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北京奥运：如何研判和回应西方压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9:13:37
● 邱震海（香港）
最近，围绕着北京奥运以及来自西方的压力，有一系列事件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探讨。第一、曾以大片《辛特勒的名单》和《慕尼黑》名扬全球的导演司匹堡日前表示，他将辞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职务，原因是中国在苏丹问题上的立场使他的良心不允许他“继续像平常那样工作。”
第二、据港媒报道称，新疆警方掌握的情报称，“东突”组织目前正在整合，很可能在北京奥运年发动恐怖袭击、甚至是生化武器袭击。
第三、就在司匹堡宣布辞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后两天，美国总统布什在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间表示：“我将去参加奥运会。我把奥运会看作是一个体育盛事。在另一方面，我比司匹堡多一些沟通渠道。”布什还说：“我猜想，奥运期间会有许多人出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这包括支持达赖喇嘛的人，关注全球变暖的人，现在还有关注达尔富尔的人。我不会去利用奥运会这个机会向中国人民公开表达我的观点。因为我随时都可以同他们的主席交谈。”与此同时，英国奥运部长表示，就达尔富尔问题抵制北京奥运并不恰当，甚至可能帮倒忙。
西方对华压力的三大范畴
第四、英国《独立报》14日全文刊登了由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内的80多位世界名人为早日解决苏丹西部达尔富尔问题而写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联名信。该报的晨报版曾报道称国际奥委会（IOC）主席罗格也在信上署名，但IOC方面随即否定了这则消息。
上述种种看似互相矛盾的消息，给正在紧张筹备奥运年的北京，提出了几个值得仔细评估和研判的问题：一、究竟如何评估来自外部对中国的压力？二、如何评估这些压力可能达到的程度；三、面对这些压力，中国应具有什么样的态度和回应技巧。
首先，就来自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压力而言，其中可分为政治压力和安全压力两个部分。前文引述的一些境外组织可能发动的恐怖袭击，以及其他可能在产生的安全隐忧，属于北京奥运安全保卫的范畴；在这方面，“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中国方面任何形式的重视和严厉打击都毫不为过，而且作为国际惯例，也势必具有广泛的国际合作空间。
比较麻烦的是来自西方借奥运之名对中国施加的种种政治或事务性压力。一段时间来，无论是来自境外极端还是温和的组织，还是一些外国议员和政要，各种压力不断增加，其中包括国内新闻开放、人权和环境改善、国际责任（诸如达尔富尔、西藏问题、全球变暖等）。但细分起来，其中又可分成几个部分，或曰几种不同派别或力量：一是务实派，亦即就事论事地指出中国在筹备奥运期间尚存的问题；二是理想派，亦即占据西方政界、传媒和文化艺术界的主流声音，多以人权、民主等理想口号为基本诉求；三是战略敌意派，亦即不管中国如何回应，其对华思考的出发点始终是遏制一个崛起的中国。
三者的出发点和动机不同，但在对华施压方面的力度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中国方面而言，稍不小心，很可能流于不加区分的简单化处理方法。
认识到上述三种势力的区分，北京就可以在研判和处理时加以区分，虽然这种区分在具体操作时会显得十分困难。对北京来说，奥运筹备期间，需要重点打击的是可能出现的各种恐怖隐忧；需要重点防范的是那些从战略敌意思维出发的对华政治压力；对于“务实派”提出的批评和要求，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予以回应；而对于“理想派”提出的种种责难和要求，则需要注意符合国际惯例的沟通技巧。当然，在“务实派”和“理想派”背后，往往也会有隐藏的“战略敌意派”的图谋和运作，这也是人们在处理时需要加以注意的方面。
就目前而言，来自“务实派”和“理想派”的政治压力，占据了西方对华奥运压力的主流，尤其是“理想派”人士的种种喧嚣，已经极大地干扰了北京奥运的筹备工作，以及北京与西方之间正常、良性的互动。素以激进著称的绿色和平组织，近一年多已与北京奥组委合作，展开绿色奥运项目，监察北京的环境质量，就属于“务实派”范畴；而上述司匹堡辞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的举措及其影响，则基本上属于“理想派”范畴。
对华压力可能达到什么程度？
