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探索中国古文明：先秦好剑 行侠江湖

我们探讨古代的文明，对于我们今天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我们说人类的历史其实并没有成为历史，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古代的气息会沿着岁月的长河飘落到我们身边，我们的很多想法，我们的所思所想，有很多早已被我们的先人想过，甚至感觉过。虽然我们今天享受了很多新的文化，掌握了很多新的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资格自诩比古人高明。因为历史是传承的，我们今天熟悉的一切，又何尝不是数千年文化的积淀呢？所以我们只有清晰地了解了我们的过去，了解了我们的历史，才能正确地看待我们的今天，认识我们的今天，也才能够更客观地预见我们的未来。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一句名言，了解过去的五千年，是为了掌握今后的一百年，这大概就是我们探索古代文明的真正价值。



　　（一）强悍好勇：中华民族的根性



　　我们的远祖曾是个十分强悍好勇的民族。考古学家们发现，旧石器时代的中国山顶洞人以及较晚的黄河流域人常在尸身周围撒上红色颜料——一种朱砂或赤铁了粉。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出土陶器的花纹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白陶的血红线条，夹于两条平行线中。红色是鲜血和生命活力的象征。原始中国人对红色的偏爱，是我们远祖强悍的种族根性的体现。

　　东北沈阳的新乐文化遗址曾发现新石器时期的鹏鸟图腾；西南各族“至今还不同程度地保留其原始氏羌的虎图腾遗迹”；而活跃于中原各地的原始部族曾有着悠久的“敌血”习俗。这些现象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我们民族勇武强壮的根性，正如后来梁启超所说：“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

　　除了种族的根性，我们远祖强悍的民族特质还由当时艰难的生存环境所致。可以设想，分散活动于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华夏诸族，在极其原始的生活条件中，需要怎样一种强壮的体魄和顽强的生存意志。据记载，“古者禽兽多而人少”，我们的远祖经常遭受猛禽狡兽的袭击。适者生存，有着强壮体魄的人生存了下来，他们不得不诉诸武力，“以伐木杀禽兽”。

　　上古时期部落间频繁的争战也是我们远祖形成强悍的民族特质的一个因素。恩格靳曾指出：“同氏族人必须相互援助、保护，特别是在受到外族人伤害时，要帮助复仇。……因而，从氏族的血族关系中便产生了那为易洛魁人所绝对承认的血族复仇的义务。”这种血族复仇的原始意识往往酿成部落间一些大规模的械斗。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刑天与帝争而“操干戚以舞”，这些上古“英雄时代”的传说，都是部落或部落联盟间流血冲突的变形记载。规模最大的是炎、黄部落联盟间的阪泉之战和黄帝、蚩尤部落联盟间的琢鹿之战，这两仗都打得“血流飘杆”。动荡不宁的生活和频繁激烈的战争造就了强悍好勇的民族性格。史籍载黄帝好“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并传说蚩尤“铜头铁额”。就是说出入常戴着战盔，给人以一种赳赳武夫的感觉。

　　远古尚武的风气和习武的生活内容使得当时的人们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风俗习惯。那时，凡因怯阵战败而死的人是最被人所鄙视的品格，连死后都得不到宽恕。相反，在战场上英勇战死的壮士，其遗孤和双亲每逢春秋两季都要享受特殊的礼遇，收到特殊的慰问品。平时，败军之将和在战斗时畏惠不前的懦夫连演武都不准参加，这对于一个男子来说则是最大的耻辱。在祭祭祀仪式上，人们常常挥动着彩绘，随着鼓点执持兵器手舞足蹈，通过舞蹈再现战斗的场面，十分壮观。古时对男子的一些美称——如“贤良”、“俊士”，都是跟“形貌壮大”的有勇力的武士有关，可见当时人们的价值取向。

