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

一    前言
　　
　　学术腐败是九十年代之后风靡中国大陆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继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之后的另一个大规模、深层次的社会腐败。学术腐败的具体表现就是，学术界人士，上至院士、博导，下至研究生、大学生，抄袭剽窃成风，巧取豪夺成性，弄虚做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不仅如此，学术腐败已经从学者的个体行为发展成集体、集团行为，并且有制度化、合理化的趋势。比如，大学普遍向高官明赠暗送高等学位，学术界头面人物公开地、明目张胆地欺骗政府、舆论和社会，学术机构对学术腐败现象不仅熟视无睹，任其泛滥，甚至包庇纵容，等等。
　　
　　不过，在中国，对学术腐败现象的讨论和揭露目前主要停留在互联网上。在社会上，中国的一般民众对学术腐败现象几乎一无所知，或不甚关心。在大学，在科研机构，尽管人们承认学术腐败的存在，但对它的严重程度却看法截然不同。在中国的常规媒体上，讨论学术腐败问题的文章和报道充其量也就是零星的，表面的。而中国的政府部门至今未对学术腐败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或者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进行整治。
　　
　　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的民众不是对腐败分子深恶痛绝吗？揭露腐败现象不是新闻媒体的职责吗？制止、惩治腐败行为不是政府的义务吗？为什么在学术界，腐败势力会这么猖狂，这么无所顾忌？这其中的奥妙就在於“学术”两个字。有了它们作为挡箭牌，学术界的人士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布，这是我们学术圈内的事情，外人搞不明白，问题得由我们自己来解决。他们还会告诉你，这种事情，国外也有，所以发生了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诚然，学术腐败可以说古已有之，并且不分中外。也就是说，学术界从来就不缺乏败类。但是，腐败能够达到象今天中国学术界这个规模，这个程度，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旁无邻舍。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这一点。
　　
　　也许有人会问，即使证明了，又有什么用呢？答曰：用处有三。
　　
　　第一，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把国家的兴亡寄托在了中国学术界的身上，寄托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2002年，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经费超过国民经济总值的1%，超过一千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三位。再加上超过国民经济总值3%的教育经费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高等教育界，中国的学术界近年来真可以说是富得流油。但是伴随着国家资金的大量涌入，中国的学术界却出现了几大令人不解的现象：博士越来越多，教授越来越多，院士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反倒越来越低下。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冀文海：我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2002年，中国经济的成长竞争力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38位。到了2003年，中国的排名降到了第44位，排在波兰之前，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World Economic Forum. 2003.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3-2004)。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能否落空？其实，早在2001年，就有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惊呼“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佚名：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揭露学术腐败，就是要让中国政府和人民早日从梦想中惊醒。
　　
　　第二，社会是由各个阶层的人民组成的一个机体，而知识分子可以说是这个机体的头脑和良心。学术腐败就象是一个人的大脑长了恶性肿瘤，它对社会的破坏力最大。有句话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脏不能脏文化”，意思就是教育和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最后精神堡垒，它们的崩溃，标志着整个社会的堕落。揭露学术腐败，就是要发动全社会，包括政府，把这个毒瘤切除，还这个社会一份清白。
　　
　　第三，中国的学者讲究“为天地立心”。既然中国目前的学术腐败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仅见的社会现象，任何一个正直的学者都有义务来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并且做出分析和批判。美国前总统胡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曾派人到战火中的欧洲全力收集战争资料，最终在斯坦福大学建成美国的第一个“思想库”─胡佛研究院。同样，搜集整理中国学术腐败的资料，就是要给后人留下历史证据，并且使那些无耻之徒心存一丝恐惧：他们可以在现世捞取名利，但他们将会在后世遗臭万年。暴露中国学术界的黑暗，并不是在给中国抹黑，恰恰相反，这是在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的学术界中，还有诚实的学者。也就是说，除了“为天地立心”之外，知识分子还应该为自己立德，表明自己能够不同流合污。
