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者(西西河 王外马甲)

1944年秋，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战场和东南亚战场联成一片，相继攻占了湖南的衡阳和广西的全州、桂林、柳州。
    11月26日，日军第三师团（代号“山”部队，师团长山本三男）越出广西、向贵州南部发起进攻，荔波县长陈企崇闻风而逃，当地士绅只好推举本地人周继武组织临时政府、收拢各乡的保警队。
    周继武这人挺聪明的，他随便找了块烂木头刻了个“代理县长”的印章，表示自己并不想“篡权夺位”。果然，木头公章用了没几次，国军就回来了，国民政府于是没有追究他“自任县长”的责任。
    当时，负责防守黔南的是杨森的部队。12月3日凌晨，国军27集团军第26军（军长丁治盘）撤离荔波县，他们向上级报告说“本部苦战不敌，被迫放弃阵地”，于是，各大报纸随即刊登了“荔波沦陷”的消息。但其实，日军这时离县城还远得很，杨司令和丁军长根本就没有见到日本兵。
    12月8日上午，荔波“代理县长”周继武在县城的中山公园组织集会，发动群众维护治安、救济难民。
    这时候，天上飞来一架美国侦察机，民众看见是盟军飞机就没有在意，而侦察机却以为下面的人是日本军队、回去报告了。过了一阵，来了三架轰炸机，在县城里扔下三百枚杀伤弹和五枚燃烧弹，正在举行集会的中山公园中弹三十五枚。荔波城被炸成了一片废墟，死伤的全是老百姓，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

    杨森和丁治盘以为日军“攻势犀利、进兵神速”，生怕撤退晚了跑不掉。可是，他们没想到，日本鬼子居然被难民给挡住了。
    抗战时期，广西聚集着许多从各沦陷区流落而来的难民，日军占领桂林和柳州之后，不愿受日本奴役的人们再次举家向贵阳和重庆方向逃亡。桂北和黔南的公路本来就简陋、狭窄，几十万拖家带口的难民拥挤成一团，立刻就把道路堵了个水泄不通。日军追到这里，不仅辎重车队动不了，就连战斗部队也过不去。
    刚开始，担任前锋的“竹部步川部队”试图开枪驱散民众。谁知道枪响过后，成千上万的民众惊慌乱跑，不但没有让开道路、反而把日军的队伍冲散了，还踩死了几个日本兵。
    鬼子军官发觉硬冲硬闯不是办法，只好另打主意。

    进入荔波的日军主力为第3师团的第6联队和第34联队，各有三个大队。
    34联队有两千多人，联队长二神力大佐想了个办法：让士兵们穿上老百姓的衣服，混在难民里一起走。这个办法的好处是能够不引起骚乱，可以保证部队在主干道上前进；缺点是行军速度很慢，而且无法征集粮草、无法携带辎重。所以，当34联队经过荔波到达独山的时候，中国军队的各路人马也赶到了，二神力大佐的军需断绝、后继无援，第6联队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只好沿着原路撤退。
    第6联队有一千五百多人，联队长是松山良政大佐。这家伙不愿意和老百姓一起走，拿起地图一看，发现除了主干道之外还有一条岔路，心里顿时充满了喜悦，举起指挥刀一指——“开路开路的”。
    于是，第6联队就成了抗战史上在贵州境内行进距离最长、走路最辛苦、损失最惨重的日军部队。而且，他们到最后也没能到达独山。

    说来有趣。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日本学界出现一种学说，认为日本的人种和中国的“夷族”有关，具体的说，就是日本人的祖先也许和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有血缘关系（这种观点现在还存在，有些媒体还拿它当“新闻”炒作）。因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一些日本的社会学者纷纷跑到中国的西南地区来考察，除了写论文、还绘制了地图。
    这些日本学者是来研究古人类学和“夷族文化”的，当然就喜欢往蛮荒的村寨里跑。他们对地名的标注也十分细致，贵州的偏远地方的一些山路，中国自己的地图上没有记号，日本的专业地图上却有标志。
    日军的军用地图显然也参考了这些学者的科研成果。于是乎，松山良政大佐的军刀一挥，就把第6联队带进了“苗人”的地盘（水族、布依族当时都属于“苗人”）。

    石板寨（贵州叫这个名字的地方很多）原先属荔波县的佳荣乡，现在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九阡乡。这是个有着一百多户人家的水族村寨，在“苗人”聚居地，这么大规模的寨子是很了不起的，一般没有人敢来欺负他们。
    可是，日本鬼子却稀哩糊涂地摸来了。

    石板寨的村民中，最先遇到鬼子的是潘让。
    那天上午，轮到潘让在鸡贾河边“看船”。
    鸡贾河其实是可以涉渡的。但因为是冬季，河水比较冷，所以村民们准备了一只小船，免得过路的人因为淌水过河、被冰凉的河水弄湿了衣裤。渡船很小，每次只能运送两三个人，渡口也没有固定的梢公，由各家各户轮流“看船”。如果遇到当值的人家不会划船，可以说几句好话，请个热心的小伙子帮帮忙。
    潘让就是这么个热心人，他已经是连续第三天看船了。虽然北风吹过河面冷飕飕的，但他的心里却十分得意，“我是全寨子最会划船的人”，他自己表扬自己。

    上午十点过钟，河对面出现了四个人。表现能力的机会来了！潘让赶紧把渡船划过去，可惜渡船太袖珍，四个人要分成两趟送。
    上船的人都不说话，还端着枪。端枪的人潘让见得多了，那年月，“办公事的”到苗寨的时候都拎着枪，步枪手枪就是他们的工作证，不稀奇。潘让奇怪的是这几个人的帽子，那帽子的两边就象绵羊耳朵一样耷拉下来，风一吹，“扑楞楞”的响，真是好玩得很。
  “办公事的”不说话，潘让也就没说话。当时，他不知道日本人已经打下了广西，也不知道日军已打进了贵州，他更不知道眼前的这四个人都是鬼子兵。
    四个鬼子过了河，向石板寨方向走了。坐渡船是免费的，但最后的一个鬼子兵却给潘让鞠了个躬，潘让也赶紧鞠躬还礼，还高兴地笑了起来。

    为了这个动作，潘让后悔了一辈子。
事到如今，也没人知道这四个日本兵到底是执行什么任务的。从他们前出大部队的位置来看，可能是侦察探路的尖兵，但是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又象是寻找食物的搜查队。
    几个鬼子兵先是在石板寨外的坡地上站了十多分钟，观察了一下环境，然后就肆无忌惮地进了村子。进村以后不说话也不打招呼，两个人一组的分成两队、到各家各户东翻西翻。
  “苗寨”的建筑是人畜混居的。条件好一点的人家楼下养牲畜、楼上住人，而一般人家就没有牲畜圈棚，猪啊羊啊之类的动物，白天在院坝里逛来逛去，晚上就和人一起睡觉（当初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野兽，这当然很不卫生，现在已大为改善了）。
    鬼子一进门，就在“桃屋”（供奉牌位的正房）、卧房、厨房、谷仓以及各“家禽活动场所”里窜进窜出，整得鸡飞狗跳。

    村民们很生气，他们弄不清这几个“拿枪的”是什么人。
    那时候，包括水族在内的各类“苗民”很少主动向政府纳粮交税，通常都是由“公家人”下乡强行征收。因此，寨子一年当中被政府抢几次也是“为国家尽义务”的一种方式，没有什么稀奇。可是，以往“征粮”的时候，“公家人”都要与寨子里的头面人物客套几句、先讲讲礼节再动手，象今天这样不打招呼、闷着头乱翻的情况还真是少见。
    村民之中，最生气的是姓潘的人家。
    潘姓是水族的大姓（这个“潘”是根据水族语言的音调翻译过来的，和汉族的“潘”没有关系），水族村寨的头面人物几乎都姓潘，石板寨也不例外。看见几个“拿枪的”这么不给面子，一帮姓潘的小伙就围住族长的儿子潘发，商量着怎样才能出口恶气。

