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俄罗斯经济政治进程及经验教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8:39:35
俄罗斯经济政治进程及经验教训
作者：张博树
如何建设一个健康的、既独立于权力又独立于金钱的公共领域或公民社会，是俄罗斯人至今仍在探索的问题。
俄罗斯的“寡头”与“内部人”问题，以一种有别于中国的方式凸显了转轨过程中旧制度的“路径依赖”和新旧体制间的紧张。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寡头”势力的崛起，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对中国人来说，首先要搞清楚的一点是：通常所谓俄罗斯“寡头”，也就是在俄罗斯经济转轨中迅速暴富、又在1996年总统竞选中支持了叶利钦的7个工业和金融巨头，并不是中国人所理解、且深恶痛绝的那种由掌权者阶层演变而来的权贵资本家。事实上，这些“寡头”大多出身低微，没有多少官宦背景，在其早期创业经历中，很多是凭自己的“聪明”、诡诈和敢于冒险干出了一番名堂，而并不是凭借手中直接握有的权力。阿尔法集团创始人米哈伊尔？弗里德曼1964年出生，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时不过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物理的大学生，最早的赚钱手段竟是组织一帮穷学生跑到电影院去排队购买电影票，然后再到黑市去倒卖。尤科斯集团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只比弗里德曼大一岁，20来岁刚起家时也曾尝试各种买卖：销售计算机软件，从事货币兑换，甚至想干建筑业。只有大名鼎鼎的弗拉基米尔？波塔宁的确有些背景，这位1961年出生的俄罗斯人是一位苏联资深外贸官员的儿子，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即进入苏联外贸部，并得到重用。他在决定做生意、而不是继续大有希望的官宦之途时，本来是想把已经拥有的权贵关系转换为所有权，但他的上级和同事当时还没有足够的胆量和他共谋此事。这种经典的、太子党式的权贵发家思路受挫后，波塔宁才转而集中力量创办自己的小企业，一个只有1万美元和几个雇员的外贸公司，可谓从零做起。后来波塔宁们发了家，是借助转型期俄罗斯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政策，这些政策允许私人染指银行业，可以从事私有化进程中的企业重组和并购，从而为那些最有心计、最有胆量、最能发现旧体制的漏洞且又最善于钻营的俄罗斯商人创造了机会。像波塔宁，1992年春在盖达尔的市场改革开始几个月后获得经营银行的许可证，这给精明的波塔宁迅速带来好处，他不但利用手中的银行延揽企业，甚至向更大的暴利领域进军，那就是为政府管理财务。国有军火贸易公司的账户乃至国家海关总署的账户都由波塔宁的欧奈科斯姆银行代管，由此带来的收益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波塔宁本人坚持认为，使他的集团生意兴隆的是先进的市场运作能力，而不是过去苏联时代的老关系。
更符合中国人心目中的权贵资本概念的应该是苏（俄）经济转轨中的另一部分人，这就是那些被称作“红色经理”或“红色贵族”的“内部人”。前苏联本来就有庞大的特权体系和特权传统。80年代后半期，随着极权体制的动摇，国有企业非正式的、自发的私有化已经开始悄悄地进行。计划部门的权力越缩减，企业厂长们未经官方允许抓到的权力就越多。到叶利钦的改革开始时，不少工厂的厂长或经理已经成了国有资产事实上的主人。丘拜斯的大众私有化方案虽然赋予普通职工认股权，但这些股份中的相当一部分最终还是到了“红色经理”们手中。根据一项对2000家俄罗斯企业进行的调查，约三分之二的中型和大型企业在私有化后，其控制权成为原来的厂长、经理们手中的“囊中物”。“这是对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的最大讽刺：由于丘拜斯在推进私有化过程中所做出的政治妥协，旧体制的贵族――那些红色经理们成了旧体制垮台的最大受益者。”
至于这两部分人如何交锋、火并，已经是俄罗斯私有化下一个阶段的故事。为了获得俄罗斯那些规模更大、更具有市场潜力的企业，寡头们提出了“贷换股”方案，即政府将一批重要企业的国家股份交给私营公司管理，以从私营公司那里获得政府急需的贷款。然后，政府可以选择还贷，也可以考虑把政府股份出售。当然，经济上捉襟见肘、困难重重的俄罗斯政府只能选择第二条路。这样，这些巨大的企业的国有股份就最终落入寡头们的腰包。在这个过程中，原来掌管这些企业的“红色经理”和试图接管这些企业的民营寡头展开了一场争夺战，最终还是寡头们获得了胜利，“红色经理”们则或是退出交易，或是被接纳进新的集团，自己也成为寡头的一分子。
显然，俄罗斯出现的，也是一种“扭曲的资本主义”或者“坏的资本主义”。在形式上，它与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颇有些不同。就民营资本而言，中国的“草根”民营企业家似乎还没有俄罗斯寡头那样“倒海翻江”的本事，这倒不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无能，而是因为中国没有为民营资本创造这样的制度环境。就国有企业改革而言，不可能采取大众私有化的改革方案，中国国有企业“内部人”对国有资产的鲸吞采取的是更加隐蔽、更加迂回的形式，表面上仍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却把几十年企业职工的血汗据为己有。在这个意义上，它还不如俄罗斯的私有化，后者至少遵循了改革起点的形式上的平等。经过20余年的“和平演变”，权贵资本在今天的中国早已羽翼丰满，气焰熏天。许多“民营资本”，其实也是改头换面、把钱已经洗过一遍乃至数遍的权贵资本。似乎可以这样讲：在俄罗斯，经济改革是激进的，其“内部人”的得势和“寡头”的形成也具有某种快速而“激进”的特征；在中国，经济改革是渐进的，腐败和权贵资本的形成亦具有某种“稳扎稳打”、逐步扩散蔓延的特点。两者的相同之处则是对旧体制的共同的“路径依赖”：它们都植根、生发于一个共同的传统，即党专制的、计划经济年代的、官本位的传统。在俄罗斯，这个传统虽然表面上被打破了，但它的毒瘤却远没有被清除，而继续在新的体制内繁殖、生长，所以它凸显了转型年代俄罗斯新旧体制间的紧张；而在中国，则是旧的政治体制直接成为新权贵的庇护所、保护伞，所以它是以一种更深刻、更戏剧化的形式凸显了专制体制内在的不合理和开放年代仍然存在的旧的政治结构与正在建设的新的经济结构间的紧张。
这里，有必要就俄罗斯寡头的参政问题再做些讨论。
