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中國的世紀海權之夢：再論甲午戰爭

儘管已是超過一個世紀的陳年往事，但中日甲午戰爭至今仍未被世人所淡忘。此戰影響中日兩國國運甚鉅，日本戰勝一躍而為強國，中國戰敗陷入長期的衰弱與混亂，實為東亞乃至世界歷史上重要的關鍵性轉捩點。甲午一戰的影響至今都還存在，不僅是中國尚未完全從此戰所標誌的「百年屈辱」中恢復，更在於甲午戰爭日後在戰略與大戰略上所造成的印象與衝擊。然中國「何以失敗？」……

中國「何以失敗？」對於這個最重要的問題，歷來從政策、戰略、戰術等各個層皆有所檢討、批判，而從中所獲得結論則可總括為：「不知海權。」中國被陸地收了靈魂，既不知如何利用海洋以增進國家的權力與福祉；也不知如何運用海軍兵力以獲致戰爭的勝利。但這一切所顯示的，卻是在甲午戰爭結束百餘年之後，對其經驗教訓與啟示的認識，竟然還是似是而非。因此，本文試圖對過去有關甲午戰爭的批評、解釋，再作一徹底的檢討，並側重在戰略與大戰略上的意涵，至於戰術上的教訓在今日已殊少價值，將以予省略。

大戰略與建軍備戰

甲午之敗，第一類的檢討直指大戰略與建軍備戰上的失誤。甲午戰爭前一直主管洋務、外交的清廷北洋大臣李鴻章，最為人所詬病者，是他「純粹守勢」的政策。李鴻章的大戰略規畫，乃是放棄周邊的藩屬國，以爭取本土現代化建設的時間；反觀日本則採取對外擴張的政策。這種差異反映了李鴻章，或說是整個清廷對於海權的精要缺乏認識，「只知『海防』不知『海權』」，未能參透「海權對歷史過程和國家興衰所產生的效果」。不過，這種批評嚴格的說並不正確。

首先，儘管清廷的確耗費鉅資建立了龐大的艦隊，且依照海權大師馬漢（A. T. Mahan）之說，艦隊本質上確實就是攻擊性的，但若因此而批評清廷不知採取擴張、攻擊的政策，發揮艦隊的攻擊性，實是本末倒置。因為，政治目的與軍事工具的正確關係，應該是「工具來適應目的」而非「目的去適應工具」；是因有侵略性的政策才需要攻擊性的軍備，而不是有了攻擊性的軍備所以必須採用侵略政策。因此，李鴻章在大戰略與建軍備戰的上的失誤，其實是在於他選擇了不當的工具去配合其政策。

李鴻章的守勢國策，需要的是防禦性的軍備。在海軍方面，依當時十九世紀的科技，便是魚雷（快艇）與水雷。用魚雷艇來進行防禦比艦隊來得經濟，它較小而廉價，可以大量迅速建造，在運用上也不必太在意損失。而與之做為配合的，則是陸軍軍備，以及更為重要的鐵路建設。既然是守勢的國策，清廷並不需要越洋行動，部隊調動可完全經由陸路，陸上交通確實不便，所以才需要由鐵路的建設來改善。鐵路使得陸軍部隊也可以獲致與船艦相當的機動力，如此便可以迅速調動應付可能存在的登陸威脅。

當然，若是以今非古，批判李鴻章缺乏見識未免流於事後諸葛，但作為對後世檢討的再批判，可就不同了。以魚雷艇為主海軍建設的理念，與當時法國海軍「少壯派」的思想頗為接近，此派學說在1869年即出現，並於1886年海軍上將奧比（Admiral Theophile Aube）出任法國海軍部長後成為實際的政策，甚至還早於馬漢著作出版的1890年。而鐵路在軍事上的價值，亦已在1861至1865年的美國內戰、1866年普奧戰爭、以及1870年普法戰爭中表露無遺，這一切都不是沒有前例可循的。由此可見，過去論者批評李鴻章或清廷「不知海權的重要性」，批評其「忽視海防，輕海重陸、日本充分吸收馬漢海權論，重視海洋，採取攻勢的艦隊決戰思想因而導致勝利」，只說對了一半。

戰略的無知是危險的，而清廷的確是海權無知，但它的「無知」不是不知馬漢的學說，而是不知馬漢以外的學說。馬漢曾表示地理位置是發展海權條件之首，日本為一島國，發展海權是理所當然的；但中國雖有相當的海岸線，卻有更綿長的陸上國界、廣大的領土，以及虎視眈眈的強鄰，是絕對無法忽視陸地的，不該一味追隨海權論與「海主陸從」的觀念。馬漢著作雖然是經典之作，但也是有內在的矛盾：如果發展海權首要條件是地理環境，發展海權又如何是國家走向強盛與權力的必經道路呢？馬漢的理論是歸納的而非演繹的，缺乏邏輯的一貫，歸結英國過去的歷史經驗，只適用於英國這類的全洋（海島）國家；但中國作為一個半洋（大陸）國家，實應採用法國的理論。就像拜師學藝也要切合體質，大陸的中國若找上海洋的馬漢，難免要氣血逆流、走火入魔。

