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国军“空军罢工事件”趣闻 作者 :王外马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5:55:37
这是一个长篇系列中的一节 后续,还会有很多故事中相关的人和他们身边人的事 其中 蔡智诚,蔡智明,蔡智慧,蔡智仁,蔡智兰是兄弟姐 妹
国军“空军罢工事件”趣闻
1947年初，莱芜战役爆发，李仙洲指挥的国军9个师被解放军华野的24个师围住了，双方打得如火如荼。
在这个要命的当口，亟待突围的国军步兵当然很需要空军的支援。可是，有那么三五天，战场上空一架飞机也看不见。莱芜前线一天八个电报的催促求救，没有用——空军说：咱们罢工了！
这是怎么回事？
47年2月，蔡智诚从位于北平的“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学习结业，在返回南京的途中，奉命到山东济南机场中转。
当时，他是“空军总司令部直属伞兵总队”的中尉，虽然只是个分队长，却是精锐中的精锐，平常见到步兵的营长团长都不拿正眼瞧一下的。国民党军用机场的“场兵”是伞兵的重要补充兵源，他们训练时可以佩挂伞兵徽章，算是伞兵和空军的“亲戚”。蔡志诚此行的目的就是想了解一下济南“场兵”部队的情况。
蔡中尉到济南的那天，正巧遇到白杨、陶金主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上映，这是轰动全国的大片，时髦青年是非看不可的。蔡智诚和济南飞行场站的几个军官也到“胜利剧院”（后来的济南新华剧院）去看头场，看完之后都说演得好、演得好，感动感动很感动。然后就到饭馆里去喝酒。
喝着喝着，听说有人打架了。
原来，济南场站有个姓彭的中士也来看电影，他在胜利剧院门口发现本单位的一伙军官在那里，觉得不好意思，就跑到“大华剧院”（后来的济南军人剧院）去了。
头一天上演的大片，电影票哪里是那么好买的。售票窗口人山人海，彭中士也不去凑那个热闹，直接走进剧场，找了个好位置就坐下。谁知道，电影还没开演，来了两个宪兵，查票！那还用说，本大爷当然没有票，于是就吵了起来。
“场兵”招收的是中学以上的学生，而宪兵的来源也是中学生，大家都是“秀才兵”，按道理，辩论的水平应该差不多才是。可惜，宪兵入伍以后学习过这个法规那个条例，而“场兵”训练时却没学过法律知识，所以彭中士吵着吵着就吵不赢。他一着急，不当“秀才”当“丘八”，抓起宪兵的钢盔就丢到过道上去了。
这还了得！人家宪兵也是特种兵，《宪兵令》上说得明明白白：“主掌军事警察，兼掌司法警察和普通警察”。上管军下管民，在国统区有生杀之权，属于见神灭神见鬼灭鬼的人物。那顶带白箍的钢盔更是美军式样的标准配备，是宪兵部队引以自豪的宝贝，岂能随便让人扔到地上去！
于是乎，两位宪兵义愤填膺，一人打了“场兵”一拳。
彭中士挨了两拳，恼羞成怒，电影也不看了，跑到胜利剧院去找帮手。
可这时候，蔡智诚他们已经喝酒去了，彭倒霉蛋在剧院门口转悠来转悠去，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个“亲戚”——空军中尉。
这位空军中尉姓李，性格也是个黑旋风。他和彭中士原本不认识，可看见人家胸前的伞兵标志，觉得是一家人，当即把袖子一挽：“走！咱俩上，两个打两个”。
跑回大华剧院，一开打才觉得不对头，人家宪兵变成了四个人。
于是，李空军和彭场兵被摁在地上一顿胖揍，空军的脑袋被打破了、场兵的牙齿被打掉了，等他俩七荤八素爬起来，几个宪兵都跑得没了影。
这下子，李空军气坏了，开着吉普车就去“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找王耀武告状。到了司令长官办公室，王耀武开会去了，只有一个副官在值班。这值星官是个中校，对头破血流的中尉带理不理的，李空军顿时大怒，掏出名片往桌上一扔就走了。这才把中校副官吓了一跳——那个年月可不比现在，不是什么人都能有名片的。
晚上十点多钟，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中将回来了。他看见名片也开始伤脑筋，因为这张名片上写着，该名中尉是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的战斗机飞行员。
国军飞行员，那都是些说洋文、吃美国罐头的角色，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呀。
王耀武一时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他想，不管是谁把空军给打了，先息事宁人再说。于是立刻打电话给济南警备司令吴斌，让他赶紧带着礼品去慰问那个受了委屈的中尉飞行员。
这时候已是夜里十一点了。吴斌中将心说：“不就是个小中尉挨了几拳头吗？急什么，明天再去也不迟”，搁下电话睡觉去了。吴司令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广东茂名人，而且人家进黄埔之前就是孙中山的警卫营长，资格够老，如今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
可他这一睡觉不要紧，空军那边不耐烦了。
李中尉和彭中士从绥靖区司令部出来就遇到了蔡智诚他们，于是大家一起喝酒一起骂宪兵，李空军说：“今天不出这口气，老子没个完！”，战友们都同意。喝到十二点，饭馆打烊了，绥靖区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统统没见动静。
一帮空军火大了，上尉中尉少尉都嚷着：“回机场去，通知弟兄们，明天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第二天一大早，吴斌司令到机场来了。他自己坐着小轿车，后面跟着辆道奇卡车，满载着香烟、糖果、罐头、苹果和大鸭梨。吴司令下了车，直奔空军指挥官的办公室而去。
济南机场是个小场站，只驻扎着空军二十八中队的9架 P51D（野马）战斗机，人不多，军官的住宿和办公都在一栋三层小楼里。这里也没有固定的指挥官，通常是由北平的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司令徐康良）派处长级别的军官轮流到现场管理。
按道理，人家一个老中将，带着礼物来给校官尉官小伙子们陪笑脸，应该没有问题。可这位吴斌中将够倒霉的，偏巧遇上这个月在济南值班的，是二军区三处（作战处）副处长、空军中校苑金函。
苑金函是河北保定人，他可是国民党空军里大名鼎鼎的人物。
这么说吧，“九次负伤、到退休的时候身体里还有子弹没取出来”，这样的人在陆军里也不多见，在空军更是绝无仅有，因为开飞机的人，遇到受伤的时候也就离报销的距离不远了。可这位苑金函勇士就能做到次次大难不死，而且人家还是开战斗机的，你不服都不行。
抗战期间，苑金函也是“王牌飞行员”，打下来日本飞机不少，自己被打下来的次数更多。他受伤的经历十分丰富，就随便说几件吧：
37年8月14日“笕桥空战”，苑金函也是高志航大队的成员，当天，他第一次参加空战，也第一次被打下来。好玩的是，他跳伞以后，正巧落在敌我对峙的阵地中间。一时间，两边的人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从天而降，中国兵喊、日本兵也喊，就象是迎接大明星一样。
降落伞一落地，苑金函撒腿就朝着国军防线狂奔，跑着跑着，被小鬼子一枪打掉半个耳朵，总算是跑回来了。这一仗虽然没有战果，可这一段“五百米越野跑”被无数的望远镜看见了，长官们都夸小伙子的身体素质不错，记者们也很是写了几篇文章，他从此就算是出了名。
8月15日“杭州空战”，苑金函打下一架日本飞机，再次上了报纸。可接着的“8、23罗店空战”，他又被打了下来，还受了伤。红十字会的四名医务人员到战场上抢救他，结果被日军残杀，其中的救护队长苏克已先生是上海很有名的外科大夫。为此，宋美龄女士向全世界发表英语讲话、谴责日军违犯国际公约的行为，红十字会还专门修建了纪念碑，捎带着也让苑金函更出名了。
42年夏天，苑金函中队长在四川梁山机场值勤，突然接到空中电报，说有一架成都飞重庆的中国飞机被三架日军战斗机缠上了，请求救援。当时，梁山机场只有一架P40还能飞，苑金函跳上“战斧”就上天了，上去就打落一架敌机，自己当然也被打了下来，脸部也受了伤。
到了医院才知道，他救的那架飞机上坐的是蒋委员长！这下子可搞大发了，没过多久，苑金函就当上了“中美混合联队”第三大队的大队长。
“混合联队”是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下设的由中美人员合编的飞行团，辖三个大队、十二个中队，每个队里中美双方各有一个队长，“第三大队”是其中的战斗机大队，苑金函就是中方大队长。在当时，“混合联队”实际上是由美方队长指挥的，但美军的飞行员都对苑金函十分崇拜，就连美方大队长班奈德（Bennett）上校也对苑少校客气三分。理由嘛，很简单，一是他胆大、二是他命大，不服不行。
47年2月，在济南机场的这个二十八中队就是第三大队的主力，另外，青岛的美军机场还有一个中队，都要买苑金函中校的面子。
看见吴斌司令来访，苑金函就把受伤的李中尉叫到办公室去了，李小伙头缠纱布，满脸悲愤，见了吴斌爱理不理的。
这时候，蔡智诚住在一楼，看见楼上的飞行官们纷纷跑下来，把警备司令部送来的慰问品往上搬，他也过去帮忙。可是，飞行员拿了这些东西似乎并不准备吃，他们两人一组，有的躲在二楼（办公室）走廊边，有的守在三楼凉台上，好象是突击队一样。
二十八中队的中队长阳永光上尉说：“别急，听信号！”
过了一会，吴斌从办公室里出来了，苑金函倒是没说什么，只听见李中尉在屋里嚷：“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来讲这些，我不听。叫王耀武来评理！”。接着，办公室的门“砰”的就关上了。
屋子外面，阳永光中队长高呼一声：“打！”。
好家伙，各种慰问品象雨点一般向吴斌中将飞去。蔡智诚的手里原本抓着个牛肉罐头，想了想又换成了苹果，他是受过特种训练的，要真是一罐头甩过去，非把老吴头当场砸死不可。
可怜的吴司令抱头鼠窜钻进车子，他那辆轿车也被砸得一塌糊涂，一溜烟跑了。
空军大获全胜，欢呼雀跃、哈哈大笑，那苑金函也是满脸的得意。
上午九点多钟，苑金函处长下达命令：“驻济南空军官兵一律在机场集中，没有命令不得外出，违者军法从事”。蔡智诚一听，觉得有道理，这时候确实不能再惹事了，还必须防着别人报复。
没想到，过了不一会，办公楼前开来了十辆卡车。一伙军士把车子前面的军牌号和车门上的“空军”字样都用油漆涂掉，还在车头顶上安装了高平机枪。接着，二十八中队的十名飞行员和十名军械士也挎着航空手枪出门了。
蔡智诚傻了：怎么回事？苑金函这愣小子还想玩真格的呀？
………
苑金函这家伙，在天上是个浑不怕，在地上也是傻大胆，他还真的要指挥着一帮空军到济南城里搞突袭。
按苑处长的说法，既然打伤飞行员的是宪兵，那就要在宪兵身上把面子找回来。“不把济南宪兵收拾老实了，他们还不知道马王爷头上长了几只眼！”
当时，国民党宪兵部队在全国的分布规律是每个省一个团，在济南市区，除了有个宪兵团部（宪兵司令部），还有个宪兵第一营。
人家苑金函毕竟是领导，做事“有分寸”。他说：“弟兄们，凡事要讲道理。胡作非为的是纠察队的小兵，宪兵司令部的人不知情，放过他们算了。咱们把宪兵营揍一顿，怎么样？”
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就听军区作战处的苑副处长布置战术。
苑长官一大早就打电话问过情报了，心中早有计划：“宪兵一营的营部在经二纬二路，这地方由本处长亲自带队前去收拾；殴打李中尉的那几个宪兵属于一营二连，连部在经二纬五路，这地方也不能放过，着阳永光中队长负责捣毁；此外，大华电影院是宪兵肇事的犯罪现场，并据可靠消息，自昨晚起就有大批宪兵在那里戒备，企图与我空军将士作对，真是猖狂到了极点，必须予以迎头痛击！这个地方嘛……”
苑金函的眼光就转到蔡智诚头上来了。
蔡中尉心想，面前这一帮人，不是开飞机的就是修飞机的，只有他自己是正牌的伞兵突击队军官，他不带队谁带队？反正事到如今，只有逼上梁山了。
当即举手表示：“我去”。
苑金函中校点点头，非常满意。
下午六点，十辆“作战卡车”从济南西郊机场出发，向市区疾驰而去。
在驾驶室里紧握方向盘的是空军机械士，在车厢顶上稳操机关枪的是战斗机飞行员——乖乖咙个咚，这可是国军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高素质汽车队。
蔡智诚带领的四辆卡车是这次突击行动的主力。
车队来到大华影院，宪兵们果然早有准备，电影院的楼上摆了机关枪，旁边的海岱旅馆、北洋大戏院（这两个地方现在还叫这名字）的屋顶上也架起了机枪。
可是，宪兵的这种“三角防御体系”能吓唬住陆军，却吓唬不了空军。因为开卡车的机械士根本就不懂这个，无知者无畏！
还没等蔡智诚看清周围的环境，驾驶员就径直把汽车开到了电影院，紧接着，车头顶上的高平机枪“嘟嘟嘟嘟”，开火了。当场把在大门口装模作样、耀武扬威的宪兵们打了个人仰马翻。
蔡智诚心里直骂：“奶奶的，这帮飞行员，在地面打仗跟在天上一样，想开枪就开枪、想开炮就开炮，一点也不听号令，叫我怎么指挥？”
四挺机枪一阵猛扫，如狂风暴雨一般，打死两个宪兵、打伤了七八个。然后，突然就没了声音。
原来，这几个开战斗机的家伙一扣住扳机就不肯松手，三两下就把子弹全打光了。他们又不会换弹匣，急得在车顶上狂呼乱叫：“老蔡老蔡，坏了坏了，没子弹啦！”。
蔡智诚一听：“没子弹了还打个屁呀，快跑吧”。指挥车队加大油门向前猛冲，沿着经一路向西拐了个弯，一溜烟跑回机场去了。
说来也好笑，大华影院原本是宪兵戒备的重点，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空军竟敢这么乱来。飞行员开枪的时候，三个房顶工事也开了枪，可宪兵们全是朝天射击的，等发现空军这边居然是真枪实弹的朝着人打，才连忙掉转枪口还击。可这时候，空军的四辆卡车早已经跑得没影了。
不管怎么样，蔡智诚这一路杀“敌”若干，自己无一损伤，算是大获全胜。
另一边，苑金函率领的队伍也是战果辉煌。
宪兵一营根本没想到空军会来打他们的营部，毫无戒备，眼见三辆架着机枪的大卡车开到，立刻作鸟兽散。
苑金函的手下顿时如入无人之境，先揪住一个没来得及跑掉的文书揍了个半死，然后见什么砸什么。最后发现墙脚里有一大箱文具，于是翻出墨水瓶就往墙上摔，红墨水、蓝墨水、黑墨汁，砸得宪兵营的营部象是开了染房。
这才高奏凯歌回机场了。
进攻大华影院和突袭宪兵营部的两路人马胜利会师，大家就等着攻击连部的队伍凯旋归来。没想到，等来等去，却等来个坏消息。
宪兵二连的连部在经二纬五路的一个巷子里，门口很不起眼，阳永光中队长带着三辆车转来转去，好不容易才找到地方。可是那巷子口又太窄，大卡车进不去，一伙空军只好下车偷袭，先打晕了在门口站岗的宪兵，然后撞开大门往里冲。
就这么一会的工夫，大华影院那边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连部。宪兵们都已知道空军搞的是下毒手的玩法，看见飞行员冲进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掏枪就打。
这回，轮到空军没想到对方会开枪了。一照面，稀哩糊涂的“突击队”就被打死一个中尉分队长和一个少尉机械士。幸亏阳永光上尉在混战中抢回了战友的尸体，一帮残兵败将屁滚尿流地爬上卡车，逃回机场去了。
“连部攻坚战”的惨败刺痛了空军将士们骄傲的心。
苑金函中校面色铁青，他布置好“阵亡者”的灵堂，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奋笔疾书。几分钟后，一篇“声讨济南宪兵残害我空军飞行员和机械士”的控诉状起草完毕，署名是大名鼎鼎的“苑金函”。
济南机场的译电员连夜向全国所有空军单位发送电文。
那一晚上，支援声讨、响应号召的回电如雪片般飞向济南。驻北平、沈阳、西安、重庆、汉口、上海、广州……的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部队在来电中纷纷表示：宪兵鼠辈的残忍行径，意图何其卑鄙、手段何其毒辣，严重伤害了前线将士的战斗激情。
全国各空军场站、各伞兵部队，以及第三快速纵队（蒋纬国所在的部队）也来电声援，要求严惩凶手、揪出背后主谋！
“不解决济南问题，决不起飞作战！”。
从现在起，国军空军实施总罢工了！
事情闹大了。可人家苑金函处长稳坐办公室，神态自若，象没事人一般。这份心理素质！真不愧是空军王牌。
第二天中午，大华影院的经理揣着张百万元支票（相当于当时的十两黄金）到机场来当“调解人”。他戴着玳瑁眼镜，穿西服、拎手杖、坐着小轿车，派头十足。走到办公楼的楼梯上，正好遇见苑金函从楼上下来，苑处长问他是什么人，他就把名片递了上去。苑中校瞄了一眼，一句话没说，抬腿就是一脚，把这位自以为是的经理踹了一跟头，从二楼滚到了一楼。
那家伙爬起来，帽子都顾不上拣，钻进汽车就逃命去了。
第三天下午，宪兵团的团长（山东宪兵司令）也来到机场，“场兵”拦住不让他进办公楼，这位宪兵少将只好站在楼下和二楼走廊上的空军中校对话。宪兵司令的态度还是很不错的，讲了不少好话，最后自责说：“我们宪兵绥靖地方很不够……”，谁知道苑金函把眼睛一瞪：“呸！你们绥靖地方？你们能绥靖，还要我们干什么？”，说完就回屋了，再也没出来。
宪兵少将万般无奈，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莱芜前线请求空军支援的电报一个接一个，可是各飞行部队都按兵不动。徐州的指挥部也发来电报，在对济南空军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的同时，委婉地提出：济南机场能不能先表个态，以战局为重？
苑中校冷笑一声，把电报丢进了废纸篓。
不过，在这些天里，济南机场的气氛也很紧张。一会儿有传言说，山东宪兵团出动攻打飞机场了；一会又有消息说，王耀武要对济南空军下手了。
苑金函对宪兵不在乎，对王耀武还是有点怕。人家王耀武是第二绥靖区的司令，在莱芜前线被围的全是他的部队，万一把王司令搞毛了，还真有可能把济南空军一锅端了。
这时候，青岛空军打电报来说：“不怕，我们支援你们。要是打不赢，我们这里还有美国的海军航空兵，可以派飞机去接你们”。驻在济南机场附近的陆军八十四师也说：“不怕，我们保护你们”，吴化文师长一再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对保证空军的安全。
飞行官们顿时士气高涨，阳永光中队长叫大家做好准备，等一开打，就用P51战斗机去轰炸济南的宪兵司令部，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真是好玩极了。
闹了四五天，空军罢工的事情终于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总裁就让参谋总长陈诚负责处理这事。陈诚和宪兵总司令张镇的关系本来就不好，这时候当然拉偏架，他从徐州发了个电报给王耀武，叫王司令长官和空军协调解决，却把宪兵丢到了一边。
于是，王耀武赶紧来到机场办公楼，和苑金函副处长关起门来谈了两三个小时。说了些什么不知道，反正最后达成的条款是：一、“打架阵亡”的飞行员和机械士追认为“烈士”，由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优厚抚恤烈士家属；二、原驻济南的宪兵一营调离济南；三、从今以后，济南的陆、宪、警纠察队都不得盘查空军人员，空军自己组织纠察队，自己管自己；四、济南的各大娱乐场所都必须设立空军专席，专门招待空军人员。
会谈结束之后，苑金函把协议内容告诉大家，飞行员们勉强表示同意。
当天，济南机场再次向全国空军单位发出通报，这才恢复了正常的飞行活动。
罢工事件平息后的第二天，蔡智诚中尉乘专机飞往南京。二十八中队的飞行官们依依不舍、集体欢送，都说：“老蔡，好朋友，以后常来玩”，蔡智诚心说：“常来玩？多玩两次，老子非上军事法庭不可”。
一个月以后，南京空军总部宣布了对这次“空宪冲突事件”的处理结果：济南机场指挥官、第二军区作战处副处长苑金函中校，受记过处分一次。
1947年2月底，莱芜战役结束。国民党军一个“绥靖”区指挥部、两个军部、七个师共五万六千人被歼灭，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73军军长韩竣等人被俘。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创造了开战以来俘敌数量最多、歼敌速度最快的新纪录。
莱芜战役大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无论如何，国军空军在其中也有小小的一份功劳。
如今，国军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属于第427联队，飞的已经是“IDF”（经国号战斗机），依然是王牌主力，只是不知道现在的脾气怎么样了。
那位苑金函中校，到台湾以后担任过“空军官校”的校长（中将），培养了不少人才。
呵呵，天晓得。说不定，以后还会有类似的笑话好看呢。这是一个长篇系列中的一节 后续,还会有很多故事中相关的人和他们身边人的事 其中 蔡智诚,蔡智明,蔡智慧,蔡智仁,蔡智兰是兄弟姐 妹
国军“空军罢工事件”趣闻
1947年初，莱芜战役爆发，李仙洲指挥的国军9个师被解放军华野的24个师围住了，双方打得如火如荼。
在这个要命的当口，亟待突围的国军步兵当然很需要空军的支援。可是，有那么三五天，战场上空一架飞机也看不见。莱芜前线一天八个电报的催促求救，没有用——空军说：咱们罢工了！
这是怎么回事？
47年2月，蔡智诚从位于北平的“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学习结业，在返回南京的途中，奉命到山东济南机场中转。
当时，他是“空军总司令部直属伞兵总队”的中尉，虽然只是个分队长，却是精锐中的精锐，平常见到步兵的营长团长都不拿正眼瞧一下的。国民党军用机场的“场兵”是伞兵的重要补充兵源，他们训练时可以佩挂伞兵徽章，算是伞兵和空军的“亲戚”。蔡志诚此行的目的就是想了解一下济南“场兵”部队的情况。
蔡中尉到济南的那天，正巧遇到白杨、陶金主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上映，这是轰动全国的大片，时髦青年是非看不可的。蔡智诚和济南飞行场站的几个军官也到“胜利剧院”（后来的济南新华剧院）去看头场，看完之后都说演得好、演得好，感动感动很感动。然后就到饭馆里去喝酒。
喝着喝着，听说有人打架了。
原来，济南场站有个姓彭的中士也来看电影，他在胜利剧院门口发现本单位的一伙军官在那里，觉得不好意思，就跑到“大华剧院”（后来的济南军人剧院）去了。
头一天上演的大片，电影票哪里是那么好买的。售票窗口人山人海，彭中士也不去凑那个热闹，直接走进剧场，找了个好位置就坐下。谁知道，电影还没开演，来了两个宪兵，查票！那还用说，本大爷当然没有票，于是就吵了起来。
“场兵”招收的是中学以上的学生，而宪兵的来源也是中学生，大家都是“秀才兵”，按道理，辩论的水平应该差不多才是。可惜，宪兵入伍以后学习过这个法规那个条例，而“场兵”训练时却没学过法律知识，所以彭中士吵着吵着就吵不赢。他一着急，不当“秀才”当“丘八”，抓起宪兵的钢盔就丢到过道上去了。
这还了得！人家宪兵也是特种兵，《宪兵令》上说得明明白白：“主掌军事警察，兼掌司法警察和普通警察”。上管军下管民，在国统区有生杀之权，属于见神灭神见鬼灭鬼的人物。那顶带白箍的钢盔更是美军式样的标准配备，是宪兵部队引以自豪的宝贝，岂能随便让人扔到地上去！
于是乎，两位宪兵义愤填膺，一人打了“场兵”一拳。
彭中士挨了两拳，恼羞成怒，电影也不看了，跑到胜利剧院去找帮手。
可这时候，蔡智诚他们已经喝酒去了，彭倒霉蛋在剧院门口转悠来转悠去，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个“亲戚”——空军中尉。
这位空军中尉姓李，性格也是个黑旋风。他和彭中士原本不认识，可看见人家胸前的伞兵标志，觉得是一家人，当即把袖子一挽：“走！咱俩上，两个打两个”。
跑回大华剧院，一开打才觉得不对头，人家宪兵变成了四个人。
于是，李空军和彭场兵被摁在地上一顿胖揍，空军的脑袋被打破了、场兵的牙齿被打掉了，等他俩七荤八素爬起来，几个宪兵都跑得没了影。
这下子，李空军气坏了，开着吉普车就去“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找王耀武告状。到了司令长官办公室，王耀武开会去了，只有一个副官在值班。这值星官是个中校，对头破血流的中尉带理不理的，李空军顿时大怒，掏出名片往桌上一扔就走了。这才把中校副官吓了一跳——那个年月可不比现在，不是什么人都能有名片的。
晚上十点多钟，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中将回来了。他看见名片也开始伤脑筋，因为这张名片上写着，该名中尉是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的战斗机飞行员。
国军飞行员，那都是些说洋文、吃美国罐头的角色，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呀。
王耀武一时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他想，不管是谁把空军给打了，先息事宁人再说。于是立刻打电话给济南警备司令吴斌，让他赶紧带着礼品去慰问那个受了委屈的中尉飞行员。
这时候已是夜里十一点了。吴斌中将心说：“不就是个小中尉挨了几拳头吗？急什么，明天再去也不迟”，搁下电话睡觉去了。吴司令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广东茂名人，而且人家进黄埔之前就是孙中山的警卫营长，资格够老，如今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
可他这一睡觉不要紧，空军那边不耐烦了。
李中尉和彭中士从绥靖区司令部出来就遇到了蔡智诚他们，于是大家一起喝酒一起骂宪兵，李空军说：“今天不出这口气，老子没个完！”，战友们都同意。喝到十二点，饭馆打烊了，绥靖区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统统没见动静。
一帮空军火大了，上尉中尉少尉都嚷着：“回机场去，通知弟兄们，明天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第二天一大早，吴斌司令到机场来了。他自己坐着小轿车，后面跟着辆道奇卡车，满载着香烟、糖果、罐头、苹果和大鸭梨。吴司令下了车，直奔空军指挥官的办公室而去。
济南机场是个小场站，只驻扎着空军二十八中队的9架 P51D（野马）战斗机，人不多，军官的住宿和办公都在一栋三层小楼里。这里也没有固定的指挥官，通常是由北平的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司令徐康良）派处长级别的军官轮流到现场管理。
按道理，人家一个老中将，带着礼物来给校官尉官小伙子们陪笑脸，应该没有问题。可这位吴斌中将够倒霉的，偏巧遇上这个月在济南值班的，是二军区三处（作战处）副处长、空军中校苑金函。
苑金函是河北保定人，他可是国民党空军里大名鼎鼎的人物。
这么说吧，“九次负伤、到退休的时候身体里还有子弹没取出来”，这样的人在陆军里也不多见，在空军更是绝无仅有，因为开飞机的人，遇到受伤的时候也就离报销的距离不远了。可这位苑金函勇士就能做到次次大难不死，而且人家还是开战斗机的，你不服都不行。
抗战期间，苑金函也是“王牌飞行员”，打下来日本飞机不少，自己被打下来的次数更多。他受伤的经历十分丰富，就随便说几件吧：
37年8月14日“笕桥空战”，苑金函也是高志航大队的成员，当天，他第一次参加空战，也第一次被打下来。好玩的是，他跳伞以后，正巧落在敌我对峙的阵地中间。一时间，两边的人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从天而降，中国兵喊、日本兵也喊，就象是迎接大明星一样。
降落伞一落地，苑金函撒腿就朝着国军防线狂奔，跑着跑着，被小鬼子一枪打掉半个耳朵，总算是跑回来了。这一仗虽然没有战果，可这一段“五百米越野跑”被无数的望远镜看见了，长官们都夸小伙子的身体素质不错，记者们也很是写了几篇文章，他从此就算是出了名。
8月15日“杭州空战”，苑金函打下一架日本飞机，再次上了报纸。可接着的“8、23罗店空战”，他又被打了下来，还受了伤。红十字会的四名医务人员到战场上抢救他，结果被日军残杀，其中的救护队长苏克已先生是上海很有名的外科大夫。为此，宋美龄女士向全世界发表英语讲话、谴责日军违犯国际公约的行为，红十字会还专门修建了纪念碑，捎带着也让苑金函更出名了。
42年夏天，苑金函中队长在四川梁山机场值勤，突然接到空中电报，说有一架成都飞重庆的中国飞机被三架日军战斗机缠上了，请求救援。当时，梁山机场只有一架P40还能飞，苑金函跳上“战斧”就上天了，上去就打落一架敌机，自己当然也被打了下来，脸部也受了伤。
到了医院才知道，他救的那架飞机上坐的是蒋委员长！这下子可搞大发了，没过多久，苑金函就当上了“中美混合联队”第三大队的大队长。
“混合联队”是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下设的由中美人员合编的飞行团，辖三个大队、十二个中队，每个队里中美双方各有一个队长，“第三大队”是其中的战斗机大队，苑金函就是中方大队长。在当时，“混合联队”实际上是由美方队长指挥的，但美军的飞行员都对苑金函十分崇拜，就连美方大队长班奈德（Bennett）上校也对苑少校客气三分。理由嘛，很简单，一是他胆大、二是他命大，不服不行。
47年2月，在济南机场的这个二十八中队就是第三大队的主力，另外，青岛的美军机场还有一个中队，都要买苑金函中校的面子。
看见吴斌司令来访，苑金函就把受伤的李中尉叫到办公室去了，李小伙头缠纱布，满脸悲愤，见了吴斌爱理不理的。
这时候，蔡智诚住在一楼，看见楼上的飞行官们纷纷跑下来，把警备司令部送来的慰问品往上搬，他也过去帮忙。可是，飞行员拿了这些东西似乎并不准备吃，他们两人一组，有的躲在二楼（办公室）走廊边，有的守在三楼凉台上，好象是突击队一样。
二十八中队的中队长阳永光上尉说：“别急，听信号！”
过了一会，吴斌从办公室里出来了，苑金函倒是没说什么，只听见李中尉在屋里嚷：“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来讲这些，我不听。叫王耀武来评理！”。接着，办公室的门“砰”的就关上了。
屋子外面，阳永光中队长高呼一声：“打！”。
好家伙，各种慰问品象雨点一般向吴斌中将飞去。蔡智诚的手里原本抓着个牛肉罐头，想了想又换成了苹果，他是受过特种训练的，要真是一罐头甩过去，非把老吴头当场砸死不可。
可怜的吴司令抱头鼠窜钻进车子，他那辆轿车也被砸得一塌糊涂，一溜烟跑了。
空军大获全胜，欢呼雀跃、哈哈大笑，那苑金函也是满脸的得意。
上午九点多钟，苑金函处长下达命令：“驻济南空军官兵一律在机场集中，没有命令不得外出，违者军法从事”。蔡智诚一听，觉得有道理，这时候确实不能再惹事了，还必须防着别人报复。
没想到，过了不一会，办公楼前开来了十辆卡车。一伙军士把车子前面的军牌号和车门上的“空军”字样都用油漆涂掉，还在车头顶上安装了高平机枪。接着，二十八中队的十名飞行员和十名军械士也挎着航空手枪出门了。
蔡智诚傻了：怎么回事？苑金函这愣小子还想玩真格的呀？
………
苑金函这家伙，在天上是个浑不怕，在地上也是傻大胆，他还真的要指挥着一帮空军到济南城里搞突袭。
按苑处长的说法，既然打伤飞行员的是宪兵，那就要在宪兵身上把面子找回来。“不把济南宪兵收拾老实了，他们还不知道马王爷头上长了几只眼！”
当时，国民党宪兵部队在全国的分布规律是每个省一个团，在济南市区，除了有个宪兵团部（宪兵司令部），还有个宪兵第一营。
人家苑金函毕竟是领导，做事“有分寸”。他说：“弟兄们，凡事要讲道理。胡作非为的是纠察队的小兵，宪兵司令部的人不知情，放过他们算了。咱们把宪兵营揍一顿，怎么样？”
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就听军区作战处的苑副处长布置战术。
苑长官一大早就打电话问过情报了，心中早有计划：“宪兵一营的营部在经二纬二路，这地方由本处长亲自带队前去收拾；殴打李中尉的那几个宪兵属于一营二连，连部在经二纬五路，这地方也不能放过，着阳永光中队长负责捣毁；此外，大华电影院是宪兵肇事的犯罪现场，并据可靠消息，自昨晚起就有大批宪兵在那里戒备，企图与我空军将士作对，真是猖狂到了极点，必须予以迎头痛击！这个地方嘛……”
苑金函的眼光就转到蔡智诚头上来了。
蔡中尉心想，面前这一帮人，不是开飞机的就是修飞机的，只有他自己是正牌的伞兵突击队军官，他不带队谁带队？反正事到如今，只有逼上梁山了。
当即举手表示：“我去”。
苑金函中校点点头，非常满意。
下午六点，十辆“作战卡车”从济南西郊机场出发，向市区疾驰而去。
在驾驶室里紧握方向盘的是空军机械士，在车厢顶上稳操机关枪的是战斗机飞行员——乖乖咙个咚，这可是国军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高素质汽车队。
蔡智诚带领的四辆卡车是这次突击行动的主力。
车队来到大华影院，宪兵们果然早有准备，电影院的楼上摆了机关枪，旁边的海岱旅馆、北洋大戏院（这两个地方现在还叫这名字）的屋顶上也架起了机枪。
可是，宪兵的这种“三角防御体系”能吓唬住陆军，却吓唬不了空军。因为开卡车的机械士根本就不懂这个，无知者无畏！
还没等蔡智诚看清周围的环境，驾驶员就径直把汽车开到了电影院，紧接着，车头顶上的高平机枪“嘟嘟嘟嘟”，开火了。当场把在大门口装模作样、耀武扬威的宪兵们打了个人仰马翻。
蔡智诚心里直骂：“奶奶的，这帮飞行员，在地面打仗跟在天上一样，想开枪就开枪、想开炮就开炮，一点也不听号令，叫我怎么指挥？”
四挺机枪一阵猛扫，如狂风暴雨一般，打死两个宪兵、打伤了七八个。然后，突然就没了声音。
原来，这几个开战斗机的家伙一扣住扳机就不肯松手，三两下就把子弹全打光了。他们又不会换弹匣，急得在车顶上狂呼乱叫：“老蔡老蔡，坏了坏了，没子弹啦！”。
蔡智诚一听：“没子弹了还打个屁呀，快跑吧”。指挥车队加大油门向前猛冲，沿着经一路向西拐了个弯，一溜烟跑回机场去了。
说来也好笑，大华影院原本是宪兵戒备的重点，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空军竟敢这么乱来。飞行员开枪的时候，三个房顶工事也开了枪，可宪兵们全是朝天射击的，等发现空军这边居然是真枪实弹的朝着人打，才连忙掉转枪口还击。可这时候，空军的四辆卡车早已经跑得没影了。
不管怎么样，蔡智诚这一路杀“敌”若干，自己无一损伤，算是大获全胜。
另一边，苑金函率领的队伍也是战果辉煌。
宪兵一营根本没想到空军会来打他们的营部，毫无戒备，眼见三辆架着机枪的大卡车开到，立刻作鸟兽散。
苑金函的手下顿时如入无人之境，先揪住一个没来得及跑掉的文书揍了个半死，然后见什么砸什么。最后发现墙脚里有一大箱文具，于是翻出墨水瓶就往墙上摔，红墨水、蓝墨水、黑墨汁，砸得宪兵营的营部象是开了染房。
这才高奏凯歌回机场了。
进攻大华影院和突袭宪兵营部的两路人马胜利会师，大家就等着攻击连部的队伍凯旋归来。没想到，等来等去，却等来个坏消息。
宪兵二连的连部在经二纬五路的一个巷子里，门口很不起眼，阳永光中队长带着三辆车转来转去，好不容易才找到地方。可是那巷子口又太窄，大卡车进不去，一伙空军只好下车偷袭，先打晕了在门口站岗的宪兵，然后撞开大门往里冲。
就这么一会的工夫，大华影院那边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连部。宪兵们都已知道空军搞的是下毒手的玩法，看见飞行员冲进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掏枪就打。
这回，轮到空军没想到对方会开枪了。一照面，稀哩糊涂的“突击队”就被打死一个中尉分队长和一个少尉机械士。幸亏阳永光上尉在混战中抢回了战友的尸体，一帮残兵败将屁滚尿流地爬上卡车，逃回机场去了。
“连部攻坚战”的惨败刺痛了空军将士们骄傲的心。
苑金函中校面色铁青，他布置好“阵亡者”的灵堂，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奋笔疾书。几分钟后，一篇“声讨济南宪兵残害我空军飞行员和机械士”的控诉状起草完毕，署名是大名鼎鼎的“苑金函”。
济南机场的译电员连夜向全国所有空军单位发送电文。
那一晚上，支援声讨、响应号召的回电如雪片般飞向济南。驻北平、沈阳、西安、重庆、汉口、上海、广州……的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部队在来电中纷纷表示：宪兵鼠辈的残忍行径，意图何其卑鄙、手段何其毒辣，严重伤害了前线将士的战斗激情。
全国各空军场站、各伞兵部队，以及第三快速纵队（蒋纬国所在的部队）也来电声援，要求严惩凶手、揪出背后主谋！
“不解决济南问题，决不起飞作战！”。
从现在起，国军空军实施总罢工了！
事情闹大了。可人家苑金函处长稳坐办公室，神态自若，象没事人一般。这份心理素质！真不愧是空军王牌。
第二天中午，大华影院的经理揣着张百万元支票（相当于当时的十两黄金）到机场来当“调解人”。他戴着玳瑁眼镜，穿西服、拎手杖、坐着小轿车，派头十足。走到办公楼的楼梯上，正好遇见苑金函从楼上下来，苑处长问他是什么人，他就把名片递了上去。苑中校瞄了一眼，一句话没说，抬腿就是一脚，把这位自以为是的经理踹了一跟头，从二楼滚到了一楼。
那家伙爬起来，帽子都顾不上拣，钻进汽车就逃命去了。
第三天下午，宪兵团的团长（山东宪兵司令）也来到机场，“场兵”拦住不让他进办公楼，这位宪兵少将只好站在楼下和二楼走廊上的空军中校对话。宪兵司令的态度还是很不错的，讲了不少好话，最后自责说：“我们宪兵绥靖地方很不够……”，谁知道苑金函把眼睛一瞪：“呸！你们绥靖地方？你们能绥靖，还要我们干什么？”，说完就回屋了，再也没出来。
宪兵少将万般无奈，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莱芜前线请求空军支援的电报一个接一个，可是各飞行部队都按兵不动。徐州的指挥部也发来电报，在对济南空军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的同时，委婉地提出：济南机场能不能先表个态，以战局为重？
苑中校冷笑一声，把电报丢进了废纸篓。
不过，在这些天里，济南机场的气氛也很紧张。一会儿有传言说，山东宪兵团出动攻打飞机场了；一会又有消息说，王耀武要对济南空军下手了。
苑金函对宪兵不在乎，对王耀武还是有点怕。人家王耀武是第二绥靖区的司令，在莱芜前线被围的全是他的部队，万一把王司令搞毛了，还真有可能把济南空军一锅端了。
这时候，青岛空军打电报来说：“不怕，我们支援你们。要是打不赢，我们这里还有美国的海军航空兵，可以派飞机去接你们”。驻在济南机场附近的陆军八十四师也说：“不怕，我们保护你们”，吴化文师长一再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对保证空军的安全。
飞行官们顿时士气高涨，阳永光中队长叫大家做好准备，等一开打，就用P51战斗机去轰炸济南的宪兵司令部，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真是好玩极了。
闹了四五天，空军罢工的事情终于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总裁就让参谋总长陈诚负责处理这事。陈诚和宪兵总司令张镇的关系本来就不好，这时候当然拉偏架，他从徐州发了个电报给王耀武，叫王司令长官和空军协调解决，却把宪兵丢到了一边。
于是，王耀武赶紧来到机场办公楼，和苑金函副处长关起门来谈了两三个小时。说了些什么不知道，反正最后达成的条款是：一、“打架阵亡”的飞行员和机械士追认为“烈士”，由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优厚抚恤烈士家属；二、原驻济南的宪兵一营调离济南；三、从今以后，济南的陆、宪、警纠察队都不得盘查空军人员，空军自己组织纠察队，自己管自己；四、济南的各大娱乐场所都必须设立空军专席，专门招待空军人员。
会谈结束之后，苑金函把协议内容告诉大家，飞行员们勉强表示同意。
当天，济南机场再次向全国空军单位发出通报，这才恢复了正常的飞行活动。
罢工事件平息后的第二天，蔡智诚中尉乘专机飞往南京。二十八中队的飞行官们依依不舍、集体欢送，都说：“老蔡，好朋友，以后常来玩”，蔡智诚心说：“常来玩？多玩两次，老子非上军事法庭不可”。
一个月以后，南京空军总部宣布了对这次“空宪冲突事件”的处理结果：济南机场指挥官、第二军区作战处副处长苑金函中校，受记过处分一次。
1947年2月底，莱芜战役结束。国民党军一个“绥靖”区指挥部、两个军部、七个师共五万六千人被歼灭，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73军军长韩竣等人被俘。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创造了开战以来俘敌数量最多、歼敌速度最快的新纪录。
莱芜战役大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无论如何，国军空军在其中也有小小的一份功劳。
如今，国军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属于第427联队，飞的已经是“IDF”（经国号战斗机），依然是王牌主力，只是不知道现在的脾气怎么样了。
那位苑金函中校，到台湾以后担任过“空军官校”的校长（中将），培养了不少人才。
呵呵，天晓得。说不定，以后还会有类似的笑话好看呢。
国军“空军罢工事件”趣闻
1947年初，莱芜战役爆发，李仙洲指挥的国军9个师被解放军华野的24个师围住了，双方打得如火如荼。
在这个要命的当口，亟待突围的国军步兵当然很需要空军的支援。可是，有那么三五天，战场上空一架飞机也看不见。莱芜前线一天八个电报的催促求救，没有用——空军说：咱们罢工了！
这是怎么回事？
47年2月，蔡智诚从位于北平的“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学习结业，在返回南京的途中，奉命到山东济南机场中转。
当时，他是“空军总司令部直属伞兵总队”的中尉，虽然只是个分队长，却是精锐中的精锐，平常见到步兵的营长团长都不拿正眼瞧一下的。国民党军用机场的“场兵”是伞兵的重要补充兵源，他们训练时可以佩挂伞兵徽章，算是伞兵和空军的“亲戚”。蔡志诚此行的目的就是想了解一下济南“场兵”部队的情况。
蔡中尉到济南的那天，正巧遇到白杨、陶金主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上映，这是轰动全国的大片，时髦青年是非看不可的。蔡智诚和济南飞行场站的几个军官也到“胜利剧院”（后来的济南新华剧院）去看头场，看完之后都说演得好、演得好，感动感动很感动。然后就到饭馆里去喝酒。
喝着喝着，听说有人打架了。
原来，济南场站有个姓彭的中士也来看电影，他在胜利剧院门口发现本单位的一伙军官在那里，觉得不好意思，就跑到“大华剧院”（后来的济南军人剧院）去了。
头一天上演的大片，电影票哪里是那么好买的。售票窗口人山人海，彭中士也不去凑那个热闹，直接走进剧场，找了个好位置就坐下。谁知道，电影还没开演，来了两个宪兵，查票！那还用说，本大爷当然没有票，于是就吵了起来。
“场兵”招收的是中学以上的学生，而宪兵的来源也是中学生，大家都是“秀才兵”，按道理，辩论的水平应该差不多才是。可惜，宪兵入伍以后学习过这个法规那个条例，而“场兵”训练时却没学过法律知识，所以彭中士吵着吵着就吵不赢。他一着急，不当“秀才”当“丘八”，抓起宪兵的钢盔就丢到过道上去了。
这还了得！人家宪兵也是特种兵，《宪兵令》上说得明明白白：“主掌军事警察，兼掌司法警察和普通警察”。上管军下管民，在国统区有生杀之权，属于见神灭神见鬼灭鬼的人物。那顶带白箍的钢盔更是美军式样的标准配备，是宪兵部队引以自豪的宝贝，岂能随便让人扔到地上去！
于是乎，两位宪兵义愤填膺，一人打了“场兵”一拳。
彭中士挨了两拳，恼羞成怒，电影也不看了，跑到胜利剧院去找帮手。
可这时候，蔡智诚他们已经喝酒去了，彭倒霉蛋在剧院门口转悠来转悠去，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个“亲戚”——空军中尉。
这位空军中尉姓李，性格也是个黑旋风。他和彭中士原本不认识，可看见人家胸前的伞兵标志，觉得是一家人，当即把袖子一挽：“走！咱俩上，两个打两个”。
跑回大华剧院，一开打才觉得不对头，人家宪兵变成了四个人。
于是，李空军和彭场兵被摁在地上一顿胖揍，空军的脑袋被打破了、场兵的牙齿被打掉了，等他俩七荤八素爬起来，几个宪兵都跑得没了影。
这下子，李空军气坏了，开着吉普车就去“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找王耀武告状。到了司令长官办公室，王耀武开会去了，只有一个副官在值班。这值星官是个中校，对头破血流的中尉带理不理的，李空军顿时大怒，掏出名片往桌上一扔就走了。这才把中校副官吓了一跳——那个年月可不比现在，不是什么人都能有名片的。
晚上十点多钟，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中将回来了。他看见名片也开始伤脑筋，因为这张名片上写着，该名中尉是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的战斗机飞行员。
国军飞行员，那都是些说洋文、吃美国罐头的角色，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呀。
王耀武一时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他想，不管是谁把空军给打了，先息事宁人再说。于是立刻打电话给济南警备司令吴斌，让他赶紧带着礼品去慰问那个受了委屈的中尉飞行员。
这时候已是夜里十一点了。吴斌中将心说：“不就是个小中尉挨了几拳头吗？急什么，明天再去也不迟”，搁下电话睡觉去了。吴司令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广东茂名人，而且人家进黄埔之前就是孙中山的警卫营长，资格够老，如今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
可他这一睡觉不要紧，空军那边不耐烦了。
李中尉和彭中士从绥靖区司令部出来就遇到了蔡智诚他们，于是大家一起喝酒一起骂宪兵，李空军说：“今天不出这口气，老子没个完！”，战友们都同意。喝到十二点，饭馆打烊了，绥靖区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统统没见动静。
一帮空军火大了，上尉中尉少尉都嚷着：“回机场去，通知弟兄们，明天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第二天一大早，吴斌司令到机场来了。他自己坐着小轿车，后面跟着辆道奇卡车，满载着香烟、糖果、罐头、苹果和大鸭梨。吴司令下了车，直奔空军指挥官的办公室而去。
济南机场是个小场站，只驻扎着空军二十八中队的9架 P51D（野马）战斗机，人不多，军官的住宿和办公都在一栋三层小楼里。这里也没有固定的指挥官，通常是由北平的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司令徐康良）派处长级别的军官轮流到现场管理。
按道理，人家一个老中将，带着礼物来给校官尉官小伙子们陪笑脸，应该没有问题。可这位吴斌中将够倒霉的，偏巧遇上这个月在济南值班的，是二军区三处（作战处）副处长、空军中校苑金函。
苑金函是河北保定人，他可是国民党空军里大名鼎鼎的人物。
这么说吧，“九次负伤、到退休的时候身体里还有子弹没取出来”，这样的人在陆军里也不多见，在空军更是绝无仅有，因为开飞机的人，遇到受伤的时候也就离报销的距离不远了。可这位苑金函勇士就能做到次次大难不死，而且人家还是开战斗机的，你不服都不行。
抗战期间，苑金函也是“王牌飞行员”，打下来日本飞机不少，自己被打下来的次数更多。他受伤的经历十分丰富，就随便说几件吧：
37年8月14日“笕桥空战”，苑金函也是高志航大队的成员，当天，他第一次参加空战，也第一次被打下来。好玩的是，他跳伞以后，正巧落在敌我对峙的阵地中间。一时间，两边的人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从天而降，中国兵喊、日本兵也喊，就象是迎接大明星一样。
降落伞一落地，苑金函撒腿就朝着国军防线狂奔，跑着跑着，被小鬼子一枪打掉半个耳朵，总算是跑回来了。这一仗虽然没有战果，可这一段“五百米越野跑”被无数的望远镜看见了，长官们都夸小伙子的身体素质不错，记者们也很是写了几篇文章，他从此就算是出了名。
8月15日“杭州空战”，苑金函打下一架日本飞机，再次上了报纸。可接着的“8、23罗店空战”，他又被打了下来，还受了伤。红十字会的四名医务人员到战场上抢救他，结果被日军残杀，其中的救护队长苏克已先生是上海很有名的外科大夫。为此，宋美龄女士向全世界发表英语讲话、谴责日军违犯国际公约的行为，红十字会还专门修建了纪念碑，捎带着也让苑金函更出名了。
42年夏天，苑金函中队长在四川梁山机场值勤，突然接到空中电报，说有一架成都飞重庆的中国飞机被三架日军战斗机缠上了，请求救援。当时，梁山机场只有一架P40还能飞，苑金函跳上“战斧”就上天了，上去就打落一架敌机，自己当然也被打了下来，脸部也受了伤。
到了医院才知道，他救的那架飞机上坐的是蒋委员长！这下子可搞大发了，没过多久，苑金函就当上了“中美混合联队”第三大队的大队长。
“混合联队”是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下设的由中美人员合编的飞行团，辖三个大队、十二个中队，每个队里中美双方各有一个队长，“第三大队”是其中的战斗机大队，苑金函就是中方大队长。在当时，“混合联队”实际上是由美方队长指挥的，但美军的飞行员都对苑金函十分崇拜，就连美方大队长班奈德（Bennett）上校也对苑少校客气三分。理由嘛，很简单，一是他胆大、二是他命大，不服不行。
47年2月，在济南机场的这个二十八中队就是第三大队的主力，另外，青岛的美军机场还有一个中队，都要买苑金函中校的面子。
看见吴斌司令来访，苑金函就把受伤的李中尉叫到办公室去了，李小伙头缠纱布，满脸悲愤，见了吴斌爱理不理的。
这时候，蔡智诚住在一楼，看见楼上的飞行官们纷纷跑下来，把警备司令部送来的慰问品往上搬，他也过去帮忙。可是，飞行员拿了这些东西似乎并不准备吃，他们两人一组，有的躲在二楼（办公室）走廊边，有的守在三楼凉台上，好象是突击队一样。
二十八中队的中队长阳永光上尉说：“别急，听信号！”
过了一会，吴斌从办公室里出来了，苑金函倒是没说什么，只听见李中尉在屋里嚷：“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来讲这些，我不听。叫王耀武来评理！”。接着，办公室的门“砰”的就关上了。
屋子外面，阳永光中队长高呼一声：“打！”。
好家伙，各种慰问品象雨点一般向吴斌中将飞去。蔡智诚的手里原本抓着个牛肉罐头，想了想又换成了苹果，他是受过特种训练的，要真是一罐头甩过去，非把老吴头当场砸死不可。
可怜的吴司令抱头鼠窜钻进车子，他那辆轿车也被砸得一塌糊涂，一溜烟跑了。
空军大获全胜，欢呼雀跃、哈哈大笑，那苑金函也是满脸的得意。
上午九点多钟，苑金函处长下达命令：“驻济南空军官兵一律在机场集中，没有命令不得外出，违者军法从事”。蔡智诚一听，觉得有道理，这时候确实不能再惹事了，还必须防着别人报复。
没想到，过了不一会，办公楼前开来了十辆卡车。一伙军士把车子前面的军牌号和车门上的“空军”字样都用油漆涂掉，还在车头顶上安装了高平机枪。接着，二十八中队的十名飞行员和十名军械士也挎着航空手枪出门了。
蔡智诚傻了：怎么回事？苑金函这愣小子还想玩真格的呀？
………
苑金函这家伙，在天上是个浑不怕，在地上也是傻大胆，他还真的要指挥着一帮空军到济南城里搞突袭。
按苑处长的说法，既然打伤飞行员的是宪兵，那就要在宪兵身上把面子找回来。“不把济南宪兵收拾老实了，他们还不知道马王爷头上长了几只眼！”
当时，国民党宪兵部队在全国的分布规律是每个省一个团，在济南市区，除了有个宪兵团部（宪兵司令部），还有个宪兵第一营。
人家苑金函毕竟是领导，做事“有分寸”。他说：“弟兄们，凡事要讲道理。胡作非为的是纠察队的小兵，宪兵司令部的人不知情，放过他们算了。咱们把宪兵营揍一顿，怎么样？”
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就听军区作战处的苑副处长布置战术。
苑长官一大早就打电话问过情报了，心中早有计划：“宪兵一营的营部在经二纬二路，这地方由本处长亲自带队前去收拾；殴打李中尉的那几个宪兵属于一营二连，连部在经二纬五路，这地方也不能放过，着阳永光中队长负责捣毁；此外，大华电影院是宪兵肇事的犯罪现场，并据可靠消息，自昨晚起就有大批宪兵在那里戒备，企图与我空军将士作对，真是猖狂到了极点，必须予以迎头痛击！这个地方嘛……”
苑金函的眼光就转到蔡智诚头上来了。
蔡中尉心想，面前这一帮人，不是开飞机的就是修飞机的，只有他自己是正牌的伞兵突击队军官，他不带队谁带队？反正事到如今，只有逼上梁山了。
当即举手表示：“我去”。
苑金函中校点点头，非常满意。
下午六点，十辆“作战卡车”从济南西郊机场出发，向市区疾驰而去。
在驾驶室里紧握方向盘的是空军机械士，在车厢顶上稳操机关枪的是战斗机飞行员——乖乖咙个咚，这可是国军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高素质汽车队。
蔡智诚带领的四辆卡车是这次突击行动的主力。
车队来到大华影院，宪兵们果然早有准备，电影院的楼上摆了机关枪，旁边的海岱旅馆、北洋大戏院（这两个地方现在还叫这名字）的屋顶上也架起了机枪。
可是，宪兵的这种“三角防御体系”能吓唬住陆军，却吓唬不了空军。因为开卡车的机械士根本就不懂这个，无知者无畏！
还没等蔡智诚看清周围的环境，驾驶员就径直把汽车开到了电影院，紧接着，车头顶上的高平机枪“嘟嘟嘟嘟”，开火了。当场把在大门口装模作样、耀武扬威的宪兵们打了个人仰马翻。
蔡智诚心里直骂：“奶奶的，这帮飞行员，在地面打仗跟在天上一样，想开枪就开枪、想开炮就开炮，一点也不听号令，叫我怎么指挥？”
四挺机枪一阵猛扫，如狂风暴雨一般，打死两个宪兵、打伤了七八个。然后，突然就没了声音。
原来，这几个开战斗机的家伙一扣住扳机就不肯松手，三两下就把子弹全打光了。他们又不会换弹匣，急得在车顶上狂呼乱叫：“老蔡老蔡，坏了坏了，没子弹啦！”。
蔡智诚一听：“没子弹了还打个屁呀，快跑吧”。指挥车队加大油门向前猛冲，沿着经一路向西拐了个弯，一溜烟跑回机场去了。
说来也好笑，大华影院原本是宪兵戒备的重点，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空军竟敢这么乱来。飞行员开枪的时候，三个房顶工事也开了枪，可宪兵们全是朝天射击的，等发现空军这边居然是真枪实弹的朝着人打，才连忙掉转枪口还击。可这时候，空军的四辆卡车早已经跑得没影了。
不管怎么样，蔡智诚这一路杀“敌”若干，自己无一损伤，算是大获全胜。
另一边，苑金函率领的队伍也是战果辉煌。
宪兵一营根本没想到空军会来打他们的营部，毫无戒备，眼见三辆架着机枪的大卡车开到，立刻作鸟兽散。
苑金函的手下顿时如入无人之境，先揪住一个没来得及跑掉的文书揍了个半死，然后见什么砸什么。最后发现墙脚里有一大箱文具，于是翻出墨水瓶就往墙上摔，红墨水、蓝墨水、黑墨汁，砸得宪兵营的营部象是开了染房。
这才高奏凯歌回机场了。
进攻大华影院和突袭宪兵营部的两路人马胜利会师，大家就等着攻击连部的队伍凯旋归来。没想到，等来等去，却等来个坏消息。
宪兵二连的连部在经二纬五路的一个巷子里，门口很不起眼，阳永光中队长带着三辆车转来转去，好不容易才找到地方。可是那巷子口又太窄，大卡车进不去，一伙空军只好下车偷袭，先打晕了在门口站岗的宪兵，然后撞开大门往里冲。
就这么一会的工夫，大华影院那边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连部。宪兵们都已知道空军搞的是下毒手的玩法，看见飞行员冲进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掏枪就打。
这回，轮到空军没想到对方会开枪了。一照面，稀哩糊涂的“突击队”就被打死一个中尉分队长和一个少尉机械士。幸亏阳永光上尉在混战中抢回了战友的尸体，一帮残兵败将屁滚尿流地爬上卡车，逃回机场去了。
“连部攻坚战”的惨败刺痛了空军将士们骄傲的心。
苑金函中校面色铁青，他布置好“阵亡者”的灵堂，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奋笔疾书。几分钟后，一篇“声讨济南宪兵残害我空军飞行员和机械士”的控诉状起草完毕，署名是大名鼎鼎的“苑金函”。
济南机场的译电员连夜向全国所有空军单位发送电文。
那一晚上，支援声讨、响应号召的回电如雪片般飞向济南。驻北平、沈阳、西安、重庆、汉口、上海、广州……的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部队在来电中纷纷表示：宪兵鼠辈的残忍行径，意图何其卑鄙、手段何其毒辣，严重伤害了前线将士的战斗激情。
全国各空军场站、各伞兵部队，以及第三快速纵队（蒋纬国所在的部队）也来电声援，要求严惩凶手、揪出背后主谋！
“不解决济南问题，决不起飞作战！”。
从现在起，国军空军实施总罢工了！
事情闹大了。可人家苑金函处长稳坐办公室，神态自若，象没事人一般。这份心理素质！真不愧是空军王牌。
第二天中午，大华影院的经理揣着张百万元支票（相当于当时的十两黄金）到机场来当“调解人”。他戴着玳瑁眼镜，穿西服、拎手杖、坐着小轿车，派头十足。走到办公楼的楼梯上，正好遇见苑金函从楼上下来，苑处长问他是什么人，他就把名片递了上去。苑中校瞄了一眼，一句话没说，抬腿就是一脚，把这位自以为是的经理踹了一跟头，从二楼滚到了一楼。
那家伙爬起来，帽子都顾不上拣，钻进汽车就逃命去了。
第三天下午，宪兵团的团长（山东宪兵司令）也来到机场，“场兵”拦住不让他进办公楼，这位宪兵少将只好站在楼下和二楼走廊上的空军中校对话。宪兵司令的态度还是很不错的，讲了不少好话，最后自责说：“我们宪兵绥靖地方很不够……”，谁知道苑金函把眼睛一瞪：“呸！你们绥靖地方？你们能绥靖，还要我们干什么？”，说完就回屋了，再也没出来。
宪兵少将万般无奈，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莱芜前线请求空军支援的电报一个接一个，可是各飞行部队都按兵不动。徐州的指挥部也发来电报，在对济南空军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的同时，委婉地提出：济南机场能不能先表个态，以战局为重？
苑中校冷笑一声，把电报丢进了废纸篓。
不过，在这些天里，济南机场的气氛也很紧张。一会儿有传言说，山东宪兵团出动攻打飞机场了；一会又有消息说，王耀武要对济南空军下手了。
苑金函对宪兵不在乎，对王耀武还是有点怕。人家王耀武是第二绥靖区的司令，在莱芜前线被围的全是他的部队，万一把王司令搞毛了，还真有可能把济南空军一锅端了。
这时候，青岛空军打电报来说：“不怕，我们支援你们。要是打不赢，我们这里还有美国的海军航空兵，可以派飞机去接你们”。驻在济南机场附近的陆军八十四师也说：“不怕，我们保护你们”，吴化文师长一再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对保证空军的安全。
飞行官们顿时士气高涨，阳永光中队长叫大家做好准备，等一开打，就用P51战斗机去轰炸济南的宪兵司令部，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真是好玩极了。
闹了四五天，空军罢工的事情终于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总裁就让参谋总长陈诚负责处理这事。陈诚和宪兵总司令张镇的关系本来就不好，这时候当然拉偏架，他从徐州发了个电报给王耀武，叫王司令长官和空军协调解决，却把宪兵丢到了一边。
于是，王耀武赶紧来到机场办公楼，和苑金函副处长关起门来谈了两三个小时。说了些什么不知道，反正最后达成的条款是：一、“打架阵亡”的飞行员和机械士追认为“烈士”，由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优厚抚恤烈士家属；二、原驻济南的宪兵一营调离济南；三、从今以后，济南的陆、宪、警纠察队都不得盘查空军人员，空军自己组织纠察队，自己管自己；四、济南的各大娱乐场所都必须设立空军专席，专门招待空军人员。
会谈结束之后，苑金函把协议内容告诉大家，飞行员们勉强表示同意。
当天，济南机场再次向全国空军单位发出通报，这才恢复了正常的飞行活动。
罢工事件平息后的第二天，蔡智诚中尉乘专机飞往南京。二十八中队的飞行官们依依不舍、集体欢送，都说：“老蔡，好朋友，以后常来玩”，蔡智诚心说：“常来玩？多玩两次，老子非上军事法庭不可”。
一个月以后，南京空军总部宣布了对这次“空宪冲突事件”的处理结果：济南机场指挥官、第二军区作战处副处长苑金函中校，受记过处分一次。
1947年2月底，莱芜战役结束。国民党军一个“绥靖”区指挥部、两个军部、七个师共五万六千人被歼灭，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73军军长韩竣等人被俘。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创造了开战以来俘敌数量最多、歼敌速度最快的新纪录。
莱芜战役大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无论如何，国军空军在其中也有小小的一份功劳。
如今，国军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属于第427联队，飞的已经是“IDF”（经国号战斗机），依然是王牌主力，只是不知道现在的脾气怎么样了。
那位苑金函中校，到台湾以后担任过“空军官校”的校长（中将），培养了不少人才。
呵呵，天晓得。说不定，以后还会有类似的笑话好看呢。这是一个长篇系列中的一节 后续,还会有很多故事中相关的人和他们身边人的事 其中 蔡智诚,蔡智明,蔡智慧,蔡智仁,蔡智兰是兄弟姐 妹
国军“空军罢工事件”趣闻
1947年初，莱芜战役爆发，李仙洲指挥的国军9个师被解放军华野的24个师围住了，双方打得如火如荼。
在这个要命的当口，亟待突围的国军步兵当然很需要空军的支援。可是，有那么三五天，战场上空一架飞机也看不见。莱芜前线一天八个电报的催促求救，没有用——空军说：咱们罢工了！
这是怎么回事？
47年2月，蔡智诚从位于北平的“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学习结业，在返回南京的途中，奉命到山东济南机场中转。
当时，他是“空军总司令部直属伞兵总队”的中尉，虽然只是个分队长，却是精锐中的精锐，平常见到步兵的营长团长都不拿正眼瞧一下的。国民党军用机场的“场兵”是伞兵的重要补充兵源，他们训练时可以佩挂伞兵徽章，算是伞兵和空军的“亲戚”。蔡志诚此行的目的就是想了解一下济南“场兵”部队的情况。
蔡中尉到济南的那天，正巧遇到白杨、陶金主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上映，这是轰动全国的大片，时髦青年是非看不可的。蔡智诚和济南飞行场站的几个军官也到“胜利剧院”（后来的济南新华剧院）去看头场，看完之后都说演得好、演得好，感动感动很感动。然后就到饭馆里去喝酒。
喝着喝着，听说有人打架了。
原来，济南场站有个姓彭的中士也来看电影，他在胜利剧院门口发现本单位的一伙军官在那里，觉得不好意思，就跑到“大华剧院”（后来的济南军人剧院）去了。
头一天上演的大片，电影票哪里是那么好买的。售票窗口人山人海，彭中士也不去凑那个热闹，直接走进剧场，找了个好位置就坐下。谁知道，电影还没开演，来了两个宪兵，查票！那还用说，本大爷当然没有票，于是就吵了起来。
“场兵”招收的是中学以上的学生，而宪兵的来源也是中学生，大家都是“秀才兵”，按道理，辩论的水平应该差不多才是。可惜，宪兵入伍以后学习过这个法规那个条例，而“场兵”训练时却没学过法律知识，所以彭中士吵着吵着就吵不赢。他一着急，不当“秀才”当“丘八”，抓起宪兵的钢盔就丢到过道上去了。
这还了得！人家宪兵也是特种兵，《宪兵令》上说得明明白白：“主掌军事警察，兼掌司法警察和普通警察”。上管军下管民，在国统区有生杀之权，属于见神灭神见鬼灭鬼的人物。那顶带白箍的钢盔更是美军式样的标准配备，是宪兵部队引以自豪的宝贝，岂能随便让人扔到地上去！
于是乎，两位宪兵义愤填膺，一人打了“场兵”一拳。
彭中士挨了两拳，恼羞成怒，电影也不看了，跑到胜利剧院去找帮手。
可这时候，蔡智诚他们已经喝酒去了，彭倒霉蛋在剧院门口转悠来转悠去，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个“亲戚”——空军中尉。
这位空军中尉姓李，性格也是个黑旋风。他和彭中士原本不认识，可看见人家胸前的伞兵标志，觉得是一家人，当即把袖子一挽：“走！咱俩上，两个打两个”。
跑回大华剧院，一开打才觉得不对头，人家宪兵变成了四个人。
于是，李空军和彭场兵被摁在地上一顿胖揍，空军的脑袋被打破了、场兵的牙齿被打掉了，等他俩七荤八素爬起来，几个宪兵都跑得没了影。
这下子，李空军气坏了，开着吉普车就去“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找王耀武告状。到了司令长官办公室，王耀武开会去了，只有一个副官在值班。这值星官是个中校，对头破血流的中尉带理不理的，李空军顿时大怒，掏出名片往桌上一扔就走了。这才把中校副官吓了一跳——那个年月可不比现在，不是什么人都能有名片的。
晚上十点多钟，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中将回来了。他看见名片也开始伤脑筋，因为这张名片上写着，该名中尉是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的战斗机飞行员。
国军飞行员，那都是些说洋文、吃美国罐头的角色，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呀。
王耀武一时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他想，不管是谁把空军给打了，先息事宁人再说。于是立刻打电话给济南警备司令吴斌，让他赶紧带着礼品去慰问那个受了委屈的中尉飞行员。
这时候已是夜里十一点了。吴斌中将心说：“不就是个小中尉挨了几拳头吗？急什么，明天再去也不迟”，搁下电话睡觉去了。吴司令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广东茂名人，而且人家进黄埔之前就是孙中山的警卫营长，资格够老，如今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
可他这一睡觉不要紧，空军那边不耐烦了。
李中尉和彭中士从绥靖区司令部出来就遇到了蔡智诚他们，于是大家一起喝酒一起骂宪兵，李空军说：“今天不出这口气，老子没个完！”，战友们都同意。喝到十二点，饭馆打烊了，绥靖区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统统没见动静。
一帮空军火大了，上尉中尉少尉都嚷着：“回机场去，通知弟兄们，明天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第二天一大早，吴斌司令到机场来了。他自己坐着小轿车，后面跟着辆道奇卡车，满载着香烟、糖果、罐头、苹果和大鸭梨。吴司令下了车，直奔空军指挥官的办公室而去。
济南机场是个小场站，只驻扎着空军二十八中队的9架 P51D（野马）战斗机，人不多，军官的住宿和办公都在一栋三层小楼里。这里也没有固定的指挥官，通常是由北平的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司令徐康良）派处长级别的军官轮流到现场管理。
按道理，人家一个老中将，带着礼物来给校官尉官小伙子们陪笑脸，应该没有问题。可这位吴斌中将够倒霉的，偏巧遇上这个月在济南值班的，是二军区三处（作战处）副处长、空军中校苑金函。
苑金函是河北保定人，他可是国民党空军里大名鼎鼎的人物。
这么说吧，“九次负伤、到退休的时候身体里还有子弹没取出来”，这样的人在陆军里也不多见，在空军更是绝无仅有，因为开飞机的人，遇到受伤的时候也就离报销的距离不远了。可这位苑金函勇士就能做到次次大难不死，而且人家还是开战斗机的，你不服都不行。
抗战期间，苑金函也是“王牌飞行员”，打下来日本飞机不少，自己被打下来的次数更多。他受伤的经历十分丰富，就随便说几件吧：
37年8月14日“笕桥空战”，苑金函也是高志航大队的成员，当天，他第一次参加空战，也第一次被打下来。好玩的是，他跳伞以后，正巧落在敌我对峙的阵地中间。一时间，两边的人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从天而降，中国兵喊、日本兵也喊，就象是迎接大明星一样。
降落伞一落地，苑金函撒腿就朝着国军防线狂奔，跑着跑着，被小鬼子一枪打掉半个耳朵，总算是跑回来了。这一仗虽然没有战果，可这一段“五百米越野跑”被无数的望远镜看见了，长官们都夸小伙子的身体素质不错，记者们也很是写了几篇文章，他从此就算是出了名。
8月15日“杭州空战”，苑金函打下一架日本飞机，再次上了报纸。可接着的“8、23罗店空战”，他又被打了下来，还受了伤。红十字会的四名医务人员到战场上抢救他，结果被日军残杀，其中的救护队长苏克已先生是上海很有名的外科大夫。为此，宋美龄女士向全世界发表英语讲话、谴责日军违犯国际公约的行为，红十字会还专门修建了纪念碑，捎带着也让苑金函更出名了。
42年夏天，苑金函中队长在四川梁山机场值勤，突然接到空中电报，说有一架成都飞重庆的中国飞机被三架日军战斗机缠上了，请求救援。当时，梁山机场只有一架P40还能飞，苑金函跳上“战斧”就上天了，上去就打落一架敌机，自己当然也被打了下来，脸部也受了伤。
到了医院才知道，他救的那架飞机上坐的是蒋委员长！这下子可搞大发了，没过多久，苑金函就当上了“中美混合联队”第三大队的大队长。
“混合联队”是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下设的由中美人员合编的飞行团，辖三个大队、十二个中队，每个队里中美双方各有一个队长，“第三大队”是其中的战斗机大队，苑金函就是中方大队长。在当时，“混合联队”实际上是由美方队长指挥的，但美军的飞行员都对苑金函十分崇拜，就连美方大队长班奈德（Bennett）上校也对苑少校客气三分。理由嘛，很简单，一是他胆大、二是他命大，不服不行。
47年2月，在济南机场的这个二十八中队就是第三大队的主力，另外，青岛的美军机场还有一个中队，都要买苑金函中校的面子。
看见吴斌司令来访，苑金函就把受伤的李中尉叫到办公室去了，李小伙头缠纱布，满脸悲愤，见了吴斌爱理不理的。
这时候，蔡智诚住在一楼，看见楼上的飞行官们纷纷跑下来，把警备司令部送来的慰问品往上搬，他也过去帮忙。可是，飞行员拿了这些东西似乎并不准备吃，他们两人一组，有的躲在二楼（办公室）走廊边，有的守在三楼凉台上，好象是突击队一样。
二十八中队的中队长阳永光上尉说：“别急，听信号！”
过了一会，吴斌从办公室里出来了，苑金函倒是没说什么，只听见李中尉在屋里嚷：“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来讲这些，我不听。叫王耀武来评理！”。接着，办公室的门“砰”的就关上了。
屋子外面，阳永光中队长高呼一声：“打！”。
好家伙，各种慰问品象雨点一般向吴斌中将飞去。蔡智诚的手里原本抓着个牛肉罐头，想了想又换成了苹果，他是受过特种训练的，要真是一罐头甩过去，非把老吴头当场砸死不可。
可怜的吴司令抱头鼠窜钻进车子，他那辆轿车也被砸得一塌糊涂，一溜烟跑了。
空军大获全胜，欢呼雀跃、哈哈大笑，那苑金函也是满脸的得意。
上午九点多钟，苑金函处长下达命令：“驻济南空军官兵一律在机场集中，没有命令不得外出，违者军法从事”。蔡智诚一听，觉得有道理，这时候确实不能再惹事了，还必须防着别人报复。
没想到，过了不一会，办公楼前开来了十辆卡车。一伙军士把车子前面的军牌号和车门上的“空军”字样都用油漆涂掉，还在车头顶上安装了高平机枪。接着，二十八中队的十名飞行员和十名军械士也挎着航空手枪出门了。
蔡智诚傻了：怎么回事？苑金函这愣小子还想玩真格的呀？
………
苑金函这家伙，在天上是个浑不怕，在地上也是傻大胆，他还真的要指挥着一帮空军到济南城里搞突袭。
按苑处长的说法，既然打伤飞行员的是宪兵，那就要在宪兵身上把面子找回来。“不把济南宪兵收拾老实了，他们还不知道马王爷头上长了几只眼！”
当时，国民党宪兵部队在全国的分布规律是每个省一个团，在济南市区，除了有个宪兵团部（宪兵司令部），还有个宪兵第一营。
人家苑金函毕竟是领导，做事“有分寸”。他说：“弟兄们，凡事要讲道理。胡作非为的是纠察队的小兵，宪兵司令部的人不知情，放过他们算了。咱们把宪兵营揍一顿，怎么样？”
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就听军区作战处的苑副处长布置战术。
苑长官一大早就打电话问过情报了，心中早有计划：“宪兵一营的营部在经二纬二路，这地方由本处长亲自带队前去收拾；殴打李中尉的那几个宪兵属于一营二连，连部在经二纬五路，这地方也不能放过，着阳永光中队长负责捣毁；此外，大华电影院是宪兵肇事的犯罪现场，并据可靠消息，自昨晚起就有大批宪兵在那里戒备，企图与我空军将士作对，真是猖狂到了极点，必须予以迎头痛击！这个地方嘛……”
苑金函的眼光就转到蔡智诚头上来了。
蔡中尉心想，面前这一帮人，不是开飞机的就是修飞机的，只有他自己是正牌的伞兵突击队军官，他不带队谁带队？反正事到如今，只有逼上梁山了。
当即举手表示：“我去”。
苑金函中校点点头，非常满意。
下午六点，十辆“作战卡车”从济南西郊机场出发，向市区疾驰而去。
在驾驶室里紧握方向盘的是空军机械士，在车厢顶上稳操机关枪的是战斗机飞行员——乖乖咙个咚，这可是国军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高素质汽车队。
蔡智诚带领的四辆卡车是这次突击行动的主力。
车队来到大华影院，宪兵们果然早有准备，电影院的楼上摆了机关枪，旁边的海岱旅馆、北洋大戏院（这两个地方现在还叫这名字）的屋顶上也架起了机枪。
可是，宪兵的这种“三角防御体系”能吓唬住陆军，却吓唬不了空军。因为开卡车的机械士根本就不懂这个，无知者无畏！
还没等蔡智诚看清周围的环境，驾驶员就径直把汽车开到了电影院，紧接着，车头顶上的高平机枪“嘟嘟嘟嘟”，开火了。当场把在大门口装模作样、耀武扬威的宪兵们打了个人仰马翻。
蔡智诚心里直骂：“奶奶的，这帮飞行员，在地面打仗跟在天上一样，想开枪就开枪、想开炮就开炮，一点也不听号令，叫我怎么指挥？”
四挺机枪一阵猛扫，如狂风暴雨一般，打死两个宪兵、打伤了七八个。然后，突然就没了声音。
原来，这几个开战斗机的家伙一扣住扳机就不肯松手，三两下就把子弹全打光了。他们又不会换弹匣，急得在车顶上狂呼乱叫：“老蔡老蔡，坏了坏了，没子弹啦！”。
蔡智诚一听：“没子弹了还打个屁呀，快跑吧”。指挥车队加大油门向前猛冲，沿着经一路向西拐了个弯，一溜烟跑回机场去了。
说来也好笑，大华影院原本是宪兵戒备的重点，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空军竟敢这么乱来。飞行员开枪的时候，三个房顶工事也开了枪，可宪兵们全是朝天射击的，等发现空军这边居然是真枪实弹的朝着人打，才连忙掉转枪口还击。可这时候，空军的四辆卡车早已经跑得没影了。
不管怎么样，蔡智诚这一路杀“敌”若干，自己无一损伤，算是大获全胜。
另一边，苑金函率领的队伍也是战果辉煌。
宪兵一营根本没想到空军会来打他们的营部，毫无戒备，眼见三辆架着机枪的大卡车开到，立刻作鸟兽散。
苑金函的手下顿时如入无人之境，先揪住一个没来得及跑掉的文书揍了个半死，然后见什么砸什么。最后发现墙脚里有一大箱文具，于是翻出墨水瓶就往墙上摔，红墨水、蓝墨水、黑墨汁，砸得宪兵营的营部象是开了染房。
这才高奏凯歌回机场了。
进攻大华影院和突袭宪兵营部的两路人马胜利会师，大家就等着攻击连部的队伍凯旋归来。没想到，等来等去，却等来个坏消息。
宪兵二连的连部在经二纬五路的一个巷子里，门口很不起眼，阳永光中队长带着三辆车转来转去，好不容易才找到地方。可是那巷子口又太窄，大卡车进不去，一伙空军只好下车偷袭，先打晕了在门口站岗的宪兵，然后撞开大门往里冲。
就这么一会的工夫，大华影院那边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连部。宪兵们都已知道空军搞的是下毒手的玩法，看见飞行员冲进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掏枪就打。
这回，轮到空军没想到对方会开枪了。一照面，稀哩糊涂的“突击队”就被打死一个中尉分队长和一个少尉机械士。幸亏阳永光上尉在混战中抢回了战友的尸体，一帮残兵败将屁滚尿流地爬上卡车，逃回机场去了。
“连部攻坚战”的惨败刺痛了空军将士们骄傲的心。
苑金函中校面色铁青，他布置好“阵亡者”的灵堂，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奋笔疾书。几分钟后，一篇“声讨济南宪兵残害我空军飞行员和机械士”的控诉状起草完毕，署名是大名鼎鼎的“苑金函”。
济南机场的译电员连夜向全国所有空军单位发送电文。
那一晚上，支援声讨、响应号召的回电如雪片般飞向济南。驻北平、沈阳、西安、重庆、汉口、上海、广州……的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部队在来电中纷纷表示：宪兵鼠辈的残忍行径，意图何其卑鄙、手段何其毒辣，严重伤害了前线将士的战斗激情。
全国各空军场站、各伞兵部队，以及第三快速纵队（蒋纬国所在的部队）也来电声援，要求严惩凶手、揪出背后主谋！
“不解决济南问题，决不起飞作战！”。
从现在起，国军空军实施总罢工了！
事情闹大了。可人家苑金函处长稳坐办公室，神态自若，象没事人一般。这份心理素质！真不愧是空军王牌。
第二天中午，大华影院的经理揣着张百万元支票（相当于当时的十两黄金）到机场来当“调解人”。他戴着玳瑁眼镜，穿西服、拎手杖、坐着小轿车，派头十足。走到办公楼的楼梯上，正好遇见苑金函从楼上下来，苑处长问他是什么人，他就把名片递了上去。苑中校瞄了一眼，一句话没说，抬腿就是一脚，把这位自以为是的经理踹了一跟头，从二楼滚到了一楼。
那家伙爬起来，帽子都顾不上拣，钻进汽车就逃命去了。
第三天下午，宪兵团的团长（山东宪兵司令）也来到机场，“场兵”拦住不让他进办公楼，这位宪兵少将只好站在楼下和二楼走廊上的空军中校对话。宪兵司令的态度还是很不错的，讲了不少好话，最后自责说：“我们宪兵绥靖地方很不够……”，谁知道苑金函把眼睛一瞪：“呸！你们绥靖地方？你们能绥靖，还要我们干什么？”，说完就回屋了，再也没出来。
宪兵少将万般无奈，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莱芜前线请求空军支援的电报一个接一个，可是各飞行部队都按兵不动。徐州的指挥部也发来电报，在对济南空军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的同时，委婉地提出：济南机场能不能先表个态，以战局为重？
苑中校冷笑一声，把电报丢进了废纸篓。
不过，在这些天里，济南机场的气氛也很紧张。一会儿有传言说，山东宪兵团出动攻打飞机场了；一会又有消息说，王耀武要对济南空军下手了。
苑金函对宪兵不在乎，对王耀武还是有点怕。人家王耀武是第二绥靖区的司令，在莱芜前线被围的全是他的部队，万一把王司令搞毛了，还真有可能把济南空军一锅端了。
这时候，青岛空军打电报来说：“不怕，我们支援你们。要是打不赢，我们这里还有美国的海军航空兵，可以派飞机去接你们”。驻在济南机场附近的陆军八十四师也说：“不怕，我们保护你们”，吴化文师长一再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对保证空军的安全。
飞行官们顿时士气高涨，阳永光中队长叫大家做好准备，等一开打，就用P51战斗机去轰炸济南的宪兵司令部，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真是好玩极了。
闹了四五天，空军罢工的事情终于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总裁就让参谋总长陈诚负责处理这事。陈诚和宪兵总司令张镇的关系本来就不好，这时候当然拉偏架，他从徐州发了个电报给王耀武，叫王司令长官和空军协调解决，却把宪兵丢到了一边。
于是，王耀武赶紧来到机场办公楼，和苑金函副处长关起门来谈了两三个小时。说了些什么不知道，反正最后达成的条款是：一、“打架阵亡”的飞行员和机械士追认为“烈士”，由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优厚抚恤烈士家属；二、原驻济南的宪兵一营调离济南；三、从今以后，济南的陆、宪、警纠察队都不得盘查空军人员，空军自己组织纠察队，自己管自己；四、济南的各大娱乐场所都必须设立空军专席，专门招待空军人员。
会谈结束之后，苑金函把协议内容告诉大家，飞行员们勉强表示同意。
当天，济南机场再次向全国空军单位发出通报，这才恢复了正常的飞行活动。
罢工事件平息后的第二天，蔡智诚中尉乘专机飞往南京。二十八中队的飞行官们依依不舍、集体欢送，都说：“老蔡，好朋友，以后常来玩”，蔡智诚心说：“常来玩？多玩两次，老子非上军事法庭不可”。
一个月以后，南京空军总部宣布了对这次“空宪冲突事件”的处理结果：济南机场指挥官、第二军区作战处副处长苑金函中校，受记过处分一次。
1947年2月底，莱芜战役结束。国民党军一个“绥靖”区指挥部、两个军部、七个师共五万六千人被歼灭，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73军军长韩竣等人被俘。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创造了开战以来俘敌数量最多、歼敌速度最快的新纪录。
莱芜战役大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无论如何，国军空军在其中也有小小的一份功劳。
如今，国军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属于第427联队，飞的已经是“IDF”（经国号战斗机），依然是王牌主力，只是不知道现在的脾气怎么样了。
那位苑金函中校，到台湾以后担任过“空军官校”的校长（中将），培养了不少人才。
呵呵，天晓得。说不定，以后还会有类似的笑话好看呢。
前些时候，西西河网站的一位河友发贴子，说他将要和外国朋友到西藏去、希望借旅游的机会开导一下那些个满脑子“达赖观念”的老外，请大家支招想办法。河里的跟贴很多，有建议讲解西藏宗教史的、有提倡揭露“人皮鼓”和“骷髅碗”的，还有人主张直截了当：“拳头大的说话，就是不让西藏独立，你想咋地？”……真是好玩极了。
马甲我对西藏的事情知之甚少、也没有和洋人打过交道，在这个问题上不具备出主意的资格。不过，我倒是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本《进藏手记》，愿意把里面的故事讲出来，供朋友们做个参考。
严格说来，这本《进藏手记》其实是“进藏途中的记录”，因为笔记的主人还没有到达西藏就转身奔赴抗日前线、并且牺牲在战场上了。所以，今天，我也只能通过其中零散的记录，叙述这段没有结果的往事……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
1935年，蔡智明考取了南京的中央宪兵学校。
这所学校是当年3月份成立的，学制一年半，模仿日本的样式培养宪兵军官。因为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是宪兵司令谷正伦，生源中除了“学生队”来自高中毕业生、其他的“学员队”和“军士队”都来自于陆军，所以，也有人称这个学校是陆军“黑埔军校”。
蔡智明是该校第一期学生队的学生。
8月的一天，正在上课的他和班上的五个贵州同乡接到通知：速到教务处报到。
进了办公室，教务主任和宪兵司令部的军官正在翻阅学员的档案，一个胖胖的中校问道：“你们有谁知道班禅和达赖？”
几位同学目瞪口呆，暗自琢磨这两样东西到底是吃的还是穿的。
只有蔡智明回答说：“班禅和达赖是西藏的喇嘛，是藏传佛教里的活佛”。
胖中校很高兴：“哦，你家里是信奉黄教的么？”
“学生家教以儒学为本，向来与僧道无缘”
“嗯……你对藏族有什么看法？”
“先总理孙中山先生主张五族共和，藏族是五族之一，也是中华旗帜下的一员”
长官很满意，叫学生们先回去上课。