    正商量着，两个鬼子兵从屋子里出来了。这俩小子东张西望，发现寨子边上有一口鱼塘，顿时高兴坏了，找来一把锄头扒开塘坝，开始放水抓鱼。
    鱼塘是潘让家的。潘让有个姐姐叫潘傲，据说非常漂亮、非常能干。水族女子是负责管家的，所以她们的社会地位比汉族女子要高一些，也比较泼辣。潘傲看见鬼子扒鱼塘，连忙跑过来、比划着说“你们可以抓几条鱼去吃，但如果把水放光了，塘里的鱼就都活不成了……”。讲了好半天，鬼子也不理睬，潘傲急了、就去抢小鬼子的锄头，推来扯去，三个人都跌进了水塘。
    围观的人们都哄笑起来。鬼子恼羞成怒，从腰间拔出刺刀，当场把潘傲给捅死了。
    看见这情形，村民们愤怒了。潘发首先冲了上去。爬上塘坝的一个鬼子刚端起步枪，就被潘发揪住枪头向上一托，“啪”的一声，子弹打飞了。其他伙伴立刻涌了上来，锄头、石头一阵猛砸，当场打死了鱼塘边的两个坏蛋。

    这时候，另外的两个鬼子正在潘锦老汉的家里喝“棒棒酒”。
    在贵州的“苗区”，小康人家的屋里都有个小酒灶，自家烤制米酒或者包谷酒。自酿的酒没有经过勾兑，酒精度数说不准，刚喝进嘴里很温和、多喝几口就上头，贵州有句俗话说“棒棒酒，打脑壳”，意思是喝多了这种酒、脑袋就象被棒子敲过一样，疼得很。
    两个鬼子进屋的时候，潘锦老汉正在给新酒装坛。看见来了客人，他就很热情地邀请“公家人”品尝品尝。这俩鬼子也不客气，尝了一口觉得没什么劲道、还有点甜，于是就以为“棒棒酒”和日本国的清酒差不多，左一杯右一杯地“米西米西”起来。
    正喝得高兴，外面响了一枪，屋里的人都站起来四处张望。小鬼子喝高了、没看清楚，潘锦老汉却看明白了，一转身，抱起鬼子兵的两杆大枪就跑出了门。两个鬼子这才反应过来，“叽哩哇啦”地怪叫着追下楼，追到场坝上，看见一大帮手持猎叉、大刀的村民围了上来，顿时酒都吓醒了，“哇啦哇啦”嚷了几句，转身朝寨子外面逃。

    直到这时候，石板寨的村民也没弄清这四个“拿枪的”是什么人，所以并没准备赶尽杀绝。他们心想，杀了两个罪魁祸首已经够意思了，剩下的两个跑掉也就算了。没想到，两个鬼子“咿哩哇啦”地一通叫唤，却让潘秀辉听明白了。
    潘秀辉是石板寨里为数不多的见过世面的人。他曾经在外面贩卖生漆，东边去过洞庭湖、北边去过重庆府，能够识汉字、懂汉话，见多识广。鬼子一开口，潘秀辉就听出他们不是中国人，立刻喊道：“是日本人，不要放跑了！”
    寨子里的人一听是日本兵，顿时来劲了。这时，抗战已经持续了七八年，大家都晓得全国人民都在打鬼子，都知道杀日本鬼子是蒋总裁批准的事情，合理合法，而且杀得越多越光荣。
    于是，全村老少精神焕发、士气高昂，分成几路追赶上去。

你这又是纪念帖？

日本鬼子终于追上了山坡。而这时，石板寨的村民已经钻进了“梨洞”。
    鬼子追到洞口，占领了外面的“亮洞”，村民们就往“黑洞”里面躲。
    “梨洞”是一个天然的石灰岩溶洞。洞外有一些野生的梨树，洞口附近宽敞高大、光线也比较好，所以被称为“亮洞”；在“亮洞”的底部有个小洞口，再往里走，溶洞就变得狭窄潮湿、曲折幽长，伸手不见五指，因此被称为“黑洞”。
  “梨洞”是水族人传统的避难所，村民们对“黑洞”的环境很熟悉，可日本人却对黑漆漆的溶洞十分害怕。几个鬼子在洞口边上探头探脑、有点拿不定主意，这时候，潘秀辉从里面给了他们一炮。
    溶洞的外面看不清里面，而里面的人看外面却很容易。潘秀辉把“青冈炮”架在黑洞里，处于“亮洞”位置的鬼子根本就看不见。敌人正准备钻进小洞口，“轰隆”一声、土炮响了，铁砂子把小鬼子掀翻在地，爆炸发出的巨响震得洞里的钟乳石“噼里啪啦”往下掉，日本人以为洞子要塌了，吓得连“亮洞”也不敢呆，拖着被打死和打伤的同伙、连滚带爬的逃到外面去了。

    潘发和潘晓没能进入“梨洞”。
    他俩为了掩护村民，被鬼子阻断了进洞的退路，只好躲在田埂边的荆棘丛中。在贵州，有很多野生植物是终年常绿的，大一点的灌木丛，埋伏几个人不成问题。
    隐蔽的位置很安全，不会被敌人发现。可两个人看见鬼子进了山上的洞口，又听见洞子里传出土炮的声音，难免有些担心，于是就离开了藏身之所，向山坡上摸去。
    潘晓穿着一件长袍式样的棉衣，爬来爬去的很不方便，潘发说：“你把棉衣脱了嘛”， 潘晓就把袍子脱下、搭在肩头。
    这时候，洞子里走出了一伙日本兵，前面的三个人还挑着腊肉，这大概是村民们放在“亮洞”里的食物，被鬼子们抢来了。
    潘晓问：“发，整不整？”，潘发说：“整！”，于是就开枪。
    两声枪响，有个鬼子倒下去，不知是被打死了还是打伤了。其他鬼子纷纷向潘发和潘晓藏身的大石头射击，两个小伙赶紧溜下山坡、跳过山涧，钻到树林子里去了。
    好不容易摆脱了敌人，潘发问潘晓：“打中你了没有？”
    潘晓说：“好象打中了，又好象没有打中”。
    全身上下检查一遍，发现搭在肩头的棉袄被打穿了一个洞，两人都说“好玄呀，好玄”。

    在树林里遇见了两个人，潘命和潘让。他俩也是由于退路被阻断而躲在这里的。
    潘让扛着一杆三八大盖，这本来是潘秀辉的武器，因为子弹打光了，就叫潘让帮忙拿着。这虽然只是个做样子的东西，但潘让还是觉得扛在自己肩上十分神气。
    潘发总队长白了他一眼，说：“把枪交给潘命，你连猎叉都不敢用，扛大枪做什么？”，他还记得潘让在鸡贾河边的窝囊表现，对这小子的胆量很是瞧不起。
    潘让只好把手里的新式洋枪递给潘命，委屈得差点哭起来。