　　具有强悍民族性格的初民，在漫长的史前时代长期为浓重的习武风气所熏陶，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尚武传统。这股基于我们民族根性的尚武传统虽受到继起的夏商周三代的礼乐王官文化的冲击，但在先秦社会中始终有着巨大的影响。它的存在。为侠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二）先秦时代、全民尚武好剑
　　远古时期，武器的设计和制造尚处于初始阶段，那时主要使用的是短兵器。在有限的几种短兵器中，剑轻便易使，直刺旁击都能运用自如，且构造简单，容易制造，所以为人们所普遍喜用。夏商周三代以后，剑的实战作用逐渐被其他武器所代替，但它作为源自远古时期的尚武精神的象征物，却越来越被贵族和平氏所共同爱好。

　　在好剑之风的浸染下，社会上形成不少与剑有关的习俗。那时，佩剑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也是男子显示仪表和风度的服饰。朋友问相互赠剑，在当时体现一种相当深厚的友情。社会上的好剑之风，使一些善于铸剑的能工巧匠（吴国的干将和越国的欧冶子）应运而生。我国历史上这一批最早的民间武术家是许许多多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民间剑客的杰出代表，越女大概要算是历史上有较完整记载的最早一位民间剑客了。他们的出现，意味着具有专门武艺的民间武士群体的产生。这一新的社会现象对于侠的萌芽和诞生无疑有着直接的影响。

　　为什么先秦社会到处弥漫着的好剑之风？如此强烈的好剑之风的形成决非偶然，那便是先秦社会普遍的对于剑的崇拜心理。剑作为一种尚武的古老传统的象征物，在战争中似乎体现着一种超人的不可抵挡的威力。剑的威力究竟从何而来？它的威力是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吗？这是否意味着存在一种带有某种超越意味的神秘因素？这一直是那个时代爱剑、用剑、井随身带着剑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们所苦苦思索的问题。当时的人们的确认为剑中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超越性因素，“剑之威”由此而生。

　　我们注意到，在古代的典籍文献中，只有剑这一古兵器，常有变形升飞之类传说的记载。而且，这类变形，还往往跟龙的形象有关。董仲舒谈服饰制度时说：“剑之在左，青龙之象也。”在古代社会，剑与龙常常被认为能互相化育、合为一体的。龙在上古时期是华夏诸族普遍崇拜的一种图腾。龙的原型是蛇，龙的图腾来源于对蛇的生命活力的崇拜。另一方面，龙又是阳类生物的象征，它是雄性和阳刚之气的体现。因此，蛇一龙一剑是一个源自亘古的“原型”系统。先秦剑崇拜心理积淀着我们远祖对雄性生命力的信仰和崇拜，体现着一种强悍雄武的民族特质，其深层心理的潜意识，便是蛇一龙一剑的“原型”系统。武侠自诞生之日起人们就把他们与剑联系在一起，暗示着它作为先秦剑崇拜心理载体的独特社会角色。把侠这一社会群体从母胎中催生并凝聚起来的，恰是升华庄普遍的剑崇拜心理中的体现我们远祖对雄性生命力信仰的潜在精神因素。
　　（三）战国时代、社会风气剧变
　　春秋末期，作为社会基层的中国农村也发生了大振荡。当时，公田不治，私田大增，并获得了诸侯各国法律上的认可。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宣布实行“初税亩”，这种废除“籍法”、公开按亩征税的法律制度，实际上确认了私田的合法性和所有权。到了战国初期，中原各国普遍采用类似的从土地的实际拥有者的手中按田亩数目计税征收的法律。自耕农的产生及其法律地位的承认，把他们从准军事性的居民组织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这样，便为以农民为生体的乎民阶层提供了比以前多得多的发展机会。稍有余裕，他们的子弟既可以游学习文，也可以从师练武。由于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学成后他们能在列国间往来，战国说士和游侠的存在这才有了社会条件。著名的说士张仪原先是个贫民，后以连横之说取得秦惠王的信任，从千民一跃而为秦国的丞相，这在春秋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战国以前，中国城市的规模不大，而且那时的城市只是作为政治权力的象征而存在的，到了战国时期，人口的自由流动使得大量的平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商业和手工业的发达又使得这些生活在城市的平民有了就业和谋生的可能。城市的兴盛，使得武侠有了聚集、交往和活动的中心。战国商业和大城市的发展，使得民间质朴、淳厚的风气受到极大的冲击。当时的一个不良社会风气就是不择手段、求富图贵。战国一些大城市，如洛阳，民风尚“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平民之所以务商弃农，是因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淳朴的民风变得乖巧了。

