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通往廉洁之路》精彩章节

　对于上面的问题，笔者无意于对各种学术观点评头论足，目的在于思考的深入和全面。我们知道，苏共的瓦解，苏联的解体，总的来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下来、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凡事有个轻重缓急，主次先后。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苏共自身。在苏联，苏共作为惟一的执政党，领导一切，一切成绩是在苏共领导下进行的，那么一切错误和问题也应该划归苏共领导之名下。否则就会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因果循环论”中。具体讲，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高度集中的包括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在内的体制，未能适应时代的转换和改革的要求，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出现了政党结构性危机，形成了一种体制性障碍。列宁在世时，已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进行过一些尝试和努力，但由于过早去世而成为憾事。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把高度集中的体制强化到极致，问题接踵而至。如果说赫鲁晓夫是一个有探索病原的主观愿望而只是摸不准脉搏的大夫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庸医，给苏共那套锈迹斑斑的结构和运行机制蒙上了一层缓和的外衣，而且又赶上大发石油财的时机，更无变革的动力。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只是过渡性人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时间在悄悄地流逝，问题像地下的溶岩，急剧地聚积。不触动苏联体制是历届苏联领导人在位的前提，因而苏联领导人展示自己才能和作为的历史空间和时间极为有限。他们即使看到了体制上的缺点和毛病，也只能对之进行修修补补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它。在70多年漫长的时间里，苏联体制（包括党的体制）没有造就出能够解决自己体制问题的人。这可以说是苏联体制的最大悲剧之一。健全体制的标志是它有自生和更新的能力，它能够解决它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其中也包括不把那种不能解决体制自身问题的人推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岗位上。即使由于历史的误会这样的人担任了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个体制也能制止他的恣意妄为和滥用权力直到将他赶下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或多或少地窥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试图进行“根本革新”，但操作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方针都有致命的弱点，捅的漏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失控，戈氏最后采取不负责任的办法，在西方的一片片的赞美声中，苏共陷入了绝境。

　　②在意识形态上，过分教条和刚性，吞没了具体政策的灵活性和活力、赖以存在的理由和基础。一整套的思想、理论、政策风化成干巴巴的“枯树桩”，到了80年代中期后，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和策略性又吞没了坚定性和原则性，这样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右倾机会主义者片面强调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和阶段性，完全不顾群众的意愿和业已出现的形态，以种种理由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左倾教条主义者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和结果的必然性，看不上群众的现实利益和价值取向。

　　③在权力和金钱的迷宫面前，苏共逐渐丧失了警惕和免疫力，没有找到或采取一套行之有效的拒腐防变机制，在官僚主义的侵蚀和集权制的庇护下，越来越腐败，和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大，在群众的不满、失望到抗议的逻辑发展中腐败变质，一步一步走向自我毁灭。

　　苏共在腐败面前打了败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验证：

　　第一，1991年8月25日之后，苏共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90余年）、众多党员（近2000万）、独掌政权74年的大党，犹如被拆除了地基的大厦轰然倒塌，迅速土崩瓦解，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政权交替之“顺利”出乎人的意料。在“八一九”事件中很少有群众支持苏共，相反地却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边去了。军队领导层的分裂，特别是空军的“不服从行动”，派去攻打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倒戈，军队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救国委员会”瘫痪了。解散苏共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中央委员会仅仅要求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也未获批准。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同时，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见机而动，打起民族主义旗帜，迎合了反共潮流，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被赶下台后，西方国家给予他勋章和不少颂扬，在苏联，却有很多群众说他是“西方的宠儿，苏联的灾难”，“他该下台，苏联都没有了，还要他干什么？”这与苏共夺取政权前后以及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卫国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牲地捍卫国家尊严、党的事业的壮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实际上，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报告。结果令人十分吃惊，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第二，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贵。据俄国《消息报》报道：到1996年，前苏联官员出身的人员，在总统周围占75％，政党领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政府中占74.3％，经济领域精英中占61％。这些人中来自苏联经济部门的官员在政府中占42.3％，在经济领域占37.7％（具体数字材料见下表）。

　　表－：从苏联官员转化来的俄国精英一览表
                   总统周围的人    政党领袖  地方精英 政府 商业精英
来自苏维埃官员的总体比例％ 75.0     57.1 82.3 74.3 61.0
来自党的官员％                 21.2     65.0 17.8 0 13.1
来自团的官员％                 0     5.0         1.8 0 37.7
来自苏维埃的官员％         63.6     25.0 78.6 26.9 3.3
来自经济部门的官员％         9.1     5.0   0 42.3 37.7
其他％                         6.1     10.0 0 30.8 8.2

