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西方对明清中国经济看法的变化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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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明清中国经济看法的变化及其原因
李伯重
对明清中国经济状况的看法，在西方过去的几百年中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16世纪到18世纪末以前，西方对于当时中国的评价非常积极。伏尔泰、魁奈、亚当·斯密等，都把中国看作是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18世纪末开始转变，马尔嘎尼说中国是“一艘老旧的头等战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黑格尔以来，就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木乃伊式的国家，没有发生过变化，没有内在的动力。这样的看法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费正清提出“冲击——回应”论，认为中国是有变化的；但它是在外力的影响下发生的。
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也认为明清是没落的封建社会末期。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论者认为中国明清时期经济不是靠西方冲击下才发生变化的，并且，按照它自身的轨迹发展下去，可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西方，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比较接近的是所谓近代中国的理论，这是越战以来出现的一个新理论。美国当时一批中年的史学家认为中国在明清时期不是没有变化，因此，明清中国经济是有活力的。这一看法在西方虽然逐渐得到了接受，但他们的主流看法还是中国是一个停滞的、没有外力冲击就不能发生变化的国家。
到了最近十几年，西方的看法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90年代国际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对中国从汉代以来的ＧＤＰ作了计算，得出以下结论：1700年时，整个欧洲的ＧＤＰ和中国的ＧＤＰ差不多相等，此后，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中国的ＧＤＰ在世界ＧＤＰ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ＧＤＰ在世界ＧＤＰ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经济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增长幅度上，都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在他之前，美国有一位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就作过一个估计，乾隆十五年（1750）时，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是英国的17.3倍。在1830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产值是英国的3倍，法国的5.7倍。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仅为中国的40％。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更直接指出：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以致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的一半吸引了去。从他们这些看法来说，清代绝对不是一个停滞的时代，而且，清代经济的增长不是依靠外力，而是自己内部因素成长起来的。
虽然这些看法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它们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过去那种认为清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期的看法，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对清代中国经济进行重新评价。
西方对明清经济的看法为何会改变如此之大？我以为主要是由于视角的变化。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微不足道。按照安古斯·麦迪森的计算，在182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一直在衰落，而且是世界六大经济体（中国、欧洲、俄国、美国、印度、日本）中唯一出现人均ＧＤＰ下降的地区。到1952～1978年，中国的ＧＤＰ在全世界ＧＤＰ中的比重仅为5％，人均ＧＤＰ仅为全世界平均数的1／5到1／4。因此可以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贫穷国家。1979年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到了1995年，中国的ＧＤＰ在全世界ＧＤＰ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5％，迅速上升到10.9％，已超过日本（8.4％）和前苏联地区（2.2％）而仅次于欧洲（23.8％）和美国（20.9％）。依照一些西方权威经济学家的预测，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近20年来的增长率，那么在二三十年后，中国ＧＤＰ将超过美国。也就是说，在可以见到的未来，中国又将恢复其两百多年前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此背景下，研究者的心态也必然发生变化。
在国际史学界，近20年中对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批判也导致了中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研究视角的变化。过去之所以轻视中国的地位，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像英国那样通过工业革命进入近代化时代。然而近年来世界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表明：即使是在欧洲，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也是非常特殊的。例如，“原始工业化”学派学者就认为欧洲的早期工业化（即原始工业化）并不能导致近代工业化。故此，因为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就否认近代早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不正确的。由于在西方中心主义支配下的中国研究逐渐走入绝境，到了1970年代，以柯恩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展开了猛烈抨击。到了1990年代末，国际史学界对中国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取得了重大进展。这种进展的一个特点，即认为应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客观地进行研究。同时，应把西方中心主义与源于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做出区分，因而可以使得我们在真正抛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能充分利用现代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的各种经过检验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来帮助我们从新的视角出发，来实事求是地看待与研究中国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这一切变化，导致了一种新视角的出现。对于中国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中的定位的变化，不过是这种新视角的一个体现。西方对明清中国经济看法的变化及其原因
李伯重