　　战国另一个社会风气就是以利相交，不讲情义。齐国的盂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孟尝君失势后纷纷离去，复位后又都重新回来，毫无惭色。孟尝君很是忿然。门客解释说：人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喜欢早晨的市场而讨厌日落时的市场，而是由于日落时他们所要购买的东西已无法买到了。像这种“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的势利之交，居然被认为是“事之固然”。难怪当时要有这样的民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出这也是战国风气的一大转变。

　　战国社会风气的又一表现是重才不重德。当时不少知名人士品行不佳。说士张仪在人们心目中是“贫无行”之人。他被人当作小偷殴打后，妻子劝他“毋读书游说”。他问妻子：“视吾舌尚在不？”妻子笑道：“舌在也。”张仪说：“这就足够了。”仍继续去列国游说。另一位说士苏秦，他在燕国受到燕易王的厚待，却与燕易王的母亲私通。燕易王发觉后待苏秦更好了。苏秦心怀鬼胎借故逃到齐国去了。至于像庞涓断孙膑双足、李斯毒死韩非一类因妒忌而卖友、为争宠而相残之事，当时史不绝书，而且大都为有才气的文士；苏秦六国封相，张仪在秦、魏为相，庞涓执掌魂国兵权，李斯在秦执政数十年，可见战国世风唯才是用，不问德行。

　　明确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气的变化，就能理解武侠阶层的作为。武侠阶层所尊奉的行为准则恰好与当时的社会风气背道而驰；战国世风不择手段、求富图贵，武侠扶危济出、厚施薄望；战国世风以利相交、趋炎附势，武侠轻命重气、贵交尚信；战国世风唯才是用、不问德行，武侠好侠尚义、崇尚气节。正因为战国世风急转直下，如决河崩堤，武侠才独立特行，以对抗社会的姿态、取极端的行为引起世人的瞩目，以图造成心灵的振动，挽狂澜以既倒，而当时的儒士却已完全卷入到追名逐利的时代旋涡中去了。

　　（四）、侠儒之别、江湖与庙堂
　　侠所负载的是一个古老而淳朴的文化传统，他们的价值观念显然和战国的世风是格格不入的；而儒所负载的，则是一个年轻得多的文化传统，它易于在战国世风的转变中迅速地调整与变更，以适应新的时代。从儒家思想的本体看，它是体现实践性格的所谓“只体理性主义”的观念体系。它强调“经世”、“致用”，思想内涵本身又颇具弹性，其基本思想语汇如“仁”、“礼”等具有多样解释的可能性。因此，它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有较强的自我修复和顺应世变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儒文化在以后汉民族的文化选择中独占鳌头的根本原因。侠所负载的是史前时代质朴的尚武传统，它源于我们民族的种族根性。

　　它的素朴和旷悍的特质使得这种文化在时代的大转换中显得凝重而又执着。试将春秋时期的专诸、要离和战国未年的荆轲、高渐离间数百年不移的侠士品格，与孔于及其门徒子贡、冉有的师徒两代人不同的行为方式相比，就可以看出侠与儒所各自负载的文化传统性质上的巨大差异了。

　　与儒奉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处世哲学不同，战国时代的侠是一批幼稚而又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为了抵御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展而急剧转变的社会风气，他们坚守固有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井通过结党连群的方式，在熙熙攘攘的社会中划出一个特定的空间，成为他们可以较自由地按照自身的意愿生存和活动的天地。

　　如果我们把庙堂政治文化和江湖社会文化分别开来看，江湖文化无疑也同样地展现着历史的进程，是推动历史变迁的因素之一。庙堂强调法理，以君主意志和忠孝礼义规范着保障历史发展的社会秩序；江湖强调义气，以行帮伦理和英雄道义规范着保障历史发展的社会秩序，庙堂和江湖，两者以并行发展的方式展现着历史的进程。

