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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3:37:45
我的人大代表参选经历
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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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数亿选民准备庄严地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当我们把眼睛移向三年前的选举时，会发现那次选举有不少精彩的瞬间，出现了一些民主的实践者。明亮先生三年前曾以中国政法大学学生身份参加了北京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他的参选经历被收入在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编的《2003年北京区县人大代表竞选实录》中（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一
对于2003年北京县区人大换届选举中出现的自荐竞选现象,曾一度令我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2003年北京公民（尤其是大学生）的参选，确实出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新气象（事实上，媒体报道的只是一部分，据我所知不少高校的朋友都有过大胆而有成效的尝试），甚至给人以一种星星之火的希望和遐想。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当下的立法意图与刚性的制度安排是防止将选举作为民主训练和宪政启蒙的舞台，不允许通过选举训练的路径来实现民主政治。因此，我一直怀疑今天这种形式的自荐参选会成为中国民主化的一个有效的增长点。因其自发性、个别性、分散性，其民意表达的象征性质远大于实质的作用。在政制改革进一步启动前，在现在的制度安排下，选举的空间太小，它对新公共关系建构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所谓深圳现象与北京现象恐怕是不具备制度研究的典型价值的。所以，当有人试图从中寻求一种普遍的模式，并希望选举能如台湾那样在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中为民主实践提供可能的空间时，我却毋宁对此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甚至只是同情之理解，尽管自己曾参与其间。
当然，这种矛盾、怀疑与谨慎并不妨碍我对这场选举意义的积极评价。我以为，如果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民主法治的启蒙、市民社会的型构等长视线来看，毫无疑问，北京现象是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国人观念的变化以及社会转型的方向。尽管这种对变化与转型只是一个开头，尽管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还只是零星的小众化的，尽管对政治的冷漠和犬儒主义仍很普遍，然而毕竟这是一次可喜的尝试和宣示。因为我相信，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和争取权利是形成现代公民社会、实现权利时代的根本之途，尽管无法期之以骤，但却可以持之以恒。尤其是百年以来中国人将社会转型的动力过分的聚焦于国家政权的变革之上，而忽视了民主基础的建设，忽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因而，正如青年学者范亚峰所言，北京现象的出现，在今天这个民主政治远未实现的寒冬里，不啻为一声春雷，让我们听到了希望。这也正是我对于这次选举的评价。
二
为什么要自荐参选？这个问题经常被朋友们问起，也是自己不止一遍的提出的疑问。我想，答案或许是不止一个，而且随着时间的逝去，自己对这一选择的价值也有着更为冷静的思考。
这个世界上也许有一些人，有着天生的很强的使命感，我自己恐怕就属于这一类，自觉应有一种担当与抱负；同时作为颇有理想主义气质的法科学生，对自由、民主与宪政这些价值有着偏好与执着。我想，这种个人的精神品质与追求是促使自己去参选的最本质与内在的因素。
对公民自荐参选现象，我和我的朋友们有着比较多的关注，比如潜江的姚立法、深圳的王亮、北京的舒可心，但直接对我参加选举提供了很大启示的却是上世纪80年大学生的竞选热潮与五四以来中国大学生参与公共生活的传统。因此，可以说，我的参与基于对大学生公共参与的期待和认可（尽管今天这种看法已经发生了改变）。
去年十月我决定参选时，还有两个比较直接的考虑：第一、当下所谓“选举”虽然只是公众生活假面化的一个方面，而且直选级别之低、作用之微也是众所周知，然而这毕竟是我们唯一能够直接行使权利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便可以赋予它我们愿意赋予的意义。只要我们参与了，就是在表达我们的声音和伸张我们的权利，就是在捍卫作为公民的尊严和自由。因此，明知道会失败，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努力做出一种意义来，去呼吁大家对权利的珍视和争取。因而，从开始我就没有把选举本身当作目标，而是将竞选作为一个表达理想、呼吁权利、彰显意义的舞台和载体。因此，我的竞选口号便是“认真对待权利”。其二、功夫在书外，法律与政治是实践性的学科，具有天然的实践品格。通过参与公共生活，去学习、体会法治的精要与政治的智慧，是一种绝好的途径。而将参选作为一个践行权利和理想的过程，确是一种难得的尝试。
当然，在决心参选的同时，对于压力、困难与结果，我也有着比较清醒的估计。我知道，事情正在充满着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而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竞选本身的“失败”。
三
将竞选作为表达和实践自由的载体，并不意味着对竞选本身的忽视和参选过程的轻松，恰恰相反，我们在试图以百分之百的努力、激情与智慧将事情做得漂亮，只有这样，才能凸显它的“意义”。正如我的竞选口号“认真对待权利”一样，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竞选”。其间，有着太多的精彩，也有着不少的曲折，但无论如何，作为一次重要的生命体验和经历，个中滋味，非亲历者是无法体验的。
在决定参选后，我征求了不少老师和朋友的意见，对竞选的方式、主题和将要面临的困难作了比较充分的考量，在此基础上，我制定了比较详细的竞选时间表和计划书，内容大略为：11月1日-10日，着手筹建助选团队；11月10日宣布参选，到12月9日之间一个月内分“宣布参选”“竞选宣传” “竞选专场”“另选动员”四个阶段展开竞选。期间的确定是基于以下考虑：太早则会遇到更多的压力和非议，太晚则宣传不够，无法实现目标，一个月的期间是比较合适的。12月9日结束，是因为第二天是投票日，按选举法的规定，必须停止一切对候选人的宣传活动。
助选团队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公共参与与实践，要想取得较大的成效，必须是一种分工协作的团队实践。在参选之前，我也一直在关注舒可心竞选办公室的运作，觉得这种模式非常值得借鉴。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不使参选成为“一个人嚷嚷的选举”（舒可心自语），不致给同学们造成异类、极端的印象，就必须寻求团体的支持。要让大家理解，对权利的呼吁与实践，并不是特例独行或哗众取宠的行为，而是一个群体的理性、成熟的作为。最初的助选团有13位成员，他们都是一些非常优秀同时有着共同理念和追求的新朋友或老朋友。在一个月的竞选过程中，尽管不时有人退出、有人加入，但不少朋友一同坚持了下来。可以说，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工作视为（帮）助（竞）选，更没有简单认为是在帮我这个朋友实践自己的理想，而是将竞选视为一项神圣的使命与共同的事业。其间，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太多的力量与信念，时时感受到了一个团体的高尚与坚强。
四
11月10日（周一）上午，我去了校选举办公室（校保卫处），与负责老师进行了近一小时的交流，说明我将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依法竞选昌平区人大代表，希望他们提出宝贵的建议，并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与院级，以便随时沟通。他们当然非常惊讶，也只能谨慎地按照选举法的语言对应我的要求，尽管如此，这种交流是必须的，我们得通过这一合法的机构与校方进行沟通。这样，一方面，会使自己变得主动，另一方面，我知道，竞选活动能否实现我们的目标，不仅取决于我们有多大的决心、热情和努力，也取决于学校多大程度的干涉和容忍，其中，必然会有冲突，但也少不了沟通乃至妥协。我在正式竞选中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与学校对话，而且这种对话持续了几乎竞选的整个过程。
11月11日，我在互联网上发表《认真对待权利——告法大同学书》，宣布参选。与此同时，从网上了解到北大、清华的同学也开始参选，这个消息颇令人振奋，至少证明当初自己的感觉是准确的——相信这是自1980年高校学生参选人大代表热潮以来的又一次大学生的集体参与。自此之后的一个月内，上网浏览“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了解选举动态，也成为自己每天要完成的工作。
11月15日，助选团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竞选计划并进行初步分工。助选团的成员以大二、大三的同学为主，几乎每个院都有至少一位同学。竞选网站交给一位擅长网络技术的同学来做。会上的讨论是比较激烈的，大家预料到刚开始时学校会有较多的干涉，为了保证竞选的顺利进行，约定此后的一周内，每晚9：30-11：00定时开会，以便群策群力，随时商讨对策。
16日（周日）下午，大家在九个宿舍楼的每一层都贴出了题为“法大聚焦——关注高校学生独立参选人大代表”宣传小海报。每份海报分三张，第一张为《认真对待权利——告法大同学书》，第二张为个人简历和竞选宣言，第三张是助选团简况。这在同学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同学发短信表示支持和鼓励。同时，此举令学校感到惊慌失措，多年来习惯于简单粗暴管理和说教的行政干部，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僵化的高校政工体系，面对如此“突发事件”时乱了阵脚。尽管事先我曾告之他们，但他们怎么也没料到所谓参选竟是以这样高调的宣传方式开始的。
五
