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在建国以前中共的财政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4:06:42
建国以前中共和它领导下的武装在很多地方要花钱的，比如说那时候包括领导干部在内是有津贴的，这笔钱到底从哪里来呢？因为毕竟当时共产党占的地方都是比较偏僻的乡村，富裕的地方占的很少。以前看到网上有文章说根据地有种鸦片的，靠卖这个解决财政，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回事？建国以前中共和它领导下的武装在很多地方要花钱的，比如说那时候包括领导干部在内是有津贴的，这笔钱到底从哪里来呢？因为毕竟当时共产党占的地方都是比较偏僻的乡村，富裕的地方占的很少。以前看到网上有文章说根据地有种鸦片的，靠卖这个解决财政，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回事？
种鸦片纯属造谣！
各根据地财政靠收税和缴获敌伪资产解决~~
各根据地财政靠收税和缴获敌伪资产解决~~
各根据地财政靠收税和缴获敌伪资产解决~~:handshake
好象有个什么公司来着,经理钱之光?我不记得了.
还有,当时鸦片是硬通货,可以当货币流通的,有将缴获的鸦片拿去卖的，自己种的没有见到材料!
厉行财政紧缩政策
基本建设上的投资可以说是仅仅停留在维持,大头是军费
基本建设上的投资可以说是仅仅停留在维持,大头是军费
主要的财政收入手段大概是打土豪和收公粮。
原帖由 worker2006 于 2008-2-12 20:29 发表
建国以前中共和它领导下的武装在很多地方要花钱的，比如说那时候包括领导干部在内是有津贴的，这笔钱到底从哪里来呢？因为毕竟当时共产党占的地方都是比较偏僻的乡村，富裕的地方占的很少。以前看到网上有文章说根据 ...
凭记忆说一下
1虽然土鳖在1948年前占的是农村但不偏僻象华北华东和东北,而且1949年以前中国是一个纯农业国,实际的生产力更多的集中在农村.在加上土改之后土共对根据地人力物力的控制动员更充分.
2征税,土共不是李自成一直都是有征税,比如征收运河过往船只的税.在红军时代甚至发过股票
3做生意或走私,红军时代走私钨砂,抗战时期,则是盐 棉花 生丝 烟草解放战争时期向苏联出口粮食.
4缴获和打土豪.
5印钱,虽没达到刮民党的变态程度,但也算的上是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在1949年以前鸦片的利润是很低的,跟钨砂 盐 棉花 粮食这些战略物资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事实上土共除了刚到陕北的时候比较穷之外,其他时间段钱还不是主要问题
有将缴获的鸦片拿去卖的，自己种的没有见到材料!
o 那这叫贩毒吧
o 那这叫贩毒吧
当时国民党部队很多都是用鸦片来做军饷的
]]
可以看看《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其中斯诺和当时的财政部长林伯渠一起论述过这个问题。
原帖由 办公室ID1号 于 2008-2-12 23:10 发表
o 那这叫贩毒吧
实际上当时鸦片是货币的一种
就好象如果cgx的照片如果被社会承认是货币,拿去买东西就不算贩黄一样!
----当时延安有个老太太听到打雷，就跑出去大叫：老天怎么不劈死毛泽东。干部抓了老太把事情反应给老毛，后来出现了大生产的部队垦荒自养的政策。
毛选里应该有说的。抗战41、42年比较困难。
毛选里应该有说的。抗战41、42年比较困难。
红军时期的钱基本上都是共产国际提供占打头，每进行一次暴动，每进行一次罢工，都向共产国际都给予经费支持。
抗战时期基本是游击战，主要以土匪生存法则和种鸦片为主。当时中共负责种植加工鸦片，然后再把鸦片外包给大批发商向其他地方贩运
内战时期的财政由苏联补助，夺取了东北后情况有所好转
抗战时期基本是游击战，主要以土匪生存法则和种鸦片为主。当时中共负责种植加工鸦片，然后再把鸦片外包给大批发商向其他地方贩运
内战时期的财政由苏联补助，夺取了东北后情况有所好转
原帖由 红尘逝梦 于 2008-2-13 15:49 发表
红军时期的钱基本上都是共产国际提供占打头，每进行一次暴动，每进行一次罢工，都向共产国际都给予经费支持。
抗战时期基本是游击战，主要以土匪生存法则和种鸦片为主。当时中共负责种植加工鸦片，然后再把鸦片外包 ...
……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被大大夸大了。不错，有些机构偷偷地恢复了；还派了代表到少数几个大城市中去找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学生继续在俄国留学，然后秘密回来搞革命工作；而且还有一点点钱送进来。但是俄国完全没有办法同中国红色区域发生任何直接的有形联系，因为中国红色区域没有海口，完全受到敌军的重重包围。在过去，中国曾经有过好几百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现在却只剩下两、三个，常常几乎与整个社会隔绝，很少有能冒险逗留几个月以上的。以前曾经有好几百万元钱输送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手中。现在流到共产党手中的一次只有一、二千元涓涓细流。以前整个苏联都支持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现在援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个共产国际已不能动用“世界革命根据地”的庞大资源，只能象一个可怜的继子那样走一步看一步，如果行为稍有不当，就很可能给正式取消继承权。
在这十年之中，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给予中共的实际财政援助，看来是少得惊人。当牛兰夫妇一九三二年在上海被捕，后在南京作为共产国际远东首席代理人而判刑时，警方的完整证据表明，对整个东方（不仅仅中国）的总支出最多不超过每月一万五千美元。这与大量流入中国进行基督教宣传（这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宣传），或者进行亲日宣传和纳粹法西斯宣传的款项相比，可谓微乎其微。这同美国在一九三三年给予南京的五千万美元小麦贷款相比，也是少得可怜。据外国军事武官的报告，后一笔贷款的收入对蒋介石反共内战有决定性的价值。
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卖了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弹药给南京，以便摧毁中国苏区，当然没有卖任何东西给共产党。美国军队出借许多军官为中国训练空军，结果炸毁了红色中国的许多城镇，意大利和德国军事教官实际上亲自领导了几次破坏性最大的轰炸，象他们在西班牙所做的那样。纳粹德国派最能干的将领冯。西克特将军去援助蒋介石，并派一大批普鲁士军官改进南京的围剿技术。鉴于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再说什么俄国撑中共，我觉得完全是胡说八道了。相反，很明显，蒋介石在近十年内却得到了外国给他而不肯给共产党的重要援助的支撑。
也许可以断言，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外国军事情报专家都无法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打仗时所得到的外国物质援助比中国近代史上任何一支军队都要少。
苏维埃经济至少有两个基本任务必须完成：供养和装备红军，为贫苦农民济燃眉之急。这两个任务有一项没有完成，苏维埃的基础马上要崩溃。为了保证这两项任务的完成，共产党甚至在苏区初创之日起就必须开始从事某种经济建设。
西北苏区的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社会主义的奇怪混合。私人企业和工业得到许可和受到鼓励，土地和土地产品的私人交易也得到允许，但有限制。同时，国家拥有和开发象油井、盐井、煤矿等企业，也从事牛羊、皮革、食盐、羊毛、棉花、纸张等其他原料的贸易。但国家在这些物品方面没有垄断专卖，私人企业是能够在所有这些方面进行竞争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进行了竞争。
第三种方式的经济是合作社，政府和群众合伙参加经营，不仅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竞争，而且同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竞争！但这都是在一种非常小而原始的规模上进行的。因此，虽然在这样一种安排中，基本矛盾很明显，如果在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地区，会招致辞破坏性的后果，但是在红区这里，它们却起着互相补充的作用。
苏区合作社运动的趋向显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共产党认为合作社是“抵制私人资本主义和发展新的经济制度的工具”，他们规定它的五项主要任务如下：“制止商人对群众的剥削；克服敌人的封锁；发展苏区国民经济；提高群众经济政治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创造有力的条件使这一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①
一面这些说起来很动听的任务中头两项实际不过是，合作社帮助群众组织自己的偷运队，作为政府的偷运活动的辅助。南京禁止红白两区之间进行贸易，但共产党利用山间小道，贿赂边境哨兵，有时能够进行相当活跃的的出境贸易。为国家贸易局或合作社服务的运输队从苏区运原料出境。换成国民党货币或者换购急需的工业制成品。