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时，民营寡头们的确参与了、或者说深深卷入到政治当中。他们出钱支持叶利钦的竞选班子，帮助叶利钦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当时乃至后来的人们对此颇多微词，似乎这里存在某种“肮脏的交易”；甚至有学者认为俄政府同意“贷换股”计划，就是为了换取日后寡头们在选举问题上对叶的支持。其实，商人影响或试图影响政治，是民主体制内的正常现象。面对俄国共产党的复辟企图和久加诺夫的逼人攻势，民营寡头们结成“达沃斯同盟”以共同做出反应是很正常的。担心布尔什维克卷土重来，是寡头们的普遍心态；他们支持叶，实际是在支持90年代以来俄的市场经济政策。寡头们不但想继续发财，而且也是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更安全。从动机上讲，这两点都无可指摘。俄的问题不在商人参政，而在寡头们试图垄断影响政治的渠道或“市场”。它反映了正在建设中的俄罗斯公民社会的不成熟。这个问题下文还要详细讨论。事实上，寡头们在总统选举过程中，还发挥过某些正面作用，比如，正是寡头们支持的由青年改革派人士组成的总统竞选“分析小组”挫败了另一个由“主战派”组成的总统竞选班子的图谋，后者试图说服叶利钦解散议会，推迟选举，而叶本人也确曾被这个主意所打动。
如何建设一个健康的、既独立于权力又独立于金钱的公共领域或公民社会，是俄罗斯人至今仍在探索的问题。
俄罗斯的改革经历说明，打破党专制体制对传媒的垄断，仅仅是宪政改革和建设公民社会的开始；突破“报禁”以后的传媒，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捍卫媒体的公共品性方面，还会面临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传媒――这里主要指以客观传达公共声音为己任的公共传媒――既要独立于专横跋扈的权力，又要独立于无孔不入的资本；过去，权力（宣传部门所代表的党的意志）是媒体独立性的最大威胁，如今，新生的私人商业力量同样可能构成对媒体独立性的威胁。而俄罗斯转型呈示给我们的，恰恰是传媒、政府与寡头之间十分复杂、又十分耐人寻味的关系。
新生的私人资本进军传媒业，是90年代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寡头们愿意掏钱赞助报纸或干脆把它买下来，首先自然是出于商业方面的动机。但对此我们不可只做简单化的理解。以寡头古辛斯基为例，他的桥集团创办的新报纸《今日报》1993年2月23日面世后很快获得了成功。据弗里兰的研究，“古辛斯基的精明和他的记者们的职业道德使《今日报》没有像后来一些寡头创办的报纸那样，成为其所有者的商业和政治利益的露骨的喉舌。相反，《今日报》得以成为俄罗斯最自由、最讲真话的自由日报之一，影响力仅次于《消息报》，那是一份比较过时的、但有时带有苏联时代的专制残余味道的报纸。”当然，古辛斯基自己也承认，“我自己的出版物不会发表对我不利的东西”，但这位寡头还是小心翼翼地尽量“不把报纸当作自己的傀儡”。用弗里兰的说法，“这并不是因为他是舆论自由的支持者――尽管他有时会这样表现――而是因为他非常注意保护《今日报》的名声。古辛斯基认为，如果他的报纸有声誉、有影响力，那么，他自己也会从中获得好处。”
然而，传媒的独立报道有时会造成政府的尴尬，并可能导致传媒所有者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紧张。桥集团麾下的另一个重要媒体独立电视台（NTV）曾经在报道1994年底爆发的车臣战争时持不偏不倚态度，向观众客观展示了交战双方的情况。独立电视台的记者还突破军方禁令，播放了俄罗斯军队用飞机轰炸格罗兹尼的镜头。这自然是莫斯科方面不愿意看到的东西，也是对尚不完善的俄罗斯民主体制容忍新闻自由程度的考验。独立电视台确曾接到过叶利钦驻车臣共和国特别代表索斯科维茨的威胁电话，称电视台再继续这样的报道，就将吊销它的营业执照。电视台的回敬则是向国外记者公开举行新闻发布会，揭露政府企图实施新闻检查。在此类案例中，新闻传媒的行为是勇敢的。它并没有因为自己老板的大资本身份而惧怕得罪政府。事实上，古辛斯基也确实为他自己的媒体的独立行为付出过代价。
可怕的不是商人们拥有自己的电视台或者报纸，而是大资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对公共传媒资源的垄断。这方面最鲜明的例子当然还是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
就在古辛斯基创办他的独立电视台的同时，另一个著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用49％的股份实际控制了俄罗斯国有的全国电视公司，即俄罗斯公共电视台（ORT）。这两个传媒业巨头之间本来是有矛盾的；是共产党复辟的威胁才使寡头们走到了一起。从传媒业角度看，这种结盟造成的结果是可怕的：别列佐夫斯基的公共电视台（ORT）加上古辛斯基的独立电视台（NTV）几乎覆盖了绝大多数的俄罗斯电视观众，从而形成对俄罗斯电视频道的实质性的垄断。寡头们支持叶利钦，不想让久加诺夫上台，从动机层面看无可指摘；成问题的是他们实现目标的方式。为了扭转总统竞选前期叶利钦的不利形势，新的、由寡头们支持的竞选班子改变了竞选策略；更重要的是，所有传媒都被用于一边倒式的宣传，“这场竞选的天才之处（也是其堕落之处）在于，它把俄罗斯自苏联传统制度垮台以来所学会的所有新的、成熟的民主技巧，与它尚未忘却的旧的压迫性极权主义技巧结合在了一起”。叶利钦的竞选班子“全然无视民主的原则，利用某些诡诈的信息为他进行宣传，其做法足以使过去的政治局感到骄傲。曾经勇敢地报道了克里姆林宫失败的车臣战争的俄罗斯媒体，突然回到了旧的宣传机器的轨道上。不仅三家全国性电视频道和主要的全国性报纸都公开地支持叶利钦，而且他们还――微妙地或直接地――发起了联合宣传运动，在这个国家激起一种更广泛的反共情绪”。
就大选这件事本身而言，也许这里存在着某种悖论。独立电视台的发言人曾解释说，如果传媒是“公正的”，那么这将导致共产党人在选举中的胜利，而这又将导致改革的倒退，并导致传媒自由的终结。俄罗斯民主的脆弱性，促使俄罗斯被困扰的民主党人用一种反民主的方式来保存民主已经获得的成果。
话虽如此，但它却仍然使弗里兰这样一直在俄罗斯国内目睹事情发展的西方记者们心存疑虑，因为这毕竟是以民主的名义对民主所作的破坏。而对我们来说，更大的困扰还在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什么具体理由，一个寡头联盟控制下的新闻媒体可以使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名存实亡这样一个事实，已经通过更直接的形式宣告了转型期间一个民主政体在建设公民社会时可能遇到的危险。权力控制媒体固然是可怕的，资本控制媒体同样是可怕的。资本联合起来垄断媒体则更加可怕。因为在逻辑上，这种垄断可以制造不亚于极权主义控制造成的灾难。
俄罗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教训：NTV和ORT不能都变成一个声音，更严格地说，公共传媒ORT不应由一个私人财团支配，独立电视台也不应限于NTV一家。媒体不应被任何一种力量所垄断，既不能被“党”垄断，也不能被私人资本垄断，形成普京所说的“寡头政治对大众传媒的新闻检查”。
公共传媒不同于一般的商业传媒。尤其是那些覆盖全国的主要公共媒体，它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它并不适于被某一家私营机构所掌控。像大学一样，公共媒体做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件，支持其运作的经济来源，主要的还应该是国家财政。当然，它也可以吸收民间资金。掌控这些资金的应该是一个受公共权力委托和所有赞助者（出资者）委托的独立的理事机构。换言之，公共传媒的独立性依赖于两个条件：第一，政府和赞助人（出资人）不得干预媒体的客观报道立场和新闻自由；第二，政府又有向公共传媒提供财政支持的义务。只有保证第一点，媒体才可能是独立、客观、自由的媒体；只有保证第二点，媒体才不至于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依附于资本而同样丧失了自由。（本文有删节）俄罗斯经济政治进程及经验教训
