动，竭力去办。
几天之后，杜鲁门约见在纽约参加国际会议的宋子文，并把《雅尔塔协定》的文本交给了宋子文。
宋子文看到这个协定很恼火，当即向杜鲁门说：“《雅尔塔协定》因无中国代表参加，该会议对中国自无约束力。罗斯福先生越俎代庖，慷他人之慨，干出这种献媚苏联、损害盟国的不名誉行为，中国人深表遗憾。因此，对这种非法密约，中国人不能承认！”
宋子文的这句话讲出了作为一个中国人该采取的立场。
杜鲁门见此情形，便婉转而又毫不退让地说：“对宋部长所表示的态度，我也理解，但《雅尔塔协定》已是既定事实，似已无可挽回。如果苏联一旦参加对日作战，美国政府对《雅尔塔协定》就不能不予以支持了！”
最后，宋子文并没退让，还是说了一句为中国人出气的话，他说：“从《雅尔塔协定》看，苏俄显然想要恢复帝俄时代，即1904年日俄战争中所丧失的权利，但根据1924年的中俄协定，苏俄已放弃一切特权，其中包括治外法权。对这一点，《雅尔塔协定》应该明确指出。”
宋子文的这句话讲到了要害，既指出苏联和沙俄没有两样，又点到苏联不讲信义，说话不算数，可以随便单方废除双边条约。
但杜鲁门对宋子文的慷慨陈词不以为然，也不感兴趣。
宋子文只好回国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听了宋子文的报告后，他虽然也知道，此事弄不好，会背上一个丧权辱国的罪名，但考虑到美国的需要和来自美国的压力，也不便过于抵制。
于是，蒋介石便派宋子文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坐美国飞机去莫斯科找斯大林进行直接谈判。
在谈判中，斯大林的态度强硬，似乎有关《雅尔塔协定》一事，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同时，他还以三巨头所签署的协定任何人无权拒绝相要挟。致使双方在归还中国领土主权等问题上，分歧很大。对此，宋子文很为恼火。
正当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斯大林要去柏林参加三巨头波茨坦会议，于是中苏谈判只好中断。宋子文回国。
蒋介石听了宋子文的报告，经斟酌，心里有了一个谱，他决心在外蒙、旅顺、大连和满铁等问题上，对苏联作出让步。
蒋介石的决心是出自以下考虑：
1.维护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在某些事情上，不便过于使美国不快。
2.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可以在美国支持下，实现一党掌权。
3.充分利用苏联所派出的军队，帮助国民党政府收复东三省（满洲）。
4.对苏作出一些让步，以减少在发动内战计划中，来自苏联的干扰。
5.尽力促使苏联早日出兵对日作战，以减少战争中同盟国的伤亡，也好向美国有个交待。
蒋介石的用心，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美国的需要，于是他再派宋子文重返莫斯科，找斯大林继续会谈。
聪明的宋子文在重返莫斯科之前，向蒋介石提出辞职，不当外长了。蒋也看出，宋是不愿为这个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承担责任，以免后人骂他卖国，便同意了宋的请求。
随即，蒋介石便任命王士为外交部长，并嘱宋：“中苏谈判你还是要负责到底。”
波茨坦会议后，战争形势发展变化很快。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蒋介石深感事态紧迫，特别是他看到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文章，更有些着急。
毛泽东的文章中号召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立即进行反攻，文中指出：“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此时，蒋介石也担心中共会在苏军的支持下占领东北和内蒙。他想到这里就更有些慌神，于是他立即指示宋子文尽快与苏联谈判，必要时可作一些妥协。
就这样，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于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还签署了关于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及苏军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四个协定，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中国方面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
这些文件均由中、苏两国外长签字。
不久，马歇尔奉命来华斡旋国共分歧。他不负使命，尽了自己的力量，但由于他必须贯彻杜鲁门的扶蒋反共的旨意，他不得不自己宣告“斡旋失败”。最后，他只能悄然而去。
马歇尔原是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当过美国陆军和空军首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同盟国战略决策人之一。他的才华、功绩和为人在西方舆论界的评价是很高的。据美国作家福雷斯特·斯·波格说，有三个英人（一位编辑、一位内阁成员、一位历史学家）和两个美国人（一位外交官、一位外事通讯记者）坐在伦敦俱乐部议论本世纪的伟大人物（伟大是指性格、远见、成就和崇高目标而言），五人一致同意，只有两个人可以称得上是伟人，他们是温斯顿·丘吉尔和乔治·马歇尔。
美国派了个将军搞外交这件事，许多人猜测，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抗战时期，美国为了利用一切力量打败日本，对中共抗日根据地颇为重视，所采取的对华政策是“拥蒋用共”；战后，美国为了取得在华优势，维护其远东利益，故支持中国统一，这时的对华政策是“扶蒋压共”；马歇尔来华后，美国对华政策可能会在技术上做某些修补，方法上有某些改变，但美国“扶蒋压共”的基本点看不出有什么改变，而且还变本加厉地把中共逼进了死角。
马歇尔于1945年底正式开展斡旋活动。首先成立了“三人小组”。约在12月31日国共谈判时，国民党代表答复周恩来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向中共代表团递交了一个复文。文中提出：关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等问题，可由国共双方各派一人，会同马歇尔商量解决办法。这就是当年成立的“三人小组”的最初建议。中共代表团经请示，派出王炳南答复对方，同意“三人小组”的做法，并声明，欢迎马歇尔参加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问题的协商。这时，马歇尔提出，在北京设立军调处执行部，以执行停战协议的有关政策、监督停战并公正地做调查。
马歇尔的具体斡旋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5年12月底开始到1946年6月6日宣布东北停战为止。在这期间，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外事组的工作班子在国民政府迁都后，都转到南京；第二阶段是从1946年6月7日，东北停战协议失效到1947年3月7日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
三人小组谈判内容复杂、分歧很大。例如整军问题：美国希望实现中国军队美国化，以便能控制中国军队；蒋介石的整军方案是想吃掉、编掉中共的军队；中共既反对被吃掉，也反对被编掉，主张把军队交给联合政府。
又例如内战与反内战问题，蒋介石力主于打；中共坚持反对打内战；马歇尔则偏袒蒋某。因而围绕着打内战问题的谈判与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如果说，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条件还不成熟，还提出过停战的口号，以防止八路军扩张领地；还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孤立共产党；还唱出要和平的高调，以平息全国人民的反战情绪。而在南京谈判期间，蒋介石凭借美国军事援助的优势，把与中共谈判当成军事进攻的幌子，并以美国援蒋的对华政策为后盾，有恃无恐，在东北地区大打出手，调兵遣将，向各解放区猖狂进攻。
形势发展到如此地步，事实已经证明，马歇尔的斡旋已失去公正。
1946年6月中旬，美国国务院正式向国会提交了一项军事援华法案，请国会审批。同一天，美国政府为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个《中美处理租界法案物资协定》。按此协定，美国将向蒋介石政府提供大批军火。
这时，马歇尔感到自己的斡旋已起不了什么作用，使命已不能再继续下去，自己要做的事都做了，一时也难有作为，他该离开中国了。
摘自《中国涉外事件秘闻》，作家出版社
1945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达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的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动下流；随着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
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达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达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
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史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说时态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现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
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他乾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
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
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
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份；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