村、乡、县、省各级都组织消费、销售、生产、信用合作社。它们的上面则是合作社总局，属财政人民委员和一个国民经济部门领导。这些合作社的组成方式的确是为了鼓励社会的最低层参加。消费者入社每股低到五角，有时甚至只有两角，参加后的组织义务则非常广泛，使得每一入股的人都要参加合作社的经济或政治生活。虽然对于每一入股的人购买股票数目没有加以任何限制，但每一入股的人不管有多少股票，只有一票的权利。合作社在总局指导下选举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总局另外还为他们培养工作人员和组织人员。每个合作社还设有营业、宣传、组织、调查、统计等部门。
对于经营得法的给予各种奖励，并且对农民进行了关于合作社运动好处的普遍宣传和教育。政府除了提供技术援助以外也提供了财政上的援助，政府在分红的基础上参加经营，象普通社员一样。在陕西和甘肃两省的合作社里，政府已投下了约七万元的无息贷款。
除了边境各县也通用白区纸币以外，一律只流通苏区纸币。共产党在江西、安徽、四川的苏区中曾铸造了银圆和作为辅币的铜币，有的还是银币，其中很多已运到了西北。但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京发表命令收回中国全部银币以后，银价飞涨，共产党也收回了银币，把它当作发行纸币的储备。今天全国还有少数藏银没有落入国民党手中，其中就有一部分是他们的。
南方印的纸币印刷十分讲究，用的是钞票纸，上面印着“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国家银行”的印记。在西北，由于技术上的困难，纸币就粗糙得多，纸质低劣，有时用布。所有的钞票上都印有他们的口号。陕西印的钞票上有这样的口号：“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中国革命万岁”。
在稳定的苏区，苏币几乎是到处都被接受的，而且有十足的购买力，物价一般比白区略低。这是用什么维持的？我不知道共产党的纸币有什么储备，也不知纸币的总发行量，但是显然农民使用这纸币并不是因为它可以兑换储备的金银。有些地方可能强行流通；但我个人没有看到这样的事例。在边界上的农民常常不愿接受苏币，红军就付他们国民党纸币筹给养。但是在别的地方，苏币似乎因为人民信任政府和在市场上有实际购买力而站稳了脚跟。当然，国民党的货币也是靠此维持的。
但是，商人们把货物从白区运来，出售之后所得是一种在苏区以外无交换价值的货币，这有什么用呢？这个困难由国库来解决，它规定苏区货币与国民党货币的兑换率为一元两角对一元。条例规定：
凡是从白区进境的一切货物如直接售给国家贸易局就以外[国民党]币偿付；必需品进口后如不直接卖给国家贸易局，而是通过合作社或私商出售者，必须先向国家贸易局登记，其所售收可兑换白区货币；其他凡证明必要者亦可兑换。②
实际上这当然等于是说所有“外国”进口货必须付以“外”汇。但是由于进口制成品（够少的了）的价值大大超过苏区出口货的价值（主要是原料，而且是作为走私货削价出售的），便总存在着支付极其不平衡的趋向。换句话说，破产。这如何克服？
这没有完全克服。就我所能发现的来看，这个问题主要是靠白发苍苍、神态庄严的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的才智来解决的。林祖涵的任务是使红军入够敷出，收支两抵。这位令人感到兴趣的老财神一度担任过国民党的司库，他的经历令人惊叹，我这里只能简单一述。
①《合作社发展规划》，国民经济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陕西瓦窑堡）第4页。
②《关于苏区货币政策》，载《党的工作》第十二期（一九三六年保安）。
西北苏区的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社会主义的奇怪混合。私人企业和工业得到许可和受到鼓励，土地和土地产品的私人交易也得到允许，但有限制。同时，国家拥有和开发象油井、盐井、煤矿等企业，也从事牛羊、皮革、食盐、羊毛、棉花、纸张等其他原料的贸易。但国家在这些物品方面没有垄断专卖，私人企业是能够在所有这些方面进行竞争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进行了竞争。
第三种方式的经济是合作社，政府和群众合伙参加经营，不仅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竞争，而且同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竞争！但这都是在一种非常小而原始的规模上进行的。因此，虽然在这样一种安排中，基本矛盾很明显，如果在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地区，会招致辞破坏性的后果，但是在红区这里，它们却起着互相补充的作用。
苏区合作社运动的趋向显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共产党认为合作社是“抵制私人资本主义和发展新的经济制度的工具”，他们规定它的五项主要任务如下：“制止商人对群众的剥削；克服敌人的封锁；发展苏区国民经济；提高群众经济政治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创造有力的条件使这一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①
一面这些说起来很动听的任务中头两项实际不过是，合作社帮助群众组织自己的偷运队，作为政府的偷运活动的辅助。南京禁止红白两区之间进行贸易，但共产党利用山间小道，贿赂边境哨兵，有时能够进行相当活跃的的出境贸易。为国家贸易局或合作社服务的运输队从苏区运原料出境。换成国民党货币或者换购急需的工业制成品。
村、乡、县、省各级都组织消费、销售、生产、信用合作社。它们的上面则是合作社总局，属财政人民委员和一个国民经济部门领导。这些合作社的组成方式的确是为了鼓励社会的最低层参加。消费者入社每股低到五角，有时甚至只有两角，参加后的组织义务则非常广泛，使得每一入股的人都要参加合作社的经济或政治生活。虽然对于每一入股的人购买股票数目没有加以任何限制，但每一入股的人不管有多少股票，只有一票的权利。合作社在总局指导下选举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总局另外还为他们培养工作人员和组织人员。每个合作社还设有营业、宣传、组织、调查、统计等部门。
对于经营得法的给予各种奖励，并且对农民进行了关于合作社运动好处的普遍宣传和教育。政府除了提供技术援助以外也提供了财政上的援助，政府在分红的基础上参加经营，象普通社员一样。在陕西和甘肃两省的合作社里，政府已投下了约七万元的无息贷款。
除了边境各县也通用白区纸币以外，一律只流通苏区纸币。共产党在江西、安徽、四川的苏区中曾铸造了银圆和作为辅币的铜币，有的还是银币，其中很多已运到了西北。但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京发表命令收回中国全部银币以后，银价飞涨，共产党也收回了银币，把它当作发行纸币的储备。今天全国还有少数藏银没有落入国民党手中，其中就有一部分是他们的。
南方印的纸币印刷十分讲究，用的是钞票纸，上面印着“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国家银行”的印记。在西北，由于技术上的困难，纸币就粗糙得多，纸质低劣，有时用布。所有的钞票上都印有他们的口号。陕西印的钞票上有这样的口号：“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中国革命万岁”。
在稳定的苏区，苏币几乎是到处都被接受的，而且有十足的购买力，物价一般比白区略低。这是用什么维持的？我不知道共产党的纸币有什么储备，也不知纸币的总发行量，但是显然农民使用这纸币并不是因为它可以兑换储备的金银。有些地方可能强行流通；但我个人没有看到这样的事例。在边界上的农民常常不愿接受苏币，红军就付他们国民党纸币筹给养。但是在别的地方，苏币似乎因为人民信任政府和在市场上有实际购买力而站稳了脚跟。当然，国民党的货币也是靠此维持的。
但是，商人们把货物从白区运来，出售之后所得是一种在苏区以外无交换价值的货币，这有什么用呢？这个困难由国库来解决，它规定苏区货币与国民党货币的兑换率为一元两角对一元。条例规定：
凡是从白区进境的一切货物如直接售给国家贸易局就以外[国民党]币偿付；必需品进口后如不直接卖给国家贸易局，而是通过合作社或私商出售者，必须先向国家贸易局登记，其所售收可兑换白区货币；其他凡证明必要者亦可兑换。②
实际上这当然等于是说所有“外国”进口货必须付以“外”汇。但是由于进口制成品（够少的了）的价值大大超过苏区出口货的价值（主要是原料，而且是作为走私货削价出售的），便总存在着支付极其不平衡的趋向。换句话说，破产。这如何克服？
这没有完全克服。就我所能发现的来看，这个问题主要是靠白发苍苍、神态庄严的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的才智来解决的。林祖涵的任务是使红军入够敷出，收支两抵。这位令人感到兴趣的老财神一度担任过国民党的司库，他的经历令人惊叹，我这里只能简单一述。
①《合作社发展规划》，国民经济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陕西瓦窑堡）第4页。
②《关于苏区货币政策》，载《党的工作》第十二期（一九三六年保安）。
原帖由 54060 于 2008-2-12 22:48 发表
凭记忆说一下
1虽然土鳖在1948年前占的是农村但不偏僻象华北华东和东北,而且1949年以前中国是一个纯农业国,实际的生产力更多的集中在农村.在加上土改之后土共对根据地人力物力的控制动员更充分.
2征税,土共不是李 ...