　　在侠的历史发展中，有道义化的江湖之侠和伦理化的江湖之侠两条线索。道义化的侠是指侠自动承担起维护正义的使命。比如由“除暴安良”而“救民水火”而“兼济天下”而“替天行道”。‘侠入于江湖，获得道义，又出于江湖，放眼天下之时，常常颇有一种满含着道义的豪气，社会清平时有为国立功的愿望，世道不平时有张扬正气的作用。甚至在某些特殊时候，还成为振兴民族的期望，明末清初的方以智，清末民初的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秋瑾都曾以道义之侠为强国强民之途径。侠在这中间，也就由江湖英雄而成为历史英雄，对历史进程有所贡献了。这不正是展现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么？江湖和江湖文化的魅力，正在于它所反映的那些正统文化所缺少的东西，从而也是人类文明进程极为重要的上个部分。或者说，没有江湖文化，仅仅由正统的庙堂文化所构成的文化体系，毕竟是苍白的和片面的。

　　庙堂文化代表了一种统治精神，是历史进程中的显意识；江湖文化则代表了一种逆正统而动的、潜在地反抗着庙堂文化的集体无意识。这正反两个方面合起来，遂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五）墨家推波侠客理想
　　墨家是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之间的一个学术流派和社会团体。墨家对武侠现象进行了观察和研究，提出了完整的“任”侠观念和理论主张。他首先指出，任侠者出身于“士”阶层，武侠是“士”的一部分，这是指侠的社会性质。墨于还精粹地概括了“任侠”精神的实质和内核——“损己而益所为”，也就是损己利人。墨家的学说当时影响很大。孟子曾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墨家甚至被称为“世之显学”。其首领和弟子们常仿照侠的方式行事。正是通过墨家的张扬，这对幼年期的侠的迅速成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韩非子总结侠有三大品格：第一是“弃官宠交”。不要名位、不要爵禄，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第二是“肆意陈欲”。天生万物，本为人用。人要享乐于世间，也是理所当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分什么高下贫贱。无拘无束，酣畅淋漓，豪放肆意，纵情挥洒。第三是“以武犯禁”。朝廷规定许多禁令，核心是维护君主的权威，保护朝廷的利益，却原来官官相护有牵连。百姓要自富自强、自主自由，朝廷便不准你富强、自由。什么有利可图，朝廷便不准你图。于是，有野心的、走投无路的，亡命天涯的，纵横江湖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平安自由，或者豢养了剑客，或者修练了武功，谁敢逼我，我必反击！

　　如果说“自由”是侠者为自己争取权利，“兼爱”则是侠者为他人作出贡献。自由和兼爱，是侠者对内、对外两个方面的基本态度。

　　“兼爱”一说，最初见于《墨子》。墨老先生被后人视为侠者之祖，他鼓吹“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也就是对待别人要如同对待自己，爱护别人如同爱护自己，彼此之间相亲相爱，不受等级地位、家族地域的限制。因为漫漫长夜中还多的是等级歧视、血腥仇杀、自私自利，故有“兼爱”。无条件的兼爱造就“平等”。有条件的兼爱形成“义气”。而“平等”和“义气”正是侠义道中虽不完善却十分可贵的社会理想。

　　兼爱的反面是“不相爱”，是损人利己以求自利自爱。侠者轻财好施，振穷救急，正是为了实现“兼爱”。侠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则是为了铲除“不相爱”。“自由”曾是侠义原则的精神实质，那么，“兼爱”就又是侠义原则的现实表现。

　　侠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理想，侠永远固执著心中不变的追求。而这追求，是在呼天不灵时的替天行道，是在叫地不应时的代地执法，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在执法不公正时，在合情不合理时，侠者蓦然回首、横空出世，代行着公平执法、救难救急的使命……

　　从战国到晚清，二千余年，中国的封建时代虽然经历了数十个王朝，数百个皇帝，但社会的性质和风气，却老是像铁板一块，难得有所改变。贵者生即贵，贱者生即贱，不平等，不自由，长夜漫漫，人们仰望星空，却只有一弯冷月，几粒疏星，难得将这长夜照亮。

