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如何在九一八事变时击败日本军

去年是九一八事变七十五周年，我举国上下举行了隆重的纪念的活动，显示了我族不忘国耻，正视历史的高尚爱国主义情操。但很少有人包括我国的专业人士去关注九一八事变期间中日双方的国力军力，以及中国当时能否打赢一场中日战争？，仅凭笼统的政治观点---蒋委员长的一纸严令“卿当明了，此时决非对日作战之良机”，就断定那只是一个政党领导人犯的政治错误和侵略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显然过于武断且于后世无补。兵棋推演这一段历史不是在跟历史开玩笑，应承认历史不会重演，人类每前进一步无一不是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亦为常识所支持。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战前的备战至关重要。1925年，孙总理由广州经日本到北京去与以段琪瑞为首的北洋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借机揭穿北洋军阀假和平的面具，为广州国民军的北伐做好舆论准备，并秘密派人与西北的冯玉祥和阎西山部联络，结为军事同盟，在西北方向牵制直奉军的兵力。广州方面，在桂系李宗仁加入国民党愿意协力北伐，以及由苏俄军事顾问团训练的黄埔军官团达到一定规模和一批苏制重武器的运到的前提下实施北伐，争取两年内扫清北洋军阀，再造中华神州。第一年，首先打败直赣系军阀占据富庶的沿江和东南沿海五省。第二年，北伐军在经过短暂的休整后，渡江会同西北冯，阎部合击直鲁奉联军，同时在北伐过程中国民政府认真执行新三民主义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使北伐受到广大国民的拥护，同时也能对北伐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新地方割据势力进行铲除，发动起来的民众力量也会使新军阀“拥兵自重”的念头不敢发。北伐军在中原地带击败直奉鲁的联军主力后，迅速向平津进军，争取在1927年10月10日“双十节”这天举行北平入城仪式，从而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新疆，热河，察合尔宣布服从中央政府后，劝说退居东北的张学良易帜，张少帅在国耻家仇的情况下毅然易帜，从而避免了日本军的过早干涉。                             

大约在1928年春，国民政府完成了北伐军事行动，接下来就要处理北伐过程中产生的新军阀的问题。据统计，1928年中国军队曾达到220万，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地方部队，数量庞大的地方军队严重阻碍着中央集权和中国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国民政府可以在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广泛深入开展和国民政府受到广大国民拥护的前提下，向新军阀摊牌。首先在给予新军阀首领以高官厚禄前提下，促使其交出兵权。进而以消除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差别为由，规定地方军队从营级到军级指挥官均要到黄埔军校接受一年的“新三民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并向他们许诺一年后他们可以官复原职。相信他们不敢违背国民要求结束内战的愿望，一意孤行，重燃内战，重蹈北洋军阀的覆辙。同时由于中央政府控制了东南沿海富庶地区和垄断了关税，尤其中央有能打仗的“黄埔军官团”也会使新军阀认识到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在新军阀交出兵权后，中央政府就要认真考虑对日作战问题，并认识到三年之内中日必有一战，国民政府必须在各方面做好战争准备。         

军队正规化建设方面，在地方军军官进黄埔接受再教育后，从中央军中抽调军官对地方军队进行接管并裁掉其军中的老，弱，病，残，匪兵，保留一支三十个师（四十五万）规模的军队，中央军保留三十个师，另外保留二十个师作为地方剿匪部队，这样就保留了九十万的正规部队和三十万的预备役部队。这样的军队规模在土改前，须耗掉政府预算的百分六十（土改前政府的税率只有百分之七点五），尽管财政压力很大，但还是可以承受的---蒋委员长统计过。接下来就要和同受凡尔赛和约不公平待遇的德国进行广泛的军事合作，以提升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从历史上德国在1928年就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团和当时的德总统兴登保亲自接见蒋纬国看，两国开展军事合作不存在问题）。首先国民政府向当时的德国政府发出邀请，希望德能派遣500名德国军事顾问（100名军事指挥官，100名工程测绘军官和士官，100名后勤保障军官和士官，100名参谋军官和100名炮兵军官和士官），帮助中国培训三万名军官和士官。同时作为中德友好的一部分，中国答应在三年内大量购买德国军火，并向德国出口德必需的战略物资（如稀有金属，橡胶等）。同时国民政府通过驻德大使馆聘请500名德军退役军官到中国军队出任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改组军队。在军队编制方面，中国国防军应在1928年90万基础上逐年递增60万，以期达到210万规模对日本陆军形成五比一数量优势（当时日陆军有20个师团约40兵力），在新军训练方面，应进行严格训练以祢补火力不足。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仿德国参谋制度设总参谋部具体负责军队的指挥和训练。军事组织方面，实行一个方面军（约三十万）辖三个集团军，一个集团军（约十万）辖六个步兵师和集团军直属部队，一个步兵师（约15000人）辖四个步兵团，一个骑兵营，一个工兵营，一个运输营，一个特务/侦察营，一个医护连，一个警卫连，一个炮连和一个通信连。一个步兵团（约3000人）辖五个步兵营，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骑兵连，一个运输连，一个通信排和工兵排。一个步兵营（约500人）辖四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班（两挺重机枪）。一个步兵连（约120人配备两挺轻机枪）辖四个步兵排（一个步兵排约三十人）。其中三个方面军部署在东北三省，两个方面军部署在北平和天津，一个方面军部署在山东半岛，一个方面军部署在上海。