面对来自西方的压力，距离奥运会还有五个多月时间，北京需要认真评估的是：这些压力可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由此出发，下一个问题是：北京需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和策略来对待之？
如上所述，在西方借奥运之际对华施加的压力中，“务实派”和“理想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就目前而言，无论是无国界记者、绿色和平，还是好莱坞明星等造成的对华施压团体活动，从宽泛意义上看，基本上属于“理想派”的范畴。这些活动目前甚嚣尘上，未来几个月可能也还有借奥运圣火传递乃至奥运召开的契机，举行各种形式的示威、抗议活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活动背后是否有其他“战略敌意派”运作的影子。但就本身而言，这些活动不可能对北京奥运构成决定性的影响。另外，从布什和英国奥运部长的表态来看，西方国家官方显然与民间组织持不同立场。
开放、透明、轻松：未来五个月的态度
平心而论，自从西方利用北京奥运向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施压之后，北京在苏丹政策上确实已经做了不少调整。中国回应，应该已经顾及到了西方的关注，也是与西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一种良性互动。当然，由于背景、立场和动机不同，双方不可能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因此，北京必须认识到，未来五个多月，来自西方的各种压力势必有增无减。但北京有必要在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注意公关技巧。所谓对外公关，乃指以国际通用的语言，向国际社会解释中国迄今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已经做出的努力，至于其他的抗议活动，北京除了密切关注和防范之外，实在不必也不可能多做什么。而所谓对内公关，则是指向人民公开一切真相。中国人民是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人民；只要了解一切真相，人民自将做出自身成熟的判断。届时，一旦有国际人权组织旅游者身份进入北京并展开抗议活动，人们自不必过分紧张。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将成为奥运这一全球事件的一个伴随性环节；对中国民众而言，也是一个逐渐开放和成熟的过程。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邱震海（香港）
最近，围绕着北京奥运以及来自西方的压力，有一系列事件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探讨。第一、曾以大片《辛特勒的名单》和《慕尼黑》名扬全球的导演司匹堡日前表示，他将辞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职务，原因是中国在苏丹问题上的立场使他的良心不允许他“继续像平常那样工作。”
第二、据港媒报道称，新疆警方掌握的情报称，“东突”组织目前正在整合，很可能在北京奥运年发动恐怖袭击、甚至是生化武器袭击。
第三、就在司匹堡宣布辞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后两天，美国总统布什在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间表示：“我将去参加奥运会。我把奥运会看作是一个体育盛事。在另一方面，我比司匹堡多一些沟通渠道。”布什还说：“我猜想，奥运期间会有许多人出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这包括支持达赖喇嘛的人，关注全球变暖的人，现在还有关注达尔富尔的人。我不会去利用奥运会这个机会向中国人民公开表达我的观点。因为我随时都可以同他们的主席交谈。”与此同时，英国奥运部长表示，就达尔富尔问题抵制北京奥运并不恰当，甚至可能帮倒忙。
西方对华压力的三大范畴
第四、英国《独立报》14日全文刊登了由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内的80多位世界名人为早日解决苏丹西部达尔富尔问题而写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联名信。该报的晨报版曾报道称国际奥委会（IOC）主席罗格也在信上署名，但IOC方面随即否定了这则消息。
上述种种看似互相矛盾的消息，给正在紧张筹备奥运年的北京，提出了几个值得仔细评估和研判的问题：一、究竟如何评估来自外部对中国的压力？二、如何评估这些压力可能达到的程度；三、面对这些压力，中国应具有什么样的态度和回应技巧。