作者：张博树
如何建设一个健康的、既独立于权力又独立于金钱的公共领域或公民社会，是俄罗斯人至今仍在探索的问题。
俄罗斯的“寡头”与“内部人”问题，以一种有别于中国的方式凸显了转轨过程中旧制度的“路径依赖”和新旧体制间的紧张。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寡头”势力的崛起，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对中国人来说，首先要搞清楚的一点是：通常所谓俄罗斯“寡头”，也就是在俄罗斯经济转轨中迅速暴富、又在1996年总统竞选中支持了叶利钦的7个工业和金融巨头，并不是中国人所理解、且深恶痛绝的那种由掌权者阶层演变而来的权贵资本家。事实上，这些“寡头”大多出身低微，没有多少官宦背景，在其早期创业经历中，很多是凭自己的“聪明”、诡诈和敢于冒险干出了一番名堂，而并不是凭借手中直接握有的权力。阿尔法集团创始人米哈伊尔？弗里德曼1964年出生，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时不过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物理的大学生，最早的赚钱手段竟是组织一帮穷学生跑到电影院去排队购买电影票，然后再到黑市去倒卖。尤科斯集团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只比弗里德曼大一岁，20来岁刚起家时也曾尝试各种买卖：销售计算机软件，从事货币兑换，甚至想干建筑业。只有大名鼎鼎的弗拉基米尔？波塔宁的确有些背景，这位1961年出生的俄罗斯人是一位苏联资深外贸官员的儿子，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即进入苏联外贸部，并得到重用。他在决定做生意、而不是继续大有希望的官宦之途时，本来是想把已经拥有的权贵关系转换为所有权，但他的上级和同事当时还没有足够的胆量和他共谋此事。这种经典的、太子党式的权贵发家思路受挫后，波塔宁才转而集中力量创办自己的小企业，一个只有1万美元和几个雇员的外贸公司，可谓从零做起。后来波塔宁们发了家，是借助转型期俄罗斯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政策，这些政策允许私人染指银行业，可以从事私有化进程中的企业重组和并购，从而为那些最有心计、最有胆量、最能发现旧体制的漏洞且又最善于钻营的俄罗斯商人创造了机会。像波塔宁，1992年春在盖达尔的市场改革开始几个月后获得经营银行的许可证，这给精明的波塔宁迅速带来好处，他不但利用手中的银行延揽企业，甚至向更大的暴利领域进军，那就是为政府管理财务。国有军火贸易公司的账户乃至国家海关总署的账户都由波塔宁的欧奈科斯姆银行代管，由此带来的收益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波塔宁本人坚持认为，使他的集团生意兴隆的是先进的市场运作能力，而不是过去苏联时代的老关系。
更符合中国人心目中的权贵资本概念的应该是苏（俄）经济转轨中的另一部分人，这就是那些被称作“红色经理”或“红色贵族”的“内部人”。前苏联本来就有庞大的特权体系和特权传统。80年代后半期，随着极权体制的动摇，国有企业非正式的、自发的私有化已经开始悄悄地进行。计划部门的权力越缩减，企业厂长们未经官方允许抓到的权力就越多。到叶利钦的改革开始时，不少工厂的厂长或经理已经成了国有资产事实上的主人。丘拜斯的大众私有化方案虽然赋予普通职工认股权，但这些股份中的相当一部分最终还是到了“红色经理”们手中。根据一项对2000家俄罗斯企业进行的调查，约三分之二的中型和大型企业在私有化后，其控制权成为原来的厂长、经理们手中的“囊中物”。“这是对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的最大讽刺：由于丘拜斯在推进私有化过程中所做出的政治妥协，旧体制的贵族――那些红色经理们成了旧体制垮台的最大受益者。”
至于这两部分人如何交锋、火并，已经是俄罗斯私有化下一个阶段的故事。为了获得俄罗斯那些规模更大、更具有市场潜力的企业，寡头们提出了“贷换股”方案，即政府将一批重要企业的国家股份交给私营公司管理，以从私营公司那里获得政府急需的贷款。然后，政府可以选择还贷，也可以考虑把政府股份出售。当然，经济上捉襟见肘、困难重重的俄罗斯政府只能选择第二条路。这样，这些巨大的企业的国有股份就最终落入寡头们的腰包。在这个过程中，原来掌管这些企业的“红色经理”和试图接管这些企业的民营寡头展开了一场争夺战，最终还是寡头们获得了胜利，“红色经理”们则或是退出交易，或是被接纳进新的集团，自己也成为寡头的一分子。
显然，俄罗斯出现的，也是一种“扭曲的资本主义”或者“坏的资本主义”。在形式上，它与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颇有些不同。就民营资本而言，中国的“草根”民营企业家似乎还没有俄罗斯寡头那样“倒海翻江”的本事，这倒不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无能，而是因为中国没有为民营资本创造这样的制度环境。就国有企业改革而言，不可能采取大众私有化的改革方案，中国国有企业“内部人”对国有资产的鲸吞采取的是更加隐蔽、更加迂回的形式，表面上仍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却把几十年企业职工的血汗据为己有。在这个意义上，它还不如俄罗斯的私有化，后者至少遵循了改革起点的形式上的平等。经过20余年的“和平演变”，权贵资本在今天的中国早已羽翼丰满，气焰熏天。许多“民营资本”，其实也是改头换面、把钱已经洗过一遍乃至数遍的权贵资本。似乎可以这样讲：在俄罗斯，经济改革是激进的，其“内部人”的得势和“寡头”的形成也具有某种快速而“激进”的特征；在中国，经济改革是渐进的，腐败和权贵资本的形成亦具有某种“稳扎稳打”、逐步扩散蔓延的特点。两者的相同之处则是对旧体制的共同的“路径依赖”：它们都植根、生发于一个共同的传统，即党专制的、计划经济年代的、官本位的传统。在俄罗斯，这个传统虽然表面上被打破了，但它的毒瘤却远没有被清除，而继续在新的体制内繁殖、生长，所以它凸显了转型年代俄罗斯新旧体制间的紧张；而在中国，则是旧的政治体制直接成为新权贵的庇护所、保护伞，所以它是以一种更深刻、更戏剧化的形式凸显了专制体制内在的不合理和开放年代仍然存在的旧的政治结构与正在建设的新的经济结构间的紧张。
这里，有必要就俄罗斯寡头的参政问题再做些讨论。
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时，民营寡头们的确参与了、或者说深深卷入到政治当中。他们出钱支持叶利钦的竞选班子，帮助叶利钦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当时乃至后来的人们对此颇多微词，似乎这里存在某种“肮脏的交易”；甚至有学者认为俄政府同意“贷换股”计划，就是为了换取日后寡头们在选举问题上对叶的支持。其实，商人影响或试图影响政治，是民主体制内的正常现象。面对俄国共产党的复辟企图和久加诺夫的逼人攻势，民营寡头们结成“达沃斯同盟”以共同做出反应是很正常的。担心布尔什维克卷土重来，是寡头们的普遍心态；他们支持叶，实际是在支持90年代以来俄的市场经济政策。寡头们不但想继续发财，而且也是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更安全。从动机上讲，这两点都无可指摘。俄的问题不在商人参政，而在寡头们试图垄断影响政治的渠道或“市场”。它反映了正在建设中的俄罗斯公民社会的不成熟。这个问题下文还要详细讨论。事实上，寡头们在总统选举过程中，还发挥过某些正面作用，比如，正是寡头们支持的由青年改革派人士组成的总统竞选“分析小组”挫败了另一个由“主战派”组成的总统竞选班子的图谋，后者试图说服叶利钦解散议会，推迟选举，而叶本人也确曾被这个主意所打动。
