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物种主权：正在丢失的“领土”

中国物种主权：正在丢失的“领土”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李宾、张曙光 2008-2-4




　　编者按
　　在瑞士日内瓦关于物种主权谈判的前夕，本报记者以曾经源于中国鸭种、经过英国人优化繁育后又从英国“杀回”中国市场的樱桃谷鸭为例，深入调查，发现了英国鸭成功占领中国市场的秘密。
　　所谓物种主权，是指国家对领土内分布的生物物种资源拥有主权。但对待这类战略资源，我们尚缺乏相应的保护意识。事实上，不仅仅是鸭子，还有大豆、猕猴桃等众多的中国生物物种早已因我们对物种资源的漠视而被某些发达国家蓄意掠夺盗取，难以追究。
　　发达国家一直开发利用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 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从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获取暴利。
　　然而我们对此一直没有足够的警惕。
　　一线调查
　　发达国家正在掠夺和盗用发展中国家的物种资源
　　樱桃谷的图谋
　　2008年1月23日，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会议中心。
　　一场关于生物物种主权的国际谈判正在激烈进行。“多年来，中国一直是遗传资源的提供国，和巴西、哥伦比亚、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立场一致，中国主张以有强制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来对抗发达国家对遗传物种资源的掠夺和盗用。” 代表中国出席“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会议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薛达元，向与会的发达国家代表们力争着中国的物种主权。
　　薛达元所参加的这场谈判是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如何公平合理地分享由物种资源使用所产生的利益问题。但据介绍，谈判离达成利益分享的共识还很遥远，“美国、日本及欧盟等‘遗传资源使用国’强烈反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保护遗传资源条约’, 双方的立场相当对立。”薛说。
　　在与日内瓦会议现场万里之遥的中国北京和平里地区的京客隆超市里，薛据理力争的物种主权正在遭受冲击。
　　在这家超市熟肉专柜最显眼的地方，近十个品牌的袋装“北京烤鸭”被整整齐齐地码放着，消费者们正驻足挑选。但人们不曾留意的是，很多“北京烤鸭”所烤的并非人们耳熟能详的传统“北京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来自英国的鸭种——“樱桃谷鸭”。甚至享誉中外的中华老字号“全聚德”也不例外。
　　记者从国内一家大型禽业集团以及全聚德袋装烤鸭生产基地求证获悉：很多真空袋包装的“全聚德”烤鸭，实际上烤的就是上述英国鸭子。
　　据专家介绍，更令人们吃惊的是，这些英国“樱桃谷鸭”的祖先就是中国的“北京鸭”。但如今，英国鸭子正凭借着低廉的价格和更符合现代人口味的优点，大肆抢占中国的禽鸭市场。
　　“英国鸭”谋占中华
　　在中原腹地的河南省潢川市，中国与英国合资的“华英集团”如今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樱桃谷鸭”生产基地。
　　1月12日，“华英集团”总经理曹家富告诉记者，他刚刚和南京桂花鸭集团公司签订一份“唯一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南京“盐水鸭”的代名词、年销量超过1000万只的南京桂花鸭集团，今后只能使用英国“樱桃谷鸭”为鸭肉原料。
　　据了解，南京地区消费的咸水鸭过去用的是当地产的麻鸭，一年能消费几千万只，而现在80%以上都用樱桃谷鸭。因为这种鸭子生长期短、成本便宜，30天就可以送去屠宰了，而当地的麻鸭需要等70天。
　　据了解，上海的“汇丰”、河南“双汇”、南京的“雨润”等众多全国知名肉制品加工品牌，也在用樱桃谷鸭生产“盐水鸭”、“樟茶鸭”、“酱鸭”。在中国大部分城市的超市里，越来越受欢迎的“分割鸭熟食制品”（即把鸭脖、鸭掌、鸭翅等分割开来制成的食品）也在以樱桃谷鸭为原料。
　　“现在，华英集团每年可以提供3亿只商品肉鸭的鸭苗。”曹家富说，华英集团的鸭苗几乎占了整个中国樱桃谷鸭年出栏量的1/3。
　　不仅如此，华英集团的樱桃谷鸭鸭苗目前在全国市场供不应求，很多地方正在把发展樱桃谷鸭养殖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有效手段而大力推广。
　　记者在Google网站上搜索“樱桃谷鸭”，发现有187000 个相关结果，类似“××，打造全国樱桃谷种鸭大县”、“樱桃谷鸭成为××农民的致富新项目”、“樱桃谷鸭——××省农业主推品种”的标题比比皆是。
　　据了解，除华英集团外，山东乐港集团、六合集团以及内蒙古赛飞亚集团等也都是国内知名的大型“樱桃谷鸭”养殖企业。他们的产能也在不断扩大，以六合集团为例，该集团目前年产已达2亿只鸭苗，正在挑战华英集团的樱桃谷鸭“鸭王”地位。
　　英国的樱桃谷鸭已经成为中国市场上的主流品种。
　　“樱桃谷”的战略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英国“樱桃谷”农场是一个极为陌生的机构。
　　据了解，这家成立于1958年的农场，位于英国宁静的林肯郡东北部郊区罗斯维尔（Rothwell）小镇上，因其周围有成排的樱桃树围绕而得名。
　　据其网站上的资料介绍，上世纪50年代末，一个叫“J·尼克森”的农场主开始组织团队研究鸭子的养殖问题。他们所做的市场研究发现，很多英国人喜欢吃用北京鸭做成的烤鸭，但是都觉得当时的烤鸭品种太肥腻。如果能提高鸭的瘦肉率，肯定会成就一个巨大的市场。于是一个多学科人才组成的团队开始聚集在“樱桃谷”，专门研究北京鸭的育种问题。
　　通过长年的遗传选择试验，英国人培育出了生长快的瘦肉型鸭子，很快成为英国种鸭出口的佼佼者。1984年和1994年，英国女王先后两次为“樱桃谷”农场颁发“女王勋章”，以表彰其在英国出口贸易领域的贡献。如今，全世界每年要消费超过25亿只“樱桃谷鸭”。
　　然而，这样一家赫赫有名的农场在中国的常设机构却非常低调。1月23日，记者来到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城，在一条显得有些零乱的街道上，记者终于找到了英国樱桃谷农场在中国设立的唯一一家独资公司——樱桃谷农场（香河）有限公司。
　　在一排沿街建造的两层楼里，占据着一个不起眼的“门面”，这家赫赫有名的公司竟被两旁的杂货商店、电动车店夹在中间，只是在其卷帘门上方红色标牌上标示着樱桃谷农场那只衔着一颗樱桃的鸭子形象，以及“Cherry Valley”字样。
　　香河县工商局的工商资料显示，这家在廊坊市注册的英资公司，注册资本仅为80万美元，法人代表的名称为“Richard S. Bird”，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
　　负责该公司日常业务的陈姓经理拒绝接受采访。但该公司员工表示，该公司以提供鸭苗为主营业务。
　　但据记者了解，樱桃谷农场在香河设立的这家育种公司，并不是其在中国的市场开拓者。真正的开拓主力是河南华英集团、山东乐港集团、六合集团等。每年大约9亿只英国“樱桃谷鸭”鸭苗通过这些中国公司培育，输送到中国市场以及国际市场。
　　据河南华英集团曹光富介绍，华英集团和樱桃谷的合作开始于1991年，所有樱桃谷种鸭一直是直接从英国进口的。
　　 “刚开始我们买他们的鸭苗，成本很高。其一只‘父母代’鸭苗空运过来的价钱大概是70多元，加上保险费用等，到我们工厂时差不多一只要90元成本。”曹家富介绍。
　　曹所说的“父母代”是现代鸭子生产的一个育种环节。在育种过程中，鸭子一般要从“原种”（最早的那只性能优良的种鸭），经过“祖代”、“父母代”两代培育，产生出“商品代”（供市场流通），才能被屠宰加工，变成食品。其中最珍贵的是“原种”，所有优良性能都集中在这一代，樱桃谷鸭的原种正是源于北京鸭，但这样的原种是绝不允许出口到中国的。
　　1998年4月，为了加大市场推广力度，华英集团与英国樱桃谷农场合资组建河南华英祖代种鸭有限公司，引进祖代“樱桃谷鸭”，华英集团的育种成本下降到20多元一只。自此，华英集团的市场飞速扩大，达到了每年提供3亿只鸭苗的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其他各大养鸭企业也在积极引进祖代鸭苗，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据报道，2006年3月苏州众诚鸭业集团公司与英国樱桃谷农场合资建立了“苏州众英种鸭(祖代)有限公司”，先后花39万英镑（约合585万元人民币）从英国樱桃谷农场引进了8400只樱桃谷祖代种鸭。
　　而在2005 年至2007年间，六和集团与英国樱桃谷农场合作在山东省乳山市先后投资4800万元建成六和樱桃谷祖代鸭场，引进56000只樱桃谷祖代鸭。
　　有业内人士计算，中国每年从英国进口樱桃谷种鸭的代价大约是2亿元人民币。
　　业内人士透露，出售种鸭只是樱桃谷农场开拓中国市场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们还积极寻求和中国的大型养殖加工集团合资经营熟食等深加工项目，分享市场收益。
　　以华英集团为例，2004年底，樱桃谷农场与其联手，组建了华英樱桃谷食品有限公司，进行精深加工的熟食生产，总投资1575万美元，年生产熟鸭能力可达6万吨，实现产值达8.5亿元。
　　“其实，樱桃谷农场在中国的合作项目不可胜数，你看到的华英只是有代表性的一个。”一位业内人士说，“他们非常清楚，全世界每年消费的鸭子中，中国市场占了70%，这实在是个太庞大、太诱人的市场了。”
　　该人士认为，低调的樱桃谷农场，凭借和中国公司的合作，正在将中国变成“樱桃谷鸭”的生产基地，快速的占领中国以及世界市场。据介绍，现在仅华英集团生产的樱桃谷鸭食品中，有40%出口到日本、韩国、欧洲等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至今，中国人依然没有得到樱桃谷鸭优秀的原种。
　　充满吸引力的商业模式
　　业内人士介绍，樱桃谷农场之所以选华英集团等大型养殖企业合作，是因为这些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公司+基地+农户”的推广方式，保证了樱桃谷鸭顺畅地进入中国市场，为农民们所接受。
　　河南省潢川县鸭农吴建国向记者透露，2007年，因为养樱桃谷鸭，他赚了40多万元。
　　2004年开始养殖鸭子的吴建国，如今已经买下了最初由华英集团投资兴建的一个养殖小区。
　　“潢川的鸭场已经基本饱和了。光山县的养殖密度还比较小，下一步还要扩大。”吴建国对记者说，他已在邻近潢川的光山县建了4个养殖场，面积都在3000平方米以上。
　　吴建国透露：“鸭苗、饲料必须用华英集团提供的，长大的鸭子也必须交给华英集团。”这是当初的合同规定好了的，包括回购的价格。
　　吴认为，樱桃谷鸭在市场上销得快，鸭农的利润能得到保证，“养殖户觉得有保障，比较稳当，所以比较愿意养华英的鸭子。”
　　为了推广来自英国的樱桃谷鸭，华英集团设计了与农户合作的 “五保一扶一优”原则：
　　“五保”，即保证提供合格的鸭苗，保证提供足量的全价系列鸭饲料，保证提供全程的技术服务，保证按时按价回收商品成鸭，保证养殖农户在任何市场行情下尤其是市场价格下跌时有一定的养殖纯利润；“一扶”，即对鸭苗、饲料、鸭场建设所需资金进行扶持；“一优”，即养殖农户用现金购买鸭苗和饲料时，给予一定的优惠让利。
　　吴目前正养着70000只鸭子，按每年养9批计算，每年的出栏量能达到63万只。当地农行刚刚到他那里考察过，准备向他提供由华英集团作担保的低息贷款，贷款的规模达数千万元。
　　没有把养鸭当主业的潢川县农民罗洪岭认为，养鸭不耽误农活是一大好处。从1992年就开始养樱桃谷鸭的罗洪岭，现在一年的鸭子出栏量有三四千只，每只鸭子的纯利润在1.5~2元之间，按照一年养9批计算的话，每年的纯收入有5万~6万元。他介绍，这种收入水平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潢川，已经相当不错了。
　　据介绍，截止到目前，潢川及周边县市先后有10多万人通过养樱桃谷鸭直接受益，年人均收入6000元以上，户均收入2万元以上，受益农户占全县脱贫农户的20%以上。
　　“要想发，养洋鸭，”成为当地广为流传的口头禅。毫无疑问，樱桃谷鸭对潢川的经济发展和潢川人的生活水平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华英集团则已经发展成为总资产近10亿元，拥有46家下属企业的大型养殖企业，其资料显示，截止到2006年年底，共完成产值119.2亿元，实现利税4.2亿元，出口创汇1.8亿美元。樱桃谷成功地实现了多赢的商业模式。
　　节节败退的中国鸭子
　　眼看着这些年樱桃谷鸭在中国“纵横驰骋”，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鸭子专家侯水生忧心忡忡。
　　这位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专门研究鸭子的专家，一直以来都在为北京鸭的培育发展奔走呼吁，结果并不令他乐观。
　　“是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帮助樱桃谷鸭迅速做强了。”侯认为。
　　据侯水生介绍，土生土长的北京鸭长久以来一直局限在满足烤鸭需要，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食品习惯也在发生变化，现在口感不肥不腻的鸭子需求量逐渐大增。
　　“目前北京鸭的养殖还只是主要集中在北京周边地区，北京鸭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还不到10%。” 拥有国家级重点北京鸭育种场的北京金星鸭业集团总经理张燕平说。
　　金星鸭业集团虽然近年产销量也在上升，截至2007年，其种雏鸭年销售量近45万只、商品鸭年出栏达到620余万只，但和生产樱桃谷鸭的华英集团等上亿的产量相比，显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据了解，国内一些企业宁愿以几十元钱一只的价格引进国外优良的鸭种，而不愿培育中国自己的本土鸭。据介绍，不仅北京鸭遭到冷落，江苏的麻鸭、高邮鸭、福建四川等地的番鸭等品种都在樱桃谷鸭的市场冲击下，呈现不断萎缩的态势。
　　“本土鸭种中也有一些好品种，但往往不会宣传，不会经营，农民们因为不了解而不爱养。”业内人士担心，一旦中国的鸭子市场被“樱桃谷”垄断，不但将造成本土鸭种的减少，还可能由于因为丧失鸭种源头的控制能力而使中国在整个鸭子的产业链中处于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樱桃谷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新闻视界
　　中国物种资源的“萎缩”与“流失”
　　调查显示：只有10%的老品种在继续生产，90%左右的品种都在逐渐消失
　　“何止是鸭子，中国老百姓所最为倚重的几个重要畜禽物种都已经是外来者的天下。中国人吃的肉鸡中，从美国引进的AA、艾维因、罗斯308等外国品种就占了总量的60%，据北京畜牧研究所的专家估计，去年引进的祖代种鸡就有65万套之多，按每套近百元的价格计算，成本为6000多万元。”
　　再如奶牛，国内奶牛只有一种——贺斯坦牛，也叫黑白花牛。
　　“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进这些外国牛时，中国还没有肉牛、奶牛的概念。”北京畜牧研究所的牛遗传育种室主任许尚忠向记者介绍说，之前中国的牛都是“役用牛”，牛这种动物在中国既是用来干活的生产资料又是提供肉食的生活资料。
　　引进国外的西门达尔牛等品种之后，通过和本土的黄牛、秦川牛等杂交，来满足中国人对牛肉迅速增长的消费需求。但是到现在，中国牛的繁育体系仍然没有彻底解决，一直保持着每年15%的引种率。