对明清中国经济状况的看法，在西方过去的几百年中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16世纪到18世纪末以前，西方对于当时中国的评价非常积极。伏尔泰、魁奈、亚当·斯密等，都把中国看作是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18世纪末开始转变，马尔嘎尼说中国是“一艘老旧的头等战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黑格尔以来，就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木乃伊式的国家，没有发生过变化，没有内在的动力。这样的看法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费正清提出“冲击——回应”论，认为中国是有变化的；但它是在外力的影响下发生的。
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也认为明清是没落的封建社会末期。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论者认为中国明清时期经济不是靠西方冲击下才发生变化的，并且，按照它自身的轨迹发展下去，可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西方，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比较接近的是所谓近代中国的理论，这是越战以来出现的一个新理论。美国当时一批中年的史学家认为中国在明清时期不是没有变化，因此，明清中国经济是有活力的。这一看法在西方虽然逐渐得到了接受，但他们的主流看法还是中国是一个停滞的、没有外力冲击就不能发生变化的国家。
到了最近十几年，西方的看法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90年代国际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对中国从汉代以来的ＧＤＰ作了计算，得出以下结论：1700年时，整个欧洲的ＧＤＰ和中国的ＧＤＰ差不多相等，此后，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中国的ＧＤＰ在世界ＧＤＰ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ＧＤＰ在世界ＧＤＰ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经济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增长幅度上，都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在他之前，美国有一位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就作过一个估计，乾隆十五年（1750）时，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是英国的17.3倍。在1830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产值是英国的3倍，法国的5.7倍。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仅为中国的40％。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更直接指出：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以致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的一半吸引了去。从他们这些看法来说，清代绝对不是一个停滞的时代，而且，清代经济的增长不是依靠外力，而是自己内部因素成长起来的。
虽然这些看法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它们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过去那种认为清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期的看法，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对清代中国经济进行重新评价。
西方对明清经济的看法为何会改变如此之大？我以为主要是由于视角的变化。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微不足道。按照安古斯·麦迪森的计算，在182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一直在衰落，而且是世界六大经济体（中国、欧洲、俄国、美国、印度、日本）中唯一出现人均ＧＤＰ下降的地区。到1952～1978年，中国的ＧＤＰ在全世界ＧＤＰ中的比重仅为5％，人均ＧＤＰ仅为全世界平均数的1／5到1／4。因此可以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贫穷国家。1979年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到了1995年，中国的ＧＤＰ在全世界ＧＤＰ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5％，迅速上升到10.9％，已超过日本（8.4％）和前苏联地区（2.2％）而仅次于欧洲（23.8％）和美国（20.9％）。依照一些西方权威经济学家的预测，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近20年来的增长率，那么在二三十年后，中国ＧＤＰ将超过美国。也就是说，在可以见到的未来，中国又将恢复其两百多年前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此背景下，研究者的心态也必然发生变化。
在国际史学界，近20年中对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批判也导致了中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研究视角的变化。过去之所以轻视中国的地位，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像英国那样通过工业革命进入近代化时代。然而近年来世界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表明：即使是在欧洲，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也是非常特殊的。例如，“原始工业化”学派学者就认为欧洲的早期工业化（即原始工业化）并不能导致近代工业化。故此，因为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就否认近代早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不正确的。由于在西方中心主义支配下的中国研究逐渐走入绝境，到了1970年代，以柯恩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展开了猛烈抨击。到了1990年代末，国际史学界对中国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取得了重大进展。这种进展的一个特点，即认为应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客观地进行研究。同时，应把西方中心主义与源于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做出区分，因而可以使得我们在真正抛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能充分利用现代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的各种经过检验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来帮助我们从新的视角出发，来实事求是地看待与研究中国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这一切变化，导致了一种新视角的出现。对于中国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中的定位的变化，不过是这种新视角的一个体现。
李伯重
对明清中国经济状况的看法，在西方过去的几百年中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16世纪到18世纪末以前，西方对于当时中国的评价非常积极。伏尔泰、魁奈、亚当·斯密等，都把中国看作是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18世纪末开始转变，马尔嘎尼说中国是“一艘老旧的头等战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黑格尔以来，就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木乃伊式的国家，没有发生过变化，没有内在的动力。这样的看法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费正清提出“冲击——回应”论，认为中国是有变化的；但它是在外力的影响下发生的。