　　
　　二    应该如何评价中国的学术腐败
　　
　　在2003年底到互联网上用GOOGLE检索 “学术腐败” 四个字，总共有17200个中文网页含有这个词条，其中87%是简体中文网页，说明它们绝大多数与中国大陆有关。这个数字(17200)是“政治腐败” 的1.6倍(10700网页)，“官僚腐败” 的5.9倍(2900网页)，“经济腐败” 的9.1倍(1890网页)。这些数字当然不能说明中国的学术腐败比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更严重，危害更大，但至少能够说明它的普遍程度，它的影响。
　　
　　那么，中国的学术腐败到底有多么严重呢？应该说，中国的学术界本身对此就有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估计。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学术腐败现象非常普遍，危害十分严重；另一种观点则一边不得不承认学术腐败的存在，一边却又大声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学术腐败”不能与“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相提并论。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就在2002年3月举行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说：“学术腐败问题，实质上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不良风气在大学校园、科研机关的反映”。他还说：“学术界、科学界本是社会公认的一方净土，社会公众对这方净土的纯净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在社会转型期，这方净土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备受社会公众关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夸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无疑不利于学术界、科学界的健康发展。”(奚彬、翟伟：人大代表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人认为，学术腐败是时代的产物，学术界是被社会污染了，并且污染的程度被夸大了。这个观点刚一露面就到了质疑。有人问道：学术腐败为什么不能与其它腐败相提并论，难道腐败还有三六九等？(田畔：评《不要夸大“学术腐败”》——兼与李浩诸教授商榷)。有人指出，学术腐败与吏治腐败、经济腐败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其危害则比后两者更大。(邹辉：学术腐败能否与经济腐败相提并论?)。
　　
　　也许是感到自己“不要夸大学术腐败”的呼吁没有得到足够的回应，2003年初，这些“低估派”又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工作委员会”出面，再次向社会呼吁：“中国对学术界存在的不良现象，可按国际通行的说法，称之为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比较恰当”。(孙自法：科协呼吁改称“学术腐败”为学术不端或不良行为)。有趣的是，在这个呼吁中，他们重弹“学术界、科学界本是社会公认的一方净土”老调，只不过把“在社会转型期”改成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其要点还是在说，学术界“这方净土”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出了“一些问题”，不值得大惊小怪。与一年前不同，中国科协的这个呼吁在舆论界激起极为强烈的反响，绝大多数人对这个观点给予严厉批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用‘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来描写形容这样的腐败，就如同把一股翻江倒海的恶潮形容为一滴污水、把一阵摇天撼地的狂风诠释成一缕浊气。……中国学术腐败的严重性不仅没有被夸大，恰恰相反，是被大大地低估了。”(亦明：是学术腐败，是学术邪恶，是学术犯罪，而不是别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赞同。(亦明：中国的人民网和北大的三角地)。
　　
　　可以说，对学术腐败严重程度的不同估计本身就反映了学术腐败的严重程度。因为对於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术界来说，信誉是第一位的。信誉不存，学术就没有一点价值。所以一名学者最重要的品德就是洁身自好、对虚假和腐败有疾恶如仇的态度，也就是眼睛里容不下沙子。对腐败现象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正是学术腐败日趋严重的一大症状。不仅如此。这些人还进一步指责别人揭露腐败，并且和社会舆论讨价还价，计斤较两，争论学术腐败的程度到底是被夸大了还是被低估了，这说明他们已经丧失了廉耻心、羞耻感。
　　
　　实际上，就在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在全国人大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的几个月前，南京大学就有16名学者向学术界提出倡议，要以德治学，抵制腐败。(朱庆、兰亚明：南京大学16位中青年学者倡议“以德治学”)。他们当然不是在无的放矢地空喊。据揭露，学术腐败在南京大学十分严重。一名南大教授抄袭他人被举报，但学校硬是怕追究下去会影响学校论文的产量而把此事压了下去。(万伟：南京大学的学术腐败)。近有传闻，因抄袭剽窃而闻名天下的北大教授王铭铭有可能到南大落户。(张云坡、天正：南京大学引进“剽窃教授”引起风波)。最近一项针对包括南京大学等七所江苏高校大学生的调查表明，近六成的大学生曾经在考试中作弊。(袁建阳：南京大学生诚信调查:一成常作弊 逾五成作过弊)。还有就是，南京大学在全国炒得火热的“全球招聘”教授一事，最后却“走样”成了“低调图变”，这里面的原因，学术腐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耙粪者：南京大学“低调图变”背后的“难言之隐”)。腐败到这种程度，还需要夸大吗？
　　