　　畜禽物种的萎缩
　　据专家介绍，现在快长型的畜禽品种早已国际化，且适合于资金、技术密集型的集约化经营，在这些品种上我们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大多数育种公司的繁育体系中的核心种畜禽资源长期依赖进口，处于“引种→维持→退化→再引种”的恶性循环之中，都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而伴随着这些外来畜禽物种的不断扩张，中国本土的物种资源正在面临急剧萎缩的危险局面。
　　“中国现在有700多个畜禽品种，有200多个是国外引进的，400多个是中国自有的，但品种都比较老。现在真正的畜牧业生产大部分都是引进品种，比如荷兰奶牛等。而我们所做的调查显示，本土的老品种比如宁夏滩羊、关东驴等都不是主要的生产品种，数量很少，不断萎缩，只有10%的老品种在继续生产，90%左右的品种都在逐渐消亡，都不用了。”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薛达元对记者说。
　　牛、猪、鸡的一些著名良种日愈混杂、趋于泯灭，情况危急。其中以猪的品种资源流失最为严重，鸡的品种次之。我国著名的“九斤黄鸡”、“狼山鸡”，现在只有到俄罗斯、美国的养殖基地才能找到。
　　长期以来，“重引进、轻培育”的做法使得引入品种不断取代本国的优良地方品种，我国畜牧业发展越来越依赖外国。就连疫病都国际化了，“过去中国的猪哪有什么‘蓝耳病’啊，还不是从外国‘引进’的？”许尚忠感叹说。
　　生物遗传资源的流失
　　“如果我们把视野从动物畜禽物种扩大到整个中国生物界，会发现中国遗传物种资源一个更为普遍的严峻事实。华南虎就不用说了，那是环境退化的结果，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一个更为宏大的课题，而我们今天还要面对的是国内外商业资本对本国物种资源的侵蚀、掠夺和破坏。” 薛达元说。
　　据了解，早在1907年，新西兰的一位叫伊莎贝尔的女校长，到湖北宜昌看望姐姐，把中国的猕猴桃种子带回新西兰。之后，当地园艺专家亚历山大培育出了第一棵新西兰猕猴桃——奇异果。现在猕猴桃已成为新西兰的第三大出口商品，占世界总产量的1/3。
　　据悉，为了维持和改良猕猴桃的品质，目前，新西兰仍在中国源源不断地收集猕猴桃野生资源。相比之下，中国为了抢占市场，在过去的几年中，因为片面追求产量，人工栽培的高产猕猴桃品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植物品种，野生的中华猕猴桃和大别山猕猴桃变得极为稀有，有些品种甚至濒临灭绝。
　　而据专家介绍，遗传物种资源保护之所以引起中国政府高层的警觉，正是由于中国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使馆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些国家对中国遗传物种资源的收集和重视。
　　薛达元教授，曾多次参加《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及相关谈判。
　　“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生物多样性在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及遗传多样性三个层次上都受到严重的威胁。2004年出版的《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对中国10211种动植物(其中动物5803种、植物4408种)的灭绝危险程度进行了新的评估。评估表明，中国的物种濒危情况远比过去评估的比例高，各类生物物种受威胁的比例普遍在20%～40%，特别是植物的受威胁物种比例远远超出了过去的估计，如野生大豆、野生稻等。”薛透露。
　　据了解，世界上已知的野生大豆资源90%以上分布在我国，但因为野生大豆许多特别性状对于改良大豆品质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因而成为育种与生物工程公司争夺专利权的目标。现在，作为大豆原产地的中国早已从大豆出口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产量排在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之后。去年以来，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价格飙升，引得中国整个食用油行业普遍跟随涨价，成为推高CPI的重要因素。
　　维护生物物种主权
　　“其实，自从《生物多样性公约》1993年缔结生效以来，关于遗传资源的所有、获取与共享一直是各缔约国政府和专家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薛告诉记者。
　　《生物多样性公约》强调各国对遗传资源的主权, 在其序言中，虽然 “意识到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对满足世界日益增加的人口对粮食、健康和其他需求至为重要, 而为此目的取得和分享遗传资源与遗传技术是必不可少的。”但也强调“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
　　然而, 现实的难题在于，自然界的野生生物遗传资源所有权属是模糊的，而生物遗传资源经过人工加工、修饰、转化后的产品所有权却是明晰的。
　　“这些希望就达成国际共识和消除‘生命海盗’的行为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目前世界上野生生物遗传资源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 而能够大规模利用野生生物遗传资源并从中获取产品专利的公司多在发达国家, 于是, 形成了发展中国家拥有生物遗传资源, 而发达国家拥有利用这些遗传资源而获得的专利的局面。”薛认为，输出遗传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与使用遗传资源的发达国家之间这种明显的利害冲突, 使得《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很难就遗传资源的获取与共享达成一致意见。
　　薛达元教授已经参加了多次相关的国际谈判，到现在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而以“樱桃谷鸭”为代表的众多来自中国遗传物种资源的“外国品种”正在加紧占领中国广大的消费市场，排挤和消灭更多的地方品种。
　　事实上，中国的《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有规定，外国采集中国的物种资源必须取得国家有关部门的同意，但据国家环保总局生态司蔡磊处长介绍，“这些年农业部根本没有接到过相关申请。”引种对产业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薛达元说，“追溯到公元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引进了蚕豆、芝麻、黄瓜等，几百年前引进了玉米、马铃薯、向日葵等。遗传资源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农业生产。同样的道理，丧失了优良物种也会对我们相关产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近年来，不断萎缩和流失的遗传物种资源已经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国家环保总局从2004年开始联合农业部等部门开始调查中国的物种资源，现在各领域的物种编目工作已经完成。2007年11月，《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获得国务院通过。纲要提出，到2010年要基本遏制住目前生物物种资源急剧减少的趋势。
　　蔡磊介绍，目前24个部委参与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正在制订中，“但立法不是一天两天的”蔡磊对记者说，比如在限制生物物种资源出口方面，环保总局和质检总局一直希望出台生物物种出口管理条例，但是由于操作上存在难度，目前还在运作之中。
　　新闻DNA
　　中国已形成对英国鸭种的依赖，没有自己育种能力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作为国内权威的鸭子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侯水生对“樱桃谷鸭”这个称谓本身就很反感，他一直称它们为“英国养的‘北京鸭’”。
　　侯水生告诉记者，现在全世界的白色、生长速度快的大型鸭子都是北京鸭后代，“叫 ‘Pekin-duck’，或者叫‘white-Pekin-duck ’，没有‘樱桃谷鸭’这种说法。这是中国人为了帮助英国人推广市场，起名叫做‘樱桃谷鸭’的。英国人至今还是习惯说‘樱桃谷农场养的北京鸭’”，侯水生对记者说。
　　据介绍，有人认为北京鸭是1873年鸦片战争时期首先传到美国去的，美国人把鸭蛋带到了美国，从很少的鸭蛋发展起来。后来1874年传到欧洲，首先传到了英国，此后，1888年传到日本，1925年传到前苏联。就这样，北京鸭基本上已经遍布世界。
　　侯水生这些年在很多大会上都对人们讲，应该叫英国的北京鸭、法国的北京鸭、美国的北京鸭，这样是对鸭种原始来源的一种尊重。就像中国引进的奶牛，过去叫黑白花奶牛，现在叫“荷斯坦牛”，西门达尔牛引进来之后也叫中国的西门达尔牛，尊重其源产地特征。
　　在樱桃谷农场网站的企业历史简介里，记者看到其称自己养的鸭子确为“Pekin-duck”。
　　品种的差距
　　“可以这么说，从体型、外貌上看，北京鸭和所谓的‘樱桃谷鸭’是没有任何差异的。如果拿两个剥光了毛的胴体比较，北京鸭要漂亮，因为其毛孔细腻，这是由于中英两地的气候不同造成的；从生产性能上，因为他们的选种起步比较早，而我们起步比较晚，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做；再加上人家投入大，中国投入少，所以曾经差距比较大。” 侯水生向记者介绍说，鸭种的优化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如果起步早、选种群体较大，遗传进展就会比较快，反之则会比较慢。
　　鸭子的生产性能主要包括生长速度、瘦肉率、饲料转化效率和产蛋量等，事实上，当初以樱桃谷鸭为代表的外国鸭子之所以被国内的养殖企业青睐，正是凭借这些方面的比较优势。
　　而北京鸭皮下和肌肉间脂肪含量高的特性是其作为烤鸭原料的理想品种。但人们的消费习惯在发生变化，现在瘦肉型的鸭子食品更加受欢迎。这就决定了仍然固守传统的北京鸭在这一新兴市场上先天地处于劣势。
　　观念的束缚
　　侯认为，严格来说，樱桃谷鸭在中国的大规模推广开始于1991年，而此前，虽然樱桃谷农场早在1981年就向中国输出了第一批鸭苗，但十年间却并未取得很大进展。1991年，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促成了中英两国的一批贷款合作项目，河南华英集团正是其中的养鸭项目之一，樱桃谷鸭就从那时起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借助中国合作伙伴的力量迅速扩大。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初中国的鸭子育种工作刚刚起步，和英国人的差距确实很大，所以，要满足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确实需要借助这种生产性能高的品种。”
　　侯水生强调，“引进这种樱桃谷鸭我并不反对，我并不是抱着一种保守的观念不放，毕竟是北京的鸭子出去之后再回来。如果它做得好，能促进中国的畜禽业发展，这也是何乐而不为的好事情。不过我的观点是，你可以叫英国的北京鸭，而国内这些企业不应该叫其樱桃谷鸭，因为容易给人造成‘其和北京鸭没关系的’印象。”
　　更为重要的是，多年过去之后，中国的企业已经形成了对英国鸭子的依赖习惯，没有自己育种的动力。在侯水生看来，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企业本身不懂得育种方面的技术，认为那是一个高深莫测的领域。
　　“半个世纪前就开始形成三代繁育体系的英国鸭子轻易地把众多中国鸭子养殖企业挡在了门外。”侯认为，“当时科研投入不足，囿于传统的思维模式，错失了发展选育北京鸭的良机。”有业内人士评论说，物种流失等于为国外提供科研资源，造成我国的科技落后，国外再用优良物种影响我们产业，并借知识产权保护控制我们，关键是我们对此认识不足，谈判也乏力。这说明我们在开放过程中自我价值认知、算大账的意识和手段还不足。
　　“和北京鸭相比，樱桃谷鸭生长快、瘦肉型，料肉比高。现在如果不用樱桃谷的鸭子，我们的成本会很大。如果一只鸭子多吃半公斤饲料就是多少钱啊！现在饲料价格这么高，按一斤饲料一块钱算，养7000万只北京鸭就多花7000万元。” 在北京鸭和樱桃谷鸭性能和成本-效益对比上，华英集团总经理曹家富仍然坚持：“北京鸭现在还是差远了，人家英国已经发展到一定层次了，我们甚至还没入门。”
　　曙光闲话

　　物种之惑与发展之惑
　　英国的樱桃谷鸭子引起了国人对物种资源的忧虑，其实外国禽畜物种在中国的泛滥只不过是中国物种资源危机的冰山一角，中国物种资源的危机远远不只是外国物种引进这么一个问题，用业内人士的话说，中国物种的危机就是：生物物种的丧失和流失，而这两个问题中，物种的丧失尤其严重。
　　确切地讲，中国近几十年来，物种的丧失呈急剧恶化的趋势。中国的幅员辽阔，气候差异大，地理环境复杂，生物多样性，物种资源本来十分丰富。但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原因，环境的破坏，使生物物种资源迅速减少。
　　尽管上个世纪50年代起，我们就开始进行物种资源的收集整理工作，但中国的生物物种资源还是经过了两个阶段破坏。一个改革开放前的阶段。新中国建立后，人们刚刚从战争的硝烟中走出来，还是以战争年代的观念看问题，人为地夸大了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以战争年代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披荆斩棘，战天斗地。                       
　　先是积极地为了建设的“破坏”。如1958年的大跃进，土法上马，大砍树木炼钢铁，有些地方的植被几十年后都无法恢复。而“除四害”时将麻雀列为其中之一，如北京全市人民齐出动，敲锣打鼓，摇旗呐喊，放鞭炮，甚至用冲锋枪扫射，北京城的麻雀竟然都被活活累死了。  
　　而后是消极地为了生存的破坏。“三年自然灾害”时，河南有的地方方圆几十里没有一棵树，而很多单位开着汽车架上机枪去内蒙古草原上打黄羊,几乎使中国境内的黄羊绝迹。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人们将对政治斗争的热情转化为对商品经济的渴望，“肥水快流”，一切可以变成钱的东西都是掠取的对象。生物物种的掠夺性开发也在其中。如2004年，中国的渔船保有量达35.6万艘，专业渔民有183万众，均为世界之最。而环境的破坏更是为甚，中国七大水系中46%的断面水质只能达到国家地表水三类的标准，有26%超过了四类水标准。严重污染的海面有2.9万平方公里，2006年有海面污染事件1463起，渔业损失达36.4亿元。当然还有生物物种的损失，如有300多种陆生脊椎类动物濒于灭绝，还有众多的其它动植物物种，如中药材里的雪莲、冬虫夏草濒于绝迹等。
　　当然，这么说只能反映出硬币的一个侧面，这几十年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人们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如人们膳食结构中，动物蛋白就有了很大提高。中国人均对羊肉的消费量是居世界前列。1978年中国的餐饮业营业额只有54.8亿元，但到了2006年达到5886.8亿元，不到30年竟然增长了100多倍，亘古未有之。
