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日企员工罢工事件调查

17岁的陶小燕（化名）知道这103元得来不易。
11月11日这天，陶小燕在日本佳能大连有限公司领取了第一份工资。新员工每月基本工资已经由627元涨到730元。在她进厂前的9月9日，佳能公司6000多名员工为涨薪罢工，不但迫使资方最后提高薪水，还引发了大连市开发区其他日资企业罢工风潮，先后波及三菱、东芝、日本电产、日新工机和旭染织等十几家日资企业，罢工人数一度高达3万余人。一个月后，大连市100多家企业都将基本工资调高100元左右。
从偶发抗议变成联合罢工
大连日资企业罢工风潮，最早由东芝大连有限公司500多名员工于2005年7月27日发起。
11月9日，东芝公司一名员工告诉记者，罢工起因是大连劳动监察部门发现该公司有员工每月加班超过36个小时的现象，于是给东芝公司下达了“整改通知”。但东芝公司为了不降低产能，提高了生产线的速度，将每一个工作流程由20秒压缩为14秒。
“这下子，劳动时间缩短了，劳动强度却增加了。”该员工抱怨，原先需要加班才能干完的活，现在压缩在正常工作时间内，他们无法按时完成，而且“取消”加班后，员工薪水降低。一些生产线很快出现产品积压情况，日方课长对此表示不满。于是，有员工表示，他们将以罢工抗议。
7月27日，东芝公司一个生产马达的流水线停工，该车间数百员工罢工，提出要涨工资。闻讯赶来的日本管理人员宣称，将解雇参与者重新招人。双方形成对峙。3小时后，全厂停工。
罢工惊动当地政府，大连市开发区管委会与总工会开始介入协调双方被激化的矛盾。最后，日方妥协，同意每月增加工资150元，厂庆时每位员工奖励1000元，工人复工。
大连市开发区管委会与总工会完成协调任务后，离开东芝公司。
但东芝员工罢工加薪的成功先例，给了大连市开发区其他企业员工启发。开发区共有外资企业1856家，其中日资企业529家，这些企业厂房、宿舍相连，各企业员工之间经常互通“薪情”。东芝之后，陆续传出小型日资企业罢工要求加薪的消息。
9月初，罢工涨薪情绪波及佳能大连有限公司，一些员工开始怠工，有的进了车间也不工作，甚至不上生产线。员工们私底下传递着写有“罢工”的小纸条，一些员工则在宿舍、厕所的墙上写上“罢工”，暗示近期罢工的信号。
9月9日，佳能公司厂庆日，早晨8时，1600多名工人聚集到公司的体育馆前举行罢工。他们是当天上班的B班工人（佳能公司分两个班次，A班：16∶50～2∶15；B班7∶50～16∶50），还在睡梦中的A班员工，被吵醒后也跟着出来罢工。最后参加者达6000多名。
“我们一声响应全都集中起来了。”一些员工回忆说，当时的场面甚是壮观，参加者都是17—22岁的年轻员工，他们态度强硬，表示将停工坚持到底。30岁以上的中年员工怕丢工作，呆在车间里不敢出来声援。
一些参加者很快亢奋起来，准备去市政府请愿。但得到消息的政府封锁了交通，他们未能冲出去。一些女工情绪特别激烈，因为她们到23岁便会被裁掉，这一歧视性规定目前仅佳能公司独有。女工说，到时候年龄大了其他厂也不要。
佳能的罢工者向厂方提出涨200元工资、废除女工23岁被解雇的规定以及追加取暖费补助等12条意见。
双方相持不下时，佳能公司的中方管理层与工会主席站出来，他们答应了员工提出的一些条件，包括涨工资。
但9日下午3时，情势直转而下，开发区管委会与总工会介入，表示不能答应涨薪要求，并声称按法律规定，“罢工非法”。罢工者群情激愤，表示绝不答应复工。
佳能员工事后介绍说：“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的态度非常强硬，他们说不干活就马上开除，还出了告示。”他们还说，4天后，佳能公司有数名员工被点名开除。
10日赶上周末，佳能公司决定，将罢工态度坚决的B班员工放假。剩下一拨A班员工则由相关部门、工会及公司中方管理层进行劝说工作。据员工们反映，劝说者挨个进宿舍要求员工签字答应复工，并声称“不工作就开除，甚至大连所有单位都不录用。”很多女工提心吊胆从宿舍跑出来在外逗留，到晚上劝说者离开后才敢回去睡觉。
