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缘何“数奇”？

李广为什么“数奇”
这年头，流行历史“右倾翻案风”，笔者不才，也要来凑把热闹。

李广为什么“数奇”？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飞将军李广的故事，大家一定耳熟能详。李广一生为汉朝戍边，立下汗马功劳，最后不但没有封侯，反而被迫自杀。李广的悲剧，无疑汉朝皇帝和宠臣们对李广的排挤和迫害是主要原因，但是，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外部因素必须通过内部因素，才能发挥作用。在李广的悲剧中，有没有什么内部因素的作用呢？

先来比较一下与李广同时的另一位名将程不识:李广带兵，“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习叼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程不识带兵，“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叼斗，士吏治军簿至明。”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程不识带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严格按照军令条例行事。而李广带兵相当自由，几乎没有什么成文的规矩，完全靠自身的威望影响来指挥部队，“游击习气”甚重。由于当时李广职务是“太守”，大约也就是个边境一个城市警备区的指挥员，而且又是自己带熟的兵，他的个人威望魅力，是完全可以控制得住部队的。而且作为边防部队，虽然李广“自结发而与匈奴战”，充其量也就是千人级规模，只能算今日之“武装冲突”，根本不够全面战争的级别。所以这段时期内，李广的“数”一点都不“奇”，相反运气还相当好，他的“游击习气”给他创造了不少战功：比如他以百骑之众出击遇上了匈奴数千骑那一仗，李广的对策是“下马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果然使匈奴“终怪之，不敢击”，最后李广“平旦，乃归其大军”。设想当时要是匈奴指挥官脑子简单一点，一个短促冲锋，历史上就没有李广这一号了。——数百年后，诸葛亮遇到了和李广类似的处境，也采取了和李广类似的对策，但诸葛亮敢唱空城计，是在和司马懿打了多年交道，深刻了解司马多疑性格的基础上的，似冒险而非冒险。李广呢？不能不说有相当运气的成分。

“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爱惜士兵，同甘共苦，这固然很好。但作为统兵大将，不是光同甘共苦就完事了。这种靠个人魅力来指挥部队的做法，在所带部队不多，并且是自己带熟的老部队时，尚没有问题。但是一旦临时调到其他部队，并且是大部队时，士兵的人心未必那么齐，对这位新来的李长官也未必很服气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随着汉朝内部安定，国立逐渐强盛，开始转守为攻，汉朝和匈奴由边境冲突转为正式战争状态，由“遭遇战，游击战”，转为大规模运动战，李广成为总司令卫青手下一个方面指挥员时，他的运气便急转直下，不是“无功”，就是“为虏所得”。“云光五年.....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这次李广不但被匈奴“破败广军”，自己也当了俘虏，总算他还机灵，抽空子抢了“胡儿”的弓马逃了出来。“后二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碰上了匈奴左贤王指挥的四万人主力。这次他的早期版“空城计”就不灵了。在优势敌军面前，“广军几没”，总算第二天张骞指挥的援军来到，才逃出性命。虽然他本人依然“意气自如”，使“军中自是服其勇也”。——可见，这次的四千人不是李广的老部队，否则不会到现在才刚刚“服其勇”。不知司马迁有没有想到过：仗打成这个样子，所谓“勇”也只是匹夫之勇。其实李广此时的“数奇”也仅仅是从没能封侯而言，从另一角度说，他打了那么多次败仗，却总能逃回性命，运气也不能算太坏。总之当正规战要求各部队在总部统一协调下，步调一致行动时，李广的带兵方式和“游击习气”就行不通了。“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治军宽缓简易的做法，一旦碰到的是陌生的部队时，当兵的对李广未必熟悉服帖，又没有严格统一的军令条例约束，难免就会自由散漫，加上是深入陌生地域作战，“失期”“无功”就不奇怪了。