在陆军武器装备方面，从德国引进105mm榴弹炮生产线和改良中国的“汉阳造”--仿毛瑟使其射速稳定在15发/分以上，仿造180万杆改良型口径7.9mm1898K毛瑟步枪，仿造3万挺马克辛机枪配属步兵营或步兵连使用，仿造10万支冲锋枪主要配备工兵使用和制造10万支手枪配给军官使用。同时组建一支拥有10000门火炮和迫击炮（储备1000万发炮弹）的炮兵部队，包括国防部直属的八个205mm铁路机动榴弹炮连（一个炮连12门）共108门，作为战略打击力量。七个方面军直属155mm榴弹炮营（辖三个炮兵连，一个连有12门）共250门左右。二十一个集团军直属105mm榴弹营共750门左右。126个师直属76mm榴弹连共1500门左右和约600个团属迫击炮连（12门）或迫击炮班（2门）共7500门左右。迫击炮口径应定位为60mm,80mm（身管长为口径的十倍左右以利近距离反堑壕作战）,120mm（身管长为口径的十五倍以利远程火力支援和祢补师属火力不足）.上述火炮除155mm和205mm榴弹炮无法仿造外须直接进口外，其它均自行仿造以节约成本和利于战时生产。完成上述采购后，接下来就要订购美国的半履带卡车(载重10吨左右），争取采购20000辆卡车和足够的零部件以满足基本的补给运输需要。

空军装备方面，从捷克购进500架先进战机（200架歼击机，200架轰炸机，100架侦察机），培训2500名飞行员和2500名地勤人员，组建10支工程营（一支500人左右）以利在战时在战区附近迅速组建新机场，组建20个机场防空连，一个防空连（100人左右）装备4门37mm高射炮和6挺7.62mm高射机枪。

海军装备方面，重点是在德国海军的秘密帮助下组建一支水下潜艇部队（10艘左右），主要用于对日本的海上补给线开展破袭战。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从美英等国购进数艘轻型巡洋舰和试着仿造吨位小的驱逐舰，主要用于配合海岸炮台进行近海防御。

最后，在全军实行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委员设置到营级，各级政委主要负责对全军进行新三民主义教育和鼓舞士气。从当时苏军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和日军设立教育总监看，军队政治化是历史发展潮流，也是武器落后的国家克敌制胜的重要思想武器。

政治方面，在农村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政策，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土地，从根本上清除坐吃山空的地主阶层。同时实行土地国有政策，禁止土地私人买卖以防止新地主阶层的产生。在城镇承认工会合法化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以缓和阶层矛盾，注意处理好与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促使他们参与国民政府施政而非对抗国民政府。同时严厉惩治国民政府中出现的贪官污吏，以清正廉洁的新政府形象取信于民，民悦则思奋，将大大有利于战时的动员。

经济预算方面，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87亿中国元（银元），约合7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为农业产值，三分之一为现代工业和手工业产值。考虑到1953年人民政府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后，当年的财政年收入就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三十，国民政府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后，其财政年收入亦可在短期内成倍增长达到年收入20亿美元，除留足地方预算8亿美元外，中央每年还有12亿美元财政收入。在中央财政支出方面，军费支出占总支出的百分六十，三年内可达到22亿美元，其中陆军军费18亿美元（12亿用于军事采购，2亿用于武器保养与维修，1亿用于军事演练，3亿用于官兵生活费）。空军军费1.5亿美元（5000万元用于飞机及其零部件采购，5000万元用于人员训练，5000万元用于机场维护和人员生活费）。海军军费2.5亿美元（1.5亿美元用于采购，1亿美元用于平时演练和官兵生活费）。
每年按计划在重化学工业建设项目上投入5亿美元，三年内投入15亿美元组建150家大型重化学工业工厂，从而奠定基本的国防工业基础，其中重点争取钢产量达到100万吨（相当于同期日本钢产量200万吨的二分之一）。

外交方面，首先，稳住日本使其继续沉浸在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里，进而搞好与美英两国的关系，利用两国的舰队作为在外交上制横日本的砝码，由于两国在一战后同时陷入对待侵略的绥靖主义，因此对美英在战时的军事援助所报的期望不应太大。奉行对苏俄友好的外交政策，以便苏俄在战时向中国出售军火和战时向远东增兵起到牵制日军的作用。

敌国日本方面，1936年日本军事预算是24亿日元约合四亿美元，由于一战结束后十年里日本国内流行反军国主义运动，限制了军备的大规模投入。其整个二十年代的军费不会超过30亿美元（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才开始重整军备），其中又不得不把军费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与美国开展海军军备竞赛。当时日本陆军编有二十个师团约四十万人，拥有1000门火炮（多为75mm榴弹炮）和3000门迫击炮。在坦克装甲方面，由于当时坦克技术的不成熟尤其是无线电通信技术的不发达限制了坦克的使用，当时两国都未大量装备装甲部队，当时两国陆军还是主要依靠步炮部队的协同进行作战。