如何建设一个健康的、既独立于权力又独立于金钱的公共领域或公民社会，是俄罗斯人至今仍在探索的问题。
俄罗斯的改革经历说明，打破党专制体制对传媒的垄断，仅仅是宪政改革和建设公民社会的开始；突破“报禁”以后的传媒，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捍卫媒体的公共品性方面，还会面临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传媒――这里主要指以客观传达公共声音为己任的公共传媒――既要独立于专横跋扈的权力，又要独立于无孔不入的资本；过去，权力（宣传部门所代表的党的意志）是媒体独立性的最大威胁，如今，新生的私人商业力量同样可能构成对媒体独立性的威胁。而俄罗斯转型呈示给我们的，恰恰是传媒、政府与寡头之间十分复杂、又十分耐人寻味的关系。
新生的私人资本进军传媒业，是90年代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寡头们愿意掏钱赞助报纸或干脆把它买下来，首先自然是出于商业方面的动机。但对此我们不可只做简单化的理解。以寡头古辛斯基为例，他的桥集团创办的新报纸《今日报》1993年2月23日面世后很快获得了成功。据弗里兰的研究，“古辛斯基的精明和他的记者们的职业道德使《今日报》没有像后来一些寡头创办的报纸那样，成为其所有者的商业和政治利益的露骨的喉舌。相反，《今日报》得以成为俄罗斯最自由、最讲真话的自由日报之一，影响力仅次于《消息报》，那是一份比较过时的、但有时带有苏联时代的专制残余味道的报纸。”当然，古辛斯基自己也承认，“我自己的出版物不会发表对我不利的东西”，但这位寡头还是小心翼翼地尽量“不把报纸当作自己的傀儡”。用弗里兰的说法，“这并不是因为他是舆论自由的支持者――尽管他有时会这样表现――而是因为他非常注意保护《今日报》的名声。古辛斯基认为，如果他的报纸有声誉、有影响力，那么，他自己也会从中获得好处。”
然而，传媒的独立报道有时会造成政府的尴尬，并可能导致传媒所有者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紧张。桥集团麾下的另一个重要媒体独立电视台（NTV）曾经在报道1994年底爆发的车臣战争时持不偏不倚态度，向观众客观展示了交战双方的情况。独立电视台的记者还突破军方禁令，播放了俄罗斯军队用飞机轰炸格罗兹尼的镜头。这自然是莫斯科方面不愿意看到的东西，也是对尚不完善的俄罗斯民主体制容忍新闻自由程度的考验。独立电视台确曾接到过叶利钦驻车臣共和国特别代表索斯科维茨的威胁电话，称电视台再继续这样的报道，就将吊销它的营业执照。电视台的回敬则是向国外记者公开举行新闻发布会，揭露政府企图实施新闻检查。在此类案例中，新闻传媒的行为是勇敢的。它并没有因为自己老板的大资本身份而惧怕得罪政府。事实上，古辛斯基也确实为他自己的媒体的独立行为付出过代价。
可怕的不是商人们拥有自己的电视台或者报纸，而是大资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对公共传媒资源的垄断。这方面最鲜明的例子当然还是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
就在古辛斯基创办他的独立电视台的同时，另一个著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用49％的股份实际控制了俄罗斯国有的全国电视公司，即俄罗斯公共电视台（ORT）。这两个传媒业巨头之间本来是有矛盾的；是共产党复辟的威胁才使寡头们走到了一起。从传媒业角度看，这种结盟造成的结果是可怕的：别列佐夫斯基的公共电视台（ORT）加上古辛斯基的独立电视台（NTV）几乎覆盖了绝大多数的俄罗斯电视观众，从而形成对俄罗斯电视频道的实质性的垄断。寡头们支持叶利钦，不想让久加诺夫上台，从动机层面看无可指摘；成问题的是他们实现目标的方式。为了扭转总统竞选前期叶利钦的不利形势，新的、由寡头们支持的竞选班子改变了竞选策略；更重要的是，所有传媒都被用于一边倒式的宣传，“这场竞选的天才之处（也是其堕落之处）在于，它把俄罗斯自苏联传统制度垮台以来所学会的所有新的、成熟的民主技巧，与它尚未忘却的旧的压迫性极权主义技巧结合在了一起”。叶利钦的竞选班子“全然无视民主的原则，利用某些诡诈的信息为他进行宣传，其做法足以使过去的政治局感到骄傲。曾经勇敢地报道了克里姆林宫失败的车臣战争的俄罗斯媒体，突然回到了旧的宣传机器的轨道上。不仅三家全国性电视频道和主要的全国性报纸都公开地支持叶利钦，而且他们还――微妙地或直接地――发起了联合宣传运动，在这个国家激起一种更广泛的反共情绪”。
就大选这件事本身而言，也许这里存在着某种悖论。独立电视台的发言人曾解释说，如果传媒是“公正的”，那么这将导致共产党人在选举中的胜利，而这又将导致改革的倒退，并导致传媒自由的终结。俄罗斯民主的脆弱性，促使俄罗斯被困扰的民主党人用一种反民主的方式来保存民主已经获得的成果。
话虽如此，但它却仍然使弗里兰这样一直在俄罗斯国内目睹事情发展的西方记者们心存疑虑，因为这毕竟是以民主的名义对民主所作的破坏。而对我们来说，更大的困扰还在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什么具体理由，一个寡头联盟控制下的新闻媒体可以使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名存实亡这样一个事实，已经通过更直接的形式宣告了转型期间一个民主政体在建设公民社会时可能遇到的危险。权力控制媒体固然是可怕的，资本控制媒体同样是可怕的。资本联合起来垄断媒体则更加可怕。因为在逻辑上，这种垄断可以制造不亚于极权主义控制造成的灾难。
俄罗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教训：NTV和ORT不能都变成一个声音，更严格地说，公共传媒ORT不应由一个私人财团支配，独立电视台也不应限于NTV一家。媒体不应被任何一种力量所垄断，既不能被“党”垄断，也不能被私人资本垄断，形成普京所说的“寡头政治对大众传媒的新闻检查”。
公共传媒不同于一般的商业传媒。尤其是那些覆盖全国的主要公共媒体，它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它并不适于被某一家私营机构所掌控。像大学一样，公共媒体做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件，支持其运作的经济来源，主要的还应该是国家财政。当然，它也可以吸收民间资金。掌控这些资金的应该是一个受公共权力委托和所有赞助者（出资者）委托的独立的理事机构。换言之，公共传媒的独立性依赖于两个条件：第一，政府和赞助人（出资人）不得干预媒体的客观报道立场和新闻自由；第二，政府又有向公共传媒提供财政支持的义务。只有保证第一点，媒体才可能是独立、客观、自由的媒体；只有保证第二点，媒体才不至于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依附于资本而同样丧失了自由。（本文有删节）