　　但这种发展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吗？羊肉吃得不少，但放牧过度，草原退化引起的沙尘暴更多了；鱼类蛋白摄取量增长不少，但现在渤海渔业生产水平连上世纪80年代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我们追求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也要转变呢？美国夏威夷地处太平洋中央，四面环海，但在这里吃不到鱼，因为人们怕捕鱼破坏了海底的生物（珊瑚礁等），但绝没有人认为这里的居民生活水平低。笔者看到一本介绍湖北神农架野生动的书，每当介绍完一个濒危动物后总免不了加上一句“该动物肉质鲜美，营养价值极高”。我怀疑这么多年来，人们的观念究竟进步了多少？好在前不久环保总局出台了一个《全国生物物种资源利用与保护发展规划纲要》，总算有一个亡羊补牢之举吧。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专家在线
　　应限制西方国家随意获取物种资源
　　访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薛达元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导致我国物种资源不断流失的原因是什么？
　　薛达元：中国物种的流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保护意识比较差，相关的法律体系也不健全，结果人家拿去了，申请了专利，我们自己反倒什么也没有。
　　2003年，国家领导对物种资源的流失非常关心，专门做出了批示。之后成立了由二十几个部门参加的部级联席会议，由国家环保总局牵头，主要目标是研究如何防止物种资源流失和丧失。
　　2004年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一个关于生物物种资源保护的通知，要求环保总局联合农业部、林业部等七八个部委研究物种保护的规划。从2005年年初开始研究，到2006年底，十几个部委进行了会签，提交国务院。去年12月，国务院同意由环保总局向各级政府发布实施。
　　目前这只是一个纲要性的文件，具体的保护实施细则还需要各省级政府进行研究细化，一些重要项目环保总局也会进行组织。到2020年实现规划的目标，还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经营报》：如果遗传物种的主权问题不解决，会对中国的经济带来哪些不利影响？
　　薛达元：中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拥有很多宝贵的遗传生物物种资源。现在很多外国机构在中国免费获取物种资源，而我们的政府部门毫不知情；而很多外国公司在和国内公司合作进行遗传资源开发时，中方获得的也只是很少量的利益。这对中国的经济是个重大损失。
　　《中国经营报》：世界范围内，对遗传物种资源主权的认识是怎样形成的？
　　薛达元：其实不光我们存在重视不够的问题，以前整个世界上对物种遗传资源主权的意识也没有这么重。1992年以前，还普遍认为遗传资源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既然是共同遗产就可以自由获取。
　　为什么现在又要提出主权问题呢？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严重，他们把很多遗传资源申请了专利，这意味着被拿走的遗传资源不一定能拿回来，还要花钱买，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抵制，要求在遗传资源最初被拿走之时就要签订相关协议，既然知识产权不是共同遗产，那么我的物种资源也是有主权的。
　　1993年12月25日生效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条、第16条则提出，物种遗传资源要有主权，拿走的时候要经过主权国同意，并商定利益共享条件。
　　但是，相关的协议还并没有达成，而且这个条款和其他国际公约有相抵触的地方，比如WTO下面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就不是这样规定的，它说可以申请专利，没有要取得别国同意、并注明来源等规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规定也和其不一致，所以存在一个各公约之间相互协调的问题。生物多样性公约明确提出了主权，所以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争取，限制西方国家随意获取本国的物种遗传资源。
　　《中国经营报》：你此次去日内瓦谈判的进展情况如何？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对生物遗传物种资源的保护和获取是什么态度？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应怎么样？
　　薛达元：这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为达成国际间遗传物种资源的获取和共享协议召开的第六次工作组会议。和前五次会议比较，这次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表现在谈判的大体框架已经落实到了文字上，就是说这个谈判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各国取得了一致。而以前，发达国家根本没心思跟你谈，现在至少已经缓和一些了。
　　大家的要求也都写了下来，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主要包括7个方面：达成的协议必须有强制的法律约束力；协议涵盖的生物范围不但要包括原始物种，还要包括其衍生物、传统知识等；遗传物种资源的获得要经过主权国事先知情同意；还要有资源证书，相当于一个护照，注明来源、编码等，走到哪都要带着，申请专利的时候也要带上；明确将来的惠益分享方式，可以采取货币和非货币两种方式；还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能力建设。接下来就是针对这些方面进行具体的谈判。
　　阻力主要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的反对。欧洲国家态度比较好，澳大利亚的反对态度最激烈，因为作为一个岛国，澳大利亚有很多特有型的物种资源，但是其它种类还是不多。
　　《中国经营报》：全球化的发展必然使得技术领先、生产性能优越的物种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你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薛达元：其实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2001年修订的《粮食与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建立了对优良的农业植物物种的国际共享机制，缔约国把自己优良的农业物种贡献出来，使得全世界人民受益。现在国际社会正在努力将其扩展到畜牧养殖动物物种，到时这个问题有望得到解决，畜牧养殖业物种资源也就不再依靠《生物多样性公约》来保护和协调。
　　《中国经营报》：现在中国的鸭子、鸡、牛等畜禽物种都是以洋品种为主，本土的很多物种都处于萎缩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保住我国丰富的遗传物种资源？
　　薛达元：现在只能采取两种方法进行保护，一种是建立保护种场，使其繁衍、不致灭绝；另一种是将其精子、胚胎等进行低温保存。
　　现在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提倡吃有机食品，比如土鸡、柴鸡蛋等，有回归传统物种的需求，所以需要对传统物种进行保护，否则以后找都找不到。
　　记者手记
　　被坐失的机会
　　坐在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侯水生研究员的电脑前，记者见证了现在北京填鸭的制作方法：操作人员在一台“填鸭机”前，随手抓起一只鸭子，掰开鸭嘴，把填鸭机的喂料管插进鸭子的食道，右手压操作杆把饲料直接送入。
　　从中国清代发明填鸭饲养方法以来，上述操作几乎是北京鸭唯一养殖方式。不同在于，今天有了半自动的填鸭机。
　　但侯水生研究员并不认同这种传统做法。
　　“现在老百姓普遍反映烤鸭太肥了，就是因为用的是填鸭。”而他所选育的北京鸭品种已经根据市场需求改良成了两个类型：一种是不用填食法培育出的脂肪比较厚的鸭子，适合做烤鸭；另一种是瘦肉型的鸭，适合其他多种吃法。
　　侯水生曾经屡次劝说全聚德放弃用传统填鸭法，但对方一直拒绝。这让侯水生感到：全聚德非常保守。
　　有意思的是，早在50年前，英国人也提出北京鸭太肥腻，于是也改良出了瘦肉型鸭子——就是当今的“樱桃谷鸭”。
　　随后，“樱桃谷鸭”驰骋世界，市场反应热烈。而作为其祖先的北京鸭却还囿在北京烤鸭的有限市场上，坐失了市场良机。
　　让侯水生感到着急的是，养殖北京鸭的企业，虽然多已建立起了产业化的生产模式，也有了专门的育种中心，但一直以来似乎并没有多么高的积极性去培育新的瘦肉型北京鸭品种。
　　“他们觉得有北京的烤鸭市场足够大了，每年有几百万元的收入就可以了。”侯水生每次听到企业人士的表态后都会长叹口气。
　　企业安于现状所导致的结果是，“企业没有人搞科研，而只能坐看樱桃谷鸭攻城略地，抢占正在不断增长的市场新需求，甚至就连北京鸭的市场也在被侵蚀。”侯认为。
　　孤独的侯水生总是感到无奈：他所供职的研究所的鸭场，现在仅有4000只左右鸭子，9个品系，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生产性能。但由于科研资金有限，又缺乏市场渠道等支撑，他研究的改良北京鸭项目只能靠其对外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的收入勉强维持。
　　侯水生说，对于鸭子育种的效果而言，选种规模越大越好，比如每个品系的公鸭一次应该在二三百只为佳，但现在鸭场只能提供五六十只的规模。
　　延伸阅读
　　物种资源的惠益分享是个世界范围的难题
　　遗传资源保护立法：学者的困惑
　　“中国的立场很明确——坚决支持‘惠益分享’原则。”中国民族地区环境资源保护研究所所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与自然保护分会理事长薛达元分析：“我国既是遗传资源的重要原产国和供应国，又是主要的遗传资源输入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为维护国家利益，需要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结合国情和国际背景，研究制定遗传资源保护和获取的国家战略和策略。”
　　但遗传资源立法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难题，即便是巴西这样的急先锋，关于遗传资源司法问题依然招致诸多非议。
　　中国遗传资源保护的政策框架主要由遗传资源保护的科技政策、环境政策、农业政策、知识产权政策和管理政策构成。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教授王灿发分析：“其中，遗传资源保护的科技政策主要是科技部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科技促进行动（2006－2010年）》的通知和科技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十一五’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两个通知的核心内容是，支持开展生物遗传资源的战略研究、现状普查和保护与开发工作；建立不同区域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高生物遗传资源利用效率；围绕不同生态环境生物遗传资源分布，进行我国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区布局与规划。”其余各项政策也都在相关领域提出规范和立法。
　　中国遗传资源保护的政策框架也已明确，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诸如《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构成。
　　虽然看上去覆盖面已经很广，但王灿发依然认为中国遗传资源保护立法存在问题。他说：“目前，国内没有专门的遗传资源保护和惠益分享的国家政策；缺乏遗传资源保护和惠益分享的综合性立法；遗传资源法规体系不健全；缺乏对遗传资源保护和惠益分享的统一的管理机构；管理制度和措施不全面。”
　　遗传资源管理立法，首先要界定生物遗传资源，即生物遗传资源是什么。然后是生物遗传资源的所有权，生物遗传资源属国家所有，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此外，还需要建立一个交费制度。外国生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用单位利用非正当途径获取的中国生物遗传资源开发的产品，在中国销售，也应当向国务院指定的机构缴纳生物遗传资源费。”王灿发说。
　　其实，早在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强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管理的通知》中就强调，要抓紧对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管理的立法，建立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制度。
　　但是，薛达元认为，立法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挑战。首先是遗传资源权益的法律地位，如遗传资源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事先知情同意权等。需要从法律上保证生物资源的权利人能够禁止任何人未经许可地获取或使用生物资源，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已超出所有权的范畴，似乎需要单独立法，由国家拥有特殊权力并发布遗传资源获取许可。
　　在遗传资源获取方面，涉及国内和国外机构或个人的获取是否应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国家能否针对不同的对象制定不同的政策；在惠益分享方面，不仅形式和分配方式等需要共同商定，谁代表资源提供者享受惠益也存有争论，比如，国家、机构、社区和个人在保存遗传资源方面可能都有较大贡献，但因为资源保存过程十分复杂，在历史进程中谁的贡献最大很难说清楚，在
　　技术鉴定上也有限制。
　　王莉萍 张其瑶
　　新闻背景
　　《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颁布
　　锁定12个重点领域、10个优先行动和项目
　　为了进一步加强生物物种资源保护，扭转生物物种资源管理面临的被动局面，并推进生物物种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国家环保总局最近颁布了《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生物物种资源”指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物种以及种以下的分类单位及其遗传材料，除了物种层次的多样性，还包含种内的遗传资源和农业育种意义上的种质资源。“遗传资源”是指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基因和DNA水平)的材料；“种质资源”则是指农作物、畜、禽、鱼、草、花卉等栽培植物和驯化动物的人工培育品种资源及其野生近缘种。
