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金庸错位,还是中国学术界的错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8 21: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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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文化   作者:徐晋如</P>
<P>  1994年的10月,金庸接收了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的聘书,这件事是否曾引起卫道士的攻讦我不得而知,但1999年3月,浙江大学聘任他为浙江大学教授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却一直引发争议。在很多学术工作者看来,这是一次荒诞的错位。据说当年在浙大内部就存在不同意见,有一部分文科教师就认为,以金庸的学识,担任人文学院院长难以服众。而最近
,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更爆出猛料:金庸在为南大学生做题为《南京的历史政治》的讲演时,百出的历史政治方面的错误引起了学生们不停哄笑,场面很是尴尬。当时,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对董健讲,以“历史学家”金庸先生的水平,别说是院长了,在南大历史系当个副教授都不够!</P>
<P>  以董健先生为代表的对金庸的发难,其实由来以久。不过,也许董先生并没有意识到,他或他们对金庸的质疑所针对的并非一个对象而是两个对象。即金庸是否该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乃一是非,而金庸作为历史学家是否够格又是一是非。我以为,由这两个是非出发,实可窥见今天中国学术界的错位,而非金庸本人的错位。</P>
<P>  先说金庸是否该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的问题。很多反对的人士认为,金庸的学识难以服众,因此不能胜任。金庸学识程度是别一是非,姑且不论,但认为院长必定要是最出类拔萃的学者方可胜任,这种观点衡诸中国国情,实在是太幼稚不过的想法。在中国,外行领导内行,从来就具有合法性。这是第一层。国内某比浙大有名得多的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一直是由理工科出身的人担任的,最早的是一个学物理的,现在的则是学精密仪器制造工程的。不知他们何以从来没有受到来自公众的质难?又一名学者若要出类拔萃,必先与世务保持距离。世事通明、人情练达的人士能做学问,但决做不出第一流的学问,在金庸小说中,少林寺方丈的武功不会是寺中第一高手,就是这个道理。因此,由一位世事通明的学者任院长,比选一位离群索居的出类拔萃的学者更能促进一所学院的发展。这是第二层。</P>
<P>  只是,中国的现实从来都比一切文学作品都具有戏剧性。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第一层的情形比第二层的情形要普遍得多。如某诗词学会会长,连一首绝句都写不通,不知小康之上为大同,写出“小康奔向大康门”这样令人笑脱大牙的句子,竟还不是一直凌驾于学会所有学者诗家之上么?如果向金庸发难的衮衮诸公能见及此,由此出发对外行领导内行的荒谬的学术体制发起攻击,倒也的确能促进中国学术的发展,可惜他们太纠缠于金庸本人,知见生障,最后除了给媒体增加了谈资,并不能真正促进学术的进步。</P>
<P>  再说金庸作为历史学家够不够格的问题。间尝与友人论中国文史,我因甫读傅斯年先生生平,于是喟然长叹,以为如傅公方称得上是历史学家,友人当即说:今世治历史的,只算得上是历史工作者。今天中国学术界历史工作者是太多了!然而历史工作者太多了的结果却造成了一种荒谬的景象,真正的历史学家反遭到了历史工作者一致的嘲笑。</P>
<P>  金庸是否够格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史通》的作者、唐代刘知几认为,作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而尤以史识最为重要。从这三方面说,金庸哪条也不差。而当代的历史工作者,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有“史识的”又有几个?</P>