回教室的路上，几个同乡同学都挺佩服蔡智明，惊讶他居然能知道喇嘛的名字。蔡智明老老实实地坦白——去年他到杭州的灵隐寺游玩，正巧遇上班禅在那里举办“时轮金刚法会”，上海滩的大佬杜月笙为了给大师捧场子、摆流水席免费招待信徒们吃喝，蔡智明在吃白食的时候冷不丁听到的一点“知识”，刚才已经全部奉献出来，长官若是再问什么，他也只好傻眼了。
同学们哈哈大笑，蔡智明心里却难免纳闷：司令部的长官特意把大家召集起来，却只提了这么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到底是为什么？
第二天，一道命令传到学校，委任蔡智明同学为“西陲宣化使”护卫大队的中尉文书。
蔡同学顿时懵了。按规定，宪兵学校的毕业生要先当一年的预备官，转正之后才能授予少尉军衔，可他倒好，刚进校几个月、还没毕业就当了中尉，这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个“西陲宣化使”是个什么人物？
原来，所谓“西陲宣化使”，就是九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
十多年来，这位“致忠阐化大师”（曹琨授的称号）、“宣诚济世大师”（段琪瑞给的封号）、“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南京国民政府册封的国师）一直在内地流亡，现在，蒋委员长任命他为“西陲宣化使”和国民政府委员，他要回西藏去了。
按照大清朝留下的规矩，国师回家，要派专使陪伴、还要派卫队护送。国民政府于是组建了“护送专使行署”，蒋委员长还下令成立“护卫大队”，规定护卫队员从全国宪兵中挑选，标准是：一要懂规矩守纪律、二要个子高相貌好，总之必须能够表现出国威军威。
专使行署的人挑来挑去，选出来的不是东北人就是蒙古人——这也难怪，首先因为“护送专使”是东北人，他当然愿意选老乡当保镖；其次也由于藏传佛教在东北和蒙古的影响比较大，那里的人更乐意给班禅大师当护卫——可这下子，却惹得宪兵总司令谷正伦不高兴了。
谷正伦是贵州人，在宪兵部队中选拔人员组建精锐护卫队，而他的亲信、老乡却一个也没选上，这分明是拆他的台嘛。“岂有此理！难道我们南方人里面就挑不出人才来了？”，谷司令大发脾气，亲自指定江西萍乡人曾铁衷担任护卫队的大队长、还指派了几个湖南人去当中队长。
曾铁衷原先是南京宪兵团的营长，他和那几个中队长都是贺耀祖、谷正伦创办的湖南“资宁军校”的毕业生，属于谷派的嫡系。就这样，谷司令仍然不放心，要求再从宪兵学校里找一个贵州人担任大队部的文书、参与机要活动。
于是乎，蔡智明同学就被上司的慧眼识中、委以重任了。
对蔡智明来说，这真是好运从天而降。
和“中尉文书”委任状同时送到的还有新军服，蔡同学打开一看：咦？上尉的领花，是不是搞错了？
司令部的人说：没错，谷司令指派到护卫队的军官都享受“加级双饷”的待遇，也就是挂高一级的军衔、拿双份的军饷。普通中尉的月薪是四十五块大洋，蔡中尉可以拿九十块，比少校的工资还高呢！
同学们嫉妒死蔡智明了，有的说：“你小子吃了顿白食、听来两句话，就能拿九十块钱的薪水，真是拣了大便宜”
有的说：“那位班禅大师果然是有福之人，你才吃他一顿饭就捞到件上尉的衣服穿，若是再陪着他走一段路，怕是要当将军呀，不得了不得了……”
别人一阵海吹，蔡智明也是心里直乐。
在杭州的时候，只顾着吃白食、根本没注意班禅大师长得是啥模样。他心想：这回可得认真瞧瞧大喇嘛的尊容了。
穿上军官服以后就不用上学了，蔡智明在旅馆里包了个房间，每天四处乱逛。
护卫队的大队长、中队长们都忙着从各地召集亲朋好友到自己的手下来当排长班长，蔡文书没这个权力也没这个兴趣。他闲得无聊，就去请示曾铁衷：“要不要组织大家学习藏语？”，曾大队长说：“专使行署有好多翻译，我们学个屁！”。
于是他就无所事事，成天邀集同学同乡喝酒。朋友们说，藏族人喝酒的本事顶大，现在锻炼酒量也是为将来建功立业做准备。
喝酒瞎混了两个月，终于接到命令，到西安和专使行署会合。
35年10月底，蔡智明一行人乘火车到达西安，接着，其他人员也从各地赶到了这里。护卫队总共来了五百人，其中三百六十人来自宪兵，组成了一个大队部、三个中队（连）。国民政府原先计划的是组建一千五百人的团级大队，现在突然缩小为一个营，宪兵司令部的人和曾铁衷大队长都气得直骂娘。
宪兵骂娘，专使行署的人也骂娘。“班禅行辕”和“专使行署”原先报请的护送经费是一百六十万大洋，可现在上面核准下来的只有一百万，而且仅拨付给八十万正费、其余二十万留做“预备费”（也就等于是回扣了）。
“不成体统！礼送佛驾，事关民众视听、中央威信，从古到今都是不计花费的，哪有克扣俭省的道理？实在太不象话！”——行署的人暴跳如雷，这也难怪，他们是花了大本钱钻营进来的，早就做好了分红发财的准备，如今凭空少了这么大一笔利益，岂能不着急呢？
不过，蔡智明对这些事情都无所谓，他只觉得自己玩得挺开心。
护卫队的士兵住在西大街的商号里，军官们则住在“西北饭店”，这是西安市一流的高档宾馆，饭店里伙食本来很不错，可大家却每天打电话到城里的各大饭馆叫菜，吃喝完毕就让专使行署的人付帐（他们也住在西北饭店），不仅如此，听曲、看戏、购买土特产，也统统让他们掏钱。一天，蔡智明看见几幅不错的碑石拓片，可是又觉得太贵，军需官余展鹏（他是曾铁衷队长的江西老乡）立刻就当作“办公用品”买下来，找行署报销之后送给他了。
“娘的，八十万大洋，不帮他们开销点，对不起国家”，曾大队长如是说。
吃喝玩乐，又过了一个月，“护送专使”终于乘坐着专列到西安来了。
火车站军乐悠扬、彩旗飞舞、锣鼓喧天，陕西省政府的官员、驻军的代表在站台上迎接专使，专使行署和护卫队的大小头目们当然也都列队恭候。
站台上树起了专使的“帅旗”，那是一面三角形的旗帜，红缎子的旗面、边上镶着黄绫丝带、顶端系着明黄色缨须、旗子的正中还写着一个大大的“诚”字，就象是戏台子上的旗子一样，十分古怪。
更搞笑的是月台上还来了不少满蒙的贵族，一见到专使就磕头行礼，然后就“哀……哀……哀……”地放声大哭，据说这些人以前都是新疆甘肃宁夏什么地方的王爷侯爷，个个被军阀们抢成了穷光蛋，听说中央派特使来“宣抚西陲”，于是就跑到这里请求青天大人为他们“主持公道”。
“护送班禅额尔德尼回藏特使”名叫诚允，他是辽宁辽阳人，满族，瓜尔佳氏，汉姓关。有资料说他是正白旗、还有资料说他是正黄旗、正红旗，我弄不清他到底属哪面旗；他自己说是溥仪的叔叔辈、可又有人说他家和皇族没关系，我也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
不过，诚允这个人确实是爱国的，他和熙洽是表兄弟、熙洽的妹妹还是他的老婆，“九一八”事变后，俩人闹翻了，熙洽当了日本人的伪吉林省长，诚允则当了抗日的吉林省长，表兄弟两个对着干。35年的时候，诚允是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
那一天，和诚允同车到达的有“行署参赞”马鹤天和“行署参军”高长柱，马鹤天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办过报纸、当过兰州中山大学（兰州大学的前身）的校长；高长柱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因为曾经去过西藏，所以受聘担任“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主任”。
车上还有一个人，是宪兵们的“自己人”——原先的南京宪兵三团团长、当时的北平宪兵副司令蒋孝先。蒋少将是蒋委员长的远房孙子（有些人误传为侄子，字辈都搞错了）、黄埔一期毕业，是国民党宪兵的元老，他到西安的目的，一是陪同专使，二是给护卫队押运装备。
装备运到了。第二天，护卫大队打扮整齐、列队前往“西北剿总司令部”，等候张学良张少帅的检阅。
全体官兵清一色的黄呢子军装、褐色皮大衣、黑色高筒皮靴，每人配发德国造自来得手枪和美国造骑步枪各一支，一二中队配备轻机枪六挺、三中队配备迫击炮三门，这在当时算是全国超一流的水平了。
在剿总司令部，张少帅先是和诚允闲扯了好久，然后又和蒋孝先亲热了半天，却没人理睬护卫队。队员们只好直挺挺地站在外面一动不动，腊月的北风呼呼地吹，虽然穿着呢子军装皮大衣，从没去过北方的蔡智明还是有点受不了。不过，受不了也得受，就当是少帅在考验自己了。
好不容易，张学良才从门廊里走出来，对着护卫队讲了几句话。大概是说班禅大师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必须好好保护，还说班禅也在东北讲过经、传过法，沈阳的黄寺曾经是他的行辕……因为离得远、现场的风又大，蔡智明光看见少帅在那里挥手，没听清他在讲什么，这些话都是听别人转诉的。
检阅完毕，蒋孝先要了几辆车，带着宪兵军官们去华清池泡温泉。十二月份的大冷天，能在杨贵妃洗澡的地方躺一躺，真是舒服极了。
只不过，舒舒服服泡温泉的这些人谁也没想到，第二年的这个时候，会在这个温泉边上发生“西安事变”；蒋孝先少将更是料想不到，明年此时，他就被张少帅的部下枪毙在华清池门口；蔡智明当然也不会知道，直到那个时候，他还在进藏的道路上磨磨蹭蹭、距离终点遥遥无期……
咦？讲到这里，班禅大师还没露面呢……
好吧，先看看他的模样
九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
关于他的故事，咱们下回再说……
马甲我对西藏的事情知之甚少、也没有和洋人打过交道，在这个问题上不具备出主意的资格。不过，我倒是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本《进藏手记》，愿意把里面的故事讲出来，供朋友们做个参考。
严格说来，这本《进藏手记》其实是“进藏途中的记录”，因为笔记的主人还没有到达西藏就转身奔赴抗日前线、并且牺牲在战场上了。所以，今天，我也只能通过其中零散的记录，叙述这段没有结果的往事……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
1935年，蔡智明考取了南京的中央宪兵学校。
这所学校是当年3月份成立的，学制一年半，模仿日本的样式培养宪兵军官。因为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是宪兵司令谷正伦，生源中除了“学生队”来自高中毕业生、其他的“学员队”和“军士队”都来自于陆军，所以，也有人称这个学校是陆军“黑埔军校”。
蔡智明是该校第一期学生队的学生。
8月的一天，正在上课的他和班上的五个贵州同乡接到通知：速到教务处报到。
进了办公室，教务主任和宪兵司令部的军官正在翻阅学员的档案，一个胖胖的中校问道：“你们有谁知道班禅和达赖？”
几位同学目瞪口呆，暗自琢磨这两样东西到底是吃的还是穿的。
只有蔡智明回答说：“班禅和达赖是西藏的喇嘛，是藏传佛教里的活佛”。
胖中校很高兴：“哦，你家里是信奉黄教的么？”
“学生家教以儒学为本，向来与僧道无缘”
“嗯……你对藏族有什么看法？”
“先总理孙中山先生主张五族共和，藏族是五族之一，也是中华旗帜下的一员”
长官很满意，叫学生们先回去上课。
回教室的路上，几个同乡同学都挺佩服蔡智明，惊讶他居然能知道喇嘛的名字。蔡智明老老实实地坦白——去年他到杭州的灵隐寺游玩，正巧遇上班禅在那里举办“时轮金刚法会”，上海滩的大佬杜月笙为了给大师捧场子、摆流水席免费招待信徒们吃喝，蔡智明在吃白食的时候冷不丁听到的一点“知识”，刚才已经全部奉献出来，长官若是再问什么，他也只好傻眼了。
同学们哈哈大笑，蔡智明心里却难免纳闷：司令部的长官特意把大家召集起来，却只提了这么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到底是为什么？
第二天，一道命令传到学校，委任蔡智明同学为“西陲宣化使”护卫大队的中尉文书。
蔡同学顿时懵了。按规定，宪兵学校的毕业生要先当一年的预备官，转正之后才能授予少尉军衔，可他倒好，刚进校几个月、还没毕业就当了中尉，这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个“西陲宣化使”是个什么人物？
原来，所谓“西陲宣化使”，就是九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
十多年来，这位“致忠阐化大师”（曹琨授的称号）、“宣诚济世大师”（段琪瑞给的封号）、“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南京国民政府册封的国师）一直在内地流亡，现在，蒋委员长任命他为“西陲宣化使”和国民政府委员，他要回西藏去了。
按照大清朝留下的规矩，国师回家，要派专使陪伴、还要派卫队护送。国民政府于是组建了“护送专使行署”，蒋委员长还下令成立“护卫大队”，规定护卫队员从全国宪兵中挑选，标准是：一要懂规矩守纪律、二要个子高相貌好，总之必须能够表现出国威军威。
专使行署的人挑来挑去，选出来的不是东北人就是蒙古人——这也难怪，首先因为“护送专使”是东北人，他当然愿意选老乡当保镖；其次也由于藏传佛教在东北和蒙古的影响比较大，那里的人更乐意给班禅大师当护卫——可这下子，却惹得宪兵总司令谷正伦不高兴了。
谷正伦是贵州人，在宪兵部队中选拔人员组建精锐护卫队，而他的亲信、老乡却一个也没选上，这分明是拆他的台嘛。“岂有此理！难道我们南方人里面就挑不出人才来了？”，谷司令大发脾气，亲自指定江西萍乡人曾铁衷担任护卫队的大队长、还指派了几个湖南人去当中队长。
曾铁衷原先是南京宪兵团的营长，他和那几个中队长都是贺耀祖、谷正伦创办的湖南“资宁军校”的毕业生，属于谷派的嫡系。就这样，谷司令仍然不放心，要求再从宪兵学校里找一个贵州人担任大队部的文书、参与机要活动。
于是乎，蔡智明同学就被上司的慧眼识中、委以重任了。
对蔡智明来说，这真是好运从天而降。
和“中尉文书”委任状同时送到的还有新军服，蔡同学打开一看：咦？上尉的领花，是不是搞错了？
司令部的人说：没错，谷司令指派到护卫队的军官都享受“加级双饷”的待遇，也就是挂高一级的军衔、拿双份的军饷。普通中尉的月薪是四十五块大洋，蔡中尉可以拿九十块，比少校的工资还高呢！
同学们嫉妒死蔡智明了，有的说：“你小子吃了顿白食、听来两句话，就能拿九十块钱的薪水，真是拣了大便宜”
有的说：“那位班禅大师果然是有福之人，你才吃他一顿饭就捞到件上尉的衣服穿，若是再陪着他走一段路，怕是要当将军呀，不得了不得了……”
别人一阵海吹，蔡智明也是心里直乐。
在杭州的时候，只顾着吃白食、根本没注意班禅大师长得是啥模样。他心想：这回可得认真瞧瞧大喇嘛的尊容了。
穿上军官服以后就不用上学了，蔡智明在旅馆里包了个房间，每天四处乱逛。
护卫队的大队长、中队长们都忙着从各地召集亲朋好友到自己的手下来当排长班长，蔡文书没这个权力也没这个兴趣。他闲得无聊，就去请示曾铁衷：“要不要组织大家学习藏语？”，曾大队长说：“专使行署有好多翻译，我们学个屁！”。
于是他就无所事事，成天邀集同学同乡喝酒。朋友们说，藏族人喝酒的本事顶大，现在锻炼酒量也是为将来建功立业做准备。
喝酒瞎混了两个月，终于接到命令，到西安和专使行署会合。
35年10月底，蔡智明一行人乘火车到达西安，接着，其他人员也从各地赶到了这里。护卫队总共来了五百人，其中三百六十人来自宪兵，组成了一个大队部、三个中队（连）。国民政府原先计划的是组建一千五百人的团级大队，现在突然缩小为一个营，宪兵司令部的人和曾铁衷大队长都气得直骂娘。
宪兵骂娘，专使行署的人也骂娘。“班禅行辕”和“专使行署”原先报请的护送经费是一百六十万大洋，可现在上面核准下来的只有一百万，而且仅拨付给八十万正费、其余二十万留做“预备费”（也就等于是回扣了）。
“不成体统！礼送佛驾，事关民众视听、中央威信，从古到今都是不计花费的，哪有克扣俭省的道理？实在太不象话！”——行署的人暴跳如雷，这也难怪，他们是花了大本钱钻营进来的，早就做好了分红发财的准备，如今凭空少了这么大一笔利益，岂能不着急呢？
不过，蔡智明对这些事情都无所谓，他只觉得自己玩得挺开心。
护卫队的士兵住在西大街的商号里，军官们则住在“西北饭店”，这是西安市一流的高档宾馆，饭店里伙食本来很不错，可大家却每天打电话到城里的各大饭馆叫菜，吃喝完毕就让专使行署的人付帐（他们也住在西北饭店），不仅如此，听曲、看戏、购买土特产，也统统让他们掏钱。一天，蔡智明看见几幅不错的碑石拓片，可是又觉得太贵，军需官余展鹏（他是曾铁衷队长的江西老乡）立刻就当作“办公用品”买下来，找行署报销之后送给他了。
“娘的，八十万大洋，不帮他们开销点，对不起国家”，曾大队长如是说。
吃喝玩乐，又过了一个月，“护送专使”终于乘坐着专列到西安来了。
火车站军乐悠扬、彩旗飞舞、锣鼓喧天，陕西省政府的官员、驻军的代表在站台上迎接专使，专使行署和护卫队的大小头目们当然也都列队恭候。
站台上树起了专使的“帅旗”，那是一面三角形的旗帜，红缎子的旗面、边上镶着黄绫丝带、顶端系着明黄色缨须、旗子的正中还写着一个大大的“诚”字，就象是戏台子上的旗子一样，十分古怪。
更搞笑的是月台上还来了不少满蒙的贵族，一见到专使就磕头行礼，然后就“哀……哀……哀……”地放声大哭，据说这些人以前都是新疆甘肃宁夏什么地方的王爷侯爷，个个被军阀们抢成了穷光蛋，听说中央派特使来“宣抚西陲”，于是就跑到这里请求青天大人为他们“主持公道”。
“护送班禅额尔德尼回藏特使”名叫诚允，他是辽宁辽阳人，满族，瓜尔佳氏，汉姓关。有资料说他是正白旗、还有资料说他是正黄旗、正红旗，我弄不清他到底属哪面旗；他自己说是溥仪的叔叔辈、可又有人说他家和皇族没关系，我也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
不过，诚允这个人确实是爱国的，他和熙洽是表兄弟、熙洽的妹妹还是他的老婆，“九一八”事变后，俩人闹翻了，熙洽当了日本人的伪吉林省长，诚允则当了抗日的吉林省长，表兄弟两个对着干。35年的时候，诚允是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
那一天，和诚允同车到达的有“行署参赞”马鹤天和“行署参军”高长柱，马鹤天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办过报纸、当过兰州中山大学（兰州大学的前身）的校长；高长柱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因为曾经去过西藏，所以受聘担任“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主任”。
车上还有一个人，是宪兵们的“自己人”——原先的南京宪兵三团团长、当时的北平宪兵副司令蒋孝先。蒋少将是蒋委员长的远房孙子（有些人误传为侄子，字辈都搞错了）、黄埔一期毕业，是国民党宪兵的元老，他到西安的目的，一是陪同专使，二是给护卫队押运装备。
装备运到了。第二天，护卫大队打扮整齐、列队前往“西北剿总司令部”，等候张学良张少帅的检阅。
全体官兵清一色的黄呢子军装、褐色皮大衣、黑色高筒皮靴，每人配发德国造自来得手枪和美国造骑步枪各一支，一二中队配备轻机枪六挺、三中队配备迫击炮三门，这在当时算是全国超一流的水平了。
在剿总司令部，张少帅先是和诚允闲扯了好久，然后又和蒋孝先亲热了半天，却没人理睬护卫队。队员们只好直挺挺地站在外面一动不动，腊月的北风呼呼地吹，虽然穿着呢子军装皮大衣，从没去过北方的蔡智明还是有点受不了。不过，受不了也得受，就当是少帅在考验自己了。
好不容易，张学良才从门廊里走出来，对着护卫队讲了几句话。大概是说班禅大师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必须好好保护，还说班禅也在东北讲过经、传过法，沈阳的黄寺曾经是他的行辕……因为离得远、现场的风又大，蔡智明光看见少帅在那里挥手，没听清他在讲什么，这些话都是听别人转诉的。
检阅完毕，蒋孝先要了几辆车，带着宪兵军官们去华清池泡温泉。十二月份的大冷天，能在杨贵妃洗澡的地方躺一躺，真是舒服极了。
只不过，舒舒服服泡温泉的这些人谁也没想到，第二年的这个时候，会在这个温泉边上发生“西安事变”；蒋孝先少将更是料想不到，明年此时，他就被张少帅的部下枪毙在华清池门口；蔡智明当然也不会知道，直到那个时候，他还在进藏的道路上磨磨蹭蹭、距离终点遥遥无期……
咦？讲到这里，班禅大师还没露面呢……
好吧，先看看他的模样
九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
关于他的故事，咱们下回再说……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二)
在华清池泡过温泉，蒋孝文就赶往南京、给他的远房爷爷蒋介石当侍卫室主任去了，宪兵护卫队则乘坐汽车二团的军车奔赴甘肃兰州。
行署的官员们没有动身。诚允特使认为，进藏的路途艰险、甘肃和宁夏的环境复杂，都不是稳妥安全的地方，而西安这里既有重兵把守又有少帅坐镇，军纪优良、路不拾遗、固若金汤，是居家办公的理想之地，所以他决定把行署总部设在西安。
只可惜，诚允先生想不到这里会发生“西安事变”，到时候，东北军、西北军把行署翻了个底朝天，把库房里藏着的皮毛、药材、古玩、玉器……洗劫一空，害得他哭都哭不出来。
诚允特使不和护卫队同行，却有好多人愿意随宪兵一起走。“西北公路公司”把西安开往兰州的票价翻了一倍，可所有的班车依然挤满了乘客。客车紧跟在军车的后面，乘车的人们都认为护卫队的装备强、纪律好，可以保护他们。
从陕西到甘肃，沿途景色荒凉、匪情严重。忽儿听说这里被抢了，忽儿传言那里死了人。
最可怕的是“赤匪袭扰”，有消息说一股红军正从川北向甘南“进犯”，于是，车队时不时地接到真假难辨的报告，一会说东面发现一个团、一会说西边看见几面红旗……搞得护卫队草木皆兵、心惊胆战。蔡智明乘坐的是先导车，心里更是紧张极了——万一从哪个沟壑里或者山顶上杀出一彪人马，头一个丧命的就是他。
车队经过六盘山的时候遇上了大风雪，汽车爬着爬着就爬不动了，车轱辘直打滑，宪兵们只好到附近的村庄里找一些柴草铺垫路面。
这地方叫做华家岭（在甘肃省通渭县），蔡智明原以为自己的家乡已经够穷了，没想到这里比贵州还要穷。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十几岁的男女居然没有衣服穿，个个缩成一团、冻得直打哆嗦。
宪兵接连查看了好几家，几乎家家都是这样。感叹之余，纷纷发表议论，均认为是“匪患频繁”造成了交通阻塞、土地荒芜、庶民贫困，而贫穷的环境又使得百姓铤而走险、轻易加入匪盗，最终才导致了恶性循环。
“噫！西北苦匪已久、匪化甚深，非以重兵整顿纲纪，难成剿匪建设之实效”。
在路上颠簸了十多天，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幸好没遇上打仗，车队顺利到达了兰州。护卫队的驻地被安排在兰州南郊的玉泉山麓，这里的住宿条件虽然比不上西安城的西北大饭店，但风景却很悠美（现在是“玉泉山公园”，游览胜地），蔡智明十分满意。
兰州是西北军控制的地盘。和西安的东北军不同，西北军的装备比较朴素，官兵们都穿着瓦灰色的土布棉袄，这就使得浑身皮衣马靴的宪兵们显得十分扎眼。当地人不知道“宪兵”是干什么的，就把宪兵大队喊作“仙兵队”，并且对这帮武器精良、服装整齐、长相漂亮的队伍充满了羡慕。
也许正是因为漂亮得过了头，“仙兵”当了没多久，就变成“仪仗兵”了。
36年春节，“宪兵护卫大队”奉命改编为“班禅行辕仪仗大队”，从宪兵司令部划归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
改编后的仪仗大队依然是营级单位，包括一个大队部和三个中队，总计386人，比先前的护卫队有所精简。
大队部有9名军官、21个兵；
一、二中队均为6名军官、108个兵，其中两个排配挂“一长一短”——德国“盒子炮”外加美国马枪（骑步枪，也称卡宾枪）、另一个排装备美国造“手提机枪”（1928式冲锋枪）；
三中队是机炮中队，6名军官、122个兵，装备有两挺重机枪、四门轻迫击炮。
按照行政院的指令，护送班禅大师的任务应该在十个月内完成（从西安到青海两个月、从青海到拉萨六个月、从拉萨到日喀则两个月），可这时候仪仗队还缺少马匹。于是蔡智明他们就一遍又一遍地向专使行署催促，得到的答复是：“已派人购买所需物资，请耐心等待”。
这一等，就等了半年。
在兰州，无所事事的蔡智明每天和军需官余展鹏一起四处闲逛。
余展鹏是南京军需学校的毕业生，按规矩应该到陆军部队当见习官（准尉），可他却凭着和曾大队长的关系当上了仪仗队的上尉军需，因此也就成了队里唯一一个宪兵系统外的军官。
宪兵单位里经常隐藏着一些“政治密探”，专门从事检举告发的工作，所以干宪兵的人都养成了做事谨慎、说话小心的习惯。可余展鹏却是从松松垮垮的军需学校出来的，行事自由散漫、讲话无所顾忌，这和只上了几个月军校的蔡智明十分投缘，俩人很快就成了朋友。
蔡智明不信佛，余展鹏也不信，于是就经常拿班禅喇嘛开涮。
有一天，两人在外面听说书，说书人正讲到“兰州玉泉山的茅道士想到杭州西湖看灯会，他找来几根谷草搓成绳子，暗念咒语，那草绳立刻化成了一条飞龙。只见茅道士跨上草龙，腾空而去……”，余展鹏拍着巴掌喝彩：“好！这茅道士比班禅喇嘛有本事，班禅要真的是活佛，自己就能飞回西藏，也用不着我们护送了”。
蔡智明刚开始也跟着哈哈笑，可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旁边的一大群藏族人蒙族人怒目圆瞪、几乎要拔刀子杀过来。
说书的见势不妙、撂下摊子跑了，两个口不择言的军官也吓得惊慌失措、落荒而逃。
从这以后，蔡智明才算是真正知道了班禅大师的威望，再也不敢随便拿喇嘛开玩笑了。
说到这里，马甲觉得应该把九世班禅进藏的背景情况介绍一下。
从“大藏区”的概念来讲，藏民居住的主要区域分为三块：西康、安多和西藏。
西康曾经是一个省，在今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首府是康定；“安多”却不是行政区域，所以没有首府，它包括四川北部以及甘肃、青海的南部，政治中心在甘南的拉卜楞寺、经济中心在川北的松潘；而当时的西藏，则分为“前藏”和“后藏”，前藏延伸到不丹，后藏包括了锡金。
藏区里有许多活佛，等级各不相同，其中地位最崇高的是达赖和班禅，藏民们称他俩为太阳和月亮。
“太阳”达赖是“前藏”的宗主，据说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宝贝佛）的大弟子，他的首府在拉萨，“前藏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是他的宗寺；“月亮”班禅是“后藏”的宗主，他是宗喀巴的二弟子，首府在日喀则，掌管着扎什伦布寺。
另外，宗喀巴还有个三弟子“哲不尊丹巴”，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管理蒙古人，好象不如两个师兄那么出名。
宗喀巴是明朝时候的人，他创建的“格鲁教派”历史并不长，“达赖”和“班禅”这两个名字更是清朝以后才有的（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班禅是梵语金刚的意思），但“大海”和“金刚”确实很能干，虽然创教时间不长，却能将格鲁教派（也称“黄教”）发展成为藏区最大的僧俗势力，并且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实施了政教合一的统治。
清朝末年，达赖在拉萨的行政机关叫“噶厦”，班禅在日喀则的办事机构叫“堪布厅”，手下有僧官、俗官、还有军队。俩人在前藏、后藏的权势如日中天。
从理论上讲，达赖和班禅是平等的，但在实际上，“大海”的地位比“金刚”高一截。这不仅因为达赖是师兄的化生，还因为他控制的寺庙、土地、人口比班禅多好几倍，经济实力强，政治势力就大，说话也比较管用。所以，达赖通常能够压过班禅，成为藏区僧俗事务的代言人。
历史上，达赖和班禅也闹过矛盾，但直接撕破脸皮的情况并不多，这里面有个原因是他俩“互拜师父”、有同门同宗的关系。
达赖和班禅都属于能够“转世”的活佛，也就是说，他俩“圆寂”之后并不是死了，而是转个地方投胎、接着活，因此可以从过去活到现在再活到将来，一直活下去。美中不足的是，人虽然活过来，但上辈子的知识却忘光了，只好重新学。
重学知识没关系，寺院可以找有学问的喇嘛充当“经师”。麻烦在于“太阳”和“月亮”的地位太高，谁也不方便为他俩剃度、受戒，而且，小太阳或者小月亮如果调皮捣蛋不念经，也没人敢打他们的屁股。所以，只好请他俩自己解决师承问题，谁年长谁就当师父。
这样一来，达赖和班禅的师徒关系就有些扯不清，今世你是我师父、下世我是你师父，达赖拜了班禅七八次，班禅也拜了达赖好些次。当然也有不拜师的时候，那是因为大家当时都是小孩子，谁也管不了谁，只好作罢。
蔡智明他们护送的这位“九世班禅”，师父就是“十三世达赖”。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字叫做“土登嘉措”，说起这个人，看过电影《红河谷》的就知道，那里面指挥藏民抵抗英军的就是他。
在1904年的抗英战争中，达赖、班禅师徒俩是合力抗敌的，《红河谷》里守卫江孜城的藏军是十三世达赖的部下、爬悬崖运送弹药的喇嘛则是九世班禅的僧兵。在这次战争中，前藏牺牲了一个“代本”、后藏阵亡了一个“堪布”，都是高级官员。
但这场战争最终还是失败了。拉萨被占领，达赖跑了；班禅在日喀则，他却没有跑。
按大清朝的规矩，守土官员逃跑是有罪的，于是慈僖太后发话：“革除十三世达赖的封号，由九世班禅代行西藏政务”。这么一来，达赖就对班禅有意见了，他认为徒弟抢了师父的饭碗。
十三世达赖逃到了库伦（乌兰巴托），他先是求蒙古贵族帮忙、接着又派人去彼得堡请沙皇出兵，结果却没人搭理他。于是他觉得徒弟靠不住、满人靠不住、蒙古人靠不住、俄国人也靠不住……到了1910年，驻藏的川军在布达拉宫前面乱开枪、打死了几个僧侣，达赖很生气，觉得汉人也靠不住，于是就跑到印度的大吉岭投靠了英国人。
英国人对达赖挺不错，帮他训练军官、还给他提供武器，十三世达赖也因此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军队。
清朝灭亡后，袁世凯恢复了达赖的封号。十三世达赖回到西藏，兵强马壮、人多势众、财大气粗，于是就开始清除异己，专门和班禅过不去。他先是向后藏派遣地方官、接着又在日喀则征收重税、到后来更是随意羁押扎什伦布寺的僧官，逐步取消了班禅的各种特权。
九世班禅越来越搞不过达赖，觉得再这样下去连性命都危险，只好于1923年12月26日（毛主席30岁生日那天）逃离了西藏。为此，藏族人民深情地歌唱道：“都说班禅似神鹰，展翅翱翔去远方……”
班禅大师翱翔到了北京。北洋政府正忙着打内战，京城的旗号变来变去，谁也顾不上这只神鹰。他只好慢慢熬着，一边念经、一边等待时机。
终于，机会让他等来了。
赶走班禅之后，十三世达赖控制了前藏后藏，意气风发、整顿军备、图谋发展。
达赖首先决定向西扩张势力，于是命令尼泊尔王国向他纳税，没想到尼泊尔国王不但不买帐，反而宣布全国总动员、要和西藏的喇嘛开仗，这下把事情搞大了。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都出面调停，把达赖同学批评了一顿，这才大事化小，免除了一场战端。
从此，达赖大师知道西边不好惹，就开始向东面打主意。
1930年，藏军挥兵东进，把驻守西康的刘文辉部川军打得丢盔弃甲，马基（指挥）和代本（团长）们相继占领了德格、甘孜、炉霍……噶厦府的势力一举越过金沙江，控制了金川江以西的广大区域。
西康方面打得顺利，十三世达赖的信心高涨。31年，他又命令军队向“安多地区”进攻，藏军很快攻占了川北的石渠、包围了青海玉树，“安多”指日可下。
可是，“安多”的玉树属于“徇化府”管理，那是“回回”马步芳的地盘。“青马”可不象川军那么脓包，马步芳听说藏兵进犯，立即派出骑兵穷追猛打，不仅解救了玉树、夺回了石渠，还大举南下，打得藏兵溃不成军。藏军不仅没得到“安多”，反而把先前占领的西康德格、甘孜、炉霍……全部丢失，重新退回了原地。
达赖的兵马白辛苦一场，得到一个教训：“马子香（马步芳）的回回兵惹不得！”
在“西藏东扩战争”中，刘文辉和马步芳都曾经向国民政府反映：藏军的武器弹药是由印度的孟买兵工厂制造的，而且，在前线还发现有英国军官。
蒋介石政府向英国方面提出质询，英国人倒也老实痛快地承认了，还说“向达赖藏军提供军火，是根据《印藏条约》决定的”，并且表示，英国政府愿意出面调解“中藏纠纷”。中国大使回答：“这是我国的内政，不必英国插手”，谢绝了调解。
这事虽然就这么不了了之，但却给国民政府提了个醒——如果不及时加强对西藏的管理，让十三世达赖一个人在那里瞎整，早晚会整出什么不堪收拾的事情来——可是，南京政府这时候正忙着剿共、还忙着打中原大战，哪里顾得上藏区的事务。
于是，蒋介石就想起了九世班禅。
班禅大师在内地的这几年，日子过得又好又不好。
说好，是因为他还是挺风光的。无论谁上台，都给他个封号、送他些赏赐；遇到名人死掉了，请他去诵经超度；遇到贵人办喜事，请他去祈祷祝福；青帮大佬杜月笙的“杜家宗祠”落成典礼，也要请他来凑个热闹。班禅就象是走穴的大明星，这里发个通电、那里办个法会，除了能够收取香资、还能保持一定的知名度。
说他过得不好，是因为政府官员们并没有把“班禅大师”认真的当回事。人家请他出头露面，多半是出于虚荣——“给皇上念经的人，现在给我家念经”，够神气！一旦提及政治诉求、国务建议，就没人理睬他了。
就拿班禅自己的情况来讲，他留在后藏的财产被达赖侵吞了、家里的亲属被“噶厦”扣留了、他在日喀则的部下被前藏官员欺负……统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班禅在内地流亡，虽然有钱有名，但内心里却难免郁闷。他时刻都期盼着能够回到扎什伦布寺，卷土重来。
终于，1931年“西藏东扩战争”后，南京政府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年俸十二万元，并且颁发了玉印玉册。班禅正式获得了“护国法师”的地位，返回故土的希望似乎就在眼前了。
九世班禅很清楚，他回藏的主要威胁是十三世达赖。因此，在上表中央政府的“十六条意见”中，他除了一再申明要“维护中央、西藏间固有之统属关系”，还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前藏、后藏划清界线，前藏归达赖管、后藏归班禅管，并且由中央政府派员分驻前后藏，井水不犯河水；二是请中央政府提供两个团的武器装备，帮他组建卫队，还要给他提供无线电台和长途汽车，这样，一旦有事，既可以报告又可以逃跑，比较安全；三是求中央做主，让达赖归还其强占的后藏的财物、释放其扣押的人质……
从班禅的角度而言，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并不算过分。
可是，一心独霸西藏的达赖喇嘛岂能允许班禅和自己平起平坐，他随即针锋相对地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一、撤消班禅的封号；二、查抄班禅的武器；三、撤消班禅的办事机构、对班禅本人实施拘禁；四、取消班禅的俸银和办公费用。
这下子，班禅被激怒了。在此之前，他还从来没有公开讲过师父的坏话，这一次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一口气对外宣布了达赖的“十大罪状”。于是乎，太阳和月亮两个活佛翻出几十年的旧帐，电报来电报去、吵得不可开交。
这个局面让南京政府十分为难。很明显，班禅是更加维护中央政权的，可如果支持班禅，不仅会得罪土皇帝达赖、更会得罪洋霸主英国，这就让蒋委员长感到难以承受。想来想去，他只好装聋作哑、再“研究研究”。
这一研究，就研究了好几年。
不过，在这几年里，国民政府依然成立了“班禅行辕”，并且提供了足够的办公经费。
有网友知道，军统头子徐远举曾经在班禅办事处工作多年，这是真的，其实，在班禅身边的军统人员远不止他一个。原因很简单，“九一八事变”后，华北的局势十分复杂，如果稍不注意，让班禅和溥仪一样被弄到满洲国去了，以他在东北、西北和蒙古的影响，麻烦就大了。
在这几年里，班禅被国民政府照顾得很好。可是，西藏的喇嘛们却没有把达赖大师照顾好，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忽然死了。
有资料说，达赖是因为感冒以后吃错了药而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他死得很突然。
得知这个消息，班禅大师表现出极大的悲痛，半年里举办了多次“诵经法会”，我不知道这个悲痛是不是真的，如果以马甲的小人之心度班禅的活佛心肠，他应该高兴才对。因为班禅返藏的最大障碍终于解除了，他终于可以回家了。
事实也是这样，班禅大师随即就着手准备返回西藏。可是，在返藏方式和返藏途径的选择上，英国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希望班禅从“海路返藏”，也就是先坐船到印度、经过英国的控制区再回到西藏去。对此，班禅本人没有表态，国民政府在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之后，决定班禅大师由“陆路返藏”。
班禅是从陆路逃出西藏的，现在还是从陆路回去……
以上，就是蔡智明他们护送“班禅返藏”的大致背景。
说句题外话。现在对十三世达赖的官方评价是“爱国的宗教领袖”，对此，我当然不会反对。
只是，从十三世达赖的身上，可以看出十四世达赖（现在还在印度的那位）的行为根源。当然，从格鲁派教义而言，十三世达赖和十四世达赖实际上是同一个人，这很有趣。但不管怎么说，负责抚养并教育十四世达赖长大的，正是十三世达赖身边的亲信和那些参谋，这当然会使得两代达赖的思想和行为有着很深的延续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十三世达赖做过的事，十四世达赖多半也会接着做。
达赖如此，班禅的情况也是如此。
活佛也是有人性的，都会受到近墨近朱的影响，不是么？
1936年，兰州的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春天过去了，夏天又来了。
6月中旬，诚允特使终于从西安来到了兰州，甘肃省的主席朱绍良、驻军的军长于学忠、邓宝珊等人都去迎接。车站上还是那一套，依旧是军乐悠扬、彩旗飞舞、锣鼓喧天，依旧树起“诚”字大帅旗，诚允大人也依然志得意满、神采奕奕……所不同的是行署的钱花光了，诚允一到兰州就给“蒙藏委员会”发电报，请中央政府增拨款项。
蔡智明心想：不管怎么样，这回可以出发进藏了吧。
人家班禅大师在甘肃的拉卜楞寺已经等候多时了。“宪兵护卫队”也好、“班禅仪仗队”也罢，组建了十个月，居然到现在还没有见过班禅本人，这实在有点儿不象话了。
…………
先贴一张班禅大师的“工作照”，下回再接着说
在华清池泡过温泉，蒋孝文就赶往南京、给他的远房爷爷蒋介石当侍卫室主任去了，宪兵护卫队则乘坐汽车二团的军车奔赴甘肃兰州。
行署的官员们没有动身。诚允特使认为，进藏的路途艰险、甘肃和宁夏的环境复杂，都不是稳妥安全的地方，而西安这里既有重兵把守又有少帅坐镇，军纪优良、路不拾遗、固若金汤，是居家办公的理想之地，所以他决定把行署总部设在西安。
只可惜，诚允先生想不到这里会发生“西安事变”，到时候，东北军、西北军把行署翻了个底朝天，把库房里藏着的皮毛、药材、古玩、玉器……洗劫一空，害得他哭都哭不出来。
诚允特使不和护卫队同行，却有好多人愿意随宪兵一起走。“西北公路公司”把西安开往兰州的票价翻了一倍，可所有的班车依然挤满了乘客。客车紧跟在军车的后面，乘车的人们都认为护卫队的装备强、纪律好，可以保护他们。
从陕西到甘肃，沿途景色荒凉、匪情严重。忽儿听说这里被抢了，忽儿传言那里死了人。
最可怕的是“赤匪袭扰”，有消息说一股红军正从川北向甘南“进犯”，于是，车队时不时地接到真假难辨的报告，一会说东面发现一个团、一会说西边看见几面红旗……搞得护卫队草木皆兵、心惊胆战。蔡智明乘坐的是先导车，心里更是紧张极了——万一从哪个沟壑里或者山顶上杀出一彪人马，头一个丧命的就是他。
车队经过六盘山的时候遇上了大风雪，汽车爬着爬着就爬不动了，车轱辘直打滑，宪兵们只好到附近的村庄里找一些柴草铺垫路面。
这地方叫做华家岭（在甘肃省通渭县），蔡智明原以为自己的家乡已经够穷了，没想到这里比贵州还要穷。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十几岁的男女居然没有衣服穿，个个缩成一团、冻得直打哆嗦。
宪兵接连查看了好几家，几乎家家都是这样。感叹之余，纷纷发表议论，均认为是“匪患频繁”造成了交通阻塞、土地荒芜、庶民贫困，而贫穷的环境又使得百姓铤而走险、轻易加入匪盗，最终才导致了恶性循环。
“噫！西北苦匪已久、匪化甚深，非以重兵整顿纲纪，难成剿匪建设之实效”。
在路上颠簸了十多天，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幸好没遇上打仗，车队顺利到达了兰州。护卫队的驻地被安排在兰州南郊的玉泉山麓，这里的住宿条件虽然比不上西安城的西北大饭店，但风景却很悠美（现在是“玉泉山公园”，游览胜地），蔡智明十分满意。
兰州是西北军控制的地盘。和西安的东北军不同，西北军的装备比较朴素，官兵们都穿着瓦灰色的土布棉袄，这就使得浑身皮衣马靴的宪兵们显得十分扎眼。当地人不知道“宪兵”是干什么的，就把宪兵大队喊作“仙兵队”，并且对这帮武器精良、服装整齐、长相漂亮的队伍充满了羡慕。
也许正是因为漂亮得过了头，“仙兵”当了没多久，就变成“仪仗兵”了。
36年春节，“宪兵护卫大队”奉命改编为“班禅行辕仪仗大队”，从宪兵司令部划归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
改编后的仪仗大队依然是营级单位，包括一个大队部和三个中队，总计386人，比先前的护卫队有所精简。
大队部有9名军官、21个兵；
一、二中队均为6名军官、108个兵，其中两个排配挂“一长一短”——德国“盒子炮”外加美国马枪（骑步枪，也称卡宾枪）、另一个排装备美国造“手提机枪”（1928式冲锋枪）；
三中队是机炮中队，6名军官、122个兵，装备有两挺重机枪、四门轻迫击炮。
按照行政院的指令，护送班禅大师的任务应该在十个月内完成（从西安到青海两个月、从青海到拉萨六个月、从拉萨到日喀则两个月），可这时候仪仗队还缺少马匹。于是蔡智明他们就一遍又一遍地向专使行署催促，得到的答复是：“已派人购买所需物资，请耐心等待”。
这一等，就等了半年。
在兰州，无所事事的蔡智明每天和军需官余展鹏一起四处闲逛。
余展鹏是南京军需学校的毕业生，按规矩应该到陆军部队当见习官（准尉），可他却凭着和曾大队长的关系当上了仪仗队的上尉军需，因此也就成了队里唯一一个宪兵系统外的军官。
宪兵单位里经常隐藏着一些“政治密探”，专门从事检举告发的工作，所以干宪兵的人都养成了做事谨慎、说话小心的习惯。可余展鹏却是从松松垮垮的军需学校出来的，行事自由散漫、讲话无所顾忌，这和只上了几个月军校的蔡智明十分投缘，俩人很快就成了朋友。
蔡智明不信佛，余展鹏也不信，于是就经常拿班禅喇嘛开涮。
有一天，两人在外面听说书，说书人正讲到“兰州玉泉山的茅道士想到杭州西湖看灯会，他找来几根谷草搓成绳子，暗念咒语，那草绳立刻化成了一条飞龙。只见茅道士跨上草龙，腾空而去……”，余展鹏拍着巴掌喝彩：“好！这茅道士比班禅喇嘛有本事，班禅要真的是活佛，自己就能飞回西藏，也用不着我们护送了”。
蔡智明刚开始也跟着哈哈笑，可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旁边的一大群藏族人蒙族人怒目圆瞪、几乎要拔刀子杀过来。
说书的见势不妙、撂下摊子跑了，两个口不择言的军官也吓得惊慌失措、落荒而逃。
从这以后，蔡智明才算是真正知道了班禅大师的威望，再也不敢随便拿喇嘛开玩笑了。
说到这里，马甲觉得应该把九世班禅进藏的背景情况介绍一下。
从“大藏区”的概念来讲，藏民居住的主要区域分为三块：西康、安多和西藏。
西康曾经是一个省，在今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首府是康定；“安多”却不是行政区域，所以没有首府，它包括四川北部以及甘肃、青海的南部，政治中心在甘南的拉卜楞寺、经济中心在川北的松潘；而当时的西藏，则分为“前藏”和“后藏”，前藏延伸到不丹，后藏包括了锡金。
藏区里有许多活佛，等级各不相同，其中地位最崇高的是达赖和班禅，藏民们称他俩为太阳和月亮。
“太阳”达赖是“前藏”的宗主，据说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宝贝佛）的大弟子，他的首府在拉萨，“前藏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是他的宗寺；“月亮”班禅是“后藏”的宗主，他是宗喀巴的二弟子，首府在日喀则，掌管着扎什伦布寺。
另外，宗喀巴还有个三弟子“哲不尊丹巴”，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管理蒙古人，好象不如两个师兄那么出名。
宗喀巴是明朝时候的人，他创建的“格鲁教派”历史并不长，“达赖”和“班禅”这两个名字更是清朝以后才有的（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班禅是梵语金刚的意思），但“大海”和“金刚”确实很能干，虽然创教时间不长，却能将格鲁教派（也称“黄教”）发展成为藏区最大的僧俗势力，并且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实施了政教合一的统治。
清朝末年，达赖在拉萨的行政机关叫“噶厦”，班禅在日喀则的办事机构叫“堪布厅”，手下有僧官、俗官、还有军队。俩人在前藏、后藏的权势如日中天。
从理论上讲，达赖和班禅是平等的，但在实际上，“大海”的地位比“金刚”高一截。这不仅因为达赖是师兄的化生，还因为他控制的寺庙、土地、人口比班禅多好几倍，经济实力强，政治势力就大，说话也比较管用。所以，达赖通常能够压过班禅，成为藏区僧俗事务的代言人。
历史上，达赖和班禅也闹过矛盾，但直接撕破脸皮的情况并不多，这里面有个原因是他俩“互拜师父”、有同门同宗的关系。
达赖和班禅都属于能够“转世”的活佛，也就是说，他俩“圆寂”之后并不是死了，而是转个地方投胎、接着活，因此可以从过去活到现在再活到将来，一直活下去。美中不足的是，人虽然活过来，但上辈子的知识却忘光了，只好重新学。
重学知识没关系，寺院可以找有学问的喇嘛充当“经师”。麻烦在于“太阳”和“月亮”的地位太高，谁也不方便为他俩剃度、受戒，而且，小太阳或者小月亮如果调皮捣蛋不念经，也没人敢打他们的屁股。所以，只好请他俩自己解决师承问题，谁年长谁就当师父。
这样一来，达赖和班禅的师徒关系就有些扯不清，今世你是我师父、下世我是你师父，达赖拜了班禅七八次，班禅也拜了达赖好些次。当然也有不拜师的时候，那是因为大家当时都是小孩子，谁也管不了谁，只好作罢。
蔡智明他们护送的这位“九世班禅”，师父就是“十三世达赖”。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字叫做“土登嘉措”，说起这个人，看过电影《红河谷》的就知道，那里面指挥藏民抵抗英军的就是他。
在1904年的抗英战争中，达赖、班禅师徒俩是合力抗敌的，《红河谷》里守卫江孜城的藏军是十三世达赖的部下、爬悬崖运送弹药的喇嘛则是九世班禅的僧兵。在这次战争中，前藏牺牲了一个“代本”、后藏阵亡了一个“堪布”，都是高级官员。
但这场战争最终还是失败了。拉萨被占领，达赖跑了；班禅在日喀则，他却没有跑。
按大清朝的规矩，守土官员逃跑是有罪的，于是慈僖太后发话：“革除十三世达赖的封号，由九世班禅代行西藏政务”。这么一来，达赖就对班禅有意见了，他认为徒弟抢了师父的饭碗。
十三世达赖逃到了库伦（乌兰巴托），他先是求蒙古贵族帮忙、接着又派人去彼得堡请沙皇出兵，结果却没人搭理他。于是他觉得徒弟靠不住、满人靠不住、蒙古人靠不住、俄国人也靠不住……到了1910年，驻藏的川军在布达拉宫前面乱开枪、打死了几个僧侣，达赖很生气，觉得汉人也靠不住，于是就跑到印度的大吉岭投靠了英国人。
英国人对达赖挺不错，帮他训练军官、还给他提供武器，十三世达赖也因此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军队。
清朝灭亡后，袁世凯恢复了达赖的封号。十三世达赖回到西藏，兵强马壮、人多势众、财大气粗，于是就开始清除异己，专门和班禅过不去。他先是向后藏派遣地方官、接着又在日喀则征收重税、到后来更是随意羁押扎什伦布寺的僧官，逐步取消了班禅的各种特权。
九世班禅越来越搞不过达赖，觉得再这样下去连性命都危险，只好于1923年12月26日（毛主席30岁生日那天）逃离了西藏。为此，藏族人民深情地歌唱道：“都说班禅似神鹰，展翅翱翔去远方……”
班禅大师翱翔到了北京。北洋政府正忙着打内战，京城的旗号变来变去，谁也顾不上这只神鹰。他只好慢慢熬着，一边念经、一边等待时机。
终于，机会让他等来了。
赶走班禅之后，十三世达赖控制了前藏后藏，意气风发、整顿军备、图谋发展。
达赖首先决定向西扩张势力，于是命令尼泊尔王国向他纳税，没想到尼泊尔国王不但不买帐，反而宣布全国总动员、要和西藏的喇嘛开仗，这下把事情搞大了。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都出面调停，把达赖同学批评了一顿，这才大事化小，免除了一场战端。
从此，达赖大师知道西边不好惹，就开始向东面打主意。
1930年，藏军挥兵东进，把驻守西康的刘文辉部川军打得丢盔弃甲，马基（指挥）和代本（团长）们相继占领了德格、甘孜、炉霍……噶厦府的势力一举越过金沙江，控制了金川江以西的广大区域。
西康方面打得顺利，十三世达赖的信心高涨。31年，他又命令军队向“安多地区”进攻，藏军很快攻占了川北的石渠、包围了青海玉树，“安多”指日可下。
可是，“安多”的玉树属于“徇化府”管理，那是“回回”马步芳的地盘。“青马”可不象川军那么脓包，马步芳听说藏兵进犯，立即派出骑兵穷追猛打，不仅解救了玉树、夺回了石渠，还大举南下，打得藏兵溃不成军。藏军不仅没得到“安多”，反而把先前占领的西康德格、甘孜、炉霍……全部丢失，重新退回了原地。
达赖的兵马白辛苦一场，得到一个教训：“马子香（马步芳）的回回兵惹不得！”
在“西藏东扩战争”中，刘文辉和马步芳都曾经向国民政府反映：藏军的武器弹药是由印度的孟买兵工厂制造的，而且，在前线还发现有英国军官。
蒋介石政府向英国方面提出质询，英国人倒也老实痛快地承认了，还说“向达赖藏军提供军火，是根据《印藏条约》决定的”，并且表示，英国政府愿意出面调解“中藏纠纷”。中国大使回答：“这是我国的内政，不必英国插手”，谢绝了调解。
这事虽然就这么不了了之，但却给国民政府提了个醒——如果不及时加强对西藏的管理，让十三世达赖一个人在那里瞎整，早晚会整出什么不堪收拾的事情来——可是，南京政府这时候正忙着剿共、还忙着打中原大战，哪里顾得上藏区的事务。
于是，蒋介石就想起了九世班禅。
班禅大师在内地的这几年，日子过得又好又不好。
说好，是因为他还是挺风光的。无论谁上台，都给他个封号、送他些赏赐；遇到名人死掉了，请他去诵经超度；遇到贵人办喜事，请他去祈祷祝福；青帮大佬杜月笙的“杜家宗祠”落成典礼，也要请他来凑个热闹。班禅就象是走穴的大明星，这里发个通电、那里办个法会，除了能够收取香资、还能保持一定的知名度。
说他过得不好，是因为政府官员们并没有把“班禅大师”认真的当回事。人家请他出头露面，多半是出于虚荣——“给皇上念经的人，现在给我家念经”，够神气！一旦提及政治诉求、国务建议，就没人理睬他了。
就拿班禅自己的情况来讲，他留在后藏的财产被达赖侵吞了、家里的亲属被“噶厦”扣留了、他在日喀则的部下被前藏官员欺负……统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班禅在内地流亡，虽然有钱有名，但内心里却难免郁闷。他时刻都期盼着能够回到扎什伦布寺，卷土重来。
终于，1931年“西藏东扩战争”后，南京政府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年俸十二万元，并且颁发了玉印玉册。班禅正式获得了“护国法师”的地位，返回故土的希望似乎就在眼前了。
九世班禅很清楚，他回藏的主要威胁是十三世达赖。因此，在上表中央政府的“十六条意见”中，他除了一再申明要“维护中央、西藏间固有之统属关系”，还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前藏、后藏划清界线，前藏归达赖管、后藏归班禅管，并且由中央政府派员分驻前后藏，井水不犯河水；二是请中央政府提供两个团的武器装备，帮他组建卫队，还要给他提供无线电台和长途汽车，这样，一旦有事，既可以报告又可以逃跑，比较安全；三是求中央做主，让达赖归还其强占的后藏的财物、释放其扣押的人质……
从班禅的角度而言，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并不算过分。
可是，一心独霸西藏的达赖喇嘛岂能允许班禅和自己平起平坐，他随即针锋相对地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一、撤消班禅的封号；二、查抄班禅的武器；三、撤消班禅的办事机构、对班禅本人实施拘禁；四、取消班禅的俸银和办公费用。
这下子，班禅被激怒了。在此之前，他还从来没有公开讲过师父的坏话，这一次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一口气对外宣布了达赖的“十大罪状”。于是乎，太阳和月亮两个活佛翻出几十年的旧帐，电报来电报去、吵得不可开交。
这个局面让南京政府十分为难。很明显，班禅是更加维护中央政权的，可如果支持班禅，不仅会得罪土皇帝达赖、更会得罪洋霸主英国，这就让蒋委员长感到难以承受。想来想去，他只好装聋作哑、再“研究研究”。
这一研究，就研究了好几年。
不过，在这几年里，国民政府依然成立了“班禅行辕”，并且提供了足够的办公经费。
有网友知道，军统头子徐远举曾经在班禅办事处工作多年，这是真的，其实，在班禅身边的军统人员远不止他一个。原因很简单，“九一八事变”后，华北的局势十分复杂，如果稍不注意，让班禅和溥仪一样被弄到满洲国去了，以他在东北、西北和蒙古的影响，麻烦就大了。
在这几年里，班禅被国民政府照顾得很好。可是，西藏的喇嘛们却没有把达赖大师照顾好，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忽然死了。
有资料说，达赖是因为感冒以后吃错了药而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他死得很突然。
得知这个消息，班禅大师表现出极大的悲痛，半年里举办了多次“诵经法会”，我不知道这个悲痛是不是真的，如果以马甲的小人之心度班禅的活佛心肠，他应该高兴才对。因为班禅返藏的最大障碍终于解除了，他终于可以回家了。
事实也是这样，班禅大师随即就着手准备返回西藏。可是，在返藏方式和返藏途径的选择上，英国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希望班禅从“海路返藏”，也就是先坐船到印度、经过英国的控制区再回到西藏去。对此，班禅本人没有表态，国民政府在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之后，决定班禅大师由“陆路返藏”。
班禅是从陆路逃出西藏的，现在还是从陆路回去……
以上，就是蔡智明他们护送“班禅返藏”的大致背景。
说句题外话。现在对十三世达赖的官方评价是“爱国的宗教领袖”，对此，我当然不会反对。
只是，从十三世达赖的身上，可以看出十四世达赖（现在还在印度的那位）的行为根源。当然，从格鲁派教义而言，十三世达赖和十四世达赖实际上是同一个人，这很有趣。但不管怎么说，负责抚养并教育十四世达赖长大的，正是十三世达赖身边的亲信和那些参谋，这当然会使得两代达赖的思想和行为有着很深的延续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十三世达赖做过的事，十四世达赖多半也会接着做。
达赖如此，班禅的情况也是如此。
活佛也是有人性的，都会受到近墨近朱的影响，不是么？
1936年，兰州的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春天过去了，夏天又来了。
6月中旬，诚允特使终于从西安来到了兰州，甘肃省的主席朱绍良、驻军的军长于学忠、邓宝珊等人都去迎接。车站上还是那一套，依旧是军乐悠扬、彩旗飞舞、锣鼓喧天，依旧树起“诚”字大帅旗，诚允大人也依然志得意满、神采奕奕……所不同的是行署的钱花光了，诚允一到兰州就给“蒙藏委员会”发电报，请中央政府增拨款项。
蔡智明心想：不管怎么样，这回可以出发进藏了吧。
人家班禅大师在甘肃的拉卜楞寺已经等候多时了。“宪兵护卫队”也好、“班禅仪仗队”也罢，组建了十个月，居然到现在还没有见过班禅本人，这实在有点儿不象话了。
…………
先贴一张班禅大师的“工作照”，下回再接着说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三）
从35年12月磨蹭到36年的6月，护送专使终于从西安来到兰州。
当然，也不能说行署的人在这半年里尽偷懒不干事，至少他们采购了许多东西，把西关大街的几间库房塞得满满的。
库房里存放了不少预备赠送给西藏各界的礼品，具体是些什么玩意蔡智明也不知道。不过，有次他去行署办事，由于表现出了充分的好奇心，一个姓刘的“卫尉”（“卫尉”是诚允大人鼓捣出来的官职，大概相当于侍卫官）破例送给他一份礼物——美国“CANKIN”金笔。这可是高档货，只有在大上海的高档商场才能卖得到。看来，刘“卫尉”们是刚从南方大城市回来的。
仪仗队的每个人配备了一匹马，马匹是从青海买来的，个头不高、粗壮有力，很适合藏区的道路。
官兵们还领取了新装备。
分发给蔡智明的东西包括：子弹二百发（含弹匣）；衬衣两套、单军装两套（含一顶布帽子）、呢军装两套（含一顶呢帽子）、皮衣裤一套（含一顶皮帽子）、羊毛衣裤一套（含两双毛袜子）、雨衣一件；布鞋、皮鞋、马靴；布手套、皮手套；裹腿带、皮腰带；水壶、风镜、指南针；毛毯、脸盆、笔记本……这些新东西再加上原来的装备，马背上根本就放不下，只好再雇佣马帮来运输。
办公室里还剩下两箱步枪子弹，几个挎手枪的军官都在箱子里抓。蔡智明问：“要这些东西干啥？又重又用不上”。余展鹏说：“你傻呀，这玩意到了藏区就是钱，比钱还管用”。蔡智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也拿了五包，一百二十五发。
除了子弹，还有些军粮，是行署的人从马步芳的食品公司买回来的。大家打开箱子一看——牛肉罐头，扯开麻袋一瞧——牛肉干，个个气得直骂：“到西藏去还怕没有牛羊肉吃么？尽给我们这些破东西”。一帮人全跑到饭馆里猛吃猪肉，决心把未来几个月的猪油预先补充进肚子里。
忙乱了几天，终于出发了。
四百人不到的仪仗队，雇请了八百匹马，这才把背包棉被、粮草锅灶、帐篷雨具、电机燃料什么的全部搬上了路。行李是总承包给马帮老板的，出现破损丢失都由商会负责，官兵们不用操心，只管自己骑着马开跑就是。
行署的队伍更加庞大，两千多匹驮马，长长的一溜浩浩荡荡望不到头。可蔡智明总觉得跟随特使出发的工作人员比以前少了许多，一打听还真是这样，包括送给他“康克林”钢笔的那位刘卫尉都已经辞职不干了。
“这帮狡猾的家伙，先捞饱赚足、等到动身进藏的时候就打退堂鼓，真够可以的”。
诚允特使威风十足，前面敲着“开道锣”、举着“官衔牌”，身后飘扬着红艳艳的“诚”字大帅旗，搞得就象是过去的钦差大臣一样。沿途的老百姓远远望见旗幡就吓得赶紧躲起来，没躲开的就跪在路边、一个劲的磕头。诚大人昂首挺胸、目不斜视，真是神气极了。
离开兰州向南行进，目标是甘南的夏河县。沿途一带是各民族混杂地区，主要居住着 “回回”、汉人和藏人。
“回回”就是回教徒。按蔡智明的意思，“回回”并非贬义词、而是为了和“回族”相区别，因为大部分“回回”其实并没有回族血统，只是信奉伊斯兰教、按照回教规定的方式生活。在当时，西北的军政由回教徒掌管着，回回势力很大，“回教促进会”在乡间开办了许多教育机构，不收学费还管吃管喝，各民族的大人小孩都可以去那里念书。教课的都是些“阿訇”、教学内容也是以伊斯兰教义为主，于是学生们学来学去，就都学成了“回回”。
蔡智明对回回的印象很好，因为在西北的民众中，回教徒的组织性最强，外表干净整洁，受教育的程度也比较高。
当然，汉人也有自己的学堂，只是比较破败。在西北，渡口摆渡的艄公一定是汉人，所以汉族的教育经费也来自于渡船，每条船每天抽个三毛两毛，拿来办学校。这办法在夏天没问题，可天气一冷、河面结了冰，渡船没生意了，学校也只好关门。
藏族人很少上学，他们进寺庙当喇嘛。
一般的藏族家庭只留一两个男子守门立户，其余的都送进空门，有的甚至一个也不留，家里只剩下女人。在蔡智明看来，藏人无论僧俗贵贱，全都在为下辈子积福着想，男女老少不是在庙里面念经、就是在庙外面转悠，反正是以寺院为中心。
甘南位于青藏高原边缘，苦寒之地，人穷地贫，可这一带的人成家却很早。十三岁的妻子、十岁的丈夫，居然就有了孩子，一家三口傻不愣登站在门口东张西望，就好象是姐弟一样。还有十四岁的女孩嫁给七十岁的老头，男的在床上抽大烟、女的在灯下念佛经……让蔡智明他们看了，觉得既可笑、又可气、还可怜。
队伍过了土门关，到达甘肃夏河县的拉卜愣寺。
拉卜愣寺创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位于凤山脚下、大夏河边，占地近两千亩，设有三十一所佛宫、百余座殿堂佛阁、五百多处经房、上万间僧舍，日常住着三千六百多名喇嘛，号称是藏经最多的黄教寺院。（电影《天下无贼》里的“傻根”就是在这儿干活的）
拉卜愣寺的确有钱。不仅方圆百里的土地、牧场、森林、牲畜都是庙里的财产，还掌管着二十三个部落、一百零八座分寺，产业遍布甘肃、青海、四川。据说，从拉卜愣骑马向外走一天，眼里看见的还是拉卜愣的庙产。
蔡智明曾经听说青海西宁“塔儿寺”的财产很多，能够得抵得上“庚子赔款”，于是就问带队的向导：拉卜愣和塔儿寺，哪个更富裕？
（拉萨三大寺、扎什伦布寺、拉卜愣寺和塔儿寺，并称黄教“六大寺”）
那位喇嘛得意地回答：“塔儿寺哪里比得上拉卜愣寺，差远了”
蔡智明又问：拉卜愣和扎什伦布寺比较，又怎么样？
喇嘛立刻十分惭愧：“拉卜愣不及扎什伦布的一成”。
蔡智明心想：天啊，那么，达赖和班禅，该是如何的有钱？
九世班禅在拉卜愣寺的门口恭迎诚允、马鹤天和高长柱。
班禅大师中等身材、胖胖的、穿着黄色的袍子和金色的鞋子，没穿袜子，他皮肤较黑、头发花白、留着小胡子，说话眯着眼、走路慢腾腾，一副慈祥从容的模样。
诚允特使向他介绍了仪仗队的军官，大师很高兴，说各位辛苦了，还说他游历内地十二年、讲经传法，现在要回扎什伦布了。本来还不想回去的，只是西藏方面每天都在催促请求，他不回去人民不安心……
班禅讲的是藏语，行辕秘书长刘家驹在一旁替他做翻译。
仪仗大队随即接受了九世班禅大师的检阅，还走了分列式。宪兵们操练的是德国式样的步伐，三百多双大马靴踏得尘飞土起，十分雄壮。
班禅大师对仪仗队的装备很感兴趣，拿着“手提机枪”看了又看，可能是没见过这种新式武器。
仪仗队使用的手提机枪，其实就是美制“汤姆生冲锋枪”。这种枪没上过大战场，所以不太出名。但喜欢看美国电影的人应该对它并不陌生，三十年代的黑社会枪战片中，那些贩私酒、争地盘的芝加哥黑帮大佬，端在手里“突突突”的通常就是这东西。
（贴一张丘吉尔先生与“汤姆生手提机枪”的合影，供各位参考）
（怎么样？很酷吧？）
与九世班禅一起迎接诚允的，还有拉卜愣寺的寺主“五世嘉木祥胡图克图”，以及“和硕特蒙古亲王”。
十七世纪的时候，蒙古“和硕特部”曾经进据青藏高原，帮助格鲁教派打败西藏原有的僧俗势力、建立了黄教在藏区的统治权。虽然蒙古人随即就被清廷取消了权力，但“和硕特部”为黄教立下的汗马功劳，使得他们与藏族地方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硕特蒙古黄河南前首旗”的封地在甘肃、宁夏的南部，所以“和硕特亲王”也被称为“河南亲王”，是拉卜愣寺的“根本施主”。
第十代“和硕特亲王”名叫扎西才让，是个女的。她是最后一任“河南亲王”，当时还不到二十岁，嫁给了拉卜愣寺寺主的侄子黄文源。
拉卜愣寺寺主“五世嘉木祥胡图克图”的名字叫做“益西丹贝坚赞”，俗名黄正光，四川理塘县人。三岁的时候（1919年），黄正光被九世班禅看中，选定为前世“嘉木祥活佛”的化生，黄家顿时喜从天降，从此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
黄正光改名“益西丹贝坚赞”，成为拉卜愣寺的寺主，他父亲黄维忠当上了拉卜愣各部落的番民总管；大哥黄正清是拉卜愣地方保安司令；二哥黄正本是拉卜愣的“大襄佐”，管理下属百余个寺庙的政务；三哥黄正基是拉卜愣寺派往中央政府的代表；弟弟黄正明也是个什么活佛；两个妹妹黄阿蝉、黄阿塞都嫁给了大土司。
不仅如此，他大哥的儿子还娶了“和硕特”的女亲王，而这个小女亲王又是在拉卜愣寺里长大的，啥也不懂，于是就由驸马爷代管王府事务……
这么一来，拉卜愣的政治、宗教、军事、经济权力就完全掌握在黄家的手里，而黄家需要感谢的，就是九世班禅大师。
仪仗大队被安排住在拉卜愣寺里面，这是高规格的待遇。
拉卜愣寺的周围，上到“他哇村”（今夏河县城）、下到桑科，滩地上布满了白色的帐篷，就象是帐篷组成的大村庄。帐篷里的人，有的来自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也有的来自宁夏、蒙古，他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参拜九世班禅。这些人有的带着一年的粮食、有的带上了全部的积蓄，班禅大师在这里住多久，他们就准备陪多久。
其实，班禅大师整天都呆在屋里，平常人根本看不到他。不过，这些追随者并不因此气馁，虽然见不到班禅本人，却还可以做两件事——祈祷和磕头。
几乎所有的宗教都需要祈祷。有的说“阿门”，有的喊“安拉”，中原的老太太每天也要念叨十遍八遍“阿弥托佛”，藏传佛教就更是如此了。而且，格鲁教派还以祈祷的次数取胜，念经的数量越多、功德就越圆满。
在黄教的祈祷词中，据说有段颂扬“救世女神”的句子最长，需要十五分钟才能念完，这很高级。可是句子太长了就难免影响念经的次数，所以通常情况下大家都是选最简单的念，也就是——“唵嘛呢叭咪吽”——这六字真言的大概意思是“三生报应、莲花成就”，句式虽然简短，功效却和其他经文一样，而且很适合重复背诵。
只是，无论句子多么短，嘴巴再利索的人，从早到晚不吃不睡，一天也不过能念几万遍，再想突破就不可能了。于是，格鲁教就有个独特的办法——借助外物增加念经的次数。
所谓外物，最常见的是“手摩尼”，是个小转轮，外面刻着六字真言，拿在手里转悠、小轮转一圈就等于念了一段经；如果不想费劲，可以使用“经幡”（写了经文的布条），挂在房顶上、插在石堆上，小风一吹、布条一动，算是念了一遍经；如果还要提高效率，可以使用“摩尼桶”，也就是内装经文的筒子，有木头做的牛皮做的也有象牙做的，有大有小，小的用手推、大的靠水力或者风力帮忙，经筒子转一圈，里面装着的所有经文就等于全念了一遍，事半功倍。
借外物念经，最厉害的要数“转山转湖”。黄教教宗规定了哪个地方是“圣山”“圣湖”，信徒只要绕着转上一圈，就等于念了几亿、几十亿遍经文，一家伙就比别人几辈子念的还要多。当然，这些山啊湖啊都不是容易去的地方，必须有钱有时间、并且不怕苦不要命才能办得到。
为了表示虔诚，信徒们还规定在某些日子里不说话、不吃饭、不动弹，整天坐着，反复念“唵嘛呢叭咪吽”。
蔡智明觉得很奇怪，他问余展鹏：“这些人会不会念着念着就念睡着了？”
余军需不回答，使劲笑。
更让人奇怪的是磕头。
藏教信徒磕头的动作很大。规矩是双手合掌高举、接触额头和心脏各一次，然后双膝跪地、全身俯伏、两手前伸、额头接触地面，同时心发虔诚、口诉祷词。
到拉卜愣寺磕头的人很多，有的在寺院门前或者舍利塔前“磕长头”，跪下起来、再跪下再起来，从早到晚不断重复；有的沿着寺院的外墙往右转、绕着磕头，磕下去的时候手指尖划一条线，下次脚尖对齐线、然后再磕再划。如此反复继续，磕一圈就等于是用自己的身长把拉卜愣寺的外围量了一遍，十分辛苦。一般人磕一圈已经是筋疲力尽、难以动弹了，可竟然也有磕两圈甚至三圈的，那简直就是铁人。
有一次，蔡智明见到了一位“超人”。这人也是绕着寺院磕头，所不同的是他磕头的时候，头是朝着寺院方向的，也就是说每跪拜一次，移动的距离只等于自己的身宽。天哪！这要磕多少头才能完成任务，在场的所有军官全被骇得目瞪口呆。
不停地磕头到底能创造多大功德，蔡智明他们搞不清楚。但却有个现成的例子，证明磕头肯定是有好处的：有位乞丐，每天在寺院附近磕头，久而久之，脑袋上就磕出个大包。一天，嘉木祥活佛偶然遇到他，当即指着乞丐额头上的肉疙瘩惊呼：“呀！那里面住着佛爷。你们看不见，我却看见了！”。从此，该乞丐走到哪里都有人供应吃喝，脑门上的大疙瘩成了他的金牌饭票。
护送专使行署和仪仗队到达拉卜愣以后，为预祝班禅大师顺利返藏，拉卜愣寺决定举办“公开法会”，这可是件大喜事。
“公开法会”属于法事的一种，特点是大会期间寺院对外开放，允许游人四处参观。而且，为宣传教义、达到吸引化外之人的目的，公开法会比一般的法事更加注重娱乐性，欢迎民间的参与，除了举行宗教活动、还开办集市贸易。因此这种法会经常弄得比过年还热闹。
法会期间有许多表演性的节目。
有种叫“亮佛”的——在夏河边的山坡上悬挂着菩萨的绣像，几个装扮成老虎的人在那里打来打去，群众要尽量躲避“老虎”的袭扰，找机会去触摸神像。谁摸到谁有福气，如果能够有时间再祈祷几句，那就更加上上大吉了。
蔡智明们也跑去参加游戏，可是，那几只“老虎”一见到当兵的就躲得老远，几个军人把观世音、阿弥托、宗喀巴……摸了又摸，根本不会受到打扰，顿时觉得没意思，不好玩。
于是，嘉木祥活佛就鼓励仪仗队的官兵去看“大跳”。
“大跳”在经堂外面的广场举行，广场前悬挂着法王的画像，还有个供台（多尔玛）作为镇邪之物，场地中央摆着几个画在布上的鬼怪，叫做“凌卡”，据说是专门勾引人作恶的坏蛋。
表演开始时，二十个人奏乐，另外二十人装扮成法王和他的助手，一对对地走出来，先是围成圆圈跳舞，然后就向布制的“凌卡”比划刺杀的手势，这种手势叫做“手印”，属于对付魔鬼的武功。
比划完毕，大功告成。把“凌卡”烧掉，还要把供台（多尔玛）烧掉。这个“多尔玛”很奇怪，据说能够镇压住鬼魂，所以在跳舞之前很轻，跳完舞之后却变得十分沉重，几个壮汉都抬不动。
蔡智明很想去帮着抬“多尔玛”，可是没人让他去。
喇嘛们告诉他，参加过“大跳”的乐者和舞者，日后可以在理想国（香巴拉）获得官职，至于参观的人，只要看见过听见过，也可以在死后无所畏惧。
蔡智明这才明白，活佛鼓励官兵们来看“大跳”，原来是想要大家打仗的时候不用怕死。
公开法会期间，夏河的河滩变成了热闹的“丛拉”（集市）。这里有贩卖各式百货的，也有收购羊毛、药材的。
商贩们大多是回回，少数是汉人，藏人一般不做这些买卖。拉卜愣男子的任务似乎就是等待寺院的差役，没有差役的时候也不做别的，天天游手玩耍，所有的家事都由妇女操作。即便是缺钱用，也不摆摊设铺，只在手上拿些麝香，随便卖掉就算完事了。
蔡智明逛“丛拉”不是想买东西，而是想看女人。
大法会是藏民的节日，妇女们头一天就把头梳好（藏族女子梳一次头要两三个人帮忙，所以不能经常梳头），然后穿上最好的衣服，把各种金银首饰、珊瑚珍珠挂满全身，直压得自己步履蹒跚、腰酸颈痛。这样，虽然很漂亮，可除去喝点奶茶，就不能再吃任何东西了。
女人们在法会上是不允许开口说话的，但可以念“唵嘛呢叭咪吽”，而且据说比平时诵经的功德要大一些。
在女人的嘴里，这六字真言不仅可以念，还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曲调唱出来。于是乎，凤山下、夏河边、漫山遍野，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藏族女子同声歌唱，声调高亢悠扬，别有一番风味。
法会上，有些人愿意虔诚祈祷，有些人则更愿意夸耀自己的容貌和服装。于是，她们和他们就聚集在拉卜愣寺的白塔前，按村分队，一边唱着歌、一边绕塔三圈，载歌载舞、美丽动人。
蔡智明和他的同僚们首次遇此际会，满眼红红绿绿的盛装妇女，一帮人品鉴相貌、参观服装、欣赏演唱……忙得不亦乐乎。
不过，寺院外面的风景虽然好看，但既然是大法会，总还需要参加几项正规的宗教活动。而作为班禅仪仗队的成员，在这时候接受大师的赐福，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好了，咱们下回再说吧……
从35年12月磨蹭到36年的6月，护送专使终于从西安来到兰州。
当然，也不能说行署的人在这半年里尽偷懒不干事，至少他们采购了许多东西，把西关大街的几间库房塞得满满的。
库房里存放了不少预备赠送给西藏各界的礼品，具体是些什么玩意蔡智明也不知道。不过，有次他去行署办事，由于表现出了充分的好奇心，一个姓刘的“卫尉”（“卫尉”是诚允大人鼓捣出来的官职，大概相当于侍卫官）破例送给他一份礼物——美国“CANKIN”金笔。这可是高档货，只有在大上海的高档商场才能卖得到。看来，刘“卫尉”们是刚从南方大城市回来的。
仪仗队的每个人配备了一匹马，马匹是从青海买来的，个头不高、粗壮有力，很适合藏区的道路。
官兵们还领取了新装备。
分发给蔡智明的东西包括：子弹二百发（含弹匣）；衬衣两套、单军装两套（含一顶布帽子）、呢军装两套（含一顶呢帽子）、皮衣裤一套（含一顶皮帽子）、羊毛衣裤一套（含两双毛袜子）、雨衣一件；布鞋、皮鞋、马靴；布手套、皮手套；裹腿带、皮腰带；水壶、风镜、指南针；毛毯、脸盆、笔记本……这些新东西再加上原来的装备，马背上根本就放不下，只好再雇佣马帮来运输。
办公室里还剩下两箱步枪子弹，几个挎手枪的军官都在箱子里抓。蔡智明问：“要这些东西干啥？又重又用不上”。余展鹏说：“你傻呀，这玩意到了藏区就是钱，比钱还管用”。蔡智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也拿了五包，一百二十五发。
除了子弹，还有些军粮，是行署的人从马步芳的食品公司买回来的。大家打开箱子一看——牛肉罐头，扯开麻袋一瞧——牛肉干，个个气得直骂：“到西藏去还怕没有牛羊肉吃么？尽给我们这些破东西”。一帮人全跑到饭馆里猛吃猪肉，决心把未来几个月的猪油预先补充进肚子里。
忙乱了几天，终于出发了。
四百人不到的仪仗队，雇请了八百匹马，这才把背包棉被、粮草锅灶、帐篷雨具、电机燃料什么的全部搬上了路。行李是总承包给马帮老板的，出现破损丢失都由商会负责，官兵们不用操心，只管自己骑着马开跑就是。
行署的队伍更加庞大，两千多匹驮马，长长的一溜浩浩荡荡望不到头。可蔡智明总觉得跟随特使出发的工作人员比以前少了许多，一打听还真是这样，包括送给他“康克林”钢笔的那位刘卫尉都已经辞职不干了。
“这帮狡猾的家伙，先捞饱赚足、等到动身进藏的时候就打退堂鼓，真够可以的”。
诚允特使威风十足，前面敲着“开道锣”、举着“官衔牌”，身后飘扬着红艳艳的“诚”字大帅旗，搞得就象是过去的钦差大臣一样。沿途的老百姓远远望见旗幡就吓得赶紧躲起来，没躲开的就跪在路边、一个劲的磕头。诚大人昂首挺胸、目不斜视，真是神气极了。
离开兰州向南行进，目标是甘南的夏河县。沿途一带是各民族混杂地区，主要居住着 “回回”、汉人和藏人。
“回回”就是回教徒。按蔡智明的意思，“回回”并非贬义词、而是为了和“回族”相区别，因为大部分“回回”其实并没有回族血统，只是信奉伊斯兰教、按照回教规定的方式生活。在当时，西北的军政由回教徒掌管着，回回势力很大，“回教促进会”在乡间开办了许多教育机构，不收学费还管吃管喝，各民族的大人小孩都可以去那里念书。教课的都是些“阿訇”、教学内容也是以伊斯兰教义为主，于是学生们学来学去，就都学成了“回回”。
蔡智明对回回的印象很好，因为在西北的民众中，回教徒的组织性最强，外表干净整洁，受教育的程度也比较高。
当然，汉人也有自己的学堂，只是比较破败。在西北，渡口摆渡的艄公一定是汉人，所以汉族的教育经费也来自于渡船，每条船每天抽个三毛两毛，拿来办学校。这办法在夏天没问题，可天气一冷、河面结了冰，渡船没生意了，学校也只好关门。
藏族人很少上学，他们进寺庙当喇嘛。
一般的藏族家庭只留一两个男子守门立户，其余的都送进空门，有的甚至一个也不留，家里只剩下女人。在蔡智明看来，藏人无论僧俗贵贱，全都在为下辈子积福着想，男女老少不是在庙里面念经、就是在庙外面转悠，反正是以寺院为中心。
甘南位于青藏高原边缘，苦寒之地，人穷地贫，可这一带的人成家却很早。十三岁的妻子、十岁的丈夫，居然就有了孩子，一家三口傻不愣登站在门口东张西望，就好象是姐弟一样。还有十四岁的女孩嫁给七十岁的老头，男的在床上抽大烟、女的在灯下念佛经……让蔡智明他们看了，觉得既可笑、又可气、还可怜。
队伍过了土门关，到达甘肃夏河县的拉卜愣寺。
拉卜愣寺创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位于凤山脚下、大夏河边，占地近两千亩，设有三十一所佛宫、百余座殿堂佛阁、五百多处经房、上万间僧舍，日常住着三千六百多名喇嘛，号称是藏经最多的黄教寺院。（电影《天下无贼》里的“傻根”就是在这儿干活的）
拉卜愣寺的确有钱。不仅方圆百里的土地、牧场、森林、牲畜都是庙里的财产，还掌管着二十三个部落、一百零八座分寺，产业遍布甘肃、青海、四川。据说，从拉卜愣骑马向外走一天，眼里看见的还是拉卜愣的庙产。
蔡智明曾经听说青海西宁“塔儿寺”的财产很多，能够得抵得上“庚子赔款”，于是就问带队的向导：拉卜愣和塔儿寺，哪个更富裕？
（拉萨三大寺、扎什伦布寺、拉卜愣寺和塔儿寺，并称黄教“六大寺”）
那位喇嘛得意地回答：“塔儿寺哪里比得上拉卜愣寺，差远了”
蔡智明又问：拉卜愣和扎什伦布寺比较，又怎么样？
喇嘛立刻十分惭愧：“拉卜愣不及扎什伦布的一成”。
蔡智明心想：天啊，那么，达赖和班禅，该是如何的有钱？
九世班禅在拉卜愣寺的门口恭迎诚允、马鹤天和高长柱。
班禅大师中等身材、胖胖的、穿着黄色的袍子和金色的鞋子，没穿袜子，他皮肤较黑、头发花白、留着小胡子，说话眯着眼、走路慢腾腾，一副慈祥从容的模样。
诚允特使向他介绍了仪仗队的军官，大师很高兴，说各位辛苦了，还说他游历内地十二年、讲经传法，现在要回扎什伦布了。本来还不想回去的，只是西藏方面每天都在催促请求，他不回去人民不安心……
班禅讲的是藏语，行辕秘书长刘家驹在一旁替他做翻译。
仪仗大队随即接受了九世班禅大师的检阅，还走了分列式。宪兵们操练的是德国式样的步伐，三百多双大马靴踏得尘飞土起，十分雄壮。
班禅大师对仪仗队的装备很感兴趣，拿着“手提机枪”看了又看，可能是没见过这种新式武器。
仪仗队使用的手提机枪，其实就是美制“汤姆生冲锋枪”。这种枪没上过大战场，所以不太出名。但喜欢看美国电影的人应该对它并不陌生，三十年代的黑社会枪战片中，那些贩私酒、争地盘的芝加哥黑帮大佬，端在手里“突突突”的通常就是这东西。
（贴一张丘吉尔先生与“汤姆生手提机枪”的合影，供各位参考）
（怎么样？很酷吧？）
与九世班禅一起迎接诚允的，还有拉卜愣寺的寺主“五世嘉木祥胡图克图”，以及“和硕特蒙古亲王”。
十七世纪的时候，蒙古“和硕特部”曾经进据青藏高原，帮助格鲁教派打败西藏原有的僧俗势力、建立了黄教在藏区的统治权。虽然蒙古人随即就被清廷取消了权力，但“和硕特部”为黄教立下的汗马功劳，使得他们与藏族地方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硕特蒙古黄河南前首旗”的封地在甘肃、宁夏的南部，所以“和硕特亲王”也被称为“河南亲王”，是拉卜愣寺的“根本施主”。
第十代“和硕特亲王”名叫扎西才让，是个女的。她是最后一任“河南亲王”，当时还不到二十岁，嫁给了拉卜愣寺寺主的侄子黄文源。
拉卜愣寺寺主“五世嘉木祥胡图克图”的名字叫做“益西丹贝坚赞”，俗名黄正光，四川理塘县人。三岁的时候（1919年），黄正光被九世班禅看中，选定为前世“嘉木祥活佛”的化生，黄家顿时喜从天降，从此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
黄正光改名“益西丹贝坚赞”，成为拉卜愣寺的寺主，他父亲黄维忠当上了拉卜愣各部落的番民总管；大哥黄正清是拉卜愣地方保安司令；二哥黄正本是拉卜愣的“大襄佐”，管理下属百余个寺庙的政务；三哥黄正基是拉卜愣寺派往中央政府的代表；弟弟黄正明也是个什么活佛；两个妹妹黄阿蝉、黄阿塞都嫁给了大土司。
不仅如此，他大哥的儿子还娶了“和硕特”的女亲王，而这个小女亲王又是在拉卜愣寺里长大的，啥也不懂，于是就由驸马爷代管王府事务……
这么一来，拉卜愣的政治、宗教、军事、经济权力就完全掌握在黄家的手里，而黄家需要感谢的，就是九世班禅大师。
仪仗大队被安排住在拉卜愣寺里面，这是高规格的待遇。
拉卜愣寺的周围，上到“他哇村”（今夏河县城）、下到桑科，滩地上布满了白色的帐篷，就象是帐篷组成的大村庄。帐篷里的人，有的来自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也有的来自宁夏、蒙古，他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参拜九世班禅。这些人有的带着一年的粮食、有的带上了全部的积蓄，班禅大师在这里住多久，他们就准备陪多久。
其实，班禅大师整天都呆在屋里，平常人根本看不到他。不过，这些追随者并不因此气馁，虽然见不到班禅本人，却还可以做两件事——祈祷和磕头。
几乎所有的宗教都需要祈祷。有的说“阿门”，有的喊“安拉”，中原的老太太每天也要念叨十遍八遍“阿弥托佛”，藏传佛教就更是如此了。而且，格鲁教派还以祈祷的次数取胜，念经的数量越多、功德就越圆满。
在黄教的祈祷词中，据说有段颂扬“救世女神”的句子最长，需要十五分钟才能念完，这很高级。可是句子太长了就难免影响念经的次数，所以通常情况下大家都是选最简单的念，也就是——“唵嘛呢叭咪吽”——这六字真言的大概意思是“三生报应、莲花成就”，句式虽然简短，功效却和其他经文一样，而且很适合重复背诵。
只是，无论句子多么短，嘴巴再利索的人，从早到晚不吃不睡，一天也不过能念几万遍，再想突破就不可能了。于是，格鲁教就有个独特的办法——借助外物增加念经的次数。
所谓外物，最常见的是“手摩尼”，是个小转轮，外面刻着六字真言，拿在手里转悠、小轮转一圈就等于念了一段经；如果不想费劲，可以使用“经幡”（写了经文的布条），挂在房顶上、插在石堆上，小风一吹、布条一动，算是念了一遍经；如果还要提高效率，可以使用“摩尼桶”，也就是内装经文的筒子，有木头做的牛皮做的也有象牙做的，有大有小，小的用手推、大的靠水力或者风力帮忙，经筒子转一圈，里面装着的所有经文就等于全念了一遍，事半功倍。
借外物念经，最厉害的要数“转山转湖”。黄教教宗规定了哪个地方是“圣山”“圣湖”，信徒只要绕着转上一圈，就等于念了几亿、几十亿遍经文，一家伙就比别人几辈子念的还要多。当然，这些山啊湖啊都不是容易去的地方，必须有钱有时间、并且不怕苦不要命才能办得到。
为了表示虔诚，信徒们还规定在某些日子里不说话、不吃饭、不动弹，整天坐着，反复念“唵嘛呢叭咪吽”。
蔡智明觉得很奇怪，他问余展鹏：“这些人会不会念着念着就念睡着了？”
余军需不回答，使劲笑。
更让人奇怪的是磕头。
藏教信徒磕头的动作很大。规矩是双手合掌高举、接触额头和心脏各一次，然后双膝跪地、全身俯伏、两手前伸、额头接触地面，同时心发虔诚、口诉祷词。
到拉卜愣寺磕头的人很多，有的在寺院门前或者舍利塔前“磕长头”，跪下起来、再跪下再起来，从早到晚不断重复；有的沿着寺院的外墙往右转、绕着磕头，磕下去的时候手指尖划一条线，下次脚尖对齐线、然后再磕再划。如此反复继续，磕一圈就等于是用自己的身长把拉卜愣寺的外围量了一遍，十分辛苦。一般人磕一圈已经是筋疲力尽、难以动弹了，可竟然也有磕两圈甚至三圈的，那简直就是铁人。
有一次，蔡智明见到了一位“超人”。这人也是绕着寺院磕头，所不同的是他磕头的时候，头是朝着寺院方向的，也就是说每跪拜一次，移动的距离只等于自己的身宽。天哪！这要磕多少头才能完成任务，在场的所有军官全被骇得目瞪口呆。
不停地磕头到底能创造多大功德，蔡智明他们搞不清楚。但却有个现成的例子，证明磕头肯定是有好处的：有位乞丐，每天在寺院附近磕头，久而久之，脑袋上就磕出个大包。一天，嘉木祥活佛偶然遇到他，当即指着乞丐额头上的肉疙瘩惊呼：“呀！那里面住着佛爷。你们看不见，我却看见了！”。从此，该乞丐走到哪里都有人供应吃喝，脑门上的大疙瘩成了他的金牌饭票。
护送专使行署和仪仗队到达拉卜愣以后，为预祝班禅大师顺利返藏，拉卜愣寺决定举办“公开法会”，这可是件大喜事。
“公开法会”属于法事的一种，特点是大会期间寺院对外开放，允许游人四处参观。而且，为宣传教义、达到吸引化外之人的目的，公开法会比一般的法事更加注重娱乐性，欢迎民间的参与，除了举行宗教活动、还开办集市贸易。因此这种法会经常弄得比过年还热闹。
法会期间有许多表演性的节目。
有种叫“亮佛”的——在夏河边的山坡上悬挂着菩萨的绣像，几个装扮成老虎的人在那里打来打去，群众要尽量躲避“老虎”的袭扰，找机会去触摸神像。谁摸到谁有福气，如果能够有时间再祈祷几句，那就更加上上大吉了。
蔡智明们也跑去参加游戏，可是，那几只“老虎”一见到当兵的就躲得老远，几个军人把观世音、阿弥托、宗喀巴……摸了又摸，根本不会受到打扰，顿时觉得没意思，不好玩。
于是，嘉木祥活佛就鼓励仪仗队的官兵去看“大跳”。
“大跳”在经堂外面的广场举行，广场前悬挂着法王的画像，还有个供台（多尔玛）作为镇邪之物，场地中央摆着几个画在布上的鬼怪，叫做“凌卡”，据说是专门勾引人作恶的坏蛋。
表演开始时，二十个人奏乐，另外二十人装扮成法王和他的助手，一对对地走出来，先是围成圆圈跳舞，然后就向布制的“凌卡”比划刺杀的手势，这种手势叫做“手印”，属于对付魔鬼的武功。
比划完毕，大功告成。把“凌卡”烧掉，还要把供台（多尔玛）烧掉。这个“多尔玛”很奇怪，据说能够镇压住鬼魂，所以在跳舞之前很轻，跳完舞之后却变得十分沉重，几个壮汉都抬不动。
蔡智明很想去帮着抬“多尔玛”，可是没人让他去。
喇嘛们告诉他，参加过“大跳”的乐者和舞者，日后可以在理想国（香巴拉）获得官职，至于参观的人，只要看见过听见过，也可以在死后无所畏惧。
蔡智明这才明白，活佛鼓励官兵们来看“大跳”，原来是想要大家打仗的时候不用怕死。
公开法会期间，夏河的河滩变成了热闹的“丛拉”（集市）。这里有贩卖各式百货的，也有收购羊毛、药材的。