发行过股票？这个我不清楚，如果你知道清楚请详细说说？
林祖涵是湖南一个教员的儿子，生于一八八二年，自幼学习经史，在常德府入师范，后留学东京。他在日本时遇见被清廷放逐的孙逸仙，就参加了他的秘密组织同盟会。孙逸仙把同盟会与其他革命团体合并组成国民党后，林祖涵就成了创始党员。他后来遇见陈独秀，受到后者很大影响，就在一九二二年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他仍在孙逸仙手下工作，孙逸仙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林祖涵先后担任国民党司库和总务部长。孙逸仙逝世时他在身边。
国民革命开始时，林祖涵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年资高过蒋介石的几个元老之一。他在广州担任农民部长，北伐时任程潜将军指挥的第六军政委，程潜后来任南京的参谋总长。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开始镇压共产党时，林祖涵反对他，逃到了香港，然后去了苏俄，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了四年。他回国后乘“地下火车”，安全抵达江西，任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现在丧偶，自从一九二七年后没有见过已经长大的子女。他在四十五岁那年放弃了他的名誉地位，不惜把自己的命运同年轻的共产党人结合在一起。
一天早上，这位五十五岁的长征老战士来到了我在外交部的房间，满面春风，身上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檐软垂，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这就是财政人民委员！他在炕边坐下，我们就开始谈论税收来源。我了解，政府是简直不收税的；工业收肯定微不足道；那末我就想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
林祖涵解释：“我们说我们对群众不收税，这话不错，但是我们对剥削阶级是狠狠的收税的，没收他们的剩余现款和物资。因此我们所有的税都是直接税。这与国民党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到头来由工人和贫农负担大部分税款。我们这里只对百分之十人口征税，那就是地主和高利贷者。我们对少数大商人也征收很少的一部分税，但对小商人不征税。以后我们可能对农民征小额的累进税，但在目前，群众的税全部都取消了。
“另外一个收入来源是人民的自愿捐献。在战争还在进行的地方，革命爱国热情很高，人民认识到他们有可能丧失苏区，因此他们志愿大量捐献粮食、金钱、布匹给红军。我们也从国家贸易，从红军的土地，从自己的工业，从合作社，从银行贷款得到一些收入。但是当然，我们最大的收入是没收。”
“你说没收，”我打断他的话说，“指的是一般所说的抢劫吧？”
林祖涵笑了几声。“国民党叫抢劫。好吧，如果说对剥削群众的人征税是抢劫，国民党对群众征税也是抢劫。但是红军不做白军抢劫那样的事。没收只有在负责人士在财政人民委员部指导下进行。每一项都要上报政府，只用于对社会有普遍好处的事。私自抢劫要受到严惩的。你去问一问人民吧，红军战士有没有不付钱而拿走任何东西的。”
你这话不错，但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取决于你是向地主还是向农民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用不断地打仗，”林祖涵继续说，“我们在这里很容易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我们的预算订得很仔细，尽力节约。因为苏维埃人员每个人都既是爱国者又是革命家，我们不要工资，我们只靠一点点粮食生活，我们预算之小可能令你吃惊。这整个地区①，我们目前的开支每月只有三十二万元。不论从货币还是货物的价值计算都是这样。此数中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来自没收，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自愿捐献，包括党在白区支持者中间募得的款项。其余的收入来自贸易、经济建设、红军的土地、银行给政府的贷款。”
共产党自称发明了一种能防止舞弊的预算方法、收支方法。我读了林祖涵所著《预算制订大纲》的一部分，该书详尽地介绍了这个方法和它的一切防范措施。它的有效性似乎主要依靠集体控制收支。从最高机构一直到村，各级会计在收支方面要受一个委员会的监督，因此，为个人利益篡改帐目是极为困难的。林委员对他的方法很得意，他说，采用这个方法，任何舞弊都是办不到的。这话可能确实不假。反正，在红区中真正的问题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舞弊问题，而是如何勉力维持的问题。尽管林祖涵很乐观，访问后我记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不论林祖涵的数字的确切含义如何，这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个奇迹，因为我们记得，游击队在这一带进进退退已经打了五年，经济居然能够维持下来，没有发生饥荒，整个来说，农民似乎接受了苏区货币，相信它。事实上，这不是能仅仅用财政的角度来解释的，只有在社会和政治基础上才能理解。
尽管如此，十分清楚，哪怕是对一个象红军那样靠小本经营来维持的组织，情况也极为严重。在苏区经济中，不久一定会发生以下三种变化之一：（一）为了供应市场所需的制成品，实行某种形式的机器工业化；（二）同外界某个现代化经济基地建立良好关系，或者攻占比目前的经济基地水平高一些的某个经济基地（例如西安或兰州）；或者（三）红区同现在白军控制下的这样一个基地实际合并。
但是共产党并不同意我的悲观看法。“出路是一定能够找到的。”几个月后果然找到了！这个“出路”以一种“实际合并”的形式出现。
附带说一句，林祖涵本人在经济方面似乎并没有很“得发”。他作为财政人民委员的“补贴”是五元钱一个月——红区的钱。
①当时约有奥地利那么大。
国民革命开始时，林祖涵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年资高过蒋介石的几个元老之一。他在广州担任农民部长，北伐时任程潜将军指挥的第六军政委，程潜后来任南京的参谋总长。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开始镇压共产党时，林祖涵反对他，逃到了香港，然后去了苏俄，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了四年。他回国后乘“地下火车”，安全抵达江西，任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现在丧偶，自从一九二七年后没有见过已经长大的子女。他在四十五岁那年放弃了他的名誉地位，不惜把自己的命运同年轻的共产党人结合在一起。
一天早上，这位五十五岁的长征老战士来到了我在外交部的房间，满面春风，身上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檐软垂，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这就是财政人民委员！他在炕边坐下，我们就开始谈论税收来源。我了解，政府是简直不收税的；工业收肯定微不足道；那末我就想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
林祖涵解释：“我们说我们对群众不收税，这话不错，但是我们对剥削阶级是狠狠的收税的，没收他们的剩余现款和物资。因此我们所有的税都是直接税。这与国民党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到头来由工人和贫农负担大部分税款。我们这里只对百分之十人口征税，那就是地主和高利贷者。我们对少数大商人也征收很少的一部分税，但对小商人不征税。以后我们可能对农民征小额的累进税，但在目前，群众的税全部都取消了。
“另外一个收入来源是人民的自愿捐献。在战争还在进行的地方，革命爱国热情很高，人民认识到他们有可能丧失苏区，因此他们志愿大量捐献粮食、金钱、布匹给红军。我们也从国家贸易，从红军的土地，从自己的工业，从合作社，从银行贷款得到一些收入。但是当然，我们最大的收入是没收。”
“你说没收，”我打断他的话说，“指的是一般所说的抢劫吧？”
林祖涵笑了几声。“国民党叫抢劫。好吧，如果说对剥削群众的人征税是抢劫，国民党对群众征税也是抢劫。但是红军不做白军抢劫那样的事。没收只有在负责人士在财政人民委员部指导下进行。每一项都要上报政府，只用于对社会有普遍好处的事。私自抢劫要受到严惩的。你去问一问人民吧，红军战士有没有不付钱而拿走任何东西的。”
你这话不错，但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取决于你是向地主还是向农民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用不断地打仗，”林祖涵继续说，“我们在这里很容易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我们的预算订得很仔细，尽力节约。因为苏维埃人员每个人都既是爱国者又是革命家，我们不要工资，我们只靠一点点粮食生活，我们预算之小可能令你吃惊。这整个地区①，我们目前的开支每月只有三十二万元。不论从货币还是货物的价值计算都是这样。此数中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来自没收，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自愿捐献，包括党在白区支持者中间募得的款项。其余的收入来自贸易、经济建设、红军的土地、银行给政府的贷款。”
