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是一场革命zt

转自南风窗
特约评论员 张剑荆（北京）
重大的政策转变

一个大国正在这个星球上快速崛起。
一位观察家写道：“中国的崛起就像另外一个太阳进入了太阳系，她影响着这个系统的重力以及磁场，也影响着周边的每一个小星球”，“中国崛起之后，每个人都要重新计算自己的政策得失”。这是笔者看到的对大国崛起最恰当的描述。
“和平崛起”是中国的回答。确实，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策转变。
在中国政治传统中，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崛起可以说是历届政府魂牵梦萦、孜孜以求的目标。“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是几代中国人从学生时代开始就熟悉的标准答案，从小学生入学开始，学校就不断向学生们灌输这个观念，在中国几代人的“学习目的”问题上，这是唯一的“正确答案”，否则就是“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
但是，在2003年下半年以前，作为官方外交政策语言，“中国崛起”一直没有被作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根据之一使用，外交政策语言中一直回避使用这个词汇，确实耐人寻味。这种回避态度，即使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连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也是一样。中国政府承认并且为之骄傲的是，经济连续数年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内生产总值提前实现了翻两番。也就是说，中国崛起在中国的观念形态中，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至少在经济上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而之所以回避使用崛起一词，以至于形成了与国际舆论通行语言脱节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近十余年所奉行的被称作“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的结果。邓小平1990年提出的这个想法，很少见诸公开的文件和声明，而影响却很大。它实际上构成了邓小平的外交政策基轴和政策原则。这个思想强调的是发展，是不当头，在这种政策基轴和氛围下，用“崛起”一词描述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就显得过于张扬了。在这个基轴构成的外交思维中，执政党2003年的转变，即明确接受崛起的提法，即使是和平崛起，也还是在外交圈子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就不足为怪了。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思维方式本身。语词的转换，所反映的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政策语言的转换反映的是政策思维的转变，它体现在以下一组判断上：
—崛起一词是不带价值判断意味、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描述性词汇。崛起仅仅意味着一个实体相对力量的迅速提高。这个词汇是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方面的基本语汇之一。因此，接受这个语汇，意味着在中国的描述方面，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的趋向，更多地从国际政治经济的框架下看待中国，因此从这一转变中可以看出，中国关于自己国际形象和角色的思维，越来越具有客观性。
—崛起的上升、凸现、抬头的含义，在“韬光养晦”、不当头的政策基轴下，用来描述中国确实显得张扬。而接受这个张扬色彩的词汇，则反映了政策走向上，更趋积极。实际上，对于“韬光养晦”政策的讨论，近年来一直在进行。到世纪转折之际，尤其在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之后，修正这一政策，已经成为十分明显的政策变化。接受崛起一词，与日益活跃、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趋向是一致的。
—和平崛起的提出，是执政党顺应当前的世界形势，根据中国的现实而提出的一项意识形态对策，也是一项重要的意识形态成就。邓小平对国际形势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著名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流”。主张和平，埋头发展，在今后很长时期都是适合中国的基本政策。但是在海外对于中国崛起后果的各种评估中，存在着强烈的不信任，这样的不信任，构成了中国发展的阻力，对于一心追求和平的发展环境的中国而言，这样的阻力，与发展的目标是矛盾的，长此以往，不信任就有可能演变成和平的敌人。诉诸历史，尚没有过大国和平崛起的先例。因此，提出和平崛起，就是一项重大的承诺，而这个承诺的实质，不仅仅是表明中国要崛起，而更是要表明中国崛起的和平特质，表明中国崛起与历史上大国崛起往往伴随着战争不同的性格，也就是和平的性格。其中的承诺，主要的是对和平的承诺。
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表明了中国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思维具有了积极对话的意识。由此开始，以前的各说各话，就被相互对话所取代。需要承认，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力量的崛起不可能是静悄悄的，它引起世界的适应性调整，也是难免的，在此过程中，世界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和平的含义，就包含着对这种担心的理解和分享。对于亲历崛起过程的国人来说，应当明白，和平不只是建立在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分享方面，和平也不只是达到崛起目标的手段，和平还建立在对世界各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的分享上，相对于经济分享，对担忧的分享是更为重要的分享。和平本身就是目标。中国的崛起是一场革命。

