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火药武器的停滞和发展

在近代，中国扮演着一个孱弱的角色，受尽了欧美列强及日本的欺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近代中国军队的武器过于落后，中国人常常需要以弓箭或大刀来对付侵略者的枪炮，应是重要原因之一。
不少先贤，其中还有些大思想家，都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我们祖先在发明了火药后，只知道制造爆竹，不去发展军火，一般人也似乎多相信这种说法，甚至以为这是我们民族传统的弱点。事实并非这样。火药武器，或简称为火器，在中国的发展，有着一个曲折的过程。粗略地说， 从康熙朝中期开始，在一百多年中，新型火器在中国得不到发展，甚至倒退。说在这段时期我们中国人只会用火药去制造爆竹，是可以的。说在此之前我们的祖先只知道用火药制造爆竹，这真是太冤枉了。
以老夫之见，古代中国火器发展的历程，大体上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段为从唐末发明火药到元朝，大约三百五十年，在中国这个发明沃土中，火器的发展以发明和创新为主要特征，这阶段的后期，火药及火器传到欧洲；第二个阶段是从明朝到清康熙中期，中国发展火器的主要特征是仿制和缓慢地发展，这段时间大约比三百年稍多一些；下一段是从康熙中叶起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其特征则是停滞和倒退，连仿制新武器也停止了；最后一段则是从恭亲王奕欣、李鸿章、左宗棠等搞洋务运动，创立中国军火工业算起，又开始了仿制和缓慢地发展。
关于第一阶段这里就不说了。在火药传到欧州之前，任何进展当然都只能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一，明朝及清初火器在仿制中发展
明朝皇帝对于在军队中推广使用火器是重视的。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规定，在军队中按百分之十的比例配备火铳。在明朝第三个皇帝永乐帝时，就组建了以火器为主的神机营。据记载，在明朝中后期，十万京军中，已经有六万属火器部队，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不低的比例，一直到鸦片战争，清朝军队中的火器部队在全部军队中所占的比例也大体上就是这个水平。在明朝万历年间，朝廷下令兵仗局在三年中仿制佛朗机炮３４００门，小铜佛朗机铳５０支，铸造大将军炮、二将军炮、三将军炮各数十门，神炮六百多门，神铳一千五百多支，及随用的子弹、火药等，这些军火中可能多有仿制的，也可能有中国人自己改进了的。从数字上看，当时的军火业还是有相当规模的。
总的来说，在火器发展中仿造超过了自己的发明创造，比欧洲也就落后了。清初郑成功在收复台湾时曾和荷兰军队作战，先是吃了荷兰人炮火的亏，后来则用炮火击败了荷兰人；康熙中期，清朝军队曾战败俄罗斯军队，双方都使用火炮。由这些战事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即使当时中国的火炮已经较欧洲的落后，但仍可对阵，似也差的不十分大，没有质的差别。
满族在东北起兵时，并不知道火器在战争中的作用。由于袁崇焕依靠火器固守的宁远，努尔哈赤攻打失利后死去，满清统治者开始组织汉族工匠铸造大炮，优待投降的火炮部队。后来在和吴三桂作战中，由于吴三桂炮火力量远远超过了清军，康熙下令让传教士南怀仁铸造大炮，接着也令一位汉人官吏戴梓，制造子母炮。这都是在军事失利之后，不得不为之的事。值得注意的是制造大炮的主要力量不是外国人就是汉族。
二，康熙中期后停滞