　　资料来源：俄罗斯《消息报》1996年1月10日。

　　还有一个调查，21%的被调查者认为，党组织已经不具有任何政治威信；67%的人认为它残存的一点威信也正在丧失；同时，每5人中就有1人指出自己已经脱离了政治生活。

　　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因此，今天我们回过头看，导致苏共垮台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在当时被我们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苏共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十分可怕的程度。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的话就是“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由10万人组成的‘精英集团’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国家，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因此，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于是，剧变中群众的冷漠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这甚至从后来俄共的竞选纲领中也可以看出来：俄共明确地把自己同原苏共官僚阶层区别开来，提出了重建属于劳动人民的新的苏联和苏共的口号，就是为了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俄国新社会主义运动在其《新社会主义者宣言》中也提出：“新社会主义者并不怀念过去的岁月，与共产党人不同，我们反对复辟国家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最后剧变表明化公为私的量变，已积累到发生质变的程度。也可以说，是腐败分子的不断蜕变，已经到了应该扯去最后一块遮羞布的时候。正如俄罗斯《自由思想》1997年第8期刊载的《俄罗斯的新阶级》一文所说：“私有化没有使国有财产落到最有权力获得财产的人手中，也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前苏联官僚阶层玩弄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

　　第三，有学者指出：“苏共的垮台，是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的一个例证”。的确，虽然苏联在短短一段时间中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1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国，尤其在军事上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但是苏共在经济上的确有很多失误，算不上成功。但经济是怎样失败的呢？让一群搞特权的蜕化变质分子带领人民群众去发展生产力，岂非痴人说梦？显然，并不是经济失败在先，而是权力异化在先，是苏共党内的很多干部官僚背叛人民在先。这才是苏共搞不好生产力、政治上不堪一击的症结所在。

　　第四，对于苏共的瓦解，戈尔巴乔夫无论如何难辞其咎。但有意思的是，1985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推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时，认为戈氏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葛罗米柯还盛赞戈氏“精力充沛、党性强和经验丰富”。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若没有戈尔巴乔夫，苏共和苏联历史又会怎样呢？记得恩格斯曾经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说到这么一件事：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对此，恩格斯强调说：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二、权贵阶层的掘墓和权力的异化

　　历史证明，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并没有使相当一批原苏共官员和苏联官僚沦为阶下囚和贫困阶层，他们是社会转型的直接受益者，仍是“主人翁”，只不过头脑变了，面目变了，作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使他们实现了从权贵阶层向资产阶级的迅速置换，完成了从社会的特权阶层向一个阶级的转变。那么苏联的权贵阶层是如何形成的？作为一个腐败的群体，他们又如何使权力发生异化的？

　　在苏共从得人心到失人心，经历了一个过程。人心向背，苏共成于斯，也毁于斯。

　　从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到1917年10月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不到20年。为什么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布尔什维克党在极其严酷的沙皇专制的条件下和在激烈的斗争中能够脱颖而出，关键是民心所向，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当时的俄国，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是人民群众最需要的东西。布尔什维克党明确地宣布以此作为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引起了广大民众心理上的认同和情感上的共鸣，也得到了民众的信赖和支持。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两个多数：一个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投给了布尔什维克党，另一个是即使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也获得了多数的支持。1917年2月布尔什维克党1万多人，到十月革命时达20万人，到年底则高达30万人。

　　为扼杀红色革命政权，国内外反动势力纷纷行动起来。在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急时刻，布尔什维克党和革命群众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号召共产党员上前线。在给所有上前线的共产党员的手册中，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党员的称号要担负很多义务，但是只给他一项特权――最先为革命而战。”也正是靠着人民的支持，新生的力量微弱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才能在内部白匪叛乱和外部十四国武装干涉中的内外合围中站稳了脚跟，不断壮大。

　　面对执政地位的变化，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跑得更远，没有保持‘台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 如果党 “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诚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因此，“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和苏联建国之初，列宁十分重视党群关系，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警惕和防止自身的腐化堕落。列宁本人就是一个大公无私、勤政爱民的典范，从来不搞特殊化，把群众的疾苦冷暖时时挂在心上。列宁的工资当时是每月500卢布，还没有高级专家的高。从1918年3月到1922年底，列宁在莫斯科就演讲250次。列宁十分重视群众信访制度，亲自批阅大量人民来信，接待群众来访。他认为群众的来信和建议是反映群众情绪的“晴雨表”，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永远读不到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可以了解到民众的呼声、愿望和“许多合理的想法”。例如，1919年初，列宁亲自接待首批52人。当时正值伤寒流行，列宁不顾危险，和来访的群众谈了5个多小时，农民满意而去。其中一位农民高兴地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英明的指挥者了！农民的道理他也懂。”同马克思一样，列宁坚决反对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不论在会议上或报刊上，列宁都不允许对他歌功颂德。1920年4月列宁满50岁，中央和全国各地准备给他庆祝50诞辰，列宁得知后，认为这是“胡闹”行为，会使自己“感到多么不愉快”。

