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读史的侧翼：打捞历史的碎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5:51:36
作者：伍立杨
铁血传奇：打捞历史的碎片
第一卷
也是文坛外高手
四川旧时猛人杨森，我们在回忆录或文史评论文字中落实定位了他的形象，行事过分而颟顸好货。及至观其本人著述，却不免有错愕之感。
《传记文学》1960年代中期刊出其回忆文字多篇，但见文笔极佳，文字训练有素，概括力强，表情达意一如意中所欲出。词汇采择似随意而实雅峻经心，而不乏幽默的活力机趣。各单篇回忆，俱有内在联系，个人生活，军戎交涉，开掘很深，其文总体更有一种不显山不露水却很能持久的戏谑风味，得四川民间冷幽默之真髓，以极有内在传统芬芳的文字组织出之，尺度恰当，不枝不蔓，真所谓个性化写作，见之于“文坛外高手”。
刘绍唐先生主持的《传记文学》，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谓其“以一人而敌一国”，即其功德与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数百册相埒。他这杂志几十年来，本来意在为历史立此存照，不料文史毕竟不分家，大有意外收获，涌现很多名篇。诸多当年的大佬写得一手好文章，竟不是我们今日“全国知名作家”所可望其项背的。
一般左翼说杨森有多个老婆，比之张宗昌，实拟于不伦。张氏，莽夫也，头脑“拎勿清”，杨氏，雅人也，文字感应似可称天才。张氏，文采黯然，胸无点墨“球莫名堂”，杨氏，静水深流，文化修养决不“拉稀摆怠”。
至于其有多个太太一事，批评家谓之阴险。因为多则羁控难周，乃有青年学生勾引之，年轻人血肉气息浓重，一触即发。杨氏知之，阳示慷慨相许，并备盘缠礼送其远走高飞，而阴遣卫士于半途设伏，予以击杀。人谓之冷血，此或为事实，然其说也不甚通。盖以“你动了我的奶酪”，大抵没有拱手相送，还要馨香祷祝的可能。
即以今之社会而言，亲见所谓“企业家”之当代猛人，即商界“杨森”也，公开携八太太同行同游同玩乐同应世之盛况，其人皆国色天香，风姿绝秀，君试勾而引之乎？则其不至半途，事机败矣，一样吃不了兜着走的。甚至如今一个乡镇长的这方面的名堂也为杨氏望尘莫及，好歹也是封疆大吏的杨先生想得到吗？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有能耐，只是说历史会重演，夫复何言！较之杨森如何？进步乎？退步乎？我不知矣。只晓得这和时代先后甚至人性浑浊都无啥必然的因果联系，却与制度文明息息相关。君不见现代美国恺撒——麦克阿瑟大帅，年轻时喜欢一个太太，就是某大将军西点军校老校长的情人，他却公开示爱，干柴烈火，动人耳目。怎么样呢？“屁事没有”。当时麦帅还是“愣头青”，谁也没有动他一根毫毛。“啷个回事呢”？制度文明保障个人权利，也形成俗世生活的游戏规则，在他们那里，情投意合就是天理，而专制控制人的“东东”才反而是朱熹说的“人欲”，吊诡吧？！没有制度文明的熏陶，就不可能有行为方式的“哲学上的自觉”。
话说蓝衣社理论家刘健群退台以后闲来无事，乃著回忆录《银河忆往》，刊于〈传记文学〉，搬弄旧时人物。他介绍法西斯起源和组织还有一套，关于川黔滇（酉、秀、黔、彭）一帶的旧事，那就还“差一篾片”。
他说贵州军阀周西成一次以满清的废旧大炮在长江沿岸做伪装，兵不血刃缴了四川“一个驻在重庆的失败将领（姓名忘记了）”的军火，有“几千条新式快枪”云云。退台的军政人员，都是《传记文学》的热心拥趸，热情不下于今之娱乐“粉丝”，当然就窃窃私语了。然而杨森并没有七窍生烟：“啥子姓名忘记了哟”？“就是我么！我总是这么坦然的回答。”
《传记文学》的刘绍唐自然不放过约稿机会，他说原作者刘健群先生也必乐于看到这一段往事的真象，这会有辩诬的效应。杨森摩挲旧事，终觉难安，能无骨鲠在喉？于是欣然应之。他首先来个总的定性：“这一段描写，滑稽突梯，读来足以令人喷饭，确是茶余酒后，作为谈助的好材料”（该文见《传记文学》总第55号(1966年) 。
他透露那会儿的“时代背景”，他说：“因为我在重庆的时候，对于酉秀黔彭一带的股匪，不论剿抚，都很头疼。酉秀黔彭包括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各县，地区辽阔，山险路窄，地形尤其复杂。东是湖北，南为湖南，西走贵州，四省边界，犬牙交错。那几县地方相当富庶，还有很多着名的特产……周西成倒是不曾在酉秀黔彭干过棒老二的。他是黔军，隶属袁祖铭的部下，驻防地是重庆下流，向以出产榨菜着名的涪州。”
杨森承认周西成没有干过“棒老二”，肯定他是地方的正规军人。他在文中分析当时的形势，逐个阐明大小西南军阀的源流、及当时交错的矛盾。这些人时而怨憎反目，时而把臂入林，他们之间充满多得异乎寻常的“偶然”，他们之间的“偶然”是上帝也掌握不了的。我实在懒得列举他们的名字。只是那个王大人就反水了：“王缵绪和我中学同学，他从我很久，可说是当时我麾下的第一员大将……可是他就变卦了，他反过来直扑成都，这一来，我变生肘腋，腹背受敌，在隆昌四面楚歌，情势十分危殆。”
混水好摸鱼，他说一批势利眼就团结起来整他。要他下野：“……竭力培植刘文辉，利用他来对我加以监视，局面僵持，他们人人心情苦闷，苦闷的情绪凝而为一，一盘散砂终于团结起来了。” “我的部将如蓝文彬等（就是台湾电影明星蓝天虹的叔父）也被刘湘或多或少的化钱收买了。”一句话，他被他们耍了，陷入重围，进退维谷。
因为云南是他的旧游之地，其后杨森有云南之图，可是“放眼云南，山高水深，艰险重重，我无法否认，打这一仗，我的胜算不太大。”再说，“我的部队，多年来都驻扎在四川膏沃之区，地方富庶，生活安乐，薪饷高，吃穿都好，那时当兵的收入，要比时下（指1960年代的台湾省）公务员好得多。”
他们这样搞来搞去，整得社会鸡飞狗跳，儿戏稀松的合纵连横，相互的“唱衰”，亦是必然之事。所以向云南的退却，这个考虑也流产了，他的“功业”就开始滑坡以至崩溃了。云南不能去，只有下野向外省周旋转圜，遂有失败出川之事——
带了一百多名参谋、卫士，我从宜宾泸州之间的江安出发，乘的是一条小火轮。那上面，当然不会如刘健群先生故事中所说，有几千条新式快枪……
过重庆，时值夜晚，山城灯火辉煌，层层迭迭，我命火轮偃旗息鼓，熄灭灯盏，静悄悄的顺流而下。记得当时船上人人提心吊胆，颇显惊惶，我为了安定军心，装做若无其事，站在船头，和他们谈笑风生。我还说：“刘甫澄（刘湘的号）他们，只怕现在麻将打得正热闹！”
……周西成和驻守重庆的刘湘一样，万万想不到我敢轻舟简从，公然闯过鬼门关，而且一关二关三关乃至于无数关。这在他们心目之中，确是不可思议之事。
事后，也不知道聊以解嘲，还是别具用心，周西成逢人便说：
“杨惠公下野出川，船过涪州，我那有毫无所知的道理？祇不过，头几天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化身为一条小龙，浮沉于汪洋大海之中，被许多虾兵蟹将，么魔水怪包围住了，拉拉扯扯，正在无法脱身。突然之间，看到一条百尺大龙，排山倒海而来，那些小丑，见了立刻纷纷走避。”
于此一端，也可以想见周西成这个人，临机应变，信口开河的本领……
他为何轻易逸脱？乃因他大肆摆出入滇的姿势，对方不知他走水路。他断定，周某是个怪人，“他在贵州严军纪、剿盗匪、办教育、兴建设，凡事都参考我在四川的作为。”
后来，周西成死了。抗战时期，杨森以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身份，参与主持湘桂会战，那时日军进占独山，大局危殆。杨森在军务繁剧之时，特意抽出时间，去参观周西成造在贵阳的主席官邸，西化得不伦不类。每一间卧室都附有一个小小的空房，既非盥洗室，也无他用，“守屋者满脸苦笑的告诉我说：起先是抽水马桶间么！但是洋房造好了，周主席跑来一看，就皱眉头。他大发脾气的说：那有厕所跟寝室连在一起的道理？痾屎撒尿，臭死人！还不赶紧给我把这些厕所搬到花园后面去！”
他最后下的结论：刘健群先生所描得很生动的周西成，有虚名而实秕糠，只是“不曾读书，略通之无的贵州怪军人”罢了。
杨氏不特线装古书读得多，看来也很能消化，而其对文字之感觉，亦情有独钟，是可以肯定的。他的这篇作品，不免一些鸵鸟心态，些许部分略装一点胡涂，但确也详尽辩诬，大大方方毫不支吾其词，把一、二十年之内的历史，写得风生水起，甚至把它揭发个盆底朝天的。有的地方，他三言两语，言其大略。有的细部，他又藉微观以窥全豹，整合为一种活灵活现的档案资料，颇有见微知着之效。他笔下的贵州怪军人，也并不坏，只是有点“土”，私底下更是亦步亦趋地向成渝方面学习。他虽意在贬抑，到底也还温柔敦厚。再返观刘氏健群的文章，那就真个儿隔靴搔痒，微不足道了。打个比方说，就象要在鸡蛋里找骨头，刘健群啥也没挑到，还粘连一手腥液，而杨森杨老头，还真有本事挑出骨头，且言之成理，判断无谬。他们这批人，在那岛上呆到老朽，慢慢地，个个都不免“闲坐说玄宗”的心态，在文字的驱谴方面，一些人就从“为人生的艺术”异变成“为艺术的艺术”了。当然，刘氏谈周西成的文章，文笔也很不错，气势连贯，只是内容空疏一些，杨森也赞他“声音笑貌，跃然纸上”，他毕竟听来的多，亲历的少嘛。刘氏的文字也难得一见，此处再引一段吧：“谷正伦回黔任了主席。这个时候的周西成，仅仅是在驻扎黔湘边境靠近洪江的一个游击司令王小山的部下，充当一名营长……周西成同我毫无关系，不相识也无恩怨。说起了他的好处，根本于我不相干；说到了他的坏处，骂的人也牵连不到我。但他是以前贵州省主席，对贵州老百姓的生活，是有影响的。我也是贵州老百姓之一，不能说我们没有关系……天地间有这样的一个人，也做了这许多的事，该褒？该贬？该痛恨？该鼓掌？通通不关我的事。让人们自己去理解，如是而已。所以我既不称之为怪杰，又不斥之为怪物。只说他是一个怪军人。军人是他的本行身份，怪是指他的事有些特别。只算是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不想加一点，也不想减一点。”（见《贵州怪军人周西成》）。
杨森的文章后来都收入他的回忆录，篇幅达一百万言，文气始终不稍衰！厉害吧。有的大佬忙不过来，偶有人代笔、记录；而杨森和刘峙等人，都是自己抓笔，操觚上阵。刘峙所写先秦文学的札记（徐蚌败北，退到印尼时写的），拿来做今之博导授课讲义，一点也不陈旧，甚至颇有新意呢。
不敢说他写的就是“信史”，但无疑可为写史之助，多年不解之难题，往往为其一语解纷。甚至繁琐之鸡零狗碎流水账描摹得兴味盎然，措辞妥帖，榫头卯眼大小天衣无缝，表出事物清楚的阶梯，和明显的脉络。其间又交织半调侃半论说的句子，乃至将历史经验美学化，致其叙述大有可观。闲读此书，几疑其为“左传”再生之现代版也。
作者：伍立杨
铁血传奇：打捞历史的碎片
第一卷
也是文坛外高手
四川旧时猛人杨森，我们在回忆录或文史评论文字中落实定位了他的形象，行事过分而颟顸好货。及至观其本人著述，却不免有错愕之感。
《传记文学》1960年代中期刊出其回忆文字多篇，但见文笔极佳，文字训练有素，概括力强，表情达意一如意中所欲出。词汇采择似随意而实雅峻经心，而不乏幽默的活力机趣。各单篇回忆，俱有内在联系，个人生活，军戎交涉，开掘很深，其文总体更有一种不显山不露水却很能持久的戏谑风味，得四川民间冷幽默之真髓，以极有内在传统芬芳的文字组织出之，尺度恰当，不枝不蔓，真所谓个性化写作，见之于“文坛外高手”。
刘绍唐先生主持的《传记文学》，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谓其“以一人而敌一国”，即其功德与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数百册相埒。他这杂志几十年来，本来意在为历史立此存照，不料文史毕竟不分家，大有意外收获，涌现很多名篇。诸多当年的大佬写得一手好文章，竟不是我们今日“全国知名作家”所可望其项背的。
一般左翼说杨森有多个老婆，比之张宗昌，实拟于不伦。张氏，莽夫也，头脑“拎勿清”，杨氏，雅人也，文字感应似可称天才。张氏，文采黯然，胸无点墨“球莫名堂”，杨氏，静水深流，文化修养决不“拉稀摆怠”。
至于其有多个太太一事，批评家谓之阴险。因为多则羁控难周，乃有青年学生勾引之，年轻人血肉气息浓重，一触即发。杨氏知之，阳示慷慨相许，并备盘缠礼送其远走高飞，而阴遣卫士于半途设伏，予以击杀。人谓之冷血，此或为事实，然其说也不甚通。盖以“你动了我的奶酪”，大抵没有拱手相送，还要馨香祷祝的可能。
即以今之社会而言，亲见所谓“企业家”之当代猛人，即商界“杨森”也，公开携八太太同行同游同玩乐同应世之盛况，其人皆国色天香，风姿绝秀，君试勾而引之乎？则其不至半途，事机败矣，一样吃不了兜着走的。甚至如今一个乡镇长的这方面的名堂也为杨氏望尘莫及，好歹也是封疆大吏的杨先生想得到吗？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有能耐，只是说历史会重演，夫复何言！较之杨森如何？进步乎？退步乎？我不知矣。只晓得这和时代先后甚至人性浑浊都无啥必然的因果联系，却与制度文明息息相关。君不见现代美国恺撒——麦克阿瑟大帅，年轻时喜欢一个太太，就是某大将军西点军校老校长的情人，他却公开示爱，干柴烈火，动人耳目。怎么样呢？“屁事没有”。当时麦帅还是“愣头青”，谁也没有动他一根毫毛。“啷个回事呢”？制度文明保障个人权利，也形成俗世生活的游戏规则，在他们那里，情投意合就是天理，而专制控制人的“东东”才反而是朱熹说的“人欲”，吊诡吧？！没有制度文明的熏陶，就不可能有行为方式的“哲学上的自觉”。
话说蓝衣社理论家刘健群退台以后闲来无事，乃著回忆录《银河忆往》，刊于〈传记文学〉，搬弄旧时人物。他介绍法西斯起源和组织还有一套，关于川黔滇（酉、秀、黔、彭）一帶的旧事，那就还“差一篾片”。
他说贵州军阀周西成一次以满清的废旧大炮在长江沿岸做伪装，兵不血刃缴了四川“一个驻在重庆的失败将领（姓名忘记了）”的军火，有“几千条新式快枪”云云。退台的军政人员，都是《传记文学》的热心拥趸，热情不下于今之娱乐“粉丝”，当然就窃窃私语了。然而杨森并没有七窍生烟：“啥子姓名忘记了哟”？“就是我么！我总是这么坦然的回答。”
《传记文学》的刘绍唐自然不放过约稿机会，他说原作者刘健群先生也必乐于看到这一段往事的真象，这会有辩诬的效应。杨森摩挲旧事，终觉难安，能无骨鲠在喉？于是欣然应之。他首先来个总的定性：“这一段描写，滑稽突梯，读来足以令人喷饭，确是茶余酒后，作为谈助的好材料”（该文见《传记文学》总第55号(1966年) 。
他透露那会儿的“时代背景”，他说：“因为我在重庆的时候，对于酉秀黔彭一带的股匪，不论剿抚，都很头疼。酉秀黔彭包括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各县，地区辽阔，山险路窄，地形尤其复杂。东是湖北，南为湖南，西走贵州，四省边界，犬牙交错。那几县地方相当富庶，还有很多着名的特产……周西成倒是不曾在酉秀黔彭干过棒老二的。他是黔军，隶属袁祖铭的部下，驻防地是重庆下流，向以出产榨菜着名的涪州。”
杨森承认周西成没有干过“棒老二”，肯定他是地方的正规军人。他在文中分析当时的形势，逐个阐明大小西南军阀的源流、及当时交错的矛盾。这些人时而怨憎反目，时而把臂入林，他们之间充满多得异乎寻常的“偶然”，他们之间的“偶然”是上帝也掌握不了的。我实在懒得列举他们的名字。只是那个王大人就反水了：“王缵绪和我中学同学，他从我很久，可说是当时我麾下的第一员大将……可是他就变卦了，他反过来直扑成都，这一来，我变生肘腋，腹背受敌，在隆昌四面楚歌，情势十分危殆。”
混水好摸鱼，他说一批势利眼就团结起来整他。要他下野：“……竭力培植刘文辉，利用他来对我加以监视，局面僵持，他们人人心情苦闷，苦闷的情绪凝而为一，一盘散砂终于团结起来了。” “我的部将如蓝文彬等（就是台湾电影明星蓝天虹的叔父）也被刘湘或多或少的化钱收买了。”一句话，他被他们耍了，陷入重围，进退维谷。
因为云南是他的旧游之地，其后杨森有云南之图，可是“放眼云南，山高水深，艰险重重，我无法否认，打这一仗，我的胜算不太大。”再说，“我的部队，多年来都驻扎在四川膏沃之区，地方富庶，生活安乐，薪饷高，吃穿都好，那时当兵的收入，要比时下（指1960年代的台湾省）公务员好得多。”
他们这样搞来搞去，整得社会鸡飞狗跳，儿戏稀松的合纵连横，相互的“唱衰”，亦是必然之事。所以向云南的退却，这个考虑也流产了，他的“功业”就开始滑坡以至崩溃了。云南不能去，只有下野向外省周旋转圜，遂有失败出川之事——
带了一百多名参谋、卫士，我从宜宾泸州之间的江安出发，乘的是一条小火轮。那上面，当然不会如刘健群先生故事中所说，有几千条新式快枪……
过重庆，时值夜晚，山城灯火辉煌，层层迭迭，我命火轮偃旗息鼓，熄灭灯盏，静悄悄的顺流而下。记得当时船上人人提心吊胆，颇显惊惶，我为了安定军心，装做若无其事，站在船头，和他们谈笑风生。我还说：“刘甫澄（刘湘的号）他们，只怕现在麻将打得正热闹！”
……周西成和驻守重庆的刘湘一样，万万想不到我敢轻舟简从，公然闯过鬼门关，而且一关二关三关乃至于无数关。这在他们心目之中，确是不可思议之事。
事后，也不知道聊以解嘲，还是别具用心，周西成逢人便说：
“杨惠公下野出川，船过涪州，我那有毫无所知的道理？祇不过，头几天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化身为一条小龙，浮沉于汪洋大海之中，被许多虾兵蟹将，么魔水怪包围住了，拉拉扯扯，正在无法脱身。突然之间，看到一条百尺大龙，排山倒海而来，那些小丑，见了立刻纷纷走避。”
于此一端，也可以想见周西成这个人，临机应变，信口开河的本领……
他为何轻易逸脱？乃因他大肆摆出入滇的姿势，对方不知他走水路。他断定，周某是个怪人，“他在贵州严军纪、剿盗匪、办教育、兴建设，凡事都参考我在四川的作为。”
后来，周西成死了。抗战时期，杨森以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身份，参与主持湘桂会战，那时日军进占独山，大局危殆。杨森在军务繁剧之时，特意抽出时间，去参观周西成造在贵阳的主席官邸，西化得不伦不类。每一间卧室都附有一个小小的空房，既非盥洗室，也无他用，“守屋者满脸苦笑的告诉我说：起先是抽水马桶间么！但是洋房造好了，周主席跑来一看，就皱眉头。他大发脾气的说：那有厕所跟寝室连在一起的道理？痾屎撒尿，臭死人！还不赶紧给我把这些厕所搬到花园后面去！”
他最后下的结论：刘健群先生所描得很生动的周西成，有虚名而实秕糠，只是“不曾读书，略通之无的贵州怪军人”罢了。
杨氏不特线装古书读得多，看来也很能消化，而其对文字之感觉，亦情有独钟，是可以肯定的。他的这篇作品，不免一些鸵鸟心态，些许部分略装一点胡涂，但确也详尽辩诬，大大方方毫不支吾其词，把一、二十年之内的历史，写得风生水起，甚至把它揭发个盆底朝天的。有的地方，他三言两语，言其大略。有的细部，他又藉微观以窥全豹，整合为一种活灵活现的档案资料，颇有见微知着之效。他笔下的贵州怪军人，也并不坏，只是有点“土”，私底下更是亦步亦趋地向成渝方面学习。他虽意在贬抑，到底也还温柔敦厚。再返观刘氏健群的文章，那就真个儿隔靴搔痒，微不足道了。打个比方说，就象要在鸡蛋里找骨头，刘健群啥也没挑到，还粘连一手腥液，而杨森杨老头，还真有本事挑出骨头，且言之成理，判断无谬。他们这批人，在那岛上呆到老朽，慢慢地，个个都不免“闲坐说玄宗”的心态，在文字的驱谴方面，一些人就从“为人生的艺术”异变成“为艺术的艺术”了。当然，刘氏谈周西成的文章，文笔也很不错，气势连贯，只是内容空疏一些，杨森也赞他“声音笑貌，跃然纸上”，他毕竟听来的多，亲历的少嘛。刘氏的文字也难得一见，此处再引一段吧：“谷正伦回黔任了主席。这个时候的周西成，仅仅是在驻扎黔湘边境靠近洪江的一个游击司令王小山的部下，充当一名营长……周西成同我毫无关系，不相识也无恩怨。说起了他的好处，根本于我不相干；说到了他的坏处，骂的人也牵连不到我。但他是以前贵州省主席，对贵州老百姓的生活，是有影响的。我也是贵州老百姓之一，不能说我们没有关系……天地间有这样的一个人，也做了这许多的事，该褒？该贬？该痛恨？该鼓掌？通通不关我的事。让人们自己去理解，如是而已。所以我既不称之为怪杰，又不斥之为怪物。只说他是一个怪军人。军人是他的本行身份，怪是指他的事有些特别。只算是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不想加一点，也不想减一点。”（见《贵州怪军人周西成》）。
杨森的文章后来都收入他的回忆录，篇幅达一百万言，文气始终不稍衰！厉害吧。有的大佬忙不过来，偶有人代笔、记录；而杨森和刘峙等人，都是自己抓笔，操觚上阵。刘峙所写先秦文学的札记（徐蚌败北，退到印尼时写的），拿来做今之博导授课讲义，一点也不陈旧，甚至颇有新意呢。
不敢说他写的就是“信史”，但无疑可为写史之助，多年不解之难题，往往为其一语解纷。甚至繁琐之鸡零狗碎流水账描摹得兴味盎然，措辞妥帖，榫头卯眼大小天衣无缝，表出事物清楚的阶梯，和明显的脉络。其间又交织半调侃半论说的句子，乃至将历史经验美学化，致其叙述大有可观。闲读此书，几疑其为“左传”再生之现代版也。
铁血传奇：打捞历史的碎片
第一卷
也是文坛外高手
四川旧时猛人杨森，我们在回忆录或文史评论文字中落实定位了他的形象，行事过分而颟顸好货。及至观其本人著述，却不免有错愕之感。
《传记文学》1960年代中期刊出其回忆文字多篇，但见文笔极佳，文字训练有素，概括力强，表情达意一如意中所欲出。词汇采择似随意而实雅峻经心，而不乏幽默的活力机趣。各单篇回忆，俱有内在联系，个人生活，军戎交涉，开掘很深，其文总体更有一种不显山不露水却很能持久的戏谑风味，得四川民间冷幽默之真髓，以极有内在传统芬芳的文字组织出之，尺度恰当，不枝不蔓，真所谓个性化写作，见之于“文坛外高手”。
刘绍唐先生主持的《传记文学》，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谓其“以一人而敌一国”，即其功德与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数百册相埒。他这杂志几十年来，本来意在为历史立此存照，不料文史毕竟不分家，大有意外收获，涌现很多名篇。诸多当年的大佬写得一手好文章，竟不是我们今日“全国知名作家”所可望其项背的。
一般左翼说杨森有多个老婆，比之张宗昌，实拟于不伦。张氏，莽夫也，头脑“拎勿清”，杨氏，雅人也，文字感应似可称天才。张氏，文采黯然，胸无点墨“球莫名堂”，杨氏，静水深流，文化修养决不“拉稀摆怠”。
至于其有多个太太一事，批评家谓之阴险。因为多则羁控难周，乃有青年学生勾引之，年轻人血肉气息浓重，一触即发。杨氏知之，阳示慷慨相许，并备盘缠礼送其远走高飞，而阴遣卫士于半途设伏，予以击杀。人谓之冷血，此或为事实，然其说也不甚通。盖以“你动了我的奶酪”，大抵没有拱手相送，还要馨香祷祝的可能。
即以今之社会而言，亲见所谓“企业家”之当代猛人，即商界“杨森”也，公开携八太太同行同游同玩乐同应世之盛况，其人皆国色天香，风姿绝秀，君试勾而引之乎？则其不至半途，事机败矣，一样吃不了兜着走的。甚至如今一个乡镇长的这方面的名堂也为杨氏望尘莫及，好歹也是封疆大吏的杨先生想得到吗？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有能耐，只是说历史会重演，夫复何言！较之杨森如何？进步乎？退步乎？我不知矣。只晓得这和时代先后甚至人性浑浊都无啥必然的因果联系，却与制度文明息息相关。君不见现代美国恺撒——麦克阿瑟大帅，年轻时喜欢一个太太，就是某大将军西点军校老校长的情人，他却公开示爱，干柴烈火，动人耳目。怎么样呢？“屁事没有”。当时麦帅还是“愣头青”，谁也没有动他一根毫毛。“啷个回事呢”？制度文明保障个人权利，也形成俗世生活的游戏规则，在他们那里，情投意合就是天理，而专制控制人的“东东”才反而是朱熹说的“人欲”，吊诡吧？！没有制度文明的熏陶，就不可能有行为方式的“哲学上的自觉”。
话说蓝衣社理论家刘健群退台以后闲来无事，乃著回忆录《银河忆往》，刊于〈传记文学〉，搬弄旧时人物。他介绍法西斯起源和组织还有一套，关于川黔滇（酉、秀、黔、彭）一帶的旧事，那就还“差一篾片”。
他说贵州军阀周西成一次以满清的废旧大炮在长江沿岸做伪装，兵不血刃缴了四川“一个驻在重庆的失败将领（姓名忘记了）”的军火，有“几千条新式快枪”云云。退台的军政人员，都是《传记文学》的热心拥趸，热情不下于今之娱乐“粉丝”，当然就窃窃私语了。然而杨森并没有七窍生烟：“啥子姓名忘记了哟”？“就是我么！我总是这么坦然的回答。”
《传记文学》的刘绍唐自然不放过约稿机会，他说原作者刘健群先生也必乐于看到这一段往事的真象，这会有辩诬的效应。杨森摩挲旧事，终觉难安，能无骨鲠在喉？于是欣然应之。他首先来个总的定性：“这一段描写，滑稽突梯，读来足以令人喷饭，确是茶余酒后，作为谈助的好材料”（该文见《传记文学》总第55号(1966年) 。
他透露那会儿的“时代背景”，他说：“因为我在重庆的时候，对于酉秀黔彭一带的股匪，不论剿抚，都很头疼。酉秀黔彭包括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各县，地区辽阔，山险路窄，地形尤其复杂。东是湖北，南为湖南，西走贵州，四省边界，犬牙交错。那几县地方相当富庶，还有很多着名的特产……周西成倒是不曾在酉秀黔彭干过棒老二的。他是黔军，隶属袁祖铭的部下，驻防地是重庆下流，向以出产榨菜着名的涪州。”
杨森承认周西成没有干过“棒老二”，肯定他是地方的正规军人。他在文中分析当时的形势，逐个阐明大小西南军阀的源流、及当时交错的矛盾。这些人时而怨憎反目，时而把臂入林，他们之间充满多得异乎寻常的“偶然”，他们之间的“偶然”是上帝也掌握不了的。我实在懒得列举他们的名字。只是那个王大人就反水了：“王缵绪和我中学同学，他从我很久，可说是当时我麾下的第一员大将……可是他就变卦了，他反过来直扑成都，这一来，我变生肘腋，腹背受敌，在隆昌四面楚歌，情势十分危殆。”
混水好摸鱼，他说一批势利眼就团结起来整他。要他下野：“……竭力培植刘文辉，利用他来对我加以监视，局面僵持，他们人人心情苦闷，苦闷的情绪凝而为一，一盘散砂终于团结起来了。” “我的部将如蓝文彬等（就是台湾电影明星蓝天虹的叔父）也被刘湘或多或少的化钱收买了。”一句话，他被他们耍了，陷入重围，进退维谷。
因为云南是他的旧游之地，其后杨森有云南之图，可是“放眼云南，山高水深，艰险重重，我无法否认，打这一仗，我的胜算不太大。”再说，“我的部队，多年来都驻扎在四川膏沃之区，地方富庶，生活安乐，薪饷高，吃穿都好，那时当兵的收入，要比时下（指1960年代的台湾省）公务员好得多。”
他们这样搞来搞去，整得社会鸡飞狗跳，儿戏稀松的合纵连横，相互的“唱衰”，亦是必然之事。所以向云南的退却，这个考虑也流产了，他的“功业”就开始滑坡以至崩溃了。云南不能去，只有下野向外省周旋转圜，遂有失败出川之事——
带了一百多名参谋、卫士，我从宜宾泸州之间的江安出发，乘的是一条小火轮。那上面，当然不会如刘健群先生故事中所说，有几千条新式快枪……
过重庆，时值夜晚，山城灯火辉煌，层层迭迭，我命火轮偃旗息鼓，熄灭灯盏，静悄悄的顺流而下。记得当时船上人人提心吊胆，颇显惊惶，我为了安定军心，装做若无其事，站在船头，和他们谈笑风生。我还说：“刘甫澄（刘湘的号）他们，只怕现在麻将打得正热闹！”
……周西成和驻守重庆的刘湘一样，万万想不到我敢轻舟简从，公然闯过鬼门关，而且一关二关三关乃至于无数关。这在他们心目之中，确是不可思议之事。
事后，也不知道聊以解嘲，还是别具用心，周西成逢人便说：
“杨惠公下野出川，船过涪州，我那有毫无所知的道理？祇不过，头几天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化身为一条小龙，浮沉于汪洋大海之中，被许多虾兵蟹将，么魔水怪包围住了，拉拉扯扯，正在无法脱身。突然之间，看到一条百尺大龙，排山倒海而来，那些小丑，见了立刻纷纷走避。”
于此一端，也可以想见周西成这个人，临机应变，信口开河的本领……
他为何轻易逸脱？乃因他大肆摆出入滇的姿势，对方不知他走水路。他断定，周某是个怪人，“他在贵州严军纪、剿盗匪、办教育、兴建设，凡事都参考我在四川的作为。”