对中国不信任的内在根据

在冷战趋于终结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最具争议的思想创构，是美国学者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他说，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将由两部分国家组成，即“后历史世界”和“历史世界”。所谓后历史世界，指的是那些接受了自由民主价值观，摒除了民族主义和主权扩张冲动的国家。“在后历史世界中，经济是国家间相互作用的主轴，权力外交的古老规则会逐渐丧失其意义……经济竞争尽管不时展开，军备竞争却日益消失。后历史世界依然分化为国民国家，但个别的民族主义跟自由主义和平相处，而其自我主张日益局限在私人生活领域内……经济的合理性将失去市场与生产的一体化，许多传统的主权特征也会随之消蚀。”
而历史世界指的是仍然沉醉于民族主义和主权观念的国家，“历史世界仍然会因各种宗教、民族与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撕裂，这种冲突因应相关特定国家的发展阶段而生；在这些国家中，权力外交的古老规则依然适用。在历史世界中，国民国家还会继续成为政治认同的中心存在体。”
因此他所谓历史的终结，指的是支配世界近半个世纪的两大阵营最后以“后历史世界”的胜利而告终，苏联阵营选择了“后历史的世界”。
尽管“历史终结论”存在着内在的缺陷，但是，向着后历史世界的转型，是得到广泛支持的关于人类未来的描述。欧洲的崛起就体现着这股潮流。而对于中国的崛起，则认为是属于传统形态的强国之路。认为中国是重商主义的、谋求修正现状的心怀不满者。在海外不少观察家看来，中国的崛起正是最强大的“历史世界”对“后历史世界”的挑战。不少人把中国的崛起比作德国19世纪那种形态的崛起。
这种分析模式，构成了海外中国威胁论的内在根据。海外对于中国的不信任，观察家们提出的遏制中国的各种政策，基本上都基于这样的想法。比如美国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唐纳利，在2003年5月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布什主义面临着的两大任务：一个是铲除恐怖主义，一个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他说，重要的是要阻止两者的结合。唐纳利谈到中国的转型时说：“人们有理由相信，美国及其盟国能够‘遏制’住中国的勃勃野心，能够帮助它进行从共产主义到民主的转变，从一个国际局外人到一个满足于在自由的国际秩序中生活的国家的转变。”这种观点是有代表性的。这是中国崛起的基本国际背景。
无论是否同意这种“中国叙事”，事实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崛起的舆论环境。它们的真实性姑且不论，但是，它们确实是事实，“主观的事实”。因此，中国要实现顺利崛起，就需要采取措施，消除这种不信任。
实际上，中国自从1992年选择市场经济模式以后，就开始了“新的长征”，即向着市场社会的长期转变进程。从市场经济扩张的历史来看，中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后一个大市场，在当今的大国中，没有比中国更大的市场了。因此，中国在1992年选择市场经济模式，可以认为是市场经济扩展在地理上达到了其最后的边界，套用“终结论”，或许可以说中国选择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终结。当然，市场经济不是孤立的经济现象，它是一种蕴含着一系列制度、文化的文明体系，选择市场经济，意味着选择了一种文明形态。
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种向着全球共识转变的趋向更加明确了，速度也在加快。假如这样的方向不出现逆转，我们可以期望，中国崛起将成为推动全球主义转型的积极力量。

中国将成为全球主义转型的枢纽

中国崛起将引起欧亚大陆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化。中国将成为欧亚大陆上新的地缘枢轴。
在欧亚大陆东部，存在着一个“中国斜坡”（类似于戴维兰德斯的“欧洲斜坡”），即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从西部和北部，向东部和南部的倾斜，越向东，经济越发展，政治上的分量也越重。中国近代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来自于东部和南部。中国近代的朝贡体系中主要的朝贡国，分布在斜坡的下端，在朝贡体系解体中，也首当其冲。有些学者注意到朝贡体系在东部与北部和西部的差异：“应该注意到，这里存在对中华观的共有以及对它的夺取（小中华的形成），在这些国家里不单单有对它的受容，也存在抵抗和自立的过程。而俄国与中国的关系却与此不同，它对中国产生影响，与之进行互市交易（对等性交易）。这表明西北部边缘地区的朝贡关系与中国与之东方诸国的关系不同。”虽然近代俄国也构成了中国的外患，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央当局采用联俄的政策，比如19世纪后几年的“联俄制日”就很典型。1949年以后的10年间，外交政策更是“一边倒”。直到目前，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地区，仍然是这个斜坡的下端，如台湾问题。
随着中国崛起，斜坡下端的问题也势必将更为突出。比如舆论十分关注的“大中华经济圈”，长期看将是重大的地缘政治经济问题。但是，中国崛起引起的地缘问题，不只是再局限于斜坡的下端，而是趋向于更加平衡，即斜坡上端的问题，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原因在于，中国崛起对于中亚、俄国的影响将会增加。在内患频仍的年代，中国无暇西顾，而一旦崛起，一旦与中亚邻国和俄国的距离拉大，就有可能被动或主动地面临着责任的问题，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也会推动中国加强与中亚和俄国的关系，于是便同欧洲、美国、俄国在这里相遇。　
这样中国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理枢轴。这种地理位置，是目前世界大国中很少见的。而这样的地缘形势，意味着中国被卷入两种世界的冲突之中。东部被认为是发达的“后历史的世界”，西部是落后的、动荡的“历史世界”，中国将不得不同时面对这两个世界，这种情况使中国的转型面临特殊的难题。这种地理难题，类似于19世纪的德国。中国将成为世界各种力量争夺的中心，成为全球主义转型的地缘枢纽。或许可以用麦金德的话来描述这种境况：维持了这个枢纽的稳定，就维持了世界的稳定。
　　
没有文明的崛起，
物质的崛起是短暂的