　　1967年，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发表了名噪一时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从文中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到苏联建国初期，一些领导干部还能保持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在领导层基本上不存在特权现象，“尤其是党的领导人，过清教徒式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尽管有“一些党员住在从资产阶级那里夺来的住宅里，娶了富家女儿”，但那是革命队伍中的极为个别现象。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党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初，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逐渐察觉到党和政府机关内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对此，列宁表示严重的关切和忧虑： (1)不仅十月革命后接受下来的许多国家机关， “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而且新的苏维埃新机构也受到了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的污染和侵蚀，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1921年10月17日列宁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每个共产党员面前都有三大敌人：狂妄自大、文盲、贪污受贿。列宁为了说明官僚主义的危害性，他把官僚主义说成是国家制度上的“脓包”，并且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　更让列宁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作为国家监察机关的工农检查院竟也变成了一个具有浓厚官僚主义习气的机构。1922年4月列宁批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糕的机关了”；(2)在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上，党政不分、外行领导内行、无组织无原则的争论等影响了党的稳定和团结。列宁指出，“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一年……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 ，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人到处发号施令，结果完全事与愿违”，甚至连从国外进口一批罐头也要政治局决定；(3)一些党员干部因陶醉于胜利而骄傲自大，甚至主观武断、盲目决策。对此列宁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党目前也许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即变得骄傲自大起来，这是十分愚蠢、可耻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有了骄傲自大的可能，这往往就是失败和衰落的前奏……我希望我们决不要使我们的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地步。” “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做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做好。过去所有灭亡了的革命政党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大，看不到自己力量的所在，也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4）党员干部的素养和管理水平不高。列宁指出： “所有材料都表明现在的一些党员的修养水平很差”，“我们在管理面前几乎一无所知”，显然 “只靠工农的满腔热情和牺牲决心是不够的”，“应当同过去诀别”，“必须从头学起。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们考试就能及格。”

　　列宁在晚年，为反对官僚主义，进行过不少探究和努力，列宁对受贿行为十分憎恨，要求对违法乱纪的现象都要进行追究，不管违法乱纪者的职位多么高。针对某地党组织纵容姑息一些腐败现象，1922年3月列宁满怀义愤地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指出：“可耻和荒唐到极点：执政党庇护‘自己的’坏蛋!”

　　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八大特别强调要保持党的纯洁性，加强党的纪律和集中统一，要同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恶习作斗争。1919年10月，列宁在《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文中特别强调，要重视提高党员的质量，防止一切投机分子和具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人混入党内。他指出：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既是我们的力量之所在，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因此，“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从而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为了提高党员质量，列宁提出用动员党员上前线的办法来清洗混进党内的人，因为“我们需要新党员不是为了做广告，而是为了进行严肃的工作”，因为这时候入党并不能享受任何特权和有什么好处，相反地要担负比平常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而且 “这时候冒险家、野心家和骗子以及一切不坚定的人，决不可能指望靠加入共产党飞黄腾达（倒可能预料到会因此上绞架或受拷打）。”同时，列宁还提出用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取好处而不愿承担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因为这样不仅能加深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而且是对国家的实际的支援，还是抵制腐朽思想的有效方法。列宁也十分注意非党群众的意见，因为“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很会识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没有任何特权、根本不会‘讨好领导’的人所厌恶的共产党员。”

　　由于病情和某些人为因素，有些工作使他力不从心，执行起来也打了不少折扣。

　　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建立健全了一套高度集中的体制：个人崇拜盛行、党政不分、干部任命制、强调铁的纪律和党的统一，打击反对派。这样就更使本已高度集权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强化，党内民主生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盛行。《让历史来审判》一书的作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在书中叙述了斯大林时期苏共官僚主义化的情况。他说：“一些不太坚定的共产党员掌了权之后，开始滥用自己的权力，在他们的行为中开始出现和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一些征候：高傲起来，轻视劳动人民的利益，出现官僚主义――这些人开始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首先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官吏。甚至党的监督也不能使部分国家机器的官僚主义蜕变过程完全停止，况且，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也沾染上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这些毛病。”“党的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开始远不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去使用自己的影响，党内机构的个别环节也出现了腐化因素，完全没有什么理由使一些党的干部享有特权，这些特权后来又变成了目的本身，成为一种拜物教。”又由于代表机构（如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作用和影响大大削弱，体制系统中“缺乏任何比较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的措施”，列宁时代所建立的反对滥用权力和官僚主义蜕变的各个环节和各种保障，不仅没有得到加强，而且逐渐把它们的作用削弱了，逐渐把党和国家的一切权力集中到个人手中，在物质享受和生活方式上也违反了列宁时期的一些规定，扩大差距，脱离人民群众。

　　对于官僚主义的严重性，斯大林自己就曾经在1934年苏共十七大上描述过他和一个地方干部关于播种的谈话：“我问：‘你们的播种工作怎样了？’他答：‘斯大林同志，你问播种工作吗？我们已经动员起来了。’（笑声）我问：‘那么结果怎样呢？’他答：‘我们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笑声）我问：‘那么以后又怎样呢？’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有了转变，马上就会有转变。’（笑声）我问：‘究竟怎样了？’他答：‘我们那里有了一些进展。’（笑声）我问：‘可是你们的播种工作究竟怎样了？’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的播种工作暂时还毫无头绪。’（哈哈大笑）”

