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基督徒

原创的真实故事
  从我居住的城市向南，可以走高速，是半个小时，里程表会显示四十五公里，这是我和故乡的距离，十五年前，我离别了故土，但没有走远，脚步停留在黄土高原上这座有历史的老城里，不时向往着外面的世界，想继续走却再不敢走远。
  也曾经对周围的人讲过对故乡的思念，许多次会被人笑问：你老家不也是太原的嘛。是啊，短短不到百里的行程，同一个行政区，连乡愁都是个无谓而多余的情感了，大概我应该走到更远的地方才有资格述说。故乡，我还是在你的怀抱里，像是舐犊的老牛，你不在意我企图离开的挣扎，只是固执地把我留在你的视线里。
  或许是我还没长大，走远了会迷失回来的路，或许是我不够坚强，走出去经不住风雨。我就这样留在只有九十华里远的地方，可以不时回去，看看儿时的伙伴，摸摸老屋的青瓦。那就这样吧，一年一年后，老去的我，也许还能在村南的河畔，讨要一小块预留给游子的归宿，躺下，常伴在老祖父的身旁。
  故乡不远，即使小比例的地图上，也不过是短短的一段标尺，离开的日子也不能算太久，我的乡音依旧娴熟，能说出这片古老土地上最拗口的词语和流传了多少年的故事。其实，走出来的人，所见的世界又比儿时四角方方的天空大多少呢？故乡并不使是封闭地方，每一代人，都有游子把外面的精彩带回这里，甚至，古朴的乡村沾有了海外的气息。生养我的故土，那里最出色的历史就是走南闯北的晋商。我故乡晋中风格的深墙大院包围中，还赫然立着一座尖塔高耸的教堂。
  我问过年纪大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座格格不入的建筑，他们说那是大清国还没亡的时候盖的。又问有教堂，为什么没有基督教徒，回答说，这可就是解放后的事情了。童年顽劣时，从破败的围墙钻进去，教堂里已经看不到一丝信仰的遗存，那时，这里是生产队的库房。大约在我搬离老家时，县里出资，教堂被改成电影院，但辛苦的农人是没有时间和金钱来这里的，于是又变得荒凉。而现在，村中已经看不到教堂，上世纪的最后几年，它终于垮塌了。
  当年，耶稣背起沉重的十字架，走过耶路撒冷，在罗马士兵的鞭笞下，依然甘愿为世人承担全部的苦难时，他知道会有人把福音带去世间的任何角落，他们是基督徒。两千年后，遥远的信仰传播到我的故乡，为何却只留下一座没有基督徒的教堂？谁是这里最后的信徒？我的记忆中，一时却搜索不到答案。
  直到前一段时间，又回到故乡，陪年迈的祖母唠起家常，她九十多年的生命里，大约不超过十次，脚步迈出过这方圆用几里就可度量的小小村庄。于是，乡间的故事，占据了她很大的记忆，虽然她更爱讲早已故去的爷爷，讲我们家在解放前的艰辛和辉煌。我也终于在奶奶絮叨的话出现一个间断时，插话问及教堂中不知去向的人，“哦，安善人是在教的，他呀，还给你爷爷干过活了，那时，咱家的铺子里，不缺人干活，你爷爷那次去东阳买卖洋油挣了钱，骑回架洋车子，..........”我自然知道，爷爷就是那样风光地买回了一辆崭新的日本自行车，但关于安善人的事却几乎想不起。有限的记忆片断，是村里曾有过一个怪人，衣衫破旧，瘦骨粼粼，低着头，拉着装满烧土的平车，有时车后还跟着馋嘴的孩子，和他要糖吃.......是啊，他就是安善人，死去足有二十年的安善人。我也吃过安善人给的糖，一分钱一块，很硬很粘，糖纸永远需要含在嘴里，用舌头才能剥下的那种廉价糖块，当然，却是童年的美味。安善人，衣兜里总有糖，总会给小孩吃，一人一块，在他停下车擦汗时分发，分发时让他摸摸头，吃完，他也就走远了。