之后一个周内的情形是颇有戏剧性的，首先是助选团的成员分别被各院领导和辅导员“谈话”，被告知事情的严重性。学校对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和当真的竞选是非常担心的，尤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法大学学生在89中的表现令领导和学校当局至今心有余悸，因此，哪怕是再小的不在团学系统控制范围之内的事情都足以引起学校的警惕。其次，学生会组织受到了校方的严厉批评，据说是因为反应不及时，应对不力，第二天中午，所有的竞选海报都被撕得干干净净（尽管只贴了半天，但这已是有关我的宣传单“存活”时间最长的一次，之后，只要出现我的名字的海报都会被立即撕掉）。学校团学部门也组织了专门力量监视、干扰竞选活动，据说针对我们的“竞选简报”做了至少六期以上。这种利用学生来专门监视学生活动、鼓励告密的做法，是今天部分高校最为可耻的传统。
学校当局也有着比较大的分歧。贴出海报的第二天（周一）早晨，学校便召开了紧急会议，有人比较保守，或出于自己仕途的考虑，指出这是一种贴大字报的行为，主张严惩；但也不乏开明的领导（如我的院长王卫国教授），表示部分的理解与支持。周二，辅导员、院里领导、主管的副校长都找我谈话，强硬的态度有了比较大的转变，口径统一为“学校保障大家的合法权利”，也希望我们能够理性地沟通、合作。此举虽是出于平息事态、安抚同学的考虑，但毕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回应；尽管以后的打压更为严厉，但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选举”，在选举的组织工作上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虽然学校的态度很明显，希望不要公开竞选，不要宣传、演讲，但我们的要求没有改变。因为当不当选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哪种方式去不当选。在选举中公开的宣传、表达、呼吁，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依然按照原来的方案开展活动，19日竞选网站开通，20日我在院00级学生推举初步候选人的大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讲演，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当然，为了让竞选继续下去，我们作了很大的妥协，我们答应按照学校的程序参选（尽管对双方对“程序”的理解并不相同），而且原定的一食堂门前的公开签名助选活动被迫取消、校记者团的朋友计划推出的我的竞选专号的报纸也胎死腹中。
六
初期宣传的成效是比较大的，在学校统计的初步候选人名单中，我被近三百人提名。在班里，同学们非常支持，班会上全票通过为班级提名候选人，而且在此后的选举中，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我在考虑宣传方式的改变，大家通过研读选举法规和学校的文件，决定采取更为变通的方式。由于选举法规不允许候选人个人发宣传材料，所以在 11月20日，我去选办请教能否以名片向选民介绍自己，选办以为这是个人公关行为，当然不会反对。于是，我们立即印制了1500张竞选名片。同时制作了 1500份调查问卷，这也是为了规避法律，因为根据规定，大规模地散发宣传材料有贿选嫌疑（尽管很荒唐），那么发放问卷，最终会被收回，何谈贿选呢？11 月21日（周五）晚，助选团召开会议，共有近四十位朋友参加，我们将名片与问卷分为九份，助选的同学分九个小组，在九个宿舍楼分别向每个寝室发放一张名片与问卷，并约定在晚上12点前必须将问卷收回，以防不虞。这次活动非常成功，很多同学都发来了回馈短信。当然，学校也很快知道了情况，12点，院领导打电话询问我详情，并向我传达北京市最新文件（不再允许任何形式的宣传），我表示接受文件精神，并称已将所有材料收回，因为，宣传的目标已经达到。
通过与校方的一次次博弈、较量，我感到竞选就像跳踢踏舞一样，在不过线的前提下保持最活跃的状态。这种努力是非常有效的。当然，学校的态度和力度也更为强硬。
接下来的助选音乐会与竞选答辩会已不能实现，我们设想了两种方式：一是竞选沙龙，一是学术论坛（附带竞选演讲）。希望通过这两种活动完成我们的竞选。
七
学校当局希望我们的活动到此为止，甚至鼓励通过互联网去宣传。一个领导，甚至私下来讲，我们的举动和努力已使法大的选举发生了历史性和根本性的转变，对法大同学的影响和启发是巨大的，希望不要做公开的演讲。一些师友也认为宣传到此已取得了成效，完全可以不必再去“冒险”。然而，我却认为，既是竞选，就必须站出来与选民面对面的交流，必须勇敢地承担责任，如果只利用网络去宣传，如其他学校大多数同学那样只能在虚拟的世界当中完成自己的选举，那么，选举的意义将大打折扣，那将无异于一场BBS上的政治游戏。
我之所以评价这场选举是一场“网络选举”，一方面当然肯定互联网在这次选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竞选陷入了误区。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带来了公共领域勃兴的契机，它为启蒙话语、公民表达提供了平台，使公共舆论推动社会变革成为可能，如孙志刚事件、非典中网民们的出色表现。然而，网络只是一种工具，真正的决定因素仍是人本身。互联网上的自由表达，创造了中国的第一代公民；但由于网络世界的匿名性，也使得e时代的中国青年只是 50%的公民（half citizen），一方面网络上民意汹汹，一方面却无法培养公民对责任的承担。责任，而后公民！如果像不少人那样，只在BBS上发表一篇竞选宣言，只能借助网络去宣传，那么就只能算是一场“互联网上的竞选”。如果我们只有在虚拟世界当中寻找公民的权利和尊严，那么充其量只能是网络公民而已。因而，事实上，我对这种“网络选举”更多地持一种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也正因为此，我们才认为，如果没有宣传（尤其是网络宣传）以外的竞选活动、没有竞选演讲，那么就意味着没有承担言责，一场热闹的大学生竞选就将是一次莫大的讽刺，甚至是耻辱。
11月30日，助选团策划了一场题为“公民权利与自由表达——大学生自荐参选之观察”的主题沙龙，地点是我们经常去的安达咖啡屋。参加沙龙的同学进行了热烈而有建设性的探讨与交流，我们也了解到不同的声音和建议。事后，举办此次沙龙的学生社团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最为重要的议题便是如何举办一场竞选演讲，大家经过商议，最后决定以法学会（学生社团）的名义，邀请吴青老师、曹思源老师与我举行一场“公民权利”
论坛（附带竞选演讲）。然而，校团委以程序不符为由，阻断了活动。原定12月3日（周三）的活动被通知取消。当晚，学校组织大量校警和学生巡查，阶梯教室也被关闭。对此，大家感到十分愤慨和痛心，学校决不该动用校警去对付学生（从选举至今，遇到“重大”时间和事件，都会增派警力）。尤其可恶的是，组织和教唆和我们年纪不相上下的同学。霍姆斯曾言，法学院必须以一种伟大的方式去教授学生。然而，学校竟用这种极粗暴的方式去管理、教唆，这是对被教育者的严重戕害和对大学精神的严重扭曲。
八
鉴于校方的粗暴干涉，为了表示抗议，我和助选团的朋友们决心将不再与学校进行沟通，而且如果一再忍让，竞选也将无法完成。我决定在学校附近的方舟书苑的学术报告厅举行“竞选演讲”，仍打算邀请吴青老师与曹思源先生（邀请曹先生也是后来北京当局直接干涉的原因之一），时间确定为12月7日（周日）晚6：00-9：00。
当时，大家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因为大家知道，此举可能是十分危险的，而我也相信，它的价值和意义是巨大的（这恐怕是此次大学生竞选中唯一的竞选演讲）。朋友们印发了1500张门票，全力准备着周日的竞选演讲，题目仍为“公民权利”，以彰显我们的参与选举的目的和希望。
演讲当天的中午，院领导再次找我谈话，我非常愤慨地指责了学校对学生活动的压制和对学生会组织的恶意教唆，指出，如果学校能够采取稍微的宽容而非一再的变本加厉的打压，对学生能有起码的尊重，事态将不会至此，并请他转达我对学校的最后几点建议。当时的心情是万分沉重的，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悲壮感充满了我的内心。我告诉他，既然选择了这样做，我亦有勇气来承担。
当天下午的气氛是最为紧张的。竞选的宣传单被贴了又撕、撕了又贴，学校曾一度组织学生会力量把守所有的宣传栏，校警高度戒备，学校门口就停着警车。可这时的心情却异常平静，外校有朋友来看我，我们一块去了麦当劳。六点之前，院里再次找我谈话，想最后阻止我们的演讲，同时有人作笔录。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活动举办的地点方舟书苑突然通知我们：书店的电路出了问题，活动无法正常举行。六点钟，我们赶到书店时，书店大楼确是一片漆黑，书店已经关门（被北京市安全局断了电）。书苑的门前，已聚集了不少同学，之前已有不少同学陆续离开。马路上时时有警车呼啸而过，书店旁边是几辆停着的轿车和国安。但我的演讲活动没有因此而取消，我们改在了附近一个酒吧的地下室里，人数减少了，但气氛非常热烈。我称之为“地下室里的竞选演讲”。
方舟的停电，避免了与当局白热化的冲突。我毕竟没有被带走。十一点，我们捧着鲜花回到了学校，觉得自己终于完成了使命，也结束了一个月以来的艰难博弈。尽管还没有到投票日，更没有当选，可是我知道，我们成功了。
九
12月10日投票日，大雪，清晨，我去投了票，当然这已经并不重要，就算是为竞选画上了一个句号。
正式当选的是一位副校长和一位女教师，我得了二百八十二票（其实远不止），在另选人中是最多的（另选中第二位老师是四十多票）。
投票当日和此后，我陆续遇上了选办的老师和院领导，我非常主动地与他们交流，彼此寒暄，他们竟非常真诚地对我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的行为表示欣赏与职务行为之外的理解，当选的校领导邀请我们参加了他的座谈会，我们也大方地应邀，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的行为最终获得了他们的尊重。
选举过去了很长时间，当然会有不少质疑与反思。比如自己对大学生参与和五四传统的过分执着。其实，1919年以来大学生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去参与历史的传统必然终结。大学生对公共事务会有关注，但那种集体失语或集体疯狂的时代已经过去，大学校园呈现的将是一种分裂的后现代的政治景观，个性化与去政治化也必将是主流。因此，我在想，现在这种模式的公民（尤其是大学生）自荐参选只能是一种存在主义的、象征意义的选举，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这种尝试对于新的公共秩序的建构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相信，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阶层分化的加剧、制度的跟进，中国的选举总会成为以利益诉求而非道德彰显为基础的真正的权力博弈，参加选举的将不再会是大学生，而是公司白领、职业经理、企业家、工程师或者律师。尽管这种社会前景是遥远和模糊的。