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也认为明清是没落的封建社会末期。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论者认为中国明清时期经济不是靠西方冲击下才发生变化的，并且，按照它自身的轨迹发展下去，可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西方，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比较接近的是所谓近代中国的理论，这是越战以来出现的一个新理论。美国当时一批中年的史学家认为中国在明清时期不是没有变化，因此，明清中国经济是有活力的。这一看法在西方虽然逐渐得到了接受，但他们的主流看法还是中国是一个停滞的、没有外力冲击就不能发生变化的国家。
到了最近十几年，西方的看法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90年代国际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对中国从汉代以来的ＧＤＰ作了计算，得出以下结论：1700年时，整个欧洲的ＧＤＰ和中国的ＧＤＰ差不多相等，此后，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中国的ＧＤＰ在世界ＧＤＰ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ＧＤＰ在世界ＧＤＰ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经济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增长幅度上，都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在他之前，美国有一位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就作过一个估计，乾隆十五年（1750）时，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是英国的17.3倍。在1830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产值是英国的3倍，法国的5.7倍。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仅为中国的40％。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更直接指出：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以致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的一半吸引了去。从他们这些看法来说，清代绝对不是一个停滞的时代，而且，清代经济的增长不是依靠外力，而是自己内部因素成长起来的。
虽然这些看法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它们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过去那种认为清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期的看法，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对清代中国经济进行重新评价。
西方对明清经济的看法为何会改变如此之大？我以为主要是由于视角的变化。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微不足道。按照安古斯·麦迪森的计算，在182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一直在衰落，而且是世界六大经济体（中国、欧洲、俄国、美国、印度、日本）中唯一出现人均ＧＤＰ下降的地区。到1952～1978年，中国的ＧＤＰ在全世界ＧＤＰ中的比重仅为5％，人均ＧＤＰ仅为全世界平均数的1／5到1／4。因此可以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贫穷国家。1979年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到了1995年，中国的ＧＤＰ在全世界ＧＤＰ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5％，迅速上升到10.9％，已超过日本（8.4％）和前苏联地区（2.2％）而仅次于欧洲（23.8％）和美国（20.9％）。依照一些西方权威经济学家的预测，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近20年来的增长率，那么在二三十年后，中国ＧＤＰ将超过美国。也就是说，在可以见到的未来，中国又将恢复其两百多年前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此背景下，研究者的心态也必然发生变化。
在国际史学界，近20年中对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批判也导致了中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研究视角的变化。过去之所以轻视中国的地位，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像英国那样通过工业革命进入近代化时代。然而近年来世界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表明：即使是在欧洲，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也是非常特殊的。例如，“原始工业化”学派学者就认为欧洲的早期工业化（即原始工业化）并不能导致近代工业化。故此，因为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就否认近代早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不正确的。由于在西方中心主义支配下的中国研究逐渐走入绝境，到了1970年代，以柯恩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展开了猛烈抨击。到了1990年代末，国际史学界对中国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取得了重大进展。这种进展的一个特点，即认为应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客观地进行研究。同时，应把西方中心主义与源于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做出区分，因而可以使得我们在真正抛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能充分利用现代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的各种经过检验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来帮助我们从新的视角出发，来实事求是地看待与研究中国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这一切变化，导致了一种新视角的出现。对于中国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中的定位的变化，不过是这种新视角的一个体现。西方对明清中国经济看法的变化及其原因
李伯重
对明清中国经济状况的看法，在西方过去的几百年中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16世纪到18世纪末以前，西方对于当时中国的评价非常积极。伏尔泰、魁奈、亚当·斯密等，都把中国看作是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18世纪末开始转变，马尔嘎尼说中国是“一艘老旧的头等战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黑格尔以来，就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木乃伊式的国家，没有发生过变化，没有内在的动力。这样的看法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费正清提出“冲击——回应”论，认为中国是有变化的；但它是在外力的影响下发生的。