是否停滞，首先可以从历史记载上看，因为，发展新武器，大规模制造火药武器，是会有所记载。康熙中前期，戴梓曾建议制造连珠鸟铳，是在洋务运动之前最后一次向朝廷建议制造新型火器的历史记载；康熙在攻打噶尔丹前，下令让戴梓制造子母炮，是在洋务运动之前朝廷最后一次下令制造新型火器。所以，按史书，在康熙朝中期以后，清朝确实就不再发展新型火器了，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从火器水平看，则更清楚。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乾隆时清军的鸟统射程只有三十多步（这种射程甚至低于弓箭）。在《啸亭杂录》中记载，戴梓曾“自制火器，能击百步之外”。到乾隆三十年，七八十年过去了，火器的射程反而下降了这么多，这应该是清朝火器制造业的退步的明证。还有更可笑的，在嘉庆元年，白莲教起兵进攻荆州，守军没有足够的火器，十分惊慌，这时，他们在城内挖出数十门大炮，虽然都已经锈蚀，但仍视为宝物，用来守城，战胜了白莲教的进攻；这些炮是康熙十三年，即一百二十年前和吴三桂打仗时铸造的。这件事记载在《啸亭杂录》中。这说明，在这一百多年中，清朝正规军的火器并没有什么进步。如果现代有某个部队在地下挖出了一百多年前的武器，不是拿去当古董，而是当作是作战利器，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又是清军火器停滞的一个例证。
从康熙中叶开始，接着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诸皇帝当政时，在使火器停滞这一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都不再改进、发展新型火器，也不仿制国外的威力较强的火器。后来在外国侵略者武力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也就不奇怪了。
三，为什么康熙要停止火器的发展
满清皇帝知道火器的威力，康熙更是清楚（他的亲舅舅佟国纲就是在征讨噶尔丹时中弹死亡的），为什么要中止火器的发展呢？和汉族相比，骑马射箭曾经是满族的优势，在取得战争胜利中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为了保证其统治，满清皇帝多强调 坚持骑射为本，这不能不妨碍火器的发展。 康熙帝在谈到选拔军官时强调，担任武职“以骑射娴熟、人材壮健为要”（《清圣祖实录．２５１》）。还说过，“训练有素”的军队是“精神振作，骑射皆佳。”《同上，２４２》在他观念中，一个好的军官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指挥火器部队，而是善于骑射。对这一点表述最清楚的是雍正，他在雍正五年时说过：“满州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清史稿．１３９》）。认为骑射是满清军力量的根本，也就是大清皇朝立国的根本，正是康熙帝不再发展火器的重要原因。
康熙帝对于以围猎来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特别重视。他强调：“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同上．１０２》在现在河北省北部建立了木兰围场，每年都要进行大规模的围猎。同时他还命令各省驻防官兵都要行猎习武。当然不能想象抬着大炮去围猎，这种训练演习当然还是以弓箭为武器。是为保持对汉族人的优势。反过来说，制造火器绝非满族人的长处。新型的、强有力的武器的发展和仿制多是和外国人或汉族人有着不解之缘，而满族人似乎总是以旁观者或次要的角色出现的。
在满清人最初建立炮兵时，监督铸造大炮的是汉族人佟养性。在《清太宗实录》中记载了这次铸造大炮受奖的人员，其中有铸匠王天相、窦守信、铁匠刘计平等，全部都是汉人。接着成立了以汉族人为主的炮兵部队，被称为“乌真哈拉”，即重兵的意思，仍是由佟养性率领。
在崇德八年（１６６３年），也就是清兵入关的前一年，皇太极在沈阳北郊阅兵，其队伍是这样排列的，“前列汉军炮手，次满州步兵蒙古步兵，次守城应援兵，次守城炮兵”（《清史稿．１３９》）。可以看出汉军炮手列在极重要的位置。
后来的在和吴三桂以及和噶尔丹的战争中，先是让外国人南怀仁铸造新型火炮；后来则让戴梓研制的子母炮。由此可见，这种对于军事力量有极大影响的技术确是掌握在外国人或汉族人的手中。