清廷企圖學習「船堅炮利」，但走錯了方向：清廷對海權一知半解，忘卻了中國「半洋」的本質，錯誤地「重海輕陸」。清廷投入建設海軍的經費，每年高達2,000萬兩，占中央政府歲入的20%，而陸軍卻僅以地方稅收支應。北洋艦隊最初編成時可謂陣容堂堂，傲視於東亞；但陸軍卻是裝備不齊，編制混亂零散，仍以營為最大編制，甚至也沒有師的組織。相形之下，就是全洋國家的日本，其陸軍至少是全面配發新式單發或連發後膛填裝槍械，裝備比清軍整齊，編制上也組成了混合兵種的師團單位。易言之，與一般認識相反，一味投資於海軍，追求華而不實、不符合守勢國策的大型水面艦隊，嚴重忽視陸權發展，才是清廷在甲午戰爭前建軍備戰上最大的錯誤。

戰爭指導

檢討甲午之敗，第二類的批評則指清廷在朝鮮危機降臨之際，未能積極備戰，搶先向朝鮮增兵，作為外交的後盾，顯得畏縮怕事，落居被動。然而這樣的批評，其實仍延續了在大戰略與建軍備戰的錯誤認識：即使面對一場逼進的戰爭，其戰爭指導也不能固執地違逆已因長期大戰略選擇所設下的侷限。清廷在戰爭指導上確實是發生了戰略性的錯誤，但是更佳的戰略不是更積極、攻擊性的，而是更消極、保守的。原因無他，一如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的精闢闡釋：唯有願以較消極的目的為滿足，才能收穫防禦此一戰爭較強形式的利益。

甲午戰爭期間李鴻章主和，光緒帝則主戰。從戰爭準備來看，中國海陸軍皆弱，李鴻章對此事心知肚明。他奏道「北海鐵快各艦堪備海戰者八艘，餘輪僅共訓練之用」，「海上交鋒恐非勝算」，「陸軍兵力不厚，若另出境援朝擊倭，勢非大舉不辦，一經抽調，則處處空虛，轉為敵所乘，有礙大局」，李鴻章的戰備報告及戰略態勢分析可算相當中肯。既然清軍戰備不足，就不應派兵進入朝鮮此一暴露的位置，而只應以鴨綠江作為前線；且以海洋排拒的設想，北洋艦隊戰力雖不足以出戰爭取黃海的制海權，但若能保時存在、將日軍艦隊嚇阻於渤海灣之外，則可保衛首都並掩護遼東的側翼。如此的戰略雖必須放棄朝鮮，但尚可在鴨綠江國境一線獲得支撐，勝算較大。

然而，光緒帝卻怎麼也聽不進這些建言，反對撤兵，指示一面備戰，一面談和。儘管在邏輯上，是應由軍事工具去適應政策目標，但是臨到開戰前才想增強軍備已是緩不濟急，理想的政策也只有屈從手段的現實才行。奈何光緒帝不知軍力虛實，李鴻章卻又未能據理力爭、不以去留相逼，反而表示「守尚有餘，而攻則不足」，若「出境援剿」必須「備餉徵兵」，顯得語意不清而「事君不誠」。結果在勉強之下，清廷仍決定海陸併進、派軍增援。清軍海路只以微弱兵力掩護運輸船而未全軍出擊，終至在豐島海戰中被日艦截獲擊沈；而陸路增援部隊32營約15,000人雖然順利抵達，但日軍亦已增援至16,000人，清軍兵力仍居劣勢。這一切都是因為政治決策與軍事工具協調不良，使得本無力一戰的清軍勉強出戰，實乃敗兵先戰而後求勝，犯了兵家大忌。

誠然，清廷戰備的不足，特別是未能持續投資維持、更新艦隊是屢遭責難（千古罵名的「頤和園」興建），但若考察到當時的科技趨勢與中國半洋的秉性，這樣的批評只怕是未得要領。十九世紀下半是軍事科技進步飛快的時期，艦艇主機出力，裝甲材質、速射火砲等等的更新一日千里，船艦可說是才造好就已經落伍，儘管是成軍才6年的北洋艦隊，性能也已不比日本艦隊。廣為引用的李鴻章〈覆奏海軍統將摺〉中云「……我船訂製在先，當時西人船機之學尚未精造至此……」，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一路苦苦追趕技術的躍進，豈是長久之計？這凸顯了建軍備戰的選擇，不僅應該配合政策的需要，也必須要考慮到科技的創新與穩定，光是持續投資是不夠的。比較起來，如果清廷是著重在鐵路、陸軍、魚雷快艇這類較為分散、經濟而易於更新的領域，又何以至此呢？最初大戰略選擇所累積的錯誤，並不是一些臨時的補救措施就可以扭轉的。

海軍戰略

清廷終於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位置上，展開了一場不該進行的戰爭。但考察戰爭中清軍的軍事戰略作為，又是否已經是最佳的決斷？關於甲午之敗，有關清廷戰略錯誤的批判，不外乎「只知消極防禦不知進攻；採取海守陸攻，避戰保船不知爭奪制海權」。不過，這些批評也同樣是個錯誤。既有清軍戰力不及日本的認識，那便不適合採取攻勢，防禦是戰爭較強的形式，劣勢兵力若還採取攻勢，無異是自取滅亡。