    天色渐渐暗了，石板寨里传出了杀猪宰牛的声音，鬼子正在洗劫百姓的粮食和牲畜，肆无忌惮地毁坏着村庄。
    日军把兵力分成了两个部分，大队人马在寨子的民房里住宿，小部分人在山坡上扎营、担任警戒。
    入夜以后，喧闹的山村变得死一般的寂静，鬼子走了一天的山路、又打了几个小时的攻坚战，终于疲倦了、也消停了。可是，潘发却睡不着，他想到山坡上侦察一下，看看能不能与溶洞里的乡亲们取得联系。
    这时，树林里有四个人，还有三杆洋枪和七颗子弹。潘发决定由潘晓负责掩护，他自己带着潘命摸上山坡。至于潘让，就让他在原地休息好了，“又不会打枪、胆子又小，带你出去有什么用？”

    山坡上有两个鬼子在站岗，他们的眼睛始终注视着“梨洞”的方向。通往洞口的道路被盯得死死的，看来，想要溜进洞去是不大可能了。
    山上点起了篝火，透过光亮，可以看见十几个鬼子横七竖八地躺在谷草上睡觉。潘发和潘命轻手轻脚地摸了过去，发现鬼子兵精明得很，虽然睡着了，却把步枪的背带缠在手上、弹药包也枕在脖子的下面，俩人没有办法偷武器。
    转了一圈，发现有棵树底下摆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估计装着什么军事装备，于是，俩人爬过去拎了起来。潘命拎包的时候，看见树叉上还挂着一顶日本钢盔，顺手就扣到了自己的脑袋上。
    美滋滋地回到田坎，在石头后面担任掩护的潘晓接过帆布包，打开一看，搞不懂：“这是什么鬼？”
    包里装着九副防毒面具，三个小伙都不认识这是啥玩意。
    忙活了半天，尽弄来些没用的东西，潘发很不甘愿，决定再去摸一趟。
    潘晓的任务还是望风，他十分诚恳地央求潘命：“兄弟兄弟，记得帮我偷一顶钢盔回来啊”
  “没问题！”， 潘命答应得挺痛快，好象鬼子的钢盔是专门给他预备的。

    可是，这一回的运气就没有上次那么好了。
    有个日本兵被冻醒了，“嗬哟、嗬哟”地叫着，一会儿搬谷草、一会儿拣木柴，来来回回地折腾那堆篝火，好不容易把火整大了，这小子却又支起一口锅，“咕嘟咕嘟”地煮起肉汤来。潘发和潘命只好远远地趴着，不敢动弹。
    俩人正等得不耐烦。忽然，山下的石板寨里响起了枪声，这枪声惊动了山坡上的鬼子，他们顿时不睡觉了、纷纷爬了起来。负责监视的潘晓看见篝火旁边人影晃动，以为是潘发和潘命被发现了，“叭勾——叭勾”就是几枪，打得鬼子乱成一团。
    这一下，再想偷袭已经没机会了，潘发只好领着潘命跑了回来。
    三个人把帆布口袋拖回树林，清点战果——弄回来一些没用的东西，却用掉了六颗子弹，有点得不偿失。
    潘发一个劲地埋怨潘晓：“有事没事，打那么猛干什么？现在好了，三条枪只剩下一粒子弹，你看怎么搞？”
    潘晓却有点不服气：“我打的才不算猛呢，山下的寨子里打得更猛……”

    潘发也觉得纳闷：是谁在寨子里头打鬼子？
    三个人愣了一阵神，这才发现——潘让不见了！
在石板寨里捣乱的人，是潘让。
    先前，潘让被安排在树林里“休息”，队长给他安排的任务是“保管好三件棉袄和两把砍刀”，这让小伙子感到十分郁闷。
    其实，潘让并不能埋怨伙伴们“不给面子”。他心里清楚，自己的胆量比不上潘发、枪法比不上潘晓、腿脚灵活不如潘命，再加上鸡贾河边的窝囊表现，人家不带他出去玩也是正常的。可是，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一旦别人真的被别人抛下了，潘让的心里还是很难受。
    夜里，对面山坡一片寂静，什么也听不见。潘让猜想：潘发他们没有被鬼子发现，他们也许已经溜进了“梨洞”，他们也许已经和各自的亲人团聚了……
    在树林里傻乎乎地抱着几件破棉袄，百无聊赖。心里一阵阵孤单，眼泪差点掉下来。
    一个人，没事干，睡不着，只好胡思乱想。潘让忽然想起姐姐潘傲的尸首还没来得及收殓、依然停放在闺房里，于是拿定主意——回寨子去！把姐姐背出来。
    说实话，如果有个人在身边，潘发是绝对不敢提出回石板寨的。可这时候，他的心里十分憋屈、郁闷得有点儿不想活了，脑子一热，连害怕也忘记了。

“姑依凯门”的旁边有个排水洞，洞口是被茅草遮住的、很难被人发现。潘让从那里钻过寨墙，借着夜幕爬进了自家的后院。
    潘让知道，姐姐的遗体就在她自己的闺房里。
    水族的婚嫁观念是比较开放的，有“招郎入赘”的传统习俗，所以石板寨的女子成年以后，家长都会给她们准备一处相对独立的起居空间。潘傲的闺房就设在后院的墙角上，与主楼隔着一个谷仓。
    这时，闺房的门洞敞开着，漂亮的木门和木窗户被拆下来当成了劈柴。屋子里火光通亮，潘让借着火光望进去，看见房间里乱七八糟、一片狼籍，祭桌上的摆设不见了、地上的香炉踢翻了，姐姐的遗体也不知被鬼子弄到哪里去了。
    更可气的是，闺房的床上躺着一个酒气熏天的日本鬼子，睡得死死的、还打着呼噜。

    水族是敬鬼的民族，在他们的观念中，亵渎亡灵是莫大的罪恶。眼前的情形让潘让怒不可遏，他拔出刀、冲进屋，一刀就割断了小鬼子的脖子——这一次，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这一刀砍得干净利落，没有惊动其他房间的人。潘让随即拿起鬼子的步枪和挎包，从排水洞溜出了寨子。

    到了田野上，他就开始检查自己的战利品。挎包里有子弹、有铁饭盒、铜汤勺、香烟火柴，还有一面日本旗。当然，但最高级的收获还是这杆三八大盖步枪。
    潘让没有用过洋枪——刚才好不容易有个扛空枪过干瘾的机会、还被“总队长”剥夺了权利——现在好了，自己有枪有子弹，身边还没有人管，当然要亲自试验一把。
    于是，潘让举起枪、瞄准寨门的方向、扣动扳机，“叭勾——”就是一枪。
    枪响过后，潘让爬起来就往树林里跑。可是跑了一截才发现：奇怪得很，石板寨里一点反应也没有——“难道鬼子们都睡死了？”，潘让觉得十分失望。
    日本兵太不给面子了！小伙的脑子一热，决定到寨子里去再搞一枪，非把鬼子吵醒不可！

    原路返回，来到自家的房子外面。先探头看了一眼，果然，鬼子们都在睡觉。于是，他把枪口伸进窗子，二拇指一动，“叭勾——”，好家伙！屋里的鬼子全都跳了起来。
    大功告成，潘让转身开跑，先找个地方藏起来、观察动静。对于生长在村里的小伙而言，山寨里的每一级台阶、每一块石头都了如指掌，潘让躲在暗处，看着日本人跑来跑去、大呼小叫，谁也找不到自己，觉得十分有趣。
    正开心的时候，看见潘发家的门口聚集着一群鬼子，“乌鸦鸦的好多人，距离又不远，老子枪法再差也能打中个把”，潘让信心十足、端枪瞄准，“叭勾——”，不知道打中了没有，反正那一大堆人全都趴下了。
    这一枪暴露了夜袭者的位置，引得四周的日军都向这里开火，石板寨里顿时枪声大作，鬼子们再也别想睡觉了。而这时，潘让早已钻进排水洞，跑到寨子外面去了。