　　侠，在中华的民众意识里，就这样竖起一座光荣与梦想的丰碑！
　　侠，带给苦难深重的芸芸众生一种希望和惊叹！
我们探讨古代的文明，对于我们今天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我们说人类的历史其实并没有成为历史，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古代的气息会沿着岁月的长河飘落到我们身边，我们的很多想法，我们的所思所想，有很多早已被我们的先人想过，甚至感觉过。虽然我们今天享受了很多新的文化，掌握了很多新的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资格自诩比古人高明。因为历史是传承的，我们今天熟悉的一切，又何尝不是数千年文化的积淀呢？所以我们只有清晰地了解了我们的过去，了解了我们的历史，才能正确地看待我们的今天，认识我们的今天，也才能够更客观地预见我们的未来。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一句名言，了解过去的五千年，是为了掌握今后的一百年，这大概就是我们探索古代文明的真正价值。



　　（一）强悍好勇：中华民族的根性



　　我们的远祖曾是个十分强悍好勇的民族。考古学家们发现，旧石器时代的中国山顶洞人以及较晚的黄河流域人常在尸身周围撒上红色颜料——一种朱砂或赤铁了粉。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出土陶器的花纹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白陶的血红线条，夹于两条平行线中。红色是鲜血和生命活力的象征。原始中国人对红色的偏爱，是我们远祖强悍的种族根性的体现。

　　东北沈阳的新乐文化遗址曾发现新石器时期的鹏鸟图腾；西南各族“至今还不同程度地保留其原始氏羌的虎图腾遗迹”；而活跃于中原各地的原始部族曾有着悠久的“敌血”习俗。这些现象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我们民族勇武强壮的根性，正如后来梁启超所说：“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

　　除了种族的根性，我们远祖强悍的民族特质还由当时艰难的生存环境所致。可以设想，分散活动于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华夏诸族，在极其原始的生活条件中，需要怎样一种强壮的体魄和顽强的生存意志。据记载，“古者禽兽多而人少”，我们的远祖经常遭受猛禽狡兽的袭击。适者生存，有着强壮体魄的人生存了下来，他们不得不诉诸武力，“以伐木杀禽兽”。

　　上古时期部落间频繁的争战也是我们远祖形成强悍的民族特质的一个因素。恩格靳曾指出：“同氏族人必须相互援助、保护，特别是在受到外族人伤害时，要帮助复仇。……因而，从氏族的血族关系中便产生了那为易洛魁人所绝对承认的血族复仇的义务。”这种血族复仇的原始意识往往酿成部落间一些大规模的械斗。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刑天与帝争而“操干戚以舞”，这些上古“英雄时代”的传说，都是部落或部落联盟间流血冲突的变形记载。规模最大的是炎、黄部落联盟间的阪泉之战和黄帝、蚩尤部落联盟间的琢鹿之战，这两仗都打得“血流飘杆”。动荡不宁的生活和频繁激烈的战争造就了强悍好勇的民族性格。史籍载黄帝好“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并传说蚩尤“铜头铁额”。就是说出入常戴着战盔，给人以一种赳赳武夫的感觉。

　　远古尚武的风气和习武的生活内容使得当时的人们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风俗习惯。那时，凡因怯阵战败而死的人是最被人所鄙视的品格，连死后都得不到宽恕。相反，在战场上英勇战死的壮士，其遗孤和双亲每逢春秋两季都要享受特殊的礼遇，收到特殊的慰问品。平时，败军之将和在战斗时畏惠不前的懦夫连演武都不准参加，这对于一个男子来说则是最大的耻辱。在祭祭祀仪式上，人们常常挥动着彩绘，随着鼓点执持兵器手舞足蹈，通过舞蹈再现战斗的场面，十分壮观。古时对男子的一些美称——如“贤良”、“俊士”，都是跟“形貌壮大”的有勇力的武士有关，可见当时人们的价值取向。