11日傍晚，数千拒绝签字的员工纷纷走出宿舍，聚集在紧靠宿舍区的东北大街上，抗议政府强行复工。他们越聚越多，坐满整个街道。时近中秋，月凉如水，很多人未进晚餐，他们在马路上露宿到天明。
佳能罢工加薪的热情和坚持，引发了其他日资企业工人的强烈同情。
12日，日本电产大连有限公司员工首先声援罢工，9000多人参加。一周内，罢工波及三菱、东芝、日新工机和旭染织毛巾等十几家日资企业，罢工人数达3万余人。
官方向《凤凰周刊》证实，当时有11家日企卷入罢工，但也有人士说是14家，参与罢工者则盛传，开发区日资企业有一半卷入罢工潮。
“人家罢工，我们也跟着罢工，最起码是为自己。”日本电产一女工说：“要想涨工资，光靠一家企业起来不行，必须全部起来罢工。”
不反日，反低工资
日资企业在大连市开发区累计投资总额38.9亿美元，占外资总额的35.4%。作为开发区最大的投资方，日资企业爆发一连串罢工事件，而其他外资企业相安无事。一些日商认为，罢工是工人反日情绪的发泄。因罢工事件均发生在中国“9.18”国难日前后，又逢中日关系敏感和反日情绪高涨时期。日方经理对日本媒体要求采访的致电或传真一概拒绝，并称此事敏感，拒绝进行评论。
11月9日，日本电产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村猛雄对本刊说：“罢工事件已经过去，事情一切都已解决好了。”他不愿再提这次“不愉快的事情”。
一些中方管理人员私下向本刊表示，罢工时机的选择不排除其中夹杂民族情绪。
一些基层管理人员向本刊介绍，日资企业近年生产革新，采用“日本丰田生产模式”。这种以追求效率为第一的生产模式，对员工的站位、手的姿势，包括工人的眼神、头的转向，以及手拿零部件的姿势等都有规定，整个人构成生产线的一部分，而工人的这些动作贯穿整个生产过程始终。佳能公司还要求工人站着作业。上午休息8分钟，下午休息7分钟，工作时间一分钟少不得。一些员工说：“刚开始干的时候，腿都发麻。”他们说，日资企业的枯燥无味，员工很容易在工作中产生抵触情绪。
基层管理人员介绍说，近些年，日资企业大量使用劳务工，这会让日资企业逃避许多责任和义务，比如给工人上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这在以往政府是不允许的。
他还说，日方管理层几乎不接触生产线上的工人，即使碰面也对工人不理睬。工人如果有问题，一般找中方管理层反映情况，然后由中方管理层与日方沟通。 “他们对员工挺冷漠，连看你一眼都不看，根本不会管工人的想法。”
但大多数工人并不认为与反日情绪有关：“我们只是觉得工资太低。”
大连市职工平均年工资18709元，而开发区日资企业劳务工月薪只有500元左右，这个工资标准已保持了很长时间。相对来说，合同工的待遇较“优越”，最低工资在1000元左右。但佳能公司一些员工向本刊表示，每年劳务工转为合同工的名额屈指可数，每1000名劳务工中仅有两三个。
此前，佳能公司基本工资是627元，工资水平处于中等偏下。日本电产基本工资是480元，今年涨到510元。一些小的日资企业，工人基本工资则在400元左右。他们必须通过没日没夜的加班才能获得较高收入。据一家日资服装加工厂员工介绍，女工们每天下班后，休息片刻继续加班到晚8时。一个月下来，尽管她们个个黑眼圈，但每月最高可得1000元左右。因此，工人们都希望加班，甚至包括中方管理人员。
但《劳动法》规定每月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6个小时。本刊调查发现，一些小的日资企业普遍存在严重超时现象，而较大的日资企业则不敢“违规”。这样一来，大型日资企业断了工人增加收入的途径。另一方面，日方为不降低产能，只有增加劳动强度，劳资矛盾自然在酝酿中。
一些工人愤慨地说：“不涨工资怎么也说不过去。”此次参与罢工的主要是日资企业生产线上的工人，他们多数是劳务工与临时工，待遇最差。除了工资，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等一概全无。
罢工者没有谈判代表
谁也没想到罢工会有这么大的规模，然而，政府组织协调劳资谈判时，却发现找不到组织者和谈判代表。
“谁牵头的，你们出来代表谈判。”政府喊话的时候，参与罢工的员工却个个往后退缩，他们害怕作为谈判代表，被政府和企业视为罢工领导者揪出来。