后来，周西成死了。抗战时期，杨森以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身份，参与主持湘桂会战，那时日军进占独山，大局危殆。杨森在军务繁剧之时，特意抽出时间，去参观周西成造在贵阳的主席官邸，西化得不伦不类。每一间卧室都附有一个小小的空房，既非盥洗室，也无他用，“守屋者满脸苦笑的告诉我说：起先是抽水马桶间么！但是洋房造好了，周主席跑来一看，就皱眉头。他大发脾气的说：那有厕所跟寝室连在一起的道理？痾屎撒尿，臭死人！还不赶紧给我把这些厕所搬到花园后面去！”
他最后下的结论：刘健群先生所描得很生动的周西成，有虚名而实秕糠，只是“不曾读书，略通之无的贵州怪军人”罢了。
杨氏不特线装古书读得多，看来也很能消化，而其对文字之感觉，亦情有独钟，是可以肯定的。他的这篇作品，不免一些鸵鸟心态，些许部分略装一点胡涂，但确也详尽辩诬，大大方方毫不支吾其词，把一、二十年之内的历史，写得风生水起，甚至把它揭发个盆底朝天的。有的地方，他三言两语，言其大略。有的细部，他又藉微观以窥全豹，整合为一种活灵活现的档案资料，颇有见微知着之效。他笔下的贵州怪军人，也并不坏，只是有点“土”，私底下更是亦步亦趋地向成渝方面学习。他虽意在贬抑，到底也还温柔敦厚。再返观刘氏健群的文章，那就真个儿隔靴搔痒，微不足道了。打个比方说，就象要在鸡蛋里找骨头，刘健群啥也没挑到，还粘连一手腥液，而杨森杨老头，还真有本事挑出骨头，且言之成理，判断无谬。他们这批人，在那岛上呆到老朽，慢慢地，个个都不免“闲坐说玄宗”的心态，在文字的驱谴方面，一些人就从“为人生的艺术”异变成“为艺术的艺术”了。当然，刘氏谈周西成的文章，文笔也很不错，气势连贯，只是内容空疏一些，杨森也赞他“声音笑貌，跃然纸上”，他毕竟听来的多，亲历的少嘛。刘氏的文字也难得一见，此处再引一段吧：“谷正伦回黔任了主席。这个时候的周西成，仅仅是在驻扎黔湘边境靠近洪江的一个游击司令王小山的部下，充当一名营长……周西成同我毫无关系，不相识也无恩怨。说起了他的好处，根本于我不相干；说到了他的坏处，骂的人也牵连不到我。但他是以前贵州省主席，对贵州老百姓的生活，是有影响的。我也是贵州老百姓之一，不能说我们没有关系……天地间有这样的一个人，也做了这许多的事，该褒？该贬？该痛恨？该鼓掌？通通不关我的事。让人们自己去理解，如是而已。所以我既不称之为怪杰，又不斥之为怪物。只说他是一个怪军人。军人是他的本行身份，怪是指他的事有些特别。只算是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不想加一点，也不想减一点。”（见《贵州怪军人周西成》）。
杨森的文章后来都收入他的回忆录，篇幅达一百万言，文气始终不稍衰！厉害吧。有的大佬忙不过来，偶有人代笔、记录；而杨森和刘峙等人，都是自己抓笔，操觚上阵。刘峙所写先秦文学的札记（徐蚌败北，退到印尼时写的），拿来做今之博导授课讲义，一点也不陈旧，甚至颇有新意呢。
不敢说他写的就是“信史”，但无疑可为写史之助，多年不解之难题，往往为其一语解纷。甚至繁琐之鸡零狗碎流水账描摹得兴味盎然，措辞妥帖，榫头卯眼大小天衣无缝，表出事物清楚的阶梯，和明显的脉络。其间又交织半调侃半论说的句子，乃至将历史经验美学化，致其叙述大有可观。闲读此书，几疑其为“左传”再生之现代版也。
作者：伍立杨
铁血传奇：打捞历史的碎片
第一卷
也是文坛外高手
四川旧时猛人杨森，我们在回忆录或文史评论文字中落实定位了他的形象，行事过分而颟顸好货。及至观其本人著述，却不免有错愕之感。
《传记文学》1960年代中期刊出其回忆文字多篇，但见文笔极佳，文字训练有素，概括力强，表情达意一如意中所欲出。词汇采择似随意而实雅峻经心，而不乏幽默的活力机趣。各单篇回忆，俱有内在联系，个人生活，军戎交涉，开掘很深，其文总体更有一种不显山不露水却很能持久的戏谑风味，得四川民间冷幽默之真髓，以极有内在传统芬芳的文字组织出之，尺度恰当，不枝不蔓，真所谓个性化写作，见之于“文坛外高手”。
刘绍唐先生主持的《传记文学》，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谓其“以一人而敌一国”，即其功德与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数百册相埒。他这杂志几十年来，本来意在为历史立此存照，不料文史毕竟不分家，大有意外收获，涌现很多名篇。诸多当年的大佬写得一手好文章，竟不是我们今日“全国知名作家”所可望其项背的。
一般左翼说杨森有多个老婆，比之张宗昌，实拟于不伦。张氏，莽夫也，头脑“拎勿清”，杨氏，雅人也，文字感应似可称天才。张氏，文采黯然，胸无点墨“球莫名堂”，杨氏，静水深流，文化修养决不“拉稀摆怠”。
至于其有多个太太一事，批评家谓之阴险。因为多则羁控难周，乃有青年学生勾引之，年轻人血肉气息浓重，一触即发。杨氏知之，阳示慷慨相许，并备盘缠礼送其远走高飞，而阴遣卫士于半途设伏，予以击杀。人谓之冷血，此或为事实，然其说也不甚通。盖以“你动了我的奶酪”，大抵没有拱手相送，还要馨香祷祝的可能。
即以今之社会而言，亲见所谓“企业家”之当代猛人，即商界“杨森”也，公开携八太太同行同游同玩乐同应世之盛况，其人皆国色天香，风姿绝秀，君试勾而引之乎？则其不至半途，事机败矣，一样吃不了兜着走的。甚至如今一个乡镇长的这方面的名堂也为杨氏望尘莫及，好歹也是封疆大吏的杨先生想得到吗？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有能耐，只是说历史会重演，夫复何言！较之杨森如何？进步乎？退步乎？我不知矣。只晓得这和时代先后甚至人性浑浊都无啥必然的因果联系，却与制度文明息息相关。君不见现代美国恺撒——麦克阿瑟大帅，年轻时喜欢一个太太，就是某大将军西点军校老校长的情人，他却公开示爱，干柴烈火，动人耳目。怎么样呢？“屁事没有”。当时麦帅还是“愣头青”，谁也没有动他一根毫毛。“啷个回事呢”？制度文明保障个人权利，也形成俗世生活的游戏规则，在他们那里，情投意合就是天理，而专制控制人的“东东”才反而是朱熹说的“人欲”，吊诡吧？！没有制度文明的熏陶，就不可能有行为方式的“哲学上的自觉”。
话说蓝衣社理论家刘健群退台以后闲来无事，乃著回忆录《银河忆往》，刊于〈传记文学〉，搬弄旧时人物。他介绍法西斯起源和组织还有一套，关于川黔滇（酉、秀、黔、彭）一帶的旧事，那就还“差一篾片”。
他说贵州军阀周西成一次以满清的废旧大炮在长江沿岸做伪装，兵不血刃缴了四川“一个驻在重庆的失败将领（姓名忘记了）”的军火，有“几千条新式快枪”云云。退台的军政人员，都是《传记文学》的热心拥趸，热情不下于今之娱乐“粉丝”，当然就窃窃私语了。然而杨森并没有七窍生烟：“啥子姓名忘记了哟”？“就是我么！我总是这么坦然的回答。”
《传记文学》的刘绍唐自然不放过约稿机会，他说原作者刘健群先生也必乐于看到这一段往事的真象，这会有辩诬的效应。杨森摩挲旧事，终觉难安，能无骨鲠在喉？于是欣然应之。他首先来个总的定性：“这一段描写，滑稽突梯，读来足以令人喷饭，确是茶余酒后，作为谈助的好材料”（该文见《传记文学》总第55号(1966年) 。
他透露那会儿的“时代背景”，他说：“因为我在重庆的时候，对于酉秀黔彭一带的股匪，不论剿抚，都很头疼。酉秀黔彭包括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各县，地区辽阔，山险路窄，地形尤其复杂。东是湖北，南为湖南，西走贵州，四省边界，犬牙交错。那几县地方相当富庶，还有很多着名的特产……周西成倒是不曾在酉秀黔彭干过棒老二的。他是黔军，隶属袁祖铭的部下，驻防地是重庆下流，向以出产榨菜着名的涪州。”
杨森承认周西成没有干过“棒老二”，肯定他是地方的正规军人。他在文中分析当时的形势，逐个阐明大小西南军阀的源流、及当时交错的矛盾。这些人时而怨憎反目，时而把臂入林，他们之间充满多得异乎寻常的“偶然”，他们之间的“偶然”是上帝也掌握不了的。我实在懒得列举他们的名字。只是那个王大人就反水了：“王缵绪和我中学同学，他从我很久，可说是当时我麾下的第一员大将……可是他就变卦了，他反过来直扑成都，这一来，我变生肘腋，腹背受敌，在隆昌四面楚歌，情势十分危殆。”
混水好摸鱼，他说一批势利眼就团结起来整他。要他下野：“……竭力培植刘文辉，利用他来对我加以监视，局面僵持，他们人人心情苦闷，苦闷的情绪凝而为一，一盘散砂终于团结起来了。” “我的部将如蓝文彬等（就是台湾电影明星蓝天虹的叔父）也被刘湘或多或少的化钱收买了。”一句话，他被他们耍了，陷入重围，进退维谷。
因为云南是他的旧游之地，其后杨森有云南之图，可是“放眼云南，山高水深，艰险重重，我无法否认，打这一仗，我的胜算不太大。”再说，“我的部队，多年来都驻扎在四川膏沃之区，地方富庶，生活安乐，薪饷高，吃穿都好，那时当兵的收入，要比时下（指1960年代的台湾省）公务员好得多。”
他们这样搞来搞去，整得社会鸡飞狗跳，儿戏稀松的合纵连横，相互的“唱衰”，亦是必然之事。所以向云南的退却，这个考虑也流产了，他的“功业”就开始滑坡以至崩溃了。云南不能去，只有下野向外省周旋转圜，遂有失败出川之事——
带了一百多名参谋、卫士，我从宜宾泸州之间的江安出发，乘的是一条小火轮。那上面，当然不会如刘健群先生故事中所说，有几千条新式快枪……
过重庆，时值夜晚，山城灯火辉煌，层层迭迭，我命火轮偃旗息鼓，熄灭灯盏，静悄悄的顺流而下。记得当时船上人人提心吊胆，颇显惊惶，我为了安定军心，装做若无其事，站在船头，和他们谈笑风生。我还说：“刘甫澄（刘湘的号）他们，只怕现在麻将打得正热闹！”
……周西成和驻守重庆的刘湘一样，万万想不到我敢轻舟简从，公然闯过鬼门关，而且一关二关三关乃至于无数关。这在他们心目之中，确是不可思议之事。
事后，也不知道聊以解嘲，还是别具用心，周西成逢人便说：
“杨惠公下野出川，船过涪州，我那有毫无所知的道理？祇不过，头几天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化身为一条小龙，浮沉于汪洋大海之中，被许多虾兵蟹将，么魔水怪包围住了，拉拉扯扯，正在无法脱身。突然之间，看到一条百尺大龙，排山倒海而来，那些小丑，见了立刻纷纷走避。”
于此一端，也可以想见周西成这个人，临机应变，信口开河的本领……
他为何轻易逸脱？乃因他大肆摆出入滇的姿势，对方不知他走水路。他断定，周某是个怪人，“他在贵州严军纪、剿盗匪、办教育、兴建设，凡事都参考我在四川的作为。”
后来，周西成死了。抗战时期，杨森以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身份，参与主持湘桂会战，那时日军进占独山，大局危殆。杨森在军务繁剧之时，特意抽出时间，去参观周西成造在贵阳的主席官邸，西化得不伦不类。每一间卧室都附有一个小小的空房，既非盥洗室，也无他用，“守屋者满脸苦笑的告诉我说：起先是抽水马桶间么！但是洋房造好了，周主席跑来一看，就皱眉头。他大发脾气的说：那有厕所跟寝室连在一起的道理？痾屎撒尿，臭死人！还不赶紧给我把这些厕所搬到花园后面去！”
他最后下的结论：刘健群先生所描得很生动的周西成，有虚名而实秕糠，只是“不曾读书，略通之无的贵州怪军人”罢了。
杨氏不特线装古书读得多，看来也很能消化，而其对文字之感觉，亦情有独钟，是可以肯定的。他的这篇作品，不免一些鸵鸟心态，些许部分略装一点胡涂，但确也详尽辩诬，大大方方毫不支吾其词，把一、二十年之内的历史，写得风生水起，甚至把它揭发个盆底朝天的。有的地方，他三言两语，言其大略。有的细部，他又藉微观以窥全豹，整合为一种活灵活现的档案资料，颇有见微知着之效。他笔下的贵州怪军人，也并不坏，只是有点“土”，私底下更是亦步亦趋地向成渝方面学习。他虽意在贬抑，到底也还温柔敦厚。再返观刘氏健群的文章，那就真个儿隔靴搔痒，微不足道了。打个比方说，就象要在鸡蛋里找骨头，刘健群啥也没挑到，还粘连一手腥液，而杨森杨老头，还真有本事挑出骨头，且言之成理，判断无谬。他们这批人，在那岛上呆到老朽，慢慢地，个个都不免“闲坐说玄宗”的心态，在文字的驱谴方面，一些人就从“为人生的艺术”异变成“为艺术的艺术”了。当然，刘氏谈周西成的文章，文笔也很不错，气势连贯，只是内容空疏一些，杨森也赞他“声音笑貌，跃然纸上”，他毕竟听来的多，亲历的少嘛。刘氏的文字也难得一见，此处再引一段吧：“谷正伦回黔任了主席。这个时候的周西成，仅仅是在驻扎黔湘边境靠近洪江的一个游击司令王小山的部下，充当一名营长……周西成同我毫无关系，不相识也无恩怨。说起了他的好处，根本于我不相干；说到了他的坏处，骂的人也牵连不到我。但他是以前贵州省主席，对贵州老百姓的生活，是有影响的。我也是贵州老百姓之一，不能说我们没有关系……天地间有这样的一个人，也做了这许多的事，该褒？该贬？该痛恨？该鼓掌？通通不关我的事。让人们自己去理解，如是而已。所以我既不称之为怪杰，又不斥之为怪物。只说他是一个怪军人。军人是他的本行身份，怪是指他的事有些特别。只算是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不想加一点，也不想减一点。”（见《贵州怪军人周西成》）。
杨森的文章后来都收入他的回忆录，篇幅达一百万言，文气始终不稍衰！厉害吧。有的大佬忙不过来，偶有人代笔、记录；而杨森和刘峙等人，都是自己抓笔，操觚上阵。刘峙所写先秦文学的札记（徐蚌败北，退到印尼时写的），拿来做今之博导授课讲义，一点也不陈旧，甚至颇有新意呢。
不敢说他写的就是“信史”，但无疑可为写史之助，多年不解之难题，往往为其一语解纷。甚至繁琐之鸡零狗碎流水账描摹得兴味盎然，措辞妥帖，榫头卯眼大小天衣无缝，表出事物清楚的阶梯，和明显的脉络。其间又交织半调侃半论说的句子，乃至将历史经验美学化，致其叙述大有可观。闲读此书，几疑其为“左传”再生之现代版也。
天才的睿智与洞见
——郑观应及其《盛世危言》
晚清时节，外患内忧加剧，国势险恶，几陷万劫不复之境地。但那也是志士崛起、豪俊辈出的时代。王韬文笔的简古畅达和投身自由媒介的深广、孙中山先生的深谋远虑和愈挫愈奋、郭嵩焘智者的痛苦……皆具各方面的代表性。郑观应与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同时，其思想巨著今日读来犹心如卷澜，汗涔涔下。郑公广东香山人，生于1842，卒于1922。少年时期即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后长期于洋行任职。与洋务大员交谊日深，先后任织布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后又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其间思索结晶也日益宏富。郑先生在早期开埠的大上海入洋行，学外语，识外人。他的商业试题做得很大。而他的头脑则一刻也不停地思考中国症结。其后又应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之招，潜往西贡、金边侦察法人军情，为国效力。其为人或经商均方正而有转圜余地，责己严而待人宽。终因人事挫败受诬于人，乃退往澳门，倾力撰述《盛世危言》。其《救时揭要》1873年刻印，《盛世危言》1894年刊行。其于政体则倡“立议院、达民情”，于洋务派之心结则指出其“舍本图末”，经济方面则主张民办企业，与列强之商战抗衡，文化建设则办学藏书；军事上“人”、“器”并重。观其《条陈中日战事》之分析及行止，可谓军事情报之天才及商战之第一流高手。《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侪之处在于，强调立宪为首要的议会政治；以此为背景，传媒、商业、文化……方有真正依托，故张之洞读毕《盛世危言》由衷叹曰：“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他可以说是民主政体的血亲，心地的纯挚、头脑的深邃、眼光的明锐，运笔的条畅，结体的厚重，合一炉而冶之。
书中纵论学校、考试、藏书、公举、邮政、农功、铁路、保险、边防、练兵……卓见迭出，系统有致，洵为同盟会大举、党人报刊大量出现之前，最为恢弘峭拔、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的著作。他在举行自由公正选举、扶助自由负责的媒体、创建独立的司法体制和通过国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等方面作出令今人惊讶不已的卓越论述。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郑先生的高明在于，强调政体的优先、政体的决定性、根本性，乃是社会正常和谐发展的根本。他的价值观念扎实超越了器物的现代化，而进入制度层次的近代化，或曰思想行为层次的近代化。它指出这样的路径：倘若根本性的要件弃置不顾，则它方面无论有多少的法律、条规、经略、谋划……都是治标不治本，进展缓慢，或不进反退，甚至走向文明进步的反面。而一切形式的专制者对此总是深惧而阳奉阴违的。
对民主政体深入骨髓的认识，乃因其杜绝舞弊之科学、之严格、之有效。他论述议员、选举之关系，“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自有公论。”定位之精确无以复加，如此实行，可令天下英奇才智之士得以施展。当时，国人也有疑问，以为中国唐宋以来之台谏、御史，不就和西方的议员一样的质地作用吗？郑观应直截指出其本质的不同。盖中国之传统专制下，谏官必顾私恩，讲门第，同时于民情也相当隔膜，其间还有智愚贤不肖的区分；沽名钓誉者还有那个制度保其行径，致生很多麻烦。议员则不一样，他们的来源，普遍选自民间社会，草茅疾苦可得切近了解，更关键之处是他们的进退出入升降沉浮也决定于民众。
他对欧陆行政嬗变、体制、构架，了然于心，和中国的行政体系作切近、踏实的比勘校验。如谓吏治，倘有任何渎职现象，议院、总统就会理董之，官吏则不能一日居其位，此即制衡之奇效也。对积弊之痛愤：“中国自秦汉以来，科条非不密也，其奉行而持守之者，非不严且明也，及其既也，适也束缚天下之君子，而便利天下之小人。” 欲扫却这样的不堪之状况，他明言非开设议院不可。循名责实，至大至公，“何惧乎英、俄，何忧乎船炮？”制度路径乃是解决最棘手社会问题的根由。
议院之形成，运作，规则、人员，议院立法之方式、形式，皆以英、德为例。其作用，“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忿，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
言论自由，权利保障，经济腾飞，国际地位，事无巨细，都要靠三权分立的政体来保障。专制、专权，黑箱操作，一人说了算……这样的政体，社会个体都会为了生存不守规则，互相欺骗的恶果是加剧不安全感，坠入恶性循环的险恶之道。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尝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郑公发议，盖基于此。
专制之下，遇到明主、贤臣，老百姓 或可喘口气。而多数时候则血泪相和流，“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风雨如磐，鸡鸣不已。
开发选举，整合这样、地方功能，整合社会经济资源，实际上是一种良性利益诱导方式。除国会立法外，日常制度形成往往由诱导因素变迁而成，对利益主体的各方面，均达成良性循环。
当郑观应方痛切思索之际，在他稍前或同时，也有类似的嘤鸣之声。林则徐亦译亦撰的《四洲志》，介绍三十多国家的人文、地理、历史，细部旁及行政、司法、资源、风俗、技艺……种种，其中介绍美国十分详尽。于政事一端，他介绍说，“以洼申顿为首区，因无国王，遂设勃列西领一人，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黜陟。然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西业会议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勃列西领四年一任，期满更代，如综理允协，通国举服，亦有再留一任者，总无世袭终身之事……”又详叙其大学、法政的教育，“迩来又增学习智识考察地理之馆，重刊欧罗巴书籍，人才辈出，往往奇异”。关于赋税，因其一开始为小政府大社会，所以，“当开国之初，轻税薄敛，原可足用”。遇到战争，因“兵少饷厚，故训练精强”，征收钱粮税饷都是良性循环。于美国民主制度隐约透露欣羡之情。
因其书最早打开眼界，故尚有幼稚或令人哑然失笑之叙述，但当政经关键，却往往一语道着，就其深度、专注、身份、重要性而言，林则徐可谓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中国人。
广东名儒梁章冉的《海国四说》，“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人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国家法政的总决定权在人民，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又使总统届期必退，即无论何等样的恋栈者俱不可行。对最高统治者本人来说——“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恩……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谈政体的文字在这书中不太多，然一旦涉及，其认识往往深入骨髓，精到的眼光与把握令后世相当多的长文专论所望尘莫及。
其后魏源编撰巨著《海国图志》。“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才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非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洵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公乎！”已相当明确的肯定制度的约束力量，以及那种“最不坏”的巧妙设计，对议会架构的介绍与美誉对维新运动大有启发。《后叙》说美国宪法“可垂弈世而无弊”。
同时期的郭嵩焘，他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而胸怀却远远超越洋务意识的奇人。曾襄助曾国藩出办团练，建湘军。中年时期至上海，接触西人西学。晚年力陈西方立国之本在政教，若仅于技术方面师其长技，乃舍本逐末。出使英国，为中国遣使驻欧之始。两年多使外期间，有60万言记述，得出“西洋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的结论（《使西纪程》）。保守派据为把柄，予以攻击。汪荣祖先生《走向世界的挫折》145页写道，“郭氏以礼为治事之必须。儒家的礼就是儒家的制度。……他认为礼须不违于时，则以礼为本的政教，岂能不应时而变革？”郭氏言“时者，一代之典章，互有因革，不相袭也。”
他们都是在那人心窳败、凋敝的社会风气中，真正的有心人。因其天才的洞见和深刻的睿智，成为二十世纪的思想巨人，而以郑观应所述最为系统条畅。其思想的生成、结撰，不特超越前人，傲视同侪，且也以其绝不缩水的思想重量，照出后人的庸常和反常。
曹聚仁先生《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页158）曾很确凿地断言：
儒家谈政治，不主张理财，这便是行不通的。一则藏富于民，就会害民，因为让人民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就会造成欧美资本主义的畸形经济，弄得政府没有钱，钱都流到少数人手里去了。二则政府一切设施，一切建设事业，都非钱不行，不善理财的话，任何政治理想都不能实行，现代政治家都知道政治越进步，赋税便越重，薄赋税的话，只是迎合社会群众的心理，发些不负责的空话。
这是他赞誉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为王氏辩护的一番话。他推崇王安石的整理兵制、重要企业由国家经营，由政府统制一切企业经济机构……所以曹先生崇法家而厌恶儒家。
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艺自由化，等等，乃是政治现代化的圭臬。曹公智不解此，至发荒诞之言，竟至走向推崇残民以逞的行政政策而不自知，反而沾沾自喜。
社会平衡，人心顺遂，起点平等，自由竞争，最大限度发挥个体的人本的价值，其结果就是藏富于民。曹公竟说这就会害民。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而在不知不觉间，他对民间的漠视，对民瘼的轻蔑，以及他那货与帝王家的帮闲念头就露了马脚。
什么建设呀设施呀，都非钱不行，更是不着边际。盖在他心头，钱就是纸币，而不是经济基础和实力，钱从哪里来，从根本上说，不是印钞厂开动机器，而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理财也不是他心目中那种概念，赋税越重钱就来了吗？就算是，也是杀鸡取卵一时而已，对社会的抽筋拔皮，更是政治的自掘坟墓。再者，欧美社会，对暴利行业才是课以重税，重、薄各有针对，哪里象曹公所说是什么畸形经济？
王安石那一套政治、经济运作模式，在经济学上，相当于类凯恩斯疗法，实施那一政策的政府是在完全缺乏“凯恩斯契约”的约束下实施这些政策的。事实证明在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控制之间并未取得平衡，反而左支右绌、导致全面棘手的问题和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烦。曹先生盲目大赞王安石，他不知道，要达成其理想，政府必须在不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情况下来采取干预行动，而这种契约在那时的专制体系中根本就不存在。于是，国家办社会，专制者乃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指令经济带来僵化后果，。
藏富于民和国家建设完全是不矛盾的一物的两面。倘若民间只有微不足道的权利和财富，则出现严重经济危机的概率将高频出现。正常的民意表达手段与管道极度缺乏，加上集体行动受压制，问题反而被忽略，终至爆发。如果不是藏富于民，政府要大大地有钱，则他们必利用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以一种近乎掠夺的方式来极力支撑其表面的繁荣。无论朝野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
所以曹先生那一套非驴非马的政经“思想”，经他一番认真冥顽的表达，读来真有啼笑皆非的感觉。由一种大一统的心态所支配，他在作判断时倾向于反应过敏、冲动和轻率。较之早他百年的郑观应，曹公的见识，就可以说是不成样子了。郑先生的书中，民主相当于“第五个现代化”，乃是最重要的现代化，这一点是确凿不疑的。因为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公众有其他的信息来源，不会为强权谎言所欺瞒制约。