（原载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编：《2003年北京区县人大代表竞选实录》，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此稿由作者惠寄，并略作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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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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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数亿选民准备庄严地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当我们把眼睛移向三年前的选举时，会发现那次选举有不少精彩的瞬间，出现了一些民主的实践者。明亮先生三年前曾以中国政法大学学生身份参加了北京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他的参选经历被收入在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编的《2003年北京区县人大代表竞选实录》中（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一
对于2003年北京县区人大换届选举中出现的自荐竞选现象,曾一度令我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2003年北京公民（尤其是大学生）的参选，确实出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新气象（事实上，媒体报道的只是一部分，据我所知不少高校的朋友都有过大胆而有成效的尝试），甚至给人以一种星星之火的希望和遐想。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当下的立法意图与刚性的制度安排是防止将选举作为民主训练和宪政启蒙的舞台，不允许通过选举训练的路径来实现民主政治。因此，我一直怀疑今天这种形式的自荐参选会成为中国民主化的一个有效的增长点。因其自发性、个别性、分散性，其民意表达的象征性质远大于实质的作用。在政制改革进一步启动前，在现在的制度安排下，选举的空间太小，它对新公共关系建构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所谓深圳现象与北京现象恐怕是不具备制度研究的典型价值的。所以，当有人试图从中寻求一种普遍的模式，并希望选举能如台湾那样在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中为民主实践提供可能的空间时，我却毋宁对此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甚至只是同情之理解，尽管自己曾参与其间。
当然，这种矛盾、怀疑与谨慎并不妨碍我对这场选举意义的积极评价。我以为，如果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民主法治的启蒙、市民社会的型构等长视线来看，毫无疑问，北京现象是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国人观念的变化以及社会转型的方向。尽管这种对变化与转型只是一个开头，尽管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还只是零星的小众化的，尽管对政治的冷漠和犬儒主义仍很普遍，然而毕竟这是一次可喜的尝试和宣示。因为我相信，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和争取权利是形成现代公民社会、实现权利时代的根本之途，尽管无法期之以骤，但却可以持之以恒。尤其是百年以来中国人将社会转型的动力过分的聚焦于国家政权的变革之上，而忽视了民主基础的建设，忽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因而，正如青年学者范亚峰所言，北京现象的出现，在今天这个民主政治远未实现的寒冬里，不啻为一声春雷，让我们听到了希望。这也正是我对于这次选举的评价。
二
为什么要自荐参选？这个问题经常被朋友们问起，也是自己不止一遍的提出的疑问。我想，答案或许是不止一个，而且随着时间的逝去，自己对这一选择的价值也有着更为冷静的思考。
这个世界上也许有一些人，有着天生的很强的使命感，我自己恐怕就属于这一类，自觉应有一种担当与抱负；同时作为颇有理想主义气质的法科学生，对自由、民主与宪政这些价值有着偏好与执着。我想，这种个人的精神品质与追求是促使自己去参选的最本质与内在的因素。
对公民自荐参选现象，我和我的朋友们有着比较多的关注，比如潜江的姚立法、深圳的王亮、北京的舒可心，但直接对我参加选举提供了很大启示的却是上世纪80年大学生的竞选热潮与五四以来中国大学生参与公共生活的传统。因此，可以说，我的参与基于对大学生公共参与的期待和认可（尽管今天这种看法已经发生了改变）。
去年十月我决定参选时，还有两个比较直接的考虑：第一、当下所谓“选举”虽然只是公众生活假面化的一个方面，而且直选级别之低、作用之微也是众所周知，然而这毕竟是我们唯一能够直接行使权利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便可以赋予它我们愿意赋予的意义。只要我们参与了，就是在表达我们的声音和伸张我们的权利，就是在捍卫作为公民的尊严和自由。因此，明知道会失败，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努力做出一种意义来，去呼吁大家对权利的珍视和争取。因而，从开始我就没有把选举本身当作目标，而是将竞选作为一个表达理想、呼吁权利、彰显意义的舞台和载体。因此，我的竞选口号便是“认真对待权利”。其二、功夫在书外，法律与政治是实践性的学科，具有天然的实践品格。通过参与公共生活，去学习、体会法治的精要与政治的智慧，是一种绝好的途径。而将参选作为一个践行权利和理想的过程，确是一种难得的尝试。
当然，在决心参选的同时，对于压力、困难与结果，我也有着比较清醒的估计。我知道，事情正在充满着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而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竞选本身的“失败”。
三
将竞选作为表达和实践自由的载体，并不意味着对竞选本身的忽视和参选过程的轻松，恰恰相反，我们在试图以百分之百的努力、激情与智慧将事情做得漂亮，只有这样，才能凸显它的“意义”。正如我的竞选口号“认真对待权利”一样，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竞选”。其间，有着太多的精彩，也有着不少的曲折，但无论如何，作为一次重要的生命体验和经历，个中滋味，非亲历者是无法体验的。
在决定参选后，我征求了不少老师和朋友的意见，对竞选的方式、主题和将要面临的困难作了比较充分的考量，在此基础上，我制定了比较详细的竞选时间表和计划书，内容大略为：11月1日-10日，着手筹建助选团队；11月10日宣布参选，到12月9日之间一个月内分“宣布参选”“竞选宣传” “竞选专场”“另选动员”四个阶段展开竞选。期间的确定是基于以下考虑：太早则会遇到更多的压力和非议，太晚则宣传不够，无法实现目标，一个月的期间是比较合适的。12月9日结束，是因为第二天是投票日，按选举法的规定，必须停止一切对候选人的宣传活动。
助选团队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公共参与与实践，要想取得较大的成效，必须是一种分工协作的团队实践。在参选之前，我也一直在关注舒可心竞选办公室的运作，觉得这种模式非常值得借鉴。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不使参选成为“一个人嚷嚷的选举”（舒可心自语），不致给同学们造成异类、极端的印象，就必须寻求团体的支持。要让大家理解，对权利的呼吁与实践，并不是特例独行或哗众取宠的行为，而是一个群体的理性、成熟的作为。最初的助选团有13位成员，他们都是一些非常优秀同时有着共同理念和追求的新朋友或老朋友。在一个月的竞选过程中，尽管不时有人退出、有人加入，但不少朋友一同坚持了下来。可以说，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工作视为（帮）助（竞）选，更没有简单认为是在帮我这个朋友实践自己的理想，而是将竞选视为一项神圣的使命与共同的事业。其间，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太多的力量与信念，时时感受到了一个团体的高尚与坚强。
四
11月10日（周一）上午，我去了校选举办公室（校保卫处），与负责老师进行了近一小时的交流，说明我将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依法竞选昌平区人大代表，希望他们提出宝贵的建议，并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与院级，以便随时沟通。他们当然非常惊讶，也只能谨慎地按照选举法的语言对应我的要求，尽管如此，这种交流是必须的，我们得通过这一合法的机构与校方进行沟通。这样，一方面，会使自己变得主动，另一方面，我知道，竞选活动能否实现我们的目标，不仅取决于我们有多大的决心、热情和努力，也取决于学校多大程度的干涉和容忍，其中，必然会有冲突，但也少不了沟通乃至妥协。我在正式竞选中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与学校对话，而且这种对话持续了几乎竞选的整个过程。
11月11日，我在互联网上发表《认真对待权利——告法大同学书》，宣布参选。与此同时，从网上了解到北大、清华的同学也开始参选，这个消息颇令人振奋，至少证明当初自己的感觉是准确的——相信这是自1980年高校学生参选人大代表热潮以来的又一次大学生的集体参与。自此之后的一个月内，上网浏览“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了解选举动态，也成为自己每天要完成的工作。
11月15日，助选团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竞选计划并进行初步分工。助选团的成员以大二、大三的同学为主，几乎每个院都有至少一位同学。竞选网站交给一位擅长网络技术的同学来做。会上的讨论是比较激烈的，大家预料到刚开始时学校会有较多的干涉，为了保证竞选的顺利进行，约定此后的一周内，每晚9：30-11：00定时开会，以便群策群力，随时商讨对策。
16日（周日）下午，大家在九个宿舍楼的每一层都贴出了题为“法大聚焦——关注高校学生独立参选人大代表”宣传小海报。每份海报分三张，第一张为《认真对待权利——告法大同学书》，第二张为个人简历和竞选宣言，第三张是助选团简况。这在同学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同学发短信表示支持和鼓励。同时，此举令学校感到惊慌失措，多年来习惯于简单粗暴管理和说教的行政干部，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僵化的高校政工体系，面对如此“突发事件”时乱了阵脚。尽管事先我曾告之他们，但他们怎么也没料到所谓参选竟是以这样高调的宣传方式开始的。
五