就斯大林而言，他本人有在生活上保持简朴甚至严格要求自己的一面，“只穿一件寻常的夏布军衣过夏，而过冬就是一身寻常的毛料军衣和一件已穿了15年的大衣。他还有一件怪模怪样的皮短大衣，松鼠毛的里子，鹿皮面子。革命后不久一直穿着它，直穿到死的一天，再加上他那顶帽子”，“一件大元帅服也打了补丁”。斯大林的妻子娜加?阿利卢耶娃在一个工业学院学习时，不仅拒绝坐汽车上学，“甚至也不让其他学生知道她是谁”。娜加?阿利卢耶娃于1932年自杀去世。 据斯维特娜拉?阿利卢耶娃回忆，当她的母亲娜加在世时，“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朴素的”。妻子阿利卢耶娃自杀后，斯大林拉开一个装满卢布的抽屉对妻子的哥哥说：“她还缺什么呢？她要什么就买什么！”斯大林有许多社会兼职，每个兼职部门每月都会送来一袋钱，斯大林“连封条都懒得拆”。而当斯大林妻子去世之后，也就是说从30年代初期开始，人们便大规模地为斯大林盖“专用别墅”，并且毫无限制地用公款来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华生活”。斯大林手下的人仅为他在南方就“建过好几座别墅”。管理着斯大林家庭生活的国家雇员开支这个家庭的生活费用“简直是把政府的钱往阴沟里倒！”斯大林晚年时餐桌上必须放着应有尽有的美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20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名24岁的中将。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立即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阿利卢耶娃说，他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边的机会，“没有什么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因此，钱的问题是不在话下的”。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即令其中有的“在豪华上要差得多”，“没有像一位部长那样生活”，但是如果科学院的研究员“见了他的套间房子和乡村别墅，也是会眼红的”。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之外，从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为他们的近亲远戚，搞豪华生活”。

　　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其所著《克里姆林宫内幕》一书中提到：“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固定，执政党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了。”“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时却开始尽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优待和特权制度”。在20世纪初特权现象还只出现在比较狭小的领导集团小圈子里，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从中央到地方的逐渐膨胀，特权现象逐步确定和固定下来，而这些机关又不断补充进来愈来愈多的“新人”，这些“新人”也为自己要求相应的权力，和“要求给予他们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大的特权”。于是，“开始为党政官员的最高阶层建造住宅大楼，在各个部门开办克里姆林宫食堂和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所谓分支。所有人民委员部和其他相当有权的机构，首先当然是国家保安机关，也开始建立同样只供指定的少数人使用的内部食堂、商店、小卖部、医院、疗养院和休养所。这就无形中脱离了普通老百姓，并且越来越出格”。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这位部长月薪是27000卢布，据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除这些之外，还得一个红包”，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么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关于这个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对一位采访者也曾谈到过。他在谈话中不仅证实了这种红包制度确实存在过，而且指出这一制度是在大战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队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 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40―50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让构成民族脊梁的精英们与民族脱离开来，此乃不智之举。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是哺育民族并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没有理由要让民族精英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搜为己有”。关于苏联领导层的特权化，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四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应该说明，斯大林时期确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比较高，还享有其他一些特殊待遇。但是高薪和某些特殊待遇并不等于“特权”；而且这些人为数较少，也不是在全国普遍存在。更主要的是当时处于革命与战争时期，国内物质条件还不富裕，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理想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思想上还是非常神圣美好和金光灿烂的。斯大林对各级干部的不断清洗和卫国战争的艰苦斗争也使得干部队伍无法稳定。所以，在斯大林时期已有若干特权现象，但还不具备产生“特权阶层”的成熟条件。作为一个阶层“特权阶层”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出现的。这时干部已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因自己的地位和命运随时可能出现不测而提心吊胆，多少有了一些安全感。但这一时期频繁的党内斗争和赫鲁晓夫主观随意性的体制改革以及关于干部轮换的硬性规定，使得这一队伍经常处于变动状况。

　　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纷纷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1962年5月19日的苏联《红星报》报道，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三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卢布。另据1962年5月18日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处房子。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据1963年10月20日苏联《消息报》和1964年第12期的《消息报?星期副刊》报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通过贿赂，获得了58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同52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300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定型。据俄国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高级干部的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话说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最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思考它，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主义。

　　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不想或反对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它（至少是这一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在主观上并不想直接搞垮苏联和复辟资本主义，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但正因为这样才为以后改革的夭折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1987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1988年又通过企业法等文件。这个时期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作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官僚支配。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是权贵阶层得以发展并取得财产支配权的基础，有了超常的高度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同时，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权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等。“人们委托我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当时一些共青团干部的口头禅。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但这个时期他们还不具有阶级属性，而是苏联制度下的权贵阶层，是通过对人民财产获取的特殊占有形式，即隐性占有的方式来积累资本的。可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一阶段，前苏联权贵阶层加速变异阶段，以通过权力支配国民财富，对国有资产的隐性占有、权力人格化为基本特征。