作者：张博树
如何建设一个健康的、既独立于权力又独立于金钱的公共领域或公民社会，是俄罗斯人至今仍在探索的问题。
俄罗斯的“寡头”与“内部人”问题，以一种有别于中国的方式凸显了转轨过程中旧制度的“路径依赖”和新旧体制间的紧张。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寡头”势力的崛起，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对中国人来说，首先要搞清楚的一点是：通常所谓俄罗斯“寡头”，也就是在俄罗斯经济转轨中迅速暴富、又在1996年总统竞选中支持了叶利钦的7个工业和金融巨头，并不是中国人所理解、且深恶痛绝的那种由掌权者阶层演变而来的权贵资本家。事实上，这些“寡头”大多出身低微，没有多少官宦背景，在其早期创业经历中，很多是凭自己的“聪明”、诡诈和敢于冒险干出了一番名堂，而并不是凭借手中直接握有的权力。阿尔法集团创始人米哈伊尔？弗里德曼1964年出生，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时不过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物理的大学生，最早的赚钱手段竟是组织一帮穷学生跑到电影院去排队购买电影票，然后再到黑市去倒卖。尤科斯集团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只比弗里德曼大一岁，20来岁刚起家时也曾尝试各种买卖：销售计算机软件，从事货币兑换，甚至想干建筑业。只有大名鼎鼎的弗拉基米尔？波塔宁的确有些背景，这位1961年出生的俄罗斯人是一位苏联资深外贸官员的儿子，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即进入苏联外贸部，并得到重用。他在决定做生意、而不是继续大有希望的官宦之途时，本来是想把已经拥有的权贵关系转换为所有权，但他的上级和同事当时还没有足够的胆量和他共谋此事。这种经典的、太子党式的权贵发家思路受挫后，波塔宁才转而集中力量创办自己的小企业，一个只有1万美元和几个雇员的外贸公司，可谓从零做起。后来波塔宁们发了家，是借助转型期俄罗斯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政策，这些政策允许私人染指银行业，可以从事私有化进程中的企业重组和并购，从而为那些最有心计、最有胆量、最能发现旧体制的漏洞且又最善于钻营的俄罗斯商人创造了机会。像波塔宁，1992年春在盖达尔的市场改革开始几个月后获得经营银行的许可证，这给精明的波塔宁迅速带来好处，他不但利用手中的银行延揽企业，甚至向更大的暴利领域进军，那就是为政府管理财务。国有军火贸易公司的账户乃至国家海关总署的账户都由波塔宁的欧奈科斯姆银行代管，由此带来的收益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波塔宁本人坚持认为，使他的集团生意兴隆的是先进的市场运作能力，而不是过去苏联时代的老关系。
更符合中国人心目中的权贵资本概念的应该是苏（俄）经济转轨中的另一部分人，这就是那些被称作“红色经理”或“红色贵族”的“内部人”。前苏联本来就有庞大的特权体系和特权传统。80年代后半期，随着极权体制的动摇，国有企业非正式的、自发的私有化已经开始悄悄地进行。计划部门的权力越缩减，企业厂长们未经官方允许抓到的权力就越多。到叶利钦的改革开始时，不少工厂的厂长或经理已经成了国有资产事实上的主人。丘拜斯的大众私有化方案虽然赋予普通职工认股权，但这些股份中的相当一部分最终还是到了“红色经理”们手中。根据一项对2000家俄罗斯企业进行的调查，约三分之二的中型和大型企业在私有化后，其控制权成为原来的厂长、经理们手中的“囊中物”。“这是对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的最大讽刺：由于丘拜斯在推进私有化过程中所做出的政治妥协，旧体制的贵族――那些红色经理们成了旧体制垮台的最大受益者。”
至于这两部分人如何交锋、火并，已经是俄罗斯私有化下一个阶段的故事。为了获得俄罗斯那些规模更大、更具有市场潜力的企业，寡头们提出了“贷换股”方案，即政府将一批重要企业的国家股份交给私营公司管理，以从私营公司那里获得政府急需的贷款。然后，政府可以选择还贷，也可以考虑把政府股份出售。当然，经济上捉襟见肘、困难重重的俄罗斯政府只能选择第二条路。这样，这些巨大的企业的国有股份就最终落入寡头们的腰包。在这个过程中，原来掌管这些企业的“红色经理”和试图接管这些企业的民营寡头展开了一场争夺战，最终还是寡头们获得了胜利，“红色经理”们则或是退出交易，或是被接纳进新的集团，自己也成为寡头的一分子。
显然，俄罗斯出现的，也是一种“扭曲的资本主义”或者“坏的资本主义”。在形式上，它与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颇有些不同。就民营资本而言，中国的“草根”民营企业家似乎还没有俄罗斯寡头那样“倒海翻江”的本事，这倒不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无能，而是因为中国没有为民营资本创造这样的制度环境。就国有企业改革而言，不可能采取大众私有化的改革方案，中国国有企业“内部人”对国有资产的鲸吞采取的是更加隐蔽、更加迂回的形式，表面上仍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却把几十年企业职工的血汗据为己有。在这个意义上，它还不如俄罗斯的私有化，后者至少遵循了改革起点的形式上的平等。经过20余年的“和平演变”，权贵资本在今天的中国早已羽翼丰满，气焰熏天。许多“民营资本”，其实也是改头换面、把钱已经洗过一遍乃至数遍的权贵资本。似乎可以这样讲：在俄罗斯，经济改革是激进的，其“内部人”的得势和“寡头”的形成也具有某种快速而“激进”的特征；在中国，经济改革是渐进的，腐败和权贵资本的形成亦具有某种“稳扎稳打”、逐步扩散蔓延的特点。两者的相同之处则是对旧体制的共同的“路径依赖”：它们都植根、生发于一个共同的传统，即党专制的、计划经济年代的、官本位的传统。在俄罗斯，这个传统虽然表面上被打破了，但它的毒瘤却远没有被清除，而继续在新的体制内繁殖、生长，所以它凸显了转型年代俄罗斯新旧体制间的紧张；而在中国，则是旧的政治体制直接成为新权贵的庇护所、保护伞，所以它是以一种更深刻、更戏剧化的形式凸显了专制体制内在的不合理和开放年代仍然存在的旧的政治结构与正在建设的新的经济结构间的紧张。
这里，有必要就俄罗斯寡头的参政问题再做些讨论。
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时，民营寡头们的确参与了、或者说深深卷入到政治当中。他们出钱支持叶利钦的竞选班子，帮助叶利钦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当时乃至后来的人们对此颇多微词，似乎这里存在某种“肮脏的交易”；甚至有学者认为俄政府同意“贷换股”计划，就是为了换取日后寡头们在选举问题上对叶的支持。其实，商人影响或试图影响政治，是民主体制内的正常现象。面对俄国共产党的复辟企图和久加诺夫的逼人攻势，民营寡头们结成“达沃斯同盟”以共同做出反应是很正常的。担心布尔什维克卷土重来，是寡头们的普遍心态；他们支持叶，实际是在支持90年代以来俄的市场经济政策。寡头们不但想继续发财，而且也是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更安全。从动机上讲，这两点都无可指摘。俄的问题不在商人参政，而在寡头们试图垄断影响政治的渠道或“市场”。它反映了正在建设中的俄罗斯公民社会的不成熟。这个问题下文还要详细讨论。事实上，寡头们在总统选举过程中，还发挥过某些正面作用，比如，正是寡头们支持的由青年改革派人士组成的总统竞选“分析小组”挫败了另一个由“主战派”组成的总统竞选班子的图谋，后者试图说服叶利钦解散议会，推迟选举，而叶本人也确曾被这个主意所打动。