　　目前，生物物种资源的拥有和开发利用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对生物物种资源的过度开发、外来物种的引进、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原因，我国生物物种资源丧失和流失情况严重。
　　为此，《纲要》提出，要使用现代科学技术和适用传统知识，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物种及其栖息环境，持续利用生物物种及其遗传资源，公平分享因利用生物物种及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产生的惠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纲要》明确指出，国家对领土内分布的生物物种资源拥有主权，提倡依靠科学进步和科技手段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物种资源，采取分阶段和分级保护，确保最重要和最受威胁的生物物种资源得到优先保护，重视各利益相关方的协调与充分参与。力争通过5年～10年时间，有效遏制因人为因素造成的生物物种资源急剧丧失趋势，从而基本控制生物物种资源的丧失与流失。到2020年，生物物种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纲要》首次确定了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农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等12个保护与利用的重点领域，并确立了生物物种及遗传资源的查明与编目、生物物种资源移地保护与种质资源库建设等10个近期优先行动领域与优先项目。
　　为保障这些项目的顺利开展，《纲要》认为，应进一步发挥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在《纲要》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强调部门之间的支持与合作；应建立适合市场经济的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政策体系，引导对生物物种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应对列入国家保护名录和国际公约保护名录的动植物种的贸易实行严格的市场管理。此外，对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加大执法力度、提高人力资源能力保障水平等几个方面，《纲要》都提出了新要求。王馨睿
　　追踪报道
　　编者按
　　国航阻击东航引资的案例已经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经典。“本为同根生”的央企在面对企业未来发展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从引入外资到同门阻击，这场商业战争的背后是否体现了政府意志的转移？在中国企业未来的商业环境中，它又提供了哪些可供借鉴的经验？本报推出《东新恋被否：西方并购策略的央企试验》特别报道后，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洪、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高级分析师贺军等纷纷表达了他们的观点。欢迎读者继续关注，来稿请发至Sunchen@cbnet .com.cn。
　　盛洪：警惕垄断取向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看待东航股权争夺事件？
　　盛洪：我认为我们应该警惕的是垄断。本来国内民航市场就是以三大集团为主，这已经是强寡头垄断了，如果国航竞购成功，那么市场中的竞争者就更少了。根据民航总局统计，国航的市场占有率已达28.5%（2005年）；在北京这样的航空枢纽，国航的客运市场占有率为43.8%，货邮市场占有率更达51.8%（2006年）。如果并购了东航，中国民航市场的垄断程度就会更高。现在我们看到的取消航班、航班延误、服务态度恶劣的情形比比皆是。国航的服务在国内确实是领先的，但是也存在店大欺客的情形。如果有一天国航真的并购了东航，消费者选择航空公司的余地就更小了。
　　这种取向是一种垄断取向，不是好的取向。有人认为如果国航并购东航或者形成持股关系，可以避免国内航空业的竞争，这是从垄断企业的角度看。然而国内的航空业竞争激烈恰恰是一件好事情，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的。
　　如果是新航竞购东航股份的话，结果应该是更好。新航是国外的公司，它并购东航没有加剧国内航空业的垄断程度。如果新航进来，这将会增强东航的竞争力。
　　现在我基本都选择国航，不是因为国航没有缺点，而是因为没有比国航更好的。我认为新航的服务比国航更好，如果新航能入股东航，这在将来就增加了我的选择余地。
　　《中国经营报》：中央政府2002年实施了一次以行政划拨方式对国内航空业的重组，政府选定了几家公司作为了市场的竞争者。当然，外界对于那次重组褒贬不一。此次，国航是以市场化的方式公开来竞购东航的股份。你怎么看这起并购对航空业的影响？
　　盛洪：2002年的重组有很大问题，不仅手段有问题，而且目标有问题，它增加了市场的垄断程度。比较而言，通过市场操作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果市场交易的结果会导致更强的垄断时，我们就要警惕，因为垄断会损害消费者，也会降低效率。对于垄断，政府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这是它的义务。反垄断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中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国家也不例外。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看到市场的交易形成垄断，我们必须警惕垄断。并不是所有的并购行为都是好的，政府应当对可能形成垄断的市场行为加以制止。
　　《中国经营报》：有人在呼吁中国民航业需要寡头，国资委也在强调产业集中度。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产业集中度？
　　盛洪：国资委的任务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但国有资产的市场价值最大化也有可能是通过垄断来实现的。但这不是社会的最大利益。垄断会牺牲消费者利益，会导致社会效率的降低。所以在这时只讲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没有意义的。严格意义上来讲，国企的利益应该服从整个社会的利益。
　　决定这个交易的不能是国资委，应该是由政府设置的管制垄断的部门。
　　《中国经营报》：谁来代表社会的利益？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如何兼顾？
　　盛洪：当然政府应该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我国的《反垄断法》已经出台，也应该具备实施的条件。但在《反垄断法》中规定的实施机构是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它似乎并不具备直接操作的功能。在美国，有些并购是要经过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和国会的公平交易委员会审批的。这种安排可以为我国所借鉴。类似东航的股权交易案件该由谁来批准，该不该依据法律去申请等等，这些问题目前都无从知晓。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对垄断行为或导致垄断的行为提起诉讼和进行干预的制度化安排，应该推动政府去建设这个职能。
　　民航总局显然是不能够代表社会的最大利益。照理来讲，民航总局应该是一个超越的机构，但它的行为告诉我们民航总局只是一个行业管理机构，它是追求民航企业利益最大化的。
　　《中国经营报》：中国民航业需要外资吗？
　　盛洪：外资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民航业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行业，它具有战略和军事意义，所以外资不能完全地自由进入，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外资进入。像新航这样的公司，如果与东航结成联盟，是可以将其服务和管理注入到东航。相对于海航引入索罗斯基金，那只是财务上的融资，新东结盟可能会更积极一些。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目前资本市场上的货币充足并不缺钱。但确实是有些外国的服务、管理和理念，对中国民航业来说是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引进的外资是可以在这些方面弥补国内航空公司的不足，又不造成行业垄断的话，我认为是可行的。但是，毕竟外资就是外资。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外资来收购国内航空公司的股权，但是我们需要特殊的法定程序，需要政府机构来审查并购案是否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构成了威胁。股权并购的技术层面可由企业和市场来判定。
　　《中国经营报》：此前所公开的每股3.8港元的标准是否是低估，甚至是贱买国有资产？
　　盛洪：关于股价的定价，我们应该看到要约价格与原来的市场价格是偏离不远的，目前的股价是消化了股权交易的利好消息后形成的市场价格。中小股东投了反对票，这就是市场决定的。新航不是不能调整目前的股价的。但如果价格高得新航不能接受，国航的并购也被限制，这些股东也要考虑是否要价过高。
　　政府要尊重市场，但面对垄断不能袖手旁观。国航和新航的并购都属于市场的行为，但是也有市场失灵的时候。哪一种并购增加了垄断程度，政府就要干预哪种并购交易。
　　《中国经营报》：你对此并购案件的未来作如何判断？
　　盛洪：原则上来说，几大航空公司之间不应交叉持股，因为可能让寡头之间形成合谋。这至少要在我国形成惯例。雅科卡说，他担任福特公司总裁时，都不敢与通用公司总裁一起吃饭，怕别人说他们在合谋。
　　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这个事件的走向很有可能由垄断利益集团左右。但是我们应该建立起一个制度来约束这样的行为，我们应该推动政府在制度上的建设。
　　本报记者 程涛采写整理
　　贺军：市场化的一个转折
　　《中国经营报》：国航搅局“东新恋”引起了广泛关注，它身上有哪些商业特征，让它具有这么高的“眼球吸引力”？
　　贺军：这个案例中体现了各方利益的纠葛，比如国航和东航两大央企之间的利益，东航引资新航及淡马锡的外资利益，再加上二者都是上市公司，又涉及到众多持有股票的机构利益。不久前，中国航空业二次重组的呼声也沸沸扬扬，各种因素放在一起，就形成了市场对这个案例的高度关注，具备了争论的戏剧化。
　　而且国航在这个案例中采用了市场化的操作手段，这种方式在过去比较少见。事实上，东航引入外资在国企改革中是很受欢迎的方式，比如建行引资战略投资者的案例，为什么这次东航的做法不灵？我认为与政策面的态度有关系。国资委的态度一开始犹豫不决，同为央企的国航和东航，就好像两个儿子向家长争取支持。那时国资委是不希望国航干涉其中的，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国资委的态度变为了中立，提倡市场化手段。这个表态看似中立，其实是为国航的介入开了一个绿灯，所以国航以更高的收购价格提出了方案。
　　《中国经营报》：从反对到默许，国资委的态度对中国民航业的走势有何影响？再加上国航前董事长李家祥出任民航总局代局长，他在国航任职期间一直提倡“超级承运人”概念，这是否意味着民航业将提倡“规模发展”的道路？
　　贺军：国航阻击东航引资的背后，反映了中国航空市场中保持竞争态势是一种选择，而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参与竞争恐怕更为重要。目前中国民航的竞争力比较弱，打个比方，在中美航线上国航的返航航线经常坐不满旅客，但国外对于中国航权的开放并没有放松。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开放双方的航权是对话中的重要领域。中国民航业受到这种外来的压迫式竞争，与国内市场的竞争相比，政府决策层的角度就会有所偏颇，倾向于在国内培养一个大规模的全球化航空公司。
　　李家祥升任民航总局代局长也反映了这个问题，他的履新不但是因为在职期间国航业绩发展很好，更因为在国航期间他展示了国企领导人的强势魄力。典型的例子就是国航与国泰航空的交叉持股的谈判中，双方争执最为激烈的就是各自的股价。国泰要求以H股市场原IPO价格2.98港元认购国航的增发股份，而国航则将这一价格抬到了3.8港元。不仅如此，还要求将国航认购国泰股权的价格由原来的15港元降低为13港元。经过几轮谈判，国泰以妥协告终，双方股价一升一降之后，国航的腰包里多了20多亿元。在话语权不多的时候为国企争取利益，我认为李家祥这种魄力是他得以出任总局代局长的原因之一。
　　《中国经营报》：国航阻击的特殊之处在于采用了市场化的操作手法公开竞购，这场商业战争的背后是否体现了政府意志的转移？是否可以看做是中国商业环境的一个转折信号？
　　贺军：以往国有企业的命运往往是政府发话决定的，行政式操作最为普遍。此次国航的行为中政府干预很少，可以说国家对国航的行为基本认可，而国航也采用了市场化的语言来表态，比如以5港元/股的价格来竞购东航，让所有投资者都听得懂。这在中国市场上确实是一个转折，回顾历史上的大并购，有外资竞购的案例，比如新桥集团收购深发展；也有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竞购案例，比如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像国航与东航这样发生在本土国有企业之间的竞购确实是一个转折。这里面也蕴涵了政府意志的转变，毕竟谈到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还是要体现到实实在在的企业身上。以往国企改革负担重，希望引入外资力量来推动改革；但现在国企改革的阶段已经过去，进入了深化改革的层面，在这一阶段焦点将转向如何提高中国企业的抗击打能力，如何提升企业规模以参与全球化竞争。我相信，在宏观面的变革格局订下来之后，产业中政策层面的微妙变化是下一个热点，比如钢铁等能源基础性行业，和汽车、电信、民航这样的行业都将执行这种政策变化。
　　《中国经营报》：且不论国航最终的成败输赢，从它出手竞购东航至今，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有什么值得借鉴和学习的经验吗？
　　贺军：竞购东航是国航整体在战略谋篇，它希望通过并购手段扩大规模，强身健体。这是一个信号，代表着国企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考虑战略意义，并可能由此带动商业环境的变化。其次，参与产业重组的过程中，如何利用市场化行为来公开竞购也是很值得探讨的，它涉及到市场的接受程度，如何巧妙的运用市场化语言和操作手段来达到目标，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最后，国企并购离不开政府支持，决策层的态度在整个过程中非常重要，因此进行政府公关和运作的能力也很重要。中国物种主权：正在丢失的“领土”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李宾、张曙光 2008-2-4