1931年9月18日夜，一名日本关东军大尉带着一名工兵前进到南满铁路的柳条湖段停了下来，安放下早已准备好的炸药包，点燃它后离开，随着静夜里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躲在远处的日军大尉露出了难以抑制的兴奋神情，拿出了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关东军本庄繁守备大队长报告“任务完成”。紧接着本庄繁大队长命令早已装弹待发的两门刚从日本国内运到203mm榴弹炮向中国军队驻地沈阳附近的东大营开炮，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日军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事变爆发时只在东北部署了三个师团和在鸭绿江边部署了一个师团，面对中国军队的绝对优势兵力，关东军幻想通过突袭和强攻迅速击败中国军队，开战之初，就集中了三个师团猛攻驻守在东大营的中国第一方面军，在鸭绿江一侧的日军另一师团也越界向沈阳开进。面对日军的突袭，中国军队迅速做出了反应，在南京成立了以孙总理为首的战时大本营全权负责对日作战，命令驻守东大营的中国第一方面军固守东大营，同时命令驻守长春的第二方面军沿铁路线迅速向沈阳靠拢以堵截从鸭绿江开来的日军，命令驻守锦州的第三方面军迅速向关东军侧后运动切断沈阳至大连的铁路线和配合第一方面军包歼日本关东军。突袭东大营的6万日本关东军受到30万中国第一方面军的顽强抵抗，由于第一方面军在火力和兵力上均占优势，关东军陷入苦战且损失惨重。日军鸭绿江师团以每天50公里的速度向沈阳急行军，一周后被中国第二方面军堵截和包围，2万鸭绿江师团在30万第二方面军的围攻下迅速陷入绝境。同时在东大营的第一方面军会同从锦州赶来的第三方面军展开了对关东军的反攻，并以十倍于关东军的兵力包围了关东军。
战事进入第二阶段，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按照事先拟订的计划迅速胁迫日本政府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和发布动员令。日本外相发表声明称“满洲事变”将在三个月内解决。日本军部迅速动员在日本国内的十三个师团（不包括在朝鲜的一个留守师团，在台湾的一个师团和分布于南库叶岛及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个师团），并宣布进行全民总动员，大量征召预备役人员。按照日军在日俄战争时的动员速度，日俄战争爆发后半年时间内，日军迅速由原有的25万动员为50万。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有4800万人口，1931年日本约有6500万人口，再加上日本国力在日俄战争结束至1931年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壮大，它的动员速度会更快，估计三个月内，日本陆军会在原有40万基础上迅速扩充至原来的二到三倍达到100万左右，但新兵至少需一个月的训练才能投入战斗。考虑到当时日本的海运能力有限，日本每月至多可把25万兵力及装备投入战区。相对日军海运，中国军队有铁路运输优势。二战末期，苏俄在三个月内从欧洲向远东运送了上百万兵力及装备。而北平至沈阳的运输线比西伯利亚运输线要短好几倍，中国完全可以做到每月向东北战区投入两个方面军及装备。
针对日本的扩大侵略政策，国民政府战时大本营迅速发出全民动员令，计划每月动员三十个师45万人作为预备役部队用于补充正规部队。同时向东北战区调运驻守在北平和天津的第四方面军和第五方面军。命令驻守在山东半岛的第六方面军和驻守在上海的第七方面军处于待命出动状态。1938年的台儿庄会战，中国军队投入了五六十万军队与五六万日军作战十三天毙伤日军约一万八千人左右，即每天1500人左右。沈阳会战之初，中国军队投入三个方面军90万军队围歼8万日军，大约需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把8万日军歼灭。在这一个月时间内日军将向战区增援12个师团24万部队。中国的第四方面军和第五方面军将担任阻敌增援任务，由于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可以派出骑兵部队破袭沈阳至大连段的铁路线和炸毁鸭绿江上的一切桥梁，致使日军的增援速度减缓。中国军队则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在沈阳附近部署重兵以逸待劳，同时派遣小股部队袭击增援日军的补给线延缓日军增援和为围歼日军的中国军队争取时间。战争爆发后，日军一次运送三个师团的人员和装备在大连港登陆并向沈阳开进，与此同时中国的第四方面军运抵沈阳并作好了战斗准备。日军援军长途跋涉一周时间进抵沈阳附近，与既设阵地上的中国第四方面军展开激战，由于第五方面军占有兵力火力优势，日军援军未完成解围任务且损失惨重。当第二批日军援军到来时，中国的第五方面军也已抵达，中日双方在沈阳附近展开了会战，且规模愈来愈大。一个月后，被围的8万日军被中国军队全部歼灭，包围日军的中国第一，第二，第三方面军这时可以腾出手来协助中国第四，第五方面军展开对日军增援部队的反击。这时的日军几乎全部投入它所能投入的现役部队，而中国的第六，第七方面军还在源源不断地开来，于是日军开始投入它的预备役部队，这时中国的预备役部队则顺利完成了对中国沿海港口的接防。随着战事爆发和战场上中国军队不断取得胜利，中国国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报名参军和捐钱捐物支援中国军队抗战。此时国际方面也纷纷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美英两国开始向远东调派舰队，战事爆发后，美英舰队从动员，航行到可以投入战斗需三个月时间，这也是战事爆发时日本外相对外宣称三个月内解决“满洲事变”的理论依据。