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也认为明清是没落的封建社会末期。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论者认为中国明清时期经济不是靠西方冲击下才发生变化的，并且，按照它自身的轨迹发展下去，可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西方，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比较接近的是所谓近代中国的理论，这是越战以来出现的一个新理论。美国当时一批中年的史学家认为中国在明清时期不是没有变化，因此，明清中国经济是有活力的。这一看法在西方虽然逐渐得到了接受，但他们的主流看法还是中国是一个停滞的、没有外力冲击就不能发生变化的国家。
到了最近十几年，西方的看法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90年代国际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对中国从汉代以来的ＧＤＰ作了计算，得出以下结论：1700年时，整个欧洲的ＧＤＰ和中国的ＧＤＰ差不多相等，此后，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中国的ＧＤＰ在世界ＧＤＰ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ＧＤＰ在世界ＧＤＰ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经济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增长幅度上，都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在他之前，美国有一位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就作过一个估计，乾隆十五年（1750）时，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是英国的17.3倍。在1830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产值是英国的3倍，法国的5.7倍。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仅为中国的40％。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更直接指出：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以致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的一半吸引了去。从他们这些看法来说，清代绝对不是一个停滞的时代，而且，清代经济的增长不是依靠外力，而是自己内部因素成长起来的。
虽然这些看法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它们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过去那种认为清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期的看法，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对清代中国经济进行重新评价。
西方对明清经济的看法为何会改变如此之大？我以为主要是由于视角的变化。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微不足道。按照安古斯·麦迪森的计算，在182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一直在衰落，而且是世界六大经济体（中国、欧洲、俄国、美国、印度、日本）中唯一出现人均ＧＤＰ下降的地区。到1952～1978年，中国的ＧＤＰ在全世界ＧＤＰ中的比重仅为5％，人均ＧＤＰ仅为全世界平均数的1／5到1／4。因此可以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贫穷国家。1979年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到了1995年，中国的ＧＤＰ在全世界ＧＤＰ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5％，迅速上升到10.9％，已超过日本（8.4％）和前苏联地区（2.2％）而仅次于欧洲（23.8％）和美国（20.9％）。依照一些西方权威经济学家的预测，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近20年来的增长率，那么在二三十年后，中国ＧＤＰ将超过美国。也就是说，在可以见到的未来，中国又将恢复其两百多年前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此背景下，研究者的心态也必然发生变化。
在国际史学界，近20年中对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批判也导致了中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研究视角的变化。过去之所以轻视中国的地位，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像英国那样通过工业革命进入近代化时代。然而近年来世界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表明：即使是在欧洲，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也是非常特殊的。例如，“原始工业化”学派学者就认为欧洲的早期工业化（即原始工业化）并不能导致近代工业化。故此，因为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就否认近代早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不正确的。由于在西方中心主义支配下的中国研究逐渐走入绝境，到了1970年代，以柯恩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展开了猛烈抨击。到了1990年代末，国际史学界对中国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取得了重大进展。这种进展的一个特点，即认为应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客观地进行研究。同时，应把西方中心主义与源于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做出区分，因而可以使得我们在真正抛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能充分利用现代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的各种经过检验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来帮助我们从新的视角出发，来实事求是地看待与研究中国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这一切变化，导致了一种新视角的出现。对于中国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中的定位的变化，不过是这种新视角的一个体现。
－－－"1995年，中国的ＧＤＰ在全世界ＧＤＰ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5％，迅速上升到10.9％，已超过日本（8.4％）"
这数据肯定大有问题，日本的GDP现在大约是四万多亿，中国才两万二三的样子。数字绝对不能乱搞。
这数据肯定大有问题，日本的GDP现在大约是四万多亿，中国才两万二三的样子。数字绝对不能乱搞。
原帖由 落日圆 于 2007-11-27 01:18 发表
－－－"1995年，中国的ＧＤＰ在全世界ＧＤＰ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5％，迅速上升到10.9％，已超过日本（8.4％）"
这数据肯定大有问题，日本的GDP现在大约是四万多亿，中国才两万二三的样子。数字绝对不能乱搞。
人家说的是按照购买力计算的GDP，不是按照汇率计算的GDP。而且中国按照汇率计算的GDP现在已经是三万多亿了。
有什么意思呢
4亿种田的打不过1万造枪的,不要被老外忽悠了
明清的GDP建立在表面的量上,已经没了活力,老朽一个;西方的建立在内在的质上,生机勃勃,16岁的少年人.
4亿种田的打不过1万造枪的,不要被老外忽悠了
明清的GDP建立在表面的量上,已经没了活力,老朽一个;西方的建立在内在的质上,生机勃勃,16岁的少年人.
在欧洲进行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GDP稳居世界第一是毫无疑问的，毕竟人口优势在那里摆着，农业时代就是拼人多。但是到了欧洲完成工业革命的近代，中国已经被远远甩在后面了。
计算古代的GDP因为没有足够数据，是件很随意的事情，所以讨论这种问题也没什么意义
不知道哪里来的明朝GDP数字,就是中国自己弄的现代化报告里, 最早也就推算到1700年.