之后一个周内的情形是颇有戏剧性的，首先是助选团的成员分别被各院领导和辅导员“谈话”，被告知事情的严重性。学校对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和当真的竞选是非常担心的，尤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法大学学生在89中的表现令领导和学校当局至今心有余悸，因此，哪怕是再小的不在团学系统控制范围之内的事情都足以引起学校的警惕。其次，学生会组织受到了校方的严厉批评，据说是因为反应不及时，应对不力，第二天中午，所有的竞选海报都被撕得干干净净（尽管只贴了半天，但这已是有关我的宣传单“存活”时间最长的一次，之后，只要出现我的名字的海报都会被立即撕掉）。学校团学部门也组织了专门力量监视、干扰竞选活动，据说针对我们的“竞选简报”做了至少六期以上。这种利用学生来专门监视学生活动、鼓励告密的做法，是今天部分高校最为可耻的传统。
学校当局也有着比较大的分歧。贴出海报的第二天（周一）早晨，学校便召开了紧急会议，有人比较保守，或出于自己仕途的考虑，指出这是一种贴大字报的行为，主张严惩；但也不乏开明的领导（如我的院长王卫国教授），表示部分的理解与支持。周二，辅导员、院里领导、主管的副校长都找我谈话，强硬的态度有了比较大的转变，口径统一为“学校保障大家的合法权利”，也希望我们能够理性地沟通、合作。此举虽是出于平息事态、安抚同学的考虑，但毕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回应；尽管以后的打压更为严厉，但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选举”，在选举的组织工作上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虽然学校的态度很明显，希望不要公开竞选，不要宣传、演讲，但我们的要求没有改变。因为当不当选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哪种方式去不当选。在选举中公开的宣传、表达、呼吁，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依然按照原来的方案开展活动，19日竞选网站开通，20日我在院00级学生推举初步候选人的大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讲演，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当然，为了让竞选继续下去，我们作了很大的妥协，我们答应按照学校的程序参选（尽管对双方对“程序”的理解并不相同），而且原定的一食堂门前的公开签名助选活动被迫取消、校记者团的朋友计划推出的我的竞选专号的报纸也胎死腹中。
六
初期宣传的成效是比较大的，在学校统计的初步候选人名单中，我被近三百人提名。在班里，同学们非常支持，班会上全票通过为班级提名候选人，而且在此后的选举中，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我在考虑宣传方式的改变，大家通过研读选举法规和学校的文件，决定采取更为变通的方式。由于选举法规不允许候选人个人发宣传材料，所以在 11月20日，我去选办请教能否以名片向选民介绍自己，选办以为这是个人公关行为，当然不会反对。于是，我们立即印制了1500张竞选名片。同时制作了 1500份调查问卷，这也是为了规避法律，因为根据规定，大规模地散发宣传材料有贿选嫌疑（尽管很荒唐），那么发放问卷，最终会被收回，何谈贿选呢？11 月21日（周五）晚，助选团召开会议，共有近四十位朋友参加，我们将名片与问卷分为九份，助选的同学分九个小组，在九个宿舍楼分别向每个寝室发放一张名片与问卷，并约定在晚上12点前必须将问卷收回，以防不虞。这次活动非常成功，很多同学都发来了回馈短信。当然，学校也很快知道了情况，12点，院领导打电话询问我详情，并向我传达北京市最新文件（不再允许任何形式的宣传），我表示接受文件精神，并称已将所有材料收回，因为，宣传的目标已经达到。
通过与校方的一次次博弈、较量，我感到竞选就像跳踢踏舞一样，在不过线的前提下保持最活跃的状态。这种努力是非常有效的。当然，学校的态度和力度也更为强硬。
接下来的助选音乐会与竞选答辩会已不能实现，我们设想了两种方式：一是竞选沙龙，一是学术论坛（附带竞选演讲）。希望通过这两种活动完成我们的竞选。
七
学校当局希望我们的活动到此为止，甚至鼓励通过互联网去宣传。一个领导，甚至私下来讲，我们的举动和努力已使法大的选举发生了历史性和根本性的转变，对法大同学的影响和启发是巨大的，希望不要做公开的演讲。一些师友也认为宣传到此已取得了成效，完全可以不必再去“冒险”。然而，我却认为，既是竞选，就必须站出来与选民面对面的交流，必须勇敢地承担责任，如果只利用网络去宣传，如其他学校大多数同学那样只能在虚拟的世界当中完成自己的选举，那么，选举的意义将大打折扣，那将无异于一场BBS上的政治游戏。
我之所以评价这场选举是一场“网络选举”，一方面当然肯定互联网在这次选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竞选陷入了误区。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带来了公共领域勃兴的契机，它为启蒙话语、公民表达提供了平台，使公共舆论推动社会变革成为可能，如孙志刚事件、非典中网民们的出色表现。然而，网络只是一种工具，真正的决定因素仍是人本身。互联网上的自由表达，创造了中国的第一代公民；但由于网络世界的匿名性，也使得e时代的中国青年只是 50%的公民（half citizen），一方面网络上民意汹汹，一方面却无法培养公民对责任的承担。责任，而后公民！如果像不少人那样，只在BBS上发表一篇竞选宣言，只能借助网络去宣传，那么就只能算是一场“互联网上的竞选”。如果我们只有在虚拟世界当中寻找公民的权利和尊严，那么充其量只能是网络公民而已。因而，事实上，我对这种“网络选举”更多地持一种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也正因为此，我们才认为，如果没有宣传（尤其是网络宣传）以外的竞选活动、没有竞选演讲，那么就意味着没有承担言责，一场热闹的大学生竞选就将是一次莫大的讽刺，甚至是耻辱。
11月30日，助选团策划了一场题为“公民权利与自由表达——大学生自荐参选之观察”的主题沙龙，地点是我们经常去的安达咖啡屋。参加沙龙的同学进行了热烈而有建设性的探讨与交流，我们也了解到不同的声音和建议。事后，举办此次沙龙的学生社团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最为重要的议题便是如何举办一场竞选演讲，大家经过商议，最后决定以法学会（学生社团）的名义，邀请吴青老师、曹思源老师与我举行一场“公民权利”
论坛（附带竞选演讲）。然而，校团委以程序不符为由，阻断了活动。原定12月3日（周三）的活动被通知取消。当晚，学校组织大量校警和学生巡查，阶梯教室也被关闭。对此，大家感到十分愤慨和痛心，学校决不该动用校警去对付学生（从选举至今，遇到“重大”时间和事件，都会增派警力）。尤其可恶的是，组织和教唆和我们年纪不相上下的同学。霍姆斯曾言，法学院必须以一种伟大的方式去教授学生。然而，学校竟用这种极粗暴的方式去管理、教唆，这是对被教育者的严重戕害和对大学精神的严重扭曲。
八
鉴于校方的粗暴干涉，为了表示抗议，我和助选团的朋友们决心将不再与学校进行沟通，而且如果一再忍让，竞选也将无法完成。我决定在学校附近的方舟书苑的学术报告厅举行“竞选演讲”，仍打算邀请吴青老师与曹思源先生（邀请曹先生也是后来北京当局直接干涉的原因之一），时间确定为12月7日（周日）晚6：00-9：00。
当时，大家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因为大家知道，此举可能是十分危险的，而我也相信，它的价值和意义是巨大的（这恐怕是此次大学生竞选中唯一的竞选演讲）。朋友们印发了1500张门票，全力准备着周日的竞选演讲，题目仍为“公民权利”，以彰显我们的参与选举的目的和希望。
演讲当天的中午，院领导再次找我谈话，我非常愤慨地指责了学校对学生活动的压制和对学生会组织的恶意教唆，指出，如果学校能够采取稍微的宽容而非一再的变本加厉的打压，对学生能有起码的尊重，事态将不会至此，并请他转达我对学校的最后几点建议。当时的心情是万分沉重的，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悲壮感充满了我的内心。我告诉他，既然选择了这样做，我亦有勇气来承担。
当天下午的气氛是最为紧张的。竞选的宣传单被贴了又撕、撕了又贴，学校曾一度组织学生会力量把守所有的宣传栏，校警高度戒备，学校门口就停着警车。可这时的心情却异常平静，外校有朋友来看我，我们一块去了麦当劳。六点之前，院里再次找我谈话，想最后阻止我们的演讲，同时有人作笔录。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活动举办的地点方舟书苑突然通知我们：书店的电路出了问题，活动无法正常举行。六点钟，我们赶到书店时，书店大楼确是一片漆黑，书店已经关门（被北京市安全局断了电）。书苑的门前，已聚集了不少同学，之前已有不少同学陆续离开。马路上时时有警车呼啸而过，书店旁边是几辆停着的轿车和国安。但我的演讲活动没有因此而取消，我们改在了附近一个酒吧的地下室里，人数减少了，但气氛非常热烈。我称之为“地下室里的竞选演讲”。
方舟的停电，避免了与当局白热化的冲突。我毕竟没有被带走。十一点，我们捧着鲜花回到了学校，觉得自己终于完成了使命，也结束了一个月以来的艰难博弈。尽管还没有到投票日，更没有当选，可是我知道，我们成功了。
九
12月10日投票日，大雪，清晨，我去投了票，当然这已经并不重要，就算是为竞选画上了一个句号。
正式当选的是一位副校长和一位女教师，我得了二百八十二票（其实远不止），在另选人中是最多的（另选中第二位老师是四十多票）。
投票当日和此后，我陆续遇上了选办的老师和院领导，我非常主动地与他们交流，彼此寒暄，他们竟非常真诚地对我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的行为表示欣赏与职务行为之外的理解，当选的校领导邀请我们参加了他的座谈会，我们也大方地应邀，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的行为最终获得了他们的尊重。
选举过去了很长时间，当然会有不少质疑与反思。比如自己对大学生参与和五四传统的过分执着。其实，1919年以来大学生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去参与历史的传统必然终结。大学生对公共事务会有关注，但那种集体失语或集体疯狂的时代已经过去，大学校园呈现的将是一种分裂的后现代的政治景观，个性化与去政治化也必将是主流。因此，我在想，现在这种模式的公民（尤其是大学生）自荐参选只能是一种存在主义的、象征意义的选举，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这种尝试对于新的公共秩序的建构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相信，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阶层分化的加剧、制度的跟进，中国的选举总会成为以利益诉求而非道德彰显为基础的真正的权力博弈，参加选举的将不再会是大学生，而是公司白领、职业经理、企业家、工程师或者律师。尽管这种社会前景是遥远和模糊的。