    回到树林子里，潘让就威风起来了——潘发队长前倨后躬，不仅绝口不提他胆子小枪法差的缺点，反而对他的英雄气概大加赞赏，总队长亲手帮他脱掉湿衣服、还解下自己的棉袄给他穿上，并且当场表示要提拔他当小队长。
    礼尚往来，潘让也显得十分豪爽：“总队长，你的枪没子弹了？不怕！我的挎包里多得很，自己拿！”

    天色蒙蒙亮的时候，石板寨里响起了军号声，日军开拔了。
    但同时，寨子里燃起了熊熊的火光——日本鬼子放火焚烧了村庄，顷刻间，石板寨的一百八十二栋房屋就被吞没在火焰和浓烟之中。
    当外出避难的人们跑下山来的时候，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老村寨已经化成了一片灰烬。眼看着自己的家园毁于一旦，村民们无不痛哭失声，许多人甚至悲伤得昏倒在地。
    寨墙的石头基座上，留下两条标语：“大日本皇军所向披靡！”，“如有抵抗者，格杀勿论！”。

    潘发咬紧牙关，在日军标语的中间刻下五个大字：“抵抗者——潘发！”
    立刻，被烈焰熏黑的石墙上，出现了一句句不屈的宣言：
        抵抗者潘秀辉在此！
        抵抗者潘晓在此！
        抵抗者潘命在此！
        抵抗者潘让在此！
        …… ……
    蒙老拉已经五十多岁了，这时也拎着一把柴刀跑过来，要求把自己的名字也写上去，潘秀辉嫌他年纪大，不愿意帮他写。老头急了：“我有力气！我也要抵抗！昨天下午，我也往河里砸过石头的……”
    于是写上：抵抗者，蒙老拉！

    第二天，各村寨的头领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讨联合抗敌的事宜。
    就在石板寨的村民与日军生死相拼的同时，附近的姑檀、板南、板梨、水昂、水迭、宋挂等水族村寨也都爆发了类似的战斗。短短两天时间，包括潘华臣（板南寨族长）在内的一百多人英勇战死、两千座房屋被烧毁、五个村庄被全部烧光，牲畜、粮食和财物的损失更是难以计数……日军的暴行使大山之中的乡民们激怒了，方圆数十里的水族民众全都动员起来，人们结盟发誓，要向鬼子讨还血债！
    会议决定共同组建“农民联军”，由水迭寨的潘文高任“总指挥”。联军的总兵力有两百多人，分为三个大队，潘发担任了第二大队的队长。
    “总指挥”潘文高，其实文化并不高，但他曾经在国军里当过排长，对水族山民而言，这已经是非常高的资历了。毕竟是当过军官的人，“潘总”的水平就是不一样，上任之后，立刻组织大家操练队形，每天立正稍息、举枪敬礼，从早到晚口令吼得震天响，让人觉得特别提精神。
    可是，刚练了没几天，大家连左转右转都没太分清楚，就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潘文高有点担心“农民联军”的战术水平，可战士们却十分兴奋，嚷嚷着说：不怕不怕，马上开仗都不怕！

读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1944年底，日军曾经占领过贵州的独山，并且，独山县城也是抗日战争中日军侵入中国内地的顶点。
    有一些文章评价：“独山之战胜利地终结了日军的一号作战”，甚至还有人妙笔生花、宣传国军将士在“独山战役”中的英雄业绩，歌颂他们力挽狂澜、阻挡了日军的凌厉攻势。
    翻开资料看一看，日本方面把进出独山的经过称为“乘胜占领”，国民政府则将独山之战称为“大捷”。而如果去问一问独山县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会说：根本就没有打！
    确实是没有打。严格的说，1944年12月，发生在贵州境内的“战事”不能算做是真正的“作战”，正确的称谓应该是——“黔南事变”。

    1944年，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从4月至11月，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的国民党军全面溃败，接连丢失大小城市126座。11月22日，南宁失守，同时，中越边境的日军得以会师，至此，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一号作战大纲”提出的目标全部达成。
    11月28日，岗村宁次电令第六方面军第11军（代号“旭”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停止追击，要求他们“撤离黔桂铁路，将防线设置于柳州、宜山一线”。可是，“旭军”却回电说：命令来晚了，他们已经追进贵州境内了。
    本来，“一号作战大纲”的最后一期目标是夺取粤汉铁路南段，并没有要求越过黔桂边境作战。因为，这时候中国的铁路干线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残存的从广西边境到贵州都匀的这一小段铁路支线对中日双方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日军大可不必深入贵州境内冒险。
    可是，日本“旭军”此时的士气正旺。他们发现国军大批主力正陆续南下，遂认为自己应该继续保持攻击的态势。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迫使中国军队远离广西，确保柳州至宜山的主防线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制造“进攻贵阳和重庆”的假象，有可能减轻滇缅方向日军的压力。
    越过黔桂边境的日军部队是第3师团（代号“山”部队，师团长山本三男）和第13师团（代号“鹿”部队，师团长赤鹿理）。由于山路狭窄、难民众多，日军的两个炮兵联队、两个辎重兵联队和一个骑兵联队止步于边境附近，并没有真正进入贵州。所以，“黔南事变”中的日军主力其实只有六个步兵联队和两个工兵联队——这都是轻装部队，总数一万四千人，而且还是分兵行进的。
    在日军当面，国民党部队有八个军，总兵力超过了二十万，但是，他们却让日本人轻而易举地闯了进来。

    这八个军中，93军和97军原本是重庆的卫戍部队，属于老蒋的嫡系，战斗力应该还是可以的。
    9月份，他们匆忙赶到广西北部、增援第四战区，刚打了头一仗，全州就失守了。93军军长陈牧农（湖南人，黄埔一期生）立刻被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逮捕、枪决。93军随即后撤，从此不愿服从第四战区的调遣。接着，南丹又失守，97军军长陈素农（浙江人，黄埔三期生）又被张发奎抓去扣押起来，幸亏他是蒋总裁的同乡、说情的人多，这才免于一死（陈素农后来在台湾当“国大代表”，提起张发奎就大骂不止）。
    张发奎如此的“严厉军法”，其实有点公报私仇的嫌疑——因为就在前几天，他的侄子、第4军军长张德能因为长沙失守，被蒋总裁下令枪毙了，张司令说了许多好话也不管用，十分郁闷，于是逮着机会就杀了老蒋的学生，解一解心头之恨。
    张发奎这么一搞，不但没有起到整肃军纪的作用，反而把93军和97军整乱了。汤恩伯在贵阳一喊话，这两支“嫡系部队”撒腿就走、跑到贵阳就散了架，到最后，两个军的人马连两个师都凑不齐，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

    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听说这个消息，也不愿意帮四战区干活了。他觉得如果再和张发奎混在一起只会是得罪人，而且“不打仗的没有事，打了败仗反而有罪”，于是就带着自己的20军（军长杨汉域）和26军（军长丁治磐）往回跑，一边跑还一边收容93军、97军的四川籍士兵。结果等他跑回贵阳，兵力不但没减少反而还增多了，真正是兵强马壮。
    “黔南事变”结束后，一路跑回贵阳的杨森当上了贵州省的主席，真让老百姓哭笑不得。
    手下人都跑光了，张发奎司令长官也只好跟着跑，跑到贵阳就成了光杆。