　　遗憾的是，虽然这些“低估派”在声势上占下风，但他们手中握有实权，在学术界占有很高的地位。而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或“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得到的。就自身利益而言，他们当然不会“高估”学术腐败的严重性。岂止是“高估”。实际上，我们至今很少看到现任大学校长、科技部高级官员、中国科学院正副院长等公开谈论、抨击学术腐败。恰恰相反，在学术腐败的重灾区，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学部、中国工程院，他们的领导几乎从来就不提学术腐败。在北大校长许智宏亲自担任站长的北大BBS，一些批判学术腐败的文章反复被删。(亦明：中国的人民网和北大的三角地)。在清华大学，由於一名教授履历作假被揭，全校开展了一场学术道德运动。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个运动是秘密进行的。(佚名：清华秘密开展学术道德运动)。为什么干正事、干好事还要偷偷摸摸的呢？因为这正事和好事是他们被迫干的，而他们害怕社会知道学术界的肮脏。
　　
　　目前，反学术腐败的舆论阵地主要有三个，一是由海外学者方舟子主持的《新语丝》网站(www.xys.org)，一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杨玉圣主持的《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再一个就是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何云峰建立的《好汉网》(www.heyunfeng.com)。(林蔚：上海师大教授叫板校园剽窃抄袭风)。由於种种原因，《新语丝》网站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新语丝》网站被国内屏蔽，而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曾亲自批示要封杀方舟子。[“科学时报更有院里的批示(远离这只狗，Lu院长说让他该做什么做什么，别整天瞎咬)”]。方舟子原定在2003年初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讲授科学道德课，但最后被不明不白地取消。[方舟子：反科学文化人和读者评论方舟子指控《探索与争鸣》诽谤（二）]。而杨玉圣“被权威报复，被帮闲忌恨，学术批评文章被斥为不具学术性，该评到手的职称迟迟不见”，至今仍旧评不上教授。(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李彦春：杨玉圣：大刀向学术界的欺世盗名者砍去)。《好汉网》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门庭冷落不说，还遭到了黑客的袭击。(王小星：没迎来用户却招来黑客 首家反剽窃网站遭冷落)。从这些决非个别的现象可以看出，尽管表面看来，反学术腐败势力似乎在打一场目标零散的游击战，他们面临的却是实力强大的正规军，而这个正规军却在向他们放黑枪。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中国学术界的所有角落，任何领域，都可以找到、都可以发现学术腐败现象。实际上，在很多领域，学术腐败现象根本就不用去找，它会象茅厕里的熏天臭气一样扑鼻而来。有人说，在中国的学术界，你如果想要生存下去的话，你就必须拿出80%的精力放在人际关系上(佚名：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这“人际关系”到底是什么东西，还需要多说吗？更为恶劣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已经猖狂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红嘴白牙地欺骗、愚弄政府和人民，其胆大妄为，其肆无忌惮，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们凭什么？因为他们身后就是一个整体腐败的学术界。他们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腐败势力的代言人。
　　
　　三    学术腐败的三个层次
　　
　　一提起学术腐败，很多人马上把它与抄袭剽窃划上了等号。确实，在中国的学术界，抄袭剽窃风气之盛，已经到了让人目不暇接的地步，以至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枪手。(安文联：关注全国第一例“枪手”讨还学位案——“枪手”的诉讼)。但实际上，抄袭剽窃只是学术腐败现象中的一小部分，论危害性，它们也只是癣疥之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抄袭剽窃只是学术败类中的笨贼、蠢贼、懒贼干的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揭发容易，证明不难，因此想要解决，需要的只是决心。换句话说，虽然中国学术界的抄袭剽窃势头铺天盖地，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却极为简单，也是国际通行的：一旦举报属实，把案犯踢出学术界。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学术界的抄袭剽窃之风却愈演愈烈呢？那是因为存在更深层次的腐败。
　　
　　确切地说，中国的学术腐败不是单纯的“学术方面的腐败”，而应该定义为“学术界的系统腐败”，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学术行为的腐败：这是个人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者在从事学术工作时不遵守科学道德，或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从事不道德、甚至非法的牟利活动；二，学术权力的腐败：这是集团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在学术界，权力运用的实质就是瓜分、掠夺学术资源，也就是进行对自己有利的利益再分配；三，学术原则的腐败：这是学术界系统的整体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打着“学术”的幌子，与贪官为伍，与奸商勾结，把攫取利益的黑手伸向政府和社会。
　　