商贩们大多是回回，少数是汉人，藏人一般不做这些买卖。拉卜愣男子的任务似乎就是等待寺院的差役，没有差役的时候也不做别的，天天游手玩耍，所有的家事都由妇女操作。即便是缺钱用，也不摆摊设铺，只在手上拿些麝香，随便卖掉就算完事了。
蔡智明逛“丛拉”不是想买东西，而是想看女人。
大法会是藏民的节日，妇女们头一天就把头梳好（藏族女子梳一次头要两三个人帮忙，所以不能经常梳头），然后穿上最好的衣服，把各种金银首饰、珊瑚珍珠挂满全身，直压得自己步履蹒跚、腰酸颈痛。这样，虽然很漂亮，可除去喝点奶茶，就不能再吃任何东西了。
女人们在法会上是不允许开口说话的，但可以念“唵嘛呢叭咪吽”，而且据说比平时诵经的功德要大一些。
在女人的嘴里，这六字真言不仅可以念，还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曲调唱出来。于是乎，凤山下、夏河边、漫山遍野，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藏族女子同声歌唱，声调高亢悠扬，别有一番风味。
法会上，有些人愿意虔诚祈祷，有些人则更愿意夸耀自己的容貌和服装。于是，她们和他们就聚集在拉卜愣寺的白塔前，按村分队，一边唱着歌、一边绕塔三圈，载歌载舞、美丽动人。
蔡智明和他的同僚们首次遇此际会，满眼红红绿绿的盛装妇女，一帮人品鉴相貌、参观服装、欣赏演唱……忙得不亦乐乎。
不过，寺院外面的风景虽然好看，但既然是大法会，总还需要参加几项正规的宗教活动。而作为班禅仪仗队的成员，在这时候接受大师的赐福，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好了，咱们下回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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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禅大师的仪仗兵（四）
拉卜愣寺是“世界上最大的喇嘛教学府”（但不是等级最高的），寺里设有闻思学院、续部学院、时轮学院、喜金刚学院、医药学院和印经院，这些学院有的侧重理论研究、有的侧重技能学习，就象内地大学的理学院和工学院一样。
在寺院就读的僧人来自全国各地，以藏族人和蒙族人居多，也有少数是汉族，当地人称喇嘛为“阿喀”。据说“阿喀”是藏语“大叔”的意思，可为什么要把和尚叫做叔叔，蔡智明就弄不明白了。
这些阿喀每天诵念经文，还要参加“经头考试”、一次背诵好几百页的佛经。如果考试不及格，不仅自己要受处罚、连累传经师傅也跟着遭斥责。蔡智明就曾经见到“经头考试”没过关的小阿喀被“棒子喇嘛”（持戒僧）打得哇哇大哭，而他的倒霉师傅则靠在墙角罚站、脖子上还挂着个水桶，真是怪可怜的。
喇嘛的学习有“自修”和“集会”两种方式。“自修”是在经师的帮助下参悟，属于个别辅导；“集会”就是上大课，可以自由选择课程。
上大课分为“殿会”和“法会”两大类，“殿会”主要修行福德、“法会”主要修行智慧。当然，“福慧双修”是佛家的最佳愿望，但其实想要完成“双修”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法会”和“殿会”从早到晚排得满满，如果两会都参加，不仅没时间自修、就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
蔡智明观察了一下，参加“殿会”的主要是老头子，年轻喇嘛则多选择“法会”。这大概是因为年老的人觉得修炼福德比较重要，而年轻人则认为智慧更有好处吧。
蔡智明观摩过喇嘛考试——“因明”（显学第五级）答辩。
“因明”是用推理的方法分辨正邪，有点象是逻辑学。它要求参加考试的喇嘛不仅能说会道，还要熟悉经典、对经文要义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因明”过关大概相当于大学毕业，据说学到这个地步通常需要十二年的时间，但也不一定，有人学得很快、也有的人几十年都学不会，关键要看各人的悟性。
考试开始前，大家就座，铁棒喇嘛（巡视僧）绕场检查秩序、坐堂喇嘛宣布纪律、主考喇嘛登台，答辩就正式开始了。
有个司仪负责喊“考僧”的名字，被喊中的人站起来向各位行礼，然后把袈裟脱下来放在座位上、再把念珠搁在头顶上（这大概是防止作弊）。然后就准备接受“问难”。主考老喇嘛干巴巴地问了几句，应考者立刻绘声绘色地答辩，而且手舞足蹈、滔滔不绝……
蔡智明听不懂喇嘛们在说些什么，反正大家鼓掌他就跟着鼓掌，大家哄笑他就跟着笑，到最后谁过关了或者谁没有过关，他也不知道。
“因明”过关的喇嘛，从此不必参加“经头考试”、也不用干杂役，可以充当“侍读”、衣食也由活佛供给，就象是大学毕业的“正式干部”一样。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再进入“般若部”研读经书，争取获得“格西”学位（相当于硕士？），如果成功，就可以具备独自传教的资格，更加受人尊重了……
在“公开法会”期间，寺院是对外开放的，仪仗队的官兵可以四处乱窜。
有的高僧不愿意受到打扰，就在僧房门口贴一张表示“闭关修炼”的条子、谢绝参观，但大多数喇嘛还是喜欢热闹，乐意与到访的客人们一起玩耍。
夏天，拉卜愣寺的喇嘛们剃光头、不戴帽子，下身穿着“曼约合”（一种红色的裹裙）、外罩衫裙，上身穿背心、披袈裟，衣物上没有纽扣、只用腰带拴着。腰间挂着水瓶、怀里揣着抹布、手里攥着念珠。
喇嘛们的住房条件各不相同。普通的僧房四壁都是光板，钉着两个木架子，一个供奉佛像和经卷、另一个当杂物柜；屋里只有一张炕，既是坐处也是床，炕上有条毛毡子，那是睡觉时的被褥。而富裕的喇嘛则住在院子里、边上有仆人的房间和马厩，屋子里雕梁画栋，地上铺地毯、床上铺毛毯，还有锦缎的被褥和丝绸坐垫。屋内点着香炉、铜壶里随时备有温热的茶水，香炉和铜壶上都铸着精美的花纹、镶嵌着珠宝，十分华丽漂亮。
与和尚不同，喇嘛出家以后仍然和自己的家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可以在寺院里建造自己的僧房，父母可以给孩子送钱送物，有血缘关系的喇嘛之间也可以相互继承财产。这样一来，富家出身的喇嘛进寺院以后依然阔气，家境贫寒的人出家之后依旧是穷光蛋。
在拉卜愣寺，小“学僧”中的穷喇嘛比较多，而到了高年级，就以富裕人家的子弟为主了。这是因为喇嘛在拜师、学习、考试、甚至实习的过程中都是要花钱的，而且级别越高开销就越大。因此，有钱的“学僧”容易请到好的师傅，也可以争取较高的学位，而穷苦的喇嘛想要长期学习就十分困难，他们往往在读完最基本的戒律之后就去学“技术”了。
拉卜愣寺的学院开设了一些类似职业培训的课程，里面的“学艺僧”可以学习书法、文法、历算、绘画、医药、裁缝、铜匠手艺，毕业以后能够念经、看病、维修寺院、装裱经卷，或者做铁炉子、当裁缝。既为寺院打工、也给自己求得谋生的手段。
在喇嘛的群体中，位于权势顶端的当然是大活佛，他们都有自己的属寺和部落；其次是和大活佛关系密切的高级僧官，他们掌控着藏区的教务、行政、司法、财务；再次是小活佛（侧室活佛）和世袭担任特定官职的贵族子弟，少部分获得高级学位的僧人也能够进入这个阶层。
更多的喇嘛则处于群体的基本阶层，他们或者在外念经祈福、或者在寺里维修庙宇，或者在作坊制造手工品、或者在庄园核对帐目，在为寺院谋取财物的同时、自己也能混个温饱。而最底层的是什么技能也不会的喇嘛，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在经堂、庄园或者僧官的手下当杂工，这样的喇嘛连斋饭都吃不饱，更谈不上得到布施了。
举办公开法会的日子，不仅是俗人的节日、也是喇嘛的节日。
这一天，各部落的民众必须向喇嘛们进贡食物，为拉卜愣寺的三千六百多僧众提供“牛肉酥油饭”，还要供应茶水。
寺院的厨房里安置了三口超级大锅，每口锅里可以放进三头牛的肉，这些肉和七十斤酥油、四十升米（每升三十斤）、八十斤葡萄干，还有白糖、奶油、蕨麻（一种草根植物）之类的东西，乱七八糟煮在一起，就成了“牛肉酥油饭”。
藏传佛教的喇嘛是可以吃肉的，这让见惯了和尚吃素的仪仗队官兵们觉得很有趣，纷纷围在旁边看稀奇。
藏族人对待餐具很讲究，各人有各自的碗，不能乱拿，而且煮饭用铁锅、熬茶用铜壶，也不能弄混了。吃饭的时候，喇嘛们盘膝而坐，把饭团捏成小酒杯一样的形状，然后掺进辣子、大蒜以及酥油等佐料，和着热茶一起吃。这样吃不了多久就满头大汗了，于是又把怀里的抹布掏出来，擦汗、擦手、擦鼻涕全都使用它。
吃饱喝足，有的喇嘛就开始吸鼻烟。鼻烟壶大多是牛角制成的，也有用象牙、玛瑙或者玉石做的，看上去十分漂亮。
见官兵看得来劲，喇嘛们就喊他们一起来吃这“大锅饭”，蔡智明一边拱手道谢、一边赶紧溜掉了。
普通喇嘛请吃饭可以谢绝，可遇到嘉木祥活佛请客就不能不去了。
那顿饭的内容比较简单，依次上了六道食物：奶茶、酥油饭、灌汤牛肉包、手抓羊肉、大锅烩菜和奶酪，除了烩菜里有几根萝卜丝、就没有见到其他的蔬菜，全都油腻得不得了。
最后端上来的奶酪其实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酸奶，可当时的蔡智明却喝不惯，只好把铜壶里茶水喝了两大碗。那茶水是用大叶茶和砖茶混合熬成的，叫做“大茶”，真是又酽又浓，害得他一晚上没睡着觉。
睁着眼睛躺到天亮，九世班禅就要给仪仗队的官兵举行赐福仪式了。
算起来，这是班禅大师第二次接见军官。
头一次进见的时候，大家都按规矩买了呈献给活佛的礼物，曾铁衷大队长买了十块钱的东西、其他校官买了八块钱的、尉官们就只花了五块钱。结果，办完仪式，班禅大师还礼，十块钱的得了个金元宝、八块钱的得了银元宝、五块钱的却只得到一条红绸带子。蔡智明他们直喊“亏了亏了”，早知道八块钱能够得元宝，怎么样也要多买一些礼物。
寺院外面有专卖礼物的摊点，负责买卖的是寺里的大喇嘛。摊位上最多的是“哈达”，有长有短，以白色为主，也有蓝色和黄色的，价钱不等；还有一类东西叫“迭卡”，其实就是礼品单子，上面写着核桃、枣子、桂圆、荔枝……最少两样、最多十三样，品种越多越贵重。但是藏族地区并不出产礼单上的东西，想在当地把实物找齐根本就办不到，所以“迭卡”是个虚的，只要把这个单子买下来再递上去、就相当于已经送给活佛这些礼物了。
班禅的身边有几个专门收礼品的“堪布”，这一回，尉官跟着校官学，大家全都买了十块钱的礼物。
班禅活佛在法座上咿哩呜噜念了一大通，堪布又搬来财宝箱子，给曾队长金元宝、给分队长银元宝，到了尉官面前，一伸手，还是根红绫带！搞得军官们又好气又好笑。
下来以后，大家都说：“什么活佛，凭官衔大小给东西，势利眼”
曾铁衷嘿嘿直乐：“你们自己傻，岂能怪喇嘛。也不想想看，天下哪有不势利的和尚？”又说：“能得到红绸子已经不错了，看看吧，带子上结着三个红疙瘩，那是活佛派来保护你们的三大金刚呢！”
蔡智明嘀咕说：“三个金刚固然不错，可我觉得，用金元宝保护我或许更为妥当”。
一帮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班禅大师对仪仗队的军官们已经很够意思了。那些藏民信徒们送了好多牛、好多羊，到最后也不过是得到一条红带子，还不如蔡智明的这一根长呢。
九世班禅在公开法会上举行“放头仪式”，那场面真是热闹。
大师本人坐在经堂门口的高台子上，身穿金黄色袍子、头戴金黄色帽子，手里拿着根三尺多长的木秆、秆头上系着尺把长的须子。他身后坐着好几排喇嘛，穿红色袈裟、戴着弯弯的鸡冠帽，全都闭着眼睛念经。
班禅的左边站着一个“堪布”，专门替他端茶，那茶碗是玉石的，有盖有座、镶金镶银，茶壶是银的，镶着黄金宝石。活佛的右边站着仪仗队的军官，在这个位置上用不着干活、只要站得笔直就好，大家轮流上去半个小时，蔡智明也站过两次。
朝拜的人群排成长长的队伍，各色礼品在院子里堆成了山，有金银铜器、有珠宝首饰，还有木盘子托着的礼单，上面写着贡献多少牛、多少马、多少羊，或者多少土地多少人口。那时候，低层藏民的人身关系是依附于部落和寺院的，头人说送就送、说卖就卖，农奴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信徒们远远的望见班禅，早就把腰弯着了，两只大拇指向上翘起，舌头一进一出、发出“突噜突噜”的声音，这些人走到班禅跟前，被那根晃来晃去的木头杆子在脑袋上碰一下，立刻就现出很幸福的模样。出去的时候，喇嘛们发给他们一根红绳子，如果遇到个别送礼特别重的，就送一段红丝绸，同样都打着三个结。于是，人们非常高兴地把绳子或者绸子挂在脖子上，仿佛今后的灵魂有了保障。
余展鹏由衷地感叹道：“当活佛可真舒服啊”
蔡智明连连点头：“是啊，是啊”
可是，活佛也有不顺心的时候。
公开法会结束以后，班禅大师准备动身进藏。可就在这时候，“护送特使”诚允大人却突然提出辞职，接着，专使行署的一帮人也说要等候中央指示，全都不肯走了。
关于诚允的辞职有两种说法。一说诚允是平原出身的人，不习惯青藏高原的海拔，头晕、身体吃不消；另一说是诚允喝高了，和蒙古贵族吹牛的时候说满洲国皇帝溥仪是“我们的皇上”，结果被马鹤天参赞和高长柱参军联合告了一状，特使的官职就保不住了。
以蔡智明的地位，当然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但是，即便诚允真的称呼溥仪为“皇上”，那多半也指的是大清国的皇上、而不是满洲国的皇上，因为事实证明，诚允自始至终支持抗日、没有跑到东北去，最后是死在四川的。
马鹤天和高长柱是不是想借机取代诚允的位置，不好说，但诚允自己肯定是乐意被取代的。一年来，能威风的威风了、能花的钱也花光了，剩下的尽是些过雪山、走草地的苦差事，此时不开溜、更待何时？所以他递交辞呈之后立刻就离开了拉卜愣，根本就没有等待中央的答复。
在当时，诚允是不愁没有好差事的，他是张学良跟前的红人，谁能不给他面子？可没想到的是，旧职务辞了、新职务还没到手，张少帅和蒋总裁就撕破了脸，诚允从此倒了热灶，只能做个平头老百姓、最后郁郁而终。
“护送特使”辞职了，行署的其他人也不愿意动身。班禅大师急了，他这回再也不说“其实还不想回去”之类的客套话，闹着非要立刻就走不可。没办法，曾铁衷队长与马鹤天、高长柱商量了一番，决定参赞、参军以及行署的人继续等待中央指示，由仪仗队先行护送九世班禅启程进藏。
于是，1936年8月20日，班禅行辕和仪仗大队的全体官兵离开拉卜楞寺，向青海的玉树地区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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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禅大师的仪仗兵（四）
拉卜愣寺是“世界上最大的喇嘛教学府”（但不是等级最高的），寺里设有闻思学院、续部学院、时轮学院、喜金刚学院、医药学院和印经院，这些学院有的侧重理论研究、有的侧重技能学习，就象内地大学的理学院和工学院一样。
在寺院就读的僧人来自全国各地，以藏族人和蒙族人居多，也有少数是汉族，当地人称喇嘛为“阿喀”。据说“阿喀”是藏语“大叔”的意思，可为什么要把和尚叫做叔叔，蔡智明就弄不明白了。
这些阿喀每天诵念经文，还要参加“经头考试”、一次背诵好几百页的佛经。如果考试不及格，不仅自己要受处罚、连累传经师傅也跟着遭斥责。蔡智明就曾经见到“经头考试”没过关的小阿喀被“棒子喇嘛”（持戒僧）打得哇哇大哭，而他的倒霉师傅则靠在墙角罚站、脖子上还挂着个水桶，真是怪可怜的。
喇嘛的学习有“自修”和“集会”两种方式。“自修”是在经师的帮助下参悟，属于个别辅导；“集会”就是上大课，可以自由选择课程。
上大课分为“殿会”和“法会”两大类，“殿会”主要修行福德、“法会”主要修行智慧。当然，“福慧双修”是佛家的最佳愿望，但其实想要完成“双修”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法会”和“殿会”从早到晚排得满满，如果两会都参加，不仅没时间自修、就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
蔡智明观察了一下，参加“殿会”的主要是老头子，年轻喇嘛则多选择“法会”。这大概是因为年老的人觉得修炼福德比较重要，而年轻人则认为智慧更有好处吧。
蔡智明观摩过喇嘛考试——“因明”（显学第五级）答辩。
“因明”是用推理的方法分辨正邪，有点象是逻辑学。它要求参加考试的喇嘛不仅能说会道，还要熟悉经典、对经文要义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因明”过关大概相当于大学毕业，据说学到这个地步通常需要十二年的时间，但也不一定，有人学得很快、也有的人几十年都学不会，关键要看各人的悟性。
考试开始前，大家就座，铁棒喇嘛（巡视僧）绕场检查秩序、坐堂喇嘛宣布纪律、主考喇嘛登台，答辩就正式开始了。
有个司仪负责喊“考僧”的名字，被喊中的人站起来向各位行礼，然后把袈裟脱下来放在座位上、再把念珠搁在头顶上（这大概是防止作弊）。然后就准备接受“问难”。主考老喇嘛干巴巴地问了几句，应考者立刻绘声绘色地答辩，而且手舞足蹈、滔滔不绝……
蔡智明听不懂喇嘛们在说些什么，反正大家鼓掌他就跟着鼓掌，大家哄笑他就跟着笑，到最后谁过关了或者谁没有过关，他也不知道。
“因明”过关的喇嘛，从此不必参加“经头考试”、也不用干杂役，可以充当“侍读”、衣食也由活佛供给，就象是大学毕业的“正式干部”一样。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再进入“般若部”研读经书，争取获得“格西”学位（相当于硕士？），如果成功，就可以具备独自传教的资格，更加受人尊重了……
在“公开法会”期间，寺院是对外开放的，仪仗队的官兵可以四处乱窜。
有的高僧不愿意受到打扰，就在僧房门口贴一张表示“闭关修炼”的条子、谢绝参观，但大多数喇嘛还是喜欢热闹，乐意与到访的客人们一起玩耍。
夏天，拉卜愣寺的喇嘛们剃光头、不戴帽子，下身穿着“曼约合”（一种红色的裹裙）、外罩衫裙，上身穿背心、披袈裟，衣物上没有纽扣、只用腰带拴着。腰间挂着水瓶、怀里揣着抹布、手里攥着念珠。
喇嘛们的住房条件各不相同。普通的僧房四壁都是光板，钉着两个木架子，一个供奉佛像和经卷、另一个当杂物柜；屋里只有一张炕，既是坐处也是床，炕上有条毛毡子，那是睡觉时的被褥。而富裕的喇嘛则住在院子里、边上有仆人的房间和马厩，屋子里雕梁画栋，地上铺地毯、床上铺毛毯，还有锦缎的被褥和丝绸坐垫。屋内点着香炉、铜壶里随时备有温热的茶水，香炉和铜壶上都铸着精美的花纹、镶嵌着珠宝，十分华丽漂亮。
与和尚不同，喇嘛出家以后仍然和自己的家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可以在寺院里建造自己的僧房，父母可以给孩子送钱送物，有血缘关系的喇嘛之间也可以相互继承财产。这样一来，富家出身的喇嘛进寺院以后依然阔气，家境贫寒的人出家之后依旧是穷光蛋。
在拉卜愣寺，小“学僧”中的穷喇嘛比较多，而到了高年级，就以富裕人家的子弟为主了。这是因为喇嘛在拜师、学习、考试、甚至实习的过程中都是要花钱的，而且级别越高开销就越大。因此，有钱的“学僧”容易请到好的师傅，也可以争取较高的学位，而穷苦的喇嘛想要长期学习就十分困难，他们往往在读完最基本的戒律之后就去学“技术”了。
拉卜愣寺的学院开设了一些类似职业培训的课程，里面的“学艺僧”可以学习书法、文法、历算、绘画、医药、裁缝、铜匠手艺，毕业以后能够念经、看病、维修寺院、装裱经卷，或者做铁炉子、当裁缝。既为寺院打工、也给自己求得谋生的手段。
在喇嘛的群体中，位于权势顶端的当然是大活佛，他们都有自己的属寺和部落；其次是和大活佛关系密切的高级僧官，他们掌控着藏区的教务、行政、司法、财务；再次是小活佛（侧室活佛）和世袭担任特定官职的贵族子弟，少部分获得高级学位的僧人也能够进入这个阶层。
更多的喇嘛则处于群体的基本阶层，他们或者在外念经祈福、或者在寺里维修庙宇，或者在作坊制造手工品、或者在庄园核对帐目，在为寺院谋取财物的同时、自己也能混个温饱。而最底层的是什么技能也不会的喇嘛，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在经堂、庄园或者僧官的手下当杂工，这样的喇嘛连斋饭都吃不饱，更谈不上得到布施了。
举办公开法会的日子，不仅是俗人的节日、也是喇嘛的节日。
这一天，各部落的民众必须向喇嘛们进贡食物，为拉卜愣寺的三千六百多僧众提供“牛肉酥油饭”，还要供应茶水。
寺院的厨房里安置了三口超级大锅，每口锅里可以放进三头牛的肉，这些肉和七十斤酥油、四十升米（每升三十斤）、八十斤葡萄干，还有白糖、奶油、蕨麻（一种草根植物）之类的东西，乱七八糟煮在一起，就成了“牛肉酥油饭”。
藏传佛教的喇嘛是可以吃肉的，这让见惯了和尚吃素的仪仗队官兵们觉得很有趣，纷纷围在旁边看稀奇。
藏族人对待餐具很讲究，各人有各自的碗，不能乱拿，而且煮饭用铁锅、熬茶用铜壶，也不能弄混了。吃饭的时候，喇嘛们盘膝而坐，把饭团捏成小酒杯一样的形状，然后掺进辣子、大蒜以及酥油等佐料，和着热茶一起吃。这样吃不了多久就满头大汗了，于是又把怀里的抹布掏出来，擦汗、擦手、擦鼻涕全都使用它。
吃饱喝足，有的喇嘛就开始吸鼻烟。鼻烟壶大多是牛角制成的，也有用象牙、玛瑙或者玉石做的，看上去十分漂亮。
见官兵看得来劲，喇嘛们就喊他们一起来吃这“大锅饭”，蔡智明一边拱手道谢、一边赶紧溜掉了。
普通喇嘛请吃饭可以谢绝，可遇到嘉木祥活佛请客就不能不去了。
那顿饭的内容比较简单，依次上了六道食物：奶茶、酥油饭、灌汤牛肉包、手抓羊肉、大锅烩菜和奶酪，除了烩菜里有几根萝卜丝、就没有见到其他的蔬菜，全都油腻得不得了。
最后端上来的奶酪其实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酸奶，可当时的蔡智明却喝不惯，只好把铜壶里茶水喝了两大碗。那茶水是用大叶茶和砖茶混合熬成的，叫做“大茶”，真是又酽又浓，害得他一晚上没睡着觉。
睁着眼睛躺到天亮，九世班禅就要给仪仗队的官兵举行赐福仪式了。
算起来，这是班禅大师第二次接见军官。
头一次进见的时候，大家都按规矩买了呈献给活佛的礼物，曾铁衷大队长买了十块钱的东西、其他校官买了八块钱的、尉官们就只花了五块钱。结果，办完仪式，班禅大师还礼，十块钱的得了个金元宝、八块钱的得了银元宝、五块钱的却只得到一条红绸带子。蔡智明他们直喊“亏了亏了”，早知道八块钱能够得元宝，怎么样也要多买一些礼物。
寺院外面有专卖礼物的摊点，负责买卖的是寺里的大喇嘛。摊位上最多的是“哈达”，有长有短，以白色为主，也有蓝色和黄色的，价钱不等；还有一类东西叫“迭卡”，其实就是礼品单子，上面写着核桃、枣子、桂圆、荔枝……最少两样、最多十三样，品种越多越贵重。但是藏族地区并不出产礼单上的东西，想在当地把实物找齐根本就办不到，所以“迭卡”是个虚的，只要把这个单子买下来再递上去、就相当于已经送给活佛这些礼物了。
班禅的身边有几个专门收礼品的“堪布”，这一回，尉官跟着校官学，大家全都买了十块钱的礼物。
班禅活佛在法座上咿哩呜噜念了一大通，堪布又搬来财宝箱子，给曾队长金元宝、给分队长银元宝，到了尉官面前，一伸手，还是根红绫带！搞得军官们又好气又好笑。
下来以后，大家都说：“什么活佛，凭官衔大小给东西，势利眼”
曾铁衷嘿嘿直乐：“你们自己傻，岂能怪喇嘛。也不想想看，天下哪有不势利的和尚？”又说：“能得到红绸子已经不错了，看看吧，带子上结着三个红疙瘩，那是活佛派来保护你们的三大金刚呢！”
蔡智明嘀咕说：“三个金刚固然不错，可我觉得，用金元宝保护我或许更为妥当”。
一帮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班禅大师对仪仗队的军官们已经很够意思了。那些藏民信徒们送了好多牛、好多羊，到最后也不过是得到一条红带子，还不如蔡智明的这一根长呢。
九世班禅在公开法会上举行“放头仪式”，那场面真是热闹。
大师本人坐在经堂门口的高台子上，身穿金黄色袍子、头戴金黄色帽子，手里拿着根三尺多长的木秆、秆头上系着尺把长的须子。他身后坐着好几排喇嘛，穿红色袈裟、戴着弯弯的鸡冠帽，全都闭着眼睛念经。
班禅的左边站着一个“堪布”，专门替他端茶，那茶碗是玉石的，有盖有座、镶金镶银，茶壶是银的，镶着黄金宝石。活佛的右边站着仪仗队的军官，在这个位置上用不着干活、只要站得笔直就好，大家轮流上去半个小时，蔡智明也站过两次。
朝拜的人群排成长长的队伍，各色礼品在院子里堆成了山，有金银铜器、有珠宝首饰，还有木盘子托着的礼单，上面写着贡献多少牛、多少马、多少羊，或者多少土地多少人口。那时候，低层藏民的人身关系是依附于部落和寺院的，头人说送就送、说卖就卖，农奴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信徒们远远的望见班禅，早就把腰弯着了，两只大拇指向上翘起，舌头一进一出、发出“突噜突噜”的声音，这些人走到班禅跟前，被那根晃来晃去的木头杆子在脑袋上碰一下，立刻就现出很幸福的模样。出去的时候，喇嘛们发给他们一根红绳子，如果遇到个别送礼特别重的，就送一段红丝绸，同样都打着三个结。于是，人们非常高兴地把绳子或者绸子挂在脖子上，仿佛今后的灵魂有了保障。
余展鹏由衷地感叹道：“当活佛可真舒服啊”
蔡智明连连点头：“是啊，是啊”
可是，活佛也有不顺心的时候。
公开法会结束以后，班禅大师准备动身进藏。可就在这时候，“护送特使”诚允大人却突然提出辞职，接着，专使行署的一帮人也说要等候中央指示，全都不肯走了。
关于诚允的辞职有两种说法。一说诚允是平原出身的人，不习惯青藏高原的海拔，头晕、身体吃不消；另一说是诚允喝高了，和蒙古贵族吹牛的时候说满洲国皇帝溥仪是“我们的皇上”，结果被马鹤天参赞和高长柱参军联合告了一状，特使的官职就保不住了。
以蔡智明的地位，当然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但是，即便诚允真的称呼溥仪为“皇上”，那多半也指的是大清国的皇上、而不是满洲国的皇上，因为事实证明，诚允自始至终支持抗日、没有跑到东北去，最后是死在四川的。
马鹤天和高长柱是不是想借机取代诚允的位置，不好说，但诚允自己肯定是乐意被取代的。一年来，能威风的威风了、能花的钱也花光了，剩下的尽是些过雪山、走草地的苦差事，此时不开溜、更待何时？所以他递交辞呈之后立刻就离开了拉卜愣，根本就没有等待中央的答复。
在当时，诚允是不愁没有好差事的，他是张学良跟前的红人，谁能不给他面子？可没想到的是，旧职务辞了、新职务还没到手，张少帅和蒋总裁就撕破了脸，诚允从此倒了热灶，只能做个平头老百姓、最后郁郁而终。
“护送特使”辞职了，行署的其他人也不愿意动身。班禅大师急了，他这回再也不说“其实还不想回去”之类的客套话，闹着非要立刻就走不可。没办法，曾铁衷队长与马鹤天、高长柱商量了一番，决定参赞、参军以及行署的人继续等待中央指示，由仪仗队先行护送九世班禅启程进藏。
于是，1936年8月20日，班禅行辕和仪仗大队的全体官兵离开拉卜楞寺，向青海的玉树地区前进。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五)
“专使行署”是负责九世班禅返藏的执行机构。现在特使辞职了，其他官员也分道扬镳，这就给仪仗大队带来一个难题：他们的身份究竟是“班禅的随从”还是“中央政府的军队”？他们是否要对班禅行辕的安全负责？
对此，行署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仪仗大队既要听从“行辕”的安排，也要服从“行署”的指示。
曾铁衷队长只好召集军官会议，商讨怎样才能面面俱到。
仪仗队的成员大多是打过仗的老兵、具有作战经验。大队长和几个校官在日本进修过特务技能，其他官兵也在宪兵部队里接受过侦察、擒拿、警卫方面的专门训练，整体素质很不错。可是，面对目前这种责权不清的情况，军官们也觉得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
从甘肃的拉卜楞寺到西藏，可以选择两条路：一条是向四川方向走，经西康、过金沙江到昌都，然后踏上通往拉萨的官道；另一条是向青海方向走，渡黄河、经玉树南下，也可以到达昌都。前者要过川军的地盘、后者要经“青马”的势力范围。
按照仪仗队的设想，在出发之前应该通报刘文辉或者马步芳、请求地方大员的支援。可是，直到动身，蔡智明他们也不知道确切的行进路线，当然也就无法与四川、青海方面取得联系。
更让大家头疼的是随行人员的规模。
从安全的角度而言，跟随班禅的队伍应该越精干越好。可大师本人却不这样想，为了营造声势，他公开宣布启程的日期、还鼓励信徒们跟着他一起走。藏传佛教的教徒们本来就有到拉萨参拜的习俗，这么一来，男女老少都不顾一切地加入进藏的行列，使得护卫工作增添了许多困难。
曾铁衷和班禅行辕商讨了几次，不得要领。最后只能叹气道：“这是政治，不是军事，没有办法”
自从接到准备开拔的命令，军需官余展鹏就愁得直想哭。
一支从没有去过西藏的队伍，临出发前居然不确定要走哪条路、不清楚要走多少天、不知道在哪里有补给点——这种事情摊在老军需的头上也麻烦，更何况他这个刚毕业的学生官。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军需官的责任。余军需急得在屋子里嚷嚷着要“自裁殉职”，蔡智明弄不清这小子是说真的还是吓唬人，被他搞得十分紧张。
折腾了一两天，余展鹏又突然兴高采烈起来，一问才知道，原来是班禅大师帮他把难题解决了——九世班禅说了，仪仗队的吃喝全都由他承包，物资运输也由行辕负责！
这下子，军需官什么事情也不用管，开心得连蹦带跳：“班禅真是个好人、班禅大师真是个好活佛。菩萨保佑班禅大人长命百岁、永远白白胖胖！”
蔡智明提醒他：“班禅活佛可是个黑胖子”
“咦？我怎么觉得班禅比以前白净多了”
“…………”
1936年8月20日，九世班禅返藏的队伍离开了拉卜楞寺。
走在队列前头的是高举旗帜和招牌的喇嘛，接着是乐队。奏乐的喇嘛抬着丈把长的大喇叭，“呜噜哇啦”吹得怪热闹。不过，他们再热闹也比不上仪仗队的动静大，三中队用迫击炮打了二十四响礼炮，“轰轰隆隆”，震得好多牛马都受了惊，没命地四处乱跑。
班禅出发时带着三顶轿子。最大的一顶是骡轿，前后都用骡子驮着，骡子的头上戴着红绒球、前胸和脖子上挂着红须子，鞍具上的配饰全是金子做的，十分威猛漂亮；班禅日常乘坐的是八抬大轿，轿身宽大、可以在里面睡觉；另外还有一顶四人抬的小轿，是预备走山路时用的——这三顶轿子的外面都蒙着黄色的绸缎，金光灿烂。
据说班禅大师还有几辆小汽车，也蒙着黄绸子。可惜丢在内地不能带回西藏了。
班禅大师坐在八抬大轿里，轿子前面是他最信任的几个神职“堪布”。轿子旁边围着一群喇嘛，有的背香炉、有的抬檀香木、有的抱着灯具和茶具，还有几个人扛着四棱见方的大铜棒子，搞不懂是兵器还是礼器。
行辕的人马走在八抬大轿的后面，紧挨着班禅的是“大师卫队”。
说起来，蔡智明他们这个仪仗大队只能算是班禅行辕的“外围护卫”，因为九世班禅有一个完全由藏族人组成的卫队，那才是他的“内卫”。
大师卫队有两个分队、二百人左右，服装不统一、有俗家弟子也有喇嘛，虽然看上去怪模怪样，却对班禅绝对忠诚。据说这些年青人都来自于班禅的家乡，从小在班禅的身边长大，他们在北平学习军事、学习文化，还学过修理机器和开汽车……是班禅返藏之后的栋梁之才。
仪仗大队的一部分人在前面开道，另一部分在后面押运辎重。
队伍的末尾，和辎重队一起行走的是那些跟随班禅进藏的信徒们。刚开始的时候足有四五万人，走着走着就少了一半，也不知道是掉队了还是转头回家了。
仪仗队的行李装了一千五百付担子，而班禅行辕的物资就更多了，多到连他们的管事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件，只能估计着说“大概有两三万驮”。好在没人敢偷活佛的东西，护卫人员不必担心行辕物资的安全，只要管好自己的军需品就行了。
负责运输行李的人叫“乌拉”，藏语“差役”的意思，这些人都是自带粮食、义务干活的。班禅大师需要人手的时候，就打发个叫“格筹”的官员到沿途的村子里吼叫一通，大家听了，立刻自动到供养保护神的地方集合，能出钱的出钱、能出力的出力，一会儿就可以把“乌拉”凑齐，实在方便得很。
“乌拉”来的时候大多带着牦牛，牦牛的个头比内地的水牛小一点，能爬雪山、过草地，力量很大。“乌拉”队伍走一段换一拨人，始终保持着庞大的数量，无论是搭桥探路还是装卸鞍驮，个个任劳任怨、不用别人操心。
行进途中，蔡智明登高眺望。只见漫无际涯的旷野上，一队队骡马、驮牛和“乌拉”按各自的部落保持着一定的间距，各队人马插着不同的旗幡，陆续跟进、连绵不绝、浩浩荡荡，场面真是壮观极了。
队伍虽然壮观，可行进的速度实在太慢。班禅活佛坐着八抬大轿，一路吹吹打打、鼓号喧天，一天能走个三四十里就算不错了。
刚开始，队伍向着四川方向走，可走到半道就听说过不了金沙江，只好逆江而上、绕道青海。
金沙江畔的道路十分险峻，一侧是高耸的绝壁、另一侧是湍急的江水，遇到塌陷、滑坡的地段，刚踏上路面，泥沙和石块就往悬崖下滚，让人胆战心惊。江边随处可见人马的枯骨以及摔烂的驮鞍木箱，大家都不敢骑马了，有的人甚至吓得趴在地上不敢站起来，要用绳子拴着才能拽过去。
这段冤枉路耽误了不少时间，所以大队人马直到深秋时节才进入草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蔡智明沿途经过的地方大都是藏语地名，他弄不清应该怎么写，但他知道自己曾经渡过黄河、通天河，曾经爬过阿尼玛卿山（玛吉雪山）和巴颜喀拉山，还走过许多荒原和沼泽。
草地连绵数百里，每穿越一片无人区就需要八九天甚至十多天的时间。深秋，高原旷野上狂风肆虐，西北风从凌晨四点刮到上午十点，中午停息片刻，下午三四点钟又接着刮，人马在湿地里顶风行走，真是苦不堪言。
进入冬季，气候更加寒冷，天上飘着鹅毛大雪，晚上宿营时也只好把帐篷搭在积雪上。给帐篷的四角固定桩钉是件很困难的事，钉子打浅了，一阵风就能把帐篷掀走，打得深了，钉子又会被冻土咬住，第二天用十字镐都挖不出来。
睡觉之前用油毡把帐篷的缝隙遮盖得严严实实，可到了夜晚，寒霜照样能从不知什么地方钻进来、在被褥上撒满一片雪白。早晨醒来的时候浑身冻得生痛，呵出的水气在眼眉处结成了冰，稍不注意就会被冰凌子刮伤了脸。
在草地行军，每天吃两顿饭、有时候只能吃一顿，这不是因为缺粮食，而是为了节约燃料。虽说是在大草原行军，其实四周根本就找不到可燃的柴草，烧火只能使用干牛粪，不省着点用不行。
高原上的氧气稀薄，生炉子的时候就需要“吹火”。
在蔡智明的家乡，吹火是用一根空心竹杆吹气，可在这里却使用“鼓风机”。那玩意实际上就是一个掏空了内里的羊皮囊，羊头的部位扎了根铁管子，生火的时候把铁管的前端插进炉子里，两个人抓着羊的前后脚，一压一抬地来回推拉，鼓捣出来的风力还不小，真是挺好玩的。
仪仗队的粮食是由班禅行辕提供的，需要的时候就派人去领。食物的数量管够，可那些东西却实在不合汉族官兵的口味。
藏民的主食是“糌粑”，也就是青稞制成的炒面。
草地上没有磨子，可他们却挺能想办法：先把炒熟的青稞装进一个皮口袋，再往袋子里放进一些干净的石块，然后扎紧袋口，三两个人围着它坐下、你踹过来我踹过去。等到把自己折腾暖和了，袋子里的青稞也就摩擦成了粉。
吃饭的时候，先把炒面放在碗里、倒入酥油，然后一手托着饭碗旋转、另一手在碗里捏，捏着捏着，揪下一坨“糌粑”抛进嘴里、再喝口“酸奶子”。藏民吃“糌粑”时的饭碗、手掌和嘴巴都很干净，可汉族人就差劲了，不仅口味不习惯，而且弄得地上、手上、脸上、甚至衣服上全是酥油和炒面末子，简直一塌糊涂。
在草地上，最好吃的食物莫过于“抓羊肉”配“杂碎汤”。大块羊肉和着肠肝肚肺用大铁锅乱煮一通，半生不熟的，吃的时候不用碗，左手抓着半斤左右的一坨，右手拿着把锋利的小刀，一片片地割下来送进嘴里，看上去十分豪爽。
蔡智明也试着吃了几回，那味道说是“腥”也可以、说是“鲜”也不错，见仁见智。可就是不能仔细观察，羊肉都是半生熟的，抓在手里血水淋漓，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并且那些肉块上都还带着羊毛，用刀子刮不掉，只好稀哩糊涂地吞下去。
大家开玩笑说：“象这样吃上一年半载，肚皮里的羊毛可以织几件毛衣了”。
吃不惯藏族的伙食，于是就自己想办法。仪仗队的库存里还有几十斤粉条，原本是准备到西藏以后再吃的，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一伙军官支起炉子就开煮。
周围的藏民看着锅里的粉条直纳闷：“咦？怎么煮虫子吃呀？”。
蔡智明找了些野葱当佐料，人们瞧见以后更是惊叫起来：“哇咔！他们还吃牛草，真是一群怪物！”
过草地难，爬雪山更难。
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都是终年积雪、草木不生的大山，时值冬季、寒风刺骨，白茫茫的山巅让人望而生畏。可班禅大师一定要抢在大雪封山之前翻越山口，大家也只好硬着头皮往上爬。
山势陡峭，登山的时候不仅不能骑马、反而还要牵着马走。有的地方积雪很深，一脚踩上去就陷到了膝盖，让人迈不开步子；有的地方又冻得坚硬光滑，稍不注意就摔倒、一跟头能溜出去两三丈远。蔡智明一手护着枪械、一手抓着马缰绳，不知道跌了多少跤。
越往上走越寒冷、空气也越加稀薄，人人都觉得心跳加速、头晕目眩、呼吸困难、直想呕吐。可即便是这样，班禅大师和高级僧官们依然安坐在轿子里，一顶顶黄色的、红色的、蓝色的暖轿在雪峰间飘然而上，让人实在佩服轿夫们的毅力、也让人实在羡慕活佛们的福气。
为了避免引起雪崩，班禅的乐队不吹喇叭了，人们埋头攀登。
走在队伍最前面是十几头牦牛，据说牦牛懂得判断险情、可以避开可能塌陷的地方。蔡智明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不过他认为让牦牛担任探路的工兵，总比让活人在前面冒险要仁慈一些。
在攀越雪山的过程中死了不少人，仪仗队也被翻倒的驮牛压死了一个士兵。用喇嘛的话说，他们的功德圆满了。
山顶上冷极了，所有人的须发都成了白色，军装上覆盖了厚厚的霜雪，帽檐上的水气结成了冰帘。曾队长再三提醒部下：“千万不能随便搓揉鼻子耳朵眉毛胡须，一摸就会掉、再也长不出来了”。大家对这个说法半信半疑，可谁也不敢较真尝试一下。
二中队的少尉文书是个很壮实的小伙，一路拽着军马走。那马儿被扯得总是张着嘴，结果舌头就和衔铁冻在了一起。到了山顶上，小伙子使劲一拉，马舌头居然被扯成了两截，那匹可怜的马儿一蹦老高，翻下山去死掉了。
还在山脚下的时候，喇嘛们就告诉随行的信徒：班禅活佛已经向神灵祈福，山神表示欢迎大家、并且为活佛准备了供品……等人们爬到山顶，果然看见茫茫的积雪中耸立着一处险峻的石壁，石缝中没有冰雪、却夹着几只白色的绵羊。
虔诚的藏民们顿时激动地趴在地上使劲磕头。蔡智明虽然明白这是班禅预先弄下的玄虚，但还是觉得很提精神。
在背风的地方稍事休息，炊事员煮糖开水给大家取暖。
山顶上的气压低，锅盖上的冰还没有化、锅里的水就已经沸腾了。“开水”就和温水一样没多少温度，一杯水喝了没两口又冻上了，只好又放回锅里再加温。
蔡智明忽然有了个想法：“活佛的神通广大，要是请他作法，在这里蒸一笼包子给我们吃，那就太圆满了”。
大家都说：呸呀呸！想得倒美。
下了雪山，就要过通天河。
队伍在此之前两次渡过黄河。过黄河乘坐的是“羊皮筏子”，就是用三十只干整羊皮，充足了气，绑在横捆竖扎的木棍上，一只筏子能坐二十多个人。牛马牲畜是游水过河的，过黄河的时候，仪仗队的军马没有遇到问题，老百姓的牲口却被冲走了不少。
到了通天河，河面上已经结冰了。涉冰过河，稍不留神就会摔个人仰马翻，行军途中不时能听到哄笑的声音，那肯定是又有谁出洋相了。
通天河在这一段蜿蜒曲折，有时候一天要渡几次河。这里的支流也很多，有的河面冰层很厚，有的地方却很薄，冰层破裂的地方经常有鱼蹦出来，七八寸长的活鱼在冰面上乱跳，引得官兵们纷纷去抓。
绝大多数的藏民是不吃鱼的，他们认为鱼类滑溜腥臭、吃了会得麻风病。可汉族人却不在乎这些，逮到鱼之后又煎又炸、大快朵颐。
河水深浅难以预料，有的冰层坚固牢实，有的地段冰面就比较复杂。
临到玉树的前一天，蔡智明和曾大队长走在一起。因为被人马踩踏过的地方比较不滑，所以蔡文书就专拣有缝隙的地方走，结果走着走着，冰面突然破裂，他和曾铁衷同时掉进冰冷刺骨的水里，被捞起来的时候已经冻得浑身发青、说不出话了。
同伴们赶紧替他俩搓揉身体、换上干衣服，然后送到“窝子”上去。这“窝子”其实就是个小帐篷，下面是张行军床、顶上有个布罩子、两头由“乌拉”抬着走。属于比较高级的待遇。
蔡智明觉得躺在“窝子”里面挺舒服的，可曾铁衷却很不满意。他在行军床上气得直骂：“老子坚持了四个月，最后一天反而被人抬着走。蔡智明！你小子坏了我的名节”
蔡文书只好在被窝里捂住耳朵，假装睡着了。
1936年12月18日，班禅行辕和仪仗大队到达青海玉树的结古镇。当地的数千民众冒着大雪出来迎接活佛，照例，又有一番隆重的仪式。
九世班禅的行宫设在结古寺的甲拉颇章宫。
在这里等待他的，又将会是什么呢？
“专使行署”是负责九世班禅返藏的执行机构。现在特使辞职了，其他官员也分道扬镳，这就给仪仗大队带来一个难题：他们的身份究竟是“班禅的随从”还是“中央政府的军队”？他们是否要对班禅行辕的安全负责？
对此，行署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仪仗大队既要听从“行辕”的安排，也要服从“行署”的指示。
曾铁衷队长只好召集军官会议，商讨怎样才能面面俱到。
仪仗队的成员大多是打过仗的老兵、具有作战经验。大队长和几个校官在日本进修过特务技能，其他官兵也在宪兵部队里接受过侦察、擒拿、警卫方面的专门训练，整体素质很不错。可是，面对目前这种责权不清的情况，军官们也觉得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
从甘肃的拉卜楞寺到西藏，可以选择两条路：一条是向四川方向走，经西康、过金沙江到昌都，然后踏上通往拉萨的官道；另一条是向青海方向走，渡黄河、经玉树南下，也可以到达昌都。前者要过川军的地盘、后者要经“青马”的势力范围。
按照仪仗队的设想，在出发之前应该通报刘文辉或者马步芳、请求地方大员的支援。可是，直到动身，蔡智明他们也不知道确切的行进路线，当然也就无法与四川、青海方面取得联系。
更让大家头疼的是随行人员的规模。
从安全的角度而言，跟随班禅的队伍应该越精干越好。可大师本人却不这样想，为了营造声势，他公开宣布启程的日期、还鼓励信徒们跟着他一起走。藏传佛教的教徒们本来就有到拉萨参拜的习俗，这么一来，男女老少都不顾一切地加入进藏的行列，使得护卫工作增添了许多困难。
曾铁衷和班禅行辕商讨了几次，不得要领。最后只能叹气道：“这是政治，不是军事，没有办法”
自从接到准备开拔的命令，军需官余展鹏就愁得直想哭。
一支从没有去过西藏的队伍，临出发前居然不确定要走哪条路、不清楚要走多少天、不知道在哪里有补给点——这种事情摊在老军需的头上也麻烦，更何况他这个刚毕业的学生官。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军需官的责任。余军需急得在屋子里嚷嚷着要“自裁殉职”，蔡智明弄不清这小子是说真的还是吓唬人，被他搞得十分紧张。
折腾了一两天，余展鹏又突然兴高采烈起来，一问才知道，原来是班禅大师帮他把难题解决了——九世班禅说了，仪仗队的吃喝全都由他承包，物资运输也由行辕负责！
这下子，军需官什么事情也不用管，开心得连蹦带跳：“班禅真是个好人、班禅大师真是个好活佛。菩萨保佑班禅大人长命百岁、永远白白胖胖！”
蔡智明提醒他：“班禅活佛可是个黑胖子”
“咦？我怎么觉得班禅比以前白净多了”
“…………”
1936年8月20日，九世班禅返藏的队伍离开了拉卜楞寺。
走在队列前头的是高举旗帜和招牌的喇嘛，接着是乐队。奏乐的喇嘛抬着丈把长的大喇叭，“呜噜哇啦”吹得怪热闹。不过，他们再热闹也比不上仪仗队的动静大，三中队用迫击炮打了二十四响礼炮，“轰轰隆隆”，震得好多牛马都受了惊，没命地四处乱跑。
班禅出发时带着三顶轿子。最大的一顶是骡轿，前后都用骡子驮着，骡子的头上戴着红绒球、前胸和脖子上挂着红须子，鞍具上的配饰全是金子做的，十分威猛漂亮；班禅日常乘坐的是八抬大轿，轿身宽大、可以在里面睡觉；另外还有一顶四人抬的小轿，是预备走山路时用的——这三顶轿子的外面都蒙着黄色的绸缎，金光灿烂。
据说班禅大师还有几辆小汽车，也蒙着黄绸子。可惜丢在内地不能带回西藏了。
班禅大师坐在八抬大轿里，轿子前面是他最信任的几个神职“堪布”。轿子旁边围着一群喇嘛，有的背香炉、有的抬檀香木、有的抱着灯具和茶具，还有几个人扛着四棱见方的大铜棒子，搞不懂是兵器还是礼器。
行辕的人马走在八抬大轿的后面，紧挨着班禅的是“大师卫队”。
说起来，蔡智明他们这个仪仗大队只能算是班禅行辕的“外围护卫”，因为九世班禅有一个完全由藏族人组成的卫队，那才是他的“内卫”。
大师卫队有两个分队、二百人左右，服装不统一、有俗家弟子也有喇嘛，虽然看上去怪模怪样，却对班禅绝对忠诚。据说这些年青人都来自于班禅的家乡，从小在班禅的身边长大，他们在北平学习军事、学习文化，还学过修理机器和开汽车……是班禅返藏之后的栋梁之才。
仪仗大队的一部分人在前面开道，另一部分在后面押运辎重。
队伍的末尾，和辎重队一起行走的是那些跟随班禅进藏的信徒们。刚开始的时候足有四五万人，走着走着就少了一半，也不知道是掉队了还是转头回家了。
仪仗队的行李装了一千五百付担子，而班禅行辕的物资就更多了，多到连他们的管事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件，只能估计着说“大概有两三万驮”。好在没人敢偷活佛的东西，护卫人员不必担心行辕物资的安全，只要管好自己的军需品就行了。
负责运输行李的人叫“乌拉”，藏语“差役”的意思，这些人都是自带粮食、义务干活的。班禅大师需要人手的时候，就打发个叫“格筹”的官员到沿途的村子里吼叫一通，大家听了，立刻自动到供养保护神的地方集合，能出钱的出钱、能出力的出力，一会儿就可以把“乌拉”凑齐，实在方便得很。
“乌拉”来的时候大多带着牦牛，牦牛的个头比内地的水牛小一点，能爬雪山、过草地，力量很大。“乌拉”队伍走一段换一拨人，始终保持着庞大的数量，无论是搭桥探路还是装卸鞍驮，个个任劳任怨、不用别人操心。
行进途中，蔡智明登高眺望。只见漫无际涯的旷野上，一队队骡马、驮牛和“乌拉”按各自的部落保持着一定的间距，各队人马插着不同的旗幡，陆续跟进、连绵不绝、浩浩荡荡，场面真是壮观极了。
队伍虽然壮观，可行进的速度实在太慢。班禅活佛坐着八抬大轿，一路吹吹打打、鼓号喧天，一天能走个三四十里就算不错了。
刚开始，队伍向着四川方向走，可走到半道就听说过不了金沙江，只好逆江而上、绕道青海。
金沙江畔的道路十分险峻，一侧是高耸的绝壁、另一侧是湍急的江水，遇到塌陷、滑坡的地段，刚踏上路面，泥沙和石块就往悬崖下滚，让人胆战心惊。江边随处可见人马的枯骨以及摔烂的驮鞍木箱，大家都不敢骑马了，有的人甚至吓得趴在地上不敢站起来，要用绳子拴着才能拽过去。
这段冤枉路耽误了不少时间，所以大队人马直到深秋时节才进入草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蔡智明沿途经过的地方大都是藏语地名，他弄不清应该怎么写，但他知道自己曾经渡过黄河、通天河，曾经爬过阿尼玛卿山（玛吉雪山）和巴颜喀拉山，还走过许多荒原和沼泽。
草地连绵数百里，每穿越一片无人区就需要八九天甚至十多天的时间。深秋，高原旷野上狂风肆虐，西北风从凌晨四点刮到上午十点，中午停息片刻，下午三四点钟又接着刮，人马在湿地里顶风行走，真是苦不堪言。
进入冬季，气候更加寒冷，天上飘着鹅毛大雪，晚上宿营时也只好把帐篷搭在积雪上。给帐篷的四角固定桩钉是件很困难的事，钉子打浅了，一阵风就能把帐篷掀走，打得深了，钉子又会被冻土咬住，第二天用十字镐都挖不出来。
睡觉之前用油毡把帐篷的缝隙遮盖得严严实实，可到了夜晚，寒霜照样能从不知什么地方钻进来、在被褥上撒满一片雪白。早晨醒来的时候浑身冻得生痛，呵出的水气在眼眉处结成了冰，稍不注意就会被冰凌子刮伤了脸。
在草地行军，每天吃两顿饭、有时候只能吃一顿，这不是因为缺粮食，而是为了节约燃料。虽说是在大草原行军，其实四周根本就找不到可燃的柴草，烧火只能使用干牛粪，不省着点用不行。
高原上的氧气稀薄，生炉子的时候就需要“吹火”。
在蔡智明的家乡，吹火是用一根空心竹杆吹气，可在这里却使用“鼓风机”。那玩意实际上就是一个掏空了内里的羊皮囊，羊头的部位扎了根铁管子，生火的时候把铁管的前端插进炉子里，两个人抓着羊的前后脚，一压一抬地来回推拉，鼓捣出来的风力还不小，真是挺好玩的。
仪仗队的粮食是由班禅行辕提供的，需要的时候就派人去领。食物的数量管够，可那些东西却实在不合汉族官兵的口味。
藏民的主食是“糌粑”，也就是青稞制成的炒面。
草地上没有磨子，可他们却挺能想办法：先把炒熟的青稞装进一个皮口袋，再往袋子里放进一些干净的石块，然后扎紧袋口，三两个人围着它坐下、你踹过来我踹过去。等到把自己折腾暖和了，袋子里的青稞也就摩擦成了粉。
吃饭的时候，先把炒面放在碗里、倒入酥油，然后一手托着饭碗旋转、另一手在碗里捏，捏着捏着，揪下一坨“糌粑”抛进嘴里、再喝口“酸奶子”。藏民吃“糌粑”时的饭碗、手掌和嘴巴都很干净，可汉族人就差劲了，不仅口味不习惯，而且弄得地上、手上、脸上、甚至衣服上全是酥油和炒面末子，简直一塌糊涂。
在草地上，最好吃的食物莫过于“抓羊肉”配“杂碎汤”。大块羊肉和着肠肝肚肺用大铁锅乱煮一通，半生不熟的，吃的时候不用碗，左手抓着半斤左右的一坨，右手拿着把锋利的小刀，一片片地割下来送进嘴里，看上去十分豪爽。
蔡智明也试着吃了几回，那味道说是“腥”也可以、说是“鲜”也不错，见仁见智。可就是不能仔细观察，羊肉都是半生熟的，抓在手里血水淋漓，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并且那些肉块上都还带着羊毛，用刀子刮不掉，只好稀哩糊涂地吞下去。
大家开玩笑说：“象这样吃上一年半载，肚皮里的羊毛可以织几件毛衣了”。
吃不惯藏族的伙食，于是就自己想办法。仪仗队的库存里还有几十斤粉条，原本是准备到西藏以后再吃的，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一伙军官支起炉子就开煮。
周围的藏民看着锅里的粉条直纳闷：“咦？怎么煮虫子吃呀？”。
蔡智明找了些野葱当佐料，人们瞧见以后更是惊叫起来：“哇咔！他们还吃牛草，真是一群怪物！”
过草地难，爬雪山更难。
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都是终年积雪、草木不生的大山，时值冬季、寒风刺骨，白茫茫的山巅让人望而生畏。可班禅大师一定要抢在大雪封山之前翻越山口，大家也只好硬着头皮往上爬。
山势陡峭，登山的时候不仅不能骑马、反而还要牵着马走。有的地方积雪很深，一脚踩上去就陷到了膝盖，让人迈不开步子；有的地方又冻得坚硬光滑，稍不注意就摔倒、一跟头能溜出去两三丈远。蔡智明一手护着枪械、一手抓着马缰绳，不知道跌了多少跤。
越往上走越寒冷、空气也越加稀薄，人人都觉得心跳加速、头晕目眩、呼吸困难、直想呕吐。可即便是这样，班禅大师和高级僧官们依然安坐在轿子里，一顶顶黄色的、红色的、蓝色的暖轿在雪峰间飘然而上，让人实在佩服轿夫们的毅力、也让人实在羡慕活佛们的福气。
为了避免引起雪崩，班禅的乐队不吹喇叭了，人们埋头攀登。
走在队伍最前面是十几头牦牛，据说牦牛懂得判断险情、可以避开可能塌陷的地方。蔡智明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不过他认为让牦牛担任探路的工兵，总比让活人在前面冒险要仁慈一些。
在攀越雪山的过程中死了不少人，仪仗队也被翻倒的驮牛压死了一个士兵。用喇嘛的话说，他们的功德圆满了。
山顶上冷极了，所有人的须发都成了白色，军装上覆盖了厚厚的霜雪，帽檐上的水气结成了冰帘。曾队长再三提醒部下：“千万不能随便搓揉鼻子耳朵眉毛胡须，一摸就会掉、再也长不出来了”。大家对这个说法半信半疑，可谁也不敢较真尝试一下。
二中队的少尉文书是个很壮实的小伙，一路拽着军马走。那马儿被扯得总是张着嘴，结果舌头就和衔铁冻在了一起。到了山顶上，小伙子使劲一拉，马舌头居然被扯成了两截，那匹可怜的马儿一蹦老高，翻下山去死掉了。
还在山脚下的时候，喇嘛们就告诉随行的信徒：班禅活佛已经向神灵祈福，山神表示欢迎大家、并且为活佛准备了供品……等人们爬到山顶，果然看见茫茫的积雪中耸立着一处险峻的石壁，石缝中没有冰雪、却夹着几只白色的绵羊。
虔诚的藏民们顿时激动地趴在地上使劲磕头。蔡智明虽然明白这是班禅预先弄下的玄虚，但还是觉得很提精神。
在背风的地方稍事休息，炊事员煮糖开水给大家取暖。
山顶上的气压低，锅盖上的冰还没有化、锅里的水就已经沸腾了。“开水”就和温水一样没多少温度，一杯水喝了没两口又冻上了，只好又放回锅里再加温。
蔡智明忽然有了个想法：“活佛的神通广大，要是请他作法，在这里蒸一笼包子给我们吃，那就太圆满了”。
大家都说：呸呀呸！想得倒美。
下了雪山，就要过通天河。
队伍在此之前两次渡过黄河。过黄河乘坐的是“羊皮筏子”，就是用三十只干整羊皮，充足了气，绑在横捆竖扎的木棍上，一只筏子能坐二十多个人。牛马牲畜是游水过河的，过黄河的时候，仪仗队的军马没有遇到问题，老百姓的牲口却被冲走了不少。
到了通天河，河面上已经结冰了。涉冰过河，稍不留神就会摔个人仰马翻，行军途中不时能听到哄笑的声音，那肯定是又有谁出洋相了。
通天河在这一段蜿蜒曲折，有时候一天要渡几次河。这里的支流也很多，有的河面冰层很厚，有的地方却很薄，冰层破裂的地方经常有鱼蹦出来，七八寸长的活鱼在冰面上乱跳，引得官兵们纷纷去抓。
绝大多数的藏民是不吃鱼的，他们认为鱼类滑溜腥臭、吃了会得麻风病。可汉族人却不在乎这些，逮到鱼之后又煎又炸、大快朵颐。
河水深浅难以预料，有的冰层坚固牢实，有的地段冰面就比较复杂。
临到玉树的前一天，蔡智明和曾大队长走在一起。因为被人马踩踏过的地方比较不滑，所以蔡文书就专拣有缝隙的地方走，结果走着走着，冰面突然破裂，他和曾铁衷同时掉进冰冷刺骨的水里，被捞起来的时候已经冻得浑身发青、说不出话了。
同伴们赶紧替他俩搓揉身体、换上干衣服，然后送到“窝子”上去。这“窝子”其实就是个小帐篷，下面是张行军床、顶上有个布罩子、两头由“乌拉”抬着走。属于比较高级的待遇。
蔡智明觉得躺在“窝子”里面挺舒服的，可曾铁衷却很不满意。他在行军床上气得直骂：“老子坚持了四个月，最后一天反而被人抬着走。蔡智明！你小子坏了我的名节”
蔡文书只好在被窝里捂住耳朵，假装睡着了。
1936年12月18日，班禅行辕和仪仗大队到达青海玉树的结古镇。当地的数千民众冒着大雪出来迎接活佛，照例，又有一番隆重的仪式。
九世班禅的行宫设在结古寺的甲拉颇章宫。
在这里等待他的，又将会是什么呢？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六）
结古（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首府）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古镇，素有“江河之源”、“歌舞之乡”的美称，它坐落于海拔近4000米的河谷中，四周尽是5000米以上的山峰。通天河在这里“落入凡间”、改名为金沙江，并折而向南奔入西藏、云南和四川，最终成为长江。
“结古”的藏语意思是“堆放货物”，这里不仅是青海、康定、西藏三地间的物资集散地，也是内地通往西藏的主要路口。镇子里的居民以藏族为主，但经常有汉族、回族的商人到集市上交易，也时常会有各地的马帮从这里经过，所以本地人对外界并不陌生。
（这就是结古镇）
还在路上的时候，行辕的翻译指着通天河畔的石壁，一会儿说这里是“唐僧的晒经台”、一会儿又说那里是“沙和尚的歇脚凳”，还吹嘘结古镇就是大大有名的“高老庄”，这让仪仗队的官兵们十分神往。
等到了“高老庄”，蔡智明没有找到猪八戒老婆的娘家，却听说结古镇的东南有一座“文成公主庙”。
藏民们对文成公主十分崇敬，一千多年来，“公主庙”的香火延续不断、从各地前来朝拜的香客络绎不绝。曾大队长得知藏区民众居然把内地的公主尊为菩萨，感慨万千，随即下令：无论是否信佛的官兵都必须到文成公主的神像前烧香叩拜、向前辈先行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可是，蔡智明却没有来得及拜谒公主庙。
1936年12月19日，也就是到达结古镇的第二天，行辕的无线电台刚开机不久，就收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仪仗队的官兵听说蒋孝先少将死难、蒋委员长生死未卜，心情顿时紧张起来，议论纷纷，惟恐时局会发生什么变化。
九世班禅特意做了一场“祈福法事”。据行辕的僧官介绍：班禅活佛与蒋委员长和张少帅都有交情，由他来祈福作法，定能逢凶化吉、平安无事……话虽这么说，可仪仗队的官兵却还是半信半疑的，对大师的能耐不大放心。
这时候，在玉树的“中央政府最高官员”是曾铁衷大队长。他无法预料西安事变将会给“西陲宣化政策”造成什么影响，甚至不知道“护送专使行署”是否还能够继续存在。仪仗队自己没有电台，而许多问题又不方便通过班禅行辕发报询问，只好采取密信的方式与中央政府联系。
曾铁衷接连召集了三次紧急会议，又连夜和蔡智明起草文书，总结几个月来的工作、汇报当前的情况，并且就下一阶段的任务提出了咨询。所有的文件都密封在一个皮囊里，曾大队长命令蔡智明：即刻赶往西宁，向行署的负责官员递交报告。
这项任务意味着，蔡智明将再次翻越雪山草地、再次渡过通天河和黄河。
这时已是十二月的下旬，而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通常是在元月份封山，也就是说，蔡智明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穿越险境。曾铁衷告诉他：“给你四十天，如果四十天后接不到西宁的电报，我就报告你殉职了”。
对于这一段行程，蔡智明的《进藏日记》中没有记录。这也许是出于保密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他在那段时间里根本没有精力写日记。我们只知道，1937年1月30日，也就是从结古出发的第三十八天，他到达了青海的省会——西宁。
行署“参赞”马鹤天先生此时正好在西宁，他告诉蔡智明：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了，中央的蒙藏政策没有变化。新任“特派护送专使”赵守钰已经走马上任，正在做一些筹备工作，不日将赴玉树陪伴班禅大师……
蔡智明顿时松了一口气。
马先生说：“你的任务完成了。现在大雪封山，一时无法回去，不如就在西宁各处瞧瞧热闹吧”
在当时，西宁最热闹的事情是“祝捷庆典”。
37年的1月下旬至3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接连遭受青马集团的沉重打击，四十多天的时间里，历经高台、倪家营、梨园口之战，终于全军覆没。马步芳得意地宣称：“以二师之力全歼三军之众”（青马的主力是一百师和骑五师，而西路军为红五军、九军和三十军）。
西宁的大街上张贴着国民政府的嘉奖令、张贴着董振堂等红军阵亡将领的照片，《河西日报》还发布消息说“匪首徐向前已死于乱军之中”……
战胜的一方得到了大批俘虏，可是，青海的军队有杀俘的习惯。
在前线将领发回来的捷报中，通常先是宣布擒获了某师长、团长、政委……然后接着就是一句“仍行处决，以快人心”，《青海日报》《河西日报》《民国日报》等各大报纸也全文照登，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这时候，国共两党已在西安达成协议，工农红军已经宣布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如此明目张胆虐杀红军战俘的行为自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迫于压力，公开训斥马步芳，责令他将战俘交由兰州国军（孔令恂部97师）改编遣散，不得擅自处置。
这么一来，马步芳才意识到自己在军事上得分、在政治上却失了分。于是赶紧在西宁的东校场举行了一个“祝捷献俘仪式”，邀请各界人士到场观摩。
“献俘”的代表是青马旅长马炳臣（马彪）、马禄和团长马步銮，这几个“功臣”佩带着刚刚获得的“青天白日勋章”，披红挂彩、神气十足。
广场的北面集合着一千多红军俘虏，衣衫褴褛、面容憔悴，脸和手都被冻裂了，由于没有鞋子穿，脚上裹着的麻布已经渗出了血迹。寒风中，俘虏们蜷着腰、抱着胳膊、瑟瑟发抖，在手持军刀的青马骑兵的衬托下，显得十分可怜。
可是，当大会开始，随着一声口令，这群可怜的败兵立刻抬起头、步伐一致地走进了会场。他们口号整齐、歌声响亮，疲倦的容颜上也显出了几分精神。
马鹤天先生评价说：“此乃国家之有用青年”。蔡智明也认为这些人是合格的士兵，只要“施以精神训练、灌输三民主义，俾其早日感化，必能成为良好国民”。
青海省政府代理主席马步芳（正牌的主席是马麟，当时到麦加朝觐去了）发表讲话，大致是说“本军长怜惜国家骨血，不忍伤害大好青年”。他劝导红军战俘们迷途知返，并承诺挑选身体健壮者到“乐家湾军营”（在西宁东郊）加以训练、陆续补充进国军部队；对于体质孱弱的伤病员，也将妥善救治、予以遣散……
为证明马步芳主席的言之凿凿，当即就有一群人拿着衣服和鞋帽在现场发放。给男性俘虏的是蓝制服，给女战俘的桃红色的棉袄。
队列前面，有一个姓陈的女子在讲话。据说她原先也是红军的干部，现在被任命为“军人医院”的主任，要挑选部分女俘虏到卫生队去做看护，其他的则安排到纺织厂去当工人。
会场的侧面站着一些“冥顽不化”的俘虏，其中有红五军十五师的参谋长年鸿才，他就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高喊：“共产党员，红军战士们，不要当叛徒！”，其他人也跟着鼓噪起来：“不要上敌人的当，都到我们这边来！”。
结果，真的就有几个人丢下衣服、向年鸿才他们跑去。
负责发放衣服的老“阿訇”连忙拦住一个小孩，规劝他说：“你小小年纪的，就不要乱跑了”，他是不想让这孩子去死。
可是，这个体形消瘦、面色潮红的农家少年却努力挣脱了阿訇的手，带着几分激动和喜悦、倔强地奔向了自己的伙伴。
跑过去的战士都属于红五军十三师三十九团九连。他们就这样和连长马光国一起，放弃生存的机会，选择了死亡。
结古（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首府）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古镇，素有“江河之源”、“歌舞之乡”的美称，它坐落于海拔近4000米的河谷中，四周尽是5000米以上的山峰。通天河在这里“落入凡间”、改名为金沙江，并折而向南奔入西藏、云南和四川，最终成为长江。
“结古”的藏语意思是“堆放货物”，这里不仅是青海、康定、西藏三地间的物资集散地，也是内地通往西藏的主要路口。镇子里的居民以藏族为主，但经常有汉族、回族的商人到集市上交易，也时常会有各地的马帮从这里经过，所以本地人对外界并不陌生。
（这就是结古镇）
还在路上的时候，行辕的翻译指着通天河畔的石壁，一会儿说这里是“唐僧的晒经台”、一会儿又说那里是“沙和尚的歇脚凳”，还吹嘘结古镇就是大大有名的“高老庄”，这让仪仗队的官兵们十分神往。
等到了“高老庄”，蔡智明没有找到猪八戒老婆的娘家，却听说结古镇的东南有一座“文成公主庙”。
藏民们对文成公主十分崇敬，一千多年来，“公主庙”的香火延续不断、从各地前来朝拜的香客络绎不绝。曾大队长得知藏区民众居然把内地的公主尊为菩萨，感慨万千，随即下令：无论是否信佛的官兵都必须到文成公主的神像前烧香叩拜、向前辈先行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可是，蔡智明却没有来得及拜谒公主庙。
1936年12月19日，也就是到达结古镇的第二天，行辕的无线电台刚开机不久，就收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仪仗队的官兵听说蒋孝先少将死难、蒋委员长生死未卜，心情顿时紧张起来，议论纷纷，惟恐时局会发生什么变化。
九世班禅特意做了一场“祈福法事”。据行辕的僧官介绍：班禅活佛与蒋委员长和张少帅都有交情，由他来祈福作法，定能逢凶化吉、平安无事……话虽这么说，可仪仗队的官兵却还是半信半疑的，对大师的能耐不大放心。
这时候，在玉树的“中央政府最高官员”是曾铁衷大队长。他无法预料西安事变将会给“西陲宣化政策”造成什么影响，甚至不知道“护送专使行署”是否还能够继续存在。仪仗队自己没有电台，而许多问题又不方便通过班禅行辕发报询问，只好采取密信的方式与中央政府联系。
曾铁衷接连召集了三次紧急会议，又连夜和蔡智明起草文书，总结几个月来的工作、汇报当前的情况，并且就下一阶段的任务提出了咨询。所有的文件都密封在一个皮囊里，曾大队长命令蔡智明：即刻赶往西宁，向行署的负责官员递交报告。
这项任务意味着，蔡智明将再次翻越雪山草地、再次渡过通天河和黄河。
这时已是十二月的下旬，而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通常是在元月份封山，也就是说，蔡智明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穿越险境。曾铁衷告诉他：“给你四十天，如果四十天后接不到西宁的电报，我就报告你殉职了”。
对于这一段行程，蔡智明的《进藏日记》中没有记录。这也许是出于保密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他在那段时间里根本没有精力写日记。我们只知道，1937年1月30日，也就是从结古出发的第三十八天，他到达了青海的省会——西宁。
行署“参赞”马鹤天先生此时正好在西宁，他告诉蔡智明：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了，中央的蒙藏政策没有变化。新任“特派护送专使”赵守钰已经走马上任，正在做一些筹备工作，不日将赴玉树陪伴班禅大师……
蔡智明顿时松了一口气。
马先生说：“你的任务完成了。现在大雪封山，一时无法回去，不如就在西宁各处瞧瞧热闹吧”
在当时，西宁最热闹的事情是“祝捷庆典”。
37年的1月下旬至3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接连遭受青马集团的沉重打击，四十多天的时间里，历经高台、倪家营、梨园口之战，终于全军覆没。马步芳得意地宣称：“以二师之力全歼三军之众”（青马的主力是一百师和骑五师，而西路军为红五军、九军和三十军）。
西宁的大街上张贴着国民政府的嘉奖令、张贴着董振堂等红军阵亡将领的照片，《河西日报》还发布消息说“匪首徐向前已死于乱军之中”……
战胜的一方得到了大批俘虏，可是，青海的军队有杀俘的习惯。
在前线将领发回来的捷报中，通常先是宣布擒获了某师长、团长、政委……然后接着就是一句“仍行处决，以快人心”，《青海日报》《河西日报》《民国日报》等各大报纸也全文照登，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这时候，国共两党已在西安达成协议，工农红军已经宣布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如此明目张胆虐杀红军战俘的行为自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迫于压力，公开训斥马步芳，责令他将战俘交由兰州国军（孔令恂部97师）改编遣散，不得擅自处置。
这么一来，马步芳才意识到自己在军事上得分、在政治上却失了分。于是赶紧在西宁的东校场举行了一个“祝捷献俘仪式”，邀请各界人士到场观摩。
“献俘”的代表是青马旅长马炳臣（马彪）、马禄和团长马步銮，这几个“功臣”佩带着刚刚获得的“青天白日勋章”，披红挂彩、神气十足。
广场的北面集合着一千多红军俘虏，衣衫褴褛、面容憔悴，脸和手都被冻裂了，由于没有鞋子穿，脚上裹着的麻布已经渗出了血迹。寒风中，俘虏们蜷着腰、抱着胳膊、瑟瑟发抖，在手持军刀的青马骑兵的衬托下，显得十分可怜。
可是，当大会开始，随着一声口令，这群可怜的败兵立刻抬起头、步伐一致地走进了会场。他们口号整齐、歌声响亮，疲倦的容颜上也显出了几分精神。
马鹤天先生评价说：“此乃国家之有用青年”。蔡智明也认为这些人是合格的士兵，只要“施以精神训练、灌输三民主义，俾其早日感化，必能成为良好国民”。
青海省政府代理主席马步芳（正牌的主席是马麟，当时到麦加朝觐去了）发表讲话，大致是说“本军长怜惜国家骨血，不忍伤害大好青年”。他劝导红军战俘们迷途知返，并承诺挑选身体健壮者到“乐家湾军营”（在西宁东郊）加以训练、陆续补充进国军部队；对于体质孱弱的伤病员，也将妥善救治、予以遣散……
为证明马步芳主席的言之凿凿，当即就有一群人拿着衣服和鞋帽在现场发放。给男性俘虏的是蓝制服，给女战俘的桃红色的棉袄。
队列前面，有一个姓陈的女子在讲话。据说她原先也是红军的干部，现在被任命为“军人医院”的主任，要挑选部分女俘虏到卫生队去做看护，其他的则安排到纺织厂去当工人。
会场的侧面站着一些“冥顽不化”的俘虏，其中有红五军十五师的参谋长年鸿才，他就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高喊：“共产党员，红军战士们，不要当叛徒！”，其他人也跟着鼓噪起来：“不要上敌人的当，都到我们这边来！”。
结果，真的就有几个人丢下衣服、向年鸿才他们跑去。
负责发放衣服的老“阿訇”连忙拦住一个小孩，规劝他说：“你小小年纪的，就不要乱跑了”，他是不想让这孩子去死。
可是，这个体形消瘦、面色潮红的农家少年却努力挣脱了阿訇的手，带着几分激动和喜悦、倔强地奔向了自己的伙伴。
跑过去的战士都属于红五军十三师三十九团九连。他们就这样和连长马光国一起，放弃生存的机会，选择了死亡。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六，补）
为了追剿红军，张掖、临泽、山丹、民乐各县都临时组建了保安团。现在“匪患”既已清除，各地民团也就应当解散，否则将会贻误春耕、增加社会负担。
可是，遣散民团是需要费用的，马步芳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于是就借着“祝捷”的机会向社会各界募捐。
许多民间团体都捐了款，蔡智明也贡献了一个月的军饷。不过，捐钱最多的还要属“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塔儿寺。
塔儿寺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它位于青海省的湟中县，距离省会西宁26公里。在六大寺中，塔儿寺最靠近内地城市，所以门徒众多、也十分有富有。
通常情况下，和尚们要钱的胃口大、给钱的时候却是很小气的。而塔儿寺这一次能够如此豪爽，原因是他们找到了“达赖喇嘛的化身”。
佛家有“三身”的说法，也就是“报身”、“法身”和“化身”。
“报身”时隐时现、“法身”完全不现，只有“化身”最高级，可以随意显现、想怎么变就怎么变。
看过《西游记》的人就知道，道行比较高的菩萨妖怪都擅长“化身”——脑袋冒青烟，元神就不见了。
据说，藏传佛教的活佛们也会“化身”。在拉卜楞寺的时候，有时候看见哪位高僧坐在路边发呆、或者闭着眼睛不言语，大家就认为他“化身”了，说他的“真身”正在什么地方济世救人呢。
既然在世的时候可以灵魂出窍，那么圆寂之后转而复生也就理所当然。所以，活佛们都能够“转世”，而且是黄教、红教、白教、花教的各路高人都有这个本领。
这可不得了，拉卜楞寺有一百多个活佛、塔儿寺有八十多个、西藏四大寺的活佛只会更多不会更少。如果再加上其他寺院，各种活佛恐怕有好几千。这么多的灵魂你转世来我转世去，搞得藏区的父母们生孩子的时候都要揣测一番：是不是哪位活佛不小心飞到我家里来了？
活佛虽然多，待遇却不一样。拉卜楞寺的一百多活佛，有资格坐八抬大轿只有寺主“嘉木祥胡图克图”，另外还有十几个人可以坐四抬小轿，其他的侧室活佛不但没轿子坐、就连仆人也没有，每天自己打饭自己洗碗，混得还不如有钱的僧官。
这些小活佛的“转世”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大活佛掐指一算就知道他躲在哪里，基本上不超过本寺的势力范围，就好似孙猴子跑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可是，大活佛转世就不一样了，法力高强、神通广大，满世界乱飞，不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还真没办法找到他们。第四世达赖就曾经飞到蒙古去，还当了“和硕部”的王子，搞得康熙皇帝都纳闷：你藏人和蒙古人又不是一个族的，凭什么跑到别人亲王的家里去了？
到后来才明白，原来达赖是想请蒙古军队来打仗，帮助黄教夺取藏区的统治权。
大活佛在圆寂之前，并不说明自己将要去什么地方，而是留下一些莫名其妙的记号让大家猜谜，就好象成心要和全国的喇嘛捉迷藏。
达赖和班禅这个级别的活佛就更是如此了，没个三五年的时间，你根本别想找到他。不过，这个时候，摄政的喇嘛通常并不着急，而是耐着性子慢慢找。六世达赖就是找了十四年、弄得乾隆皇帝发了脾气，这才找到的。
十三世达赖于1933年12月份圆寂，到这时才三年多，按道理还有得是时间。
可是现在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达赖不见了，班禅就成了西藏唯一的大佛，而这个大佛又和达赖的老部下不合脾气。眼看他马上就要进藏了，这就迫使拉萨的摄政活佛急于找到达赖的“化身”，时间紧一点、达赖年纪小一点也无所谓，反正噶厦府只要有个达赖的名号就能够和班禅抗衡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班禅大师急于进藏的原因。
于是，塔儿寺很快就宣称他们在青海省湟中县找到了达赖的“转世灵童”。
这个出生在“当彩村”、名字叫做“拉木顿珠”的小男孩，就是现在流亡印度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法名“杰尊强白，阿旺洛桑，益西丹增嘉措，斯松旺秋，宗巴米巴，德白桑布”，简称“丹增嘉措”。
（怎么样？这小娃娃看上去挺精神的）
因为达赖的事情关系到“蒙藏事务”，所以蔡智明也去看了看这位小“胡图克图”（活佛的尊称）。
他倒是觉得这小孩子挺可爱的，可又对喇嘛们介绍的种种“神迹”半信半疑，于是就询问马鹤天先生：“您对活佛转世的事情怎么看？”
马鹤天笑了笑：“现在的活佛转世制度，包括金瓶掣签都是由乾隆皇帝制订的。而乾隆本人写过一篇《喇嘛说》，刻在雍和宫的御碑上，其中有这么一句：‘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这就说明连乾隆自己也不相信有活佛转世，这一切不过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罢了”。
蔡智明又问：“你觉得，这些喇嘛自己真的相信转世之说么？”
马鹤天没有正面回答：“达赖转世灵童尚未确定之时，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在安多、在青海。因为，从历史上看，西藏强大、局势稳定的时期，灵童就出在藏卫，反之就在境外。现在藏区周边谁最强？是马步芳，他把噶厦府打怕了。所以灵童必出于西宁，这是一个请求联盟的姿态”。
“那么，马军长又将如何处理此事？”
“看着吧，马子香又不是傻瓜”
马子香不傻，但是挺会装傻。
他不停地赞扬小达赖，一边“盛情挽留”灵童、一边向西藏要钱。
塔儿寺给了十万元遣散费，他不放人，噶厦政府又给了三十万大洋，他还是不放。一直拖到39年的8月，中央政府发话了，他才派出一个团的骑兵，敲锣打鼓地把拉木顿珠小达赖送到了那曲草原。
其实，马步芳要钱只是个幌子，他是在表态——既不和西藏方面闹翻，也不惹中央政府的怀疑。
1937年4月中旬，新任“护送专使”赵守钰到达西宁。
这时候，冰雪融化，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可以通行了。
于是，蔡智明陪同着行署的官员，踏上了前往结古镇的路程。
为了追剿红军，张掖、临泽、山丹、民乐各县都临时组建了保安团。现在“匪患”既已清除，各地民团也就应当解散，否则将会贻误春耕、增加社会负担。
可是，遣散民团是需要费用的，马步芳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于是就借着“祝捷”的机会向社会各界募捐。
许多民间团体都捐了款，蔡智明也贡献了一个月的军饷。不过，捐钱最多的还要属“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塔儿寺。
塔儿寺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它位于青海省的湟中县，距离省会西宁26公里。在六大寺中，塔儿寺最靠近内地城市，所以门徒众多、也十分有富有。
通常情况下，和尚们要钱的胃口大、给钱的时候却是很小气的。而塔儿寺这一次能够如此豪爽，原因是他们找到了“达赖喇嘛的化身”。
佛家有“三身”的说法，也就是“报身”、“法身”和“化身”。
“报身”时隐时现、“法身”完全不现，只有“化身”最高级，可以随意显现、想怎么变就怎么变。
看过《西游记》的人就知道，道行比较高的菩萨妖怪都擅长“化身”——脑袋冒青烟，元神就不见了。
据说，藏传佛教的活佛们也会“化身”。在拉卜楞寺的时候，有时候看见哪位高僧坐在路边发呆、或者闭着眼睛不言语，大家就认为他“化身”了，说他的“真身”正在什么地方济世救人呢。
既然在世的时候可以灵魂出窍，那么圆寂之后转而复生也就理所当然。所以，活佛们都能够“转世”，而且是黄教、红教、白教、花教的各路高人都有这个本领。
这可不得了，拉卜楞寺有一百多个活佛、塔儿寺有八十多个、西藏四大寺的活佛只会更多不会更少。如果再加上其他寺院，各种活佛恐怕有好几千。这么多的灵魂你转世来我转世去，搞得藏区的父母们生孩子的时候都要揣测一番：是不是哪位活佛不小心飞到我家里来了？
活佛虽然多，待遇却不一样。拉卜楞寺的一百多活佛，有资格坐八抬大轿只有寺主“嘉木祥胡图克图”，另外还有十几个人可以坐四抬小轿，其他的侧室活佛不但没轿子坐、就连仆人也没有，每天自己打饭自己洗碗，混得还不如有钱的僧官。
这些小活佛的“转世”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大活佛掐指一算就知道他躲在哪里，基本上不超过本寺的势力范围，就好似孙猴子跑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可是，大活佛转世就不一样了，法力高强、神通广大，满世界乱飞，不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还真没办法找到他们。第四世达赖就曾经飞到蒙古去，还当了“和硕部”的王子，搞得康熙皇帝都纳闷：你藏人和蒙古人又不是一个族的，凭什么跑到别人亲王的家里去了？
到后来才明白，原来达赖是想请蒙古军队来打仗，帮助黄教夺取藏区的统治权。
大活佛在圆寂之前，并不说明自己将要去什么地方，而是留下一些莫名其妙的记号让大家猜谜，就好象成心要和全国的喇嘛捉迷藏。
达赖和班禅这个级别的活佛就更是如此了，没个三五年的时间，你根本别想找到他。不过，这个时候，摄政的喇嘛通常并不着急，而是耐着性子慢慢找。六世达赖就是找了十四年、弄得乾隆皇帝发了脾气，这才找到的。
十三世达赖于1933年12月份圆寂，到这时才三年多，按道理还有得是时间。
可是现在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达赖不见了，班禅就成了西藏唯一的大佛，而这个大佛又和达赖的老部下不合脾气。眼看他马上就要进藏了，这就迫使拉萨的摄政活佛急于找到达赖的“化身”，时间紧一点、达赖年纪小一点也无所谓，反正噶厦府只要有个达赖的名号就能够和班禅抗衡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班禅大师急于进藏的原因。
于是，塔儿寺很快就宣称他们在青海省湟中县找到了达赖的“转世灵童”。
这个出生在“当彩村”、名字叫做“拉木顿珠”的小男孩，就是现在流亡印度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法名“杰尊强白，阿旺洛桑，益西丹增嘉措，斯松旺秋，宗巴米巴，德白桑布”，简称“丹增嘉措”。
（怎么样？这小娃娃看上去挺精神的）
因为达赖的事情关系到“蒙藏事务”，所以蔡智明也去看了看这位小“胡图克图”（活佛的尊称）。
他倒是觉得这小孩子挺可爱的，可又对喇嘛们介绍的种种“神迹”半信半疑，于是就询问马鹤天先生：“您对活佛转世的事情怎么看？”
马鹤天笑了笑：“现在的活佛转世制度，包括金瓶掣签都是由乾隆皇帝制订的。而乾隆本人写过一篇《喇嘛说》，刻在雍和宫的御碑上，其中有这么一句：‘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这就说明连乾隆自己也不相信有活佛转世，这一切不过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罢了”。
蔡智明又问：“你觉得，这些喇嘛自己真的相信转世之说么？”
马鹤天没有正面回答：“达赖转世灵童尚未确定之时，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在安多、在青海。因为，从历史上看，西藏强大、局势稳定的时期，灵童就出在藏卫，反之就在境外。现在藏区周边谁最强？是马步芳，他把噶厦府打怕了。所以灵童必出于西宁，这是一个请求联盟的姿态”。
“那么，马军长又将如何处理此事？”
“看着吧，马子香又不是傻瓜”
马子香不傻，但是挺会装傻。
他不停地赞扬小达赖，一边“盛情挽留”灵童、一边向西藏要钱。
塔儿寺给了十万元遣散费，他不放人，噶厦政府又给了三十万大洋，他还是不放。一直拖到39年的8月，中央政府发话了，他才派出一个团的骑兵，敲锣打鼓地把拉木顿珠小达赖送到了那曲草原。
其实，马步芳要钱只是个幌子，他是在表态——既不和西藏方面闹翻，也不惹中央政府的怀疑。
1937年4月中旬，新任“护送专使”赵守钰到达西宁。
这时候，冰雪融化，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可以通行了。
于是，蔡智明陪同着行署的官员，踏上了前往结古镇的路程。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七）
1937年4月底，专使行署离开西宁前往玉树。
这时候，青马对红军西路军的清剿已告结束，马彪的“青南警备旅”陆续返回驻地，行署的人马正好与他们同行。
在路上，军官们说起河西战场上的事情。
按青马骑兵的说法，进入2月份以后，西路军就败局已定了。红军既不熟悉地形、也不了解气候，他们的衣装单薄，在寒冷的荒原里，不烤火取暖会被冻死，而只要一生火、青马部队就能顺着烟雾追踪过去。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南方步兵根本无法抵抗北方骑兵的冲击，全军覆没只是早晚的事情。
被包围的红军若想不当俘虏，只有选择自杀。有一片小山坡，坡上只有四棵树，却有三十多个红军战士吊死在那里，树下全是摔烂的步枪零件、树干上留下了四个大字——“至死不服！”
那悲壮的场面，就连久经沙场的青马老兵也感到震惊。
这些事，“青南警备旅”的军官愿意吹，蔡智明他们也愿意听，可新任“护送专使”赵守钰却很不高兴，泼冷水说：“红军并未袭扰青海，马子香草率用兵，大可不必”，还说“外敌当前，身为军人却忙于内乱，毫无光荣可言……”
赵守钰是个“少将加中将衔”的老军人，曾经是西北军的军长，还当过西安警备司令和郑州警备司令。别看现在不带兵，可资格却很老，他当骑兵师长的时候，马步青是他手下的旅长、马步芳还只是个团长。所以马彪的部下虽然被讥讽了几句，却也拿这个“护送专使”没办法。
蔡智明并不知道，赵守钰此时已经与红军建立了秘密联系。
赵专使的秘书吴波是中共地下党员（后任财政部长），专使行署的办事员张文彬（红三军团保卫局长，44年牺牲）、刘秉琳（后任山东省副省长）也是共产党的干部。赵守钰把他们留在西宁，利用行署的名义开展活动，并最终促成了张琴秋、王定国、徐立清（开国中将）、黄鹄显（开国少将）等红军干部的获释。
5月10日，大队人马渡过了黄河
黄河以南是所谓的“安多地区”，这里虽然仍属于青海的省治，但就风俗人情而言，却已是另一个世界了。
民国时期，习惯上把藏族民众分为几类：西藏的叫“藏人”、西康的叫“康人”，安多地区的藏民叫“番人”。
当时，拉萨是西藏的权力中心，“藏人”普遍听从噶厦府的指挥；在西康，经过赵尔丰（清末四川总督，人称“赵屠夫”）的几次镇压，“康人”已经比较遵守内地的法治。而惟独“安多地区”没有集中的权力系统，“番人”既不服从西藏的领导、也不接受内地的指派，显得特立独行。
掌握“安多”统治权的是大大小小的部落首领（土官头人），他们奉行的是松赞干布的“吐番十六条”（也就是唐朝时候的法律），这里的司法机关是当地的寺院。
喇嘛担任法官，断案的办法也很特别——他们弄不清真伪的时候，就叫诉讼人在油锅里捞东西——也就是说，打官司必须不怕疼，谁敢把手伸进滚烫的热油中，谁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样一来，官司的结果当然是怕痛的一方认输。
如此断案是否科学暂且不论，却可以有效地减少诉讼案件的发生。因此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人很少去麻烦喇嘛法官，大家遇到纠纷就掏出武器、互相打几枪或者捅几刀子，自己解决问题。
在安多，杀人可以不偿命，只要依据对方的身份高低、或多或少地补偿一些财物就算完事了，这叫做赔“命价”。当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付得起“命价”的，绝大多数的藏民十分贫穷，连自己的命都养不活，哪里还有闲钱买别人的命。这种“花钱买命”的办法只是对部落首领和庄园主比较有利，因为下等人的“命价”还不如一头牦牛，对富人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