  安善人不姓安，我上小学时，他的侄孙是我同学，却是个姓杜的孩子。晋中民风古朴，为亲者讳，所以儿时对骂，一旦高呼对手父母的名字，也就离厮打只有用秒来计算的时间了。杜姓的小友则特殊一些，骂他一声“安善人”，他也必需抻起袖管，来捍卫家族的尊严。当然，他战败时，会找一条退路：“骂吧，安善人不是我们家的人”。于是，得胜的小孩们在哄笑中散去，没有谁会在意安善人和杜家的关系。“奶奶，安善人为啥姓安，他不是杜家的人么?"我的突然发问，再次打断了祖母的近乎自语的讲述，她还以为我在认真听着听过无数次的旧事，但老人家也早到了习惯别人不在意她唠叨的年纪，“他以前姓杜，是村西头杜家的，入了教，起了外国名，叫'安德烈',其实呀，他就是个实在人，在教堂给人干活时，洋教的人看他勤快，想以后让他一直干下去，就哄他入教了，洋人走了，教鬼子们都散了，害得他呀，回不了家了。”
  原来如此，我以前也知道，基督的门徒即使已经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也依然要起个外国名字，这是教名。虽然看过不少书，我对基督教却还是很陌生，甚至于有些反感，多年以来，我的观念中有一个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也许不全面，但大抵还是有些道理的。毕竟，晋中古老的村子，居然是被一座教堂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我心理的不快隐隐还在。“奶奶，教堂里有过洋人吗？”我又问，“有，有三个了，后来日本人来了，不让洋人在了，他们就去徐沟，坐火车走了。”“洋人欺负老百姓吧？不会像我小时候听说的，洋人把小孩子逮住，炼了药....”。轮到奶奶来打断我的话头了：“兀是胡说了，洋人不赖，要你入教，还先给你吃的咧，没爹妈的小孩，洋人就收养进教堂，养到十来岁，就送到北京了，还有到了外国的，要不‘主爱'咋能会说京腔来？！她就是送到北京时，好几年也没出了国，后来又自己回来的”。“主爱”是我家邻居，一个老女人，也于前几年死了，我记得，她的口音很怪，山西和北京的语调混在一起，成了四不像了。
  但“主爱”的行为与基督徒的形象相去甚远，我没见她像奶奶拜菩萨那样去拜过耶稣，却忘不了她在街上叫骂，欺负小叔子和吝啬到过年只给她儿子买一板小鞭的地步。难怪，她之所以成为教堂收养的弃儿，不是没有了爹妈，而是她没有爹，她的亲妈好像在旧社会是妓女，日本人占据徐沟县城时，被称之为“转炮楼的”，也就是炮楼里日军的慰安妇吧。我幼时还见过主爱的这个不幸的母亲，那是我记忆深处的模糊影像:一个裹着裤脚的老太太，干净的衣服和两颗金色的门牙，来“主爱”家串亲戚，坐在炕沿上抽烟，仅此而已，长什么样却不记得了。但耶稣能宽容抹大拉的玛利亚，基督徒也就自然不会嫌弃“主爱”的出身，大概“主爱”就是这样被收养的。只是“主爱”最终还是没有做成基督的门徒，她抛弃了神。