首先，就来自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压力而言，其中可分为政治压力和安全压力两个部分。前文引述的一些境外组织可能发动的恐怖袭击，以及其他可能在产生的安全隐忧，属于北京奥运安全保卫的范畴；在这方面，“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中国方面任何形式的重视和严厉打击都毫不为过，而且作为国际惯例，也势必具有广泛的国际合作空间。
比较麻烦的是来自西方借奥运之名对中国施加的种种政治或事务性压力。一段时间来，无论是来自境外极端还是温和的组织，还是一些外国议员和政要，各种压力不断增加，其中包括国内新闻开放、人权和环境改善、国际责任（诸如达尔富尔、西藏问题、全球变暖等）。但细分起来，其中又可分成几个部分，或曰几种不同派别或力量：一是务实派，亦即就事论事地指出中国在筹备奥运期间尚存的问题；二是理想派，亦即占据西方政界、传媒和文化艺术界的主流声音，多以人权、民主等理想口号为基本诉求；三是战略敌意派，亦即不管中国如何回应，其对华思考的出发点始终是遏制一个崛起的中国。
三者的出发点和动机不同，但在对华施压方面的力度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中国方面而言，稍不小心，很可能流于不加区分的简单化处理方法。
认识到上述三种势力的区分，北京就可以在研判和处理时加以区分，虽然这种区分在具体操作时会显得十分困难。对北京来说，奥运筹备期间，需要重点打击的是可能出现的各种恐怖隐忧；需要重点防范的是那些从战略敌意思维出发的对华政治压力；对于“务实派”提出的批评和要求，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予以回应；而对于“理想派”提出的种种责难和要求，则需要注意符合国际惯例的沟通技巧。当然，在“务实派”和“理想派”背后，往往也会有隐藏的“战略敌意派”的图谋和运作，这也是人们在处理时需要加以注意的方面。
就目前而言，来自“务实派”和“理想派”的政治压力，占据了西方对华奥运压力的主流，尤其是“理想派”人士的种种喧嚣，已经极大地干扰了北京奥运的筹备工作，以及北京与西方之间正常、良性的互动。素以激进著称的绿色和平组织，近一年多已与北京奥组委合作，展开绿色奥运项目，监察北京的环境质量，就属于“务实派”范畴；而上述司匹堡辞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的举措及其影响，则基本上属于“理想派”范畴。
对华压力可能达到什么程度？
面对来自西方的压力，距离奥运会还有五个多月时间，北京需要认真评估的是：这些压力可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由此出发，下一个问题是：北京需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和策略来对待之？
如上所述，在西方借奥运之际对华施加的压力中，“务实派”和“理想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就目前而言，无论是无国界记者、绿色和平，还是好莱坞明星等造成的对华施压团体活动，从宽泛意义上看，基本上属于“理想派”的范畴。这些活动目前甚嚣尘上，未来几个月可能也还有借奥运圣火传递乃至奥运召开的契机，举行各种形式的示威、抗议活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活动背后是否有其他“战略敌意派”运作的影子。但就本身而言，这些活动不可能对北京奥运构成决定性的影响。另外，从布什和英国奥运部长的表态来看，西方国家官方显然与民间组织持不同立场。
开放、透明、轻松：未来五个月的态度
平心而论，自从西方利用北京奥运向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施压之后，北京在苏丹政策上确实已经做了不少调整。中国回应，应该已经顾及到了西方的关注，也是与西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一种良性互动。当然，由于背景、立场和动机不同，双方不可能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因此，北京必须认识到，未来五个多月，来自西方的各种压力势必有增无减。但北京有必要在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注意公关技巧。所谓对外公关，乃指以国际通用的语言，向国际社会解释中国迄今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已经做出的努力，至于其他的抗议活动，北京除了密切关注和防范之外，实在不必也不可能多做什么。而所谓对内公关，则是指向人民公开一切真相。中国人民是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人民；只要了解一切真相，人民自将做出自身成熟的判断。届时，一旦有国际人权组织旅游者身份进入北京并展开抗议活动，人们自不必过分紧张。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将成为奥运这一全球事件的一个伴随性环节；对中国民众而言，也是一个逐渐开放和成熟的过程。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最近，围绕着北京奥运以及来自西方的压力，有一系列事件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探讨。第一、曾以大片《辛特勒的名单》和《慕尼黑》名扬全球的导演司匹堡日前表示，他将辞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职务，原因是中国在苏丹问题上的立场使他的良心不允许他“继续像平常那样工作。”