藏区的贫富差距非常大。有钱人居住在楼房里，领主的庄园里有城堡、寺院的装潢更是金壁辉煌。僧俗官员穿着丝绸衣服和貂皮长袍，拥有大量的金器和铜器。而普通藏民则穿着光板的羊皮袄，一天吃不上一顿饭；住的是牛毛毡房，屋里和屋外一样湿；晚上裹着羊皮袄、躺在地上睡觉，患风湿病的人特别多。
当地的生产条件十分落后，耕地的耙子是木制的、锄头是石制的，很少使用铁制的农具。医疗条件也十分简陋，主要依靠喇嘛的法术治病救人。
在“番人”的观念中，藏区是观音菩萨的地盘，内地是文殊菩萨的地盘，如果观音派来的喇嘛治不好病，就只好找文殊派来的汉人想办法。所以，他们看见行署的人马开过来，就立刻围着蔡智明他们讨要药品。
蔡智明根本不会看病，青马的军官们也不会，可大家早有准备——藏民的毛病左不过是风湿痛，军队的药箱里有的是镇痛剂，见到病人就给几粒——藏民们吃下去立竿见影，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于是高兴地称内地军人们为“金珠玛米”，意思是“文殊菩萨的兵”。
既然是“金珠玛米”，就可以到部落里面参观参观。
让蔡智明比较惊奇的是，“番人”们丢了牦牛就暴跳如雷，而老婆跑了却无所谓。这里的婚姻很自由、离异更自由，妻子不想和丈夫过了，抱起嫁妆就走，当事人不介意、旁人也不干涉，谁也管不着。
有的家庭没有固定的男主人，似丈夫不是丈夫的人物来来往往，好象一妻多夫制一样。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正牌的丈夫”当喇嘛去了，家里只留下女人养育子女。
藏区的男人特别喜欢当喇嘛。对此，蔡智明一开始觉得很奇怪，后来才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这首先是因为宗教的传统。当初，松赞干布娶了两个老婆，一个文成公主、一个尼泊尔公主，可巧这两位公主都是信佛的，成天“唵嘛呢叭咪吽”，搞得松赞干布也跟着变成了虔诚的教徒，于是，佛教就渐渐成为了藏区的传统文化。
其次是“羁糜政策”的影响。西藏地处边疆，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只好利用宗教势力来维护统治。
西域喇嘛得到的封号和权力是内地的和尚道士们根本无法企及的，历代政权的特殊支持，使得喇嘛们有可能在藏区实施政教合一的管理，而藏传佛教在政治上的巨大利益，又增强了宗教在当地的号召力。
另外，藏区的地域封闭，文化发育比周边的云南、四川和新疆晚了许多，人民处于比较蒙昧的状态。再加上青藏高原的地形独特、气象复杂，变幻多端的山川河流和风云雷电把大家搞得莫名其妙，因此对自然界的力量十分畏惧，这种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也就间接形成了顺从宗教的精神压力。
但是，当地人愿意当喇嘛，最大的因素还是经济上的需求。
青藏高原，仿佛仙境一般的地方。但其实那些“圣洁”的雪山并不适合人类的生存，那些壮观的神庙除了能证明僧侣的财富、并不能证明道德的崇高。
走进藏区，立刻能感受到寺院的辉煌与人民的贫困之间的巨大反差。
西陲地高气寒、物产稀少，经济生产以农牧业为主。农业的可耕地仅限于低谷地带，面积不大、粮食产量很低；牧业以游牧为主，由于受环境的影响，效益难以提高。可是，在这样经济落后的地方，资产却高度集中，藏区有限的财产几乎完全控制在寺院僧官和世俗贵族的手里。老百姓除了向“头人”和寺院义务提供差役，还要承担各种法事的费用，既没有财产的积蓄、也没有人身的保障。
在藏区，平民若想获得相对安定的生活，最普遍的选择是出家当喇嘛。因为即便是最底层的僧侣，至少也能吃上青稞饭，比普通人的处境要好一些。
藏区的寺院拥有土地、草场、森林、甚至城镇村落，既经营农牧业也经营手工业和商业，寺院的财产当然掌握在高级僧官的手里，但底层的喇嘛毕竟能够通过刻苦的劳作，求得一份温饱——这是个愿打愿挨的过程，平民依靠这样的“善举”受到了寺院的庇护，寺院也因此获得廉价劳动力，扩大了政治和经济的势力。
不可否认，也有人是因为信仰而穿上袈裟的。但总的来看，藏族的贵族子弟出家为僧的并不多（除非是当活佛），甚至大活佛自己的亲属也很少当喇嘛，他们大多担任与寺院有关的管理工作，在寺院的帮助下形成世俗的特权阶层。所以说，藏区的僧侣集团和贵族群体，在根子上是联为一体的。
当然，也有不把寺院当回事的人物，那是草地上的强盗。
贫寒出身的“安多”男子是不大可能被选中当活佛的，如果不愿意入寺为僧、又想要出人头地，就只有尚武逞强、做个外出抢劫的英雄好汉。
盗亦有盗，强盗也有自己的规矩。他们连过路的喇嘛都敢抢，却绝不伤害本部落的人，所以好汉们不“工作”的时候，在自己的家乡过得体面悠闲，就象凯旋的战士一样。
春暖雪融、道路畅通，这是商旅马帮上路的季节，也是强盗们开工的时候。豪强们腰里横着藏刀、胯下骑着骏马、肩头扛着“两股叉”的快枪，这“两股叉”是绑在枪管上两根木棍，射击的时候可以放下来当支架，十分方便适用。劫匪出动总是成群结队的，少则十几人、多则近百人，他们在广袤的草地上游弋，发现力量薄弱的商队就进行袭击。
为了抵御盗贼，各路商人也集结成庞大的马队，行商们荷枪实弹、快马利刃，浑身的打扮也和强盗差不多。
商队的首领通常是势力最大的马帮头子，权威很高，所有依附马帮行走的商人都必须服从他的指挥，否则就会受到“下帐篷”的处罚。在草地上被“下了帐篷”赶出队伍，就跟判了死刑差不多，那是谁也不敢尝试的，所以马帮的纪律丝毫不比任何一支军队逊色。
商队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通译”。这个“通译”倒也不一定比别人更加通晓方言，但他的人缘好、人头熟。
在草地上行走，迎面遇上另一支队伍，大家立刻靠左集结、持枪戒备。对方是商是匪？要靠“通译”去交涉（其实即便是商队，如果力量过于悬殊，本来不准备抢劫的说不定也会临时抢劫一把）。老资格的“通译”经常能在对方的队伍中找到自己的朋友，几个人把手言欢一番，化干戈为玉帛，原本是强盗的也有可能临时改行，充当保镖了。
专使行署和青马骑兵一起行军，一路上没人敢惹硬茬子。蔡智明不免觉得有点遗憾，他倒是很愿意见识一下强盗打劫的火暴场面。
强盗没见到，却看见两个洋人在雪山草地间游走，从容自在，丝毫不觉得紧张畏惧。据说这俩人是英国的传教士，在安多住了好几年，他们与各部落的土官都有交情，虽然是外国人、反而比中国人更有办法，甚至就连强盗也不来招惹他们。
这情形让行署的官员们十分感慨，赵守钰更是气愤地说：“比起英国人的积极，我们的地方官员简直就是在尸位素餐！”
1937年6月10日，专使行署到达玉树。
蔡智明又回到仪仗队，和他的伙伴们聚在了一起。
1937年4月底，专使行署离开西宁前往玉树。
这时候，青马对红军西路军的清剿已告结束，马彪的“青南警备旅”陆续返回驻地，行署的人马正好与他们同行。
在路上，军官们说起河西战场上的事情。
按青马骑兵的说法，进入2月份以后，西路军就败局已定了。红军既不熟悉地形、也不了解气候，他们的衣装单薄，在寒冷的荒原里，不烤火取暖会被冻死，而只要一生火、青马部队就能顺着烟雾追踪过去。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南方步兵根本无法抵抗北方骑兵的冲击，全军覆没只是早晚的事情。
被包围的红军若想不当俘虏，只有选择自杀。有一片小山坡，坡上只有四棵树，却有三十多个红军战士吊死在那里，树下全是摔烂的步枪零件、树干上留下了四个大字——“至死不服！”
那悲壮的场面，就连久经沙场的青马老兵也感到震惊。
这些事，“青南警备旅”的军官愿意吹，蔡智明他们也愿意听，可新任“护送专使”赵守钰却很不高兴，泼冷水说：“红军并未袭扰青海，马子香草率用兵，大可不必”，还说“外敌当前，身为军人却忙于内乱，毫无光荣可言……”
赵守钰是个“少将加中将衔”的老军人，曾经是西北军的军长，还当过西安警备司令和郑州警备司令。别看现在不带兵，可资格却很老，他当骑兵师长的时候，马步青是他手下的旅长、马步芳还只是个团长。所以马彪的部下虽然被讥讽了几句，却也拿这个“护送专使”没办法。
蔡智明并不知道，赵守钰此时已经与红军建立了秘密联系。
赵专使的秘书吴波是中共地下党员（后任财政部长），专使行署的办事员张文彬（红三军团保卫局长，44年牺牲）、刘秉琳（后任山东省副省长）也是共产党的干部。赵守钰把他们留在西宁，利用行署的名义开展活动，并最终促成了张琴秋、王定国、徐立清（开国中将）、黄鹄显（开国少将）等红军干部的获释。
5月10日，大队人马渡过了黄河
黄河以南是所谓的“安多地区”，这里虽然仍属于青海的省治，但就风俗人情而言，却已是另一个世界了。
民国时期，习惯上把藏族民众分为几类：西藏的叫“藏人”、西康的叫“康人”，安多地区的藏民叫“番人”。
当时，拉萨是西藏的权力中心，“藏人”普遍听从噶厦府的指挥；在西康，经过赵尔丰（清末四川总督，人称“赵屠夫”）的几次镇压，“康人”已经比较遵守内地的法治。而惟独“安多地区”没有集中的权力系统，“番人”既不服从西藏的领导、也不接受内地的指派，显得特立独行。
掌握“安多”统治权的是大大小小的部落首领（土官头人），他们奉行的是松赞干布的“吐番十六条”（也就是唐朝时候的法律），这里的司法机关是当地的寺院。
喇嘛担任法官，断案的办法也很特别——他们弄不清真伪的时候，就叫诉讼人在油锅里捞东西——也就是说，打官司必须不怕疼，谁敢把手伸进滚烫的热油中，谁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样一来，官司的结果当然是怕痛的一方认输。
如此断案是否科学暂且不论，却可以有效地减少诉讼案件的发生。因此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人很少去麻烦喇嘛法官，大家遇到纠纷就掏出武器、互相打几枪或者捅几刀子，自己解决问题。
在安多，杀人可以不偿命，只要依据对方的身份高低、或多或少地补偿一些财物就算完事了，这叫做赔“命价”。当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付得起“命价”的，绝大多数的藏民十分贫穷，连自己的命都养不活，哪里还有闲钱买别人的命。这种“花钱买命”的办法只是对部落首领和庄园主比较有利，因为下等人的“命价”还不如一头牦牛，对富人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
藏区的贫富差距非常大。有钱人居住在楼房里，领主的庄园里有城堡、寺院的装潢更是金壁辉煌。僧俗官员穿着丝绸衣服和貂皮长袍，拥有大量的金器和铜器。而普通藏民则穿着光板的羊皮袄，一天吃不上一顿饭；住的是牛毛毡房，屋里和屋外一样湿；晚上裹着羊皮袄、躺在地上睡觉，患风湿病的人特别多。
当地的生产条件十分落后，耕地的耙子是木制的、锄头是石制的，很少使用铁制的农具。医疗条件也十分简陋，主要依靠喇嘛的法术治病救人。
在“番人”的观念中，藏区是观音菩萨的地盘，内地是文殊菩萨的地盘，如果观音派来的喇嘛治不好病，就只好找文殊派来的汉人想办法。所以，他们看见行署的人马开过来，就立刻围着蔡智明他们讨要药品。
蔡智明根本不会看病，青马的军官们也不会，可大家早有准备——藏民的毛病左不过是风湿痛，军队的药箱里有的是镇痛剂，见到病人就给几粒——藏民们吃下去立竿见影，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于是高兴地称内地军人们为“金珠玛米”，意思是“文殊菩萨的兵”。
既然是“金珠玛米”，就可以到部落里面参观参观。
让蔡智明比较惊奇的是，“番人”们丢了牦牛就暴跳如雷，而老婆跑了却无所谓。这里的婚姻很自由、离异更自由，妻子不想和丈夫过了，抱起嫁妆就走，当事人不介意、旁人也不干涉，谁也管不着。
有的家庭没有固定的男主人，似丈夫不是丈夫的人物来来往往，好象一妻多夫制一样。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正牌的丈夫”当喇嘛去了，家里只留下女人养育子女。
藏区的男人特别喜欢当喇嘛。对此，蔡智明一开始觉得很奇怪，后来才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这首先是因为宗教的传统。当初，松赞干布娶了两个老婆，一个文成公主、一个尼泊尔公主，可巧这两位公主都是信佛的，成天“唵嘛呢叭咪吽”，搞得松赞干布也跟着变成了虔诚的教徒，于是，佛教就渐渐成为了藏区的传统文化。
其次是“羁糜政策”的影响。西藏地处边疆，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只好利用宗教势力来维护统治。
西域喇嘛得到的封号和权力是内地的和尚道士们根本无法企及的，历代政权的特殊支持，使得喇嘛们有可能在藏区实施政教合一的管理，而藏传佛教在政治上的巨大利益，又增强了宗教在当地的号召力。
另外，藏区的地域封闭，文化发育比周边的云南、四川和新疆晚了许多，人民处于比较蒙昧的状态。再加上青藏高原的地形独特、气象复杂，变幻多端的山川河流和风云雷电把大家搞得莫名其妙，因此对自然界的力量十分畏惧，这种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也就间接形成了顺从宗教的精神压力。
但是，当地人愿意当喇嘛，最大的因素还是经济上的需求。
青藏高原，仿佛仙境一般的地方。但其实那些“圣洁”的雪山并不适合人类的生存，那些壮观的神庙除了能证明僧侣的财富、并不能证明道德的崇高。
走进藏区，立刻能感受到寺院的辉煌与人民的贫困之间的巨大反差。
西陲地高气寒、物产稀少，经济生产以农牧业为主。农业的可耕地仅限于低谷地带，面积不大、粮食产量很低；牧业以游牧为主，由于受环境的影响，效益难以提高。可是，在这样经济落后的地方，资产却高度集中，藏区有限的财产几乎完全控制在寺院僧官和世俗贵族的手里。老百姓除了向“头人”和寺院义务提供差役，还要承担各种法事的费用，既没有财产的积蓄、也没有人身的保障。
在藏区，平民若想获得相对安定的生活，最普遍的选择是出家当喇嘛。因为即便是最底层的僧侣，至少也能吃上青稞饭，比普通人的处境要好一些。
藏区的寺院拥有土地、草场、森林、甚至城镇村落，既经营农牧业也经营手工业和商业，寺院的财产当然掌握在高级僧官的手里，但底层的喇嘛毕竟能够通过刻苦的劳作，求得一份温饱——这是个愿打愿挨的过程，平民依靠这样的“善举”受到了寺院的庇护，寺院也因此获得廉价劳动力，扩大了政治和经济的势力。
不可否认，也有人是因为信仰而穿上袈裟的。但总的来看，藏族的贵族子弟出家为僧的并不多（除非是当活佛），甚至大活佛自己的亲属也很少当喇嘛，他们大多担任与寺院有关的管理工作，在寺院的帮助下形成世俗的特权阶层。所以说，藏区的僧侣集团和贵族群体，在根子上是联为一体的。
当然，也有不把寺院当回事的人物，那是草地上的强盗。
贫寒出身的“安多”男子是不大可能被选中当活佛的，如果不愿意入寺为僧、又想要出人头地，就只有尚武逞强、做个外出抢劫的英雄好汉。
盗亦有盗，强盗也有自己的规矩。他们连过路的喇嘛都敢抢，却绝不伤害本部落的人，所以好汉们不“工作”的时候，在自己的家乡过得体面悠闲，就象凯旋的战士一样。
春暖雪融、道路畅通，这是商旅马帮上路的季节，也是强盗们开工的时候。豪强们腰里横着藏刀、胯下骑着骏马、肩头扛着“两股叉”的快枪，这“两股叉”是绑在枪管上两根木棍，射击的时候可以放下来当支架，十分方便适用。劫匪出动总是成群结队的，少则十几人、多则近百人，他们在广袤的草地上游弋，发现力量薄弱的商队就进行袭击。
为了抵御盗贼，各路商人也集结成庞大的马队，行商们荷枪实弹、快马利刃，浑身的打扮也和强盗差不多。
商队的首领通常是势力最大的马帮头子，权威很高，所有依附马帮行走的商人都必须服从他的指挥，否则就会受到“下帐篷”的处罚。在草地上被“下了帐篷”赶出队伍，就跟判了死刑差不多，那是谁也不敢尝试的，所以马帮的纪律丝毫不比任何一支军队逊色。
商队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通译”。这个“通译”倒也不一定比别人更加通晓方言，但他的人缘好、人头熟。
在草地上行走，迎面遇上另一支队伍，大家立刻靠左集结、持枪戒备。对方是商是匪？要靠“通译”去交涉（其实即便是商队，如果力量过于悬殊，本来不准备抢劫的说不定也会临时抢劫一把）。老资格的“通译”经常能在对方的队伍中找到自己的朋友，几个人把手言欢一番，化干戈为玉帛，原本是强盗的也有可能临时改行，充当保镖了。
专使行署和青马骑兵一起行军，一路上没人敢惹硬茬子。蔡智明不免觉得有点遗憾，他倒是很愿意见识一下强盗打劫的火暴场面。
强盗没见到，却看见两个洋人在雪山草地间游走，从容自在，丝毫不觉得紧张畏惧。据说这俩人是英国的传教士，在安多住了好几年，他们与各部落的土官都有交情，虽然是外国人、反而比中国人更有办法，甚至就连强盗也不来招惹他们。
这情形让行署的官员们十分感慨，赵守钰更是气愤地说：“比起英国人的积极，我们的地方官员简直就是在尸位素餐！”
1937年6月10日，专使行署到达玉树。
蔡智明又回到仪仗队，和他的伙伴们聚在了一起。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八)
37年6月10日，专使行署到达玉树。蔡智明和自己的伙伴们聚在了一起。半年不见，仪仗队的官兵们消瘦了许多，面容憔悴，好些人的嘴角都起了泡。
军需官与书记官再度重逢，余展鹏十分高兴。
前段时间，大队的文书工作是由军需官兼任的，现在他赶紧把公文包还给蔡智明，如释重负地说：“正好正好，你来起草汇报，我可不愿意写这个”
蔡智明知道，这是个整肃军纪的报告。
结古镇只有百余户人家，加上寺院的喇嘛，日常居民也不过三千人。可自从去年12月份以来，这里的人口激增，远远超出了集镇的供应能力，当地的生活状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行辕、行署以及仪仗队的总数不过一千左右，可是，受九世班禅鼓动而来的信徒却有三万之多，如此庞大的群体聚集在偏远贫瘠的小镇里，粮食价格立刻上涨了五六倍。班禅行辕可以享受寺院的供应，照样有吃有喝，但其他人的日子就过得十分艰难，一些贫穷的信徒只有四处乞讨、靠施舍度日。
班禅活佛显然没有太考虑人间的烟火，他能在雪山顶上变出大肥羊，在这里却一粒青稞也变不出来。
以往，玉树的粮食是从四川、西康运来的，可现在藏军阻断了南边的道路，川康方向的马帮过不来，仪仗队只好向西宁求援。
青海本来就是个缺粮食的地方，而且马步芳正忙着和红军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古镇的吃饭问题。接到玉树方面的告急电文，回复总是“由宁购粮运玉，实感困难重重”……
仪仗队的军粮紧张，但曾铁衷大队长很重视纪律的约束。不但不许强征粮草，甚至规定在采购粮食的时候不能讨价还价，因此半年来，部队和居民没有发生过纷争。
可是百密一疏，就在行署到达玉树的头几天，终于还是出事了。
结古镇这里的山高石头多，却没有几棵树。
距离镇子五里远的地方有一片巨大的石头堆（嘉那玛尼），那里堆满了刻着“唵嘛呢叭咪吽”的石头。这种石头叫做“玛尼石”，据说可以通灵性、能够积累功德，是个很神圣的东西——只可惜，它只对下辈子的命运有好处，对目前的肚皮却没帮助，因此在炊事兵火头军的眼里，这玩意还不如牛粪管用。
结古附近缺乏柴草，烧火做饭只能指望干牛粪。镇子里的人多了，燃料也和粮食一样的紧张，仪仗队的炊事班每天都要到周围的村落去收购牛粪，“嘉那玛尼”（现在叫新寨村）也是火头军们常去的地方。
6月5日上午，炊事兵在“嘉那玛尼”路口等来了一驾牛粪车，大家正准备迎上前去谈买卖，赶车的藏民却把鞭子一丢、跑去摸石头了。
这一摸就摸了两个时辰，牛粪车边围满了买主，可卖牛粪的却还在石头堆里积累功德。炊事兵们急了，要知道，“嘉那玛尼”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玛尼堆，有二十多亿块石头，要想摸过瘾，八辈子也摸不完。再说了，粪车边上聚集着这么多“竞争对手”，卖牛粪的也不一定能把宝贝燃料卖给汉人军队。
情急之下，几个火头军就把钞票塞在车辕上，自己动手搬牛粪。
这么一来，其他人不干了，纷纷上来阻拦，七推八推，双方就打了起来。
炊事兵人少，拳头挡不住、就拣石头砸。藏民们不敢用“玛尼石”打架，可汉人丘八却不在乎这些，抓起刻有佛经的石头就象甩手榴弹一样。于是突出重围，满载而归。
这当然是违犯军纪的行为，但似乎并不严重，按常规处理，最多关几天禁闭就过去了。考虑到这件事发生在“嘉那玛尼”圣地，曾大队长就向班禅行辕做了汇报。
没想到，行辕秘书长刘家驹的训令是：将肇事者处以死刑！
按照“安多”的法律，打死人都可以赔钱了事，而仪仗兵只是砸伤了三个人，何至于要枪毙呢？曾铁衷当即表示异议。可刘家驹（藏名“格桑群觉”，原是巴塘小学校长，“康人治康”运动的领袖）的态度却很强硬，坚决要用喇嘛教的戒律来处罚汉族士兵。
嘉那玛尼是“嘉那活佛”营造的石头堆。
这位“一世嘉那”是两百年前的活佛，往远里说，他是海选进决赛的“达赖灵童”（参加“金瓶掣签”的三名候选人，冠军当达赖、其他两个也能当别的活佛）；往近里说，他是班禅大师的房东（九世班禅暂住的“甲拉颇章宫”，就是嘉那的寝宫）。
因此，炊事兵用嘉那活佛的石头打架，属于糟践圣物的行为，必须严惩！
训令下达，仪仗队顿时就炸了。
炊事兵不肯再做饭，士兵们也牢骚满腹：“抢牛粪是为了大家，犯了什么死罪？”
“走了几千里路，到这里为牛粪送命，想起来真冤枉”
“扛枪打仗、为国效力，到头来连喇嘛的石头都不如，老子不干了……”
当天夜里，二中队的一个排（四十六人）擅自离开营地，准备开拔回家。
逃兵刚上路，排长就报告了大队部。曾铁衷明白，如果不及时刹住这个风气，今后的局面将不堪收拾，于是立刻命令部队追击。
一中队队长谢雨禄和二中队队长沈剑波请示：“天黑路险，不容易追上，怎么办？”，
曾大队长不留任何余地：“追不上就开枪，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个也不能放走”。
于是，十三名逃兵被打死，其余的都被抓了回来。
肇事的“祸首”也被枪毙了。
行刑之前，大队部请犯人们吃“上路饭”。几个火头军没哭没闹，只是提出把刑场设在河边，他们的魂魄要顺着通天河、金沙江，顺着长江回江西老家去。
曾铁衷照办了，他也是江西人。
九世班禅指派喇嘛给“不幸身亡”的士兵念经超度，还给仪仗队送来了大米白面。从大队长到马夫，没有人去经堂答谢，也没有人吃那些米和面。
蔡智明回到队里的时候，事情已过去好几天了。
这些天，曾铁衷大队长一直在给大家做“精神讲话”：
“我知道大家心里有委屈。弟兄们护送班禅大师进藏，吃了很多苦，可现在却有人讨厌我们、刁难我们，他们克扣粮草、告黑状、暗中使坏，想把我们赶走。大家自然会想不通，觉得给班禅当仪仗兵是吃力不讨好。
但是，弟兄们要明白，我们不是班禅的跟班，仪仗队也不是活佛请来的吹鼓手，我们是国家权利的象征。自古以来，边疆的政教首领都是由中央政权送回辖区的，这是政治传统、是达赖和班禅个人的荣誉、更是中央政府的权力！这个传统关系到国家声威，今天不能被破坏，要靠我们军人来完成。
某些人和仪仗队作对，挤兑我们，他们是别有用心。但是，弟兄们受不了委屈，想逃跑，这就是政治上的幼稚、也是品质上的软弱！我们必须记住，仪仗队的行为不仅是针对某个人的礼貌，而是代表中央政府向西陲边疆行使主权，这是我们军人必须履行的责任。
有人说，我们只有三百人，无足轻重，解决不了大问题。这句话错了！三百宪兵，不仅是班禅行辕的仪仗，更是国家法统的标志，我们三百人在此，代表了国家的三百万军队。这是仪仗队的职责、也是我们的光荣！身为军人，既接受了任务，就要努力完成，哪怕断粮、断头也要干到底，谁也不能当逃兵！”
官兵们纷纷表示：“队长，咱们以前不懂事、现在明白了。今后哪怕吃尽千难万苦，也要坚持着把班禅送回去”。
班禅大师也很想回去，可事情却并不那么容易。
很多人把九世班禅返藏受阻的原因归结到仪仗队的身上，这有些片面，但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仪仗大队确实是拉萨与中央政府争执的焦点。
刚开始的时候，仪仗队的问题并没有引起争议。
“国师返藏、中央礼送”是自古以来的惯例，以前的达赖喇嘛也被清朝皇帝送过两次，从没有谁觉得不合适。再说，三百名仪仗兵在军事上的作用微乎其微，不可能对西藏形成威胁。因此，36年12月，当得知班禅行辕到达玉树结古寺以后，噶厦府只是提出“仪仗队随班禅径赴后藏”。除了不愿意班禅的仪仗在拉萨耍威风，并没有更强烈的意见。
可一个月后，也就是37年1月，英国驻西藏办事处负责人（兼锡金行政长官）古德爵士突然发表讲话，“反对中国政府派遣军队进入西藏”；藏军总顾问威廉（印度东方旅的旅长）也立刻表示将给噶厦府“在军事上提供协助”；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随即提交照会，抗议南京国民政府违反了“西拉姆协议”。
（ 注：“西拉姆协议”是英国人和西藏政府订立的条约，这个协定中的“麦克马洪线”十分有名，但其实还有一条：它认定中国对西藏只享有宗主国权、而不是完全主权……这是历届中国政府都不能承认的）
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噶厦政府也变得强硬起来，“摄政王”随即通知班禅：欢迎大师本人返藏，但仪仗队不许进藏，行辕和行署中的汉人和蒙人也一律不得进入西藏。否则将以武力阻拦。
英国人的态度为何如此霸道？细说起来，可以从殖民主义讲到帝国主义，原因多了去。
这里，只讲个直接的诱因：
1936年12月，英王爱德华八世（也就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那位）辞职不干了，由他的弟弟乔治六世（伊丽萨白的爹）继位。新国王的加冕仪式定于37年的5月中旬举行，世界各国都派代表参加盛典，西藏也是受邀朝贺的一“国”。
消息传到大英帝国“拉萨办事处”，古德爵士屈指一算，按照国民政府的计划，37年5月，班禅行辕和仪仗队正好开进西藏，拉萨的街头届时将挂满青天白日旗。这么一来，西藏就不象是“一个国家”了，大英帝国和印度总督的脸上肯定挂不住。
因此，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中国官兵进藏……
蔡智明他们当然想不到，仪仗大队进西藏，居然能与英国国王和美国女人的爱情扯上关系。
37年6月10日，专使行署到达玉树。蔡智明和自己的伙伴们聚在了一起。半年不见，仪仗队的官兵们消瘦了许多，面容憔悴，好些人的嘴角都起了泡。
军需官与书记官再度重逢，余展鹏十分高兴。
前段时间，大队的文书工作是由军需官兼任的，现在他赶紧把公文包还给蔡智明，如释重负地说：“正好正好，你来起草汇报，我可不愿意写这个”
蔡智明知道，这是个整肃军纪的报告。
结古镇只有百余户人家，加上寺院的喇嘛，日常居民也不过三千人。可自从去年12月份以来，这里的人口激增，远远超出了集镇的供应能力，当地的生活状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行辕、行署以及仪仗队的总数不过一千左右，可是，受九世班禅鼓动而来的信徒却有三万之多，如此庞大的群体聚集在偏远贫瘠的小镇里，粮食价格立刻上涨了五六倍。班禅行辕可以享受寺院的供应，照样有吃有喝，但其他人的日子就过得十分艰难，一些贫穷的信徒只有四处乞讨、靠施舍度日。
班禅活佛显然没有太考虑人间的烟火，他能在雪山顶上变出大肥羊，在这里却一粒青稞也变不出来。
以往，玉树的粮食是从四川、西康运来的，可现在藏军阻断了南边的道路，川康方向的马帮过不来，仪仗队只好向西宁求援。
青海本来就是个缺粮食的地方，而且马步芳正忙着和红军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古镇的吃饭问题。接到玉树方面的告急电文，回复总是“由宁购粮运玉，实感困难重重”……
仪仗队的军粮紧张，但曾铁衷大队长很重视纪律的约束。不但不许强征粮草，甚至规定在采购粮食的时候不能讨价还价，因此半年来，部队和居民没有发生过纷争。
可是百密一疏，就在行署到达玉树的头几天，终于还是出事了。
结古镇这里的山高石头多，却没有几棵树。
距离镇子五里远的地方有一片巨大的石头堆（嘉那玛尼），那里堆满了刻着“唵嘛呢叭咪吽”的石头。这种石头叫做“玛尼石”，据说可以通灵性、能够积累功德，是个很神圣的东西——只可惜，它只对下辈子的命运有好处，对目前的肚皮却没帮助，因此在炊事兵火头军的眼里，这玩意还不如牛粪管用。
结古附近缺乏柴草，烧火做饭只能指望干牛粪。镇子里的人多了，燃料也和粮食一样的紧张，仪仗队的炊事班每天都要到周围的村落去收购牛粪，“嘉那玛尼”（现在叫新寨村）也是火头军们常去的地方。
6月5日上午，炊事兵在“嘉那玛尼”路口等来了一驾牛粪车，大家正准备迎上前去谈买卖，赶车的藏民却把鞭子一丢、跑去摸石头了。
这一摸就摸了两个时辰，牛粪车边围满了买主，可卖牛粪的却还在石头堆里积累功德。炊事兵们急了，要知道，“嘉那玛尼”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玛尼堆，有二十多亿块石头，要想摸过瘾，八辈子也摸不完。再说了，粪车边上聚集着这么多“竞争对手”，卖牛粪的也不一定能把宝贝燃料卖给汉人军队。
情急之下，几个火头军就把钞票塞在车辕上，自己动手搬牛粪。
这么一来，其他人不干了，纷纷上来阻拦，七推八推，双方就打了起来。
炊事兵人少，拳头挡不住、就拣石头砸。藏民们不敢用“玛尼石”打架，可汉人丘八却不在乎这些，抓起刻有佛经的石头就象甩手榴弹一样。于是突出重围，满载而归。
这当然是违犯军纪的行为，但似乎并不严重，按常规处理，最多关几天禁闭就过去了。考虑到这件事发生在“嘉那玛尼”圣地，曾大队长就向班禅行辕做了汇报。
没想到，行辕秘书长刘家驹的训令是：将肇事者处以死刑！
按照“安多”的法律，打死人都可以赔钱了事，而仪仗兵只是砸伤了三个人，何至于要枪毙呢？曾铁衷当即表示异议。可刘家驹（藏名“格桑群觉”，原是巴塘小学校长，“康人治康”运动的领袖）的态度却很强硬，坚决要用喇嘛教的戒律来处罚汉族士兵。
嘉那玛尼是“嘉那活佛”营造的石头堆。
这位“一世嘉那”是两百年前的活佛，往远里说，他是海选进决赛的“达赖灵童”（参加“金瓶掣签”的三名候选人，冠军当达赖、其他两个也能当别的活佛）；往近里说，他是班禅大师的房东（九世班禅暂住的“甲拉颇章宫”，就是嘉那的寝宫）。
因此，炊事兵用嘉那活佛的石头打架，属于糟践圣物的行为，必须严惩！
训令下达，仪仗队顿时就炸了。
炊事兵不肯再做饭，士兵们也牢骚满腹：“抢牛粪是为了大家，犯了什么死罪？”
“走了几千里路，到这里为牛粪送命，想起来真冤枉”
“扛枪打仗、为国效力，到头来连喇嘛的石头都不如，老子不干了……”
当天夜里，二中队的一个排（四十六人）擅自离开营地，准备开拔回家。
逃兵刚上路，排长就报告了大队部。曾铁衷明白，如果不及时刹住这个风气，今后的局面将不堪收拾，于是立刻命令部队追击。
一中队队长谢雨禄和二中队队长沈剑波请示：“天黑路险，不容易追上，怎么办？”，
曾大队长不留任何余地：“追不上就开枪，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个也不能放走”。
于是，十三名逃兵被打死，其余的都被抓了回来。
肇事的“祸首”也被枪毙了。
行刑之前，大队部请犯人们吃“上路饭”。几个火头军没哭没闹，只是提出把刑场设在河边，他们的魂魄要顺着通天河、金沙江，顺着长江回江西老家去。
曾铁衷照办了，他也是江西人。
九世班禅指派喇嘛给“不幸身亡”的士兵念经超度，还给仪仗队送来了大米白面。从大队长到马夫，没有人去经堂答谢，也没有人吃那些米和面。
蔡智明回到队里的时候，事情已过去好几天了。
这些天，曾铁衷大队长一直在给大家做“精神讲话”：
“我知道大家心里有委屈。弟兄们护送班禅大师进藏，吃了很多苦，可现在却有人讨厌我们、刁难我们，他们克扣粮草、告黑状、暗中使坏，想把我们赶走。大家自然会想不通，觉得给班禅当仪仗兵是吃力不讨好。
但是，弟兄们要明白，我们不是班禅的跟班，仪仗队也不是活佛请来的吹鼓手，我们是国家权利的象征。自古以来，边疆的政教首领都是由中央政权送回辖区的，这是政治传统、是达赖和班禅个人的荣誉、更是中央政府的权力！这个传统关系到国家声威，今天不能被破坏，要靠我们军人来完成。
某些人和仪仗队作对，挤兑我们，他们是别有用心。但是，弟兄们受不了委屈，想逃跑，这就是政治上的幼稚、也是品质上的软弱！我们必须记住，仪仗队的行为不仅是针对某个人的礼貌，而是代表中央政府向西陲边疆行使主权，这是我们军人必须履行的责任。
有人说，我们只有三百人，无足轻重，解决不了大问题。这句话错了！三百宪兵，不仅是班禅行辕的仪仗，更是国家法统的标志，我们三百人在此，代表了国家的三百万军队。这是仪仗队的职责、也是我们的光荣！身为军人，既接受了任务，就要努力完成，哪怕断粮、断头也要干到底，谁也不能当逃兵！”
官兵们纷纷表示：“队长，咱们以前不懂事、现在明白了。今后哪怕吃尽千难万苦，也要坚持着把班禅送回去”。
班禅大师也很想回去，可事情却并不那么容易。
很多人把九世班禅返藏受阻的原因归结到仪仗队的身上，这有些片面，但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仪仗大队确实是拉萨与中央政府争执的焦点。
刚开始的时候，仪仗队的问题并没有引起争议。
“国师返藏、中央礼送”是自古以来的惯例，以前的达赖喇嘛也被清朝皇帝送过两次，从没有谁觉得不合适。再说，三百名仪仗兵在军事上的作用微乎其微，不可能对西藏形成威胁。因此，36年12月，当得知班禅行辕到达玉树结古寺以后，噶厦府只是提出“仪仗队随班禅径赴后藏”。除了不愿意班禅的仪仗在拉萨耍威风，并没有更强烈的意见。
可一个月后，也就是37年1月，英国驻西藏办事处负责人（兼锡金行政长官）古德爵士突然发表讲话，“反对中国政府派遣军队进入西藏”；藏军总顾问威廉（印度东方旅的旅长）也立刻表示将给噶厦府“在军事上提供协助”；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随即提交照会，抗议南京国民政府违反了“西拉姆协议”。
（ 注：“西拉姆协议”是英国人和西藏政府订立的条约，这个协定中的“麦克马洪线”十分有名，但其实还有一条：它认定中国对西藏只享有宗主国权、而不是完全主权……这是历届中国政府都不能承认的）
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噶厦政府也变得强硬起来，“摄政王”随即通知班禅：欢迎大师本人返藏，但仪仗队不许进藏，行辕和行署中的汉人和蒙人也一律不得进入西藏。否则将以武力阻拦。
英国人的态度为何如此霸道？细说起来，可以从殖民主义讲到帝国主义，原因多了去。
这里，只讲个直接的诱因：
1936年12月，英王爱德华八世（也就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那位）辞职不干了，由他的弟弟乔治六世（伊丽萨白的爹）继位。新国王的加冕仪式定于37年的5月中旬举行，世界各国都派代表参加盛典，西藏也是受邀朝贺的一“国”。
消息传到大英帝国“拉萨办事处”，古德爵士屈指一算，按照国民政府的计划，37年5月，班禅行辕和仪仗队正好开进西藏，拉萨的街头届时将挂满青天白日旗。这么一来，西藏就不象是“一个国家”了，大英帝国和印度总督的脸上肯定挂不住。
因此，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中国官兵进藏……
蔡智明他们当然想不到，仪仗大队进西藏，居然能与英国国王和美国女人的爱情扯上关系。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八，补）
班禅活佛虽然法力高深，估计也想不到这个。
达赖死了以后，摄政的“热振活佛”只有二十多岁，班禅就以为自己的声望在西藏无人能够抵挡。按行辕的说法：班禅进藏如同佛光普照，百姓必将顶礼膜拜、倾心相随；黑河（今“那曲”）的藏军更不用担心，他们都是后藏的子弟，只要听说班禅大师回来了，定会倾巢投诚、竞相易帜……
于是乎，九世班禅就就在结古寺等待冰雪消融。
春天来了，可美好的愿望却没有实现。
南边三十九个部落的土官来信说：对不起，奉噶厦之命，不能给班禅大师提供“乌拉”；黑河的藏军倒是来了几个“投诚”的，可职务最高的只是个“甲本”，相当于排长，其他的士兵还在据点里端着枪，严阵以待。
班禅顿时傻眼了，他没想到那个“热振活佛”居然这么厉害。
五世热振呼图克图，法名“土登江白益西，丹巴坚赞”，1912年出身于西藏的加查宗。
一般情况下，大活佛很少跑到贫民家庭投胎，可五世热振却是个例外。十三世达赖亲自把他从奴隶的家里找了出来，并且在他刚满二十岁的时候就授予他黄教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让他主持热振寺。这样，五世热振对十三世达赖当然绝对的感激、绝对的忠诚（这一点，只要看看他为十三世达赖修建的灵塔就知道了）。
根据达赖的遗愿，二十三岁的五世热振被尊为“摄政王”。他对待班禅的态度继承了十三世达赖的理念，而这个政策又得到了英国人和拉萨高级僧侣集团的支持。
九世班禅在与他的交锋中，完全处于下风。
南京中央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别的可以谈，但专使行署和仪仗队一定要进藏。这个意见，蒙藏委员会通知了拉萨政府、外交部照会了英国大使、孔祥熙去英国期间也做了说明——没有更改的余地。
这下子，九世班禅坐了蜡。他不能反对中央政府的意见，因为中央是他唯一的靠山；可遵循中央意见他就进不了藏，因为他的宗教号召力比不过拉萨政治的权力。
“政教合一”，当政教不能“合一”的时候，政治是第一位的，宗教只不过是陪衬罢了。
于是，班禅着急了、生病了，他生的是肝病，气急伤肝。但他生病的时候吃的是西药，治病的医师也不是喇嘛，这让蔡智明觉得很奇怪。
班禅行辕的人也急了，他们觉得是仪仗队坏了进藏的事。
从四月份起，行辕就不再向仪仗队发放军粮，军需官余展鹏顿时抓了瞎，仪仗兵们也开始饿肚子。大家成天看冷脸、听闲话，还要愁着买粮食、找牛粪，这才引出了前面的一系列事件。
班禅本人没有埋怨过仪仗队。有趣的是，就在专使行署到达玉树的头几天，他突然带着随从到两百里外的拉秀乡泡温泉去了，那意思是让“护送专使” 在结古镇吃个闭门羹。
赵守钰反应很快，立刻改道“青南警备司令部”、找马彪商量军粮补给的事情，这才算是没丢面子。
赵守钰果然面子大，很快就从青马骑兵那里借来粮食，解决了仪仗队的吃饭问题。
可是，这时候，班禅大师却住在拉秀乡不肯回来了。
拉秀有个“拉休寺”（本名“龙西寺”），是座黄教的寺院，那里有男喇嘛学院、还有女喇嘛学院。九世班禅说他要在庙里闭关修炼，不让仪仗队去打扰他。
不让去只好不去。仪仗兵原地待命，蔡智明无所事事，于是又开始四处乱转、凑热闹看稀奇。
班禅活佛虽然法力高深，估计也想不到这个。
达赖死了以后，摄政的“热振活佛”只有二十多岁，班禅就以为自己的声望在西藏无人能够抵挡。按行辕的说法：班禅进藏如同佛光普照，百姓必将顶礼膜拜、倾心相随；黑河（今“那曲”）的藏军更不用担心，他们都是后藏的子弟，只要听说班禅大师回来了，定会倾巢投诚、竞相易帜……
于是乎，九世班禅就就在结古寺等待冰雪消融。
春天来了，可美好的愿望却没有实现。
南边三十九个部落的土官来信说：对不起，奉噶厦之命，不能给班禅大师提供“乌拉”；黑河的藏军倒是来了几个“投诚”的，可职务最高的只是个“甲本”，相当于排长，其他的士兵还在据点里端着枪，严阵以待。
班禅顿时傻眼了，他没想到那个“热振活佛”居然这么厉害。
五世热振呼图克图，法名“土登江白益西，丹巴坚赞”，1912年出身于西藏的加查宗。
一般情况下，大活佛很少跑到贫民家庭投胎，可五世热振却是个例外。十三世达赖亲自把他从奴隶的家里找了出来，并且在他刚满二十岁的时候就授予他黄教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让他主持热振寺。这样，五世热振对十三世达赖当然绝对的感激、绝对的忠诚（这一点，只要看看他为十三世达赖修建的灵塔就知道了）。
根据达赖的遗愿，二十三岁的五世热振被尊为“摄政王”。他对待班禅的态度继承了十三世达赖的理念，而这个政策又得到了英国人和拉萨高级僧侣集团的支持。
九世班禅在与他的交锋中，完全处于下风。
南京中央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别的可以谈，但专使行署和仪仗队一定要进藏。这个意见，蒙藏委员会通知了拉萨政府、外交部照会了英国大使、孔祥熙去英国期间也做了说明——没有更改的余地。
这下子，九世班禅坐了蜡。他不能反对中央政府的意见，因为中央是他唯一的靠山；可遵循中央意见他就进不了藏，因为他的宗教号召力比不过拉萨政治的权力。
“政教合一”，当政教不能“合一”的时候，政治是第一位的，宗教只不过是陪衬罢了。
于是，班禅着急了、生病了，他生的是肝病，气急伤肝。但他生病的时候吃的是西药，治病的医师也不是喇嘛，这让蔡智明觉得很奇怪。
班禅行辕的人也急了，他们觉得是仪仗队坏了进藏的事。
从四月份起，行辕就不再向仪仗队发放军粮，军需官余展鹏顿时抓了瞎，仪仗兵们也开始饿肚子。大家成天看冷脸、听闲话，还要愁着买粮食、找牛粪，这才引出了前面的一系列事件。
班禅本人没有埋怨过仪仗队。有趣的是，就在专使行署到达玉树的头几天，他突然带着随从到两百里外的拉秀乡泡温泉去了，那意思是让“护送专使” 在结古镇吃个闭门羹。
赵守钰反应很快，立刻改道“青南警备司令部”、找马彪商量军粮补给的事情，这才算是没丢面子。
赵守钰果然面子大，很快就从青马骑兵那里借来粮食，解决了仪仗队的吃饭问题。
可是，这时候，班禅大师却住在拉秀乡不肯回来了。
拉秀有个“拉休寺”（本名“龙西寺”），是座黄教的寺院，那里有男喇嘛学院、还有女喇嘛学院。九世班禅说他要在庙里闭关修炼，不让仪仗队去打扰他。
不让去只好不去。仪仗兵原地待命，蔡智明无所事事，于是又开始四处乱转、凑热闹看稀奇。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九)
九世班禅大师身体欠佳、心情也不好，因此移驾到“龙西寺”闭关修炼。
结古寺是花教的寺院，龙西寺才是黄教的寺庙。人不痛快的时候，总愿意在自己习惯的环境里休养，活佛也是如此。
武林中人提倡“强身健体”，却要区分门派，为争霸江湖打来打去；同样，佛门僧侣主张“修身养性”，也要分派，吵来吵去抢着当教宗。
这方面，喇嘛与和尚是对手。
其实，西藏和内地都信奉大乘佛教，只不过和尚练“显宗”，喇嘛重“密宗”。“显宗”和“密宗”的区别，往简单里说——前者重理论、后者重形式。就象华山派的“气宗”和“剑宗”，一个是岳不群、一个是风清扬。
到庙里看一看就知道。如果菩萨的神态安详、面带微笑，道貌岸然假装深沉，那多半是显宗；又如果神像张牙舞爪、表情复杂，甚至摆出一些少儿不宜的姿势，不用说，密宗的。
和尚和喇嘛时常互相看不起，各说各的高明。其实“显”也好、“密”也罢，都是由环境决定的——内地有农耕的文化、儒家的底子，所以和尚必须故作玄机、显得有涵养才能吃得开；而西域是农牧文化，人民性情坦率，喇嘛的行为也只好夸张直露一些、引人注目——大家都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不好说孰优孰劣。
其实，藏传佛教也不是不讲理论。喇嘛教有很多教派，越晚出现的派别越注重佛理。到了黄教阶段，喇嘛们更是主张“显密兼修”、“先显后密”——这就成了内外兼修的令狐冲、可以笑傲江湖。
清康熙以后，一统江湖的是黄教（格鲁派）喇嘛，其他教派都要听从达赖和班禅的领导，花教（萨迦派）也是如此。
“萨迦派”之所以被称为“花教”，是因为他们喜欢在院墙上涂抹红色、白色和黑色的条纹。太阳出来，寺院的高墙被阳光照得色彩缤纷，有时象德国旗、有时象俄罗斯旗，确实够花的。
花里呼哨的萨迦派曾经创造了喇嘛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13世纪，花教教主“八思巴”被元朝皇帝册封为“国师”，忽必烈把西藏（前后藏）、西康和安多交给他管理，八思巴由此开创了藏传佛教“政教合一”统治的先河。
元朝的喇嘛可以当官，头戴莲花帽、身穿大红袍的“法师”在京城里东游西逛、作威作福，使得内地和尚十分羡慕。
出家人也讲虚荣。早先，和尚的打扮比较朴素，只穿褐色和青色的衣服，后来看见西域法师的衣着鲜艳、风头正健，内地的寺院也就流行起了大红袈裟。
武打小说里欺负郭靖、杨过、张无忌的喇嘛多半是花教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黄教”，达赖和班禅要到清朝以后才开始威风。到了康熙朝，穿黄衣服的黄教喇嘛满街跑，于是黄僧帽、黄袈裟又成了内地方丈和尚们的时髦……
所以说，西藏喇嘛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以笑傲江湖：一是实施了“政教合一”，二是领导了佛界服装新潮流——这两条，别说汉人和尚没法比，就连印度和尚也比不上。
元朝灭亡以后，花教失去了崇高的地位。但萨迦派毕竟是威风过的，所以依然在藏区保持着相当的势力。
结古寺就是萨迦派的寺院。
没事的时候，蔡智明喜欢跑到结古寺里东张西望，想瞧瞧“法王”是个什么模样。可是，花教的喇嘛似乎对班禅的仪仗兵不大感冒，板着脸不愿意搭理人，这让好奇的书记官十分失望。
在寺院里，态度最好的是个小娃娃，据说是“生钦活佛”的转世灵童。
“生钦呼图克图”原本是后藏的大活佛，江孜“重孜寺”的寺主。清朝末年，“四世生钦”因为和外国传教士的关系过于密切，被慈僖老佛爷下令赐死了，于是投胎到新疆土尔扈特部，成了蒙古王爷的儿子。清朝灭亡后，“五世生钦”试图推行政教合一，自任新疆大活佛兼骑兵总司令，一时权势极盛。可惜好景不长，32年被新疆省主席金树仁给枪毙了，只好再投胎。
结古寺里的这个“转世灵童”不知是从哪里找来的，虎头虎脑挺可爱，大概是准备跟着九世班禅回后藏去。
小灵童只有四五岁，没有受戒也没有剃度，当然更不会念经作法。但他的算术很不错，会摇骰子。
喇嘛算卦是把三颗骰子放在“本巴瓶”里摇，以骰子的点数、参考经文上的说明来判断凶吉，大致说来奇数的结果较好、偶数的运气比较差。
小灵童不懂得经文，可他懂得加法，并且很希望为别人算卦。蔡智明觉得这小孩挺好玩的，于是就陪他逗乐子。
大家提出诸如“明天会不会下雨”、“今天能不能吃羊肉”之类的问题请灵童预测，这小家伙立刻十分热情地摇动“本巴瓶”。如果倒出来的骰子是偶数，他的表情就显得很忧虑，要求身边的“阿咯”念经消灾；如果骰子是奇数，灵童就很高兴，伸出手来抚摩大家的头顶。好象是真的活佛一样。
陪伴灵童的“阿喀”是个年长的僧人，德行高深。他的任务除了照顾小孩，还给他做一些启蒙教育。
行署的干事巴文奇是个蒙古人，懂得藏语，他一边听“阿喀”讲课、一边给大家做翻译。
老喇嘛先问小灵童，什么是红色？什么是白色？白的能不能变成红？心里想到的和眼里看见的是不是永远一样？
然后又说，人的心灵是可以支配一切的，心是车轮的轴子、眼是车轮的辐条。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只有心不会欺骗自己，就象瞎子的眼睛盲了，但一样可以心知肚明。学经的目的就是锻炼“心”，让凡人的“土心”变成菩萨的“金心”。
“金心”可以使人升入天堂，那里是神的领地，有铺着地毯的庭院、有大奶头的牦牛、还有长毛羊，大家穿着高贵的衣服，日子过得很舒坦；“土心”会把人带进地狱，那里尽是妖魔鬼怪，食物吃到嘴里就变成刀，水喝进肚里就成了滚烫的热汁……真是可怕极了。
蔡智明心想：谁说喇嘛没文化？这位阿喀的启蒙教育就挺厉害的。
更多的时候，阿喀是在帮助灵童学习戒律。
喇嘛教的戒律有好几百条，从“不能诽谤佛祖”到“生气的时候不能洗澡”、从“打坐的姿势要端正”到“吃饭的时候不要用舌头舔碗”，就象是行为守则一样，很适合小孩子学习。
小灵童按照戒律的要求行事，举手投足有模有样，真有点高僧的味道。
（蔡智明没有说这小孩的名字，因此，结古寺的这个小灵童是否就是后来的“六世生钦活佛”，我不知道。已知的是“生钦，洛桑坚赞”后来成了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98年去世了。截止目前，“七世生钦活佛”尚未出现）
喇嘛教的戒律大多是宗咯巴制订的。宗咯巴是黄教的鼻祖，所以黄教的僧侣执行戒律比较好一些，而其他教派的喇嘛就不那么认真。
比如戒律规定“僧侣不能近女色”，黄教喇嘛就真的不娶老婆，别派的喇嘛却不在乎这一套。
花教喇嘛通常不在寺院里住，他们在外面有自己的住宅，白天到庙里念经、晚上回家陪老婆，搞得象是公务员上班一样。
红教喇嘛的本事更大。红教（宁玛派）的寺院和土地较少，为求得布施，喇嘛们需要经常在外走动，这就给青年男女的爱情创造了条件。时间一长，藏区的私生子中，十个有八个与红教喇嘛脱不了干系。
有人认为不守戒律的喇嘛破坏了当地的风气，可也有人觉得喇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藏区的一大半男人都出家当了和尚，若不是有人挺身而出，要想把人口延续下去还真成问题。
好在当地人对私生子并不歧视，称他们为“佛子”。这些小孩比一般人更有灵性，出生时往往伴有湖水变色、雪地现字之类的奇观，成为活佛灵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有“寺院和尚”就有“走方和尚”，喇嘛也是如此。他们有的经营庙产、有的上门服务，各有业务范围。
寺院接受供奉。比如“六样”：水、花、香、灯、茶、饭；比如“七宝”：轮（法轮）、皮（皮毛）、坐席、功德（药品）、衣服、靴子、佛堂（小神像）；比如“八品”：铜镜、黄颜料、红颜料、奶油、羽毛、果子、海螺、谷物……供品上不封顶，多多益善。
但不送是不行的，佛爷会生气，后果很严重。
做法事也能赚钱。比如说，有人想延年益寿，好办——买一千个小铜碗、一千盏小油灯、一千座小三棱塔，供在佛龛前，喇嘛就开始念经。念完以后，取出一个装水的碗、一盏燃烧的灯、一座压经卷的塔，让信徒带回去，法事就算大功告成——人家花了一千套的钱，只得到一套东西，喇嘛买卖的利润实在是高。
有些法事，光花钱也不行。
比如谁家媳妇不生孩子，请佛爷想办法。喇嘛摇摇骰子算一算，告诉他：这部经要念一万遍、那部经要念三万遍——这些经都是特别难念的那种，平常人一年也念不了几百遍。怎么办？请喇嘛上门服务——信主谈好酬金、准备吃喝，让几位喇嘛在家里住上一年半载，“唵嘛呢叭咪吽”……放心，来年准保有孩子。
上门服务的以红教喇嘛居多。
宁玛派（红教）是历史最早的喇嘛教，他们的祖师是莲花生。红教的做派完全是密宗的，与内地和尚的区别十分明显，特别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红教喇嘛披红袍、穿红裙、戴红色的鸡冠帽。这类人物不剃光头，反而留着蓬松的发辫。五十八股辫子代表了五十八座“愤怒神”，发功的时候神灵就坐在头发上，因此那辫子是他们的武器，碰不得的。
红教喇嘛的装备很复杂：身上戴着耳环、手镯和戒指，为的是保护自己的命门。腰间挂着人头骨碗（真的）和牛角，是辟邪用的；手上的禅杖是根“三股叉”，叉头下三个人头（假的）、人头上九个铁环，每个铁环系着两缕头发，一缕是活人的、一缕是死人的——所有这些玩意都有相当厉害的象征意义。
红教喇嘛的功力和他的装备有着直接的关系。密宗的这个原则和网络游戏的规矩差不多，如果能弄到一套“终级装备”，基本上就可以天下无敌、秒杀一切妖魔鬼怪了。
如果说黄教属于“防御型喇嘛”，那红教就是攻击型的。
红教僧既能够发功除妖、也可以下咒杀人，黑白两道通吃，全看他愿意怎么搞。所以红教虽然没有取得过藏区的统治权，但别人却不大敢惹他们，因为他们的“战斗值”太高。
九世班禅大师身体欠佳、心情也不好，因此移驾到“龙西寺”闭关修炼。
结古寺是花教的寺院，龙西寺才是黄教的寺庙。人不痛快的时候，总愿意在自己习惯的环境里休养，活佛也是如此。
武林中人提倡“强身健体”，却要区分门派，为争霸江湖打来打去；同样，佛门僧侣主张“修身养性”，也要分派，吵来吵去抢着当教宗。
这方面，喇嘛与和尚是对手。
其实，西藏和内地都信奉大乘佛教，只不过和尚练“显宗”，喇嘛重“密宗”。“显宗”和“密宗”的区别，往简单里说——前者重理论、后者重形式。就象华山派的“气宗”和“剑宗”，一个是岳不群、一个是风清扬。
到庙里看一看就知道。如果菩萨的神态安详、面带微笑，道貌岸然假装深沉，那多半是显宗；又如果神像张牙舞爪、表情复杂，甚至摆出一些少儿不宜的姿势，不用说，密宗的。
和尚和喇嘛时常互相看不起，各说各的高明。其实“显”也好、“密”也罢，都是由环境决定的——内地有农耕的文化、儒家的底子，所以和尚必须故作玄机、显得有涵养才能吃得开；而西域是农牧文化，人民性情坦率，喇嘛的行为也只好夸张直露一些、引人注目——大家都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不好说孰优孰劣。
其实，藏传佛教也不是不讲理论。喇嘛教有很多教派，越晚出现的派别越注重佛理。到了黄教阶段，喇嘛们更是主张“显密兼修”、“先显后密”——这就成了内外兼修的令狐冲、可以笑傲江湖。
清康熙以后，一统江湖的是黄教（格鲁派）喇嘛，其他教派都要听从达赖和班禅的领导，花教（萨迦派）也是如此。
“萨迦派”之所以被称为“花教”，是因为他们喜欢在院墙上涂抹红色、白色和黑色的条纹。太阳出来，寺院的高墙被阳光照得色彩缤纷，有时象德国旗、有时象俄罗斯旗，确实够花的。
花里呼哨的萨迦派曾经创造了喇嘛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13世纪，花教教主“八思巴”被元朝皇帝册封为“国师”，忽必烈把西藏（前后藏）、西康和安多交给他管理，八思巴由此开创了藏传佛教“政教合一”统治的先河。
元朝的喇嘛可以当官，头戴莲花帽、身穿大红袍的“法师”在京城里东游西逛、作威作福，使得内地和尚十分羡慕。
出家人也讲虚荣。早先，和尚的打扮比较朴素，只穿褐色和青色的衣服，后来看见西域法师的衣着鲜艳、风头正健，内地的寺院也就流行起了大红袈裟。
武打小说里欺负郭靖、杨过、张无忌的喇嘛多半是花教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黄教”，达赖和班禅要到清朝以后才开始威风。到了康熙朝，穿黄衣服的黄教喇嘛满街跑，于是黄僧帽、黄袈裟又成了内地方丈和尚们的时髦……
所以说，西藏喇嘛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以笑傲江湖：一是实施了“政教合一”，二是领导了佛界服装新潮流——这两条，别说汉人和尚没法比，就连印度和尚也比不上。
元朝灭亡以后，花教失去了崇高的地位。但萨迦派毕竟是威风过的，所以依然在藏区保持着相当的势力。
结古寺就是萨迦派的寺院。
没事的时候，蔡智明喜欢跑到结古寺里东张西望，想瞧瞧“法王”是个什么模样。可是，花教的喇嘛似乎对班禅的仪仗兵不大感冒，板着脸不愿意搭理人，这让好奇的书记官十分失望。
在寺院里，态度最好的是个小娃娃，据说是“生钦活佛”的转世灵童。
“生钦呼图克图”原本是后藏的大活佛，江孜“重孜寺”的寺主。清朝末年，“四世生钦”因为和外国传教士的关系过于密切，被慈僖老佛爷下令赐死了，于是投胎到新疆土尔扈特部，成了蒙古王爷的儿子。清朝灭亡后，“五世生钦”试图推行政教合一，自任新疆大活佛兼骑兵总司令，一时权势极盛。可惜好景不长，32年被新疆省主席金树仁给枪毙了，只好再投胎。
结古寺里的这个“转世灵童”不知是从哪里找来的，虎头虎脑挺可爱，大概是准备跟着九世班禅回后藏去。
小灵童只有四五岁，没有受戒也没有剃度，当然更不会念经作法。但他的算术很不错，会摇骰子。
喇嘛算卦是把三颗骰子放在“本巴瓶”里摇，以骰子的点数、参考经文上的说明来判断凶吉，大致说来奇数的结果较好、偶数的运气比较差。
小灵童不懂得经文，可他懂得加法，并且很希望为别人算卦。蔡智明觉得这小孩挺好玩的，于是就陪他逗乐子。
大家提出诸如“明天会不会下雨”、“今天能不能吃羊肉”之类的问题请灵童预测，这小家伙立刻十分热情地摇动“本巴瓶”。如果倒出来的骰子是偶数，他的表情就显得很忧虑，要求身边的“阿咯”念经消灾；如果骰子是奇数，灵童就很高兴，伸出手来抚摩大家的头顶。好象是真的活佛一样。
陪伴灵童的“阿喀”是个年长的僧人，德行高深。他的任务除了照顾小孩，还给他做一些启蒙教育。
行署的干事巴文奇是个蒙古人，懂得藏语，他一边听“阿喀”讲课、一边给大家做翻译。
老喇嘛先问小灵童，什么是红色？什么是白色？白的能不能变成红？心里想到的和眼里看见的是不是永远一样？
然后又说，人的心灵是可以支配一切的，心是车轮的轴子、眼是车轮的辐条。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只有心不会欺骗自己，就象瞎子的眼睛盲了，但一样可以心知肚明。学经的目的就是锻炼“心”，让凡人的“土心”变成菩萨的“金心”。
“金心”可以使人升入天堂，那里是神的领地，有铺着地毯的庭院、有大奶头的牦牛、还有长毛羊，大家穿着高贵的衣服，日子过得很舒坦；“土心”会把人带进地狱，那里尽是妖魔鬼怪，食物吃到嘴里就变成刀，水喝进肚里就成了滚烫的热汁……真是可怕极了。
蔡智明心想：谁说喇嘛没文化？这位阿喀的启蒙教育就挺厉害的。
更多的时候，阿喀是在帮助灵童学习戒律。
喇嘛教的戒律有好几百条，从“不能诽谤佛祖”到“生气的时候不能洗澡”、从“打坐的姿势要端正”到“吃饭的时候不要用舌头舔碗”，就象是行为守则一样，很适合小孩子学习。
小灵童按照戒律的要求行事，举手投足有模有样，真有点高僧的味道。
（蔡智明没有说这小孩的名字，因此，结古寺的这个小灵童是否就是后来的“六世生钦活佛”，我不知道。已知的是“生钦，洛桑坚赞”后来成了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98年去世了。截止目前，“七世生钦活佛”尚未出现）
喇嘛教的戒律大多是宗咯巴制订的。宗咯巴是黄教的鼻祖，所以黄教的僧侣执行戒律比较好一些，而其他教派的喇嘛就不那么认真。
比如戒律规定“僧侣不能近女色”，黄教喇嘛就真的不娶老婆，别派的喇嘛却不在乎这一套。
花教喇嘛通常不在寺院里住，他们在外面有自己的住宅，白天到庙里念经、晚上回家陪老婆，搞得象是公务员上班一样。
红教喇嘛的本事更大。红教（宁玛派）的寺院和土地较少，为求得布施，喇嘛们需要经常在外走动，这就给青年男女的爱情创造了条件。时间一长，藏区的私生子中，十个有八个与红教喇嘛脱不了干系。
有人认为不守戒律的喇嘛破坏了当地的风气，可也有人觉得喇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藏区的一大半男人都出家当了和尚，若不是有人挺身而出，要想把人口延续下去还真成问题。
好在当地人对私生子并不歧视，称他们为“佛子”。这些小孩比一般人更有灵性，出生时往往伴有湖水变色、雪地现字之类的奇观，成为活佛灵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有“寺院和尚”就有“走方和尚”，喇嘛也是如此。他们有的经营庙产、有的上门服务，各有业务范围。
寺院接受供奉。比如“六样”：水、花、香、灯、茶、饭；比如“七宝”：轮（法轮）、皮（皮毛）、坐席、功德（药品）、衣服、靴子、佛堂（小神像）；比如“八品”：铜镜、黄颜料、红颜料、奶油、羽毛、果子、海螺、谷物……供品上不封顶，多多益善。
但不送是不行的，佛爷会生气，后果很严重。
做法事也能赚钱。比如说，有人想延年益寿，好办——买一千个小铜碗、一千盏小油灯、一千座小三棱塔，供在佛龛前，喇嘛就开始念经。念完以后，取出一个装水的碗、一盏燃烧的灯、一座压经卷的塔，让信徒带回去，法事就算大功告成——人家花了一千套的钱，只得到一套东西，喇嘛买卖的利润实在是高。
有些法事，光花钱也不行。
比如谁家媳妇不生孩子，请佛爷想办法。喇嘛摇摇骰子算一算，告诉他：这部经要念一万遍、那部经要念三万遍——这些经都是特别难念的那种，平常人一年也念不了几百遍。怎么办？请喇嘛上门服务——信主谈好酬金、准备吃喝，让几位喇嘛在家里住上一年半载，“唵嘛呢叭咪吽”……放心，来年准保有孩子。
上门服务的以红教喇嘛居多。
宁玛派（红教）是历史最早的喇嘛教，他们的祖师是莲花生。红教的做派完全是密宗的，与内地和尚的区别十分明显，特别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红教喇嘛披红袍、穿红裙、戴红色的鸡冠帽。这类人物不剃光头，反而留着蓬松的发辫。五十八股辫子代表了五十八座“愤怒神”，发功的时候神灵就坐在头发上，因此那辫子是他们的武器，碰不得的。
红教喇嘛的装备很复杂：身上戴着耳环、手镯和戒指，为的是保护自己的命门。腰间挂着人头骨碗（真的）和牛角，是辟邪用的；手上的禅杖是根“三股叉”，叉头下三个人头（假的）、人头上九个铁环，每个铁环系着两缕头发，一缕是活人的、一缕是死人的——所有这些玩意都有相当厉害的象征意义。
红教喇嘛的功力和他的装备有着直接的关系。密宗的这个原则和网络游戏的规矩差不多，如果能弄到一套“终级装备”，基本上就可以天下无敌、秒杀一切妖魔鬼怪了。
如果说黄教属于“防御型喇嘛”，那红教就是攻击型的。
红教僧既能够发功除妖、也可以下咒杀人，黑白两道通吃，全看他愿意怎么搞。所以红教虽然没有取得过藏区的统治权，但别人却不大敢惹他们，因为他们的“战斗值”太高。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十）
九世班禅在“龙西寺”闭关修炼，蔡智明在结古镇东游西逛，专使行署的官员们则在等待与西藏谈判的结果。
拉萨方面提出：“蒙藏委员会”的藏事处长罗桑坚赞是班禅的属下（罗桑坚赞原为九世班禅的堪布），不愿意以他为谈判对手——南京政府随即调整人事：由吴忠信（安徽人，时任贵州省主席）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孔庆宗任藏事处长。
拉萨发来电文。抬头“汉政府”、落款“藏政府”，开口“西藏乃大悲观音教化之领域，佛法昌明、系于白昼”，闭口“汉政府五族同一法规，我僧众无法承认”，还说“西藏政教，与汉政府无涉。最好将通行汉藏语文之地及人民，悉数交与藏政府管理，如是则顾全佛法……”
这些话，其他人都看不下去，而孔庆宗处长却不反驳。
新上任的孔处长是四川长寿人，北大毕业、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的博士、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有名的好好先生。因为前任“蒙藏委员长”（黄慕松）和藏事处长是得罪了拉萨被撤职的，所以他拿定主意，决不和西藏的噶伦吵架。
拉萨当局对自己的定位很奇特。他们认为西藏与内地是“檀越关系”，自己是菩萨、内地是施主，施主只能够努力供奉佛爷争取光荣、却不允许冒犯神界的权威——这真是喇嘛的思维方式。
拉萨的代表号召南京政府向满清皇帝和蒙古王爷学习，“尊崇佛教、信仰达赖之心不变，以盛大之意顾念西藏”，要把西藏当做“圣地”看待。更有甚者，他们以仪仗队的问题要挟青海、西康的驻军，提出“东北青藏为佛教之地，西宁不得派兵威胁；藏川交界处（西康），汉人不得派兵设官……”
对此，南京的孔庆宗处长仍然哼哼哈哈。可是，玉树的赵守钰专使和高长柱参军却按捺不住了。俩人丘八脾气发作，当即回复电文：
“噶伦言必称西藏为佛国，但外界皆知拉萨有三多，即喇嘛多、乞丐多、野犬多是也，盖为西藏政府苛捐人民所演成。
西藏之无告贫民鹄立街市，鸠形菜色、悲惨可怜。而今中央提倡五族共和、僧俗一体待遇，何其磊落光明！
满清既已灭亡，溥仪伪政权实为日本人压迫所致。民国旗下，满蒙无不服从中央命令。惜外蒙受人牢笼、堕入地狱，而今外蒙之佛教安在？贵族安在？喇嘛安在？谁为佛教保护者、谁为王公贵族保护者，明眼人不难知之。
应请拉萨首先承认者，中藏是否一家？如为一家，则问题不难解决；如非一家，则康、青军队之击藏军，直击外国耳！”
此通电文一出，拉萨的噶伦立刻不那么罗嗦了。
西藏当局心里明白：溥仪皇帝做不了主，满洲国没打算请活佛去当大法师；外蒙受苏联控制，昔日的王公贵族、活佛喇嘛被抓的抓、杀的杀，连转世投胎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也知道，英国人更不在乎佛教，八个达赖大活佛也不是一个“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对手。相对而言，南京政府是对他们最客气的。
当时的拉萨政权，地位最高的“摄政王”（僧）是从二品官（达赖是正二品）；其次是“司伦”（俗），正三品，总领藏区行政、有点总理大臣的意思；“司伦”下面还有四个“噶伦”，一僧三俗（僧为“首席”），从三品，既象副总理又象是部长。
37年，西藏的这一帮二品官和三品官，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青人。有的是“拉让巴格西”（喇嘛教最高学位）、有的是印度留学生、还有英国的博士。虽然有学问，却没有多少执政经验，卤莽冲动，彼此之间也不团结。
这时候，西藏的政治势力分为三派——亲英派、亲汉派和维持派。
“亲英派”是从英国和印度回来的留学生，支持者是藏军的军官。这帮人在英国的帮助下建电灯厂、造币厂和兵工厂，引进工业、训练军队，政治上主张“西藏是独立的国家”，而且还要求将藏区的边界扩展到青海和川边。
“亲汉派”大多是僧官，拉萨三大寺的“堪布”是其中坚力量。这伙喇嘛畏惧英国传教士的力量，担心“洋教”的渗透会动摇寺院的权威，所以主张接受内地的扶持、恢复旧有的从属关系、维护藏教的传统势力。
噶厦府的执政官员大多属于“维持派”。领袖人物是“司伦”贡嘎旺秋，他是十三世达赖的大哥的儿子，当时32岁。
西藏的政治采取贵族专政，高级僧俗官员（包括军官）全部出自一百七十五个“世家”（成为“世家”的途径，一是有功劳的土司，二是大活佛的亲属）。世家子弟长成之后，选僧得称“资仲”、选俗得称“仲科”，而各级官员必须从“资仲”和“仲科”中产生。平民若想“跳龙门”，除非被选中当活佛，否则不大可能。
当其时，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贵族已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鉴于此，西藏的“世家”就很不愿意接受英国式的“民主”；同时，他们也担心内地中央政府对西藏实施“改土归流”，废除土司特权。所以，当权的世家子弟们普遍希望维持现状，在英国和中国之间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利用两边的矛盾保护自身的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噶厦政府的政策首鼠两端。如果内地软弱，他们就嚣张，如果中央的态度强硬，他们就退让。
果然，接到赵守钰的一通电报，拉萨的噶伦再不敢说什么“尊崇佛国”之类的废话，表示同意仪仗队进入西藏。但同时，他们又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比如仪仗队的纪律约束、在西藏的停留时间、退出西藏的线路等等——这些事情都好商量。
“噶伦”们还提出一个要求：班禅进藏，必须经过拉萨三大寺的担保——拉萨三大寺是“亲汉”的，中央政府当然没意见。
可是，九世班禅却不干了。
“蒙藏委员会”和拉萨谈判，九世班禅也在谈。
替班禅传口信的人名叫多仁台吉，是个四品俗官，号称西藏第三大富翁。他向拉萨政府转达了多项要求，其中包括：一、准许班禅在后藏征兵，组建自己的军队；二、撤换现有的后藏官员，由班禅重新委派；三、后藏不向拉萨纳税，专为班禅供差。
这些意见是行辕秘书长刘家驹拟定的。刘秘书长是个小学校长，政治上实在幼稚——组建私人武装、排除异己、划分势力范围，这都属于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情。现在九世班禅的人还没进西藏，先就气势汹汹地把自己的图谋嚷嚷出去，对方岂能容他得逞？
果然，拉萨方面随即回复：一、后藏可以征兵，但必须归属藏军统一指挥。班禅不但不能拥有军队，就连现有的卫队也必须解散；二、现任的后藏官员能力强、表现好，不能变更。今后，包括“扎什伦布寺”的寺主也由拉萨指派，班禅没有任免的权力；三、后藏必须承担政府的差役，班禅由内地携带进藏的武器和物资设备也必须交给政府管理……除此之外，还要求九世班禅就以上内容做出书面保证，交拉萨三大寺担保。
九世班禅顿时气炸了。
班禅是什么人物？伟大的活佛啊！平时发布命令都不用亲手自己签字、是由堪布代理签署的（因为他写的字是“圣物”，不能轻易使用）。可现在不仅说话不管用，还必须写亲笔保证书，交给地位比他低的喇嘛担保，这简直就是侮辱神灵嘛！
班禅大发雷霆、通电斥责噶厦政府，声明自己是金口玉言、所提要求绝无通融的余地。
拉萨的噶伦回答的也挺干脆：不仅要写保证书，还要加上一条——班禅承认，进藏以后服从噶厦政府的领导——否则，政府将以武力拦阻其进藏。
这下子，班禅终于明白，藏区的僧俗官员并没有把他这个大活佛当回事，根本就不希望他回去“领导佛界”。
于是，班禅对谈判失去了兴趣。他转而联络青海和西康，请求马步芳和刘文辉派军队协助他进藏——看样子，活佛真的急了。
九世班禅在“龙西寺”闭关修炼，蔡智明在结古镇东游西逛，专使行署的官员们则在等待与西藏谈判的结果。
拉萨方面提出：“蒙藏委员会”的藏事处长罗桑坚赞是班禅的属下（罗桑坚赞原为九世班禅的堪布），不愿意以他为谈判对手——南京政府随即调整人事：由吴忠信（安徽人，时任贵州省主席）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孔庆宗任藏事处长。
拉萨发来电文。抬头“汉政府”、落款“藏政府”，开口“西藏乃大悲观音教化之领域，佛法昌明、系于白昼”，闭口“汉政府五族同一法规，我僧众无法承认”，还说“西藏政教，与汉政府无涉。最好将通行汉藏语文之地及人民，悉数交与藏政府管理，如是则顾全佛法……”
这些话，其他人都看不下去，而孔庆宗处长却不反驳。
新上任的孔处长是四川长寿人，北大毕业、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的博士、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有名的好好先生。因为前任“蒙藏委员长”（黄慕松）和藏事处长是得罪了拉萨被撤职的，所以他拿定主意，决不和西藏的噶伦吵架。
拉萨当局对自己的定位很奇特。他们认为西藏与内地是“檀越关系”，自己是菩萨、内地是施主，施主只能够努力供奉佛爷争取光荣、却不允许冒犯神界的权威——这真是喇嘛的思维方式。
拉萨的代表号召南京政府向满清皇帝和蒙古王爷学习，“尊崇佛教、信仰达赖之心不变，以盛大之意顾念西藏”，要把西藏当做“圣地”看待。更有甚者，他们以仪仗队的问题要挟青海、西康的驻军，提出“东北青藏为佛教之地，西宁不得派兵威胁；藏川交界处（西康），汉人不得派兵设官……”
对此，南京的孔庆宗处长仍然哼哼哈哈。可是，玉树的赵守钰专使和高长柱参军却按捺不住了。俩人丘八脾气发作，当即回复电文：
“噶伦言必称西藏为佛国，但外界皆知拉萨有三多，即喇嘛多、乞丐多、野犬多是也，盖为西藏政府苛捐人民所演成。
西藏之无告贫民鹄立街市，鸠形菜色、悲惨可怜。而今中央提倡五族共和、僧俗一体待遇，何其磊落光明！
满清既已灭亡，溥仪伪政权实为日本人压迫所致。民国旗下，满蒙无不服从中央命令。惜外蒙受人牢笼、堕入地狱，而今外蒙之佛教安在？贵族安在？喇嘛安在？谁为佛教保护者、谁为王公贵族保护者，明眼人不难知之。
应请拉萨首先承认者，中藏是否一家？如为一家，则问题不难解决；如非一家，则康、青军队之击藏军，直击外国耳！”
此通电文一出，拉萨的噶伦立刻不那么罗嗦了。
西藏当局心里明白：溥仪皇帝做不了主，满洲国没打算请活佛去当大法师；外蒙受苏联控制，昔日的王公贵族、活佛喇嘛被抓的抓、杀的杀，连转世投胎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也知道，英国人更不在乎佛教，八个达赖大活佛也不是一个“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对手。相对而言，南京政府是对他们最客气的。
当时的拉萨政权，地位最高的“摄政王”（僧）是从二品官（达赖是正二品）；其次是“司伦”（俗），正三品，总领藏区行政、有点总理大臣的意思；“司伦”下面还有四个“噶伦”，一僧三俗（僧为“首席”），从三品，既象副总理又象是部长。
37年，西藏的这一帮二品官和三品官，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青人。有的是“拉让巴格西”（喇嘛教最高学位）、有的是印度留学生、还有英国的博士。虽然有学问，却没有多少执政经验，卤莽冲动，彼此之间也不团结。
这时候，西藏的政治势力分为三派——亲英派、亲汉派和维持派。
“亲英派”是从英国和印度回来的留学生，支持者是藏军的军官。这帮人在英国的帮助下建电灯厂、造币厂和兵工厂，引进工业、训练军队，政治上主张“西藏是独立的国家”，而且还要求将藏区的边界扩展到青海和川边。
“亲汉派”大多是僧官，拉萨三大寺的“堪布”是其中坚力量。这伙喇嘛畏惧英国传教士的力量，担心“洋教”的渗透会动摇寺院的权威，所以主张接受内地的扶持、恢复旧有的从属关系、维护藏教的传统势力。
噶厦府的执政官员大多属于“维持派”。领袖人物是“司伦”贡嘎旺秋，他是十三世达赖的大哥的儿子，当时32岁。
西藏的政治采取贵族专政，高级僧俗官员（包括军官）全部出自一百七十五个“世家”（成为“世家”的途径，一是有功劳的土司，二是大活佛的亲属）。世家子弟长成之后，选僧得称“资仲”、选俗得称“仲科”，而各级官员必须从“资仲”和“仲科”中产生。平民若想“跳龙门”，除非被选中当活佛，否则不大可能。
当其时，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贵族已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鉴于此，西藏的“世家”就很不愿意接受英国式的“民主”；同时，他们也担心内地中央政府对西藏实施“改土归流”，废除土司特权。所以，当权的世家子弟们普遍希望维持现状，在英国和中国之间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利用两边的矛盾保护自身的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噶厦政府的政策首鼠两端。如果内地软弱，他们就嚣张，如果中央的态度强硬，他们就退让。
果然，接到赵守钰的一通电报，拉萨的噶伦再不敢说什么“尊崇佛国”之类的废话，表示同意仪仗队进入西藏。但同时，他们又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比如仪仗队的纪律约束、在西藏的停留时间、退出西藏的线路等等——这些事情都好商量。
“噶伦”们还提出一个要求：班禅进藏，必须经过拉萨三大寺的担保——拉萨三大寺是“亲汉”的，中央政府当然没意见。
可是，九世班禅却不干了。
“蒙藏委员会”和拉萨谈判，九世班禅也在谈。
替班禅传口信的人名叫多仁台吉，是个四品俗官，号称西藏第三大富翁。他向拉萨政府转达了多项要求，其中包括：一、准许班禅在后藏征兵，组建自己的军队；二、撤换现有的后藏官员，由班禅重新委派；三、后藏不向拉萨纳税，专为班禅供差。
这些意见是行辕秘书长刘家驹拟定的。刘秘书长是个小学校长，政治上实在幼稚——组建私人武装、排除异己、划分势力范围，这都属于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情。现在九世班禅的人还没进西藏，先就气势汹汹地把自己的图谋嚷嚷出去，对方岂能容他得逞？
果然，拉萨方面随即回复：一、后藏可以征兵，但必须归属藏军统一指挥。班禅不但不能拥有军队，就连现有的卫队也必须解散；二、现任的后藏官员能力强、表现好，不能变更。今后，包括“扎什伦布寺”的寺主也由拉萨指派，班禅没有任免的权力；三、后藏必须承担政府的差役，班禅由内地携带进藏的武器和物资设备也必须交给政府管理……除此之外，还要求九世班禅就以上内容做出书面保证，交拉萨三大寺担保。
九世班禅顿时气炸了。
班禅是什么人物？伟大的活佛啊！平时发布命令都不用亲手自己签字、是由堪布代理签署的（因为他写的字是“圣物”，不能轻易使用）。可现在不仅说话不管用，还必须写亲笔保证书，交给地位比他低的喇嘛担保，这简直就是侮辱神灵嘛！
班禅大发雷霆、通电斥责噶厦政府，声明自己是金口玉言、所提要求绝无通融的余地。
拉萨的噶伦回答的也挺干脆：不仅要写保证书，还要加上一条——班禅承认，进藏以后服从噶厦政府的领导——否则，政府将以武力拦阻其进藏。
这下子，班禅终于明白，藏区的僧俗官员并没有把他这个大活佛当回事，根本就不希望他回去“领导佛界”。
于是，班禅对谈判失去了兴趣。他转而联络青海和西康，请求马步芳和刘文辉派军队协助他进藏——看样子，活佛真的急了。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十，补）
这时候，“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可是，蔡智明他们却并不知情。
因为怕动摇军心，行署方面对仪仗队封锁了消息。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只是从过往的商人嘴里听说“中国和日本在打仗”，每每向上级询问，曾大队长总是回答：“华北事件，日军被我沉着击退。国际间对我深表同情，国势尚属乐观……”。
那个年月，中日双方的冲突屡有发生，大家早就习以为常。所以，蔡智明也就认为这次只是一场寻常的争端。
在那段日子里，官兵们更多考虑的是：“礼仪护送”会不会真的变成了“武装开道”。
班禅邀请青马、康军进藏，马步芳和刘文辉是有可能答应的。
昌都原本是四川属下的商业城镇，1917年“第一次川藏战争”时被藏军占领了。从那以后，昌都就成了西藏东扩的大本营，刘文辉深受其扰，早就处心积虑地要把这个军事要塞夺回来；同样，那曲（当时叫“黑河”）草原是藏军的集结地、是西藏进攻青海南部的跳板，马步芳也很希望把这片优良的高原牧场据为己有。
川军的粮草充足，但他们有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糟糕名声，出了四川、见谁输谁，所以胆气不那么足。而“青马”却是豪情万丈，不仅乐意当先锋，还放出话说：“马子香要当民国的福康安”。
乾隆年间，福康安率领清军与廓尔喀（尼泊尔）开仗，从日喀则一直打到加德满都，回到拉萨又把西藏的政教事务整顿了一番，文治武功、声名大震——而今，马将军也想效仿“福大帅”，只不过，他这个“回回福康安”会搞出个什么样的“政教合一”，谁也说不准。
玉树附近驻扎着“青海南警备区”的一个骑兵团。青马的军官们觉得和击溃藏军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西康能够保证粮草，打进拉萨，一个师就够了！”
青马的人倒也不是乱吹，他们和西藏打过仗，对藏军很了解。
西藏的最高军事机关叫“马基康”，司令叫“马基”，有一僧一俗两个人；藏军的最高军事单位是“代本”，相当于团，“代本”下面是“如本”，然后是“甲本”、“定本”和“久本”。一个“久本”管五六个兵。
“代本”的编制为五百人。经过多年扩充，藏军的规模已经从六个“代本”扩大为十三个“代本”，再加上附属人员，总兵力将近一万人——这就很不容易了。想想就知道，一百万人口的地方，一多半男人当了喇嘛，还能剩几个当兵的？
西藏的游牧民不能当兵，因为他们居无定所，逃跑了也找不到。兵源来自庄园农家，按“一头牛耕五天的地”的面积出一个兵，因此，士兵都是农奴。
兵士的服装（英式）、军粮（每个月四十斤青稞）、军饷（每年四两五钱藏银）由庄园主提供，士兵的弹药也由所属领地的主人负责。军队只发一杆枪。这样一来，政府省事了，主人却很头疼：如果当兵的枪法不行，多打几枪、他就有破产的危险。
炮弹是政府的、可以放心折腾，子弹是私人的、机关枪就不敢随便玩。所以藏军有二十九门炮，只有四挺机枪。
藏军的枪支有三个来源：最老的一批俄国货，是清朝末年向沙皇订购的；还有千把支“四川造”，是藏军缴获刘文辉的武器；最多的要属“英国造”，这五千支英国枪分为两类，三千支是现款采购，所以是新枪；两千支是赊帐，所以是尼泊尔兵淘汰的旧枪——英国老板做买卖，一分钱一分货。
拉萨也有兵工厂，引进机器设备花了两万英镑。每月能生产三千颗子弹、十五条枪，产品质量和“四川造”有一拼，成本却比英国货还要高，象征意义远超过实际作用。
藏军的一个军事单位来自同一个地方，军官都是庄园地主，带来一百人、可以当“甲本”，只带五个人、只好做“久本”。也就是说，士兵是军官的财产、也是他当官的资本。比如“定本”的手下起码要有二十个兵，若是枪毙几个、再开除几个，他就只能当“久本”了，所以地主军官通常不愿意处罚自己的农奴士兵。
这么一来，藏军的纪律就不太妙。哨兵站岗，把枪挂在栅栏上就去闲逛，过俩钟头回来，枪都不见了。军官也只能揍他一顿，赔几个钱了事——藏军纪律中有一条：士兵失弃武器，由其主人赔偿——这可能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军规。
还有一条绝的——士兵见了长官不立正，而是叉开双腿、两手摊开、弯腰鞠躬、伸出舌头、发出“吐噜吐噜”的声音，这种军礼恐怕也是天下独步。
不过，藏军也自己的优势。
他们的军官都在江孜接受过专门训练，部分人还毕业于英国、印度或尼泊尔的军校，军事口令使用英语，整体素养不差。虽然士兵的战术水平较低，但能吃苦耐劳、行动敏捷，特别擅长登山越野，部队的运动能力很强。
另外，藏军有宗教的信仰、有服从上级的精神习惯，执行任务比较勇敢。这一点只有青马骑兵可以匹敌，川军就远远不如。
西藏周边的气氛十分紧张。
刘文辉和马步芳相继向中央报告：“藏军正在藏东前线调动兵力，意图进犯西康、青南”——他们开始在为下一步的出兵制造舆论。
青海，马禄旅进驻结古镇。据说，青马将有两个骑兵旅另一个骑兵团集结玉树，战事一触即发。
仪仗队也着手制定应变方案。赵守钰专使指出，西藏方面有“消极抗拒”、“积极抗拒”、“迎班禅、拒汉人”三种可能，要求曾铁衷大队长根据这三种情况拟订行动计划……
37年8月，迫于青、康方面的军事压力，拉萨的噶伦突然改变态度，宣布：“欢迎班禅返藏，同意仪仗队进藏，其他未决事宜，待大师抵藏后再做协商”。
这让大家有点发懵。余展鹏和蔡智明嘀咕说：“抵藏后再做协商？万一协商不成，把我们关起来打怎么办？这事挺玄的”
班禅大师那边也不做乐观的响应、没有立刻动身的准备。看样子，他也有点犯怵。
一时间，何去何从，祸福难测，行辕和行署都做了难。
1937年8月19日，行辕、行署和仪仗队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达的电令：“本院会议决定：抗战期间，班禅应暂缓返藏，先暂住政府指定地点……”
于是乎，“护国宣化广慧大师”、“西陲宣化使”、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返藏之行，就此取消了。
然而，对蔡智明而言，最让他震惊的不是班禅行程的中止，而是行政院电文中的“抗战”两个字——作为宪兵的他知道，中央政府以前是不允许使用这个“过激”的词句的，而今它却登上了政府的公文，这说明，正式开战了……
这时候，“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可是，蔡智明他们却并不知情。
因为怕动摇军心，行署方面对仪仗队封锁了消息。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只是从过往的商人嘴里听说“中国和日本在打仗”，每每向上级询问，曾大队长总是回答：“华北事件，日军被我沉着击退。国际间对我深表同情，国势尚属乐观……”。
那个年月，中日双方的冲突屡有发生，大家早就习以为常。所以，蔡智明也就认为这次只是一场寻常的争端。
在那段日子里，官兵们更多考虑的是：“礼仪护送”会不会真的变成了“武装开道”。
班禅邀请青马、康军进藏，马步芳和刘文辉是有可能答应的。
昌都原本是四川属下的商业城镇，1917年“第一次川藏战争”时被藏军占领了。从那以后，昌都就成了西藏东扩的大本营，刘文辉深受其扰，早就处心积虑地要把这个军事要塞夺回来；同样，那曲（当时叫“黑河”）草原是藏军的集结地、是西藏进攻青海南部的跳板，马步芳也很希望把这片优良的高原牧场据为己有。
川军的粮草充足，但他们有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糟糕名声，出了四川、见谁输谁，所以胆气不那么足。而“青马”却是豪情万丈，不仅乐意当先锋，还放出话说：“马子香要当民国的福康安”。
乾隆年间，福康安率领清军与廓尔喀（尼泊尔）开仗，从日喀则一直打到加德满都，回到拉萨又把西藏的政教事务整顿了一番，文治武功、声名大震——而今，马将军也想效仿“福大帅”，只不过，他这个“回回福康安”会搞出个什么样的“政教合一”，谁也说不准。
玉树附近驻扎着“青海南警备区”的一个骑兵团。青马的军官们觉得和击溃藏军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西康能够保证粮草，打进拉萨，一个师就够了！”
青马的人倒也不是乱吹，他们和西藏打过仗，对藏军很了解。
西藏的最高军事机关叫“马基康”，司令叫“马基”，有一僧一俗两个人；藏军的最高军事单位是“代本”，相当于团，“代本”下面是“如本”，然后是“甲本”、“定本”和“久本”。一个“久本”管五六个兵。
“代本”的编制为五百人。经过多年扩充，藏军的规模已经从六个“代本”扩大为十三个“代本”，再加上附属人员，总兵力将近一万人——这就很不容易了。想想就知道，一百万人口的地方，一多半男人当了喇嘛，还能剩几个当兵的？
西藏的游牧民不能当兵，因为他们居无定所，逃跑了也找不到。兵源来自庄园农家，按“一头牛耕五天的地”的面积出一个兵，因此，士兵都是农奴。
兵士的服装（英式）、军粮（每个月四十斤青稞）、军饷（每年四两五钱藏银）由庄园主提供，士兵的弹药也由所属领地的主人负责。军队只发一杆枪。这样一来，政府省事了，主人却很头疼：如果当兵的枪法不行，多打几枪、他就有破产的危险。
炮弹是政府的、可以放心折腾，子弹是私人的、机关枪就不敢随便玩。所以藏军有二十九门炮，只有四挺机枪。
藏军的枪支有三个来源：最老的一批俄国货，是清朝末年向沙皇订购的；还有千把支“四川造”，是藏军缴获刘文辉的武器；最多的要属“英国造”，这五千支英国枪分为两类，三千支是现款采购，所以是新枪；两千支是赊帐，所以是尼泊尔兵淘汰的旧枪——英国老板做买卖，一分钱一分货。