　　编者按
　　在瑞士日内瓦关于物种主权谈判的前夕，本报记者以曾经源于中国鸭种、经过英国人优化繁育后又从英国“杀回”中国市场的樱桃谷鸭为例，深入调查，发现了英国鸭成功占领中国市场的秘密。
　　所谓物种主权，是指国家对领土内分布的生物物种资源拥有主权。但对待这类战略资源，我们尚缺乏相应的保护意识。事实上，不仅仅是鸭子，还有大豆、猕猴桃等众多的中国生物物种早已因我们对物种资源的漠视而被某些发达国家蓄意掠夺盗取，难以追究。
　　发达国家一直开发利用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 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从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获取暴利。
　　然而我们对此一直没有足够的警惕。
　　一线调查
　　发达国家正在掠夺和盗用发展中国家的物种资源
　　樱桃谷的图谋
　　2008年1月23日，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会议中心。
　　一场关于生物物种主权的国际谈判正在激烈进行。“多年来，中国一直是遗传资源的提供国，和巴西、哥伦比亚、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立场一致，中国主张以有强制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来对抗发达国家对遗传物种资源的掠夺和盗用。” 代表中国出席“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会议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薛达元，向与会的发达国家代表们力争着中国的物种主权。
　　薛达元所参加的这场谈判是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如何公平合理地分享由物种资源使用所产生的利益问题。但据介绍，谈判离达成利益分享的共识还很遥远，“美国、日本及欧盟等‘遗传资源使用国’强烈反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保护遗传资源条约’, 双方的立场相当对立。”薛说。
　　在与日内瓦会议现场万里之遥的中国北京和平里地区的京客隆超市里，薛据理力争的物种主权正在遭受冲击。
　　在这家超市熟肉专柜最显眼的地方，近十个品牌的袋装“北京烤鸭”被整整齐齐地码放着，消费者们正驻足挑选。但人们不曾留意的是，很多“北京烤鸭”所烤的并非人们耳熟能详的传统“北京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来自英国的鸭种——“樱桃谷鸭”。甚至享誉中外的中华老字号“全聚德”也不例外。
　　记者从国内一家大型禽业集团以及全聚德袋装烤鸭生产基地求证获悉：很多真空袋包装的“全聚德”烤鸭，实际上烤的就是上述英国鸭子。
　　据专家介绍，更令人们吃惊的是，这些英国“樱桃谷鸭”的祖先就是中国的“北京鸭”。但如今，英国鸭子正凭借着低廉的价格和更符合现代人口味的优点，大肆抢占中国的禽鸭市场。
　　“英国鸭”谋占中华
　　在中原腹地的河南省潢川市，中国与英国合资的“华英集团”如今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樱桃谷鸭”生产基地。
　　1月12日，“华英集团”总经理曹家富告诉记者，他刚刚和南京桂花鸭集团公司签订一份“唯一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南京“盐水鸭”的代名词、年销量超过1000万只的南京桂花鸭集团，今后只能使用英国“樱桃谷鸭”为鸭肉原料。
　　据了解，南京地区消费的咸水鸭过去用的是当地产的麻鸭，一年能消费几千万只，而现在80%以上都用樱桃谷鸭。因为这种鸭子生长期短、成本便宜，30天就可以送去屠宰了，而当地的麻鸭需要等70天。
　　据了解，上海的“汇丰”、河南“双汇”、南京的“雨润”等众多全国知名肉制品加工品牌，也在用樱桃谷鸭生产“盐水鸭”、“樟茶鸭”、“酱鸭”。在中国大部分城市的超市里，越来越受欢迎的“分割鸭熟食制品”（即把鸭脖、鸭掌、鸭翅等分割开来制成的食品）也在以樱桃谷鸭为原料。
　　“现在，华英集团每年可以提供3亿只商品肉鸭的鸭苗。”曹家富说，华英集团的鸭苗几乎占了整个中国樱桃谷鸭年出栏量的1/3。
　　不仅如此，华英集团的樱桃谷鸭鸭苗目前在全国市场供不应求，很多地方正在把发展樱桃谷鸭养殖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有效手段而大力推广。
　　记者在Google网站上搜索“樱桃谷鸭”，发现有187000 个相关结果，类似“××，打造全国樱桃谷种鸭大县”、“樱桃谷鸭成为××农民的致富新项目”、“樱桃谷鸭——××省农业主推品种”的标题比比皆是。
　　据了解，除华英集团外，山东乐港集团、六合集团以及内蒙古赛飞亚集团等也都是国内知名的大型“樱桃谷鸭”养殖企业。他们的产能也在不断扩大，以六合集团为例，该集团目前年产已达2亿只鸭苗，正在挑战华英集团的樱桃谷鸭“鸭王”地位。
　　英国的樱桃谷鸭已经成为中国市场上的主流品种。
　　“樱桃谷”的战略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英国“樱桃谷”农场是一个极为陌生的机构。
　　据了解，这家成立于1958年的农场，位于英国宁静的林肯郡东北部郊区罗斯维尔（Rothwell）小镇上，因其周围有成排的樱桃树围绕而得名。
　　据其网站上的资料介绍，上世纪50年代末，一个叫“J·尼克森”的农场主开始组织团队研究鸭子的养殖问题。他们所做的市场研究发现，很多英国人喜欢吃用北京鸭做成的烤鸭，但是都觉得当时的烤鸭品种太肥腻。如果能提高鸭的瘦肉率，肯定会成就一个巨大的市场。于是一个多学科人才组成的团队开始聚集在“樱桃谷”，专门研究北京鸭的育种问题。
　　通过长年的遗传选择试验，英国人培育出了生长快的瘦肉型鸭子，很快成为英国种鸭出口的佼佼者。1984年和1994年，英国女王先后两次为“樱桃谷”农场颁发“女王勋章”，以表彰其在英国出口贸易领域的贡献。如今，全世界每年要消费超过25亿只“樱桃谷鸭”。
　　然而，这样一家赫赫有名的农场在中国的常设机构却非常低调。1月23日，记者来到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城，在一条显得有些零乱的街道上，记者终于找到了英国樱桃谷农场在中国设立的唯一一家独资公司——樱桃谷农场（香河）有限公司。
　　在一排沿街建造的两层楼里，占据着一个不起眼的“门面”，这家赫赫有名的公司竟被两旁的杂货商店、电动车店夹在中间，只是在其卷帘门上方红色标牌上标示着樱桃谷农场那只衔着一颗樱桃的鸭子形象，以及“Cherry Valley”字样。
　　香河县工商局的工商资料显示，这家在廊坊市注册的英资公司，注册资本仅为80万美元，法人代表的名称为“Richard S. Bird”，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
　　负责该公司日常业务的陈姓经理拒绝接受采访。但该公司员工表示，该公司以提供鸭苗为主营业务。
　　但据记者了解，樱桃谷农场在香河设立的这家育种公司，并不是其在中国的市场开拓者。真正的开拓主力是河南华英集团、山东乐港集团、六合集团等。每年大约9亿只英国“樱桃谷鸭”鸭苗通过这些中国公司培育，输送到中国市场以及国际市场。
　　据河南华英集团曹光富介绍，华英集团和樱桃谷的合作开始于1991年，所有樱桃谷种鸭一直是直接从英国进口的。
　　 “刚开始我们买他们的鸭苗，成本很高。其一只‘父母代’鸭苗空运过来的价钱大概是70多元，加上保险费用等，到我们工厂时差不多一只要90元成本。”曹家富介绍。
　　曹所说的“父母代”是现代鸭子生产的一个育种环节。在育种过程中，鸭子一般要从“原种”（最早的那只性能优良的种鸭），经过“祖代”、“父母代”两代培育，产生出“商品代”（供市场流通），才能被屠宰加工，变成食品。其中最珍贵的是“原种”，所有优良性能都集中在这一代，樱桃谷鸭的原种正是源于北京鸭，但这样的原种是绝不允许出口到中国的。
　　1998年4月，为了加大市场推广力度，华英集团与英国樱桃谷农场合资组建河南华英祖代种鸭有限公司，引进祖代“樱桃谷鸭”，华英集团的育种成本下降到20多元一只。自此，华英集团的市场飞速扩大，达到了每年提供3亿只鸭苗的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其他各大养鸭企业也在积极引进祖代鸭苗，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据报道，2006年3月苏州众诚鸭业集团公司与英国樱桃谷农场合资建立了“苏州众英种鸭(祖代)有限公司”，先后花39万英镑（约合585万元人民币）从英国樱桃谷农场引进了8400只樱桃谷祖代种鸭。
　　而在2005 年至2007年间，六和集团与英国樱桃谷农场合作在山东省乳山市先后投资4800万元建成六和樱桃谷祖代鸭场，引进56000只樱桃谷祖代鸭。
　　有业内人士计算，中国每年从英国进口樱桃谷种鸭的代价大约是2亿元人民币。
　　业内人士透露，出售种鸭只是樱桃谷农场开拓中国市场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们还积极寻求和中国的大型养殖加工集团合资经营熟食等深加工项目，分享市场收益。
　　以华英集团为例，2004年底，樱桃谷农场与其联手，组建了华英樱桃谷食品有限公司，进行精深加工的熟食生产，总投资1575万美元，年生产熟鸭能力可达6万吨，实现产值达8.5亿元。
　　“其实，樱桃谷农场在中国的合作项目不可胜数，你看到的华英只是有代表性的一个。”一位业内人士说，“他们非常清楚，全世界每年消费的鸭子中，中国市场占了70%，这实在是个太庞大、太诱人的市场了。”
　　该人士认为，低调的樱桃谷农场，凭借和中国公司的合作，正在将中国变成“樱桃谷鸭”的生产基地，快速的占领中国以及世界市场。据介绍，现在仅华英集团生产的樱桃谷鸭食品中，有40%出口到日本、韩国、欧洲等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至今，中国人依然没有得到樱桃谷鸭优秀的原种。
　　充满吸引力的商业模式
　　业内人士介绍，樱桃谷农场之所以选华英集团等大型养殖企业合作，是因为这些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公司+基地+农户”的推广方式，保证了樱桃谷鸭顺畅地进入中国市场，为农民们所接受。
　　河南省潢川县鸭农吴建国向记者透露，2007年，因为养樱桃谷鸭，他赚了40多万元。
　　2004年开始养殖鸭子的吴建国，如今已经买下了最初由华英集团投资兴建的一个养殖小区。
　　“潢川的鸭场已经基本饱和了。光山县的养殖密度还比较小，下一步还要扩大。”吴建国对记者说，他已在邻近潢川的光山县建了4个养殖场，面积都在3000平方米以上。
　　吴建国透露：“鸭苗、饲料必须用华英集团提供的，长大的鸭子也必须交给华英集团。”这是当初的合同规定好了的，包括回购的价格。
　　吴认为，樱桃谷鸭在市场上销得快，鸭农的利润能得到保证，“养殖户觉得有保障，比较稳当，所以比较愿意养华英的鸭子。”
　　为了推广来自英国的樱桃谷鸭，华英集团设计了与农户合作的 “五保一扶一优”原则：
　　“五保”，即保证提供合格的鸭苗，保证提供足量的全价系列鸭饲料，保证提供全程的技术服务，保证按时按价回收商品成鸭，保证养殖农户在任何市场行情下尤其是市场价格下跌时有一定的养殖纯利润；“一扶”，即对鸭苗、饲料、鸭场建设所需资金进行扶持；“一优”，即养殖农户用现金购买鸭苗和饲料时，给予一定的优惠让利。
　　吴目前正养着70000只鸭子，按每年养9批计算，每年的出栏量能达到63万只。当地农行刚刚到他那里考察过，准备向他提供由华英集团作担保的低息贷款，贷款的规模达数千万元。
　　没有把养鸭当主业的潢川县农民罗洪岭认为，养鸭不耽误农活是一大好处。从1992年就开始养樱桃谷鸭的罗洪岭，现在一年的鸭子出栏量有三四千只，每只鸭子的纯利润在1.5~2元之间，按照一年养9批计算的话，每年的纯收入有5万~6万元。他介绍，这种收入水平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潢川，已经相当不错了。
　　据介绍，截止到目前，潢川及周边县市先后有10多万人通过养樱桃谷鸭直接受益，年人均收入6000元以上，户均收入2万元以上，受益农户占全县脱贫农户的20%以上。
　　“要想发，养洋鸭，”成为当地广为流传的口头禅。毫无疑问，樱桃谷鸭对潢川的经济发展和潢川人的生活水平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华英集团则已经发展成为总资产近10亿元，拥有46家下属企业的大型养殖企业，其资料显示，截止到2006年年底，共完成产值119.2亿元，实现利税4.2亿元，出口创汇1.8亿美元。樱桃谷成功地实现了多赢的商业模式。
　　节节败退的中国鸭子
　　眼看着这些年樱桃谷鸭在中国“纵横驰骋”，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鸭子专家侯水生忧心忡忡。
　　这位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专门研究鸭子的专家，一直以来都在为北京鸭的培育发展奔走呼吁，结果并不令他乐观。
　　“是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帮助樱桃谷鸭迅速做强了。”侯认为。
　　据侯水生介绍，土生土长的北京鸭长久以来一直局限在满足烤鸭需要，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食品习惯也在发生变化，现在口感不肥不腻的鸭子需求量逐渐大增。
　　“目前北京鸭的养殖还只是主要集中在北京周边地区，北京鸭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还不到10%。” 拥有国家级重点北京鸭育种场的北京金星鸭业集团总经理张燕平说。
　　金星鸭业集团虽然近年产销量也在上升，截至2007年，其种雏鸭年销售量近45万只、商品鸭年出栏达到620余万只，但和生产樱桃谷鸭的华英集团等上亿的产量相比，显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据了解，国内一些企业宁愿以几十元钱一只的价格引进国外优良的鸭种，而不愿培育中国自己的本土鸭。据介绍，不仅北京鸭遭到冷落，江苏的麻鸭、高邮鸭、福建四川等地的番鸭等品种都在樱桃谷鸭的市场冲击下，呈现不断萎缩的态势。
　　“本土鸭种中也有一些好品种，但往往不会宣传，不会经营，农民们因为不了解而不爱养。”业内人士担心，一旦中国的鸭子市场被“樱桃谷”垄断，不但将造成本土鸭种的减少，还可能由于因为丧失鸭种源头的控制能力而使中国在整个鸭子的产业链中处于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樱桃谷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新闻视界
　　中国物种资源的“萎缩”与“流失”
　　调查显示：只有10%的老品种在继续生产，90%左右的品种都在逐渐消失
　　“何止是鸭子，中国老百姓所最为倚重的几个重要畜禽物种都已经是外来者的天下。中国人吃的肉鸡中，从美国引进的AA、艾维因、罗斯308等外国品种就占了总量的60%，据北京畜牧研究所的专家估计，去年引进的祖代种鸡就有65万套之多，按每套近百元的价格计算，成本为6000多万元。”
　　再如奶牛，国内奶牛只有一种——贺斯坦牛，也叫黑白花牛。
　　“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进这些外国牛时，中国还没有肉牛、奶牛的概念。”北京畜牧研究所的牛遗传育种室主任许尚忠向记者介绍说，之前中国的牛都是“役用牛”，牛这种动物在中国既是用来干活的生产资料又是提供肉食的生活资料。
　　引进国外的西门达尔牛等品种之后，通过和本土的黄牛、秦川牛等杂交，来满足中国人对牛肉迅速增长的消费需求。但是到现在，中国牛的繁育体系仍然没有彻底解决，一直保持着每年15%的引种率。
　　畜禽物种的萎缩