战事进入第三个阶段，战事爆发的两个月内，日军先后向战区投入50多万部队包括20多万预备役部队，中国则投入七个方面军与日军对抗，按照台儿庄毙伤日军速度，此时的中国军队毙伤日军达到了三十万人，此时中国军队相对日军仍有七到八倍的兵力优势和三到四倍的火力优势（按照中日两军伤亡一比一推算），日军仍处于被分割围歼的境地，其中大量的伤员又防碍了日军的突围速度，被分割包围的日军只能固守待援。以孙总理为首的中国战时大本营在中国军队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后，制定了打出国门的作战计划，以造成外交谈判上的有利态势。具体部署如下，中国的一个方面军在得到休整补充后，命令其渡过结冰的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作战，其目标是攻占平壤，由于日军只在朝鲜部署了一个留守师团，中国一个方面军可以顺利完成作战计划。战事进入第三个月，中国军队在辽东半岛继续围歼日军，毙伤日军的速度超过了日军的增援速度，中国的一个方面军在得到休整和补充后开始进入朝鲜境内作战，并迅速击溃日军在朝鲜的留守师团，攻占平壤。迫使日军由向辽东半岛增兵改为向朝鲜半岛增兵，这样也等于陷辽东半岛上的日军于死地的地步。同时在美英苏的联合调停下，中日开始战争谈判，谈判初期，日本外交代表无视日军在战场上处于不利地位，仍要求中国方面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并对战争期间给日本造成的财产和人员损失进行赔偿。中国方面则强烈要求日方命令侵入辽东半岛的日军立即无条件投降，并对日军给中国方面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因此谈判陷入僵局。战事进一步向前发展，日军继续向朝鲜半岛增兵以确保朝鲜这把插向日本的匕首不落入中国之手，同时侵入辽东半岛的日军在中国军队的围攻下残存不足三十万，其中包括三分之一的伤员，大量的伤员运不出去，严重拖累了日军的突围作战。三个月后，美英舰队开到远东，并开始对开往中国的中立国船只进行武力护航。同时苏俄也积极向远东增兵，其中在中东铁路线上部署了一个集团军，在朝鲜北部边界和库叶岛北部部署了一个步兵军，牵制了日军，使其不敢把全部兵力用于中国战场。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日本军部向辽东半岛投入四十个师团八十万兵力，其中伤亡达五十万以上，超过了日俄战争时期日军的损失，向朝鲜半岛投入五个新编师团十万兵力与一个中国方面军三十万兵力处于相持阶段。此时的日本国内只有三个新编师团作为预备役部队，继续打下去明显力不从心，因此日本军部也同意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满洲事变”。此时的中国方面虽然在战场上掌握了主动权，先后向战场一线投入270万军队。但中国国内的150家重化学工厂最多只能支撑150万军队进行持久作战，有近一半的军火需要进口，其中大部分又要通过海运，而此时日本海军完全掌握了中国东部沿海的制海权，如果此时的日本海军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严禁战略物资运往中国，很快中国军队就会陷入被动境地，能不能继续打下去将成为问题。如果日本军部为了扭转战局，摆出一副不惜与美英一战也要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架势，很可能会吓坏奉行奉绥靖主义政策的美英政府，进而促使美英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政府做出不必要的让步以维护美英两国的在华利益。此时的国民政府考虑到这些不利的因素，也准备作出必要的让步，其中包括允许侵入辽东半岛的日军携带武器体面撤出辽东半岛和进入朝鲜作战的中国军队撤回国内，日本的对华战争赔款也可适当减少。但减少的底线不能低于甲午中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战争赔款数额。高额的赔款可以确保日本在短期内不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投入，同时也为战后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争取了时间。迫于战局愈来愈不利和美英苏的军事压力，日本战时政府被迫在1931年12月28日夜签定停战条约，基本满足了中国方面的正当要求。条约包括：日军撤出辽东半岛，废除中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日本对中国赔款50亿日元，三年内偿清。日本在朝鲜驻军不得超过三十万，中国军队由朝鲜撤回国内。至此九一八事变以中国方面的胜利告终。九一八事变从1931年9月18日到1931年12月28日一共持续了100天，在此期间中国军队一共毙伤60余万日军，包括毙敌30万，是日俄战争时期日军阵亡的三倍，其中几乎全部是精锐部队，日本陆军遭此沉重打击，在短期内难以重振。中国军队虽然在这场战争中也伤亡也60多万人，但此役的胜利使中国军队树立了战胜异族军队的信心，今后的发展壮大也会愈加顺利。
和约签定后三天是中国的元旦节，在举国欢庆的这一天，孙总理通过通过广播向广大热情迸发的国民发出号召，呼吁国民把在九一八期间的抗战热情投入到即将开展的工业化建设当中去，把中国建设为一个更为强盛国家。当天夜，孙总理在国防部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孙总理在会上预言十年内中日还会有一战，希望在座的将领们精诚团结，为再次彻底打败日军的侵犯而努力。



