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我辈的骄傲，我辈的责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03:30:29
我辈的骄傲，我辈的责任
（很少转贴，这次例外。张轶超是我的师兄。从办报纸，到做教育，他始终没有放弃过他要做的事情。他说的那个为民工子弟办的“久牵”课外小学，几年之前我也去当过很短时间的志愿者，热情消散得很快。而他至今还在继续做这件事情。我真心尊敬这样坚持自己理想的人。每个幸运地得到了教育机会的人，都要对他的幸运担起义务和责任。）
张轶超在复旦的演讲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能够回到自己的母校，而且就在这个多年前我听讲过、自修过的教室里，和大家一起交流。
不知在座诸位可有去过江湾镇外来工聚居区，从这里骑自行车到那边不超过二十分钟，多年前我一直从南区出发，骑着辆老爷车，穿过这片美丽的校区，由国权北路进入“机场”——那里的外来工们都是这样称呼江湾地区的，事实上，那里曾经也确实是一个机场。大片大片的荒草地，各种野生的林木，还有在杂草覆盖之下的依稀可辨的飞机跑道，甚至你可以看到在空中盘旋的老鹰。不过在这些富有诗意的景物环绕中的，不是祥和的田园风光，更看不到小桥流水人家，唯有一排排临时搭建的平房，各种来历不明的临时加工厂，随处可见的垃圾堆，以及集装箱货车扬起的滚滚尘土。最可怕的是雨天，有时高可齐膝的积水以及泥泞难行的道路会摧毁一切你对于上海的美好印象——那里显然不是上海。
2001年的江湾镇是如此，2006年的江湾镇呢？不错，变化了很多，比如新江湾城一期的房价已经涨到1万2/平方了，三室一厅的房型则要1万5。比如复旦的新校区就选择在鲜花盛开、绿树掩映的新江湾城。然而淞沪路以西，国权北路以东的地区呢？依然是一片片的废墟、一排排的低矮的简易住房。
复旦历史系的老教授周谷城先生曾经在73年之前回答《东方杂志》“你对未来中国的梦想”的提问时说：“希望在未来的中国，人人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周先生已经作古十年了，他的梦想究竟实现了没有呢？
这么多年了，我记得机场里面只有过两个公共厕所（肯定是没有抽水马桶的），而且要收费。许多打工者不愿意出那么几角钱，于是就在自己房子附近的废墟上或者草丛中就地解决。上海有三四百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之中又有多少坐上抽水马桶了呢？
所以每当念及周先生的这个梦想时，我一直是深感愧疚的。尤其是如今复旦已经与江湾镇的外来务工人员比邻而居，我想如果周先生依然在世，当他坐在江湾校区的办公楼里，俯视下面那密集的民工住宅区时，他心中也一样会深感愧疚。
去年复旦百年校庆的时候，曾经在焰火晚会那天，实施过三个小时（6点到9点）的交通管制，大量从外面下班回来，赶着要和家人一起共进晚餐的外来工们，外来工子弟们，被堵在淞沪路进机场的出入口处，被堵在参加这一百年庆典的警车以及警察们之外，直到晚会结束才被放行。尽管那时候他们没有太多抱怨，他们只是痴痴的看着在空中绽放的焰火。也许对于大多数外来工子弟而言，能够看到这样一场烟火的盛宴足以解决他们空空荡荡的肚子问题。
老实说，那个时候的复旦是令我感到羞耻的，如果那时候某个民工子弟问我：“为什么你们学校为了庆祝校庆就不让我们回家？”我将无言以对。因为当它将它自己与那些打工者们隔离开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失去了它所承载的道义，它就失去了它所谓的“大”。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复旦并不是几个高官的复旦，复旦还是有周谷城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有许许多多满怀理想与责任的年轻人。
焰火晚会的这一幕并非是我亲见，而是一位与你们一样的复旦同学拍摄下来并记录下来的，她用文字与照片记载这一切，再次证明了复旦的良知，证明了我们未敢须臾忘怀肩上的责任。
不仅如此，还有许许多多的复旦同学在同样见证着复旦的胸怀。自2001年5月以来，江湾镇地区的民工子弟学校里，就从未间断过他们的身影。我很荣幸能够和这样一些同学在一起，为了给予那些孩子基本的教育而不停奔走，努力工作。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想把自己这五年来的经历与感受，在其中遇到的困难与感动和大家分享，与诸君共勉！
2001年的5月，当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些贫穷的家庭，看到那些破旧的校舍，以及和所有孩子一样，天真可爱的孩子们时，我的想象是简单，而又理想的。
我想，我会走进这些孩子的课堂，孩子们会热烈地欢迎我，他们会聚精会神的听讲，认真的完成课后作业，当我走的时候，他们会依依不舍，甚至可能会大哭起来。一切应该都像电影上面所演的那样。
我想，在座中也会有不少人这样想的吧。
然而，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正如有个志愿者后来描述的那样：
吵闹的课堂上，有的人在打闹，有的人在写作业，有的人在擤鼻涕，有的人在吃东西，唯有很少的人在听讲。在这里，看不到感激，更没有感激之后的发奋苦读。
而学校的教师们，他们对你也是爱理不理，甚至对你帮孩子纠正英语发音而心怀不满。
这时候你当何以自处？
最简单的方式是放下你捐献给他们的糖果和文具，然后就挥一挥手，不带走半片云彩。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献爱心，但我一直怀疑这种做法和施舍乞丐一两元钱有什么区别？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爱心是得到了满足，甚至我们可以对自己说：“我为创建和谐社会已经做出了一份力了。”然而，那些孩子们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了呢？一个曾经得到过一个崭新的漂亮的小熊维尼文具盒的民工子弟，和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文具盒的民工子弟，他们的生活会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差别吗？没有。
这种方式满足的不过是志愿者的爱心，以及为这个社会表面的和谐添上一笔罢了，然而它终究无法改变任何现实。任何一个勇于直面现实的志愿者都不会就此止步，他们必须前行。
2001 年的夏天与秋天，对于刚刚开始做志愿者工作的我，以及和我一起的复旦同学们来说，捐献实物是最直接的也是我们认为最必须的工作。因此，我们到处寻找愿意捐献文具、电脑、体育用品、书籍、衣服的好心人。直到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决定将工作的重点从募集实物转移到教育上面。
当时恰好有一个朋友因为听了我的介绍，决定来看看这些孩子。除了许多文具之外，她还带了一大袋糖果。我将文具分发给各个班级的班主任之后，看着那一大袋糖果，觉得有点麻烦。于是就直接将这些糖果交给了学校校长，请他帮忙来分发一下。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刚从二楼的校长室下来，就听到上面传来一声兴奋的喊声：“孩子们，快来吃糖啦！”接着，当我回过身来，眼前就出现了在空中飞舞的糖果，以及，孩子们狼奔豸突般的争抢场面。然后，就有人打起来，就有人哭起来……对此，我久久无法释怀。
就算拥有了现代化的电脑房，拥有了标准足球场，在这样一个教育环境里，这些孩子又能学到什么呢？我问自己，并且有了答案：他们的生活依然不会有本质的改变，他们最需要的是优秀的老师和系统的教育，而非物质上的暂时改善。
目标已经重新确立，紧接着我就发现这是一项比募集物资还要棘手得多的工作。
正如前面所说的，孩子们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听话，学校也不是积极配合，志愿者本身又缺乏教学经验，所以上课效果很不理想。
举个极端的例子，有个孩子上课很不听话，于是就被志愿者严厉批评了一通，这个孩子就在下面低声嘀咕了一句：“什么大学生啊，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到我们这边上课！”
那个志愿者被气得够呛，我听了之后也觉得十分沮丧。