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
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
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局总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五年以后就会起来。』
我说：『给美国人管，五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
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五年。』
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截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史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用尽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接下去，他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我就反间他：『是不是美国？』他回答说：『当然！』
心里暗暗地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达协定，给他这许多便宜和好处；而在斯大林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的敌人！
最后，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史大林总算是同意了。斯大林说过：『条约是靠不住的。』我们绝不以人废言，只要自己能发愤图强，有了力量，反共抗俄能够胜利，外蒙古还不是仍旧可以归还到我国的版图吗？而且，「中苏友好条约」，经俄帝澈底破坏之后，我们已经明白宣布其「无效」；依理依法，外蒙古仍然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份。
我还记得，在签订友好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上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划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二十海里的距离，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俄方此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
我很不耐烦的说：『你要划线，你划你的，我是不能划的。』
他说：『不划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
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
他说：『我是有根据的。』
我说：『你有什么根据？』
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划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划这一条线。』
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的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承认为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
他有点着急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
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
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
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划下的！』
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条线始终没有划出。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完全了解，斯大林原来就是沙皇的再世。
（参与中苏谈判的还有宋子文，签约时他拒绝签字，由中华民国外长王世杰签字）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的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动下流；随着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
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达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达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
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史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说时态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现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
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他乾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
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
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
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份；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
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
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
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局总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五年以后就会起来。』
我说：『给美国人管，五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
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五年。』
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截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史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用尽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接下去，他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我就反间他：『是不是美国？』他回答说：『当然！』
心里暗暗地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达协定，给他这许多便宜和好处；而在斯大林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的敌人！
最后，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史大林总算是同意了。斯大林说过：『条约是靠不住的。』我们绝不以人废言，只要自己能发愤图强，有了力量，反共抗俄能够胜利，外蒙古还不是仍旧可以归还到我国的版图吗？而且，「中苏友好条约」，经俄帝澈底破坏之后，我们已经明白宣布其「无效」；依理依法，外蒙古仍然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份。
我还记得，在签订友好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上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划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二十海里的距离，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俄方此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
我很不耐烦的说：『你要划线，你划你的，我是不能划的。』
他说：『不划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
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
他说：『我是有根据的。』
我说：『你有什么根据？』
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划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划这一条线。』
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的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承认为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
他有点着急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
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
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
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划下的！』