部分资料来源《剑桥中国史》费正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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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战前的备战至关重要。1925年，孙总理由广州经日本到北京去与以段琪瑞为首的北洋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借机揭穿北洋军阀假和平的面具，为广州国民军的北伐做好舆论准备，并秘密派人与西北的冯玉祥和阎西山部联络，结为军事同盟，在西北方向牵制直奉军的兵力。广州方面，在桂系李宗仁加入国民党愿意协力北伐，以及由苏俄军事顾问团训练的黄埔军官团达到一定规模和一批苏制重武器的运到的前提下实施北伐，争取两年内扫清北洋军阀，再造中华神州。第一年，首先打败直赣系军阀占据富庶的沿江和东南沿海五省。第二年，北伐军在经过短暂的休整后，渡江会同西北冯，阎部合击直鲁奉联军，同时在北伐过程中国民政府认真执行新三民主义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使北伐受到广大国民的拥护，同时也能对北伐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新地方割据势力进行铲除，发动起来的民众力量也会使新军阀“拥兵自重”的念头不敢发。北伐军在中原地带击败直奉鲁的联军主力后，迅速向平津进军，争取在1927年10月10日“双十节”这天举行北平入城仪式，从而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新疆，热河，察合尔宣布服从中央政府后，劝说退居东北的张学良易帜，张少帅在国耻家仇的情况下毅然易帜，从而避免了日本军的过早干涉。                             

大约在1928年春，国民政府完成了北伐军事行动，接下来就要处理北伐过程中产生的新军阀的问题。据统计，1928年中国军队曾达到220万，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地方部队，数量庞大的地方军队严重阻碍着中央集权和中国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国民政府可以在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广泛深入开展和国民政府受到广大国民拥护的前提下，向新军阀摊牌。首先在给予新军阀首领以高官厚禄前提下，促使其交出兵权。进而以消除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差别为由，规定地方军队从营级到军级指挥官均要到黄埔军校接受一年的“新三民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并向他们许诺一年后他们可以官复原职。相信他们不敢违背国民要求结束内战的愿望，一意孤行，重燃内战，重蹈北洋军阀的覆辙。同时由于中央政府控制了东南沿海富庶地区和垄断了关税，尤其中央有能打仗的“黄埔军官团”也会使新军阀认识到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在新军阀交出兵权后，中央政府就要认真考虑对日作战问题，并认识到三年之内中日必有一战，国民政府必须在各方面做好战争准备。         

军队正规化建设方面，在地方军军官进黄埔接受再教育后，从中央军中抽调军官对地方军队进行接管并裁掉其军中的老，弱，病，残，匪兵，保留一支三十个师（四十五万）规模的军队，中央军保留三十个师，另外保留二十个师作为地方剿匪部队，这样就保留了九十万的正规部队和三十万的预备役部队。这样的军队规模在土改前，须耗掉政府预算的百分六十（土改前政府的税率只有百分之七点五），尽管财政压力很大，但还是可以承受的---蒋委员长统计过。接下来就要和同受凡尔赛和约不公平待遇的德国进行广泛的军事合作，以提升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从历史上德国在1928年就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团和当时的德总统兴登保亲自接见蒋纬国看，两国开展军事合作不存在问题）。首先国民政府向当时的德国政府发出邀请，希望德能派遣500名德国军事顾问（100名军事指挥官，100名工程测绘军官和士官，100名后勤保障军官和士官，100名参谋军官和100名炮兵军官和士官），帮助中国培训三万名军官和士官。同时作为中德友好的一部分，中国答应在三年内大量购买德国军火，并向德国出口德必需的战略物资（如稀有金属，橡胶等）。同时国民政府通过驻德大使馆聘请500名德军退役军官到中国军队出任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改组军队。在军队编制方面，中国国防军应在1928年90万基础上逐年递增60万，以期达到210万规模对日本陆军形成五比一数量优势（当时日陆军有20个师团约40兵力），在新军训练方面，应进行严格训练以祢补火力不足。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仿德国参谋制度设总参谋部具体负责军队的指挥和训练。军事组织方面，实行一个方面军（约三十万）辖三个集团军，一个集团军（约十万）辖六个步兵师和集团军直属部队，一个步兵师（约15000人）辖四个步兵团，一个骑兵营，一个工兵营，一个运输营，一个特务/侦察营，一个医护连，一个警卫连，一个炮连和一个通信连。一个步兵团（约3000人）辖五个步兵营，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骑兵连，一个运输连，一个通信排和工兵排。一个步兵营（约500人）辖四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班（两挺重机枪）。一个步兵连（约120人配备两挺轻机枪）辖四个步兵排（一个步兵排约三十人）。其中三个方面军部署在东北三省，两个方面军部署在北平和天津，一个方面军部署在山东半岛，一个方面军部署在上海。