拉萨也有兵工厂，引进机器设备花了两万英镑。每月能生产三千颗子弹、十五条枪，产品质量和“四川造”有一拼，成本却比英国货还要高，象征意义远超过实际作用。
藏军的一个军事单位来自同一个地方，军官都是庄园地主，带来一百人、可以当“甲本”，只带五个人、只好做“久本”。也就是说，士兵是军官的财产、也是他当官的资本。比如“定本”的手下起码要有二十个兵，若是枪毙几个、再开除几个，他就只能当“久本”了，所以地主军官通常不愿意处罚自己的农奴士兵。
这么一来，藏军的纪律就不太妙。哨兵站岗，把枪挂在栅栏上就去闲逛，过俩钟头回来，枪都不见了。军官也只能揍他一顿，赔几个钱了事——藏军纪律中有一条：士兵失弃武器，由其主人赔偿——这可能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军规。
还有一条绝的——士兵见了长官不立正，而是叉开双腿、两手摊开、弯腰鞠躬、伸出舌头、发出“吐噜吐噜”的声音，这种军礼恐怕也是天下独步。
不过，藏军也自己的优势。
他们的军官都在江孜接受过专门训练，部分人还毕业于英国、印度或尼泊尔的军校，军事口令使用英语，整体素养不差。虽然士兵的战术水平较低，但能吃苦耐劳、行动敏捷，特别擅长登山越野，部队的运动能力很强。
另外，藏军有宗教的信仰、有服从上级的精神习惯，执行任务比较勇敢。这一点只有青马骑兵可以匹敌，川军就远远不如。
西藏周边的气氛十分紧张。
刘文辉和马步芳相继向中央报告：“藏军正在藏东前线调动兵力，意图进犯西康、青南”——他们开始在为下一步的出兵制造舆论。
青海，马禄旅进驻结古镇。据说，青马将有两个骑兵旅另一个骑兵团集结玉树，战事一触即发。
仪仗队也着手制定应变方案。赵守钰专使指出，西藏方面有“消极抗拒”、“积极抗拒”、“迎班禅、拒汉人”三种可能，要求曾铁衷大队长根据这三种情况拟订行动计划……
37年8月，迫于青、康方面的军事压力，拉萨的噶伦突然改变态度，宣布：“欢迎班禅返藏，同意仪仗队进藏，其他未决事宜，待大师抵藏后再做协商”。
这让大家有点发懵。余展鹏和蔡智明嘀咕说：“抵藏后再做协商？万一协商不成，把我们关起来打怎么办？这事挺玄的”
班禅大师那边也不做乐观的响应、没有立刻动身的准备。看样子，他也有点犯怵。
一时间，何去何从，祸福难测，行辕和行署都做了难。
1937年8月19日，行辕、行署和仪仗队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达的电令：“本院会议决定：抗战期间，班禅应暂缓返藏，先暂住政府指定地点……”
于是乎，“护国宣化广慧大师”、“西陲宣化使”、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返藏之行，就此取消了。
然而，对蔡智明而言，最让他震惊的不是班禅行程的中止，而是行政院电文中的“抗战”两个字——作为宪兵的他知道，中央政府以前是不允许使用这个“过激”的词句的，而今它却登上了政府的公文，这说明，正式开战了……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完）
抗战期间，西南后方的任何不安定因素都有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隐患，并且，国民政府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因为西藏问题与英国方面产生矛盾。于是，经过权衡，37年8月19日，蒋介石委员长下达手谕：“此时中英关系必须顾虑，仪仗队入藏恐启纠纷。班禅大师入藏须得藏方有确切回音，一切妥实之后方可决定……”。
同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电令中止“九世班禅返藏”的计划，以此断绝了青海、西康军队“护送进藏”的可能性。
接到命令，马步芳和刘文辉立刻偃旗息鼓、停止了在藏区边界的军事准备，可这时，仪仗队却陷入了无所适从的难堪境地。
从行政院的电文中，蔡智明看到了“抗战”两个字。在以前，这个词是共产党和“激进分子”才使用的字眼，政府通常是把中日之间的冲突称为“摩擦”或者“纠纷”的，现在既已上升到“抗战”，说明情况发生了质变，国家已经进入了全面战争的阶段。
官兵们涌到行署询问究竟，这才知道——北平失陷了、天津失陷了、上海正陷入激战，蒋委员长已经宣布：“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大江南北、中原大地已燃起了抗日的烽火。
再询问战事的详情，赵守钰专使就不肯细说了；又问仪仗队今后的打算，回答也是语焉不详。这不免让大家的心里忐忑不安——原定十个月的“班禅大师返藏行程”拖了整整两年，最后不了了之，而今，内地战火蔓延、国家和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之中，一群血气方刚的士兵怎么可能安心地滞留在这信息闭塞的偏远小镇里呢。
仪仗队里有许多官兵是北方人，这下子都急了，成天四处打探“小道消息”，纷纷盘算着回家参战。
过了几天，又有传言说：国军在平津作战中“折了两员上将”。蔡智明和一帮同事排列了十几位高级将领的名字，猜来猜去、居然猜到了“一级上将”何应钦的头上（其实应该是佟麟阁和赵登禹中将，他俩于8月初被追授为“二级上将”）， 何应钦是贵州人，何家与蔡家还算得上是世交，得知“世伯遇难”，蔡智明也有些坐不住了。
8月28日，驻扎玉树的“青海南部警备旅”编入“骑兵暂一师”，奉命紧急增援河北前线。青马骑兵开拔之日，仪仗队的大队部收到了许多“请调报告”、甚至还有一些官兵直接去找青马的旅长马禄，要求“入伙”上前线。
曾铁衷大队长立刻召开大会，宣布“未获上峰指令之前，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曾队长表示：对于大家的“离队参战”申请，他无权批准；仪仗队是否解散、何时解散，行署也没有权力决定，一切要等班禅大师的意见。
于是乎，大家只好等待九世班禅。
可是，九世班禅却还在拉休乡“闭关修炼”。
虽然得知了行政院的决议精神，但班禅大师好象有点不甘心，依然留在拉休的龙西寺做进藏的最后努力。他把工作重点放在拉萨的三大寺上，并声称已经得到了“哲蚌寺”的支持，进藏还是很有希望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只好拜托“考试院”的戴季陶院长亲自疏通班禅大师的思想。
戴季陶是个信佛的人，适合与活佛谈心，他一边不断地给班禅行辕发劝解电报，一边要求赵守钰专使立刻赶往龙西寺，把九世班禅请回玉树来。
9月份，班禅没回来。玉树却接到了拉萨方面的电报，说班禅行辕把大批武器秘密运送到拉萨的“哲蚌寺”和后藏的日喀则，试图组织“地下军”。现在，这些武器装备均已被噶厦府扣留查封了。
班禅大师立刻向西藏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归还这批武器。但他的这个要求却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仪仗队接到命令：协助核查行辕的军需物资，不许再有任何军火经班禅行辕流入西藏。
蔡智明参与了清查工作。他们当然不可能真的搜查班禅大师的行李，只是根据行辕送来的文件做了一番登记:
行辕工作人员携带的武器包括：班禅卫队步枪三百枝、机枪四挺、迫击炮四门、山炮两门；其他职员用枪（步枪及手枪）二百枝——这属于公开范围内的装备。
但是，库房里还有物品——“除卫士、员役自卫，及已运往藏区者外，册列计：步枪1790枝，马枪1190枝，驳壳枪240枝，机枪58枝，迫击炮6门，山炮4门，枪炮零件24箱，步枪子弹22万发，手枪子弹5万发，机枪子弹6万发，山炮弹1190发，迫击炮弹528发，手榴弹418箱，引信34箱，其他散件70箱……”，另外，在玉树的“然拉寺”还存有迫击炮4门、山炮4门；在西康等地存有步枪1000枝、马枪96枝、子弹55000发、手榴弹200箱……
这些武器足够装备三个团，都是活佛准备带回家乡的东西，也是“乌拉”们一路虔诚运送的“圣物”。
10月2日，班禅大师表示愿意将这些军需物资赠送给青海、西康的抗战军队，这使得马步芳和刘文辉十分高兴。但班禅却没有提出具体的分配方案，结果又弄得大家无从着手、空欢喜一场。
行辕的刘家驹秘书长不愿意交出武器，罗桑坚赞（原“藏事处长”，时任“班禅驻京代表”）也不愿意，他们共同做通了“蒙藏委员会”的工作，同意由班禅行辕继续保管这批军火……无奈之下，主持“清点核查”的赵守钰专使也只好不了了之。
说句题外话。
九世班禅圆寂以后，灵柩被暂时移送到西康，期间（39年），发生了班禅卫队与甘孜川军的武装冲突，川军团长章镇中被击毙——如今，这个事件被描述成“益西多吉队长为保护自己的情人，率领部下与汉人情敌展开了生死搏斗”，颇有几分浪漫色彩，甚至还被写成了小说。
其实，女土司“德庆旺姆”并没有那么大的魅力，川军真正的目标是军需物资——班禅圆寂时，遗嘱中明确表示要将枪支“献于中央、共济国难”，可行辕却始终不肯把库存武器交出来，反而把枪支弹药分发给当地的土司和寺院的喇嘛，意欲“化整为零”。这使得刘文辉急了眼，于是逮捕了“藏匿国家物资”的土司，最终引发了冲突——归根结底，这是军火和财宝惹的祸，与女土司的爱情并没有多大关系。
1937年10月，经过各方面的劝导工作，九世班禅终于表示“不愿入藏后受藏政府限制而疏远中央”，同意了中央政府的“缓进之意”。同时，他又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请中央指定西康甘孜县为班禅驻地，并令西康当局切实保护；
二、所携人员众多、经费不敷，请予优待；
三、拟明年（38年）四月进藏，请中央不分武力和平，完成护送案”。
10月8日，班禅行辕离开拉休的龙西寺，10月12日，回到了玉树的结古寺，重新住进了甲那颇章宫。
仪仗队的官兵们列队恭迎久未谋面的班禅大师，机炮中队依然鸣放二十四响礼炮，依然声势巨大、震得鸡飞狗跳。
追随活佛的信徒依然是那么多，成千上万的藏民匍匐在路旁的泥地里，许多人的脑门都磕出了血。
行辕车驾经过的时候，信徒们蜂拥而上、试图触摸活佛使用的圣物，由于蒙着明黄缎子的车轿被卫队严密地保护着、人们无法靠近，大家只好扑向队伍后面的牦牛，只要碰一碰鞍驮上的麻袋和箱子，人们的脸上就现出幸福的表情。
不过，此时的蔡智明却丝毫也没有感到激动。他在想：有谁知道，那些箱子里装的究竟是法器还是武器？他还在想：班禅大师是否会答应仪仗队的请求、让大家到抗日前线去？
10月18日，行辕的官员传达了班禅大师的法谕：“决不舍中央官兵，决心与仪仗队共进退”。这意思是说，大家还得陪着活佛到西康去，谁也别想离队上前线。
当天晚上，蔡智明正在大队部值班，办公室里还有大队长曾铁衷和一中队的值星排长刘文光（江西人）。突然，军需官余展鹏拿着张“辞职书”跑进来，径直对大队长说：“大哥，让我打鬼子去吧”
曾铁衷冷冷地回答：“现在不能答应你”
谁知，余展鹏张口就是一句：“你不答应我，我就跑！”，说完转身就走。
大队长火了，让书记官去把军需官追回来，没想到蔡智明拒不从命：“我不追！我还想跑呢！”。
一旁的刘文光也忘了自己的“值星排长”职责，嘟哝着说：“要跑大家一起跑”。
这下子，曾大队长反而没脾气了，哈哈哈地笑起来，答应替大家想想办法。
抗战期间，西南后方的任何不安定因素都有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隐患，并且，国民政府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因为西藏问题与英国方面产生矛盾。于是，经过权衡，37年8月19日，蒋介石委员长下达手谕：“此时中英关系必须顾虑，仪仗队入藏恐启纠纷。班禅大师入藏须得藏方有确切回音，一切妥实之后方可决定……”。
同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电令中止“九世班禅返藏”的计划，以此断绝了青海、西康军队“护送进藏”的可能性。
接到命令，马步芳和刘文辉立刻偃旗息鼓、停止了在藏区边界的军事准备，可这时，仪仗队却陷入了无所适从的难堪境地。
从行政院的电文中，蔡智明看到了“抗战”两个字。在以前，这个词是共产党和“激进分子”才使用的字眼，政府通常是把中日之间的冲突称为“摩擦”或者“纠纷”的，现在既已上升到“抗战”，说明情况发生了质变，国家已经进入了全面战争的阶段。
官兵们涌到行署询问究竟，这才知道——北平失陷了、天津失陷了、上海正陷入激战，蒋委员长已经宣布：“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大江南北、中原大地已燃起了抗日的烽火。
再询问战事的详情，赵守钰专使就不肯细说了；又问仪仗队今后的打算，回答也是语焉不详。这不免让大家的心里忐忑不安——原定十个月的“班禅大师返藏行程”拖了整整两年，最后不了了之，而今，内地战火蔓延、国家和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之中，一群血气方刚的士兵怎么可能安心地滞留在这信息闭塞的偏远小镇里呢。
仪仗队里有许多官兵是北方人，这下子都急了，成天四处打探“小道消息”，纷纷盘算着回家参战。
过了几天，又有传言说：国军在平津作战中“折了两员上将”。蔡智明和一帮同事排列了十几位高级将领的名字，猜来猜去、居然猜到了“一级上将”何应钦的头上（其实应该是佟麟阁和赵登禹中将，他俩于8月初被追授为“二级上将”）， 何应钦是贵州人，何家与蔡家还算得上是世交，得知“世伯遇难”，蔡智明也有些坐不住了。
8月28日，驻扎玉树的“青海南部警备旅”编入“骑兵暂一师”，奉命紧急增援河北前线。青马骑兵开拔之日，仪仗队的大队部收到了许多“请调报告”、甚至还有一些官兵直接去找青马的旅长马禄，要求“入伙”上前线。
曾铁衷大队长立刻召开大会，宣布“未获上峰指令之前，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曾队长表示：对于大家的“离队参战”申请，他无权批准；仪仗队是否解散、何时解散，行署也没有权力决定，一切要等班禅大师的意见。
于是乎，大家只好等待九世班禅。
可是，九世班禅却还在拉休乡“闭关修炼”。
虽然得知了行政院的决议精神，但班禅大师好象有点不甘心，依然留在拉休的龙西寺做进藏的最后努力。他把工作重点放在拉萨的三大寺上，并声称已经得到了“哲蚌寺”的支持，进藏还是很有希望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只好拜托“考试院”的戴季陶院长亲自疏通班禅大师的思想。
戴季陶是个信佛的人，适合与活佛谈心，他一边不断地给班禅行辕发劝解电报，一边要求赵守钰专使立刻赶往龙西寺，把九世班禅请回玉树来。
9月份，班禅没回来。玉树却接到了拉萨方面的电报，说班禅行辕把大批武器秘密运送到拉萨的“哲蚌寺”和后藏的日喀则，试图组织“地下军”。现在，这些武器装备均已被噶厦府扣留查封了。
班禅大师立刻向西藏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归还这批武器。但他的这个要求却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仪仗队接到命令：协助核查行辕的军需物资，不许再有任何军火经班禅行辕流入西藏。
蔡智明参与了清查工作。他们当然不可能真的搜查班禅大师的行李，只是根据行辕送来的文件做了一番登记:
行辕工作人员携带的武器包括：班禅卫队步枪三百枝、机枪四挺、迫击炮四门、山炮两门；其他职员用枪（步枪及手枪）二百枝——这属于公开范围内的装备。
但是，库房里还有物品——“除卫士、员役自卫，及已运往藏区者外，册列计：步枪1790枝，马枪1190枝，驳壳枪240枝，机枪58枝，迫击炮6门，山炮4门，枪炮零件24箱，步枪子弹22万发，手枪子弹5万发，机枪子弹6万发，山炮弹1190发，迫击炮弹528发，手榴弹418箱，引信34箱，其他散件70箱……”，另外，在玉树的“然拉寺”还存有迫击炮4门、山炮4门；在西康等地存有步枪1000枝、马枪96枝、子弹55000发、手榴弹200箱……
这些武器足够装备三个团，都是活佛准备带回家乡的东西，也是“乌拉”们一路虔诚运送的“圣物”。
10月2日，班禅大师表示愿意将这些军需物资赠送给青海、西康的抗战军队，这使得马步芳和刘文辉十分高兴。但班禅却没有提出具体的分配方案，结果又弄得大家无从着手、空欢喜一场。
行辕的刘家驹秘书长不愿意交出武器，罗桑坚赞（原“藏事处长”，时任“班禅驻京代表”）也不愿意，他们共同做通了“蒙藏委员会”的工作，同意由班禅行辕继续保管这批军火……无奈之下，主持“清点核查”的赵守钰专使也只好不了了之。
说句题外话。
九世班禅圆寂以后，灵柩被暂时移送到西康，期间（39年），发生了班禅卫队与甘孜川军的武装冲突，川军团长章镇中被击毙——如今，这个事件被描述成“益西多吉队长为保护自己的情人，率领部下与汉人情敌展开了生死搏斗”，颇有几分浪漫色彩，甚至还被写成了小说。
其实，女土司“德庆旺姆”并没有那么大的魅力，川军真正的目标是军需物资——班禅圆寂时，遗嘱中明确表示要将枪支“献于中央、共济国难”，可行辕却始终不肯把库存武器交出来，反而把枪支弹药分发给当地的土司和寺院的喇嘛，意欲“化整为零”。这使得刘文辉急了眼，于是逮捕了“藏匿国家物资”的土司，最终引发了冲突——归根结底，这是军火和财宝惹的祸，与女土司的爱情并没有多大关系。
1937年10月，经过各方面的劝导工作，九世班禅终于表示“不愿入藏后受藏政府限制而疏远中央”，同意了中央政府的“缓进之意”。同时，他又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请中央指定西康甘孜县为班禅驻地，并令西康当局切实保护；
二、所携人员众多、经费不敷，请予优待；
三、拟明年（38年）四月进藏，请中央不分武力和平，完成护送案”。
10月8日，班禅行辕离开拉休的龙西寺，10月12日，回到了玉树的结古寺，重新住进了甲那颇章宫。
仪仗队的官兵们列队恭迎久未谋面的班禅大师，机炮中队依然鸣放二十四响礼炮，依然声势巨大、震得鸡飞狗跳。
追随活佛的信徒依然是那么多，成千上万的藏民匍匐在路旁的泥地里，许多人的脑门都磕出了血。
行辕车驾经过的时候，信徒们蜂拥而上、试图触摸活佛使用的圣物，由于蒙着明黄缎子的车轿被卫队严密地保护着、人们无法靠近，大家只好扑向队伍后面的牦牛，只要碰一碰鞍驮上的麻袋和箱子，人们的脸上就现出幸福的表情。
不过，此时的蔡智明却丝毫也没有感到激动。他在想：有谁知道，那些箱子里装的究竟是法器还是武器？他还在想：班禅大师是否会答应仪仗队的请求、让大家到抗日前线去？
10月18日，行辕的官员传达了班禅大师的法谕：“决不舍中央官兵，决心与仪仗队共进退”。这意思是说，大家还得陪着活佛到西康去，谁也别想离队上前线。
当天晚上，蔡智明正在大队部值班，办公室里还有大队长曾铁衷和一中队的值星排长刘文光（江西人）。突然，军需官余展鹏拿着张“辞职书”跑进来，径直对大队长说：“大哥，让我打鬼子去吧”
曾铁衷冷冷地回答：“现在不能答应你”
谁知，余展鹏张口就是一句：“你不答应我，我就跑！”，说完转身就走。
大队长火了，让书记官去把军需官追回来，没想到蔡智明拒不从命：“我不追！我还想跑呢！”。
一旁的刘文光也忘了自己的“值星排长”职责，嘟哝着说：“要跑大家一起跑”。
这下子，曾大队长反而没脾气了，哈哈哈地笑起来，答应替大家想想办法。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完，补）
10月20日，九世班禅在结古镇举办“公开法会”。照例还是诵经、祈福、收礼、摸顶、发红绸子那一套，照例还是人山人海。只不过这次多了两样新内容，一是赏赐“护身符”，二是展览“未来世界”。
“护身符”是一个五寸长、三寸宽、一寸高的小盒子，里面有个小佛像，还有班禅大师的一根头发。送礼特别多的人可以得到“护身符”，据说能够驱邪消灾。
“未来世界”则是一座青稞和奶油做成的“坛城”，上面摆满了飞机、坦克、大炮的模型，就象部队的沙盘一样。军官们看了都笑：原来活佛心目中的“未来世界”也是武装到牙齿的。
仪仗队的官兵也得到了礼物。一样是酥油炸的油条，每根有两尺多长、手臂般粗；另一样是班禅大师施过法术的“仙水”，其实就是水煮藏红花。据说，能喝到这种“原汁仙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普通人等了好些天，能喝到的不过是掺了几十倍白水的清汤。
大家正在啃油条，行辕方面传达了班禅的《告西陲民众书》。
班禅大师在通电中明确表示支持中央政府的抗日斗争，并且指出：“只要大家努力，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们，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捐献三万元、购公债两万元，用于救助伤兵和难民。
这时候，余展鹏找到蔡智明，拉着他一起去拜见班禅。曾铁衷大队长说了，仪仗队官兵离队的事，谁也不好做主，只能央求班禅本人点头，并且最好趁大师宣布拥护抗战的机会向他提出申请，说不定能够得到批准。
曾队长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傍晚时分，五个仪仗队的军人在神职堪布的引领下来到甲那颇章宫，班禅住所的门口点着几百盏小酥油灯，大师正在经堂里念经。
等了好久，乐队的喇嘛“嘟嘟”地吹响长号，九世班禅终于可以接见大家了。大师高坐在法坛上，铜炉上煮着红茶，茶水里掺了不少奶油和香料，闻起来很香，茶几上还摆了一些红枣之类的干果，可是，谁也没有心思品尝一口。
军官们按照礼节讲了一套致敬的言语，班禅大师却不吭声。大家只好鼓起勇气说：“我们想上前线参加抗日，希望大师批准”
“我们是军人，国家危难之时，须尽军人职责，请大师支持”
“家乡正遭受日寇的威胁，我们心急如焚，请大师体谅”
…………
班禅大师始终没有说话。
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10月21日，蔡智明、余展鹏等五人得到了班禅行辕签发的通行证。同时送给他们的，还有大师本人亲自赐福的五条红色的哈达。
根据九世班禅的指示，二十个“康巴”（西康藏民）“乌拉”将协助五名军人经西康到重庆。行程预计两个月，沿途的费用将由班禅行辕负责——原因是，大师认为，这五位“暂时请假”的军人，尽管离开了仪仗队，但他们仍然应该被视为“班禅大师的仪仗兵”。
后来的事：
一、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因肝病发作，在玉树结古寺甲那颇章宫圆寂，享年五十四岁。
如今，他的灵塔被供奉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名字叫做“扎什南捷”（吉祥天国）。在其不远处，有“释颂南捷”（三界圣地），那是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的灵塔。
二、1938年8月8日,考试院长戴季陶在甘孜主持了“班禅大师致祭仪式”。仪式之后，仪仗大队随戴院长离开西康，随即宣布解散。官兵们赶往湖南报到，参加了保卫长沙的战斗。
不过，其中有些人够倒霉，居然赶上执行“长沙大火”。英雄没当成，却成了纵火犯。
三、1940年，拉萨发生政变，曾经阻止九世班禅进藏的“摄政王”五世热振被迫辞职。1947年，热振活佛“土登江白益西丹巴坚赞”被人毒死在布达拉宫的牢房里，享年三十五岁。
当然，对活佛而言，死亡不是什么大问题。如今，七世热振已经“坐床”，过几个月就要满十岁了。据报道，该活佛落落大方、从容自如，“摸顶”的动作十分优雅，颇具神仙气象，并且，各级领导也“时刻关怀着活佛的健康成长”。大家尽可以放心。
四、1938年1月，蔡智明到达重庆。在朝天门码头，他给家里寄了一个包裹，随即乘船前往武汉，并被补充进黔军第102师（师长柏辉章）。
38年10月，102师（编入欧震的第4军）参加了“万家岭战役”。这是一场歼敌万余人的大捷，但是，304团代理营长蔡智明上尉在强攻狮子岩的战斗中阵亡，享年二十三岁。
41年5月，贵州的省会贵阳市修建了一座“102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祭奠包括蔡智明在内的102师的一万二千位英灵。52年，该建筑因扩建道路被拆除，只在贵阳市的南明区留下了一个让许多人莫名其妙的地名——纪念塔。
五、蔡智明从重庆寄回家里的邮件中包括以下物品：六条哈达，一条手工羊毛毯（给母亲的），一双羊毛袜（给父亲的），一支美国“康克林”金笔（给妹妹蔡志兰的）。另外，还有几本《进藏日记》。
在日记的最后，蔡智明这样写道：
曾铁衷队长问：跟随班禅大师两年有余，可曾领悟到佛的真谛？
我照实回答：我不信佛，所以感觉不到佛的意义。
队长笑说：错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佛。否则，你何以要冒死参战。
——或许真是这样的。不信佛，是因为心里已有了佛。
平常只以为听到了良知的召唤，却不明白良知即是佛音，早已驻留在自己的灵魂里了。
—————————————— 完 ————————————
10月20日，九世班禅在结古镇举办“公开法会”。照例还是诵经、祈福、收礼、摸顶、发红绸子那一套，照例还是人山人海。只不过这次多了两样新内容，一是赏赐“护身符”，二是展览“未来世界”。
“护身符”是一个五寸长、三寸宽、一寸高的小盒子，里面有个小佛像，还有班禅大师的一根头发。送礼特别多的人可以得到“护身符”，据说能够驱邪消灾。
“未来世界”则是一座青稞和奶油做成的“坛城”，上面摆满了飞机、坦克、大炮的模型，就象部队的沙盘一样。军官们看了都笑：原来活佛心目中的“未来世界”也是武装到牙齿的。
仪仗队的官兵也得到了礼物。一样是酥油炸的油条，每根有两尺多长、手臂般粗；另一样是班禅大师施过法术的“仙水”，其实就是水煮藏红花。据说，能喝到这种“原汁仙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普通人等了好些天，能喝到的不过是掺了几十倍白水的清汤。
大家正在啃油条，行辕方面传达了班禅的《告西陲民众书》。
班禅大师在通电中明确表示支持中央政府的抗日斗争，并且指出：“只要大家努力，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们，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捐献三万元、购公债两万元，用于救助伤兵和难民。
这时候，余展鹏找到蔡智明，拉着他一起去拜见班禅。曾铁衷大队长说了，仪仗队官兵离队的事，谁也不好做主，只能央求班禅本人点头，并且最好趁大师宣布拥护抗战的机会向他提出申请，说不定能够得到批准。
曾队长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傍晚时分，五个仪仗队的军人在神职堪布的引领下来到甲那颇章宫，班禅住所的门口点着几百盏小酥油灯，大师正在经堂里念经。
等了好久，乐队的喇嘛“嘟嘟”地吹响长号，九世班禅终于可以接见大家了。大师高坐在法坛上，铜炉上煮着红茶，茶水里掺了不少奶油和香料，闻起来很香，茶几上还摆了一些红枣之类的干果，可是，谁也没有心思品尝一口。
军官们按照礼节讲了一套致敬的言语，班禅大师却不吭声。大家只好鼓起勇气说：“我们想上前线参加抗日，希望大师批准”
“我们是军人，国家危难之时，须尽军人职责，请大师支持”
“家乡正遭受日寇的威胁，我们心急如焚，请大师体谅”
…………
班禅大师始终没有说话。
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10月21日，蔡智明、余展鹏等五人得到了班禅行辕签发的通行证。同时送给他们的，还有大师本人亲自赐福的五条红色的哈达。
根据九世班禅的指示，二十个“康巴”（西康藏民）“乌拉”将协助五名军人经西康到重庆。行程预计两个月，沿途的费用将由班禅行辕负责——原因是，大师认为，这五位“暂时请假”的军人，尽管离开了仪仗队，但他们仍然应该被视为“班禅大师的仪仗兵”。
后来的事：
一、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因肝病发作，在玉树结古寺甲那颇章宫圆寂，享年五十四岁。
如今，他的灵塔被供奉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名字叫做“扎什南捷”（吉祥天国）。在其不远处，有“释颂南捷”（三界圣地），那是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的灵塔。
二、1938年8月8日,考试院长戴季陶在甘孜主持了“班禅大师致祭仪式”。仪式之后，仪仗大队随戴院长离开西康，随即宣布解散。官兵们赶往湖南报到，参加了保卫长沙的战斗。
不过，其中有些人够倒霉，居然赶上执行“长沙大火”。英雄没当成，却成了纵火犯。
三、1940年，拉萨发生政变，曾经阻止九世班禅进藏的“摄政王”五世热振被迫辞职。1947年，热振活佛“土登江白益西丹巴坚赞”被人毒死在布达拉宫的牢房里，享年三十五岁。
当然，对活佛而言，死亡不是什么大问题。如今，七世热振已经“坐床”，过几个月就要满十岁了。据报道，该活佛落落大方、从容自如，“摸顶”的动作十分优雅，颇具神仙气象，并且，各级领导也“时刻关怀着活佛的健康成长”。大家尽可以放心。
四、1938年1月，蔡智明到达重庆。在朝天门码头，他给家里寄了一个包裹，随即乘船前往武汉，并被补充进黔军第102师（师长柏辉章）。
38年10月，102师（编入欧震的第4军）参加了“万家岭战役”。这是一场歼敌万余人的大捷，但是，304团代理营长蔡智明上尉在强攻狮子岩的战斗中阵亡，享年二十三岁。
41年5月，贵州的省会贵阳市修建了一座“102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祭奠包括蔡智明在内的102师的一万二千位英灵。52年，该建筑因扩建道路被拆除，只在贵阳市的南明区留下了一个让许多人莫名其妙的地名——纪念塔。
五、蔡智明从重庆寄回家里的邮件中包括以下物品：六条哈达，一条手工羊毛毯（给母亲的），一双羊毛袜（给父亲的），一支美国“康克林”金笔（给妹妹蔡志兰的）。另外，还有几本《进藏日记》。
在日记的最后，蔡智明这样写道：
曾铁衷队长问：跟随班禅大师两年有余，可曾领悟到佛的真谛？
我照实回答：我不信佛，所以感觉不到佛的意义。
队长笑说：错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佛。否则，你何以要冒死参战。
——或许真是这样的。不信佛，是因为心里已有了佛。
平常只以为听到了良知的召唤，却不明白良知即是佛音，早已驻留在自己的灵魂里了。
—————————————— 完 ————————————
好人王三官(一)
我不知道他算不算英雄，但我敬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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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王三官
保长
太阳从三官庙的窗外透进来，照在凹凸不平的砖地上、照在红漆班驳的供桌上、照在人们木然的脸上。明晃晃的光线里，无数白色的小点子七上八下，撩得人心烦。用拂尘拍打一下，细小的灰尘却更加热闹了，纷乱地飞舞着，直往人的眉毛和鼻孔上扑过来。
王三官只好叹了口气，不再理会这些恼人的尘埃。
这是民国三十二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王三官忘不了这个日子。
这一天，是“地官”清虚大帝的生日，也是俗称的“鬼节”。每年的这个时候，四周的乡民都会聚集到三官庙，超度亡灵、送鬼魂回阴间，今年就更是如此了。
1943年，豫中的人命比蝼蚁还要贱，田野上布满了新起的坟茔。大家一边祭奠着逝去的亲人，一边望着飘动着的招魂幡，心头都在想：今年的冤魂野鬼一定格外的多，再这样下去，人间也快要变成鬼的世界了。
这一天也是舞阳县发布“乡村选举结果”的日子。中午的时候，县里的告示贴到了大洼村三官庙的墙上，榜文上赫然写着王三官的名字——他当选了“河南省舞阳县保和乡第十六保”的保长。
这个消息使人们忧伤的面孔上浮起了一丝欣慰的笑容：“好了，好人王三官当上了地保，日子要太平一些了”。
可是，王三官却有点做梦的感觉。
老王家祖宗三代没有出过秀才，也不曾有人当过官。今天，自己忽然成了县政府任命的“保长”，见到盖着县长手印的委任状，王三官心里的惶恐远远大于愉快。
说真的，要不是因为乱世灾年，王三官是不可能当上这个保长的。
王三官本名王缘道，字慕仙。他是河南省舞阳县大洼村人，家里有三十几亩旱地、还雇着长工，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地主。
王三官的父母先前生过六个孩子，除了一个女孩，其他的都夭折了，到了王家老汉四十五岁那年的正月十五，才终于又得到一个宝贝儿子。算命先生看过相，说这孩子和“上元天官”紫微大帝同一天生日，必是天官赐福、与仙道有缘，需要多亲近寺庙、多行善举，而且还不能太早成家……如此这般，方可以安享天年、长命百岁。
因为这个，孩子起名叫“王缘道”。从小到大，事无巨细，他始终保持小心谨慎、与人为善的态度，时刻躲避是非、保命养生，是个处处殷勤客气的老实人。
王缘道也曾经读过几年书。
在学堂里，教书先生摇头晃脑地念经：“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先生照例是不做任何讲解的，学生也只好稀哩糊涂地跟着背诵，背不出来的时候就打手心。
有的小孩被戒尺打了几顿，忽然间明白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是什么意思了，于是就算“启蒙”成功。而有的人，挨了打以后只会哭，越哭越不开窍，那就说明“没被孔老夫子看上眼”、不赏他读书做官的饭。王缘道就属于后一种人。
四书五经念了一遍，王缘道只记住了一句话——“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教书先生对王家父母说：孩子没开化不要紧，只要记住这段话，就可以一辈子做好人了。
于是，王缘道就回家做好人去。
根据算命先生的指示，王缘道是命中注定要“亲近寺庙”的。
大洼村附近有个三官庙，庙宇不大，只有一院一殿，也没有专门的庙祝。王缘道从十四岁就义务承担起这座小庙的杂务，打扫卫生、整理香烛、印制木刻神像，过年的时候还挨家挨户送一张“天官赐福”的年画——雍容华贵的天官神仙穿着大红袍、拿着玉如意、带着五个吉祥童子，一副长寿多福的模样。十分惹人喜爱。
时间长了，人们也就习惯了王缘道在三官庙里的角色，干脆称呼他为“王三官”，他原本的名字反而渐渐被大家淡忘了。
王三官二十七八岁也没有成亲，这倒也不能怪他。按算命先生的吩咐，他必须满了二十五岁才可以谈婚论娶，可到了二十五岁那年，豫中遇上了大灾荒，先是洪灾、然后是旱灾、再接着又是蝗灾。乡村田野满目创痍、饿殍四地，在这样的情形下，规矩本分的人家也就没有了娶亲的兴致。
当时，随处可见外出乞讨的灾民、经常有人饿死在路上。王三官心善，总是把荒野里的无名尸骸收回来，烧几张黄裱、念几路“度人飞仙”的名号，然后草草加以掩埋。庙后的空地填满了，他又把自家的两亩地捐出来当“义地”——王三官的父亲去世了、姐姐出嫁了，家里只有一个成天烧香拜佛的老娘，这些事他自己就能够做主。
到后来，其他各村都流行起瘟疫，死了不少人，而大洼村却得以幸免。大家都说这是王三官看管庙宇、收埋弃尸的功劳，“好人王三官”的名声也从此传了出去。
43年6月，灾害最严重的时候，河南省政府开展了“撤镇设乡”的政务改革。这项改革的初衷是为了“精简行政机构、减轻民众负担”，但这么一来，先前掌管赈灾款项的官员就借机纷纷跑掉，那些说了半天的赈灾粮食也就统统没了影子。
老百姓上了这个大当，再也不肯相信政府的官员。
既然是“撤镇设乡”另起炉灶，乡民们虽然对县里面的“荐任官”做不了主，却拿定主意要选择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保长，在这种情况下，“好人王三官”也就从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当选了保和乡第十六保的保长。
保长是国民政府委任的最基层的官员（再底下的“甲长”是没有委任状的）。“保和乡第十六保”管辖着大洼周边的五个村子，共十个甲、近百户人家、八百多人口。但其实到43年8月的时候，已经有四十多人饿死、二百多人外出逃荒，居民减少了许多，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也基本停滞了。
按理说，保长也是个有油水的差事。政府规定，保长的“工资”是每季薪谷一百升（一升小麦合11斤，一升谷子合8斤），这份薪谷来自“保捐”。“保捐”按每亩地一升（每年）的标准征收，原则上是在开支保甲费用之后多退少补，但其实收上来了就不会退，所以保长能从中占些便宜。除此之外，每当遇到婚丧嫁娶、买卖土地，或者节日庆典、赛会社戏、搭桥补路、办学修庙……，保长甲长们也可以捞到不少好处。
只是，王三官当选保长的时候正值荒年，大家都在挨饿，连保捐都收不上来，自然也没有什么“油水”可言了。
不过，还是有人惦记着要捞点实惠。
王保长上任的当天，“俞二算盘”和“罗小扁担”就找上门来，商量着“收礼钱”的事。
“俞二算盘”是十六保的文管事，官场上叫簿记、也叫做“地方”。俞家的老大是舞阳县课税局的头号帐房，人称“俞大算盘”，他这个当弟弟的本事比哥哥差了一截，所以被称为“二算盘”。
“罗小扁担”则是“罗大扁担”的儿子、十六保的武管事，官场上叫“丁目”、老百姓喊做“叫花头儿”，手底下有十来个“小叫花子”（每个甲一个保丁），实际上就是保丁的班头。
文管事和武管事名义上是保长的属下，薪谷也只有保长的一半（每季薪谷六十升），但他们却是“世袭”的职位，权威一点儿也不比保长小——“地方”的手上掌握着历年的田赋记录、契约存根，离开他，谁也弄不清各村的家底；“叫花头儿”和手下的“小叫花”都是师兄师弟的关系，少了他，没人敢替保长征税抓差、跑腿办事——所以，当保长的在别人的面前可以摆摆架子，但在两位管事面前却得客客气气的。
照常规，遇到保长上任、保长生日、重要的节气……以及其他什么找得出来的理由，文武管事都可以到各村去收“礼钱”。办法是写几张红纸条，摆在盘子里，然后挨家挨户地“送喜”。各家各户见到“喜条”就按人头“随喜”，拿几个钱可以、拿几升粮食也可以，实在不行就拿花生桐油棉花土布之类的东西，反正不能空着手出来。这些“礼物”除了分给保长和甲长，还要分给文管事、武管事、保丁、木匠（维修学校和庙宇的）、石匠（维护水井和碾子磨盘的）……
王三官知道，“收礼钱”是乡村“公务人员”获取生活补贴的重要途径。可他想了好半天，最后还是说：“这份礼钱……不收了吧”
“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俞二算盘皮笑肉不笑的。
罗小扁担却没那么斯文：“王保长，你当好人没关系，可咱们兄弟却不能跟着你饿死！”
王三官也觉得有些尴尬：“今年的灾情实在太蝎虎了，再收礼钱恐怕要逼死人的……两位哥哥，大家活着都不易，乡里乡亲的，还是以和为贵吧”
文武管事没有再争辩。乡间的情况他俩比谁都清楚，村子里磨面的石磨子好长时间都没有人动过了，各家各户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别说保长不同意，即便是真的答应征收礼钱，恐怕也收不到什么东西。
不过，罗小扁担还是有些不甘愿：“这次的礼钱先欠着，等年景好一点，咱们再补收！”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王三官赶紧递上一根烟，感觉象是松了口气。
王保长没有收礼钱，却有人给他送礼物来。
天擦黑的时候，王三官的姐姐回娘家来了。姐姐比他大着十多岁，早就嫁到了县城里，姐夫也是保和乡人，在县政府做科长。闹饥荒的年月，饿死了百姓也饿不着当官的，乡下人家断了顿，城里的县长、主任和各位局长、科长们却照样有白米有白面，于是，他姐姐就时常带些吃食回来。
大洼村在县城西北三十里地，王家姐姐上午得到弟弟“当官”的消息，傍晚就赶回了家。
在舞阳这地方，出门走亲戚都挎着个篮子，里面装着礼品。所谓“亲不亲，篮里分”，对不同分量的亲戚，篮子里的货色不一样，闺女回门看亲娘，篮子里当然装得是又满又实在。那时候，最好的礼物就是大馒头，所以俗话说：“闺女是娘的馒头篮儿”，能干的女子回娘家，一年四季都挎着馒头篮。
姐姐来到家，就有馒头吃了，可姐姐这次还带了两双洋袜子和一根黑皮带。王三官从小到大穿的都是土布袜子、系的是裤腰带，这回可算是开了洋荤。
对于王三官当保长的事，当姐姐的比弟弟还开心，娘家有人“出息”了，她在婆家也觉得趾高气扬。整个晚上，姐姐都在说“场面上”的人应该怎么打扮、怎么行事，还把姐夫的那一套做官的理论拿出来开导弟弟。
王三官笑嘻嘻地听她讲完，最后才说：“大家选我当保长，是因为我待人和气。反正别的我也不会，能客客气气的替大伙求个太平就是了”。
“阿弥托佛，但愿如此”，老娘对他的这个观点很是赞同。
第二天，保和乡第十六保的新任保长王缘道正式上任了。
村公所的一切都没变，只在大门口贴了副新对联，上联是：事事让三分，海阔天空；下联是：心田培一点，子种孙收——这就是王保长的“执政方针”。
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大洼村迎来了一场大雨，这可是十几个月来的头一场透雨。乡亲们欣喜若狂，都说：“托王三官的福，好人当保长，老天爷也开眼了！”
大雨中，王保长拱手作揖、谦虚地点头微笑着。好象这场大雨真的和他有什么关系似的。
我不知道他算不算英雄，但我敬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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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王三官
保长
太阳从三官庙的窗外透进来，照在凹凸不平的砖地上、照在红漆班驳的供桌上、照在人们木然的脸上。明晃晃的光线里，无数白色的小点子七上八下，撩得人心烦。用拂尘拍打一下，细小的灰尘却更加热闹了，纷乱地飞舞着，直往人的眉毛和鼻孔上扑过来。
王三官只好叹了口气，不再理会这些恼人的尘埃。
这是民国三十二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王三官忘不了这个日子。
这一天，是“地官”清虚大帝的生日，也是俗称的“鬼节”。每年的这个时候，四周的乡民都会聚集到三官庙，超度亡灵、送鬼魂回阴间，今年就更是如此了。
1943年，豫中的人命比蝼蚁还要贱，田野上布满了新起的坟茔。大家一边祭奠着逝去的亲人，一边望着飘动着的招魂幡，心头都在想：今年的冤魂野鬼一定格外的多，再这样下去，人间也快要变成鬼的世界了。
这一天也是舞阳县发布“乡村选举结果”的日子。中午的时候，县里的告示贴到了大洼村三官庙的墙上，榜文上赫然写着王三官的名字——他当选了“河南省舞阳县保和乡第十六保”的保长。
这个消息使人们忧伤的面孔上浮起了一丝欣慰的笑容：“好了，好人王三官当上了地保，日子要太平一些了”。
可是，王三官却有点做梦的感觉。
老王家祖宗三代没有出过秀才，也不曾有人当过官。今天，自己忽然成了县政府任命的“保长”，见到盖着县长手印的委任状，王三官心里的惶恐远远大于愉快。
说真的，要不是因为乱世灾年，王三官是不可能当上这个保长的。
王三官本名王缘道，字慕仙。他是河南省舞阳县大洼村人，家里有三十几亩旱地、还雇着长工，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地主。
王三官的父母先前生过六个孩子，除了一个女孩，其他的都夭折了，到了王家老汉四十五岁那年的正月十五，才终于又得到一个宝贝儿子。算命先生看过相，说这孩子和“上元天官”紫微大帝同一天生日，必是天官赐福、与仙道有缘，需要多亲近寺庙、多行善举，而且还不能太早成家……如此这般，方可以安享天年、长命百岁。
因为这个，孩子起名叫“王缘道”。从小到大，事无巨细，他始终保持小心谨慎、与人为善的态度，时刻躲避是非、保命养生，是个处处殷勤客气的老实人。
王缘道也曾经读过几年书。
在学堂里，教书先生摇头晃脑地念经：“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先生照例是不做任何讲解的，学生也只好稀哩糊涂地跟着背诵，背不出来的时候就打手心。
有的小孩被戒尺打了几顿，忽然间明白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是什么意思了，于是就算“启蒙”成功。而有的人，挨了打以后只会哭，越哭越不开窍，那就说明“没被孔老夫子看上眼”、不赏他读书做官的饭。王缘道就属于后一种人。
四书五经念了一遍，王缘道只记住了一句话——“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教书先生对王家父母说：孩子没开化不要紧，只要记住这段话，就可以一辈子做好人了。
于是，王缘道就回家做好人去。
根据算命先生的指示，王缘道是命中注定要“亲近寺庙”的。
大洼村附近有个三官庙，庙宇不大，只有一院一殿，也没有专门的庙祝。王缘道从十四岁就义务承担起这座小庙的杂务，打扫卫生、整理香烛、印制木刻神像，过年的时候还挨家挨户送一张“天官赐福”的年画——雍容华贵的天官神仙穿着大红袍、拿着玉如意、带着五个吉祥童子，一副长寿多福的模样。十分惹人喜爱。
时间长了，人们也就习惯了王缘道在三官庙里的角色，干脆称呼他为“王三官”，他原本的名字反而渐渐被大家淡忘了。
王三官二十七八岁也没有成亲，这倒也不能怪他。按算命先生的吩咐，他必须满了二十五岁才可以谈婚论娶，可到了二十五岁那年，豫中遇上了大灾荒，先是洪灾、然后是旱灾、再接着又是蝗灾。乡村田野满目创痍、饿殍四地，在这样的情形下，规矩本分的人家也就没有了娶亲的兴致。
当时，随处可见外出乞讨的灾民、经常有人饿死在路上。王三官心善，总是把荒野里的无名尸骸收回来，烧几张黄裱、念几路“度人飞仙”的名号，然后草草加以掩埋。庙后的空地填满了，他又把自家的两亩地捐出来当“义地”——王三官的父亲去世了、姐姐出嫁了，家里只有一个成天烧香拜佛的老娘，这些事他自己就能够做主。
到后来，其他各村都流行起瘟疫，死了不少人，而大洼村却得以幸免。大家都说这是王三官看管庙宇、收埋弃尸的功劳，“好人王三官”的名声也从此传了出去。
43年6月，灾害最严重的时候，河南省政府开展了“撤镇设乡”的政务改革。这项改革的初衷是为了“精简行政机构、减轻民众负担”，但这么一来，先前掌管赈灾款项的官员就借机纷纷跑掉，那些说了半天的赈灾粮食也就统统没了影子。
老百姓上了这个大当，再也不肯相信政府的官员。
既然是“撤镇设乡”另起炉灶，乡民们虽然对县里面的“荐任官”做不了主，却拿定主意要选择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保长，在这种情况下，“好人王三官”也就从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当选了保和乡第十六保的保长。
保长是国民政府委任的最基层的官员（再底下的“甲长”是没有委任状的）。“保和乡第十六保”管辖着大洼周边的五个村子，共十个甲、近百户人家、八百多人口。但其实到43年8月的时候，已经有四十多人饿死、二百多人外出逃荒，居民减少了许多，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也基本停滞了。
按理说，保长也是个有油水的差事。政府规定，保长的“工资”是每季薪谷一百升（一升小麦合11斤，一升谷子合8斤），这份薪谷来自“保捐”。“保捐”按每亩地一升（每年）的标准征收，原则上是在开支保甲费用之后多退少补，但其实收上来了就不会退，所以保长能从中占些便宜。除此之外，每当遇到婚丧嫁娶、买卖土地，或者节日庆典、赛会社戏、搭桥补路、办学修庙……，保长甲长们也可以捞到不少好处。
只是，王三官当选保长的时候正值荒年，大家都在挨饿，连保捐都收不上来，自然也没有什么“油水”可言了。
不过，还是有人惦记着要捞点实惠。
王保长上任的当天，“俞二算盘”和“罗小扁担”就找上门来，商量着“收礼钱”的事。
“俞二算盘”是十六保的文管事，官场上叫簿记、也叫做“地方”。俞家的老大是舞阳县课税局的头号帐房，人称“俞大算盘”，他这个当弟弟的本事比哥哥差了一截，所以被称为“二算盘”。
“罗小扁担”则是“罗大扁担”的儿子、十六保的武管事，官场上叫“丁目”、老百姓喊做“叫花头儿”，手底下有十来个“小叫花子”（每个甲一个保丁），实际上就是保丁的班头。
文管事和武管事名义上是保长的属下，薪谷也只有保长的一半（每季薪谷六十升），但他们却是“世袭”的职位，权威一点儿也不比保长小——“地方”的手上掌握着历年的田赋记录、契约存根，离开他，谁也弄不清各村的家底；“叫花头儿”和手下的“小叫花”都是师兄师弟的关系，少了他，没人敢替保长征税抓差、跑腿办事——所以，当保长的在别人的面前可以摆摆架子，但在两位管事面前却得客客气气的。
照常规，遇到保长上任、保长生日、重要的节气……以及其他什么找得出来的理由，文武管事都可以到各村去收“礼钱”。办法是写几张红纸条，摆在盘子里，然后挨家挨户地“送喜”。各家各户见到“喜条”就按人头“随喜”，拿几个钱可以、拿几升粮食也可以，实在不行就拿花生桐油棉花土布之类的东西，反正不能空着手出来。这些“礼物”除了分给保长和甲长，还要分给文管事、武管事、保丁、木匠（维修学校和庙宇的）、石匠（维护水井和碾子磨盘的）……
王三官知道，“收礼钱”是乡村“公务人员”获取生活补贴的重要途径。可他想了好半天，最后还是说：“这份礼钱……不收了吧”
“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俞二算盘皮笑肉不笑的。
罗小扁担却没那么斯文：“王保长，你当好人没关系，可咱们兄弟却不能跟着你饿死！”
王三官也觉得有些尴尬：“今年的灾情实在太蝎虎了，再收礼钱恐怕要逼死人的……两位哥哥，大家活着都不易，乡里乡亲的，还是以和为贵吧”
文武管事没有再争辩。乡间的情况他俩比谁都清楚，村子里磨面的石磨子好长时间都没有人动过了，各家各户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别说保长不同意，即便是真的答应征收礼钱，恐怕也收不到什么东西。
不过，罗小扁担还是有些不甘愿：“这次的礼钱先欠着，等年景好一点，咱们再补收！”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王三官赶紧递上一根烟，感觉象是松了口气。
王保长没有收礼钱，却有人给他送礼物来。
天擦黑的时候，王三官的姐姐回娘家来了。姐姐比他大着十多岁，早就嫁到了县城里，姐夫也是保和乡人，在县政府做科长。闹饥荒的年月，饿死了百姓也饿不着当官的，乡下人家断了顿，城里的县长、主任和各位局长、科长们却照样有白米有白面，于是，他姐姐就时常带些吃食回来。
大洼村在县城西北三十里地，王家姐姐上午得到弟弟“当官”的消息，傍晚就赶回了家。
在舞阳这地方，出门走亲戚都挎着个篮子，里面装着礼品。所谓“亲不亲，篮里分”，对不同分量的亲戚，篮子里的货色不一样，闺女回门看亲娘，篮子里当然装得是又满又实在。那时候，最好的礼物就是大馒头，所以俗话说：“闺女是娘的馒头篮儿”，能干的女子回娘家，一年四季都挎着馒头篮。
姐姐来到家，就有馒头吃了，可姐姐这次还带了两双洋袜子和一根黑皮带。王三官从小到大穿的都是土布袜子、系的是裤腰带，这回可算是开了洋荤。
对于王三官当保长的事，当姐姐的比弟弟还开心，娘家有人“出息”了，她在婆家也觉得趾高气扬。整个晚上，姐姐都在说“场面上”的人应该怎么打扮、怎么行事，还把姐夫的那一套做官的理论拿出来开导弟弟。
王三官笑嘻嘻地听她讲完，最后才说：“大家选我当保长，是因为我待人和气。反正别的我也不会，能客客气气的替大伙求个太平就是了”。
“阿弥托佛，但愿如此”，老娘对他的这个观点很是赞同。
第二天，保和乡第十六保的新任保长王缘道正式上任了。
村公所的一切都没变，只在大门口贴了副新对联，上联是：事事让三分，海阔天空；下联是：心田培一点，子种孙收——这就是王保长的“执政方针”。
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大洼村迎来了一场大雨，这可是十几个月来的头一场透雨。乡亲们欣喜若狂，都说：“托王三官的福，好人当保长，老天爷也开眼了！”
大雨中，王保长拱手作揖、谦虚地点头微笑着。好象这场大雨真的和他有什么关系似的。
好人王三官(二）
粮食
一场透雨之后，旱灾结束了，但饥荒却并没有过去。
十六保的夏粮基本绝收了。
开春时种下的麦子，由于没有雨水，长势本来就不好，谁知四月的时候又遇到了蝗灾。那么多的蝗虫，老辈人都没见过。飞起来遮天蔽日，象是一片黄色的幔帐，黄云掠过的地方，绿色的庄稼全都没了踪影，老百姓连哭都哭不出来。
蝗虫们扫荡一空之后就飞走了。农民们只好想尽办法、筹措种子再进行补种。过了一个月，新苗长起来了，可蝗虫的卵也长成了幼蝻，比先前的数量更多，爬满了庄稼、爬满了树叶。
有天早晨，王三官到庙里去，刚走到村口，就看见无数的蝗蝻排着队伍向村里开来。路面上满是翅膀还没长好的蝻虫，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一只挨着一只的虫子，密密麻麻、重重叠叠、一眼望不到头，看得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村子里的人发疯似地冲出来，哭呀、骂呀、踩呀、打呀、拍呀、扫呀……可是没有用。
前面的蝗蝻尸体堆积成山，后面的队伍却依然无穷无尽，一如既往地蹦过来、跳过来……人们的耳朵里满是“沙沙沙、沙沙沙”的响声、眼前全是暗绿色的虫子。
无奈的人们终于投降了，纷纷跪下来磕头：“虫神爷爷行行好，虫神爷爷，行行好吧，给我们留口吃的”——那些小小的蝗虫就从人们的身上和脸上跳过去，把村里的树叶一扫而空。
王三官一直认为蝗虫是神灵派来的兵将。它们来的时候毫无征兆，那么猛烈、那么凶狠，似乎怎么杀也杀不过、怎么拦也拦不住；可走的时候却又是那么突然，才两天的工夫就一只也看不见了，只留下荒芜的田野和破败的村庄。
王三官认为“大日本皇军”也是和蝗虫一样的动物。41年的时候，日本人也到舞阳县来过一趟，先是突然地占领了县城，气势汹汹地打枪开炮；可是几天以后，又突然开走了，城乡的一切又重新恢复了老样子。
所以，王三官觉得对付蝗虫和应付“皇军”的办法是一样的：尽量不要去招惹它们，祈望它们最好不要来；如果来了，也只好先忍着、求神灵佑护，让它们赶快走掉就是。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蝗灾也好、兵灾也罢，都是老百姓摆脱不了的劫难。等熬过了这些灾难，乡下人还得接着种地过日子。
一场透雨之后，原本光秃秃的地里长出了绿草，饥饿的人们于是纷纷四处采摘野菜。王三官也松了口气：有了这场雨，至少眼下不会饿死人了。
可就在这时候，有人来报告说，曾老太婆和罗小扁担闹起来了。
一大早，曾老太婆到地里摘野菜，摘着摘着，发现了一窝田鼠。老太婆的手脚不灵光，忙乎了半天一只也没打着，反倒被路过的罗小扁担拣了个便宜，抓了一只大的和一只小的。
罗小扁担拎着田鼠回家了，曾老太婆却追上去、吵着闹着要分一半。罗小扁担不答应，老太婆就哭嚎着要在罗家墙上撞死。照规矩，地里的野物，谁拣着了就归谁，曾老太婆这属于无理取闹。可是，灾荒年间的田鼠肉是可以救命的东西，也难怪老太太要以性命相搏。
王三官说了许多好话，两边的人都不肯让步，他为难了半天，走到罗小扁担面前双膝跪下：“罗大哥，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年头，大家活着都不易，你就让着曾老太一点吧”，说着就磕了一个头。
当保长的，为了田鼠给人家磕头！围观的人全都愣住了。
罗家老爷子从屋里跑出来，顺手揍了自家儿子一扁担，赶忙扶起王保长。
“罗大扁担”是十六保的前任武管事，虽然上了年纪，精神还不错：“让保长见笑，我这孩子不晓事，让保长多费心了。一点儿耗子肉，放在往年谁能瞧得上眼？都是被这倒霉的年景给害的，害得人都不知仁义礼仪了……”
罗老爷子一边念叨着，一边命令罗小扁担把两只田鼠都送到曾家去。
王三官回到家里，他老娘正在屋里抹眼泪：“苦命的孩子，不当官还好，当了这破保长，却要当众给别人磕头……”
保长笑了笑：“磕头算个啥，只要能保得村子里太平，叫我天天磕响头都行！”。
只是，有些事磕头可以办成，有些事，再磕头也没有用。
八月底的时候，舞阳县的“由单”（征收田赋的通知单）派下来了，送到十六保的单子上写明了田赋数目、本期应交粮款数、缴纳期限等等。
“田赋数目”没啥好研究的。每个村、每个保的田赋数目都是沿袭雍正年间“摊丁入亩”的基数，派粮摊捐的基本单位也仍然是银两的“两”，各县、乡、保规定缴纳的“两”数是固定的。
只是，每“两”应该合多少正税、多少附加税，每年都有变化。43年以后，通货膨胀，民国政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发行的钞票了，省政府就规定“正税”中的棉花和麦子必须征收实物。
参照今年的“应交粮款数”。王三官核算了一下，仅“军麦”一项，保和乡第十六保的每亩土地需要上交麦子三十二斤——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河南俗话说：“夏望五，秋望七，好地不过一百一”，在好年景，麦收亩产能达到五十斤（那时候是每斤十六两的“老秤”）都是不容易的事，何况现在是大灾之年。并且，今年的田赋比去年还多了七斤。
“这是怎么回事？”王三官觉得纳闷：“上面不是有话说要减免田赋的么，怎么反而倒增加了？”
“别提了”，俞二算盘的消息比较灵通：“本来是准备减免的，可一战区和省政府闹起了矛盾，结果是军粮一点也不能少，有谁胆敢拖欠，军法从事！”
“和为贵，和为贵呀。为什么就不能和为贵呢……”，王保长恨不得到洛阳去给那些大官们讲一讲“海阔天空”的道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四月份的时候，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鉴于河南的蝗灾严重，发了个电报给中央政府，提出“减免河南省赋税和军麦”的请求。结果，电报被驳了回来，说是“减免赋税及赈灾事宜是政府的事情，与军队无关”，蒋鼎文碰了个钉子，憋了一肚子气。
到了四三年八月十三日，国民政府终于下令减免河南省的部分田赋。《河南民国日报》立刻刊登了这个消息，可是，在报纸上却没有说明这个“善举”是由蒋鼎文长官率先提出的，蒋司令顿时火大，觉得没有面子。他连夜叫来河南省省长李培基，声明“赋税和赈灾是政府的事，与我无关。限期四十天结清一战区的军麦，否则以贻误军机论处”，还当场扣押了河南省粮管局的局长，下令“逾期不能完成任务，军法从事”。
催缴军麦的命令下达之后，上行下效，各地的田管处长和粮站站长都被国军看管起来，正规军、警备区、游击司令部、保安团纷纷直接插手征粮事务。一时间，各乡各村都来了许多扛枪的人，拍桌子摔椅子地嚷嚷：“快把麦子交出来！”
王三官当然不晓得这其中的内情，他只知道各级官员都象是发了疯，专员催县长、县长逼区长，区长乡长就带着保长们到处乱窜、挨家挨户地搜查粮食。
粮食、粮食。河南刚刚经历两年的大灾荒，舞阳又是重灾县（全省111个县，除15个县以外，其余的分为最重灾县、特别重灾县、重灾县、次重灾县和轻灾县），饿死了那么多人，哪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呢？
万般无奈之下，王三官只好和其他十几个保长一起到县城里请愿，向县长大人磕头求情。县长禹升联抬手赏给每人一个大嘴巴：“没得商量，没得商量！缴不上军麦，我和你们都一样，统统杀头！”
在县里督察军粮的是汤恩伯部十三军的队伍，领头的军官说：“别以为你们是老百姓，耽误了军机照样军法从事！”
王三官从县政府里出来，跑到姐夫家里嚎啕大哭。姐姐说：“饥荒日久，善门难开。这个年月只能顾着自己，好人是做不成了。上面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吧”。
姐夫也说：“咱们自家的军麦，我可以想办法通融一下。好在政府的赈灾粮立刻就要到了，你先把军队的事情应付了再说吧”
赈灾粮就要到了？！这可是个绝处逢生的好消息。
罗小扁担的三个儿子在村公所里啃烧饼。
七岁的金豆慢慢地嚼着，吃得很仔细，好象回味无穷的样子；五岁的铜豆一边哭一边吃，他的门牙快掉了，碰着烧饼就疼得慌，可他又忍不住美食的诱惑，只好拼命咬一口、囫囵咽下去，咧开嘴哭嚎几声，然后再继续啃……最小的铁豆才两岁多，一会儿舔舔烧饼、一会儿吮吮自己的小手，好象对烧饼和手指头哪个味道更好颇有点拿不定主意。
烧饼是王三官从县城里带回来的，他看着三个孩子的吃相，觉得挺好玩：“金豆，铜豆，铁豆……有问题呀，罗大哥，你家孩子的名字怎么一个不如一个？”
“没问题，这倒霉日子本来就是一天不如一天么！要是再生一个，就得叫土豆了”
罗小扁担的话虽这么说，脸上却是蛮高兴的。王三官从县城回到村里，把政府马上就要“赈灾”的喜讯告诉了大家，这使得困境中的人们觉得有了盼头。
当然，王保长也把“征收军粮，没得商量”、“耽误军机，军法从事”的话也重复了一遍。俞二算盘、罗小扁担就到各家各户去搜集麦子，翻箱倒柜地凑了一两千斤，虽然距离上面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好歹可以意思一下，希望能够应付过去。
那些天，王三官真是忙得很，一边要为军粮的事情提心吊胆，一边要催促各村把进城乞讨的人喊回来，还要眼巴巴地等着领取救济粮。
政府赈灾是有条件的，明令各乡必须“阻止灾民外出生事，以免制造恐慌，破坏抗战局面”，一战区和省政府所在的洛阳市已经发布“整顿市容令”，禁止流民入境乞讨，同时要求各县待灾民返回乡里之后再发放赈灾物资。
于是，外出逃荒的人们陆续回来了。大雨过后，十六保的各村都忙着补种谷子、荞麦、萝卜之类的晚秋作物。王三官心想：虽然现在没有吃的，但如果赈灾粮能够发下来，帮大家渡过这个青黄不接的难关、熬到秋后，那就什么也不怕了。
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来了赈灾粮的消息。
一大早，王三官就赶到县城，先是开会、然后是抓阄抽号。他抽中了“丁字七十三”，到粮库一问，才知道是五个大麻袋，里面装着一千斤用花生壳磨成的粉。这是什么赈灾粮？而且，这么些东西，摊到十六保的老百姓头上，一个人还分不到二斤。
王三官只好跑到姐姐家里哭鼻子，希望姐夫能帮他把这倒霉的号码调换一下。姐夫说：“换什么？有花生壳就不错了。换成别的也无非是谷糠或者麦麸，数量还没有这么多呢”。
“报上不是说，政府给了两亿元买粮食么？”
“两亿元？七折八扣，到平粜委员会手上就不过八千万”
“八千万也能买不少粮食呀！”
“粮食当然有，过两天你就可以看见了”，姐夫冷笑起来。
过了两天，市场上果然有麦子出售了，三十八元一斤。
这些麦子在陕西的平粜价是每斤十元，从“河南省平粜委员会”手里倒腾出来就成了每斤二十元，再转到市场上，又翻了一番。
老百姓哪里吃得起这个高价粮，只得继续饿肚子。
饿肚子也不行，国军来催收军麦了。
人人都说汤恩伯不服蒋鼎文的调遣，可这次收军粮，第31集团军（汤系部队，总司令是王仲廉）却最积极了。驻舞阳的13军89师荷枪实弹、带着民团下乡催粮，不肯要豆子也不肯要红薯，非要麦子不可。国军来到保和乡，王三官磕头作揖、讨饶求情，讲了一大堆“海阔天空”的好话，没有用，带队的官长说：“军令如山，麦子数额短缺一斤也不行。有谁不交足军粮，以汉奸罪论处”。
当天，十六保就被抓走了三十多人，全是各家各户的顶梁柱。这下子，远近五个村子全都炸了窝，哭天喊地的乱成了一团。
大洼村的罗小扁担也被抓走了。第二天一早，罗大扁担就来请王三官当中人，他要卖地了，卖了地再去买麦子、赎回儿子。
买方是小洼村的“杨黑驴”。
杨黑驴原本是个苦出身，早先在南山（今舞钢市）烧炭，凭着一头小毛驴和自己的吃苦耐劳挣下了一份家业。虽然成了地主，可杨黑驴的日子过得比穷人还节俭，人家当长工的一年还吃两回饺子呢，而杨家每天除了“红薯糊涂”（用红薯和大麦熬的汤面）就是南瓜饼子。他家里好象从来不做新衣服、也不点油灯，白天衣衫褴褛、晚上黑灯瞎火，用杨黑驴的话说，“是饭充饥，是衣挡寒”、“灯头亮、屋里明，照来照去能照穷”，总之是“赚的不如省的稳”。
就这么着，大灾之年，别人倾家荡产，杨家却还能置业买地。今年闹蝗灾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麦子都被蝗虫毁得精光，可杨家的地里种的全是红薯和花生，蝗虫不吃这些东西，倒让他稳稳地收获了一场。因此，现如今，十六保有能力买地的也只有“杨黑驴”一家了。
买卖土地，离不开中人的说合。因为对出卖方而言，卖地是“破产”，一方面急需要用钱，另一方面也觉得自己守不住家业，丢脸、开不了口。所以要请旁人来帮忙讨价还价。
担任中人的经常是保长，除了争论地价外，还要争论土地所带的钱粮数。
“杨黑驴”买地精得很，情愿多拿两百块钱地价也要把田赋降下来，人家“罗大扁担”家的明明是上等的好地，可他却只肯带下等的田赋（土地分五等：上等、中等、下等、下下等和“等外作田”，所带的钱粮各不相同）。王三官和俞二算盘拿着田赋清册和他讲了好半天，不管用——杨黑驴的主意很明白：地价是一次性的，而钱粮却是后代永远的负担，“钱粮一分，压煞子孙”，非要降下来不可！
“罗大扁担”救儿子的心切，一咬牙，只好答应了。
买卖成交，照例是由买主办宴席，请卖主、中人和该地四邻土地的主人吃饭，公开证明买卖事宜。当保长的王三官和当“地方”的俞二算盘需要事先写好地契，注明土地的坐落、面积、四至、所带钱粮，还要办理契税登记手续。
按常理，“置业”请客是件挺隆重的事情，不摆个“八八”（八盘八碗）也要摆个“四四”，可杨黑驴小气，连白面烙馍也没有，上的是包皮馍（在杂粮窝头的外面裹一层白面）配萝卜丝。大家都知道他的性格，也就没说什么。
正吃着，刘寡妇带着十岁的儿子来了，一进门就坐在地上、又哭又嚎，杨家人使劲撵她也撵不走。
刘寡妇原本也是有田地的，可年初的时候，这女人和孩子饿得顶不住，才四十斤杂粮就把仅有的两亩地卖给了杨黑驴。通常，乡下人买地，一不买“寡”（孤寡户的地）、二不愿买“绝”（人家最后的土地），因为这种买卖等于是断了别人的生路，不仅显得不仁义、而且还容易惹麻烦。可杨黑驴子贪便宜，硬是把寡妇家的绝地买来了。结果，刘寡妇和孩子吃完了几十斤杂粮就只好去要饭，现在听说杨家又在买地请客，于是就上门乞讨来了。
刘寡妇母子在旁边一哭一嚎的，勾起了罗大扁担的伤心事，“守不住家业，没脸去见祖宗啊……”，他也抹起眼泪来。王三官看得心里难过，连忙将手里的“包皮馍”递给孤儿寡母，说声抱歉就先走了。杨黑驴眼看着自家的一场“置业宴席”被闹得怪没意思，恼羞成怒，抬腿就踢了刘寡妇两脚。
没想到，这一下，惹出麻烦来了。
粮食
一场透雨之后，旱灾结束了，但饥荒却并没有过去。
十六保的夏粮基本绝收了。
开春时种下的麦子，由于没有雨水，长势本来就不好，谁知四月的时候又遇到了蝗灾。那么多的蝗虫，老辈人都没见过。飞起来遮天蔽日，象是一片黄色的幔帐，黄云掠过的地方，绿色的庄稼全都没了踪影，老百姓连哭都哭不出来。
蝗虫们扫荡一空之后就飞走了。农民们只好想尽办法、筹措种子再进行补种。过了一个月，新苗长起来了，可蝗虫的卵也长成了幼蝻，比先前的数量更多，爬满了庄稼、爬满了树叶。
有天早晨，王三官到庙里去，刚走到村口，就看见无数的蝗蝻排着队伍向村里开来。路面上满是翅膀还没长好的蝻虫，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一只挨着一只的虫子，密密麻麻、重重叠叠、一眼望不到头，看得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村子里的人发疯似地冲出来，哭呀、骂呀、踩呀、打呀、拍呀、扫呀……可是没有用。
前面的蝗蝻尸体堆积成山，后面的队伍却依然无穷无尽，一如既往地蹦过来、跳过来……人们的耳朵里满是“沙沙沙、沙沙沙”的响声、眼前全是暗绿色的虫子。
无奈的人们终于投降了，纷纷跪下来磕头：“虫神爷爷行行好，虫神爷爷，行行好吧，给我们留口吃的”——那些小小的蝗虫就从人们的身上和脸上跳过去，把村里的树叶一扫而空。
王三官一直认为蝗虫是神灵派来的兵将。它们来的时候毫无征兆，那么猛烈、那么凶狠，似乎怎么杀也杀不过、怎么拦也拦不住；可走的时候却又是那么突然，才两天的工夫就一只也看不见了，只留下荒芜的田野和破败的村庄。
王三官认为“大日本皇军”也是和蝗虫一样的动物。41年的时候，日本人也到舞阳县来过一趟，先是突然地占领了县城，气势汹汹地打枪开炮；可是几天以后，又突然开走了，城乡的一切又重新恢复了老样子。
所以，王三官觉得对付蝗虫和应付“皇军”的办法是一样的：尽量不要去招惹它们，祈望它们最好不要来；如果来了，也只好先忍着、求神灵佑护，让它们赶快走掉就是。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蝗灾也好、兵灾也罢，都是老百姓摆脱不了的劫难。等熬过了这些灾难，乡下人还得接着种地过日子。
一场透雨之后，原本光秃秃的地里长出了绿草，饥饿的人们于是纷纷四处采摘野菜。王三官也松了口气：有了这场雨，至少眼下不会饿死人了。
可就在这时候，有人来报告说，曾老太婆和罗小扁担闹起来了。
一大早，曾老太婆到地里摘野菜，摘着摘着，发现了一窝田鼠。老太婆的手脚不灵光，忙乎了半天一只也没打着，反倒被路过的罗小扁担拣了个便宜，抓了一只大的和一只小的。
罗小扁担拎着田鼠回家了，曾老太婆却追上去、吵着闹着要分一半。罗小扁担不答应，老太婆就哭嚎着要在罗家墙上撞死。照规矩，地里的野物，谁拣着了就归谁，曾老太婆这属于无理取闹。可是，灾荒年间的田鼠肉是可以救命的东西，也难怪老太太要以性命相搏。
王三官说了许多好话，两边的人都不肯让步，他为难了半天，走到罗小扁担面前双膝跪下：“罗大哥，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年头，大家活着都不易，你就让着曾老太一点吧”，说着就磕了一个头。
当保长的，为了田鼠给人家磕头！围观的人全都愣住了。
罗家老爷子从屋里跑出来，顺手揍了自家儿子一扁担，赶忙扶起王保长。
“罗大扁担”是十六保的前任武管事，虽然上了年纪，精神还不错：“让保长见笑，我这孩子不晓事，让保长多费心了。一点儿耗子肉，放在往年谁能瞧得上眼？都是被这倒霉的年景给害的，害得人都不知仁义礼仪了……”
罗老爷子一边念叨着，一边命令罗小扁担把两只田鼠都送到曾家去。
王三官回到家里，他老娘正在屋里抹眼泪：“苦命的孩子，不当官还好，当了这破保长，却要当众给别人磕头……”
保长笑了笑：“磕头算个啥，只要能保得村子里太平，叫我天天磕响头都行！”。
只是，有些事磕头可以办成，有些事，再磕头也没有用。
八月底的时候，舞阳县的“由单”（征收田赋的通知单）派下来了，送到十六保的单子上写明了田赋数目、本期应交粮款数、缴纳期限等等。
“田赋数目”没啥好研究的。每个村、每个保的田赋数目都是沿袭雍正年间“摊丁入亩”的基数，派粮摊捐的基本单位也仍然是银两的“两”，各县、乡、保规定缴纳的“两”数是固定的。
只是，每“两”应该合多少正税、多少附加税，每年都有变化。43年以后，通货膨胀，民国政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发行的钞票了，省政府就规定“正税”中的棉花和麦子必须征收实物。
参照今年的“应交粮款数”。王三官核算了一下，仅“军麦”一项，保和乡第十六保的每亩土地需要上交麦子三十二斤——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河南俗话说：“夏望五，秋望七，好地不过一百一”，在好年景，麦收亩产能达到五十斤（那时候是每斤十六两的“老秤”）都是不容易的事，何况现在是大灾之年。并且，今年的田赋比去年还多了七斤。
“这是怎么回事？”王三官觉得纳闷：“上面不是有话说要减免田赋的么，怎么反而倒增加了？”
“别提了”，俞二算盘的消息比较灵通：“本来是准备减免的，可一战区和省政府闹起了矛盾，结果是军粮一点也不能少，有谁胆敢拖欠，军法从事！”
“和为贵，和为贵呀。为什么就不能和为贵呢……”，王保长恨不得到洛阳去给那些大官们讲一讲“海阔天空”的道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四月份的时候，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鉴于河南的蝗灾严重，发了个电报给中央政府，提出“减免河南省赋税和军麦”的请求。结果，电报被驳了回来，说是“减免赋税及赈灾事宜是政府的事情，与军队无关”，蒋鼎文碰了个钉子，憋了一肚子气。
到了四三年八月十三日，国民政府终于下令减免河南省的部分田赋。《河南民国日报》立刻刊登了这个消息，可是，在报纸上却没有说明这个“善举”是由蒋鼎文长官率先提出的，蒋司令顿时火大，觉得没有面子。他连夜叫来河南省省长李培基，声明“赋税和赈灾是政府的事，与我无关。限期四十天结清一战区的军麦，否则以贻误军机论处”，还当场扣押了河南省粮管局的局长，下令“逾期不能完成任务，军法从事”。
催缴军麦的命令下达之后，上行下效，各地的田管处长和粮站站长都被国军看管起来，正规军、警备区、游击司令部、保安团纷纷直接插手征粮事务。一时间，各乡各村都来了许多扛枪的人，拍桌子摔椅子地嚷嚷：“快把麦子交出来！”
王三官当然不晓得这其中的内情，他只知道各级官员都象是发了疯，专员催县长、县长逼区长，区长乡长就带着保长们到处乱窜、挨家挨户地搜查粮食。
粮食、粮食。河南刚刚经历两年的大灾荒，舞阳又是重灾县（全省111个县，除15个县以外，其余的分为最重灾县、特别重灾县、重灾县、次重灾县和轻灾县），饿死了那么多人，哪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呢？
万般无奈之下，王三官只好和其他十几个保长一起到县城里请愿，向县长大人磕头求情。县长禹升联抬手赏给每人一个大嘴巴：“没得商量，没得商量！缴不上军麦，我和你们都一样，统统杀头！”
在县里督察军粮的是汤恩伯部十三军的队伍，领头的军官说：“别以为你们是老百姓，耽误了军机照样军法从事！”
王三官从县政府里出来，跑到姐夫家里嚎啕大哭。姐姐说：“饥荒日久，善门难开。这个年月只能顾着自己，好人是做不成了。上面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吧”。
姐夫也说：“咱们自家的军麦，我可以想办法通融一下。好在政府的赈灾粮立刻就要到了，你先把军队的事情应付了再说吧”
赈灾粮就要到了？！这可是个绝处逢生的好消息。
罗小扁担的三个儿子在村公所里啃烧饼。
七岁的金豆慢慢地嚼着，吃得很仔细，好象回味无穷的样子；五岁的铜豆一边哭一边吃，他的门牙快掉了，碰着烧饼就疼得慌，可他又忍不住美食的诱惑，只好拼命咬一口、囫囵咽下去，咧开嘴哭嚎几声，然后再继续啃……最小的铁豆才两岁多，一会儿舔舔烧饼、一会儿吮吮自己的小手，好象对烧饼和手指头哪个味道更好颇有点拿不定主意。
烧饼是王三官从县城里带回来的，他看着三个孩子的吃相，觉得挺好玩：“金豆，铜豆，铁豆……有问题呀，罗大哥，你家孩子的名字怎么一个不如一个？”
“没问题，这倒霉日子本来就是一天不如一天么！要是再生一个，就得叫土豆了”
罗小扁担的话虽这么说，脸上却是蛮高兴的。王三官从县城回到村里，把政府马上就要“赈灾”的喜讯告诉了大家，这使得困境中的人们觉得有了盼头。
当然，王保长也把“征收军粮，没得商量”、“耽误军机，军法从事”的话也重复了一遍。俞二算盘、罗小扁担就到各家各户去搜集麦子，翻箱倒柜地凑了一两千斤，虽然距离上面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好歹可以意思一下，希望能够应付过去。
那些天，王三官真是忙得很，一边要为军粮的事情提心吊胆，一边要催促各村把进城乞讨的人喊回来，还要眼巴巴地等着领取救济粮。
政府赈灾是有条件的，明令各乡必须“阻止灾民外出生事，以免制造恐慌，破坏抗战局面”，一战区和省政府所在的洛阳市已经发布“整顿市容令”，禁止流民入境乞讨，同时要求各县待灾民返回乡里之后再发放赈灾物资。
于是，外出逃荒的人们陆续回来了。大雨过后，十六保的各村都忙着补种谷子、荞麦、萝卜之类的晚秋作物。王三官心想：虽然现在没有吃的，但如果赈灾粮能够发下来，帮大家渡过这个青黄不接的难关、熬到秋后，那就什么也不怕了。
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来了赈灾粮的消息。
一大早，王三官就赶到县城，先是开会、然后是抓阄抽号。他抽中了“丁字七十三”，到粮库一问，才知道是五个大麻袋，里面装着一千斤用花生壳磨成的粉。这是什么赈灾粮？而且，这么些东西，摊到十六保的老百姓头上，一个人还分不到二斤。
王三官只好跑到姐姐家里哭鼻子，希望姐夫能帮他把这倒霉的号码调换一下。姐夫说：“换什么？有花生壳就不错了。换成别的也无非是谷糠或者麦麸，数量还没有这么多呢”。
“报上不是说，政府给了两亿元买粮食么？”
“两亿元？七折八扣，到平粜委员会手上就不过八千万”
“八千万也能买不少粮食呀！”
“粮食当然有，过两天你就可以看见了”，姐夫冷笑起来。
过了两天，市场上果然有麦子出售了，三十八元一斤。
这些麦子在陕西的平粜价是每斤十元，从“河南省平粜委员会”手里倒腾出来就成了每斤二十元，再转到市场上，又翻了一番。
老百姓哪里吃得起这个高价粮，只得继续饿肚子。
饿肚子也不行，国军来催收军麦了。
人人都说汤恩伯不服蒋鼎文的调遣，可这次收军粮，第31集团军（汤系部队，总司令是王仲廉）却最积极了。驻舞阳的13军89师荷枪实弹、带着民团下乡催粮，不肯要豆子也不肯要红薯，非要麦子不可。国军来到保和乡，王三官磕头作揖、讨饶求情，讲了一大堆“海阔天空”的好话，没有用，带队的官长说：“军令如山，麦子数额短缺一斤也不行。有谁不交足军粮，以汉奸罪论处”。
当天，十六保就被抓走了三十多人，全是各家各户的顶梁柱。这下子，远近五个村子全都炸了窝，哭天喊地的乱成了一团。
大洼村的罗小扁担也被抓走了。第二天一早，罗大扁担就来请王三官当中人，他要卖地了，卖了地再去买麦子、赎回儿子。
买方是小洼村的“杨黑驴”。
杨黑驴原本是个苦出身，早先在南山（今舞钢市）烧炭，凭着一头小毛驴和自己的吃苦耐劳挣下了一份家业。虽然成了地主，可杨黑驴的日子过得比穷人还节俭，人家当长工的一年还吃两回饺子呢，而杨家每天除了“红薯糊涂”（用红薯和大麦熬的汤面）就是南瓜饼子。他家里好象从来不做新衣服、也不点油灯，白天衣衫褴褛、晚上黑灯瞎火，用杨黑驴的话说，“是饭充饥，是衣挡寒”、“灯头亮、屋里明，照来照去能照穷”，总之是“赚的不如省的稳”。
就这么着，大灾之年，别人倾家荡产，杨家却还能置业买地。今年闹蝗灾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麦子都被蝗虫毁得精光，可杨家的地里种的全是红薯和花生，蝗虫不吃这些东西，倒让他稳稳地收获了一场。因此，现如今，十六保有能力买地的也只有“杨黑驴”一家了。
买卖土地，离不开中人的说合。因为对出卖方而言，卖地是“破产”，一方面急需要用钱，另一方面也觉得自己守不住家业，丢脸、开不了口。所以要请旁人来帮忙讨价还价。
担任中人的经常是保长，除了争论地价外，还要争论土地所带的钱粮数。
“杨黑驴”买地精得很，情愿多拿两百块钱地价也要把田赋降下来，人家“罗大扁担”家的明明是上等的好地，可他却只肯带下等的田赋（土地分五等：上等、中等、下等、下下等和“等外作田”，所带的钱粮各不相同）。王三官和俞二算盘拿着田赋清册和他讲了好半天，不管用——杨黑驴的主意很明白：地价是一次性的，而钱粮却是后代永远的负担，“钱粮一分，压煞子孙”，非要降下来不可！
“罗大扁担”救儿子的心切，一咬牙，只好答应了。
买卖成交，照例是由买主办宴席，请卖主、中人和该地四邻土地的主人吃饭，公开证明买卖事宜。当保长的王三官和当“地方”的俞二算盘需要事先写好地契，注明土地的坐落、面积、四至、所带钱粮，还要办理契税登记手续。
按常理，“置业”请客是件挺隆重的事情，不摆个“八八”（八盘八碗）也要摆个“四四”，可杨黑驴小气，连白面烙馍也没有，上的是包皮馍（在杂粮窝头的外面裹一层白面）配萝卜丝。大家都知道他的性格，也就没说什么。
正吃着，刘寡妇带着十岁的儿子来了，一进门就坐在地上、又哭又嚎，杨家人使劲撵她也撵不走。
刘寡妇原本也是有田地的，可年初的时候，这女人和孩子饿得顶不住，才四十斤杂粮就把仅有的两亩地卖给了杨黑驴。通常，乡下人买地，一不买“寡”（孤寡户的地）、二不愿买“绝”（人家最后的土地），因为这种买卖等于是断了别人的生路，不仅显得不仁义、而且还容易惹麻烦。可杨黑驴子贪便宜，硬是把寡妇家的绝地买来了。结果，刘寡妇和孩子吃完了几十斤杂粮就只好去要饭，现在听说杨家又在买地请客，于是就上门乞讨来了。
刘寡妇母子在旁边一哭一嚎的，勾起了罗大扁担的伤心事，“守不住家业，没脸去见祖宗啊……”，他也抹起眼泪来。王三官看得心里难过，连忙将手里的“包皮馍”递给孤儿寡母，说声抱歉就先走了。杨黑驴眼看着自家的一场“置业宴席”被闹得怪没意思，恼羞成怒，抬腿就踢了刘寡妇两脚。
没想到，这一下，惹出麻烦来了。
好人王三官(二、补）
刘寡妇的儿子年纪不大、心眼却不小。这孩子恨极了杨黑驴，连夜就去找到“二大队”，说自己知道杨家的粮食和钱财藏在什么地方，愿意带路抢劫。
这个“二大队”，名义上是土匪，实际上是舞阳县民团团长、“挺进军”总队长关震亚的队伍。
大概是从孙殿英开始，河南的“官军”就学会了一套“放外队”的招数——因为官军的编制是固定的、经费也被上面管得挺严，所以，“杂牌官军”的头子想要扩大队伍，就派几个骨干、带着些人枪出去当土匪。这些土匪在外面绑票抢掠、拉人入伙，官军当然是一概不管，等土匪们把队伍搞大了、危害地方的情况严重了，政府自然会拨出经费、提出赏额，要求限期恢复治安。到了这时候，官军就和土匪演一场“招安”的双簧戏，既有了功劳又扩编了队伍——这种“放外队”的闹剧，其实就是场官匪勾结、祸害百姓的把戏。
黄昏时分，“二大队”的人马围住了小洼村，把杨黑驴的一家老小捆了起来，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村里人没有一个敢出头的，王三官虽然害怕，但想着自己是个保长，只好硬着头皮去给土匪磕头、求情讨饶。
“二大队”的首领姓崔名巍，匪号“山连山”，是个东北人。他居然也知道王三官的名声，王保长罗嗦了半天，人家虽然没听进去、却也没打没骂，还搬来一把椅子，笑着说：“你是个大善人，请坐下，看我们恶人如何行事吧”
说真的，那杨黑驴也确实会动脑子。他在后院的菜地里挖了个地窖，窖口铺着厚木板、垫上土、又在土上种蔓青，一般情况下，任谁也想不到蔬菜的底下会有个藏宝洞。可不知怎的，这个秘密居然被刘寡妇的儿子发现了，当即就带人刨开了洞口。
眼看着自家的粮袋子、钱罐子、包袱皮子、帐本子……所有值钱的宝贝都被土匪们掏了出来，杨黑驴大叫一声晕了过去。
土匪也有“匪道”，不烧房子不填井，抢了浮财不伤人。临走的时候，那位“山连山”对坐在椅子上直哆嗦的王三官打了个哈哈：“隔山打雁，见者有份。保长，你想要个啥？尽管说话”。
王三官壮着胆子说：“给我一头牛吧”。
等“二大队”的人走了，王三官就把耕牛还给了杨家。他想，杨黑驴是个能吃苦耐劳的勤俭人，虽然破了财，但只要人还在、地还在、牛还在，终究是不会破家的。
可是，在十六保，“破家”的人户却不少。大家都知道这次不缴清军麦过不了关，于是有的去借高利贷、有的就卖房子卖地。
曾老太婆的儿子也被十三军抓去了。一时间找不到土地的买主，老太婆急了，就把房子拆了，卖砖瓦木头。
曾家的房子座北朝南，“簸箕院子”里有三间正房和两侧配房，大瓦屋蓝砖白灰、里生外熟，外加丈把高的院墙，看上去十分漂亮。其实，这“里生外熟”指的是建筑的里面是土坯，只在外皮用一层条砖裹着，好象“包皮馍”一样，虽然外表好看，可拆开来就是一堆土，并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
房子拆了，曾老太婆就坐在一片废墟里放声嚎啕，挑选砖瓦木料的人见她哭得伤心，也觉得有些不落忍：“老人家，瞧你这意思，到底是卖还是不卖呀？”
老太婆捂着脸，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哎嗳唉……拣你的吧，别管我，我是个疯老婆子”。
折腾了好几天，有的人家凑齐了麦子，有的人却依然没办法，还在县城大牢里关着。
那座“大牢”倒是欢迎人们去参观。拖欠军粮的犯人平时都在木头笼子里站着，没吃的没喝的，每天被揪出来揍两回。行刑的时候，挨打的人没命地叫、围观的人害怕地哭，那场面真是凄惨。
王三官看不下去了，就去找负责看押人犯的县联保主任刘馨吾：“刘主任，这些人关在这里，他们家里没了主心骨，想借钱也没处借，最后还是交不了军粮，不如放回去吧”
刘馨吾也觉得这话有道理，可他又觉得不放心：“把人放回家，要是不交粮还逃跑了怎么办？”
王三官想了半天：“要不……把我押在这里吧，交不来粮食就打我”
刘馨吾愣了愣、哈哈笑起来：“说你是好人，还真是个好人。这样吧，三天之内我不打你，三天以后可就不客气了”
就这样，十六保的人被放回了家，王保长却进了木头笼子。他姐夫气得不理睬他，他姐姐虽然每天来送饭，却也是不停地埋怨：“别的保长都是风风光光的，你倒好，替犯人站木笼！真是没有脸面”
王三官却觉得无所谓：“保长吃官司是天经地义，这没啥，这没啥”
过了三天，十六保的军麦仍然没有交齐，王保长真的要挨打了。
扒下裤子，板子刚举起来，王保长就开始哭天喊地：“轻点啊！大罗金仙、太乙散仙、各位老爷，轻点轻点……”
衙役们都乐了：“好个王三官，先前英雄气概那么足，原来也是怕痛的呀”
“怕痛怕痛，当然怕痛，我最怕痛了……老爷们轻点打……”
“怕也没用。保长的屁股和县太爷的板子是亲戚，彼此见面的机会多着呢……”
话虽这么说，板子落下来却还是轻了不少。反正是脱掉裤子做样子，屁股上响几声、嘴巴上叫几声，这一顿打就算混过去了，顶多是上茅房时有些不方便，并不伤筋动骨。
王保长挨打的消息传回家去，他老娘哭、他姐姐骂，十六保的五个村子都慌了神：好人王三官是为了乡民吃官司的，这可怎么办才好？
俞二算盘把各家各户主事的人都召集起来，一天开八个会；罗小扁担更是带着一群“叫花子”保丁上窜下蹦，把拖欠麦子的人家追得鸡飞狗跳。