农业社会的GDP有意义吗？看的无非就是人多和地好:o
以下摘录可不是来自什么山林野史，而是来自满清遗老遗少自己编写的《清史稿》哦。
康熙元年，吴川大饥。二年，合肥饥。三年春，揭阳饥。秋，交河、宁晋饥。四年春，曹州、兖州、东昌大饥。夏，惠来饥。秋，怀远饥。冬，乌城饥。六年，应山饥。七年，无极大饥。十年夏，海盐大饥。秋，临安、东阳大饥。十一年，永康、峡江、大冶饥。秋，遂安、汤溪大饥。十二年，乐亭大饥。十三年春，兴宁、镇平、京山大饥。十四年，东光饥。十五年春，大冶饥。夏，连平饥。十六年春，嘉应州大饥。夏，郧县、郧阳、郧西大饥。十七年秋，曲江饥。十八年春，真定府属饥。夏，兴宁、长乐、嘉应州、平远饥。秋，无为、合肥、庐江、巢县、博兴、乐安、临朐、高苑、昌乐、寿光大饥。冬，满城饥。
十九年春，江夏大饥。夏，大同、天镇饥。冬，万泉、遵化州、沧州饥。二十年夏，儋州、永嘉饥。二十一年春，桐乡饥。冬，信宜、真定、保安州饥。二十二年春，宜兴饥。秋，单县饥。二十三年春，济宁州、剡州、费县饥。秋，巴县、江安、罗田饥。二十四年春，沛县饥。二十五年秋，恭城大饥。冬，★城大饥。二十六年，博兴大饥。二十七年秋，蔚州饥。二十八年春，高邑、文登饥。夏，潜江大饥。秋，龙门饥。二十九年夏，黄冈、黄安、罗田、蕲州、黄梅、广济饥。秋，襄垣、长子、平顺饥。三十年春，昌邑饥。秋，顺天府、保安州、真定饥。三十一年春，洪洞、临汾、襄陵饥。夏，富平、盩厔、泾阳饥。秋，陕西饥。三十二年夏，庆阳饥。秋，湖州饥。三十三年，沙河饥。三十四年，毕节饥。三十五年夏，长宁、新安、★城饥。秋，大埔饥。三十六年夏，广宁、连平、龙川、海阳、揭阳、澄海、嘉应州大饥。秋，庆元、龙南、潜江、酉阳、江陵、远安、荆州、郧西、江陵、监利饥。
三十七年春，平定、乐平大饥，人相食。夏，济南、宁阳、莒州、沂水大饥。三十八年春，陵川饥。夏，婺源、费县饥。秋，金华饥。三十九年秋，西安、江山、常山饥。四十年，靖远饥。四十一年春，吴川大饥。夏，沂州、剡城、费县大饥。冬，庆云饥。四十二年夏，永年、东明饥。秋，沛县、亳州、东阿、曲阜、蒲县、滕县大饥。冬，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
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武定、滨州、商河、阳信、利津、沾化饥；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县、高密、胶州大饥，人相食。四十四年，凤阳府属饥。四十五年春，汉川、锺祥、荆门、江陵、监利、京山、潜江、沔阳、郧县、郧西饥。四十六年秋，东流、宿州饥。四十七年，平乡、沙河、钜鹿饥。四十八年春，无为、宿州饥。夏，沂城、剡城、邢台、平乡饥。秋，武进、清河饥。四十九年，阜阳饥。五十年，通州饥。五十一年，古浪饥。
五十二年春，苍梧饥，死者以千计。夏，长宁、连平、合浦、信宜、崖州、柳城饥。五十三年春，阳江饥。冬，汉阳、汉川、孝感饥。五十四年夏，临榆饥；遵化州大饥，人食树皮。五十五年春，顺天、乐亭饥。五十六年春，天台饥。五十七年，广济饥。五十八年春，日照饥。夏，静宁、环县饥。五十九年春，临潼、三原饥。夏，蒲县饥。六十年春，平乐、富川饥。夏，邢台饥。秋，咸阳大饥。冬，兖州府属饥。六十一年夏，井陉、曲阳、平乡、邢台饥。夏，蒙阴、沂水饥。秋，嘉兴、金华饥。冬，怀集饥。