在陆军武器装备方面，从德国引进105mm榴弹炮生产线和改良中国的“汉阳造”--仿毛瑟使其射速稳定在15发/分以上，仿造180万杆改良型口径7.9mm1898K毛瑟步枪，仿造3万挺马克辛机枪配属步兵营或步兵连使用，仿造10万支冲锋枪主要配备工兵使用和制造10万支手枪配给军官使用。同时组建一支拥有10000门火炮和迫击炮（储备1000万发炮弹）的炮兵部队，包括国防部直属的八个205mm铁路机动榴弹炮连（一个炮连12门）共108门，作为战略打击力量。七个方面军直属155mm榴弹炮营（辖三个炮兵连，一个连有12门）共250门左右。二十一个集团军直属105mm榴弹营共750门左右。126个师直属76mm榴弹连共1500门左右和约600个团属迫击炮连（12门）或迫击炮班（2门）共7500门左右。迫击炮口径应定位为60mm,80mm（身管长为口径的十倍左右以利近距离反堑壕作战）,120mm（身管长为口径的十五倍以利远程火力支援和祢补师属火力不足）.上述火炮除155mm和205mm榴弹炮无法仿造外须直接进口外，其它均自行仿造以节约成本和利于战时生产。完成上述采购后，接下来就要订购美国的半履带卡车(载重10吨左右），争取采购20000辆卡车和足够的零部件以满足基本的补给运输需要。

空军装备方面，从捷克购进500架先进战机（200架歼击机，200架轰炸机，100架侦察机），培训2500名飞行员和2500名地勤人员，组建10支工程营（一支500人左右）以利在战时在战区附近迅速组建新机场，组建20个机场防空连，一个防空连（100人左右）装备4门37mm高射炮和6挺7.62mm高射机枪。

海军装备方面，重点是在德国海军的秘密帮助下组建一支水下潜艇部队（10艘左右），主要用于对日本的海上补给线开展破袭战。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从美英等国购进数艘轻型巡洋舰和试着仿造吨位小的驱逐舰，主要用于配合海岸炮台进行近海防御。

最后，在全军实行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委员设置到营级，各级政委主要负责对全军进行新三民主义教育和鼓舞士气。从当时苏军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和日军设立教育总监看，军队政治化是历史发展潮流，也是武器落后的国家克敌制胜的重要思想武器。

政治方面，在农村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政策，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土地，从根本上清除坐吃山空的地主阶层。同时实行土地国有政策，禁止土地私人买卖以防止新地主阶层的产生。在城镇承认工会合法化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以缓和阶层矛盾，注意处理好与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促使他们参与国民政府施政而非对抗国民政府。同时严厉惩治国民政府中出现的贪官污吏，以清正廉洁的新政府形象取信于民，民悦则思奋，将大大有利于战时的动员。

经济预算方面，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87亿中国元（银元），约合7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为农业产值，三分之一为现代工业和手工业产值。考虑到1953年人民政府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后，当年的财政年收入就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三十，国民政府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后，其财政年收入亦可在短期内成倍增长达到年收入20亿美元，除留足地方预算8亿美元外，中央每年还有12亿美元财政收入。在中央财政支出方面，军费支出占总支出的百分六十，三年内可达到22亿美元，其中陆军军费18亿美元（12亿用于军事采购，2亿用于武器保养与维修，1亿用于军事演练，3亿用于官兵生活费）。空军军费1.5亿美元（5000万元用于飞机及其零部件采购，5000万元用于人员训练，5000万元用于机场维护和人员生活费）。海军军费2.5亿美元（1.5亿美元用于采购，1亿美元用于平时演练和官兵生活费）。
每年按计划在重化学工业建设项目上投入5亿美元，三年内投入15亿美元组建150家大型重化学工业工厂，从而奠定基本的国防工业基础，其中重点争取钢产量达到100万吨（相当于同期日本钢产量200万吨的二分之一）。

外交方面，首先，稳住日本使其继续沉浸在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里，进而搞好与美英两国的关系，利用两国的舰队作为在外交上制横日本的砝码，由于两国在一战后同时陷入对待侵略的绥靖主义，因此对美英在战时的军事援助所报的期望不应太大。奉行对苏俄友好的外交政策，以便苏俄在战时向中国出售军火和战时向远东增兵起到牵制日军的作用。

敌国日本方面，1936年日本军事预算是24亿日元约合四亿美元，由于一战结束后十年里日本国内流行反军国主义运动，限制了军备的大规模投入。其整个二十年代的军费不会超过30亿美元（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才开始重整军备），其中又不得不把军费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与美国开展海军军备竞赛。当时日本陆军编有二十个师团约四十万人，拥有1000门火炮（多为75mm榴弹炮）和3000门迫击炮。在坦克装甲方面，由于当时坦克技术的不成熟尤其是无线电通信技术的不发达限制了坦克的使用，当时两国都未大量装备装甲部队，当时两国陆军还是主要依靠步炮部队的协同进行作战。