李广曾问看相的：“岂吾相不当侯邪？”人家反问：“将军岂尝有所恨乎？”李广说我过去杀过八百名降兵，“至今大恨独此耳”。其实，无论李广还是司马迁，对此事的认识都仅仅停留在“祸莫大于杀已降”的宿命报应论。真正隐藏在杀降这件事背后的，是李广好恶随心的重大性格缺点。汉朝虽然不至于“优待俘虏”，但至少不是前线指挥员想杀就杀的。他固然有“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的一面，但也有“诈而同日杀之”的另一面。这一性格在霸陵尉事件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李广晚上要过霸陵亭，被霸陵尉制止，“今将军尚不得夜行，况故将军？”人家霸陵尉是照章行事，没有证据能证明是专给李广一人穿小鞋。就为这么件小事，后来李广官复北平太守，“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大家应该记得小学里列宁与哨兵的故事：列宁去参加一次会议，匆忙间忘了带证件，结果在会场门口被哨兵拦住，尽管旁边人告诉哨兵“这是列宁同志”，但哨兵坚持认证不认人，直到后来别人拿来了列宁的证件才放行。事后，列宁不但没有怪罪哨兵，相反还表扬哨兵“严格规章制度，做得很好”——把列宁和李广比较（太抬举李广了吧？），高下自判。

一个霸陵尉小官，杀了就杀了，影响有限。李广这种好恶随意的性格，如果他是个江湖豪侠倒也没问题，但作为朝廷吃官饭的人，难免不碰到几个手眼可以“通天”的人物。久而久之，高层对李广会怎么想？类似的情况，再看看卫青——右将军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全军覆没，指挥员一个人逃了回来，这在今天也足够枪毙。有人劝卫青“斩以明将军之威”，卫青却认为“不当斩”，“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人臣不敢专权”，可见卫青政治头脑之清醒。所以卫青能当总司令，李广只能当师旅级军官，决不是偶然的。

前面说到的程不识，后来“以数直柬为太中大夫”，虽不算什么特别高级的官员，至少总是善始善终。“数直柬”说明他并不是靠拍马屁升官的人。早期“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后来却有天壤之别，不能不说，一个严格执行法令制度，一个完全按个人的性格脾气来做事，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这也可以印证为什么现代我们认为规章制度优于清官，法治优于人治。总体来讲，李广是一位冲锋陷阵的猛将，但还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统帅，也不是一个法度谨严的军政管理人才。虽然汉文帝称他“如令子当高皇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但笔者认为，即使他真的生在刘邦的时代，也只能是樊哙，不可能是韩信。李广为什么“数奇”
这年头，流行历史“右倾翻案风”，笔者不才，也要来凑把热闹。

李广为什么“数奇”？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飞将军李广的故事，大家一定耳熟能详。李广一生为汉朝戍边，立下汗马功劳，最后不但没有封侯，反而被迫自杀。李广的悲剧，无疑汉朝皇帝和宠臣们对李广的排挤和迫害是主要原因，但是，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外部因素必须通过内部因素，才能发挥作用。在李广的悲剧中，有没有什么内部因素的作用呢？

先来比较一下与李广同时的另一位名将程不识:李广带兵，“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习叼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程不识带兵，“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叼斗，士吏治军簿至明。”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程不识带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严格按照军令条例行事。而李广带兵相当自由，几乎没有什么成文的规矩，完全靠自身的威望影响来指挥部队，“游击习气”甚重。由于当时李广职务是“太守”，大约也就是个边境一个城市警备区的指挥员，而且又是自己带熟的兵，他的个人威望魅力，是完全可以控制得住部队的。而且作为边防部队，虽然李广“自结发而与匈奴战”，充其量也就是千人级规模，只能算今日之“武装冲突”，根本不够全面战争的级别。所以这段时期内，李广的“数”一点都不“奇”，相反运气还相当好，他的“游击习气”给他创造了不少战功：比如他以百骑之众出击遇上了匈奴数千骑那一仗，李广的对策是“下马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果然使匈奴“终怪之，不敢击”，最后李广“平旦，乃归其大军”。设想当时要是匈奴指挥官脑子简单一点，一个短促冲锋，历史上就没有李广这一号了。——数百年后，诸葛亮遇到了和李广类似的处境，也采取了和李广类似的对策，但诸葛亮敢唱空城计，是在和司马懿打了多年交道，深刻了解司马多疑性格的基础上的，似冒险而非冒险。李广呢？不能不说有相当运气的成分。