雍正元年夏，通州饥。秋，嘉兴饥。二年春，蒲台大饥。夏，乐清、金华、嵊县饥。冬，英山饥。三年夏，顺德、胶州饥。冬，惠来饥。四年春，嘉应州饥。秋，澄阳江饥。五年冬，江陵、崇阳饥。七年，寿州饥。八年夏，肥城、武城饥。冬，铜陵大饥。九年春，肥城大饥，死者相枕藉；莒州、范县、黄县、招远、文登饥。夏，章丘、邹平大饥。冬，济南大饥。十年，崇明、海宁饥。十一年冬，上海、嘉兴饥。十二年秋，武进大饥。十三年秋，庆远府属大饥。冬，垣曲饥。
康熙元年，吴川大饥。二年，合肥饥。三年春，揭阳饥。秋，交河、宁晋饥。四年春，曹州、兖州、东昌大饥。夏，惠来饥。秋，怀远饥。冬，乌城饥。六年，应山饥。七年，无极大饥。十年夏，海盐大饥。秋，临安、东阳大饥。十一年，永康、峡江、大冶饥。秋，遂安、汤溪大饥。十二年，乐亭大饥。十三年春，兴宁、镇平、京山大饥。十四年，东光饥。十五年春，大冶饥。夏，连平饥。十六年春，嘉应州大饥。夏，郧县、郧阳、郧西大饥。十七年秋，曲江饥。十八年春，真定府属饥。夏，兴宁、长乐、嘉应州、平远饥。秋，无为、合肥、庐江、巢县、博兴、乐安、临朐、高苑、昌乐、寿光大饥。冬，满城饥。
十九年春，江夏大饥。夏，大同、天镇饥。冬，万泉、遵化州、沧州饥。二十年夏，儋州、永嘉饥。二十一年春，桐乡饥。冬，信宜、真定、保安州饥。二十二年春，宜兴饥。秋，单县饥。二十三年春，济宁州、剡州、费县饥。秋，巴县、江安、罗田饥。二十四年春，沛县饥。二十五年秋，恭城大饥。冬，★城大饥。二十六年，博兴大饥。二十七年秋，蔚州饥。二十八年春，高邑、文登饥。夏，潜江大饥。秋，龙门饥。二十九年夏，黄冈、黄安、罗田、蕲州、黄梅、广济饥。秋，襄垣、长子、平顺饥。三十年春，昌邑饥。秋，顺天府、保安州、真定饥。三十一年春，洪洞、临汾、襄陵饥。夏，富平、盩厔、泾阳饥。秋，陕西饥。三十二年夏，庆阳饥。秋，湖州饥。三十三年，沙河饥。三十四年，毕节饥。三十五年夏，长宁、新安、★城饥。秋，大埔饥。三十六年夏，广宁、连平、龙川、海阳、揭阳、澄海、嘉应州大饥。秋，庆元、龙南、潜江、酉阳、江陵、远安、荆州、郧西、江陵、监利饥。
三十七年春，平定、乐平大饥，人相食。夏，济南、宁阳、莒州、沂水大饥。三十八年春，陵川饥。夏，婺源、费县饥。秋，金华饥。三十九年秋，西安、江山、常山饥。四十年，靖远饥。四十一年春，吴川大饥。夏，沂州、剡城、费县大饥。冬，庆云饥。四十二年夏，永年、东明饥。秋，沛县、亳州、东阿、曲阜、蒲县、滕县大饥。冬，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
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武定、滨州、商河、阳信、利津、沾化饥；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县、高密、胶州大饥，人相食。四十四年，凤阳府属饥。四十五年春，汉川、锺祥、荆门、江陵、监利、京山、潜江、沔阳、郧县、郧西饥。四十六年秋，东流、宿州饥。四十七年，平乡、沙河、钜鹿饥。四十八年春，无为、宿州饥。夏，沂城、剡城、邢台、平乡饥。秋，武进、清河饥。四十九年，阜阳饥。五十年，通州饥。五十一年，古浪饥。
五十二年春，苍梧饥，死者以千计。夏，长宁、连平、合浦、信宜、崖州、柳城饥。五十三年春，阳江饥。冬，汉阳、汉川、孝感饥。五十四年夏，临榆饥；遵化州大饥，人食树皮。五十五年春，顺天、乐亭饥。五十六年春，天台饥。五十七年，广济饥。五十八年春，日照饥。夏，静宁、环县饥。五十九年春，临潼、三原饥。夏，蒲县饥。六十年春，平乐、富川饥。夏，邢台饥。秋，咸阳大饥。冬，兖州府属饥。六十一年夏，井陉、曲阳、平乡、邢台饥。夏，蒙阴、沂水饥。秋，嘉兴、金华饥。冬，怀集饥。