这是在孩子方面碰到的障碍，然后在学校和家长方面，我们这些志愿者也阻力重重。在我们看来，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最为薄弱的是英语。因此我们志愿者重点帮助他们的也是英语教学。我们的志愿者队伍曾经一度包揽了一个学校一半的英语课程，包括最后的考试命题和评估，都是志愿者做的。尽管我不敢说做得很出色，但至少我相信他们做的比原来学校的英语老师要好。可是在持续了一学期之后，校方就表示家长反映我们的教学质量太差，重新召回了原来发音十分糟糕的英语老师支持教学。为什么呢？
家长确实向学校告我们的状了，他们的理由是，自己的孩子以前英语成绩一直很好，每次考试都90多，可是大学生来教了之后，就只有六七十分了。
这确实也是事实。然而校方和我们都清楚的是，如果按照教科书的要求来看的话，恐怕那些孩子的实际水平连六七十分都没有。四五年级的学生听写二十六个英语字母都有问题，怎么可能英语考试都考90多呢？
因为招生的缘故。事实上，民工子弟学校之间的竞争远比一般学校要激烈的多，甚至趋于白热化。仅从民工子弟学校开学时间要比一般学校要提前一个多星期就可以看出来。一般8月中旬开始，各个民工子弟学校就开始进行招生宣传，有的学校会要求老师带着老生去一家一家的走访，说服那些家长报自己学校的名。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让家长觉得自己学校的教育质量高，民工子弟学校的考试都只是走走形式，最后的分数是必须比较好看的，至少不能比其他学校差，否则家长就会立即带着孩子另择他校了。
这种现象至今也没有改变，所以同样英语水平的学生，在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可以考个90多分，而在一般的公立学校，连个20分都考不到。这决不是教材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教师教学质量的问题，主要原因还在于学校故意欺骗家长。
所以，当我们的志愿者试图诚实的汇报学生的英语水平时，校方就立即对我们表示了不满，并不再愿意把主要教学工作分配给我们，只是象征性的一周给一两节课。至于出题、评分这类事情，决计不可能再交给我们去完成。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志愿者，我们当何以自处？
我们选择了开辟独立的教学场所这条道路。尽管，我们也没有放弃在民工子弟学校里开展教学，但是，更主要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久牵”计划。
“久牵”字面上的意思就是长久牵手，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志愿者决心要长久地为那些孩子提供教育服务。当时我们租借了一套公房，作为临时的教学场所。孩子们和志愿者们习惯将那个地方叫做“久牵”。
2002 年2月开始，我们就正式在“久牵”开展活动。当时除了语文、数学、英语之类的课程我们依然是派志愿者到民工子弟学校去教授之外，所有的兴趣类课程，一律都放在“久牵”里面进行。那是一个志愿者热情空前高涨的时期，独立的教学场所，小班化的教学方式（当时一个班的学生人数都不会超过十人），自由的教学管理，这一切都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当时遇到的困难。学生逐渐变得不再调皮捣蛋了，在一个崭新的环境中，他们开始学会注意卫生，认真听讲，积极参加我们为他们设计的活动。而且最好的一点是，我们不会受到任何来自校方的干扰。记得我们当时开设了历史、地理、天文、摄影、电脑硬件拆装、日语、马来西亚语等各种课程，甚至还模仿西方的童军组织，成立了雏鹰小队，每个周末都开展各种旨在培养学生能力的各种活动。
这个志愿者的黄金时期总共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之后，由于资金短缺，我们不得不放弃了租赁的临时教学场所，重新退回到了学校开展各种活动。然而可想而知，在缺乏固定活动场所的情况下，我们的活动渐渐变少，乃至后来几乎无法开展。只能在每年的暑假坚持做一个为期两周的夏令营项目。至于平常，只剩下在学校里的常规教学，志愿者们主要担任的还是英语、电脑课的辅助教学工作。
2004年秋，出现了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机会。
位于国权北路的高境三中开始有条件招收民工子弟。当然，这个机会并不大，只有通过考试，并且愿意交纳借读费的民工子弟才有机会入学。无论是他们那无比难的考试，还是一学期880元的借读费，对于民工子弟而言都不是易事。
我当时带了来自蓝鹰、涟水和田园的7个孩子参加了他们的入学考试，结果很不理想。只考了两门，数学和英语。数学没有一个孩子及格，而英语更惨，没有一个孩子超过30分。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前往考试的孩子都是五年级或者六年级的学生，而给他们的考试卷是上海市小学五年级的测试卷。
面对这样的结果，也许是我毫不掩饰的沮丧与难过打动了负责老师，她告诉我可以破例招收其中三个孩子进入高境三中。前提是要让家长签署一份协议，声明如果这三个孩子第一个学期的期中期末考试成绩依然达不到学校要求，就必须主动退学。
自然，我们接受了。而且，协议中提到的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这三个孩子很快就赶上了同班的上海同学，其中一个甚至在第二个学期就名列年级前茅。
这种情况后来也不断发生在其他孩子身上，不断证明着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给外来工子弟同等的学习环境，他们将决不逊色于同龄的城市孩子。
然而，当上海公立学校逐渐放开尺度，外来工子弟进入公立学校的机会越来越大的时候（据统计，已经有一半左右外来工子弟进入了上海公立学校），我们的支教工作是否到了该结束的时候呢？
从04到06年，久牵的工作依然在坚持着，尽管我们的坚持只剩下每年暑假的夏令营了。如果不是2006年春天的一个意外转机，也许今天我就不会站在各位面前。当初觉得，这有点像是命运的偶然；然而现在我明白，这，仍是久牵的宿命。
06年元旦过后不久，我有幸与上海根与芽的负责人聊了一次，然后不约而同的谈到《放牛班的春天》这部电影，不约而同的想组建一个民工子弟合唱团。而更巧的是，当时根与芽正好有一个擅长音乐的志愿者柯慧婕。
在柯慧婕的帮助下，我们成立了第一个合唱团：放牛班的孩子。同样在根与芽的协助下，我们于5月19日举办了第一次慈善音乐会，放牛班的孩子首次登台演出，就在中福会少年宫的舞台上。
那段时间来，和他们在一起游戏和活动，看到绽放在孩子们脸上的笑容与自信，我了解到，久牵的使命并未结束，恰恰相反，它的道路更为漫长和遥远。
我无法欺骗自己，认为一些简单的支教活动和捐赠就能够使这些孩子获得与城市同龄人同等的教育机会。事实上，所有这些活动，小到一本图书，大到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都在不断提醒着我们一个最普通不过却又被普遍漠视的事实：这些孩子他们拥有着和城市同龄人一样的求知欲和实现自我的梦想，他们根本就不是被同情的对象。
是的，你递给他一本安徒生童话，他看了，并且希望能够再看到格林、郑渊洁、安房直子等等，你能够摆摆手说“够了，不要太贪婪”吗？不能，因为那是多么自然合理的要求啊！
你成立了一个合唱团，使他有机会接触到音乐艺术，于是他说，希望能够有更专业的老师指导，希望能够学习乐器，你能够不耐烦地说“你别得寸进尺，这不是你能拥有的”吗？不能，因为对求知欲的扼杀对一个教育者而言简直就是谋杀人的灵魂！
于是，我终于发现久牵的使命，不是给这个满目疮痍的群体贴上一块迪斯尼的卡通创可贴，用那么一点可爱与善心来装点这个世界。久牵的真正使命在于，满足这样一些心灵对知识的渴望，帮助他们获得实现自我的信心与能力。
然而还是有人会质疑，质疑这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但我想对他们说的是，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理想，至少，你应该有这样一种骄傲，你的自尊心要求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同等的教育机会，从而你可以和他们进行公平的竞争。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前提，那么你所取得的一切成功将失去其重量。哪怕面对一个乞丐，你都无法拥有足够的信心来，因为，也许他正是那个被从小剥夺了教育机会的天才。
所以，今天站在这里，我最后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辈的骄傲与尊严就在于，要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可以诚实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并能够自信的跟自己的孩子说：“这是我所取得的成就，这一切都是用我的努力与拼搏换来的，没有一分一毫是牺牲了他人的机会而得到的。”