开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何守林说：“都是我们出来做工作，从中协商劳资关系。最后，员工代表是被政府选出参与厂方谈判的，前提是他们不承担罢工责任。”
何说，他亲自找资方就谈了四五家企业，对罢工事件的处理结果比较满意。最后，罢工企业的工资都涨了100元左右。
9月14日下午，开发区管委会、佳能公司与员工代表三方协商，敲定工资涨103元。A班工人开始上生产线。B班工人放假一周后复工。其他罢工企业也同时在资方答应加薪后开始复工。
事后，本刊试图找到此次联合罢工的组织联系，但无论官方还是工人都说，此次罢工是自发性的。
“这次罢工没有领导，员工心齐的时候根本不需要领导者。” 一些员工说，大连市开发区日资企业工人多来自周边的北三市、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和鞍山市岫岩等地，人心齐，罢工很容易一呼百应，“生产线上只要一个人不干活，其他人都干不了。”
然而，“罢工说是自发的，没有人领导是不可思议的，很难想象成千上万的工人行动起来会没有领导者和组织者。”一位自称知悉内情的市民说，领导罢工不是一般的工人所能组织的，极有可能是一些技术骨干或者公司行政管理人士。
有工人对本刊表示，领导与组织罢工的工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组织罢工的工人事先做好牺牲自己的打算，工人每人会给其100～200元。也有工人说，一些中方管理人员积极撮合员工罢工，并且与员工达成协议，如果中方管理人员帮助员工增加了薪水，员工要给管理人员“提成”。
“工会发挥的作用有限。” 大连市开发区管委会有官员承认说，此次罢工事件中，工会没有从中协商好，与工人沟通不畅。事实上，由于缺少真正代表工人的工会参与，谈判变成政府包办的一种单方面行为。
其实，日本企业工会每年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但到了中国，日资企业动不动就要求政府介入，甚至出动警察，控制局面。因为，工会不能领导工人罢工，也不能代表工人与日方谈判，这个时候只能由政府出面。
“劳资冲突相持不下的时候，政府肯定要干预，但问题是政府如何保持公正，中立。”大陆劳动关系问题专家指出，现在，工人利益的对立方是资方，这种矛盾和冲突大多牵扯经济利益，与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政府应当是一个“中间人”、“裁判员”。
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却不分青红皂白，先替企业说话。最极端的是政府完全站在企业一边，甚至动用国家机器来抓捕工人。相比之下，大连市政府则显得克制，尽管在处理罢工事件中,有的政府工作人员一度也曾希望平息事件，压制工人。
政府的介入和两难
罢工涨薪的连锁效应置大连政府于两难境地。
11月10日，开发区管委会一位官员透露，佳能罢工时，日方表示答应工人的要求，提高工资。但他们同时又以“撤资”相要挟，要求政府介入，平息罢工事件。他说：“这个时候，政府不介入的话，日资企业串联罢工事件就没法收拾。”
一开始，政府相关部门就表明，此次罢工事件是一起简单的劳资纠纷，是员工们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有关部门格外强调，罢工事件与中日关系无关，与政治无关。
但随后大连开发区管委会和总工会介入，为不让罢工继续蔓延，政府出动警察控制局面，并拘留了一些被视为组织者的员工。部分参与罢工的员工称，当时只要有人说“我们停工吧！”或有人挑头站出来提意见、参与谈判，都有可能被视为煽动罢工者。
开发区一位官员表示，“罢工对开发区不是一 件好事，外商来了，一看到工人素质这么差，政府也管不了，投资环境恶劣，会被吓跑的。”