在曹先生潜意识中，人与蝼蚁蛆虫了无分别；那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之、富之的帝王心态。也许他的出发点也愿出良好，可是他的见识实在短浅荒谬，可见古人在硬件方面虽不如今人见多识广，而其智慧却有超越不可代替不可逾越的地方。他的发议为二十世纪六零年代，不过差不多百年时光，人的见识退步如此不可以道里计，开脱无盐居然不惜唐突西施，究竟令人诧异。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高明如丁文江先生等，1933年夏天他访问苏联和美国，他为苏俄的计划经济及控制力而赞叹，随后他到了美国，他惊叹于美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对社会社会生活的强大渗透，他在摩天楼下由衷惊羡，“然而，他并未将美国的繁荣现象归功于美国的经济或政治体制出类拔萃”（参见美国费侠莉《丁文江》新星版181页）。在丁先生的心目中，仿佛美国的强大与生俱来，天生如此，而非制度的优越。他对苏俄的访问，也没有象罗曼罗兰那样表现拷问的责任、或发现漏洞的坦率。他认为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的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而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他说“民主，仅是一种进行统治的实验形式”，丁先生推崇西方技术、现代行政组织方法、敬业精神、廉洁奉公等等信条，这都是智者的仁心仁术，但他显然以往了最重要的一点，即体制的决定作用，他过多地看中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而忽略了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根本意义，普选、分权、司法独立、个人权利对社会生活、国民经济的根本支撑和保障，即措置利病得失的明效大验。
至于再往后几十年的顾准先生，他反复地强调，两党制不如一党制，民主也只是粉饰门面，换汤不换药，他梦想一种虚幻超验的“科学精神”来改善人类的处境，而不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制度（参见《顾准文集》343-346），那样的见识，几乎就是一个残酷的笑话了。
以上诸位，他们有好心眼，却无鉴赏力。或不知深浅，或不识大局，若此探悉利弊，自然不得要领。他们缺乏的则是郑先生那样的眼力和魄力，故其对大局认识尚未登堂入室、舍筏上岸。比他们早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郑观应，所反复推扬的，却是“君主权偏于上，民主权偏于下，凡事上下院议定，君谓如实内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他最看重的是“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包括当时日本羽翼渐丰，国力渐强，郑先生即直截点明其“步趋西国”的制度的决定性，及宪政文化的普适性。
一元化专制强权抹煞人的政治自由，个人的自主、自动自发的能力，遂令各种弊端渐次显现，人人自危、草菅人命、道德沦丧、吏治腐败、因循苟且、豪杰灰心、恶徒燥竞、信息黑箱、剜肉补疮……一时俱来。积弊发展到极端，终于引发社会的大动荡，底层民众承其巨大代价转徙沟壑……所以郑观应先生对此“弊之太甚”的状态，极为痛心，怎么办呢，“去之之道奈何？一言以蔽之曰：是非设议院不为功！”（《议院上》）。事实上美国国会之两院，一为贴近且跟随民意公论，一为防止集体情绪狂乱，宪法规定法律之通过须经两院允许。而两院之间互有羁控，譬如参院有权对众院之法案之修订或驳回，其分权与制衡相当有效。他所有的思想布局及深远的考虑，和后世的美利坚总统小布什之高明用心同出一辙——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郑观应及其《盛世危言》
晚清时节，外患内忧加剧，国势险恶，几陷万劫不复之境地。但那也是志士崛起、豪俊辈出的时代。王韬文笔的简古畅达和投身自由媒介的深广、孙中山先生的深谋远虑和愈挫愈奋、郭嵩焘智者的痛苦……皆具各方面的代表性。郑观应与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同时，其思想巨著今日读来犹心如卷澜，汗涔涔下。郑公广东香山人，生于1842，卒于1922。少年时期即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后长期于洋行任职。与洋务大员交谊日深，先后任织布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后又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其间思索结晶也日益宏富。郑先生在早期开埠的大上海入洋行，学外语，识外人。他的商业试题做得很大。而他的头脑则一刻也不停地思考中国症结。其后又应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之招，潜往西贡、金边侦察法人军情，为国效力。其为人或经商均方正而有转圜余地，责己严而待人宽。终因人事挫败受诬于人，乃退往澳门，倾力撰述《盛世危言》。其《救时揭要》1873年刻印，《盛世危言》1894年刊行。其于政体则倡“立议院、达民情”，于洋务派之心结则指出其“舍本图末”，经济方面则主张民办企业，与列强之商战抗衡，文化建设则办学藏书；军事上“人”、“器”并重。观其《条陈中日战事》之分析及行止，可谓军事情报之天才及商战之第一流高手。《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侪之处在于，强调立宪为首要的议会政治；以此为背景，传媒、商业、文化……方有真正依托，故张之洞读毕《盛世危言》由衷叹曰：“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他可以说是民主政体的血亲，心地的纯挚、头脑的深邃、眼光的明锐，运笔的条畅，结体的厚重，合一炉而冶之。
书中纵论学校、考试、藏书、公举、邮政、农功、铁路、保险、边防、练兵……卓见迭出，系统有致，洵为同盟会大举、党人报刊大量出现之前，最为恢弘峭拔、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的著作。他在举行自由公正选举、扶助自由负责的媒体、创建独立的司法体制和通过国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等方面作出令今人惊讶不已的卓越论述。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郑先生的高明在于，强调政体的优先、政体的决定性、根本性，乃是社会正常和谐发展的根本。他的价值观念扎实超越了器物的现代化，而进入制度层次的近代化，或曰思想行为层次的近代化。它指出这样的路径：倘若根本性的要件弃置不顾，则它方面无论有多少的法律、条规、经略、谋划……都是治标不治本，进展缓慢，或不进反退，甚至走向文明进步的反面。而一切形式的专制者对此总是深惧而阳奉阴违的。
对民主政体深入骨髓的认识，乃因其杜绝舞弊之科学、之严格、之有效。他论述议员、选举之关系，“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自有公论。”定位之精确无以复加，如此实行，可令天下英奇才智之士得以施展。当时，国人也有疑问，以为中国唐宋以来之台谏、御史，不就和西方的议员一样的质地作用吗？郑观应直截指出其本质的不同。盖中国之传统专制下，谏官必顾私恩，讲门第，同时于民情也相当隔膜，其间还有智愚贤不肖的区分；沽名钓誉者还有那个制度保其行径，致生很多麻烦。议员则不一样，他们的来源，普遍选自民间社会，草茅疾苦可得切近了解，更关键之处是他们的进退出入升降沉浮也决定于民众。
他对欧陆行政嬗变、体制、构架，了然于心，和中国的行政体系作切近、踏实的比勘校验。如谓吏治，倘有任何渎职现象，议院、总统就会理董之，官吏则不能一日居其位，此即制衡之奇效也。对积弊之痛愤：“中国自秦汉以来，科条非不密也，其奉行而持守之者，非不严且明也，及其既也，适也束缚天下之君子，而便利天下之小人。” 欲扫却这样的不堪之状况，他明言非开设议院不可。循名责实，至大至公，“何惧乎英、俄，何忧乎船炮？”制度路径乃是解决最棘手社会问题的根由。
议院之形成，运作，规则、人员，议院立法之方式、形式，皆以英、德为例。其作用，“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忿，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
言论自由，权利保障，经济腾飞，国际地位，事无巨细，都要靠三权分立的政体来保障。专制、专权，黑箱操作，一人说了算……这样的政体，社会个体都会为了生存不守规则，互相欺骗的恶果是加剧不安全感，坠入恶性循环的险恶之道。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尝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郑公发议，盖基于此。
专制之下，遇到明主、贤臣，老百姓 或可喘口气。而多数时候则血泪相和流，“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风雨如磐，鸡鸣不已。
开发选举，整合这样、地方功能，整合社会经济资源，实际上是一种良性利益诱导方式。除国会立法外，日常制度形成往往由诱导因素变迁而成，对利益主体的各方面，均达成良性循环。
当郑观应方痛切思索之际，在他稍前或同时，也有类似的嘤鸣之声。林则徐亦译亦撰的《四洲志》，介绍三十多国家的人文、地理、历史，细部旁及行政、司法、资源、风俗、技艺……种种，其中介绍美国十分详尽。于政事一端，他介绍说，“以洼申顿为首区，因无国王，遂设勃列西领一人，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黜陟。然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西业会议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勃列西领四年一任，期满更代，如综理允协，通国举服，亦有再留一任者，总无世袭终身之事……”又详叙其大学、法政的教育，“迩来又增学习智识考察地理之馆，重刊欧罗巴书籍，人才辈出，往往奇异”。关于赋税，因其一开始为小政府大社会，所以，“当开国之初，轻税薄敛，原可足用”。遇到战争，因“兵少饷厚，故训练精强”，征收钱粮税饷都是良性循环。于美国民主制度隐约透露欣羡之情。
因其书最早打开眼界，故尚有幼稚或令人哑然失笑之叙述，但当政经关键，却往往一语道着，就其深度、专注、身份、重要性而言，林则徐可谓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中国人。
广东名儒梁章冉的《海国四说》，“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人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国家法政的总决定权在人民，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又使总统届期必退，即无论何等样的恋栈者俱不可行。对最高统治者本人来说——“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恩……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谈政体的文字在这书中不太多，然一旦涉及，其认识往往深入骨髓，精到的眼光与把握令后世相当多的长文专论所望尘莫及。
其后魏源编撰巨著《海国图志》。“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才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非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洵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公乎！”已相当明确的肯定制度的约束力量，以及那种“最不坏”的巧妙设计，对议会架构的介绍与美誉对维新运动大有启发。《后叙》说美国宪法“可垂弈世而无弊”。
同时期的郭嵩焘，他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而胸怀却远远超越洋务意识的奇人。曾襄助曾国藩出办团练，建湘军。中年时期至上海，接触西人西学。晚年力陈西方立国之本在政教，若仅于技术方面师其长技，乃舍本逐末。出使英国，为中国遣使驻欧之始。两年多使外期间，有60万言记述，得出“西洋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的结论（《使西纪程》）。保守派据为把柄，予以攻击。汪荣祖先生《走向世界的挫折》145页写道，“郭氏以礼为治事之必须。儒家的礼就是儒家的制度。……他认为礼须不违于时，则以礼为本的政教，岂能不应时而变革？”郭氏言“时者，一代之典章，互有因革，不相袭也。”
他们都是在那人心窳败、凋敝的社会风气中，真正的有心人。因其天才的洞见和深刻的睿智，成为二十世纪的思想巨人，而以郑观应所述最为系统条畅。其思想的生成、结撰，不特超越前人，傲视同侪，且也以其绝不缩水的思想重量，照出后人的庸常和反常。
曹聚仁先生《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页158）曾很确凿地断言：
儒家谈政治，不主张理财，这便是行不通的。一则藏富于民，就会害民，因为让人民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就会造成欧美资本主义的畸形经济，弄得政府没有钱，钱都流到少数人手里去了。二则政府一切设施，一切建设事业，都非钱不行，不善理财的话，任何政治理想都不能实行，现代政治家都知道政治越进步，赋税便越重，薄赋税的话，只是迎合社会群众的心理，发些不负责的空话。
这是他赞誉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为王氏辩护的一番话。他推崇王安石的整理兵制、重要企业由国家经营，由政府统制一切企业经济机构……所以曹先生崇法家而厌恶儒家。
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艺自由化，等等，乃是政治现代化的圭臬。曹公智不解此，至发荒诞之言，竟至走向推崇残民以逞的行政政策而不自知，反而沾沾自喜。
社会平衡，人心顺遂，起点平等，自由竞争，最大限度发挥个体的人本的价值，其结果就是藏富于民。曹公竟说这就会害民。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而在不知不觉间，他对民间的漠视，对民瘼的轻蔑，以及他那货与帝王家的帮闲念头就露了马脚。
什么建设呀设施呀，都非钱不行，更是不着边际。盖在他心头，钱就是纸币，而不是经济基础和实力，钱从哪里来，从根本上说，不是印钞厂开动机器，而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理财也不是他心目中那种概念，赋税越重钱就来了吗？就算是，也是杀鸡取卵一时而已，对社会的抽筋拔皮，更是政治的自掘坟墓。再者，欧美社会，对暴利行业才是课以重税，重、薄各有针对，哪里象曹公所说是什么畸形经济？
王安石那一套政治、经济运作模式，在经济学上，相当于类凯恩斯疗法，实施那一政策的政府是在完全缺乏“凯恩斯契约”的约束下实施这些政策的。事实证明在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控制之间并未取得平衡，反而左支右绌、导致全面棘手的问题和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烦。曹先生盲目大赞王安石，他不知道，要达成其理想，政府必须在不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情况下来采取干预行动，而这种契约在那时的专制体系中根本就不存在。于是，国家办社会，专制者乃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指令经济带来僵化后果，。
藏富于民和国家建设完全是不矛盾的一物的两面。倘若民间只有微不足道的权利和财富，则出现严重经济危机的概率将高频出现。正常的民意表达手段与管道极度缺乏，加上集体行动受压制，问题反而被忽略，终至爆发。如果不是藏富于民，政府要大大地有钱，则他们必利用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以一种近乎掠夺的方式来极力支撑其表面的繁荣。无论朝野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
所以曹先生那一套非驴非马的政经“思想”，经他一番认真冥顽的表达，读来真有啼笑皆非的感觉。由一种大一统的心态所支配，他在作判断时倾向于反应过敏、冲动和轻率。较之早他百年的郑观应，曹公的见识，就可以说是不成样子了。郑先生的书中，民主相当于“第五个现代化”，乃是最重要的现代化，这一点是确凿不疑的。因为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公众有其他的信息来源，不会为强权谎言所欺瞒制约。
在曹先生潜意识中，人与蝼蚁蛆虫了无分别；那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之、富之的帝王心态。也许他的出发点也愿出良好，可是他的见识实在短浅荒谬，可见古人在硬件方面虽不如今人见多识广，而其智慧却有超越不可代替不可逾越的地方。他的发议为二十世纪六零年代，不过差不多百年时光，人的见识退步如此不可以道里计，开脱无盐居然不惜唐突西施，究竟令人诧异。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高明如丁文江先生等，1933年夏天他访问苏联和美国，他为苏俄的计划经济及控制力而赞叹，随后他到了美国，他惊叹于美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对社会社会生活的强大渗透，他在摩天楼下由衷惊羡，“然而，他并未将美国的繁荣现象归功于美国的经济或政治体制出类拔萃”（参见美国费侠莉《丁文江》新星版181页）。在丁先生的心目中，仿佛美国的强大与生俱来，天生如此，而非制度的优越。他对苏俄的访问，也没有象罗曼罗兰那样表现拷问的责任、或发现漏洞的坦率。他认为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的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而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他说“民主，仅是一种进行统治的实验形式”，丁先生推崇西方技术、现代行政组织方法、敬业精神、廉洁奉公等等信条，这都是智者的仁心仁术，但他显然以往了最重要的一点，即体制的决定作用，他过多地看中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而忽略了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根本意义，普选、分权、司法独立、个人权利对社会生活、国民经济的根本支撑和保障，即措置利病得失的明效大验。
至于再往后几十年的顾准先生，他反复地强调，两党制不如一党制，民主也只是粉饰门面，换汤不换药，他梦想一种虚幻超验的“科学精神”来改善人类的处境，而不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制度（参见《顾准文集》343-346），那样的见识，几乎就是一个残酷的笑话了。
以上诸位，他们有好心眼，却无鉴赏力。或不知深浅，或不识大局，若此探悉利弊，自然不得要领。他们缺乏的则是郑先生那样的眼力和魄力，故其对大局认识尚未登堂入室、舍筏上岸。比他们早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郑观应，所反复推扬的，却是“君主权偏于上，民主权偏于下，凡事上下院议定，君谓如实内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他最看重的是“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包括当时日本羽翼渐丰，国力渐强，郑先生即直截点明其“步趋西国”的制度的决定性，及宪政文化的普适性。
一元化专制强权抹煞人的政治自由，个人的自主、自动自发的能力，遂令各种弊端渐次显现，人人自危、草菅人命、道德沦丧、吏治腐败、因循苟且、豪杰灰心、恶徒燥竞、信息黑箱、剜肉补疮……一时俱来。积弊发展到极端，终于引发社会的大动荡，底层民众承其巨大代价转徙沟壑……所以郑观应先生对此“弊之太甚”的状态，极为痛心，怎么办呢，“去之之道奈何？一言以蔽之曰：是非设议院不为功！”（《议院上》）。事实上美国国会之两院，一为贴近且跟随民意公论，一为防止集体情绪狂乱，宪法规定法律之通过须经两院允许。而两院之间互有羁控，譬如参院有权对众院之法案之修订或驳回，其分权与制衡相当有效。他所有的思想布局及深远的考虑，和后世的美利坚总统小布什之高明用心同出一辙——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各地人物性情说略
人是时间的动物，也是空间的动物。山川修阻声息交通不易，由是导致政治、文化的离心倾向，所以孟子谓“南蛮觖舌之人”，打心眼里，看轻未开化的南方人。中华文化，发祥于中原黄河流域，在近古以前无大变。南方文化、语言比不上中原的先进，在心态上，处于被动地位。清人刘大槐记游击将军某，表演刀马弓弩膂力之术，清圣祖校阅，大惊，“南人也有此弓马耶！”其本心深处是从体力上轻视南方人。而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更规定不准起用南方人为宰相，“南人不得坐吾此堂”，作为祖制颁令遵行。（事见鲁迅全集，四，84转引）
鲁迅引《洛阳伽蓝记》等书，说是古时北方人甚至不将南方人视作同类，元朝将人分四等，汉人是第三等，此仅指北人，南人却是第四等，居最末。北方人厚重，南方人机灵，通常的看法是如此；但即在南方人中，同做一事，其性质也大不同。旧时国人迷信成风，但鲁迅说，广东人迷信势力很大，却迷信得很认真，有魄力。浙江人也迷信，却不肯出死力去做事，即令迷信，也透着一种小家子相，毫无生气（参见鲁迅全集，五，438）。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1034）引中外哲人从气候、情智上观察南北方人之区别，说是北方寒而其人寿，南方暑而其人夭。“温肥者早终，凉瘦者迟竭”。孟德斯鸠谓冷地之人强有力，热地之人弱而惰。修谟谓北人嗜酒，南人好色，则在外国也有此种南北之区别。
《列子，汤问》谓“南国之人祝发而裸，北国之人褐巾而丧，中国之人冠冕而裳”，也从地理因素解会其生活处境及性质。橘子生长在淮南则为橘子，移栽到淮北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果实形貌味道都不大相同了。人其实和植物是一样，颇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品性自然有差异。
或有一事实可证明，古代的皇帝中，简直就没有南方人，从上古三代到“洪宪”的袁世凯。南方的振起发达，是在辛亥革命以后，突然加剧了它的影响力。这当然是一个郁积渐变的过程，魏晋南北朝以还，世族南迁；以后北方游牧民族南侵，造成无数次政治、文化重心的南移。
开化了的南人，亦颇倨傲。清代那个尺牍名家许葭村，他的《秋水轩尺牍》，即对北人甚为失望，他致友人信解释尚未生子的原因，“求珠有愿，种玉无田。嗣息之谋，尚在虚左。”没有润玉般的美妇人，为什么呢？他解释说“始则津门访丽，既而选美金台，买来凡骨，自此所闻所见，大都北地胭脂，终异南朝金粉，恐未必能逢如意之珠。”
在北方，天津河北一带，不易找到可供倚香偎翠的美玉一样的美妇人。北地妇人，无论品性、质地、相貌，都不能象他印象中的“南朝金粉”一般迷人，所以才无可奈何的一任婚姻大事耽误下去。这位许先生是绍兴人，鲁迅的老乡。而鲁迅在他的名文《南人与北人》中，对南人北人的缺陷、可鄙之处一律不加客气的予以痛斥。
《水经注，江水注》中，认为山清水秀之地，每每生长俊彦、人中之龙；而地险流急的地方，其人亦大多性格褊狭，不易相处。杜甫《最能行》中骂道“此乡之人器量狭，误竞南风疏北风。”
象许葭村那样反过来瞧不起北方，那也是一种事实，尤其在下层，近代北方农村民智愚陋，老百姓所得教育，仅是下层说书人以讹传讹的瞎掰乎，养成一种怪力乱神、成王败寇的卑下念头。加上地理环境的恶劣，旱涝频生，生命难以维持，而生冒险乐祸、暴戾恣睢之心，义和团的发生，令中国创巨痛深，也有这样的因素在内呢。
南北东西，地域、物产、气候等等的不同，终于导致各地方人物气质、习俗、文化及行为方式的差异，古人多有饶于趣味的观察和描绘。
唐代魏徵等撰写的《隋书》地理志中，道及各处的民性特征，观察集中，好玩得很。
荆楚一带的人，“劲悍决烈”，他们久处山谷，言语方音浓重，土布当衣服，如果将其唤作蛮子，则他们必然发怒。他们喜欢祭祀鬼神，又喜龙舟竞渡。
吴越地方的人，“水耕火薅，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信鬼神，好淫。人性并躁动，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关于这一点，李秀成攻克苏州后，有相当的感慨，“得城之后，当即招民；苏民蛮恶，不服抚恤，每日每夜抢掳到我城边。我将欲出兵杀尽，我万不从，出示招抚，民俱不归，连乱十余日”（见《李秀成供状》）。其躁动的野性，如闻如见，可作魏徵言论的印证。同样大致是这一带，也有时间的不同而有异趣的观察，阮元在《扬州画舫录》的序言中说“扬州……土沃风淳。士日以文，民日以富”，这是因为时代、观察角度的不同，以及所谓大气候的迥异而造成的结论了。
旁边接壤的豫章、庐陵一带，老百姓辛勤务农，上层人士一夫多妻，有功名富裕者，“前妻虽有积年之勤，子女盈室，犹见放逐。”
再往下，就是岭南、两广一带了，这里“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包括南海诸小岛，多产奇珍异宝，人多从商致富。此地的人，虽亦尽力农事，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老百姓俗好相杀，好械斗，相攻鸣鼓，到者如云。
彭城（徐州）以北不远处的鲁南之地，人民劲悍，读书人讲气节、任侠，好社交。“莫不贱商贾，务稼穑，尊崇儒学。”紧连着的齐地，“人尤朴鲁，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始太公以尊贤尚智为教，矜于功名，依于经术，阔达多智，志度缓舒。”但在齐郡，“旧曰济南，其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入目” ，也有庸俗虚伪的一面，譬如大宴宾客，佳肴满席，只能轻尝则止，否则叫作不敬，旁人都要讽刺讥诮。
整个华北一带硕大的地方，人民“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这地方的老百姓则重侠使气，好结朋党，悲歌慷慨，出于仁义；另一面则浮巧成俗，雕刻精妙，士女衣着，以奢华绮丽相攀比。中原、河、洛地方，则“俗尚商贾，机巧长风，巧伪趋利，贱义贵财。邪僻傲荡。”如是可鄙，也形成相当分明的对比。