如何建设一个健康的、既独立于权力又独立于金钱的公共领域或公民社会，是俄罗斯人至今仍在探索的问题。
俄罗斯的改革经历说明，打破党专制体制对传媒的垄断，仅仅是宪政改革和建设公民社会的开始；突破“报禁”以后的传媒，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捍卫媒体的公共品性方面，还会面临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传媒――这里主要指以客观传达公共声音为己任的公共传媒――既要独立于专横跋扈的权力，又要独立于无孔不入的资本；过去，权力（宣传部门所代表的党的意志）是媒体独立性的最大威胁，如今，新生的私人商业力量同样可能构成对媒体独立性的威胁。而俄罗斯转型呈示给我们的，恰恰是传媒、政府与寡头之间十分复杂、又十分耐人寻味的关系。
新生的私人资本进军传媒业，是90年代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寡头们愿意掏钱赞助报纸或干脆把它买下来，首先自然是出于商业方面的动机。但对此我们不可只做简单化的理解。以寡头古辛斯基为例，他的桥集团创办的新报纸《今日报》1993年2月23日面世后很快获得了成功。据弗里兰的研究，“古辛斯基的精明和他的记者们的职业道德使《今日报》没有像后来一些寡头创办的报纸那样，成为其所有者的商业和政治利益的露骨的喉舌。相反，《今日报》得以成为俄罗斯最自由、最讲真话的自由日报之一，影响力仅次于《消息报》，那是一份比较过时的、但有时带有苏联时代的专制残余味道的报纸。”当然，古辛斯基自己也承认，“我自己的出版物不会发表对我不利的东西”，但这位寡头还是小心翼翼地尽量“不把报纸当作自己的傀儡”。用弗里兰的说法，“这并不是因为他是舆论自由的支持者――尽管他有时会这样表现――而是因为他非常注意保护《今日报》的名声。古辛斯基认为，如果他的报纸有声誉、有影响力，那么，他自己也会从中获得好处。”
然而，传媒的独立报道有时会造成政府的尴尬，并可能导致传媒所有者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紧张。桥集团麾下的另一个重要媒体独立电视台（NTV）曾经在报道1994年底爆发的车臣战争时持不偏不倚态度，向观众客观展示了交战双方的情况。独立电视台的记者还突破军方禁令，播放了俄罗斯军队用飞机轰炸格罗兹尼的镜头。这自然是莫斯科方面不愿意看到的东西，也是对尚不完善的俄罗斯民主体制容忍新闻自由程度的考验。独立电视台确曾接到过叶利钦驻车臣共和国特别代表索斯科维茨的威胁电话，称电视台再继续这样的报道，就将吊销它的营业执照。电视台的回敬则是向国外记者公开举行新闻发布会，揭露政府企图实施新闻检查。在此类案例中，新闻传媒的行为是勇敢的。它并没有因为自己老板的大资本身份而惧怕得罪政府。事实上，古辛斯基也确实为他自己的媒体的独立行为付出过代价。
可怕的不是商人们拥有自己的电视台或者报纸，而是大资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对公共传媒资源的垄断。这方面最鲜明的例子当然还是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
就在古辛斯基创办他的独立电视台的同时，另一个著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用49％的股份实际控制了俄罗斯国有的全国电视公司，即俄罗斯公共电视台（ORT）。这两个传媒业巨头之间本来是有矛盾的；是共产党复辟的威胁才使寡头们走到了一起。从传媒业角度看，这种结盟造成的结果是可怕的：别列佐夫斯基的公共电视台（ORT）加上古辛斯基的独立电视台（NTV）几乎覆盖了绝大多数的俄罗斯电视观众，从而形成对俄罗斯电视频道的实质性的垄断。寡头们支持叶利钦，不想让久加诺夫上台，从动机层面看无可指摘；成问题的是他们实现目标的方式。为了扭转总统竞选前期叶利钦的不利形势，新的、由寡头们支持的竞选班子改变了竞选策略；更重要的是，所有传媒都被用于一边倒式的宣传，“这场竞选的天才之处（也是其堕落之处）在于，它把俄罗斯自苏联传统制度垮台以来所学会的所有新的、成熟的民主技巧，与它尚未忘却的旧的压迫性极权主义技巧结合在了一起”。叶利钦的竞选班子“全然无视民主的原则，利用某些诡诈的信息为他进行宣传，其做法足以使过去的政治局感到骄傲。曾经勇敢地报道了克里姆林宫失败的车臣战争的俄罗斯媒体，突然回到了旧的宣传机器的轨道上。不仅三家全国性电视频道和主要的全国性报纸都公开地支持叶利钦，而且他们还――微妙地或直接地――发起了联合宣传运动，在这个国家激起一种更广泛的反共情绪”。
就大选这件事本身而言，也许这里存在着某种悖论。独立电视台的发言人曾解释说，如果传媒是“公正的”，那么这将导致共产党人在选举中的胜利，而这又将导致改革的倒退，并导致传媒自由的终结。俄罗斯民主的脆弱性，促使俄罗斯被困扰的民主党人用一种反民主的方式来保存民主已经获得的成果。
话虽如此，但它却仍然使弗里兰这样一直在俄罗斯国内目睹事情发展的西方记者们心存疑虑，因为这毕竟是以民主的名义对民主所作的破坏。而对我们来说，更大的困扰还在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什么具体理由，一个寡头联盟控制下的新闻媒体可以使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名存实亡这样一个事实，已经通过更直接的形式宣告了转型期间一个民主政体在建设公民社会时可能遇到的危险。权力控制媒体固然是可怕的，资本控制媒体同样是可怕的。资本联合起来垄断媒体则更加可怕。因为在逻辑上，这种垄断可以制造不亚于极权主义控制造成的灾难。
俄罗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教训：NTV和ORT不能都变成一个声音，更严格地说，公共传媒ORT不应由一个私人财团支配，独立电视台也不应限于NTV一家。媒体不应被任何一种力量所垄断，既不能被“党”垄断，也不能被私人资本垄断，形成普京所说的“寡头政治对大众传媒的新闻检查”。
公共传媒不同于一般的商业传媒。尤其是那些覆盖全国的主要公共媒体，它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它并不适于被某一家私营机构所掌控。像大学一样，公共媒体做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件，支持其运作的经济来源，主要的还应该是国家财政。当然，它也可以吸收民间资金。掌控这些资金的应该是一个受公共权力委托和所有赞助者（出资者）委托的独立的理事机构。换言之，公共传媒的独立性依赖于两个条件：第一，政府和赞助人（出资人）不得干预媒体的客观报道立场和新闻自由；第二，政府又有向公共传媒提供财政支持的义务。只有保证第一点，媒体才可能是独立、客观、自由的媒体；只有保证第二点，媒体才不至于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依附于资本而同样丧失了自由。（本文有删节）俄罗斯经济政治进程及经验教训