谢谢！我辈的骄傲，我辈的责任
（很少转贴，这次例外。张轶超是我的师兄。从办报纸，到做教育，他始终没有放弃过他要做的事情。他说的那个为民工子弟办的“久牵”课外小学，几年之前我也去当过很短时间的志愿者，热情消散得很快。而他至今还在继续做这件事情。我真心尊敬这样坚持自己理想的人。每个幸运地得到了教育机会的人，都要对他的幸运担起义务和责任。）
张轶超在复旦的演讲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能够回到自己的母校，而且就在这个多年前我听讲过、自修过的教室里，和大家一起交流。
不知在座诸位可有去过江湾镇外来工聚居区，从这里骑自行车到那边不超过二十分钟，多年前我一直从南区出发，骑着辆老爷车，穿过这片美丽的校区，由国权北路进入“机场”——那里的外来工们都是这样称呼江湾地区的，事实上，那里曾经也确实是一个机场。大片大片的荒草地，各种野生的林木，还有在杂草覆盖之下的依稀可辨的飞机跑道，甚至你可以看到在空中盘旋的老鹰。不过在这些富有诗意的景物环绕中的，不是祥和的田园风光，更看不到小桥流水人家，唯有一排排临时搭建的平房，各种来历不明的临时加工厂，随处可见的垃圾堆，以及集装箱货车扬起的滚滚尘土。最可怕的是雨天，有时高可齐膝的积水以及泥泞难行的道路会摧毁一切你对于上海的美好印象——那里显然不是上海。
2001年的江湾镇是如此，2006年的江湾镇呢？不错，变化了很多，比如新江湾城一期的房价已经涨到1万2/平方了，三室一厅的房型则要1万5。比如复旦的新校区就选择在鲜花盛开、绿树掩映的新江湾城。然而淞沪路以西，国权北路以东的地区呢？依然是一片片的废墟、一排排的低矮的简易住房。
复旦历史系的老教授周谷城先生曾经在73年之前回答《东方杂志》“你对未来中国的梦想”的提问时说：“希望在未来的中国，人人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周先生已经作古十年了，他的梦想究竟实现了没有呢？
这么多年了，我记得机场里面只有过两个公共厕所（肯定是没有抽水马桶的），而且要收费。许多打工者不愿意出那么几角钱，于是就在自己房子附近的废墟上或者草丛中就地解决。上海有三四百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之中又有多少坐上抽水马桶了呢？
所以每当念及周先生的这个梦想时，我一直是深感愧疚的。尤其是如今复旦已经与江湾镇的外来务工人员比邻而居，我想如果周先生依然在世，当他坐在江湾校区的办公楼里，俯视下面那密集的民工住宅区时，他心中也一样会深感愧疚。
去年复旦百年校庆的时候，曾经在焰火晚会那天，实施过三个小时（6点到9点）的交通管制，大量从外面下班回来，赶着要和家人一起共进晚餐的外来工们，外来工子弟们，被堵在淞沪路进机场的出入口处，被堵在参加这一百年庆典的警车以及警察们之外，直到晚会结束才被放行。尽管那时候他们没有太多抱怨，他们只是痴痴的看着在空中绽放的焰火。也许对于大多数外来工子弟而言，能够看到这样一场烟火的盛宴足以解决他们空空荡荡的肚子问题。
老实说，那个时候的复旦是令我感到羞耻的，如果那时候某个民工子弟问我：“为什么你们学校为了庆祝校庆就不让我们回家？”我将无言以对。因为当它将它自己与那些打工者们隔离开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失去了它所承载的道义，它就失去了它所谓的“大”。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复旦并不是几个高官的复旦，复旦还是有周谷城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有许许多多满怀理想与责任的年轻人。
焰火晚会的这一幕并非是我亲见，而是一位与你们一样的复旦同学拍摄下来并记录下来的，她用文字与照片记载这一切，再次证明了复旦的良知，证明了我们未敢须臾忘怀肩上的责任。
不仅如此，还有许许多多的复旦同学在同样见证着复旦的胸怀。自2001年5月以来，江湾镇地区的民工子弟学校里，就从未间断过他们的身影。我很荣幸能够和这样一些同学在一起，为了给予那些孩子基本的教育而不停奔走，努力工作。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想把自己这五年来的经历与感受，在其中遇到的困难与感动和大家分享，与诸君共勉！
2001年的5月，当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些贫穷的家庭，看到那些破旧的校舍，以及和所有孩子一样，天真可爱的孩子们时，我的想象是简单，而又理想的。
我想，我会走进这些孩子的课堂，孩子们会热烈地欢迎我，他们会聚精会神的听讲，认真的完成课后作业，当我走的时候，他们会依依不舍，甚至可能会大哭起来。一切应该都像电影上面所演的那样。
我想，在座中也会有不少人这样想的吧。
然而，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正如有个志愿者后来描述的那样：
吵闹的课堂上，有的人在打闹，有的人在写作业，有的人在擤鼻涕，有的人在吃东西，唯有很少的人在听讲。在这里，看不到感激，更没有感激之后的发奋苦读。
而学校的教师们，他们对你也是爱理不理，甚至对你帮孩子纠正英语发音而心怀不满。
这时候你当何以自处？
最简单的方式是放下你捐献给他们的糖果和文具，然后就挥一挥手，不带走半片云彩。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献爱心，但我一直怀疑这种做法和施舍乞丐一两元钱有什么区别？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爱心是得到了满足，甚至我们可以对自己说：“我为创建和谐社会已经做出了一份力了。”然而，那些孩子们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了呢？一个曾经得到过一个崭新的漂亮的小熊维尼文具盒的民工子弟，和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文具盒的民工子弟，他们的生活会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差别吗？没有。
这种方式满足的不过是志愿者的爱心，以及为这个社会表面的和谐添上一笔罢了，然而它终究无法改变任何现实。任何一个勇于直面现实的志愿者都不会就此止步，他们必须前行。
2001 年的夏天与秋天，对于刚刚开始做志愿者工作的我，以及和我一起的复旦同学们来说，捐献实物是最直接的也是我们认为最必须的工作。因此，我们到处寻找愿意捐献文具、电脑、体育用品、书籍、衣服的好心人。直到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决定将工作的重点从募集实物转移到教育上面。
当时恰好有一个朋友因为听了我的介绍，决定来看看这些孩子。除了许多文具之外，她还带了一大袋糖果。我将文具分发给各个班级的班主任之后，看着那一大袋糖果，觉得有点麻烦。于是就直接将这些糖果交给了学校校长，请他帮忙来分发一下。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刚从二楼的校长室下来，就听到上面传来一声兴奋的喊声：“孩子们，快来吃糖啦！”接着，当我回过身来，眼前就出现了在空中飞舞的糖果，以及，孩子们狼奔豸突般的争抢场面。然后，就有人打起来，就有人哭起来……对此，我久久无法释怀。
就算拥有了现代化的电脑房，拥有了标准足球场，在这样一个教育环境里，这些孩子又能学到什么呢？我问自己，并且有了答案：他们的生活依然不会有本质的改变，他们最需要的是优秀的老师和系统的教育，而非物质上的暂时改善。
目标已经重新确立，紧接着我就发现这是一项比募集物资还要棘手得多的工作。
正如前面所说的，孩子们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听话，学校也不是积极配合，志愿者本身又缺乏教学经验，所以上课效果很不理想。
举个极端的例子，有个孩子上课很不听话，于是就被志愿者严厉批评了一通，这个孩子就在下面低声嘀咕了一句：“什么大学生啊，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到我们这边上课！”
那个志愿者被气得够呛，我听了之后也觉得十分沮丧。
这是在孩子方面碰到的障碍，然后在学校和家长方面，我们这些志愿者也阻力重重。在我们看来，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最为薄弱的是英语。因此我们志愿者重点帮助他们的也是英语教学。我们的志愿者队伍曾经一度包揽了一个学校一半的英语课程，包括最后的考试命题和评估，都是志愿者做的。尽管我不敢说做得很出色，但至少我相信他们做的比原来学校的英语老师要好。可是在持续了一学期之后，校方就表示家长反映我们的教学质量太差，重新召回了原来发音十分糟糕的英语老师支持教学。为什么呢？