“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爱惜士兵，同甘共苦，这固然很好。但作为统兵大将，不是光同甘共苦就完事了。这种靠个人魅力来指挥部队的做法，在所带部队不多，并且是自己带熟的老部队时，尚没有问题。但是一旦临时调到其他部队，并且是大部队时，士兵的人心未必那么齐，对这位新来的李长官也未必很服气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随着汉朝内部安定，国立逐渐强盛，开始转守为攻，汉朝和匈奴由边境冲突转为正式战争状态，由“遭遇战，游击战”，转为大规模运动战，李广成为总司令卫青手下一个方面指挥员时，他的运气便急转直下，不是“无功”，就是“为虏所得”。“云光五年.....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这次李广不但被匈奴“破败广军”，自己也当了俘虏，总算他还机灵，抽空子抢了“胡儿”的弓马逃了出来。“后二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碰上了匈奴左贤王指挥的四万人主力。这次他的早期版“空城计”就不灵了。在优势敌军面前，“广军几没”，总算第二天张骞指挥的援军来到，才逃出性命。虽然他本人依然“意气自如”，使“军中自是服其勇也”。——可见，这次的四千人不是李广的老部队，否则不会到现在才刚刚“服其勇”。不知司马迁有没有想到过：仗打成这个样子，所谓“勇”也只是匹夫之勇。其实李广此时的“数奇”也仅仅是从没能封侯而言，从另一角度说，他打了那么多次败仗，却总能逃回性命，运气也不能算太坏。总之当正规战要求各部队在总部统一协调下，步调一致行动时，李广的带兵方式和“游击习气”就行不通了。“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治军宽缓简易的做法，一旦碰到的是陌生的部队时，当兵的对李广未必熟悉服帖，又没有严格统一的军令条例约束，难免就会自由散漫，加上是深入陌生地域作战，“失期”“无功”就不奇怪了。

李广曾问看相的：“岂吾相不当侯邪？”人家反问：“将军岂尝有所恨乎？”李广说我过去杀过八百名降兵，“至今大恨独此耳”。其实，无论李广还是司马迁，对此事的认识都仅仅停留在“祸莫大于杀已降”的宿命报应论。真正隐藏在杀降这件事背后的，是李广好恶随心的重大性格缺点。汉朝虽然不至于“优待俘虏”，但至少不是前线指挥员想杀就杀的。他固然有“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的一面，但也有“诈而同日杀之”的另一面。这一性格在霸陵尉事件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李广晚上要过霸陵亭，被霸陵尉制止，“今将军尚不得夜行，况故将军？”人家霸陵尉是照章行事，没有证据能证明是专给李广一人穿小鞋。就为这么件小事，后来李广官复北平太守，“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大家应该记得小学里列宁与哨兵的故事：列宁去参加一次会议，匆忙间忘了带证件，结果在会场门口被哨兵拦住，尽管旁边人告诉哨兵“这是列宁同志”，但哨兵坚持认证不认人，直到后来别人拿来了列宁的证件才放行。事后，列宁不但没有怪罪哨兵，相反还表扬哨兵“严格规章制度，做得很好”——把列宁和李广比较（太抬举李广了吧？），高下自判。

一个霸陵尉小官，杀了就杀了，影响有限。李广这种好恶随意的性格，如果他是个江湖豪侠倒也没问题，但作为朝廷吃官饭的人，难免不碰到几个手眼可以“通天”的人物。久而久之，高层对李广会怎么想？类似的情况，再看看卫青——右将军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全军覆没，指挥员一个人逃了回来，这在今天也足够枪毙。有人劝卫青“斩以明将军之威”，卫青却认为“不当斩”，“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人臣不敢专权”，可见卫青政治头脑之清醒。所以卫青能当总司令，李广只能当师旅级军官，决不是偶然的。

前面说到的程不识，后来“以数直柬为太中大夫”，虽不算什么特别高级的官员，至少总是善始善终。“数直柬”说明他并不是靠拍马屁升官的人。早期“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后来却有天壤之别，不能不说，一个严格执行法令制度，一个完全按个人的性格脾气来做事，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这也可以印证为什么现代我们认为规章制度优于清官，法治优于人治。总体来讲，李广是一位冲锋陷阵的猛将，但还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统帅，也不是一个法度谨严的军政管理人才。虽然汉文帝称他“如令子当高皇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但笔者认为，即使他真的生在刘邦的时代，也只能是樊哙，不可能是韩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