巴蜀之地，在大西南。地处偏北地方，靠汉中以南至成都以北，“质朴无文，不甚趋利。”但口腹之欲望甚为强大，即令蓬室柴门的穷人家，也想方设法要吃大肉，否则不痛快。他们喜道教，忌讳颇多。宋朝人写的《岁华纪丽谱》（见巴蜀丛书第一卷，1988年巴蜀书社）则说成都“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蜀风奢侈”云云，总之，会吃会玩，自古已然，于今为烈。
成都西北的少数民族之地，“人尤劲悍，性多质直。”整个成都平原，外围山川重阻，“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这里工艺美术的精妙，超过其他地方，再往南的西康边野一带，头人富人依崇山峻岭固步自雄，“以财物雄役夷、獠。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
整个大西北，地接边荒，人民多尚武之风。多畜牧、多盗寇。女淫而妇贞，不过因为“俗具五方，人民混淆，华、戎杂错”，所以“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好闲，竞锥刀之末。”
魏徵他们写此书之时，虽系总结有史以来政治风俗的得失，同时也在为当时政治提供战斗、管理、施政的情报方略，所以观察精密，态度中立，分析定性尤见工夫。
人是时间的动物，也是空间的动物。山川修阻声息交通不易，由是导致政治、文化的离心倾向，所以孟子谓“南蛮觖舌之人”，打心眼里，看轻未开化的南方人。中华文化，发祥于中原黄河流域，在近古以前无大变。南方文化、语言比不上中原的先进，在心态上，处于被动地位。清人刘大槐记游击将军某，表演刀马弓弩膂力之术，清圣祖校阅，大惊，“南人也有此弓马耶！”其本心深处是从体力上轻视南方人。而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更规定不准起用南方人为宰相，“南人不得坐吾此堂”，作为祖制颁令遵行。（事见鲁迅全集，四，84转引）
鲁迅引《洛阳伽蓝记》等书，说是古时北方人甚至不将南方人视作同类，元朝将人分四等，汉人是第三等，此仅指北人，南人却是第四等，居最末。北方人厚重，南方人机灵，通常的看法是如此；但即在南方人中，同做一事，其性质也大不同。旧时国人迷信成风，但鲁迅说，广东人迷信势力很大，却迷信得很认真，有魄力。浙江人也迷信，却不肯出死力去做事，即令迷信，也透着一种小家子相，毫无生气（参见鲁迅全集，五，438）。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1034）引中外哲人从气候、情智上观察南北方人之区别，说是北方寒而其人寿，南方暑而其人夭。“温肥者早终，凉瘦者迟竭”。孟德斯鸠谓冷地之人强有力，热地之人弱而惰。修谟谓北人嗜酒，南人好色，则在外国也有此种南北之区别。
《列子，汤问》谓“南国之人祝发而裸，北国之人褐巾而丧，中国之人冠冕而裳”，也从地理因素解会其生活处境及性质。橘子生长在淮南则为橘子，移栽到淮北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果实形貌味道都不大相同了。人其实和植物是一样，颇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品性自然有差异。
或有一事实可证明，古代的皇帝中，简直就没有南方人，从上古三代到“洪宪”的袁世凯。南方的振起发达，是在辛亥革命以后，突然加剧了它的影响力。这当然是一个郁积渐变的过程，魏晋南北朝以还，世族南迁；以后北方游牧民族南侵，造成无数次政治、文化重心的南移。
开化了的南人，亦颇倨傲。清代那个尺牍名家许葭村，他的《秋水轩尺牍》，即对北人甚为失望，他致友人信解释尚未生子的原因，“求珠有愿，种玉无田。嗣息之谋，尚在虚左。”没有润玉般的美妇人，为什么呢？他解释说“始则津门访丽，既而选美金台，买来凡骨，自此所闻所见，大都北地胭脂，终异南朝金粉，恐未必能逢如意之珠。”
在北方，天津河北一带，不易找到可供倚香偎翠的美玉一样的美妇人。北地妇人，无论品性、质地、相貌，都不能象他印象中的“南朝金粉”一般迷人，所以才无可奈何的一任婚姻大事耽误下去。这位许先生是绍兴人，鲁迅的老乡。而鲁迅在他的名文《南人与北人》中，对南人北人的缺陷、可鄙之处一律不加客气的予以痛斥。
《水经注，江水注》中，认为山清水秀之地，每每生长俊彦、人中之龙；而地险流急的地方，其人亦大多性格褊狭，不易相处。杜甫《最能行》中骂道“此乡之人器量狭，误竞南风疏北风。”
象许葭村那样反过来瞧不起北方，那也是一种事实，尤其在下层，近代北方农村民智愚陋，老百姓所得教育，仅是下层说书人以讹传讹的瞎掰乎，养成一种怪力乱神、成王败寇的卑下念头。加上地理环境的恶劣，旱涝频生，生命难以维持，而生冒险乐祸、暴戾恣睢之心，义和团的发生，令中国创巨痛深，也有这样的因素在内呢。
南北东西，地域、物产、气候等等的不同，终于导致各地方人物气质、习俗、文化及行为方式的差异，古人多有饶于趣味的观察和描绘。
唐代魏徵等撰写的《隋书》地理志中，道及各处的民性特征，观察集中，好玩得很。
荆楚一带的人，“劲悍决烈”，他们久处山谷，言语方音浓重，土布当衣服，如果将其唤作蛮子，则他们必然发怒。他们喜欢祭祀鬼神，又喜龙舟竞渡。
吴越地方的人，“水耕火薅，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信鬼神，好淫。人性并躁动，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关于这一点，李秀成攻克苏州后，有相当的感慨，“得城之后，当即招民；苏民蛮恶，不服抚恤，每日每夜抢掳到我城边。我将欲出兵杀尽，我万不从，出示招抚，民俱不归，连乱十余日”（见《李秀成供状》）。其躁动的野性，如闻如见，可作魏徵言论的印证。同样大致是这一带，也有时间的不同而有异趣的观察，阮元在《扬州画舫录》的序言中说“扬州……土沃风淳。士日以文，民日以富”，这是因为时代、观察角度的不同，以及所谓大气候的迥异而造成的结论了。
旁边接壤的豫章、庐陵一带，老百姓辛勤务农，上层人士一夫多妻，有功名富裕者，“前妻虽有积年之勤，子女盈室，犹见放逐。”
再往下，就是岭南、两广一带了，这里“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包括南海诸小岛，多产奇珍异宝，人多从商致富。此地的人，虽亦尽力农事，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老百姓俗好相杀，好械斗，相攻鸣鼓，到者如云。
彭城（徐州）以北不远处的鲁南之地，人民劲悍，读书人讲气节、任侠，好社交。“莫不贱商贾，务稼穑，尊崇儒学。”紧连着的齐地，“人尤朴鲁，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始太公以尊贤尚智为教，矜于功名，依于经术，阔达多智，志度缓舒。”但在齐郡，“旧曰济南，其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入目” ，也有庸俗虚伪的一面，譬如大宴宾客，佳肴满席，只能轻尝则止，否则叫作不敬，旁人都要讽刺讥诮。
整个华北一带硕大的地方，人民“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这地方的老百姓则重侠使气，好结朋党，悲歌慷慨，出于仁义；另一面则浮巧成俗，雕刻精妙，士女衣着，以奢华绮丽相攀比。中原、河、洛地方，则“俗尚商贾，机巧长风，巧伪趋利，贱义贵财。邪僻傲荡。”如是可鄙，也形成相当分明的对比。
巴蜀之地，在大西南。地处偏北地方，靠汉中以南至成都以北，“质朴无文，不甚趋利。”但口腹之欲望甚为强大，即令蓬室柴门的穷人家，也想方设法要吃大肉，否则不痛快。他们喜道教，忌讳颇多。宋朝人写的《岁华纪丽谱》（见巴蜀丛书第一卷，1988年巴蜀书社）则说成都“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蜀风奢侈”云云，总之，会吃会玩，自古已然，于今为烈。
成都西北的少数民族之地，“人尤劲悍，性多质直。”整个成都平原，外围山川重阻，“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这里工艺美术的精妙，超过其他地方，再往南的西康边野一带，头人富人依崇山峻岭固步自雄，“以财物雄役夷、獠。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
整个大西北，地接边荒，人民多尚武之风。多畜牧、多盗寇。女淫而妇贞，不过因为“俗具五方，人民混淆，华、戎杂错”，所以“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好闲，竞锥刀之末。”
魏徵他们写此书之时，虽系总结有史以来政治风俗的得失，同时也在为当时政治提供战斗、管理、施政的情报方略，所以观察精密，态度中立，分析定性尤见工夫。
大宇星如万点尘
茫茫宇宙，我们从何而来。英国当代最杰出的科学家霍伊尔曾以为，宇宙从来就是存在的。人类则起源于太空。这个解释，相当玄乎。迄今为止，专家们相信，宇宙起源于一场创世大爆炸。那是一百四十亿年以前，爱因斯坦证明大剧烈爆炸的能量被转化为物质，冷却过程中，最初的原子形成了。大爆炸的高温造成了氢和氧。恒星的热度有足够的时间令元素产生特殊反应。就在不久前，科学家还相信宇宙仅仅是在大爆炸的最初推动下，凭借惯性滑行，而其运动逐渐慢下来。然而，最近通过地球上空600公里轨道上的星系望远镜，观测极其遥远的恒星星系，在这毫不失真的位置上，包括对大爆炸所遗留下来的热量加以研究，结果表明，宇宙非但没有慢下来，而且还在扩展，加速。因其在经受真空能量的反引力推动。
据最新的研究，宇宙的构成部分今天仍然无法确知。只知道有大约百分之五的是由普通原子即尘埃和气体构成。其余绝大部分却由“暗物质组成。科学家尚无法描述其形式。古代埃及人以为宇宙的形式是女神的拱形身体，哲学家以为它是所以存在的总体，而中国古人则谓之混沌。混沌这个观念最为接近暗物质的本质。
关于其终局，据最新数据，宇宙的扩展还在加速，但结果是暗淡的。在看得见的宇宙中，有足够多的物质，尚可维持恒星的形成过程上亿万年。在此以后，预计物质将坍塌为越来越大的黑洞，然后是黯淡、冷却，仅仅充斥真空能量。（参考消息，2002/12/18）
这和佛学典籍里面的想象记载颇相吻合。佛学思想以为宇宙也存在一个无始无终、循环往复的迁流过程，那就是宇宙的成、住、坏、空学说，其想象可谓深邃、博大。古人深远的智能令人惊叹。简而言之，所谓“成”是说宇宙的形成，“住”就是说宇宙生成以后相对稳定的持续状态，“坏”就是说构成宇宙的因缘逐渐丧失，因而这时候的宇宙处于一个衰败的过程中，而“空”也就是宇宙的终结，也可以说是下一个宇宙周期的开始。这就可说是抓住了宇宙的本质，因为宇宙是由物质、能量、时间、空间所构成。
帕斯卡在他的思想录中曾满腹猜疑的写到，他所生活占据的空间，他为什么是在此处而不是在别处，何以在此时而不是在彼时。是什么理由造成了如此处境？实际上，这正是因为宇宙是暗物质所充斥左右的混沌生成的结果，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偶然性的支配，而偶然性，也可以说是宇宙中无所不在的动力。时间平静地移动，带来循序渐进的变化，实则时间即是不断异变迁流的空间的表现形式而已。因偶然造成了空间变化（生成）的因缘。
美国科学家新近发现的最大宇宙气团直径达到九万光年！它是银河系以外的星系现象，于人它可以喻其大，为我们的头脑难以想象，对于宇宙本身，则无非尘埃而已；又英国科学家在南极洲一个冰湖找到的休眠2800年的微生物已经复苏，十数米冰层下的细菌和水藻在实验室中恢复了生命。此二则消息均见于2002年12月21日《参考消息》。它有助于我们形象地认知宇宙，及其时空构成和转换。
早在蒙昧时代，人类已对日月产生了丰富的联想，文明生发以后，更有层出不穷的惊讶、叹息、疑猜。“华夷相混合，宇宙一膻腥”（杜甫，自秦州）。“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风露寂无声。”（元代，杨载，宗阳宫望月）建安十三年，曹操与孙吴政权战于长江，某夜，曹操横槊观月，当是时也，月明星稀，乌雀南飞。诗中有谓“皎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观天象之浩瀚无有际涯，人生无论修短同有尽时。而龙争虎斗，也无非等诸鸡虫。于是悲从中来，难以遏止。他另有诗句：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燕歌行》）在星汉的衬托映照之下，特别容易发生的情绪哲思。
古人这样的思绪，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也有吻合的地方。爱氏以为构成宇宙的物质本身，是空间和时间，并把空间和时间当作一种平滑的连续组成成分来对待。而物质则使之扭曲。这样的情绪，也无不在偶然性的支配当中。文学中有念及此的感慨大多是深思的头脑所为。
擅旧体诗的广东诗人陈永正先生《五十九岁自寿》，乃近年绝无仅有的杰作。
其诗曰：世上无端出此人，忽惊石火梦中身。五洲群愿千年寿，大宇星如万点尘。修短在天原有意，枯荣于我究何因。明朝恐被黄花笑，甲子书来又一春。其中第三句乃指基因工程引起的迷幻。全诗虽体格有限，而以极微小想极广漠浩瀚之宇宙，将此意识无限放大而紧攫生命本质哀痛，深藏着物质运动的伟大力量，有浩浩汤汤波起云涌之势。放眼迷茫灿烂的星空，无端地敬畏充溢身心，那纯粹的物质世界所产生的智能——生命是多么徒劳而脆弱啊。即使想象力风云突起，智慧的结果的也是嗒然若丧。当这种智能生命复归为一种尘埃之时，也就彻底地通往自由之路了。
上世纪初叶的美国历史学家亚当斯，他的曾祖父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任总统。他见多识广，深于历史感，他在那篇有名的《致美国历史教师的一封信》（ 1909 ）中，以为人类社会处于相互独立、相互隔绝的团体构成的封闭系统。他认为，由于“熵的定律制约着各种能量的活动—包括人的精神活动”，则在此封闭系统中，“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探索也总是以纯粹的虚无空寂而告终，人无处可逃。”这和古典文学中的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调子深相契合。葆有溟溟漠漠的忧患。这些，也都可以说是来自观测思索宇宙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念头。也即是一种宇宙意识。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面对浩淼无垠的太空，头脑杰出的哲人返观自身的处境，乃对生命的本质产生清醒的认识，所以《旧约》里的《传道书》就说，万事令人厌烦，人难以言尽。已有的事，以后必再有，以前的事，以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天文现象因为其神秘，引发了无尽的神话传说，和人类所观测到的天文规律相交替，一方面想在寻找永恒的自然规律，一方面也在以非理性的方式解释天文现象，试图来说明其因果关系。仰望无有穷尽的天空，那浩瀚的千变万化的背景，诵读“大宇星如万点尘”之句，所激发的是一层深似一层的困惑。
茫茫宇宙，我们从何而来。英国当代最杰出的科学家霍伊尔曾以为，宇宙从来就是存在的。人类则起源于太空。这个解释，相当玄乎。迄今为止，专家们相信，宇宙起源于一场创世大爆炸。那是一百四十亿年以前，爱因斯坦证明大剧烈爆炸的能量被转化为物质，冷却过程中，最初的原子形成了。大爆炸的高温造成了氢和氧。恒星的热度有足够的时间令元素产生特殊反应。就在不久前，科学家还相信宇宙仅仅是在大爆炸的最初推动下，凭借惯性滑行，而其运动逐渐慢下来。然而，最近通过地球上空600公里轨道上的星系望远镜，观测极其遥远的恒星星系，在这毫不失真的位置上，包括对大爆炸所遗留下来的热量加以研究，结果表明，宇宙非但没有慢下来，而且还在扩展，加速。因其在经受真空能量的反引力推动。
据最新的研究，宇宙的构成部分今天仍然无法确知。只知道有大约百分之五的是由普通原子即尘埃和气体构成。其余绝大部分却由“暗物质组成。科学家尚无法描述其形式。古代埃及人以为宇宙的形式是女神的拱形身体，哲学家以为它是所以存在的总体，而中国古人则谓之混沌。混沌这个观念最为接近暗物质的本质。
关于其终局，据最新数据，宇宙的扩展还在加速，但结果是暗淡的。在看得见的宇宙中，有足够多的物质，尚可维持恒星的形成过程上亿万年。在此以后，预计物质将坍塌为越来越大的黑洞，然后是黯淡、冷却，仅仅充斥真空能量。（参考消息，2002/12/18）
这和佛学典籍里面的想象记载颇相吻合。佛学思想以为宇宙也存在一个无始无终、循环往复的迁流过程，那就是宇宙的成、住、坏、空学说，其想象可谓深邃、博大。古人深远的智能令人惊叹。简而言之，所谓“成”是说宇宙的形成，“住”就是说宇宙生成以后相对稳定的持续状态，“坏”就是说构成宇宙的因缘逐渐丧失，因而这时候的宇宙处于一个衰败的过程中，而“空”也就是宇宙的终结，也可以说是下一个宇宙周期的开始。这就可说是抓住了宇宙的本质，因为宇宙是由物质、能量、时间、空间所构成。
帕斯卡在他的思想录中曾满腹猜疑的写到，他所生活占据的空间，他为什么是在此处而不是在别处，何以在此时而不是在彼时。是什么理由造成了如此处境？实际上，这正是因为宇宙是暗物质所充斥左右的混沌生成的结果，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偶然性的支配，而偶然性，也可以说是宇宙中无所不在的动力。时间平静地移动，带来循序渐进的变化，实则时间即是不断异变迁流的空间的表现形式而已。因偶然造成了空间变化（生成）的因缘。
美国科学家新近发现的最大宇宙气团直径达到九万光年！它是银河系以外的星系现象，于人它可以喻其大，为我们的头脑难以想象，对于宇宙本身，则无非尘埃而已；又英国科学家在南极洲一个冰湖找到的休眠2800年的微生物已经复苏，十数米冰层下的细菌和水藻在实验室中恢复了生命。此二则消息均见于2002年12月21日《参考消息》。它有助于我们形象地认知宇宙，及其时空构成和转换。
早在蒙昧时代，人类已对日月产生了丰富的联想，文明生发以后，更有层出不穷的惊讶、叹息、疑猜。“华夷相混合，宇宙一膻腥”（杜甫，自秦州）。“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风露寂无声。”（元代，杨载，宗阳宫望月）建安十三年，曹操与孙吴政权战于长江，某夜，曹操横槊观月，当是时也，月明星稀，乌雀南飞。诗中有谓“皎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观天象之浩瀚无有际涯，人生无论修短同有尽时。而龙争虎斗，也无非等诸鸡虫。于是悲从中来，难以遏止。他另有诗句：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燕歌行》）在星汉的衬托映照之下，特别容易发生的情绪哲思。
古人这样的思绪，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也有吻合的地方。爱氏以为构成宇宙的物质本身，是空间和时间，并把空间和时间当作一种平滑的连续组成成分来对待。而物质则使之扭曲。这样的情绪，也无不在偶然性的支配当中。文学中有念及此的感慨大多是深思的头脑所为。
擅旧体诗的广东诗人陈永正先生《五十九岁自寿》，乃近年绝无仅有的杰作。
其诗曰：世上无端出此人，忽惊石火梦中身。五洲群愿千年寿，大宇星如万点尘。修短在天原有意，枯荣于我究何因。明朝恐被黄花笑，甲子书来又一春。其中第三句乃指基因工程引起的迷幻。全诗虽体格有限，而以极微小想极广漠浩瀚之宇宙，将此意识无限放大而紧攫生命本质哀痛，深藏着物质运动的伟大力量，有浩浩汤汤波起云涌之势。放眼迷茫灿烂的星空，无端地敬畏充溢身心，那纯粹的物质世界所产生的智能——生命是多么徒劳而脆弱啊。即使想象力风云突起，智慧的结果的也是嗒然若丧。当这种智能生命复归为一种尘埃之时，也就彻底地通往自由之路了。
上世纪初叶的美国历史学家亚当斯，他的曾祖父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任总统。他见多识广，深于历史感，他在那篇有名的《致美国历史教师的一封信》（ 1909 ）中，以为人类社会处于相互独立、相互隔绝的团体构成的封闭系统。他认为，由于“熵的定律制约着各种能量的活动—包括人的精神活动”，则在此封闭系统中，“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探索也总是以纯粹的虚无空寂而告终，人无处可逃。”这和古典文学中的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调子深相契合。葆有溟溟漠漠的忧患。这些，也都可以说是来自观测思索宇宙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念头。也即是一种宇宙意识。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面对浩淼无垠的太空，头脑杰出的哲人返观自身的处境，乃对生命的本质产生清醒的认识，所以《旧约》里的《传道书》就说，万事令人厌烦，人难以言尽。已有的事，以后必再有，以前的事，以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天文现象因为其神秘，引发了无尽的神话传说，和人类所观测到的天文规律相交替，一方面想在寻找永恒的自然规律，一方面也在以非理性的方式解释天文现象，试图来说明其因果关系。仰望无有穷尽的天空，那浩瀚的千变万化的背景，诵读“大宇星如万点尘”之句，所激发的是一层深似一层的困惑。
风景与悲慨
茫茫万有，古人从未停止关于宇宙的思索。越到近代，科学家越感到沮丧。觉得想一想都不是明智之举。英国科学家霍伊尔将他毕生的精力都用在回答这个问题上了。他用几十年的时间来解决宇宙起源之谜。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逗留时，以他的恒星能量因核聚变原理，猜测他的同行可能在研制原子武器，这种武器挤压核爆炸而产生巨大能量。事实果然不差。回国后，他发现超新星中的温度可能达到数十亿度。继而他在核物理学家加莫夫宇宙大爆炸理论上又跨出关键一步，他认为因恒星的热度持续了亿万年，所以有足够的时间产生创造元素所需的特殊反应。那就是碳的同位素C-12的精确共振，生命的存在即因了这种共振。他向人证明，“连一杯普通的水中都含有大爆炸的遗留物氢和亿万年后在红巨星、超新星爆发中产生的氧。总之，正如歌中唱到：我们都是星尘。关于我们从何而来这个简单有最复杂的问题，他作出了迄今为止最大的贡献。”（参考消息2001，2，23）
古人彷徨山泽，仰天叹息，往往也生发此终极思索。“往古太始之元，虚廓无形，神物未生。”（楚辞补注）而《列子》有云“殷汤问于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无物，今恶得物？自无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古人也真个实在，他们隐隐约约对世界的起源、自身从何而来有所感知，但又不能做恰切的说明。不过他们所具有的隐忧——人生的挫折感、孤单感也正在这里，一种悲剧性的自觉。所以要发出“天问”，其中又包含人事，人事的纠结与起源的灰暗不明，更加深了他们的叹惋。
除专业科学家以外，古人反较今人认识宇宙与自身的处境更为深刻。这当然不是说古人的知识信息多过现代人，但他们的智慧得大自然的襄助，为其切近的一分子，从而疏离感较少以至于无。故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金刚经则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李煜的心声也是“会思考的芦苇”的共同心曲：“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钱钟书先生说苏东坡的诗文用典波卷澜翻，绝少重复，但人生如梦这个意思，他却一用再用，不厌其烦。现代最新近科学研究表面，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是4.3光年，即四十万亿公里，也即光速单程一趟也要四年多，而目前发现的最远的星系是130亿光年，宇宙的浩瀚，连想一想都会令思维望而生畏。但经典物理学的相对论又证明，宇宙的时空是可以改变的。当物体运动接近光速时，其他的物理条件就会发生变化，常识就会为不可思议之境所取代，这时物质的重量趋向无限大，而时间则趋向无限慢，也即时空变形缩小，换句话说，人类可以用提高速度之法，来控制生命进程：加密和拉长。唐人诗谓“洞里仙人方七日，千年已过几多时。”“自是人间一周岁，何妨天上只黄昏。”这一类句子，举不胜举。钱钟书先生赞扬《西游记》中“天上一日，人间一年”的说法有“至理”，乃因其与现代科学发现不谋而合。
这并非古人的悲观厌世，而是他们与大自然的密切融汇，所产生的深刻的宇宙意识，刘知几这样的大史学家，对司马迁还不大了解而有微词，乃因太史公常常将“天命”挂在笔端，常常抱持一种“阴德报应”的推命委运的人生观。那当然不是迷信，而是司马迁对宇宙与人生的终极矛盾有透彻的感知，并由此抒发其不平之愤的运笔方式。这一点，也令其笔墨自具一种哲学的深度。自然，在宇宙大悲情的笼盖之下，文学不停挖掘生命中短暂的喜悦，以期突破苦闷和难堪，此亦即是生命传承不灭的因由。
自宇宙大爆炸之说为科学界正式接受以来，今人不得不相信，宇宙有一个开始，也终将有一个结束的期限。它来自于“无”，也终将回归于“无”。这个过程中，它也处在无尽的消磨之中。其根据来自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热量总是由热到冷，对于任何物理系统皆然。宇宙一旦到达热动平衡状态，就完全死亡，万劫不复，这种情形被称为“热寂”。古人所谓“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李白）“所惜光阴去似飞”（晏殊），“易失者时，不再者年”，都冥冥中指向这一令人沮丧的事实：热寂。这和楚辞、列子中关于太始、古初时分的认识，大方向是一致的，可见古人先天的敏锐，是何等的有力。曹孟德、王右军、李太白、杜工部、苏东坡------这些前贤硕彦，每当欢宴之际，或登临山川、俯仰古今之时，往往低徊慨叹，情溢于词，遣词深异无以复加，词句饱含悱恻缠绵之致，其内蕴和背景，直指宇宙命运之心源，反复流连，悲感凄切，缭绕挥之不去的忧郁，蒙络着一种由深深的挫折感引发的莫可奈何的心情，成为潜在永久的主题。这种风景与悲慨的互动关系，来自于万法皆幻的感悟，“我们都是星尘”，结论宿命地跟现代物理学不谋而合。如此溟漠无尽的宇宙悲剧意识，才真正是文艺的永恒主题，也是永恒难题，其思索的深广，与人类的生存同在，在漫长的单位时间内，它不会事过境迁。
茫茫万有，古人从未停止关于宇宙的思索。越到近代，科学家越感到沮丧。觉得想一想都不是明智之举。英国科学家霍伊尔将他毕生的精力都用在回答这个问题上了。他用几十年的时间来解决宇宙起源之谜。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逗留时，以他的恒星能量因核聚变原理，猜测他的同行可能在研制原子武器，这种武器挤压核爆炸而产生巨大能量。事实果然不差。回国后，他发现超新星中的温度可能达到数十亿度。继而他在核物理学家加莫夫宇宙大爆炸理论上又跨出关键一步，他认为因恒星的热度持续了亿万年，所以有足够的时间产生创造元素所需的特殊反应。那就是碳的同位素C-12的精确共振，生命的存在即因了这种共振。他向人证明，“连一杯普通的水中都含有大爆炸的遗留物氢和亿万年后在红巨星、超新星爆发中产生的氧。总之，正如歌中唱到：我们都是星尘。关于我们从何而来这个简单有最复杂的问题，他作出了迄今为止最大的贡献。”（参考消息2001，2，23）