家长确实向学校告我们的状了，他们的理由是，自己的孩子以前英语成绩一直很好，每次考试都90多，可是大学生来教了之后，就只有六七十分了。
这确实也是事实。然而校方和我们都清楚的是，如果按照教科书的要求来看的话，恐怕那些孩子的实际水平连六七十分都没有。四五年级的学生听写二十六个英语字母都有问题，怎么可能英语考试都考90多呢？
因为招生的缘故。事实上，民工子弟学校之间的竞争远比一般学校要激烈的多，甚至趋于白热化。仅从民工子弟学校开学时间要比一般学校要提前一个多星期就可以看出来。一般8月中旬开始，各个民工子弟学校就开始进行招生宣传，有的学校会要求老师带着老生去一家一家的走访，说服那些家长报自己学校的名。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让家长觉得自己学校的教育质量高，民工子弟学校的考试都只是走走形式，最后的分数是必须比较好看的，至少不能比其他学校差，否则家长就会立即带着孩子另择他校了。
这种现象至今也没有改变，所以同样英语水平的学生，在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可以考个90多分，而在一般的公立学校，连个20分都考不到。这决不是教材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教师教学质量的问题，主要原因还在于学校故意欺骗家长。
所以，当我们的志愿者试图诚实的汇报学生的英语水平时，校方就立即对我们表示了不满，并不再愿意把主要教学工作分配给我们，只是象征性的一周给一两节课。至于出题、评分这类事情，决计不可能再交给我们去完成。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志愿者，我们当何以自处？
我们选择了开辟独立的教学场所这条道路。尽管，我们也没有放弃在民工子弟学校里开展教学，但是，更主要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久牵”计划。
“久牵”字面上的意思就是长久牵手，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志愿者决心要长久地为那些孩子提供教育服务。当时我们租借了一套公房，作为临时的教学场所。孩子们和志愿者们习惯将那个地方叫做“久牵”。
2002 年2月开始，我们就正式在“久牵”开展活动。当时除了语文、数学、英语之类的课程我们依然是派志愿者到民工子弟学校去教授之外，所有的兴趣类课程，一律都放在“久牵”里面进行。那是一个志愿者热情空前高涨的时期，独立的教学场所，小班化的教学方式（当时一个班的学生人数都不会超过十人），自由的教学管理，这一切都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当时遇到的困难。学生逐渐变得不再调皮捣蛋了，在一个崭新的环境中，他们开始学会注意卫生，认真听讲，积极参加我们为他们设计的活动。而且最好的一点是，我们不会受到任何来自校方的干扰。记得我们当时开设了历史、地理、天文、摄影、电脑硬件拆装、日语、马来西亚语等各种课程，甚至还模仿西方的童军组织，成立了雏鹰小队，每个周末都开展各种旨在培养学生能力的各种活动。
这个志愿者的黄金时期总共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之后，由于资金短缺，我们不得不放弃了租赁的临时教学场所，重新退回到了学校开展各种活动。然而可想而知，在缺乏固定活动场所的情况下，我们的活动渐渐变少，乃至后来几乎无法开展。只能在每年的暑假坚持做一个为期两周的夏令营项目。至于平常，只剩下在学校里的常规教学，志愿者们主要担任的还是英语、电脑课的辅助教学工作。
2004年秋，出现了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机会。
位于国权北路的高境三中开始有条件招收民工子弟。当然，这个机会并不大，只有通过考试，并且愿意交纳借读费的民工子弟才有机会入学。无论是他们那无比难的考试，还是一学期880元的借读费，对于民工子弟而言都不是易事。
我当时带了来自蓝鹰、涟水和田园的7个孩子参加了他们的入学考试，结果很不理想。只考了两门，数学和英语。数学没有一个孩子及格，而英语更惨，没有一个孩子超过30分。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前往考试的孩子都是五年级或者六年级的学生，而给他们的考试卷是上海市小学五年级的测试卷。
面对这样的结果，也许是我毫不掩饰的沮丧与难过打动了负责老师，她告诉我可以破例招收其中三个孩子进入高境三中。前提是要让家长签署一份协议，声明如果这三个孩子第一个学期的期中期末考试成绩依然达不到学校要求，就必须主动退学。
自然，我们接受了。而且，协议中提到的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这三个孩子很快就赶上了同班的上海同学，其中一个甚至在第二个学期就名列年级前茅。
这种情况后来也不断发生在其他孩子身上，不断证明着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给外来工子弟同等的学习环境，他们将决不逊色于同龄的城市孩子。
然而，当上海公立学校逐渐放开尺度，外来工子弟进入公立学校的机会越来越大的时候（据统计，已经有一半左右外来工子弟进入了上海公立学校），我们的支教工作是否到了该结束的时候呢？
从04到06年，久牵的工作依然在坚持着，尽管我们的坚持只剩下每年暑假的夏令营了。如果不是2006年春天的一个意外转机，也许今天我就不会站在各位面前。当初觉得，这有点像是命运的偶然；然而现在我明白，这，仍是久牵的宿命。
06年元旦过后不久，我有幸与上海根与芽的负责人聊了一次，然后不约而同的谈到《放牛班的春天》这部电影，不约而同的想组建一个民工子弟合唱团。而更巧的是，当时根与芽正好有一个擅长音乐的志愿者柯慧婕。
在柯慧婕的帮助下，我们成立了第一个合唱团：放牛班的孩子。同样在根与芽的协助下，我们于5月19日举办了第一次慈善音乐会，放牛班的孩子首次登台演出，就在中福会少年宫的舞台上。
那段时间来，和他们在一起游戏和活动，看到绽放在孩子们脸上的笑容与自信，我了解到，久牵的使命并未结束，恰恰相反，它的道路更为漫长和遥远。
我无法欺骗自己，认为一些简单的支教活动和捐赠就能够使这些孩子获得与城市同龄人同等的教育机会。事实上，所有这些活动，小到一本图书，大到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都在不断提醒着我们一个最普通不过却又被普遍漠视的事实：这些孩子他们拥有着和城市同龄人一样的求知欲和实现自我的梦想，他们根本就不是被同情的对象。
是的，你递给他一本安徒生童话，他看了，并且希望能够再看到格林、郑渊洁、安房直子等等，你能够摆摆手说“够了，不要太贪婪”吗？不能，因为那是多么自然合理的要求啊！
你成立了一个合唱团，使他有机会接触到音乐艺术，于是他说，希望能够有更专业的老师指导，希望能够学习乐器，你能够不耐烦地说“你别得寸进尺，这不是你能拥有的”吗？不能，因为对求知欲的扼杀对一个教育者而言简直就是谋杀人的灵魂！
于是，我终于发现久牵的使命，不是给这个满目疮痍的群体贴上一块迪斯尼的卡通创可贴，用那么一点可爱与善心来装点这个世界。久牵的真正使命在于，满足这样一些心灵对知识的渴望，帮助他们获得实现自我的信心与能力。
然而还是有人会质疑，质疑这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但我想对他们说的是，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理想，至少，你应该有这样一种骄傲，你的自尊心要求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同等的教育机会，从而你可以和他们进行公平的竞争。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前提，那么你所取得的一切成功将失去其重量。哪怕面对一个乞丐，你都无法拥有足够的信心来，因为，也许他正是那个被从小剥夺了教育机会的天才。
所以，今天站在这里，我最后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辈的骄傲与尊严就在于，要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可以诚实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并能够自信的跟自己的孩子说：“这是我所取得的成就，这一切都是用我的努力与拼搏换来的，没有一分一毫是牺牲了他人的机会而得到的。”
谢谢！