    这时候，贵阳的实力派人物是汤恩伯，他手里攥着一个集团军，包括13军（军长石觉）、20军（军长杨干才）、29军（军长孙元良）和94军（军长牟廷芳）。几个月前，汤司令在河南被打得一败涂地，换成别人早被枪毙了，可天子门生就是与众不同，不仅没受处分，反而到贵州战区担任了“前敌总指挥”，准备再立新功。
    汤恩伯是个被日军打怕了的人，虽然手握重兵，却不敢主动迎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担心“因败而引敌追入”，所以日军一逼近，他就往后退，反正不打仗就不会打败仗。

    当时，协助汤恩伯总指挥管理军政事务的是张治中，日本鬼子还没有进贵州呢，这俩人就商量着如何“坚壁清野”——谁谁谁去烧房子、谁谁谁去炸桥梁、谁谁谁去打游击……辛亥元老平刚（平少潢，贵州贵阳人，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长）听说此事，指着张治中的鼻子大骂：“你才烧了长沙，又来烧我们贵阳？我看你是个汉奸”，俩人吵得不可开交。
    事情闹大了，蒋委员长就派何应钦坐镇贵阳，还派张道藩（就是给徐悲鸿戴绿帽子的那位，国民党海外部长）主管贵州党务、谷正纲（民政部长）主管贵州政务。这三个人都是贵州人，蒋介石大概觉得，让贵州人来烧贵州的房子，比较有人情味一些。
    这么一来，13军军长石觉就不干了。13军被安排“火烧贵阳”，这可是个容易成为替罪羊的差事，石觉知道，黄埔一期的酆悌同学一把火烧了长沙，结果被枪毙掉了，自己只是个黄埔三期的后辈，烧了贵阳，恐怕会死得更难看。于是他提出，要烧贵阳应该让94军去烧，因为94军军长牟廷芳是贵州人，烧起自家的房子比较顺手，他宁愿带着13军到前线去抵挡日本军队。
    刚巧，孙元良带领29军从陕西赶到了贵州，于是，13军和29军就被布置在马场坪一线，处于独山和贵阳的中间——实事求是的说，这两个军的防御，对“黔南事变”的化险为夷起到了一定作用。

    国民党军全面退守。而这时，在独山一带还有国军的“中央军校四分校”、炮兵学校（教育长史文桂）和通信兵学校（教育长童元亮），学员教职员加起来有一万五千多人。
  独山的警备司令是“四分校”的教育长韩汉英，这位韩司令在独山办学三年、指挥学生在县城周围修了三年的防御工事，平时吹牛皮一套一套的，遇到打仗的时候却撒腿就跑，跑得比美国空军还要快。
    独山这里有一个美军的军用机场，美军方面决定，由伊文思上尉负责破坏飞机场、空军仓库和独山“深水大桥”。按计划，爆破队应该先炸掉深水大桥，然后乘飞机撤离，但伊文思上尉看见城里的难民非常多，一旦炸了桥，逃难的人们就都走不脱了。于是他就先炸了机场和仓库，直到12月2日，日军已经冲到了桥头，美国人才炸掉大桥，徒步前往贵阳。
    无法统计这个举动救助了多少人。已知的是，在伊文思上尉的掩护下过桥的难民中，包括影星胡蝶和她的丈夫潘有声，还有上海滩的闻人虞洽卿。
    伊文思上尉于44年12月2日下午16时撤离独山，这一点，有许多人可以作证。而那些自吹曾经“在深水桥畔英勇阻击日寇”的国军勇士，却是空口无凭。

事实上，早在12月1日，国民党军就已经放弃了独山县城。
    12月1日，独山县城开始起火，12月2日，火势达到顶点，两天后，这座曾经被称为“小上海”的小城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有人认为“独山大火”是日本鬼子干的，也许真是这样的。其实，即便是国军所为，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也是无可厚非。不应该的是，同在12月2日，都匀县城也燃起了大火、同样把整座城市烧成了废墟，而实际上，日军根本就没有进攻都匀，最近的日本兵距离都匀市也在五十公里以上。

    首先进入独山城的是第13师团的第104联队，他们是沿着广西至贵州的铁路走过来的，在两百多公里长的铁轨上步行四天，完全是正常的行军速度。
    在独山火车站，日军联队长福海三千雄大佐写下了四个大字：
  “无血占领！”
    ——这四个字，应该成为中国军队的耻辱。

    12月3日，13师团的第65联队、第116联队、工兵第13联队，以及第3师团的第34联队、第68联队、工兵第3联队也陆续到达独山县城。
    其实，这些日军部队并不是满员抵达的。比如34联队的大部队此时还远在一百多公里以外，要到12月10日才能够进入荔波，可他们的联队长二神力大佐却带着十几个人先跑到独山来了。这帮家伙争先恐后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得到一份“深入支那腹地”的光荣。
    1944年12月3日的独山城，遍地瓦砾、遍地焦土，遍地是无名的弃尸、遍地是难民的哭声。
    直到今天，黔南一带仍有许多当年的孤儿，他们已经成为了祖父或者祖母，却不知道自己的祖籍在哪里，不知自己的亲人在何处。
    是军队的无能导致了百姓的苦难，是军队的无能造就了敌人的光荣。

    可是，当一伙日酋得意地在县城各处留下“墨宝”，大书特书“无血占领”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在乡间、在村寨的废墟断墙上，有一群水族山民挥刀刻下了自己的誓言——

      抵抗者在此！
先解释一下：
    虽然水族有自己的文字——水书，但“水书”仅有四百多个符号，而且与水族的语言不匹配，其实是无法用于日常沟通的。所以，水族人记帐本、出通告、甚至写自己的名字都必须使用汉字（当然这名字也是根据水语“音译”的，比如“潘晓”有时候就写成了“潘兴”或者“潘先”）。
    在当时的石板寨，潘秀辉是“文化人”，潘发也懂得汉字（85年，政协委员“潘老发”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语句很通顺），所以，寨墙残垣上的“抵抗者”的名字大概是出于这俩人的手笔。
    其实，石墙上的抵抗者的签名由谁代笔并不重要，抵抗的意志是以自己的生命写就的，它铭刻于人们的内心，这是永远也不会泯灭的。

1944年12月4日，日军开始从独山撤退。
    日本人宣称自己已经达成了军事目的，可以班师凯旋了——这理由基本上说得通。因为对日军而言，进攻贵州的行动原本就是“计划外”的任务，什么时候停止前进都是可以的。
    但其实，日军的撤退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日本军国主义有个方针，叫做“以战养战”——说穿了，就是日本军队要靠抢别人的东西来维持军需供应——这个方针一方面使得日军成为世上少见的野蛮队伍，另一方面也给日军自己的行动造成了困难。这种困难在富饶地区还不太明显，一旦到了贵州这样的贫困山区，难处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旭军”是于44年5月份投入“一号作战”的，这时已到了冬季，可他们的士兵却还穿着夏天的军服。冬天，贵州的气候比广西冷得多，山区的湿气非常重，日本人在这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地方被冻得够戗，只好去抢难民的衣服穿。于是，各路鬼子兵的装扮都变得花花绿绿，以至于美军的侦察机在空中都无法分辨哪些是军人、哪些是老百姓。
    贵州的农业比较落后，时至今日都无法实现粮食自给，更不用说战争时期了。但在抗战期间，贵州不仅要向前方提供兵源（全省总人口1050万，征兵实额46万），还要为内迁的机关和学校提供物资保障（仅独山县城内，可查的内迁单位就有六十二家），外来人口的剧增，使经济环境面临崩溃。遇到“黔南事变”，大量军队和难民在短时间内涌入贵州，立刻就造成了粮食紧缺。省城贵阳的集市上，一件苏绣旗袍换不到一个玉米窝头，其他地方的困境更是可想而知。
    另外，贵州是西南地区唯一的没有食盐资源的省份。在当时当地，从老百姓的家里找几坨鸦片很容易，想找到一点盐巴却十分困难——而日本人事前对这个情况毫无准备。
    所以，日军进入贵州以后，根本无法获得必要的军粮补给。最先进入独山的13师团104联队，翻遍全城也没抢到粮食和食盐、只找到了几麻袋白糖，气得联队长福海三千雄大佐哇哇叫，无奈之下，104联队只好喝了三天的糖开水。于是，当其他日军联队陆续到达独山时，面对满城大火，留给他们的只有两个选择——立即前进，或者立刻撤退。
    想前进，有困难。
    一方面，前方的都匀城已经被烧毁，再往前走也找不到粮食；另一方面，国军13军和29军在马场坪一线布置了防御，29军的阵地距离独山不到三十公里，日军即便能够冲过这些防线，估计也差不多要饿死了。
    于是只好撤退。