首先來看海軍戰略。戰術能力是戰略計算的基礎，既然北洋艦隊戰力明顯遜於日本，主張應主動出擊進行艦隊決戰，實在是不可思議。弱勢的艦隊應避免決戰，保持存在，才有可能困擾對手，若出海尋求決戰，那反而正中敵人下懷。海軍作戰中強勢的一方總是想尋求決戰、一勞永逸，弱勢的一方不能讓敵人的企圖得逞。而且，在當時科技的發展態勢之下，強勢艦隊針對弱勢艦隊基地的接近封鎖作為，亦已因魚雷、水雷的發展而變的日益危險。倘若北洋艦隊不是在豐島海戰後，勉強出航、遠離基地，對運送增援部隊的船團提供護航因而與日軍遭遇、被迫接受一場會戰；而是以逸待勞，等日軍自行前來港外封鎖，反而比較有機會重創日艦。因此，李鴻章主張艦隊「不必定與拼擊」、「作猛虎在山之勢」，使日本寄望落空，本來就是正確的戰略。

對此論者多批繼續評，雖然北洋艦隊確實想作為「存在艦隊」，但卻未找尋敵軍弱點發動襲擊，只知依恃砲台，喪失了艦隊的機動性，終於淪為「要塞艦隊」。然而，這種批卻是對於海軍戰略學說的誤解。儘管依照正統的馬漢觀點，「存在艦隊」的確才是攻擊性的，而「要塞艦隊」則是防禦性的、是不適合艦隊本質的錯誤運用方式。但馬漢批評重點在於，「要塞艦隊」的錯誤是分散防守各軍港、成了各軍港岸炮的延伸，仍反映了守勢的思維，而不是指艦隊就一定不能停留港中、無論如何都得出航作戰。換句話說，究竟算是「要塞艦隊」還是「存在艦隊」，重點是部署態勢是否集中，至於是否出航作戰則視情況而定。

當然，就整個清廷而言，南洋艦隊與北洋艦隊的分佈，的確就是不當的「要塞艦隊」式守勢思想，但甲午一戰清廷不也幾乎是以直隸一地與日本全國拼戰？這是清廷在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過程中，分權下放地方所造成尾大不掉的問題，與海軍戰略無關。就北洋艦隊而言，它在部署上並未犯下「要塞艦隊」的錯誤。而在時機與態勢的研判上，雖說存在艦隊應「伺機」尋找敵人弱點加以襲擊，但是「機會」並沒有出現。北洋艦隊艦艇航速緩慢、不利迴避優勢日軍，要出港襲擊本非易事；何況，十九世紀末的陸軍對於後方補給的依賴程度，也不似大砲兵交戰的一次大戰或是機械化的二次大戰那般殷切，一時的襲擾殊難奏效。因此，李鴻章避戰保船仍不失為一保險的戰略。

顯然，採取消級的戰略，避免決戰、依恃砲台、不出海襲擊日艦等決定，都是因艦支性能不足，為保存艦隊所採取的適當措施，李鴻章的海軍戰略並無錯誤。戰局的發展充分映證了這一點：日本艦隊只因北洋艦隊殘部的存在，即不敢依原始計畫侵入渤海、直搗黃龍，北洋艦隊仍達到保衛首都北京的效果；而且日軍也為了消滅這支艦隊煞費苦心，分出一個軍的龐大兵力，進攻旅順要塞。從此可見，海上會戰日軍雖然取得戰術勝利，但並未達成其戰略目的，即使是坐守港中的北洋艦隊，都還產生了嚇阻與牽制的作用。就此而言，謂黃海海戰清軍「並未失敗」亦不為過。雖說北洋艦隊最後仍落得被殲滅的下場，但那究竟是港灣要塞防守不利，無關艦隊運用；而且，日軍艦隊最後進攻威海的兵力，也是集中主力而來，並未分散露出破綻，北洋艦隊殘部就算出海力拼，仍缺乏勝算；加以艦支航速緩慢，逃脫機會也不大，被殲仍在所難免。因此，北洋艦隊在戰略上唯一的失誤，頂多只是沒有試圖出海擊毀登陸中的日軍，在毀滅前造成日軍更大的損失而已。

陸戰：勝敗關鍵

接著則是陸軍戰略。一般普遍認為甲午戰爭勝敗繫於制海權之屬誰，以往對甲午戰爭的論述，也頗集中於海戰的討論，但這正是最可議的論點。雖然在邏輯上，若清軍取得制海權，就徹底斷絕日軍向朝鮮進軍的可能；但反過來說，即使海戰失敗，陸戰仍大有可為，因為清軍並不依賴海路。甲午戰爭究竟是由陸戰決勝的，在海戰之後戰局仍然持續到翌年三月，期間清軍也不是沒有勝利，或至少取得一個較佳和平的機會。但清軍在陸戰卻屢遭敗績，這並非陸上軍事戰略的失誤，更不是海權喪失之過，而純粹是長期陸軍戰備廢弛的結果。

首先，清軍其實並沒有「海守陸攻」，清廷陸軍只是前進防衛而已。雖說將部隊派往此一暴露的戰線上的確是個錯誤，但如前所述，這是戰爭指導上的問題。在光緒帝的驅使之下，在朝鮮的清軍既不能撤軍又奉命增援，只好退而求其次採取守勢，這在陸軍的戰略上已是最佳的處置了。的確，清軍在開戰之際兵力處於劣勢，許多人也將此歸咎於制海權的喪失，但這並非事實。理論上，海運速度比的確是比陸上增援快速，喪失制海權將使清軍無法利用海運增兵，使增援速度降低。然而在實際上，清廷由陸路增兵並不是來不及抵達，而是一開始派出的援軍數量就不多（只有那32營的15,000人）。如前所述，這也是因戰爭指導上和戰的爭議所致，與制海權並無關連。