（很少转贴，这次例外。张轶超是我的师兄。从办报纸，到做教育，他始终没有放弃过他要做的事情。他说的那个为民工子弟办的“久牵”课外小学，几年之前我也去当过很短时间的志愿者，热情消散得很快。而他至今还在继续做这件事情。我真心尊敬这样坚持自己理想的人。每个幸运地得到了教育机会的人，都要对他的幸运担起义务和责任。）
张轶超在复旦的演讲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能够回到自己的母校，而且就在这个多年前我听讲过、自修过的教室里，和大家一起交流。
不知在座诸位可有去过江湾镇外来工聚居区，从这里骑自行车到那边不超过二十分钟，多年前我一直从南区出发，骑着辆老爷车，穿过这片美丽的校区，由国权北路进入“机场”——那里的外来工们都是这样称呼江湾地区的，事实上，那里曾经也确实是一个机场。大片大片的荒草地，各种野生的林木，还有在杂草覆盖之下的依稀可辨的飞机跑道，甚至你可以看到在空中盘旋的老鹰。不过在这些富有诗意的景物环绕中的，不是祥和的田园风光，更看不到小桥流水人家，唯有一排排临时搭建的平房，各种来历不明的临时加工厂，随处可见的垃圾堆，以及集装箱货车扬起的滚滚尘土。最可怕的是雨天，有时高可齐膝的积水以及泥泞难行的道路会摧毁一切你对于上海的美好印象——那里显然不是上海。
2001年的江湾镇是如此，2006年的江湾镇呢？不错，变化了很多，比如新江湾城一期的房价已经涨到1万2/平方了，三室一厅的房型则要1万5。比如复旦的新校区就选择在鲜花盛开、绿树掩映的新江湾城。然而淞沪路以西，国权北路以东的地区呢？依然是一片片的废墟、一排排的低矮的简易住房。
复旦历史系的老教授周谷城先生曾经在73年之前回答《东方杂志》“你对未来中国的梦想”的提问时说：“希望在未来的中国，人人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周先生已经作古十年了，他的梦想究竟实现了没有呢？
这么多年了，我记得机场里面只有过两个公共厕所（肯定是没有抽水马桶的），而且要收费。许多打工者不愿意出那么几角钱，于是就在自己房子附近的废墟上或者草丛中就地解决。上海有三四百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之中又有多少坐上抽水马桶了呢？
所以每当念及周先生的这个梦想时，我一直是深感愧疚的。尤其是如今复旦已经与江湾镇的外来务工人员比邻而居，我想如果周先生依然在世，当他坐在江湾校区的办公楼里，俯视下面那密集的民工住宅区时，他心中也一样会深感愧疚。
去年复旦百年校庆的时候，曾经在焰火晚会那天，实施过三个小时（6点到9点）的交通管制，大量从外面下班回来，赶着要和家人一起共进晚餐的外来工们，外来工子弟们，被堵在淞沪路进机场的出入口处，被堵在参加这一百年庆典的警车以及警察们之外，直到晚会结束才被放行。尽管那时候他们没有太多抱怨，他们只是痴痴的看着在空中绽放的焰火。也许对于大多数外来工子弟而言，能够看到这样一场烟火的盛宴足以解决他们空空荡荡的肚子问题。
老实说，那个时候的复旦是令我感到羞耻的，如果那时候某个民工子弟问我：“为什么你们学校为了庆祝校庆就不让我们回家？”我将无言以对。因为当它将它自己与那些打工者们隔离开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失去了它所承载的道义，它就失去了它所谓的“大”。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复旦并不是几个高官的复旦，复旦还是有周谷城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有许许多多满怀理想与责任的年轻人。
焰火晚会的这一幕并非是我亲见，而是一位与你们一样的复旦同学拍摄下来并记录下来的，她用文字与照片记载这一切，再次证明了复旦的良知，证明了我们未敢须臾忘怀肩上的责任。
不仅如此，还有许许多多的复旦同学在同样见证着复旦的胸怀。自2001年5月以来，江湾镇地区的民工子弟学校里，就从未间断过他们的身影。我很荣幸能够和这样一些同学在一起，为了给予那些孩子基本的教育而不停奔走，努力工作。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想把自己这五年来的经历与感受，在其中遇到的困难与感动和大家分享，与诸君共勉！
2001年的5月，当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些贫穷的家庭，看到那些破旧的校舍，以及和所有孩子一样，天真可爱的孩子们时，我的想象是简单，而又理想的。
我想，我会走进这些孩子的课堂，孩子们会热烈地欢迎我，他们会聚精会神的听讲，认真的完成课后作业，当我走的时候，他们会依依不舍，甚至可能会大哭起来。一切应该都像电影上面所演的那样。
我想，在座中也会有不少人这样想的吧。
然而，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正如有个志愿者后来描述的那样：
吵闹的课堂上，有的人在打闹，有的人在写作业，有的人在擤鼻涕，有的人在吃东西，唯有很少的人在听讲。在这里，看不到感激，更没有感激之后的发奋苦读。
而学校的教师们，他们对你也是爱理不理，甚至对你帮孩子纠正英语发音而心怀不满。
这时候你当何以自处？
最简单的方式是放下你捐献给他们的糖果和文具，然后就挥一挥手，不带走半片云彩。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献爱心，但我一直怀疑这种做法和施舍乞丐一两元钱有什么区别？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爱心是得到了满足，甚至我们可以对自己说：“我为创建和谐社会已经做出了一份力了。”然而，那些孩子们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了呢？一个曾经得到过一个崭新的漂亮的小熊维尼文具盒的民工子弟，和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文具盒的民工子弟，他们的生活会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差别吗？没有。
这种方式满足的不过是志愿者的爱心，以及为这个社会表面的和谐添上一笔罢了，然而它终究无法改变任何现实。任何一个勇于直面现实的志愿者都不会就此止步，他们必须前行。
2001 年的夏天与秋天，对于刚刚开始做志愿者工作的我，以及和我一起的复旦同学们来说，捐献实物是最直接的也是我们认为最必须的工作。因此，我们到处寻找愿意捐献文具、电脑、体育用品、书籍、衣服的好心人。直到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决定将工作的重点从募集实物转移到教育上面。
当时恰好有一个朋友因为听了我的介绍，决定来看看这些孩子。除了许多文具之外，她还带了一大袋糖果。我将文具分发给各个班级的班主任之后，看着那一大袋糖果，觉得有点麻烦。于是就直接将这些糖果交给了学校校长，请他帮忙来分发一下。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刚从二楼的校长室下来，就听到上面传来一声兴奋的喊声：“孩子们，快来吃糖啦！”接着，当我回过身来，眼前就出现了在空中飞舞的糖果，以及，孩子们狼奔豸突般的争抢场面。然后，就有人打起来，就有人哭起来……对此，我久久无法释怀。
就算拥有了现代化的电脑房，拥有了标准足球场，在这样一个教育环境里，这些孩子又能学到什么呢？我问自己，并且有了答案：他们的生活依然不会有本质的改变，他们最需要的是优秀的老师和系统的教育，而非物质上的暂时改善。
目标已经重新确立，紧接着我就发现这是一项比募集物资还要棘手得多的工作。
正如前面所说的，孩子们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听话，学校也不是积极配合，志愿者本身又缺乏教学经验，所以上课效果很不理想。
举个极端的例子，有个孩子上课很不听话，于是就被志愿者严厉批评了一通，这个孩子就在下面低声嘀咕了一句：“什么大学生啊，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到我们这边上课！”
那个志愿者被气得够呛，我听了之后也觉得十分沮丧。
这是在孩子方面碰到的障碍，然后在学校和家长方面，我们这些志愿者也阻力重重。在我们看来，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最为薄弱的是英语。因此我们志愿者重点帮助他们的也是英语教学。我们的志愿者队伍曾经一度包揽了一个学校一半的英语课程，包括最后的考试命题和评估，都是志愿者做的。尽管我不敢说做得很出色，但至少我相信他们做的比原来学校的英语老师要好。可是在持续了一学期之后，校方就表示家长反映我们的教学质量太差，重新召回了原来发音十分糟糕的英语老师支持教学。为什么呢？