不过，事后罢工参与者亦理解政府当时的处境，主要是担心其他企业也会跟着涨工资，从而提高整个大连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最终导致大连失去吸引外商投资的有利条件。而且，如果一个车间跟着一个车间，一个又一个企业都以罢工对日方施压，政府也会担心出现不可收拾的连锁反应后果。但政府若采取强势态度和资方站在一起，工人说：“我们都会起来罢工。”
开发区管委会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何守林认为，政府协调要把握好双方的利益，顾及员工，也要兼顾日资企业。
“一方面，劳动力成本提高，外资企业都不敢来了，从长远来看，开发区以廉价劳动力引外资，否则工人没工作可做了。所以，我们从中协调，告诉工人提出的要求要合理，不能太过分。另一方面，我们又同日资企业协商，适当调整工资水平，安抚工人。”何守林说。
罢工后，开发区管委会又建议日资企业不要惩罚罢工员工，克扣工资。何说：“我们认为是特殊情况，员工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不要再计较。”
11月11日，开发区管委会一官员向本刊表示，政府正在总结罢工事件的教训，至少能保证今后开发区不会经常性发生罢工事件。他说：“将来，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应发挥协调劳资纠纷的作用，政府也要和外商加强沟通。”因为大陆目前还没有一种劳资自我协调处理二者纠纷的机制，包括罢工前的集体谈判，及罢工以后的善后处理等。实际只能由政府与工会从中协商劳资关系。
该官员表示，开发区今后将及时公布各行业工资，相互参考，并对照全国其他企业、行业的工资水平。
此外，“我们在引资上的侧重将有所改变。”该官员表示，开发区应逐渐由“引资”转向“选资”。不久前，大连市长夏德仁指出，当前政府在招商引资策略上宜采取全线出击的方式，既不丢弃日本，又把重点转向韩国、美国，并向东南亚延伸。他说：“在这个形势下，还要稳住日资。”
复工之后
一个月后，大连罢工的日资企业工资家家看涨，这让那些没有罢工的日资企业员工很羡慕，他们也想多挣钱，但只能靠超时工作——加班。然而，大多数参与罢工的工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对100元左右的工资涨幅明显不满。
对比其他公司的工资涨幅，佳能公司员工心理更不舒服，一些员工说：“佳能罢工影响是最大的，但工资涨得最低，凭什么？”他们没法理解：“最先罢工的东芝公司工资涨了150元，跟着佳能罢工的日本电产这个月也多发了120元”。
佳能员工们事后总结罢工谈判时认为，当初罢工提出涨200元工资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相比日本电产员工提出涨500元，要合理得多。一些员工认为，正是佳能罢工时要价太低，以至于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余地很小。而且，罢工中也没有得力的工人代表敢站出来，参与谈判。
另外，一些员工现在还对最终敲定结果感到纳闷，因为他们不知道工资涨103元是怎么算的。有员工指出，中方领导曾将浮动奖金、倒班费、夜班费、加班费、半年奖以及节日奖金等综合起来计算，佳能员工一年平均每月收入是1007元，实际上他们从未获得过。
“我们也不想太多，没办法，斗不过他们。”参与罢工的一些员工说，他们其实都珍惜现有的工作，他们多数来自大连市附近的农村地区，在农村一年收入三四千块钱，现在一年收入将近1万元，总比农村强。客观上，农村劳动力资源过剩，对资方来说，低工资仍可以招人。
佳能公司一些中方管理人员对薪资也不满意，他说：“我一直呆在这儿是因为就业环境不好。”劳动力市场现在供大于求，“你不是人才，而是廉价的劳动力。”
据本刊了解，大连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现在工作的劳动人数有131.2万人，专业技术人才有25万，在外资就业的职员约20万人，每年仅从各大专业院校毕业，即可新增劳动力8.7万，完全可以满足外资企业雇用需求。