明朝的皇帝中虽然昏庸的不少，但是，他们还是支持仿制新型火器的；清朝的皇帝虽然多是精明能干的，但从狭隘的、少数统治者的利益出发，看到作为其统治基础的满族人一直没有能进入到新型火器制造及改进的领域，因而，对于这些精明的皇帝来说，对这种强有力武器创新的秘密不能掌握在本族人的手中，他们会忧心重重的。火器的效用和威力越大，对于这个皇朝的威胁就可能越大。康熙是最精明的，在他手中停止了火器的发展、只强调骑射是符合他的特征的。
那么为什么在康熙中期，而不是其它时期中止了火器的发展呢？除了吴三桂已被消灭（其军中有极强火炮），还可能和攻打噶尔丹的战役中使用子母炮打蒙古骑兵有关。
子母炮的特点是发射出的不是普通铁弹或铅弹，而是可发射后可爆炸的炮弹。康熙帝亲自命名为“威远将军”。据史书记载，在康熙二十六年曾铸威远将军炮，这就应是戴梓设计制造的子母炮。 在康熙帝亲征准格尔部的噶尔丹时，在昭莫多战役中子母炮曾大显神威。有记载说三炮打向敌营，就取得大胜。可以合理地推断，在对付以骑射为其长项的军队，子母炮弹爆炸后攻击覆盖面较大的火器会有其奇效，特别是对于没习惯这种武器的马匹，更有威摄力。既然攻击蒙古骑兵有这样效用，那么攻击满族骑兵也同样可怕，一个象康熙这样精明的皇帝，不会看不出这一点。而能够制造这样可怕的武器的却是汉人，而汉人正是康熙所最不放心的。外国人会造，但不放心时可以赶走，几亿汉人能赶到哪里去？所以，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限制汉人发展火器，其后果就是不再发展火器！
戴梓这样可怕的专家，也以莫须有的罪名流放到东北。另外，在康熙五十四年，他又下令说子母炮是八旗武器，各省绿营，也就是以汉族人为主的部队是不许制造和使用的。这种能对以骑射为主的满蒙八旗有大威胁的武器，绝不许汉人军队配备（即使是在满族人控制下的），应是必是精明的皇帝精心考虑后的决定。
这样，这位被看作是英明大帝的康熙就犯下了一个大罪行：中止了火药武器的发展。其结果是中国火器发展的停滞和倒退，在外国侵略者的新型火器面前不堪一击。成为中华民族在百年中陷入苦难深渊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况下，也只有象康熙帝这种思虑极深、为了巩固其皇权无所不用其极的精明皇帝，才能干出这种给后世子孙——包括整个中华民族，其中当然也包括满族，造成深重灾难的、阴损的错误来。在近代，中国扮演着一个孱弱的角色，受尽了欧美列强及日本的欺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近代中国军队的武器过于落后，中国人常常需要以弓箭或大刀来对付侵略者的枪炮，应是重要原因之一。
不少先贤，其中还有些大思想家，都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我们祖先在发明了火药后，只知道制造爆竹，不去发展军火，一般人也似乎多相信这种说法，甚至以为这是我们民族传统的弱点。事实并非这样。火药武器，或简称为火器，在中国的发展，有着一个曲折的过程。粗略地说， 从康熙朝中期开始，在一百多年中，新型火器在中国得不到发展，甚至倒退。说在这段时期我们中国人只会用火药去制造爆竹，是可以的。说在此之前我们的祖先只知道用火药制造爆竹，这真是太冤枉了。
以老夫之见，古代中国火器发展的历程，大体上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段为从唐末发明火药到元朝，大约三百五十年，在中国这个发明沃土中，火器的发展以发明和创新为主要特征，这阶段的后期，火药及火器传到欧洲；第二个阶段是从明朝到清康熙中期，中国发展火器的主要特征是仿制和缓慢地发展，这段时间大约比三百年稍多一些；下一段是从康熙中叶起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其特征则是停滞和倒退，连仿制新武器也停止了；最后一段则是从恭亲王奕欣、李鸿章、左宗棠等搞洋务运动，创立中国军火工业算起，又开始了仿制和缓慢地发展。
关于第一阶段这里就不说了。在火药传到欧州之前，任何进展当然都只能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一，明朝及清初火器在仿制中发展