中国崛起将具有文明史意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上朝贡体系中的国家共同分享着这一文明。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中华文明提供了解决群体生存中面对的各种问题的办法。这构成了她的软力量。然而随着中国的衰微，文明也相应地失去了吸引力。
在近代整个转型过程中，中华文化节节败退，无法应付接踵而至的问题。
而伴随中国的崛起，中华文明面临了复兴的机遇。有不少学者同意，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但是，这毕竟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在以往的年代中，文明都是有地域局限的。它们是为回应本土挑战而产生和发展的。全球化转型则需要回应全球化问题的挑战，这为各种文明都提供了机遇。一种文明有没有未来，依赖于这种文明能否为全球性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这就类似于工程招投标，谁能中标，不是自己说了算的，而是在方案的竞争中决出的。中华文明在这轮竞逐中，是不是能够胜出呢？
无论答案是什么，有一个判断可以做出：中国崛起不只是物质力量的崛起，而是文明的崛起。如果没有文明的崛起，中国崛起即使成功，也只是短暂的。而中华文明在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和欧洲统一革命时代的崛起，意味着中华文明一定要成为普世文明转自南风窗
特约评论员 张剑荆（北京）
重大的政策转变

一个大国正在这个星球上快速崛起。
一位观察家写道：“中国的崛起就像另外一个太阳进入了太阳系，她影响着这个系统的重力以及磁场，也影响着周边的每一个小星球”，“中国崛起之后，每个人都要重新计算自己的政策得失”。这是笔者看到的对大国崛起最恰当的描述。
“和平崛起”是中国的回答。确实，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策转变。
在中国政治传统中，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崛起可以说是历届政府魂牵梦萦、孜孜以求的目标。“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是几代中国人从学生时代开始就熟悉的标准答案，从小学生入学开始，学校就不断向学生们灌输这个观念，在中国几代人的“学习目的”问题上，这是唯一的“正确答案”，否则就是“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
但是，在2003年下半年以前，作为官方外交政策语言，“中国崛起”一直没有被作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根据之一使用，外交政策语言中一直回避使用这个词汇，确实耐人寻味。这种回避态度，即使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连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也是一样。中国政府承认并且为之骄傲的是，经济连续数年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内生产总值提前实现了翻两番。也就是说，中国崛起在中国的观念形态中，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至少在经济上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而之所以回避使用崛起一词，以至于形成了与国际舆论通行语言脱节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近十余年所奉行的被称作“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的结果。邓小平1990年提出的这个想法，很少见诸公开的文件和声明，而影响却很大。它实际上构成了邓小平的外交政策基轴和政策原则。这个思想强调的是发展，是不当头，在这种政策基轴和氛围下，用“崛起”一词描述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就显得过于张扬了。在这个基轴构成的外交思维中，执政党2003年的转变，即明确接受崛起的提法，即使是和平崛起，也还是在外交圈子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就不足为怪了。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思维方式本身。语词的转换，所反映的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政策语言的转换反映的是政策思维的转变，它体现在以下一组判断上：
—崛起一词是不带价值判断意味、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描述性词汇。崛起仅仅意味着一个实体相对力量的迅速提高。这个词汇是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方面的基本语汇之一。因此，接受这个语汇，意味着在中国的描述方面，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的趋向，更多地从国际政治经济的框架下看待中国，因此从这一转变中可以看出，中国关于自己国际形象和角色的思维，越来越具有客观性。
—崛起的上升、凸现、抬头的含义，在“韬光养晦”、不当头的政策基轴下，用来描述中国确实显得张扬。而接受这个张扬色彩的词汇，则反映了政策走向上，更趋积极。实际上，对于“韬光养晦”政策的讨论，近年来一直在进行。到世纪转折之际，尤其在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之后，修正这一政策，已经成为十分明显的政策变化。接受崛起一词，与日益活跃、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趋向是一致的。
—和平崛起的提出，是执政党顺应当前的世界形势，根据中国的现实而提出的一项意识形态对策，也是一项重要的意识形态成就。邓小平对国际形势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著名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流”。主张和平，埋头发展，在今后很长时期都是适合中国的基本政策。但是在海外对于中国崛起后果的各种评估中，存在着强烈的不信任，这样的不信任，构成了中国发展的阻力，对于一心追求和平的发展环境的中国而言，这样的阻力，与发展的目标是矛盾的，长此以往，不信任就有可能演变成和平的敌人。诉诸历史，尚没有过大国和平崛起的先例。因此，提出和平崛起，就是一项重大的承诺，而这个承诺的实质，不仅仅是表明中国要崛起，而更是要表明中国崛起的和平特质，表明中国崛起与历史上大国崛起往往伴随着战争不同的性格，也就是和平的性格。其中的承诺，主要的是对和平的承诺。
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表明了中国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思维具有了积极对话的意识。由此开始，以前的各说各话，就被相互对话所取代。需要承认，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力量的崛起不可能是静悄悄的，它引起世界的适应性调整，也是难免的，在此过程中，世界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和平的含义，就包含着对这种担心的理解和分享。对于亲历崛起过程的国人来说，应当明白，和平不只是建立在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分享方面，和平也不只是达到崛起目标的手段，和平还建立在对世界各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的分享上，相对于经济分享，对担忧的分享是更为重要的分享。和平本身就是目标。中国的崛起是一场革命。