来源：凤凰周刊2005年第34期 总第203期17岁的陶小燕（化名）知道这103元得来不易。
11月11日这天，陶小燕在日本佳能大连有限公司领取了第一份工资。新员工每月基本工资已经由627元涨到730元。在她进厂前的9月9日，佳能公司6000多名员工为涨薪罢工，不但迫使资方最后提高薪水，还引发了大连市开发区其他日资企业罢工风潮，先后波及三菱、东芝、日本电产、日新工机和旭染织等十几家日资企业，罢工人数一度高达3万余人。一个月后，大连市100多家企业都将基本工资调高100元左右。
从偶发抗议变成联合罢工
大连日资企业罢工风潮，最早由东芝大连有限公司500多名员工于2005年7月27日发起。
11月9日，东芝公司一名员工告诉记者，罢工起因是大连劳动监察部门发现该公司有员工每月加班超过36个小时的现象，于是给东芝公司下达了“整改通知”。但东芝公司为了不降低产能，提高了生产线的速度，将每一个工作流程由20秒压缩为14秒。
“这下子，劳动时间缩短了，劳动强度却增加了。”该员工抱怨，原先需要加班才能干完的活，现在压缩在正常工作时间内，他们无法按时完成，而且“取消”加班后，员工薪水降低。一些生产线很快出现产品积压情况，日方课长对此表示不满。于是，有员工表示，他们将以罢工抗议。
7月27日，东芝公司一个生产马达的流水线停工，该车间数百员工罢工，提出要涨工资。闻讯赶来的日本管理人员宣称，将解雇参与者重新招人。双方形成对峙。3小时后，全厂停工。
罢工惊动当地政府，大连市开发区管委会与总工会开始介入协调双方被激化的矛盾。最后，日方妥协，同意每月增加工资150元，厂庆时每位员工奖励1000元，工人复工。
大连市开发区管委会与总工会完成协调任务后，离开东芝公司。
但东芝员工罢工加薪的成功先例，给了大连市开发区其他企业员工启发。开发区共有外资企业1856家，其中日资企业529家，这些企业厂房、宿舍相连，各企业员工之间经常互通“薪情”。东芝之后，陆续传出小型日资企业罢工要求加薪的消息。
9月初，罢工涨薪情绪波及佳能大连有限公司，一些员工开始怠工，有的进了车间也不工作，甚至不上生产线。员工们私底下传递着写有“罢工”的小纸条，一些员工则在宿舍、厕所的墙上写上“罢工”，暗示近期罢工的信号。
9月9日，佳能公司厂庆日，早晨8时，1600多名工人聚集到公司的体育馆前举行罢工。他们是当天上班的B班工人（佳能公司分两个班次，A班：16∶50～2∶15；B班7∶50～16∶50），还在睡梦中的A班员工，被吵醒后也跟着出来罢工。最后参加者达6000多名。
“我们一声响应全都集中起来了。”一些员工回忆说，当时的场面甚是壮观，参加者都是17—22岁的年轻员工，他们态度强硬，表示将停工坚持到底。30岁以上的中年员工怕丢工作，呆在车间里不敢出来声援。
一些参加者很快亢奋起来，准备去市政府请愿。但得到消息的政府封锁了交通，他们未能冲出去。一些女工情绪特别激烈，因为她们到23岁便会被裁掉，这一歧视性规定目前仅佳能公司独有。女工说，到时候年龄大了其他厂也不要。
佳能的罢工者向厂方提出涨200元工资、废除女工23岁被解雇的规定以及追加取暖费补助等12条意见。
双方相持不下时，佳能公司的中方管理层与工会主席站出来，他们答应了员工提出的一些条件，包括涨工资。
但9日下午3时，情势直转而下，开发区管委会与总工会介入，表示不能答应涨薪要求，并声称按法律规定，“罢工非法”。罢工者群情激愤，表示绝不答应复工。
佳能员工事后介绍说：“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的态度非常强硬，他们说不干活就马上开除，还出了告示。”他们还说，4天后，佳能公司有数名员工被点名开除。
10日赶上周末，佳能公司决定，将罢工态度坚决的B班员工放假。剩下一拨A班员工则由相关部门、工会及公司中方管理层进行劝说工作。据员工们反映，劝说者挨个进宿舍要求员工签字答应复工，并声称“不工作就开除，甚至大连所有单位都不录用。”很多女工提心吊胆从宿舍跑出来在外逗留，到晚上劝说者离开后才敢回去睡觉。
11日傍晚，数千拒绝签字的员工纷纷走出宿舍，聚集在紧靠宿舍区的东北大街上，抗议政府强行复工。他们越聚越多，坐满整个街道。时近中秋，月凉如水，很多人未进晚餐，他们在马路上露宿到天明。