　　据专家介绍，现在快长型的畜禽品种早已国际化，且适合于资金、技术密集型的集约化经营，在这些品种上我们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大多数育种公司的繁育体系中的核心种畜禽资源长期依赖进口，处于“引种→维持→退化→再引种”的恶性循环之中，都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而伴随着这些外来畜禽物种的不断扩张，中国本土的物种资源正在面临急剧萎缩的危险局面。
　　“中国现在有700多个畜禽品种，有200多个是国外引进的，400多个是中国自有的，但品种都比较老。现在真正的畜牧业生产大部分都是引进品种，比如荷兰奶牛等。而我们所做的调查显示，本土的老品种比如宁夏滩羊、关东驴等都不是主要的生产品种，数量很少，不断萎缩，只有10%的老品种在继续生产，90%左右的品种都在逐渐消亡，都不用了。”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薛达元对记者说。
　　牛、猪、鸡的一些著名良种日愈混杂、趋于泯灭，情况危急。其中以猪的品种资源流失最为严重，鸡的品种次之。我国著名的“九斤黄鸡”、“狼山鸡”，现在只有到俄罗斯、美国的养殖基地才能找到。
　　长期以来，“重引进、轻培育”的做法使得引入品种不断取代本国的优良地方品种，我国畜牧业发展越来越依赖外国。就连疫病都国际化了，“过去中国的猪哪有什么‘蓝耳病’啊，还不是从外国‘引进’的？”许尚忠感叹说。
　　生物遗传资源的流失
　　“如果我们把视野从动物畜禽物种扩大到整个中国生物界，会发现中国遗传物种资源一个更为普遍的严峻事实。华南虎就不用说了，那是环境退化的结果，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一个更为宏大的课题，而我们今天还要面对的是国内外商业资本对本国物种资源的侵蚀、掠夺和破坏。” 薛达元说。
　　据了解，早在1907年，新西兰的一位叫伊莎贝尔的女校长，到湖北宜昌看望姐姐，把中国的猕猴桃种子带回新西兰。之后，当地园艺专家亚历山大培育出了第一棵新西兰猕猴桃——奇异果。现在猕猴桃已成为新西兰的第三大出口商品，占世界总产量的1/3。
　　据悉，为了维持和改良猕猴桃的品质，目前，新西兰仍在中国源源不断地收集猕猴桃野生资源。相比之下，中国为了抢占市场，在过去的几年中，因为片面追求产量，人工栽培的高产猕猴桃品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植物品种，野生的中华猕猴桃和大别山猕猴桃变得极为稀有，有些品种甚至濒临灭绝。
　　而据专家介绍，遗传物种资源保护之所以引起中国政府高层的警觉，正是由于中国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使馆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些国家对中国遗传物种资源的收集和重视。
　　薛达元教授，曾多次参加《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及相关谈判。
　　“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生物多样性在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及遗传多样性三个层次上都受到严重的威胁。2004年出版的《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对中国10211种动植物(其中动物5803种、植物4408种)的灭绝危险程度进行了新的评估。评估表明，中国的物种濒危情况远比过去评估的比例高，各类生物物种受威胁的比例普遍在20%～40%，特别是植物的受威胁物种比例远远超出了过去的估计，如野生大豆、野生稻等。”薛透露。
　　据了解，世界上已知的野生大豆资源90%以上分布在我国，但因为野生大豆许多特别性状对于改良大豆品质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因而成为育种与生物工程公司争夺专利权的目标。现在，作为大豆原产地的中国早已从大豆出口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产量排在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之后。去年以来，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价格飙升，引得中国整个食用油行业普遍跟随涨价，成为推高CPI的重要因素。
　　维护生物物种主权
　　“其实，自从《生物多样性公约》1993年缔结生效以来，关于遗传资源的所有、获取与共享一直是各缔约国政府和专家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薛告诉记者。
　　《生物多样性公约》强调各国对遗传资源的主权, 在其序言中，虽然 “意识到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对满足世界日益增加的人口对粮食、健康和其他需求至为重要, 而为此目的取得和分享遗传资源与遗传技术是必不可少的。”但也强调“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
　　然而, 现实的难题在于，自然界的野生生物遗传资源所有权属是模糊的，而生物遗传资源经过人工加工、修饰、转化后的产品所有权却是明晰的。
　　“这些希望就达成国际共识和消除‘生命海盗’的行为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目前世界上野生生物遗传资源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 而能够大规模利用野生生物遗传资源并从中获取产品专利的公司多在发达国家, 于是, 形成了发展中国家拥有生物遗传资源, 而发达国家拥有利用这些遗传资源而获得的专利的局面。”薛认为，输出遗传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与使用遗传资源的发达国家之间这种明显的利害冲突, 使得《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很难就遗传资源的获取与共享达成一致意见。
　　薛达元教授已经参加了多次相关的国际谈判，到现在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而以“樱桃谷鸭”为代表的众多来自中国遗传物种资源的“外国品种”正在加紧占领中国广大的消费市场，排挤和消灭更多的地方品种。
　　事实上，中国的《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有规定，外国采集中国的物种资源必须取得国家有关部门的同意，但据国家环保总局生态司蔡磊处长介绍，“这些年农业部根本没有接到过相关申请。”引种对产业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薛达元说，“追溯到公元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引进了蚕豆、芝麻、黄瓜等，几百年前引进了玉米、马铃薯、向日葵等。遗传资源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农业生产。同样的道理，丧失了优良物种也会对我们相关产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近年来，不断萎缩和流失的遗传物种资源已经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国家环保总局从2004年开始联合农业部等部门开始调查中国的物种资源，现在各领域的物种编目工作已经完成。2007年11月，《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获得国务院通过。纲要提出，到2010年要基本遏制住目前生物物种资源急剧减少的趋势。
　　蔡磊介绍，目前24个部委参与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正在制订中，“但立法不是一天两天的”蔡磊对记者说，比如在限制生物物种资源出口方面，环保总局和质检总局一直希望出台生物物种出口管理条例，但是由于操作上存在难度，目前还在运作之中。
　　新闻DNA
　　中国已形成对英国鸭种的依赖，没有自己育种能力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作为国内权威的鸭子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侯水生对“樱桃谷鸭”这个称谓本身就很反感，他一直称它们为“英国养的‘北京鸭’”。
　　侯水生告诉记者，现在全世界的白色、生长速度快的大型鸭子都是北京鸭后代，“叫 ‘Pekin-duck’，或者叫‘white-Pekin-duck ’，没有‘樱桃谷鸭’这种说法。这是中国人为了帮助英国人推广市场，起名叫做‘樱桃谷鸭’的。英国人至今还是习惯说‘樱桃谷农场养的北京鸭’”，侯水生对记者说。
　　据介绍，有人认为北京鸭是1873年鸦片战争时期首先传到美国去的，美国人把鸭蛋带到了美国，从很少的鸭蛋发展起来。后来1874年传到欧洲，首先传到了英国，此后，1888年传到日本，1925年传到前苏联。就这样，北京鸭基本上已经遍布世界。
　　侯水生这些年在很多大会上都对人们讲，应该叫英国的北京鸭、法国的北京鸭、美国的北京鸭，这样是对鸭种原始来源的一种尊重。就像中国引进的奶牛，过去叫黑白花奶牛，现在叫“荷斯坦牛”，西门达尔牛引进来之后也叫中国的西门达尔牛，尊重其源产地特征。
　　在樱桃谷农场网站的企业历史简介里，记者看到其称自己养的鸭子确为“Pekin-duck”。
　　品种的差距
　　“可以这么说，从体型、外貌上看，北京鸭和所谓的‘樱桃谷鸭’是没有任何差异的。如果拿两个剥光了毛的胴体比较，北京鸭要漂亮，因为其毛孔细腻，这是由于中英两地的气候不同造成的；从生产性能上，因为他们的选种起步比较早，而我们起步比较晚，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做；再加上人家投入大，中国投入少，所以曾经差距比较大。” 侯水生向记者介绍说，鸭种的优化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如果起步早、选种群体较大，遗传进展就会比较快，反之则会比较慢。
　　鸭子的生产性能主要包括生长速度、瘦肉率、饲料转化效率和产蛋量等，事实上，当初以樱桃谷鸭为代表的外国鸭子之所以被国内的养殖企业青睐，正是凭借这些方面的比较优势。
　　而北京鸭皮下和肌肉间脂肪含量高的特性是其作为烤鸭原料的理想品种。但人们的消费习惯在发生变化，现在瘦肉型的鸭子食品更加受欢迎。这就决定了仍然固守传统的北京鸭在这一新兴市场上先天地处于劣势。
　　观念的束缚
　　侯认为，严格来说，樱桃谷鸭在中国的大规模推广开始于1991年，而此前，虽然樱桃谷农场早在1981年就向中国输出了第一批鸭苗，但十年间却并未取得很大进展。1991年，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促成了中英两国的一批贷款合作项目，河南华英集团正是其中的养鸭项目之一，樱桃谷鸭就从那时起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借助中国合作伙伴的力量迅速扩大。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初中国的鸭子育种工作刚刚起步，和英国人的差距确实很大，所以，要满足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确实需要借助这种生产性能高的品种。”
　　侯水生强调，“引进这种樱桃谷鸭我并不反对，我并不是抱着一种保守的观念不放，毕竟是北京的鸭子出去之后再回来。如果它做得好，能促进中国的畜禽业发展，这也是何乐而不为的好事情。不过我的观点是，你可以叫英国的北京鸭，而国内这些企业不应该叫其樱桃谷鸭，因为容易给人造成‘其和北京鸭没关系的’印象。”
　　更为重要的是，多年过去之后，中国的企业已经形成了对英国鸭子的依赖习惯，没有自己育种的动力。在侯水生看来，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企业本身不懂得育种方面的技术，认为那是一个高深莫测的领域。
　　“半个世纪前就开始形成三代繁育体系的英国鸭子轻易地把众多中国鸭子养殖企业挡在了门外。”侯认为，“当时科研投入不足，囿于传统的思维模式，错失了发展选育北京鸭的良机。”有业内人士评论说，物种流失等于为国外提供科研资源，造成我国的科技落后，国外再用优良物种影响我们产业，并借知识产权保护控制我们，关键是我们对此认识不足，谈判也乏力。这说明我们在开放过程中自我价值认知、算大账的意识和手段还不足。
　　“和北京鸭相比，樱桃谷鸭生长快、瘦肉型，料肉比高。现在如果不用樱桃谷的鸭子，我们的成本会很大。如果一只鸭子多吃半公斤饲料就是多少钱啊！现在饲料价格这么高，按一斤饲料一块钱算，养7000万只北京鸭就多花7000万元。” 在北京鸭和樱桃谷鸭性能和成本-效益对比上，华英集团总经理曹家富仍然坚持：“北京鸭现在还是差远了，人家英国已经发展到一定层次了，我们甚至还没入门。”
　　曙光闲话

　　物种之惑与发展之惑
　　英国的樱桃谷鸭子引起了国人对物种资源的忧虑，其实外国禽畜物种在中国的泛滥只不过是中国物种资源危机的冰山一角，中国物种资源的危机远远不只是外国物种引进这么一个问题，用业内人士的话说，中国物种的危机就是：生物物种的丧失和流失，而这两个问题中，物种的丧失尤其严重。
　　确切地讲，中国近几十年来，物种的丧失呈急剧恶化的趋势。中国的幅员辽阔，气候差异大，地理环境复杂，生物多样性，物种资源本来十分丰富。但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原因，环境的破坏，使生物物种资源迅速减少。
　　尽管上个世纪50年代起，我们就开始进行物种资源的收集整理工作，但中国的生物物种资源还是经过了两个阶段破坏。一个改革开放前的阶段。新中国建立后，人们刚刚从战争的硝烟中走出来，还是以战争年代的观念看问题，人为地夸大了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以战争年代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披荆斩棘，战天斗地。                       
　　先是积极地为了建设的“破坏”。如1958年的大跃进，土法上马，大砍树木炼钢铁，有些地方的植被几十年后都无法恢复。而“除四害”时将麻雀列为其中之一，如北京全市人民齐出动，敲锣打鼓，摇旗呐喊，放鞭炮，甚至用冲锋枪扫射，北京城的麻雀竟然都被活活累死了。  
　　而后是消极地为了生存的破坏。“三年自然灾害”时，河南有的地方方圆几十里没有一棵树，而很多单位开着汽车架上机枪去内蒙古草原上打黄羊,几乎使中国境内的黄羊绝迹。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人们将对政治斗争的热情转化为对商品经济的渴望，“肥水快流”，一切可以变成钱的东西都是掠取的对象。生物物种的掠夺性开发也在其中。如2004年，中国的渔船保有量达35.6万艘，专业渔民有183万众，均为世界之最。而环境的破坏更是为甚，中国七大水系中46%的断面水质只能达到国家地表水三类的标准，有26%超过了四类水标准。严重污染的海面有2.9万平方公里，2006年有海面污染事件1463起，渔业损失达36.4亿元。当然还有生物物种的损失，如有300多种陆生脊椎类动物濒于灭绝，还有众多的其它动植物物种，如中药材里的雪莲、冬虫夏草濒于绝迹等。
　　当然，这么说只能反映出硬币的一个侧面，这几十年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人们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如人们膳食结构中，动物蛋白就有了很大提高。中国人均对羊肉的消费量是居世界前列。1978年中国的餐饮业营业额只有54.8亿元，但到了2006年达到5886.8亿元，不到30年竟然增长了100多倍，亘古未有之。