对中国不信任的内在根据

在冷战趋于终结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最具争议的思想创构，是美国学者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他说，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将由两部分国家组成，即“后历史世界”和“历史世界”。所谓后历史世界，指的是那些接受了自由民主价值观，摒除了民族主义和主权扩张冲动的国家。“在后历史世界中，经济是国家间相互作用的主轴，权力外交的古老规则会逐渐丧失其意义……经济竞争尽管不时展开，军备竞争却日益消失。后历史世界依然分化为国民国家，但个别的民族主义跟自由主义和平相处，而其自我主张日益局限在私人生活领域内……经济的合理性将失去市场与生产的一体化，许多传统的主权特征也会随之消蚀。”
而历史世界指的是仍然沉醉于民族主义和主权观念的国家，“历史世界仍然会因各种宗教、民族与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撕裂，这种冲突因应相关特定国家的发展阶段而生；在这些国家中，权力外交的古老规则依然适用。在历史世界中，国民国家还会继续成为政治认同的中心存在体。”
因此他所谓历史的终结，指的是支配世界近半个世纪的两大阵营最后以“后历史世界”的胜利而告终，苏联阵营选择了“后历史的世界”。
尽管“历史终结论”存在着内在的缺陷，但是，向着后历史世界的转型，是得到广泛支持的关于人类未来的描述。欧洲的崛起就体现着这股潮流。而对于中国的崛起，则认为是属于传统形态的强国之路。认为中国是重商主义的、谋求修正现状的心怀不满者。在海外不少观察家看来，中国的崛起正是最强大的“历史世界”对“后历史世界”的挑战。不少人把中国的崛起比作德国19世纪那种形态的崛起。
这种分析模式，构成了海外中国威胁论的内在根据。海外对于中国的不信任，观察家们提出的遏制中国的各种政策，基本上都基于这样的想法。比如美国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唐纳利，在2003年5月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布什主义面临着的两大任务：一个是铲除恐怖主义，一个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他说，重要的是要阻止两者的结合。唐纳利谈到中国的转型时说：“人们有理由相信，美国及其盟国能够‘遏制’住中国的勃勃野心，能够帮助它进行从共产主义到民主的转变，从一个国际局外人到一个满足于在自由的国际秩序中生活的国家的转变。”这种观点是有代表性的。这是中国崛起的基本国际背景。
无论是否同意这种“中国叙事”，事实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崛起的舆论环境。它们的真实性姑且不论，但是，它们确实是事实，“主观的事实”。因此，中国要实现顺利崛起，就需要采取措施，消除这种不信任。
实际上，中国自从1992年选择市场经济模式以后，就开始了“新的长征”，即向着市场社会的长期转变进程。从市场经济扩张的历史来看，中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后一个大市场，在当今的大国中，没有比中国更大的市场了。因此，中国在1992年选择市场经济模式，可以认为是市场经济扩展在地理上达到了其最后的边界，套用“终结论”，或许可以说中国选择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终结。当然，市场经济不是孤立的经济现象，它是一种蕴含着一系列制度、文化的文明体系，选择市场经济，意味着选择了一种文明形态。
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种向着全球共识转变的趋向更加明确了，速度也在加快。假如这样的方向不出现逆转，我们可以期望，中国崛起将成为推动全球主义转型的积极力量。