更何況，甲午戰爭中的海上決戰黃海海戰，就是北洋艦隊在完成前述之護航任務之後，於回程中才與日艦遭遇的。意即，在海戰以前，海路的新增援部隊早已順利運抵戰區。再者，朝鮮半島上的陸上決戰平壤之役，時間也還比海上決戰（1894年9月17日）早了一天（9月16日）。意即，當海戰還未發生、日軍尚未取得制海權之時，陸上清軍早已戰敗。觀察陸戰的發展，不難發現清軍的戰力是如何脆弱。一開始在平讓，清軍守軍約15,000人，抗略多約16,000人的日軍，如此清軍防守據點卻是一觸即潰。隨著海陸皆敗，清軍退守鴨綠江，更多的清軍援軍已由陸路抵達鴨綠江防線，盛京（瀋陽）一代部隊的增援也以陸路較為迅速。奈何，清軍在國境戰役仍是一路潰敗，又退往遼東半島北部，至此從海路增援更是完全喪失價值。顯而易見的，黃海海戰後制海權的喪失，對於朝鮮半島上陸上決戰的勝負，乃至於往後在遼東半島上的戰鬥，根本沒有任何影響。所謂海權喪失使清軍增援不及而敗，是沒有根據的。

再來看奪得制海權的日軍。理論上，奪得制海權的日軍是可恣意利用海運進行登陸、迂迴陸上防線；但在實際上，中日兩軍兵力與火力涵蓋本來就十分有限，陸上空間因而顯的十分寬闊，處處是可行運動戰的空隙，施行兩棲登陸根本多此一舉。戰局的發展也充分的說明了這一點，黃海海戰後日軍雖進行登陸，但卻是針對北洋艦隊的旅順、威海要塞，而不是支援攻擊鴨綠江防線、襲擊清軍的側翼。而且，日軍分派一個軍的兵力進攻旅順，不僅減輕清軍遼東方面清軍的壓力，甚至在鴨綠江一線崩潰之際，日軍的登陸都還未完成，成了閒置的遊兵。簡而言之，日軍雖取得制海權，卻未因此在陸戰上的取得戰略優勢，還是得在一次次的陸上交鋒中將清軍擊倒，其勝利全然是日本陸軍戰力較強所致。

進一步來看，清陸軍的戰略多稱合理，反倒是日本陸軍在戰略上屢陷險境。一則，清軍據守平壤，使得日軍面臨兩難：兩軍交戰其下攻城，但予以迂迴，平壤清軍又如芒刺在背。其次，日軍分兵向南、圍攻旅順，另一方面又在遼東繼續向西推進，兩路並無聯繫，如此同時追求兩個戰略目標，是戰略上的冒險。再者，日軍在遼東半島上一路向西挺進，在北面盛京（瀋陽）方向清軍便可對日軍的右側翼構成威脅，在戰略上創造了切斷、包圍日軍的有利位置。但是清陸軍戰力不足，這些戰略上的優勢還是幫不上忙。平壤僅守了兩天，日軍輕易逼近鴨綠江而無後顧之憂；旅順要塞更只守了一天，這個遼東半島南端的戰鬥終究未能給予日軍太大牽制；當日軍攻勢深入遼東半島西北端，已是過渡延伸、漸成強弩之末，清軍也掌握機會開始反攻海城，但仍是損兵折將、無功而返。清軍陸軍戰力不足，任何戰略都隨之破產，這才是甲午之敗的癥結所在，分析甲午戰爭中戰略的得失，只是更加凸顯了此一事實。

結語

甲午之敗，的確是一連串的長期累積的戰略錯誤所造成的。但清廷的錯誤，並不在於大戰略上的純粹守勢，亦不在於軍事思想上的消極與不知海權，更不在於重陸輕海、未持續投資、維持艦隊；而在於對國家所在地緣戰略環境與當代科技脈動認識不足，未能朝正確的方向，建立符合自身守勢政策與大陸性格的國防武力。

戰爭展開之後，清廷海軍戰力不足，不得不採守勢，並非主事者懦弱無能，或是戰略錯誤。北洋艦隊戰力不足，雖是避戰保船、依恃砲台，但已達成鞏固首都、分散日軍兵力的作用，清軍海軍戰略運用可稱合理，與戰爭最後的失敗無關。而日軍雖取得制海權，但不僅未曾在陸上獲得戰略優勢反而危機不斷，奈何清軍卻是不堪一擊。即使據守平壤、兵力與日軍相當，卻仍敗於日軍；堅強的旅順要塞，亦難為一日之守；當日軍過渡延伸、反攻契機出現，清軍亦無法取勝。陸軍缺乏戰力，才是甲午戰爭失敗的主因，而這也正是一個忘卻陸權、盲目追求海權的大陸國家，所必須嘗到的苦果。