雍正元年夏，通州饥。秋，嘉兴饥。二年春，蒲台大饥。夏，乐清、金华、嵊县饥。冬，英山饥。三年夏，顺德、胶州饥。冬，惠来饥。四年春，嘉应州饥。秋，澄阳江饥。五年冬，江陵、崇阳饥。七年，寿州饥。八年夏，肥城、武城饥。冬，铜陵大饥。九年春，肥城大饥，死者相枕藉；莒州、范县、黄县、招远、文登饥。夏，章丘、邹平大饥。冬，济南大饥。十年，崇明、海宁饥。十一年冬，上海、嘉兴饥。十二年秋，武进大饥。十三年秋，庆远府属大饥。冬，垣曲饥。
乾隆元年夏，海阳饥。三年秋，平阳饥。四年春，葭州饥。夏，砀山饥。五年，巩昌、秦州、庆阳等处饥。六年，甘肃陇右诸州县大饥。七年春，山阳饥。夏，宜都饥。秋，亳州饥。八年春，南昌、饶州、广信、抚州、瑞州、袁州、赣州各府大饥。夏，天津、深州二十八州县饥。九年，高邑大饥。十年，正定、赞皇、无极、★城、元氏等县饥。十一年春，沾化饥。夏，庆云、宁津饥。十二年，曹州、博山、高苑、昌乐、安丘、诸城、临朐饥。十三年春，曲阜、宁阳、济宁、日照、沂水饥。夏，福山、栖霞、文登、荣成饥，栖霞尤甚，鬻男女。
十四年春，安丘、诸城、黄县大饥，饿殍载道，鬻子女者无算。十五年秋，广信饥。十六年春，福山、栖霞饥，民多饿死。夏，南昌、广信饥。冬，建德饥。十七年春，全州饥。夏，同官、洵阳、白河饥。冬，房县饥。十八年春，庆元饥。秋，郧县饥。十九年，罗田饥。二十年，溧水、通州饥。二十一年春，青浦、东流、湖州、石门、金华饥。夏，沂州、武城饥。冬，济南府饥。二十二年夏，博白饥。秋，掖县饥。二十三年春，翁源、苍梧饥。夏，日照饥。二十四年秋，陇右诸州县大饥。二十五年，平定、潞安、长子、长治、和顺、天门饥。二十六年，江夏、随州、枝江饥。二十七年春，济南饥。夏，枣强、庆云饥。
二十八年夏，永年、永昌大饥。二十九年秋，东光大饥。三十年春，桐庐饥。秋，吉安、广信、袁州、抚州饥。冬，威远饥。三十一年，济南、新城、德州、禹城饥。三十二年冬，池州大饥。三十三年夏，沂水、日照大饥。三十四年，溧水、太湖、高淳饥。三十五年，兰州、巩昌、秦州各属大饥。三十六年夏，会宁、肥城大饥。秋，新城、宁陕 饥。三十八年秋，文登、荣成饥。三十九年秋，秦州、镇番大饥。四十年，溧水、武进、高邮、南陵大饥。四十二年秋，陆川饥。
四十三年，全蜀大饥，立人市鬻子女；江夏、武昌等三十一州县饥。四十四年春，南漳、光化、房县、随州、枝江饥。夏，秦州属饥。四十五年秋，江陵、保康饥。四十七年，滦州、昌黎、临榆饥。四十八年春，黄县饥。秋，绥德州饥。四十九年春，葭州饥。夏，来凤饥。五十年春，宜城、光化、随州、枝江大饥，人食树皮。夏，章丘、邹平、临邑、东阿、肥城饥。秋，寿光、昌乐、安丘、诸城大饥，父子相食。
五十一年春，山东各府、州、县大饥，人相食。五十二年，临榆大饥。五十三年秋，文登、荣成饥。五十四年夏，宜都饥。五十五年秋，禹城饥。五十六年，邢台等八县饥。五十七年，唐山、宁津、武强、平乡饥，民多饿毙。五十八年春，常山饥。五十九年，清苑、望都、蠡县饥。六十年春，蓬莱、黄县、栖霞饥。夏，麻城饥。
（清史稿.灾异志）
从中可以看出，所谓的“康乾盛世”几乎无年不饥，而像“大饥”、“人相食”、“民死大半”、“死者枕藉”、“死者以千计”、“鬻男女”、“鬻子女者无算”、“饿殍载道”、“民多饿死”、“父子相食”这些描述触目惊心，尤其是所谓“明君”康熙统治期间，居然发生了四次“人相食”的大饥荒，这就是所谓的“明君”吗？这就是所谓的“盛世”吗？