古人彷徨山泽，仰天叹息，往往也生发此终极思索。“往古太始之元，虚廓无形，神物未生。”（楚辞补注）而《列子》有云“殷汤问于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无物，今恶得物？自无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古人也真个实在，他们隐隐约约对世界的起源、自身从何而来有所感知，但又不能做恰切的说明。不过他们所具有的隐忧——人生的挫折感、孤单感也正在这里，一种悲剧性的自觉。所以要发出“天问”，其中又包含人事，人事的纠结与起源的灰暗不明，更加深了他们的叹惋。
除专业科学家以外，古人反较今人认识宇宙与自身的处境更为深刻。这当然不是说古人的知识信息多过现代人，但他们的智慧得大自然的襄助，为其切近的一分子，从而疏离感较少以至于无。故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金刚经则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李煜的心声也是“会思考的芦苇”的共同心曲：“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钱钟书先生说苏东坡的诗文用典波卷澜翻，绝少重复，但人生如梦这个意思，他却一用再用，不厌其烦。现代最新近科学研究表面，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是4.3光年，即四十万亿公里，也即光速单程一趟也要四年多，而目前发现的最远的星系是130亿光年，宇宙的浩瀚，连想一想都会令思维望而生畏。但经典物理学的相对论又证明，宇宙的时空是可以改变的。当物体运动接近光速时，其他的物理条件就会发生变化，常识就会为不可思议之境所取代，这时物质的重量趋向无限大，而时间则趋向无限慢，也即时空变形缩小，换句话说，人类可以用提高速度之法，来控制生命进程：加密和拉长。唐人诗谓“洞里仙人方七日，千年已过几多时。”“自是人间一周岁，何妨天上只黄昏。”这一类句子，举不胜举。钱钟书先生赞扬《西游记》中“天上一日，人间一年”的说法有“至理”，乃因其与现代科学发现不谋而合。
这并非古人的悲观厌世，而是他们与大自然的密切融汇，所产生的深刻的宇宙意识，刘知几这样的大史学家，对司马迁还不大了解而有微词，乃因太史公常常将“天命”挂在笔端，常常抱持一种“阴德报应”的推命委运的人生观。那当然不是迷信，而是司马迁对宇宙与人生的终极矛盾有透彻的感知，并由此抒发其不平之愤的运笔方式。这一点，也令其笔墨自具一种哲学的深度。自然，在宇宙大悲情的笼盖之下，文学不停挖掘生命中短暂的喜悦，以期突破苦闷和难堪，此亦即是生命传承不灭的因由。
自宇宙大爆炸之说为科学界正式接受以来，今人不得不相信，宇宙有一个开始，也终将有一个结束的期限。它来自于“无”，也终将回归于“无”。这个过程中，它也处在无尽的消磨之中。其根据来自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热量总是由热到冷，对于任何物理系统皆然。宇宙一旦到达热动平衡状态，就完全死亡，万劫不复，这种情形被称为“热寂”。古人所谓“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李白）“所惜光阴去似飞”（晏殊），“易失者时，不再者年”，都冥冥中指向这一令人沮丧的事实：热寂。这和楚辞、列子中关于太始、古初时分的认识，大方向是一致的，可见古人先天的敏锐，是何等的有力。曹孟德、王右军、李太白、杜工部、苏东坡------这些前贤硕彦，每当欢宴之际，或登临山川、俯仰古今之时，往往低徊慨叹，情溢于词，遣词深异无以复加，词句饱含悱恻缠绵之致，其内蕴和背景，直指宇宙命运之心源，反复流连，悲感凄切，缭绕挥之不去的忧郁，蒙络着一种由深深的挫折感引发的莫可奈何的心情，成为潜在永久的主题。这种风景与悲慨的互动关系，来自于万法皆幻的感悟，“我们都是星尘”，结论宿命地跟现代物理学不谋而合。如此溟漠无尽的宇宙悲剧意识，才真正是文艺的永恒主题，也是永恒难题，其思索的深广，与人类的生存同在，在漫长的单位时间内，它不会事过境迁。
美色与人的天性
魏明帝时期的吏部郎许允，他的太太阮氏容貌奇丑，刚结婚他就成了一个不回家的人，家人忧虑得很，一天有客来，阮氏令丫头看之，原来是大司农桓范，阮氏知他会劝丈夫，果然，他劝说许允：人家嫁人给你，总是有理由的。这位许兄，便走进里屋，一看之下，还没有吸引力，转身就走，他太太果断拦住他。许兄有气，便问：妇有四德(妇德、妇言、妇功、妇容)，你有什么呢？他太太说，我所缺乏的，只是容貌，然而士有百行，你有什么呢？他说，老子都有，太太说，百行以德为首，你好色不好德，啥叫都有？许兄当下愧怍不已。以后他们即相互敬爱了。
这是世说新语卷十九的一则故事。相貌美丑乃先天既成事实，不能自己选择，古代智识者用心良苦，拈出这一故事，大加褒扬。老许爱美厌丑，先是那样决绝，经一番简单的思想教育，毅然转变，来得太突然，实乏说服力，此事古人极称之，曾多方转摘渲染。
与此恰相反的是许指严的《金川妖姬志》，纪清代四川西北剿匪事。蛮女阿扣，先嫁一匪首，以美色使众匪首斗。然后令前来剿匪的大将军岳钟琪(曾静案告密者)神魂颠倒；复使督军的大学士讷亲、云贵总督张广泗沉醉迷瞪、着魔般痴念燃烧。此三人为阿扣展开了老谋深算的勾心斗角，夺来复去，去而复夺，密谋暗室中，运作深山里，刀光剑影，险象环生，剿匪反而成了他们打击政治对手及情敌的手段。一番目不暇接的反复曲折之后，事情闹到清高宗那里，总督及大学士人头落地。此前风声走漏，朝廷对之即有道德劝慰、功名期许，然而效果只等于零。他三人明争暗斗期间，妖姬阿扣得了空闲，又在各土匪部落间挑起战端。她相貌如何呢？“阿扣绝艳，两颊如天半蒸霞，肤荧白为番女冠，有玉观音之号。”可见，妖艳罕俦，尤物移人，实具有一种惑阳城迷下蔡的魔力。妖姬颠倒众将相；美人英雄，他们为“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所左右，造成可叹可悲的种种历史事实，古希腊美女海伦，令特洛亚人见者心醉，两国之间为她打开战争的沉重大门，状如疯魔。妲己、褒姒，亦如天仙下凡，影响当时政局渐变。柳如是“姿韵绝人，钱宗伯一见惑之，买为妾”(柳如是别传，二章)，河东君假如跟许允太太一样“奇丑”(殊不可想象)，那么，即令她一样才华横溢，一样饶于气节，她对钱牧斋还有何影响力？只怕不产生心理腻烦就谢天谢地了。
看这些活报剧，更觉许允两口子的事不可信，他的思想转变心悦诚服尤不可信。设若将《红楼梦》中林黛玉一角改为丑八怪，其余一切描写不变，则该书之“典型性格典型人物”还有成立的理由吗？后世还会有什么“红学”吗？大伟人还会说“起码读五遍”吗？十年浩劫中四凶教唆红卫兵小将，好象他们才是得道的圣人，小将好谀，遂与美有仇，其战报说“资产阶级老儿们，绝不允许你们梳大背头，穿牛仔衫到处放毒，绝不允许你们抹着夜来香、擦着香粉、穿着牛仔裙、高跟鞋到处乱窜。”打压本性，出于无以复加的变态，仇视美的后面，是烙印般深刻的嫉妒，适从反面证明美的力量及人类惑于美的天性，其凶神恶煞，实由内虚而起，倘不加有力扼制，任其燎原，必然发展为无底的残忍。此也证明文革“思想教育”之失败。
参考消息(2001，3，30)转法新社伦敦电，谓英国史家研究认为，令凯撒大帝和安东尼神魂颠倒的“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实际上是个小矮个儿，身体肥胖，容颜丑陋。
后世有伊丽莎白•泰勒，费雯丽及索菲娅•罗兰，这些明星们以其绝色美貌在银幕上塑造的古埃及女王形象实际上大大美化了女王本人。史家确认以前以为属于别人的十余尊雕像，实为女王本人，其外貌实令人无法恭维，因此断定，“她的令男人疯狂的美丽是个难解之谜，也许基本上是胡编乱造”。可见所有的迷醉和眩惑都是后世文人的幻想和明星的绝艳风姿在起作用。像费雯丽，她的百变纤腰、慧黠的大眼，精致的脸庞；赫本，美国人视她为“无可比拟的美”，如“一颗切割完美的钻石”。这些上帝的杰作，不知颠倒几多芸芸众生。面临其美的神秘“信息”，人是如何傀儡般不能自持。
佛家“九想破六欲”，把美色和人的结局说得很糟糕，但也是事实；不过在终局到来之前，人为其“自由意志”所驱使，美色眩惑，傀儡般演出几多悲喜剧呢？至于“能顶半边天”的女人，似乎在以其一得之愚——他们自己的方式向男人搞“专政”，其实不过是天性的发挥罢了，“思想教育”云乎哉！西人于此深有提防，遂对政客的声色之好以能动的机制约束矫正之，他们不大做什么思想工作。
魏明帝时期的吏部郎许允，他的太太阮氏容貌奇丑，刚结婚他就成了一个不回家的人，家人忧虑得很，一天有客来，阮氏令丫头看之，原来是大司农桓范，阮氏知他会劝丈夫，果然，他劝说许允：人家嫁人给你，总是有理由的。这位许兄，便走进里屋，一看之下，还没有吸引力，转身就走，他太太果断拦住他。许兄有气，便问：妇有四德(妇德、妇言、妇功、妇容)，你有什么呢？他太太说，我所缺乏的，只是容貌，然而士有百行，你有什么呢？他说，老子都有，太太说，百行以德为首，你好色不好德，啥叫都有？许兄当下愧怍不已。以后他们即相互敬爱了。
这是世说新语卷十九的一则故事。相貌美丑乃先天既成事实，不能自己选择，古代智识者用心良苦，拈出这一故事，大加褒扬。老许爱美厌丑，先是那样决绝，经一番简单的思想教育，毅然转变，来得太突然，实乏说服力，此事古人极称之，曾多方转摘渲染。
与此恰相反的是许指严的《金川妖姬志》，纪清代四川西北剿匪事。蛮女阿扣，先嫁一匪首，以美色使众匪首斗。然后令前来剿匪的大将军岳钟琪(曾静案告密者)神魂颠倒；复使督军的大学士讷亲、云贵总督张广泗沉醉迷瞪、着魔般痴念燃烧。此三人为阿扣展开了老谋深算的勾心斗角，夺来复去，去而复夺，密谋暗室中，运作深山里，刀光剑影，险象环生，剿匪反而成了他们打击政治对手及情敌的手段。一番目不暇接的反复曲折之后，事情闹到清高宗那里，总督及大学士人头落地。此前风声走漏，朝廷对之即有道德劝慰、功名期许，然而效果只等于零。他三人明争暗斗期间，妖姬阿扣得了空闲，又在各土匪部落间挑起战端。她相貌如何呢？“阿扣绝艳，两颊如天半蒸霞，肤荧白为番女冠，有玉观音之号。”可见，妖艳罕俦，尤物移人，实具有一种惑阳城迷下蔡的魔力。妖姬颠倒众将相；美人英雄，他们为“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所左右，造成可叹可悲的种种历史事实，古希腊美女海伦，令特洛亚人见者心醉，两国之间为她打开战争的沉重大门，状如疯魔。妲己、褒姒，亦如天仙下凡，影响当时政局渐变。柳如是“姿韵绝人，钱宗伯一见惑之，买为妾”(柳如是别传，二章)，河东君假如跟许允太太一样“奇丑”(殊不可想象)，那么，即令她一样才华横溢，一样饶于气节，她对钱牧斋还有何影响力？只怕不产生心理腻烦就谢天谢地了。
看这些活报剧，更觉许允两口子的事不可信，他的思想转变心悦诚服尤不可信。设若将《红楼梦》中林黛玉一角改为丑八怪，其余一切描写不变，则该书之“典型性格典型人物”还有成立的理由吗？后世还会有什么“红学”吗？大伟人还会说“起码读五遍”吗？十年浩劫中四凶教唆红卫兵小将，好象他们才是得道的圣人，小将好谀，遂与美有仇，其战报说“资产阶级老儿们，绝不允许你们梳大背头，穿牛仔衫到处放毒，绝不允许你们抹着夜来香、擦着香粉、穿着牛仔裙、高跟鞋到处乱窜。”打压本性，出于无以复加的变态，仇视美的后面，是烙印般深刻的嫉妒，适从反面证明美的力量及人类惑于美的天性，其凶神恶煞，实由内虚而起，倘不加有力扼制，任其燎原，必然发展为无底的残忍。此也证明文革“思想教育”之失败。
参考消息(2001，3，30)转法新社伦敦电，谓英国史家研究认为，令凯撒大帝和安东尼神魂颠倒的“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实际上是个小矮个儿，身体肥胖，容颜丑陋。
后世有伊丽莎白•泰勒，费雯丽及索菲娅•罗兰，这些明星们以其绝色美貌在银幕上塑造的古埃及女王形象实际上大大美化了女王本人。史家确认以前以为属于别人的十余尊雕像，实为女王本人，其外貌实令人无法恭维，因此断定，“她的令男人疯狂的美丽是个难解之谜，也许基本上是胡编乱造”。可见所有的迷醉和眩惑都是后世文人的幻想和明星的绝艳风姿在起作用。像费雯丽，她的百变纤腰、慧黠的大眼，精致的脸庞；赫本，美国人视她为“无可比拟的美”，如“一颗切割完美的钻石”。这些上帝的杰作，不知颠倒几多芸芸众生。面临其美的神秘“信息”，人是如何傀儡般不能自持。
佛家“九想破六欲”，把美色和人的结局说得很糟糕，但也是事实；不过在终局到来之前，人为其“自由意志”所驱使，美色眩惑，傀儡般演出几多悲喜剧呢？至于“能顶半边天”的女人，似乎在以其一得之愚——他们自己的方式向男人搞“专政”，其实不过是天性的发挥罢了，“思想教育”云乎哉！西人于此深有提防，遂对政客的声色之好以能动的机制约束矫正之，他们不大做什么思想工作。
武器与文章
正如文学与经济并不同步并进一样，文章与武器的对比因时间的推移，愈是悬殊，反差强烈。那就是，武器越进步，文章越退步，大抵如是。
武器方面，且不说阴影密布的巨量热核弹头，仅战机即一年一个新花样，性能迭加改进；最先进的宙斯级导弹驱逐舰，其声纳系统造成反潜能力的超前性，近百种电子战配备立体呼应具有强大海上区域防御能力，故借古希腊神话里宙斯手上的神盾而美其名。至于常规的机枪、步枪，自枪械完成后膛装填革命后，轻重高射机枪，车载、航载机枪不断问世。
相形之下，无论中西方，文章多干瘪，庸常，心灵颠倒紊乱，那些文字透着寡头的唆使，奸商盘算周围的奴相，较之往昔文章的细密、周到、讲究，还有深刻及血性……于今只是剪彩为花，终非活色。
或以为，曹操说“恃文者亡”。是也。其极端者，像梁简文帝为侯景暗杀之前，已感死亡的阴影，犹作诗文数百篇，辞极凄怆深异；梁元帝当北兵压境之际，犹讲谈《老子》不辍。史家于文定公（于慎行）长慨曰：“如此而文，不如无文！如此而谈，不如无谈。”伤心之言也。
是故文人文章多遭精通时事者嘲讽。殊不知曹阿瞒还说“恃武者灭”。及于今，情状愈明。杀人利器造成人类自相残酷杀伤，引发辛稼轩式的慨叹：殆天数，非人力。实际上这些武器却正是“人力”自身创造，天数欤，人力欤，念之神伤。
实则，倘将杰斐逊笔下文字也纳入文章概念，则曹操大公子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句后人冷嘲不已的名言犹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独立宣言，权利法案，思想、文采饱满伟岸，诚文章之翘楚，其治国治世的普适性，证明这个世上最有力者，还不一定就是某些独夫视为法宝的刀枪炮。杰斐逊的文章理念，直接造就了世界上头号强国，当然也包括军事力量在内。是以只重技术，忽略人文，以为文章不能当饭吃，也算有“识”—识得世事的小节末端，志量如此，安得谓之达人君子之道。
正如文学与经济并不同步并进一样，文章与武器的对比因时间的推移，愈是悬殊，反差强烈。那就是，武器越进步，文章越退步，大抵如是。
武器方面，且不说阴影密布的巨量热核弹头，仅战机即一年一个新花样，性能迭加改进；最先进的宙斯级导弹驱逐舰，其声纳系统造成反潜能力的超前性，近百种电子战配备立体呼应具有强大海上区域防御能力，故借古希腊神话里宙斯手上的神盾而美其名。至于常规的机枪、步枪，自枪械完成后膛装填革命后，轻重高射机枪，车载、航载机枪不断问世。
相形之下，无论中西方，文章多干瘪，庸常，心灵颠倒紊乱，那些文字透着寡头的唆使，奸商盘算周围的奴相，较之往昔文章的细密、周到、讲究，还有深刻及血性……于今只是剪彩为花，终非活色。
或以为，曹操说“恃文者亡”。是也。其极端者，像梁简文帝为侯景暗杀之前，已感死亡的阴影，犹作诗文数百篇，辞极凄怆深异；梁元帝当北兵压境之际，犹讲谈《老子》不辍。史家于文定公（于慎行）长慨曰：“如此而文，不如无文！如此而谈，不如无谈。”伤心之言也。
是故文人文章多遭精通时事者嘲讽。殊不知曹阿瞒还说“恃武者灭”。及于今，情状愈明。杀人利器造成人类自相残酷杀伤，引发辛稼轩式的慨叹：殆天数，非人力。实际上这些武器却正是“人力”自身创造，天数欤，人力欤，念之神伤。
实则，倘将杰斐逊笔下文字也纳入文章概念，则曹操大公子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句后人冷嘲不已的名言犹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独立宣言，权利法案，思想、文采饱满伟岸，诚文章之翘楚，其治国治世的普适性，证明这个世上最有力者，还不一定就是某些独夫视为法宝的刀枪炮。杰斐逊的文章理念，直接造就了世界上头号强国，当然也包括军事力量在内。是以只重技术，忽略人文，以为文章不能当饭吃，也算有“识”—识得世事的小节末端，志量如此，安得谓之达人君子之道。
辨证读古书
曹聚仁先生，很反对青年人读古书，他以为，好好青年，在书堆下变了废物，哀莫大焉。他尤其瞧不起宋明理学家及章句陋儒。“知识分子平日对国家安危盛衰，不闻不问，以为那是学问以外的闲事，到了危殆不可救药，也只有叹息几句了事。”这是他在《颜李学派与读书论》中对宋儒树高义而远社会所下的痛切批评。
后人看历史，视角不同，则结论大异；心情不同，则观点悬殊。曹先生的同龄人张恨水先生于此有全然迥异的看法。他要“为宋明之士呼冤”，他以为，宋明之士讲气节，而不免国家危亡，要负责任，但较轻微。“因为他们讲气节的时候，全是在野之身，在朝握权柄的人，都是贾士道、马士英之流。读书人商量保护社稷，宰相却在斗蟋蟀、唱曲子……文天祥、史可法，武力落败。而他们那种大义孤忠，也让强敌低首下心地钦佩。”（全集，《最后关头》），较之曹翁，恨水先生批在了根子上。
张恨水先生的视角，意在强调不能因噎废食。宋明文士，也有可师之处，但求不要流于过分的迂腐而已。他还在《苏诗书后》中说，若是公卿，都像苏东坡那样聪明，宋朝也不会亡了。诚哉斯言。真正的读书种子，正是社会、民族发展的灵魂，若辛亥时期同盟会那一代知识分子，正是读书人中的“重中之重”，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脊梁。他们既苦学不辍，同时也摩顶放踵地有利天下，风尘莽莽，而潜修自励不止。中华老大帝国近现代化的转型，端赖其孜孜，呕心沥血，方得以启动。设若凿去帝王专制的桎梏，宋明之士也可刮垢磨光。今之美国大学教授，迂执过于宋明儒士而从事冷门研究者，何可胜计，他们的行为，怕也说得上是树高义、远社会了，却并无危殆之状。为什么呢？人家政体上轨道，政治有办法嘛。他们并不代人受过，也不会“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这才是天经地义值得三思的。去除那种消磨读书人的社会土壤、政体机制，方可矫正读书人的形象、处境。如果只将读古书作为靶牌，终不免落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循环，因为“不读古书即可救国”这个公式，绝对不能成立；那么，总病灶还在，奈何？
曹聚仁先生，很反对青年人读古书，他以为，好好青年，在书堆下变了废物，哀莫大焉。他尤其瞧不起宋明理学家及章句陋儒。“知识分子平日对国家安危盛衰，不闻不问，以为那是学问以外的闲事，到了危殆不可救药，也只有叹息几句了事。”这是他在《颜李学派与读书论》中对宋儒树高义而远社会所下的痛切批评。
后人看历史，视角不同，则结论大异；心情不同，则观点悬殊。曹先生的同龄人张恨水先生于此有全然迥异的看法。他要“为宋明之士呼冤”，他以为，宋明之士讲气节，而不免国家危亡，要负责任，但较轻微。“因为他们讲气节的时候，全是在野之身，在朝握权柄的人，都是贾士道、马士英之流。读书人商量保护社稷，宰相却在斗蟋蟀、唱曲子……文天祥、史可法，武力落败。而他们那种大义孤忠，也让强敌低首下心地钦佩。”（全集，《最后关头》），较之曹翁，恨水先生批在了根子上。
张恨水先生的视角，意在强调不能因噎废食。宋明文士，也有可师之处，但求不要流于过分的迂腐而已。他还在《苏诗书后》中说，若是公卿，都像苏东坡那样聪明，宋朝也不会亡了。诚哉斯言。真正的读书种子，正是社会、民族发展的灵魂，若辛亥时期同盟会那一代知识分子，正是读书人中的“重中之重”，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脊梁。他们既苦学不辍，同时也摩顶放踵地有利天下，风尘莽莽，而潜修自励不止。中华老大帝国近现代化的转型，端赖其孜孜，呕心沥血，方得以启动。设若凿去帝王专制的桎梏，宋明之士也可刮垢磨光。今之美国大学教授，迂执过于宋明儒士而从事冷门研究者，何可胜计，他们的行为，怕也说得上是树高义、远社会了，却并无危殆之状。为什么呢？人家政体上轨道，政治有办法嘛。他们并不代人受过，也不会“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这才是天经地义值得三思的。去除那种消磨读书人的社会土壤、政体机制，方可矫正读书人的形象、处境。如果只将读古书作为靶牌，终不免落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循环，因为“不读古书即可救国”这个公式，绝对不能成立；那么，总病灶还在，奈何？
民国以来的离奇失踪案
民国以来有许多怪怪奇奇的失踪案子，说起来每令人难以置信。
抗战前期，中国军方布置了一批谍报人员，在敌后从事秘密工作。其中，就有女战士何若梅。她的身世资料很少，只知道她当时正置豆蔻年华，明丽照人。我们可在近年刊行的抗战历史图片集中，清楚地看到她的英姿。她因在上海郊区成功营救四名坠机美军飞行员，被日寇捕获，鞭笞、灌肠、老虎凳……受尽酷刑。后来战争形势转圜，得以释放。已经气息奄奄。住在医院里面救治，美军的高级长官，魏得迈、斯特来斯迈耶（陈纳德的朋友）将军都去看望过她。
她的丈夫就是在战争初起时失踪的。她的侄子2005年写文章回忆说，何若梅的姐姐，就是他83岁的老母亲看到照片，老泪纵横，泣不成声，“20岁时（1936年），何若梅回镇江筹备结婚，未婚夫范喜林是西安交通银行一职员。在举行婚礼的当天下午，范先生接到一个从火车站打来的电话，说有一外地好友来贺喜，请他去火车站接，他和我姨母说清情况后，乘车往火车站接人。晚上所有宾客坐满宴席，新娘焦急地等待新郎的到来，至深夜仍未见回，宾客们预感到事情奇怪陆续离席，可怜我的姨母通夜未眠，坐等到天明，丈夫仍未回来。亲友们四处打听、登报寻人、到警局报案等等，都没有消息，人永远地失踪了。这次不幸的事情发生后，何若梅重返上海，一直在上海从事秘密的抗日活动”（中国文化报 2001年12月14日1版）。
这可以说是最离奇的失踪事件了，毫无线索，也毫无结果，甚至没有一点渺茫的希望——譬如说事前的因由和迹象。
同样离奇的是费巩的失踪。
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西迁至贵州遵义。名教授费巩1945年春从遵义赴重庆讲学交流，一天在千厮门码头搭船前往北碚，候船时，陪伴他的学生离开买早餐，顷刻回来，费巩就不见踪影，遍呼无应。沿江搜寻，也不见尸首，况周围有人，即使失足落水，也当有见。后来怀疑是特务暗杀，或者密捕，但军统矢口否认。又怀疑是中统、卫戍司令部、宪兵司令部……知识界群情激愤，但即使在国际压力下，美军专人督察此事，美国警界名探介入，然而两个多月时间里，集中人力从重庆找到遵义，又核对了所有打捞的无名尸首，也查无实据。解放后对特务的审讯，也无结果。特工大员，如沈醉等所撰写的回忆录，也认为此事蹊跷得很。一个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中年大学教授，就这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无端消失了。多年后比这更大的案子也都解密告破了，唯此事则隐秘不彰，真是怪哉。新近出版的美国学者魏斐德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对此事也有专门的章节探讨，他查阅了有关的权威档案、回忆录，也只能证明是一个谜。
“数十位曾留学英、美的教授联名致信美军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要求查清此事。魏德迈把此事交给中美合作所美方负责人梅乐斯办理。梅乐斯派中美合作所中一位纽约名探克拉克少校查办。戴笠则安排了沈醉协助，并嘱咐沈醉，如发现了可靠线索一定要先行把费巩弄到手中，不能让克拉克把人弄去……戴笠说：我们没有抓费巩，你不是不清楚，怎么会提到这个问题？此事后来仍然没有查出结果”（沈醉《军统内幕》261-26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后来展转知道结果的，是名作家郁达夫的失踪。
抗战甫胜，在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却永远失踪了。1945年8月末，有青年操马来语，来他府上请出门商谈事情。家人等了一天一夜，也不见他回来，当然永远也没有等到。但其失踪的真相，较费巩案幸运一些的是，三十多年后，在多方的艰难调查取证下，认定郁达夫系为日本宪兵所秘密杀害。
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并于1985年9月9日，在新干线某车站咖啡厅，迫使仍在世的凶手亲口说出了杀害郁达夫的真相。郁公抗日意志坚决，且又掌握诸多日军暴行，日寇害怕战后他在国际法庭上作证。将他约出来后，几个日本宪兵围拢，到偏僻地方，虎扑狼咬般残忍将其扼杀。
蹊跷的失踪案在文革时期落到了储安平先生身上。
1966年10月，备受迫害折磨的储安平先生数日不见了，这才惊动了“革命群众”和管制者。在此之前，他因不堪忍受非人的蹂躏，已经自杀过一次。但这次失踪后，公安部门建立专门的调查组，在全国范围内四出搜寻，也全无踪影。如果活着他能躲到哪里？倘若自杀，真能化为云烟么？一个大活人，就这样烟消云散。这是浩劫年月的万千悲剧中的一种。在正常有序的社会，即使发生了恶性刑事案子，有人“彻底”失踪了，象美国一妇女被其夫锯为粉末，抛洒湖泊中，真所谓消失得干干净净，上哪去找啊？然而美籍华人神探李昌钰就有本事把她“找”回来——缜密的不可思议的复活蛛丝马迹，把事实找回来。
储先生身受极度的奇耻大辱，其滋味令人不敢想象。近年有日著书，言之凿凿，说是有人在江南某寺院里面见过储先生，已是九十多岁。问之，笑而不答，且走而避之。这是好心人的合理虚构。时间、地点、人物，全是模糊不清，象雾中花，虚无缥缈；似可捉摸，全难坐实。
更有吴祖光先生撰文，说某人在美国的大街上，见到一老者，原来就是储安平，乃以老友身份急趋牵衣而呼之，那人乃决然甩脱牵手，望前疾走，倏忽见不见了踪影，留下呼者在原地瞠目结舌。这同样是一个美丽的传奇，令人悬心吊胆，长喟深憾，读来真觉荒唐言中夹杂大把的辛酸泪水！端的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这和费巩的失踪后的情形有类似的影子。据沈醉回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曾经接到署名浙江大学学生的告密信，“说他亲自见到失踪的费巩教授在巫山县过渡，费师身穿和尚装束，经他认出后叮嘱他不可对人声张，因他看破了红尘，决心出家，要这个学生一定要守秘密。”这些人因为要向美国交代，真的派遣干员前往巫山寻找。沈醉本人也会同美军人员再次前往，“遍历巫山十二峰，寻访了几十个大小庙宇，仍旧找不到一个可能是费巩的和尚。我们在巫山渡口住了两天，留心观察渡河的来往行人，也没有看到这位教授来过，才扫兴而回。”依照沈醉的智力和经验，恐怕他遍历巫山十二峰，寻访庙宇几十个，偷得浮生多日闲暇，风景倒观赏不少。因为象费教授，他没有如此出家的理由，而后来的储安平，他在当时的森严壁垒中、在天罗地网中，他也决没有孙悟空翻跟斗升空遁地的本事。这些美好幽咽的新编传说故事，也都是好心人，为人们的好奇与叹惋，找一个画饼般的出气的通道罢了。
民国以来有许多怪怪奇奇的失踪案子，说起来每令人难以置信。