明朝皇帝对于在军队中推广使用火器是重视的。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规定，在军队中按百分之十的比例配备火铳。在明朝第三个皇帝永乐帝时，就组建了以火器为主的神机营。据记载，在明朝中后期，十万京军中，已经有六万属火器部队，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不低的比例，一直到鸦片战争，清朝军队中的火器部队在全部军队中所占的比例也大体上就是这个水平。在明朝万历年间，朝廷下令兵仗局在三年中仿制佛朗机炮３４００门，小铜佛朗机铳５０支，铸造大将军炮、二将军炮、三将军炮各数十门，神炮六百多门，神铳一千五百多支，及随用的子弹、火药等，这些军火中可能多有仿制的，也可能有中国人自己改进了的。从数字上看，当时的军火业还是有相当规模的。
总的来说，在火器发展中仿造超过了自己的发明创造，比欧洲也就落后了。清初郑成功在收复台湾时曾和荷兰军队作战，先是吃了荷兰人炮火的亏，后来则用炮火击败了荷兰人；康熙中期，清朝军队曾战败俄罗斯军队，双方都使用火炮。由这些战事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即使当时中国的火炮已经较欧洲的落后，但仍可对阵，似也差的不十分大，没有质的差别。
满族在东北起兵时，并不知道火器在战争中的作用。由于袁崇焕依靠火器固守的宁远，努尔哈赤攻打失利后死去，满清统治者开始组织汉族工匠铸造大炮，优待投降的火炮部队。后来在和吴三桂作战中，由于吴三桂炮火力量远远超过了清军，康熙下令让传教士南怀仁铸造大炮，接着也令一位汉人官吏戴梓，制造子母炮。这都是在军事失利之后，不得不为之的事。值得注意的是制造大炮的主要力量不是外国人就是汉族。
二，康熙中期后停滞
是否停滞，首先可以从历史记载上看，因为，发展新武器，大规模制造火药武器，是会有所记载。康熙中前期，戴梓曾建议制造连珠鸟铳，是在洋务运动之前最后一次向朝廷建议制造新型火器的历史记载；康熙在攻打噶尔丹前，下令让戴梓制造子母炮，是在洋务运动之前朝廷最后一次下令制造新型火器。所以，按史书，在康熙朝中期以后，清朝确实就不再发展新型火器了，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从火器水平看，则更清楚。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乾隆时清军的鸟统射程只有三十多步（这种射程甚至低于弓箭）。在《啸亭杂录》中记载，戴梓曾“自制火器，能击百步之外”。到乾隆三十年，七八十年过去了，火器的射程反而下降了这么多，这应该是清朝火器制造业的退步的明证。还有更可笑的，在嘉庆元年，白莲教起兵进攻荆州，守军没有足够的火器，十分惊慌，这时，他们在城内挖出数十门大炮，虽然都已经锈蚀，但仍视为宝物，用来守城，战胜了白莲教的进攻；这些炮是康熙十三年，即一百二十年前和吴三桂打仗时铸造的。这件事记载在《啸亭杂录》中。这说明，在这一百多年中，清朝正规军的火器并没有什么进步。如果现代有某个部队在地下挖出了一百多年前的武器，不是拿去当古董，而是当作是作战利器，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又是清军火器停滞的一个例证。
从康熙中叶开始，接着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诸皇帝当政时，在使火器停滞这一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都不再改进、发展新型火器，也不仿制国外的威力较强的火器。后来在外国侵略者武力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也就不奇怪了。
三，为什么康熙要停止火器的发展
满清皇帝知道火器的威力，康熙更是清楚（他的亲舅舅佟国纲就是在征讨噶尔丹时中弹死亡的），为什么要中止火器的发展呢？和汉族相比，骑马射箭曾经是满族的优势，在取得战争胜利中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为了保证其统治，满清皇帝多强调 坚持骑射为本，这不能不妨碍火器的发展。 康熙帝在谈到选拔军官时强调，担任武职“以骑射娴熟、人材壮健为要”（《清圣祖实录．２５１》）。还说过，“训练有素”的军队是“精神振作，骑射皆佳。”《同上，２４２》在他观念中，一个好的军官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指挥火器部队，而是善于骑射。对这一点表述最清楚的是雍正，他在雍正五年时说过：“满州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清史稿．１３９》）。认为骑射是满清军力量的根本，也就是大清皇朝立国的根本，正是康熙帝不再发展火器的重要原因。