　　但这种发展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吗？羊肉吃得不少，但放牧过度，草原退化引起的沙尘暴更多了；鱼类蛋白摄取量增长不少，但现在渤海渔业生产水平连上世纪80年代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我们追求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也要转变呢？美国夏威夷地处太平洋中央，四面环海，但在这里吃不到鱼，因为人们怕捕鱼破坏了海底的生物（珊瑚礁等），但绝没有人认为这里的居民生活水平低。笔者看到一本介绍湖北神农架野生动的书，每当介绍完一个濒危动物后总免不了加上一句“该动物肉质鲜美，营养价值极高”。我怀疑这么多年来，人们的观念究竟进步了多少？好在前不久环保总局出台了一个《全国生物物种资源利用与保护发展规划纲要》，总算有一个亡羊补牢之举吧。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专家在线
　　应限制西方国家随意获取物种资源
　　访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薛达元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导致我国物种资源不断流失的原因是什么？
　　薛达元：中国物种的流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保护意识比较差，相关的法律体系也不健全，结果人家拿去了，申请了专利，我们自己反倒什么也没有。
　　2003年，国家领导对物种资源的流失非常关心，专门做出了批示。之后成立了由二十几个部门参加的部级联席会议，由国家环保总局牵头，主要目标是研究如何防止物种资源流失和丧失。
　　2004年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一个关于生物物种资源保护的通知，要求环保总局联合农业部、林业部等七八个部委研究物种保护的规划。从2005年年初开始研究，到2006年底，十几个部委进行了会签，提交国务院。去年12月，国务院同意由环保总局向各级政府发布实施。
　　目前这只是一个纲要性的文件，具体的保护实施细则还需要各省级政府进行研究细化，一些重要项目环保总局也会进行组织。到2020年实现规划的目标，还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经营报》：如果遗传物种的主权问题不解决，会对中国的经济带来哪些不利影响？
　　薛达元：中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拥有很多宝贵的遗传生物物种资源。现在很多外国机构在中国免费获取物种资源，而我们的政府部门毫不知情；而很多外国公司在和国内公司合作进行遗传资源开发时，中方获得的也只是很少量的利益。这对中国的经济是个重大损失。
　　《中国经营报》：世界范围内，对遗传物种资源主权的认识是怎样形成的？
　　薛达元：其实不光我们存在重视不够的问题，以前整个世界上对物种遗传资源主权的意识也没有这么重。1992年以前，还普遍认为遗传资源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既然是共同遗产就可以自由获取。
　　为什么现在又要提出主权问题呢？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严重，他们把很多遗传资源申请了专利，这意味着被拿走的遗传资源不一定能拿回来，还要花钱买，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抵制，要求在遗传资源最初被拿走之时就要签订相关协议，既然知识产权不是共同遗产，那么我的物种资源也是有主权的。
　　1993年12月25日生效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条、第16条则提出，物种遗传资源要有主权，拿走的时候要经过主权国同意，并商定利益共享条件。
　　但是，相关的协议还并没有达成，而且这个条款和其他国际公约有相抵触的地方，比如WTO下面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就不是这样规定的，它说可以申请专利，没有要取得别国同意、并注明来源等规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规定也和其不一致，所以存在一个各公约之间相互协调的问题。生物多样性公约明确提出了主权，所以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争取，限制西方国家随意获取本国的物种遗传资源。
　　《中国经营报》：你此次去日内瓦谈判的进展情况如何？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对生物遗传物种资源的保护和获取是什么态度？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应怎么样？
　　薛达元：这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为达成国际间遗传物种资源的获取和共享协议召开的第六次工作组会议。和前五次会议比较，这次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表现在谈判的大体框架已经落实到了文字上，就是说这个谈判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各国取得了一致。而以前，发达国家根本没心思跟你谈，现在至少已经缓和一些了。
　　大家的要求也都写了下来，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主要包括7个方面：达成的协议必须有强制的法律约束力；协议涵盖的生物范围不但要包括原始物种，还要包括其衍生物、传统知识等；遗传物种资源的获得要经过主权国事先知情同意；还要有资源证书，相当于一个护照，注明来源、编码等，走到哪都要带着，申请专利的时候也要带上；明确将来的惠益分享方式，可以采取货币和非货币两种方式；还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能力建设。接下来就是针对这些方面进行具体的谈判。
　　阻力主要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的反对。欧洲国家态度比较好，澳大利亚的反对态度最激烈，因为作为一个岛国，澳大利亚有很多特有型的物种资源，但是其它种类还是不多。
　　《中国经营报》：全球化的发展必然使得技术领先、生产性能优越的物种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你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薛达元：其实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2001年修订的《粮食与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建立了对优良的农业植物物种的国际共享机制，缔约国把自己优良的农业物种贡献出来，使得全世界人民受益。现在国际社会正在努力将其扩展到畜牧养殖动物物种，到时这个问题有望得到解决，畜牧养殖业物种资源也就不再依靠《生物多样性公约》来保护和协调。
　　《中国经营报》：现在中国的鸭子、鸡、牛等畜禽物种都是以洋品种为主，本土的很多物种都处于萎缩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保住我国丰富的遗传物种资源？
　　薛达元：现在只能采取两种方法进行保护，一种是建立保护种场，使其繁衍、不致灭绝；另一种是将其精子、胚胎等进行低温保存。
　　现在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提倡吃有机食品，比如土鸡、柴鸡蛋等，有回归传统物种的需求，所以需要对传统物种进行保护，否则以后找都找不到。
　　记者手记
　　被坐失的机会
　　坐在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侯水生研究员的电脑前，记者见证了现在北京填鸭的制作方法：操作人员在一台“填鸭机”前，随手抓起一只鸭子，掰开鸭嘴，把填鸭机的喂料管插进鸭子的食道，右手压操作杆把饲料直接送入。
　　从中国清代发明填鸭饲养方法以来，上述操作几乎是北京鸭唯一养殖方式。不同在于，今天有了半自动的填鸭机。
　　但侯水生研究员并不认同这种传统做法。
　　“现在老百姓普遍反映烤鸭太肥了，就是因为用的是填鸭。”而他所选育的北京鸭品种已经根据市场需求改良成了两个类型：一种是不用填食法培育出的脂肪比较厚的鸭子，适合做烤鸭；另一种是瘦肉型的鸭，适合其他多种吃法。
　　侯水生曾经屡次劝说全聚德放弃用传统填鸭法，但对方一直拒绝。这让侯水生感到：全聚德非常保守。
　　有意思的是，早在50年前，英国人也提出北京鸭太肥腻，于是也改良出了瘦肉型鸭子——就是当今的“樱桃谷鸭”。
　　随后，“樱桃谷鸭”驰骋世界，市场反应热烈。而作为其祖先的北京鸭却还囿在北京烤鸭的有限市场上，坐失了市场良机。
　　让侯水生感到着急的是，养殖北京鸭的企业，虽然多已建立起了产业化的生产模式，也有了专门的育种中心，但一直以来似乎并没有多么高的积极性去培育新的瘦肉型北京鸭品种。
　　“他们觉得有北京的烤鸭市场足够大了，每年有几百万元的收入就可以了。”侯水生每次听到企业人士的表态后都会长叹口气。
　　企业安于现状所导致的结果是，“企业没有人搞科研，而只能坐看樱桃谷鸭攻城略地，抢占正在不断增长的市场新需求，甚至就连北京鸭的市场也在被侵蚀。”侯认为。
　　孤独的侯水生总是感到无奈：他所供职的研究所的鸭场，现在仅有4000只左右鸭子，9个品系，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生产性能。但由于科研资金有限，又缺乏市场渠道等支撑，他研究的改良北京鸭项目只能靠其对外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的收入勉强维持。
　　侯水生说，对于鸭子育种的效果而言，选种规模越大越好，比如每个品系的公鸭一次应该在二三百只为佳，但现在鸭场只能提供五六十只的规模。
　　延伸阅读
　　物种资源的惠益分享是个世界范围的难题
　　遗传资源保护立法：学者的困惑
　　“中国的立场很明确——坚决支持‘惠益分享’原则。”中国民族地区环境资源保护研究所所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与自然保护分会理事长薛达元分析：“我国既是遗传资源的重要原产国和供应国，又是主要的遗传资源输入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为维护国家利益，需要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结合国情和国际背景，研究制定遗传资源保护和获取的国家战略和策略。”
　　但遗传资源立法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难题，即便是巴西这样的急先锋，关于遗传资源司法问题依然招致诸多非议。
　　中国遗传资源保护的政策框架主要由遗传资源保护的科技政策、环境政策、农业政策、知识产权政策和管理政策构成。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教授王灿发分析：“其中，遗传资源保护的科技政策主要是科技部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科技促进行动（2006－2010年）》的通知和科技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十一五’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两个通知的核心内容是，支持开展生物遗传资源的战略研究、现状普查和保护与开发工作；建立不同区域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高生物遗传资源利用效率；围绕不同生态环境生物遗传资源分布，进行我国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区布局与规划。”其余各项政策也都在相关领域提出规范和立法。
　　中国遗传资源保护的政策框架也已明确，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诸如《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构成。
　　虽然看上去覆盖面已经很广，但王灿发依然认为中国遗传资源保护立法存在问题。他说：“目前，国内没有专门的遗传资源保护和惠益分享的国家政策；缺乏遗传资源保护和惠益分享的综合性立法；遗传资源法规体系不健全；缺乏对遗传资源保护和惠益分享的统一的管理机构；管理制度和措施不全面。”
　　遗传资源管理立法，首先要界定生物遗传资源，即生物遗传资源是什么。然后是生物遗传资源的所有权，生物遗传资源属国家所有，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此外，还需要建立一个交费制度。外国生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用单位利用非正当途径获取的中国生物遗传资源开发的产品，在中国销售，也应当向国务院指定的机构缴纳生物遗传资源费。”王灿发说。
　　其实，早在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强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管理的通知》中就强调，要抓紧对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管理的立法，建立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制度。
　　但是，薛达元认为，立法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挑战。首先是遗传资源权益的法律地位，如遗传资源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事先知情同意权等。需要从法律上保证生物资源的权利人能够禁止任何人未经许可地获取或使用生物资源，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已超出所有权的范畴，似乎需要单独立法，由国家拥有特殊权力并发布遗传资源获取许可。
　　在遗传资源获取方面，涉及国内和国外机构或个人的获取是否应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国家能否针对不同的对象制定不同的政策；在惠益分享方面，不仅形式和分配方式等需要共同商定，谁代表资源提供者享受惠益也存有争论，比如，国家、机构、社区和个人在保存遗传资源方面可能都有较大贡献，但因为资源保存过程十分复杂，在历史进程中谁的贡献最大很难说清楚，在
　　技术鉴定上也有限制。
　　王莉萍 张其瑶
　　新闻背景
　　《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颁布
　　锁定12个重点领域、10个优先行动和项目
　　为了进一步加强生物物种资源保护，扭转生物物种资源管理面临的被动局面，并推进生物物种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国家环保总局最近颁布了《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生物物种资源”指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物种以及种以下的分类单位及其遗传材料，除了物种层次的多样性，还包含种内的遗传资源和农业育种意义上的种质资源。“遗传资源”是指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基因和DNA水平)的材料；“种质资源”则是指农作物、畜、禽、鱼、草、花卉等栽培植物和驯化动物的人工培育品种资源及其野生近缘种。