抗战前期，中国军方布置了一批谍报人员，在敌后从事秘密工作。其中，就有女战士何若梅。她的身世资料很少，只知道她当时正置豆蔻年华，明丽照人。我们可在近年刊行的抗战历史图片集中，清楚地看到她的英姿。她因在上海郊区成功营救四名坠机美军飞行员，被日寇捕获，鞭笞、灌肠、老虎凳……受尽酷刑。后来战争形势转圜，得以释放。已经气息奄奄。住在医院里面救治，美军的高级长官，魏得迈、斯特来斯迈耶（陈纳德的朋友）将军都去看望过她。
她的丈夫就是在战争初起时失踪的。她的侄子2005年写文章回忆说，何若梅的姐姐，就是他83岁的老母亲看到照片，老泪纵横，泣不成声，“20岁时（1936年），何若梅回镇江筹备结婚，未婚夫范喜林是西安交通银行一职员。在举行婚礼的当天下午，范先生接到一个从火车站打来的电话，说有一外地好友来贺喜，请他去火车站接，他和我姨母说清情况后，乘车往火车站接人。晚上所有宾客坐满宴席，新娘焦急地等待新郎的到来，至深夜仍未见回，宾客们预感到事情奇怪陆续离席，可怜我的姨母通夜未眠，坐等到天明，丈夫仍未回来。亲友们四处打听、登报寻人、到警局报案等等，都没有消息，人永远地失踪了。这次不幸的事情发生后，何若梅重返上海，一直在上海从事秘密的抗日活动”（中国文化报 2001年12月14日1版）。
这可以说是最离奇的失踪事件了，毫无线索，也毫无结果，甚至没有一点渺茫的希望——譬如说事前的因由和迹象。
同样离奇的是费巩的失踪。
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西迁至贵州遵义。名教授费巩1945年春从遵义赴重庆讲学交流，一天在千厮门码头搭船前往北碚，候船时，陪伴他的学生离开买早餐，顷刻回来，费巩就不见踪影，遍呼无应。沿江搜寻，也不见尸首，况周围有人，即使失足落水，也当有见。后来怀疑是特务暗杀，或者密捕，但军统矢口否认。又怀疑是中统、卫戍司令部、宪兵司令部……知识界群情激愤，但即使在国际压力下，美军专人督察此事，美国警界名探介入，然而两个多月时间里，集中人力从重庆找到遵义，又核对了所有打捞的无名尸首，也查无实据。解放后对特务的审讯，也无结果。特工大员，如沈醉等所撰写的回忆录，也认为此事蹊跷得很。一个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中年大学教授，就这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无端消失了。多年后比这更大的案子也都解密告破了，唯此事则隐秘不彰，真是怪哉。新近出版的美国学者魏斐德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对此事也有专门的章节探讨，他查阅了有关的权威档案、回忆录，也只能证明是一个谜。
“数十位曾留学英、美的教授联名致信美军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要求查清此事。魏德迈把此事交给中美合作所美方负责人梅乐斯办理。梅乐斯派中美合作所中一位纽约名探克拉克少校查办。戴笠则安排了沈醉协助，并嘱咐沈醉，如发现了可靠线索一定要先行把费巩弄到手中，不能让克拉克把人弄去……戴笠说：我们没有抓费巩，你不是不清楚，怎么会提到这个问题？此事后来仍然没有查出结果”（沈醉《军统内幕》261-26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后来展转知道结果的，是名作家郁达夫的失踪。
抗战甫胜，在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却永远失踪了。1945年8月末，有青年操马来语，来他府上请出门商谈事情。家人等了一天一夜，也不见他回来，当然永远也没有等到。但其失踪的真相，较费巩案幸运一些的是，三十多年后，在多方的艰难调查取证下，认定郁达夫系为日本宪兵所秘密杀害。
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并于1985年9月9日，在新干线某车站咖啡厅，迫使仍在世的凶手亲口说出了杀害郁达夫的真相。郁公抗日意志坚决，且又掌握诸多日军暴行，日寇害怕战后他在国际法庭上作证。将他约出来后，几个日本宪兵围拢，到偏僻地方，虎扑狼咬般残忍将其扼杀。
蹊跷的失踪案在文革时期落到了储安平先生身上。
1966年10月，备受迫害折磨的储安平先生数日不见了，这才惊动了“革命群众”和管制者。在此之前，他因不堪忍受非人的蹂躏，已经自杀过一次。但这次失踪后，公安部门建立专门的调查组，在全国范围内四出搜寻，也全无踪影。如果活着他能躲到哪里？倘若自杀，真能化为云烟么？一个大活人，就这样烟消云散。这是浩劫年月的万千悲剧中的一种。在正常有序的社会，即使发生了恶性刑事案子，有人“彻底”失踪了，象美国一妇女被其夫锯为粉末，抛洒湖泊中，真所谓消失得干干净净，上哪去找啊？然而美籍华人神探李昌钰就有本事把她“找”回来——缜密的不可思议的复活蛛丝马迹，把事实找回来。
储先生身受极度的奇耻大辱，其滋味令人不敢想象。近年有日著书，言之凿凿，说是有人在江南某寺院里面见过储先生，已是九十多岁。问之，笑而不答，且走而避之。这是好心人的合理虚构。时间、地点、人物，全是模糊不清，象雾中花，虚无缥缈；似可捉摸，全难坐实。
更有吴祖光先生撰文，说某人在美国的大街上，见到一老者，原来就是储安平，乃以老友身份急趋牵衣而呼之，那人乃决然甩脱牵手，望前疾走，倏忽见不见了踪影，留下呼者在原地瞠目结舌。这同样是一个美丽的传奇，令人悬心吊胆，长喟深憾，读来真觉荒唐言中夹杂大把的辛酸泪水！端的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这和费巩的失踪后的情形有类似的影子。据沈醉回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曾经接到署名浙江大学学生的告密信，“说他亲自见到失踪的费巩教授在巫山县过渡，费师身穿和尚装束，经他认出后叮嘱他不可对人声张，因他看破了红尘，决心出家，要这个学生一定要守秘密。”这些人因为要向美国交代，真的派遣干员前往巫山寻找。沈醉本人也会同美军人员再次前往，“遍历巫山十二峰，寻访了几十个大小庙宇，仍旧找不到一个可能是费巩的和尚。我们在巫山渡口住了两天，留心观察渡河的来往行人，也没有看到这位教授来过，才扫兴而回。”依照沈醉的智力和经验，恐怕他遍历巫山十二峰，寻访庙宇几十个，偷得浮生多日闲暇，风景倒观赏不少。因为象费教授，他没有如此出家的理由，而后来的储安平，他在当时的森严壁垒中、在天罗地网中，他也决没有孙悟空翻跟斗升空遁地的本事。这些美好幽咽的新编传说故事，也都是好心人，为人们的好奇与叹惋，找一个画饼般的出气的通道罢了。
抗战时的汽车传奇
今日的私人汽车，大多因了油价的攀升，很多人不免“马达一响，其心恐慌”。然而，马达一响，黄金万两——这句话，在抗战时期却是耸动视听的，在当时的公教人员听来，却又五味俱全。无数的人，生死皆系一方向盘，那时的司机，就有轮胎特权或曰方向盘特权，他们是那个特殊时期，最下层江湖中货真价实的贵族阶层。故其言行、生活、举动，均为一般社会人众艳羡不置。所以曹聚仁感叹他们竟然为教授、将军所侧目，厉害吧。
曹聚仁带点夸张口吻的纪实行文，确很唬人。
曹先生笔下，司机创造了乱世男女的新记录，他说他们是一群滚地龙，“气煞了教授，恨煞了将军。”在路上，住房要最好的，还要最先满足他们，食物他们优先；男女之事，他们甚至可以用故意抛锚的办法来解决。在战乱时期，一个小镇，突然就会变成沙丁鱼匣子，“没有门道的话，除非变成司机的临时太太，否则没法到重庆、昆明去”。司机们在这方面也很放肆，好象在做末日狂欢。所以曹先生说司机和女人的故事，写出来简直是一部不堪入目的禁书。可参见《曹聚仁回忆录•乱世男女》。
实在也是，乱世之人，没法不变成现实主义。但跟司机从业人员的素养也有关涉。抗战时期的飞行员，尽多才、德、识俱佳的有为青年，他们和侵略者激战，很多人血洒长空，化为一缕青烟；而在地上的司机却反之，他们忙着变相勒索、吃回扣、运私货、搞女人……一个司机甚至向他说，你们做新闻记者的，可怜！我们一天的钱，够你们用几个月了。曹氏那时是战地记者，是战区司令、军师长们的座上客，尚如此侧目于司机的牛皮。可见他们很拽！
曹聚仁的书不足之处是判断有问题，出偏差，可他又很喜欢议论。好处在细节庞杂，来源于他生活的亲历，为第一手记录。他的记录也很广博，虽然深度不够，但信息量是很大的。
抗战八年中，人民抛弃家乡，丧失资产，生活压迫，空袭惊扰……苦不堪言。一些人却奢侈、荒淫、凶暴。汽车司机也把那一点的特权，用到极限。中国基层社会，一盘散沙，效率低下，于是更加痛苦不堪。重庆陪都，汽车增多，专门修路，以利于汽车阶级。张恨水对汽车经济的观感，有时评《同胞们努力买汽车》，予以深婉的讽刺。
下层民众、知识分子坐得起车、轿的很少很少。公共汽车，倒还可以考虑，但君不闻乎张恨水先生所说：“城里的公共汽车，挤得窗户里冒出人来。下乡的汽车，甚至等一天也买不着那张汽车票。”所以他进城，从南温泉到市区十八公里，经常是走路！但是马路上也有阔人的漂亮汽车，风驰电掣，雨天故意溅人一身泥。
]
至于从沦陷区出来，沿湘赣路走到大后方，妇孺往往徒步数千里。九死一生，血泪滋味。这样的镜头我们可以想象！倘若侥幸能坐上大货车，已不啻上上待遇。
若说汽车司机自身的生涯、悲喜，是如何的野犷放荡，那就要看《新民报》名手程沧（程大千）的《重庆客》了。他以汽车司机悲剧命运为题材的《十二磅热水瓶》最为诙诡，观之对人生有震撼之感，不异冷水浇背。那时的司机说到底，其人生也仿佛独木桥上舞蹈。
在程先生的冷静的叙述中，大有惊悚的味道。小说大意是——
重庆至贵州的公路上的一家小食店。一个疯了的前汽车司机走来了。他在门口吩咐堂倌：摆碗筷！没人应他，他自个儿命令到：“炒猪肝，鱼香的，放辣点。再来一盘八块鸡，一碗豌豆烧猪肠……
那人一面叫菜，一面选择座位。
走堂的把抹布往肩上一搭：
“炒龙肝，炸凤凰，全有。只是我们要卖现钱。”
“放屁。那人大怒：挂帐和现钱怕不是一样。”
他用手掏他空无所有的口袋……他脸上的表情，……一种惶惑的笑，又类似于哭。
“哼，要是我的十二磅热水瓶运出来了，你就给我磕一百二十四个响头，也休想我走进你倒霉的饭店。”
他自负地说。得到的是满堂哄笑。
原来这是一个汽车司机。他先前阔得很，长途运输货物，沿路数不清的小站点，每个站他都弄得有一个老婆，他花钱如流水。他俯视挣扎求存的芸芸众生。可是一天他被日本军队包围了，抓到营房关押。放出来后就疯疯癫癫了。一天开车路过奈何桥，他偏就睡着了，自然，人、车也丢翻了。从此失业，也疯得更厉害了。
一个月后作者又返回那小店，见那司机衣装更加褴褛，在和掌柜吵架：
“哼，要是我的十二磅热水瓶……”
掌柜的不等他说完，就抢着说：
“我磕一百二十四个响头，你也不会来了。”……
《曹聚仁回忆录》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初版
今日的私人汽车，大多因了油价的攀升，很多人不免“马达一响，其心恐慌”。然而，马达一响，黄金万两——这句话，在抗战时期却是耸动视听的，在当时的公教人员听来，却又五味俱全。无数的人，生死皆系一方向盘，那时的司机，就有轮胎特权或曰方向盘特权，他们是那个特殊时期，最下层江湖中货真价实的贵族阶层。故其言行、生活、举动，均为一般社会人众艳羡不置。所以曹聚仁感叹他们竟然为教授、将军所侧目，厉害吧。
曹聚仁带点夸张口吻的纪实行文，确很唬人。
曹先生笔下，司机创造了乱世男女的新记录，他说他们是一群滚地龙，“气煞了教授，恨煞了将军。”在路上，住房要最好的，还要最先满足他们，食物他们优先；男女之事，他们甚至可以用故意抛锚的办法来解决。在战乱时期，一个小镇，突然就会变成沙丁鱼匣子，“没有门道的话，除非变成司机的临时太太，否则没法到重庆、昆明去”。司机们在这方面也很放肆，好象在做末日狂欢。所以曹先生说司机和女人的故事，写出来简直是一部不堪入目的禁书。可参见《曹聚仁回忆录•乱世男女》。
实在也是，乱世之人，没法不变成现实主义。但跟司机从业人员的素养也有关涉。抗战时期的飞行员，尽多才、德、识俱佳的有为青年，他们和侵略者激战，很多人血洒长空，化为一缕青烟；而在地上的司机却反之，他们忙着变相勒索、吃回扣、运私货、搞女人……一个司机甚至向他说，你们做新闻记者的，可怜！我们一天的钱，够你们用几个月了。曹氏那时是战地记者，是战区司令、军师长们的座上客，尚如此侧目于司机的牛皮。可见他们很拽！
曹聚仁的书不足之处是判断有问题，出偏差，可他又很喜欢议论。好处在细节庞杂，来源于他生活的亲历，为第一手记录。他的记录也很广博，虽然深度不够，但信息量是很大的。
抗战八年中，人民抛弃家乡，丧失资产，生活压迫，空袭惊扰……苦不堪言。一些人却奢侈、荒淫、凶暴。汽车司机也把那一点的特权，用到极限。中国基层社会，一盘散沙，效率低下，于是更加痛苦不堪。重庆陪都，汽车增多，专门修路，以利于汽车阶级。张恨水对汽车经济的观感，有时评《同胞们努力买汽车》，予以深婉的讽刺。
下层民众、知识分子坐得起车、轿的很少很少。公共汽车，倒还可以考虑，但君不闻乎张恨水先生所说：“城里的公共汽车，挤得窗户里冒出人来。下乡的汽车，甚至等一天也买不着那张汽车票。”所以他进城，从南温泉到市区十八公里，经常是走路！但是马路上也有阔人的漂亮汽车，风驰电掣，雨天故意溅人一身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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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从沦陷区出来，沿湘赣路走到大后方，妇孺往往徒步数千里。九死一生，血泪滋味。这样的镜头我们可以想象！倘若侥幸能坐上大货车，已不啻上上待遇。
若说汽车司机自身的生涯、悲喜，是如何的野犷放荡，那就要看《新民报》名手程沧（程大千）的《重庆客》了。他以汽车司机悲剧命运为题材的《十二磅热水瓶》最为诙诡，观之对人生有震撼之感，不异冷水浇背。那时的司机说到底，其人生也仿佛独木桥上舞蹈。
在程先生的冷静的叙述中，大有惊悚的味道。小说大意是——
重庆至贵州的公路上的一家小食店。一个疯了的前汽车司机走来了。他在门口吩咐堂倌：摆碗筷！没人应他，他自个儿命令到：“炒猪肝，鱼香的，放辣点。再来一盘八块鸡，一碗豌豆烧猪肠……
那人一面叫菜，一面选择座位。
走堂的把抹布往肩上一搭：
“炒龙肝，炸凤凰，全有。只是我们要卖现钱。”
“放屁。那人大怒：挂帐和现钱怕不是一样。”
他用手掏他空无所有的口袋……他脸上的表情，……一种惶惑的笑，又类似于哭。
“哼，要是我的十二磅热水瓶运出来了，你就给我磕一百二十四个响头，也休想我走进你倒霉的饭店。”
他自负地说。得到的是满堂哄笑。
原来这是一个汽车司机。他先前阔得很，长途运输货物，沿路数不清的小站点，每个站他都弄得有一个老婆，他花钱如流水。他俯视挣扎求存的芸芸众生。可是一天他被日本军队包围了，抓到营房关押。放出来后就疯疯癫癫了。一天开车路过奈何桥，他偏就睡着了，自然，人、车也丢翻了。从此失业，也疯得更厉害了。
一个月后作者又返回那小店，见那司机衣装更加褴褛，在和掌柜吵架：
“哼，要是我的十二磅热水瓶……”
掌柜的不等他说完，就抢着说：
“我磕一百二十四个响头，你也不会来了。”……
《曹聚仁回忆录》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初版
曾氏传记三种评骘
观曾国藩传记三种，各有千秋；夜读听潮，渊然隐有所感。
王定安的《曾国藩事略》采用浅近文言，一气呵成，他那端严的幕僚笔法，简洁素朴，叙述到位，虽无小标题节制而不觉其冗长。何贻焜之《曾国藩评传》，也用浅近文言，而多采民初自日本等地引进的新词汇，叙述详尽，表达宛转，句意深入，文章稳健而有逶迤之势；萧一山之书，已是白话论文，却时采文言词汇，句子有节制，故其吐属也相当的妥帖，解析复杂历史脉络，深入腠理，尤有随时拔起的精彩之论，峻峭突出，绝无冷场，读之有观止之叹。
（一）
史家萧一山先生的《曾国藩传》，写曾国藩救世的宏愿，具体渗透在曾氏保存中国文化遗徽的苦心之中。对他大加赞誉的人，只恨美词难尽；大毁之者，焦点又在吾祖民贼这一点上。但以洪杨非驴非马的文化、胡作非为的杀戮，人人得而诛之，所以他实在不必对毁伤他的人负责，而在清廷专制的大框架之下来保存国粹，则其救世的宏愿，也就不免大打折扣。悲哀的是他只能在此矛盾局面之下存在。所以，真正又要民族、民主的革命，或至少不在客观上为专制延长寿命，又要克绍中华国粹——那就只有等到孙中山及辛亥党人的出世了。
从民族革命而言，人有不能原谅曾国藩的地方，可是骂他的章太炎，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大英雄，“曾左之伦，起儒衣韦带间，驱乡里服耒之民，以破强敌……命以英雄诚不虚”（《检论》）即曾氏建军的发轫，不过是保卫乡邑的初衷，“非敢赞清也”。萧一山先生说，“国藩是为文化而战，自不能以民族大义责之。彭玉麟始终不愿做清朝的官，即有羞事异族之义，并劝国藩自主东南，英人戈登也劝过李鸿章，他们为什么都不敢做呢……可以知道几千年君主专制政体之下，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如何牢不可破了”（《引子》）
萧先生着力论述，曾国藩挽救了满清是没有疑问的，但满清并不能救中国，满清本身也是不可救药的，但曾国藩为什么还要去做呢？“曾拼命把满清的命运挽救了，中国的旧文化也算保住了，这就是他的经世事业吗？……他的宗旨是治世、是救人。”明亡于清，不可能是曾氏的责任，清朝统治了二百多年，“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任何的牢不可破”，萧先生引章太炎说曾国藩的“不敢赞清”，而以异教愆礼指斥洪、杨，“足征曾国藩是为文化而战”。
第二章写他以经世之礼学为依归，养成道德学问特殊的造诣，证明他的事功，他的中年中兴功业，晚年的退守，都和早年的学养慎独工夫密切相关。他的一生的归结在于礼学：即经世之学。笔者以为此一礼学实有制度之要义在里头。“古代的著作极简单，分科更不详，经世是寄托在历史学中的……大儒是经世的通才，是博通的、综合的，以礼为归……曾国藩在史书里面，不仅推崇杜佑的《通典》，而尤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故在第三章，谈曾国藩的时代，他的经世之礼学，发挥中庸的文化精神，以期把握时代。从孔子梳理到顾炎武，并对后者深致敬意。而曾国藩对顾炎武视为泰山北斗，万古金声；并读陈卧子诗集，向往之至；这些都是抗清的大家，国藩的心曲可知了。故其剿捻剿洪、杨，可知是对社会、民间、文化负责了。萧先生考出了国藩伟大成就的学术背景，他以儒生治兵，勘平大乱，维持中国文化的传统赖以生发的背景——那些极细微关键的地方。至于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说曾氏之佳处、之不可及处在不排满这一点，则相当可笑。
在以经世之礼为中心的前提下，自尊与自憎的情感对立，消极与积极的观念的冲突，对于极矛盾的环境的应付，也因之尚觉裕如。
萧先生引其家书“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事之所处，求退不能”（第六章）分析其政略，“国藩开始发表他的政论，完全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
萧先生并比较湘军、淮军的根本不同。着眼在三端，一为大将的学术气质，一为将领之出身，一为对事功的理解及其期望。湘军多大儒，公忠体国。淮军将领多出身微贱，气概远逊。湘军的彭玉麟更是杰出纯粹的学者；淮军如刘铭传等则为盐枭……“无怪乎袁世凯以一文武都不成材的人可以传淮军之绪，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不幸”。后又从“军民财”三权分立与否来谈两军的性质差异。国藩在世时，是使三方互相牵制，防范拥兵自重。但他身后，总归无可奈何花落去，难以羁控的局面则出现了。
淮军本是湘军的支派……何以后来国藩尚不能指挥如意而不得不请鸿章兄弟出来帮忙？……看见李鸿章开始就把淮勇造成他的势力，与湘军扩然大公的精神已迥然不同。所以湘军虽是私有军队的起源，而淮军才构成私有军队的形态。后来袁世凯以淮军子弟，传其衣钵，就变成清末民初时代的北洋军阀，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贻祸不浅。（第十章）
厘清近现代军阀祸害之起源，缘于专制。处处漏洞，百端补缀，错舛百出。近时学者洋洋自以为得计的论调，说什么要告别革命，指军阀混战之源头在孙中山，观萧先生的梳理，其说可不攻自破，同时也照出今之学者寡情不学的紊乱。
观曾国藩传记三种，各有千秋；夜读听潮，渊然隐有所感。
王定安的《曾国藩事略》采用浅近文言，一气呵成，他那端严的幕僚笔法，简洁素朴，叙述到位，虽无小标题节制而不觉其冗长。何贻焜之《曾国藩评传》，也用浅近文言，而多采民初自日本等地引进的新词汇，叙述详尽，表达宛转，句意深入，文章稳健而有逶迤之势；萧一山之书，已是白话论文，却时采文言词汇，句子有节制，故其吐属也相当的妥帖，解析复杂历史脉络，深入腠理，尤有随时拔起的精彩之论，峻峭突出，绝无冷场，读之有观止之叹。
（一）
史家萧一山先生的《曾国藩传》，写曾国藩救世的宏愿，具体渗透在曾氏保存中国文化遗徽的苦心之中。对他大加赞誉的人，只恨美词难尽；大毁之者，焦点又在吾祖民贼这一点上。但以洪杨非驴非马的文化、胡作非为的杀戮，人人得而诛之，所以他实在不必对毁伤他的人负责，而在清廷专制的大框架之下来保存国粹，则其救世的宏愿，也就不免大打折扣。悲哀的是他只能在此矛盾局面之下存在。所以，真正又要民族、民主的革命，或至少不在客观上为专制延长寿命，又要克绍中华国粹——那就只有等到孙中山及辛亥党人的出世了。
从民族革命而言，人有不能原谅曾国藩的地方，可是骂他的章太炎，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大英雄，“曾左之伦，起儒衣韦带间，驱乡里服耒之民，以破强敌……命以英雄诚不虚”（《检论》）即曾氏建军的发轫，不过是保卫乡邑的初衷，“非敢赞清也”。萧一山先生说，“国藩是为文化而战，自不能以民族大义责之。彭玉麟始终不愿做清朝的官，即有羞事异族之义，并劝国藩自主东南，英人戈登也劝过李鸿章，他们为什么都不敢做呢……可以知道几千年君主专制政体之下，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如何牢不可破了”（《引子》）
萧先生着力论述，曾国藩挽救了满清是没有疑问的，但满清并不能救中国，满清本身也是不可救药的，但曾国藩为什么还要去做呢？“曾拼命把满清的命运挽救了，中国的旧文化也算保住了，这就是他的经世事业吗？……他的宗旨是治世、是救人。”明亡于清，不可能是曾氏的责任，清朝统治了二百多年，“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任何的牢不可破”，萧先生引章太炎说曾国藩的“不敢赞清”，而以异教愆礼指斥洪、杨，“足征曾国藩是为文化而战”。
第二章写他以经世之礼学为依归，养成道德学问特殊的造诣，证明他的事功，他的中年中兴功业，晚年的退守，都和早年的学养慎独工夫密切相关。他的一生的归结在于礼学：即经世之学。笔者以为此一礼学实有制度之要义在里头。“古代的著作极简单，分科更不详，经世是寄托在历史学中的……大儒是经世的通才，是博通的、综合的，以礼为归……曾国藩在史书里面，不仅推崇杜佑的《通典》，而尤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故在第三章，谈曾国藩的时代，他的经世之礼学，发挥中庸的文化精神，以期把握时代。从孔子梳理到顾炎武，并对后者深致敬意。而曾国藩对顾炎武视为泰山北斗，万古金声；并读陈卧子诗集，向往之至；这些都是抗清的大家，国藩的心曲可知了。故其剿捻剿洪、杨，可知是对社会、民间、文化负责了。萧先生考出了国藩伟大成就的学术背景，他以儒生治兵，勘平大乱，维持中国文化的传统赖以生发的背景——那些极细微关键的地方。至于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说曾氏之佳处、之不可及处在不排满这一点，则相当可笑。
在以经世之礼为中心的前提下，自尊与自憎的情感对立，消极与积极的观念的冲突，对于极矛盾的环境的应付，也因之尚觉裕如。
萧先生引其家书“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事之所处，求退不能”（第六章）分析其政略，“国藩开始发表他的政论，完全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
萧先生并比较湘军、淮军的根本不同。着眼在三端，一为大将的学术气质，一为将领之出身，一为对事功的理解及其期望。湘军多大儒，公忠体国。淮军将领多出身微贱，气概远逊。湘军的彭玉麟更是杰出纯粹的学者；淮军如刘铭传等则为盐枭……“无怪乎袁世凯以一文武都不成材的人可以传淮军之绪，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不幸”。后又从“军民财”三权分立与否来谈两军的性质差异。国藩在世时，是使三方互相牵制，防范拥兵自重。但他身后，总归无可奈何花落去，难以羁控的局面则出现了。
淮军本是湘军的支派……何以后来国藩尚不能指挥如意而不得不请鸿章兄弟出来帮忙？……看见李鸿章开始就把淮勇造成他的势力，与湘军扩然大公的精神已迥然不同。所以湘军虽是私有军队的起源，而淮军才构成私有军队的形态。后来袁世凯以淮军子弟，传其衣钵，就变成清末民初时代的北洋军阀，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贻祸不浅。（第十章）
厘清近现代军阀祸害之起源，缘于专制。处处漏洞，百端补缀，错舛百出。近时学者洋洋自以为得计的论调，说什么要告别革命，指军阀混战之源头在孙中山，观萧先生的梳理，其说可不攻自破，同时也照出今之学者寡情不学的紊乱。
（二）
《曾国藩事略》作者王定安长于史志文献学，长期任曾国藩幕僚。后曾任山西布政使。辑撰有《曾文正公大事记》、《曾子家语》、《两淮盐法志》、《平回纪事本末》、《彝器辨名》、《三十家诗抄》等著作15部，煌煌300余卷，涉及面甚广。
王氏《曾国藩事略》，卷一以简略笔墨叙述其乡间童年生活。引国藩自述“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
“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津梁道途废坏不治者，孤黎衰疾无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若必待富而后谋，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矣。”这一段话，可视为曾国藩行事立身的总纲。著者置之书前，不为无意。
王定安《曾国藩事略》，其原始文件实在是一种有机穿插，使事迹显明。此书相当于一部大型列传。盖其结构袭用列传写法，唯篇幅特长而已。以过渡说明文字连缀官方文件，来作事实铺叙。全书实自其编练湘军开始，叙其事功，而于此前，仅以数页概括。他回乡前，任兵部、刑部、礼部等副职，因母丧回乡，正值太平军大举扫荡之际。遂就近练兵。当时太平军水师强盛，在长江中下游迭陷郡县，“衡阳廪生彭玉麟故有名，公一见器之……治水师自此始。”
叙事脉络清晰，出省作战，水师之起来，事出偶然，回乡奔丧，因而就近剿匪，因事势而扩大。其大员，相继出场者，乃是彭玉麟、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
书中大量引用了皇帝的上谕，这里面很多是清廷惊慌失措的情形下对曾国藩的驱使。而在萧一山先生的书中，则阐明，曾氏针对上谕，对军政和用人等等，也都有具体的批评，“糊涂虫的清廷，却天天催他出兵”，他也明确指出朝廷虚骄不实的流弊，“满廷疲泄，相与袖手，流弊将靡所底止，这是多么大胆的谏言啊……在专制时代，帝王生杀予夺，假如没有大仁大勇的精神，真不敢道只字”（第六章）不过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中，为数不少的官员仍在鬼混，反小曾国藩多事，谤议横生，而有退隐的念头。