只可惜在一個世紀之後，甲午之敗的原因卻仍未被充分瞭解；大陸的中國，終究還是沒能從這百年的海權幻夢中清醒。這不只是那在1980年代名噪一時的《河殤》影集，更反映在當今一些具體的戰略方針與政策之上。海軍的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優先，新一代的大型水面艦艇一艘接著一艘下水，航艦的研究不曾中斷，而保衛海上通道、特別是石油航路安全的呼聲也甚囂塵上……不知是如何倒下的，又怎知該如何站起來呢？儘管已是超過一個世紀的陳年往事，但中日甲午戰爭至今仍未被世人所淡忘。此戰影響中日兩國國運甚鉅，日本戰勝一躍而為強國，中國戰敗陷入長期的衰弱與混亂，實為東亞乃至世界歷史上重要的關鍵性轉捩點。甲午一戰的影響至今都還存在，不僅是中國尚未完全從此戰所標誌的「百年屈辱」中恢復，更在於甲午戰爭日後在戰略與大戰略上所造成的印象與衝擊。然中國「何以失敗？」……

中國「何以失敗？」對於這個最重要的問題，歷來從政策、戰略、戰術等各個層皆有所檢討、批判，而從中所獲得結論則可總括為：「不知海權。」中國被陸地收了靈魂，既不知如何利用海洋以增進國家的權力與福祉；也不知如何運用海軍兵力以獲致戰爭的勝利。但這一切所顯示的，卻是在甲午戰爭結束百餘年之後，對其經驗教訓與啟示的認識，竟然還是似是而非。因此，本文試圖對過去有關甲午戰爭的批評、解釋，再作一徹底的檢討，並側重在戰略與大戰略上的意涵，至於戰術上的教訓在今日已殊少價值，將以予省略。

大戰略與建軍備戰

甲午之敗，第一類的檢討直指大戰略與建軍備戰上的失誤。甲午戰爭前一直主管洋務、外交的清廷北洋大臣李鴻章，最為人所詬病者，是他「純粹守勢」的政策。李鴻章的大戰略規畫，乃是放棄周邊的藩屬國，以爭取本土現代化建設的時間；反觀日本則採取對外擴張的政策。這種差異反映了李鴻章，或說是整個清廷對於海權的精要缺乏認識，「只知『海防』不知『海權』」，未能參透「海權對歷史過程和國家興衰所產生的效果」。不過，這種批評嚴格的說並不正確。

首先，儘管清廷的確耗費鉅資建立了龐大的艦隊，且依照海權大師馬漢（A. T. Mahan）之說，艦隊本質上確實就是攻擊性的，但若因此而批評清廷不知採取擴張、攻擊的政策，發揮艦隊的攻擊性，實是本末倒置。因為，政治目的與軍事工具的正確關係，應該是「工具來適應目的」而非「目的去適應工具」；是因有侵略性的政策才需要攻擊性的軍備，而不是有了攻擊性的軍備所以必須採用侵略政策。因此，李鴻章在大戰略與建軍備戰的上的失誤，其實是在於他選擇了不當的工具去配合其政策。

李鴻章的守勢國策，需要的是防禦性的軍備。在海軍方面，依當時十九世紀的科技，便是魚雷（快艇）與水雷。用魚雷艇來進行防禦比艦隊來得經濟，它較小而廉價，可以大量迅速建造，在運用上也不必太在意損失。而與之做為配合的，則是陸軍軍備，以及更為重要的鐵路建設。既然是守勢的國策，清廷並不需要越洋行動，部隊調動可完全經由陸路，陸上交通確實不便，所以才需要由鐵路的建設來改善。鐵路使得陸軍部隊也可以獲致與船艦相當的機動力，如此便可以迅速調動應付可能存在的登陸威脅。

當然，若是以今非古，批判李鴻章缺乏見識未免流於事後諸葛，但作為對後世檢討的再批判，可就不同了。以魚雷艇為主海軍建設的理念，與當時法國海軍「少壯派」的思想頗為接近，此派學說在1869年即出現，並於1886年海軍上將奧比（Admiral Theophile Aube）出任法國海軍部長後成為實際的政策，甚至還早於馬漢著作出版的1890年。而鐵路在軍事上的價值，亦已在1861至1865年的美國內戰、1866年普奧戰爭、以及1870年普法戰爭中表露無遺，這一切都不是沒有前例可循的。由此可見，過去論者批評李鴻章或清廷「不知海權的重要性」，批評其「忽視海防，輕海重陸、日本充分吸收馬漢海權論，重視海洋，採取攻勢的艦隊決戰思想因而導致勝利」，只說對了一半。

戰略的無知是危險的，而清廷的確是海權無知，但它的「無知」不是不知馬漢的學說，而是不知馬漢以外的學說。馬漢曾表示地理位置是發展海權條件之首，日本為一島國，發展海權是理所當然的；但中國雖有相當的海岸線，卻有更綿長的陸上國界、廣大的領土，以及虎視眈眈的強鄰，是絕對無法忽視陸地的，不該一味追隨海權論與「海主陸從」的觀念。馬漢著作雖然是經典之作，但也是有內在的矛盾：如果發展海權首要條件是地理環境，發展海權又如何是國家走向強盛與權力的必經道路呢？馬漢的理論是歸納的而非演繹的，缺乏邏輯的一貫，歸結英國過去的歷史經驗，只適用於英國這類的全洋（海島）國家；但中國作為一個半洋（大陸）國家，實應採用法國的理論。就像拜師學藝也要切合體質，大陸的中國若找上海洋的馬漢，難免要氣血逆流、走火入魔。