　　目前，生物物种资源的拥有和开发利用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对生物物种资源的过度开发、外来物种的引进、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原因，我国生物物种资源丧失和流失情况严重。
　　为此，《纲要》提出，要使用现代科学技术和适用传统知识，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物种及其栖息环境，持续利用生物物种及其遗传资源，公平分享因利用生物物种及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产生的惠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纲要》明确指出，国家对领土内分布的生物物种资源拥有主权，提倡依靠科学进步和科技手段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物种资源，采取分阶段和分级保护，确保最重要和最受威胁的生物物种资源得到优先保护，重视各利益相关方的协调与充分参与。力争通过5年～10年时间，有效遏制因人为因素造成的生物物种资源急剧丧失趋势，从而基本控制生物物种资源的丧失与流失。到2020年，生物物种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纲要》首次确定了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农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等12个保护与利用的重点领域，并确立了生物物种及遗传资源的查明与编目、生物物种资源移地保护与种质资源库建设等10个近期优先行动领域与优先项目。
　　为保障这些项目的顺利开展，《纲要》认为，应进一步发挥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在《纲要》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强调部门之间的支持与合作；应建立适合市场经济的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政策体系，引导对生物物种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应对列入国家保护名录和国际公约保护名录的动植物种的贸易实行严格的市场管理。此外，对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加大执法力度、提高人力资源能力保障水平等几个方面，《纲要》都提出了新要求。王馨睿
　　追踪报道
　　编者按
　　国航阻击东航引资的案例已经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经典。“本为同根生”的央企在面对企业未来发展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从引入外资到同门阻击，这场商业战争的背后是否体现了政府意志的转移？在中国企业未来的商业环境中，它又提供了哪些可供借鉴的经验？本报推出《东新恋被否：西方并购策略的央企试验》特别报道后，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洪、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高级分析师贺军等纷纷表达了他们的观点。欢迎读者继续关注，来稿请发至Sunchen@cbnet .com.cn。
　　盛洪：警惕垄断取向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看待东航股权争夺事件？
　　盛洪：我认为我们应该警惕的是垄断。本来国内民航市场就是以三大集团为主，这已经是强寡头垄断了，如果国航竞购成功，那么市场中的竞争者就更少了。根据民航总局统计，国航的市场占有率已达28.5%（2005年）；在北京这样的航空枢纽，国航的客运市场占有率为43.8%，货邮市场占有率更达51.8%（2006年）。如果并购了东航，中国民航市场的垄断程度就会更高。现在我们看到的取消航班、航班延误、服务态度恶劣的情形比比皆是。国航的服务在国内确实是领先的，但是也存在店大欺客的情形。如果有一天国航真的并购了东航，消费者选择航空公司的余地就更小了。
　　这种取向是一种垄断取向，不是好的取向。有人认为如果国航并购东航或者形成持股关系，可以避免国内航空业的竞争，这是从垄断企业的角度看。然而国内的航空业竞争激烈恰恰是一件好事情，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的。
　　如果是新航竞购东航股份的话，结果应该是更好。新航是国外的公司，它并购东航没有加剧国内航空业的垄断程度。如果新航进来，这将会增强东航的竞争力。
　　现在我基本都选择国航，不是因为国航没有缺点，而是因为没有比国航更好的。我认为新航的服务比国航更好，如果新航能入股东航，这在将来就增加了我的选择余地。
　　《中国经营报》：中央政府2002年实施了一次以行政划拨方式对国内航空业的重组，政府选定了几家公司作为了市场的竞争者。当然，外界对于那次重组褒贬不一。此次，国航是以市场化的方式公开来竞购东航的股份。你怎么看这起并购对航空业的影响？
　　盛洪：2002年的重组有很大问题，不仅手段有问题，而且目标有问题，它增加了市场的垄断程度。比较而言，通过市场操作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果市场交易的结果会导致更强的垄断时，我们就要警惕，因为垄断会损害消费者，也会降低效率。对于垄断，政府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这是它的义务。反垄断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中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国家也不例外。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看到市场的交易形成垄断，我们必须警惕垄断。并不是所有的并购行为都是好的，政府应当对可能形成垄断的市场行为加以制止。
　　《中国经营报》：有人在呼吁中国民航业需要寡头，国资委也在强调产业集中度。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产业集中度？
　　盛洪：国资委的任务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但国有资产的市场价值最大化也有可能是通过垄断来实现的。但这不是社会的最大利益。垄断会牺牲消费者利益，会导致社会效率的降低。所以在这时只讲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没有意义的。严格意义上来讲，国企的利益应该服从整个社会的利益。
　　决定这个交易的不能是国资委，应该是由政府设置的管制垄断的部门。
　　《中国经营报》：谁来代表社会的利益？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如何兼顾？
　　盛洪：当然政府应该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我国的《反垄断法》已经出台，也应该具备实施的条件。但在《反垄断法》中规定的实施机构是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它似乎并不具备直接操作的功能。在美国，有些并购是要经过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和国会的公平交易委员会审批的。这种安排可以为我国所借鉴。类似东航的股权交易案件该由谁来批准，该不该依据法律去申请等等，这些问题目前都无从知晓。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对垄断行为或导致垄断的行为提起诉讼和进行干预的制度化安排，应该推动政府去建设这个职能。
　　民航总局显然是不能够代表社会的最大利益。照理来讲，民航总局应该是一个超越的机构，但它的行为告诉我们民航总局只是一个行业管理机构，它是追求民航企业利益最大化的。
　　《中国经营报》：中国民航业需要外资吗？
　　盛洪：外资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民航业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行业，它具有战略和军事意义，所以外资不能完全地自由进入，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外资进入。像新航这样的公司，如果与东航结成联盟，是可以将其服务和管理注入到东航。相对于海航引入索罗斯基金，那只是财务上的融资，新东结盟可能会更积极一些。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目前资本市场上的货币充足并不缺钱。但确实是有些外国的服务、管理和理念，对中国民航业来说是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引进的外资是可以在这些方面弥补国内航空公司的不足，又不造成行业垄断的话，我认为是可行的。但是，毕竟外资就是外资。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外资来收购国内航空公司的股权，但是我们需要特殊的法定程序，需要政府机构来审查并购案是否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构成了威胁。股权并购的技术层面可由企业和市场来判定。
　　《中国经营报》：此前所公开的每股3.8港元的标准是否是低估，甚至是贱买国有资产？
　　盛洪：关于股价的定价，我们应该看到要约价格与原来的市场价格是偏离不远的，目前的股价是消化了股权交易的利好消息后形成的市场价格。中小股东投了反对票，这就是市场决定的。新航不是不能调整目前的股价的。但如果价格高得新航不能接受，国航的并购也被限制，这些股东也要考虑是否要价过高。
　　政府要尊重市场，但面对垄断不能袖手旁观。国航和新航的并购都属于市场的行为，但是也有市场失灵的时候。哪一种并购增加了垄断程度，政府就要干预哪种并购交易。
　　《中国经营报》：你对此并购案件的未来作如何判断？
　　盛洪：原则上来说，几大航空公司之间不应交叉持股，因为可能让寡头之间形成合谋。这至少要在我国形成惯例。雅科卡说，他担任福特公司总裁时，都不敢与通用公司总裁一起吃饭，怕别人说他们在合谋。
　　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这个事件的走向很有可能由垄断利益集团左右。但是我们应该建立起一个制度来约束这样的行为，我们应该推动政府在制度上的建设。
　　本报记者 程涛采写整理
　　贺军：市场化的一个转折
　　《中国经营报》：国航搅局“东新恋”引起了广泛关注，它身上有哪些商业特征，让它具有这么高的“眼球吸引力”？
　　贺军：这个案例中体现了各方利益的纠葛，比如国航和东航两大央企之间的利益，东航引资新航及淡马锡的外资利益，再加上二者都是上市公司，又涉及到众多持有股票的机构利益。不久前，中国航空业二次重组的呼声也沸沸扬扬，各种因素放在一起，就形成了市场对这个案例的高度关注，具备了争论的戏剧化。
　　而且国航在这个案例中采用了市场化的操作手段，这种方式在过去比较少见。事实上，东航引入外资在国企改革中是很受欢迎的方式，比如建行引资战略投资者的案例，为什么这次东航的做法不灵？我认为与政策面的态度有关系。国资委的态度一开始犹豫不决，同为央企的国航和东航，就好像两个儿子向家长争取支持。那时国资委是不希望国航干涉其中的，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国资委的态度变为了中立，提倡市场化手段。这个表态看似中立，其实是为国航的介入开了一个绿灯，所以国航以更高的收购价格提出了方案。
　　《中国经营报》：从反对到默许，国资委的态度对中国民航业的走势有何影响？再加上国航前董事长李家祥出任民航总局代局长，他在国航任职期间一直提倡“超级承运人”概念，这是否意味着民航业将提倡“规模发展”的道路？
　　贺军：国航阻击东航引资的背后，反映了中国航空市场中保持竞争态势是一种选择，而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参与竞争恐怕更为重要。目前中国民航的竞争力比较弱，打个比方，在中美航线上国航的返航航线经常坐不满旅客，但国外对于中国航权的开放并没有放松。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开放双方的航权是对话中的重要领域。中国民航业受到这种外来的压迫式竞争，与国内市场的竞争相比，政府决策层的角度就会有所偏颇，倾向于在国内培养一个大规模的全球化航空公司。
　　李家祥升任民航总局代局长也反映了这个问题，他的履新不但是因为在职期间国航业绩发展很好，更因为在国航期间他展示了国企领导人的强势魄力。典型的例子就是国航与国泰航空的交叉持股的谈判中，双方争执最为激烈的就是各自的股价。国泰要求以H股市场原IPO价格2.98港元认购国航的增发股份，而国航则将这一价格抬到了3.8港元。不仅如此，还要求将国航认购国泰股权的价格由原来的15港元降低为13港元。经过几轮谈判，国泰以妥协告终，双方股价一升一降之后，国航的腰包里多了20多亿元。在话语权不多的时候为国企争取利益，我认为李家祥这种魄力是他得以出任总局代局长的原因之一。
　　《中国经营报》：国航阻击的特殊之处在于采用了市场化的操作手法公开竞购，这场商业战争的背后是否体现了政府意志的转移？是否可以看做是中国商业环境的一个转折信号？
　　贺军：以往国有企业的命运往往是政府发话决定的，行政式操作最为普遍。此次国航的行为中政府干预很少，可以说国家对国航的行为基本认可，而国航也采用了市场化的语言来表态，比如以5港元/股的价格来竞购东航，让所有投资者都听得懂。这在中国市场上确实是一个转折，回顾历史上的大并购，有外资竞购的案例，比如新桥集团收购深发展；也有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竞购案例，比如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像国航与东航这样发生在本土国有企业之间的竞购确实是一个转折。这里面也蕴涵了政府意志的转变，毕竟谈到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还是要体现到实实在在的企业身上。以往国企改革负担重，希望引入外资力量来推动改革；但现在国企改革的阶段已经过去，进入了深化改革的层面，在这一阶段焦点将转向如何提高中国企业的抗击打能力，如何提升企业规模以参与全球化竞争。我相信，在宏观面的变革格局订下来之后，产业中政策层面的微妙变化是下一个热点，比如钢铁等能源基础性行业，和汽车、电信、民航这样的行业都将执行这种政策变化。
　　《中国经营报》：且不论国航最终的成败输赢，从它出手竞购东航至今，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有什么值得借鉴和学习的经验吗？
　　贺军：竞购东航是国航整体在战略谋篇，它希望通过并购手段扩大规模，强身健体。这是一个信号，代表着国企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考虑战略意义，并可能由此带动商业环境的变化。其次，参与产业重组的过程中，如何利用市场化行为来公开竞购也是很值得探讨的，它涉及到市场的接受程度，如何巧妙的运用市场化语言和操作手段来达到目标，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最后，国企并购离不开政府支持，决策层的态度在整个过程中非常重要，因此进行政府公关和运作的能力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