　　应该说，学术腐败三个层次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的先驱就是个体的学术行为腐败。学术行为腐败都有哪些表现呢？《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先生总结说，它包括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泡沫学术、假冒伪劣、抄袭剽窃五大部分。(李彦春：杨玉圣：大刀向学术界的欺世盗名者砍去)。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则总结出七类：1．伪造学历、工作经历、论文等；2．抹煞别人成果，自我吹嘘；3．伪造成果，纂改数据；4．剽窃；5．“搭车”署名；6．为商业广告做不符实际的宣传；7．一稿两投。 (张静："科技界真理斗士"邹承鲁：科学界有七种不道德行为)。需要指出的是，杨玉圣先生总结的现象主要出现在社会科学界，而邹承鲁先生指出的学术腐败类别则集中出现于近年的自然科学界。实际上，学术腐败的类型远不止于这些。无论如何，从他们二人的归纳可以看出，即使在个体行为层面，中国的学术腐败也绝不仅仅是抄袭剽窃。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学术界还没有糟成这个样子。那时候，抄袭剽窃者很少，一经发现，当事人立即名声扫地，不仅别人看不起，连自己也觉得抬不起头。另外，除了抄袭剽窃，当时中国的大地上几乎还不存在那么多由杨玉圣和邹承鲁总结出的腐败花样。那么，为什么到了今天，学术小偷能够登堂入室，无所畏惧？为什么学术腐败的形式能够花样翻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学术腐败出现了第二个层次：学术权力的腐败。实际上，个体的、简单的腐败行为能够泛滥成灾本身说明的恰恰是集体的、系统的腐败机制的存在。学术权力腐败的表象就是学者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具体地说，学术权力腐败的内容主要包括：利用权力包庇、掩盖个体的学术腐败和把学术职位当成官场职位。
　　
　　很明显，学术权力腐败的危害性远较学术行为腐败的危害性要大。问题是，为什么学术权力腐败能够在中国的学术界大行其道呢？我认为，最主要、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学术原则的腐败。什么是学术原则？学术原则就是对真理的强烈追求和信仰。宗白华先生曾说，他最佩服的是古印度学者的态度，最敬仰的是欧洲中古学者的精神，前者是“绝对服从真理，猛烈的牺牲成见”，后者是“宁愿牺牲生命，不愿牺牲真理”(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是学术界最大、最深、最根本的腐败。而实际上，中国的学术界几乎什么都搞，就是不搞学术。
　　
　　实际上，学术原则腐败是学术权力腐败的肥沃土壤，而学术权力腐败又是个体学术腐败行为的保护伞。因此，把学术腐败与抄袭剽窃划等号，是一些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抄袭剽窃是中国学术界中最为普遍的腐败现象，普遍到想否认都否认不了的程度。而同时，抄袭剽窃又是国外“学术犯罪”的最基本形式。外国人干得，中国人干不得？因此，让学术腐败等於抄袭剽窃，他们就可以用皮毛之疾掩盖心腹之患，他们就可以为学术腐败正名，改称为“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他们还可以永远地用“学术”这块招牌来遮挡外人对学术腐败投来的好奇目光，他们就可以永远地腐败下去。
　　
　　四    从小偷到强盗：个体学术行为腐败的日益恶化
　　
　　尽管学术行为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最普遍的是抄袭剽窃，它也是国际学术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不过，抄袭剽窃现象在中国学术界和国外学术界有很大的不同：在国外，它纯粹是个体的、孤立的行为，而一经发现，学术界同仇敌忾，人人得以诛之，案犯的学术生涯几乎注定终止；但在中国，抄袭剽窃是极为普遍的现象，院士、校长抄，博导、专家抄，博士生抄，硕士生抄，如今已经普及到了本科生，甚至下延到了高考生。(刘万永：教育部严令刹住考场腐败 高考考生将签诚信协议)。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肖雪慧就将中国的学术界比喻为“剽窃者的天堂”。(肖雪慧：中国，剽窃者的天堂)。不仅如此，在中国，绝大多数被抓获的抄袭剽窃者不但自己拒不认错，其同僚和手下的人还会为他们鸣冤叫屈、说项求情。结果，这些学术盗贼“除个别倒霉蛋外，大都官照旧当，职称照提，教授照做，博导照当。”(杨玉圣语)。
　　
　　事实上，那几个倒霉蛋(北京大学的王铭铭、复旦大学的申小龙、合肥工业大学的杨敬安等人)与外国的同类相比，哪里是倒霉，简直可以说是幸运得到了家：他们不仅没有被踢出学术界，而且仍旧是原单位的教授，并且仍旧十分风光。王铭铭仅被撤去了几个行政职务，目前仍旧是北大的名牌教授、博导，还差一点儿被评选为北大2003年“十佳教师”(朱修栐：我谈王铭铭是否应当评选本次的北大“十佳教师”)；申小龙只是被复旦大学给予“停止一年申报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处分”，目前已经享有复旦大学教授“应有的权利和义务”(见复旦大学《文科科研简报》第19期)；而杨敬安则仅仅被开除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佚名：警钟长鸣 ——直面高等院校中的职务犯罪)。说他们是倒霉蛋，那是相对于拥有院士头衔、占据校长职位的中国学术窃贼而言的。2003年，东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冠群涉嫌抄袭，证据确凿，但他不仅校长院士照当，教育部、中国工程院对他可以说是关怀备至，连点名批评都不肯做。其它如杨雄里、母国光院士，沈士团校长，抄袭剽窃的铁案早已铸就，可他们几乎都没有受到丝毫的触动。
　　
　　从本质上说，抄袭剽窃就是偷别人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小偷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是光天化日。偷东西而不怕光天化日，叫做强盗。中国的学术界有强盗吗？当然有。上海大学原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半路出家进入法学界，在短短的10年间，著述总量达到一千万字以上，“抵得上一个师出名门，用力甚勤的天才的一世成就”。而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三个学院的院长职务。虽然潘院长自称“非常勤奋”，“每天熬夜到晚上两点左右”，但人们还是发现他的论著多数抄自同行。可奇怪的是，那些被剽的同行们竟然没有谁敢於举报，有的人还不知好歹地说“我愿意”。究其原因，无非是“潘在法学院根基很深”。(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