　　对于戈尔巴乔夫时期干部的特权情况，戈尔巴乔夫也承认比较严重。1987年11月，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也谈到了苏联的特权现象。第一，在苏共党内，绝大多数党员还是“真诚而无私地履行了自己对人民承担的义务”的；但在过去的年代里，却“没能对那些不诚实、喜欢钻营、自私自利的人设置一道牢固的屏障”；第二，大量的群众来信证明，苏联“居民中”存在着“过天堂般的生活”的“特权阶层”；第三，许多单位、机关以至于企业都设置了疗养院、膳宿旅馆、别墅村。“党政机关也都有一套服务部门”，“并也确实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当该地区对全体居民的服务大大逊色于上述单位和机关的服务质量时，问题就更严重了。”这种现象受到劳动人民的批评是理所当然的，“这些问题就要得到解决”；第四，对于1987年前后苏联的经济改革所遇到的困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向企业放权这个做法“受到了不愿与许多特权和权力决裂的管理机构的顽强抵制”；各部的部长们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在行动上往往把狭隘的本位主义利益，或者干脆把小集体利益置于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上。”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揭露的特权现象要严重也具体得多。叶利钦在他的书中指出，在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苏联解体前夕，各级干部在生活上享受某种等级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他以别墅为例，“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这个别墅在我之前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后来，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别墅，他就搬到那儿去了。”

　　“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 ―― 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他东西。”“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三个厨师、三个服务员、一个清洁工，还有一个花匠。”

　　叶利钦在书中还谈到地方州里和莫斯科市的特权现象。由于叶利钦本人先后担任过一个州委的第一书记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因此他提供的材料看来是比较可信的。关于州里的情况，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当你想让全州的人们都过得更好，“都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个州委第一书记会感到权力不够用。但是如果你想为谁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是给人一点别的什么好处，那么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就会显得“巨大无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这种情况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描述说，戈尔巴乔夫在国外得到许多奖金、奖品和稿费，当时他个人账户上已有100万美元。有一次戈氏从韩国归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个装有10万美元的信封，是韩国总统卢泰愚送的。

　　关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领导干部的特权问题，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被苏共视为异己分子的叶利钦，可以说恰恰在这一点上一度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戈尔巴乔夫下台前曾会见过叶利钦，希望自己下台后保留原有的一些特权，但被叶利钦拒绝了。

　　苏联解体后，由部长、局长等转变而来的总裁和经理们便利用权力公开掠取国有财富。苏联解体使原来的国家制度消失了，原来国家对财产的所有成了空话，这造成前苏联国有财产在时间和空间上一度出现无人管理状态。但在高度集中体制条件下由官僚变成的总裁经理阶层还在，他们利用前苏联集权体制为他们占有财产所创造的便利，借制度转换之机，搭乘从权贵阶层走向官僚资本阶级的直通车，开始公开地以实实在在的所有者面目自居，分割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制度的转换急需私有者，以加速制度转换的不可逆转和完成。俄罗斯新的主人便很大方地将苏联时期的国有资产转移给权贵阶层，因为这些权贵在制度剧变时很容易由苏联时期权贵阶层直接涂上资本制度的政治色彩，带着资本直接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开始的人人有份的证券私有化闹剧只是从法律上、政治上承认官僚对财产的事实私有。可以说，俄罗斯私有化本是资本领域的变革，它宣布前苏联权贵阶层对国民财富的滥用合法化，宣布前苏联所创造和积累财富的隐性占有为公开所有，用法律手段保障官僚资产阶级的顺利生成。

　　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程，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从苏共蜕化变质的过程来看，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的变质，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使权力异化，概括地讲有如下几点：

　　①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而后来持大学文凭和口讲良心的入党的人面前，则是飞黄腾达、特权、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物质的满足。如果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就会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权力欲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

　　②是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大都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他商品；（3）特教权。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③是公仆官僚化。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沾染上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毛病，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

　　④是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特别是在70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他们依靠手中的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搞官商合一。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苏联解体后，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其回忆录中曾叙述：“一切都腐败了，一切都在改变。”1992年，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形容“改革的真正悲剧”时说：“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结果，一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受到动摇，现在已坠入深渊。”