  那日故乡老屋的屋檐下，冬日的阳光照着我和老祖母，我还像儿时，听祖母讲起过去的事，只不过，当我的记忆跳过“主爱”，又回到安善人身上时，祖母已经轻轻睡去。我没有打扰奶奶，起身离开，也许奶奶的梦里，会出现爷爷的身影。回到城里，我请教父母，他们话语中的安德烈，依然是个怪异的好人，能配上“善人”的尊称，是因为他近乎自虐的苦修和无私的助人。他孤独一生，没有结婚，身边连个说话的伴也没有。住的不过是大队院子中破败不堪的土坯房，极少用具，和一条同样年老病弱的黄狗共用着一只碗，却不嫌脏。安德烈的善行，就是帮村里人干活，尤其是缺少劳力的人家，农忙时，他主动到田间，像个不知疲倦老牛，受最重的苦。为避嫌，安德烈从不和妇女说话，甚至，安德烈从不吃妇女做的饭食。在闲时，他也不闲着，拉个平车，把村外的烧土拉到村里，任人自取。还有就是喜欢孩子，给糖吃，和我的记忆交叉了。父亲提及，在60年遭饿得时候，安德烈给队里的牲口拉料豆，有人从平车里抓料豆吃，他不管，装着没看见的样子，自己却一颗也不偷吃。
  父母也只能想起这么多了，没有关于安德烈更多的信息，他的生卒，大约是在八十年代末去世的，那时他有六、七十岁了。活着时，他是队里的“五保户”，因为他虽然干活，却不要报酬，队里每年给的粮食是他维持生命的基础。死的时候，村里人虽然感念过一阵，但，大多的人，还是以为安德烈的“善”，是因为他是个半傻子，也有无良的懒汉，借此反而偷懒。最后，安德烈被队里简单的安葬了。
  安善人的墓，现在不知何处，没人见过他向上帝祈祷，也不清楚他是否真的信仰耶稣，更不会有谁为他墓前树起一个十字架。我查了一些史料，找不到关于村中教堂的记载，只在一本县志，看到，解放前，徐沟的传教士是“基督教救世军”的成员，那时一个做善事的团体。或许，真如祖母所言，安德烈，这个原本姓杜的中国人，单纯的心思，被上帝感召，做了虔诚的信徒。这一生，活在神圣的信仰中，用今世的苦难来赎回前生的或有或无的罪愆，那么，他的信仰就是他的天堂，他就是尘世中圣徒。
  我想，安德烈是村中最后的基督徒了。原创的真实故事
  从我居住的城市向南，可以走高速，是半个小时，里程表会显示四十五公里，这是我和故乡的距离，十五年前，我离别了故土，但没有走远，脚步停留在黄土高原上这座有历史的老城里，不时向往着外面的世界，想继续走却再不敢走远。
  也曾经对周围的人讲过对故乡的思念，许多次会被人笑问：你老家不也是太原的嘛。是啊，短短不到百里的行程，同一个行政区，连乡愁都是个无谓而多余的情感了，大概我应该走到更远的地方才有资格述说。故乡，我还是在你的怀抱里，像是舐犊的老牛，你不在意我企图离开的挣扎，只是固执地把我留在你的视线里。
  或许是我还没长大，走远了会迷失回来的路，或许是我不够坚强，走出去经不住风雨。我就这样留在只有九十华里远的地方，可以不时回去，看看儿时的伙伴，摸摸老屋的青瓦。那就这样吧，一年一年后，老去的我，也许还能在村南的河畔，讨要一小块预留给游子的归宿，躺下，常伴在老祖父的身旁。
  故乡不远，即使小比例的地图上，也不过是短短的一段标尺，离开的日子也不能算太久，我的乡音依旧娴熟，能说出这片古老土地上最拗口的词语和流传了多少年的故事。其实，走出来的人，所见的世界又比儿时四角方方的天空大多少呢？故乡并不使是封闭地方，每一代人，都有游子把外面的精彩带回这里，甚至，古朴的乡村沾有了海外的气息。生养我的故土，那里最出色的历史就是走南闯北的晋商。我故乡晋中风格的深墙大院包围中，还赫然立着一座尖塔高耸的教堂。