　　一    前言
　　
　　学术腐败是九十年代之后风靡中国大陆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继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之后的另一个大规模、深层次的社会腐败。学术腐败的具体表现就是，学术界人士，上至院士、博导，下至研究生、大学生，抄袭剽窃成风，巧取豪夺成性，弄虚做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不仅如此，学术腐败已经从学者的个体行为发展成集体、集团行为，并且有制度化、合理化的趋势。比如，大学普遍向高官明赠暗送高等学位，学术界头面人物公开地、明目张胆地欺骗政府、舆论和社会，学术机构对学术腐败现象不仅熟视无睹，任其泛滥，甚至包庇纵容，等等。
　　
　　不过，在中国，对学术腐败现象的讨论和揭露目前主要停留在互联网上。在社会上，中国的一般民众对学术腐败现象几乎一无所知，或不甚关心。在大学，在科研机构，尽管人们承认学术腐败的存在，但对它的严重程度却看法截然不同。在中国的常规媒体上，讨论学术腐败问题的文章和报道充其量也就是零星的，表面的。而中国的政府部门至今未对学术腐败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或者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进行整治。
　　
　　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的民众不是对腐败分子深恶痛绝吗？揭露腐败现象不是新闻媒体的职责吗？制止、惩治腐败行为不是政府的义务吗？为什么在学术界，腐败势力会这么猖狂，这么无所顾忌？这其中的奥妙就在於“学术”两个字。有了它们作为挡箭牌，学术界的人士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布，这是我们学术圈内的事情，外人搞不明白，问题得由我们自己来解决。他们还会告诉你，这种事情，国外也有，所以发生了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诚然，学术腐败可以说古已有之，并且不分中外。也就是说，学术界从来就不缺乏败类。但是，腐败能够达到象今天中国学术界这个规模，这个程度，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旁无邻舍。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这一点。
　　
　　也许有人会问，即使证明了，又有什么用呢？答曰：用处有三。
　　
　　第一，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把国家的兴亡寄托在了中国学术界的身上，寄托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2002年，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经费超过国民经济总值的1%，超过一千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三位。再加上超过国民经济总值3%的教育经费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高等教育界，中国的学术界近年来真可以说是富得流油。但是伴随着国家资金的大量涌入，中国的学术界却出现了几大令人不解的现象：博士越来越多，教授越来越多，院士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反倒越来越低下。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冀文海：我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2002年，中国经济的成长竞争力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38位。到了2003年，中国的排名降到了第44位，排在波兰之前，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World Economic Forum. 2003.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3-2004)。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能否落空？其实，早在2001年，就有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惊呼“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佚名：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揭露学术腐败，就是要让中国政府和人民早日从梦想中惊醒。
　　
　　第二，社会是由各个阶层的人民组成的一个机体，而知识分子可以说是这个机体的头脑和良心。学术腐败就象是一个人的大脑长了恶性肿瘤，它对社会的破坏力最大。有句话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脏不能脏文化”，意思就是教育和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最后精神堡垒，它们的崩溃，标志着整个社会的堕落。揭露学术腐败，就是要发动全社会，包括政府，把这个毒瘤切除，还这个社会一份清白。
　　
　　第三，中国的学者讲究“为天地立心”。既然中国目前的学术腐败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仅见的社会现象，任何一个正直的学者都有义务来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并且做出分析和批判。美国前总统胡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曾派人到战火中的欧洲全力收集战争资料，最终在斯坦福大学建成美国的第一个“思想库”─胡佛研究院。同样，搜集整理中国学术腐败的资料，就是要给后人留下历史证据，并且使那些无耻之徒心存一丝恐惧：他们可以在现世捞取名利，但他们将会在后世遗臭万年。暴露中国学术界的黑暗，并不是在给中国抹黑，恰恰相反，这是在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的学术界中，还有诚实的学者。也就是说，除了“为天地立心”之外，知识分子还应该为自己立德，表明自己能够不同流合污。
　　
　　二    应该如何评价中国的学术腐败