<P>  史识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看是否具有预见性。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莫不如此。比如托克维尔、比如埃德蒙·柏克、比如阿克顿勋爵。金庸的小说和《明报》社评中体现出他对中国历史的真正把握,可以说已表现出他对历史具有深刻的预见性。史学问题是历史工作者们质难金庸炮火最集中的地方。此亦有说焉。金庸读史,主要看重历史的宏大规律,而不屑于细节的考订。曲儒不察,而误以为金庸无学,岂非识见之敝?从前蒋廷黼任清华历史系主任时感慨,历史系有老师能将《汉书》的版本源流、各版本异文得失说得头头是道,却不能就汉代历史作高屋建瓴的讲解。今天历史工作者可以就某些问题作出长篇大论的繁琐的考证,又有几个人能面对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钱钟书先生盛赞广东诗人李汝伦先生,以为他驳“农民战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的文章“笔下横扫千军”,而当时的历史工作者在干些什么?当金庸在小说中、在《明报》社论中发表自己对历史的真知灼见时,他正面临着随时被暗杀的危险,而这时那些历史工作者又在做些什么?</P>
<P>  与今日的历史工作者不一样,金庸对历史细节的把握,主要是靠阅读经典获得。但经典中也有错,这的确需要历史工作者来考订,不过那只是接受知识的途径不一样,算不得什么大问题。比如新儒学大师梁漱溟,他对经学的训诂方面的知识,就未必比现在一位汉语史博士高明,但这依然不妨碍他的气象。我以为,目前最值得探究的是,何以中国学术界缺乏金庸先生那样能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历史的学者,何以我们的学者都没有了前辈所具有的学术气象,而一位拥有这样的气象的学者金庸却受到如此多的非难。如果体制内的学术工作者都能作这样的反思,我们的学术也就真的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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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文化   作者:徐晋如</P>
<P>  1994年的10月,金庸接收了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的聘书,这件事是否曾引起卫道士的攻讦我不得而知,但1999年3月,浙江大学聘任他为浙江大学教授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却一直引发争议。在很多学术工作者看来,这是一次荒诞的错位。据说当年在浙大内部就存在不同意见,有一部分文科教师就认为,以金庸的学识,担任人文学院院长难以服众。而最近
,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更爆出猛料:金庸在为南大学生做题为《南京的历史政治》的讲演时,百出的历史政治方面的错误引起了学生们不停哄笑,场面很是尴尬。当时,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对董健讲,以“历史学家”金庸先生的水平,别说是院长了,在南大历史系当个副教授都不够!</P>
<P>  以董健先生为代表的对金庸的发难,其实由来以久。不过,也许董先生并没有意识到,他或他们对金庸的质疑所针对的并非一个对象而是两个对象。即金庸是否该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乃一是非,而金庸作为历史学家是否够格又是一是非。我以为,由这两个是非出发,实可窥见今天中国学术界的错位,而非金庸本人的错位。</P>
<P>  先说金庸是否该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的问题。很多反对的人士认为,金庸的学识难以服众,因此不能胜任。金庸学识程度是别一是非,姑且不论,但认为院长必定要是最出类拔萃的学者方可胜任,这种观点衡诸中国国情,实在是太幼稚不过的想法。在中国,外行领导内行,从来就具有合法性。这是第一层。国内某比浙大有名得多的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一直是由理工科出身的人担任的,最早的是一个学物理的,现在的则是学精密仪器制造工程的。不知他们何以从来没有受到来自公众的质难?又一名学者若要出类拔萃,必先与世务保持距离。世事通明、人情练达的人士能做学问,但决做不出第一流的学问,在金庸小说中,少林寺方丈的武功不会是寺中第一高手,就是这个道理。因此,由一位世事通明的学者任院长,比选一位离群索居的出类拔萃的学者更能促进一所学院的发展。这是第二层。</P>
<P>  只是,中国的现实从来都比一切文学作品都具有戏剧性。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第一层的情形比第二层的情形要普遍得多。如某诗词学会会长,连一首绝句都写不通,不知小康之上为大同,写出“小康奔向大康门”这样令人笑脱大牙的句子,竟还不是一直凌驾于学会所有学者诗家之上么?如果向金庸发难的衮衮诸公能见及此,由此出发对外行领导内行的荒谬的学术体制发起攻击,倒也的确能促进中国学术的发展,可惜他们太纠缠于金庸本人,知见生障,最后除了给媒体增加了谈资,并不能真正促进学术的进步。</P>