1931年9月18日夜，一名日本关东军大尉带着一名工兵前进到南满铁路的柳条湖段停了下来，安放下早已准备好的炸药包，点燃它后离开，随着静夜里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躲在远处的日军大尉露出了难以抑制的兴奋神情，拿出了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关东军本庄繁守备大队长报告“任务完成”。紧接着本庄繁大队长命令早已装弹待发的两门刚从日本国内运到203mm榴弹炮向中国军队驻地沈阳附近的东大营开炮，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日军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事变爆发时只在东北部署了三个师团和在鸭绿江边部署了一个师团，面对中国军队的绝对优势兵力，关东军幻想通过突袭和强攻迅速击败中国军队，开战之初，就集中了三个师团猛攻驻守在东大营的中国第一方面军，在鸭绿江一侧的日军另一师团也越界向沈阳开进。面对日军的突袭，中国军队迅速做出了反应，在南京成立了以孙总理为首的战时大本营全权负责对日作战，命令驻守东大营的中国第一方面军固守东大营，同时命令驻守长春的第二方面军沿铁路线迅速向沈阳靠拢以堵截从鸭绿江开来的日军，命令驻守锦州的第三方面军迅速向关东军侧后运动切断沈阳至大连的铁路线和配合第一方面军包歼日本关东军。突袭东大营的6万日本关东军受到30万中国第一方面军的顽强抵抗，由于第一方面军在火力和兵力上均占优势，关东军陷入苦战且损失惨重。日军鸭绿江师团以每天50公里的速度向沈阳急行军，一周后被中国第二方面军堵截和包围，2万鸭绿江师团在30万第二方面军的围攻下迅速陷入绝境。同时在东大营的第一方面军会同从锦州赶来的第三方面军展开了对关东军的反攻，并以十倍于关东军的兵力包围了关东军。
战事进入第二阶段，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按照事先拟订的计划迅速胁迫日本政府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和发布动员令。日本外相发表声明称“满洲事变”将在三个月内解决。日本军部迅速动员在日本国内的十三个师团（不包括在朝鲜的一个留守师团，在台湾的一个师团和分布于南库叶岛及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个师团），并宣布进行全民总动员，大量征召预备役人员。按照日军在日俄战争时的动员速度，日俄战争爆发后半年时间内，日军迅速由原有的25万动员为50万。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有4800万人口，1931年日本约有6500万人口，再加上日本国力在日俄战争结束至1931年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壮大，它的动员速度会更快，估计三个月内，日本陆军会在原有40万基础上迅速扩充至原来的二到三倍达到100万左右，但新兵至少需一个月的训练才能投入战斗。考虑到当时日本的海运能力有限，日本每月至多可把25万兵力及装备投入战区。相对日军海运，中国军队有铁路运输优势。二战末期，苏俄在三个月内从欧洲向远东运送了上百万兵力及装备。而北平至沈阳的运输线比西伯利亚运输线要短好几倍，中国完全可以做到每月向东北战区投入两个方面军及装备。
针对日本的扩大侵略政策，国民政府战时大本营迅速发出全民动员令，计划每月动员三十个师45万人作为预备役部队用于补充正规部队。同时向东北战区调运驻守在北平和天津的第四方面军和第五方面军。命令驻守在山东半岛的第六方面军和驻守在上海的第七方面军处于待命出动状态。1938年的台儿庄会战，中国军队投入了五六十万军队与五六万日军作战十三天毙伤日军约一万八千人左右，即每天1500人左右。沈阳会战之初，中国军队投入三个方面军90万军队围歼8万日军，大约需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把8万日军歼灭。在这一个月时间内日军将向战区增援12个师团24万部队。中国的第四方面军和第五方面军将担任阻敌增援任务，由于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可以派出骑兵部队破袭沈阳至大连段的铁路线和炸毁鸭绿江上的一切桥梁，致使日军的增援速度减缓。中国军队则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在沈阳附近部署重兵以逸待劳，同时派遣小股部队袭击增援日军的补给线延缓日军增援和为围歼日军的中国军队争取时间。战争爆发后，日军一次运送三个师团的人员和装备在大连港登陆并向沈阳开进，与此同时中国的第四方面军运抵沈阳并作好了战斗准备。日军援军长途跋涉一周时间进抵沈阳附近，与既设阵地上的中国第四方面军展开激战，由于第五方面军占有兵力火力优势，日军援军未完成解围任务且损失惨重。当第二批日军援军到来时，中国的第五方面军也已抵达，中日双方在沈阳附近展开了会战，且规模愈来愈大。一个月后，被围的8万日军被中国军队全部歼灭，包围日军的中国第一，第二，第三方面军这时可以腾出手来协助中国第四，第五方面军展开对日军增援部队的反击。这时的日军几乎全部投入它所能投入的现役部队，而中国的第六，第七方面军还在源源不断地开来，于是日军开始投入它的预备役部队，这时中国的预备役部队则顺利完成了对中国沿海港口的接防。随着战事爆发和战场上中国军队不断取得胜利，中国国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报名参军和捐钱捐物支援中国军队抗战。此时国际方面也纷纷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美英两国开始向远东调派舰队，战事爆发后，美英舰队从动员，航行到可以投入战斗需三个月时间，这也是战事爆发时日本外相对外宣称三个月内解决“满洲事变”的理论依据。