　　
　　在2003年底到互联网上用GOOGLE检索 “学术腐败” 四个字，总共有17200个中文网页含有这个词条，其中87%是简体中文网页，说明它们绝大多数与中国大陆有关。这个数字(17200)是“政治腐败” 的1.6倍(10700网页)，“官僚腐败” 的5.9倍(2900网页)，“经济腐败” 的9.1倍(1890网页)。这些数字当然不能说明中国的学术腐败比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更严重，危害更大，但至少能够说明它的普遍程度，它的影响。
　　
　　那么，中国的学术腐败到底有多么严重呢？应该说，中国的学术界本身对此就有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估计。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学术腐败现象非常普遍，危害十分严重；另一种观点则一边不得不承认学术腐败的存在，一边却又大声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学术腐败”不能与“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相提并论。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就在2002年3月举行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说：“学术腐败问题，实质上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不良风气在大学校园、科研机关的反映”。他还说：“学术界、科学界本是社会公认的一方净土，社会公众对这方净土的纯净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在社会转型期，这方净土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备受社会公众关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夸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无疑不利于学术界、科学界的健康发展。”(奚彬、翟伟：人大代表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人认为，学术腐败是时代的产物，学术界是被社会污染了，并且污染的程度被夸大了。这个观点刚一露面就到了质疑。有人问道：学术腐败为什么不能与其它腐败相提并论，难道腐败还有三六九等？(田畔：评《不要夸大“学术腐败”》——兼与李浩诸教授商榷)。有人指出，学术腐败与吏治腐败、经济腐败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其危害则比后两者更大。(邹辉：学术腐败能否与经济腐败相提并论?)。
　　
　　也许是感到自己“不要夸大学术腐败”的呼吁没有得到足够的回应，2003年初，这些“低估派”又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工作委员会”出面，再次向社会呼吁：“中国对学术界存在的不良现象，可按国际通行的说法，称之为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比较恰当”。(孙自法：科协呼吁改称“学术腐败”为学术不端或不良行为)。有趣的是，在这个呼吁中，他们重弹“学术界、科学界本是社会公认的一方净土”老调，只不过把“在社会转型期”改成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其要点还是在说，学术界“这方净土”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出了“一些问题”，不值得大惊小怪。与一年前不同，中国科协的这个呼吁在舆论界激起极为强烈的反响，绝大多数人对这个观点给予严厉批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用‘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来描写形容这样的腐败，就如同把一股翻江倒海的恶潮形容为一滴污水、把一阵摇天撼地的狂风诠释成一缕浊气。……中国学术腐败的严重性不仅没有被夸大，恰恰相反，是被大大地低估了。”(亦明：是学术腐败，是学术邪恶，是学术犯罪，而不是别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赞同。(亦明：中国的人民网和北大的三角地)。
　　
　　可以说，对学术腐败严重程度的不同估计本身就反映了学术腐败的严重程度。因为对於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术界来说，信誉是第一位的。信誉不存，学术就没有一点价值。所以一名学者最重要的品德就是洁身自好、对虚假和腐败有疾恶如仇的态度，也就是眼睛里容不下沙子。对腐败现象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正是学术腐败日趋严重的一大症状。不仅如此。这些人还进一步指责别人揭露腐败，并且和社会舆论讨价还价，计斤较两，争论学术腐败的程度到底是被夸大了还是被低估了，这说明他们已经丧失了廉耻心、羞耻感。
　　
　　实际上，就在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在全国人大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的几个月前，南京大学就有16名学者向学术界提出倡议，要以德治学，抵制腐败。(朱庆、兰亚明：南京大学16位中青年学者倡议“以德治学”)。他们当然不是在无的放矢地空喊。据揭露，学术腐败在南京大学十分严重。一名南大教授抄袭他人被举报，但学校硬是怕追究下去会影响学校论文的产量而把此事压了下去。(万伟：南京大学的学术腐败)。近有传闻，因抄袭剽窃而闻名天下的北大教授王铭铭有可能到南大落户。(张云坡、天正：南京大学引进“剽窃教授”引起风波)。最近一项针对包括南京大学等七所江苏高校大学生的调查表明，近六成的大学生曾经在考试中作弊。(袁建阳：南京大学生诚信调查:一成常作弊 逾五成作过弊)。还有就是，南京大学在全国炒得火热的“全球招聘”教授一事，最后却“走样”成了“低调图变”，这里面的原因，学术腐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耙粪者：南京大学“低调图变”背后的“难言之隐”)。腐败到这种程度，还需要夸大吗？
　　