家长确实向学校告我们的状了，他们的理由是，自己的孩子以前英语成绩一直很好，每次考试都90多，可是大学生来教了之后，就只有六七十分了。
这确实也是事实。然而校方和我们都清楚的是，如果按照教科书的要求来看的话，恐怕那些孩子的实际水平连六七十分都没有。四五年级的学生听写二十六个英语字母都有问题，怎么可能英语考试都考90多呢？
因为招生的缘故。事实上，民工子弟学校之间的竞争远比一般学校要激烈的多，甚至趋于白热化。仅从民工子弟学校开学时间要比一般学校要提前一个多星期就可以看出来。一般8月中旬开始，各个民工子弟学校就开始进行招生宣传，有的学校会要求老师带着老生去一家一家的走访，说服那些家长报自己学校的名。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让家长觉得自己学校的教育质量高，民工子弟学校的考试都只是走走形式，最后的分数是必须比较好看的，至少不能比其他学校差，否则家长就会立即带着孩子另择他校了。
这种现象至今也没有改变，所以同样英语水平的学生，在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可以考个90多分，而在一般的公立学校，连个20分都考不到。这决不是教材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教师教学质量的问题，主要原因还在于学校故意欺骗家长。
所以，当我们的志愿者试图诚实的汇报学生的英语水平时，校方就立即对我们表示了不满，并不再愿意把主要教学工作分配给我们，只是象征性的一周给一两节课。至于出题、评分这类事情，决计不可能再交给我们去完成。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志愿者，我们当何以自处？
我们选择了开辟独立的教学场所这条道路。尽管，我们也没有放弃在民工子弟学校里开展教学，但是，更主要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久牵”计划。
“久牵”字面上的意思就是长久牵手，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志愿者决心要长久地为那些孩子提供教育服务。当时我们租借了一套公房，作为临时的教学场所。孩子们和志愿者们习惯将那个地方叫做“久牵”。
2002 年2月开始，我们就正式在“久牵”开展活动。当时除了语文、数学、英语之类的课程我们依然是派志愿者到民工子弟学校去教授之外，所有的兴趣类课程，一律都放在“久牵”里面进行。那是一个志愿者热情空前高涨的时期，独立的教学场所，小班化的教学方式（当时一个班的学生人数都不会超过十人），自由的教学管理，这一切都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当时遇到的困难。学生逐渐变得不再调皮捣蛋了，在一个崭新的环境中，他们开始学会注意卫生，认真听讲，积极参加我们为他们设计的活动。而且最好的一点是，我们不会受到任何来自校方的干扰。记得我们当时开设了历史、地理、天文、摄影、电脑硬件拆装、日语、马来西亚语等各种课程，甚至还模仿西方的童军组织，成立了雏鹰小队，每个周末都开展各种旨在培养学生能力的各种活动。
这个志愿者的黄金时期总共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之后，由于资金短缺，我们不得不放弃了租赁的临时教学场所，重新退回到了学校开展各种活动。然而可想而知，在缺乏固定活动场所的情况下，我们的活动渐渐变少，乃至后来几乎无法开展。只能在每年的暑假坚持做一个为期两周的夏令营项目。至于平常，只剩下在学校里的常规教学，志愿者们主要担任的还是英语、电脑课的辅助教学工作。
2004年秋，出现了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机会。
位于国权北路的高境三中开始有条件招收民工子弟。当然，这个机会并不大，只有通过考试，并且愿意交纳借读费的民工子弟才有机会入学。无论是他们那无比难的考试，还是一学期880元的借读费，对于民工子弟而言都不是易事。
我当时带了来自蓝鹰、涟水和田园的7个孩子参加了他们的入学考试，结果很不理想。只考了两门，数学和英语。数学没有一个孩子及格，而英语更惨，没有一个孩子超过30分。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前往考试的孩子都是五年级或者六年级的学生，而给他们的考试卷是上海市小学五年级的测试卷。
面对这样的结果，也许是我毫不掩饰的沮丧与难过打动了负责老师，她告诉我可以破例招收其中三个孩子进入高境三中。前提是要让家长签署一份协议，声明如果这三个孩子第一个学期的期中期末考试成绩依然达不到学校要求，就必须主动退学。
自然，我们接受了。而且，协议中提到的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这三个孩子很快就赶上了同班的上海同学，其中一个甚至在第二个学期就名列年级前茅。
这种情况后来也不断发生在其他孩子身上，不断证明着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给外来工子弟同等的学习环境，他们将决不逊色于同龄的城市孩子。
然而，当上海公立学校逐渐放开尺度，外来工子弟进入公立学校的机会越来越大的时候（据统计，已经有一半左右外来工子弟进入了上海公立学校），我们的支教工作是否到了该结束的时候呢？
从04到06年，久牵的工作依然在坚持着，尽管我们的坚持只剩下每年暑假的夏令营了。如果不是2006年春天的一个意外转机，也许今天我就不会站在各位面前。当初觉得，这有点像是命运的偶然；然而现在我明白，这，仍是久牵的宿命。
06年元旦过后不久，我有幸与上海根与芽的负责人聊了一次，然后不约而同的谈到《放牛班的春天》这部电影，不约而同的想组建一个民工子弟合唱团。而更巧的是，当时根与芽正好有一个擅长音乐的志愿者柯慧婕。
在柯慧婕的帮助下，我们成立了第一个合唱团：放牛班的孩子。同样在根与芽的协助下，我们于5月19日举办了第一次慈善音乐会，放牛班的孩子首次登台演出，就在中福会少年宫的舞台上。
那段时间来，和他们在一起游戏和活动，看到绽放在孩子们脸上的笑容与自信，我了解到，久牵的使命并未结束，恰恰相反，它的道路更为漫长和遥远。
我无法欺骗自己，认为一些简单的支教活动和捐赠就能够使这些孩子获得与城市同龄人同等的教育机会。事实上，所有这些活动，小到一本图书，大到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都在不断提醒着我们一个最普通不过却又被普遍漠视的事实：这些孩子他们拥有着和城市同龄人一样的求知欲和实现自我的梦想，他们根本就不是被同情的对象。
是的，你递给他一本安徒生童话，他看了，并且希望能够再看到格林、郑渊洁、安房直子等等，你能够摆摆手说“够了，不要太贪婪”吗？不能，因为那是多么自然合理的要求啊！
你成立了一个合唱团，使他有机会接触到音乐艺术，于是他说，希望能够有更专业的老师指导，希望能够学习乐器，你能够不耐烦地说“你别得寸进尺，这不是你能拥有的”吗？不能，因为对求知欲的扼杀对一个教育者而言简直就是谋杀人的灵魂！
于是，我终于发现久牵的使命，不是给这个满目疮痍的群体贴上一块迪斯尼的卡通创可贴，用那么一点可爱与善心来装点这个世界。久牵的真正使命在于，满足这样一些心灵对知识的渴望，帮助他们获得实现自我的信心与能力。
然而还是有人会质疑，质疑这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但我想对他们说的是，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理想，至少，你应该有这样一种骄傲，你的自尊心要求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同等的教育机会，从而你可以和他们进行公平的竞争。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前提，那么你所取得的一切成功将失去其重量。哪怕面对一个乞丐，你都无法拥有足够的信心来，因为，也许他正是那个被从小剥夺了教育机会的天才。
所以，今天站在这里，我最后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辈的骄傲与尊严就在于，要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可以诚实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并能够自信的跟自己的孩子说：“这是我所取得的成就，这一切都是用我的努力与拼搏换来的，没有一分一毫是牺牲了他人的机会而得到的。”
谢谢！我辈的骄傲，我辈的责任
（很少转贴，这次例外。张轶超是我的师兄。从办报纸，到做教育，他始终没有放弃过他要做的事情。他说的那个为民工子弟办的“久牵”课外小学，几年之前我也去当过很短时间的志愿者，热情消散得很快。而他至今还在继续做这件事情。我真心尊敬这样坚持自己理想的人。每个幸运地得到了教育机会的人，都要对他的幸运担起义务和责任。）