战事进入第三个阶段，战事爆发的两个月内，日军先后向战区投入50多万部队包括20多万预备役部队，中国则投入七个方面军与日军对抗，按照台儿庄毙伤日军速度，此时的中国军队毙伤日军达到了三十万人，此时中国军队相对日军仍有七到八倍的兵力优势和三到四倍的火力优势（按照中日两军伤亡一比一推算），日军仍处于被分割围歼的境地，其中大量的伤员又防碍了日军的突围速度，被分割包围的日军只能固守待援。以孙总理为首的中国战时大本营在中国军队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后，制定了打出国门的作战计划，以造成外交谈判上的有利态势。具体部署如下，中国的一个方面军在得到休整补充后，命令其渡过结冰的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作战，其目标是攻占平壤，由于日军只在朝鲜部署了一个留守师团，中国一个方面军可以顺利完成作战计划。战事进入第三个月，中国军队在辽东半岛继续围歼日军，毙伤日军的速度超过了日军的增援速度，中国的一个方面军在得到休整和补充后开始进入朝鲜境内作战，并迅速击溃日军在朝鲜的留守师团，攻占平壤。迫使日军由向辽东半岛增兵改为向朝鲜半岛增兵，这样也等于陷辽东半岛上的日军于死地的地步。同时在美英苏的联合调停下，中日开始战争谈判，谈判初期，日本外交代表无视日军在战场上处于不利地位，仍要求中国方面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并对战争期间给日本造成的财产和人员损失进行赔偿。中国方面则强烈要求日方命令侵入辽东半岛的日军立即无条件投降，并对日军给中国方面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因此谈判陷入僵局。战事进一步向前发展，日军继续向朝鲜半岛增兵以确保朝鲜这把插向日本的匕首不落入中国之手，同时侵入辽东半岛的日军在中国军队的围攻下残存不足三十万，其中包括三分之一的伤员，大量的伤员运不出去，严重拖累了日军的突围作战。三个月后，美英舰队开到远东，并开始对开往中国的中立国船只进行武力护航。同时苏俄也积极向远东增兵，其中在中东铁路线上部署了一个集团军，在朝鲜北部边界和库叶岛北部部署了一个步兵军，牵制了日军，使其不敢把全部兵力用于中国战场。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日本军部向辽东半岛投入四十个师团八十万兵力，其中伤亡达五十万以上，超过了日俄战争时期日军的损失，向朝鲜半岛投入五个新编师团十万兵力与一个中国方面军三十万兵力处于相持阶段。此时的日本国内只有三个新编师团作为预备役部队，继续打下去明显力不从心，因此日本军部也同意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满洲事变”。此时的中国方面虽然在战场上掌握了主动权，先后向战场一线投入270万军队。但中国国内的150家重化学工厂最多只能支撑150万军队进行持久作战，有近一半的军火需要进口，其中大部分又要通过海运，而此时日本海军完全掌握了中国东部沿海的制海权，如果此时的日本海军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严禁战略物资运往中国，很快中国军队就会陷入被动境地，能不能继续打下去将成为问题。如果日本军部为了扭转战局，摆出一副不惜与美英一战也要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架势，很可能会吓坏奉行奉绥靖主义政策的美英政府，进而促使美英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政府做出不必要的让步以维护美英两国的在华利益。此时的国民政府考虑到这些不利的因素，也准备作出必要的让步，其中包括允许侵入辽东半岛的日军携带武器体面撤出辽东半岛和进入朝鲜作战的中国军队撤回国内，日本的对华战争赔款也可适当减少。但减少的底线不能低于甲午中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战争赔款数额。高额的赔款可以确保日本在短期内不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投入，同时也为战后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争取了时间。迫于战局愈来愈不利和美英苏的军事压力，日本战时政府被迫在1931年12月28日夜签定停战条约，基本满足了中国方面的正当要求。条约包括：日军撤出辽东半岛，废除中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日本对中国赔款50亿日元，三年内偿清。日本在朝鲜驻军不得超过三十万，中国军队由朝鲜撤回国内。至此九一八事变以中国方面的胜利告终。九一八事变从1931年9月18日到1931年12月28日一共持续了100天，在此期间中国军队一共毙伤60余万日军，包括毙敌30万，是日俄战争时期日军阵亡的三倍，其中几乎全部是精锐部队，日本陆军遭此沉重打击，在短期内难以重振。中国军队虽然在这场战争中也伤亡也60多万人，但此役的胜利使中国军队树立了战胜异族军队的信心，今后的发展壮大也会愈加顺利。
和约签定后三天是中国的元旦节，在举国欢庆的这一天，孙总理通过通过广播向广大热情迸发的国民发出号召，呼吁国民把在九一八期间的抗战热情投入到即将开展的工业化建设当中去，把中国建设为一个更为强盛国家。当天夜，孙总理在国防部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孙总理在会上预言十年内中日还会有一战，希望在座的将领们精诚团结，为再次彻底打败日军的侵犯而努力。



部分资料来源《剑桥中国史》费正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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