　　遗憾的是，虽然这些“低估派”在声势上占下风，但他们手中握有实权，在学术界占有很高的地位。而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或“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得到的。就自身利益而言，他们当然不会“高估”学术腐败的严重性。岂止是“高估”。实际上，我们至今很少看到现任大学校长、科技部高级官员、中国科学院正副院长等公开谈论、抨击学术腐败。恰恰相反，在学术腐败的重灾区，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学部、中国工程院，他们的领导几乎从来就不提学术腐败。在北大校长许智宏亲自担任站长的北大BBS，一些批判学术腐败的文章反复被删。(亦明：中国的人民网和北大的三角地)。在清华大学，由於一名教授履历作假被揭，全校开展了一场学术道德运动。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个运动是秘密进行的。(佚名：清华秘密开展学术道德运动)。为什么干正事、干好事还要偷偷摸摸的呢？因为这正事和好事是他们被迫干的，而他们害怕社会知道学术界的肮脏。
　　
　　目前，反学术腐败的舆论阵地主要有三个，一是由海外学者方舟子主持的《新语丝》网站(www.xys.org)，一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杨玉圣主持的《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再一个就是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何云峰建立的《好汉网》(www.heyunfeng.com)。(林蔚：上海师大教授叫板校园剽窃抄袭风)。由於种种原因，《新语丝》网站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新语丝》网站被国内屏蔽，而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曾亲自批示要封杀方舟子。[“科学时报更有院里的批示(远离这只狗，Lu院长说让他该做什么做什么，别整天瞎咬)”]。方舟子原定在2003年初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讲授科学道德课，但最后被不明不白地取消。[方舟子：反科学文化人和读者评论方舟子指控《探索与争鸣》诽谤（二）]。而杨玉圣“被权威报复，被帮闲忌恨，学术批评文章被斥为不具学术性，该评到手的职称迟迟不见”，至今仍旧评不上教授。(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李彦春：杨玉圣：大刀向学术界的欺世盗名者砍去)。《好汉网》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门庭冷落不说，还遭到了黑客的袭击。(王小星：没迎来用户却招来黑客 首家反剽窃网站遭冷落)。从这些决非个别的现象可以看出，尽管表面看来，反学术腐败势力似乎在打一场目标零散的游击战，他们面临的却是实力强大的正规军，而这个正规军却在向他们放黑枪。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中国学术界的所有角落，任何领域，都可以找到、都可以发现学术腐败现象。实际上，在很多领域，学术腐败现象根本就不用去找，它会象茅厕里的熏天臭气一样扑鼻而来。有人说，在中国的学术界，你如果想要生存下去的话，你就必须拿出80%的精力放在人际关系上(佚名：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这“人际关系”到底是什么东西，还需要多说吗？更为恶劣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已经猖狂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红嘴白牙地欺骗、愚弄政府和人民，其胆大妄为，其肆无忌惮，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们凭什么？因为他们身后就是一个整体腐败的学术界。他们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腐败势力的代言人。
　　
　　三    学术腐败的三个层次
　　
　　一提起学术腐败，很多人马上把它与抄袭剽窃划上了等号。确实，在中国的学术界，抄袭剽窃风气之盛，已经到了让人目不暇接的地步，以至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枪手。(安文联：关注全国第一例“枪手”讨还学位案——“枪手”的诉讼)。但实际上，抄袭剽窃只是学术腐败现象中的一小部分，论危害性，它们也只是癣疥之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抄袭剽窃只是学术败类中的笨贼、蠢贼、懒贼干的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揭发容易，证明不难，因此想要解决，需要的只是决心。换句话说，虽然中国学术界的抄袭剽窃势头铺天盖地，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却极为简单，也是国际通行的：一旦举报属实，把案犯踢出学术界。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学术界的抄袭剽窃之风却愈演愈烈呢？那是因为存在更深层次的腐败。
　　
　　确切地说，中国的学术腐败不是单纯的“学术方面的腐败”，而应该定义为“学术界的系统腐败”，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学术行为的腐败：这是个人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者在从事学术工作时不遵守科学道德，或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从事不道德、甚至非法的牟利活动；二，学术权力的腐败：这是集团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在学术界，权力运用的实质就是瓜分、掠夺学术资源，也就是进行对自己有利的利益再分配；三，学术原则的腐败：这是学术界系统的整体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打着“学术”的幌子，与贪官为伍，与奸商勾结，把攫取利益的黑手伸向政府和社会。
　　