  我问过年纪大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座格格不入的建筑，他们说那是大清国还没亡的时候盖的。又问有教堂，为什么没有基督教徒，回答说，这可就是解放后的事情了。童年顽劣时，从破败的围墙钻进去，教堂里已经看不到一丝信仰的遗存，那时，这里是生产队的库房。大约在我搬离老家时，县里出资，教堂被改成电影院，但辛苦的农人是没有时间和金钱来这里的，于是又变得荒凉。而现在，村中已经看不到教堂，上世纪的最后几年，它终于垮塌了。
  当年，耶稣背起沉重的十字架，走过耶路撒冷，在罗马士兵的鞭笞下，依然甘愿为世人承担全部的苦难时，他知道会有人把福音带去世间的任何角落，他们是基督徒。两千年后，遥远的信仰传播到我的故乡，为何却只留下一座没有基督徒的教堂？谁是这里最后的信徒？我的记忆中，一时却搜索不到答案。
  直到前一段时间，又回到故乡，陪年迈的祖母唠起家常，她九十多年的生命里，大约不超过十次，脚步迈出过这方圆用几里就可度量的小小村庄。于是，乡间的故事，占据了她很大的记忆，虽然她更爱讲早已故去的爷爷，讲我们家在解放前的艰辛和辉煌。我也终于在奶奶絮叨的话出现一个间断时，插话问及教堂中不知去向的人，“哦，安善人是在教的，他呀，还给你爷爷干过活了，那时，咱家的铺子里，不缺人干活，你爷爷那次去东阳买卖洋油挣了钱，骑回架洋车子，..........”我自然知道，爷爷就是那样风光地买回了一辆崭新的日本自行车，但关于安善人的事却几乎想不起。有限的记忆片断，是村里曾有过一个怪人，衣衫破旧，瘦骨粼粼，低着头，拉着装满烧土的平车，有时车后还跟着馋嘴的孩子，和他要糖吃.......是啊，他就是安善人，死去足有二十年的安善人。我也吃过安善人给的糖，一分钱一块，很硬很粘，糖纸永远需要含在嘴里，用舌头才能剥下的那种廉价糖块，当然，却是童年的美味。安善人，衣兜里总有糖，总会给小孩吃，一人一块，在他停下车擦汗时分发，分发时让他摸摸头，吃完，他也就走远了。
  安善人不姓安，我上小学时，他的侄孙是我同学，却是个姓杜的孩子。晋中民风古朴，为亲者讳，所以儿时对骂，一旦高呼对手父母的名字，也就离厮打只有用秒来计算的时间了。杜姓的小友则特殊一些，骂他一声“安善人”，他也必需抻起袖管，来捍卫家族的尊严。当然，他战败时，会找一条退路：“骂吧，安善人不是我们家的人”。于是，得胜的小孩们在哄笑中散去，没有谁会在意安善人和杜家的关系。“奶奶，安善人为啥姓安，他不是杜家的人么?"我的突然发问，再次打断了祖母的近乎自语的讲述，她还以为我在认真听着听过无数次的旧事，但老人家也早到了习惯别人不在意她唠叨的年纪，“他以前姓杜，是村西头杜家的，入了教，起了外国名，叫'安德烈',其实呀，他就是个实在人，在教堂给人干活时，洋教的人看他勤快，想以后让他一直干下去，就哄他入教了，洋人走了，教鬼子们都散了，害得他呀，回不了家了。”
  原来如此，我以前也知道，基督的门徒即使已经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也依然要起个外国名字，这是教名。虽然看过不少书，我对基督教却还是很陌生，甚至于有些反感，多年以来，我的观念中有一个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也许不全面，但大抵还是有些道理的。毕竟，晋中古老的村子，居然是被一座教堂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我心理的不快隐隐还在。“奶奶，教堂里有过洋人吗？”我又问，“有，有三个了，后来日本人来了，不让洋人在了，他们就去徐沟，坐火车走了。”“洋人欺负老百姓吧？不会像我小时候听说的，洋人把小孩子逮住，炼了药....”。轮到奶奶来打断我的话头了：“兀是胡说了，洋人不赖，要你入教，还先给你吃的咧，没爹妈的小孩，洋人就收养进教堂，养到十来岁，就送到北京了，还有到了外国的，要不‘主爱'咋能会说京腔来？！她就是送到北京时，好几年也没出了国，后来又自己回来的”。“主爱”是我家邻居，一个老女人，也于前几年死了，我记得，她的口音很怪，山西和北京的语调混在一起，成了四不像了。