（二）高度集中的体制导致等级森严、个人崇拜盛行、人身依附普遍存在

　　在个人崇拜条件下，斯大林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几乎可以说是神的化身。他的一言一行都被看作是绝对正确的，他的独断专行、滥用权力被看作是合理合法的。作为几乎被神化的人，党和国家的领袖不仅与人民群众之间在人身上处于一种不平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在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也是处于一种不平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阿利卢耶娃在她的记述中有两段话极其形象地描述了在个人崇拜形成之后人们的心理状态。她写道：“临到末了他（斯大林）周围只剩下面一些噤若寒蝉的、忠实的、害怕得两眼发滞的契卡们和那随时准备‘不假思索就跳进火里去’的‘谦虚的’同谋者们”。当参观斯大林故居和博物馆时，引导参观的人“敬畏得直颤抖”。在等级森严、个人崇拜的背景下，很自然地会出现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在前苏联主要反映在以下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干部地位的升降往往以领导人的好恶为依附。斯大林周围的人官运亨通“并不取决于工作成绩，而是取决于‘领袖’的赏识”；二是最高领导人周围的人物大多对领袖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卑躬屈膝，胆小怕事，以求保全既得地位，或谋求信任与提拔。阿利卢耶娃在《仅仅一年》一书中说，当她的父亲斯大林在世时，从贝利亚到马林科夫、米高扬，“无一不是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三是领袖周围的干部与领袖之间有时甚至是一种人身屈辱的关系。例如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就曾经记述自己如何受斯大林之命在众人面前跳舞出丑的情景。据前苏联历史学博士鲍里索夫教授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在斯大林周围的人中间，对斯大林产生了“主人”这个词。“既然这样，斯大林和贝利亚之间的关系，就是主子和听差的关系。斯大林可以凌辱他，打他的耳光，往他脸上泼茶水。”

　　（3）任人唯亲，荫庇亲友，排除异已虽然苏共有时强调选拔干部要贯彻民主原则，并在一些基层单位和科研单位实行领导干部的直接选举制和聘任制。但从总体看，还是缺乏民主，在选拔、任用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时，往往以领导者个人的好恶、印象代替考核，以对领导者个人是否忠诚代替德才标准。任命前不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任命后也缺乏群众监督，在选举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会等组织的领导干部时，候选人名单实际上由上级决定，并实行等额选举。这种选举很难充分表达选举人的意志，选举只是形式，实质还是委派。到勃列日涅夫后期，干部问题上的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不良倾向比较普遍，许多干部养成了阿谀奉承的坏习惯。许多地方和部门未能坚持选拔干部的标准，出现了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现象。斯大林对此曾指出：“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志，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志。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在1952年苏共十九大上，马林科夫的总结报告也指出，干部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有些领导者在挑选干部时不以他们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为根据，而以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和同乡关系为根据。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些正直的、通晓业务的工作人员，因他们对缺点不肯容忍而使领导感到不舒服，结果便在各种借口下被排挤出去，而代之以品质可疑或者完全不称职但被一些领导者认为随和可亲的人”。从而，“形成了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他们互相庇护，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就任人唯亲而言，据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斯大林的厨师和专为他的厨房采办食品的人员中，有的当上了陆军少将，有的当上了陆军中将，并且还不断被授予各种勋章。阿利卢耶娃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则指出，斯大林身边的警卫人员尽管粗鲁不文明，却成了在“幕后操纵大权的人”。有的甚至还担负起向一些艺术活动家们讲授“斯大林同志的口味”的工作，并向艺术家们转达斯大林有关电影、歌剧以至于建筑物造型方面的意向。

　　斯大林的后继者赫鲁晓夫当权期间，也曾让自己的女婿当上苏共中央报纸《消息报》的总编，并“掌管了赫鲁晓夫的新闻局”，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至于在地方上，甚至前苏联各共和国的科学院，都“变成了塞满亲属和以地方领导为靠山的人谋求高薪和清闲职位的地方”。

　　同时，干部终身制，造成了干部队伍的严重老化，机构臃肿，影响了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到勃列日涅夫后期，已产生了一系列严重恶果。最高领导层由于年龄老化，一般难以深入群众，接触实际，官僚作风必然滋长，思想也容易保守和僵化，这也正是勃列日涅夫后期经济改革中止，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到80年代初，苏联部长会议所属已有64个部、20多个国家委员会和其他一些直属机关。这些部委正副部长级干部就有800多人。黑色冶金工业部有部长1人，第一副部长3人，副部长15人，正副部长共19人。苏联政府经济管理机构及人员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四、学风的败坏和理论研究的畸形