佳能罢工加薪的热情和坚持，引发了其他日资企业工人的强烈同情。
12日，日本电产大连有限公司员工首先声援罢工，9000多人参加。一周内，罢工波及三菱、东芝、日新工机和旭染织毛巾等十几家日资企业，罢工人数达3万余人。
官方向《凤凰周刊》证实，当时有11家日企卷入罢工，但也有人士说是14家，参与罢工者则盛传，开发区日资企业有一半卷入罢工潮。
“人家罢工，我们也跟着罢工，最起码是为自己。”日本电产一女工说：“要想涨工资，光靠一家企业起来不行，必须全部起来罢工。”
不反日，反低工资
日资企业在大连市开发区累计投资总额38.9亿美元，占外资总额的35.4%。作为开发区最大的投资方，日资企业爆发一连串罢工事件，而其他外资企业相安无事。一些日商认为，罢工是工人反日情绪的发泄。因罢工事件均发生在中国“9.18”国难日前后，又逢中日关系敏感和反日情绪高涨时期。日方经理对日本媒体要求采访的致电或传真一概拒绝，并称此事敏感，拒绝进行评论。
11月9日，日本电产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村猛雄对本刊说：“罢工事件已经过去，事情一切都已解决好了。”他不愿再提这次“不愉快的事情”。
一些中方管理人员私下向本刊表示，罢工时机的选择不排除其中夹杂民族情绪。
一些基层管理人员向本刊介绍，日资企业近年生产革新，采用“日本丰田生产模式”。这种以追求效率为第一的生产模式，对员工的站位、手的姿势，包括工人的眼神、头的转向，以及手拿零部件的姿势等都有规定，整个人构成生产线的一部分，而工人的这些动作贯穿整个生产过程始终。佳能公司还要求工人站着作业。上午休息8分钟，下午休息7分钟，工作时间一分钟少不得。一些员工说：“刚开始干的时候，腿都发麻。”他们说，日资企业的枯燥无味，员工很容易在工作中产生抵触情绪。
基层管理人员介绍说，近些年，日资企业大量使用劳务工，这会让日资企业逃避许多责任和义务，比如给工人上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这在以往政府是不允许的。
他还说，日方管理层几乎不接触生产线上的工人，即使碰面也对工人不理睬。工人如果有问题，一般找中方管理层反映情况，然后由中方管理层与日方沟通。 “他们对员工挺冷漠，连看你一眼都不看，根本不会管工人的想法。”
但大多数工人并不认为与反日情绪有关：“我们只是觉得工资太低。”
大连市职工平均年工资18709元，而开发区日资企业劳务工月薪只有500元左右，这个工资标准已保持了很长时间。相对来说，合同工的待遇较“优越”，最低工资在1000元左右。但佳能公司一些员工向本刊表示，每年劳务工转为合同工的名额屈指可数，每1000名劳务工中仅有两三个。
此前，佳能公司基本工资是627元，工资水平处于中等偏下。日本电产基本工资是480元，今年涨到510元。一些小的日资企业，工人基本工资则在400元左右。他们必须通过没日没夜的加班才能获得较高收入。据一家日资服装加工厂员工介绍，女工们每天下班后，休息片刻继续加班到晚8时。一个月下来，尽管她们个个黑眼圈，但每月最高可得1000元左右。因此，工人们都希望加班，甚至包括中方管理人员。
但《劳动法》规定每月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6个小时。本刊调查发现，一些小的日资企业普遍存在严重超时现象，而较大的日资企业则不敢“违规”。这样一来，大型日资企业断了工人增加收入的途径。另一方面，日方为不降低产能，只有增加劳动强度，劳资矛盾自然在酝酿中。
一些工人愤慨地说：“不涨工资怎么也说不过去。”此次参与罢工的主要是日资企业生产线上的工人，他们多数是劳务工与临时工，待遇最差。除了工资，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等一概全无。
罢工者没有谈判代表
谁也没想到罢工会有这么大的规模，然而，政府组织协调劳资谈判时，却发现找不到组织者和谈判代表。
“谁牵头的，你们出来代表谈判。”政府喊话的时候，参与罢工的员工却个个往后退缩，他们害怕作为谈判代表，被政府和企业视为罢工领导者揪出来。