清廷的焦急恐惧历历见于各种文件之中。严厉督促曾国藩出兵。其间，曾国藩忙于水师之后勤和布控，动作或显迟缓，而清廷恨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有时其口吻近于无赖。“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有时隔着甚远，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着迅速前进，毋稍延迟”，总是希望他不要将任务的艰巨作为逃避的借口。至有胜利，则立即封官许愿，奖励各种高级工艺品。
1861年，清廷令曾国藩统筹东南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就在次年春上，他即有辞官的心态：“现在诸道出师，将帅联翩，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
至1862年，多隆阿消灭了少年将军陈玉成，彭玉麟攻金柱关，“贼于烈焰中冲突而出，积骸满渠”。春夏之交，彭玉麟“闻国荃孤军深入，恐为贼所乘，急调水师策应……水师于狂风巨浪之中排炮仰击无少休……逼垒纵焚，火光烛天……群丑扑火溺水，横塞江流”。这样的情势下，上海外围的中等城市又有重新陷落的，对金陵大营的攻扑也相当猛烈；“贼连营数十里，大河之港俱设浮桥”……战场态势的艰苦险状可想。即令来投降者，也多视之为诈，随即斩之，真可谓一夕数惊。1863年，仍有洋人投入太平军营，广置炸炮，这时是李鸿章部队在沿江严密搜索，彻底切断其枪炮来源。这时候，朝廷对曾国藩的命令也益形急迫。尽是务须如何、不许如何、尽快如何、不可如何、万勿如何、着即如何、不得稍存如何……这样近于气急败坏的口吻。
战事激烈，胜败反复。水师及陆军的后勤、财政、武器制造、特务、军法、调查所……种种事务至为繁杂，要保证出兵的接应，故曾氏也有辩解。保卫武昌时因出师不利，清廷愤怒谴责，其苦衷，有时又不惜言之谆谆，藉以倚裨，此中尤见剿灭难度之大。而最初，书生从戎，曾国藩也是在摸索中指挥战争。逐渐养成调度有方，军略冠绝一时。大约打了三四年之后，才指挥裕如，如臂使指的。
而国藩直弟国荃，无论攻克哪座名城，几乎都用地道轰裂之法。“公弟国荃昼夜围攻，克此雄都。是为肃清东南之始”。甚至克复江苏其他中小城市亦如此。收复南京，则用地道地雷轰炸，配备云梯猛攻，开穴反复达三十多道。终在1864年7月十九日那天，“霹雳一声，轰开城垣二十余丈，烟尘蔽空，砖石如雨，贼以火药倾盆，烧我士卒……群贼抵死巷战”战况异常激烈。
曾国藩与其他大员的微妙关系，在来往函件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朝廷命李鸿章率劲旅支援曾国荃，以会攻金陵。曾国藩上疏乃称李为大吏，苦战之际不便调请。攻克伪都之功，牵涉太多，故李鸿章也来之迟迟，曾国藩又为之说项“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此次稍涉迟滞，决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臣亦未便……”客气话之机杼，古人表达之到位一至于此，也真可叹为观止了。
本书的文笔虽简古，但也有曲折宛转的战争故事，如李秀成间道潜入苏州指挥并神秘脱逃的前前后后。叙述时有生动形象可感之处。“接见诸将，均有憔悴可怜之色，昼则日炙，夜则露处，面目黎黑，虽与臣最熟之将，初见几不相识……” 引用他晚年日记，“每思作诗文，则身上癣疥大作，彻夜不能成眠……精神散漫已久，凡应了结之件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说明问题，极形象而得宜。书末对战争前后时间、空间的总结，也有不动声色的深沉历史感。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述纪事本末体史著时尝谓：“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之《湘军志》等……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对王氏甚为许可。
（三）
何贻焜先生的《曾国藩评传》，正中书局1947刊行。乃是他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时期的作品。何贻焜抗战时期任衡阳师范校长。早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该书以相当的篇幅作曾氏起来之际的时代背景，作大幅渲染，、烘托、论证，为曾国藩的思想、生活找出总的依托和根据。于中年生活着墨尤多。细至身体疾患，苦闷心情，戎马生涯，师友学行……加以总结评述，故其人全貌出而视野宽。
其论曾氏思想之第三期，乃奉命练兵，痛愤当时社会因循苟且的风气，倡导“用法尚严厉，不拘泥于儒家德治之说。此为曾公思想转变之第三期”。何先生引曾氏书信：“三十四年来一种风气，凡凶顽丑类，概优容而待以不死。自谓宽厚载福，而不知万事堕坏于冥昧之中，浸溃以酿今日之流寇。”“二三十年来，应办不办之案，应杀不杀之人，充塞于郡县山谷之间，民见乎命案盗案之首犯，皆得逍遥法外……乃益嚣然不靖。”此仅就焦点问题而言，实则社会治理毫无章法，体制紊乱，漏洞多多。这是十分痛切的社会批评。
这实在是相当深刻的。盖以专制王权，对恶徒有所倚赖，利欲熏心之徒并不破坏他的统治根本，他并可藉此等坏人抵御民间和知识分子的民本价值观，以作制约张本，自以为巧不可阶，事实上却大面积破坏社会之平衡，无告之小民，乃成统治者施政的牺牲品，恶徒与官僚的利益不断扩大，如此腐败遂趋全面糜烂，几乎无官不腐，官民对立日益严重，不仅威胁社会安定，且业已经造成经济的长期低迷不振。曾国藩实在看到很深的病灶，乃是其痛苦之所由来。
对专制社会的结构性坏损，曾氏即有擎天之力，也难以挽回了。所以论到其晚年，为物议之中心，曾氏的忧郁就澎湃而来“且觉有所兴作，易获咎戾，于老庄之旨，颇多默契，唯自立自强之道，仍以儒墨为依归，此为曾公思想转变之第五期。”如此连绵剥笋，论述深入而大见精彩。
全书详尽铺排，分二十余章。有时代背景、早年、中年生活、晚年生活、思想体系、教育思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学识、文艺批评等等章节。
文艺批评，强调其历史眼光，此外，治家、养生之方法，俱各为一章，其完备如此。
《思想之渊源》一章，特别拈出曾氏书信“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一粟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择善而约守之……”
其实这可视为他思想之总渊源。盖其悟境之高，因其宇宙意识之强烈，哲学思想之深沉，人生认识之通透，其悲天悯人也由此生发。
《个性》一章，则从其天分、材质、为学路径……入手，挖掘其个性形成及发展，严肃、谦虚、忠恕……之外，特拈出幽默一节，以为曾国藩之性格中固有深藏之幽默风趣。即在后世研究家之范围，也属特出而见个性之论。
第二十二章，系研究后人对于曾公之批评，则别有价值。此系同时或后人各界名家针对曾氏评价之要点摘录，量奇大，至有两三万字。公正的或偏颇的、稳重的或激烈的、持正的或有趣的、恭维的或大骂的，无虑数十家。但不妨照见其为中兴人物及世界史上有声有色之人物。其间也有象海外回来的容闳这样的特殊身份：“余见文正……精神奕然，体格魁伟，肢体大小咸相称，方肩阔胸，首大而正……眸子作榛色，口阔唇薄，是皆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征。”很是捧场和恭维；这和王闿运日记里面所说，甫见曾氏，觉其有疥疮抓痒，以为是受刑之相貌，则可说相映成趣了。
作者阅读大量曾氏诗文、杂著、奏稿，史传、诸子百家尤其宋儒文集……为详尽解剖，不惜采用多头排列之法，分类剖析，将传主一生繁杂的言行人际关系学术思想条分缕析，使笼统之事象而有依归；每章又将分析之结果予以综合，在综合中予以批判，而得会通之旨。总观即为鸟瞰之势，分看又得解剖之细。史料铺排之多，实有浩大详尽之观，好处是提供全面洞察之便利，然全书毕竟因其体格庞大，在读者接受方面，或也有顾此失彼之嫌，殊失优游不迫之旨。
《曾国藩事略》作者王定安长于史志文献学，长期任曾国藩幕僚。后曾任山西布政使。辑撰有《曾文正公大事记》、《曾子家语》、《两淮盐法志》、《平回纪事本末》、《彝器辨名》、《三十家诗抄》等著作15部，煌煌300余卷，涉及面甚广。
王氏《曾国藩事略》，卷一以简略笔墨叙述其乡间童年生活。引国藩自述“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
“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津梁道途废坏不治者，孤黎衰疾无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若必待富而后谋，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矣。”这一段话，可视为曾国藩行事立身的总纲。著者置之书前，不为无意。
王定安《曾国藩事略》，其原始文件实在是一种有机穿插，使事迹显明。此书相当于一部大型列传。盖其结构袭用列传写法，唯篇幅特长而已。以过渡说明文字连缀官方文件，来作事实铺叙。全书实自其编练湘军开始，叙其事功，而于此前，仅以数页概括。他回乡前，任兵部、刑部、礼部等副职，因母丧回乡，正值太平军大举扫荡之际。遂就近练兵。当时太平军水师强盛，在长江中下游迭陷郡县，“衡阳廪生彭玉麟故有名，公一见器之……治水师自此始。”
叙事脉络清晰，出省作战，水师之起来，事出偶然，回乡奔丧，因而就近剿匪，因事势而扩大。其大员，相继出场者，乃是彭玉麟、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
书中大量引用了皇帝的上谕，这里面很多是清廷惊慌失措的情形下对曾国藩的驱使。而在萧一山先生的书中，则阐明，曾氏针对上谕，对军政和用人等等，也都有具体的批评，“糊涂虫的清廷，却天天催他出兵”，他也明确指出朝廷虚骄不实的流弊，“满廷疲泄，相与袖手，流弊将靡所底止，这是多么大胆的谏言啊……在专制时代，帝王生杀予夺，假如没有大仁大勇的精神，真不敢道只字”（第六章）不过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中，为数不少的官员仍在鬼混，反小曾国藩多事，谤议横生，而有退隐的念头。
清廷的焦急恐惧历历见于各种文件之中。严厉督促曾国藩出兵。其间，曾国藩忙于水师之后勤和布控，动作或显迟缓，而清廷恨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有时其口吻近于无赖。“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有时隔着甚远，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着迅速前进，毋稍延迟”，总是希望他不要将任务的艰巨作为逃避的借口。至有胜利，则立即封官许愿，奖励各种高级工艺品。
1861年，清廷令曾国藩统筹东南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就在次年春上，他即有辞官的心态：“现在诸道出师，将帅联翩，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
至1862年，多隆阿消灭了少年将军陈玉成，彭玉麟攻金柱关，“贼于烈焰中冲突而出，积骸满渠”。春夏之交，彭玉麟“闻国荃孤军深入，恐为贼所乘，急调水师策应……水师于狂风巨浪之中排炮仰击无少休……逼垒纵焚，火光烛天……群丑扑火溺水，横塞江流”。这样的情势下，上海外围的中等城市又有重新陷落的，对金陵大营的攻扑也相当猛烈；“贼连营数十里，大河之港俱设浮桥”……战场态势的艰苦险状可想。即令来投降者，也多视之为诈，随即斩之，真可谓一夕数惊。1863年，仍有洋人投入太平军营，广置炸炮，这时是李鸿章部队在沿江严密搜索，彻底切断其枪炮来源。这时候，朝廷对曾国藩的命令也益形急迫。尽是务须如何、不许如何、尽快如何、不可如何、万勿如何、着即如何、不得稍存如何……这样近于气急败坏的口吻。
战事激烈，胜败反复。水师及陆军的后勤、财政、武器制造、特务、军法、调查所……种种事务至为繁杂，要保证出兵的接应，故曾氏也有辩解。保卫武昌时因出师不利，清廷愤怒谴责，其苦衷，有时又不惜言之谆谆，藉以倚裨，此中尤见剿灭难度之大。而最初，书生从戎，曾国藩也是在摸索中指挥战争。逐渐养成调度有方，军略冠绝一时。大约打了三四年之后，才指挥裕如，如臂使指的。
而国藩直弟国荃，无论攻克哪座名城，几乎都用地道轰裂之法。“公弟国荃昼夜围攻，克此雄都。是为肃清东南之始”。甚至克复江苏其他中小城市亦如此。收复南京，则用地道地雷轰炸，配备云梯猛攻，开穴反复达三十多道。终在1864年7月十九日那天，“霹雳一声，轰开城垣二十余丈，烟尘蔽空，砖石如雨，贼以火药倾盆，烧我士卒……群贼抵死巷战”战况异常激烈。
曾国藩与其他大员的微妙关系，在来往函件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朝廷命李鸿章率劲旅支援曾国荃，以会攻金陵。曾国藩上疏乃称李为大吏，苦战之际不便调请。攻克伪都之功，牵涉太多，故李鸿章也来之迟迟，曾国藩又为之说项“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此次稍涉迟滞，决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臣亦未便……”客气话之机杼，古人表达之到位一至于此，也真可叹为观止了。
本书的文笔虽简古，但也有曲折宛转的战争故事，如李秀成间道潜入苏州指挥并神秘脱逃的前前后后。叙述时有生动形象可感之处。“接见诸将，均有憔悴可怜之色，昼则日炙，夜则露处，面目黎黑，虽与臣最熟之将，初见几不相识……” 引用他晚年日记，“每思作诗文，则身上癣疥大作，彻夜不能成眠……精神散漫已久，凡应了结之件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说明问题，极形象而得宜。书末对战争前后时间、空间的总结，也有不动声色的深沉历史感。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述纪事本末体史著时尝谓：“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之《湘军志》等……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对王氏甚为许可。
（三）
何贻焜先生的《曾国藩评传》，正中书局1947刊行。乃是他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时期的作品。何贻焜抗战时期任衡阳师范校长。早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该书以相当的篇幅作曾氏起来之际的时代背景，作大幅渲染，、烘托、论证，为曾国藩的思想、生活找出总的依托和根据。于中年生活着墨尤多。细至身体疾患，苦闷心情，戎马生涯，师友学行……加以总结评述，故其人全貌出而视野宽。
其论曾氏思想之第三期，乃奉命练兵，痛愤当时社会因循苟且的风气，倡导“用法尚严厉，不拘泥于儒家德治之说。此为曾公思想转变之第三期”。何先生引曾氏书信：“三十四年来一种风气，凡凶顽丑类，概优容而待以不死。自谓宽厚载福，而不知万事堕坏于冥昧之中，浸溃以酿今日之流寇。”“二三十年来，应办不办之案，应杀不杀之人，充塞于郡县山谷之间，民见乎命案盗案之首犯，皆得逍遥法外……乃益嚣然不靖。”此仅就焦点问题而言，实则社会治理毫无章法，体制紊乱，漏洞多多。这是十分痛切的社会批评。
这实在是相当深刻的。盖以专制王权，对恶徒有所倚赖，利欲熏心之徒并不破坏他的统治根本，他并可藉此等坏人抵御民间和知识分子的民本价值观，以作制约张本，自以为巧不可阶，事实上却大面积破坏社会之平衡，无告之小民，乃成统治者施政的牺牲品，恶徒与官僚的利益不断扩大，如此腐败遂趋全面糜烂，几乎无官不腐，官民对立日益严重，不仅威胁社会安定，且业已经造成经济的长期低迷不振。曾国藩实在看到很深的病灶，乃是其痛苦之所由来。
对专制社会的结构性坏损，曾氏即有擎天之力，也难以挽回了。所以论到其晚年，为物议之中心，曾氏的忧郁就澎湃而来“且觉有所兴作，易获咎戾，于老庄之旨，颇多默契，唯自立自强之道，仍以儒墨为依归，此为曾公思想转变之第五期。”如此连绵剥笋，论述深入而大见精彩。
全书详尽铺排，分二十余章。有时代背景、早年、中年生活、晚年生活、思想体系、教育思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学识、文艺批评等等章节。
文艺批评，强调其历史眼光，此外，治家、养生之方法，俱各为一章，其完备如此。
《思想之渊源》一章，特别拈出曾氏书信“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一粟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择善而约守之……”
其实这可视为他思想之总渊源。盖其悟境之高，因其宇宙意识之强烈，哲学思想之深沉，人生认识之通透，其悲天悯人也由此生发。
《个性》一章，则从其天分、材质、为学路径……入手，挖掘其个性形成及发展，严肃、谦虚、忠恕……之外，特拈出幽默一节，以为曾国藩之性格中固有深藏之幽默风趣。即在后世研究家之范围，也属特出而见个性之论。
第二十二章，系研究后人对于曾公之批评，则别有价值。此系同时或后人各界名家针对曾氏评价之要点摘录，量奇大，至有两三万字。公正的或偏颇的、稳重的或激烈的、持正的或有趣的、恭维的或大骂的，无虑数十家。但不妨照见其为中兴人物及世界史上有声有色之人物。其间也有象海外回来的容闳这样的特殊身份：“余见文正……精神奕然，体格魁伟，肢体大小咸相称，方肩阔胸，首大而正……眸子作榛色，口阔唇薄，是皆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征。”很是捧场和恭维；这和王闿运日记里面所说，甫见曾氏，觉其有疥疮抓痒，以为是受刑之相貌，则可说相映成趣了。
作者阅读大量曾氏诗文、杂著、奏稿，史传、诸子百家尤其宋儒文集……为详尽解剖，不惜采用多头排列之法，分类剖析，将传主一生繁杂的言行人际关系学术思想条分缕析，使笼统之事象而有依归；每章又将分析之结果予以综合，在综合中予以批判，而得会通之旨。总观即为鸟瞰之势，分看又得解剖之细。史料铺排之多，实有浩大详尽之观，好处是提供全面洞察之便利，然全书毕竟因其体格庞大，在读者接受方面，或也有顾此失彼之嫌，殊失优游不迫之旨。
（四）
萧一山先生的书中，在写曾国藩编练湘军那一章中，专门插叙了几个关键人物。一是江忠源，湖南新宁举人，郭嵩焘在北京介绍给曾国藩认识的。他早些时候为了保卫家乡，曾组织乡村丁壮用于防御，这是湘军最早的依托。
还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即罗泽南。萧先生说，“他的道德学问，确实是有数的人”，很早养成明道救世的精神。“后来湘中书生，从戎拯难，立勋名于天下，大半都是他的学生……况他老先生又亲自领兵出马，大小二百余战，克城数十，最后还是战死的呢”。
罗泽南，著有《西铭讲义》、《小学韵语》《读孟子札记》……等书，后人辑有《罗罗山遗集》。从湘中的宿儒到血战的名将，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是出身耕读之家的湘军元老。早年常以松香照明，或藉萤光攻读。应科举之余，他也习武善拳术。早在咸丰元年，太平军围攻长沙，他就脱颖而出。稍后罗泽南与塔齐布并称，成为曾国藩的左右手。力挽狂澜，屡著战功。曾国藩回乡奔丧时，他已编练有少量湘勇。遂以之为基干，以道义相号召，再行招募稳步扩展而成。
练兵等于是阐扬了他的目标，从此，他将不断面临如何兑现的挑战。
王定安《曾国藩事略》，大体上是战报的说明连缀。里面对此特别人物——罗泽南，用笔妥帖温恭。看他书中大量引用的皇帝上谕，其批示之严厉，督战之急切，难以遮盖的浮现于字里行间，有时更是急不可耐到气急败坏——差不多是耳提面命的敦促曾国藩出兵迎战。
湘军和太平军的战役战斗，双方胜败之机常常是命悬一线，其阵地阵营在激战中，打得随时都可能全盘崩溃，防线也随时可能松动。双方的大将，相继阵亡，双方无论怎样善战的名将，都有失手败北之可能。
这样的局面之下，也有令人惊讶的奇迹出现。那就是罕有的名将罗泽南的出场，每有关于他的战况战报，几乎都是胜利、破贼、退敌、挥师突进……仅就此书所记载，他是湘军方面的福星福音，对方的丧报丧期。似乎无论怎样的危机他都能突破，无论怎样的困局他都能化解。
“罗泽南破贼于城陵矶”，“罗泽南率师北渡”，“罗泽南克通城县”，“泽南破贼于贵溪”……攻击九江之时，曾国藩乘坐的指挥舰被太平军包围，仓皇突围中文卷荡然，曾氏欲自裁，又是罗泽南调小艇接入其军营得以脱险；各大小将校，均有败绩，独罗泽南出马，总能转危为安。他又是很有战略眼光的，“罗泽南上书陈利病，以为东南大势尤在武昌，乃可控江、皖，江西亦有所屏蔽；株守江西，如坐瓮中，无益大局”，“请率部……东下，以取建瓴之势……必俟武昌克复，大军全注九江，东南大局乃有转机。公（曾国藩）深韪其言。”“泽南因自义宁单骑诣南康谒公，面陈机宜”。
如罗泽南者，实在是罕见的孤胆英雄。其所作为，总是秉持良善信念，致力疗伤。南昌告急之际，来者是太平军悍将石达开，又是罗泽南远应危局，清廷掩饰不住兴奋，“石逆贼党虽多，一经罗泽南痛剿，即连次挫败，可见兵不在多寡，全在统领得人”。
钱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学风》说，“泽南以所部与太平军角逐，历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积功累擢官授浙江宁绍台道，加按察使衔、布政使衔。所部将弁，皆其乡党信从者，故所向有功。前后克城二十，大小二百余战。”
1853年江忠源、吴文鎔相继阵亡，随后收复武昌，又是用罗泽南奇计，清朝廷喜心翻倒：“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两个月后，还是罗泽南“破贼于孔陇驿”，这年年底，水陆官军进攻九江，又是罗氏指挥首战大捷，随后太平天国反扑，分割官军于江中多段，曾国藩指挥船被围，也是暗中换乘小舟入罗泽南营地，仅以身免，曾国藩羞愤交加，第二次要投江殉节，罗氏力谏乃止。
1854年岳阳水战，“师船不能回营，为贼所乘”，竟然有十来个将领阵亡，又是罗泽南“破贼于城陵矶。
随后，仅在一个月中，罗泽南“破贼于贵溪”、“剿贼于景德镇”、“连破贼于梁口，鸡鸣山等处”……包括太平天国凶悍战将石达开，在1856年的秋天，裹胁农民，挥大军飙窜于江西各地，来势异常凶猛，各地迭发警报，又是“一经罗泽南痛剿，即连次挫败……”
罗泽南和彭玉麟有相似的地方，“彭玉麟前乞假回衡州，闻江西紧急，间关徒步，行七百里抵南康，公见大喜……”罗泽南上书陈利病指出第二次收复武昌的战略，更加重他力挽狂澜的责任。巨眼卓识，有神龙不见首尾之妙，遂奠定东南战局之转机，“泽南因自义宁单骑诣南康谒公（曾国藩），面陈机宜”。
一罗一彭，各如一傲然的骁骑，踽踽独行在杀机四伏的驿路之上。
他们以孤胆英雄的道义担当，于艰难困苦中着手成春，无数次赖其一举扭转颓势。坚毅的文化道统的维护，孤独的时世艰难的思索，需要生命与巨量的鲜血与死亡来完满这迂回的沟壑。
杀人手段救人心，这是以沸止沸……辛亥革命期间志士韩衍说的杀机沸天地，仁爱在其中。心灵中另有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时势增加了太多的变数，如果没有文化的介入，战争就不可能停止。
文告之间，看得出战事的激烈反复。武昌欲克未克之际，“江西八府五十余县皆陷于贼”。也就在武昌将克之时，罗泽南阵亡了。
最后的武昌之战，时值大雾，城内太平军敢死队突出，实施无序拼杀，部队顿形混乱，泽南左额中弹，拖延二日死于军营中，年50岁。他终于倒在饱受战争摧残的陆地上。在浓密的大雾中，名将之花凋落，这擎天的巨柱，是否感到了有生以来的如磐的压迫，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不可抗力，那并非全然来自太平军的人生的负担？中枪后延医的一两天时间里，他是否有过放弃的念头？相信人生的压力，在此时，绝非寻常头脑所可想象。书生将军，秀才元戎，放手一博，顿挫成意想不的的强硬和铁腕。如鹰隼愤然振翼，慨然出击。突如其来的大雾似乎是一种宿命，好象要卸下前所未有的人生困局，以及肩上绵延文化生机的担当包袱。梦幻泡影，化为乌有。
（五）
赞誉曾国藩的人，其总着眼点在于，曾氏出将入相，手定东南，勋业之盛，一时无两。俞樾是他的学生，进士后复试，就是曾氏阅卷。大为激赏。他人有谓其文先已作好，曾国藩力驳之。遂使入翰林。那时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首句为：花落春仍在。以为诗歌所表现的气场和寓意简直无以复加，乃加以拔擢（见《春在堂随笔》卷一）。
又因俞樾锐意著述，曾国藩有联语说他：“李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樾）拼命著书，吾皆不为也。”其实曾氏既做官又著书，但他说的也是实情，真正的意思是，对此二者不上瘾，能控制也能中正把握之。
总起来看他训练的部队，精神焕然一新，战力强劲，配备火器，成效远远超过清廷常备军，他以彭玉麟等组织的水师，又是机动性能相当强的两栖部队。
湘军的成功，历史家都承认的了。萧一山先生以为其要点在有组织有训练有主义，骨子中保存着我国乡民固有的诚实和勇敢。对兵员，严格按规则保障后勤物质供养，而对带兵的营官，总须其为孔孟的信徒，也即还是读书人。曾氏说“近世之兵，孱怯极矣，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湘军之建立，无论战斗力还是精神面貌，都和当时的绿营官军、土匪、游民暴民俨然区别开来，而成异军突起的劲旅。
整个儿的情形，可说是读书人打不读书人，大读书人打小读书人，智识者打无赖，士大夫打泼皮流氓……从双方指挥官的出身学历可知。太平军的将领，出身草野，游荡打劫，自与学术绝缘，岂有彭、胡、罗、江……的气概？
战况的惨烈，稍一疏忽，可致全盘皆输。即看似必然，实亦大有偶然。故萧一山先生书第八章直接用曾国藩的感叹做了标题：金陵之役，千古大名——“全凭天意，岂尽关乎人力”。将各地的战场都算上，几乎是三日一小打五日一大打。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其残酷程度、激烈程度，都非常人所能想象，谓之血肉磨坊洵不为过。经常是战况胶着，死伤惨重。洋枪洋炮也出现了，有一种洋炮，虽然笨重，但落地开花爆炸，杀伤力奇大。
直接到安庆收复之后，仍有其他名城如杭州等的陷落。战事之艰苦，也造成人心的内伤。李秀成老老实实作几万字的供述，以求免死。最后曾国藩找出各种理由，在南京就地正法。实因战争异常残酷，而恨之入骨。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何况面对如此能干的天国干城。曾国藩留下李秀成不解送北京，就地处决，实有酷烈撕杀造成的战争恍惚。
“谁知道不特三年不归，简直花了十二年的时间，不特万人不够，简直动员了三十万人，金甲貔貅，死者半之，才得成功。可见天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要不是曾国藩的老谋深算，则清政府只有瓦解一途了”（萧一山《曾国藩传》第七章），这里面有诸般出乎意料的地方。