第二、据港媒报道称，新疆警方掌握的情报称，“东突”组织目前正在整合，很可能在北京奥运年发动恐怖袭击、甚至是生化武器袭击。
第三、就在司匹堡宣布辞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后两天，美国总统布什在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间表示：“我将去参加奥运会。我把奥运会看作是一个体育盛事。在另一方面，我比司匹堡多一些沟通渠道。”布什还说：“我猜想，奥运期间会有许多人出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这包括支持达赖喇嘛的人，关注全球变暖的人，现在还有关注达尔富尔的人。我不会去利用奥运会这个机会向中国人民公开表达我的观点。因为我随时都可以同他们的主席交谈。”与此同时，英国奥运部长表示，就达尔富尔问题抵制北京奥运并不恰当，甚至可能帮倒忙。
西方对华压力的三大范畴
第四、英国《独立报》14日全文刊登了由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内的80多位世界名人为早日解决苏丹西部达尔富尔问题而写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联名信。该报的晨报版曾报道称国际奥委会（IOC）主席罗格也在信上署名，但IOC方面随即否定了这则消息。
上述种种看似互相矛盾的消息，给正在紧张筹备奥运年的北京，提出了几个值得仔细评估和研判的问题：一、究竟如何评估来自外部对中国的压力？二、如何评估这些压力可能达到的程度；三、面对这些压力，中国应具有什么样的态度和回应技巧。
首先，就来自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压力而言，其中可分为政治压力和安全压力两个部分。前文引述的一些境外组织可能发动的恐怖袭击，以及其他可能在产生的安全隐忧，属于北京奥运安全保卫的范畴；在这方面，“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中国方面任何形式的重视和严厉打击都毫不为过，而且作为国际惯例，也势必具有广泛的国际合作空间。
比较麻烦的是来自西方借奥运之名对中国施加的种种政治或事务性压力。一段时间来，无论是来自境外极端还是温和的组织，还是一些外国议员和政要，各种压力不断增加，其中包括国内新闻开放、人权和环境改善、国际责任（诸如达尔富尔、西藏问题、全球变暖等）。但细分起来，其中又可分成几个部分，或曰几种不同派别或力量：一是务实派，亦即就事论事地指出中国在筹备奥运期间尚存的问题；二是理想派，亦即占据西方政界、传媒和文化艺术界的主流声音，多以人权、民主等理想口号为基本诉求；三是战略敌意派，亦即不管中国如何回应，其对华思考的出发点始终是遏制一个崛起的中国。
三者的出发点和动机不同，但在对华施压方面的力度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中国方面而言，稍不小心，很可能流于不加区分的简单化处理方法。
认识到上述三种势力的区分，北京就可以在研判和处理时加以区分，虽然这种区分在具体操作时会显得十分困难。对北京来说，奥运筹备期间，需要重点打击的是可能出现的各种恐怖隐忧；需要重点防范的是那些从战略敌意思维出发的对华政治压力；对于“务实派”提出的批评和要求，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予以回应；而对于“理想派”提出的种种责难和要求，则需要注意符合国际惯例的沟通技巧。当然，在“务实派”和“理想派”背后，往往也会有隐藏的“战略敌意派”的图谋和运作，这也是人们在处理时需要加以注意的方面。
就目前而言，来自“务实派”和“理想派”的政治压力，占据了西方对华奥运压力的主流，尤其是“理想派”人士的种种喧嚣，已经极大地干扰了北京奥运的筹备工作，以及北京与西方之间正常、良性的互动。素以激进著称的绿色和平组织，近一年多已与北京奥组委合作，展开绿色奥运项目，监察北京的环境质量，就属于“务实派”范畴；而上述司匹堡辞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的举措及其影响，则基本上属于“理想派”范畴。
对华压力可能达到什么程度？
面对来自西方的压力，距离奥运会还有五个多月时间，北京需要认真评估的是：这些压力可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由此出发，下一个问题是：北京需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和策略来对待之？