　　具有强悍民族性格的初民，在漫长的史前时代长期为浓重的习武风气所熏陶，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尚武传统。这股基于我们民族根性的尚武传统虽受到继起的夏商周三代的礼乐王官文化的冲击，但在先秦社会中始终有着巨大的影响。它的存在。为侠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二）先秦时代、全民尚武好剑
　　远古时期，武器的设计和制造尚处于初始阶段，那时主要使用的是短兵器。在有限的几种短兵器中，剑轻便易使，直刺旁击都能运用自如，且构造简单，容易制造，所以为人们所普遍喜用。夏商周三代以后，剑的实战作用逐渐被其他武器所代替，但它作为源自远古时期的尚武精神的象征物，却越来越被贵族和平氏所共同爱好。

　　在好剑之风的浸染下，社会上形成不少与剑有关的习俗。那时，佩剑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也是男子显示仪表和风度的服饰。朋友问相互赠剑，在当时体现一种相当深厚的友情。社会上的好剑之风，使一些善于铸剑的能工巧匠（吴国的干将和越国的欧冶子）应运而生。我国历史上这一批最早的民间武术家是许许多多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民间剑客的杰出代表，越女大概要算是历史上有较完整记载的最早一位民间剑客了。他们的出现，意味着具有专门武艺的民间武士群体的产生。这一新的社会现象对于侠的萌芽和诞生无疑有着直接的影响。

　　为什么先秦社会到处弥漫着的好剑之风？如此强烈的好剑之风的形成决非偶然，那便是先秦社会普遍的对于剑的崇拜心理。剑作为一种尚武的古老传统的象征物，在战争中似乎体现着一种超人的不可抵挡的威力。剑的威力究竟从何而来？它的威力是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吗？这是否意味着存在一种带有某种超越意味的神秘因素？这一直是那个时代爱剑、用剑、井随身带着剑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们所苦苦思索的问题。当时的人们的确认为剑中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超越性因素，“剑之威”由此而生。

　　我们注意到，在古代的典籍文献中，只有剑这一古兵器，常有变形升飞之类传说的记载。而且，这类变形，还往往跟龙的形象有关。董仲舒谈服饰制度时说：“剑之在左，青龙之象也。”在古代社会，剑与龙常常被认为能互相化育、合为一体的。龙在上古时期是华夏诸族普遍崇拜的一种图腾。龙的原型是蛇，龙的图腾来源于对蛇的生命活力的崇拜。另一方面，龙又是阳类生物的象征，它是雄性和阳刚之气的体现。因此，蛇一龙一剑是一个源自亘古的“原型”系统。先秦剑崇拜心理积淀着我们远祖对雄性生命力的信仰和崇拜，体现着一种强悍雄武的民族特质，其深层心理的潜意识，便是蛇一龙一剑的“原型”系统。武侠自诞生之日起人们就把他们与剑联系在一起，暗示着它作为先秦剑崇拜心理载体的独特社会角色。把侠这一社会群体从母胎中催生并凝聚起来的，恰是升华庄普遍的剑崇拜心理中的体现我们远祖对雄性生命力信仰的潜在精神因素。
　　（三）战国时代、社会风气剧变
　　春秋末期，作为社会基层的中国农村也发生了大振荡。当时，公田不治，私田大增，并获得了诸侯各国法律上的认可。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宣布实行“初税亩”，这种废除“籍法”、公开按亩征税的法律制度，实际上确认了私田的合法性和所有权。到了战国初期，中原各国普遍采用类似的从土地的实际拥有者的手中按田亩数目计税征收的法律。自耕农的产生及其法律地位的承认，把他们从准军事性的居民组织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这样，便为以农民为生体的乎民阶层提供了比以前多得多的发展机会。稍有余裕，他们的子弟既可以游学习文，也可以从师练武。由于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学成后他们能在列国间往来，战国说士和游侠的存在这才有了社会条件。著名的说士张仪原先是个贫民，后以连横之说取得秦惠王的信任，从千民一跃而为秦国的丞相，这在春秋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战国以前，中国城市的规模不大，而且那时的城市只是作为政治权力的象征而存在的，到了战国时期，人口的自由流动使得大量的平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商业和手工业的发达又使得这些生活在城市的平民有了就业和谋生的可能。城市的兴盛，使得武侠有了聚集、交往和活动的中心。战国商业和大城市的发展，使得民间质朴、淳厚的风气受到极大的冲击。当时的一个不良社会风气就是不择手段、求富图贵。战国一些大城市，如洛阳，民风尚“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平民之所以务商弃农，是因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淳朴的民风变得乖巧了。