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条线始终没有划出。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完全了解，斯大林原来就是沙皇的再世。
（参与中苏谈判的还有宋子文，签约时他拒绝签字，由中华民国外长王世杰签字）
蒋介石关于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辩解词暨蒙古独立历史
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获得成功，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上层王公的带领下宣布独立。当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脱离了这一进程。中华民国的政权由孙中山转到袁世凯的手中后，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
１９１９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使蒙古回归祖国。
１９２０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了，外蒙古也进入了混乱状态。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军发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今乌兰巴托），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
１９２１年，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苏俄的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不幸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
１９２１年５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匪帮，７月１０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１９４５年２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美、英的重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然而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关于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事，七年后蒋在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有一段辩解词：
时间：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３日
事件：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题目：〈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蒙古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定条约和附件。
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的，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外蒙古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古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究会归到起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的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不相安，则国家更无和平建设之望了。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唯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
1949年，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受尽了斯大林的冷落，新中国百废待兴，又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最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斯大林为他的援助强要代价，毛答应了三个苛刻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承认外蒙独立。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后，通过谈判，前两个条件得到解决，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归还了东北铁路的管理权。当周恩来提出第三个问题——蒙古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无理拒绝。
同年蒋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但八年后蒙古申请加入联合国，国民党却放弃使用否决权，等于承认外蒙独立。
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获得成功，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上层王公的带领下宣布独立。当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脱离了这一进程。中华民国的政权由孙中山转到袁世凯的手中后，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
１９１９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使蒙古回归祖国。
１９２０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了，外蒙古也进入了混乱状态。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军发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今乌兰巴托），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
１９２１年，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苏俄的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不幸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
１９２１年５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匪帮，７月１０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１９４５年２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美、英的重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然而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关于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事，七年后蒋在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有一段辩解词：
时间：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３日
事件：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题目：〈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蒙古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定条约和附件。
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的，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外蒙古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古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究会归到起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的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不相安，则国家更无和平建设之望了。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唯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
1949年，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受尽了斯大林的冷落，新中国百废待兴，又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最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斯大林为他的援助强要代价，毛答应了三个苛刻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承认外蒙独立。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后，通过谈判，前两个条件得到解决，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归还了东北铁路的管理权。当周恩来提出第三个问题——蒙古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无理拒绝。
同年蒋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但八年后蒙古申请加入联合国，国民党却放弃使用否决权，等于承认外蒙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