清廷企圖學習「船堅炮利」，但走錯了方向：清廷對海權一知半解，忘卻了中國「半洋」的本質，錯誤地「重海輕陸」。清廷投入建設海軍的經費，每年高達2,000萬兩，占中央政府歲入的20%，而陸軍卻僅以地方稅收支應。北洋艦隊最初編成時可謂陣容堂堂，傲視於東亞；但陸軍卻是裝備不齊，編制混亂零散，仍以營為最大編制，甚至也沒有師的組織。相形之下，就是全洋國家的日本，其陸軍至少是全面配發新式單發或連發後膛填裝槍械，裝備比清軍整齊，編制上也組成了混合兵種的師團單位。易言之，與一般認識相反，一味投資於海軍，追求華而不實、不符合守勢國策的大型水面艦隊，嚴重忽視陸權發展，才是清廷在甲午戰爭前建軍備戰上最大的錯誤。

戰爭指導

檢討甲午之敗，第二類的批評則指清廷在朝鮮危機降臨之際，未能積極備戰，搶先向朝鮮增兵，作為外交的後盾，顯得畏縮怕事，落居被動。然而這樣的批評，其實仍延續了在大戰略與建軍備戰的錯誤認識：即使面對一場逼進的戰爭，其戰爭指導也不能固執地違逆已因長期大戰略選擇所設下的侷限。清廷在戰爭指導上確實是發生了戰略性的錯誤，但是更佳的戰略不是更積極、攻擊性的，而是更消極、保守的。原因無他，一如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的精闢闡釋：唯有願以較消極的目的為滿足，才能收穫防禦此一戰爭較強形式的利益。

甲午戰爭期間李鴻章主和，光緒帝則主戰。從戰爭準備來看，中國海陸軍皆弱，李鴻章對此事心知肚明。他奏道「北海鐵快各艦堪備海戰者八艘，餘輪僅共訓練之用」，「海上交鋒恐非勝算」，「陸軍兵力不厚，若另出境援朝擊倭，勢非大舉不辦，一經抽調，則處處空虛，轉為敵所乘，有礙大局」，李鴻章的戰備報告及戰略態勢分析可算相當中肯。既然清軍戰備不足，就不應派兵進入朝鮮此一暴露的位置，而只應以鴨綠江作為前線；且以海洋排拒的設想，北洋艦隊戰力雖不足以出戰爭取黃海的制海權，但若能保時存在、將日軍艦隊嚇阻於渤海灣之外，則可保衛首都並掩護遼東的側翼。如此的戰略雖必須放棄朝鮮，但尚可在鴨綠江國境一線獲得支撐，勝算較大。

然而，光緒帝卻怎麼也聽不進這些建言，反對撤兵，指示一面備戰，一面談和。儘管在邏輯上，是應由軍事工具去適應政策目標，但是臨到開戰前才想增強軍備已是緩不濟急，理想的政策也只有屈從手段的現實才行。奈何光緒帝不知軍力虛實，李鴻章卻又未能據理力爭、不以去留相逼，反而表示「守尚有餘，而攻則不足」，若「出境援剿」必須「備餉徵兵」，顯得語意不清而「事君不誠」。結果在勉強之下，清廷仍決定海陸併進、派軍增援。清軍海路只以微弱兵力掩護運輸船而未全軍出擊，終至在豐島海戰中被日艦截獲擊沈；而陸路增援部隊32營約15,000人雖然順利抵達，但日軍亦已增援至16,000人，清軍兵力仍居劣勢。這一切都是因為政治決策與軍事工具協調不良，使得本無力一戰的清軍勉強出戰，實乃敗兵先戰而後求勝，犯了兵家大忌。

誠然，清廷戰備的不足，特別是未能持續投資維持、更新艦隊是屢遭責難（千古罵名的「頤和園」興建），但若考察到當時的科技趨勢與中國半洋的秉性，這樣的批評只怕是未得要領。十九世紀下半是軍事科技進步飛快的時期，艦艇主機出力，裝甲材質、速射火砲等等的更新一日千里，船艦可說是才造好就已經落伍，儘管是成軍才6年的北洋艦隊，性能也已不比日本艦隊。廣為引用的李鴻章〈覆奏海軍統將摺〉中云「……我船訂製在先，當時西人船機之學尚未精造至此……」，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一路苦苦追趕技術的躍進，豈是長久之計？這凸顯了建軍備戰的選擇，不僅應該配合政策的需要，也必須要考慮到科技的創新與穩定，光是持續投資是不夠的。比較起來，如果清廷是著重在鐵路、陸軍、魚雷快艇這類較為分散、經濟而易於更新的領域，又何以至此呢？最初大戰略選擇所累積的錯誤，並不是一些臨時的補救措施就可以扭轉的。

海軍戰略

清廷終於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位置上，展開了一場不該進行的戰爭。但考察戰爭中清軍的軍事戰略作為，又是否已經是最佳的決斷？關於甲午之敗，有關清廷戰略錯誤的批判，不外乎「只知消極防禦不知進攻；採取海守陸攻，避戰保船不知爭奪制海權」。不過，這些批評也同樣是個錯誤。既有清軍戰力不及日本的認識，那便不適合採取攻勢，防禦是戰爭較強的形式，劣勢兵力若還採取攻勢，無異是自取滅亡。