　　战国另一个社会风气就是以利相交，不讲情义。齐国的盂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孟尝君失势后纷纷离去，复位后又都重新回来，毫无惭色。孟尝君很是忿然。门客解释说：人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喜欢早晨的市场而讨厌日落时的市场，而是由于日落时他们所要购买的东西已无法买到了。像这种“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的势利之交，居然被认为是“事之固然”。难怪当时要有这样的民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出这也是战国风气的一大转变。

　　战国社会风气的又一表现是重才不重德。当时不少知名人士品行不佳。说士张仪在人们心目中是“贫无行”之人。他被人当作小偷殴打后，妻子劝他“毋读书游说”。他问妻子：“视吾舌尚在不？”妻子笑道：“舌在也。”张仪说：“这就足够了。”仍继续去列国游说。另一位说士苏秦，他在燕国受到燕易王的厚待，却与燕易王的母亲私通。燕易王发觉后待苏秦更好了。苏秦心怀鬼胎借故逃到齐国去了。至于像庞涓断孙膑双足、李斯毒死韩非一类因妒忌而卖友、为争宠而相残之事，当时史不绝书，而且大都为有才气的文士；苏秦六国封相，张仪在秦、魏为相，庞涓执掌魂国兵权，李斯在秦执政数十年，可见战国世风唯才是用，不问德行。

　　明确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气的变化，就能理解武侠阶层的作为。武侠阶层所尊奉的行为准则恰好与当时的社会风气背道而驰；战国世风不择手段、求富图贵，武侠扶危济出、厚施薄望；战国世风以利相交、趋炎附势，武侠轻命重气、贵交尚信；战国世风唯才是用、不问德行，武侠好侠尚义、崇尚气节。正因为战国世风急转直下，如决河崩堤，武侠才独立特行，以对抗社会的姿态、取极端的行为引起世人的瞩目，以图造成心灵的振动，挽狂澜以既倒，而当时的儒士却已完全卷入到追名逐利的时代旋涡中去了。

　　（四）、侠儒之别、江湖与庙堂
　　侠所负载的是一个古老而淳朴的文化传统，他们的价值观念显然和战国的世风是格格不入的；而儒所负载的，则是一个年轻得多的文化传统，它易于在战国世风的转变中迅速地调整与变更，以适应新的时代。从儒家思想的本体看，它是体现实践性格的所谓“只体理性主义”的观念体系。它强调“经世”、“致用”，思想内涵本身又颇具弹性，其基本思想语汇如“仁”、“礼”等具有多样解释的可能性。因此，它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有较强的自我修复和顺应世变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儒文化在以后汉民族的文化选择中独占鳌头的根本原因。侠所负载的是史前时代质朴的尚武传统，它源于我们民族的种族根性。

　　它的素朴和旷悍的特质使得这种文化在时代的大转换中显得凝重而又执着。试将春秋时期的专诸、要离和战国未年的荆轲、高渐离间数百年不移的侠士品格，与孔于及其门徒子贡、冉有的师徒两代人不同的行为方式相比，就可以看出侠与儒所各自负载的文化传统性质上的巨大差异了。

　　与儒奉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处世哲学不同，战国时代的侠是一批幼稚而又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为了抵御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展而急剧转变的社会风气，他们坚守固有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井通过结党连群的方式，在熙熙攘攘的社会中划出一个特定的空间，成为他们可以较自由地按照自身的意愿生存和活动的天地。

　　如果我们把庙堂政治文化和江湖社会文化分别开来看，江湖文化无疑也同样地展现着历史的进程，是推动历史变迁的因素之一。庙堂强调法理，以君主意志和忠孝礼义规范着保障历史发展的社会秩序；江湖强调义气，以行帮伦理和英雄道义规范着保障历史发展的社会秩序，庙堂和江湖，两者以并行发展的方式展现着历史的进程。