忙乱了好些天，总算把军粮交齐了。
从大牢里出来，王三官是坐着软轿回村的，一路上保丁开道、十分威风，可他的心里却并不开心。
在县城里，他听说十三军的军官们左手收进军麦、右手就转到市场上卖高价，听说县长禹升联、民团团长关震亚、团总尚振华在这些日子里置办了上百亩土地，就连他自己的姐夫也通过倒卖粮食发了财……两年大灾之后，重灾区的舞阳县居然“完成了九成的军粮任务”，王三官知道，这“九成任务”是在无数百姓破产的前提下完成的。
十六保一半以上的人家欠下了高利贷，更多的人典卖了房产和土地。曾老太婆的大瓦房没有了，一家人住进了草庵子，那间茅屋用木叉子顶墙、麻秆棍当梁、头顶上是黄蓓草，刮一阵风就吹得小屋子乱晃。
曾老婆子整天哭哭啼啼、念念叨叨的，真的发了疯。
地主“杨黑驴”也家破人亡了。
就在王三官站木笼子的时候，杨黑驴被89师的“别动队”抓了起来，罪名是“通匪”、“资敌”，国军把他吊起来，鞭子抽、杠子压，好一顿毒打，硬说土匪在杨家藏着枪支弹药，非要他交出来不可。
村里人都知道，说杨黑驴财迷小气、办事缺德还差不多，说杨家“通匪”却绝对不可能，他哪有私藏枪支的胆量啊？明眼人都知道，十三军别动队是想利用“二大队”抢粮的借口，从这土财主身上讹钱。
杨黑驴是个舍命不舍财的角色，被打得死去活来也不松口，可他家里人却没这个本事。杨黑驴平时在家里的主意太大，搞得他老婆儿子都浑浑噩噩的没有主张，遇到当家人被打得人事不知，女人孩子就慌了神，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才一天的工夫，牛卖了、地卖了、农具也卖了，好不容易才凑齐了“私藏枪支弹药”的罚款，等杨黑驴被放回来的时候，家里就只剩下了一座空房子。看见自己的一生辛苦都成了竹篮打水，土财主实在想不通，当天晚上就寻了短见。
乡亲们虽然看不惯杨黑驴的为人，但眼见他最后落了这么个下场，也不禁同情地流下泪来——这个年月，守业难、置业也难啊。
照常规，丧事要请保长来主持。
杨黑驴出殡的那天，十六保接到了舞阳县政府的通知，除了嘉勉他们已经完成的夏粮军麦征集任务，还提醒保长要积极做好“征收秋粮”的准备。
王三官原本是从不骂人的，到这时候也禁不住骂了一句：“粮食，粮食。这帮狗日的东西！”
刘寡妇的儿子年纪不大、心眼却不小。这孩子恨极了杨黑驴，连夜就去找到“二大队”，说自己知道杨家的粮食和钱财藏在什么地方，愿意带路抢劫。
这个“二大队”，名义上是土匪，实际上是舞阳县民团团长、“挺进军”总队长关震亚的队伍。
大概是从孙殿英开始，河南的“官军”就学会了一套“放外队”的招数——因为官军的编制是固定的、经费也被上面管得挺严，所以，“杂牌官军”的头子想要扩大队伍，就派几个骨干、带着些人枪出去当土匪。这些土匪在外面绑票抢掠、拉人入伙，官军当然是一概不管，等土匪们把队伍搞大了、危害地方的情况严重了，政府自然会拨出经费、提出赏额，要求限期恢复治安。到了这时候，官军就和土匪演一场“招安”的双簧戏，既有了功劳又扩编了队伍——这种“放外队”的闹剧，其实就是场官匪勾结、祸害百姓的把戏。
黄昏时分，“二大队”的人马围住了小洼村，把杨黑驴的一家老小捆了起来，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村里人没有一个敢出头的，王三官虽然害怕，但想着自己是个保长，只好硬着头皮去给土匪磕头、求情讨饶。
“二大队”的首领姓崔名巍，匪号“山连山”，是个东北人。他居然也知道王三官的名声，王保长罗嗦了半天，人家虽然没听进去、却也没打没骂，还搬来一把椅子，笑着说：“你是个大善人，请坐下，看我们恶人如何行事吧”
说真的，那杨黑驴也确实会动脑子。他在后院的菜地里挖了个地窖，窖口铺着厚木板、垫上土、又在土上种蔓青，一般情况下，任谁也想不到蔬菜的底下会有个藏宝洞。可不知怎的，这个秘密居然被刘寡妇的儿子发现了，当即就带人刨开了洞口。
眼看着自家的粮袋子、钱罐子、包袱皮子、帐本子……所有值钱的宝贝都被土匪们掏了出来，杨黑驴大叫一声晕了过去。
土匪也有“匪道”，不烧房子不填井，抢了浮财不伤人。临走的时候，那位“山连山”对坐在椅子上直哆嗦的王三官打了个哈哈：“隔山打雁，见者有份。保长，你想要个啥？尽管说话”。
王三官壮着胆子说：“给我一头牛吧”。
等“二大队”的人走了，王三官就把耕牛还给了杨家。他想，杨黑驴是个能吃苦耐劳的勤俭人，虽然破了财，但只要人还在、地还在、牛还在，终究是不会破家的。
可是，在十六保，“破家”的人户却不少。大家都知道这次不缴清军麦过不了关，于是有的去借高利贷、有的就卖房子卖地。
曾老太婆的儿子也被十三军抓去了。一时间找不到土地的买主，老太婆急了，就把房子拆了，卖砖瓦木头。
曾家的房子座北朝南，“簸箕院子”里有三间正房和两侧配房，大瓦屋蓝砖白灰、里生外熟，外加丈把高的院墙，看上去十分漂亮。其实，这“里生外熟”指的是建筑的里面是土坯，只在外皮用一层条砖裹着，好象“包皮馍”一样，虽然外表好看，可拆开来就是一堆土，并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
房子拆了，曾老太婆就坐在一片废墟里放声嚎啕，挑选砖瓦木料的人见她哭得伤心，也觉得有些不落忍：“老人家，瞧你这意思，到底是卖还是不卖呀？”
老太婆捂着脸，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哎嗳唉……拣你的吧，别管我，我是个疯老婆子”。
折腾了好几天，有的人家凑齐了麦子，有的人却依然没办法，还在县城大牢里关着。
那座“大牢”倒是欢迎人们去参观。拖欠军粮的犯人平时都在木头笼子里站着，没吃的没喝的，每天被揪出来揍两回。行刑的时候，挨打的人没命地叫、围观的人害怕地哭，那场面真是凄惨。
王三官看不下去了，就去找负责看押人犯的县联保主任刘馨吾：“刘主任，这些人关在这里，他们家里没了主心骨，想借钱也没处借，最后还是交不了军粮，不如放回去吧”
刘馨吾也觉得这话有道理，可他又觉得不放心：“把人放回家，要是不交粮还逃跑了怎么办？”
王三官想了半天：“要不……把我押在这里吧，交不来粮食就打我”
刘馨吾愣了愣、哈哈笑起来：“说你是好人，还真是个好人。这样吧，三天之内我不打你，三天以后可就不客气了”
就这样，十六保的人被放回了家，王保长却进了木头笼子。他姐夫气得不理睬他，他姐姐虽然每天来送饭，却也是不停地埋怨：“别的保长都是风风光光的，你倒好，替犯人站木笼！真是没有脸面”
王三官却觉得无所谓：“保长吃官司是天经地义，这没啥，这没啥”
过了三天，十六保的军麦仍然没有交齐，王保长真的要挨打了。
扒下裤子，板子刚举起来，王保长就开始哭天喊地：“轻点啊！大罗金仙、太乙散仙、各位老爷，轻点轻点……”
衙役们都乐了：“好个王三官，先前英雄气概那么足，原来也是怕痛的呀”
“怕痛怕痛，当然怕痛，我最怕痛了……老爷们轻点打……”
“怕也没用。保长的屁股和县太爷的板子是亲戚，彼此见面的机会多着呢……”
话虽这么说，板子落下来却还是轻了不少。反正是脱掉裤子做样子，屁股上响几声、嘴巴上叫几声，这一顿打就算混过去了，顶多是上茅房时有些不方便，并不伤筋动骨。
王保长挨打的消息传回家去，他老娘哭、他姐姐骂，十六保的五个村子都慌了神：好人王三官是为了乡民吃官司的，这可怎么办才好？
俞二算盘把各家各户主事的人都召集起来，一天开八个会；罗小扁担更是带着一群“叫花子”保丁上窜下蹦，把拖欠麦子的人家追得鸡飞狗跳。
忙乱了好些天，总算把军粮交齐了。
从大牢里出来，王三官是坐着软轿回村的，一路上保丁开道、十分威风，可他的心里却并不开心。
在县城里，他听说十三军的军官们左手收进军麦、右手就转到市场上卖高价，听说县长禹升联、民团团长关震亚、团总尚振华在这些日子里置办了上百亩土地，就连他自己的姐夫也通过倒卖粮食发了财……两年大灾之后，重灾区的舞阳县居然“完成了九成的军粮任务”，王三官知道，这“九成任务”是在无数百姓破产的前提下完成的。
十六保一半以上的人家欠下了高利贷，更多的人典卖了房产和土地。曾老太婆的大瓦房没有了，一家人住进了草庵子，那间茅屋用木叉子顶墙、麻秆棍当梁、头顶上是黄蓓草，刮一阵风就吹得小屋子乱晃。
曾老婆子整天哭哭啼啼、念念叨叨的，真的发了疯。
地主“杨黑驴”也家破人亡了。
就在王三官站木笼子的时候，杨黑驴被89师的“别动队”抓了起来，罪名是“通匪”、“资敌”，国军把他吊起来，鞭子抽、杠子压，好一顿毒打，硬说土匪在杨家藏着枪支弹药，非要他交出来不可。
村里人都知道，说杨黑驴财迷小气、办事缺德还差不多，说杨家“通匪”却绝对不可能，他哪有私藏枪支的胆量啊？明眼人都知道，十三军别动队是想利用“二大队”抢粮的借口，从这土财主身上讹钱。
杨黑驴是个舍命不舍财的角色，被打得死去活来也不松口，可他家里人却没这个本事。杨黑驴平时在家里的主意太大，搞得他老婆儿子都浑浑噩噩的没有主张，遇到当家人被打得人事不知，女人孩子就慌了神，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才一天的工夫，牛卖了、地卖了、农具也卖了，好不容易才凑齐了“私藏枪支弹药”的罚款，等杨黑驴被放回来的时候，家里就只剩下了一座空房子。看见自己的一生辛苦都成了竹篮打水，土财主实在想不通，当天晚上就寻了短见。
乡亲们虽然看不惯杨黑驴的为人，但眼见他最后落了这么个下场，也不禁同情地流下泪来——这个年月，守业难、置业也难啊。
照常规，丧事要请保长来主持。
杨黑驴出殡的那天，十六保接到了舞阳县政府的通知，除了嘉勉他们已经完成的夏粮军麦征集任务，还提醒保长要积极做好“征收秋粮”的准备。
王三官原本是从不骂人的，到这时候也禁不住骂了一句：“粮食，粮食。这帮狗日的东西！”
好人王三官（三）
国军
保长甲长在村公所开会，罗小扁担的儿子在院子里玩。
小孩们玩的是“上学堂的游戏”。七岁的金豆充当“先生”，三岁的铁豆规规矩矩的坐在地上淌口水，铜豆的牙齿掉了、讲话漏风，正口齿不清地表演“背书”——念的却是“叫花子”教给他的顺口溜：
“说个大姐本姓王，办事麻利又快当，
正月相亲二月娶，三月生个小儿郎，
四月会爬五月跑，六月会喊爹和娘，
七月学堂把书念，八月就会做文章，
九月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
十一月宫中招驸马，腊月告老回家乡，
二十三日得了病，没到天黑见阎王，
状元公活得真冤枉，一辈子没吃过祭灶糖”
……
屋里人听得笑了起来，都说这几个小娃娃真有意思。
“娃娃？是壮丁！”，罗小扁担的得意中带着几分气恼：“就这么点大的萝卜头，也要交一百块钱壮丁费”
王三官和手下人正在讨论征收税费的事情。
这是44年的3月，王三官当保长已经半年了。也许真是应了“好人当官，老天开眼”那句话，从他上任的那天起，十六保就风调雨顺。持续两年的天灾结束了，去年秋后的收成很好，老百姓的嘴里有了些吃食，日子总算是安定下来了。
不过，政府也惦记着老百姓的这点收成。
秋粮刚入仓，上面就布置下来正税、附加税和各种杂费，今年的种类和数量都比往年翻了番，而且限期结清。逾期办不成，还是那句话——以汉奸罪论处！
眼瞅着春节已经过去一个多月，距离上头限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需要收缴的税费还差了许多，王保长十分焦急，赶紧召集文武管事商量办法。
别的七七八八暂且不管，只是烟酒税、土产税、办公招待费、民团训练费、国防建设费和“军用特别捐”这几样，属于县长和军队直接督办的项目，非完成不可，否则是要抓人的。
说实话，王保长已经想了不少办法。
保和乡的“土产”主要是土布——这里的风俗和其他地方不同，男人也参与纺织活动，每当冬季农闲的时候，家家户户都纺纱织布——王三官有祖传的染布手艺，他开了个小染坊，用土靛印染“月白”和“稳蓝”，用石榴皮、橡树皮染“青黑”色土布。
春节前，王保长在自己家里搞了个“以工代赈”，让需要染布的人家派劳力到他的染坊里当几天杂工，他就帮别人把纺纱织布的税费交了。因此，十六保的“土产税”完成了不少。
只是，这办法只能解决小问题。需要征收的税费那么多，有的是按土地摊的、有的是按人头收的，谁也没有力量全部担待起来。
保长甲长也知道，收不上税费的主要原因是大家手里没现钱。地里的收成卖不了，农民的手里哪来的钱？
舞阳县有四条大路，沙河、澧河可通漯河、襄县，交通还算便利。可今年，所有的路口和渡口都设置了稽征站，星罗棋布、密不透风，十六保距离县城不过三十里，居然要过五个收费卡子。这些路卡的来头五花八门，有县政府的、县民团的、“四县联防”的、还有国军各部队的，见人就派“税帖”——扁担箩筐二元、独轮车五元、两轮车十元——而且每张帖子只管一段、到了下一个卡子还要再贴。
老百姓出门贩卖瓜果蔬菜，赚的钱还不够“贴税收帖子”的。搞了几次，谁也不敢做买卖了。
收不上税就交不了差，财政局的“三班六房”、税务局的“管总”和稽征处的“政警”三天两头地到村里来拍桌子骂人，要吃要喝不说，每一趟还要加收“跑腿钱”和“串子钱”（手续费），整得地方上叫苦不迭。
照罗小扁担的意见，收税就要“来硬的”，动手抄家绑人，钱自然就收上来了。可王保长不愿意这么做，这段时间，光是挨家挨户的训话就已经把乡亲们得罪了。大家以前见到王三官都笑，现在看到王保长都躲，再来硬的，非把“好人王三官”的名声丢光了不可。
俞二算盘的意思是“来软的”，把官盐的价格抬高，逼着村民多交钱。十六保的官盐都在王三官的手里，可他还是不同意这么办。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得罪人还想办事？想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吧！”，文管事武管事都火了，拍屁股一走了之，王保长只好宣布散会。
晌午，王三官正在吃饭，家里突然冲进来一个国军中尉和七八个小兵，气势汹汹的。
春节过后，13军89师开走了，换成89军新1师到舞阳县驻防，十六保这里住着一个营部和一个工兵连。
领头的这位国军中尉是个副官，四十岁左右，南方人。一进门就问：“派给你们的慰劳品怎么还没送来？”
“已经送了呀？年前就送去的”，王保长赶紧找出捐献军需慰问品的收条。
“放屁！这是给89师的，我们是新1师！”，中尉副官把饭桌子掀翻了：“你们只顾自己吃得好，当兵的受苦受罪就不管了，我看你象个汉奸”
旁边的几个士兵也跟着嚷嚷：“把好东西都藏着，难道要留给日本人么？”
“我们流血卖命保国家，你们还不知道拥护，真是败类！”
说着就砸屋里的桌椅板凳。
王三官赶紧鞠躬作揖说好话，又拿了几百块“茶水钱”，国军将士们这才和气了一些。这时，院子外面跑过一条狗，当兵的看见了，“啪、啪”两枪，然后拖着死狗扬长而去。
这枪声震得王三官的腿发软、心直跳。他看看手里的“捐献自愿书”：大米、白面、猪肉、羊肉、蔬菜、食油、香烟、柴草……林林总总列了一大张单子，限定第二天交齐。
无奈之下，只好再找两位管事商议。俞二算盘不吭声，罗小扁担板着脸问保长：“你说怎么办？”
王三官叹了口气：“能咋办就咋办吧。不凑齐这些东西，大家都要成杨黑驴”。
于是，罗小扁担就带着一伙保丁“来硬的”，翻箱倒柜、抓猪牵羊。慰劳品收齐了、人也得罪光了，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堵在大门口骂：“天下乌鸦一般黑，王三官当了保长也是个作孽的货色！”。
王三官自己也觉得灰溜溜的，躲在屋里不敢出门。他对烧香拜佛流眼泪的老娘说：“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再不敢这样了”。
是不是最后一次，不由王三官说了算。
慰劳品“捐献”之后没两天，师管区的兵役通知书下来了——保和乡十六保，限七日内征召十名“甲级壮丁”（20至25岁男丁）送舞阳县分编服役。并且说“如不足征额，得适当延伸年次”、“壮丁应征入营，不得逃避荣誉，如敢不遵法令，按逃避兵役罪从重判刑，刑满后仍须应征服役”……
王保长一见通知就傻了眼——十名壮丁，这么多！
照规矩，征召壮丁是“三丁抽一”，此外还有应征、缓征、免征等一系列条款，这样算下来，十六保的五个村每年最多只出一两个壮丁。可事实上，师管区根本不看户籍编制、全是硬性分派，说多少就是多少。去年是每个村摊一个、五个村五个，今年更不得了，每个甲派一个，总共十个！
村里每年都收“壮丁费”，下至刚出生的男孩、上至没咽气的老头都要交钱。这笔费用也叫“欢送基金”，最初的目的是在壮丁服役时提供安家费、在壮丁阵亡时支付家属抚恤金，可随着逃避兵役的人越来越多，这笔钱就变成“买壮丁”的款项了。
十六保今年的“壮丁费”只收上来三成，满打满算也只够买一两个壮丁的。眼下，这十个服兵役的名额让谁去填？王保长真是抓了瞎。
保甲长和文武管事都属于“公职人员”，可以免服兵役；地主人家的子弟，村里还指望着他们纳捐交税，也不敢打发去当兵。想来想去，只有在交不起壮丁费的穷人身上动脑筋了。
王三官找到几户人家，先是把师管区的兵役通知念了一遍，又讲了自己的苦衷，然后说：“这抗战嘛，和求仙拜佛是一个道理，可以布施钱财、也可以肉身报答，各位手头紧、交不起钱，所以想麻烦你们去当兵、亲自报国，请问有什么意见？”
那几个穷汉子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跑得没了影子。
罗小扁担认为这办法不行：“要抓壮丁就不能客气，堵住房门、捆上就走，没啥好商量的”。
可王三官坚决反对抓人，在他心目中，抄家征集物资已经是“作恶”的极限，捆人打人的事情是绝对不肯做的。想来想去，还是只有走“买壮丁”这条路。他的染坊原本打算买几担“洋靛”（洋靛比土靛的功效高、也贵得多），现在不买染料了，拿来买壮丁；三官庙前的杨树是他小时候栽的，现在也砍下来卖钱……七凑八凑，准备了四五千块，交给俞二算盘去物色壮丁。
交差的日子到了。俞二算盘找来十个人，个个面带病容、瘦骨伶仃、东歪西倒、有气无力，一看就知道是沿街乞讨的流浪汉。
王三官问：“上面要的是甲级壮丁，这些人……能行么？”
俞二算盘说：“要饭的别嫌馍硬，阎王爷别嫌鬼瘦。凭你给我的那几个钱，只能这样将就了”
到了县城，征兵站的军官一看见壮丁就火了：“都是啥货色？这些家伙别说去打仗，刮阵风都能吹跑了”。
“长官息怒，这几个人瘦是瘦了点，可吃几顿饱饭、喷几口大烟，立刻就能来精神”，俞二算盘一边陪笑脸、一边把两千块钱塞到军官的手里。
那军官顿时乐了：“也好也好，身体虽然差，却不用担心他们逃跑，还是不错的”，当即就盖章开了收条。
于是，这十个“甲级壮丁”就当上了国军，王保长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四月份的时候，有消息说日本鬼子打过来了，国军立刻宣布“坚决迎击，即行决战，合围并歼灭之”。官道上尘土飞扬、兵马调动频繁，县政府命令各乡各保设置茶水站，为来往军队提供饭食。
一天，大洼村开来一路军队，乡民们奉命安排接待，照例是一荤一素一锅汤、主食大饼和面条。没想到，还没开饭，这帮人就把伙房砸了，说“老子在前方打了大胜仗”，必须要用好酒好菜庆祝一番才行。
老百姓没办法，只好照办。有人一边杀猪宰羊一边诅咒：“鬼子还没来，先让这些龟孙祸害光了。倒不如让日本把他们打死呢……”。王三官连忙拦着不许胡说，这要叫国军听见了，又是个汉奸罪。
一帮“胜利功臣”喝酒吃肉、兴高采烈，连连吹嘘他们消灭了多少敌人，还缴获了鬼子的战马。王三官看了一眼，那匹马小耳朵短腿、马背上还有拉车的“三花子”磨痕，分明是老百姓驾辕的牲口，哪里是骑兵的军马。
大人们敢怒不敢言，只有小孩子无忧无虑的挺开心。罗小扁担带着保丁外出修工事去了，他的三个儿子就整天东游西窜、无法无天，这会儿又跑到伙房里要吃的，王三官给他们盛了碗羊下水，小家伙吃得满头大汗，高兴极了。
折腾了一个时辰，获胜庆功的国军总算吃饱喝足了，领头的军官醉熏熏地牵过“战马”，却发现马尾巴被人割掉了，顿时大发雷霆。
五岁的铜豆在路上蹦蹦跳跳、跑来跑去，手里正抓着一把不知从哪里拣来的马尾。王三官吓了一跳，还没来得及把他拉回来，那军官已经冲到孩子跟前，照着心口就是一脚，把这小家伙踢出去一丈多远。
当天晚上，小铜豆死了，临死之前还在说：“保长叔叔，我再也不玩马尾巴了……”。
国军
保长甲长在村公所开会，罗小扁担的儿子在院子里玩。
小孩们玩的是“上学堂的游戏”。七岁的金豆充当“先生”，三岁的铁豆规规矩矩的坐在地上淌口水，铜豆的牙齿掉了、讲话漏风，正口齿不清地表演“背书”——念的却是“叫花子”教给他的顺口溜：
“说个大姐本姓王，办事麻利又快当，
正月相亲二月娶，三月生个小儿郎，
四月会爬五月跑，六月会喊爹和娘，
七月学堂把书念，八月就会做文章，
九月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
十一月宫中招驸马，腊月告老回家乡，
二十三日得了病，没到天黑见阎王，
状元公活得真冤枉，一辈子没吃过祭灶糖”
……
屋里人听得笑了起来，都说这几个小娃娃真有意思。
“娃娃？是壮丁！”，罗小扁担的得意中带着几分气恼：“就这么点大的萝卜头，也要交一百块钱壮丁费”
王三官和手下人正在讨论征收税费的事情。
这是44年的3月，王三官当保长已经半年了。也许真是应了“好人当官，老天开眼”那句话，从他上任的那天起，十六保就风调雨顺。持续两年的天灾结束了，去年秋后的收成很好，老百姓的嘴里有了些吃食，日子总算是安定下来了。
不过，政府也惦记着老百姓的这点收成。
秋粮刚入仓，上面就布置下来正税、附加税和各种杂费，今年的种类和数量都比往年翻了番，而且限期结清。逾期办不成，还是那句话——以汉奸罪论处！
眼瞅着春节已经过去一个多月，距离上头限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需要收缴的税费还差了许多，王保长十分焦急，赶紧召集文武管事商量办法。
别的七七八八暂且不管，只是烟酒税、土产税、办公招待费、民团训练费、国防建设费和“军用特别捐”这几样，属于县长和军队直接督办的项目，非完成不可，否则是要抓人的。
说实话，王保长已经想了不少办法。
保和乡的“土产”主要是土布——这里的风俗和其他地方不同，男人也参与纺织活动，每当冬季农闲的时候，家家户户都纺纱织布——王三官有祖传的染布手艺，他开了个小染坊，用土靛印染“月白”和“稳蓝”，用石榴皮、橡树皮染“青黑”色土布。
春节前，王保长在自己家里搞了个“以工代赈”，让需要染布的人家派劳力到他的染坊里当几天杂工，他就帮别人把纺纱织布的税费交了。因此，十六保的“土产税”完成了不少。
只是，这办法只能解决小问题。需要征收的税费那么多，有的是按土地摊的、有的是按人头收的，谁也没有力量全部担待起来。
保长甲长也知道，收不上税费的主要原因是大家手里没现钱。地里的收成卖不了，农民的手里哪来的钱？
舞阳县有四条大路，沙河、澧河可通漯河、襄县，交通还算便利。可今年，所有的路口和渡口都设置了稽征站，星罗棋布、密不透风，十六保距离县城不过三十里，居然要过五个收费卡子。这些路卡的来头五花八门，有县政府的、县民团的、“四县联防”的、还有国军各部队的，见人就派“税帖”——扁担箩筐二元、独轮车五元、两轮车十元——而且每张帖子只管一段、到了下一个卡子还要再贴。
老百姓出门贩卖瓜果蔬菜，赚的钱还不够“贴税收帖子”的。搞了几次，谁也不敢做买卖了。
收不上税就交不了差，财政局的“三班六房”、税务局的“管总”和稽征处的“政警”三天两头地到村里来拍桌子骂人，要吃要喝不说，每一趟还要加收“跑腿钱”和“串子钱”（手续费），整得地方上叫苦不迭。
照罗小扁担的意见，收税就要“来硬的”，动手抄家绑人，钱自然就收上来了。可王保长不愿意这么做，这段时间，光是挨家挨户的训话就已经把乡亲们得罪了。大家以前见到王三官都笑，现在看到王保长都躲，再来硬的，非把“好人王三官”的名声丢光了不可。
俞二算盘的意思是“来软的”，把官盐的价格抬高，逼着村民多交钱。十六保的官盐都在王三官的手里，可他还是不同意这么办。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得罪人还想办事？想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吧！”，文管事武管事都火了，拍屁股一走了之，王保长只好宣布散会。
晌午，王三官正在吃饭，家里突然冲进来一个国军中尉和七八个小兵，气势汹汹的。
春节过后，13军89师开走了，换成89军新1师到舞阳县驻防，十六保这里住着一个营部和一个工兵连。
领头的这位国军中尉是个副官，四十岁左右，南方人。一进门就问：“派给你们的慰劳品怎么还没送来？”
“已经送了呀？年前就送去的”，王保长赶紧找出捐献军需慰问品的收条。
“放屁！这是给89师的，我们是新1师！”，中尉副官把饭桌子掀翻了：“你们只顾自己吃得好，当兵的受苦受罪就不管了，我看你象个汉奸”
旁边的几个士兵也跟着嚷嚷：“把好东西都藏着，难道要留给日本人么？”
“我们流血卖命保国家，你们还不知道拥护，真是败类！”
说着就砸屋里的桌椅板凳。
王三官赶紧鞠躬作揖说好话，又拿了几百块“茶水钱”，国军将士们这才和气了一些。这时，院子外面跑过一条狗，当兵的看见了，“啪、啪”两枪，然后拖着死狗扬长而去。
这枪声震得王三官的腿发软、心直跳。他看看手里的“捐献自愿书”：大米、白面、猪肉、羊肉、蔬菜、食油、香烟、柴草……林林总总列了一大张单子，限定第二天交齐。
无奈之下，只好再找两位管事商议。俞二算盘不吭声，罗小扁担板着脸问保长：“你说怎么办？”
王三官叹了口气：“能咋办就咋办吧。不凑齐这些东西，大家都要成杨黑驴”。
于是，罗小扁担就带着一伙保丁“来硬的”，翻箱倒柜、抓猪牵羊。慰劳品收齐了、人也得罪光了，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堵在大门口骂：“天下乌鸦一般黑，王三官当了保长也是个作孽的货色！”。
王三官自己也觉得灰溜溜的，躲在屋里不敢出门。他对烧香拜佛流眼泪的老娘说：“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再不敢这样了”。
是不是最后一次，不由王三官说了算。
慰劳品“捐献”之后没两天，师管区的兵役通知书下来了——保和乡十六保，限七日内征召十名“甲级壮丁”（20至25岁男丁）送舞阳县分编服役。并且说“如不足征额，得适当延伸年次”、“壮丁应征入营，不得逃避荣誉，如敢不遵法令，按逃避兵役罪从重判刑，刑满后仍须应征服役”……
王保长一见通知就傻了眼——十名壮丁，这么多！
照规矩，征召壮丁是“三丁抽一”，此外还有应征、缓征、免征等一系列条款，这样算下来，十六保的五个村每年最多只出一两个壮丁。可事实上，师管区根本不看户籍编制、全是硬性分派，说多少就是多少。去年是每个村摊一个、五个村五个，今年更不得了，每个甲派一个，总共十个！
村里每年都收“壮丁费”，下至刚出生的男孩、上至没咽气的老头都要交钱。这笔费用也叫“欢送基金”，最初的目的是在壮丁服役时提供安家费、在壮丁阵亡时支付家属抚恤金，可随着逃避兵役的人越来越多，这笔钱就变成“买壮丁”的款项了。
十六保今年的“壮丁费”只收上来三成，满打满算也只够买一两个壮丁的。眼下，这十个服兵役的名额让谁去填？王保长真是抓了瞎。
保甲长和文武管事都属于“公职人员”，可以免服兵役；地主人家的子弟，村里还指望着他们纳捐交税，也不敢打发去当兵。想来想去，只有在交不起壮丁费的穷人身上动脑筋了。
王三官找到几户人家，先是把师管区的兵役通知念了一遍，又讲了自己的苦衷，然后说：“这抗战嘛，和求仙拜佛是一个道理，可以布施钱财、也可以肉身报答，各位手头紧、交不起钱，所以想麻烦你们去当兵、亲自报国，请问有什么意见？”
那几个穷汉子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跑得没了影子。
罗小扁担认为这办法不行：“要抓壮丁就不能客气，堵住房门、捆上就走，没啥好商量的”。
可王三官坚决反对抓人，在他心目中，抄家征集物资已经是“作恶”的极限，捆人打人的事情是绝对不肯做的。想来想去，还是只有走“买壮丁”这条路。他的染坊原本打算买几担“洋靛”（洋靛比土靛的功效高、也贵得多），现在不买染料了，拿来买壮丁；三官庙前的杨树是他小时候栽的，现在也砍下来卖钱……七凑八凑，准备了四五千块，交给俞二算盘去物色壮丁。
交差的日子到了。俞二算盘找来十个人，个个面带病容、瘦骨伶仃、东歪西倒、有气无力，一看就知道是沿街乞讨的流浪汉。
王三官问：“上面要的是甲级壮丁，这些人……能行么？”
俞二算盘说：“要饭的别嫌馍硬，阎王爷别嫌鬼瘦。凭你给我的那几个钱，只能这样将就了”
到了县城，征兵站的军官一看见壮丁就火了：“都是啥货色？这些家伙别说去打仗，刮阵风都能吹跑了”。
“长官息怒，这几个人瘦是瘦了点，可吃几顿饱饭、喷几口大烟，立刻就能来精神”，俞二算盘一边陪笑脸、一边把两千块钱塞到军官的手里。
那军官顿时乐了：“也好也好，身体虽然差，却不用担心他们逃跑，还是不错的”，当即就盖章开了收条。
于是，这十个“甲级壮丁”就当上了国军，王保长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四月份的时候，有消息说日本鬼子打过来了，国军立刻宣布“坚决迎击，即行决战，合围并歼灭之”。官道上尘土飞扬、兵马调动频繁，县政府命令各乡各保设置茶水站，为来往军队提供饭食。
一天，大洼村开来一路军队，乡民们奉命安排接待，照例是一荤一素一锅汤、主食大饼和面条。没想到，还没开饭，这帮人就把伙房砸了，说“老子在前方打了大胜仗”，必须要用好酒好菜庆祝一番才行。
老百姓没办法，只好照办。有人一边杀猪宰羊一边诅咒：“鬼子还没来，先让这些龟孙祸害光了。倒不如让日本把他们打死呢……”。王三官连忙拦着不许胡说，这要叫国军听见了，又是个汉奸罪。
一帮“胜利功臣”喝酒吃肉、兴高采烈，连连吹嘘他们消灭了多少敌人，还缴获了鬼子的战马。王三官看了一眼，那匹马小耳朵短腿、马背上还有拉车的“三花子”磨痕，分明是老百姓驾辕的牲口，哪里是骑兵的军马。
大人们敢怒不敢言，只有小孩子无忧无虑的挺开心。罗小扁担带着保丁外出修工事去了，他的三个儿子就整天东游西窜、无法无天，这会儿又跑到伙房里要吃的，王三官给他们盛了碗羊下水，小家伙吃得满头大汗，高兴极了。
折腾了一个时辰，获胜庆功的国军总算吃饱喝足了，领头的军官醉熏熏地牵过“战马”，却发现马尾巴被人割掉了，顿时大发雷霆。
五岁的铜豆在路上蹦蹦跳跳、跑来跑去，手里正抓着一把不知从哪里拣来的马尾。王三官吓了一跳，还没来得及把他拉回来，那军官已经冲到孩子跟前，照着心口就是一脚，把这小家伙踢出去一丈多远。
当天晚上，小铜豆死了，临死之前还在说：“保长叔叔，我再也不玩马尾巴了……”。
好人王三官（三，补）
承办修工事的罗小扁担捎话回来，说他那里的人手不够，请保长多派些人去。王三官也希望保丁们能早点完工、早些回家，眼看着就要打仗了，让谁把性命丢在战场上都不好，于是就亲自带着十几个壮劳力去帮忙。
国军的工事在大洼村东北四十里，主阵地是一座小土山，上面修建了碉堡、战壕和防炮洞，分派给十六保的差事是在阵地的前沿挖一条二里长、一丈五深、一丈宽的大沟。
新1师的一个团负责守卫阵地，几十个官兵拎着军棍来回监工，一会儿量量这里、一会儿踩踩那里，发现不满意的就骂、看见不顺眼的就打。民工们怨声载道，干起活来也是有一铲子没一铲子的，王三官连忙开导大家：“伙计们别偷懒，加紧干，干完了才好回家呀”，说着就带头挖土、挑担子。民工们看见平时不大干农活的王保长如此卖力，也都跟着干了起来。
工程的进展很快，四五天后就差不多完工了，王三官一心盼着上头能赶快放他们回家去。
这天下午，阵地上来了一群当官的，走在前面的人身披黑色斗篷、手里拿着根亮晃晃的小棍，气派很大。国军团长报告说：“我团摆成梯形防御，最前边是复哨，依次是班、排、连、营阵地，各相距二里，敌人从复哨打起需得三个小时才能打到山前，我军能够确保主阵地坚持一昼夜以上”。
黑斗篷拿起望远镜看了看：“这里是要害阵地，加强工事很重要。日军的工事修得好，我们要比他们的还好”。
舞阳县的联保主任刘馨吾连忙凑上去：“这里的工事，正是敝县联保会协助建设的”。
黑斗篷点点头：“很好很好，军政协作，十分重要”
刘馨吾得了表扬，高兴极了，挺着胸脯说：“长官明鉴，战事一开，敝县民团保证随时修固工事，誓死与国军共进退，绝不擅离火线”
……
在阵地上转了一圈，黑斗篷带着刘馨吾一帮人走了，王三官他们可就倒了霉，被扣在阵地上回不了家，说是要等开仗以后“随时修固工事”。
王保长又气又急，打听那位黑斗篷是什么人物。当兵的回答：“是我们新一师的师长黄永赞”（黄永赞，浙江诸暨人，黄埔三期工兵科毕业，47年9月在河南被他的校友陈赓俘虏）。
民工们接着修工事，王三官因为是保长，被打发到伙房烧开水。
五月四日上午十点多钟，王三官先是听见一阵枪声，然后就听见有人喊“日军打来了！”，他只看见阵地上的人乱跑，却弄不清鬼子在哪里。这时候，有个长官嚷嚷着：“不许乱！都回到自己岗位上去”，王保长一想，自己的岗位在伙房啊，于是就去守在炉子边上，开始烧开水。
水还没烧开，伙房里钻进来一个当兵的，探头探脑。王三官问：“长官们要喝开水么？”
“喝什么开水，人都跑光了，你也快走吧”，那士兵顺手把几个馒头揣进兜里，转身就不见了。
钻出去一看，阵地上空荡荡的，不时有子弹“日—日—”地从头顶飞过，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打来的。王三官心说：这帮国军，吹牛“能够坚持一昼夜以上”，结果一锅水还没烧开就跑光了。
山坡下是营房，一间大屋子里关着修工事的民工。国军逃走了，民工们却还锁在“大牢”里，急得直喊救命。幸亏王三官听见喊声、赶过去把锁砸开，这才把大家放了出来。
干了半个月的苦力，整天挨打受骂蹲大牢，一文钱没得到还差点送了命，民工们个个衣衫褴褛、遍体鳞伤，又哭又骂。罗小扁担更是咬牙切齿、两眼通红，虽然王三官并没有说小铜豆的事，可已经有别人告诉他了。
大家离开阵地向南走，没过多久，日本骑兵就追来了。
旷野里，老百姓和国民党败兵被撵得四处乱跑。王三官他们躲在青纱帐里，眼看着小鬼子把好多国军俘虏押到河滩上，机关枪一阵扫射，通通打死了。民工们看得心惊肉跳，都说这些人死得窝囊，还不如先前在阵地上干一场呢。
“修了半个月的工事，一点也没派上用处。国军原以为日本会从东北面进攻，结果却是从西北面打过来，那个什么梯形阵地就不管用了”。
“前几天，一听说许昌城被鬼子占领，当官的就说顶不住顶不住，把行李都收拾好了，随时准备逃跑”
“这帮龟孙，只会祸害老百姓，死了也是活该”……
大路上有鬼子，民工们只得在青纱帐里穿行，好在大家都是本地人，熟悉回家的路。
走着走着，突然听见前面喊：“保长快来，保长快来！”
原来，高粱地藏着五个国军，他们听见高粱秆子悉悉索索地响，还以为是来了日本兵，等发现原来是一群农民，顿时神气起来、破口大骂。罗小扁担回了句嘴，立刻挨了一枪托，他再也按捺不住，夺过步枪就把打人的家伙给刺死了。
王三官赶到跟前，罗小扁担已经杀红了眼，地上摆着三具血淋淋的尸体，一个士兵跪在地下喊“大爷饶命”，还说他家里有八十岁老母什么的。罗小扁担冷冷地说：“我不是你大爷，我也不认识你父母”，一刺刀就捅到他脖子上，吓得王三官闭上眼睛不敢看。
再睁开眼睛，面前只剩下一个活着的国军了，这是个瘦瘦小小的军官，蹲在地上用手捂着脸、不停地发抖。
在场的人都劝罗小扁担住手算了：“这个军官刚才也没惹我们，就放过他吧”。
王三官也说：“这个人看上去年纪挺小的，饶他一条命吧”。
罗小扁担的嗓子嘶哑了：“他没惹我，我儿子又招谁惹谁了？他年纪小，难道比我家铜豆还小吗？！”说着就踢了那人一脚，刺刀又要往下扎。
那个军官被蹬了一个跟头，知道自己躲不过了，绝望地抬起头，喊了一声：“妈妈……”
“杀不得！”王三官扑上去抱住罗小扁担：“作孽呀……是个女的”
真是个女的。
小军官的帽子掉了，露出一头齐耳的短发。苍白秀气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扑漱漱地淌着眼泪，真是被吓着了。
隔了好一会，这女孩才轻轻地说了句：“中国人不杀中国人……”，那语气既象是劝说、又象是在求饶，让人觉得怪可怜的。
这句话使罗小扁担彻底泄了气，他跺了跺脚，走了。
其他人也跟着往外走，谁也不愿意在这死尸遍地的修罗场里多停留一会。
王三官走了几步，回头看见那女军官还坐血泊中间发呆。他想，一个女孩子留在这里，不被杀死也会被吓死，于是又转了回来。
“姑娘，你准备去哪儿？”
女孩摇摇头。
“我们把死人埋起来，好不好？”
女孩点点头。
掩埋尸首，说着容易做起来难，什么工具也没有，只好用手捧着泥土往死人的身上盖。其他人看见王三官不走，就唧唧咕咕地瞎议论：“王保长怎么了？又在当滥好人”
“王三官打光棍久了，八成是看上了人家大姑娘”
大家一边说着，一边过来帮忙。到底是人多好办事，不一会的工夫就垒起了一座小坟包。
“姑娘，跟我们走吧。你留在这里不是个办法呀”
“我不要投降日本人！”
王三官知道，刚才杀人的举动使这女孩子产生误会了，连忙解释说：“你别怕，我们和日本人没关系，不是汉奸、也不是土匪，我们就住在前面的大洼村，天地良心，我们绝对不会害你的”
“是真的，我们都是农民，本分人。这位王大哥还是保长呢，有名的大好人！”，旁边的人也七嘴八舌地帮腔。
大概，那女孩也觉得自己一个人留在野地里有些害怕，犹豫了一阵，终于起身跟着大家走了。
天黑以后，一群人回到了村里。
担惊受怕好多天的村民们涌到村口迎接亲人，大家都对那位穿军装的大姑娘觉得好奇，纷纷打听着：“这是谁呀？”
“是王三官的老婆”，有人笑着宣布。
于是，小孩子们就跟在他和她后面喊：“王三官，讨婆娘！新媳妇，进洞房！”
听见这话，原本跟在身后的姑娘站住脚不肯走了，王三官也呆立在家门口，不知道该不该请她进屋。
看见他俩尴尬的样子，一帮小孩更加哄闹起来：“天上下雨雷对雷，两口子打架锤对锤；瞎子寻个算命的，一辈子谁也不看谁！”。
王三官的老娘虽然弄不清是咋回事，但对这秀气的姑娘也十分喜爱，赶紧拉着她进了家。
刚进屋，女孩儿就眼泪汪汪地冒出一句：“我不做你的老婆！”
“谁要你做老婆了？”王三官呵呵直乐：“大妹子，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名字呢”
不当老婆当妹子，姑娘立刻不哭了，笑着说：“谢谢你，我叫蔡志兰”。
承办修工事的罗小扁担捎话回来，说他那里的人手不够，请保长多派些人去。王三官也希望保丁们能早点完工、早些回家，眼看着就要打仗了，让谁把性命丢在战场上都不好，于是就亲自带着十几个壮劳力去帮忙。
国军的工事在大洼村东北四十里，主阵地是一座小土山，上面修建了碉堡、战壕和防炮洞，分派给十六保的差事是在阵地的前沿挖一条二里长、一丈五深、一丈宽的大沟。
新1师的一个团负责守卫阵地，几十个官兵拎着军棍来回监工，一会儿量量这里、一会儿踩踩那里，发现不满意的就骂、看见不顺眼的就打。民工们怨声载道，干起活来也是有一铲子没一铲子的，王三官连忙开导大家：“伙计们别偷懒，加紧干，干完了才好回家呀”，说着就带头挖土、挑担子。民工们看见平时不大干农活的王保长如此卖力，也都跟着干了起来。
工程的进展很快，四五天后就差不多完工了，王三官一心盼着上头能赶快放他们回家去。
这天下午，阵地上来了一群当官的，走在前面的人身披黑色斗篷、手里拿着根亮晃晃的小棍，气派很大。国军团长报告说：“我团摆成梯形防御，最前边是复哨，依次是班、排、连、营阵地，各相距二里，敌人从复哨打起需得三个小时才能打到山前，我军能够确保主阵地坚持一昼夜以上”。
黑斗篷拿起望远镜看了看：“这里是要害阵地，加强工事很重要。日军的工事修得好，我们要比他们的还好”。
舞阳县的联保主任刘馨吾连忙凑上去：“这里的工事，正是敝县联保会协助建设的”。
黑斗篷点点头：“很好很好，军政协作，十分重要”
刘馨吾得了表扬，高兴极了，挺着胸脯说：“长官明鉴，战事一开，敝县民团保证随时修固工事，誓死与国军共进退，绝不擅离火线”
……
在阵地上转了一圈，黑斗篷带着刘馨吾一帮人走了，王三官他们可就倒了霉，被扣在阵地上回不了家，说是要等开仗以后“随时修固工事”。
王保长又气又急，打听那位黑斗篷是什么人物。当兵的回答：“是我们新一师的师长黄永赞”（黄永赞，浙江诸暨人，黄埔三期工兵科毕业，47年9月在河南被他的校友陈赓俘虏）。
民工们接着修工事，王三官因为是保长，被打发到伙房烧开水。
五月四日上午十点多钟，王三官先是听见一阵枪声，然后就听见有人喊“日军打来了！”，他只看见阵地上的人乱跑，却弄不清鬼子在哪里。这时候，有个长官嚷嚷着：“不许乱！都回到自己岗位上去”，王保长一想，自己的岗位在伙房啊，于是就去守在炉子边上，开始烧开水。
水还没烧开，伙房里钻进来一个当兵的，探头探脑。王三官问：“长官们要喝开水么？”
“喝什么开水，人都跑光了，你也快走吧”，那士兵顺手把几个馒头揣进兜里，转身就不见了。
钻出去一看，阵地上空荡荡的，不时有子弹“日—日—”地从头顶飞过，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打来的。王三官心说：这帮国军，吹牛“能够坚持一昼夜以上”，结果一锅水还没烧开就跑光了。
山坡下是营房，一间大屋子里关着修工事的民工。国军逃走了，民工们却还锁在“大牢”里，急得直喊救命。幸亏王三官听见喊声、赶过去把锁砸开，这才把大家放了出来。
干了半个月的苦力，整天挨打受骂蹲大牢，一文钱没得到还差点送了命，民工们个个衣衫褴褛、遍体鳞伤，又哭又骂。罗小扁担更是咬牙切齿、两眼通红，虽然王三官并没有说小铜豆的事，可已经有别人告诉他了。
大家离开阵地向南走，没过多久，日本骑兵就追来了。
旷野里，老百姓和国民党败兵被撵得四处乱跑。王三官他们躲在青纱帐里，眼看着小鬼子把好多国军俘虏押到河滩上，机关枪一阵扫射，通通打死了。民工们看得心惊肉跳，都说这些人死得窝囊，还不如先前在阵地上干一场呢。
“修了半个月的工事，一点也没派上用处。国军原以为日本会从东北面进攻，结果却是从西北面打过来，那个什么梯形阵地就不管用了”。
“前几天，一听说许昌城被鬼子占领，当官的就说顶不住顶不住，把行李都收拾好了，随时准备逃跑”
“这帮龟孙，只会祸害老百姓，死了也是活该”……
大路上有鬼子，民工们只得在青纱帐里穿行，好在大家都是本地人，熟悉回家的路。
走着走着，突然听见前面喊：“保长快来，保长快来！”
原来，高粱地藏着五个国军，他们听见高粱秆子悉悉索索地响，还以为是来了日本兵，等发现原来是一群农民，顿时神气起来、破口大骂。罗小扁担回了句嘴，立刻挨了一枪托，他再也按捺不住，夺过步枪就把打人的家伙给刺死了。
王三官赶到跟前，罗小扁担已经杀红了眼，地上摆着三具血淋淋的尸体，一个士兵跪在地下喊“大爷饶命”，还说他家里有八十岁老母什么的。罗小扁担冷冷地说：“我不是你大爷，我也不认识你父母”，一刺刀就捅到他脖子上，吓得王三官闭上眼睛不敢看。
再睁开眼睛，面前只剩下一个活着的国军了，这是个瘦瘦小小的军官，蹲在地上用手捂着脸、不停地发抖。
在场的人都劝罗小扁担住手算了：“这个军官刚才也没惹我们，就放过他吧”。
王三官也说：“这个人看上去年纪挺小的，饶他一条命吧”。
罗小扁担的嗓子嘶哑了：“他没惹我，我儿子又招谁惹谁了？他年纪小，难道比我家铜豆还小吗？！”说着就踢了那人一脚，刺刀又要往下扎。
那个军官被蹬了一个跟头，知道自己躲不过了，绝望地抬起头，喊了一声：“妈妈……”
“杀不得！”王三官扑上去抱住罗小扁担：“作孽呀……是个女的”
真是个女的。
小军官的帽子掉了，露出一头齐耳的短发。苍白秀气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扑漱漱地淌着眼泪，真是被吓着了。
隔了好一会，这女孩才轻轻地说了句：“中国人不杀中国人……”，那语气既象是劝说、又象是在求饶，让人觉得怪可怜的。
这句话使罗小扁担彻底泄了气，他跺了跺脚，走了。
其他人也跟着往外走，谁也不愿意在这死尸遍地的修罗场里多停留一会。
王三官走了几步，回头看见那女军官还坐血泊中间发呆。他想，一个女孩子留在这里，不被杀死也会被吓死，于是又转了回来。
“姑娘，你准备去哪儿？”
女孩摇摇头。
“我们把死人埋起来，好不好？”
女孩点点头。
掩埋尸首，说着容易做起来难，什么工具也没有，只好用手捧着泥土往死人的身上盖。其他人看见王三官不走，就唧唧咕咕地瞎议论：“王保长怎么了？又在当滥好人”
“王三官打光棍久了，八成是看上了人家大姑娘”
大家一边说着，一边过来帮忙。到底是人多好办事，不一会的工夫就垒起了一座小坟包。
“姑娘，跟我们走吧。你留在这里不是个办法呀”
“我不要投降日本人！”
王三官知道，刚才杀人的举动使这女孩子产生误会了，连忙解释说：“你别怕，我们和日本人没关系，不是汉奸、也不是土匪，我们就住在前面的大洼村，天地良心，我们绝对不会害你的”
“是真的，我们都是农民，本分人。这位王大哥还是保长呢，有名的大好人！”，旁边的人也七嘴八舌地帮腔。
大概，那女孩也觉得自己一个人留在野地里有些害怕，犹豫了一阵，终于起身跟着大家走了。
天黑以后，一群人回到了村里。
担惊受怕好多天的村民们涌到村口迎接亲人，大家都对那位穿军装的大姑娘觉得好奇，纷纷打听着：“这是谁呀？”
“是王三官的老婆”，有人笑着宣布。
于是，小孩子们就跟在他和她后面喊：“王三官，讨婆娘！新媳妇，进洞房！”
听见这话，原本跟在身后的姑娘站住脚不肯走了，王三官也呆立在家门口，不知道该不该请她进屋。
看见他俩尴尬的样子，一帮小孩更加哄闹起来：“天上下雨雷对雷，两口子打架锤对锤；瞎子寻个算命的，一辈子谁也不看谁！”。
王三官的老娘虽然弄不清是咋回事，但对这秀气的姑娘也十分喜爱，赶紧拉着她进了家。
刚进屋，女孩儿就眼泪汪汪地冒出一句：“我不做你的老婆！”
“谁要你做老婆了？”王三官呵呵直乐：“大妹子，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名字呢”
不当老婆当妹子，姑娘立刻不哭了，笑着说：“谢谢你，我叫蔡志兰”。
好人王三官（四）
亡国奴
44年5月，鬼子进了舞阳县。
一直到6月份，日本人都忙着在平汉铁路南边打仗，没有到乡下来。倒是时不时能见到掉队的国军官兵到村里面讨吃的，这些败兵早已没有了先前的威风，被老百姓又打又骂，弄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豫中战役期间，随着国民党军一败涂地，豫中和豫西连续发生民众围攻、劫杀国军败兵的事件——史称“河南民变”）
蔡志兰在大洼村住了好些天，王三官的母亲认她做了干女儿。虽然大家对这个死里逃生的女孩儿很客气，但她还是急着要走，她坚持认为日本人一定会到乡下来、坚决要在鬼子到来之前就离开这里，王家人说了许多挽留的话也没有用。
蔡志兰的家乡在西南大后方的贵州，而这时候南边还在打仗（豫湘桂会战），想要回家就只有向西北走——经豫西到山西、陕西，再转道四川和贵州——这一路可不容易，即使一切顺利也要走上大半年。
于是，王家忙着给她准备上路的东西，除了吃的用的，还要做几件衣服。王三官是开染坊的，布料不用愁，可蔡志兰却不会针线活，只好请姐姐帮忙。
王三官的姐夫死了，姐姐这时正带着孩子在娘家避难。
五月二号那天，日军轰炸了舞阳县城。飞机来的时候，好多人都跑出去看稀奇，王三官的姐夫说：“荒唐，有什么好看的”，就躺在床上睡大觉。
天上总共来了两架飞机，个头都不大。有人说：“不怕不怕，这飞机是公的”，意思是小飞机不会丢炸弹。可没想到鬼子的“公飞机”也能下蛋，转了一圈就扔下几个黑乎乎的东西，轰隆隆的爆炸了。
有颗炸弹落到王三官姐姐的家里，没响，可那个铁疙瘩穿透屋顶直砸下来，正掉在他姐夫的肚皮上……姐夫在世的时候发了笔横财，姐姐怕婆家的人分财产，刚办理完后事就收拾细软跑回娘家来了。
这会儿，姐姐一边做衣服、一边和蔡志兰闲聊天。
“妹子，你在军队里，手下管的是女兵呀？还是有男的？”
“我是医助，不带兵的”，蔡志兰笑了。
“啊呀，没有兵还算是什么官。你一个姑娘家，大老远的跑出来，图的是个啥呀？”
“为了民族救亡，为了我们国家”
“哎哟，又是民族、国家，县长才爱讲这样的话”，姐姐撇了撇嘴：“你姐夫说过，禹县长一讲民族啊、国家啊，不是骗人钱财就是要人送命”
“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危难关头，要靠大家来救亡啊！”蔡志兰认真地争辩着。
“傻瓜，别信这个。骗人的时候才说‘我们国家’呢，等交完钱送了命，我们还是我们、国家还是国家”，姐姐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
“怎么能这样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起来挽救我们的国家，大家要亡国的呀”
“瞧你说的，亡国不亡国，不过是换一拨当官的。庄稼还在地里长，老百姓还是老百姓”
“你……你愿意做亡国奴，我可不愿意！”蔡志兰急得脸通红：“凭你怎么说，我不当亡国奴，凭你怎么样，就是不能当亡国奴！”说着就哭了起来。
姐姐原本是闲聊，却没想到却把干妹子惹哭了，不禁觉得好笑：“好吧好吧，你不愿当亡国奴，我也不当了。过来试试衣服，穿上新衣裳、赶紧挽救我们的国家去吧！”
蔡志兰这才破涕为笑。
两个女人的谈话，王三官一直在旁边听着。
以经验而言，他比较同意姐姐的观点。因为现实的事例就在面前摆着：平时成天把“民族大业”、“抗日救国”挂在嘴上的舞阳县长禹升联，遇到日本飞机扔炸弹，立刻就跑不见了，临走时还带走了政府的公款，搞得公务员的薪水和死难者的抚恤金都没有办法支付（48年，禹升联曾经再度担任舞阳县长）；同样，成天标榜“救国”、动不动就威胁要“处置汉奸”的民团团总关震亚、尚振华，一见到日本人立马就投降了，当上“绥靖一师”的正副师长，自己先做了汉奸。
蔡志兰的话虽然很诚恳，但政府和军队的所作所为却使她的说法很难具有说服力。她之所以急得哭起来，也是因为实在找不到什么证据能够赢得老百姓的信任，爱国的初衷和现实的后果竟然如此矛盾，连她自己也感到困惑难堪、无法解释。
但是，她的话仍然对王三官有所触动。
王三官是个中庸的人，天性不愿伤害任何人。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恪守本分、每个人都能平安快乐，甚至希望这世界可以永远一成不变，可事实上却难以做到。这半年多的保长生涯使他如履薄冰，而即将面对的现实就更让他惶恐不安——日本人来了，他们会做什么？真的如蔡志兰所说，要当亡国奴了？那么，亡国奴的生活和原先有什么不同、到底有多可怕？这一切，他不知道。他很想知道、却又很怕知道。
王三官的胆量不大，却也并不比别人胆小，只是在他的人生哲学中，“天命性道”的成分远胜过“舍生取义”。他不愿意去冒险，但蔡志兰刚才提到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仍然给了他极大的震动，虽然他不能象这女孩子一样的背井离乡、奔赴国难，但他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一个正派人应该奉行的原则。
可是，该怎样救国救民呢？是象禹升联县长那样？是象披着黑斗篷的师长那样？是象那几个被罗小扁担杀掉的国军士兵一样？还是象眼前这位哭哭涕涕的女军官一样……这都不是办法啊。
或者，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也是一种求得平安的选择？
“管他呢，事事让三分、海阔天空，以前一直是这么做的，今后还是这么办吧”。王三官心想，也许，亡国奴的滋味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可怕。
蔡志兰离开大洼村的第二天，日本鬼子来了。
中午的时候，东面的山坡上出现一大堆人，不象是逃难的群众，但分辨不出是在做什么，这让大家有些摸不着头脑。接着，从南面也来了队伍，前面的骑着马，后面跟着一串步枪和机枪，穿的是米黄色衣服——日本人！
老百姓惊慌起来。六月份，地里的玉米刚拔节，只有村东的一片“草高粱”（当饲料用的大高粱）可以藏人，于是大洼村的男女老少都拼命往这一小块青纱帐里钻。男人们牵着牲口、女人们拿着行李，蹲在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出。
过了不一会，高粱地外有人嚷：“都出来吧，早看见你们了，还躲什么呢”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敢动。外面又喊了：“保长出来！王三官先出来！不然就开枪了”
“这是谁啊？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王三官犹豫着站起来。
姐姐一手抱着个座钟、一手扯着他的裤腿，不让他出去。可不出去又怎么行？，人家要开枪了。
地头上站着几个穿绸缎衣服的人，领头的拎着把盒子炮，原来是先前的土匪头子、外号“山连山”的崔巍。他对王三官笑了笑，算是打了个招呼。
王三官跟着他向东面的山坡走。到了这里才看见，坡上站着一群青壮年，都被绳子捆着、拴成一串，日本兵把几个人推到一个大坑旁边，用刺刀一捅、人就栽进去，然后再押一拨人上来……有几个“机灵的”没等鬼子刺刀扎上就往坑里跳，鬼子就向坑里填土，生生把他们活埋了。
俞二算盘的哥哥“俞大算盘”也和鬼子在一起，看见王三官来了就问：“村子里藏着有支那兵没有？”
王三官知道他问的是国军，连忙摇头。
又问：“有枪没有？赶紧交出来”
枪支倒是有。保丁配备了几杆“土压五”、前些天还抢了两枝汉阳造，因为怕惹祸，都丢到井里去了，王三官答应“马上捞出来，全部上缴”。
这时候来了个日本官，指着高粱地“咿哩哇啦”一通吼叫，意思是要那里面的人赶紧出来。俞大算盘也催着王三官去喊人，不过还是悄悄交待了一句：“女人藏着，别出来”。
回到大洼村，村子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鸡毛、猪头和牲畜的毛皮身子随处可见。小鬼子吃鸡只吃腿、撕下鸡腿烤着吃，杀猪只要肉，用铡刀把猪砍死、割下几块肉挑在枪上，别的就不要了。
王三官家的耕牛也被杀了、牛屁股上的肉被切去了两块。院子里满是破碗烂瓷，粮食、被褥、衣服弄的乱七八糟，墙上还写着几个字：“大日本皇军在此路过，昭和十九年”。
这帮鬼子，有柴草不用，把各家的纺车、桌椅板凳拿来烧水做饭，吃饱喝足之后就在面缸里、灶台上拉屎撒尿，真是可恶至极。看见老百姓回村，一帮鬼子又兴奋起来，跑到路口比划下流动作，嘴里嚷着：“花姑娘的，塞古塞古”，等发现回来的人不是大老爷们就是老太太，顿时气急败坏：“哭啦，八格牙路”。
一个大胡子日本兵拿着根硬木秤杆，见人就打。那时候，豫中的男人大都剃着光头，秤杆敲在脑袋上“噼啪噼啪”的响，逗得其他鬼子哈哈大笑。打到罗大扁担头上，秤杆断了，鬼子兵就端着刺刀在他头顶上来回猛挫，老头的头皮刺烂了，鲜血顺着脖子往下流。人们又气又怕，可是谁也不敢反抗。
王三官的心里一阵阵的痛，他明白：从今以后，要当亡国奴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王三官娶亲了，新娘子姓谢，是保和乡卸甲店人，比他小十岁。
他依然是十六保的保长，罗小扁担也还是他的副手，只有俞二算盘到县里做事去了，他哥哥“俞大算盘”在日本人开办的“大信公司”里当总办，捎带着把一家人都弄到县城里“做官享福”。
王三官没有享福的运气。日本人在县城东南的望城岗建造飞机场，同时还加固城墙、维修公路、垒筑碉堡、开挖壕沟，征用大量民夫。保长的任务是召集青壮劳力替鬼子干活，这让王三官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农历十月十五，是下元水官“洞阴大帝”的生日。
水官是主管“解厄”的，往年这时候，人们都要到三官庙来祈求消灾，可今年却办不成了，大洼村的三官庙已经被日本人拆掉，砖头和木料都拿去修了炮楼。“洞阴大帝”连自己的灾祸都不能免，当然也就更帮不上凡人的忙了。
这天，罗小扁担倒是挺高兴的，一大清早就满世界嚷嚷：“屎壳郎掉进面缸里，又是个白胖小子！”——他老婆的本事大，还真的给他生了个“土豆”。
王三官打发新媳妇到罗家帮忙，顺便通知罗小扁担今天不用干活，他自己带民夫出工就行了。
民夫出工一定要有人带队，不然的话，鬼子看见四五个人走在一起就会开枪。
向据点行进的路上，王三官走在前头，胳膊上戴着写有“保和乡十六保”的袖箍，手里举着膏药小旗——这是白天的道具。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得打着灯笼、手敲小锣，一路走一路喊：“平安喽，没事喽……”
自从修起了炮楼，稀哩糊涂被打死的人太多了。王三官的岳父是个裁缝，每天夹着布包袱、走村窜户的招揽生意，有次经过据点的时候脚步快了点，炮楼顶上的日本人起了疑心、冲着他一阵喊叫，裁缝听不明白，就想从包袱里把“良民证”掏出来，鬼子见他的手往掖下摸，立刻开枪，当场把他给打死了。从那以后，王三官每次出门都要提醒大家：“手直点、头低点，遇见鬼子走慢点”。
民夫的集合地点在尹集，据点前的哨卡是个要命的关口。
王三官远远就把手举得高高的，一手挥舞膏药旗、一手拿着香烟，走到跟前鞠个躬，先说：“太君，我们是苦力”，然后递上烟卷，算是“心交心交的”——这是规矩，每次都要给鬼子送点东西，如果不“心交”、他就发脾气打人。
进了据点就排队，等日本人来派工。
管工的军曹个子很矮、样子很丑，不象个当兵的。也许正是怕别人蔑视他，他就用更加凶恶、更加残暴的行为来表现自己的勇猛，几个月里，各乡的“苦力”被这个名叫勾口右京的矮鬼子打死了十多个，打伤打残的更是不计其数（抗战胜利后，好多人都想找勾口右京报仇，可惜让他跑掉了）。
勾口右京指挥民工就象带兵一样。先点验人数，然后喊口令：“列子开”(立正)！——“西塔里母开西塔里”！(向左转)——“马野撕卖”（开步走)……大队人马就出发，一路上还不停地催促：“合牙苦、合牙苦”（快点），稍不留神，大棒子就打过来了。
按规矩，民夫干活，保长也要跟着监工。可这一天王三官却没去，他要去县城办事。
亡国奴
44年5月，鬼子进了舞阳县。
一直到6月份，日本人都忙着在平汉铁路南边打仗，没有到乡下来。倒是时不时能见到掉队的国军官兵到村里面讨吃的，这些败兵早已没有了先前的威风，被老百姓又打又骂，弄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豫中战役期间，随着国民党军一败涂地，豫中和豫西连续发生民众围攻、劫杀国军败兵的事件——史称“河南民变”）
蔡志兰在大洼村住了好些天，王三官的母亲认她做了干女儿。虽然大家对这个死里逃生的女孩儿很客气，但她还是急着要走，她坚持认为日本人一定会到乡下来、坚决要在鬼子到来之前就离开这里，王家人说了许多挽留的话也没有用。
蔡志兰的家乡在西南大后方的贵州，而这时候南边还在打仗（豫湘桂会战），想要回家就只有向西北走——经豫西到山西、陕西，再转道四川和贵州——这一路可不容易，即使一切顺利也要走上大半年。
于是，王家忙着给她准备上路的东西，除了吃的用的，还要做几件衣服。王三官是开染坊的，布料不用愁，可蔡志兰却不会针线活，只好请姐姐帮忙。
王三官的姐夫死了，姐姐这时正带着孩子在娘家避难。
五月二号那天，日军轰炸了舞阳县城。飞机来的时候，好多人都跑出去看稀奇，王三官的姐夫说：“荒唐，有什么好看的”，就躺在床上睡大觉。
天上总共来了两架飞机，个头都不大。有人说：“不怕不怕，这飞机是公的”，意思是小飞机不会丢炸弹。可没想到鬼子的“公飞机”也能下蛋，转了一圈就扔下几个黑乎乎的东西，轰隆隆的爆炸了。
有颗炸弹落到王三官姐姐的家里，没响，可那个铁疙瘩穿透屋顶直砸下来，正掉在他姐夫的肚皮上……姐夫在世的时候发了笔横财，姐姐怕婆家的人分财产，刚办理完后事就收拾细软跑回娘家来了。
这会儿，姐姐一边做衣服、一边和蔡志兰闲聊天。
“妹子，你在军队里，手下管的是女兵呀？还是有男的？”
“我是医助，不带兵的”，蔡志兰笑了。
“啊呀，没有兵还算是什么官。你一个姑娘家，大老远的跑出来，图的是个啥呀？”
“为了民族救亡，为了我们国家”
“哎哟，又是民族、国家，县长才爱讲这样的话”，姐姐撇了撇嘴：“你姐夫说过，禹县长一讲民族啊、国家啊，不是骗人钱财就是要人送命”
“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危难关头，要靠大家来救亡啊！”蔡志兰认真地争辩着。
“傻瓜，别信这个。骗人的时候才说‘我们国家’呢，等交完钱送了命，我们还是我们、国家还是国家”，姐姐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
“怎么能这样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起来挽救我们的国家，大家要亡国的呀”
“瞧你说的，亡国不亡国，不过是换一拨当官的。庄稼还在地里长，老百姓还是老百姓”
“你……你愿意做亡国奴，我可不愿意！”蔡志兰急得脸通红：“凭你怎么说，我不当亡国奴，凭你怎么样，就是不能当亡国奴！”说着就哭了起来。
姐姐原本是闲聊，却没想到却把干妹子惹哭了，不禁觉得好笑：“好吧好吧，你不愿当亡国奴，我也不当了。过来试试衣服，穿上新衣裳、赶紧挽救我们的国家去吧！”
蔡志兰这才破涕为笑。
两个女人的谈话，王三官一直在旁边听着。
以经验而言，他比较同意姐姐的观点。因为现实的事例就在面前摆着：平时成天把“民族大业”、“抗日救国”挂在嘴上的舞阳县长禹升联，遇到日本飞机扔炸弹，立刻就跑不见了，临走时还带走了政府的公款，搞得公务员的薪水和死难者的抚恤金都没有办法支付（48年，禹升联曾经再度担任舞阳县长）；同样，成天标榜“救国”、动不动就威胁要“处置汉奸”的民团团总关震亚、尚振华，一见到日本人立马就投降了，当上“绥靖一师”的正副师长，自己先做了汉奸。
蔡志兰的话虽然很诚恳，但政府和军队的所作所为却使她的说法很难具有说服力。她之所以急得哭起来，也是因为实在找不到什么证据能够赢得老百姓的信任，爱国的初衷和现实的后果竟然如此矛盾，连她自己也感到困惑难堪、无法解释。
但是，她的话仍然对王三官有所触动。
王三官是个中庸的人，天性不愿伤害任何人。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恪守本分、每个人都能平安快乐，甚至希望这世界可以永远一成不变，可事实上却难以做到。这半年多的保长生涯使他如履薄冰，而即将面对的现实就更让他惶恐不安——日本人来了，他们会做什么？真的如蔡志兰所说，要当亡国奴了？那么，亡国奴的生活和原先有什么不同、到底有多可怕？这一切，他不知道。他很想知道、却又很怕知道。
王三官的胆量不大，却也并不比别人胆小，只是在他的人生哲学中，“天命性道”的成分远胜过“舍生取义”。他不愿意去冒险，但蔡志兰刚才提到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仍然给了他极大的震动，虽然他不能象这女孩子一样的背井离乡、奔赴国难，但他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一个正派人应该奉行的原则。
可是，该怎样救国救民呢？是象禹升联县长那样？是象披着黑斗篷的师长那样？是象那几个被罗小扁担杀掉的国军士兵一样？还是象眼前这位哭哭涕涕的女军官一样……这都不是办法啊。
或者，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也是一种求得平安的选择？
“管他呢，事事让三分、海阔天空，以前一直是这么做的，今后还是这么办吧”。王三官心想，也许，亡国奴的滋味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可怕。
蔡志兰离开大洼村的第二天，日本鬼子来了。
中午的时候，东面的山坡上出现一大堆人，不象是逃难的群众，但分辨不出是在做什么，这让大家有些摸不着头脑。接着，从南面也来了队伍，前面的骑着马，后面跟着一串步枪和机枪，穿的是米黄色衣服——日本人！
老百姓惊慌起来。六月份，地里的玉米刚拔节，只有村东的一片“草高粱”（当饲料用的大高粱）可以藏人，于是大洼村的男女老少都拼命往这一小块青纱帐里钻。男人们牵着牲口、女人们拿着行李，蹲在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出。
过了不一会，高粱地外有人嚷：“都出来吧，早看见你们了，还躲什么呢”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敢动。外面又喊了：“保长出来！王三官先出来！不然就开枪了”
“这是谁啊？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王三官犹豫着站起来。
姐姐一手抱着个座钟、一手扯着他的裤腿，不让他出去。可不出去又怎么行？，人家要开枪了。
地头上站着几个穿绸缎衣服的人，领头的拎着把盒子炮，原来是先前的土匪头子、外号“山连山”的崔巍。他对王三官笑了笑，算是打了个招呼。
王三官跟着他向东面的山坡走。到了这里才看见，坡上站着一群青壮年，都被绳子捆着、拴成一串，日本兵把几个人推到一个大坑旁边，用刺刀一捅、人就栽进去，然后再押一拨人上来……有几个“机灵的”没等鬼子刺刀扎上就往坑里跳，鬼子就向坑里填土，生生把他们活埋了。
俞二算盘的哥哥“俞大算盘”也和鬼子在一起，看见王三官来了就问：“村子里藏着有支那兵没有？”
王三官知道他问的是国军，连忙摇头。
又问：“有枪没有？赶紧交出来”
枪支倒是有。保丁配备了几杆“土压五”、前些天还抢了两枝汉阳造，因为怕惹祸，都丢到井里去了，王三官答应“马上捞出来，全部上缴”。
这时候来了个日本官，指着高粱地“咿哩哇啦”一通吼叫，意思是要那里面的人赶紧出来。俞大算盘也催着王三官去喊人，不过还是悄悄交待了一句：“女人藏着，别出来”。
回到大洼村，村子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鸡毛、猪头和牲畜的毛皮身子随处可见。小鬼子吃鸡只吃腿、撕下鸡腿烤着吃，杀猪只要肉，用铡刀把猪砍死、割下几块肉挑在枪上，别的就不要了。
王三官家的耕牛也被杀了、牛屁股上的肉被切去了两块。院子里满是破碗烂瓷，粮食、被褥、衣服弄的乱七八糟，墙上还写着几个字：“大日本皇军在此路过，昭和十九年”。
这帮鬼子，有柴草不用，把各家的纺车、桌椅板凳拿来烧水做饭，吃饱喝足之后就在面缸里、灶台上拉屎撒尿，真是可恶至极。看见老百姓回村，一帮鬼子又兴奋起来，跑到路口比划下流动作，嘴里嚷着：“花姑娘的，塞古塞古”，等发现回来的人不是大老爷们就是老太太，顿时气急败坏：“哭啦，八格牙路”。
一个大胡子日本兵拿着根硬木秤杆，见人就打。那时候，豫中的男人大都剃着光头，秤杆敲在脑袋上“噼啪噼啪”的响，逗得其他鬼子哈哈大笑。打到罗大扁担头上，秤杆断了，鬼子兵就端着刺刀在他头顶上来回猛挫，老头的头皮刺烂了，鲜血顺着脖子往下流。人们又气又怕，可是谁也不敢反抗。
王三官的心里一阵阵的痛，他明白：从今以后，要当亡国奴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王三官娶亲了，新娘子姓谢，是保和乡卸甲店人，比他小十岁。
他依然是十六保的保长，罗小扁担也还是他的副手，只有俞二算盘到县里做事去了，他哥哥“俞大算盘”在日本人开办的“大信公司”里当总办，捎带着把一家人都弄到县城里“做官享福”。
王三官没有享福的运气。日本人在县城东南的望城岗建造飞机场，同时还加固城墙、维修公路、垒筑碉堡、开挖壕沟，征用大量民夫。保长的任务是召集青壮劳力替鬼子干活，这让王三官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农历十月十五，是下元水官“洞阴大帝”的生日。
水官是主管“解厄”的，往年这时候，人们都要到三官庙来祈求消灾，可今年却办不成了，大洼村的三官庙已经被日本人拆掉，砖头和木料都拿去修了炮楼。“洞阴大帝”连自己的灾祸都不能免，当然也就更帮不上凡人的忙了。
这天，罗小扁担倒是挺高兴的，一大清早就满世界嚷嚷：“屎壳郎掉进面缸里，又是个白胖小子！”——他老婆的本事大，还真的给他生了个“土豆”。
王三官打发新媳妇到罗家帮忙，顺便通知罗小扁担今天不用干活，他自己带民夫出工就行了。
民夫出工一定要有人带队，不然的话，鬼子看见四五个人走在一起就会开枪。
向据点行进的路上，王三官走在前头，胳膊上戴着写有“保和乡十六保”的袖箍，手里举着膏药小旗——这是白天的道具。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得打着灯笼、手敲小锣，一路走一路喊：“平安喽，没事喽……”
自从修起了炮楼，稀哩糊涂被打死的人太多了。王三官的岳父是个裁缝，每天夹着布包袱、走村窜户的招揽生意，有次经过据点的时候脚步快了点，炮楼顶上的日本人起了疑心、冲着他一阵喊叫，裁缝听不明白，就想从包袱里把“良民证”掏出来，鬼子见他的手往掖下摸，立刻开枪，当场把他给打死了。从那以后，王三官每次出门都要提醒大家：“手直点、头低点，遇见鬼子走慢点”。
民夫的集合地点在尹集，据点前的哨卡是个要命的关口。
王三官远远就把手举得高高的，一手挥舞膏药旗、一手拿着香烟，走到跟前鞠个躬，先说：“太君，我们是苦力”，然后递上烟卷，算是“心交心交的”——这是规矩，每次都要给鬼子送点东西，如果不“心交”、他就发脾气打人。
进了据点就排队，等日本人来派工。
管工的军曹个子很矮、样子很丑，不象个当兵的。也许正是怕别人蔑视他，他就用更加凶恶、更加残暴的行为来表现自己的勇猛，几个月里，各乡的“苦力”被这个名叫勾口右京的矮鬼子打死了十多个，打伤打残的更是不计其数（抗战胜利后，好多人都想找勾口右京报仇，可惜让他跑掉了）。
勾口右京指挥民工就象带兵一样。先点验人数，然后喊口令：“列子开”(立正)！——“西塔里母开西塔里”！(向左转)——“马野撕卖”（开步走)……大队人马就出发，一路上还不停地催促：“合牙苦、合牙苦”（快点），稍不留神，大棒子就打过来了。
按规矩，民夫干活，保长也要跟着监工。可这一天王三官却没去，他要去县城办事。
好人王三官（四，补）
王三官去县城，是想把十六保的几个村民保出来。
舞阳县维持会成立以后，保和乡一带被划为“模范治安区”，是最先被要求办理“良民证”的地方。这良民证是两面对折起来的小纸片，一边写着姓名、年龄、住址、职业，另一边贴照片、摁手指印。鬼子的要求是每个村民都必须照相办证，可问题就出在这照片上了。
那时候的河南农村，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照过相。且不论忌讳照相“丢了魂”，就是这每张照片十元钱（储备券）的“照相费”就叫人开销不起。所以，好多人都采取了一家只办一张证、几兄弟合用一个证的办法，谁出门谁就揣着良民证。
这办法平时胡乱应付还将就，可遇到大检查就没戏了。前两天，游击队打死了鬼子兵，日军立即拦住路口盘查过往行人，结果，十六保有三个村民的良民证露了馅，被抓到县城关了起来。
王三官进县城，先去求俞二算盘帮忙。
俞家兄弟如今在日本人手下当差，说起话来也是拿腔拿调的：“虽说是乡里乡亲，可也难保是不是游击队的探子，真让我做难呢”
王保长赶紧陪笑脸：“哪里会是探子，无非是相片对不上、证件不合规矩，这都是因为穷嘛。别说他们了，就连我也是头一次照相”
俞二算盘乐了：“真是的，要不是为了办良民证，我也没开过这洋荤”
王三官趁他高兴，连忙把篓子里的二十斤猪油拿出来：“俞先生在城里生活也不易，一点小意思，瓜子不大是个心。麻烦你好歹把事情给熄灭了”
俞二算盘这才说：“不是外人，别害怕。我去便衣队听个信，你就放心吧”
下午，俞二算盘回来说：“成了，带上手印，跟我去领人”
舞阳县的看守所在西大街（现在的舞阳文化站），院子中间蹲着大狼狗。关在牢里的人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样子凄惨极了。十六保的三个村民看见保长就咧着嘴巴哭，牢里的其他人有的哀求“把我也保出去吧”，有的说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请好心人给家里捎个口信”……
办完手续，领着人出来，在大门口正遇上“山连山”崔巍。这家伙先是愣了愣，接着就笑起来：“巧了，我还想抓你呢，你倒送上门了”，王三官这时也看见五花大绑的罗小扁担被拖进了看守所，顿时就懵了。
原来，这天上午，一伙日伪军从大洼村外路过，别人都往东南方向走了，却有个鬼子兵脱离队伍、跑到村里来“发癫”。他先是把“王翘鼻子”的媳妇追得满村跑，后来实在撵不上了，一扭头就钻进了罗家。
罗小扁担的老婆刚生了孩子，好些女人都在那里帮忙。鬼子突然间冲进去，屋里顿时炸了锅，老婆媳妇东躲西藏、日本鬼子上窜下跳，折腾得鬼哭狼嚎、乱七八糟。外面的罗小扁担再也忍不住了，喊一声：“这畜生，不让咱活了！”，拎起院子里的铁锹冲进去，搂头就打。
可是，屋里的人太多、铁锹施展不开。才打了几下，小鬼子就带着伤跑了出去，守住院子向屋里开枪，子弹穿过窗子飞进来，把缩在炕上的罗小扁担老婆和王三官的新娘子都打死了。
没过多久，鬼子兵和便衣队也闻声赶来，一把火烧了罗家的房子。金豆、铁豆和刚出生的小土豆都被关在屋里烧死了，罗小扁担被打得皮开肉绽、押到县城等候处决。
按“保甲连坐”的规定，管事犯事，保长要负连带责任，罗小扁担活不成，王三官也被关进了死牢。俞二算盘吓得面无人色，他要不是到城里当差，这回也得跟着送命。
罗小扁担的腿断了，露出白森森的骨头岔子，神智也有些不清楚了，一会儿哭一会儿骂。清醒的时候，要么说：“保长啊对不起，我把你老婆害死了，把你也害了”，要么就骂：“王三官，你这个笨蛋，为什么把我的枪收缴了？要不然，我今天非打死几个小鬼子不可……”
王三官欲哭无泪。
天黑的时候，死牢里的人被押到“五二部队”的营地，这里原先是个书院（解放后的舞阳县中心粮店），院子外边的操场就是行刑的地方。
那时候，舞阳县城里的日本驻军很多，除了“五二部队”，还有“四七部队”、“五八部队”、“红部队”，弄不清是什么编制，反正都属于第37师团。日军中有老兵，也有没打过仗的新兵，鬼子就用中国人“练手”，让新兵拿刺刀捅人来提升胆量。
操场上立着四根柱子，相互间隔五米左右，罗小扁担和另外三个人被蒙着眼睛、绑在柱子上。操场边有一群日本兵，四个人一组、站成好多排，都端步枪、插着明晃晃的刺刀。当官的把小旗一挥，当兵的就一拨接一拨地往上扑，这个捅完了那个捅，把柱子上的人扎得不成样子。每次杀人之前，日本教官都要先比划一下，杀过之后还要点评一番，鬼子们哄笑着，完全不把柱子上的生命当回事。
面临死亡，王三官并不害怕，他只是感觉到几分沮丧——这样的任人宰杀，就是亡国奴的滋味啊——想起蔡志兰临走时说的话，“我不当亡国奴，凭你怎么样，就是不能当亡国奴！”，心里不由得好一阵懊恼：大老爷们的见识还不如一个女孩儿，事到如今，又能怪谁呢。
接连杀了两批人，王三官估摸着快轮到自己了。
就在这时，外面跑来一个日本娘们，嘴里喊着：“乔都吗代（等一等），王保长的有？”
和这女人一起的还有个名叫柳赖的日本浪人，这家伙不是什么好鸟，在县城开办“警察训练班”，是便衣队的头子。可是，柳赖跟日本军官叽里咕噜一番，鬼子居然就把王三官给放了，那日本娘们还过来鞠躬，请王保长去“敷啦敷啦”。
王三官莫名其妙拣回了一条命，虽然不懂这“敷啦敷啦”是啥意思，但比起“死啦死啦”肯定要舒服一些。他弄不明白，这日本女人为什么要救他？
舞阳城北大街有个日本“慰安所”，平时，王三官从没想过要看那里一眼。可现在，这女人带着他走了进去，还准备好“热汤”、要帮他洗澡，原来所谓“敷啦敷啦”，是这么个玩意。
王三官既害羞又害怕，死活不肯在这日本女人面前脱衣服，那女人急了，悄声说：“王先生，您别担心，我也是中国人”。
事情是这样的。
吃晚饭的时候，“大信公司”在慰安所旁边的饭店里宴请贵宾。“大信公司”是日本人借商贸名义开办的特务机构，隶属于郑州的12军军部，今天的客人是总经理重本仪一的亲戚、日军骑兵第四旅团的吉田大佐。
席间，吉田大佐说到41年日军从舞阳县撤退的时候，他的战马和几个部下的尸体没来得及运走，可这次去大洼村附近重游，发现士兵和马匹早已被掩埋好了，还立上了坟标，不知是哪位“义士”所为……
陪坐的“俞大算盘”正好知道这件事，立刻报告这是王三官干的，还说他现在已经被便衣队抓起来、马上就要没命了。当时，便衣队的柳赖也在酒桌上，重本仪一当即派他去刑场看看，如果人还活着，先送去“敷啦”一下、再带到饭馆里来见面。
柳赖知道，在死囚牢里呆过的人，即使没死也一定很埋汰，所以他直接叫了个慰安妇跟着去刑场。舞阳县“慰安所”里有四五十个慰安妇，大多是从北平、保定抓来的女青年，日军强迫她们穿和服、说日语，所以外人还以为她们是日本女子。给王三官洗澡的这位，以前是保定女子中学的学生，两年前就被鬼子“征用”了，最近才随军到了舞阳。
便衣队的人给王三官准备了一套新行头，硬底鞋子、瓜皮帽，斜纹洋布的衣服裤子、上下一身青。质量不错，可王保长却觉得穿起来浑身的别扭。
来到饭店包间，俞大算盘大呼小叫：“恭喜兄弟了，大难不死、还享受了艳福，真是好人有好报啊。快来谢谢各位太君！”。
王三官挨个给鬼子们敬酒，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酒桌上的人都以为他是喜极而泣，纷纷开怀狂笑，可是，只有王三官自己清楚，他是为了亡国奴而哭。
他哭被打死在炕头的新婚妻子是亡国奴，哭被烧死在家里的金豆铁豆土豆是亡国奴，哭被刺刀捅死的罗小扁担是亡国奴，哭在慰安所里受侮辱的说日本话的女学生是亡国奴，哭这个没羞没臊的俞大算盘是亡国奴，更哭自己也成了个亡国奴。
他哭，是因为不知道这亡国奴还要当多久，不知道怎样才能不再当亡国奴？
王三官去县城，是想把十六保的几个村民保出来。
舞阳县维持会成立以后，保和乡一带被划为“模范治安区”，是最先被要求办理“良民证”的地方。这良民证是两面对折起来的小纸片，一边写着姓名、年龄、住址、职业，另一边贴照片、摁手指印。鬼子的要求是每个村民都必须照相办证，可问题就出在这照片上了。
那时候的河南农村，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照过相。且不论忌讳照相“丢了魂”，就是这每张照片十元钱（储备券）的“照相费”就叫人开销不起。所以，好多人都采取了一家只办一张证、几兄弟合用一个证的办法，谁出门谁就揣着良民证。
这办法平时胡乱应付还将就，可遇到大检查就没戏了。前两天，游击队打死了鬼子兵，日军立即拦住路口盘查过往行人，结果，十六保有三个村民的良民证露了馅，被抓到县城关了起来。
王三官进县城，先去求俞二算盘帮忙。
俞家兄弟如今在日本人手下当差，说起话来也是拿腔拿调的：“虽说是乡里乡亲，可也难保是不是游击队的探子，真让我做难呢”
王保长赶紧陪笑脸：“哪里会是探子，无非是相片对不上、证件不合规矩，这都是因为穷嘛。别说他们了，就连我也是头一次照相”
俞二算盘乐了：“真是的，要不是为了办良民证，我也没开过这洋荤”
王三官趁他高兴，连忙把篓子里的二十斤猪油拿出来：“俞先生在城里生活也不易，一点小意思，瓜子不大是个心。麻烦你好歹把事情给熄灭了”
俞二算盘这才说：“不是外人，别害怕。我去便衣队听个信，你就放心吧”
下午，俞二算盘回来说：“成了，带上手印，跟我去领人”
舞阳县的看守所在西大街（现在的舞阳文化站），院子中间蹲着大狼狗。关在牢里的人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样子凄惨极了。十六保的三个村民看见保长就咧着嘴巴哭，牢里的其他人有的哀求“把我也保出去吧”，有的说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请好心人给家里捎个口信”……
办完手续，领着人出来，在大门口正遇上“山连山”崔巍。这家伙先是愣了愣，接着就笑起来：“巧了，我还想抓你呢，你倒送上门了”，王三官这时也看见五花大绑的罗小扁担被拖进了看守所，顿时就懵了。
原来，这天上午，一伙日伪军从大洼村外路过，别人都往东南方向走了，却有个鬼子兵脱离队伍、跑到村里来“发癫”。他先是把“王翘鼻子”的媳妇追得满村跑，后来实在撵不上了，一扭头就钻进了罗家。
罗小扁担的老婆刚生了孩子，好些女人都在那里帮忙。鬼子突然间冲进去，屋里顿时炸了锅，老婆媳妇东躲西藏、日本鬼子上窜下跳，折腾得鬼哭狼嚎、乱七八糟。外面的罗小扁担再也忍不住了，喊一声：“这畜生，不让咱活了！”，拎起院子里的铁锹冲进去，搂头就打。
可是，屋里的人太多、铁锹施展不开。才打了几下，小鬼子就带着伤跑了出去，守住院子向屋里开枪，子弹穿过窗子飞进来，把缩在炕上的罗小扁担老婆和王三官的新娘子都打死了。
没过多久，鬼子兵和便衣队也闻声赶来，一把火烧了罗家的房子。金豆、铁豆和刚出生的小土豆都被关在屋里烧死了，罗小扁担被打得皮开肉绽、押到县城等候处决。
按“保甲连坐”的规定，管事犯事，保长要负连带责任，罗小扁担活不成，王三官也被关进了死牢。俞二算盘吓得面无人色，他要不是到城里当差，这回也得跟着送命。
罗小扁担的腿断了，露出白森森的骨头岔子，神智也有些不清楚了，一会儿哭一会儿骂。清醒的时候，要么说：“保长啊对不起，我把你老婆害死了，把你也害了”，要么就骂：“王三官，你这个笨蛋，为什么把我的枪收缴了？要不然，我今天非打死几个小鬼子不可……”
王三官欲哭无泪。
天黑的时候，死牢里的人被押到“五二部队”的营地，这里原先是个书院（解放后的舞阳县中心粮店），院子外边的操场就是行刑的地方。
那时候，舞阳县城里的日本驻军很多，除了“五二部队”，还有“四七部队”、“五八部队”、“红部队”，弄不清是什么编制，反正都属于第37师团。日军中有老兵，也有没打过仗的新兵，鬼子就用中国人“练手”，让新兵拿刺刀捅人来提升胆量。
操场上立着四根柱子，相互间隔五米左右，罗小扁担和另外三个人被蒙着眼睛、绑在柱子上。操场边有一群日本兵，四个人一组、站成好多排，都端步枪、插着明晃晃的刺刀。当官的把小旗一挥，当兵的就一拨接一拨地往上扑，这个捅完了那个捅，把柱子上的人扎得不成样子。每次杀人之前，日本教官都要先比划一下，杀过之后还要点评一番，鬼子们哄笑着，完全不把柱子上的生命当回事。
面临死亡，王三官并不害怕，他只是感觉到几分沮丧——这样的任人宰杀，就是亡国奴的滋味啊——想起蔡志兰临走时说的话，“我不当亡国奴，凭你怎么样，就是不能当亡国奴！”，心里不由得好一阵懊恼：大老爷们的见识还不如一个女孩儿，事到如今，又能怪谁呢。
接连杀了两批人，王三官估摸着快轮到自己了。
就在这时，外面跑来一个日本娘们，嘴里喊着：“乔都吗代（等一等），王保长的有？”
和这女人一起的还有个名叫柳赖的日本浪人，这家伙不是什么好鸟，在县城开办“警察训练班”，是便衣队的头子。可是，柳赖跟日本军官叽里咕噜一番，鬼子居然就把王三官给放了，那日本娘们还过来鞠躬，请王保长去“敷啦敷啦”。
王三官莫名其妙拣回了一条命，虽然不懂这“敷啦敷啦”是啥意思，但比起“死啦死啦”肯定要舒服一些。他弄不明白，这日本女人为什么要救他？
舞阳城北大街有个日本“慰安所”，平时，王三官从没想过要看那里一眼。可现在，这女人带着他走了进去，还准备好“热汤”、要帮他洗澡，原来所谓“敷啦敷啦”，是这么个玩意。
王三官既害羞又害怕，死活不肯在这日本女人面前脱衣服，那女人急了，悄声说：“王先生，您别担心，我也是中国人”。
事情是这样的。
吃晚饭的时候，“大信公司”在慰安所旁边的饭店里宴请贵宾。“大信公司”是日本人借商贸名义开办的特务机构，隶属于郑州的12军军部，今天的客人是总经理重本仪一的亲戚、日军骑兵第四旅团的吉田大佐。
席间，吉田大佐说到41年日军从舞阳县撤退的时候，他的战马和几个部下的尸体没来得及运走，可这次去大洼村附近重游，发现士兵和马匹早已被掩埋好了，还立上了坟标，不知是哪位“义士”所为……
陪坐的“俞大算盘”正好知道这件事，立刻报告这是王三官干的，还说他现在已经被便衣队抓起来、马上就要没命了。当时，便衣队的柳赖也在酒桌上，重本仪一当即派他去刑场看看，如果人还活着，先送去“敷啦”一下、再带到饭馆里来见面。
柳赖知道，在死囚牢里呆过的人，即使没死也一定很埋汰，所以他直接叫了个慰安妇跟着去刑场。舞阳县“慰安所”里有四五十个慰安妇，大多是从北平、保定抓来的女青年，日军强迫她们穿和服、说日语，所以外人还以为她们是日本女子。给王三官洗澡的这位，以前是保定女子中学的学生，两年前就被鬼子“征用”了，最近才随军到了舞阳。
便衣队的人给王三官准备了一套新行头，硬底鞋子、瓜皮帽，斜纹洋布的衣服裤子、上下一身青。质量不错，可王保长却觉得穿起来浑身的别扭。
来到饭店包间，俞大算盘大呼小叫：“恭喜兄弟了，大难不死、还享受了艳福，真是好人有好报啊。快来谢谢各位太君！”。
王三官挨个给鬼子们敬酒，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酒桌上的人都以为他是喜极而泣，纷纷开怀狂笑，可是，只有王三官自己清楚，他是为了亡国奴而哭。
他哭被打死在炕头的新婚妻子是亡国奴，哭被烧死在家里的金豆铁豆土豆是亡国奴，哭被刺刀捅死的罗小扁担是亡国奴，哭在慰安所里受侮辱的说日本话的女学生是亡国奴，哭这个没羞没臊的俞大算盘是亡国奴，更哭自己也成了个亡国奴。
他哭，是因为不知道这亡国奴还要当多久，不知道怎样才能不再当亡国奴？
好人王三官(五)
变红了
舞阳县的地形，总的说来是北低南高，从北边的北舞渡到县城是平原，再向南就逐渐进入山区，过了南山（今舞钢市）就是查岈山了。
（注：查岈山的“查”应该还有个“山”字旁，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字库里没这个字。反正这个“查岈山”就是58年的“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44年11月的一天，王三官听说查岈山来了共产党的军队。
那天下午，他从乡公所办事回来。正走在路上，前面一个人的包袱皮散开了，一摞纸掉下来，随即被风吹得到处乱飞。王三官也是好心，东奔西跑地帮他把散落的纸张拣回来，一低头就看见了纸上写的字：抗日宣言……
那人先是说了声谢谢，然后又说：“对不住了，要请你陪我走段路”。王保长看见人家的衣服底下露出的半截枪管，还有啥办法，只得乖乖地跟着走。
那人一路走、一路讲抗战的大好形势，还说：新四军的“挺进兵团”已经开辟了查岈山抗日根据地、马上就能和北边的八路军联起手来，舞阳境内的日本鬼子眼看就要被消灭、帝国主义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说得王三官满心欢喜。
接连过了几个路口，已经能望见山区了，那个共产党才说：“就送到这里，嗯？你不会转身就去报告吧”
王三官连忙保证：“您放一万个心，山不会碰头、人总要碰面的。我叫王缘道，都叫我王三官，家住大洼村，今天若是遇到了什么闪失，情管喊人找我算帐”
那人笑一笑，走了。
其实，王三官对共产党并不陌生。在这之前，他虽然没见过共产党的军队，却见过共产党的人。
抗战爆发的时候，舞阳县就有不少共产党，领头的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小青年邹屏（舞阳人，时任县委书记，建国后曾任冶金部矿山设计院院长），跟他一起的也都是些学生，他们成天搞演讲、贴标语、办报纸，还成立了“救国会”，有时也到乡下来做动员。
救国会的成员都是知识分子，村民们对他们讲的大道理半懂不懂。再加上这帮学生大多是官宦人家的子弟——王方明（北大学生）、刘丹岑（清华学生）、张茨山（北大学生）、效信趁（北大学生）、苗宝泰（清华学生）、史聘侯（河南师范学生）……家里都是舞阳县的名门士绅——所以，老百姓一直就没太弄明白这些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多大区别。