张轶超在复旦的演讲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能够回到自己的母校，而且就在这个多年前我听讲过、自修过的教室里，和大家一起交流。
不知在座诸位可有去过江湾镇外来工聚居区，从这里骑自行车到那边不超过二十分钟，多年前我一直从南区出发，骑着辆老爷车，穿过这片美丽的校区，由国权北路进入“机场”——那里的外来工们都是这样称呼江湾地区的，事实上，那里曾经也确实是一个机场。大片大片的荒草地，各种野生的林木，还有在杂草覆盖之下的依稀可辨的飞机跑道，甚至你可以看到在空中盘旋的老鹰。不过在这些富有诗意的景物环绕中的，不是祥和的田园风光，更看不到小桥流水人家，唯有一排排临时搭建的平房，各种来历不明的临时加工厂，随处可见的垃圾堆，以及集装箱货车扬起的滚滚尘土。最可怕的是雨天，有时高可齐膝的积水以及泥泞难行的道路会摧毁一切你对于上海的美好印象——那里显然不是上海。
2001年的江湾镇是如此，2006年的江湾镇呢？不错，变化了很多，比如新江湾城一期的房价已经涨到1万2/平方了，三室一厅的房型则要1万5。比如复旦的新校区就选择在鲜花盛开、绿树掩映的新江湾城。然而淞沪路以西，国权北路以东的地区呢？依然是一片片的废墟、一排排的低矮的简易住房。
复旦历史系的老教授周谷城先生曾经在73年之前回答《东方杂志》“你对未来中国的梦想”的提问时说：“希望在未来的中国，人人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周先生已经作古十年了，他的梦想究竟实现了没有呢？
这么多年了，我记得机场里面只有过两个公共厕所（肯定是没有抽水马桶的），而且要收费。许多打工者不愿意出那么几角钱，于是就在自己房子附近的废墟上或者草丛中就地解决。上海有三四百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之中又有多少坐上抽水马桶了呢？
所以每当念及周先生的这个梦想时，我一直是深感愧疚的。尤其是如今复旦已经与江湾镇的外来务工人员比邻而居，我想如果周先生依然在世，当他坐在江湾校区的办公楼里，俯视下面那密集的民工住宅区时，他心中也一样会深感愧疚。
去年复旦百年校庆的时候，曾经在焰火晚会那天，实施过三个小时（6点到9点）的交通管制，大量从外面下班回来，赶着要和家人一起共进晚餐的外来工们，外来工子弟们，被堵在淞沪路进机场的出入口处，被堵在参加这一百年庆典的警车以及警察们之外，直到晚会结束才被放行。尽管那时候他们没有太多抱怨，他们只是痴痴的看着在空中绽放的焰火。也许对于大多数外来工子弟而言，能够看到这样一场烟火的盛宴足以解决他们空空荡荡的肚子问题。
老实说，那个时候的复旦是令我感到羞耻的，如果那时候某个民工子弟问我：“为什么你们学校为了庆祝校庆就不让我们回家？”我将无言以对。因为当它将它自己与那些打工者们隔离开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失去了它所承载的道义，它就失去了它所谓的“大”。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复旦并不是几个高官的复旦，复旦还是有周谷城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有许许多多满怀理想与责任的年轻人。
焰火晚会的这一幕并非是我亲见，而是一位与你们一样的复旦同学拍摄下来并记录下来的，她用文字与照片记载这一切，再次证明了复旦的良知，证明了我们未敢须臾忘怀肩上的责任。
不仅如此，还有许许多多的复旦同学在同样见证着复旦的胸怀。自2001年5月以来，江湾镇地区的民工子弟学校里，就从未间断过他们的身影。我很荣幸能够和这样一些同学在一起，为了给予那些孩子基本的教育而不停奔走，努力工作。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想把自己这五年来的经历与感受，在其中遇到的困难与感动和大家分享，与诸君共勉！
2001年的5月，当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些贫穷的家庭，看到那些破旧的校舍，以及和所有孩子一样，天真可爱的孩子们时，我的想象是简单，而又理想的。
我想，我会走进这些孩子的课堂，孩子们会热烈地欢迎我，他们会聚精会神的听讲，认真的完成课后作业，当我走的时候，他们会依依不舍，甚至可能会大哭起来。一切应该都像电影上面所演的那样。
我想，在座中也会有不少人这样想的吧。
然而，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正如有个志愿者后来描述的那样：
吵闹的课堂上，有的人在打闹，有的人在写作业，有的人在擤鼻涕，有的人在吃东西，唯有很少的人在听讲。在这里，看不到感激，更没有感激之后的发奋苦读。
而学校的教师们，他们对你也是爱理不理，甚至对你帮孩子纠正英语发音而心怀不满。
这时候你当何以自处？
最简单的方式是放下你捐献给他们的糖果和文具，然后就挥一挥手，不带走半片云彩。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献爱心，但我一直怀疑这种做法和施舍乞丐一两元钱有什么区别？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爱心是得到了满足，甚至我们可以对自己说：“我为创建和谐社会已经做出了一份力了。”然而，那些孩子们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了呢？一个曾经得到过一个崭新的漂亮的小熊维尼文具盒的民工子弟，和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文具盒的民工子弟，他们的生活会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差别吗？没有。
这种方式满足的不过是志愿者的爱心，以及为这个社会表面的和谐添上一笔罢了，然而它终究无法改变任何现实。任何一个勇于直面现实的志愿者都不会就此止步，他们必须前行。
2001 年的夏天与秋天，对于刚刚开始做志愿者工作的我，以及和我一起的复旦同学们来说，捐献实物是最直接的也是我们认为最必须的工作。因此，我们到处寻找愿意捐献文具、电脑、体育用品、书籍、衣服的好心人。直到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决定将工作的重点从募集实物转移到教育上面。
当时恰好有一个朋友因为听了我的介绍，决定来看看这些孩子。除了许多文具之外，她还带了一大袋糖果。我将文具分发给各个班级的班主任之后，看着那一大袋糖果，觉得有点麻烦。于是就直接将这些糖果交给了学校校长，请他帮忙来分发一下。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刚从二楼的校长室下来，就听到上面传来一声兴奋的喊声：“孩子们，快来吃糖啦！”接着，当我回过身来，眼前就出现了在空中飞舞的糖果，以及，孩子们狼奔豸突般的争抢场面。然后，就有人打起来，就有人哭起来……对此，我久久无法释怀。
就算拥有了现代化的电脑房，拥有了标准足球场，在这样一个教育环境里，这些孩子又能学到什么呢？我问自己，并且有了答案：他们的生活依然不会有本质的改变，他们最需要的是优秀的老师和系统的教育，而非物质上的暂时改善。
目标已经重新确立，紧接着我就发现这是一项比募集物资还要棘手得多的工作。
正如前面所说的，孩子们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听话，学校也不是积极配合，志愿者本身又缺乏教学经验，所以上课效果很不理想。
举个极端的例子，有个孩子上课很不听话，于是就被志愿者严厉批评了一通，这个孩子就在下面低声嘀咕了一句：“什么大学生啊，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到我们这边上课！”
那个志愿者被气得够呛，我听了之后也觉得十分沮丧。
这是在孩子方面碰到的障碍，然后在学校和家长方面，我们这些志愿者也阻力重重。在我们看来，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最为薄弱的是英语。因此我们志愿者重点帮助他们的也是英语教学。我们的志愿者队伍曾经一度包揽了一个学校一半的英语课程，包括最后的考试命题和评估，都是志愿者做的。尽管我不敢说做得很出色，但至少我相信他们做的比原来学校的英语老师要好。可是在持续了一学期之后，校方就表示家长反映我们的教学质量太差，重新召回了原来发音十分糟糕的英语老师支持教学。为什么呢？
家长确实向学校告我们的状了，他们的理由是，自己的孩子以前英语成绩一直很好，每次考试都90多，可是大学生来教了之后，就只有六七十分了。