作者：张博树
如何建设一个健康的、既独立于权力又独立于金钱的公共领域或公民社会，是俄罗斯人至今仍在探索的问题。
俄罗斯的“寡头”与“内部人”问题，以一种有别于中国的方式凸显了转轨过程中旧制度的“路径依赖”和新旧体制间的紧张。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寡头”势力的崛起，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对中国人来说，首先要搞清楚的一点是：通常所谓俄罗斯“寡头”，也就是在俄罗斯经济转轨中迅速暴富、又在1996年总统竞选中支持了叶利钦的7个工业和金融巨头，并不是中国人所理解、且深恶痛绝的那种由掌权者阶层演变而来的权贵资本家。事实上，这些“寡头”大多出身低微，没有多少官宦背景，在其早期创业经历中，很多是凭自己的“聪明”、诡诈和敢于冒险干出了一番名堂，而并不是凭借手中直接握有的权力。阿尔法集团创始人米哈伊尔？弗里德曼1964年出生，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时不过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物理的大学生，最早的赚钱手段竟是组织一帮穷学生跑到电影院去排队购买电影票，然后再到黑市去倒卖。尤科斯集团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只比弗里德曼大一岁，20来岁刚起家时也曾尝试各种买卖：销售计算机软件，从事货币兑换，甚至想干建筑业。只有大名鼎鼎的弗拉基米尔？波塔宁的确有些背景，这位1961年出生的俄罗斯人是一位苏联资深外贸官员的儿子，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即进入苏联外贸部，并得到重用。他在决定做生意、而不是继续大有希望的官宦之途时，本来是想把已经拥有的权贵关系转换为所有权，但他的上级和同事当时还没有足够的胆量和他共谋此事。这种经典的、太子党式的权贵发家思路受挫后，波塔宁才转而集中力量创办自己的小企业，一个只有1万美元和几个雇员的外贸公司，可谓从零做起。后来波塔宁们发了家，是借助转型期俄罗斯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政策，这些政策允许私人染指银行业，可以从事私有化进程中的企业重组和并购，从而为那些最有心计、最有胆量、最能发现旧体制的漏洞且又最善于钻营的俄罗斯商人创造了机会。像波塔宁，1992年春在盖达尔的市场改革开始几个月后获得经营银行的许可证，这给精明的波塔宁迅速带来好处，他不但利用手中的银行延揽企业，甚至向更大的暴利领域进军，那就是为政府管理财务。国有军火贸易公司的账户乃至国家海关总署的账户都由波塔宁的欧奈科斯姆银行代管，由此带来的收益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波塔宁本人坚持认为，使他的集团生意兴隆的是先进的市场运作能力，而不是过去苏联时代的老关系。
更符合中国人心目中的权贵资本概念的应该是苏（俄）经济转轨中的另一部分人，这就是那些被称作“红色经理”或“红色贵族”的“内部人”。前苏联本来就有庞大的特权体系和特权传统。80年代后半期，随着极权体制的动摇，国有企业非正式的、自发的私有化已经开始悄悄地进行。计划部门的权力越缩减，企业厂长们未经官方允许抓到的权力就越多。到叶利钦的改革开始时，不少工厂的厂长或经理已经成了国有资产事实上的主人。丘拜斯的大众私有化方案虽然赋予普通职工认股权，但这些股份中的相当一部分最终还是到了“红色经理”们手中。根据一项对2000家俄罗斯企业进行的调查，约三分之二的中型和大型企业在私有化后，其控制权成为原来的厂长、经理们手中的“囊中物”。“这是对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的最大讽刺：由于丘拜斯在推进私有化过程中所做出的政治妥协，旧体制的贵族――那些红色经理们成了旧体制垮台的最大受益者。”
至于这两部分人如何交锋、火并，已经是俄罗斯私有化下一个阶段的故事。为了获得俄罗斯那些规模更大、更具有市场潜力的企业，寡头们提出了“贷换股”方案，即政府将一批重要企业的国家股份交给私营公司管理，以从私营公司那里获得政府急需的贷款。然后，政府可以选择还贷，也可以考虑把政府股份出售。当然，经济上捉襟见肘、困难重重的俄罗斯政府只能选择第二条路。这样，这些巨大的企业的国有股份就最终落入寡头们的腰包。在这个过程中，原来掌管这些企业的“红色经理”和试图接管这些企业的民营寡头展开了一场争夺战，最终还是寡头们获得了胜利，“红色经理”们则或是退出交易，或是被接纳进新的集团，自己也成为寡头的一分子。
显然，俄罗斯出现的，也是一种“扭曲的资本主义”或者“坏的资本主义”。在形式上，它与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颇有些不同。就民营资本而言，中国的“草根”民营企业家似乎还没有俄罗斯寡头那样“倒海翻江”的本事，这倒不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无能，而是因为中国没有为民营资本创造这样的制度环境。就国有企业改革而言，不可能采取大众私有化的改革方案，中国国有企业“内部人”对国有资产的鲸吞采取的是更加隐蔽、更加迂回的形式，表面上仍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却把几十年企业职工的血汗据为己有。在这个意义上，它还不如俄罗斯的私有化，后者至少遵循了改革起点的形式上的平等。经过20余年的“和平演变”，权贵资本在今天的中国早已羽翼丰满，气焰熏天。许多“民营资本”，其实也是改头换面、把钱已经洗过一遍乃至数遍的权贵资本。似乎可以这样讲：在俄罗斯，经济改革是激进的，其“内部人”的得势和“寡头”的形成也具有某种快速而“激进”的特征；在中国，经济改革是渐进的，腐败和权贵资本的形成亦具有某种“稳扎稳打”、逐步扩散蔓延的特点。两者的相同之处则是对旧体制的共同的“路径依赖”：它们都植根、生发于一个共同的传统，即党专制的、计划经济年代的、官本位的传统。在俄罗斯，这个传统虽然表面上被打破了，但它的毒瘤却远没有被清除，而继续在新的体制内繁殖、生长，所以它凸显了转型年代俄罗斯新旧体制间的紧张；而在中国，则是旧的政治体制直接成为新权贵的庇护所、保护伞，所以它是以一种更深刻、更戏剧化的形式凸显了专制体制内在的不合理和开放年代仍然存在的旧的政治结构与正在建设的新的经济结构间的紧张。
这里，有必要就俄罗斯寡头的参政问题再做些讨论。
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时，民营寡头们的确参与了、或者说深深卷入到政治当中。他们出钱支持叶利钦的竞选班子，帮助叶利钦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当时乃至后来的人们对此颇多微词，似乎这里存在某种“肮脏的交易”；甚至有学者认为俄政府同意“贷换股”计划，就是为了换取日后寡头们在选举问题上对叶的支持。其实，商人影响或试图影响政治，是民主体制内的正常现象。面对俄国共产党的复辟企图和久加诺夫的逼人攻势，民营寡头们结成“达沃斯同盟”以共同做出反应是很正常的。担心布尔什维克卷土重来，是寡头们的普遍心态；他们支持叶，实际是在支持90年代以来俄的市场经济政策。寡头们不但想继续发财，而且也是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更安全。从动机上讲，这两点都无可指摘。俄的问题不在商人参政，而在寡头们试图垄断影响政治的渠道或“市场”。它反映了正在建设中的俄罗斯公民社会的不成熟。这个问题下文还要详细讨论。事实上，寡头们在总统选举过程中，还发挥过某些正面作用，比如，正是寡头们支持的由青年改革派人士组成的总统竞选“分析小组”挫败了另一个由“主战派”组成的总统竞选班子的图谋，后者试图说服叶利钦解散议会，推迟选举，而叶本人也确曾被这个主意所打动。