不明白也不要紧，反正国共合作了嘛。可没想到，国民党又突然翻了脸、连抓带杀的搞了大半年，于是舞阳县就再没见到共产党了（40年，舞阳县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皖南事变后全部撤往根据地）。
其实，王三官对共产党并没有特别的好感。在他的印象中，国民党爱打人，共产党爱训人，成天不是说这个“成问题”、就是说那个“没觉悟”，好象别人都不如他们；国民党不讲道理，共产党却太喜欢讲话，八字没一撇的事也能说得天花乱坠，手里没枪没炮、开口就是“胜过百万雄兵”，虽然口号喊得响，老百姓的心里却没底。
王三官曾经和共产党人闹过一点矛盾。38年的时候，刚从北平回来的王方明到大洼村做抗日动员，村民们听到一半就没了兴趣、跑到三官庙里烧香拜佛，王方明顿时急了、闹着要拆了三官庙，还说这是封建迷信，“供上全猪全羊也消灭不了日本鬼子”。王三官反驳说：“你不迷信自然有人信，等你打走了日本人再来拆庙也不迟”。
事到如今，王方明没能打走日本人，王三官的庙也被鬼子拆掉了，迷信不迷信都没用。
听说共产党到了查岈山，王三官当时高兴了一阵，但随即又沮丧起来：国军的那么多队伍都挡不住日本人，八路军新四军又能有什么办法，那个人讲述的美好前景，不过是吹牛罢了。
年底的时候，有消息说“效信趁支队”打垮了史聘侯的保安大队，新任县长刘馨吾请八十九军的“突击团”来帮忙，国军和新四军在南山打起来了——效信趁原本就是共产党，他当新四军的支队长是理所当然的。可史聘侯和刘馨吾原先都是他的好朋友，现在怎么就不能“以和为贵”、合起来打日本，偏偏要自己先干一仗呢？——王三官真是想不通。
没过几天，又听说国军打输了、刘馨吾县长也差点被抓住，新四军占领了南山九头崖，在尚店乡一带站住了脚。王三官心想：这共产党真是比以前厉害多了，前几年，政府说赶走就赶走，现在回来了，连国军都挡不住。
有天晚上，小洼村的一户人家生孩子，托王三官去请接生婆。
“三姑六婆”里分“药婆”和“稳婆”，其实，看妇女病的药婆子和接生孩子的稳婆子通常是一个人，有时候她们还兼着媒婆、神婆，反正是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按道理，村民生孩子不关保长的事，可现在不同了，鬼子一到天黑就戒严、发现路面上有人走动就开枪，所以，半夜里去请接生婆就必须劳动保长出面——打着“平安灯笼”、喊着“没事喽”过道沟过路口。要不然，小孩没生下来，大人反倒先送了命。
这类事情，王三官当然不能推辞，忙碌一番回到家里已是半夜三更了。
一进屋，看见地下铺着草，十多个当兵的坐在麦秸上休息，有的擦枪，有的补衣服，见到他就满面笑容地打招呼：“主人家回来啦”。
王三官顿时有些迷糊，哪里来的兵，这么和蔼客气，真是从没遇到过的事。他连忙对姐姐说：“怎么不请老总们上炕休息呢？还不赶紧去做饭？”
“他们都不愿意上炕，也不要我做饭，说是不能打扰老百姓……”
“老王，不必客气，我们身上尽是血污泥垢，在地上靠一靠就行了”，说话的正是前些日子在路上遇见的那个人。
原来，这人是舞阳县新来的县委书记，名叫苗宝泰。前几天，他带着“叶舞支队”的一个排到北边去办事，途中和鬼子遇上了，一伙人边打边跑、死伤了好些个，走到大洼村附近实在没力气过道沟了，就想起王三官的姓名地址，于是一路摸到他家来、打算休息一阵再走。
（注：
叶舞支队：由“效信趁支队”改编的地方部队，在叶县和舞阳县活动、受新四军五师“河南挺进兵团”指挥；
效信趁：舞阳人，北大法律系毕业，39年入党，曾任北舞渡区区长、叶舞支队支队长，河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秘书，46年在中原突围中牺牲；
苗宝泰：舞阳人，38年入党，曾任清华大学“民先”委员、中共舞阳县委书记、县长，建国后任辽宁省委党校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他代理辽宁大学革委会主任的时候收了个挺有名的学生，名叫张铁生）
王三官听说过苗宝泰的名声，他想把“县太爷”拉到炕上休息，可苗书记不愿意，只是问能不能赶紧找个医生来。
大洼村附近没有医生，只有罗大扁担因为练武术的原因、懂一些跌打损伤的医术。罗小扁担死了以后，老头一直住在村公所里，王三官就去把他叫来了。
见了伤员，罗老头觉得很为难：“我只接过骨头，没治过枪伤，不知道行不行”
新四军都说：“一定行的，你就大胆动手吧”
有位姓陈的排长，肩膀上吊着布条子，用块小木板将手臂托着：“我胳膊上的伤已经四天了，好象是一颗匣枪子弹打进去了没出来，你拿我先开刀，有事决不赖你”
“伤口治过了没有？”
“哪里有人治，先受伤的找块膏药贴上，后受伤的连膏药都没有呢”
既然如此，那就治吧，可受伤的战士有五个，而罗大扁担却没有伤药。王三官想了想：“我知道哪里有药”，说着就跑到生孩子的那一家，拎起稳婆的药篓子就走，老婆子追出来问：“保长，谁家又生孩子了吗？”，王保长哪里敢告诉她。
把药拿回家，罗大扁担朝篓子里看了看，眉头皱成一团：“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药？”
王三官说：“从接生婆那里”。
一屋子的人全乐了。
解开陈排长胳膊上缠着的布条，立刻就闻到一股腥臭的味道，撕开最里面一层的大膏药，发现由于先前裹得太紧不透气，伤口已经黑了、肌肉也开始腐烂。又看看伤口背面，果然没有穿透，子弹还在里面。
罗大扁担说：“必须把子弹取出来，不然的话，周围的好肉还得烂、这支胳膊也要废了。不过，你可要忍耐些才行啊”
“不怕的，你情管动手吧！”
先兑了两碗盐水给伤口消毒，然后就用一根铜针探进去找弹头。陈排长痛得浑身直哆嗦，却还是说：“不怕，不怕的”
铜针通进去两寸深，终于探到了子弹头，陈排长的脸上全是汗、衣服湿透了、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王三官帮着拨开伤口，罗老头用镊子夹住弹头、使劲往外拔，随着一股脓血向外喷出、子弹终于出来了。
陈排长疼得满脸鼻涕眼泪，却始终没有哼一声，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受这个手术，可真够刚强的。
罗大扁担拣出归尾、红花、儿茶……配成敷剂糊在伤口上，笑着说：“没办法，药婆的篓子里只有这些东西将就能用。不过，你遭的这份罪也和生个孩子差不多，算是一场大难了”
陈排长也笑：“子弹取出来就轻松了，马上就能打鬼子，让他们也遭回大难！”
那天晚上，几位伤员都得到了救治。
休息的时候，苗宝泰仔细询问大洼村周围的环境和县城里鬼子的情况，王三官一一做了解答。他也向苗书记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你们和史聘侯、刘馨吾原先在一起共过事，现在怎么不能好好商量，一定要打架呢？”
“我和刘丹岑是同学、王方明的哥哥也在国民党，彼此间并没有私仇。可是，我们要抗日，而国民党却宁愿把舞阳留给日本人也不让共产党进来、还调集部队围剿我们，这就犯了众怒！南山是查岈山进舞阳和叶县的路口，新四军商谈了多次，刘馨吾和史聘侯就是不肯借道，你说该打不该打？”
王三官就再没说什么。
（注：
刘丹岑：舞阳人，刘馨吾的弟弟，曾任中共舞阳“救国会”宣传股长，后脱党，时任国民党县保安团政训处主任；
王方明：舞阳人，大哥是国民党县长、二哥是舞阳县党部干事长。他本人38年加入共产党，时任舞阳县委副书记。后担任河南省军区干部科长，河南省体委副主任、党组书记；
史聘侯：舞阳人，曾任中共舞阳“救国会”干事，后脱党，时任国民党县保安大队长，被叶舞支队击毙）
变红了
舞阳县的地形，总的说来是北低南高，从北边的北舞渡到县城是平原，再向南就逐渐进入山区，过了南山（今舞钢市）就是查岈山了。
（注：查岈山的“查”应该还有个“山”字旁，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字库里没这个字。反正这个“查岈山”就是58年的“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44年11月的一天，王三官听说查岈山来了共产党的军队。
那天下午，他从乡公所办事回来。正走在路上，前面一个人的包袱皮散开了，一摞纸掉下来，随即被风吹得到处乱飞。王三官也是好心，东奔西跑地帮他把散落的纸张拣回来，一低头就看见了纸上写的字：抗日宣言……
那人先是说了声谢谢，然后又说：“对不住了，要请你陪我走段路”。王保长看见人家的衣服底下露出的半截枪管，还有啥办法，只得乖乖地跟着走。
那人一路走、一路讲抗战的大好形势，还说：新四军的“挺进兵团”已经开辟了查岈山抗日根据地、马上就能和北边的八路军联起手来，舞阳境内的日本鬼子眼看就要被消灭、帝国主义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说得王三官满心欢喜。
接连过了几个路口，已经能望见山区了，那个共产党才说：“就送到这里，嗯？你不会转身就去报告吧”
王三官连忙保证：“您放一万个心，山不会碰头、人总要碰面的。我叫王缘道，都叫我王三官，家住大洼村，今天若是遇到了什么闪失，情管喊人找我算帐”
那人笑一笑，走了。
其实，王三官对共产党并不陌生。在这之前，他虽然没见过共产党的军队，却见过共产党的人。
抗战爆发的时候，舞阳县就有不少共产党，领头的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小青年邹屏（舞阳人，时任县委书记，建国后曾任冶金部矿山设计院院长），跟他一起的也都是些学生，他们成天搞演讲、贴标语、办报纸，还成立了“救国会”，有时也到乡下来做动员。
救国会的成员都是知识分子，村民们对他们讲的大道理半懂不懂。再加上这帮学生大多是官宦人家的子弟——王方明（北大学生）、刘丹岑（清华学生）、张茨山（北大学生）、效信趁（北大学生）、苗宝泰（清华学生）、史聘侯（河南师范学生）……家里都是舞阳县的名门士绅——所以，老百姓一直就没太弄明白这些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多大区别。
不明白也不要紧，反正国共合作了嘛。可没想到，国民党又突然翻了脸、连抓带杀的搞了大半年，于是舞阳县就再没见到共产党了（40年，舞阳县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皖南事变后全部撤往根据地）。
其实，王三官对共产党并没有特别的好感。在他的印象中，国民党爱打人，共产党爱训人，成天不是说这个“成问题”、就是说那个“没觉悟”，好象别人都不如他们；国民党不讲道理，共产党却太喜欢讲话，八字没一撇的事也能说得天花乱坠，手里没枪没炮、开口就是“胜过百万雄兵”，虽然口号喊得响，老百姓的心里却没底。
王三官曾经和共产党人闹过一点矛盾。38年的时候，刚从北平回来的王方明到大洼村做抗日动员，村民们听到一半就没了兴趣、跑到三官庙里烧香拜佛，王方明顿时急了、闹着要拆了三官庙，还说这是封建迷信，“供上全猪全羊也消灭不了日本鬼子”。王三官反驳说：“你不迷信自然有人信，等你打走了日本人再来拆庙也不迟”。
事到如今，王方明没能打走日本人，王三官的庙也被鬼子拆掉了，迷信不迷信都没用。
听说共产党到了查岈山，王三官当时高兴了一阵，但随即又沮丧起来：国军的那么多队伍都挡不住日本人，八路军新四军又能有什么办法，那个人讲述的美好前景，不过是吹牛罢了。
年底的时候，有消息说“效信趁支队”打垮了史聘侯的保安大队，新任县长刘馨吾请八十九军的“突击团”来帮忙，国军和新四军在南山打起来了——效信趁原本就是共产党，他当新四军的支队长是理所当然的。可史聘侯和刘馨吾原先都是他的好朋友，现在怎么就不能“以和为贵”、合起来打日本，偏偏要自己先干一仗呢？——王三官真是想不通。
没过几天，又听说国军打输了、刘馨吾县长也差点被抓住，新四军占领了南山九头崖，在尚店乡一带站住了脚。王三官心想：这共产党真是比以前厉害多了，前几年，政府说赶走就赶走，现在回来了，连国军都挡不住。
有天晚上，小洼村的一户人家生孩子，托王三官去请接生婆。
“三姑六婆”里分“药婆”和“稳婆”，其实，看妇女病的药婆子和接生孩子的稳婆子通常是一个人，有时候她们还兼着媒婆、神婆，反正是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按道理，村民生孩子不关保长的事，可现在不同了，鬼子一到天黑就戒严、发现路面上有人走动就开枪，所以，半夜里去请接生婆就必须劳动保长出面——打着“平安灯笼”、喊着“没事喽”过道沟过路口。要不然，小孩没生下来，大人反倒先送了命。
这类事情，王三官当然不能推辞，忙碌一番回到家里已是半夜三更了。
一进屋，看见地下铺着草，十多个当兵的坐在麦秸上休息，有的擦枪，有的补衣服，见到他就满面笑容地打招呼：“主人家回来啦”。
王三官顿时有些迷糊，哪里来的兵，这么和蔼客气，真是从没遇到过的事。他连忙对姐姐说：“怎么不请老总们上炕休息呢？还不赶紧去做饭？”
“他们都不愿意上炕，也不要我做饭，说是不能打扰老百姓……”
“老王，不必客气，我们身上尽是血污泥垢，在地上靠一靠就行了”，说话的正是前些日子在路上遇见的那个人。
原来，这人是舞阳县新来的县委书记，名叫苗宝泰。前几天，他带着“叶舞支队”的一个排到北边去办事，途中和鬼子遇上了，一伙人边打边跑、死伤了好些个，走到大洼村附近实在没力气过道沟了，就想起王三官的姓名地址，于是一路摸到他家来、打算休息一阵再走。
（注：
叶舞支队：由“效信趁支队”改编的地方部队，在叶县和舞阳县活动、受新四军五师“河南挺进兵团”指挥；
效信趁：舞阳人，北大法律系毕业，39年入党，曾任北舞渡区区长、叶舞支队支队长，河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秘书，46年在中原突围中牺牲；
苗宝泰：舞阳人，38年入党，曾任清华大学“民先”委员、中共舞阳县委书记、县长，建国后任辽宁省委党校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他代理辽宁大学革委会主任的时候收了个挺有名的学生，名叫张铁生）
王三官听说过苗宝泰的名声，他想把“县太爷”拉到炕上休息，可苗书记不愿意，只是问能不能赶紧找个医生来。
大洼村附近没有医生，只有罗大扁担因为练武术的原因、懂一些跌打损伤的医术。罗小扁担死了以后，老头一直住在村公所里，王三官就去把他叫来了。
见了伤员，罗老头觉得很为难：“我只接过骨头，没治过枪伤，不知道行不行”
新四军都说：“一定行的，你就大胆动手吧”
有位姓陈的排长，肩膀上吊着布条子，用块小木板将手臂托着：“我胳膊上的伤已经四天了，好象是一颗匣枪子弹打进去了没出来，你拿我先开刀，有事决不赖你”
“伤口治过了没有？”
“哪里有人治，先受伤的找块膏药贴上，后受伤的连膏药都没有呢”
既然如此，那就治吧，可受伤的战士有五个，而罗大扁担却没有伤药。王三官想了想：“我知道哪里有药”，说着就跑到生孩子的那一家，拎起稳婆的药篓子就走，老婆子追出来问：“保长，谁家又生孩子了吗？”，王保长哪里敢告诉她。
把药拿回家，罗大扁担朝篓子里看了看，眉头皱成一团：“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药？”
王三官说：“从接生婆那里”。
一屋子的人全乐了。
解开陈排长胳膊上缠着的布条，立刻就闻到一股腥臭的味道，撕开最里面一层的大膏药，发现由于先前裹得太紧不透气，伤口已经黑了、肌肉也开始腐烂。又看看伤口背面，果然没有穿透，子弹还在里面。
罗大扁担说：“必须把子弹取出来，不然的话，周围的好肉还得烂、这支胳膊也要废了。不过，你可要忍耐些才行啊”
“不怕的，你情管动手吧！”
先兑了两碗盐水给伤口消毒，然后就用一根铜针探进去找弹头。陈排长痛得浑身直哆嗦，却还是说：“不怕，不怕的”
铜针通进去两寸深，终于探到了子弹头，陈排长的脸上全是汗、衣服湿透了、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王三官帮着拨开伤口，罗老头用镊子夹住弹头、使劲往外拔，随着一股脓血向外喷出、子弹终于出来了。
陈排长疼得满脸鼻涕眼泪，却始终没有哼一声，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受这个手术，可真够刚强的。
罗大扁担拣出归尾、红花、儿茶……配成敷剂糊在伤口上，笑着说：“没办法，药婆的篓子里只有这些东西将就能用。不过，你遭的这份罪也和生个孩子差不多，算是一场大难了”
陈排长也笑：“子弹取出来就轻松了，马上就能打鬼子，让他们也遭回大难！”
那天晚上，几位伤员都得到了救治。
休息的时候，苗宝泰仔细询问大洼村周围的环境和县城里鬼子的情况，王三官一一做了解答。他也向苗书记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你们和史聘侯、刘馨吾原先在一起共过事，现在怎么不能好好商量，一定要打架呢？”
“我和刘丹岑是同学、王方明的哥哥也在国民党，彼此间并没有私仇。可是，我们要抗日，而国民党却宁愿把舞阳留给日本人也不让共产党进来、还调集部队围剿我们，这就犯了众怒！南山是查岈山进舞阳和叶县的路口，新四军商谈了多次，刘馨吾和史聘侯就是不肯借道，你说该打不该打？”
王三官就再没说什么。
（注：
刘丹岑：舞阳人，刘馨吾的弟弟，曾任中共舞阳“救国会”宣传股长，后脱党，时任国民党县保安团政训处主任；
王方明：舞阳人，大哥是国民党县长、二哥是舞阳县党部干事长。他本人38年加入共产党，时任舞阳县委副书记。后担任河南省军区干部科长，河南省体委副主任、党组书记；
史聘侯：舞阳人，曾任中共舞阳“救国会”干事，后脱党，时任国民党县保安大队长，被叶舞支队击毙）
好人王三官（五，补）
新四军来到南山，舞阳县立刻热闹起来。村口路边经常可以看到宣传抗日的标语传单，游击武装也时不时的打伏击、搞偷袭，折腾得敌人坐卧不安。
45年春节前，维持会的日本顾问小野和翻译官潘庆扬到猪栏（朱兰）收购年货，游击队也混到集市上想借机干掉他俩。可是赶集的人太多，一直没找到机会动手，后来就被便衣队发现了。“山连山”崔巍和游击队在街面上对打，结果，小野、潘庆扬和崔巍虽然被击毙，却也误伤了一些无辜的路人。鬼子汉奸就拿这事做文章，树了块“勇士碑”，除了吹捧崔巍、还写着“共匪如洪水猛兽，切需严防”——这块碑没过多久就被人砸了，老百姓知道，什么共匪？汉奸“山连山”才是真正的土匪呢。
不过，也有人看不上“共匪”。当时有段顺口溜：“游击队，老砸队；晚上走，白天睡；打两枪就往后退”，说明地主老财对游击队很不满意。河南土话，绑票索钱的土匪叫“老抬”、专抢大户的土匪就是“老砸”，共产党征收粮款主要以富裕人家为对象，确实有点劫富济贫老砸队的意思。但是，游击队要吃要喝要粮草，王三官却没有丝毫意见。
这些日子，王三官的心肠变硬了。
正月初五，游击队在大洼村外的公路上打死了几个喝醉酒的鬼子兵，日本人叫保长拿白布把尸体裹起来，他照办了。41年他也干过这事，那时候是自愿的、而且还带着几分惋惜，可现在他看着这些尸体，心里却充满了复仇的快意，甚至还有些埋怨游击队撤退得太快，没能把收尸的鬼子一起干掉。
自从共产党来了以后，鬼子汉奸总算知道害怕了，一到晚上就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大白天也是小心翼翼的，再也不敢象以前那样、三两个人就四处乱窜——这让王三官感到很欣慰，他从日本人紧张的神态中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为了这种力量、为了陈排长那样刚强的人，新四军即使需要更多的钱粮，他也愿意去筹集。
大洼村属于“游击区”，根据地派下来的任务并不是硬性的，能办就办、不能办可以推脱。虽然如此，王三官却总是尽力去完成。
最先让他去做的事情是买盐。南边山区的食盐很紧张，可十六保的盐也是定量的，如果要得少，从各家各户的嘴里匀出来一点出来就能办到，如果数量多了就只得到县城去买。
县城里“大信公司”的货物齐全，从烟土、老海、大力丸到洋布、大米、砂糖，什么都有。王三官又去找俞家兄弟帮忙，俞大算盘问：“你要这么多盐干什么？”
王三官回答：“我开染坊，染布的时候要用盐巴当配料”
大算盘点点头、开条子去了，可俞二算盘却笑着不说话。王三官知道这句瞎话骗得了老大骗不了老二，因为大算盘是念书出身的、不懂染布，而二算盘却经常到染坊里来玩，样样精通。
见俞二算盘没戳穿自己，王三官以后每次买东西就都去找他。这家伙倒也机灵，无论王保长来买什么，他从来不问原因，只管埋头开票、发放行证。
王保长买东西容易，根据地要求他采购的物资也就越来越多，王三官明知道危险，却还是壮着胆子去办。有一次，递上去的单子里除了食盐，还有AB电池、漆皮线、蜡纸、油墨，这些都是违禁品。俞二算盘看了看，把漆皮线划掉了：“这个办不到，我另送你一件东西吧”，说着从抽屉里摸出个望远镜。
“我要这玩意干啥？”
“你用不着，有人用得着，就算是交个朋友吧”，俞二算盘眨眨眼睛。
王三官乐了：“你这玩意从哪来的？”
“日本人送的”，俞二算盘象是无心的说：“舞阳的日军要去打南阳了，这两天就出发”。
当天，王三官就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了抗日政府，苗宝泰县长（他是县委书记兼县长）很高兴，说“这个情报可比漆皮线重要多了”，立刻奖励给他一头牛。
1945年3月，驻舞阳县的日军部队被抽调去参加“豫西鄂北会战”，除县城外，大部分据点的守备部队都换成了伪军，新四军随即对交通要道展开了攻击。
3月25日那天，苗宝泰县长找到王三官，说新四军要攻打尹集镇，能不能请他组织一个担架队前去支援。尹集据点是大洼村的民夫参与修建的，村民们在那里没少挨打受罪，王三官的岳父是在据点门口被打死的、罗小扁担的家也是被尹集的鬼子祸害的，所以他十分赞成打尹集，当即表示愿意帮忙。
三十个人、八副担架，担架员大多是罗大扁担的亲戚和徒弟，罗老头自己也要求上尹集前线，王三官知道他是想为儿子孙子报仇，于是就同意了。
说段题外话。关于尹集战斗，双石兄在他的大作《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中也提到过：
5月间余芝龙又送来情报，舞阳有一股伪军有1500人枪，番号是“和平建国军”第一师第一旅，为首的叫商振华也是个前东北军军官，他们都是些失意的人在这里独占一方称王称霸。这股敌人兵力较多豫南游击兵团有点消化不了，于是刘少卿又写信给李先念请他派部队来抓一把。
部队很快来了，是周志坚带的第十三旅两个团，还带来了李先念的一封信……
仗打得很顺利，商振华部被大部解决，缴获了几百条枪，美中不足的是周志坚这员猛将胸口负了重伤……
——这段叙述大致不错，但还是有错（嘿嘿，双石兄别骂我）。
首先，这伪“第一师第一旅”的头领不叫“商振华”，而是叫尚振华，他也不是“前东北军军官”。
尚振华的故事说来话长，往简单里讲：他是舞阳县北舞渡人，河南师范毕业，26年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共产党，随后到二十军教导团（侯镜如部）任班长、指导员，27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回家乡开展工作，曾担任豫中特委书记、军委书记，河南早期的党建工作和红四方面军在河南的一些活动大都和他有关系。
38年，尚振华因家庭原因脱党，以后逐渐走向反动。45年的时候正担任着伪绥靖第一军（军部在许昌，军长邱山宇）第一师（师长关震亚）的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抗战后，他曾任国民党副师长、参议员、联防司令等职，解放后隐藏在贵州遵义、四川重庆做小生意，51年被熟人认出（解放初期，西南的干部很多是从河南来的），随即被押回舞阳枪决。
其次，13旅旅长周志坚带来的不是“两个团”，而是38、39团的各一个营；尹集战斗的时间也不是“5月间”，而是3月26日……
45年3月26日夜里，王三官带领担架队到达尹集，挺进兵团司令黄霖（开国少将，曾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见到他很高兴，夸奖大洼村担架队是“游击区人民的模范”。
尹集据点原先驻扎的是日本兵，3月15日才由伪第一旅副旅长李天运带着两个团共2000多人接管了防务，3月26日上午，尚振华得到新四军即将攻打尹集的消息，急忙领着机枪连、特务连和一帮副官参谋赶到这里，他对手下的军官说：“这里工事坚固，朱兰店和县城里还有日军策应，只要集中兵力、加强防御，新四军就打不进来”。
那天晚上有月亮，月光把尹集据点照得很清楚。在以前，老百姓天黑以后是不敢靠近这里的，可今天，大洼村的村民们不仅指着每一段寨墙讲述防御工事的特征，而且盼望着能立刻冲上去，把炮楼拆掉、把据点推平。
夜里两点钟，东北方向响起了枪声，那是周志坚旅长(开国中将）带着十三旅的两个营率先打响了，接着，黄霖司令员也指挥挺进兵团第四团和舞阳支队从南向北攻。
枪声并没有王三官预想的那么密集，他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新四军的子弹少，必须瞄准了才开枪，胡乱射击、浪费弹药是不允许的。倒是据点里伪军的机枪“嘟嘟嘟”地响个不停，于是就有人喊：“特等射手！去打掉机枪”。
敌人的机枪手是否被打死，王三官不知道，反正那些机枪响了一晚上，天亮以后就不响了——他们的子弹打光了。
担架队都躲在指挥部旁边的大沟里，黄霖司令员不让大家靠近阵地，说是晚上看不清人，民工冲上去救不下伤员还容易被误伤。
王三官问苗县长：“没人上去救，新四军受伤了怎么办？”，苗宝泰说：“那就只好躺着等天亮呗”，大家都说好可怜：“等到天亮，怕是要流血流死呢”
过了一会，前面背下来一个伤员，尚店乡的担架队赶紧上前去接，回来的人嚷嚷着受伤的是周志坚旅长，胸口中了一枪、被血迷住了（失血昏迷）。苗县长就发脾气：“不许胡说！你怎么知道那是周旅长？”
“才不是胡说呢，守着他的都是些背匣枪的人，有的还喊旅长、旅长……”
指挥所附近不断有人跑来跑去报告情况，阵地前沿也是一会儿吹号、一会儿吹哨子、一会儿枪声大作，王三官时而听见有人说：“好！打下来了”、时而听见有人命令：“继续追击，不能让他们跑了！”。可是，他明明看见尹集据点的寨墙还是好好的，不象是被攻破了的样子，不由得十分纳闷。
天亮以后，担架队在苗县长的指挥下救护伤员，王三官这才看明白：原来打了一晚上，新四军只是收拾了周围的六个村子，把尹集给包围起来，中心据点根本没有突破。
我们的人伤亡不小，牺牲了多少不知道，抬下来的伤员就有二百多。可新四军的战果也很大，光是俘虏的伪军就有八百多，伪团长朱文轩、营长樊绍义都被抓住了，缴获的步枪象柴火似的一捆一捆地往回挑。
天一亮，王三官也看清了新四军的打扮：有的上身穿军装、下身穿便裤，有的没军装只戴顶军帽，还有的连帽子也没有、就在胸前缝了个“新四军”的布条条……这也难怪，“河南挺进兵团”在半年时间里从一千人扩充到八千多人，这些战士大多是刚扛枪的新兵。
尹集据点被包围了，新四军就在外面高声劝降，一会儿说好话一会儿说狠话。
“一旅的弟兄们，交枪吧，枪是鬼子的、命是自己的，何必白白送死呢？”，这是劝导。
“不交枪，有本事你们打上来”，伪军在炮楼里回答。
“狗汉奸，快投降！不然开炮了，炸你个片甲不留”，这是威胁。
“你们能有大炮，鬼才相信呢……”，这帮小子软硬不吃。
双方吵嘴对骂，罗嗦到中午，新四军还真的搬来了一门炮。
炮兵们七手八脚地组装大炮，伪军们就趴在寨墙上观望，猜测这玩意是真的还是假的。
黄霖司令的手一挥，炮兵“咣当、咣当”就是两炮，全打到寨子里头去了，没打着人，倒把伪军吓了一跳。调整一番再打，一炮打在据点前的壕沟里、一炮打在寨墙上，炸死几个人、轰塌了一个口子，新四军和老百姓都喊：“好，好！打得好！”
再喊好也没有用，总共就这四发炮弹，全打光了。
下午，王三官担架队抬着十几个伤员回家了。大洼村虽然是游击区，但由于这次的伤员比较多，苗县长要求他们也协助完成救治任务。
当天，尚振华和黄霖司令员谈判，他答应交出十挺机枪和八十支三八大盖，条件是新四军放他撤出尹集。黄霖考虑到继续强攻的难度较大，而且时间长了舞阳的敌人有可能增援，于是同意让开北寨门、让尚振华回北舞渡去。
至此，尹集战斗结束，新四军俘虏伪军八百多、缴获枪支九百，打开了进入豫中平原的通道。
尹集战斗只是抗日战争中规模不大的一次战斗，但它却给王三官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自从他组织担架队上前线，十六保的各个村子就开始风传：“不得了，好人王三官如今变红了！”
新四军来到南山，舞阳县立刻热闹起来。村口路边经常可以看到宣传抗日的标语传单，游击武装也时不时的打伏击、搞偷袭，折腾得敌人坐卧不安。
45年春节前，维持会的日本顾问小野和翻译官潘庆扬到猪栏（朱兰）收购年货，游击队也混到集市上想借机干掉他俩。可是赶集的人太多，一直没找到机会动手，后来就被便衣队发现了。“山连山”崔巍和游击队在街面上对打，结果，小野、潘庆扬和崔巍虽然被击毙，却也误伤了一些无辜的路人。鬼子汉奸就拿这事做文章，树了块“勇士碑”，除了吹捧崔巍、还写着“共匪如洪水猛兽，切需严防”——这块碑没过多久就被人砸了，老百姓知道，什么共匪？汉奸“山连山”才是真正的土匪呢。
不过，也有人看不上“共匪”。当时有段顺口溜：“游击队，老砸队；晚上走，白天睡；打两枪就往后退”，说明地主老财对游击队很不满意。河南土话，绑票索钱的土匪叫“老抬”、专抢大户的土匪就是“老砸”，共产党征收粮款主要以富裕人家为对象，确实有点劫富济贫老砸队的意思。但是，游击队要吃要喝要粮草，王三官却没有丝毫意见。
这些日子，王三官的心肠变硬了。
正月初五，游击队在大洼村外的公路上打死了几个喝醉酒的鬼子兵，日本人叫保长拿白布把尸体裹起来，他照办了。41年他也干过这事，那时候是自愿的、而且还带着几分惋惜，可现在他看着这些尸体，心里却充满了复仇的快意，甚至还有些埋怨游击队撤退得太快，没能把收尸的鬼子一起干掉。
自从共产党来了以后，鬼子汉奸总算知道害怕了，一到晚上就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大白天也是小心翼翼的，再也不敢象以前那样、三两个人就四处乱窜——这让王三官感到很欣慰，他从日本人紧张的神态中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为了这种力量、为了陈排长那样刚强的人，新四军即使需要更多的钱粮，他也愿意去筹集。
大洼村属于“游击区”，根据地派下来的任务并不是硬性的，能办就办、不能办可以推脱。虽然如此，王三官却总是尽力去完成。
最先让他去做的事情是买盐。南边山区的食盐很紧张，可十六保的盐也是定量的，如果要得少，从各家各户的嘴里匀出来一点出来就能办到，如果数量多了就只得到县城去买。
县城里“大信公司”的货物齐全，从烟土、老海、大力丸到洋布、大米、砂糖，什么都有。王三官又去找俞家兄弟帮忙，俞大算盘问：“你要这么多盐干什么？”
王三官回答：“我开染坊，染布的时候要用盐巴当配料”
大算盘点点头、开条子去了，可俞二算盘却笑着不说话。王三官知道这句瞎话骗得了老大骗不了老二，因为大算盘是念书出身的、不懂染布，而二算盘却经常到染坊里来玩，样样精通。
见俞二算盘没戳穿自己，王三官以后每次买东西就都去找他。这家伙倒也机灵，无论王保长来买什么，他从来不问原因，只管埋头开票、发放行证。
王保长买东西容易，根据地要求他采购的物资也就越来越多，王三官明知道危险，却还是壮着胆子去办。有一次，递上去的单子里除了食盐，还有AB电池、漆皮线、蜡纸、油墨，这些都是违禁品。俞二算盘看了看，把漆皮线划掉了：“这个办不到，我另送你一件东西吧”，说着从抽屉里摸出个望远镜。
“我要这玩意干啥？”
“你用不着，有人用得着，就算是交个朋友吧”，俞二算盘眨眨眼睛。
王三官乐了：“你这玩意从哪来的？”
“日本人送的”，俞二算盘象是无心的说：“舞阳的日军要去打南阳了，这两天就出发”。
当天，王三官就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了抗日政府，苗宝泰县长（他是县委书记兼县长）很高兴，说“这个情报可比漆皮线重要多了”，立刻奖励给他一头牛。
1945年3月，驻舞阳县的日军部队被抽调去参加“豫西鄂北会战”，除县城外，大部分据点的守备部队都换成了伪军，新四军随即对交通要道展开了攻击。
3月25日那天，苗宝泰县长找到王三官，说新四军要攻打尹集镇，能不能请他组织一个担架队前去支援。尹集据点是大洼村的民夫参与修建的，村民们在那里没少挨打受罪，王三官的岳父是在据点门口被打死的、罗小扁担的家也是被尹集的鬼子祸害的，所以他十分赞成打尹集，当即表示愿意帮忙。
三十个人、八副担架，担架员大多是罗大扁担的亲戚和徒弟，罗老头自己也要求上尹集前线，王三官知道他是想为儿子孙子报仇，于是就同意了。
说段题外话。关于尹集战斗，双石兄在他的大作《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中也提到过：
5月间余芝龙又送来情报，舞阳有一股伪军有1500人枪，番号是“和平建国军”第一师第一旅，为首的叫商振华也是个前东北军军官，他们都是些失意的人在这里独占一方称王称霸。这股敌人兵力较多豫南游击兵团有点消化不了，于是刘少卿又写信给李先念请他派部队来抓一把。
部队很快来了，是周志坚带的第十三旅两个团，还带来了李先念的一封信……
仗打得很顺利，商振华部被大部解决，缴获了几百条枪，美中不足的是周志坚这员猛将胸口负了重伤……
——这段叙述大致不错，但还是有错（嘿嘿，双石兄别骂我）。
首先，这伪“第一师第一旅”的头领不叫“商振华”，而是叫尚振华，他也不是“前东北军军官”。
尚振华的故事说来话长，往简单里讲：他是舞阳县北舞渡人，河南师范毕业，26年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共产党，随后到二十军教导团（侯镜如部）任班长、指导员，27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回家乡开展工作，曾担任豫中特委书记、军委书记，河南早期的党建工作和红四方面军在河南的一些活动大都和他有关系。
38年，尚振华因家庭原因脱党，以后逐渐走向反动。45年的时候正担任着伪绥靖第一军（军部在许昌，军长邱山宇）第一师（师长关震亚）的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抗战后，他曾任国民党副师长、参议员、联防司令等职，解放后隐藏在贵州遵义、四川重庆做小生意，51年被熟人认出（解放初期，西南的干部很多是从河南来的），随即被押回舞阳枪决。
其次，13旅旅长周志坚带来的不是“两个团”，而是38、39团的各一个营；尹集战斗的时间也不是“5月间”，而是3月26日……
45年3月26日夜里，王三官带领担架队到达尹集，挺进兵团司令黄霖（开国少将，曾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见到他很高兴，夸奖大洼村担架队是“游击区人民的模范”。
尹集据点原先驻扎的是日本兵，3月15日才由伪第一旅副旅长李天运带着两个团共2000多人接管了防务，3月26日上午，尚振华得到新四军即将攻打尹集的消息，急忙领着机枪连、特务连和一帮副官参谋赶到这里，他对手下的军官说：“这里工事坚固，朱兰店和县城里还有日军策应，只要集中兵力、加强防御，新四军就打不进来”。
那天晚上有月亮，月光把尹集据点照得很清楚。在以前，老百姓天黑以后是不敢靠近这里的，可今天，大洼村的村民们不仅指着每一段寨墙讲述防御工事的特征，而且盼望着能立刻冲上去，把炮楼拆掉、把据点推平。
夜里两点钟，东北方向响起了枪声，那是周志坚旅长(开国中将）带着十三旅的两个营率先打响了，接着，黄霖司令员也指挥挺进兵团第四团和舞阳支队从南向北攻。
枪声并没有王三官预想的那么密集，他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新四军的子弹少，必须瞄准了才开枪，胡乱射击、浪费弹药是不允许的。倒是据点里伪军的机枪“嘟嘟嘟”地响个不停，于是就有人喊：“特等射手！去打掉机枪”。
敌人的机枪手是否被打死，王三官不知道，反正那些机枪响了一晚上，天亮以后就不响了——他们的子弹打光了。
担架队都躲在指挥部旁边的大沟里，黄霖司令员不让大家靠近阵地，说是晚上看不清人，民工冲上去救不下伤员还容易被误伤。
王三官问苗县长：“没人上去救，新四军受伤了怎么办？”，苗宝泰说：“那就只好躺着等天亮呗”，大家都说好可怜：“等到天亮，怕是要流血流死呢”
过了一会，前面背下来一个伤员，尚店乡的担架队赶紧上前去接，回来的人嚷嚷着受伤的是周志坚旅长，胸口中了一枪、被血迷住了（失血昏迷）。苗县长就发脾气：“不许胡说！你怎么知道那是周旅长？”
“才不是胡说呢，守着他的都是些背匣枪的人，有的还喊旅长、旅长……”
指挥所附近不断有人跑来跑去报告情况，阵地前沿也是一会儿吹号、一会儿吹哨子、一会儿枪声大作，王三官时而听见有人说：“好！打下来了”、时而听见有人命令：“继续追击，不能让他们跑了！”。可是，他明明看见尹集据点的寨墙还是好好的，不象是被攻破了的样子，不由得十分纳闷。
天亮以后，担架队在苗县长的指挥下救护伤员，王三官这才看明白：原来打了一晚上，新四军只是收拾了周围的六个村子，把尹集给包围起来，中心据点根本没有突破。
我们的人伤亡不小，牺牲了多少不知道，抬下来的伤员就有二百多。可新四军的战果也很大，光是俘虏的伪军就有八百多，伪团长朱文轩、营长樊绍义都被抓住了，缴获的步枪象柴火似的一捆一捆地往回挑。
天一亮，王三官也看清了新四军的打扮：有的上身穿军装、下身穿便裤，有的没军装只戴顶军帽，还有的连帽子也没有、就在胸前缝了个“新四军”的布条条……这也难怪，“河南挺进兵团”在半年时间里从一千人扩充到八千多人，这些战士大多是刚扛枪的新兵。
尹集据点被包围了，新四军就在外面高声劝降，一会儿说好话一会儿说狠话。
“一旅的弟兄们，交枪吧，枪是鬼子的、命是自己的，何必白白送死呢？”，这是劝导。
“不交枪，有本事你们打上来”，伪军在炮楼里回答。
“狗汉奸，快投降！不然开炮了，炸你个片甲不留”，这是威胁。
“你们能有大炮，鬼才相信呢……”，这帮小子软硬不吃。
双方吵嘴对骂，罗嗦到中午，新四军还真的搬来了一门炮。
炮兵们七手八脚地组装大炮，伪军们就趴在寨墙上观望，猜测这玩意是真的还是假的。
黄霖司令的手一挥，炮兵“咣当、咣当”就是两炮，全打到寨子里头去了，没打着人，倒把伪军吓了一跳。调整一番再打，一炮打在据点前的壕沟里、一炮打在寨墙上，炸死几个人、轰塌了一个口子，新四军和老百姓都喊：“好，好！打得好！”
再喊好也没有用，总共就这四发炮弹，全打光了。
下午，王三官担架队抬着十几个伤员回家了。大洼村虽然是游击区，但由于这次的伤员比较多，苗县长要求他们也协助完成救治任务。
当天，尚振华和黄霖司令员谈判，他答应交出十挺机枪和八十支三八大盖，条件是新四军放他撤出尹集。黄霖考虑到继续强攻的难度较大，而且时间长了舞阳的敌人有可能增援，于是同意让开北寨门、让尚振华回北舞渡去。
至此，尹集战斗结束，新四军俘虏伪军八百多、缴获枪支九百，打开了进入豫中平原的通道。
尹集战斗只是抗日战争中规模不大的一次战斗，但它却给王三官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自从他组织担架队上前线，十六保的各个村子就开始风传：“不得了，好人王三官如今变红了！”
好人王三官(完)
结局
从尹集回来之后，王三官遇到的烦心事接二连三。
交通员牵来一头牛，这是因为王三官提供情报有功，抗日政府给他的奖励。可不知怎的，却有人说“大黄牛是担架队的工钱，被王保长独吞了”。风言风语一传开，抬过担架的村民都有了想法，三三两两在王家的牲口棚外探头探脑，有的表情古怪不吱声，有的干脆说：“王三官，这牛牵去给我犁几亩地，可中？”
过了两天，新四军需要十六保提供几辆大车，王三官去找有车马的人家商量，车户开口就问：“给多少脚力钱？”，一听说不给钱，转身就把车轱辘拆了，说：“哎呀，我这车轴坏了，正没处修理呢……”。结果是跑了好多家，一辆大车也没征到。
耕牛关在棚子里，总是有人指指点点，王三官说的话也不如以前管用。他一咬牙就把牛卖了，换回三千块钱、分给参加抬担架的每人一百。可是，自己吃了亏、别人还不领情，村民们一边数钱一边嘀咕：“就只有一头牛么？大家吃苦卖命的，你可别亏心哟……”，王三官闹了个里外不是人，真是委屈极了。
大洼村住着十几个新四军伤员，抗日政府预先支付了口粮。本来说好了是秘密养伤、不能对外张扬，可罗大扁担却自作主张，借保长的名义吩咐每户人家出一只鸡，给伤员同志滋补身体。
在当时的河南农村，当家人把牛卖了没关系，因为地里的活计是男子的事，男人自己可以做主。但是，鸡屁股是女人的“银行”、羊是小孩子喂养的，所以抓鸡宰羊就非得跟老婆孩子商量不可。罗大扁担整的这出戏，惹得老婆媳妇们直跳脚：“王三官！你要当红人我们不拦着，凭什么抓我家的鸡？”
罗老头脾气大，拎着扁担把几个泼辣婆娘揍得鬼哭狼嚎，可这么一来，却搞得家家户户都知道村里住着新四军。交通员看看情况不对，赶紧把伤员全都转移走了。
四月底的时候，小洼村的王宗汉跑到县城去报告，说王三官私通新四军共产党，请鬼子便衣队来抓人。
这个王宗汉以前是小学校的杂役，家里很穷，后来靠出卖壮丁发了点小财。他卖壮丁的方法很特别——把顶替兵役的卖身钱藏一半在家中，另一半缝在“筒裤”里（“筒裤”是穷人穿的套裤，没有裤裆、只有两个裤腿），到了兵营就用筒裤里的钱贿赂长官，这样，他逃跑的时候别人就睁只眼闭只眼、容易多了。
“王宗汉当兵就象走亲戚，逛一圈就能回来”，村民们都很佩服这家伙。王三官也觉得他头脑灵活见识广，所以罗小扁担死了以后，就由他接替了十六保的武管事。
开春的时候，王宗汉娶媳妇，王三官还送了头一份大礼，可没想到这位新郎官一转身就把保长给卖了。
便衣队的柳赖看到告密材料，想起王三官就是自己从刑场上救下来的那个人，不禁有些疑惑，于是找来俞家兄弟核实情报的可信程度。俞二算盘生怕王三官出了事把自己也牵涉进来，连忙说：“不可能、不可能，王三官是有家业的人，怎么会和共产党混在一起。这是王宗汉惦记着保长的职位，故意陷害人家呢！”
俞大算盘也认为王三官不会和新四军有关系。柳赖听了这话，回去就把正等着领赏钱的王宗汉揍了个半死、一脚踢了出去。
在朋友的庇护下，王三官躲过一劫。但其实俞二算盘说的话也有道理，到这时候，王三官并没有和共产党真的心贴心。
王三官虽然为新四军采购物资、提供后勤支援，但他对共产党的主张并不太热心，始终和抗日民主政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他的思想里，共产党干的是改朝换代的事，沾得太多恐怕会惹上麻烦，并且，共产党不敬神佛也不在乎祖上的老规矩，这与王三官的性情有着很大的冲突。
王三官对“天官赐福”的那一套是十分相信的。前面几个哥哥夭折了、自己却活了下来；这几年死了那么多人、自己却没事；被拉到刑场上眼看要被杀了、却又拣回了性命……这一切，他都认为是靠了菩萨的佑护。三官庙被拆毁以后，他惦记着要重建庙宇、再塑金身，可是，当初闹着要拆庙的王方明现在是抗日政府的副县长，还成天教大家唱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王三官觉得他是故意让自己难堪，心里很不痛快。
尹集战斗之后，新四军挺进二团、四团合编为“豫中兵团”，连续进攻舞阳县的日伪据点。五月中旬又攻克了八台镇和大寒庄，这样，根据地距离大洼村不到二十里、距县城也只有四十里地了。
可就在这时候，不知怎的，新四军的大部队突然撤走了，伪绥靖一师随即进行反攻，不仅重新占领了先前的据点，还把南山也控制住了。
（45年6月20日，豫中兵团和叶舞支队护送新四军五师参谋长刘少卿前往豫西，没等他们回来，日寇就宣布投降了。国民党军主力随即进入舞阳、挡住了豫中通道，原“豫中兵团”和“叶舞支队”只得在豫西编入陈先瑞的三支队。
以马甲个人的浅见，6月份的这次部队调动很不恰当。且不论刘少卿过路是否需要三四千人护送，仅从结果来看，三个团同时离开舞阳，直接造成南山、查岈山的兵力不足，致使新四军轻易失去了豫中的有利屏障，以至于抗战胜利后，豫中部队不但无法向平原移动、反而不得不在国民党军的追击下退往豫南的桐柏山区，这也给日后的“中原突围”埋下了隐患……当然了，那时候谁也没想到日本人会投降、也没想到敌人很快就扑了过来，这也怪不了谁）
7月16号，绥靖一师在县城开“庆功会”，十六保也接到了请贴。
那天，俞二算盘正巧回大洼村收租子，看见王三官在帖子上写了个“知”字，连忙抢过来，改成“谢”字。
“去不得，这是鸿门宴”，俞二算盘说：“尚店乡的几个保长帮新四军办过事，全被尚振华杀了，你带人抬担架的事他也知道，正想除掉你呢”
王三官也听说这段时间尚振华杀了不少人，顿时就慌了：“这可怎么办？”
“两条路。一是投新四军，二是求日本人当靠山”
王三官当然不愿意投靠日本人，可他也不想投共产党，苗宝泰县长调走了（到军分区当宣传部长），他和王副县长说不上话。琢磨来琢磨去，只得先跑出去、躲过这个风头再说。
于是，从这天起，“十六保保长”的职位算是干到头了。
离家出逃之后，王三官在“垒山寺”当帮工。这座唐代古庙是用大石头垒筑建成的（70年代初被拆掉，石块拿去修水渠了），当时已经十分破败、少有人来，王三官是从小就在庙里打杂惯了的，所以并不觉得清苦。
8月下旬，他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于是出去打探一番。
街面上十分平静。乡公所的门前挂着两面“青天白日”旗，一面镶着黄色的三角边（汪伪政府的旗帜）、另一面却没有，叫人弄不清以哪面国旗为准。土墙上原先用白灰写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现在贴上了新标语——“公理战胜”。
“公理战胜”的旁边有张布告，签署人是“华北宣抚使”熊斌中将，内容是命令伪军各部原地驻防、等候国军点验，另外还有个附表，注明舞阳县的点验官来自五战区，是一个名叫“卢望兴”的人。
王三官这才相信，鬼子投降了，他可以回家了。
路过县城，城头上鬼子的膏药旗和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并排挂着，城门口贴着日军的告示：“中日战争已经妥协，皇军按照指令维持地方安全，中国军民如不执行，大日本皇军仍以武力对待……”，落款是昭和二十年八月二十日。
王三官又糊涂了：这日本鬼子到底是投降了没有？
9月初，国军41军104师（杨显明部）进驻舞阳。9月20日，日本人排着队鞠了个躬、坐上卡车到漯河去了。
老百姓举着报仇伸冤的情愿书，要求惩办血债累累的日本指导官勾口右京和便衣队顾问柳赖等人，可点验组的组长卢望兴却说：“要执行投降条款，不要企图报复，不可对敌人加以污辱。只有对他们表示怜悯，才能使他们自拔于错误与罪恶。如果以暴行答复暴行，则是冤冤相报，决不是仁义之师的目的……”，王三官觉得这位点验组长真是个以德报怨的善心人。
卢望兴接下来又宣布，当前的重要任务是清除汉奸、清理伪产。
曾经担任过“伪职”的人都在清查之列，王三官心想，这还用查么？伪军的正副师长关震亚和尚振华、维持会的正副会长周承文和胡灿宇都在舞阳县城里，抓起来就是了。
可是，王三官想得太简单了。
关震亚和十九集团军司令陈大庆的副官周愚是好朋友，又经周愚的关系联系上了五战区司令刘峙的副官李雅仙，再通过李副官的介绍认识了刘峙的三姨太（姓黄）。
日本投降后，得知舞阳县的接收事宜由五战区负责，关震亚立刻带着自己的小老婆去找黄三姨太，光是衣料、皮毛和各类滋补品就装了二十口箱子。刘峙到漯河以后（五战区的受降仪式在漯河举行），尚振华又在漯河包了饭馆，每天开流水席、宴请刘峙司令部的长官。这样一来，关、尚二人不但免除了汉奸的罪名，反倒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当上了新编75师的正副师长。
关震亚、尚振华“曲线救国”成功，其他汉奸头目也纷纷向点验组的长官送礼求情，等到接收大员收取的礼品堆满了“大信公司”的库房（今舞阳县财政局），伪维持会的会长和干事们也就摇身一变、都成了抗日的功臣。
只是，送出去的财物总要想办法再捞回来、“清除汉奸”的名单上也需要找人来当替罪羊。于是，原十六保保长王三官的名字就被写上了县政府通缉捉拿的汉奸名册。
王三官事前对此毫无所知。
45年10月12日下午，县里来了三个人，一个干事两个兵，进到大洼村就把王家的房子贴上了“伪产”的封条，然后就要捆人。
王三官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喊“冤枉！”，村里人谁也不相信王保长会干坏事，都聚拢过来表示反对。可就在这时，有个人却跳出来证明王三官是汉奸。
这人就是十六保的武管事王宗汉，王三官不当保长之后，他就成了附近几个村子的最高领导。现在看见县衙门来抓人，他不仅主动上前帮忙，还揭发说：“王三官勾结日本便衣队残害忠良、王三官是个汉奸”。
王宗汉向便衣队告密并被柳赖毒打的事，王三官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从没有向外透露过，现在听见王宗汉倒打一耙，王三官的母亲顿时气坏了，扑上去要撕他的脸、并且又哭又骂地把事情的原委全都嚷了出来。武管事恼羞成怒、一耳光把老太太扇翻在地，王三官见状再也忍耐不住了，一头向王宗汉撞过去，俩人撕打在一起。
好人王三官打人了！这可是自他出生以来从没有过的举动。
大洼村的村民也激动起来，纷纷围上前去帮忙。事情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骚乱——王宗汉的肋骨被人踩断了、县衙门干事的头被砸破了，士兵的枪被抢了下来、当场打死了一个。
事情闹大了，王三官只得离家出走。他拿定了主意：投奔共产党。
南边正在打仗，“双十协定”后，国民党的四个整编师以方城、舞阳、遂平为中心向南推进，压迫着新四军豫中部队朝桐柏山区转移。罗大扁担告诉王三官：舞阳支队编进了陈先瑞的三支队，罗老头的几个徒弟也在那里，找不到新四军就去找八路军。
王三官连夜离开了大洼村，他没找到三支队却遇上了突围途中的冀鲁豫军区八团（45年10月，“水西八团”的北返道路被敌人截断，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向新四军五师靠拢）。
于是，46年，桐柏山区的被服厂出现了一位“创造染布新记录”的劳动模范；47年，大别山根据地出现了一位“累死也不丢下一个伤员”的模范管理员。同志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王干劲”……
贵州的镇远古城，是个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城东一公里外的“中和山”是道教名山，山南的青龙洞号称“黔东第一洞天”，山中还建有数座道观，其中有座“三元宫”。
天气晴好的时候，时常会有一位年愈九旬的老者到道观里走走看看，祭拜天官、地官和水官（三元）。附近的人们都知道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是离休干部，却不知道他曾经有个名字和神龛里的三官有联系。
镇远是座水城，横贯小城的美丽的河流名叫舞阳河。三十年前，舞阳河还可以通航，王主任就负责管理这条河的航运，后来水电站多了、航运中断了，老王也就退了休。可他并没有回到河南老家去，而是留在这条和他家乡同名的河水边，安度晚年。
他每天虔诚地燃香祭拜，没有去“三元宫”的时候，就在家里念叨着太上秘旨、导引法诀。他家的堂屋里摆设着天地水三官的神位，在神龛的旁边，还挂着蔡志兰女士的遗像。和太上老君交涉完毕之后，王老总要在妻子的跟前停留一会，掸一掸镜框上并不存在的尘埃。
那一天，我问他：“你觉得，真的有灵魂么？”（这问题好象祥林嫂也问过）。
王老略带羞涩地笑了：“我知道不该相信这个，这是迷信……可是，灵魂这东西，说有也有的，它不在死人那里，在活人的心里呢”。
停了一会，老人十分认真地问我：“你说，要是把户口迁到少数民族地区，可不可以不搞火葬……”
我笑了。
我知道，这一刻，我面前的这位老者，不是离休干部王主任，而是那个豫中的朴实的农民——好人王三官。
结局
从尹集回来之后，王三官遇到的烦心事接二连三。
交通员牵来一头牛，这是因为王三官提供情报有功，抗日政府给他的奖励。可不知怎的，却有人说“大黄牛是担架队的工钱，被王保长独吞了”。风言风语一传开，抬过担架的村民都有了想法，三三两两在王家的牲口棚外探头探脑，有的表情古怪不吱声，有的干脆说：“王三官，这牛牵去给我犁几亩地，可中？”
过了两天，新四军需要十六保提供几辆大车，王三官去找有车马的人家商量，车户开口就问：“给多少脚力钱？”，一听说不给钱，转身就把车轱辘拆了，说：“哎呀，我这车轴坏了，正没处修理呢……”。结果是跑了好多家，一辆大车也没征到。
耕牛关在棚子里，总是有人指指点点，王三官说的话也不如以前管用。他一咬牙就把牛卖了，换回三千块钱、分给参加抬担架的每人一百。可是，自己吃了亏、别人还不领情，村民们一边数钱一边嘀咕：“就只有一头牛么？大家吃苦卖命的，你可别亏心哟……”，王三官闹了个里外不是人，真是委屈极了。
大洼村住着十几个新四军伤员，抗日政府预先支付了口粮。本来说好了是秘密养伤、不能对外张扬，可罗大扁担却自作主张，借保长的名义吩咐每户人家出一只鸡，给伤员同志滋补身体。
在当时的河南农村，当家人把牛卖了没关系，因为地里的活计是男子的事，男人自己可以做主。但是，鸡屁股是女人的“银行”、羊是小孩子喂养的，所以抓鸡宰羊就非得跟老婆孩子商量不可。罗大扁担整的这出戏，惹得老婆媳妇们直跳脚：“王三官！你要当红人我们不拦着，凭什么抓我家的鸡？”
罗老头脾气大，拎着扁担把几个泼辣婆娘揍得鬼哭狼嚎，可这么一来，却搞得家家户户都知道村里住着新四军。交通员看看情况不对，赶紧把伤员全都转移走了。
四月底的时候，小洼村的王宗汉跑到县城去报告，说王三官私通新四军共产党，请鬼子便衣队来抓人。
这个王宗汉以前是小学校的杂役，家里很穷，后来靠出卖壮丁发了点小财。他卖壮丁的方法很特别——把顶替兵役的卖身钱藏一半在家中，另一半缝在“筒裤”里（“筒裤”是穷人穿的套裤，没有裤裆、只有两个裤腿），到了兵营就用筒裤里的钱贿赂长官，这样，他逃跑的时候别人就睁只眼闭只眼、容易多了。
“王宗汉当兵就象走亲戚，逛一圈就能回来”，村民们都很佩服这家伙。王三官也觉得他头脑灵活见识广，所以罗小扁担死了以后，就由他接替了十六保的武管事。
开春的时候，王宗汉娶媳妇，王三官还送了头一份大礼，可没想到这位新郎官一转身就把保长给卖了。
便衣队的柳赖看到告密材料，想起王三官就是自己从刑场上救下来的那个人，不禁有些疑惑，于是找来俞家兄弟核实情报的可信程度。俞二算盘生怕王三官出了事把自己也牵涉进来，连忙说：“不可能、不可能，王三官是有家业的人，怎么会和共产党混在一起。这是王宗汉惦记着保长的职位，故意陷害人家呢！”
俞大算盘也认为王三官不会和新四军有关系。柳赖听了这话，回去就把正等着领赏钱的王宗汉揍了个半死、一脚踢了出去。
在朋友的庇护下，王三官躲过一劫。但其实俞二算盘说的话也有道理，到这时候，王三官并没有和共产党真的心贴心。
王三官虽然为新四军采购物资、提供后勤支援，但他对共产党的主张并不太热心，始终和抗日民主政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他的思想里，共产党干的是改朝换代的事，沾得太多恐怕会惹上麻烦，并且，共产党不敬神佛也不在乎祖上的老规矩，这与王三官的性情有着很大的冲突。
王三官对“天官赐福”的那一套是十分相信的。前面几个哥哥夭折了、自己却活了下来；这几年死了那么多人、自己却没事；被拉到刑场上眼看要被杀了、却又拣回了性命……这一切，他都认为是靠了菩萨的佑护。三官庙被拆毁以后，他惦记着要重建庙宇、再塑金身，可是，当初闹着要拆庙的王方明现在是抗日政府的副县长，还成天教大家唱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王三官觉得他是故意让自己难堪，心里很不痛快。
尹集战斗之后，新四军挺进二团、四团合编为“豫中兵团”，连续进攻舞阳县的日伪据点。五月中旬又攻克了八台镇和大寒庄，这样，根据地距离大洼村不到二十里、距县城也只有四十里地了。
可就在这时候，不知怎的，新四军的大部队突然撤走了，伪绥靖一师随即进行反攻，不仅重新占领了先前的据点，还把南山也控制住了。
（45年6月20日，豫中兵团和叶舞支队护送新四军五师参谋长刘少卿前往豫西，没等他们回来，日寇就宣布投降了。国民党军主力随即进入舞阳、挡住了豫中通道，原“豫中兵团”和“叶舞支队”只得在豫西编入陈先瑞的三支队。
以马甲个人的浅见，6月份的这次部队调动很不恰当。且不论刘少卿过路是否需要三四千人护送，仅从结果来看，三个团同时离开舞阳，直接造成南山、查岈山的兵力不足，致使新四军轻易失去了豫中的有利屏障，以至于抗战胜利后，豫中部队不但无法向平原移动、反而不得不在国民党军的追击下退往豫南的桐柏山区，这也给日后的“中原突围”埋下了隐患……当然了，那时候谁也没想到日本人会投降、也没想到敌人很快就扑了过来，这也怪不了谁）
7月16号，绥靖一师在县城开“庆功会”，十六保也接到了请贴。
那天，俞二算盘正巧回大洼村收租子，看见王三官在帖子上写了个“知”字，连忙抢过来，改成“谢”字。
“去不得，这是鸿门宴”，俞二算盘说：“尚店乡的几个保长帮新四军办过事，全被尚振华杀了，你带人抬担架的事他也知道，正想除掉你呢”
王三官也听说这段时间尚振华杀了不少人，顿时就慌了：“这可怎么办？”
“两条路。一是投新四军，二是求日本人当靠山”
王三官当然不愿意投靠日本人，可他也不想投共产党，苗宝泰县长调走了（到军分区当宣传部长），他和王副县长说不上话。琢磨来琢磨去，只得先跑出去、躲过这个风头再说。
于是，从这天起，“十六保保长”的职位算是干到头了。
离家出逃之后，王三官在“垒山寺”当帮工。这座唐代古庙是用大石头垒筑建成的（70年代初被拆掉，石块拿去修水渠了），当时已经十分破败、少有人来，王三官是从小就在庙里打杂惯了的，所以并不觉得清苦。
8月下旬，他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于是出去打探一番。
街面上十分平静。乡公所的门前挂着两面“青天白日”旗，一面镶着黄色的三角边（汪伪政府的旗帜）、另一面却没有，叫人弄不清以哪面国旗为准。土墙上原先用白灰写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现在贴上了新标语——“公理战胜”。
“公理战胜”的旁边有张布告，签署人是“华北宣抚使”熊斌中将，内容是命令伪军各部原地驻防、等候国军点验，另外还有个附表，注明舞阳县的点验官来自五战区，是一个名叫“卢望兴”的人。
王三官这才相信，鬼子投降了，他可以回家了。
路过县城，城头上鬼子的膏药旗和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并排挂着，城门口贴着日军的告示：“中日战争已经妥协，皇军按照指令维持地方安全，中国军民如不执行，大日本皇军仍以武力对待……”，落款是昭和二十年八月二十日。
王三官又糊涂了：这日本鬼子到底是投降了没有？
9月初，国军41军104师（杨显明部）进驻舞阳。9月20日，日本人排着队鞠了个躬、坐上卡车到漯河去了。
老百姓举着报仇伸冤的情愿书，要求惩办血债累累的日本指导官勾口右京和便衣队顾问柳赖等人，可点验组的组长卢望兴却说：“要执行投降条款，不要企图报复，不可对敌人加以污辱。只有对他们表示怜悯，才能使他们自拔于错误与罪恶。如果以暴行答复暴行，则是冤冤相报，决不是仁义之师的目的……”，王三官觉得这位点验组长真是个以德报怨的善心人。
卢望兴接下来又宣布，当前的重要任务是清除汉奸、清理伪产。
曾经担任过“伪职”的人都在清查之列，王三官心想，这还用查么？伪军的正副师长关震亚和尚振华、维持会的正副会长周承文和胡灿宇都在舞阳县城里，抓起来就是了。
可是，王三官想得太简单了。
关震亚和十九集团军司令陈大庆的副官周愚是好朋友，又经周愚的关系联系上了五战区司令刘峙的副官李雅仙，再通过李副官的介绍认识了刘峙的三姨太（姓黄）。
日本投降后，得知舞阳县的接收事宜由五战区负责，关震亚立刻带着自己的小老婆去找黄三姨太，光是衣料、皮毛和各类滋补品就装了二十口箱子。刘峙到漯河以后（五战区的受降仪式在漯河举行），尚振华又在漯河包了饭馆，每天开流水席、宴请刘峙司令部的长官。这样一来，关、尚二人不但免除了汉奸的罪名，反倒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当上了新编75师的正副师长。
关震亚、尚振华“曲线救国”成功，其他汉奸头目也纷纷向点验组的长官送礼求情，等到接收大员收取的礼品堆满了“大信公司”的库房（今舞阳县财政局），伪维持会的会长和干事们也就摇身一变、都成了抗日的功臣。
只是，送出去的财物总要想办法再捞回来、“清除汉奸”的名单上也需要找人来当替罪羊。于是，原十六保保长王三官的名字就被写上了县政府通缉捉拿的汉奸名册。
王三官事前对此毫无所知。
45年10月12日下午，县里来了三个人，一个干事两个兵，进到大洼村就把王家的房子贴上了“伪产”的封条，然后就要捆人。
王三官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喊“冤枉！”，村里人谁也不相信王保长会干坏事，都聚拢过来表示反对。可就在这时，有个人却跳出来证明王三官是汉奸。
这人就是十六保的武管事王宗汉，王三官不当保长之后，他就成了附近几个村子的最高领导。现在看见县衙门来抓人，他不仅主动上前帮忙，还揭发说：“王三官勾结日本便衣队残害忠良、王三官是个汉奸”。
王宗汉向便衣队告密并被柳赖毒打的事，王三官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从没有向外透露过，现在听见王宗汉倒打一耙，王三官的母亲顿时气坏了，扑上去要撕他的脸、并且又哭又骂地把事情的原委全都嚷了出来。武管事恼羞成怒、一耳光把老太太扇翻在地，王三官见状再也忍耐不住了，一头向王宗汉撞过去，俩人撕打在一起。
好人王三官打人了！这可是自他出生以来从没有过的举动。
大洼村的村民也激动起来，纷纷围上前去帮忙。事情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骚乱——王宗汉的肋骨被人踩断了、县衙门干事的头被砸破了，士兵的枪被抢了下来、当场打死了一个。
事情闹大了，王三官只得离家出走。他拿定了主意：投奔共产党。
南边正在打仗，“双十协定”后，国民党的四个整编师以方城、舞阳、遂平为中心向南推进，压迫着新四军豫中部队朝桐柏山区转移。罗大扁担告诉王三官：舞阳支队编进了陈先瑞的三支队，罗老头的几个徒弟也在那里，找不到新四军就去找八路军。
王三官连夜离开了大洼村，他没找到三支队却遇上了突围途中的冀鲁豫军区八团（45年10月，“水西八团”的北返道路被敌人截断，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向新四军五师靠拢）。
于是，46年，桐柏山区的被服厂出现了一位“创造染布新记录”的劳动模范；47年，大别山根据地出现了一位“累死也不丢下一个伤员”的模范管理员。同志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王干劲”……
贵州的镇远古城，是个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城东一公里外的“中和山”是道教名山，山南的青龙洞号称“黔东第一洞天”，山中还建有数座道观，其中有座“三元宫”。
天气晴好的时候，时常会有一位年愈九旬的老者到道观里走走看看，祭拜天官、地官和水官（三元）。附近的人们都知道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是离休干部，却不知道他曾经有个名字和神龛里的三官有联系。
镇远是座水城，横贯小城的美丽的河流名叫舞阳河。三十年前，舞阳河还可以通航，王主任就负责管理这条河的航运，后来水电站多了、航运中断了，老王也就退了休。可他并没有回到河南老家去，而是留在这条和他家乡同名的河水边，安度晚年。
他每天虔诚地燃香祭拜，没有去“三元宫”的时候，就在家里念叨着太上秘旨、导引法诀。他家的堂屋里摆设着天地水三官的神位，在神龛的旁边，还挂着蔡志兰女士的遗像。和太上老君交涉完毕之后，王老总要在妻子的跟前停留一会，掸一掸镜框上并不存在的尘埃。
那一天，我问他：“你觉得，真的有灵魂么？”（这问题好象祥林嫂也问过）。
王老略带羞涩地笑了：“我知道不该相信这个，这是迷信……可是，灵魂这东西，说有也有的，它不在死人那里，在活人的心里呢”。
停了一会，老人十分认真地问我：“你说，要是把户口迁到少数民族地区，可不可以不搞火葬……”
我笑了。
我知道，这一刻，我面前的这位老者，不是离休干部王主任，而是那个豫中的朴实的农民——好人王三官。
战场上的蒲公英(一）
标签：军事/谈兵
马甲很早就知道蔡智诚当过国民党军官，因为我小时候曾经看见他被捆起来游街，胸前挂着牌子、头上戴着高帽。
后来又听说他平反了，得了一份“起义证书”、还补发了好多工资，顿时特别有钱。那时候，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正好解禁，大人们看完金环和银环的故事，回来就说：老蔡原来是“关团长”一样的人物呵，是个好人！于是就有许多热心的大妈大婶忙着给蔡先生介绍对象，想让他续弦。我们这些小孩一见到他就嚷嚷：“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而蔡先生只是尴尬的笑。
再后来，蔡先生退休了。一个人在家里养兰花、喂金鱼，摆弄一些不吵不闹的小玩意，孤孤单单、自得其乐。再再后来，马甲我偶然得知这位安静的老头居然曾经是中国最早的空降兵，不由得大吃一惊，连忙和几个朋友找上门去：“伞兵呵！特种部队呀！老蔡先生，给我们讲故事吧！”
这时候，老人家已经得了帕金森病，语言和行动都有些障碍。他坐在藤椅上，看看面前的花、又望望天边的云，许久许久，才嘟哝了一句：“这伞兵嘛，就象是战场上的蒲公英……”
战场上的蒲公英
1944年初夏，二十二岁的蔡智诚不想上学了，他要去当兵。
蔡智诚是贵州人，家住遵义老城琵琶桥（现名红旗路），他家的斜对面就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那里如今已成为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址。
蔡智诚有两个哥一个姐和一个妹妹，大哥蔡智明1938年10月牺牲了，姐姐蔡智慧已经出嫁、在“美国援华协会”当医师，二哥蔡智仁毕业于陆军辎重兵学校、是交通二团（汽车兵）的连长，妹妹蔡智兰初中没毕业就偷跑出去参军、结果在战场上失踪了。
蔡智诚排行老四，可实际上只比老五大了二十分钟（他和蔡智兰是对龙凤胎）。44年，蔡家的年轻人中只有他还在读书，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想工作或者胆子小，而是父母觉得家里应该留一个“守门的”，蔡老四是长辈们公认的最乖的孩子，应该老老实实的把大学念完、然后成家立业。
从家谱上看，蔡家应该算是湖北人。他们祖上是跟着袁玉锡（湖北襄樊人，曾任遵义知府）到贵州来的，先是做幕僚，而后经办盐号。贵州是个不产盐的地方，食盐大多依靠川省供给，遵义是川盐入黔的集散地，蔡家在这里开办“恒升永”商号，兼营盐业、布匹和杂货，很快就发了财。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了蔡智诚的父亲蔡式超这一辈，蔡家的家道衰落了。
蔡式超是厦门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在华侨创办的大学里读了两年“商学”，没学到什么商业技巧，却树立了“实业救国”的观念。回到家乡，蔡同学下定决心：不做商人，要当农场主，向陈嘉庚同志学习。
刚开始，他和厦大同学何辑五（何应瑞，何应钦的四弟）一起合办茶场、试验改良茶种。在当时，贵州种植茶叶的人很少，蔡同学与何同学希望用“新型经济作物”替代盛行于贵州的鸦片，既能挽救家乡风气、又能振兴地方经济。
从理论上讲，这个思路是可取的（事实上，蔡式超当年试办茶场的湄潭，现在已经成为茶叶生产基地）。然而，在当时，蔡式超的办法却行不通。
兴办农业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贵州这里却战事频繁。黔军、滇军、川军、中央军，民团、土匪、青帮和洪帮来来去去，今天这个拔苗、明天那个刨坑，好不容易长出了几片茶叶，还没等收获就被别人抢跑了。接着，何应钦去了广州、何辑五也投靠他三哥去了，蔡式超没有了靠山，只好关门大吉。
当不成农场主，于是改当工厂主。
先是开了家肥皂厂，希望帮助乡亲们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结果造出来的“卫生肥皂”黑不溜秋，根本卖不掉，只得关张。
接着又办酒精厂，初衷是想用工业酒精替代汽油，“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但是酒精醇度要到95度以上才能够开汽车，蔡式超搞了几十个大铁皮罐，蒸馏来蒸馏去，怎么也超不过94度，只能当医药酒精用——不过这也歪打正着。抗战爆发了，前方需要大量的医用酒精，于是蔡老板不计成本、把一批批的产品送往前线。没几年，家业就被他折腾光了。
时间到了1944年，大后方的物价飞涨、人心浮躁、社会混乱，民众对政府极不信任。
其实，抗战之初的情形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虽然国军一败再败，但国民党的表现还算不错，军人不怕死、官员也耐得住艰苦，所以尽管局势严峻，但社会各界却很团结，人民积极支前、踊跃参战，处处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蒋委员长的形象也空前的伟大。
可后来就不行了。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国民政府就象是松了一口气，所有的老毛病都回来了。争权夺利、拉帮结派、腐化堕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各种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行经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员们的嘴里动不动就是“美国朋友”什么的，好象打日本不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反倒是帮美国人开辟第二战场一样。
老百姓并不怕吃苦受罪，怕的是当权者没志气。官员的堕落、政府的腐败、军队的无能，使人民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于是，先前的那种毁家救国、同仇敌忾的景象难以见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怨声载道和灰心失望。
这期间，云南和四川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当局的独裁和腐败——可是，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学生蔡智诚却从来没有参加过“闹事”，在遵义，他不仅没有上街游行，就连抗议的标语也没见到过。
抗战时期，贵州是“政治模范省”，浙江大学也是“模范学校”。全体师生埋头学习、钻研业务，对政治运动敬而远之，校园内外显得风平浪静。
浙江大学是1940年迁到贵州遵义的（46年回迁），当时的校长是竺可桢。
竺校长十分爱护学生。1942年，西南联大在昆明反对孔祥熙、邀请遵义的浙江大学也起来响应，当时，军警部队已在校外荷枪实弹、极有可能发生流血冲突，浙大的老师努力阻拦学生，结果却没拦住、被学生们冲出去了。于是，竺可桢校长举起一面小旗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头，他说：“我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青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大学校长带头游行！这破天荒的举动惹得蒋介石大怒，竺可桢差点因此被撤职。从这以后，浙大的学生们就很少再参与政治活动了——他们不愿意给校长添麻烦。
虽然是在战争期间，但浙江大学的学习条件还是很不错的。
首先是书多、仪器多。浙大内迁的时候，全部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都完好的转移到了遵义，浙江方面还把“文澜阁四库全书”等珍贵文献也交给他们管理，这在内迁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优势；再就是钱多。蒋总裁是浙江人，有许多江浙籍商人和官员可以给浙江大学提供经费，使浙大有能力实施科研项目、还能定期从国外购买学术资料，物质条件得天独厚。
当然，更重要的是师资力量雄厚。浙大主张“文理兼修”、规定所有的名教授都必须上基础课，在大学一年级的讲坛上，可以看见校长竺可桢、文学院长梅光迪、理学院长胡刚复、工学院长李熙谋、农学院长卢守耕、研究院长郑宗海，还可以见到陈建功、苏步青、王国松、王葆仁、李寿恒、马一浮、何增禄、王淦昌、贝时璋、谈家珍、卢嘉锡……全是名震学界的大师精英。
抗战时期，遵义没有遭到过日军飞机的空袭，所以浙大的师生不必象其他学校那样“跑警报”，可以十分从容的在教室里或者小河边专心读书。于是，后来，在遵义读书的两千多本科生里，有四十多人成为了中科院的院士——当然，这其中没有包括蔡智诚，因为他刚读到二年级就去当兵了。
44年6月，蔡智诚正跟着实验室主任俞国顺（浙江人，副教授）建造“发电厂”。
当时，遵义没有电力设施，教师备课、学生看书只能使用桐油灯，每个人的眼睛和鼻子都被灯烟熏得黑黑的，看上去十分不雅。于是，电机系的俞教授就准备搞一个小型火电厂，利用当地的煤炭资源发电照明。
发电房的“核心设备”是一台15千伏安的交流发电机和一台四缸45马力的煤气机，都是从云南淘来的二手货。几个人“叮叮咣咣”的修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让它们派上了用场。
试运行的头几天，厂房里来了一个中央军校的教官，他说自己要结婚了、让发电厂给他的新房装两盏电灯。可是，这位军官的住宅与浙大的校舍是反方向，给他装电灯非得专门拉一条回路不可，于是俞国顺就没有同意。这下子，教官火了，抄起军棍“乓乓”几下、把俞教授的脑袋敲了个洞。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教授被教官打了一顿，也只能忍气吞声。俞国顺躺在病床上长吁短叹，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还说“看来雷海宗先生的理论是正确的，没有真正的兵，就没有真正的国民……”
俞国顺提到的这位雷海宗，是西南联大的历史学教授，他写过一本书——《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在当时的影响很大。
雷先生的观点大概是：中国旧文化是“无兵的文化”，偏重文德、使人文弱。士大夫对兵戎之事不了解、不关心，致使流氓无赖充斥行伍、军队的素质低下，不能满足文明社会的要求。雷先生认为，“无兵的文化”使得国家“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没有国民，也就是没有政治生活”。所以他主张有知识的人应该去当兵，因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他倡议知识分子应该修炼“武德”、修正畸形的“文德”，以此来振兴民族的风气。
雷海宗的这个理论多少有点尼采的味道，虽然要求社会变革、却不反对军事独裁，所以得到了蒋总裁的赞成。当时，主管贵州党务的张道藩（国民党海外部长）拿着雷教授的书到浙大来搞宣传，“青年军”的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也到学校来做演讲，提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鼓动年青学子们去当兵。
可是，在浙江大学鼓动了半天，却没有人报名参军——这是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政府《兵役法》规定，在校读书的学生可以免除兵役；另一方面，浙大的校长和老师也反对学生从军。
浙大的教授们觉得，雷海宗的理论近似于“法西斯蒂”、是“以军国主义对抗军国主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主张青年学生应该好好读书，认为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知识，才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最佳途径……
蔡智诚原本也是准备听从老师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可是，军校教官的几棍子，不仅敲破了俞副教授的脑袋、也把蔡智诚打糊涂了，他想：国军教官的素质尚且如此，士兵的野蛮又该到了何等地步，让这些流氓一样的军人保护国家，社会的文明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那天下午，蔡大学生带着这个困惑回到家里，没想到却又遇到了另一件烦心事——姐姐被乱兵打伤了。
44年夏天，国军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败涂地，大溃退引发了难民潮。当时，在四川的人听说湖南湖北败了、认为重庆很危险，就想往贵州和云南跑；在贵州的人看见日军进了广西、恐怕国军抵挡不住，又想往云南和四川跑；而云南边境也在打仗、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了，昆明的人也觉得危险、也想往外跑……于是乎，位于云贵川三省要道的遵义县就成了难民聚集的中心。
遵义设置了许多“难民救济站”，五花八门。
一类是政府的民政机构，他们在衙门里办公，有赈灾款、可以征用民房、还能调动警察维持秩序。但他们要检查求助者的身份证、难民证和疏散证，对证件不全的不予理睬。逃难的民众大多没有携带证明文件，因此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另一类救济场所是各省的“同乡会”。他们在庙宇祠堂里实施救济，不查证件、却要分辨口音，只有自己的老乡才能有饭吃、有地方住。
“美国援华协会”也在路边搭建了“救济棚”，设有治疗室、厨房、浴室和厕所。他们不查证件也不辨口音，每天提供两顿饭，但只接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对年青男子概不欢迎。
蔡智诚的姐姐蔡智慧在“救济棚”里当医生，负责救治女性患者，她的工作区域是不许男人进入的。可就在那天上午，棚子里突然闯进来几个国军士兵，翻箱倒柜、吵着要什么“盘尼西林”，蔡智慧一边赶他们出去，一边解释说这里只是个救济站、没有那么贵重的药品。当兵的火了：“美国人的地方，怎么会没有西药？”，还说“老子在前方打仗，你们把贵重东西都偷去卖了！”，骂了许多难听的话，还把蔡医师给打伤了。
蔡智诚赶到医院的时候，看见姐姐的病床前聚着许多同事，好些人气得直哭。“援华协会”的负责人马力（Mariotte）先生正冲着遵义县长大吼大叫：“中国的军队太糟糕！中国的军人太野蛮！”，那倒霉的县长只有连连点头，保证一定“严惩肇事的歹徒”。
看到这个场景，蔡智诚的心里十分难过。他觉得，马力先生骂县长，实际上也是骂了所有的中国人。
当天晚上，在留给父亲的信中，蔡智诚这样写道：“国家沦落到如此地步、军队堕落到如此地步，处罚几个犯罪的士兵有何成效？而今看来，雷海宗先生所言极是，知识者应投身行伍，努力改造旧军阀之流氓习气……需要以文明之思想兼勇敢之精神建立起新式高尚之军队，方能切实承担保护国民之重责……”。
于是，这个二十二岁的大学生拿定主意不念书了，要去“改造旧军队”。
第二天，他跑到教务处办理退学手续。浙大的训导长费巩（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45年被军统暗杀）听说蔡智诚准备去参军，考虑了一阵，在申请书上批示：“准休学一年”——学校给他保留了学籍。
就这样，1944年6月，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蔡智诚同学弃笔从戎，满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走上了抗日的战场。
标签：军事/谈兵
马甲很早就知道蔡智诚当过国民党军官，因为我小时候曾经看见他被捆起来游街，胸前挂着牌子、头上戴着高帽。
后来又听说他平反了，得了一份“起义证书”、还补发了好多工资，顿时特别有钱。那时候，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正好解禁，大人们看完金环和银环的故事，回来就说：老蔡原来是“关团长”一样的人物呵，是个好人！于是就有许多热心的大妈大婶忙着给蔡先生介绍对象，想让他续弦。我们这些小孩一见到他就嚷嚷：“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而蔡先生只是尴尬的笑。
再后来，蔡先生退休了。一个人在家里养兰花、喂金鱼，摆弄一些不吵不闹的小玩意，孤孤单单、自得其乐。再再后来，马甲我偶然得知这位安静的老头居然曾经是中国最早的空降兵，不由得大吃一惊，连忙和几个朋友找上门去：“伞兵呵！特种部队呀！老蔡先生，给我们讲故事吧！”
这时候，老人家已经得了帕金森病，语言和行动都有些障碍。他坐在藤椅上，看看面前的花、又望望天边的云，许久许久，才嘟哝了一句：“这伞兵嘛，就象是战场上的蒲公英……”
战场上的蒲公英
1944年初夏，二十二岁的蔡智诚不想上学了，他要去当兵。
蔡智诚是贵州人，家住遵义老城琵琶桥（现名红旗路），他家的斜对面就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那里如今已成为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址。
蔡智诚有两个哥一个姐和一个妹妹，大哥蔡智明1938年10月牺牲了，姐姐蔡智慧已经出嫁、在“美国援华协会”当医师，二哥蔡智仁毕业于陆军辎重兵学校、是交通二团（汽车兵）的连长，妹妹蔡智兰初中没毕业就偷跑出去参军、结果在战场上失踪了。
蔡智诚排行老四，可实际上只比老五大了二十分钟（他和蔡智兰是对龙凤胎）。44年，蔡家的年轻人中只有他还在读书，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想工作或者胆子小，而是父母觉得家里应该留一个“守门的”，蔡老四是长辈们公认的最乖的孩子，应该老老实实的把大学念完、然后成家立业。
从家谱上看，蔡家应该算是湖北人。他们祖上是跟着袁玉锡（湖北襄樊人，曾任遵义知府）到贵州来的，先是做幕僚，而后经办盐号。贵州是个不产盐的地方，食盐大多依靠川省供给，遵义是川盐入黔的集散地，蔡家在这里开办“恒升永”商号，兼营盐业、布匹和杂货，很快就发了财。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了蔡智诚的父亲蔡式超这一辈，蔡家的家道衰落了。
蔡式超是厦门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在华侨创办的大学里读了两年“商学”，没学到什么商业技巧，却树立了“实业救国”的观念。回到家乡，蔡同学下定决心：不做商人，要当农场主，向陈嘉庚同志学习。
刚开始，他和厦大同学何辑五（何应瑞，何应钦的四弟）一起合办茶场、试验改良茶种。在当时，贵州种植茶叶的人很少，蔡同学与何同学希望用“新型经济作物”替代盛行于贵州的鸦片，既能挽救家乡风气、又能振兴地方经济。
从理论上讲，这个思路是可取的（事实上，蔡式超当年试办茶场的湄潭，现在已经成为茶叶生产基地）。然而，在当时，蔡式超的办法却行不通。
兴办农业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贵州这里却战事频繁。黔军、滇军、川军、中央军，民团、土匪、青帮和洪帮来来去去，今天这个拔苗、明天那个刨坑，好不容易长出了几片茶叶，还没等收获就被别人抢跑了。接着，何应钦去了广州、何辑五也投靠他三哥去了，蔡式超没有了靠山，只好关门大吉。
当不成农场主，于是改当工厂主。
先是开了家肥皂厂，希望帮助乡亲们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结果造出来的“卫生肥皂”黑不溜秋，根本卖不掉，只得关张。
接着又办酒精厂，初衷是想用工业酒精替代汽油，“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但是酒精醇度要到95度以上才能够开汽车，蔡式超搞了几十个大铁皮罐，蒸馏来蒸馏去，怎么也超不过94度，只能当医药酒精用——不过这也歪打正着。抗战爆发了，前方需要大量的医用酒精，于是蔡老板不计成本、把一批批的产品送往前线。没几年，家业就被他折腾光了。
时间到了1944年，大后方的物价飞涨、人心浮躁、社会混乱，民众对政府极不信任。
其实，抗战之初的情形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虽然国军一败再败，但国民党的表现还算不错，军人不怕死、官员也耐得住艰苦，所以尽管局势严峻，但社会各界却很团结，人民积极支前、踊跃参战，处处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蒋委员长的形象也空前的伟大。