　　在侠的历史发展中，有道义化的江湖之侠和伦理化的江湖之侠两条线索。道义化的侠是指侠自动承担起维护正义的使命。比如由“除暴安良”而“救民水火”而“兼济天下”而“替天行道”。‘侠入于江湖，获得道义，又出于江湖，放眼天下之时，常常颇有一种满含着道义的豪气，社会清平时有为国立功的愿望，世道不平时有张扬正气的作用。甚至在某些特殊时候，还成为振兴民族的期望，明末清初的方以智，清末民初的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秋瑾都曾以道义之侠为强国强民之途径。侠在这中间，也就由江湖英雄而成为历史英雄，对历史进程有所贡献了。这不正是展现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么？江湖和江湖文化的魅力，正在于它所反映的那些正统文化所缺少的东西，从而也是人类文明进程极为重要的上个部分。或者说，没有江湖文化，仅仅由正统的庙堂文化所构成的文化体系，毕竟是苍白的和片面的。

　　庙堂文化代表了一种统治精神，是历史进程中的显意识；江湖文化则代表了一种逆正统而动的、潜在地反抗着庙堂文化的集体无意识。这正反两个方面合起来，遂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五）墨家推波侠客理想
　　墨家是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之间的一个学术流派和社会团体。墨家对武侠现象进行了观察和研究，提出了完整的“任”侠观念和理论主张。他首先指出，任侠者出身于“士”阶层，武侠是“士”的一部分，这是指侠的社会性质。墨于还精粹地概括了“任侠”精神的实质和内核——“损己而益所为”，也就是损己利人。墨家的学说当时影响很大。孟子曾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墨家甚至被称为“世之显学”。其首领和弟子们常仿照侠的方式行事。正是通过墨家的张扬，这对幼年期的侠的迅速成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韩非子总结侠有三大品格：第一是“弃官宠交”。不要名位、不要爵禄，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第二是“肆意陈欲”。天生万物，本为人用。人要享乐于世间，也是理所当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分什么高下贫贱。无拘无束，酣畅淋漓，豪放肆意，纵情挥洒。第三是“以武犯禁”。朝廷规定许多禁令，核心是维护君主的权威，保护朝廷的利益，却原来官官相护有牵连。百姓要自富自强、自主自由，朝廷便不准你富强、自由。什么有利可图，朝廷便不准你图。于是，有野心的、走投无路的，亡命天涯的，纵横江湖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平安自由，或者豢养了剑客，或者修练了武功，谁敢逼我，我必反击！

　　如果说“自由”是侠者为自己争取权利，“兼爱”则是侠者为他人作出贡献。自由和兼爱，是侠者对内、对外两个方面的基本态度。

　　“兼爱”一说，最初见于《墨子》。墨老先生被后人视为侠者之祖，他鼓吹“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也就是对待别人要如同对待自己，爱护别人如同爱护自己，彼此之间相亲相爱，不受等级地位、家族地域的限制。因为漫漫长夜中还多的是等级歧视、血腥仇杀、自私自利，故有“兼爱”。无条件的兼爱造就“平等”。有条件的兼爱形成“义气”。而“平等”和“义气”正是侠义道中虽不完善却十分可贵的社会理想。

　　兼爱的反面是“不相爱”，是损人利己以求自利自爱。侠者轻财好施，振穷救急，正是为了实现“兼爱”。侠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则是为了铲除“不相爱”。“自由”曾是侠义原则的精神实质，那么，“兼爱”就又是侠义原则的现实表现。

　　侠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理想，侠永远固执著心中不变的追求。而这追求，是在呼天不灵时的替天行道，是在叫地不应时的代地执法，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在执法不公正时，在合情不合理时，侠者蓦然回首、横空出世，代行着公平执法、救难救急的使命……

　　从战国到晚清，二千余年，中国的封建时代虽然经历了数十个王朝，数百个皇帝，但社会的性质和风气，却老是像铁板一块，难得有所改变。贵者生即贵，贱者生即贱，不平等，不自由，长夜漫漫，人们仰望星空，却只有一弯冷月，几粒疏星，难得将这长夜照亮。

　　侠，在中华的民众意识里，就这样竖起一座光荣与梦想的丰碑！
　　侠，带给苦难深重的芸芸众生一种希望和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