共产党自称发明了一种能防止舞弊的预算方法、收支方法。我读了林祖涵所著《预算制订大纲》的一部分，该书详尽地介绍了这个方法和它的一切防范措施。它的有效性似乎主要依靠集体控制收支。从最高机构一直到村，各级会计在收支方面要受一个委员会的监督，因此，为个人利益篡改帐目是极为困难的。林委员对他的方法很得意，他说，采用这个方法，任何舞弊都是办不到的。这话可能确实不假。反正，在红区中真正的问题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舞弊问题，而是如何勉力维持的问题。尽管林祖涵很乐观，访问后我记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不论林祖涵的数字的确切含义如何，这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个奇迹，因为我们记得，游击队在这一带进进退退已经打了五年，经济居然能够维持下来，没有发生饥荒，整个来说，农民似乎接受了苏区货币，相信它。事实上，这不是能仅仅用财政的角度来解释的，只有在社会和政治基础上才能理解。
尽管如此，十分清楚，哪怕是对一个象红军那样靠小本经营来维持的组织，情况也极为严重。在苏区经济中，不久一定会发生以下三种变化之一：（一）为了供应市场所需的制成品，实行某种形式的机器工业化；（二）同外界某个现代化经济基地建立良好关系，或者攻占比目前的经济基地水平高一些的某个经济基地（例如西安或兰州）；或者（三）红区同现在白军控制下的这样一个基地实际合并。
但是共产党并不同意我的悲观看法。“出路是一定能够找到的。”几个月后果然找到了！这个“出路”以一种“实际合并”的形式出现。
附带说一句，林祖涵本人在经济方面似乎并没有很“得发”。他作为财政人民委员的“补贴”是五元钱一个月——红区的钱。
①当时约有奥地利那么大。
我在去前线的途上，离保安向西北方向走了几天的路程以后，停下来在吴起镇访问了一下。吴起镇是陕西苏区的一个“工业中心”，它之所以突出，读者不久就会知道，并不是由于在工艺学方面有什么成就使底特律或曼彻斯特不能等闲视之，而是因为居然有它的存在。
因为在它方圆数百英里之内都是半牧区，人民住在窑洞里，完全同几千年以前他们的祖先一模一样，许多农民仍留着辫子，盘在头上，马、驴、骆驼是最新式的交通工具。这里用菜油点灯，蜡烛是奢侈品，电灯闻所未闻，外国人象爱斯基摩人在非洲一样罕见。
在这个中世纪的世界里，突然看到了苏区的工厂，看到了机器在运转，看到了一批工人在忙碌地生产红色中国的商品和农具，确实使人感到意想不到。
我知道在江西的时候，尽管由于缺乏海港和敌人封锁造成的障碍，切断了共产党同现代化大工业基地的联系，他们还是建立了好些繁荣的工业。例如，他们所经营的钨矿是中国最丰富的，每年生产一百多万磅这种珍贵的矿物，秘密地卖给陈济棠将军在广东的钨垄断企业。在吉安的中央苏区印刷厂有八百名工人，印刷许多书籍、杂志，还有一家“全国性”报纸——红色中华。
在江西还有纺纱厂、织布厂、机器车间。这些小型工业生产足够的工业制成品可供简单的需要。共产党自称一九三三年“对外出口贸易”超过一千二百万元，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南方敢于冒险的商人进行的，他们闯破国民党封锁大获其利。但是大部分制造业是手工艺和家庭工业，产品通过生产合作社出售。
据毛泽东说，到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苏区共有一千四百二十三个“产销”合作社，都是为人民所有，由人民管理的①。国联调查人员的报告使人怀疑，共产党搞这种集体企业是成功的，哪怕是在他们为了生存仍在打仗的时候。国民党事实上在南方有些地方模仿共产党的办法，但至今为止所取得的结果证明，要在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经营这种合作社极为困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西北，我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工业。共产党在这里遇到的困难要比在南方大得多，因为在成立苏维埃之前，甚至连一个小规模的机器工业都几乎完全不存在。在整个西北，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绥远，这些面积总和几乎与俄国除外的整个欧洲相当的省份里，机器工业总投资额肯定大大低于——打个比方来说 ——福特汽车公司某一大装配线上的一个工厂。
西安和兰州有少数几家工厂，但这两个地方主要依靠华东的大工业中心。只有从外界引进技术和机器，西北的庞大工业潜力才有可能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如果说这话适用于西北的这两个大城市西安和兰州，那么共产党所占的地方是甘肃、陕西、宁夏一些更加落后的地方，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封锁切断了苏维埃政府的机器进口和技术人员的“进口”。但是关于后者，共产党说目前他们的来源不绝。机器和原料是更严重的问题。为了弄几台车床、纺织机、发动机或者一点废铁，红军不惜作战。在我访问期间，他们所有的属于机器项目的一切东西几乎都是“缴获”的！例如，在他们一九三六年远征山西时，他们缴获了机器、工具、原料后就用骡子一路跨山越岭运回陕西，到他们令人难以想象的窑洞工厂里。
南方的红军到西北时激起一阵“工业繁荣”。他们带来了（经过六千英里世界上最难通过的路线）许多车床、旋床、冲床、铸模等。他们带来了数十台胜（?）家缝纫机，配备了他们的被服厂。他们从四川红色矿井里带来了金银。他们还带来了制版机和轻型印刷机。怪不得红军尊重爱惜马骡，特别是那些把重负从南方驮来的力壮的牲口！
在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苏区工业都是手工业，有保安和河连湾（甘肃）的织布厂、被服厂、制鞋厂、造纸厂，定边（在长城上）的制毯厂，永平的煤矿，所产的煤是中国最便宜的②，还有其他几县的毛纺厂和纺纱厂——所有这些工厂都计划生产足够的商品供红色陕西和甘肃的四百家合作社销售。据经济人民委员毛泽民说，这个“工业计划”的目标是要使红色中国“经济上自足”——也就是，如果南京拒绝接受共产党提出的结成统一战线和停止内战的建议，能够有不怕国民党封锁而维持下去的能力。
苏区国营企业中最大最重要的是宁夏边境长城上的盐池的制盐工业和永平、延长的油井，那里生产汽油、煤油、凡士林、蜡、蜡烛和其他副产品。盐池的盐是中国最好的，所产的盐色白如晶，产量很大。因此苏区的盐比国民党中国又便宜又多，盐在国民党中国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对农民不利。红军攻占盐池以后，同意把一部分产品给长城以北的蒙古人，废除了国民党的全部产品专卖政策，因此获得了蒙古人的好感。
陕北的油井是中国仅有的一些油井，以前的产品卖给一家美国公司，该公司对该地的其他油藏拥有租让权。红军占领永平后，开凿了两口新油井，生产据说比以前永平和延长在“非匪徒”手中任何一个时期都增长了百分之四十。这里面包括所统计的三个月内增加的“二千担石油，二万五千担头等油，一万三千五百担二等油”③。
在清除了罂粟的地方正在努力发展植棉，共产党在安定办了一所纺织学校，收了一百名女学生。每天上三小时文化课，五小时纺织训练。学完三个月后就派到各地去办手工纺织厂。“预计在两年内陕北能够生产全部所需布匹。④”
但是吴起镇是红区工厂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作为红军的主要兵工厂所在地，也很重要。它位于甘肃的贸易要道，附近两个古代碉堡的废墟说明了它以前的战略重要性。镇址是在一条湍急的河流的陡峭河岸上，一半是“洋房”——陕西人把有四道墙、一个屋顶的建筑都叫洋房——一半是窑洞。
我是深夜到达的，感到很累。前线部队给养委员听说我要来，骑马出来相迎。他“把我安排”在工人列宁俱乐部里——是个墙壁刷得很白的窑洞，在不朽的伊里奇画像的四周挂着彩纸条。
马上给我送来了热水，干净的毛巾——上面印着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口号！——和肥皂。然后是一顿丰盛的晚饭，有很好的烘制的面包。我开始觉得好过一些。我把被褥在乒乓球桌上摊开，点了一支烟。但是，人是很难满足的动物。这一切奢侈和照顾只有使我更加想喝一杯我最爱喝的饮料。
这时，给养委员居然从天晓得的什么地方端出褐色的浓咖啡和白糖来！吴起镇赢得了我的欢心。
“我们五年计划的产品！”给养委员笑道。
“你是说，你们征用没收部的产品，”我纠正说。我想这一定是来路不正的，因为它有违禁品的一切魅力。
①红色中国：毛泽东主席……，第26页。
②红区行情是一银元八百斤——约半吨。见毛泽民著甘陕苏区的经济建设，载斗争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陕西保安。
③④毛泽民上引文。
因为在它方圆数百英里之内都是半牧区，人民住在窑洞里，完全同几千年以前他们的祖先一模一样，许多农民仍留着辫子，盘在头上，马、驴、骆驼是最新式的交通工具。这里用菜油点灯，蜡烛是奢侈品，电灯闻所未闻，外国人象爱斯基摩人在非洲一样罕见。
在这个中世纪的世界里，突然看到了苏区的工厂，看到了机器在运转，看到了一批工人在忙碌地生产红色中国的商品和农具，确实使人感到意想不到。