　　苏共的瓦解，苏联的解体，总的来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下来、潜伏着的各种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之所以如此，从理论上讲，与理论研究的混乱、畸形、教条以及学风的败坏有很大关系，因为没有科学、正确的理论，就会产生错误的实践。僵化的理论、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理论研究方式只能助长社会的腐败。换句话讲，学术腐败和理论研究腐败给苏共和苏联社会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从一般意义上讲，理论至少有以下几种功能：⑴阐释功能，对于一个现象、一个事件、一段历史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予以正确而客观的分析和说明；⑵批判（哲学意义上）的功能，对存在的事物、现象持辩证、唯物和历史的眼光，不仅发现其优点和长处，更重要的是诊断出其缺陷和不足；⑶前瞻功能，对事物的历史和现状不仅清楚，而且要有前瞻性，从而有方向感。学风的败坏，只能产生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凡事走极端，误人害国。具体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①列宁去世后，苏联政界、理论界一方面不断出现违背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又对马列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科学的、生气勃勃的、富有战斗性的马列主义变成封闭的、僵硬的、脱离实际的教条。例如，在社会矛盾问题上，一味强调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不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直至80年代上半期，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对抗性矛盾的著名学者布里科等人仍遭到压制，《哲学问题》杂志也因此而受到处理。这样，在社会矛盾问题上理论的僵化，掩盖着苏联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大量尖锐的矛盾，使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和解决。在市场作用问题上，存在着三起三落的过程，一直未能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就是维护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产品经济模式，其结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停顿。在民族理论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鼓吹直接或间接的大民族主义。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认识上，固步自封，自我陶醉；在对时代的估计、对资本主义自我调整能力的认识上出现了严重偏差。从一定意义上讲，苏联后期出现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泛滥成灾，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惩罚。

　　②在思想宣传工作中，通过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垄断真理和意识形态。一方面理论成为剪裁现实和实践的僵化的标尺，另一方面领导人对待理论持形而上学的态度，理论不经意就沦落为对自己实践活动的辩护和对敌方行为的攻击，表面上看来战斗力特强，实际上离开了一言堂的护身符就不堪一击。这样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这对“孪生兄弟”，相辅相成，逐渐埋葬了苏联模式的理想感召力。

　　这首先表现在党的思想工作中严重的形式主义。从形式上看，苏共相当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从斯大林执政以来，苏共逐渐建立了一套相当系统的马列主义书本知识教育体系。在高等学校学生必修三门马列主义基础课（苏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上对党员、团员、工人设有一套业余的马列主义和党的政治教育体系，每年在这种教育体系学习的学员达数千万人之众。在苏共内部，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历来是各级党委的第二把手，是当然的接班人。然而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路线，长期以来苏共的思想工作偏重灌输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而严重脱离实际，因而效果不好。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思想工作的形式主义，曾发展到荒谬的地步。他们曾经给一些自然科学的学派和学科贴上阶级的标签。例如，他们把生物学中的摩尔根学派（基因遗传说学派，现代生物系统工程学的理论基础）看成资产阶级的，把战后兴起的新科学“控制论”看成“伪科学”。斯大林之后时期，这种荒谬的事情少了，然而，照本宣科、以马列主义的辞句代替对现实的深刻的分析这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思想工作方式，却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例如，80年代初，苏联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征兆，但苏共却没有对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出客观的分析，探求摆脱危机的出路，谋求社会主义的复兴，相反他们却回避现实，继续在全党宣传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按抽象的理论原则宣传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一场猛烈的风暴即将袭来，可苏共全党却缺乏认识和思想准备，听不到“盛世危言”。随着岁月的流逝，问题和“失误”愈积愈多。本来像苏共这样一个大党在其执政过程中，不出现失误显然是不可能的，可它到头来不仅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求实的态度去改正和弥补失误和矛盾，而且对自己的失误和存在的问题不以为然，总是坚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论：无非是伟大胜利中的一点小挫折，无非是一片光明中的一个小黑点。待到问题积重难返时，悲剧即随之而来了。

三、最根本的要从体制上找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共陷入腐败泥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体制上找原因。借用邓小平同志所讲的：“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毛泽东也曾讲过，像斯大林那样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在英美等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

　　列宁逝世后，由于激烈的权力斗争和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也由于斯大林的个人原因，苏联的政治体制没有像列宁晚年所叮嘱的那样向民主化方向转变。相反，总的趋势是将原来就日趋集中的政治体制推向极端，在苏联形成了一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苏联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越来越暴露出其弊端和危害性。“党的组织行政化”和“党政干部官僚化”，使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由此出发，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因而使普通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是在代表他们掌权，而是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反差，加深了他们的被欺骗感和失望。“国家权力个人化”和“监督机制无效化”使权力失去了监督，而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改革开始后，以往人为掩盖的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使人们对苏共的一些干部究竟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感到怀疑。“干部制度委任化”，干部由上而下层层任命，干部可以只对上负责而可以不对下负责，造成党群、干群之间的隔阂，因而也损害了党的领导的代表性。“个人崇拜普遍化”与“国家权力个人化”相联系，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无生机可言，使社会丧失了制约性批评机制，领导人出了问题，也难以及时得到纠正。不仅如此，个人崇拜还培养了一批品德不良、权迷心窍、阿谀奉承的害群之马。一些心术不正和怀有政治野心的人还会通过对斯大林等人的不怀好意的歌功颂德，实行“精神贿赂”，以达到向上爬的目的。“法律制度虚无化”使苏联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大清洗和国家安全部门的罪孽，祸及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人们心头烙印的世代怨恨难以消除，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久久难以抚平。总之，苏共在苏联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官僚特权阶层，使本应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政治代表的共产党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了严重损害。