（原载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编：《2003年北京区县人大代表竞选实录》，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此稿由作者惠寄，并略作改动）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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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数亿选民准备庄严地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当我们把眼睛移向三年前的选举时，会发现那次选举有不少精彩的瞬间，出现了一些民主的实践者。明亮先生三年前曾以中国政法大学学生身份参加了北京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他的参选经历被收入在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编的《2003年北京区县人大代表竞选实录》中（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一
对于2003年北京县区人大换届选举中出现的自荐竞选现象,曾一度令我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2003年北京公民（尤其是大学生）的参选，确实出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新气象（事实上，媒体报道的只是一部分，据我所知不少高校的朋友都有过大胆而有成效的尝试），甚至给人以一种星星之火的希望和遐想。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当下的立法意图与刚性的制度安排是防止将选举作为民主训练和宪政启蒙的舞台，不允许通过选举训练的路径来实现民主政治。因此，我一直怀疑今天这种形式的自荐参选会成为中国民主化的一个有效的增长点。因其自发性、个别性、分散性，其民意表达的象征性质远大于实质的作用。在政制改革进一步启动前，在现在的制度安排下，选举的空间太小，它对新公共关系建构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所谓深圳现象与北京现象恐怕是不具备制度研究的典型价值的。所以，当有人试图从中寻求一种普遍的模式，并希望选举能如台湾那样在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中为民主实践提供可能的空间时，我却毋宁对此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甚至只是同情之理解，尽管自己曾参与其间。
当然，这种矛盾、怀疑与谨慎并不妨碍我对这场选举意义的积极评价。我以为，如果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民主法治的启蒙、市民社会的型构等长视线来看，毫无疑问，北京现象是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国人观念的变化以及社会转型的方向。尽管这种对变化与转型只是一个开头，尽管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还只是零星的小众化的，尽管对政治的冷漠和犬儒主义仍很普遍，然而毕竟这是一次可喜的尝试和宣示。因为我相信，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和争取权利是形成现代公民社会、实现权利时代的根本之途，尽管无法期之以骤，但却可以持之以恒。尤其是百年以来中国人将社会转型的动力过分的聚焦于国家政权的变革之上，而忽视了民主基础的建设，忽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因而，正如青年学者范亚峰所言，北京现象的出现，在今天这个民主政治远未实现的寒冬里，不啻为一声春雷，让我们听到了希望。这也正是我对于这次选举的评价。
二
为什么要自荐参选？这个问题经常被朋友们问起，也是自己不止一遍的提出的疑问。我想，答案或许是不止一个，而且随着时间的逝去，自己对这一选择的价值也有着更为冷静的思考。
这个世界上也许有一些人，有着天生的很强的使命感，我自己恐怕就属于这一类，自觉应有一种担当与抱负；同时作为颇有理想主义气质的法科学生，对自由、民主与宪政这些价值有着偏好与执着。我想，这种个人的精神品质与追求是促使自己去参选的最本质与内在的因素。
对公民自荐参选现象，我和我的朋友们有着比较多的关注，比如潜江的姚立法、深圳的王亮、北京的舒可心，但直接对我参加选举提供了很大启示的却是上世纪80年大学生的竞选热潮与五四以来中国大学生参与公共生活的传统。因此，可以说，我的参与基于对大学生公共参与的期待和认可（尽管今天这种看法已经发生了改变）。
去年十月我决定参选时，还有两个比较直接的考虑：第一、当下所谓“选举”虽然只是公众生活假面化的一个方面，而且直选级别之低、作用之微也是众所周知，然而这毕竟是我们唯一能够直接行使权利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便可以赋予它我们愿意赋予的意义。只要我们参与了，就是在表达我们的声音和伸张我们的权利，就是在捍卫作为公民的尊严和自由。因此，明知道会失败，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努力做出一种意义来，去呼吁大家对权利的珍视和争取。因而，从开始我就没有把选举本身当作目标，而是将竞选作为一个表达理想、呼吁权利、彰显意义的舞台和载体。因此，我的竞选口号便是“认真对待权利”。其二、功夫在书外，法律与政治是实践性的学科，具有天然的实践品格。通过参与公共生活，去学习、体会法治的精要与政治的智慧，是一种绝好的途径。而将参选作为一个践行权利和理想的过程，确是一种难得的尝试。
当然，在决心参选的同时，对于压力、困难与结果，我也有着比较清醒的估计。我知道，事情正在充满着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而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竞选本身的“失败”。
三
将竞选作为表达和实践自由的载体，并不意味着对竞选本身的忽视和参选过程的轻松，恰恰相反，我们在试图以百分之百的努力、激情与智慧将事情做得漂亮，只有这样，才能凸显它的“意义”。正如我的竞选口号“认真对待权利”一样，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竞选”。其间，有着太多的精彩，也有着不少的曲折，但无论如何，作为一次重要的生命体验和经历，个中滋味，非亲历者是无法体验的。
在决定参选后，我征求了不少老师和朋友的意见，对竞选的方式、主题和将要面临的困难作了比较充分的考量，在此基础上，我制定了比较详细的竞选时间表和计划书，内容大略为：11月1日-10日，着手筹建助选团队；11月10日宣布参选，到12月9日之间一个月内分“宣布参选”“竞选宣传” “竞选专场”“另选动员”四个阶段展开竞选。期间的确定是基于以下考虑：太早则会遇到更多的压力和非议，太晚则宣传不够，无法实现目标，一个月的期间是比较合适的。12月9日结束，是因为第二天是投票日，按选举法的规定，必须停止一切对候选人的宣传活动。
助选团队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公共参与与实践，要想取得较大的成效，必须是一种分工协作的团队实践。在参选之前，我也一直在关注舒可心竞选办公室的运作，觉得这种模式非常值得借鉴。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不使参选成为“一个人嚷嚷的选举”（舒可心自语），不致给同学们造成异类、极端的印象，就必须寻求团体的支持。要让大家理解，对权利的呼吁与实践，并不是特例独行或哗众取宠的行为，而是一个群体的理性、成熟的作为。最初的助选团有13位成员，他们都是一些非常优秀同时有着共同理念和追求的新朋友或老朋友。在一个月的竞选过程中，尽管不时有人退出、有人加入，但不少朋友一同坚持了下来。可以说，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工作视为（帮）助（竞）选，更没有简单认为是在帮我这个朋友实践自己的理想，而是将竞选视为一项神圣的使命与共同的事业。其间，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太多的力量与信念，时时感受到了一个团体的高尚与坚强。
四
11月10日（周一）上午，我去了校选举办公室（校保卫处），与负责老师进行了近一小时的交流，说明我将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依法竞选昌平区人大代表，希望他们提出宝贵的建议，并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与院级，以便随时沟通。他们当然非常惊讶，也只能谨慎地按照选举法的语言对应我的要求，尽管如此，这种交流是必须的，我们得通过这一合法的机构与校方进行沟通。这样，一方面，会使自己变得主动，另一方面，我知道，竞选活动能否实现我们的目标，不仅取决于我们有多大的决心、热情和努力，也取决于学校多大程度的干涉和容忍，其中，必然会有冲突，但也少不了沟通乃至妥协。我在正式竞选中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与学校对话，而且这种对话持续了几乎竞选的整个过程。
11月11日，我在互联网上发表《认真对待权利——告法大同学书》，宣布参选。与此同时，从网上了解到北大、清华的同学也开始参选，这个消息颇令人振奋，至少证明当初自己的感觉是准确的——相信这是自1980年高校学生参选人大代表热潮以来的又一次大学生的集体参与。自此之后的一个月内，上网浏览“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了解选举动态，也成为自己每天要完成的工作。
11月15日，助选团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竞选计划并进行初步分工。助选团的成员以大二、大三的同学为主，几乎每个院都有至少一位同学。竞选网站交给一位擅长网络技术的同学来做。会上的讨论是比较激烈的，大家预料到刚开始时学校会有较多的干涉，为了保证竞选的顺利进行，约定此后的一周内，每晚9：30-11：00定时开会，以便群策群力，随时商讨对策。
16日（周日）下午，大家在九个宿舍楼的每一层都贴出了题为“法大聚焦——关注高校学生独立参选人大代表”宣传小海报。每份海报分三张，第一张为《认真对待权利——告法大同学书》，第二张为个人简历和竞选宣言，第三张是助选团简况。这在同学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同学发短信表示支持和鼓励。同时，此举令学校感到惊慌失措，多年来习惯于简单粗暴管理和说教的行政干部，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僵化的高校政工体系，面对如此“突发事件”时乱了阵脚。尽管事先我曾告之他们，但他们怎么也没料到所谓参选竟是以这样高调的宣传方式开始的。
五