    29军的军长是孙元良。
    这几年，老孙头经常被网友们奚落，说他是“飞将军”什么的，但马甲我却要在这里帮他讲几句“好话”——孙元良在“黔南事变”中虽然没怎么打，却也没有逃跑，他和石觉（13军）把三万多人马摆在阵地上，最后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应该还算是有功劳的。
    讲完好话，再说坏话——孙元良这家伙太喜欢吹牛，他说的话大多和史实对不上，有些离谱。比如，29军有个所谓的“黑石关大捷”， 就是孙军长自己吹出来的。

    黑石关距离独山二十五公里，当时是 29军91师（师长王铁麟）的阵地，阵地左侧271团、右侧273团、272团是预备队。孙元良也在阵地上，另外还有独山县长孔福民带领的保安团。
    当时，企图进攻黑石关的日军是13师团的工兵第13联队（联队长石川省三中佐），问题是，在日军和黑石关之间还有三四千难民，日本鬼子一进攻，老百姓就往阵地上跑。关隘上的29军喊“站住”，百姓哪里站得住，于是国军就开了枪，当场打死三百多、打伤了千余人，一时间，黑石关前满是趴在地上号啕大哭的老百姓。
    日本鬼子看见国军的“抵抗”这么坚决，知道一时半会冲不过去，自己就退走了。
    站在国军的角度，枪杀“袭扰阵地”的难民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无论如何，只要是个军人，都应该觉得这件事不大光彩——可孙元良却不这么想，他愣是往自己的脸上贴金。阵地上明明是一个师，他说自己只“带领一个团”；敌军明明是一个工兵联队，他说敌人有“两个联队”；伤亡惨重的明明是中国的难民，他却对记者说“我军毙敌两千多”。名记者何毓昌知道孙军长素有吹牛的习惯，给他的讲话打了折，写成“歼灭日寇两三百”。于是，“黑石关大捷”就这么吹出去了。
    1944年，40岁的孙元良编造了“黑石关大劫”（这是老百姓的评价），到了2004年，100岁的孙元良居然还在吹嘘这场无中生有的功绩——只能说明这位长寿的国军将领从来就没有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眼里，真够混蛋的。

    日军占领独山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洞口大爆炸。
  “洞口”是独山城东的一个溶洞，洞里是“军政部兵公署44工厂”的炸药仓库。国民党军撤走的时候，大门是敞开着的，难民们不知道仓库里装的是炸药，就跑进山洞里住了下来。12月4日上午，日军104联队在城里大肆抢劫，难民见状就往溶洞里躲，鬼子兵点着火把追进洞里，结果就引起了大爆炸——洞口塌了，附近的房屋全都被震垮，巨大的声响几十里外都能听见。
    这场爆炸炸死了多少日本兵，不知道。日军的说法是11人，中国方面的猜测是“上百人”，众说纷纭，现在还有“专家”在研究。可是，究竟有多少中国老百姓在这场爆炸中死于非命，却从来没有人愿意统计过。
    可以肯定的是，被炸死的中国人的数量远远超过日本兵，这些人都是难民——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籍贯，只知道，他们都是从很远的地方一步步走到这里的。他们曾经历经磨难，他们曾经渴望着能够逃脱侵略者的魔爪、得到自己的军队的保护，可是，在这里，他们被自己的政府抛弃了，最终含恨死去，连一块墓碑也没能得到。

1944年12月6日，日军全部撤离独山。12月8日，国军第29军进入一片废墟的县城，宣布“收复独山”。
    这以后，日军一路向广西方向撤退，国军则不即不离地跟在后面。虽然没打什么仗，却可以够陆续收复失地、接连宣告“大捷”，真是得意极了。
    可是，12月10日，日军第3师团第34联队突然在荔波县城停下来、不走了。这让跟进的国军将士们感到很棘手：打吧，怕惹来其他日军部队；不打吧，又被鬼子挡住了“反攻”的道路。他们只好守在县城外面观望，心里十分纳闷：这伙日本兵到底在这儿磨蹭什么？
    日军第34联队是在等待本师团的第6联队。

    第3师团步兵第6联队是唯一没能进入独山的部队。他们在山里转晕了，一直没有找到去独山的道路。但这帮家伙闷着头往前走，结果却跑到了都匀附近的茅草坪，算一算，超过独山约五十公里，居然成为了抗战期间突进中国内地最深的整建制的日军部队。
    12月5日，得知日军主力撤出独山，已接近都匀城的松山良政大佐急忙带领第6联队沿原路后撤——这意味着，这伙鬼子兵又要在水族的村寨之间再走一趟，而这一趟，就不象先前那么容易了。
    首先，在高山峡谷、羊肠小道上走了六七天，日军的体力已接近极限。鞋子掉了、衣服破了、腿脚瘸了、有很多士兵生了病，第6联队已经无法保持正常的行军队形，只能三三两两地搀扶着前进，还不时有人失足摔下山崖。在这样的情况下，部队的运动能力和作战意志都落入了低谷，走着走着，就有人躺倒在地痛苦的呻吟，要靠别人大声呵斥甚至殴打才能爬起来继续赶路。
    其次，沿途的山寨都已掌握了敌情。乡民们早就藏好了粮食和牲畜，跑到山里躲了起来。在路口等候日军的，除了机关陷阱、就是弓弩火枪，各村各寨空空如也，鬼子兵若再想抢劫粮草、大吃二喝，已经不可能了。
    更重要的是，先前毫无准备、被动抵抗的水族山民这时已全面动员起来。他们组织起各式各样的武装，主动向日军实施攻击，这就使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

    12月6日，“江月波自卫队” 在丹寨的营上坡袭击第6联队，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十一枝、弹药一箱、驮马一匹（但江月波阵亡了）；
    12月7日至8日，“九阡自卫军”在板纳寨一带连续截杀日军，夺得步枪十七枝、手榴弹多枚。
    12月9日，日军来到石板寨附近，潘文高指挥的“农民联军”又在十里长坡摆下了阵地。