如上所述，在西方借奥运之际对华施加的压力中，“务实派”和“理想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就目前而言，无论是无国界记者、绿色和平，还是好莱坞明星等造成的对华施压团体活动，从宽泛意义上看，基本上属于“理想派”的范畴。这些活动目前甚嚣尘上，未来几个月可能也还有借奥运圣火传递乃至奥运召开的契机，举行各种形式的示威、抗议活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活动背后是否有其他“战略敌意派”运作的影子。但就本身而言，这些活动不可能对北京奥运构成决定性的影响。另外，从布什和英国奥运部长的表态来看，西方国家官方显然与民间组织持不同立场。
开放、透明、轻松：未来五个月的态度
平心而论，自从西方利用北京奥运向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施压之后，北京在苏丹政策上确实已经做了不少调整。中国回应，应该已经顾及到了西方的关注，也是与西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一种良性互动。当然，由于背景、立场和动机不同，双方不可能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因此，北京必须认识到，未来五个多月，来自西方的各种压力势必有增无减。但北京有必要在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注意公关技巧。所谓对外公关，乃指以国际通用的语言，向国际社会解释中国迄今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已经做出的努力，至于其他的抗议活动，北京除了密切关注和防范之外，实在不必也不可能多做什么。而所谓对内公关，则是指向人民公开一切真相。中国人民是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人民；只要了解一切真相，人民自将做出自身成熟的判断。届时，一旦有国际人权组织旅游者身份进入北京并展开抗议活动，人们自不必过分紧张。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将成为奥运这一全球事件的一个伴随性环节；对中国民众而言，也是一个逐渐开放和成熟的过程。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邱震海（香港）
最近，围绕着北京奥运以及来自西方的压力，有一系列事件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探讨。第一、曾以大片《辛特勒的名单》和《慕尼黑》名扬全球的导演司匹堡日前表示，他将辞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职务，原因是中国在苏丹问题上的立场使他的良心不允许他“继续像平常那样工作。”
第二、据港媒报道称，新疆警方掌握的情报称，“东突”组织目前正在整合，很可能在北京奥运年发动恐怖袭击、甚至是生化武器袭击。
第三、就在司匹堡宣布辞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后两天，美国总统布什在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间表示：“我将去参加奥运会。我把奥运会看作是一个体育盛事。在另一方面，我比司匹堡多一些沟通渠道。”布什还说：“我猜想，奥运期间会有许多人出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这包括支持达赖喇嘛的人，关注全球变暖的人，现在还有关注达尔富尔的人。我不会去利用奥运会这个机会向中国人民公开表达我的观点。因为我随时都可以同他们的主席交谈。”与此同时，英国奥运部长表示，就达尔富尔问题抵制北京奥运并不恰当，甚至可能帮倒忙。
西方对华压力的三大范畴
第四、英国《独立报》14日全文刊登了由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内的80多位世界名人为早日解决苏丹西部达尔富尔问题而写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联名信。该报的晨报版曾报道称国际奥委会（IOC）主席罗格也在信上署名，但IOC方面随即否定了这则消息。
上述种种看似互相矛盾的消息，给正在紧张筹备奥运年的北京，提出了几个值得仔细评估和研判的问题：一、究竟如何评估来自外部对中国的压力？二、如何评估这些压力可能达到的程度；三、面对这些压力，中国应具有什么样的态度和回应技巧。
首先，就来自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压力而言，其中可分为政治压力和安全压力两个部分。前文引述的一些境外组织可能发动的恐怖袭击，以及其他可能在产生的安全隐忧，属于北京奥运安全保卫的范畴；在这方面，“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中国方面任何形式的重视和严厉打击都毫不为过，而且作为国际惯例，也势必具有广泛的国际合作空间。