中国将成为全球主义转型的枢纽

中国崛起将引起欧亚大陆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化。中国将成为欧亚大陆上新的地缘枢轴。
在欧亚大陆东部，存在着一个“中国斜坡”（类似于戴维兰德斯的“欧洲斜坡”），即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从西部和北部，向东部和南部的倾斜，越向东，经济越发展，政治上的分量也越重。中国近代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来自于东部和南部。中国近代的朝贡体系中主要的朝贡国，分布在斜坡的下端，在朝贡体系解体中，也首当其冲。有些学者注意到朝贡体系在东部与北部和西部的差异：“应该注意到，这里存在对中华观的共有以及对它的夺取（小中华的形成），在这些国家里不单单有对它的受容，也存在抵抗和自立的过程。而俄国与中国的关系却与此不同，它对中国产生影响，与之进行互市交易（对等性交易）。这表明西北部边缘地区的朝贡关系与中国与之东方诸国的关系不同。”虽然近代俄国也构成了中国的外患，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央当局采用联俄的政策，比如19世纪后几年的“联俄制日”就很典型。1949年以后的10年间，外交政策更是“一边倒”。直到目前，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地区，仍然是这个斜坡的下端，如台湾问题。
随着中国崛起，斜坡下端的问题也势必将更为突出。比如舆论十分关注的“大中华经济圈”，长期看将是重大的地缘政治经济问题。但是，中国崛起引起的地缘问题，不只是再局限于斜坡的下端，而是趋向于更加平衡，即斜坡上端的问题，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原因在于，中国崛起对于中亚、俄国的影响将会增加。在内患频仍的年代，中国无暇西顾，而一旦崛起，一旦与中亚邻国和俄国的距离拉大，就有可能被动或主动地面临着责任的问题，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也会推动中国加强与中亚和俄国的关系，于是便同欧洲、美国、俄国在这里相遇。　
这样中国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理枢轴。这种地理位置，是目前世界大国中很少见的。而这样的地缘形势，意味着中国被卷入两种世界的冲突之中。东部被认为是发达的“后历史的世界”，西部是落后的、动荡的“历史世界”，中国将不得不同时面对这两个世界，这种情况使中国的转型面临特殊的难题。这种地理难题，类似于19世纪的德国。中国将成为世界各种力量争夺的中心，成为全球主义转型的地缘枢纽。或许可以用麦金德的话来描述这种境况：维持了这个枢纽的稳定，就维持了世界的稳定。
　　
没有文明的崛起，
物质的崛起是短暂的

中国崛起将具有文明史意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上朝贡体系中的国家共同分享着这一文明。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中华文明提供了解决群体生存中面对的各种问题的办法。这构成了她的软力量。然而随着中国的衰微，文明也相应地失去了吸引力。
在近代整个转型过程中，中华文化节节败退，无法应付接踵而至的问题。
而伴随中国的崛起，中华文明面临了复兴的机遇。有不少学者同意，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但是，这毕竟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在以往的年代中，文明都是有地域局限的。它们是为回应本土挑战而产生和发展的。全球化转型则需要回应全球化问题的挑战，这为各种文明都提供了机遇。一种文明有没有未来，依赖于这种文明能否为全球性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这就类似于工程招投标，谁能中标，不是自己说了算的，而是在方案的竞争中决出的。中华文明在这轮竞逐中，是不是能够胜出呢？
无论答案是什么，有一个判断可以做出：中国崛起不只是物质力量的崛起，而是文明的崛起。如果没有文明的崛起，中国崛起即使成功，也只是短暂的。而中华文明在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和欧洲统一革命时代的崛起，意味着中华文明一定要成为普世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