<P>  再说金庸作为历史学家够不够格的问题。间尝与友人论中国文史,我因甫读傅斯年先生生平,于是喟然长叹,以为如傅公方称得上是历史学家,友人当即说:今世治历史的,只算得上是历史工作者。今天中国学术界历史工作者是太多了!然而历史工作者太多了的结果却造成了一种荒谬的景象,真正的历史学家反遭到了历史工作者一致的嘲笑。</P>
<P>  金庸是否够格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史通》的作者、唐代刘知几认为,作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而尤以史识最为重要。从这三方面说,金庸哪条也不差。而当代的历史工作者,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有“史识的”又有几个?</P>
<P>  史识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看是否具有预见性。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莫不如此。比如托克维尔、比如埃德蒙·柏克、比如阿克顿勋爵。金庸的小说和《明报》社评中体现出他对中国历史的真正把握,可以说已表现出他对历史具有深刻的预见性。史学问题是历史工作者们质难金庸炮火最集中的地方。此亦有说焉。金庸读史,主要看重历史的宏大规律,而不屑于细节的考订。曲儒不察,而误以为金庸无学,岂非识见之敝?从前蒋廷黼任清华历史系主任时感慨,历史系有老师能将《汉书》的版本源流、各版本异文得失说得头头是道,却不能就汉代历史作高屋建瓴的讲解。今天历史工作者可以就某些问题作出长篇大论的繁琐的考证,又有几个人能面对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钱钟书先生盛赞广东诗人李汝伦先生,以为他驳“农民战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的文章“笔下横扫千军”,而当时的历史工作者在干些什么?当金庸在小说中、在《明报》社论中发表自己对历史的真知灼见时,他正面临着随时被暗杀的危险,而这时那些历史工作者又在做些什么?</P>
<P>  与今日的历史工作者不一样,金庸对历史细节的把握,主要是靠阅读经典获得。但经典中也有错,这的确需要历史工作者来考订,不过那只是接受知识的途径不一样,算不得什么大问题。比如新儒学大师梁漱溟,他对经学的训诂方面的知识,就未必比现在一位汉语史博士高明,但这依然不妨碍他的气象。我以为,目前最值得探究的是,何以中国学术界缺乏金庸先生那样能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历史的学者,何以我们的学者都没有了前辈所具有的学术气象,而一位拥有这样的气象的学者金庸却受到如此多的非难。如果体制内的学术工作者都能作这样的反思,我们的学术也就真的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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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相轻
说得好,那些花了几十年就是想搞清楚慈嬉带没带胸罩的人能叫“历史学家”吗?
<P>文人相轻也说的太轻易了</P><P>老金的小说没的说,但是作为历史学者他还大大不够格</P><P>北京大学等一些高校的能称之为历史学家的那些人的课,俺还是去听过些。绝对深度是金庸的几何级数。说句不好听的,历史学家么,你书读不到位就不能称为历史学家。金庸读的书就太少了。被一篇《袁崇焕评传》让无数金迷以为他们的偶像有多么深的历史功底。。。。但是很可惜,那东西只能当作科普性的历史读物来对待</P>
写文章的,当个中文系特聘教授就行了,还当什么长,无聊
<P><B>yueying</B> </P><P>金庸读的书不是少,而是杂.书读的多,但是读杂了,各方面都知道一点,但是在某一方面又没有达到非常精通的地步,其实个人感觉他带历史系的本科生还是绰绰有余的,带博士就有点力不从心了.</P>
<P>金庸读史,主要看重历史的宏大规律,而不屑于细节的考订。曲儒不察,而误以为金庸无学,岂非识见之敝?</P><P>这句话一看就是抢手写的,不客气的说,金庸先生历史常识都不够格。</P>
<P>   金老难免在真实的历史与他的写小说历史中产生迷茫。</P><P>    这是很多文人的通病!</P>[em02]
怎么也比一些让岳飞们不再是民族英雄的“专家“强
<P>别的暂且不论,且看金先生小说中谆谆教导我辈当以家国天下为重“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笔那些满脑子诋毁民族英雄而替汉奸走狗翻案的所谓“学者”们强太多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