开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何守林说：“都是我们出来做工作，从中协商劳资关系。最后，员工代表是被政府选出参与厂方谈判的，前提是他们不承担罢工责任。”
何说，他亲自找资方就谈了四五家企业，对罢工事件的处理结果比较满意。最后，罢工企业的工资都涨了100元左右。
9月14日下午，开发区管委会、佳能公司与员工代表三方协商，敲定工资涨103元。A班工人开始上生产线。B班工人放假一周后复工。其他罢工企业也同时在资方答应加薪后开始复工。
事后，本刊试图找到此次联合罢工的组织联系，但无论官方还是工人都说，此次罢工是自发性的。
“这次罢工没有领导，员工心齐的时候根本不需要领导者。” 一些员工说，大连市开发区日资企业工人多来自周边的北三市、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和鞍山市岫岩等地，人心齐，罢工很容易一呼百应，“生产线上只要一个人不干活，其他人都干不了。”
然而，“罢工说是自发的，没有人领导是不可思议的，很难想象成千上万的工人行动起来会没有领导者和组织者。”一位自称知悉内情的市民说，领导罢工不是一般的工人所能组织的，极有可能是一些技术骨干或者公司行政管理人士。
有工人对本刊表示，领导与组织罢工的工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组织罢工的工人事先做好牺牲自己的打算，工人每人会给其100～200元。也有工人说，一些中方管理人员积极撮合员工罢工，并且与员工达成协议，如果中方管理人员帮助员工增加了薪水，员工要给管理人员“提成”。
“工会发挥的作用有限。” 大连市开发区管委会有官员承认说，此次罢工事件中，工会没有从中协商好，与工人沟通不畅。事实上，由于缺少真正代表工人的工会参与，谈判变成政府包办的一种单方面行为。
其实，日本企业工会每年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但到了中国，日资企业动不动就要求政府介入，甚至出动警察，控制局面。因为，工会不能领导工人罢工，也不能代表工人与日方谈判，这个时候只能由政府出面。
“劳资冲突相持不下的时候，政府肯定要干预，但问题是政府如何保持公正，中立。”大陆劳动关系问题专家指出，现在，工人利益的对立方是资方，这种矛盾和冲突大多牵扯经济利益，与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政府应当是一个“中间人”、“裁判员”。
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却不分青红皂白，先替企业说话。最极端的是政府完全站在企业一边，甚至动用国家机器来抓捕工人。相比之下，大连市政府则显得克制，尽管在处理罢工事件中,有的政府工作人员一度也曾希望平息事件，压制工人。
政府的介入和两难
罢工涨薪的连锁效应置大连政府于两难境地。
11月10日，开发区管委会一位官员透露，佳能罢工时，日方表示答应工人的要求，提高工资。但他们同时又以“撤资”相要挟，要求政府介入，平息罢工事件。他说：“这个时候，政府不介入的话，日资企业串联罢工事件就没法收拾。”
一开始，政府相关部门就表明，此次罢工事件是一起简单的劳资纠纷，是员工们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有关部门格外强调，罢工事件与中日关系无关，与政治无关。
但随后大连开发区管委会和总工会介入，为不让罢工继续蔓延，政府出动警察控制局面，并拘留了一些被视为组织者的员工。部分参与罢工的员工称，当时只要有人说“我们停工吧！”或有人挑头站出来提意见、参与谈判，都有可能被视为煽动罢工者。
开发区一位官员表示，“罢工对开发区不是一 件好事，外商来了，一看到工人素质这么差，政府也管不了，投资环境恶劣，会被吓跑的。”
不过，事后罢工参与者亦理解政府当时的处境，主要是担心其他企业也会跟着涨工资，从而提高整个大连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最终导致大连失去吸引外商投资的有利条件。而且，如果一个车间跟着一个车间，一个又一个企业都以罢工对日方施压，政府也会担心出现不可收拾的连锁反应后果。但政府若采取强势态度和资方站在一起，工人说：“我们都会起来罢工。”