可后来就不行了。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国民政府就象是松了一口气，所有的老毛病都回来了。争权夺利、拉帮结派、腐化堕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各种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行经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员们的嘴里动不动就是“美国朋友”什么的，好象打日本不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反倒是帮美国人开辟第二战场一样。
老百姓并不怕吃苦受罪，怕的是当权者没志气。官员的堕落、政府的腐败、军队的无能，使人民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于是，先前的那种毁家救国、同仇敌忾的景象难以见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怨声载道和灰心失望。
这期间，云南和四川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当局的独裁和腐败——可是，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学生蔡智诚却从来没有参加过“闹事”，在遵义，他不仅没有上街游行，就连抗议的标语也没见到过。
抗战时期，贵州是“政治模范省”，浙江大学也是“模范学校”。全体师生埋头学习、钻研业务，对政治运动敬而远之，校园内外显得风平浪静。
浙江大学是1940年迁到贵州遵义的（46年回迁），当时的校长是竺可桢。
竺校长十分爱护学生。1942年，西南联大在昆明反对孔祥熙、邀请遵义的浙江大学也起来响应，当时，军警部队已在校外荷枪实弹、极有可能发生流血冲突，浙大的老师努力阻拦学生，结果却没拦住、被学生们冲出去了。于是，竺可桢校长举起一面小旗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头，他说：“我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青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大学校长带头游行！这破天荒的举动惹得蒋介石大怒，竺可桢差点因此被撤职。从这以后，浙大的学生们就很少再参与政治活动了——他们不愿意给校长添麻烦。
虽然是在战争期间，但浙江大学的学习条件还是很不错的。
首先是书多、仪器多。浙大内迁的时候，全部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都完好的转移到了遵义，浙江方面还把“文澜阁四库全书”等珍贵文献也交给他们管理，这在内迁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优势；再就是钱多。蒋总裁是浙江人，有许多江浙籍商人和官员可以给浙江大学提供经费，使浙大有能力实施科研项目、还能定期从国外购买学术资料，物质条件得天独厚。
当然，更重要的是师资力量雄厚。浙大主张“文理兼修”、规定所有的名教授都必须上基础课，在大学一年级的讲坛上，可以看见校长竺可桢、文学院长梅光迪、理学院长胡刚复、工学院长李熙谋、农学院长卢守耕、研究院长郑宗海，还可以见到陈建功、苏步青、王国松、王葆仁、李寿恒、马一浮、何增禄、王淦昌、贝时璋、谈家珍、卢嘉锡……全是名震学界的大师精英。
抗战时期，遵义没有遭到过日军飞机的空袭，所以浙大的师生不必象其他学校那样“跑警报”，可以十分从容的在教室里或者小河边专心读书。于是，后来，在遵义读书的两千多本科生里，有四十多人成为了中科院的院士——当然，这其中没有包括蔡智诚，因为他刚读到二年级就去当兵了。
44年6月，蔡智诚正跟着实验室主任俞国顺（浙江人，副教授）建造“发电厂”。
当时，遵义没有电力设施，教师备课、学生看书只能使用桐油灯，每个人的眼睛和鼻子都被灯烟熏得黑黑的，看上去十分不雅。于是，电机系的俞教授就准备搞一个小型火电厂，利用当地的煤炭资源发电照明。
发电房的“核心设备”是一台15千伏安的交流发电机和一台四缸45马力的煤气机，都是从云南淘来的二手货。几个人“叮叮咣咣”的修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让它们派上了用场。
试运行的头几天，厂房里来了一个中央军校的教官，他说自己要结婚了、让发电厂给他的新房装两盏电灯。可是，这位军官的住宅与浙大的校舍是反方向，给他装电灯非得专门拉一条回路不可，于是俞国顺就没有同意。这下子，教官火了，抄起军棍“乓乓”几下、把俞教授的脑袋敲了个洞。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教授被教官打了一顿，也只能忍气吞声。俞国顺躺在病床上长吁短叹，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还说“看来雷海宗先生的理论是正确的，没有真正的兵，就没有真正的国民……”
俞国顺提到的这位雷海宗，是西南联大的历史学教授，他写过一本书——《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在当时的影响很大。
雷先生的观点大概是：中国旧文化是“无兵的文化”，偏重文德、使人文弱。士大夫对兵戎之事不了解、不关心，致使流氓无赖充斥行伍、军队的素质低下，不能满足文明社会的要求。雷先生认为，“无兵的文化”使得国家“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没有国民，也就是没有政治生活”。所以他主张有知识的人应该去当兵，因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他倡议知识分子应该修炼“武德”、修正畸形的“文德”，以此来振兴民族的风气。
雷海宗的这个理论多少有点尼采的味道，虽然要求社会变革、却不反对军事独裁，所以得到了蒋总裁的赞成。当时，主管贵州党务的张道藩（国民党海外部长）拿着雷教授的书到浙大来搞宣传，“青年军”的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也到学校来做演讲，提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鼓动年青学子们去当兵。
可是，在浙江大学鼓动了半天，却没有人报名参军——这是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政府《兵役法》规定，在校读书的学生可以免除兵役；另一方面，浙大的校长和老师也反对学生从军。
浙大的教授们觉得，雷海宗的理论近似于“法西斯蒂”、是“以军国主义对抗军国主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主张青年学生应该好好读书，认为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知识，才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最佳途径……
蔡智诚原本也是准备听从老师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可是，军校教官的几棍子，不仅敲破了俞副教授的脑袋、也把蔡智诚打糊涂了，他想：国军教官的素质尚且如此，士兵的野蛮又该到了何等地步，让这些流氓一样的军人保护国家，社会的文明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那天下午，蔡大学生带着这个困惑回到家里，没想到却又遇到了另一件烦心事——姐姐被乱兵打伤了。
44年夏天，国军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败涂地，大溃退引发了难民潮。当时，在四川的人听说湖南湖北败了、认为重庆很危险，就想往贵州和云南跑；在贵州的人看见日军进了广西、恐怕国军抵挡不住，又想往云南和四川跑；而云南边境也在打仗、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了，昆明的人也觉得危险、也想往外跑……于是乎，位于云贵川三省要道的遵义县就成了难民聚集的中心。
遵义设置了许多“难民救济站”，五花八门。
一类是政府的民政机构，他们在衙门里办公，有赈灾款、可以征用民房、还能调动警察维持秩序。但他们要检查求助者的身份证、难民证和疏散证，对证件不全的不予理睬。逃难的民众大多没有携带证明文件，因此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另一类救济场所是各省的“同乡会”。他们在庙宇祠堂里实施救济，不查证件、却要分辨口音，只有自己的老乡才能有饭吃、有地方住。
“美国援华协会”也在路边搭建了“救济棚”，设有治疗室、厨房、浴室和厕所。他们不查证件也不辨口音，每天提供两顿饭，但只接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对年青男子概不欢迎。
蔡智诚的姐姐蔡智慧在“救济棚”里当医生，负责救治女性患者，她的工作区域是不许男人进入的。可就在那天上午，棚子里突然闯进来几个国军士兵，翻箱倒柜、吵着要什么“盘尼西林”，蔡智慧一边赶他们出去，一边解释说这里只是个救济站、没有那么贵重的药品。当兵的火了：“美国人的地方，怎么会没有西药？”，还说“老子在前方打仗，你们把贵重东西都偷去卖了！”，骂了许多难听的话，还把蔡医师给打伤了。
蔡智诚赶到医院的时候，看见姐姐的病床前聚着许多同事，好些人气得直哭。“援华协会”的负责人马力（Mariotte）先生正冲着遵义县长大吼大叫：“中国的军队太糟糕！中国的军人太野蛮！”，那倒霉的县长只有连连点头，保证一定“严惩肇事的歹徒”。
看到这个场景，蔡智诚的心里十分难过。他觉得，马力先生骂县长，实际上也是骂了所有的中国人。
当天晚上，在留给父亲的信中，蔡智诚这样写道：“国家沦落到如此地步、军队堕落到如此地步，处罚几个犯罪的士兵有何成效？而今看来，雷海宗先生所言极是，知识者应投身行伍，努力改造旧军阀之流氓习气……需要以文明之思想兼勇敢之精神建立起新式高尚之军队，方能切实承担保护国民之重责……”。
于是，这个二十二岁的大学生拿定主意不念书了，要去“改造旧军队”。
第二天，他跑到教务处办理退学手续。浙大的训导长费巩（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45年被军统暗杀）听说蔡智诚准备去参军，考虑了一阵，在申请书上批示：“准休学一年”——学校给他保留了学籍。
就这样，1944年6月，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蔡智诚同学弃笔从戎，满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走上了抗日的战场。
战场上的蒲公英（二）
标签：军事/谈兵
离开学校，蔡智诚就琢磨着到哪里去报名参军。
按理说，招兵的地方多得很，县、区、乡各级公所都在办理兵役。遵义当地就有个“师管区”（贵州省有两个师管区，另一个在镇远），下设“补充团”，隔三岔五的往前线送人。可蔡智诚却不愿意在那里报名，因为“遵义师管区”的新兵都是补充到89师、102师、103师和新8师的，他不想进黔军部队。蔡智诚的愿望是加入“青年军”——蒋经国主任在浙大演讲时说过：“青年军是高素质的现代化军队，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希望”。
想进“青年军”，最简便的办法是去找柏辉章。
44年，柏中将正在家里赋闲，手里无职无权。但是，他先前当赣南警备区司令的时候，赣南专员蒋经国是他的副司令，蔡智诚心想：如果请柏将军写张条子，到青年军去找如日中天的蒋主任一定没问题。
蔡家与柏家是街坊，两家大门距离不过四十米，彼此都是熟人。蔡智诚到了柏公馆，说明来意，柏辉章笑了笑，二话不说就磨墨捉笔、准备写介绍信。可正在这时候，柏家大爷从楼上下来了，对柏二爷说：“这事搞不得。蔡家老大在你的手底下没了，蔡家的幺妹也不在了，如今蔡老二还在前线扳命，你再把老四送上去，万一出了闪失，老街坊的脸面不好看”
柏继陶是个酱菜铺的老板，在琵琶桥边上卖豆瓣酱和熏腊肉，柏家七兄弟中，只有他这个当大哥的没出过门也没当过官。可也怪了，柏家兄弟对这位土老财哥哥却十分尊重、随时随地毕恭毕敬。就拿柏公馆来说，漂漂亮亮的一栋楼，柏辉章和弟弟们住楼下，楼上却只住着柏继陶一家人，真的把他当做了家长。
（所以，各位到遵义会议址参观时请注意：楼下的“红军机要室”才是柏辉章的住房，而楼上“朱老总、周副主席的居室”不过是酱菜铺老板的姨太太的房间。那个举世闻名的会议室，其实是个晾咸菜的地方）。
柏继陶对蔡智诚说：“四娃，想当兵，请你爹来讲，年轻人不要东跑西跑的，想精想怪”。他这么一发话，柏辉章就把毛笔放下、伸懒腰去了，再想批条子，门都没有。
没有介绍信，还可以到省城去想办法。
“贵州军管区”也有“青年远征军”的报名点，可蔡智诚却不敢去贵阳。因为这时候的贵阳市长是他父亲的老同学何辑五，蔡式超自己也正在省城的“管理委员会”当巡视员，蔡四娃倘若胆敢进城、被老爹“巡视”见了，非给抓起来送回学校不可。
无奈之下，只有另打主意——直接去云南投军。
只是，去云南并不容易。公路上聚满了难民，绝大多数是准备去昆明的，这时候，客车的车票要用金条来换、用钞票都买不到座位。蔡智诚当然没有黄金可以买客车票，他给父亲留了一封“告别信”，收拾起行装，然后就和普通难民一样在路边招手、找机会搭乘过路的货车。
路口上，每过来一部卡车，都有无数的人拥上去讨价还价。货车的位置和客车一样紧俏，蔡智诚尝试了好多趟，次次无功而返。
折腾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终于让他等来了一个熟人——杨三。
这位“杨三”原先是蔡老大蔡智明的马弁，42年因伤回到后方。养病的时候，杨三跟着蔡老二蔡智仁学开车，伤愈之后就进交通二团当了个班长，从此不用再扛枪冲锋、还得了个发财的机会，因此对蔡家兄弟感激得不得了。
杨三的卡车正好要去云南的保山，听说“四少爷”想搭车，这家伙立刻就张大了嘴、露出一脸半哭半笑的表情。蔡智诚安慰他说：“你不用怕，该付多少钱我照给，总之不让你吃亏，反正一定要在四楼给我留个位置就是了”。
“四层楼”是汽车兵的术语。抗战时期的车辆紧俏，军车出差时超载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通常，车厢的底部隐藏着一些违禁物资，这些走私品大多是长官交办的，沿途关卡心照不宣，只要不被人看见就好，这叫“一楼”；一楼的上面覆盖着规定运输的物品，这是“二楼”；在“规定运送物”的上边又摆放着各“公司商号”托运的零散物件，被称为“三楼”（三楼的运费是运输单位的外快，大家可以分成）；车厢的最顶上就是“四楼”，全都是些搭顺风车的大活人，由于货物堆得太高，所以必须把这些乘客捆在架子上，要不然，汽车一颠簸、人就会掉下来。
蔡智诚有个当汽车连长的哥哥，当然懂得这里头的名堂。可他这么一说，杨三反而更尴尬了：“四少爷坐车是看得起我的技术，我高兴都来不及，肯定请你坐驾驶室，哪里敢收钱。只不过刚才接到了命令，有个什么上校也要坐这辆车，不知道他同不同意搭上你一起走……”
既然如此，只好看情况再说了。
晚上九点多钟，杨三的卡车来到了约定的路口。
只见车厢堆成了小山，顶上还有个木头架子、密密麻麻的绑满了人。驾驶室里的上校探出头来看了看，然后就有个中尉副官拎着皮带爬上车顶、老老实实的把自己捆起来，留出车头的位置给蔡智诚坐。
上了车，定睛一看，才发现这位上校原来是自家的熟人、老街坊王光炜，难怪这么客气。
（王光炜是遵义人，黄埔七期毕业，当过国民党师长，49年12月率部起义，曾经是贵州省政协委员。王光炜有个哥哥叫王光樾，黄埔三期的，是个有意思的人物，可以说一说）
王光樾从小就特别聪明，是个语言天才，在遵义念书的时候年年英语考第一，可以和洋神甫谈论《圣经》的原文。按道理这种人应该去读外国语学院才对，可他偏偏要去考黄埔。到了军校，又迷上了俄语，开口苏沃洛夫、闭口库图佐夫，没过多久就能和苏联顾问聊天了，蒋校长一看，人才啊！于是就把他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陪蒋太子读书。
到了苏联，王光樾继续发挥天才优势，开始自学德文，结果居然能看懂原版的《资本论》，评论起马克思主义头头是道。更绝的是，他写外国字、用的却是毛笔，一行行清秀的铁线文就连洋人见了都觉得稀奇，弄得各个班级办墙报都来找他帮忙。他英文、德文、俄罗斯文都会，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可以交流，文的武的都懂，样样都能来一套，真是大受欢迎、出尽了风头。国内的蒋介石校长对他十分满意，委托严重总队长奖励给他100卢布和一块金表。
27年，王光樾奉召回国。这时候国共两党已经闹翻，双方正杀得眼红，王光樾既是国民党又是共产党，坐在从海参崴到上海的轮船上左右为难。船近黄埔港，突然，他把随身的行李扔进了海里（谁也不知道那里面装了些什么），然后就和几个俄国水手打起架来。打着打着就被打昏了，醒来以后直喊头疼，没过几天，他就疯了。
这一疯就疯得很彻底，不仅先前学的外国话全部忘光，就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
蒋介石亲自到医院去探望他，王同学张着嘴：“嗬嗬嗬，喔喔喔……”。蒋校长不知所云，只好留了几百块大洋、又在他的衣兜里塞了张字条：“王光樾同志，我来看你，你不说话。我们的敌人已经消灭，请你放心，安静养病”
校长大人带了头，其他师生只好跟着学，都来给王光樾送钱、塞字条。王同学一视同仁：“嗬嗬嗬，喔喔喔……”
从27年到49年，王疯子住遍了广州、南京、重庆、上海的各大医院，反正中央军校的薪金册上有他的固定开支，他可以衣食无忧、轻松自在。据说，他平时和小护士还是有说有笑的，可一遇到正经人就变成“嗬嗬嗬”了，谁也拿他没办法。
解放后，王光樾被丢在了大陆，这下子，轮到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同学去看望他了。结果见了面，老王还是“嗬嗬嗬，喔喔喔”……无奈，只好再写字条：王光樾同志，我们的敌人已经消灭，请你放心，继续养病吧……
于是继续养病，最后在遵义老家寿终正寝。身后留下两个谜：其一，27年的时候，他扔进海里的行李中到底装了些什么？其二，王光樾这家伙到底是个疯子还是个天才？
好了，书归正传，接着讲王光炜。
王光炜原本是“遵义师管区”补充团的团长，这时奉调到远征军第八军军部，正准备去云南保山报到。蔡智诚一听说“远征军”，立刻兴奋起来，犟着王上校、非要他介绍自己进青年军不可。
开车的杨三这时才晓得蔡智诚不是去昆明玩、而是要参军，顿时吓坏了，立马想掉头把他送回家去。
幸亏王光炜上校十分支持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他告诉小蔡，远征军里其实并没有“青年远征军”，青年军这时尚处于组建阶段，招录的大中专学生要先经过“三青团”的审查，如果稀哩糊涂的跑去、人家是不收的。不过，他建议蔡智诚先跟他到103师入伍，再由第八军推荐去青年军，他还说，到时候，无论是扎佐（贵阳郊区）的205师、还是昆明的207师，想进哪支部队都可以——这可把蔡智诚乐坏了，于是拿定主意，先去保山参军再说。
王光炜当了好几年的“补充团”团长，吃尽了招兵的苦头，现在突然遇到一个自愿入伍的冤大头，不由得十分开心，连连称赞“年青学生有觉悟”，谈话的兴致也就格外的高。
在路上，蔡智诚向王上校坦陈了自己对军队现状的看法，也解释了自己对未来的打算。王光炜却不置可否，他给蔡新兵算了一笔帐：
遵义是贵州的大县，有五十一万人口，按通常比例，符合服役条件的人最多不过五万。抗战几年来，遵义县的服役人员已超过四万三，当地的征兵总量已达到极限。可现在，“师管区”和“军管区”给遵义下达的壮丁指标却提高到每个月一千，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罚，怎么办？只有乱抓，看到青壮年男子就拖进兵营。
过去的规定是“三丁抽一”、“逢五抽二”，现在不论了，只要够条件就拉走；《兵役法》要求壮丁入伍前必须进行“国民军事训练”，现在也顾不上了，绳子一捆就往前线送。最早只是在乡下抓“黑脚杆”（农民），到后来，店铺的伙计也抓、工厂的工人也抓、无业的市民甚至外乡的难民也抓，反正遇见合适的就拉来。
为了躲避兵役，有的年青男子把自己的脚搞断、把手指头剁掉，还有的装聋作哑、装疯卖傻。43年，“遵义师管区”准备到兵工厂里抓壮丁，被厂方知道了，工人把大门一关、就在厂房里和军队打了起来，结果当场打死四十人、接着又判了十二个死刑，最后只征到了八名兵。这样的新兵送到部队，怎么可能提升军队的素质？但不送这些人去，又能有什么办法？
王光炜告诉蔡智诚：你希望改善军队的风气，我也赞成。但这个事只能等到打完仗以后慢慢搞，素质问题要从娃娃抓起，现在的兵都是些“棒棒脑壳”、教也教不会，就象石头窝窝里的“赖包谷”一样，整不出好菜来。
王上校还说：你入了军队，早晚也是当干部，要时刻保持威严，不用去和当兵的讲道理。军队和学校不是一回事，“棒棒脑壳”不开窍，你客气、他就以为你好欺负，七七八八的事情都惹出来，兵就不好带了。带兵就是要打要骂，再不行就枪毙，猛将手下出好兵，打仗的时候哪有时间去讨论思想问题……
蔡智诚一边听着前辈的教导、一边在心里犯嘀咕。虽然还没有正式入伍，他就已经觉得军队的实情和自己原先想象的不太相同，但转念又想，王光炜说的是旧式军队，也许“青年军”这样的新式部队，会有更为高尚的精神面貌吧。
7月3日，卡车开到了云南保山。
快进县城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一支正在行进的队伍，这是103师的309团，于是就停下车来打招呼。
309团的团长陈永思是遵义绥阳人（1949年12月率部起义，曾任贵州省政协委员），他与王家和蔡家素有来往，这时见到熟人当然很高兴。
陈团长说，309团原本是驻守祥云机场的，刚接到移防的命令，大概是要向松山方向增援。接着，他拍了拍蔡智诚的脑袋，笑着问：“大学生，逃课不读书，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王光炜回答：“蔡四娃想参加青年军，我准备在103师给他挂个号，然后就转到昆明去”
陈永思说：“那没问题，蔡家的事给何军长说一声就行了，好办得很。不出意外的话，四娃明天就可以拿着介绍信去昆明”
可这时候，蔡智诚却改变了主意。他让杨三把车上的皮箱拿下来，不坐车了，并且十分坚决地宣布：“我不去师部挂号，我要跟你们去松山打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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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学校，蔡智诚就琢磨着到哪里去报名参军。
按理说，招兵的地方多得很，县、区、乡各级公所都在办理兵役。遵义当地就有个“师管区”（贵州省有两个师管区，另一个在镇远），下设“补充团”，隔三岔五的往前线送人。可蔡智诚却不愿意在那里报名，因为“遵义师管区”的新兵都是补充到89师、102师、103师和新8师的，他不想进黔军部队。蔡智诚的愿望是加入“青年军”——蒋经国主任在浙大演讲时说过：“青年军是高素质的现代化军队，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希望”。
想进“青年军”，最简便的办法是去找柏辉章。
44年，柏中将正在家里赋闲，手里无职无权。但是，他先前当赣南警备区司令的时候，赣南专员蒋经国是他的副司令，蔡智诚心想：如果请柏将军写张条子，到青年军去找如日中天的蒋主任一定没问题。
蔡家与柏家是街坊，两家大门距离不过四十米，彼此都是熟人。蔡智诚到了柏公馆，说明来意，柏辉章笑了笑，二话不说就磨墨捉笔、准备写介绍信。可正在这时候，柏家大爷从楼上下来了，对柏二爷说：“这事搞不得。蔡家老大在你的手底下没了，蔡家的幺妹也不在了，如今蔡老二还在前线扳命，你再把老四送上去，万一出了闪失，老街坊的脸面不好看”
柏继陶是个酱菜铺的老板，在琵琶桥边上卖豆瓣酱和熏腊肉，柏家七兄弟中，只有他这个当大哥的没出过门也没当过官。可也怪了，柏家兄弟对这位土老财哥哥却十分尊重、随时随地毕恭毕敬。就拿柏公馆来说，漂漂亮亮的一栋楼，柏辉章和弟弟们住楼下，楼上却只住着柏继陶一家人，真的把他当做了家长。
（所以，各位到遵义会议址参观时请注意：楼下的“红军机要室”才是柏辉章的住房，而楼上“朱老总、周副主席的居室”不过是酱菜铺老板的姨太太的房间。那个举世闻名的会议室，其实是个晾咸菜的地方）。
柏继陶对蔡智诚说：“四娃，想当兵，请你爹来讲，年轻人不要东跑西跑的，想精想怪”。他这么一发话，柏辉章就把毛笔放下、伸懒腰去了，再想批条子，门都没有。
没有介绍信，还可以到省城去想办法。
“贵州军管区”也有“青年远征军”的报名点，可蔡智诚却不敢去贵阳。因为这时候的贵阳市长是他父亲的老同学何辑五，蔡式超自己也正在省城的“管理委员会”当巡视员，蔡四娃倘若胆敢进城、被老爹“巡视”见了，非给抓起来送回学校不可。
无奈之下，只有另打主意——直接去云南投军。
只是，去云南并不容易。公路上聚满了难民，绝大多数是准备去昆明的，这时候，客车的车票要用金条来换、用钞票都买不到座位。蔡智诚当然没有黄金可以买客车票，他给父亲留了一封“告别信”，收拾起行装，然后就和普通难民一样在路边招手、找机会搭乘过路的货车。
路口上，每过来一部卡车，都有无数的人拥上去讨价还价。货车的位置和客车一样紧俏，蔡智诚尝试了好多趟，次次无功而返。
折腾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终于让他等来了一个熟人——杨三。
这位“杨三”原先是蔡老大蔡智明的马弁，42年因伤回到后方。养病的时候，杨三跟着蔡老二蔡智仁学开车，伤愈之后就进交通二团当了个班长，从此不用再扛枪冲锋、还得了个发财的机会，因此对蔡家兄弟感激得不得了。
杨三的卡车正好要去云南的保山，听说“四少爷”想搭车，这家伙立刻就张大了嘴、露出一脸半哭半笑的表情。蔡智诚安慰他说：“你不用怕，该付多少钱我照给，总之不让你吃亏，反正一定要在四楼给我留个位置就是了”。
“四层楼”是汽车兵的术语。抗战时期的车辆紧俏，军车出差时超载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通常，车厢的底部隐藏着一些违禁物资，这些走私品大多是长官交办的，沿途关卡心照不宣，只要不被人看见就好，这叫“一楼”；一楼的上面覆盖着规定运输的物品，这是“二楼”；在“规定运送物”的上边又摆放着各“公司商号”托运的零散物件，被称为“三楼”（三楼的运费是运输单位的外快，大家可以分成）；车厢的最顶上就是“四楼”，全都是些搭顺风车的大活人，由于货物堆得太高，所以必须把这些乘客捆在架子上，要不然，汽车一颠簸、人就会掉下来。
蔡智诚有个当汽车连长的哥哥，当然懂得这里头的名堂。可他这么一说，杨三反而更尴尬了：“四少爷坐车是看得起我的技术，我高兴都来不及，肯定请你坐驾驶室，哪里敢收钱。只不过刚才接到了命令，有个什么上校也要坐这辆车，不知道他同不同意搭上你一起走……”
既然如此，只好看情况再说了。
晚上九点多钟，杨三的卡车来到了约定的路口。
只见车厢堆成了小山，顶上还有个木头架子、密密麻麻的绑满了人。驾驶室里的上校探出头来看了看，然后就有个中尉副官拎着皮带爬上车顶、老老实实的把自己捆起来，留出车头的位置给蔡智诚坐。
上了车，定睛一看，才发现这位上校原来是自家的熟人、老街坊王光炜，难怪这么客气。
（王光炜是遵义人，黄埔七期毕业，当过国民党师长，49年12月率部起义，曾经是贵州省政协委员。王光炜有个哥哥叫王光樾，黄埔三期的，是个有意思的人物，可以说一说）
王光樾从小就特别聪明，是个语言天才，在遵义念书的时候年年英语考第一，可以和洋神甫谈论《圣经》的原文。按道理这种人应该去读外国语学院才对，可他偏偏要去考黄埔。到了军校，又迷上了俄语，开口苏沃洛夫、闭口库图佐夫，没过多久就能和苏联顾问聊天了，蒋校长一看，人才啊！于是就把他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陪蒋太子读书。
到了苏联，王光樾继续发挥天才优势，开始自学德文，结果居然能看懂原版的《资本论》，评论起马克思主义头头是道。更绝的是，他写外国字、用的却是毛笔，一行行清秀的铁线文就连洋人见了都觉得稀奇，弄得各个班级办墙报都来找他帮忙。他英文、德文、俄罗斯文都会，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可以交流，文的武的都懂，样样都能来一套，真是大受欢迎、出尽了风头。国内的蒋介石校长对他十分满意，委托严重总队长奖励给他100卢布和一块金表。
27年，王光樾奉召回国。这时候国共两党已经闹翻，双方正杀得眼红，王光樾既是国民党又是共产党，坐在从海参崴到上海的轮船上左右为难。船近黄埔港，突然，他把随身的行李扔进了海里（谁也不知道那里面装了些什么），然后就和几个俄国水手打起架来。打着打着就被打昏了，醒来以后直喊头疼，没过几天，他就疯了。
这一疯就疯得很彻底，不仅先前学的外国话全部忘光，就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
蒋介石亲自到医院去探望他，王同学张着嘴：“嗬嗬嗬，喔喔喔……”。蒋校长不知所云，只好留了几百块大洋、又在他的衣兜里塞了张字条：“王光樾同志，我来看你，你不说话。我们的敌人已经消灭，请你放心，安静养病”
校长大人带了头，其他师生只好跟着学，都来给王光樾送钱、塞字条。王同学一视同仁：“嗬嗬嗬，喔喔喔……”
从27年到49年，王疯子住遍了广州、南京、重庆、上海的各大医院，反正中央军校的薪金册上有他的固定开支，他可以衣食无忧、轻松自在。据说，他平时和小护士还是有说有笑的，可一遇到正经人就变成“嗬嗬嗬”了，谁也拿他没办法。
解放后，王光樾被丢在了大陆，这下子，轮到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同学去看望他了。结果见了面，老王还是“嗬嗬嗬，喔喔喔”……无奈，只好再写字条：王光樾同志，我们的敌人已经消灭，请你放心，继续养病吧……
于是继续养病，最后在遵义老家寿终正寝。身后留下两个谜：其一，27年的时候，他扔进海里的行李中到底装了些什么？其二，王光樾这家伙到底是个疯子还是个天才？
好了，书归正传，接着讲王光炜。
王光炜原本是“遵义师管区”补充团的团长，这时奉调到远征军第八军军部，正准备去云南保山报到。蔡智诚一听说“远征军”，立刻兴奋起来，犟着王上校、非要他介绍自己进青年军不可。
开车的杨三这时才晓得蔡智诚不是去昆明玩、而是要参军，顿时吓坏了，立马想掉头把他送回家去。
幸亏王光炜上校十分支持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他告诉小蔡，远征军里其实并没有“青年远征军”，青年军这时尚处于组建阶段，招录的大中专学生要先经过“三青团”的审查，如果稀哩糊涂的跑去、人家是不收的。不过，他建议蔡智诚先跟他到103师入伍，再由第八军推荐去青年军，他还说，到时候，无论是扎佐（贵阳郊区）的205师、还是昆明的207师，想进哪支部队都可以——这可把蔡智诚乐坏了，于是拿定主意，先去保山参军再说。
王光炜当了好几年的“补充团”团长，吃尽了招兵的苦头，现在突然遇到一个自愿入伍的冤大头，不由得十分开心，连连称赞“年青学生有觉悟”，谈话的兴致也就格外的高。
在路上，蔡智诚向王上校坦陈了自己对军队现状的看法，也解释了自己对未来的打算。王光炜却不置可否，他给蔡新兵算了一笔帐：
遵义是贵州的大县，有五十一万人口，按通常比例，符合服役条件的人最多不过五万。抗战几年来，遵义县的服役人员已超过四万三，当地的征兵总量已达到极限。可现在，“师管区”和“军管区”给遵义下达的壮丁指标却提高到每个月一千，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罚，怎么办？只有乱抓，看到青壮年男子就拖进兵营。
过去的规定是“三丁抽一”、“逢五抽二”，现在不论了，只要够条件就拉走；《兵役法》要求壮丁入伍前必须进行“国民军事训练”，现在也顾不上了，绳子一捆就往前线送。最早只是在乡下抓“黑脚杆”（农民），到后来，店铺的伙计也抓、工厂的工人也抓、无业的市民甚至外乡的难民也抓，反正遇见合适的就拉来。
为了躲避兵役，有的年青男子把自己的脚搞断、把手指头剁掉，还有的装聋作哑、装疯卖傻。43年，“遵义师管区”准备到兵工厂里抓壮丁，被厂方知道了，工人把大门一关、就在厂房里和军队打了起来，结果当场打死四十人、接着又判了十二个死刑，最后只征到了八名兵。这样的新兵送到部队，怎么可能提升军队的素质？但不送这些人去，又能有什么办法？
王光炜告诉蔡智诚：你希望改善军队的风气，我也赞成。但这个事只能等到打完仗以后慢慢搞，素质问题要从娃娃抓起，现在的兵都是些“棒棒脑壳”、教也教不会，就象石头窝窝里的“赖包谷”一样，整不出好菜来。
王上校还说：你入了军队，早晚也是当干部，要时刻保持威严，不用去和当兵的讲道理。军队和学校不是一回事，“棒棒脑壳”不开窍，你客气、他就以为你好欺负，七七八八的事情都惹出来，兵就不好带了。带兵就是要打要骂，再不行就枪毙，猛将手下出好兵，打仗的时候哪有时间去讨论思想问题……
蔡智诚一边听着前辈的教导、一边在心里犯嘀咕。虽然还没有正式入伍，他就已经觉得军队的实情和自己原先想象的不太相同，但转念又想，王光炜说的是旧式军队，也许“青年军”这样的新式部队，会有更为高尚的精神面貌吧。
7月3日，卡车开到了云南保山。
快进县城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一支正在行进的队伍，这是103师的309团，于是就停下车来打招呼。
309团的团长陈永思是遵义绥阳人（1949年12月率部起义，曾任贵州省政协委员），他与王家和蔡家素有来往，这时见到熟人当然很高兴。
陈团长说，309团原本是驻守祥云机场的，刚接到移防的命令，大概是要向松山方向增援。接着，他拍了拍蔡智诚的脑袋，笑着问：“大学生，逃课不读书，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王光炜回答：“蔡四娃想参加青年军，我准备在103师给他挂个号，然后就转到昆明去”
陈永思说：“那没问题，蔡家的事给何军长说一声就行了，好办得很。不出意外的话，四娃明天就可以拿着介绍信去昆明”
可这时候，蔡智诚却改变了主意。他让杨三把车上的皮箱拿下来，不坐车了，并且十分坚决地宣布：“我不去师部挂号，我要跟你们去松山打鬼子！”
战场上的蒲公英（三）
蔡智诚的参战愿望遭到了大家的反对。
陈永思说：“你现在还是个老百姓，怎么能够上前线？”
蔡智诚立刻表示：“那么你赶紧收我入伍！”
王光炜乐了：“入伍总要办个手续。再说，即使你当了军人，是否上前线也要听从官长的命令，哪能想去就去的”
蔡智诚很不服气，心说：人家那些“棒棒脑壳”“黑脚杆”，绳子一捆就当兵打仗了，怎么到了我这里就这么麻烦？
可是，王光炜和陈永思都不理睬他，自顾自走到一边、商量起公事来。蔡智诚郁闷得不行，只好找个话茬、把开车的杨三骂了一顿。
公路上，309团的队伍还在行进。这时候，队列里忽然有人喊：“四少爷！”，蔡智诚寻声望去——咦？是他以前的“小跟班”游湘江。
游湘江的这个“湘江”不是湖南的那条江，而是遵义城里的一条小河。（马甲我也弄不清贵州的河为什么要取个湖南的江的名字——传说，遵义会议时，毛主席到河边散步，问当地百姓：“这是什么河呀？”，百姓回答：“是湘江”，主席顿时一愣：“怎么又是湘江？”，于是就很不开心的回屋睡觉去了……）
游湘江是蔡家厨师的儿子，比蔡智诚大两岁，小时候跟蔡智诚一起上学，每天帮四少爷背书包。不过这个书童读起书来既不聪明也不刻苦，所以后来就辍学到工厂里当学徒，再后来又进了何知重（遵义人，王家烈的表弟）办的军士队，打了几年仗，如今已升为上尉连长。
跟班遇见少爷，当然要聊几句。游连长听说蔡同学是来当兵打仗的，立刻大摇其头：“我们这些粗人打打杀杀是理所当然，你这个搞科学的贵重人也跑出来冒险，损失太大了……”
蔡智诚最听不得这种话，当即就嚷嚷起来：“国家是全体中国人的，你可以上前线杀敌，我也有义务报国！”，几句话搞得游湘江和杨三都不敢再吭声，大家不欢而散。
下午，队伍进了保山县城。王光炜径直去军部报到了，陈永思团长则带着蔡智诚去103师的师部。王光炜原先在103师当过团长，这次到云南，估摸着自己可能是要接替这个师的师长，所以刻意“避嫌”、不想和现任师长打交道。
那么，蔡智诚这么个小青年参军，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师部呢？——这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系。
民国时期，贵州军政界的显要人物要么是遵义人（比如王家烈、柏辉章）、要么是兴义人（比如何应钦、谷正伦），前者比较“土”，后者比较“洋”。蔡家是遵义名门、与当地的土军阀素有来往，而蔡式超又在外面读过书、与何应钦的两个弟弟（何辑五、何纵炎）是同学，所以他能够在“土”“洋”两边都说得上话。蔡式超本身是个“办实业”的局外人，与争权夺利无关，但传话送信的事情干多了，军界上层也都知道有个“爱管闲事”的蔡老板，多多少少要给他点面子。
蔡何两家是世交，蔡家的孩子称何应钦为“世伯”。而这时在保山，第八军军长正是何应钦的侄子何绍周，所以蔡新兵与何军长可以算是世家兄弟，办理他入伍的手续，当然就需要由师一级的单位经手了。
在国民党的大员中，何应钦的“私人势力”并不强，直到抗战中期才勉强拉起一支黔军班底的第八军。老何自己没有子女，所以把第八军交给了自己的侄儿何绍周（黄埔一期生），可陈诚却看不过眼，愣是把李弥（黄埔四期生）派到第八军来当副军长，从中掺上一把沙子。
第八军下属三个师，按战斗力的排列依次为——荣1师、103师和82师。
荣誉第一师是由湘西和贵州籍伤愈士兵组成的部队，算是半个黔军。但这个师一直处于“陈诚系”的掌控之下，从师长（汪波，黄埔三期）到团长、营长都是陈诚和李弥的人，何军长根本就调不动；
82师是贵州部队，前任师长欧百川（就是参加过南昌起义、跟着贺龙打到海陆丰的那个“前敌司令”）、现任师长王伯勋（何应钦的亲信弟子，1949年12月起义）都是贵州人，这个师虽然听从何绍周的指挥，但本身的战斗力太弱。所以，何军长在第八军真正能指望的主力只有103师。
103师的前任师长就是何绍周自己，现任师长是熊绶春。这熊绶春（黄埔三期生）也是陈诚的亲信，因此，何军长就总是琢磨着要换掉这个师长。他给103师下命令的时候，经常越过师部、直接传达到各团，生生的把熊师长给架空了。
这样一来，第八军总共三个师，一个不卖军长的帐、一个不卖师长的帐，还有一个实力太弱。作战效能可想而知。
蔡智诚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派系纷争。在师部，他看见三十多岁的熊绶春师长愁眉苦脸、心事重重，外表比实际年龄老得多。
陈永思给熊师长介绍了蔡同学，说了句“这是何军长的亲戚”，接着就和103师的副师长郭惠苍（遵义人，48年在营口被俘）商量起来，建议“先在师部安排一个书记官的职务，然后报送军部、推荐到青年军去任职”。
团长和副师长自作主张，师长熊绶春不置可否，皱着眉头一言不发，一副很不高兴的模样。
看见这个情形，蔡智诚心想：“熊师长一定把我当成了投机钻营的小人”，于是就主动表态说：“两位师长，你们现在很忙，我本不该来此打扰。蔡智诚到军队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添乱的，大战将至，个人的小事不劳长官费心，只要请派我上火线杀敌就行了”
听到这番话，熊绶春的脸色开朗了许多、态度也和蔼起来，他询问了蔡同学的情况，然后表示：“你还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最好先去教导队锻炼一下，这样对你有好处。至于是留在本师或者是去青年军，等训练完毕以后再作决定吧”，然后，他与这个新兵握了握手，叮嘱说：“年轻人，好自为之，我们还指望你给军队帮忙呢”
熊绶春的手软软的、湿湿的，说话的语调不高。这时候，蔡同学还没有养成行军礼的习惯，心里一激动、本能地给师长鞠了个躬，这不伦不类的礼节惹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蔡智诚不会想到，几年以后，在双堆集，他和熊绶春还将会有一次告别——依然是软软的、湿湿的手，依然是低沉的语调，依然没有敬军礼而是鞠了一个躬——只是，他没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最终也没能帮上熊绶春的忙。
103师教导队实际上就是新兵训练营，蔡智诚在这里不知道算是个什么角色。他每天东游西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管束他、更没有谁安排他站岗出操。
教导队里有一群新到的壮丁。据说本来有两千多人，可是从师管区送到这里就只剩下了一千三，一路上有的跑了有的死了。侥幸走到兵营的也被折腾得气息奄奄、就象活鬼一样，离死也差不了多远。
以前，蔡智诚没怎么接触过贫苦农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人，他首先的印象是“真能吃”——几十个大木桶装满了糙米饭，没有菜也没有汤，一眨眼的工夫就吃完了，壮丁们抹着嘴、东张西望、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好象再来几十桶也照样能干光。
除了吃，别的本事就不行了。出操站队连前后左右都分不清，“向左转”和“向右转”就学了两个钟头，教官再喊一声“向后转”，这些家伙却不知道转身、居然“咚咚咚”的倒退几步，把蔡智诚的肚子都笑痛了。
蔡智诚也尝试着与壮丁们交谈，说些“你家在哪里？”“家里有哪些人？”之类的话。可这些新兵要么把脑袋埋得深深的、要么就睁着惊恐的眼睛不言语，仿佛不是在谈心而是在应付审问，弄得蔡智诚十分没趣。
隔了两天，教导队的许大队长找蔡智诚谈话，要求他不要和壮丁们那么亲近。
“为什么？”，蔡同学十分纳闷。他还一门心思的准备教育新兵、提高他们的精神素质呢。
“老弟，在教导队就必须严、必须凶。你想，新兵都是些老百姓，不对他们凶一点、狠一点，他们就觉得象在家里一样，吊儿郎当，如何能养成服从上级、遵守纪律的习惯？再说了，我们这里太客气、让他们把心放宽了，日后进了部队，遇到厉害的带兵官，这些人就会觉得受不了，到时候他们有武器有技术，一旦生了反骨，就容易打黑枪、闹哗变，后果不堪设想……”
许大队长还说：“常言道：心慈不带兵。军队本来就是个舔血吃饭的地方，大家的脑门上顶着个‘死’字，个个都是打骂出来的。蔡老弟呀，天底下能有几个人象你有这么好的福气！”
队长的语气很委婉，可眼神却是冷冰冰的。蔡智诚能够感觉到，那眼神里还藏着一句潜台词：“别忘了，你自己也是个新兵，少来这里冒充教官……”
于是，从这以后，蔡智诚只好离壮丁们远远的，再也不主动套近乎了。
新兵营里每天都有人死亡。
那些犯了过错的新兵，有的被吊起来打军棍，有的被拉到操场边上、“嘭”的一枪，毙掉了。没有审判也没有记录，谁也弄不清弃尸坑里埋的是什么人，一条人命就这么消失在荒野之中。
又过了几天，教导队给新兵发枪，开始练习实弹射击。
靶场的四周架起了机枪，这是防备新兵借机哗变。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的心情十分紧张，各种事故也频频发生。
正在上子弹的时候，“砰”的一声，操作失误，后排的人把前排的打死了。新兵们顿时惊慌失措、吓得四散开来，谁也不敢站在前头。教官拎着军棍冲过去、劈头盖脑一顿猛揍：“怕什么！今天不死明天死，上了战场都是这样，你不打死我、我就打死你”，随即下令把尸体拖走、继续射击。
没过多久，“砰！”，又是一声，又是什么人动作失误，自己把自己打死了……练了几天枪，每天都要发生好几起类似事件。到最后新兵们都麻木了，死了人也无所谓，趴在血泊边上继续打枪。
于是，蔡智诚渐渐明白了军人们野蛮粗鲁的缘由——因为他们就是被这种粗暴的方法训练出来的——这样的训练，能够形成服从、恐惧和仇恨，却不能培养出忠诚、团结和友爱。
在新兵训练营里，没有亲切的交谈、没有笑声、没有歌声，除了长官的呵斥就是士兵的哭叫。这让蔡智诚觉得很难受，他实在无法习惯这种压抑的氛围。幸好，教导队并不干涉蔡智诚的自由，他可以随时溜出营地去散心。
教导队是跟着103师行动的，两个月来，他们从保山县城移动到了惠通桥附近，已经能够听见松山阵地上的炮声了。
新兵营旁边就是第八军的野战医院，每天都有担架队在这里进进出出。但是，蔡智诚从没有进医院去看过，他这时还有点怕见血、怕听到伤兵的哭喊声。
蔡智诚比较喜欢到惠通桥头去看高射炮阵地。
阵地上有三门高射炮，每门炮都有一个美国兵负责指挥。因为日本飞机难得飞来一次，所以这些炮兵也就无事可做，整天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过路的老百姓开玩笑、冲他们嚷“美国佬，快起床，日本鬼子打来了！”，洋人们就“OK、OK”的爬起来，先跑到大炮跟前装模做样的用嘴巴发出射击的声音，然后又装成日本飞机的样子摇摇晃晃的栽倒在草地上。大家哈哈一乐，他们就继续晒太阳、睡大觉。
蔡智诚很喜欢这几个美国人，他觉得这几个外国士兵对中国老百姓的态度，比我们自己的军队还要显得和善得多。
在惠通桥附近，来来往往的老百姓很多，而且他们好象也不怕打仗。
在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行使权力的基本单位是保甲，保甲制度执行得严厉的地方，兵役任务重、税收负担也重。可云南这里的土皇帝是龙云，不怎么买中央的帐，保甲制就有点行不通，云南人当兵只进滇军、不补充老蒋的部队，所以这里的征兵数量并不大、税赋也不多，到处可以看见年青男女逛来逛去、嘻嘻哈哈。
后勤单位最头疼当地的年青人了，因为他们会偷东西。军车停在路边上，稍不注意就被搬空了，连车轮子都被卸掉推走，虽然很快就能在地摊上找到这些失窃的物品，可那需要再花钱买回来。龙云十分袒护云南人，蒋委员长当时也不敢得罪这个土皇帝，所以中央军也就拿偷东西的人没办法，只有自己多加小心、注意防范。
当然，当地民众还是积极支援国军抗战的，松山前线的弹药物资全靠云南马帮进行运输。腾冲这里的少数民族比较多，男女平等，所以马帮队伍里既有小伙子也有大姑娘，男男女女打扮得花枝招展、有说有笑，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知道的晓得他们是要上前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去赶集呢。
有一段时间，马帮运送的全是炸药。没过几天，就听男女青年们回来说“好厉害的爆炸哦，整座山都蹦起来了”，那份高兴劲，就象是看了一场精彩的大戏一般——蔡智诚这才知道，82师实施坑道爆破，把松山主高地打下来了。
82师拿下了松山主高地，而103师却仍然在打攻坚战。
几乎每天都有军官到教导队来征调补充兵，新兵营里的壮丁几乎被调光了，可蔡智诚却还是闲着——许队长就是不点他的名。
不过，蔡智诚也不是无事可做，他正在研究“新式武器”。
8月份，103师装备了一批火焰喷射器（当时叫“喷火枪”），新兵训练营也领来了几枝。这以前，教官们谁也没见过这玩意，都不知道怎么操作，好在箱子里有一本英文说明书，蔡智诚能看懂，折腾了一天，就把所有的机关都弄明白了。
“喷火枪”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15升的罐子，一个装凝固汽油（普通汽油中加入凝固粉）、另一个装压缩空气，油料经过软管压迫进喷枪，击发点火之后就喷射出去，火焰的温度超过了600度，虽然不能把钢铁融化、但是能把铁烧红。
蔡智诚反复试验了好多次，发现教导队的这几把喷火枪都不合乎标准。说明书上说可以喷射80米，实际射程只能达到40米；书上说标准射击能重复八到十次，而实际最多只能击发六次。这大概是由于压缩气瓶不过关，造成压源的力量不够，所以，实战中需要配一个助手、背着补充气瓶跟着跑。
9月初的一天，蔡智诚正在教导队门口闲坐着，突然看见王光炜上校跑了过来，冲着许队长直嚷嚷：“你这里还有多少兵？全给我拉出来！”
这时，新兵营里只剩下几个傻头傻脑的“歪瓜劣枣”，让他们上前线简直是送死。蔡智诚急忙扯住王光炜，一个劲的要求：“带我去！带我去打仗！”
“你去干什么？学会放枪了么？”
“我早就会打枪了，我还会用喷火器，比他们都强！”
听说蔡智诚懂得使用火焰喷射器，王上校想了想，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带上喷火枪，跟我走”
于是，从这一天起，新兵蔡智诚就正式踏上了战场。
蔡智诚的参战愿望遭到了大家的反对。
陈永思说：“你现在还是个老百姓，怎么能够上前线？”
蔡智诚立刻表示：“那么你赶紧收我入伍！”
王光炜乐了：“入伍总要办个手续。再说，即使你当了军人，是否上前线也要听从官长的命令，哪能想去就去的”
蔡智诚很不服气，心说：人家那些“棒棒脑壳”“黑脚杆”，绳子一捆就当兵打仗了，怎么到了我这里就这么麻烦？
可是，王光炜和陈永思都不理睬他，自顾自走到一边、商量起公事来。蔡智诚郁闷得不行，只好找个话茬、把开车的杨三骂了一顿。
公路上，309团的队伍还在行进。这时候，队列里忽然有人喊：“四少爷！”，蔡智诚寻声望去——咦？是他以前的“小跟班”游湘江。
游湘江的这个“湘江”不是湖南的那条江，而是遵义城里的一条小河。（马甲我也弄不清贵州的河为什么要取个湖南的江的名字——传说，遵义会议时，毛主席到河边散步，问当地百姓：“这是什么河呀？”，百姓回答：“是湘江”，主席顿时一愣：“怎么又是湘江？”，于是就很不开心的回屋睡觉去了……）
游湘江是蔡家厨师的儿子，比蔡智诚大两岁，小时候跟蔡智诚一起上学，每天帮四少爷背书包。不过这个书童读起书来既不聪明也不刻苦，所以后来就辍学到工厂里当学徒，再后来又进了何知重（遵义人，王家烈的表弟）办的军士队，打了几年仗，如今已升为上尉连长。
跟班遇见少爷，当然要聊几句。游连长听说蔡同学是来当兵打仗的，立刻大摇其头：“我们这些粗人打打杀杀是理所当然，你这个搞科学的贵重人也跑出来冒险，损失太大了……”
蔡智诚最听不得这种话，当即就嚷嚷起来：“国家是全体中国人的，你可以上前线杀敌，我也有义务报国！”，几句话搞得游湘江和杨三都不敢再吭声，大家不欢而散。
下午，队伍进了保山县城。王光炜径直去军部报到了，陈永思团长则带着蔡智诚去103师的师部。王光炜原先在103师当过团长，这次到云南，估摸着自己可能是要接替这个师的师长，所以刻意“避嫌”、不想和现任师长打交道。
那么，蔡智诚这么个小青年参军，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师部呢？——这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系。
民国时期，贵州军政界的显要人物要么是遵义人（比如王家烈、柏辉章）、要么是兴义人（比如何应钦、谷正伦），前者比较“土”，后者比较“洋”。蔡家是遵义名门、与当地的土军阀素有来往，而蔡式超又在外面读过书、与何应钦的两个弟弟（何辑五、何纵炎）是同学，所以他能够在“土”“洋”两边都说得上话。蔡式超本身是个“办实业”的局外人，与争权夺利无关，但传话送信的事情干多了，军界上层也都知道有个“爱管闲事”的蔡老板，多多少少要给他点面子。
蔡何两家是世交，蔡家的孩子称何应钦为“世伯”。而这时在保山，第八军军长正是何应钦的侄子何绍周，所以蔡新兵与何军长可以算是世家兄弟，办理他入伍的手续，当然就需要由师一级的单位经手了。
在国民党的大员中，何应钦的“私人势力”并不强，直到抗战中期才勉强拉起一支黔军班底的第八军。老何自己没有子女，所以把第八军交给了自己的侄儿何绍周（黄埔一期生），可陈诚却看不过眼，愣是把李弥（黄埔四期生）派到第八军来当副军长，从中掺上一把沙子。
第八军下属三个师，按战斗力的排列依次为——荣1师、103师和82师。
荣誉第一师是由湘西和贵州籍伤愈士兵组成的部队，算是半个黔军。但这个师一直处于“陈诚系”的掌控之下，从师长（汪波，黄埔三期）到团长、营长都是陈诚和李弥的人，何军长根本就调不动；
82师是贵州部队，前任师长欧百川（就是参加过南昌起义、跟着贺龙打到海陆丰的那个“前敌司令”）、现任师长王伯勋（何应钦的亲信弟子，1949年12月起义）都是贵州人，这个师虽然听从何绍周的指挥，但本身的战斗力太弱。所以，何军长在第八军真正能指望的主力只有103师。
103师的前任师长就是何绍周自己，现任师长是熊绶春。这熊绶春（黄埔三期生）也是陈诚的亲信，因此，何军长就总是琢磨着要换掉这个师长。他给103师下命令的时候，经常越过师部、直接传达到各团，生生的把熊师长给架空了。
这样一来，第八军总共三个师，一个不卖军长的帐、一个不卖师长的帐，还有一个实力太弱。作战效能可想而知。
蔡智诚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派系纷争。在师部，他看见三十多岁的熊绶春师长愁眉苦脸、心事重重，外表比实际年龄老得多。
陈永思给熊师长介绍了蔡同学，说了句“这是何军长的亲戚”，接着就和103师的副师长郭惠苍（遵义人，48年在营口被俘）商量起来，建议“先在师部安排一个书记官的职务，然后报送军部、推荐到青年军去任职”。
团长和副师长自作主张，师长熊绶春不置可否，皱着眉头一言不发，一副很不高兴的模样。
看见这个情形，蔡智诚心想：“熊师长一定把我当成了投机钻营的小人”，于是就主动表态说：“两位师长，你们现在很忙，我本不该来此打扰。蔡智诚到军队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添乱的，大战将至，个人的小事不劳长官费心，只要请派我上火线杀敌就行了”
听到这番话，熊绶春的脸色开朗了许多、态度也和蔼起来，他询问了蔡同学的情况，然后表示：“你还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最好先去教导队锻炼一下，这样对你有好处。至于是留在本师或者是去青年军，等训练完毕以后再作决定吧”，然后，他与这个新兵握了握手，叮嘱说：“年轻人，好自为之，我们还指望你给军队帮忙呢”
熊绶春的手软软的、湿湿的，说话的语调不高。这时候，蔡同学还没有养成行军礼的习惯，心里一激动、本能地给师长鞠了个躬，这不伦不类的礼节惹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蔡智诚不会想到，几年以后，在双堆集，他和熊绶春还将会有一次告别——依然是软软的、湿湿的手，依然是低沉的语调，依然没有敬军礼而是鞠了一个躬——只是，他没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最终也没能帮上熊绶春的忙。
103师教导队实际上就是新兵训练营，蔡智诚在这里不知道算是个什么角色。他每天东游西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管束他、更没有谁安排他站岗出操。
教导队里有一群新到的壮丁。据说本来有两千多人，可是从师管区送到这里就只剩下了一千三，一路上有的跑了有的死了。侥幸走到兵营的也被折腾得气息奄奄、就象活鬼一样，离死也差不了多远。
以前，蔡智诚没怎么接触过贫苦农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人，他首先的印象是“真能吃”——几十个大木桶装满了糙米饭，没有菜也没有汤，一眨眼的工夫就吃完了，壮丁们抹着嘴、东张西望、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好象再来几十桶也照样能干光。
除了吃，别的本事就不行了。出操站队连前后左右都分不清，“向左转”和“向右转”就学了两个钟头，教官再喊一声“向后转”，这些家伙却不知道转身、居然“咚咚咚”的倒退几步，把蔡智诚的肚子都笑痛了。
蔡智诚也尝试着与壮丁们交谈，说些“你家在哪里？”“家里有哪些人？”之类的话。可这些新兵要么把脑袋埋得深深的、要么就睁着惊恐的眼睛不言语，仿佛不是在谈心而是在应付审问，弄得蔡智诚十分没趣。
隔了两天，教导队的许大队长找蔡智诚谈话，要求他不要和壮丁们那么亲近。
“为什么？”，蔡同学十分纳闷。他还一门心思的准备教育新兵、提高他们的精神素质呢。
“老弟，在教导队就必须严、必须凶。你想，新兵都是些老百姓，不对他们凶一点、狠一点，他们就觉得象在家里一样，吊儿郎当，如何能养成服从上级、遵守纪律的习惯？再说了，我们这里太客气、让他们把心放宽了，日后进了部队，遇到厉害的带兵官，这些人就会觉得受不了，到时候他们有武器有技术，一旦生了反骨，就容易打黑枪、闹哗变，后果不堪设想……”
许大队长还说：“常言道：心慈不带兵。军队本来就是个舔血吃饭的地方，大家的脑门上顶着个‘死’字，个个都是打骂出来的。蔡老弟呀，天底下能有几个人象你有这么好的福气！”
队长的语气很委婉，可眼神却是冷冰冰的。蔡智诚能够感觉到，那眼神里还藏着一句潜台词：“别忘了，你自己也是个新兵，少来这里冒充教官……”
于是，从这以后，蔡智诚只好离壮丁们远远的，再也不主动套近乎了。
新兵营里每天都有人死亡。
那些犯了过错的新兵，有的被吊起来打军棍，有的被拉到操场边上、“嘭”的一枪，毙掉了。没有审判也没有记录，谁也弄不清弃尸坑里埋的是什么人，一条人命就这么消失在荒野之中。
又过了几天，教导队给新兵发枪，开始练习实弹射击。
靶场的四周架起了机枪，这是防备新兵借机哗变。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的心情十分紧张，各种事故也频频发生。
正在上子弹的时候，“砰”的一声，操作失误，后排的人把前排的打死了。新兵们顿时惊慌失措、吓得四散开来，谁也不敢站在前头。教官拎着军棍冲过去、劈头盖脑一顿猛揍：“怕什么！今天不死明天死，上了战场都是这样，你不打死我、我就打死你”，随即下令把尸体拖走、继续射击。
没过多久，“砰！”，又是一声，又是什么人动作失误，自己把自己打死了……练了几天枪，每天都要发生好几起类似事件。到最后新兵们都麻木了，死了人也无所谓，趴在血泊边上继续打枪。
于是，蔡智诚渐渐明白了军人们野蛮粗鲁的缘由——因为他们就是被这种粗暴的方法训练出来的——这样的训练，能够形成服从、恐惧和仇恨，却不能培养出忠诚、团结和友爱。
在新兵训练营里，没有亲切的交谈、没有笑声、没有歌声，除了长官的呵斥就是士兵的哭叫。这让蔡智诚觉得很难受，他实在无法习惯这种压抑的氛围。幸好，教导队并不干涉蔡智诚的自由，他可以随时溜出营地去散心。
教导队是跟着103师行动的，两个月来，他们从保山县城移动到了惠通桥附近，已经能够听见松山阵地上的炮声了。
新兵营旁边就是第八军的野战医院，每天都有担架队在这里进进出出。但是，蔡智诚从没有进医院去看过，他这时还有点怕见血、怕听到伤兵的哭喊声。
蔡智诚比较喜欢到惠通桥头去看高射炮阵地。
阵地上有三门高射炮，每门炮都有一个美国兵负责指挥。因为日本飞机难得飞来一次，所以这些炮兵也就无事可做，整天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过路的老百姓开玩笑、冲他们嚷“美国佬，快起床，日本鬼子打来了！”，洋人们就“OK、OK”的爬起来，先跑到大炮跟前装模做样的用嘴巴发出射击的声音，然后又装成日本飞机的样子摇摇晃晃的栽倒在草地上。大家哈哈一乐，他们就继续晒太阳、睡大觉。
蔡智诚很喜欢这几个美国人，他觉得这几个外国士兵对中国老百姓的态度，比我们自己的军队还要显得和善得多。
在惠通桥附近，来来往往的老百姓很多，而且他们好象也不怕打仗。
在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行使权力的基本单位是保甲，保甲制度执行得严厉的地方，兵役任务重、税收负担也重。可云南这里的土皇帝是龙云，不怎么买中央的帐，保甲制就有点行不通，云南人当兵只进滇军、不补充老蒋的部队，所以这里的征兵数量并不大、税赋也不多，到处可以看见年青男女逛来逛去、嘻嘻哈哈。
后勤单位最头疼当地的年青人了，因为他们会偷东西。军车停在路边上，稍不注意就被搬空了，连车轮子都被卸掉推走，虽然很快就能在地摊上找到这些失窃的物品，可那需要再花钱买回来。龙云十分袒护云南人，蒋委员长当时也不敢得罪这个土皇帝，所以中央军也就拿偷东西的人没办法，只有自己多加小心、注意防范。
当然，当地民众还是积极支援国军抗战的，松山前线的弹药物资全靠云南马帮进行运输。腾冲这里的少数民族比较多，男女平等，所以马帮队伍里既有小伙子也有大姑娘，男男女女打扮得花枝招展、有说有笑，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知道的晓得他们是要上前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去赶集呢。
有一段时间，马帮运送的全是炸药。没过几天，就听男女青年们回来说“好厉害的爆炸哦，整座山都蹦起来了”，那份高兴劲，就象是看了一场精彩的大戏一般——蔡智诚这才知道，82师实施坑道爆破，把松山主高地打下来了。
82师拿下了松山主高地，而103师却仍然在打攻坚战。
几乎每天都有军官到教导队来征调补充兵，新兵营里的壮丁几乎被调光了，可蔡智诚却还是闲着——许队长就是不点他的名。
不过，蔡智诚也不是无事可做，他正在研究“新式武器”。
8月份，103师装备了一批火焰喷射器（当时叫“喷火枪”），新兵训练营也领来了几枝。这以前，教官们谁也没见过这玩意，都不知道怎么操作，好在箱子里有一本英文说明书，蔡智诚能看懂，折腾了一天，就把所有的机关都弄明白了。
“喷火枪”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15升的罐子，一个装凝固汽油（普通汽油中加入凝固粉）、另一个装压缩空气，油料经过软管压迫进喷枪，击发点火之后就喷射出去，火焰的温度超过了600度，虽然不能把钢铁融化、但是能把铁烧红。
蔡智诚反复试验了好多次，发现教导队的这几把喷火枪都不合乎标准。说明书上说可以喷射80米，实际射程只能达到40米；书上说标准射击能重复八到十次，而实际最多只能击发六次。这大概是由于压缩气瓶不过关，造成压源的力量不够，所以，实战中需要配一个助手、背着补充气瓶跟着跑。
9月初的一天，蔡智诚正在教导队门口闲坐着，突然看见王光炜上校跑了过来，冲着许队长直嚷嚷：“你这里还有多少兵？全给我拉出来！”
这时，新兵营里只剩下几个傻头傻脑的“歪瓜劣枣”，让他们上前线简直是送死。蔡智诚急忙扯住王光炜，一个劲的要求：“带我去！带我去打仗！”
“你去干什么？学会放枪了么？”
“我早就会打枪了，我还会用喷火器，比他们都强！”
听说蔡智诚懂得使用火焰喷射器，王上校想了想，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带上喷火枪，跟我走”
于是，从这一天起，新兵蔡智诚就正式踏上了战场。
好文章！是原创吗？就是看着有点累，看一遍得两小时
来教导队的时候，王光炜带了一封信，是蔡智仁写给蔡智诚的。
二哥在信里责备了弟弟擅自离家的“卤莽草率”，并且告诉他，自己已经受荐担任戴之奇的副官。戴军长是个“具有革命精神之英明将领，必有光荣之前途”，因此让蔡智诚立刻搭乘交通二团的军车返回贵阳，以便兄弟俩一同前往十八军。
蔡智诚问：“戴之奇是谁？”
王光炜介绍说：戴之奇是贵州兴义人，黄埔四期生，曾经是103师的副师长，后任94军121师师长、驻防贵阳，前不久，戴师长刚被提升为十八军的副军长（军长胡琏）。王上校告诉小蔡，这个十八军是“中央嫡系王牌”，胡军长和戴副军长都深得上峰的器重，追随他们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可是，蔡智诚却满不在乎：“十八军又不是青年军，没意思，我不去”
王光炜不禁笑了起来：“那好吧，你带上喷火枪，跟着我们杂牌军去打仗”
蔡智诚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戴之奇又改任“青年军第一师”（201师）的师长，自己当时的这个决定反而是错过了参加青年军的机会。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后悔，因为，虽然他错过了201师，却赶上了另一场名留青史的战斗——松山攻坚战。
如今，“松山战役”已成为抗战史上的经典范例，战役的背景、过程、战果，甚至双方的伤亡数字，在书上有、报上有、电视上有，网络上更容易查到，所以也就用不着马甲我再罗嗦了——只不过，很少有人知道，攻克松山、歼灭日军的中国军队，并不是蒋系的“精锐王牌”，而是杂牌黔军的一帮贵州兵。
松山战斗是于44年6月初打响的，首先担任攻击任务的是七十一军（代军长陈明仁）的新28师。这个新编28师也是黔军，由黔南六县保安团改编而成，虽然号称“远征军”、其实战斗力很一般，他们攻了一个多月，伤亡很大、进展很小，于是就调来第八军的贵州老乡接着干。
贵州的山多、老百姓出门就爬坡，所以黔军的山地作战能力相对比较强。抗战期间，无论是在湖北、湖南还是在江西、广西，贵州部队不是攻山头就是守山头，反正总是与山隘阵地打交道，因此让第八军来啃松山这样的“硬骨头”，的确比较合适。
松山阵地周围25公里，防御体系分为松山顶峰、滚龙坡、大垭口和长岭岗四个部分，但其实这几个区域的日军碉堡、坑道都是彼此连通的，可以互相支援。
第八军于7月中旬接替攻坚任务，战斗力最强的荣1师主力随即被李弥带去增援龙陵方向，只留下一个荣3团（团长赵发毕），可如果没有李副军长发话，何军长也指挥不动这个团。所以，攻打松山阵地，主要还是靠103师和82师。
103师负责攻击松山滚龙坡、大垭口和长岭岗。7月底攻下了滚龙坡，但是把307团打残了；8月初再攻下大垭口，又把308团拼光了；最后还剩下个面积最大的长岭岗，何绍周留着103师309团，舍不得打了。
82师的战斗力本来就比较弱，他们围着松山顶峰冲了一个月，死了好多人、就是上不去。到最后，82师副师长王景渊（贵州贵阳人，49年12月起义，曾任贵州省政协委员）想出个主意，在松山主峰底下挖坑道，埋上五六吨炸药，搞了次抗战史上最大规模的工兵爆破，“轰隆”一下掀去半个山头，把子高地上的日本鬼子全震死了，终于于8月20日拿下了松山顶峰。
主峰拿下了，剩余的日军就全部集中到了长岭岗。而这时，103师和82师已经筋疲力尽，何绍周只好把副军长李弥请来当“松山前线总指挥”，意思是让他把荣一师带回来打松山。
李弥回来了，但没带部队，而是指派103师309团担任攻坚。
8月26日，309团付出三个营长全部伤亡的代价，总算冲上了长岭岗。部队刚杀上山头，李弥就向卫立煌报告：“我军收复松山！”，可他刚放下电话，日军一个发击，309团又被赶下来了。李副军长恼羞成怒，指责309团团长陈永思“擅自放弃阵地”，远征军总部立刻打来电话，命令第八军枪毙陈永思、即日收复松山。
部队打光了，亲信团长还要被枪毙，何绍周军长顿时火大，当场把电话机给摔了。于是，卫立煌就写了个条子给他：“绍周，切勿以熟相欺”——意思是说你别以为自己有个陆军总司令叔叔就不得了（何应钦是何老三，何绍周的爹是何家老二），完不成任务照样军法从事。
何绍周也知道这事情开不得玩笑。蒋委员长已经下了死命令，“9、18”国耻日之前一定要拿下松山，否则团长师长军长统统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第八军就拼凑起最后的部队，有309团、307团的残部，还有荣3团和82师246团的余部，总共两千人左右，先锋官是谁呢？——王光炜。
王光炜这时候还在军部闲着，没有职务。他的资历比团长高一点、比师长低一点，既是黄埔生又是贵州人，担任这个突击队长倒是挺合适。并且，他当先锋官还担着一个责任——何绍周暂时压着“枪毙309团团长”的命令不办。如果王光炜能把松山拿下，陈永思的命也就能保住；如果这一仗打输了，两个遵义老乡的脑袋一起搬家。
蔡智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稀哩糊涂地跟着王光炜来到309团的。
309团驻守在松山大垭口。一走进团部，陈永思团长就迎了上来、紧紧攥住老王和小蔡的手，热泪盈眶，连声说：“好朋友啊！真是自家兄弟啊……”，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把蔡新兵弄得莫名其妙。
在团部，王光炜告诉大家：“这次行动，309团只接受何军长的直接调遣，除了军长本人，军部和师部所有的电话都不要理睬”——这等于是把前敌总指挥李弥抛到一边去了。
陈永思和309团的军官此时正恨透了李副军长，对这个指示当然十分拥护。
按照王光炜的计划，此次攻坚，由309团率先发起进攻，先攻克长岭岗的竹影山，其他部队再陆续投入战斗。
陈永思团长说，他已经把309团的剩余兵力编成了五支敢死队，除了他自己亲自上阵，副团长周志成也带一支敢死队。王光炜听了以后笑着说：“好啊，给我一个队，我也当个敢死队长”。
然后，几个人就趴在地图上开始算帐：冲到这里还有多少人，冲到那里还剩多少人……一边算、一边还在纸上记数字。
蔡智诚在旁边看了半天，看不懂。于是就问：“你们怎么知道什么地方有多少人？”
陈永思说：“你以为只有上大学才需要数学呀，打仗也要靠计算”，他拿着一把尺子在图上比划起来：“你看，根据地形，在这么长的距离上，第一冲击波将会损失百分之八十，第二冲击波会损失百分之六十，第三冲击波……然后再继续攻击这一段，第一冲击波又将损失百分之……”
蔡智诚顿时觉得地图上的数字太可怕了——那些百分比对于军队来说只是胜负的概率，可对个人而言可就是百分之百的性命呀！
过了一阵，309团的军官们来开会了。因为前几天的损失太大，今天到会的只有两个副营长和七八个正副连长。
陈永思团长说：“这一次，我准备战死疆场，王老兄和蔡老弟是生死朋友，他们特意赶到这里与我共患难，你们愿不愿意陪我一起死？”
营长连长们都说愿意死。
王光炜安慰大家：“打了胜仗就不会死”。根据他的解释，日军已经筋疲力尽、肯定挡不住五个波次的攻击。如果我军第一、二波接近阵地后坚决顶住不后退，第三波就能够站稳阵脚，等第四波到达的时候，战局就赢定了——他还说这是法国拿破仑的打法，绝对没有问题。
王光炜说：古代孙武子吴宫练兵，妇女尚且能上阵杀敌，何况我们这些男子汉。大家要精忠报国，致死地而后生。并且宣布：“在战斗中，如果哪位兄弟发现我临阵退缩，可以打死我而不算犯法；反过来，如果你们有谁畏缩不前，同样枪毙，绝不宽恕……”
接着，王光炜又当着大家的面给各部队打电话，约定第二天拂晓前发起攻击。要求战斗开始后，协同进攻的各团首先实施佯攻、掩护309团的突击队，当309团的第三波（王光炜本人在这一波突击队）冲进敌阵地时，打出三发红色信号弹，其他各团随即转入主攻，一举攻克长岭岗。
军官们开会的时候，蔡智诚也坐着旁听。他觉得经过陈永思的精确计算、再经过王光炜的科学布置，打赢这一仗完全没有问题，心里十分踏实。
散会以后，蔡新兵被安排去游湘江的那个连。
从团部出来，游连长就开始埋怨：“哎呀哎呀，你来这里干什么哟？”，再看到蔡智诚肩上的喷火枪，更是叫苦不迭：“哎呀呀，你怎么扛这个背时的东西！”
“怎么啦？这是新式武器呀”
“武器是新式的，可惜射程短啊。要和敌人抵拢了才能开火，你说，叫我怎么保护你嘛！”
“谁要你的保护？”蔡智诚有些不耐烦了，“我自己会打仗，你给我派个助手就行了”
到了连队，游连长安排一个老兵帮喷火兵扛罐子，并且一再叮嘱：“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保存体力。明天冲锋时一定要跟紧我，千万不能乱跑啊！”
夜深了，四周的人都已进入梦乡，可蔡智诚却睡不着。他在想，明天自己会不会死？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闭着眼睛想了好久，想来想去都是别人死掉的样子，横竖揣摩不出自己阵亡的状况。折腾了好一阵，干脆爬起来检查武器装备。
旁边的助手发现他在黑暗中摆弄喷火枪，连忙问：“出什么事了？”
“没事没事，复习一下”，蔡智诚解释说，自己有个临考紧张的习惯，原本学会了的东西，一到考场就忘光了、要过好久才能想起来。明天是他头一次上战场，就象进考场一样，上阵之前再把武器熟悉一遍。
听到这个说法，助手也赶紧过来帮他复习功课。真是的，考试考砸了最多不过挨顿打，这打仗打砸了小命就报销，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
蔡智诚的这位助手名叫“罗烟杆”，是个老兵。他参加过武汉会战，在田家镇战斗中被日军俘虏过，跑回家乡后又被抓了壮丁，接着当兵。
“罗烟杆”其实并不抽烟，只是因为他曾经当过烟具作坊的学徒、专门制作烟枪，所以才得了这么个外号。在军队里混久了，这家伙也成了兵油子，会来事，发觉蔡智诚的派头和别人不一样，于是就对他格外的殷勤，有一搭没一搭的陪着新兵说话。
心里想着打仗的事，蔡智诚就问罗烟杆：“军队冲锋的时候，什么位置的伤亡比较小？”
“太靠前了容易挨枪打，太靠后了容易遭炮轰。靠边的位置比较安逸”
这和陈永思团长的计算公式不大一样呀？蔡智诚的心里有点儿打鼓了。接着又问：“你说，日本鬼子打仗怎么样？”
“霸道。凶得很”
“怎么个凶法？不怕死么？”
“不是怕死不怕死的问题”，罗烟杆回答：“要说的话，我们打急了也不怕死，可还是和他们不相同。日本兵打起仗来，有一种已经死过了的感觉，象鬼象野兽，反正不象人。和他们打仗就象是和僵尸打架一样，即便打赢了，心里也怕得很……”
一席话说得蔡智诚直发毛。在这以前，他活的死的日本人全都没见过，当然更无法想象僵尸一样的日本鬼子是什么模样了。
1944年9月2日凌晨6时，松山前线还笼罩在夜色之中。
拂晓前，第八军的炮兵部队开始向日军实施炮击，同时，307团、荣3团和82师的阵地上也响起了剧烈的枪声，各掩护部队纷纷用密集的火力压制长岭岗，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竹影山上，爆炸的闪光连成了一片。
许久，当炮火停息时，天色已蒙蒙亮了。放眼望去，日军阵地上硝烟弥漫、寂静无声，敌人没有还击。
“第一队，前进！”
“第二队，前进！”……晨雾中传来了军官们的号令声。
蔡智诚随着身边的战友跳出战壕，一步步向前走去，心里想着：“要开仗了，这就开始了么？”
二十米、三十米、五十米……
前方的日军阵地依然如死一般沉寂。
“天晓得，那上面究竟还有没有活着的日本兵？”
二哥在信里责备了弟弟擅自离家的“卤莽草率”，并且告诉他，自己已经受荐担任戴之奇的副官。戴军长是个“具有革命精神之英明将领，必有光荣之前途”，因此让蔡智诚立刻搭乘交通二团的军车返回贵阳，以便兄弟俩一同前往十八军。
蔡智诚问：“戴之奇是谁？”
王光炜介绍说：戴之奇是贵州兴义人，黄埔四期生，曾经是103师的副师长，后任94军121师师长、驻防贵阳，前不久，戴师长刚被提升为十八军的副军长（军长胡琏）。王上校告诉小蔡，这个十八军是“中央嫡系王牌”，胡军长和戴副军长都深得上峰的器重，追随他们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可是，蔡智诚却满不在乎：“十八军又不是青年军，没意思，我不去”
王光炜不禁笑了起来：“那好吧，你带上喷火枪，跟着我们杂牌军去打仗”
蔡智诚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戴之奇又改任“青年军第一师”（201师）的师长，自己当时的这个决定反而是错过了参加青年军的机会。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后悔，因为，虽然他错过了201师，却赶上了另一场名留青史的战斗——松山攻坚战。
如今，“松山战役”已成为抗战史上的经典范例，战役的背景、过程、战果，甚至双方的伤亡数字，在书上有、报上有、电视上有，网络上更容易查到，所以也就用不着马甲我再罗嗦了——只不过，很少有人知道，攻克松山、歼灭日军的中国军队，并不是蒋系的“精锐王牌”，而是杂牌黔军的一帮贵州兵。
松山战斗是于44年6月初打响的，首先担任攻击任务的是七十一军（代军长陈明仁）的新28师。这个新编28师也是黔军，由黔南六县保安团改编而成，虽然号称“远征军”、其实战斗力很一般，他们攻了一个多月，伤亡很大、进展很小，于是就调来第八军的贵州老乡接着干。
贵州的山多、老百姓出门就爬坡，所以黔军的山地作战能力相对比较强。抗战期间，无论是在湖北、湖南还是在江西、广西，贵州部队不是攻山头就是守山头，反正总是与山隘阵地打交道，因此让第八军来啃松山这样的“硬骨头”，的确比较合适。
松山阵地周围25公里，防御体系分为松山顶峰、滚龙坡、大垭口和长岭岗四个部分，但其实这几个区域的日军碉堡、坑道都是彼此连通的，可以互相支援。
第八军于7月中旬接替攻坚任务，战斗力最强的荣1师主力随即被李弥带去增援龙陵方向，只留下一个荣3团（团长赵发毕），可如果没有李副军长发话，何军长也指挥不动这个团。所以，攻打松山阵地，主要还是靠103师和82师。
103师负责攻击松山滚龙坡、大垭口和长岭岗。7月底攻下了滚龙坡，但是把307团打残了；8月初再攻下大垭口，又把308团拼光了；最后还剩下个面积最大的长岭岗，何绍周留着103师309团，舍不得打了。
82师的战斗力本来就比较弱，他们围着松山顶峰冲了一个月，死了好多人、就是上不去。到最后，82师副师长王景渊（贵州贵阳人，49年12月起义，曾任贵州省政协委员）想出个主意，在松山主峰底下挖坑道，埋上五六吨炸药，搞了次抗战史上最大规模的工兵爆破，“轰隆”一下掀去半个山头，把子高地上的日本鬼子全震死了，终于于8月20日拿下了松山顶峰。
主峰拿下了，剩余的日军就全部集中到了长岭岗。而这时，103师和82师已经筋疲力尽，何绍周只好把副军长李弥请来当“松山前线总指挥”，意思是让他把荣一师带回来打松山。
李弥回来了，但没带部队，而是指派103师309团担任攻坚。
8月26日，309团付出三个营长全部伤亡的代价，总算冲上了长岭岗。部队刚杀上山头，李弥就向卫立煌报告：“我军收复松山！”，可他刚放下电话，日军一个发击，309团又被赶下来了。李副军长恼羞成怒，指责309团团长陈永思“擅自放弃阵地”，远征军总部立刻打来电话，命令第八军枪毙陈永思、即日收复松山。
部队打光了，亲信团长还要被枪毙，何绍周军长顿时火大，当场把电话机给摔了。于是，卫立煌就写了个条子给他：“绍周，切勿以熟相欺”——意思是说你别以为自己有个陆军总司令叔叔就不得了（何应钦是何老三，何绍周的爹是何家老二），完不成任务照样军法从事。
何绍周也知道这事情开不得玩笑。蒋委员长已经下了死命令，“9、18”国耻日之前一定要拿下松山，否则团长师长军长统统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第八军就拼凑起最后的部队，有309团、307团的残部，还有荣3团和82师246团的余部，总共两千人左右，先锋官是谁呢？——王光炜。
王光炜这时候还在军部闲着，没有职务。他的资历比团长高一点、比师长低一点，既是黄埔生又是贵州人，担任这个突击队长倒是挺合适。并且，他当先锋官还担着一个责任——何绍周暂时压着“枪毙309团团长”的命令不办。如果王光炜能把松山拿下，陈永思的命也就能保住；如果这一仗打输了，两个遵义老乡的脑袋一起搬家。
蔡智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稀哩糊涂地跟着王光炜来到309团的。
309团驻守在松山大垭口。一走进团部，陈永思团长就迎了上来、紧紧攥住老王和小蔡的手，热泪盈眶，连声说：“好朋友啊！真是自家兄弟啊……”，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把蔡新兵弄得莫名其妙。
在团部，王光炜告诉大家：“这次行动，309团只接受何军长的直接调遣，除了军长本人，军部和师部所有的电话都不要理睬”——这等于是把前敌总指挥李弥抛到一边去了。
陈永思和309团的军官此时正恨透了李副军长，对这个指示当然十分拥护。
按照王光炜的计划，此次攻坚，由309团率先发起进攻，先攻克长岭岗的竹影山，其他部队再陆续投入战斗。
陈永思团长说，他已经把309团的剩余兵力编成了五支敢死队，除了他自己亲自上阵，副团长周志成也带一支敢死队。王光炜听了以后笑着说：“好啊，给我一个队，我也当个敢死队长”。
然后，几个人就趴在地图上开始算帐：冲到这里还有多少人，冲到那里还剩多少人……一边算、一边还在纸上记数字。
蔡智诚在旁边看了半天，看不懂。于是就问：“你们怎么知道什么地方有多少人？”
陈永思说：“你以为只有上大学才需要数学呀，打仗也要靠计算”，他拿着一把尺子在图上比划起来：“你看，根据地形，在这么长的距离上，第一冲击波将会损失百分之八十，第二冲击波会损失百分之六十，第三冲击波……然后再继续攻击这一段，第一冲击波又将损失百分之……”
蔡智诚顿时觉得地图上的数字太可怕了——那些百分比对于军队来说只是胜负的概率，可对个人而言可就是百分之百的性命呀！
过了一阵，309团的军官们来开会了。因为前几天的损失太大，今天到会的只有两个副营长和七八个正副连长。
陈永思团长说：“这一次，我准备战死疆场，王老兄和蔡老弟是生死朋友，他们特意赶到这里与我共患难，你们愿不愿意陪我一起死？”
营长连长们都说愿意死。
王光炜安慰大家：“打了胜仗就不会死”。根据他的解释，日军已经筋疲力尽、肯定挡不住五个波次的攻击。如果我军第一、二波接近阵地后坚决顶住不后退，第三波就能够站稳阵脚，等第四波到达的时候，战局就赢定了——他还说这是法国拿破仑的打法，绝对没有问题。
王光炜说：古代孙武子吴宫练兵，妇女尚且能上阵杀敌，何况我们这些男子汉。大家要精忠报国，致死地而后生。并且宣布：“在战斗中，如果哪位兄弟发现我临阵退缩，可以打死我而不算犯法；反过来，如果你们有谁畏缩不前，同样枪毙，绝不宽恕……”
接着，王光炜又当着大家的面给各部队打电话，约定第二天拂晓前发起攻击。要求战斗开始后，协同进攻的各团首先实施佯攻、掩护309团的突击队，当309团的第三波（王光炜本人在这一波突击队）冲进敌阵地时，打出三发红色信号弹，其他各团随即转入主攻，一举攻克长岭岗。
军官们开会的时候，蔡智诚也坐着旁听。他觉得经过陈永思的精确计算、再经过王光炜的科学布置，打赢这一仗完全没有问题，心里十分踏实。
散会以后，蔡新兵被安排去游湘江的那个连。
从团部出来，游连长就开始埋怨：“哎呀哎呀，你来这里干什么哟？”，再看到蔡智诚肩上的喷火枪，更是叫苦不迭：“哎呀呀，你怎么扛这个背时的东西！”
“怎么啦？这是新式武器呀”
“武器是新式的，可惜射程短啊。要和敌人抵拢了才能开火，你说，叫我怎么保护你嘛！”
“谁要你的保护？”蔡智诚有些不耐烦了，“我自己会打仗，你给我派个助手就行了”
到了连队，游连长安排一个老兵帮喷火兵扛罐子，并且一再叮嘱：“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保存体力。明天冲锋时一定要跟紧我，千万不能乱跑啊！”
夜深了，四周的人都已进入梦乡，可蔡智诚却睡不着。他在想，明天自己会不会死？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闭着眼睛想了好久，想来想去都是别人死掉的样子，横竖揣摩不出自己阵亡的状况。折腾了好一阵，干脆爬起来检查武器装备。
旁边的助手发现他在黑暗中摆弄喷火枪，连忙问：“出什么事了？”
“没事没事，复习一下”，蔡智诚解释说，自己有个临考紧张的习惯，原本学会了的东西，一到考场就忘光了、要过好久才能想起来。明天是他头一次上战场，就象进考场一样，上阵之前再把武器熟悉一遍。
听到这个说法，助手也赶紧过来帮他复习功课。真是的，考试考砸了最多不过挨顿打，这打仗打砸了小命就报销，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
蔡智诚的这位助手名叫“罗烟杆”，是个老兵。他参加过武汉会战，在田家镇战斗中被日军俘虏过，跑回家乡后又被抓了壮丁，接着当兵。
“罗烟杆”其实并不抽烟，只是因为他曾经当过烟具作坊的学徒、专门制作烟枪，所以才得了这么个外号。在军队里混久了，这家伙也成了兵油子，会来事，发觉蔡智诚的派头和别人不一样，于是就对他格外的殷勤，有一搭没一搭的陪着新兵说话。
心里想着打仗的事，蔡智诚就问罗烟杆：“军队冲锋的时候，什么位置的伤亡比较小？”
“太靠前了容易挨枪打，太靠后了容易遭炮轰。靠边的位置比较安逸”
这和陈永思团长的计算公式不大一样呀？蔡智诚的心里有点儿打鼓了。接着又问：“你说，日本鬼子打仗怎么样？”
“霸道。凶得很”
“怎么个凶法？不怕死么？”
“不是怕死不怕死的问题”，罗烟杆回答：“要说的话，我们打急了也不怕死，可还是和他们不相同。日本兵打起仗来，有一种已经死过了的感觉，象鬼象野兽，反正不象人。和他们打仗就象是和僵尸打架一样，即便打赢了，心里也怕得很……”
一席话说得蔡智诚直发毛。在这以前，他活的死的日本人全都没见过，当然更无法想象僵尸一样的日本鬼子是什么模样了。
1944年9月2日凌晨6时，松山前线还笼罩在夜色之中。
拂晓前，第八军的炮兵部队开始向日军实施炮击，同时，307团、荣3团和82师的阵地上也响起了剧烈的枪声，各掩护部队纷纷用密集的火力压制长岭岗，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竹影山上，爆炸的闪光连成了一片。
许久，当炮火停息时，天色已蒙蒙亮了。放眼望去，日军阵地上硝烟弥漫、寂静无声，敌人没有还击。
“第一队，前进！”
“第二队，前进！”……晨雾中传来了军官们的号令声。
蔡智诚随着身边的战友跳出战壕，一步步向前走去，心里想着：“要开仗了，这就开始了么？”
二十米、三十米、五十米……
前方的日军阵地依然如死一般沉寂。
“天晓得，那上面究竟还有没有活着的日本兵？”
哈哈哈好玩的啊
这个是从王外马甲的 战场上的蒲公英 节选的。还有骑兵团 也非常精彩。
王外马甲的博克连接在这里：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41887761_0_1.html
王外马甲的博克连接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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