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牌大学的名教授为何频频自杀?

背景资料: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网站公告说：“2007年12月5日中午1点左右，我院余虹教授从他所居住的世纪城小区楼上坠下身亡。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据人民网报道，1957年生于四川的余虹在2002年作为重点人才引进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余虹1996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文艺学专业博士后，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海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工作。
余虹在他的最后一篇博客文章中透露了自杀的动机，可能是对理想的幻灭：“在今天，要想象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坚持学术所承担的风险已经很难，在今天要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那些斯文扫地的日子就更难了。”
余虹教授的自杀不是个别现象。据不完全统计，07年北京高校自杀的教师和学生有20人左右，5月份人大的女博士跳楼，接着是北师大的教授跳楼.......

余虹教授作为有成就的学者,在一般人眼里,有一万个活下去的理由。纵使有这样那样的个人遭遇,他也有一万个不死的理由：事业有成、生活富足、住房宽敞、声望日隆......
作为同道中人，虽然专业不同，隔行如隔山，但从上面的简历中大略可以看出，从学术地位和学术成就上看，我与余虹教授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他所遇到的内心折磨，我也同样遇到过，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也许，在当今的大学里，余虹教授的苦恼所有真正的学者都遇到过。因此，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虽然不会自杀，但都深深地知道他为什么自杀。
身为学者，日益感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个是权力对学者自由和尊严的肆意践踏，一个是金钱对学者的拉拢与腐蚀。从应然的角度看，真正的学者是既远离权力，又批评权力的。但现实是，你既无法远离权力，更谈不上对权力的批评。权力无处不在，让你无处遁形。如今的大学，德性内涵正在慢慢流失，剩下的只是权和利。作为学者，即使你对权力敬而远之，保持沉默不语，那也是不可能的。有时候，不表态就是错误。说话（有形的文字和无形的话语）是学者存在的方式，不能按自己的本性说话，对学者来说，是剥夺生存般的痛苦。但这种痛苦还不是最深的痛苦，因为不说话，你还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尊严，但有时候你不说话就是不老实，不合作，所以不得不违心地说话。从此，学者开始分化，一部分人违心的话讲多了，讲顺了，得到了回报和肯定，就不再觉得为难。另外一部分“顽固不化”的人，永远也讲不顺，永远无法抹平内心的羞愧，苦痛也就越来越深。
有人也许会说，如今不是有网络嘛，可以在网络上讲讲。我在网易的遭遇已经证明网络也不是可以说话的地方。你在道德上没有底线，它倒不管，但你只要对权力稍微流露一点点“刺”，它就会对你进行严格的审查。虽然我不知道网络审查是不是有法律依据，但却可以理解它们有点神经紧张的审查，因为网络也怕权力，弄不好就会有关张回家的可怕结局。所以网络运营商为生存计，只能得罪我等手中无权的普通网民。
与同事交流，发现学者们有一个共同的情绪：烦。为什么会烦呢？我们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没有烦的感觉，我们在做发乎本性的事情的时候也不会烦。学者们之所以感到烦，是因为有太多违背本性、兴趣的事不得不得不做。由烦这种情绪可以派生出恶心、愤怒、悲伤、羞耻、蔑视、尴尬等等不良情绪。被这种种不良情绪所围绕，生有何欢，死有何惧？
我自己常常有这样的切身感受：偌大一个世界，竟然无法容下一张小小的书桌让我安静地读书思考。光是去年、今年我已经听到过多次这样的声音：多位权力掌握者反复说，书斋式的学问已经落伍了，已经没有意义了，你要紧跟时代，紧跟行政和社会需要;多位学界大腕反复说，你一个人单干式的学问，没有规模，没有气势，顶多是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还是集团作战，集中攻关（公关），才有声势，才能取得压倒性优势。在权力和权威眼里，我们的生存之道毫无意义，应该彻底丢弃。我相信，很多像我一样的人，一旦真的丢弃了这种生活方式，还怎么活着？
当然，你可以不顾一切的按自己的方式活着。那你就得有超凡脱俗的境界和忍耐力。你得忍耐别人、体制的蔑视，因为你在别人和体制眼里一钱不值。你得忍耐没有利益、没有收入的生活，因为你不参与游戏，只愿意做游戏的局外人，那游戏的一切好处你都没份，比如职称、获奖、荣誉、课题、物质待遇等等。问题是，很多中青年学者人到中年，有父母需要供养，有子女需要抚养，不能只去喝西北风。即使这些你都能超越，都可以不要，但你总得带学生吧。作为学者，没有学生，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如果没有课题，没有经费，在很多学校，你是没有资格招收硕士生、博士生的。有些学校是按你课题经费的多少来确定招生名额的，有些学校直接要导师负担研究生的培养费用，招的学生越多，负担越重。据我所知道，余虹教授所在的人民大学，每招一名硕士研究生，导师需要向学校交纳培养费2000元，博士研究生则需要8000元（听人民大学一位老师说的，不一定确切，浙江大学也有类似的政策），如果没有课题费用，难道从自己工资中扣除？
今年5月16日人大中文系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余虹教授说：“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 我用他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只补充一句：余教授，虽然我不自杀，也不赞同您自杀的选择，但我深深地理解您自杀的理由。无形月2007-12-11 21:08:28 /背景资料: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网站公告说：“2007年12月5日中午1点左右，我院余虹教授从他所居住的世纪城小区楼上坠下身亡。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据人民网报道，1957年生于四川的余虹在2002年作为重点人才引进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余虹1996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文艺学专业博士后，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海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工作。
余虹在他的最后一篇博客文章中透露了自杀的动机，可能是对理想的幻灭：“在今天，要想象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坚持学术所承担的风险已经很难，在今天要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那些斯文扫地的日子就更难了。”
余虹教授的自杀不是个别现象。据不完全统计，07年北京高校自杀的教师和学生有20人左右，5月份人大的女博士跳楼，接着是北师大的教授跳楼.......