有个网友说得好：“盛世”嘛，总要拿“盛世”的标准来看嘛，要是跟别的年代都差不多咋能叫“盛世”。要不然就把“盛世”的皮扒掉。
十四年春，安丘、诸城、黄县大饥，饿殍载道，鬻子女者无算。十五年秋，广信饥。十六年春，福山、栖霞饥，民多饿死。夏，南昌、广信饥。冬，建德饥。十七年春，全州饥。夏，同官、洵阳、白河饥。冬，房县饥。十八年春，庆元饥。秋，郧县饥。十九年，罗田饥。二十年，溧水、通州饥。二十一年春，青浦、东流、湖州、石门、金华饥。夏，沂州、武城饥。冬，济南府饥。二十二年夏，博白饥。秋，掖县饥。二十三年春，翁源、苍梧饥。夏，日照饥。二十四年秋，陇右诸州县大饥。二十五年，平定、潞安、长子、长治、和顺、天门饥。二十六年，江夏、随州、枝江饥。二十七年春，济南饥。夏，枣强、庆云饥。
二十八年夏，永年、永昌大饥。二十九年秋，东光大饥。三十年春，桐庐饥。秋，吉安、广信、袁州、抚州饥。冬，威远饥。三十一年，济南、新城、德州、禹城饥。三十二年冬，池州大饥。三十三年夏，沂水、日照大饥。三十四年，溧水、太湖、高淳饥。三十五年，兰州、巩昌、秦州各属大饥。三十六年夏，会宁、肥城大饥。秋，新城、宁陕 饥。三十八年秋，文登、荣成饥。三十九年秋，秦州、镇番大饥。四十年，溧水、武进、高邮、南陵大饥。四十二年秋，陆川饥。
四十三年，全蜀大饥，立人市鬻子女；江夏、武昌等三十一州县饥。四十四年春，南漳、光化、房县、随州、枝江饥。夏，秦州属饥。四十五年秋，江陵、保康饥。四十七年，滦州、昌黎、临榆饥。四十八年春，黄县饥。秋，绥德州饥。四十九年春，葭州饥。夏，来凤饥。五十年春，宜城、光化、随州、枝江大饥，人食树皮。夏，章丘、邹平、临邑、东阿、肥城饥。秋，寿光、昌乐、安丘、诸城大饥，父子相食。
五十一年春，山东各府、州、县大饥，人相食。五十二年，临榆大饥。五十三年秋，文登、荣成饥。五十四年夏，宜都饥。五十五年秋，禹城饥。五十六年，邢台等八县饥。五十七年，唐山、宁津、武强、平乡饥，民多饿毙。五十八年春，常山饥。五十九年，清苑、望都、蠡县饥。六十年春，蓬莱、黄县、栖霞饥。夏，麻城饥。
（清史稿.灾异志）
从中可以看出，所谓的“康乾盛世”几乎无年不饥，而像“大饥”、“人相食”、“民死大半”、“死者枕藉”、“死者以千计”、“鬻男女”、“鬻子女者无算”、“饿殍载道”、“民多饿死”、“父子相食”这些描述触目惊心，尤其是所谓“明君”康熙统治期间，居然发生了四次“人相食”的大饥荒，这就是所谓的“明君”吗？这就是所谓的“盛世”吗？
有个网友说得好：“盛世”嘛，总要拿“盛世”的标准来看嘛，要是跟别的年代都差不多咋能叫“盛世”。要不然就把“盛世”的皮扒掉。
哪朝哪代没有饥荒？
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多少？:L :L
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多少？:L :L
有饥荒还自称“盛世”？！清朝往脸上贴金的功夫不输棒子。;P
原帖由 历史研究者 于 2007-11-28 19:06 发表
有饥荒还自称“盛世”？！清朝往脸上贴金的功夫不输棒子。;P
饥荒是前工业社会的常见现象。
要不要我贴出开元盛世的饥荒给你看啊？
回到某网搬救兵去吧，你这样的，唯一的作用就是被当成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