我知道在江西的时候，尽管由于缺乏海港和敌人封锁造成的障碍，切断了共产党同现代化大工业基地的联系，他们还是建立了好些繁荣的工业。例如，他们所经营的钨矿是中国最丰富的，每年生产一百多万磅这种珍贵的矿物，秘密地卖给陈济棠将军在广东的钨垄断企业。在吉安的中央苏区印刷厂有八百名工人，印刷许多书籍、杂志，还有一家“全国性”报纸——红色中华。
在江西还有纺纱厂、织布厂、机器车间。这些小型工业生产足够的工业制成品可供简单的需要。共产党自称一九三三年“对外出口贸易”超过一千二百万元，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南方敢于冒险的商人进行的，他们闯破国民党封锁大获其利。但是大部分制造业是手工艺和家庭工业，产品通过生产合作社出售。
据毛泽东说，到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苏区共有一千四百二十三个“产销”合作社，都是为人民所有，由人民管理的①。国联调查人员的报告使人怀疑，共产党搞这种集体企业是成功的，哪怕是在他们为了生存仍在打仗的时候。国民党事实上在南方有些地方模仿共产党的办法，但至今为止所取得的结果证明，要在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经营这种合作社极为困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西北，我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工业。共产党在这里遇到的困难要比在南方大得多，因为在成立苏维埃之前，甚至连一个小规模的机器工业都几乎完全不存在。在整个西北，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绥远，这些面积总和几乎与俄国除外的整个欧洲相当的省份里，机器工业总投资额肯定大大低于——打个比方来说 ——福特汽车公司某一大装配线上的一个工厂。
西安和兰州有少数几家工厂，但这两个地方主要依靠华东的大工业中心。只有从外界引进技术和机器，西北的庞大工业潜力才有可能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如果说这话适用于西北的这两个大城市西安和兰州，那么共产党所占的地方是甘肃、陕西、宁夏一些更加落后的地方，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封锁切断了苏维埃政府的机器进口和技术人员的“进口”。但是关于后者，共产党说目前他们的来源不绝。机器和原料是更严重的问题。为了弄几台车床、纺织机、发动机或者一点废铁，红军不惜作战。在我访问期间，他们所有的属于机器项目的一切东西几乎都是“缴获”的！例如，在他们一九三六年远征山西时，他们缴获了机器、工具、原料后就用骡子一路跨山越岭运回陕西，到他们令人难以想象的窑洞工厂里。
南方的红军到西北时激起一阵“工业繁荣”。他们带来了（经过六千英里世界上最难通过的路线）许多车床、旋床、冲床、铸模等。他们带来了数十台胜（?）家缝纫机，配备了他们的被服厂。他们从四川红色矿井里带来了金银。他们还带来了制版机和轻型印刷机。怪不得红军尊重爱惜马骡，特别是那些把重负从南方驮来的力壮的牲口！
在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苏区工业都是手工业，有保安和河连湾（甘肃）的织布厂、被服厂、制鞋厂、造纸厂，定边（在长城上）的制毯厂，永平的煤矿，所产的煤是中国最便宜的②，还有其他几县的毛纺厂和纺纱厂——所有这些工厂都计划生产足够的商品供红色陕西和甘肃的四百家合作社销售。据经济人民委员毛泽民说，这个“工业计划”的目标是要使红色中国“经济上自足”——也就是，如果南京拒绝接受共产党提出的结成统一战线和停止内战的建议，能够有不怕国民党封锁而维持下去的能力。
苏区国营企业中最大最重要的是宁夏边境长城上的盐池的制盐工业和永平、延长的油井，那里生产汽油、煤油、凡士林、蜡、蜡烛和其他副产品。盐池的盐是中国最好的，所产的盐色白如晶，产量很大。因此苏区的盐比国民党中国又便宜又多，盐在国民党中国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对农民不利。红军攻占盐池以后，同意把一部分产品给长城以北的蒙古人，废除了国民党的全部产品专卖政策，因此获得了蒙古人的好感。
陕北的油井是中国仅有的一些油井，以前的产品卖给一家美国公司，该公司对该地的其他油藏拥有租让权。红军占领永平后，开凿了两口新油井，生产据说比以前永平和延长在“非匪徒”手中任何一个时期都增长了百分之四十。这里面包括所统计的三个月内增加的“二千担石油，二万五千担头等油，一万三千五百担二等油”③。
在清除了罂粟的地方正在努力发展植棉，共产党在安定办了一所纺织学校，收了一百名女学生。每天上三小时文化课，五小时纺织训练。学完三个月后就派到各地去办手工纺织厂。“预计在两年内陕北能够生产全部所需布匹。④”
但是吴起镇是红区工厂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作为红军的主要兵工厂所在地，也很重要。它位于甘肃的贸易要道，附近两个古代碉堡的废墟说明了它以前的战略重要性。镇址是在一条湍急的河流的陡峭河岸上，一半是“洋房”——陕西人把有四道墙、一个屋顶的建筑都叫洋房——一半是窑洞。
我是深夜到达的，感到很累。前线部队给养委员听说我要来，骑马出来相迎。他“把我安排”在工人列宁俱乐部里——是个墙壁刷得很白的窑洞，在不朽的伊里奇画像的四周挂着彩纸条。
马上给我送来了热水，干净的毛巾——上面印着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口号！——和肥皂。然后是一顿丰盛的晚饭，有很好的烘制的面包。我开始觉得好过一些。我把被褥在乒乓球桌上摊开，点了一支烟。但是，人是很难满足的动物。这一切奢侈和照顾只有使我更加想喝一杯我最爱喝的饮料。
这时，给养委员居然从天晓得的什么地方端出褐色的浓咖啡和白糖来！吴起镇赢得了我的欢心。
“我们五年计划的产品！”给养委员笑道。
“你是说，你们征用没收部的产品，”我纠正说。我想这一定是来路不正的，因为它有违禁品的一切魅力。
①红色中国：毛泽东主席……，第26页。
②红区行情是一银元八百斤——约半吨。见毛泽民著甘陕苏区的经济建设，载斗争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陕西保安。
③④毛泽民上引文。
原帖由 che 于 2008-2-13 16:14 发表
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外国军事情报专家都无法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打仗时所得到的外国物质援助比中国近代史上任何一支军队都要少。
别的不说,这叫什么话啊?怎么这么极端?
傻MM,知不知道近代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可见屁股决定脑袋的恶果.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8-2-13 16:18 发表
发行过股票？这个我不清楚，如果你知道清楚请详细说说？
村、乡、县、省各级都组织消费、销售、生产、信用合作社。它们的上面则是合作社总局，属财政人民委员和一个国民经济部门领导。这些合作社的组成方式的确是为了鼓励社会的最低层参加。消费者入社每股低到五角，有时甚至只有两角，参加后的组织义务则非常广泛，使得每一入股的人都要参加合作社的经济或政治生活。虽然对于每一入股的人购买股票数目没有加以任何限制，但每一入股的人不管有多少股票，只有一票的权利。合作社在总局指导下选举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总局另外还为他们培养工作人员和组织人员。每个合作社还设有营业、宣传、组织、调查、统计等部门。
原帖由 落日圆 于 2008-2-13 16:20 发表
别的不说,这叫什么话啊?怎么这么极端?
傻MM,知不知道近代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可见屁股决定脑袋的恶果.
您老去找斯诺先生去理论吧，我可不敢篡改史料原文。大清还可以从洋人那里合法买到铁甲舰和机关枪，红军能买到什么？
原帖由 红尘逝梦 于 2008-2-13 15:49 发表
红军时期的钱基本上都是共产国际提供占打头，每进行一次暴动，每进行一次罢工，都向共产国际都给予经费支持。
抗战时期基本是游击战，主要以土匪生存法则和种鸦片为主。当时中共负责种植加工鸦片，然后再把鸦片外包给大批发商向其他地方贩运
内战时期的财政由苏联补助，夺取了东北后情况有所好转
MS苏联还没有支持中共到这种程度。。。说话先经过大脑。
后来中共夺取了东北，兵临长江，斯大林还想中共和蒋介石划江而治。
套用以前一个帖子的兄弟给你的评价：讲话要凭良心
财政收入大多来自根据地吧。
MS苏联还没有支持中共到这种程度。。。说话先经过大脑。
后来中共夺取了东北，兵临长江，斯大林还想中共和蒋介石划江而治。
套用以前一个帖子的兄弟给你的评价：讲话要凭良心
没辙啊，有的自称“老夫”的人实在太老皮老脸了，脑子不好使就算了，至于良心？他这辈子听说过么？
原帖由 落日圆 于 2008-2-13 16:20 发表
别的不说,这叫什么话啊?怎么这么极端?
傻MM,知不知道近代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可见屁股决定脑袋的恶果.
说别人前先想想自己
加以去看看《陈云文选》
原帖由 MIG31A 于 2008-2-12 21:08 发表
种鸦片纯属造谣！
各根据地财政靠收税和缴获敌伪资产解决~~
:D兄弟没去过延安吧？去南泥湾问问，那儿有个很愿意向游客宣讲的老红军。你就知道了。
很愿意向游客宣讲的老红军?