开发区管委会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何守林认为，政府协调要把握好双方的利益，顾及员工，也要兼顾日资企业。
“一方面，劳动力成本提高，外资企业都不敢来了，从长远来看，开发区以廉价劳动力引外资，否则工人没工作可做了。所以，我们从中协调，告诉工人提出的要求要合理，不能太过分。另一方面，我们又同日资企业协商，适当调整工资水平，安抚工人。”何守林说。
罢工后，开发区管委会又建议日资企业不要惩罚罢工员工，克扣工资。何说：“我们认为是特殊情况，员工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不要再计较。”
11月11日，开发区管委会一官员向本刊表示，政府正在总结罢工事件的教训，至少能保证今后开发区不会经常性发生罢工事件。他说：“将来，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应发挥协调劳资纠纷的作用，政府也要和外商加强沟通。”因为大陆目前还没有一种劳资自我协调处理二者纠纷的机制，包括罢工前的集体谈判，及罢工以后的善后处理等。实际只能由政府与工会从中协商劳资关系。
该官员表示，开发区今后将及时公布各行业工资，相互参考，并对照全国其他企业、行业的工资水平。
此外，“我们在引资上的侧重将有所改变。”该官员表示，开发区应逐渐由“引资”转向“选资”。不久前，大连市长夏德仁指出，当前政府在招商引资策略上宜采取全线出击的方式，既不丢弃日本，又把重点转向韩国、美国，并向东南亚延伸。他说：“在这个形势下，还要稳住日资。”
复工之后
一个月后，大连罢工的日资企业工资家家看涨，这让那些没有罢工的日资企业员工很羡慕，他们也想多挣钱，但只能靠超时工作——加班。然而，大多数参与罢工的工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对100元左右的工资涨幅明显不满。
对比其他公司的工资涨幅，佳能公司员工心理更不舒服，一些员工说：“佳能罢工影响是最大的，但工资涨得最低，凭什么？”他们没法理解：“最先罢工的东芝公司工资涨了150元，跟着佳能罢工的日本电产这个月也多发了120元”。
佳能员工们事后总结罢工谈判时认为，当初罢工提出涨200元工资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相比日本电产员工提出涨500元，要合理得多。一些员工认为，正是佳能罢工时要价太低，以至于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余地很小。而且，罢工中也没有得力的工人代表敢站出来，参与谈判。
另外，一些员工现在还对最终敲定结果感到纳闷，因为他们不知道工资涨103元是怎么算的。有员工指出，中方领导曾将浮动奖金、倒班费、夜班费、加班费、半年奖以及节日奖金等综合起来计算，佳能员工一年平均每月收入是1007元，实际上他们从未获得过。
“我们也不想太多，没办法，斗不过他们。”参与罢工的一些员工说，他们其实都珍惜现有的工作，他们多数来自大连市附近的农村地区，在农村一年收入三四千块钱，现在一年收入将近1万元，总比农村强。客观上，农村劳动力资源过剩，对资方来说，低工资仍可以招人。
佳能公司一些中方管理人员对薪资也不满意，他说：“我一直呆在这儿是因为就业环境不好。”劳动力市场现在供大于求，“你不是人才，而是廉价的劳动力。”
据本刊了解，大连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现在工作的劳动人数有131.2万人，专业技术人才有25万，在外资就业的职员约20万人，每年仅从各大专业院校毕业，即可新增劳动力8.7万，完全可以满足外资企业雇用需求。
来源：凤凰周刊2005年第34期 总第2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