如何建设一个健康的、既独立于权力又独立于金钱的公共领域或公民社会，是俄罗斯人至今仍在探索的问题。
俄罗斯的改革经历说明，打破党专制体制对传媒的垄断，仅仅是宪政改革和建设公民社会的开始；突破“报禁”以后的传媒，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捍卫媒体的公共品性方面，还会面临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传媒――这里主要指以客观传达公共声音为己任的公共传媒――既要独立于专横跋扈的权力，又要独立于无孔不入的资本；过去，权力（宣传部门所代表的党的意志）是媒体独立性的最大威胁，如今，新生的私人商业力量同样可能构成对媒体独立性的威胁。而俄罗斯转型呈示给我们的，恰恰是传媒、政府与寡头之间十分复杂、又十分耐人寻味的关系。
新生的私人资本进军传媒业，是90年代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寡头们愿意掏钱赞助报纸或干脆把它买下来，首先自然是出于商业方面的动机。但对此我们不可只做简单化的理解。以寡头古辛斯基为例，他的桥集团创办的新报纸《今日报》1993年2月23日面世后很快获得了成功。据弗里兰的研究，“古辛斯基的精明和他的记者们的职业道德使《今日报》没有像后来一些寡头创办的报纸那样，成为其所有者的商业和政治利益的露骨的喉舌。相反，《今日报》得以成为俄罗斯最自由、最讲真话的自由日报之一，影响力仅次于《消息报》，那是一份比较过时的、但有时带有苏联时代的专制残余味道的报纸。”当然，古辛斯基自己也承认，“我自己的出版物不会发表对我不利的东西”，但这位寡头还是小心翼翼地尽量“不把报纸当作自己的傀儡”。用弗里兰的说法，“这并不是因为他是舆论自由的支持者――尽管他有时会这样表现――而是因为他非常注意保护《今日报》的名声。古辛斯基认为，如果他的报纸有声誉、有影响力，那么，他自己也会从中获得好处。”
然而，传媒的独立报道有时会造成政府的尴尬，并可能导致传媒所有者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紧张。桥集团麾下的另一个重要媒体独立电视台（NTV）曾经在报道1994年底爆发的车臣战争时持不偏不倚态度，向观众客观展示了交战双方的情况。独立电视台的记者还突破军方禁令，播放了俄罗斯军队用飞机轰炸格罗兹尼的镜头。这自然是莫斯科方面不愿意看到的东西，也是对尚不完善的俄罗斯民主体制容忍新闻自由程度的考验。独立电视台确曾接到过叶利钦驻车臣共和国特别代表索斯科维茨的威胁电话，称电视台再继续这样的报道，就将吊销它的营业执照。电视台的回敬则是向国外记者公开举行新闻发布会，揭露政府企图实施新闻检查。在此类案例中，新闻传媒的行为是勇敢的。它并没有因为自己老板的大资本身份而惧怕得罪政府。事实上，古辛斯基也确实为他自己的媒体的独立行为付出过代价。
可怕的不是商人们拥有自己的电视台或者报纸，而是大资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对公共传媒资源的垄断。这方面最鲜明的例子当然还是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
就在古辛斯基创办他的独立电视台的同时，另一个著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用49％的股份实际控制了俄罗斯国有的全国电视公司，即俄罗斯公共电视台（ORT）。这两个传媒业巨头之间本来是有矛盾的；是共产党复辟的威胁才使寡头们走到了一起。从传媒业角度看，这种结盟造成的结果是可怕的：别列佐夫斯基的公共电视台（ORT）加上古辛斯基的独立电视台（NTV）几乎覆盖了绝大多数的俄罗斯电视观众，从而形成对俄罗斯电视频道的实质性的垄断。寡头们支持叶利钦，不想让久加诺夫上台，从动机层面看无可指摘；成问题的是他们实现目标的方式。为了扭转总统竞选前期叶利钦的不利形势，新的、由寡头们支持的竞选班子改变了竞选策略；更重要的是，所有传媒都被用于一边倒式的宣传，“这场竞选的天才之处（也是其堕落之处）在于，它把俄罗斯自苏联传统制度垮台以来所学会的所有新的、成熟的民主技巧，与它尚未忘却的旧的压迫性极权主义技巧结合在了一起”。叶利钦的竞选班子“全然无视民主的原则，利用某些诡诈的信息为他进行宣传，其做法足以使过去的政治局感到骄傲。曾经勇敢地报道了克里姆林宫失败的车臣战争的俄罗斯媒体，突然回到了旧的宣传机器的轨道上。不仅三家全国性电视频道和主要的全国性报纸都公开地支持叶利钦，而且他们还――微妙地或直接地――发起了联合宣传运动，在这个国家激起一种更广泛的反共情绪”。
就大选这件事本身而言，也许这里存在着某种悖论。独立电视台的发言人曾解释说，如果传媒是“公正的”，那么这将导致共产党人在选举中的胜利，而这又将导致改革的倒退，并导致传媒自由的终结。俄罗斯民主的脆弱性，促使俄罗斯被困扰的民主党人用一种反民主的方式来保存民主已经获得的成果。
话虽如此，但它却仍然使弗里兰这样一直在俄罗斯国内目睹事情发展的西方记者们心存疑虑，因为这毕竟是以民主的名义对民主所作的破坏。而对我们来说，更大的困扰还在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什么具体理由，一个寡头联盟控制下的新闻媒体可以使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名存实亡这样一个事实，已经通过更直接的形式宣告了转型期间一个民主政体在建设公民社会时可能遇到的危险。权力控制媒体固然是可怕的，资本控制媒体同样是可怕的。资本联合起来垄断媒体则更加可怕。因为在逻辑上，这种垄断可以制造不亚于极权主义控制造成的灾难。
俄罗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教训：NTV和ORT不能都变成一个声音，更严格地说，公共传媒ORT不应由一个私人财团支配，独立电视台也不应限于NTV一家。媒体不应被任何一种力量所垄断，既不能被“党”垄断，也不能被私人资本垄断，形成普京所说的“寡头政治对大众传媒的新闻检查”。
公共传媒不同于一般的商业传媒。尤其是那些覆盖全国的主要公共媒体，它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它并不适于被某一家私营机构所掌控。像大学一样，公共媒体做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件，支持其运作的经济来源，主要的还应该是国家财政。当然，它也可以吸收民间资金。掌控这些资金的应该是一个受公共权力委托和所有赞助者（出资者）委托的独立的理事机构。换言之，公共传媒的独立性依赖于两个条件：第一，政府和赞助人（出资人）不得干预媒体的客观报道立场和新闻自由；第二，政府又有向公共传媒提供财政支持的义务。只有保证第一点，媒体才可能是独立、客观、自由的媒体；只有保证第二点，媒体才不至于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依附于资本而同样丧失了自由。（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