这年头冒牌混饭吃的可不少
这年头冒牌混饭吃的可不少
原帖由 vcan 于 2008-2-13 20:07 发表
:D兄弟没去过延安吧？去南泥湾问问，那儿有个很愿意向游客宣讲的老红军。你就知道了。
南泥湾时还红军？连编都不会是吧？
#29的是国民党的文宣看多了吧！
国军种鸦片的故事可是有不少老国军在讲啊！
国军种鸦片的故事可是有不少老国军在讲啊！
鸦片是硬通货，作为一种货币，它的货币价值咋样的，算重量、成色？不懂:L 原谅俺不通经济学，就是说一个袁大头能买多少米，一个鸦片能买多少米？:D
另：当年TG种压片～～，ms印钞票似的～～，要是种的多，会不会、能不能冲击、造成压片的币值贬值？？？？再次原谅俺不懂经济学，也不懂造句、术语，大概意思吧
另：当年TG种压片～～，ms印钞票似的～～，要是种的多，会不会、能不能冲击、造成压片的币值贬值？？？？再次原谅俺不懂经济学，也不懂造句、术语，大概意思吧
靠共产主义解决
原帖由 vcan 于 2008-2-13 20:07 发表
:D兄弟没去过延安吧？去南泥湾问问，那儿有个很愿意向游客宣讲的老红军。你就知道了。
恩，这个老红军很强大，居然没随359旅开拔，一直在当地住下了。:D
]]
原帖由 大秦猛士 于 2008-2-14 10:03 发表
恩，这个老红军很强大，居然没随359旅开拔，一直在当地住下了。:D
的确太强大了，活到现在的老红军，就算是红小鬼，能不能正常交流都是问题了。
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财政问题的解决都是不一样的。
红军时期缴获和打土豪是主要的。
而到抗战和解放战争，通过税收就是主要手段了。此外还有组织工业生产，矿产挖掘，对外贸易等手段。比如说山东的金矿。
相关的书籍还是很多的，各个根据地的财经史，各省军事志也有相关的内容。
红军时期缴获和打土豪是主要的。
而到抗战和解放战争，通过税收就是主要手段了。此外还有组织工业生产，矿产挖掘，对外贸易等手段。比如说山东的金矿。
相关的书籍还是很多的，各个根据地的财经史，各省军事志也有相关的内容。
以山东为例，请看下表
山东革命根据地1948年、1949年财政收入统计表
表1-1 单位：万元
┌──────┬──────┬────────┐
│科目 │1948年(北币)│1949年(旧人民币)│
├──────┼──────┼────────┤
│合计 │69342048 │130508812 │
│关税 │ │3272582 │
│盐税 │ │2885445 │
│货物税 │4793650 │4956286 │
│产销税 │6067839 │ │
│营业税 │53476 │1925396 │
│牲口交易税 │50126 │ │
│牙税 │ │692360 │
│屠宰税 │467903 │274359 │
│契税 │23 │8318 │
│印花税 │ │503472 │
│营业牌照税 │ │1750 │
│使用牌照税 │ │23776 │
│地价税 │ │127068 │
│房捐 │ │366847 │
│筵席税 │ │7131 │
│娱乐捐 │ │26321 │
│房租 │ │30303 │
│地租 │ │180072 │
│其他税收 │33230 │ │
│田赋 │6199814 │ │
│粮草变价 │15767856 │5291002 │
│粮草代金 │1105276 │ │
│专卖收入 │3134370 │ │
│公营企业收入│20292865 │89938970 │
│交通收入 │157902 │489232 │
│财力动员收入│7460184 │321586 │
│公营事业收入│14 │ │
│宣教收入 │16827 │1788 │
│行政司法收入│807867 │275355 │
│缴获收入 │821685 │3447740 │
│没收敌产收入│89427 │ │
│协助收入 │200299 │ │
│补助收入 │ │7050020 │
│其他收入 │1821415 │8411633 │
└──────┴──────┴────────┘
注：1.该表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1948、1949年两年度的财政收支决
算报告书整理。
2.1949年收入款中包括徐州市。
3.1949年“公营企业收入”中，包括“专卖收入”、“公营事业收入”。
山东革命根据地1948年、1949年财政收入统计表
表1-1 单位：万元
┌──────┬──────┬────────┐
│科目 │1948年(北币)│1949年(旧人民币)│
├──────┼──────┼────────┤
│合计 │69342048 │130508812 │
│关税 │ │3272582 │
│盐税 │ │2885445 │
│货物税 │4793650 │4956286 │
│产销税 │6067839 │ │
│营业税 │53476 │1925396 │
│牲口交易税 │50126 │ │
│牙税 │ │692360 │
│屠宰税 │467903 │274359 │
│契税 │23 │8318 │
│印花税 │ │503472 │
│营业牌照税 │ │1750 │
│使用牌照税 │ │23776 │
│地价税 │ │127068 │
│房捐 │ │366847 │
│筵席税 │ │7131 │
│娱乐捐 │ │26321 │
│房租 │ │30303 │
│地租 │ │180072 │
│其他税收 │33230 │ │
│田赋 │6199814 │ │
│粮草变价 │15767856 │5291002 │
│粮草代金 │1105276 │ │
│专卖收入 │3134370 │ │
│公营企业收入│20292865 │89938970 │
│交通收入 │157902 │489232 │
│财力动员收入│7460184 │321586 │
│公营事业收入│14 │ │
│宣教收入 │16827 │1788 │
│行政司法收入│807867 │275355 │
│缴获收入 │821685 │3447740 │
│没收敌产收入│89427 │ │
│协助收入 │200299 │ │
│补助收入 │ │7050020 │
│其他收入 │1821415 │8411633 │
└──────┴──────┴────────┘
注：1.该表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1948、1949年两年度的财政收支决
算报告书整理。
2.1949年收入款中包括徐州市。
3.1949年“公营企业收入”中，包括“专卖收入”、“公营事业收入”。
税收和粮草变现，就不用解释了，谈谈公营企业收入。
工矿企业收入 抗日战争初期，各地政府创办的公营工矿企业很少，收入极微。
1941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开展“山东十项建设运动”的号召，省战工会并作
出决定：为解决工业品的军需民用，逐步做到自给自足，政府投资并吸收民资，大
力发展纺织、造纸、制革、肥皂、油墨等急需品的工业生产，调查矿产，开采金、
煤、铁、铅等矿。各地除大力发展群众纺纱、织布等手工业生产外，并创建了公营
的纺织厂、毛巾厂、鞋袜厂、印刷厂、造纸厂及兵工厂等。这些工厂建立初期，大
都是“机关化”管理，吃公粮，用公款，盈亏由政府负责，因而管理人员多于生产
工人，原料浪费很大，劳动效率很低，产品成本往往高于一般市价。1943年9月，
各级工商管理局陆续建立后，对工厂(除兵工厂外)实行统一领导，逐步加强管理。
到1944年上半年，工厂陆续实行“企业化”管理，不吃公粮，不用公款，会计独立，
自负盈亏。工人由供给制改为计件工资制，除供给伙食外，按生产多少发给工资。
鲁中区某些工厂还试行盈利按一定比例分红的办法。因此，生产情绪大大提高，产
品成本降低，有些工厂生产效率提高一倍以上。1944年工业生产发展较快，到1945
年春统计全省有公营工厂88个，共有职工3590人，资金北币3002万元。其中，大多
数是纺织厂、工具厂、肥皂厂、制革厂、化工厂。1948年5月，华东财经办事处成
立生产部(后划归山东省政府)，统一领导规模较大的工厂。潍坊、兖州、济南、青
岛等城市解放后，生产部又接管了上述各地的官僚资本主义轻工业大小工厂60个，
其中公营工厂40个、公私合营工厂2个、代管工厂18个，大部分是纺织、印染、针
织、丝织、化工、造纸、面粉、火柴等工厂。随着生产的发展，财政收入也大大增
加。1948年全省工矿企业利润收入北币398909万元，占财政收入的0.58％。1949年
全省工矿企业利润收入旧人民币1282亿元，占财政收入的9.82％。
商贸企业收入 山东革命根据地1940年初即开展商业贸易活动。各机关、部队纷
纷成立贸易机关和商店，当时主要任务是采购物资，克服敌人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困
难。为粉碎敌人经济侵略及封锁，1940年12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驻会委员第六次会
议通过了《各级贸易局组织暂行条例》和《贸易暂行条例》，对外实行统制贸易，
保护并促进根据地经济建设，有计划地输出剩余产品，由敌方换取必需品；对内发
展根据地自由贸易，调剂有无，繁荣市场，平衡物价，稳定金融，建立和巩固根据
地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各级贸易局的主要任务除按照贸易政策直接经营商业外，
并组织商民、合作社、机关、军队往来敌占区或其他抗日根据地从事营业或采购。
此后，公营商贸企业有所发展，到1943年8月，已有资金北币320余万元，并采购了
一些军需、民用物资。各级工商局建立后，部队和机关经营的商店统归工商局统一