首先來看海軍戰略。戰術能力是戰略計算的基礎，既然北洋艦隊戰力明顯遜於日本，主張應主動出擊進行艦隊決戰，實在是不可思議。弱勢的艦隊應避免決戰，保持存在，才有可能困擾對手，若出海尋求決戰，那反而正中敵人下懷。海軍作戰中強勢的一方總是想尋求決戰、一勞永逸，弱勢的一方不能讓敵人的企圖得逞。而且，在當時科技的發展態勢之下，強勢艦隊針對弱勢艦隊基地的接近封鎖作為，亦已因魚雷、水雷的發展而變的日益危險。倘若北洋艦隊不是在豐島海戰後，勉強出航、遠離基地，對運送增援部隊的船團提供護航因而與日軍遭遇、被迫接受一場會戰；而是以逸待勞，等日軍自行前來港外封鎖，反而比較有機會重創日艦。因此，李鴻章主張艦隊「不必定與拼擊」、「作猛虎在山之勢」，使日本寄望落空，本來就是正確的戰略。

對此論者多批繼續評，雖然北洋艦隊確實想作為「存在艦隊」，但卻未找尋敵軍弱點發動襲擊，只知依恃砲台，喪失了艦隊的機動性，終於淪為「要塞艦隊」。然而，這種批卻是對於海軍戰略學說的誤解。儘管依照正統的馬漢觀點，「存在艦隊」的確才是攻擊性的，而「要塞艦隊」則是防禦性的、是不適合艦隊本質的錯誤運用方式。但馬漢批評重點在於，「要塞艦隊」的錯誤是分散防守各軍港、成了各軍港岸炮的延伸，仍反映了守勢的思維，而不是指艦隊就一定不能停留港中、無論如何都得出航作戰。換句話說，究竟算是「要塞艦隊」還是「存在艦隊」，重點是部署態勢是否集中，至於是否出航作戰則視情況而定。

當然，就整個清廷而言，南洋艦隊與北洋艦隊的分佈，的確就是不當的「要塞艦隊」式守勢思想，但甲午一戰清廷不也幾乎是以直隸一地與日本全國拼戰？這是清廷在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過程中，分權下放地方所造成尾大不掉的問題，與海軍戰略無關。就北洋艦隊而言，它在部署上並未犯下「要塞艦隊」的錯誤。而在時機與態勢的研判上，雖說存在艦隊應「伺機」尋找敵人弱點加以襲擊，但是「機會」並沒有出現。北洋艦隊艦艇航速緩慢、不利迴避優勢日軍，要出港襲擊本非易事；何況，十九世紀末的陸軍對於後方補給的依賴程度，也不似大砲兵交戰的一次大戰或是機械化的二次大戰那般殷切，一時的襲擾殊難奏效。因此，李鴻章避戰保船仍不失為一保險的戰略。

顯然，採取消級的戰略，避免決戰、依恃砲台、不出海襲擊日艦等決定，都是因艦支性能不足，為保存艦隊所採取的適當措施，李鴻章的海軍戰略並無錯誤。戰局的發展充分映證了這一點：日本艦隊只因北洋艦隊殘部的存在，即不敢依原始計畫侵入渤海、直搗黃龍，北洋艦隊仍達到保衛首都北京的效果；而且日軍也為了消滅這支艦隊煞費苦心，分出一個軍的龐大兵力，進攻旅順要塞。從此可見，海上會戰日軍雖然取得戰術勝利，但並未達成其戰略目的，即使是坐守港中的北洋艦隊，都還產生了嚇阻與牽制的作用。就此而言，謂黃海海戰清軍「並未失敗」亦不為過。雖說北洋艦隊最後仍落得被殲滅的下場，但那究竟是港灣要塞防守不利，無關艦隊運用；而且，日軍艦隊最後進攻威海的兵力，也是集中主力而來，並未分散露出破綻，北洋艦隊殘部就算出海力拼，仍缺乏勝算；加以艦支航速緩慢，逃脫機會也不大，被殲仍在所難免。因此，北洋艦隊在戰略上唯一的失誤，頂多只是沒有試圖出海擊毀登陸中的日軍，在毀滅前造成日軍更大的損失而已。

陸戰：勝敗關鍵

接著則是陸軍戰略。一般普遍認為甲午戰爭勝敗繫於制海權之屬誰，以往對甲午戰爭的論述，也頗集中於海戰的討論，但這正是最可議的論點。雖然在邏輯上，若清軍取得制海權，就徹底斷絕日軍向朝鮮進軍的可能；但反過來說，即使海戰失敗，陸戰仍大有可為，因為清軍並不依賴海路。甲午戰爭究竟是由陸戰決勝的，在海戰之後戰局仍然持續到翌年三月，期間清軍也不是沒有勝利，或至少取得一個較佳和平的機會。但清軍在陸戰卻屢遭敗績，這並非陸上軍事戰略的失誤，更不是海權喪失之過，而純粹是長期陸軍戰備廢弛的結果。

首先，清軍其實並沒有「海守陸攻」，清廷陸軍只是前進防衛而已。雖說將部隊派往此一暴露的戰線上的確是個錯誤，但如前所述，這是戰爭指導上的問題。在光緒帝的驅使之下，在朝鮮的清軍既不能撤軍又奉命增援，只好退而求其次採取守勢，這在陸軍的戰略上已是最佳的處置了。的確，清軍在開戰之際兵力處於劣勢，許多人也將此歸咎於制海權的喪失，但這並非事實。理論上，海運速度比的確是比陸上增援快速，喪失制海權將使清軍無法利用海運增兵，使增援速度降低。然而在實際上，清廷由陸路增兵並不是來不及抵達，而是一開始派出的援軍數量就不多（只有那32營的15,000人）。如前所述，這也是因戰爭指導上和戰的爭議所致，與制海權並無關連。