    “十里坡”位于石板寨的东面，是个十分险峻的陡坡，山道崎岖、易守难攻。农民联军在这里设置了路障，又把滚木擂石堆放在高崖上，二百多水族战士埋伏在草丛里，严阵以待。
    中午时分，日本鬼子来到十字坡前，观察了一阵，大部队停在半山腰，派出十几个人上前清除路障。总指挥潘文高一声令下，顿时，山上的滚木擂石全都砸了下来，一排排复仇的枪弹射向日寇，喊杀声响成一片，十里长坡尘土飞扬、硝烟弥漫。
    搬路障的鬼子全被打死了。别的鬼子虽然也有损伤、但大部分都钻进草丛里隐蔽起来。“十里坡”上的茅草很深，双方都躲在草里，坡上的乡民看不见下面的日军、坡下的鬼子也看不见坡上的抵抗者，大家只能瞎估计、乱打枪。
    日军的枪法好、经验也足，能够判断出村民射击的方位。潘烂手持“牛尾铳”、刚点了一炮，坡下就飞上来几颗子弹、全打在他的头上，不一会，其他几个炮手也相继中弹倒地。搞到后来，山上的人只是乱开枪、光听见热闹并没有效果，而山下的鬼子却是有的放矢、一枪一个准。没办法，潘文高只好下令停火，等看清楚了再动手。
    等了好一阵，日军的人马越来越多，远处的山路上聚集了一大群鬼子兵。潘发说：“糟糕，敌人可能要开炮，要赶紧想办法”，经过石板寨的教训，乡民们对日军的大炮都有点犯怵。
    这时候，蒙老拉自告奋勇：“我到坡脚去放火，把日本兵烧死！”，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蒙老拉就背起砍柴刀、揣着洋火，绕小路下山去了。

    下午三点钟，山脚下烧起来了。
    冬腊月间的茅草十分干燥，遇火则燃。蒙老拉有“烧山开荒”的经验，他选了两个地点放火，刚一点着，火苗子立刻窜起一丈来高，借助风威向山腰上蔓延，很快就把草丛里的日军围住了。鬼子在烈焰中奔走狂叫、抱头鼠窜，山上的农民联军乘机瞄准开火，打得敌人东奔西逃、狼狈不堪。
    火烧鬼子兵，乡民高兴极了。可是，开心了没多久，却发觉情况不妙——山火不认人，借着风势、又向农民联军的山头烧过来了——没办法，大家只好转移。
    打了半天，还是把阵地丢了，大家都埋怨蒙老拉“放火没水平”，气得老汉直跳脚。

    晚上，日本兵架起木头焚烧自己人的尸体，村民们发现，他们把没有死的伤员也丢进火里烧了。夜里，哇哇的惨叫声十分糁人，大家听了直打冷战，都说：“这帮鬼子真是恶魔”。
    日军把烧过的尸体剁下来一截带走，其余的就地掩埋了。事后，潘发他们在十里坡附近发现四个大坑，里面有八十九具尸体残骸，也弄不清哪些是被农民打死的、哪些是被日军自己烧死的。

    日军突破十里坡、进入了荔波县境，但依然不断的遭到沿途民众的截击。据统计，仅在荔波境内，就有八支水族武装对日军进行了袭扰，这些大大小小的战斗使得第6联队的行军队列被拖得很长，掉队的人员也特别多。
    于是，潘发和他的伙伴们又埋伏于关隘路口，放过大队人马、专门收拾零散掉队的日军。
    12月10日，石板寨的“农民联军第二大队”进行了三次战斗，打死七个鬼子和四匹骆驼（那些骆驼本来是活的，可水族人没见过这畜生，不敢靠近，干脆打死算了），还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和军用品。

怎么跟如风MM这么象呢？

12月11日上午，轮到潘命到路口站岗。
    他正往山坡上走，看见路边上摆着一挺机关枪，“这是谁丢在这里的？”，潘命好高兴，伸手就要去拣。却没想到路边草丛里突然窜出个鬼子兵，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拎着手枪，嘴里呜噜哇啦地叫着，抬手就是一枪。
    子弹从潘命的耳边擦过，把他的魂都吓飞了，小伙子急忙跳下坡坎，连滚带爬跑回寨子向潘发报告。大家立刻集合，冲上山去、追击那个掉队的鬼子兵。
    一伙人追到山顶，没有发现鬼子的踪影，不禁觉得十分纳闷：“这跑肚拉稀的家伙也能跑这么快？真是奇了怪了”。
    就在这时，天上飞来几架飞机——三架小飞机和两架大飞机，转着圈在空中对射。
    大伙觉得空战很好玩，于是也懒得找鬼子了，专心看飞机打架。打着打着，一架大飞机起火掉了下来、还有人跳了伞（这是架美军的轰炸机，七名机组人员死了两个），接着，其他飞机就飞不见了。
    潘发他们本来弄不清哪边打赢了，突然发现山坡下面有几个鬼子兵又蹦又跳、开心得不得了，这才猜到或许是自己这一边打输了，顿时恼羞成怒。于是摸进树林，抄到鬼子的前头打了个伏击，一阵乱枪，把四个高高兴兴的小日本全都送上了西天。
    在树林还发现八个国民党兵，询问一番，得知他们是广西人，是被鬼子抓来搬运军需物资的。潘秀辉就指了一条小路，叫他们抄近道返回家乡去。

    二十多个水族汉子凯旋而归。走在半道上，潘发家的“追山狗”（产于黔东南地区的猎犬，学名“下司犬”）突然对着坡坎下面狂吠，大家跳下去查看，发现了一个日本军官。
    这家伙就是先前和潘命照过面的那个鬼子。也许是因为拉肚子拉脱了水，摔进路边的沟里就爬不出来了。这时候，他倒在地上、被猎犬拖来拖去，知道自己逃不脱，就朝脑袋上打了一枪。
    鬼子军官带着一挺轻机枪（没有弹匣）、一把军刀和一枝手枪，身上还有个公文包。后来，那公文包交给了县政府，懂日文的人看了，说这人名叫佳藤重好，二十六岁，是个参谋。
    这是石板寨的勇士们消灭的最后一个日本兵。

    以后的事：
    12月13日，遭受重创的第3师团第6联队终于和第34联队回合。
    12月14日，日军撤出荔波县城，12月18日，日军完全退出贵州，一直撤到了柳州、宜山防线。国军各部持续跟进，不断收复失地、不断获得“大捷”。至此，历时二十天的“黔南事变”宣告结束。

    45年2月，新任荔波县长刘琦邀请“农民联军”到县城聚会，说是要评功论赏。“庆功宴”上，总指挥潘文高被县政府处死，农民联军被13军缴械。随后，各路水族武装缴获的日军物资全部被政府没收，当做了国军的战利品。
    从此，水族人民的抗日事迹长期被人掩盖，很少被外界所知晓。

    八十年代初，一个日本旅游团来到黔南，当时，贵州各界对外国人还比较稀罕，所以就由地方官员陪同他们四处参观。旅游团中有个第6联队的侵华老兵，他说，贵州的老百姓很厉害，当年把他们打得很惨，说他们中队只剩下了二十一个人，整个联队也失去了战斗力，回到广西后不得不重新进行整编。他还说，第3师团有个“勇士”渡边总一郎，是个名演员，也被打死在石板寨——这个消息让当地的官员大吃一惊。
    于是就请专家查资料，发现在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广西会战》中，对第3师团步兵第6联队的作战过程有如下记录：“此地苗族性格凶悍，排外性强”，“当地居民的游击活动十分活跃，（第6联队）在山谷中前进，不时受到来自两侧高地的阻击，前进缓慢，特别对后卫大队的妨害尤甚。在运送伤员以及夜间运送战死者时，要遭到游击队的射击，为了处理死者尸体，各队官兵是经受无法形容的困难才退下的。骨灰盒最初是木箱，随后改为饼干袋，再后为空烟盒，最后只能将骨灰装入火柴盒了……”
    至此，社会各界才开始着手调查“黔南事变”期间水族人民英勇抗敌的情况，石板寨民众抗日的事迹也才逐渐为外界所知。