领导，不以单纯营利为目的，主要在对敌经济斗争、调剂有无、平衡物价上起领导
作用。1944年商贸企业发展较快，滨海区贸易纯利北币3400万元，占财政收入的
1/3，1945年上半年收入即超过1944年全年收入。胶东区1944年贸易纯利达3400万
元。其他地区1945年的贸易纯利也已占财政收入的重要地位。抗战胜利后曾撤销经
济封锁，准许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间自由贸易。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仍对解放
区实行经济封锁以及掠夺、破坏等政策，后又发动内战，1946年7月解放区又实行
对内自由，对外管理的政策，基本上坚持过去的方针。目的是调剂供求，平衡物价，
扶助生产，掌握重要物资，保证战争供给。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一些中小城市陆续解放，为了加强商贸工作的领导，
1948年7月华东财办成立了工商部(后划归山东省政府)，8月召开了全省工商会议。
会后统一了胶东、渤海、鲁中南3个地区的商贸工作，工商部之下建立了上下各部
门业务系统，如内地贸易系统、进出口系统及各地的专业公司，成立了全省规模的
棉、烟、猪鬃、西药、电料等专业公司，统一全省资金分配和调度。1948年全省商
贸企业利润北币19769228万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28.51％。1949年全省公营商贸
企业采购原棉3791万斤，粮食33442万斤，烟叶1178万斤；组织工业品供应农村，
如煤油225万斤，柴油75万斤，肥田粉60万斤，豆饼1255万斤，棉纱1.5万件，各种
布145万匹，煮青55万斤，火柴5.4万箱，红白糖156万斤，茶叶10万斤等；对外贸
易进出口额旧人民币4885亿元，合美金6583万元。是年全省商贸企业利润旧人民币
4394亿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33.67％。
山东革命根据地1943年秋对重要物资实行专卖。是年9月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
会指示：对外贸易尤须统制重要物资输出，必要时可实行专卖，滨海、鲁中、鲁南
的食盐可实行专买专卖，目的是保护生产，保证人民需要，而非与人民争利。滨海
区实行食盐专买专卖，获得很大成绩，改善了盐民和盐贩的生活，促进了食盐的生
产和运输，对财政供给也有很大帮助。同时，滨海区还实行了烧酒专酿专卖。1944
年食盐、烧酒和其他物资专卖又推广到鲁中、鲁南等地区。鲁中区仅羊毛、生油专
卖即增加公私收入约北币2500余万元。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山东省政府指示：烧酒原则上仍应专酿专卖，新解放
区无力专酿时，可暂实行私酿专卖。同月，胶东区实行食盐专买专卖，在盐价低的
地区收购价格一般提高了一倍，在盐价高的地区议价收购，提高了盐民生产情绪，
改善了盐民生活，增加了财政收入。1946年1月山东省政府指示：全省一律执行烧
酒专酿专卖制度，以保证财政收入。同年9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加强食盐、烧
酒专卖管理及掌握主要出口物资，夺取军需资财及生产工具，支援解放战争。1947
年1月山东省政府指示：扩大专酿酒厂的产量和销路，取缔机关及私人酒厂，普遍
贯彻烧酒专酿政策，并加强食盐专卖管理，增加食盐生产，各沿路及出口盐店在不
妨碍销路原则下，适当提高盐价，增加财政收入。同年12月，省财经会议在《关于
工商工作会议》中指出：根据明春粮荒、群众生活困难、物价不平衡，同时照顾财
政收入等，烧酒政策为“少烧厚利”。在鲁南、泰安等有国民党占领区的烧酒竞销
地区，利润不得低于150％，中心地区不得低于200％，利润依卖酒时的烧酒成本计
算。粮少地区少烧或不烧，粮多地区多烧；物价高的地区少烧，物价低的地区多烧。
各地一律废除私酿，果酒也一律停止私酿。新恢复区酒店由工商局接收。盐务基本
政策改为扩大销路，保护与组织运输，调剂市场，充裕财政；内地运销食盐绝对自
由，取消专卖，出口食盐仍由公营盐店统购统销。1948年2月山东省政府指示：解
放战争虽取得伟大胜利，但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时，人民遭受重大损失，粮食大部
被抢去和烧毁，造成严重粮荒。为渡过严重灾荒，除发动人民生产备荒等措施外，
决定遭受摧残最厉害的大鲁南及胶东中心地区全部停止酿酒，边区在争取外地粮食
条件下，也应减少酿酒。同年5月山东省工商总局命令：1947年12月财经会议决定
取消食盐专卖以后，沿海盐店即不收购，致使盐民不能及时出售食盐，换取粮食与
继续扩大生产，走私者有利可图，食盐生产及财政收入均受很大损失。为了解决盐
民生产及生活困难保证财政收入，呈请华东财办批准，滨海地区东线盐场由沿海盐
店实行专卖管理，统购统销。是年7月召开烧酒工作会议，总结了专酿工作，鉴于
烧酒专酿利润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决定全面贯彻专酿政策，集中经营，扩大
建设，实行企业化，继续提高技术，保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收入，更有力地支
援财政调度和货币调节工作。同年8月，山东省政府公布《山东省烧酒专酿及取缔
私酒暂行条例》规定：各种粮食酒(包括瓜干酒和黄酒)、果酒，均由政府专酿销售，
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一律禁止酿酒，特产名酒经省政府批准方可私酿。
1949年1月，山东省烟酒产销管理局成立，统一管理烟酒产销事宜。同年2月又
召开了专酿工作会议，确定酒价标准以总成本加100％统税，并争取20％利润，每
斤酒售价要保持10～15斤粗粮。同年3月，山东省政府又公布了《山东省酒类专酿
暂行条例》，规定由山东省烟酒产销管理局实行酒类专酿，重申其他任何机关、部
队、团体或个人一律禁止酿酒，特产名酒经省政府批准方可私酿。公营酒厂所产的
酒一律自由销售。是年3月初，全省共有专酿酒厂105处，后因销路不畅，先后撤销
24处，上半年实产酒3024万斤，实销2407万斤；全年约产酒5000万斤，可回笼货币
旧人民币1000亿元，专卖利润约200亿元。专酿事业总收入，1947年渤海区收入北
币396614万元，占财政收入的9.23％；1948年全省收入北币3134370万元，占财政
收入的4.52％；1949年全省收入旧人民币1466亿元，占财政收入的11.28％。
山东原属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县份，1940年开办了土布、毛线、鞋袜等小型工
厂，1941年又开办了皮革、毛巾、肥皂、造纸等小型工厂，生产军需民用产品。
1943年又发展了一批规模较大的机器工厂。抗战胜利后，扩大军工生产，发展了火
柴、肥皂、铁锅、双铧犁等民用生产，仅济宁、菏泽就有6处较大的工厂。抗日战
争初期，各机关、部队也建立了一些商店，主要任务是采购军需物资和生活用品，
克服敌人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大部分公营商店是1942年建立的，由政府统一经营，
实行“对内自由，对外统制”的贸易政策，掌握重要物资，收购土特产品出境换回
军需、民用物资，开展对敌经济斗争。同时还实行过酒类专卖。1946年8月冀鲁豫
行署决定：烧酒全部或局部实行专卖制度，经营方式为官产官销，专卖利润缴政府
作为财政收入。公营商店的酒锅由工商局全盘接收，民营酒锅一旦歇业，工商局尽
可能原摊接收或出赁价接收。1949年1月执行《华北区酒业管理暨征税暂行办法(草
案)》，酒类一律由政府专酿专卖，产果木地区得呈报税务机关特许后方可私营。
传说中的鸦片贩卖，也许就藏在专卖收入中，不过很明显，所占的比例是非常低的。
工矿企业收入 抗日战争初期，各地政府创办的公营工矿企业很少，收入极微。
1941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开展“山东十项建设运动”的号召，省战工会并作
出决定：为解决工业品的军需民用，逐步做到自给自足，政府投资并吸收民资，大
力发展纺织、造纸、制革、肥皂、油墨等急需品的工业生产，调查矿产，开采金、
煤、铁、铅等矿。各地除大力发展群众纺纱、织布等手工业生产外，并创建了公营
的纺织厂、毛巾厂、鞋袜厂、印刷厂、造纸厂及兵工厂等。这些工厂建立初期，大
都是“机关化”管理，吃公粮，用公款，盈亏由政府负责，因而管理人员多于生产
工人，原料浪费很大，劳动效率很低，产品成本往往高于一般市价。1943年9月，
各级工商管理局陆续建立后，对工厂(除兵工厂外)实行统一领导，逐步加强管理。
到1944年上半年，工厂陆续实行“企业化”管理，不吃公粮，不用公款，会计独立，
自负盈亏。工人由供给制改为计件工资制，除供给伙食外，按生产多少发给工资。
鲁中区某些工厂还试行盈利按一定比例分红的办法。因此，生产情绪大大提高，产
品成本降低，有些工厂生产效率提高一倍以上。1944年工业生产发展较快，到1945
年春统计全省有公营工厂88个，共有职工3590人，资金北币3002万元。其中，大多
数是纺织厂、工具厂、肥皂厂、制革厂、化工厂。1948年5月，华东财经办事处成
立生产部(后划归山东省政府)，统一领导规模较大的工厂。潍坊、兖州、济南、青
岛等城市解放后，生产部又接管了上述各地的官僚资本主义轻工业大小工厂60个，