康熙帝对于以围猎来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特别重视。他强调：“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同上．１０２》在现在河北省北部建立了木兰围场，每年都要进行大规模的围猎。同时他还命令各省驻防官兵都要行猎习武。当然不能想象抬着大炮去围猎，这种训练演习当然还是以弓箭为武器。是为保持对汉族人的优势。反过来说，制造火器绝非满族人的长处。新型的、强有力的武器的发展和仿制多是和外国人或汉族人有着不解之缘，而满族人似乎总是以旁观者或次要的角色出现的。
在满清人最初建立炮兵时，监督铸造大炮的是汉族人佟养性。在《清太宗实录》中记载了这次铸造大炮受奖的人员，其中有铸匠王天相、窦守信、铁匠刘计平等，全部都是汉人。接着成立了以汉族人为主的炮兵部队，被称为“乌真哈拉”，即重兵的意思，仍是由佟养性率领。
在崇德八年（１６６３年），也就是清兵入关的前一年，皇太极在沈阳北郊阅兵，其队伍是这样排列的，“前列汉军炮手，次满州步兵蒙古步兵，次守城应援兵，次守城炮兵”（《清史稿．１３９》）。可以看出汉军炮手列在极重要的位置。
后来的在和吴三桂以及和噶尔丹的战争中，先是让外国人南怀仁铸造新型火炮；后来则让戴梓研制的子母炮。由此可见，这种对于军事力量有极大影响的技术确是掌握在外国人或汉族人的手中。
明朝的皇帝中虽然昏庸的不少，但是，他们还是支持仿制新型火器的；清朝的皇帝虽然多是精明能干的，但从狭隘的、少数统治者的利益出发，看到作为其统治基础的满族人一直没有能进入到新型火器制造及改进的领域，因而，对于这些精明的皇帝来说，对这种强有力武器创新的秘密不能掌握在本族人的手中，他们会忧心重重的。火器的效用和威力越大，对于这个皇朝的威胁就可能越大。康熙是最精明的，在他手中停止了火器的发展、只强调骑射是符合他的特征的。
那么为什么在康熙中期，而不是其它时期中止了火器的发展呢？除了吴三桂已被消灭（其军中有极强火炮），还可能和攻打噶尔丹的战役中使用子母炮打蒙古骑兵有关。
子母炮的特点是发射出的不是普通铁弹或铅弹，而是可发射后可爆炸的炮弹。康熙帝亲自命名为“威远将军”。据史书记载，在康熙二十六年曾铸威远将军炮，这就应是戴梓设计制造的子母炮。 在康熙帝亲征准格尔部的噶尔丹时，在昭莫多战役中子母炮曾大显神威。有记载说三炮打向敌营，就取得大胜。可以合理地推断，在对付以骑射为其长项的军队，子母炮弹爆炸后攻击覆盖面较大的火器会有其奇效，特别是对于没习惯这种武器的马匹，更有威摄力。既然攻击蒙古骑兵有这样效用，那么攻击满族骑兵也同样可怕，一个象康熙这样精明的皇帝，不会看不出这一点。而能够制造这样可怕的武器的却是汉人，而汉人正是康熙所最不放心的。外国人会造，但不放心时可以赶走，几亿汉人能赶到哪里去？所以，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限制汉人发展火器，其后果就是不再发展火器！
戴梓这样可怕的专家，也以莫须有的罪名流放到东北。另外，在康熙五十四年，他又下令说子母炮是八旗武器，各省绿营，也就是以汉族人为主的部队是不许制造和使用的。这种能对以骑射为主的满蒙八旗有大威胁的武器，绝不许汉人军队配备（即使是在满族人控制下的），应是必是精明的皇帝精心考虑后的决定。
这样，这位被看作是英明大帝的康熙就犯下了一个大罪行：中止了火药武器的发展。其结果是中国火器发展的停滞和倒退，在外国侵略者的新型火器面前不堪一击。成为中华民族在百年中陷入苦难深渊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况下，也只有象康熙帝这种思虑极深、为了巩固其皇权无所不用其极的精明皇帝，才能干出这种给后世子孙——包括整个中华民族，其中当然也包括满族，造成深重灾难的、阴损的错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