  但“主爱”的行为与基督徒的形象相去甚远，我没见她像奶奶拜菩萨那样去拜过耶稣，却忘不了她在街上叫骂，欺负小叔子和吝啬到过年只给她儿子买一板小鞭的地步。难怪，她之所以成为教堂收养的弃儿，不是没有了爹妈，而是她没有爹，她的亲妈好像在旧社会是妓女，日本人占据徐沟县城时，被称之为“转炮楼的”，也就是炮楼里日军的慰安妇吧。我幼时还见过主爱的这个不幸的母亲，那是我记忆深处的模糊影像:一个裹着裤脚的老太太，干净的衣服和两颗金色的门牙，来“主爱”家串亲戚，坐在炕沿上抽烟，仅此而已，长什么样却不记得了。但耶稣能宽容抹大拉的玛利亚，基督徒也就自然不会嫌弃“主爱”的出身，大概“主爱”就是这样被收养的。只是“主爱”最终还是没有做成基督的门徒，她抛弃了神。
  那日故乡老屋的屋檐下，冬日的阳光照着我和老祖母，我还像儿时，听祖母讲起过去的事，只不过，当我的记忆跳过“主爱”，又回到安善人身上时，祖母已经轻轻睡去。我没有打扰奶奶，起身离开，也许奶奶的梦里，会出现爷爷的身影。回到城里，我请教父母，他们话语中的安德烈，依然是个怪异的好人，能配上“善人”的尊称，是因为他近乎自虐的苦修和无私的助人。他孤独一生，没有结婚，身边连个说话的伴也没有。住的不过是大队院子中破败不堪的土坯房，极少用具，和一条同样年老病弱的黄狗共用着一只碗，却不嫌脏。安德烈的善行，就是帮村里人干活，尤其是缺少劳力的人家，农忙时，他主动到田间，像个不知疲倦老牛，受最重的苦。为避嫌，安德烈从不和妇女说话，甚至，安德烈从不吃妇女做的饭食。在闲时，他也不闲着，拉个平车，把村外的烧土拉到村里，任人自取。还有就是喜欢孩子，给糖吃，和我的记忆交叉了。父亲提及，在60年遭饿得时候，安德烈给队里的牲口拉料豆，有人从平车里抓料豆吃，他不管，装着没看见的样子，自己却一颗也不偷吃。
  父母也只能想起这么多了，没有关于安德烈更多的信息，他的生卒，大约是在八十年代末去世的，那时他有六、七十岁了。活着时，他是队里的“五保户”，因为他虽然干活，却不要报酬，队里每年给的粮食是他维持生命的基础。死的时候，村里人虽然感念过一阵，但，大多的人，还是以为安德烈的“善”，是因为他是个半傻子，也有无良的懒汉，借此反而偷懒。最后，安德烈被队里简单的安葬了。
  安善人的墓，现在不知何处，没人见过他向上帝祈祷，也不清楚他是否真的信仰耶稣，更不会有谁为他墓前树起一个十字架。我查了一些史料，找不到关于村中教堂的记载，只在一本县志，看到，解放前，徐沟的传教士是“基督教救世军”的成员，那时一个做善事的团体。或许，真如祖母所言，安德烈，这个原本姓杜的中国人，单纯的心思，被上帝感召，做了虔诚的信徒。这一生，活在神圣的信仰中，用今世的苦难来赎回前生的或有或无的罪愆，那么，他的信仰就是他的天堂，他就是尘世中圣徒。
  我想，安德烈是村中最后的基督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