    多年以前，马甲曾经见过潘让老人（应该叫“潘老让”了），“抵抗者”的故事就是听他说的。
    潘老让瘦瘦的，个子挺高，穿着水族人习惯的黑布衣裳。他的汉话不大灵光，旱烟抽多了，嗓子也有些嘶哑，可说到“抵抗者潘让在此”的时候却是口齿清晰、语音洪亮，精瘦的胸脯拍得咚咚直响：“我们，汉子，不怕，顶得住！”
    那一天，潘让的老伴刚好有点不高兴，看见老头子得意忘形的模样，就给他泼冷水：“顶得住个屁！一看见酒罐子，你就抵挡不住了”。潘老让顿时显得十分气馁。
    在场的人都乐了，安慰他说：“真英雄都爱酒坛坛，梁山好汉遇到了美酒同样也抵挡不住，没什么了不起的”
    闻听此言，潘老让立刻又振奋起来，黑黑的脸膛上泛出红光，就好象喝了美酒一样。
    嘿！这可爱的水族老汉，这可敬的淳朴的抵抗者。

flyingcatgm 兄  21 王外马甲 2007-09-29 23:09:30


    对不起，我没有读过29军的战报。但从您节录的这一段来看，似乎有可商榷之处：其一，黔南事变中的日军没有第7师团的部队，29军不可能在贵州遇到他们；其二，104联队（联队长福海三千雄大佐）下辖第1大队（高桥赖永大尉）、第2大队（永田达夫大尉）、第三大队（永寿清次少佐），全是步兵，并没有骑兵。何况，104联队是沿着铁路线行军的，骑兵和他们走不到一起去。
    进入贵州的日军只使用了一些驮马和骆驼。104联队所在的第13师团没有骑兵部队，第3师团倒是有一个骑兵联队（联队长宫崎次彦大佐），但他们停留在黎明关以南了，并未深入贵州腹地——这个情况，日本的防卫厅战史应该有记录吧。
    马甲所知的黔南事变中，国民党军与日军的“较大规模”作战有三次：一次是在荔波黎明关，守方为97军199师587团（团长周国仲），进攻方为第3师团第34联队，国军守了一昼夜，日军死了一百多；另一次是“甲捞河”战斗，守方是29军91师273团（团长王挽危），进攻方是13师团104联队，守了六小时，国军阵亡一个营长（三营长桑振宇）。再就是“黑石关大捷”，我已经讲过了，国军没有伤亡。
    黑石关战斗是孙元良在“黔南事变”中唯一的一次亲临前线的作战，若非如此，除此之外，他自叙所言的“指挥先头部队，拼死奋战”，应该是哪一次？
    至于“黑石关大捷”是不是由孙元良说的，可以去查何毓昌1945年所著《孙元良将军》或者44年12月的国民党报纸。何毓昌是《大公报》的记者，当时，他断不敢造孙将军的谣的。
    其实，就连何毓昌也认为黔南之战“并没有打什么大战，说不上什么战绩”。他的解释是，国军原准备在都匀与贵阳之间（马场坪一带）与日军“决战”，但日本鬼子突然害怕了、撤退了，这才使得国军失去了立功的机会（参见何毓昌《黔南之战》）。

  “抵抗者”一文的依据，主要来自《黔南文史资料汇编》（一至七集），以及《荔波文史资料》、《独山文史资料》、《三都文史资料》、《黔南事变资料选辑》、《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那里面有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也有当时的档案文件。关于潘文高的情况也是来自其中的。

    我确实没有采信台湾方面的资料，因为我认为用不着。说到抗战史，有人以为从海峡那边探听到的消息就比较权威，而我却觉得恰恰相反。
    说到资料的客观性，国民党的几乎所有的档案材料都丢在了大陆。大陆这边从县志到公文、从会议记录到官员日记，样样都有，而他们那边除了几个战败的老头子的满腹怨恨和自我安慰，又能有多少原始资料？说到当事人，从战场所在地的老百姓到参战的军人，绝大部分在大陆。以孙元良为例，除了他本人跑掉了，他手下的军官和士兵、家里的亲戚和朋友，有几个在台湾？所以，大陆各地的文史资料通常可以互相印证，而国民党那边的回忆文章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说实话，我并不保证自己的东西就完全真实，反正这是讲故事，爱信不信都可以。
    其实，我也不愿意把自己国家的军队写得那么差劲，我也乐意让国军老打胜仗，可他们要撤退我也没办法。汤恩伯和孙元良倒是说自己英勇善战，他们英勇来英勇去，从徐州英勇到贵州来了，这样的“善战”，看上去并不善。

    flyingcatgm 兄：我承认，看到孙元良之流的吹嘘，我心里很不痛快。
    您也许不知道，直至今天，从广西到独山的沿途都还有许多当年的难民的“野坟”，每次道路扩建或者建厂房的时候都能挖出一大堆骨骸来；您也许不知道，当年有许多家庭，十几二十几口人离开广西，走到贵阳就只剩一两个人了。直到五六十年代，贵阳、都匀、独山都还经常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寻人启事，妻子在找丈夫、父母在找子女——您知道么？这些人，大多来自文化发达地区的知识家庭，他们都是背井离乡、抛家舍业、真心追随自己的政府的呀！而这些悲剧，只要当年的二十万国军能够主动一点、勇敢一点，能够再迎上前去一点，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不知道孙元良之流自我吹嘘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这些难民；不知道那些支持国军在黔南的“优异表现”的朋友，应该如何去说服那些荒野中的无主冤魂。

    当然，讲故事也要实事求是。
    马甲也知道国民党军队也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行为，这几天我也在琢磨：总是讲国军丢人的事情、不提国军光彩的事迹，是不是有点不公平？所以正在核对资料，准备弄几篇国军打日本（甚至打共军），而且打得挺爽的故事来——这样总可以平衡一些了吧。
    也许还是不能平衡。因为国军爽来爽去，终究还是要爽到台湾，依然爽得很有限。

45年2月，新任荔波县长刘琦邀请“农民联军”到县城聚会，说是要评功论赏。“庆功宴”上，总指挥潘文高被县政府处死，农民联军被13军缴械。随后，各路水族武装缴获的日军物资全部被政府没收，当做了国军的战利品。
    从此，水族人民的抗日事迹长期被人掩盖，很少被外界所知晓。

这段说明了什么问题？国军的某些行为，呵呵:Q

flyingcatgm 兄：我承认，看到孙元良之流的吹嘘，我心里很不痛快。
    您也许不知道，直至今天，从广西到独山的沿途都还有许多当年的难民的“野坟”，每次道路扩建或者建厂房的时候都能挖出一大堆骨骸来；您也许不知道，当年有许多家庭，十几二十几口人离开广西，走到贵阳就只剩一两个人了。直到五六十年代，贵阳、都匀、独山都还经常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寻人启事，妻子在找丈夫、父母在找子女——您知道么？这些人，大多来自文化发达地区的知识家庭，他们都是背井离乡、抛家舍业、真心追随自己的政府的呀！而这些悲剧，只要当年的二十万国军能够主动一点、勇敢一点，能够再迎上前去一点，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不知道孙元良之流自我吹嘘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这些难民；不知道那些支持国军在黔南的“优异表现”的朋友，应该如何去说服那些荒野中的无主冤魂。


何其哀痛啊！50-60年代还在寻找当时失散的亲人:')

当时要是有几个专业的狙击手就好了

请教一下，西西河我已经有三个月登陆不上了，据说是被封了。那么楼主是如何上的西西河转的马甲的最新大作？

请教西西河新的网址，谢谢。

www.talkcc.net

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