之后一个周内的情形是颇有戏剧性的，首先是助选团的成员分别被各院领导和辅导员“谈话”，被告知事情的严重性。学校对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和当真的竞选是非常担心的，尤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法大学学生在89中的表现令领导和学校当局至今心有余悸，因此，哪怕是再小的不在团学系统控制范围之内的事情都足以引起学校的警惕。其次，学生会组织受到了校方的严厉批评，据说是因为反应不及时，应对不力，第二天中午，所有的竞选海报都被撕得干干净净（尽管只贴了半天，但这已是有关我的宣传单“存活”时间最长的一次，之后，只要出现我的名字的海报都会被立即撕掉）。学校团学部门也组织了专门力量监视、干扰竞选活动，据说针对我们的“竞选简报”做了至少六期以上。这种利用学生来专门监视学生活动、鼓励告密的做法，是今天部分高校最为可耻的传统。
学校当局也有着比较大的分歧。贴出海报的第二天（周一）早晨，学校便召开了紧急会议，有人比较保守，或出于自己仕途的考虑，指出这是一种贴大字报的行为，主张严惩；但也不乏开明的领导（如我的院长王卫国教授），表示部分的理解与支持。周二，辅导员、院里领导、主管的副校长都找我谈话，强硬的态度有了比较大的转变，口径统一为“学校保障大家的合法权利”，也希望我们能够理性地沟通、合作。此举虽是出于平息事态、安抚同学的考虑，但毕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回应；尽管以后的打压更为严厉，但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选举”，在选举的组织工作上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虽然学校的态度很明显，希望不要公开竞选，不要宣传、演讲，但我们的要求没有改变。因为当不当选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哪种方式去不当选。在选举中公开的宣传、表达、呼吁，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依然按照原来的方案开展活动，19日竞选网站开通，20日我在院00级学生推举初步候选人的大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讲演，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当然，为了让竞选继续下去，我们作了很大的妥协，我们答应按照学校的程序参选（尽管对双方对“程序”的理解并不相同），而且原定的一食堂门前的公开签名助选活动被迫取消、校记者团的朋友计划推出的我的竞选专号的报纸也胎死腹中。
六
初期宣传的成效是比较大的，在学校统计的初步候选人名单中，我被近三百人提名。在班里，同学们非常支持，班会上全票通过为班级提名候选人，而且在此后的选举中，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我在考虑宣传方式的改变，大家通过研读选举法规和学校的文件，决定采取更为变通的方式。由于选举法规不允许候选人个人发宣传材料，所以在 11月20日，我去选办请教能否以名片向选民介绍自己，选办以为这是个人公关行为，当然不会反对。于是，我们立即印制了1500张竞选名片。同时制作了 1500份调查问卷，这也是为了规避法律，因为根据规定，大规模地散发宣传材料有贿选嫌疑（尽管很荒唐），那么发放问卷，最终会被收回，何谈贿选呢？11 月21日（周五）晚，助选团召开会议，共有近四十位朋友参加，我们将名片与问卷分为九份，助选的同学分九个小组，在九个宿舍楼分别向每个寝室发放一张名片与问卷，并约定在晚上12点前必须将问卷收回，以防不虞。这次活动非常成功，很多同学都发来了回馈短信。当然，学校也很快知道了情况，12点，院领导打电话询问我详情，并向我传达北京市最新文件（不再允许任何形式的宣传），我表示接受文件精神，并称已将所有材料收回，因为，宣传的目标已经达到。
通过与校方的一次次博弈、较量，我感到竞选就像跳踢踏舞一样，在不过线的前提下保持最活跃的状态。这种努力是非常有效的。当然，学校的态度和力度也更为强硬。
接下来的助选音乐会与竞选答辩会已不能实现，我们设想了两种方式：一是竞选沙龙，一是学术论坛（附带竞选演讲）。希望通过这两种活动完成我们的竞选。
七
学校当局希望我们的活动到此为止，甚至鼓励通过互联网去宣传。一个领导，甚至私下来讲，我们的举动和努力已使法大的选举发生了历史性和根本性的转变，对法大同学的影响和启发是巨大的，希望不要做公开的演讲。一些师友也认为宣传到此已取得了成效，完全可以不必再去“冒险”。然而，我却认为，既是竞选，就必须站出来与选民面对面的交流，必须勇敢地承担责任，如果只利用网络去宣传，如其他学校大多数同学那样只能在虚拟的世界当中完成自己的选举，那么，选举的意义将大打折扣，那将无异于一场BBS上的政治游戏。
我之所以评价这场选举是一场“网络选举”，一方面当然肯定互联网在这次选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竞选陷入了误区。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带来了公共领域勃兴的契机，它为启蒙话语、公民表达提供了平台，使公共舆论推动社会变革成为可能，如孙志刚事件、非典中网民们的出色表现。然而，网络只是一种工具，真正的决定因素仍是人本身。互联网上的自由表达，创造了中国的第一代公民；但由于网络世界的匿名性，也使得e时代的中国青年只是 50%的公民（half citizen），一方面网络上民意汹汹，一方面却无法培养公民对责任的承担。责任，而后公民！如果像不少人那样，只在BBS上发表一篇竞选宣言，只能借助网络去宣传，那么就只能算是一场“互联网上的竞选”。如果我们只有在虚拟世界当中寻找公民的权利和尊严，那么充其量只能是网络公民而已。因而，事实上，我对这种“网络选举”更多地持一种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也正因为此，我们才认为，如果没有宣传（尤其是网络宣传）以外的竞选活动、没有竞选演讲，那么就意味着没有承担言责，一场热闹的大学生竞选就将是一次莫大的讽刺，甚至是耻辱。
11月30日，助选团策划了一场题为“公民权利与自由表达——大学生自荐参选之观察”的主题沙龙，地点是我们经常去的安达咖啡屋。参加沙龙的同学进行了热烈而有建设性的探讨与交流，我们也了解到不同的声音和建议。事后，举办此次沙龙的学生社团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最为重要的议题便是如何举办一场竞选演讲，大家经过商议，最后决定以法学会（学生社团）的名义，邀请吴青老师、曹思源老师与我举行一场“公民权利”
论坛（附带竞选演讲）。然而，校团委以程序不符为由，阻断了活动。原定12月3日（周三）的活动被通知取消。当晚，学校组织大量校警和学生巡查，阶梯教室也被关闭。对此，大家感到十分愤慨和痛心，学校决不该动用校警去对付学生（从选举至今，遇到“重大”时间和事件，都会增派警力）。尤其可恶的是，组织和教唆和我们年纪不相上下的同学。霍姆斯曾言，法学院必须以一种伟大的方式去教授学生。然而，学校竟用这种极粗暴的方式去管理、教唆，这是对被教育者的严重戕害和对大学精神的严重扭曲。
八
鉴于校方的粗暴干涉，为了表示抗议，我和助选团的朋友们决心将不再与学校进行沟通，而且如果一再忍让，竞选也将无法完成。我决定在学校附近的方舟书苑的学术报告厅举行“竞选演讲”，仍打算邀请吴青老师与曹思源先生（邀请曹先生也是后来北京当局直接干涉的原因之一），时间确定为12月7日（周日）晚6：00-9：00。
当时，大家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因为大家知道，此举可能是十分危险的，而我也相信，它的价值和意义是巨大的（这恐怕是此次大学生竞选中唯一的竞选演讲）。朋友们印发了1500张门票，全力准备着周日的竞选演讲，题目仍为“公民权利”，以彰显我们的参与选举的目的和希望。
演讲当天的中午，院领导再次找我谈话，我非常愤慨地指责了学校对学生活动的压制和对学生会组织的恶意教唆，指出，如果学校能够采取稍微的宽容而非一再的变本加厉的打压，对学生能有起码的尊重，事态将不会至此，并请他转达我对学校的最后几点建议。当时的心情是万分沉重的，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悲壮感充满了我的内心。我告诉他，既然选择了这样做，我亦有勇气来承担。
当天下午的气氛是最为紧张的。竞选的宣传单被贴了又撕、撕了又贴，学校曾一度组织学生会力量把守所有的宣传栏，校警高度戒备，学校门口就停着警车。可这时的心情却异常平静，外校有朋友来看我，我们一块去了麦当劳。六点之前，院里再次找我谈话，想最后阻止我们的演讲，同时有人作笔录。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活动举办的地点方舟书苑突然通知我们：书店的电路出了问题，活动无法正常举行。六点钟，我们赶到书店时，书店大楼确是一片漆黑，书店已经关门（被北京市安全局断了电）。书苑的门前，已聚集了不少同学，之前已有不少同学陆续离开。马路上时时有警车呼啸而过，书店旁边是几辆停着的轿车和国安。但我的演讲活动没有因此而取消，我们改在了附近一个酒吧的地下室里，人数减少了，但气氛非常热烈。我称之为“地下室里的竞选演讲”。
方舟的停电，避免了与当局白热化的冲突。我毕竟没有被带走。十一点，我们捧着鲜花回到了学校，觉得自己终于完成了使命，也结束了一个月以来的艰难博弈。尽管还没有到投票日，更没有当选，可是我知道，我们成功了。
九
12月10日投票日，大雪，清晨，我去投了票，当然这已经并不重要，就算是为竞选画上了一个句号。
正式当选的是一位副校长和一位女教师，我得了二百八十二票（其实远不止），在另选人中是最多的（另选中第二位老师是四十多票）。
投票当日和此后，我陆续遇上了选办的老师和院领导，我非常主动地与他们交流，彼此寒暄，他们竟非常真诚地对我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的行为表示欣赏与职务行为之外的理解，当选的校领导邀请我们参加了他的座谈会，我们也大方地应邀，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的行为最终获得了他们的尊重。
选举过去了很长时间，当然会有不少质疑与反思。比如自己对大学生参与和五四传统的过分执着。其实，1919年以来大学生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去参与历史的传统必然终结。大学生对公共事务会有关注，但那种集体失语或集体疯狂的时代已经过去，大学校园呈现的将是一种分裂的后现代的政治景观，个性化与去政治化也必将是主流。因此，我在想，现在这种模式的公民（尤其是大学生）自荐参选只能是一种存在主义的、象征意义的选举，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这种尝试对于新的公共秩序的建构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相信，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阶层分化的加剧、制度的跟进，中国的选举总会成为以利益诉求而非道德彰显为基础的真正的权力博弈，参加选举的将不再会是大学生，而是公司白领、职业经理、企业家、工程师或者律师。尽管这种社会前景是遥远和模糊的。
（原载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编：《2003年北京区县人大代表竞选实录》，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此稿由作者惠寄，并略作改动）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我的人大代表参选经历