更何況，甲午戰爭中的海上決戰黃海海戰，就是北洋艦隊在完成前述之護航任務之後，於回程中才與日艦遭遇的。意即，在海戰以前，海路的新增援部隊早已順利運抵戰區。再者，朝鮮半島上的陸上決戰平壤之役，時間也還比海上決戰（1894年9月17日）早了一天（9月16日）。意即，當海戰還未發生、日軍尚未取得制海權之時，陸上清軍早已戰敗。觀察陸戰的發展，不難發現清軍的戰力是如何脆弱。一開始在平讓，清軍守軍約15,000人，抗略多約16,000人的日軍，如此清軍防守據點卻是一觸即潰。隨著海陸皆敗，清軍退守鴨綠江，更多的清軍援軍已由陸路抵達鴨綠江防線，盛京（瀋陽）一代部隊的增援也以陸路較為迅速。奈何，清軍在國境戰役仍是一路潰敗，又退往遼東半島北部，至此從海路增援更是完全喪失價值。顯而易見的，黃海海戰後制海權的喪失，對於朝鮮半島上陸上決戰的勝負，乃至於往後在遼東半島上的戰鬥，根本沒有任何影響。所謂海權喪失使清軍增援不及而敗，是沒有根據的。

再來看奪得制海權的日軍。理論上，奪得制海權的日軍是可恣意利用海運進行登陸、迂迴陸上防線；但在實際上，中日兩軍兵力與火力涵蓋本來就十分有限，陸上空間因而顯的十分寬闊，處處是可行運動戰的空隙，施行兩棲登陸根本多此一舉。戰局的發展也充分的說明了這一點，黃海海戰後日軍雖進行登陸，但卻是針對北洋艦隊的旅順、威海要塞，而不是支援攻擊鴨綠江防線、襲擊清軍的側翼。而且，日軍分派一個軍的兵力進攻旅順，不僅減輕清軍遼東方面清軍的壓力，甚至在鴨綠江一線崩潰之際，日軍的登陸都還未完成，成了閒置的遊兵。簡而言之，日軍雖取得制海權，卻未因此在陸戰上的取得戰略優勢，還是得在一次次的陸上交鋒中將清軍擊倒，其勝利全然是日本陸軍戰力較強所致。

進一步來看，清陸軍的戰略多稱合理，反倒是日本陸軍在戰略上屢陷險境。一則，清軍據守平壤，使得日軍面臨兩難：兩軍交戰其下攻城，但予以迂迴，平壤清軍又如芒刺在背。其次，日軍分兵向南、圍攻旅順，另一方面又在遼東繼續向西推進，兩路並無聯繫，如此同時追求兩個戰略目標，是戰略上的冒險。再者，日軍在遼東半島上一路向西挺進，在北面盛京（瀋陽）方向清軍便可對日軍的右側翼構成威脅，在戰略上創造了切斷、包圍日軍的有利位置。但是清陸軍戰力不足，這些戰略上的優勢還是幫不上忙。平壤僅守了兩天，日軍輕易逼近鴨綠江而無後顧之憂；旅順要塞更只守了一天，這個遼東半島南端的戰鬥終究未能給予日軍太大牽制；當日軍攻勢深入遼東半島西北端，已是過渡延伸、漸成強弩之末，清軍也掌握機會開始反攻海城，但仍是損兵折將、無功而返。清軍陸軍戰力不足，任何戰略都隨之破產，這才是甲午之敗的癥結所在，分析甲午戰爭中戰略的得失，只是更加凸顯了此一事實。

結語

甲午之敗，的確是一連串的長期累積的戰略錯誤所造成的。但清廷的錯誤，並不在於大戰略上的純粹守勢，亦不在於軍事思想上的消極與不知海權，更不在於重陸輕海、未持續投資、維持艦隊；而在於對國家所在地緣戰略環境與當代科技脈動認識不足，未能朝正確的方向，建立符合自身守勢政策與大陸性格的國防武力。

戰爭展開之後，清廷海軍戰力不足，不得不採守勢，並非主事者懦弱無能，或是戰略錯誤。北洋艦隊戰力不足，雖是避戰保船、依恃砲台，但已達成鞏固首都、分散日軍兵力的作用，清軍海軍戰略運用可稱合理，與戰爭最後的失敗無關。而日軍雖取得制海權，但不僅未曾在陸上獲得戰略優勢反而危機不斷，奈何清軍卻是不堪一擊。即使據守平壤、兵力與日軍相當，卻仍敗於日軍；堅強的旅順要塞，亦難為一日之守；當日軍過渡延伸、反攻契機出現，清軍亦無法取勝。陸軍缺乏戰力，才是甲午戰爭失敗的主因，而這也正是一個忘卻陸權、盲目追求海權的大陸國家，所必須嘗到的苦果。

只可惜在一個世紀之後，甲午之敗的原因卻仍未被充分瞭解；大陸的中國，終究還是沒能從這百年的海權幻夢中清醒。這不只是那在1980年代名噪一時的《河殤》影集，更反映在當今一些具體的戰略方針與政策之上。海軍的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優先，新一代的大型水面艦艇一艘接著一艘下水，航艦的研究不曾中斷，而保衛海上通道、特別是石油航路安全的呼聲也甚囂塵上……不知是如何倒下的，又怎知該如何站起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