比较麻烦的是来自西方借奥运之名对中国施加的种种政治或事务性压力。一段时间来，无论是来自境外极端还是温和的组织，还是一些外国议员和政要，各种压力不断增加，其中包括国内新闻开放、人权和环境改善、国际责任（诸如达尔富尔、西藏问题、全球变暖等）。但细分起来，其中又可分成几个部分，或曰几种不同派别或力量：一是务实派，亦即就事论事地指出中国在筹备奥运期间尚存的问题；二是理想派，亦即占据西方政界、传媒和文化艺术界的主流声音，多以人权、民主等理想口号为基本诉求；三是战略敌意派，亦即不管中国如何回应，其对华思考的出发点始终是遏制一个崛起的中国。
三者的出发点和动机不同，但在对华施压方面的力度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中国方面而言，稍不小心，很可能流于不加区分的简单化处理方法。
认识到上述三种势力的区分，北京就可以在研判和处理时加以区分，虽然这种区分在具体操作时会显得十分困难。对北京来说，奥运筹备期间，需要重点打击的是可能出现的各种恐怖隐忧；需要重点防范的是那些从战略敌意思维出发的对华政治压力；对于“务实派”提出的批评和要求，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予以回应；而对于“理想派”提出的种种责难和要求，则需要注意符合国际惯例的沟通技巧。当然，在“务实派”和“理想派”背后，往往也会有隐藏的“战略敌意派”的图谋和运作，这也是人们在处理时需要加以注意的方面。
就目前而言，来自“务实派”和“理想派”的政治压力，占据了西方对华奥运压力的主流，尤其是“理想派”人士的种种喧嚣，已经极大地干扰了北京奥运的筹备工作，以及北京与西方之间正常、良性的互动。素以激进著称的绿色和平组织，近一年多已与北京奥组委合作，展开绿色奥运项目，监察北京的环境质量，就属于“务实派”范畴；而上述司匹堡辞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的举措及其影响，则基本上属于“理想派”范畴。
对华压力可能达到什么程度？
面对来自西方的压力，距离奥运会还有五个多月时间，北京需要认真评估的是：这些压力可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由此出发，下一个问题是：北京需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和策略来对待之？
如上所述，在西方借奥运之际对华施加的压力中，“务实派”和“理想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就目前而言，无论是无国界记者、绿色和平，还是好莱坞明星等造成的对华施压团体活动，从宽泛意义上看，基本上属于“理想派”的范畴。这些活动目前甚嚣尘上，未来几个月可能也还有借奥运圣火传递乃至奥运召开的契机，举行各种形式的示威、抗议活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活动背后是否有其他“战略敌意派”运作的影子。但就本身而言，这些活动不可能对北京奥运构成决定性的影响。另外，从布什和英国奥运部长的表态来看，西方国家官方显然与民间组织持不同立场。
开放、透明、轻松：未来五个月的态度
平心而论，自从西方利用北京奥运向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施压之后，北京在苏丹政策上确实已经做了不少调整。中国回应，应该已经顾及到了西方的关注，也是与西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一种良性互动。当然，由于背景、立场和动机不同，双方不可能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因此，北京必须认识到，未来五个多月，来自西方的各种压力势必有增无减。但北京有必要在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注意公关技巧。所谓对外公关，乃指以国际通用的语言，向国际社会解释中国迄今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已经做出的努力，至于其他的抗议活动，北京除了密切关注和防范之外，实在不必也不可能多做什么。而所谓对内公关，则是指向人民公开一切真相。中国人民是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人民；只要了解一切真相，人民自将做出自身成熟的判断。届时，一旦有国际人权组织旅游者身份进入北京并展开抗议活动，人们自不必过分紧张。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将成为奥运这一全球事件的一个伴随性环节；对中国民众而言，也是一个逐渐开放和成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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