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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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数亿选民准备庄严地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当我们把眼睛移向三年前的选举时，会发现那次选举有不少精彩的瞬间，出现了一些民主的实践者。明亮先生三年前曾以中国政法大学学生身份参加了北京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他的参选经历被收入在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编的《2003年北京区县人大代表竞选实录》中（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一
对于2003年北京县区人大换届选举中出现的自荐竞选现象,曾一度令我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2003年北京公民（尤其是大学生）的参选，确实出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新气象（事实上，媒体报道的只是一部分，据我所知不少高校的朋友都有过大胆而有成效的尝试），甚至给人以一种星星之火的希望和遐想。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当下的立法意图与刚性的制度安排是防止将选举作为民主训练和宪政启蒙的舞台，不允许通过选举训练的路径来实现民主政治。因此，我一直怀疑今天这种形式的自荐参选会成为中国民主化的一个有效的增长点。因其自发性、个别性、分散性，其民意表达的象征性质远大于实质的作用。在政制改革进一步启动前，在现在的制度安排下，选举的空间太小，它对新公共关系建构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所谓深圳现象与北京现象恐怕是不具备制度研究的典型价值的。所以，当有人试图从中寻求一种普遍的模式，并希望选举能如台湾那样在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中为民主实践提供可能的空间时，我却毋宁对此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甚至只是同情之理解，尽管自己曾参与其间。
当然，这种矛盾、怀疑与谨慎并不妨碍我对这场选举意义的积极评价。我以为，如果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民主法治的启蒙、市民社会的型构等长视线来看，毫无疑问，北京现象是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国人观念的变化以及社会转型的方向。尽管这种对变化与转型只是一个开头，尽管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还只是零星的小众化的，尽管对政治的冷漠和犬儒主义仍很普遍，然而毕竟这是一次可喜的尝试和宣示。因为我相信，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和争取权利是形成现代公民社会、实现权利时代的根本之途，尽管无法期之以骤，但却可以持之以恒。尤其是百年以来中国人将社会转型的动力过分的聚焦于国家政权的变革之上，而忽视了民主基础的建设，忽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因而，正如青年学者范亚峰所言，北京现象的出现，在今天这个民主政治远未实现的寒冬里，不啻为一声春雷，让我们听到了希望。这也正是我对于这次选举的评价。
二
为什么要自荐参选？这个问题经常被朋友们问起，也是自己不止一遍的提出的疑问。我想，答案或许是不止一个，而且随着时间的逝去，自己对这一选择的价值也有着更为冷静的思考。
这个世界上也许有一些人，有着天生的很强的使命感，我自己恐怕就属于这一类，自觉应有一种担当与抱负；同时作为颇有理想主义气质的法科学生，对自由、民主与宪政这些价值有着偏好与执着。我想，这种个人的精神品质与追求是促使自己去参选的最本质与内在的因素。
对公民自荐参选现象，我和我的朋友们有着比较多的关注，比如潜江的姚立法、深圳的王亮、北京的舒可心，但直接对我参加选举提供了很大启示的却是上世纪80年大学生的竞选热潮与五四以来中国大学生参与公共生活的传统。因此，可以说，我的参与基于对大学生公共参与的期待和认可（尽管今天这种看法已经发生了改变）。
去年十月我决定参选时，还有两个比较直接的考虑：第一、当下所谓“选举”虽然只是公众生活假面化的一个方面，而且直选级别之低、作用之微也是众所周知，然而这毕竟是我们唯一能够直接行使权利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便可以赋予它我们愿意赋予的意义。只要我们参与了，就是在表达我们的声音和伸张我们的权利，就是在捍卫作为公民的尊严和自由。因此，明知道会失败，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努力做出一种意义来，去呼吁大家对权利的珍视和争取。因而，从开始我就没有把选举本身当作目标，而是将竞选作为一个表达理想、呼吁权利、彰显意义的舞台和载体。因此，我的竞选口号便是“认真对待权利”。其二、功夫在书外，法律与政治是实践性的学科，具有天然的实践品格。通过参与公共生活，去学习、体会法治的精要与政治的智慧，是一种绝好的途径。而将参选作为一个践行权利和理想的过程，确是一种难得的尝试。
当然，在决心参选的同时，对于压力、困难与结果，我也有着比较清醒的估计。我知道，事情正在充满着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而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竞选本身的“失败”。
三
将竞选作为表达和实践自由的载体，并不意味着对竞选本身的忽视和参选过程的轻松，恰恰相反，我们在试图以百分之百的努力、激情与智慧将事情做得漂亮，只有这样，才能凸显它的“意义”。正如我的竞选口号“认真对待权利”一样，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竞选”。其间，有着太多的精彩，也有着不少的曲折，但无论如何，作为一次重要的生命体验和经历，个中滋味，非亲历者是无法体验的。
在决定参选后，我征求了不少老师和朋友的意见，对竞选的方式、主题和将要面临的困难作了比较充分的考量，在此基础上，我制定了比较详细的竞选时间表和计划书，内容大略为：11月1日-10日，着手筹建助选团队；11月10日宣布参选，到12月9日之间一个月内分“宣布参选”“竞选宣传” “竞选专场”“另选动员”四个阶段展开竞选。期间的确定是基于以下考虑：太早则会遇到更多的压力和非议，太晚则宣传不够，无法实现目标，一个月的期间是比较合适的。12月9日结束，是因为第二天是投票日，按选举法的规定，必须停止一切对候选人的宣传活动。
助选团队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公共参与与实践，要想取得较大的成效，必须是一种分工协作的团队实践。在参选之前，我也一直在关注舒可心竞选办公室的运作，觉得这种模式非常值得借鉴。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不使参选成为“一个人嚷嚷的选举”（舒可心自语），不致给同学们造成异类、极端的印象，就必须寻求团体的支持。要让大家理解，对权利的呼吁与实践，并不是特例独行或哗众取宠的行为，而是一个群体的理性、成熟的作为。最初的助选团有13位成员，他们都是一些非常优秀同时有着共同理念和追求的新朋友或老朋友。在一个月的竞选过程中，尽管不时有人退出、有人加入，但不少朋友一同坚持了下来。可以说，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工作视为（帮）助（竞）选，更没有简单认为是在帮我这个朋友实践自己的理想，而是将竞选视为一项神圣的使命与共同的事业。其间，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太多的力量与信念，时时感受到了一个团体的高尚与坚强。
四
11月10日（周一）上午，我去了校选举办公室（校保卫处），与负责老师进行了近一小时的交流，说明我将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依法竞选昌平区人大代表，希望他们提出宝贵的建议，并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与院级，以便随时沟通。他们当然非常惊讶，也只能谨慎地按照选举法的语言对应我的要求，尽管如此，这种交流是必须的，我们得通过这一合法的机构与校方进行沟通。这样，一方面，会使自己变得主动，另一方面，我知道，竞选活动能否实现我们的目标，不仅取决于我们有多大的决心、热情和努力，也取决于学校多大程度的干涉和容忍，其中，必然会有冲突，但也少不了沟通乃至妥协。我在正式竞选中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与学校对话，而且这种对话持续了几乎竞选的整个过程。
11月11日，我在互联网上发表《认真对待权利——告法大同学书》，宣布参选。与此同时，从网上了解到北大、清华的同学也开始参选，这个消息颇令人振奋，至少证明当初自己的感觉是准确的——相信这是自1980年高校学生参选人大代表热潮以来的又一次大学生的集体参与。自此之后的一个月内，上网浏览“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了解选举动态，也成为自己每天要完成的工作。
11月15日，助选团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竞选计划并进行初步分工。助选团的成员以大二、大三的同学为主，几乎每个院都有至少一位同学。竞选网站交给一位擅长网络技术的同学来做。会上的讨论是比较激烈的，大家预料到刚开始时学校会有较多的干涉，为了保证竞选的顺利进行，约定此后的一周内，每晚9：30-11：00定时开会，以便群策群力，随时商讨对策。
16日（周日）下午，大家在九个宿舍楼的每一层都贴出了题为“法大聚焦——关注高校学生独立参选人大代表”宣传小海报。每份海报分三张，第一张为《认真对待权利——告法大同学书》，第二张为个人简历和竞选宣言，第三张是助选团简况。这在同学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同学发短信表示支持和鼓励。同时，此举令学校感到惊慌失措，多年来习惯于简单粗暴管理和说教的行政干部，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僵化的高校政工体系，面对如此“突发事件”时乱了阵脚。尽管事先我曾告之他们，但他们怎么也没料到所谓参选竟是以这样高调的宣传方式开始的。
五