余虹教授作为有成就的学者,在一般人眼里,有一万个活下去的理由。纵使有这样那样的个人遭遇,他也有一万个不死的理由：事业有成、生活富足、住房宽敞、声望日隆......
作为同道中人，虽然专业不同，隔行如隔山，但从上面的简历中大略可以看出，从学术地位和学术成就上看，我与余虹教授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他所遇到的内心折磨，我也同样遇到过，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也许，在当今的大学里，余虹教授的苦恼所有真正的学者都遇到过。因此，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虽然不会自杀，但都深深地知道他为什么自杀。
身为学者，日益感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个是权力对学者自由和尊严的肆意践踏，一个是金钱对学者的拉拢与腐蚀。从应然的角度看，真正的学者是既远离权力，又批评权力的。但现实是，你既无法远离权力，更谈不上对权力的批评。权力无处不在，让你无处遁形。如今的大学，德性内涵正在慢慢流失，剩下的只是权和利。作为学者，即使你对权力敬而远之，保持沉默不语，那也是不可能的。有时候，不表态就是错误。说话（有形的文字和无形的话语）是学者存在的方式，不能按自己的本性说话，对学者来说，是剥夺生存般的痛苦。但这种痛苦还不是最深的痛苦，因为不说话，你还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尊严，但有时候你不说话就是不老实，不合作，所以不得不违心地说话。从此，学者开始分化，一部分人违心的话讲多了，讲顺了，得到了回报和肯定，就不再觉得为难。另外一部分“顽固不化”的人，永远也讲不顺，永远无法抹平内心的羞愧，苦痛也就越来越深。
有人也许会说，如今不是有网络嘛，可以在网络上讲讲。我在网易的遭遇已经证明网络也不是可以说话的地方。你在道德上没有底线，它倒不管，但你只要对权力稍微流露一点点“刺”，它就会对你进行严格的审查。虽然我不知道网络审查是不是有法律依据，但却可以理解它们有点神经紧张的审查，因为网络也怕权力，弄不好就会有关张回家的可怕结局。所以网络运营商为生存计，只能得罪我等手中无权的普通网民。
与同事交流，发现学者们有一个共同的情绪：烦。为什么会烦呢？我们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没有烦的感觉，我们在做发乎本性的事情的时候也不会烦。学者们之所以感到烦，是因为有太多违背本性、兴趣的事不得不得不做。由烦这种情绪可以派生出恶心、愤怒、悲伤、羞耻、蔑视、尴尬等等不良情绪。被这种种不良情绪所围绕，生有何欢，死有何惧？
我自己常常有这样的切身感受：偌大一个世界，竟然无法容下一张小小的书桌让我安静地读书思考。光是去年、今年我已经听到过多次这样的声音：多位权力掌握者反复说，书斋式的学问已经落伍了，已经没有意义了，你要紧跟时代，紧跟行政和社会需要;多位学界大腕反复说，你一个人单干式的学问，没有规模，没有气势，顶多是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还是集团作战，集中攻关（公关），才有声势，才能取得压倒性优势。在权力和权威眼里，我们的生存之道毫无意义，应该彻底丢弃。我相信，很多像我一样的人，一旦真的丢弃了这种生活方式，还怎么活着？
当然，你可以不顾一切的按自己的方式活着。那你就得有超凡脱俗的境界和忍耐力。你得忍耐别人、体制的蔑视，因为你在别人和体制眼里一钱不值。你得忍耐没有利益、没有收入的生活，因为你不参与游戏，只愿意做游戏的局外人，那游戏的一切好处你都没份，比如职称、获奖、荣誉、课题、物质待遇等等。问题是，很多中青年学者人到中年，有父母需要供养，有子女需要抚养，不能只去喝西北风。即使这些你都能超越，都可以不要，但你总得带学生吧。作为学者，没有学生，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如果没有课题，没有经费，在很多学校，你是没有资格招收硕士生、博士生的。有些学校是按你课题经费的多少来确定招生名额的，有些学校直接要导师负担研究生的培养费用，招的学生越多，负担越重。据我所知道，余虹教授所在的人民大学，每招一名硕士研究生，导师需要向学校交纳培养费2000元，博士研究生则需要8000元（听人民大学一位老师说的，不一定确切，浙江大学也有类似的政策），如果没有课题费用，难道从自己工资中扣除？
今年5月16日人大中文系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余虹教授说：“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 我用他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只补充一句：余教授，虽然我不自杀，也不赞同您自杀的选择，但我深深地理解您自杀的理由。无形月2007-12-11 21:0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