其中公营工厂40个、公私合营工厂2个、代管工厂18个，大部分是纺织、印染、针
织、丝织、化工、造纸、面粉、火柴等工厂。随着生产的发展，财政收入也大大增
加。1948年全省工矿企业利润收入北币398909万元，占财政收入的0.58％。1949年
全省工矿企业利润收入旧人民币1282亿元，占财政收入的9.82％。
商贸企业收入 山东革命根据地1940年初即开展商业贸易活动。各机关、部队纷
纷成立贸易机关和商店，当时主要任务是采购物资，克服敌人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困
难。为粉碎敌人经济侵略及封锁，1940年12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驻会委员第六次会
议通过了《各级贸易局组织暂行条例》和《贸易暂行条例》，对外实行统制贸易，
保护并促进根据地经济建设，有计划地输出剩余产品，由敌方换取必需品；对内发
展根据地自由贸易，调剂有无，繁荣市场，平衡物价，稳定金融，建立和巩固根据
地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各级贸易局的主要任务除按照贸易政策直接经营商业外，
并组织商民、合作社、机关、军队往来敌占区或其他抗日根据地从事营业或采购。
此后，公营商贸企业有所发展，到1943年8月，已有资金北币320余万元，并采购了
一些军需、民用物资。各级工商局建立后，部队和机关经营的商店统归工商局统一
领导，不以单纯营利为目的，主要在对敌经济斗争、调剂有无、平衡物价上起领导
作用。1944年商贸企业发展较快，滨海区贸易纯利北币3400万元，占财政收入的
1/3，1945年上半年收入即超过1944年全年收入。胶东区1944年贸易纯利达3400万
元。其他地区1945年的贸易纯利也已占财政收入的重要地位。抗战胜利后曾撤销经
济封锁，准许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间自由贸易。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仍对解放
区实行经济封锁以及掠夺、破坏等政策，后又发动内战，1946年7月解放区又实行
对内自由，对外管理的政策，基本上坚持过去的方针。目的是调剂供求，平衡物价，
扶助生产，掌握重要物资，保证战争供给。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一些中小城市陆续解放，为了加强商贸工作的领导，
1948年7月华东财办成立了工商部(后划归山东省政府)，8月召开了全省工商会议。
会后统一了胶东、渤海、鲁中南3个地区的商贸工作，工商部之下建立了上下各部
门业务系统，如内地贸易系统、进出口系统及各地的专业公司，成立了全省规模的
棉、烟、猪鬃、西药、电料等专业公司，统一全省资金分配和调度。1948年全省商
贸企业利润北币19769228万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28.51％。1949年全省公营商贸
企业采购原棉3791万斤，粮食33442万斤，烟叶1178万斤；组织工业品供应农村，
如煤油225万斤，柴油75万斤，肥田粉60万斤，豆饼1255万斤，棉纱1.5万件，各种
布145万匹，煮青55万斤，火柴5.4万箱，红白糖156万斤，茶叶10万斤等；对外贸
易进出口额旧人民币4885亿元，合美金6583万元。是年全省商贸企业利润旧人民币
4394亿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33.67％。
山东革命根据地1943年秋对重要物资实行专卖。是年9月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
会指示：对外贸易尤须统制重要物资输出，必要时可实行专卖，滨海、鲁中、鲁南
的食盐可实行专买专卖，目的是保护生产，保证人民需要，而非与人民争利。滨海
区实行食盐专买专卖，获得很大成绩，改善了盐民和盐贩的生活，促进了食盐的生
产和运输，对财政供给也有很大帮助。同时，滨海区还实行了烧酒专酿专卖。1944
年食盐、烧酒和其他物资专卖又推广到鲁中、鲁南等地区。鲁中区仅羊毛、生油专
卖即增加公私收入约北币2500余万元。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山东省政府指示：烧酒原则上仍应专酿专卖，新解放
区无力专酿时，可暂实行私酿专卖。同月，胶东区实行食盐专买专卖，在盐价低的
地区收购价格一般提高了一倍，在盐价高的地区议价收购，提高了盐民生产情绪，
改善了盐民生活，增加了财政收入。1946年1月山东省政府指示：全省一律执行烧
酒专酿专卖制度，以保证财政收入。同年9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加强食盐、烧
酒专卖管理及掌握主要出口物资，夺取军需资财及生产工具，支援解放战争。1947
年1月山东省政府指示：扩大专酿酒厂的产量和销路，取缔机关及私人酒厂，普遍
贯彻烧酒专酿政策，并加强食盐专卖管理，增加食盐生产，各沿路及出口盐店在不
妨碍销路原则下，适当提高盐价，增加财政收入。同年12月，省财经会议在《关于
工商工作会议》中指出：根据明春粮荒、群众生活困难、物价不平衡，同时照顾财
政收入等，烧酒政策为“少烧厚利”。在鲁南、泰安等有国民党占领区的烧酒竞销
地区，利润不得低于150％，中心地区不得低于200％，利润依卖酒时的烧酒成本计
算。粮少地区少烧或不烧，粮多地区多烧；物价高的地区少烧，物价低的地区多烧。
各地一律废除私酿，果酒也一律停止私酿。新恢复区酒店由工商局接收。盐务基本
政策改为扩大销路，保护与组织运输，调剂市场，充裕财政；内地运销食盐绝对自
由，取消专卖，出口食盐仍由公营盐店统购统销。1948年2月山东省政府指示：解
放战争虽取得伟大胜利，但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时，人民遭受重大损失，粮食大部
被抢去和烧毁，造成严重粮荒。为渡过严重灾荒，除发动人民生产备荒等措施外，
决定遭受摧残最厉害的大鲁南及胶东中心地区全部停止酿酒，边区在争取外地粮食
条件下，也应减少酿酒。同年5月山东省工商总局命令：1947年12月财经会议决定
取消食盐专卖以后，沿海盐店即不收购，致使盐民不能及时出售食盐，换取粮食与
继续扩大生产，走私者有利可图，食盐生产及财政收入均受很大损失。为了解决盐
民生产及生活困难保证财政收入，呈请华东财办批准，滨海地区东线盐场由沿海盐
店实行专卖管理，统购统销。是年7月召开烧酒工作会议，总结了专酿工作，鉴于
烧酒专酿利润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决定全面贯彻专酿政策，集中经营，扩大
建设，实行企业化，继续提高技术，保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收入，更有力地支
援财政调度和货币调节工作。同年8月，山东省政府公布《山东省烧酒专酿及取缔
私酒暂行条例》规定：各种粮食酒(包括瓜干酒和黄酒)、果酒，均由政府专酿销售，
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一律禁止酿酒，特产名酒经省政府批准方可私酿。
1949年1月，山东省烟酒产销管理局成立，统一管理烟酒产销事宜。同年2月又
召开了专酿工作会议，确定酒价标准以总成本加100％统税，并争取20％利润，每
斤酒售价要保持10～15斤粗粮。同年3月，山东省政府又公布了《山东省酒类专酿
暂行条例》，规定由山东省烟酒产销管理局实行酒类专酿，重申其他任何机关、部
队、团体或个人一律禁止酿酒，特产名酒经省政府批准方可私酿。公营酒厂所产的
酒一律自由销售。是年3月初，全省共有专酿酒厂105处，后因销路不畅，先后撤销
24处，上半年实产酒3024万斤，实销2407万斤；全年约产酒5000万斤，可回笼货币
旧人民币1000亿元，专卖利润约200亿元。专酿事业总收入，1947年渤海区收入北
币396614万元，占财政收入的9.23％；1948年全省收入北币3134370万元，占财政
收入的4.52％；1949年全省收入旧人民币1466亿元，占财政收入的11.28％。
山东原属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县份，1940年开办了土布、毛线、鞋袜等小型工
厂，1941年又开办了皮革、毛巾、肥皂、造纸等小型工厂，生产军需民用产品。
1943年又发展了一批规模较大的机器工厂。抗战胜利后，扩大军工生产，发展了火
柴、肥皂、铁锅、双铧犁等民用生产，仅济宁、菏泽就有6处较大的工厂。抗日战
争初期，各机关、部队也建立了一些商店，主要任务是采购军需物资和生活用品，
克服敌人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大部分公营商店是1942年建立的，由政府统一经营，
实行“对内自由，对外统制”的贸易政策，掌握重要物资，收购土特产品出境换回
军需、民用物资，开展对敌经济斗争。同时还实行过酒类专卖。1946年8月冀鲁豫
行署决定：烧酒全部或局部实行专卖制度，经营方式为官产官销，专卖利润缴政府
作为财政收入。公营商店的酒锅由工商局全盘接收，民营酒锅一旦歇业，工商局尽
可能原摊接收或出赁价接收。1949年1月执行《华北区酒业管理暨征税暂行办法(草
案)》，酒类一律由政府专酿专卖，产果木地区得呈报税务机关特许后方可私营。
传说中的鸦片贩卖，也许就藏在专卖收入中，不过很明显，所占的比例是非常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