之后一个周内的情形是颇有戏剧性的，首先是助选团的成员分别被各院领导和辅导员“谈话”，被告知事情的严重性。学校对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和当真的竞选是非常担心的，尤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法大学学生在89中的表现令领导和学校当局至今心有余悸，因此，哪怕是再小的不在团学系统控制范围之内的事情都足以引起学校的警惕。其次，学生会组织受到了校方的严厉批评，据说是因为反应不及时，应对不力，第二天中午，所有的竞选海报都被撕得干干净净（尽管只贴了半天，但这已是有关我的宣传单“存活”时间最长的一次，之后，只要出现我的名字的海报都会被立即撕掉）。学校团学部门也组织了专门力量监视、干扰竞选活动，据说针对我们的“竞选简报”做了至少六期以上。这种利用学生来专门监视学生活动、鼓励告密的做法，是今天部分高校最为可耻的传统。
学校当局也有着比较大的分歧。贴出海报的第二天（周一）早晨，学校便召开了紧急会议，有人比较保守，或出于自己仕途的考虑，指出这是一种贴大字报的行为，主张严惩；但也不乏开明的领导（如我的院长王卫国教授），表示部分的理解与支持。周二，辅导员、院里领导、主管的副校长都找我谈话，强硬的态度有了比较大的转变，口径统一为“学校保障大家的合法权利”，也希望我们能够理性地沟通、合作。此举虽是出于平息事态、安抚同学的考虑，但毕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回应；尽管以后的打压更为严厉，但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选举”，在选举的组织工作上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虽然学校的态度很明显，希望不要公开竞选，不要宣传、演讲，但我们的要求没有改变。因为当不当选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哪种方式去不当选。在选举中公开的宣传、表达、呼吁，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依然按照原来的方案开展活动，19日竞选网站开通，20日我在院00级学生推举初步候选人的大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讲演，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当然，为了让竞选继续下去，我们作了很大的妥协，我们答应按照学校的程序参选（尽管对双方对“程序”的理解并不相同），而且原定的一食堂门前的公开签名助选活动被迫取消、校记者团的朋友计划推出的我的竞选专号的报纸也胎死腹中。
六
初期宣传的成效是比较大的，在学校统计的初步候选人名单中，我被近三百人提名。在班里，同学们非常支持，班会上全票通过为班级提名候选人，而且在此后的选举中，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我在考虑宣传方式的改变，大家通过研读选举法规和学校的文件，决定采取更为变通的方式。由于选举法规不允许候选人个人发宣传材料，所以在 11月20日，我去选办请教能否以名片向选民介绍自己，选办以为这是个人公关行为，当然不会反对。于是，我们立即印制了1500张竞选名片。同时制作了 1500份调查问卷，这也是为了规避法律，因为根据规定，大规模地散发宣传材料有贿选嫌疑（尽管很荒唐），那么发放问卷，最终会被收回，何谈贿选呢？11 月21日（周五）晚，助选团召开会议，共有近四十位朋友参加，我们将名片与问卷分为九份，助选的同学分九个小组，在九个宿舍楼分别向每个寝室发放一张名片与问卷，并约定在晚上12点前必须将问卷收回，以防不虞。这次活动非常成功，很多同学都发来了回馈短信。当然，学校也很快知道了情况，12点，院领导打电话询问我详情，并向我传达北京市最新文件（不再允许任何形式的宣传），我表示接受文件精神，并称已将所有材料收回，因为，宣传的目标已经达到。
通过与校方的一次次博弈、较量，我感到竞选就像跳踢踏舞一样，在不过线的前提下保持最活跃的状态。这种努力是非常有效的。当然，学校的态度和力度也更为强硬。
接下来的助选音乐会与竞选答辩会已不能实现，我们设想了两种方式：一是竞选沙龙，一是学术论坛（附带竞选演讲）。希望通过这两种活动完成我们的竞选。
七
学校当局希望我们的活动到此为止，甚至鼓励通过互联网去宣传。一个领导，甚至私下来讲，我们的举动和努力已使法大的选举发生了历史性和根本性的转变，对法大同学的影响和启发是巨大的，希望不要做公开的演讲。一些师友也认为宣传到此已取得了成效，完全可以不必再去“冒险”。然而，我却认为，既是竞选，就必须站出来与选民面对面的交流，必须勇敢地承担责任，如果只利用网络去宣传，如其他学校大多数同学那样只能在虚拟的世界当中完成自己的选举，那么，选举的意义将大打折扣，那将无异于一场BBS上的政治游戏。
我之所以评价这场选举是一场“网络选举”，一方面当然肯定互联网在这次选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竞选陷入了误区。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带来了公共领域勃兴的契机，它为启蒙话语、公民表达提供了平台，使公共舆论推动社会变革成为可能，如孙志刚事件、非典中网民们的出色表现。然而，网络只是一种工具，真正的决定因素仍是人本身。互联网上的自由表达，创造了中国的第一代公民；但由于网络世界的匿名性，也使得e时代的中国青年只是 50%的公民（half citizen），一方面网络上民意汹汹，一方面却无法培养公民对责任的承担。责任，而后公民！如果像不少人那样，只在BBS上发表一篇竞选宣言，只能借助网络去宣传，那么就只能算是一场“互联网上的竞选”。如果我们只有在虚拟世界当中寻找公民的权利和尊严，那么充其量只能是网络公民而已。因而，事实上，我对这种“网络选举”更多地持一种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也正因为此，我们才认为，如果没有宣传（尤其是网络宣传）以外的竞选活动、没有竞选演讲，那么就意味着没有承担言责，一场热闹的大学生竞选就将是一次莫大的讽刺，甚至是耻辱。
11月30日，助选团策划了一场题为“公民权利与自由表达——大学生自荐参选之观察”的主题沙龙，地点是我们经常去的安达咖啡屋。参加沙龙的同学进行了热烈而有建设性的探讨与交流，我们也了解到不同的声音和建议。事后，举办此次沙龙的学生社团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最为重要的议题便是如何举办一场竞选演讲，大家经过商议，最后决定以法学会（学生社团）的名义，邀请吴青老师、曹思源老师与我举行一场“公民权利”
论坛（附带竞选演讲）。然而，校团委以程序不符为由，阻断了活动。原定12月3日（周三）的活动被通知取消。当晚，学校组织大量校警和学生巡查，阶梯教室也被关闭。对此，大家感到十分愤慨和痛心，学校决不该动用校警去对付学生（从选举至今，遇到“重大”时间和事件，都会增派警力）。尤其可恶的是，组织和教唆和我们年纪不相上下的同学。霍姆斯曾言，法学院必须以一种伟大的方式去教授学生。然而，学校竟用这种极粗暴的方式去管理、教唆，这是对被教育者的严重戕害和对大学精神的严重扭曲。
八
鉴于校方的粗暴干涉，为了表示抗议，我和助选团的朋友们决心将不再与学校进行沟通，而且如果一再忍让，竞选也将无法完成。我决定在学校附近的方舟书苑的学术报告厅举行“竞选演讲”，仍打算邀请吴青老师与曹思源先生（邀请曹先生也是后来北京当局直接干涉的原因之一），时间确定为12月7日（周日）晚6：00-9：00。
当时，大家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因为大家知道，此举可能是十分危险的，而我也相信，它的价值和意义是巨大的（这恐怕是此次大学生竞选中唯一的竞选演讲）。朋友们印发了1500张门票，全力准备着周日的竞选演讲，题目仍为“公民权利”，以彰显我们的参与选举的目的和希望。
演讲当天的中午，院领导再次找我谈话，我非常愤慨地指责了学校对学生活动的压制和对学生会组织的恶意教唆，指出，如果学校能够采取稍微的宽容而非一再的变本加厉的打压，对学生能有起码的尊重，事态将不会至此，并请他转达我对学校的最后几点建议。当时的心情是万分沉重的，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悲壮感充满了我的内心。我告诉他，既然选择了这样做，我亦有勇气来承担。
当天下午的气氛是最为紧张的。竞选的宣传单被贴了又撕、撕了又贴，学校曾一度组织学生会力量把守所有的宣传栏，校警高度戒备，学校门口就停着警车。可这时的心情却异常平静，外校有朋友来看我，我们一块去了麦当劳。六点之前，院里再次找我谈话，想最后阻止我们的演讲，同时有人作笔录。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活动举办的地点方舟书苑突然通知我们：书店的电路出了问题，活动无法正常举行。六点钟，我们赶到书店时，书店大楼确是一片漆黑，书店已经关门（被北京市安全局断了电）。书苑的门前，已聚集了不少同学，之前已有不少同学陆续离开。马路上时时有警车呼啸而过，书店旁边是几辆停着的轿车和国安。但我的演讲活动没有因此而取消，我们改在了附近一个酒吧的地下室里，人数减少了，但气氛非常热烈。我称之为“地下室里的竞选演讲”。
方舟的停电，避免了与当局白热化的冲突。我毕竟没有被带走。十一点，我们捧着鲜花回到了学校，觉得自己终于完成了使命，也结束了一个月以来的艰难博弈。尽管还没有到投票日，更没有当选，可是我知道，我们成功了。
九
12月10日投票日，大雪，清晨，我去投了票，当然这已经并不重要，就算是为竞选画上了一个句号。
正式当选的是一位副校长和一位女教师，我得了二百八十二票（其实远不止），在另选人中是最多的（另选中第二位老师是四十多票）。
投票当日和此后，我陆续遇上了选办的老师和院领导，我非常主动地与他们交流，彼此寒暄，他们竟非常真诚地对我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的行为表示欣赏与职务行为之外的理解，当选的校领导邀请我们参加了他的座谈会，我们也大方地应邀，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的行为最终获得了他们的尊重。
选举过去了很长时间，当然会有不少质疑与反思。比如自己对大学生参与和五四传统的过分执着。其实，1919年以来大学生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去参与历史的传统必然终结。大学生对公共事务会有关注，但那种集体失语或集体疯狂的时代已经过去，大学校园呈现的将是一种分裂的后现代的政治景观，个性化与去政治化也必将是主流。因此，我在想，现在这种模式的公民（尤其是大学生）自荐参选只能是一种存在主义的、象征意义的选举，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这种尝试对于新的公共秩序的建构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相信，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阶层分化的加剧、制度的跟进，中国的选举总会成为以利益诉求而非道德彰显为基础的真正的权力博弈，参加选举的将不再会是大学生，而是公司白领、职业经理、企业家、工程师或者律师。尽管这种社会前景是遥远和模糊的。
（原载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编：《2003年北京区县人大代表竞选实录》，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此稿由作者惠寄，并略作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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