他的对手是洪秀全，落第的小资，一个精神病依赖者，起事前神经达至虚幻而超常的敏锐，他以僭越的途径取得半壁江山，较世袭制下的君王更加残暴无情；僭主通常都乘民族国家之危而起。因社会危机为其膨胀创造了契机并提供了舞台。危机也为超常的暴力提供了部分的令人无法拒绝的理由。
太平天国，那也是该来的肯定要来。“水旱天灾，官吏贪渎，一般农民憔悴呻吟，这不是革命爆发的大好机会么？”他们的檄文也说得是“慨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的，九州之重，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谓有人乎……”社会矛盾加剧，各种危机重重滋生，专制的政体，不可能确保长期的社会安全，因为暴政暴民并未失去生长的沃土。
专制引发的祸患如同洪水，一旦渲泻出来就难得回收。太平军初起，挟前所未见的爆发力，在疯魔般的蜃景煽动力宰制推动下，如饮狂药，陨石般冲向全国，伴随大规模的毫无理性的杀人，农村赖以生存的传统社会结构，予以毁灭性扫荡。洪天王，如果不是最大，也是历史上空前的特大杀人犯、纵火犯、盗窃犯、抢劫犯。杀害大量无告小民，好象切瓜砍菜。这个罪大恶极的孱头，野心则随时膨胀，目的并无半丝高尚。无辜百姓成了他好色狠毒，神经错乱的牺牲品，猝不及防、防不胜防的付出毁灭生命的惨重代价。抛尸沟壑、千里荒芜，造成民间深重的灾难。并不是洪天王那一套有多高明，社会处处漏洞，人生看不到希望，甚至求基本的活命而不可的，于是久旱望云霓，洪天王因缘际会，也就得逞了。
就算官府是阁下不共戴天的仇敌，阁下要挖他的祖坟，索他的性命，总有一定的办法定点清除，以求冤有头，债有主，复仇才有所依归。然而洪天王根本变态，根本自卑、根本孱头，越是如此，他越是嗜杀、越是毫无目的的残忍，天王被围到最后关头，天朝本来荒谬的信仰和精神世界发生灾难性的崩溃。秀全本人饮药自尽，十几层厚布裹尸，死了还实行可怜的可憎的布礼，寻求荒谬的保护，以为躲藏层层包裹之中，就可躲避冤魂的追剿，以求阴魂不散，果然百来年后，他又投胎转世了；到他饮药的时候，也真是“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那样一种心理了。但是躲了初一，也躲不了十五，还不是被鞭尸、戮尸、铲尸……
曾国藩说，“军之胜败，时也，时未为可，圣贤弗能强，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瞬息千变万化，其安危在呼吸之间。洪秀全起事，蹂躏多省，地方糜烂，曾国藩以书生毅然练兵肩大任。功成之后，日夜忧危，敛退谦抑，意量之宏深，非寻常可窥。
“洪秀全既以宗教迷信埋没了种族主义，曾国藩为拥护民族文化而反对他，不仅在道理上可以说得过去，而且也是合乎一般民众的心理的。据说洪秀全围攻长沙时，左宗棠去见过他，劝他标识孔教，以《春秋》攘夷之义来宣传，洪秀全没有听从。可见士大夫对于汉族的耻辱，并非不知道，谁愿意做民族的罪人呢？只是洪秀全学识太差，又不懂得社会心理，装模作样，满嘴神话，弄得老百姓看不惯，士大夫还能寄以同情吗？我们对这一点要相当的原谅曾国藩。何况结果，在实际上已不啻把满清政权转移在汉人手中，为后来民族革命莫大的助力呢？……”（萧一山《曾国藩传》）。
祖雨宗风，满是不堪记忆。当年的凌辱与血腥杀戮，致令盗寇满中原。故排满为九世复仇，此也符合春秋大义。是和追求天赋权利，有生以来之自由、人类平等的诉求结合在一起的。因当年打压杀害的惨烈，而不得不潜入地下，再度的反抗，就有一个酝酿、生长，爆发的过程。在曾国藩时代，还未完全破土，必待孙中山及其助手出，方才有公然的大举，以超越的大智慧从根本着手，解除轮回式的被奴役的宿命，来造成宪政治国的构架和雏形。
辛亥革命起来，先以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为纲领；但等到民国肇建，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而绝非如太平天国妇孺俱屠。这是史上未有的共和精神，失却这种宽容，很难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杀伤颇巨，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后台资助者也不问罪、也不责罚。如此民族精神和向度，洵堪奠定真正的终极目标：民主制度。
萧一山先生的书中，在写曾国藩编练湘军那一章中，专门插叙了几个关键人物。一是江忠源，湖南新宁举人，郭嵩焘在北京介绍给曾国藩认识的。他早些时候为了保卫家乡，曾组织乡村丁壮用于防御，这是湘军最早的依托。
还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即罗泽南。萧先生说，“他的道德学问，确实是有数的人”，很早养成明道救世的精神。“后来湘中书生，从戎拯难，立勋名于天下，大半都是他的学生……况他老先生又亲自领兵出马，大小二百余战，克城数十，最后还是战死的呢”。
罗泽南，著有《西铭讲义》、《小学韵语》《读孟子札记》……等书，后人辑有《罗罗山遗集》。从湘中的宿儒到血战的名将，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是出身耕读之家的湘军元老。早年常以松香照明，或藉萤光攻读。应科举之余，他也习武善拳术。早在咸丰元年，太平军围攻长沙，他就脱颖而出。稍后罗泽南与塔齐布并称，成为曾国藩的左右手。力挽狂澜，屡著战功。曾国藩回乡奔丧时，他已编练有少量湘勇。遂以之为基干，以道义相号召，再行招募稳步扩展而成。
练兵等于是阐扬了他的目标，从此，他将不断面临如何兑现的挑战。
王定安《曾国藩事略》，大体上是战报的说明连缀。里面对此特别人物——罗泽南，用笔妥帖温恭。看他书中大量引用的皇帝上谕，其批示之严厉，督战之急切，难以遮盖的浮现于字里行间，有时更是急不可耐到气急败坏——差不多是耳提面命的敦促曾国藩出兵迎战。
湘军和太平军的战役战斗，双方胜败之机常常是命悬一线，其阵地阵营在激战中，打得随时都可能全盘崩溃，防线也随时可能松动。双方的大将，相继阵亡，双方无论怎样善战的名将，都有失手败北之可能。
这样的局面之下，也有令人惊讶的奇迹出现。那就是罕有的名将罗泽南的出场，每有关于他的战况战报，几乎都是胜利、破贼、退敌、挥师突进……仅就此书所记载，他是湘军方面的福星福音，对方的丧报丧期。似乎无论怎样的危机他都能突破，无论怎样的困局他都能化解。
“罗泽南破贼于城陵矶”，“罗泽南率师北渡”，“罗泽南克通城县”，“泽南破贼于贵溪”……攻击九江之时，曾国藩乘坐的指挥舰被太平军包围，仓皇突围中文卷荡然，曾氏欲自裁，又是罗泽南调小艇接入其军营得以脱险；各大小将校，均有败绩，独罗泽南出马，总能转危为安。他又是很有战略眼光的，“罗泽南上书陈利病，以为东南大势尤在武昌，乃可控江、皖，江西亦有所屏蔽；株守江西，如坐瓮中，无益大局”，“请率部……东下，以取建瓴之势……必俟武昌克复，大军全注九江，东南大局乃有转机。公（曾国藩）深韪其言。”“泽南因自义宁单骑诣南康谒公，面陈机宜”。
如罗泽南者，实在是罕见的孤胆英雄。其所作为，总是秉持良善信念，致力疗伤。南昌告急之际，来者是太平军悍将石达开，又是罗泽南远应危局，清廷掩饰不住兴奋，“石逆贼党虽多，一经罗泽南痛剿，即连次挫败，可见兵不在多寡，全在统领得人”。
钱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学风》说，“泽南以所部与太平军角逐，历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积功累擢官授浙江宁绍台道，加按察使衔、布政使衔。所部将弁，皆其乡党信从者，故所向有功。前后克城二十，大小二百余战。”
1853年江忠源、吴文鎔相继阵亡，随后收复武昌，又是用罗泽南奇计，清朝廷喜心翻倒：“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两个月后，还是罗泽南“破贼于孔陇驿”，这年年底，水陆官军进攻九江，又是罗氏指挥首战大捷，随后太平天国反扑，分割官军于江中多段，曾国藩指挥船被围，也是暗中换乘小舟入罗泽南营地，仅以身免，曾国藩羞愤交加，第二次要投江殉节，罗氏力谏乃止。
1854年岳阳水战，“师船不能回营，为贼所乘”，竟然有十来个将领阵亡，又是罗泽南“破贼于城陵矶。
随后，仅在一个月中，罗泽南“破贼于贵溪”、“剿贼于景德镇”、“连破贼于梁口，鸡鸣山等处”……包括太平天国凶悍战将石达开，在1856年的秋天，裹胁农民，挥大军飙窜于江西各地，来势异常凶猛，各地迭发警报，又是“一经罗泽南痛剿，即连次挫败……”
罗泽南和彭玉麟有相似的地方，“彭玉麟前乞假回衡州，闻江西紧急，间关徒步，行七百里抵南康，公见大喜……”罗泽南上书陈利病指出第二次收复武昌的战略，更加重他力挽狂澜的责任。巨眼卓识，有神龙不见首尾之妙，遂奠定东南战局之转机，“泽南因自义宁单骑诣南康谒公（曾国藩），面陈机宜”。
一罗一彭，各如一傲然的骁骑，踽踽独行在杀机四伏的驿路之上。
他们以孤胆英雄的道义担当，于艰难困苦中着手成春，无数次赖其一举扭转颓势。坚毅的文化道统的维护，孤独的时世艰难的思索，需要生命与巨量的鲜血与死亡来完满这迂回的沟壑。
杀人手段救人心，这是以沸止沸……辛亥革命期间志士韩衍说的杀机沸天地，仁爱在其中。心灵中另有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时势增加了太多的变数，如果没有文化的介入，战争就不可能停止。
文告之间，看得出战事的激烈反复。武昌欲克未克之际，“江西八府五十余县皆陷于贼”。也就在武昌将克之时，罗泽南阵亡了。
最后的武昌之战，时值大雾，城内太平军敢死队突出，实施无序拼杀，部队顿形混乱，泽南左额中弹，拖延二日死于军营中，年50岁。他终于倒在饱受战争摧残的陆地上。在浓密的大雾中，名将之花凋落，这擎天的巨柱，是否感到了有生以来的如磐的压迫，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不可抗力，那并非全然来自太平军的人生的负担？中枪后延医的一两天时间里，他是否有过放弃的念头？相信人生的压力，在此时，绝非寻常头脑所可想象。书生将军，秀才元戎，放手一博，顿挫成意想不的的强硬和铁腕。如鹰隼愤然振翼，慨然出击。突如其来的大雾似乎是一种宿命，好象要卸下前所未有的人生困局，以及肩上绵延文化生机的担当包袱。梦幻泡影，化为乌有。
（五）
赞誉曾国藩的人，其总着眼点在于，曾氏出将入相，手定东南，勋业之盛，一时无两。俞樾是他的学生，进士后复试，就是曾氏阅卷。大为激赏。他人有谓其文先已作好，曾国藩力驳之。遂使入翰林。那时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首句为：花落春仍在。以为诗歌所表现的气场和寓意简直无以复加，乃加以拔擢（见《春在堂随笔》卷一）。
又因俞樾锐意著述，曾国藩有联语说他：“李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樾）拼命著书，吾皆不为也。”其实曾氏既做官又著书，但他说的也是实情，真正的意思是，对此二者不上瘾，能控制也能中正把握之。
总起来看他训练的部队，精神焕然一新，战力强劲，配备火器，成效远远超过清廷常备军，他以彭玉麟等组织的水师，又是机动性能相当强的两栖部队。
湘军的成功，历史家都承认的了。萧一山先生以为其要点在有组织有训练有主义，骨子中保存着我国乡民固有的诚实和勇敢。对兵员，严格按规则保障后勤物质供养，而对带兵的营官，总须其为孔孟的信徒，也即还是读书人。曾氏说“近世之兵，孱怯极矣，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湘军之建立，无论战斗力还是精神面貌，都和当时的绿营官军、土匪、游民暴民俨然区别开来，而成异军突起的劲旅。
整个儿的情形，可说是读书人打不读书人，大读书人打小读书人，智识者打无赖，士大夫打泼皮流氓……从双方指挥官的出身学历可知。太平军的将领，出身草野，游荡打劫，自与学术绝缘，岂有彭、胡、罗、江……的气概？
战况的惨烈，稍一疏忽，可致全盘皆输。即看似必然，实亦大有偶然。故萧一山先生书第八章直接用曾国藩的感叹做了标题：金陵之役，千古大名——“全凭天意，岂尽关乎人力”。将各地的战场都算上，几乎是三日一小打五日一大打。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其残酷程度、激烈程度，都非常人所能想象，谓之血肉磨坊洵不为过。经常是战况胶着，死伤惨重。洋枪洋炮也出现了，有一种洋炮，虽然笨重，但落地开花爆炸，杀伤力奇大。
直接到安庆收复之后，仍有其他名城如杭州等的陷落。战事之艰苦，也造成人心的内伤。李秀成老老实实作几万字的供述，以求免死。最后曾国藩找出各种理由，在南京就地正法。实因战争异常残酷，而恨之入骨。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何况面对如此能干的天国干城。曾国藩留下李秀成不解送北京，就地处决，实有酷烈撕杀造成的战争恍惚。
“谁知道不特三年不归，简直花了十二年的时间，不特万人不够，简直动员了三十万人，金甲貔貅，死者半之，才得成功。可见天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要不是曾国藩的老谋深算，则清政府只有瓦解一途了”（萧一山《曾国藩传》第七章），这里面有诸般出乎意料的地方。
他的对手是洪秀全，落第的小资，一个精神病依赖者，起事前神经达至虚幻而超常的敏锐，他以僭越的途径取得半壁江山，较世袭制下的君王更加残暴无情；僭主通常都乘民族国家之危而起。因社会危机为其膨胀创造了契机并提供了舞台。危机也为超常的暴力提供了部分的令人无法拒绝的理由。
太平天国，那也是该来的肯定要来。“水旱天灾，官吏贪渎，一般农民憔悴呻吟，这不是革命爆发的大好机会么？”他们的檄文也说得是“慨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的，九州之重，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谓有人乎……”社会矛盾加剧，各种危机重重滋生，专制的政体，不可能确保长期的社会安全，因为暴政暴民并未失去生长的沃土。
专制引发的祸患如同洪水，一旦渲泻出来就难得回收。太平军初起，挟前所未见的爆发力，在疯魔般的蜃景煽动力宰制推动下，如饮狂药，陨石般冲向全国，伴随大规模的毫无理性的杀人，农村赖以生存的传统社会结构，予以毁灭性扫荡。洪天王，如果不是最大，也是历史上空前的特大杀人犯、纵火犯、盗窃犯、抢劫犯。杀害大量无告小民，好象切瓜砍菜。这个罪大恶极的孱头，野心则随时膨胀，目的并无半丝高尚。无辜百姓成了他好色狠毒，神经错乱的牺牲品，猝不及防、防不胜防的付出毁灭生命的惨重代价。抛尸沟壑、千里荒芜，造成民间深重的灾难。并不是洪天王那一套有多高明，社会处处漏洞，人生看不到希望，甚至求基本的活命而不可的，于是久旱望云霓，洪天王因缘际会，也就得逞了。
就算官府是阁下不共戴天的仇敌，阁下要挖他的祖坟，索他的性命，总有一定的办法定点清除，以求冤有头，债有主，复仇才有所依归。然而洪天王根本变态，根本自卑、根本孱头，越是如此，他越是嗜杀、越是毫无目的的残忍，天王被围到最后关头，天朝本来荒谬的信仰和精神世界发生灾难性的崩溃。秀全本人饮药自尽，十几层厚布裹尸，死了还实行可怜的可憎的布礼，寻求荒谬的保护，以为躲藏层层包裹之中，就可躲避冤魂的追剿，以求阴魂不散，果然百来年后，他又投胎转世了；到他饮药的时候，也真是“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那样一种心理了。但是躲了初一，也躲不了十五，还不是被鞭尸、戮尸、铲尸……
曾国藩说，“军之胜败，时也，时未为可，圣贤弗能强，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瞬息千变万化，其安危在呼吸之间。洪秀全起事，蹂躏多省，地方糜烂，曾国藩以书生毅然练兵肩大任。功成之后，日夜忧危，敛退谦抑，意量之宏深，非寻常可窥。
“洪秀全既以宗教迷信埋没了种族主义，曾国藩为拥护民族文化而反对他，不仅在道理上可以说得过去，而且也是合乎一般民众的心理的。据说洪秀全围攻长沙时，左宗棠去见过他，劝他标识孔教，以《春秋》攘夷之义来宣传，洪秀全没有听从。可见士大夫对于汉族的耻辱，并非不知道，谁愿意做民族的罪人呢？只是洪秀全学识太差，又不懂得社会心理，装模作样，满嘴神话，弄得老百姓看不惯，士大夫还能寄以同情吗？我们对这一点要相当的原谅曾国藩。何况结果，在实际上已不啻把满清政权转移在汉人手中，为后来民族革命莫大的助力呢？……”（萧一山《曾国藩传》）。
祖雨宗风，满是不堪记忆。当年的凌辱与血腥杀戮，致令盗寇满中原。故排满为九世复仇，此也符合春秋大义。是和追求天赋权利，有生以来之自由、人类平等的诉求结合在一起的。因当年打压杀害的惨烈，而不得不潜入地下，再度的反抗，就有一个酝酿、生长，爆发的过程。在曾国藩时代，还未完全破土，必待孙中山及其助手出，方才有公然的大举，以超越的大智慧从根本着手，解除轮回式的被奴役的宿命，来造成宪政治国的构架和雏形。
辛亥革命起来，先以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为纲领；但等到民国肇建，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而绝非如太平天国妇孺俱屠。这是史上未有的共和精神，失却这种宽容，很难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杀伤颇巨，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后台资助者也不问罪、也不责罚。如此民族精神和向度，洵堪奠定真正的终极目标：民主制度。
（六）
曾国藩的时候，虽然令后人扼腕，但他的行为，又是符合这个自然生长的过程的。试比较早前的岳钟琪对曾静的处理，国藩到底进步得多了。“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书札卷十二，致胡林翼），“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奏稿卷一）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面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转自何贻焜《曾国藩评传》）。
对社会弊端的根本认识，锥心痛愤，故其伟岸，不仅作了晚清的柱石，更在政治思想达于对人本的考量，对人的处境的追问。事实上，如欲澄清吏治、扶持社会正义，其要件端在得人。而专制体制的本质，又在对于人性的杀灭，其所依靠者为暴力镇压和奴才文化，道德因素的滥用令其等于虚设，除了使百姓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社会进步。明君贤臣，只是昙花一现，其恶果循环不断。此际除了保持文化的传承以外，体制必与世界潮流接轨，否则无法可想。曾氏深深窥见了帝王专制的病灶病因，但他开不出药方或隐约觉察药方当为何者，而不敢开示。这在他那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其头脑和心思，跟他们所依存的背景是一对深沉的矛盾。
他的治兵思想，和他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战后裁军，那确实是来真的，裁撤善后，俱回原籍；而在征募之初，就是有业者多，无根者少，“求可为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而他本人在战后，心力交瘁忧老成疾，“困疲殊甚，彻夜不寐，有似怔忪……”（王定安《曾国藩传略》卷四）。
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在后世的专制国，就更是如此。盖因专制所实行者，为逆淘汰机制，人间良善与才智之士在社会上总是没有市场，在政治上没有空间，而阴险恶徒，翻云覆雨品性下贱，因而嗜杀成性，这些人相当得势，而民众的代价就大了。恶徒尽量获得占有空间，进而以圣人自命，僭称王号，藉以骗塞天下耳目，实则与小民争锱铢之利，赶尽杀绝，精神勒索，无所不为。故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所以曾国藩氏既不能彻底反抗，则必空间越来越小，最后还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他选择急流勇退。
他在人生晚期，讨捻军时，已有力不从心之态势——当然不完全是生理原因，他述说观点，已无先前的威重斩截；而指挥部队，更有心事重重的样子。所以当时社会舆论隐然期其自主东南，就人材、武装、大势观之都有可能，至少打成个“三国演义”是没有一点问题的，然国藩不为，后来其天下英雄半入幕的部曲也都渐渐灰心了。人心的承受力很有限啊。
他的病，一半以上是心病，他的力不从心，更多的还是一种困惑。实际上，无论慈禧皇权，还是洪氏天国，对之都是半人半兽难缠难解的实体，两者各有各的不可理喻。
无论他的文化传承怎样的渊厚，心性如何的正大，一时也竟束手无策。他的沉重的疲惫感，实在有着渊深的脱离之念，他虽以清廷为主要“股东”，但其观念隐约已有马放南山之势，纷至沓来的事务，越来越无从措手，主观上不值得为其效力之念昂然抬头。
但他以他的履历，这种脱离之念当然不可能发展为实际举动，反而衍生如磐心病，竟至忧郁成疾，他的脱离之念，就以牺牲老命的代价为最后之结果。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对外交际，薄物细故，他主张不必计较，唯事之重大者，则当出死力与之苦争。其态度、心理方法都与林则徐有很相似的地方。曾氏在天津办理外交纠纷时，为洋人所说句公道话，同时也违心处理民望甚高的地方官员，引至各方怨恨，而导致他心中的觳觫，非言可喻。
萧一山先生说，曾国藩遣散湘军，用心很深，也有讽刺李鸿章脚下的淮军之意。而且，解散以后，湖南人郁闷惨切，相率加入会党，这是在为渊驱鱼。“我们并不是故意找理由为曾国藩辩护，从全盘历史上看，他确实有他的机括，他的辞节制四省之命，一方固然要防外中内轻之渐，同时并有与贤才共天位之意，天下的事情多么繁赜，尽一个人能包办得了么？……这种恢廓的思想和豁达的态度，真不愧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说是理想人物了。”（第十章）
何贻焜《曾国藩评传》，正中书局1947刊行，1990年代影印收入民国丛书第一套。
萧一山《曾国藩传》，2001年海南出版社出版。
王定安《曾国藩事略》，1998年重庆出版社出版。
曾国藩的时候，虽然令后人扼腕，但他的行为，又是符合这个自然生长的过程的。试比较早前的岳钟琪对曾静的处理，国藩到底进步得多了。“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书札卷十二，致胡林翼），“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奏稿卷一）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面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转自何贻焜《曾国藩评传》）。
对社会弊端的根本认识，锥心痛愤，故其伟岸，不仅作了晚清的柱石，更在政治思想达于对人本的考量，对人的处境的追问。事实上，如欲澄清吏治、扶持社会正义，其要件端在得人。而专制体制的本质，又在对于人性的杀灭，其所依靠者为暴力镇压和奴才文化，道德因素的滥用令其等于虚设，除了使百姓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社会进步。明君贤臣，只是昙花一现，其恶果循环不断。此际除了保持文化的传承以外，体制必与世界潮流接轨，否则无法可想。曾氏深深窥见了帝王专制的病灶病因，但他开不出药方或隐约觉察药方当为何者，而不敢开示。这在他那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其头脑和心思，跟他们所依存的背景是一对深沉的矛盾。
他的治兵思想，和他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战后裁军，那确实是来真的，裁撤善后，俱回原籍；而在征募之初，就是有业者多，无根者少，“求可为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而他本人在战后，心力交瘁忧老成疾，“困疲殊甚，彻夜不寐，有似怔忪……”（王定安《曾国藩传略》卷四）。
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在后世的专制国，就更是如此。盖因专制所实行者，为逆淘汰机制，人间良善与才智之士在社会上总是没有市场，在政治上没有空间，而阴险恶徒，翻云覆雨品性下贱，因而嗜杀成性，这些人相当得势，而民众的代价就大了。恶徒尽量获得占有空间，进而以圣人自命，僭称王号，藉以骗塞天下耳目，实则与小民争锱铢之利，赶尽杀绝，精神勒索，无所不为。故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所以曾国藩氏既不能彻底反抗，则必空间越来越小，最后还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他选择急流勇退。
他在人生晚期，讨捻军时，已有力不从心之态势——当然不完全是生理原因，他述说观点，已无先前的威重斩截；而指挥部队，更有心事重重的样子。所以当时社会舆论隐然期其自主东南，就人材、武装、大势观之都有可能，至少打成个“三国演义”是没有一点问题的，然国藩不为，后来其天下英雄半入幕的部曲也都渐渐灰心了。人心的承受力很有限啊。
他的病，一半以上是心病，他的力不从心，更多的还是一种困惑。实际上，无论慈禧皇权，还是洪氏天国，对之都是半人半兽难缠难解的实体，两者各有各的不可理喻。
无论他的文化传承怎样的渊厚，心性如何的正大，一时也竟束手无策。他的沉重的疲惫感，实在有着渊深的脱离之念，他虽以清廷为主要“股东”，但其观念隐约已有马放南山之势，纷至沓来的事务，越来越无从措手，主观上不值得为其效力之念昂然抬头。
但他以他的履历，这种脱离之念当然不可能发展为实际举动，反而衍生如磐心病，竟至忧郁成疾，他的脱离之念，就以牺牲老命的代价为最后之结果。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对外交际，薄物细故，他主张不必计较，唯事之重大者，则当出死力与之苦争。其态度、心理方法都与林则徐有很相似的地方。曾氏在天津办理外交纠纷时，为洋人所说句公道话，同时也违心处理民望甚高的地方官员，引至各方怨恨，而导致他心中的觳觫，非言可喻。
萧一山先生说，曾国藩遣散湘军，用心很深，也有讽刺李鸿章脚下的淮军之意。而且，解散以后，湖南人郁闷惨切，相率加入会党，这是在为渊驱鱼。“我们并不是故意找理由为曾国藩辩护，从全盘历史上看，他确实有他的机括，他的辞节制四省之命，一方固然要防外中内轻之渐，同时并有与贤才共天位之意，天下的事情多么繁赜，尽一个人能包办得了么？……这种恢廓的思想和豁达的态度，真不愧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说是理想人物了。”（第十章）
何贻焜《曾国藩评传》，正中书局1947刊行，1990年代影印收入民国丛书第一套。
萧一山《曾国藩传》，2001年海南出版社出版。
王定安《曾国藩事略》，1998年重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