这确实也是事实。然而校方和我们都清楚的是，如果按照教科书的要求来看的话，恐怕那些孩子的实际水平连六七十分都没有。四五年级的学生听写二十六个英语字母都有问题，怎么可能英语考试都考90多呢？
因为招生的缘故。事实上，民工子弟学校之间的竞争远比一般学校要激烈的多，甚至趋于白热化。仅从民工子弟学校开学时间要比一般学校要提前一个多星期就可以看出来。一般8月中旬开始，各个民工子弟学校就开始进行招生宣传，有的学校会要求老师带着老生去一家一家的走访，说服那些家长报自己学校的名。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让家长觉得自己学校的教育质量高，民工子弟学校的考试都只是走走形式，最后的分数是必须比较好看的，至少不能比其他学校差，否则家长就会立即带着孩子另择他校了。
这种现象至今也没有改变，所以同样英语水平的学生，在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可以考个90多分，而在一般的公立学校，连个20分都考不到。这决不是教材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教师教学质量的问题，主要原因还在于学校故意欺骗家长。
所以，当我们的志愿者试图诚实的汇报学生的英语水平时，校方就立即对我们表示了不满，并不再愿意把主要教学工作分配给我们，只是象征性的一周给一两节课。至于出题、评分这类事情，决计不可能再交给我们去完成。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志愿者，我们当何以自处？
我们选择了开辟独立的教学场所这条道路。尽管，我们也没有放弃在民工子弟学校里开展教学，但是，更主要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久牵”计划。
“久牵”字面上的意思就是长久牵手，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志愿者决心要长久地为那些孩子提供教育服务。当时我们租借了一套公房，作为临时的教学场所。孩子们和志愿者们习惯将那个地方叫做“久牵”。
2002 年2月开始，我们就正式在“久牵”开展活动。当时除了语文、数学、英语之类的课程我们依然是派志愿者到民工子弟学校去教授之外，所有的兴趣类课程，一律都放在“久牵”里面进行。那是一个志愿者热情空前高涨的时期，独立的教学场所，小班化的教学方式（当时一个班的学生人数都不会超过十人），自由的教学管理，这一切都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当时遇到的困难。学生逐渐变得不再调皮捣蛋了，在一个崭新的环境中，他们开始学会注意卫生，认真听讲，积极参加我们为他们设计的活动。而且最好的一点是，我们不会受到任何来自校方的干扰。记得我们当时开设了历史、地理、天文、摄影、电脑硬件拆装、日语、马来西亚语等各种课程，甚至还模仿西方的童军组织，成立了雏鹰小队，每个周末都开展各种旨在培养学生能力的各种活动。
这个志愿者的黄金时期总共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之后，由于资金短缺，我们不得不放弃了租赁的临时教学场所，重新退回到了学校开展各种活动。然而可想而知，在缺乏固定活动场所的情况下，我们的活动渐渐变少，乃至后来几乎无法开展。只能在每年的暑假坚持做一个为期两周的夏令营项目。至于平常，只剩下在学校里的常规教学，志愿者们主要担任的还是英语、电脑课的辅助教学工作。
2004年秋，出现了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机会。
位于国权北路的高境三中开始有条件招收民工子弟。当然，这个机会并不大，只有通过考试，并且愿意交纳借读费的民工子弟才有机会入学。无论是他们那无比难的考试，还是一学期880元的借读费，对于民工子弟而言都不是易事。
我当时带了来自蓝鹰、涟水和田园的7个孩子参加了他们的入学考试，结果很不理想。只考了两门，数学和英语。数学没有一个孩子及格，而英语更惨，没有一个孩子超过30分。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前往考试的孩子都是五年级或者六年级的学生，而给他们的考试卷是上海市小学五年级的测试卷。
面对这样的结果，也许是我毫不掩饰的沮丧与难过打动了负责老师，她告诉我可以破例招收其中三个孩子进入高境三中。前提是要让家长签署一份协议，声明如果这三个孩子第一个学期的期中期末考试成绩依然达不到学校要求，就必须主动退学。
自然，我们接受了。而且，协议中提到的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这三个孩子很快就赶上了同班的上海同学，其中一个甚至在第二个学期就名列年级前茅。
这种情况后来也不断发生在其他孩子身上，不断证明着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给外来工子弟同等的学习环境，他们将决不逊色于同龄的城市孩子。
然而，当上海公立学校逐渐放开尺度，外来工子弟进入公立学校的机会越来越大的时候（据统计，已经有一半左右外来工子弟进入了上海公立学校），我们的支教工作是否到了该结束的时候呢？
从04到06年，久牵的工作依然在坚持着，尽管我们的坚持只剩下每年暑假的夏令营了。如果不是2006年春天的一个意外转机，也许今天我就不会站在各位面前。当初觉得，这有点像是命运的偶然；然而现在我明白，这，仍是久牵的宿命。
06年元旦过后不久，我有幸与上海根与芽的负责人聊了一次，然后不约而同的谈到《放牛班的春天》这部电影，不约而同的想组建一个民工子弟合唱团。而更巧的是，当时根与芽正好有一个擅长音乐的志愿者柯慧婕。
在柯慧婕的帮助下，我们成立了第一个合唱团：放牛班的孩子。同样在根与芽的协助下，我们于5月19日举办了第一次慈善音乐会，放牛班的孩子首次登台演出，就在中福会少年宫的舞台上。
那段时间来，和他们在一起游戏和活动，看到绽放在孩子们脸上的笑容与自信，我了解到，久牵的使命并未结束，恰恰相反，它的道路更为漫长和遥远。
我无法欺骗自己，认为一些简单的支教活动和捐赠就能够使这些孩子获得与城市同龄人同等的教育机会。事实上，所有这些活动，小到一本图书，大到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都在不断提醒着我们一个最普通不过却又被普遍漠视的事实：这些孩子他们拥有着和城市同龄人一样的求知欲和实现自我的梦想，他们根本就不是被同情的对象。
是的，你递给他一本安徒生童话，他看了，并且希望能够再看到格林、郑渊洁、安房直子等等，你能够摆摆手说“够了，不要太贪婪”吗？不能，因为那是多么自然合理的要求啊！
你成立了一个合唱团，使他有机会接触到音乐艺术，于是他说，希望能够有更专业的老师指导，希望能够学习乐器，你能够不耐烦地说“你别得寸进尺，这不是你能拥有的”吗？不能，因为对求知欲的扼杀对一个教育者而言简直就是谋杀人的灵魂！
于是，我终于发现久牵的使命，不是给这个满目疮痍的群体贴上一块迪斯尼的卡通创可贴，用那么一点可爱与善心来装点这个世界。久牵的真正使命在于，满足这样一些心灵对知识的渴望，帮助他们获得实现自我的信心与能力。
然而还是有人会质疑，质疑这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但我想对他们说的是，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理想，至少，你应该有这样一种骄傲，你的自尊心要求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同等的教育机会，从而你可以和他们进行公平的竞争。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前提，那么你所取得的一切成功将失去其重量。哪怕面对一个乞丐，你都无法拥有足够的信心来，因为，也许他正是那个被从小剥夺了教育机会的天才。
所以，今天站在这里，我最后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辈的骄傲与尊严就在于，要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可以诚实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并能够自信的跟自己的孩子说：“这是我所取得的成就，这一切都是用我的努力与拼搏换来的，没有一分一毫是牺牲了他人的机会而得到的。”
谢谢！
嗯，非常不错
社会的改变从来都来自于这些实践者，而非那些只会牢骚满腹的空谈家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社会的改变从来都来自于这些实践者，而非那些只会牢骚满腹的空谈家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