　　应该说，学术腐败三个层次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的先驱就是个体的学术行为腐败。学术行为腐败都有哪些表现呢？《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先生总结说，它包括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泡沫学术、假冒伪劣、抄袭剽窃五大部分。(李彦春：杨玉圣：大刀向学术界的欺世盗名者砍去)。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则总结出七类：1．伪造学历、工作经历、论文等；2．抹煞别人成果，自我吹嘘；3．伪造成果，纂改数据；4．剽窃；5．“搭车”署名；6．为商业广告做不符实际的宣传；7．一稿两投。 (张静："科技界真理斗士"邹承鲁：科学界有七种不道德行为)。需要指出的是，杨玉圣先生总结的现象主要出现在社会科学界，而邹承鲁先生指出的学术腐败类别则集中出现于近年的自然科学界。实际上，学术腐败的类型远不止于这些。无论如何，从他们二人的归纳可以看出，即使在个体行为层面，中国的学术腐败也绝不仅仅是抄袭剽窃。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学术界还没有糟成这个样子。那时候，抄袭剽窃者很少，一经发现，当事人立即名声扫地，不仅别人看不起，连自己也觉得抬不起头。另外，除了抄袭剽窃，当时中国的大地上几乎还不存在那么多由杨玉圣和邹承鲁总结出的腐败花样。那么，为什么到了今天，学术小偷能够登堂入室，无所畏惧？为什么学术腐败的形式能够花样翻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学术腐败出现了第二个层次：学术权力的腐败。实际上，个体的、简单的腐败行为能够泛滥成灾本身说明的恰恰是集体的、系统的腐败机制的存在。学术权力腐败的表象就是学者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具体地说，学术权力腐败的内容主要包括：利用权力包庇、掩盖个体的学术腐败和把学术职位当成官场职位。
　　
　　很明显，学术权力腐败的危害性远较学术行为腐败的危害性要大。问题是，为什么学术权力腐败能够在中国的学术界大行其道呢？我认为，最主要、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学术原则的腐败。什么是学术原则？学术原则就是对真理的强烈追求和信仰。宗白华先生曾说，他最佩服的是古印度学者的态度，最敬仰的是欧洲中古学者的精神，前者是“绝对服从真理，猛烈的牺牲成见”，后者是“宁愿牺牲生命，不愿牺牲真理”(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是学术界最大、最深、最根本的腐败。而实际上，中国的学术界几乎什么都搞，就是不搞学术。
　　
　　实际上，学术原则腐败是学术权力腐败的肥沃土壤，而学术权力腐败又是个体学术腐败行为的保护伞。因此，把学术腐败与抄袭剽窃划等号，是一些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抄袭剽窃是中国学术界中最为普遍的腐败现象，普遍到想否认都否认不了的程度。而同时，抄袭剽窃又是国外“学术犯罪”的最基本形式。外国人干得，中国人干不得？因此，让学术腐败等於抄袭剽窃，他们就可以用皮毛之疾掩盖心腹之患，他们就可以为学术腐败正名，改称为“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他们还可以永远地用“学术”这块招牌来遮挡外人对学术腐败投来的好奇目光，他们就可以永远地腐败下去。
　　
　　四    从小偷到强盗：个体学术行为腐败的日益恶化
　　
　　尽管学术行为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最普遍的是抄袭剽窃，它也是国际学术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不过，抄袭剽窃现象在中国学术界和国外学术界有很大的不同：在国外，它纯粹是个体的、孤立的行为，而一经发现，学术界同仇敌忾，人人得以诛之，案犯的学术生涯几乎注定终止；但在中国，抄袭剽窃是极为普遍的现象，院士、校长抄，博导、专家抄，博士生抄，硕士生抄，如今已经普及到了本科生，甚至下延到了高考生。(刘万永：教育部严令刹住考场腐败 高考考生将签诚信协议)。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肖雪慧就将中国的学术界比喻为“剽窃者的天堂”。(肖雪慧：中国，剽窃者的天堂)。不仅如此，在中国，绝大多数被抓获的抄袭剽窃者不但自己拒不认错，其同僚和手下的人还会为他们鸣冤叫屈、说项求情。结果，这些学术盗贼“除个别倒霉蛋外，大都官照旧当，职称照提，教授照做，博导照当。”(杨玉圣语)。
　　
　　事实上，那几个倒霉蛋(北京大学的王铭铭、复旦大学的申小龙、合肥工业大学的杨敬安等人)与外国的同类相比，哪里是倒霉，简直可以说是幸运得到了家：他们不仅没有被踢出学术界，而且仍旧是原单位的教授，并且仍旧十分风光。王铭铭仅被撤去了几个行政职务，目前仍旧是北大的名牌教授、博导，还差一点儿被评选为北大2003年“十佳教师”(朱修栐：我谈王铭铭是否应当评选本次的北大“十佳教师”)；申小龙只是被复旦大学给予“停止一年申报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处分”，目前已经享有复旦大学教授“应有的权利和义务”(见复旦大学《文科科研简报》第19期)；而杨敬安则仅仅被开除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佚名：警钟长鸣 ——直面高等院校中的职务犯罪)。说他们是倒霉蛋，那是相对于拥有院士头衔、占据校长职位的中国学术窃贼而言的。2003年，东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冠群涉嫌抄袭，证据确凿，但他不仅校长院士照当，教育部、中国工程院对他可以说是关怀备至，连点名批评都不肯做。其它如杨雄里、母国光院士，沈士团校长，抄袭剽窃的铁案早已铸就，可他们几乎都没有受到丝毫的触动。
　　
　　从本质上说，抄袭剽窃就是偷别人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小偷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是光天化日。偷东西而不怕光天化日，叫做强盗。中国的学术界有强盗吗？当然有。上海大学原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半路出家进入法学界，在短短的10年间，著述总量达到一千万字以上，“抵得上一个师出名门，用力甚勤的天才的一世成就”。而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三个学院的院长职务。虽然潘院长自称“非常勤奋”，“每天熬夜到晚上两点左右”，但人们还是发现他的论著多数抄自同行。可奇怪的是，那些被剽的同行们竟然没有谁敢於举报，有的人还不知好歹地说“我愿意”。究其原因，无非是“潘在法学院根基很深”。(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