　　应当承认，苏共高度集中体制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惯性，而且这种体制也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问题是苏共高度集中的包括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在内的体制，未能适应时代的转换和改革的要求，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形成一种体制性障碍。

　　那么，苏联和苏共高度集中的体制产生了哪些具体危害呢？

　　（一） 高度集中的体制容易导致个人专断、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列宁在重病中十分关心党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1922年他曾忧心忡忡地说过：斯大林“太粗暴”，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是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斯大林时期，严重的个人专断、滥用权力的现象使列宁一贯倡导的集体领导的体制遭到破坏，尤其是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来决定一切的状况，使苏联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和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形同虚设。按照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机关依次是：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总书记；而在1939年第18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后，这个权力金字塔倒了过来，斯大林具有立法者的意义，代表大会只具有咨询会议的意义了。同时这种本来应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在个人专断之下却只能起咨询作用的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也明显不按党章规定定期召开了。1930年联共（布）十六大开过之后，过了四年才召开联共（布）十七大。十七大修改了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即使如此，从十七大到十八大间隔了五年，仍然超过了规定期限。特别是，从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到1952年十九大，间隔了几乎14年之久。在此期间，党中央全会也极少召开。例如，1936年和1938年，都只开了一次中央全会。而1941~1952年，只召开了三次中央全会。在斯大林后期，甚至政治局也很少正式开会。所有这些情况，显然是极不正常的。在高度集权、个人专断的背景之下，发生了30年代肃反扩大化和残酷镇压一大批党的干部的严重事件。抛开发动这次运动的动机到底是为了维护政权还是掺杂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私利的权力斗争不谈，单从后果看，肃反扩大化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劣影响。第一，肃反扩大化冤枉了大批好人，造成了成千上万令人心酸的冤假错案，几乎波及到每一个家庭和整整一代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几十年后还能察觉到。1934年党的第17次代表大会共选出中央委员71人，候补中央委员68人；到1939年召开党的第18次代表大会之前，被枪决的中央委员为51人，候补中央委员为47人，分别占各自总数的72％和69％。30年代767名包括有元帅衔在内的陆海军将官衔的高级军官中，被镇压的有512人，占总数的66％，其中肃反运动开始前的6名元帅中，有4名被处决，195名师长中有110名被杀掉，220名旅长中有186名被杀掉，海军舰队司令员只留下一名。另外，航空国防委员会和化学委员会的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清洗，一大批科技人才和社科人才被杀掉。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肃反运动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从戈尔巴乔夫时代（1987年开始）到叶利钦时代一直担任为政治迫害牺牲者恢复名誉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在肃反运动中受迫害的人数可以说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我认为多于此数。天才的学者维尔纳茨基院士说是1600万，而我倾向于2000万。全部问题在于，在这些数字中目前还没有把那些尚未正式恢复名誉的人计算在内。例如那些被从其居留地流放到遥远地区的农民。”雅科夫列夫十几年来一直在从事受难者的平反工作，他的说法应当是权威的。1937年、1938年是镇压的一个高潮。据1953年底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在宣布社会主义建成后的这两年有1344923人被判刑，其中被判死刑的有681692人；第二，肃反扩大化严重毒化了社会氛围，也毒化了人的心灵。社会上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感。连担任政治局委员的赫鲁晓夫，每天早上出门上班也不知道晚上能否回家。不少人为了自保而捕风捉影地向当局告密，也有人在刑讯逼供下，提供伪证。据雅可夫列夫说，大约75％―80％的人是因为告密被捕的。肃反运动只举行过三次公开审讯，其余全都是秘密逮捕、审讯、枪决，这种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做法，在全世界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严重损害了苏共的形象，同时也在共产国际时期各国共产党之间播下了互不信任的种子。同时，肃反扩大化也成为反对派和敌人攻击苏共和丑化苏共的口实和燃烧弹。

　　赫鲁晓夫时期虽然频繁地大规模地更换干部和大反个人崇拜，但是赫鲁晓夫本人却仍搞集权制、终身制和新的个人崇拜。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尚比较注意维护集体领导原则，防止个人集权。然而，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经济改革方面取得了某些成就，领袖地位已经稳固，勃列日涅夫也开始大搞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在报刊、书籍和广播中，大量传播他的语录和指示，任意拔高领导人在历史上的功勋，大肆宣扬当前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状，掩盖和粉饰种种失误和缺点。对涉及国内外事务的重大问题也只有极少数人独断专行。像1979年底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的大事，也只由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和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等四人作出决定。1977年，勃列日涅夫取代波德戈尔内兼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国防会议主席，又造成党的总书记独揽军政大权的局面。此外，勃列日涅夫晚年在挑选和任命各级领导干部的时候，也存在严重的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的现象，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他包庇重用其女婿、前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此人长期以来受贿和滥用职权，欺压干部群众，却一直未加追究，直至勃列日涅夫死后，才受到法律的制裁。

　　戈尔巴乔夫尽管喊“公开性”和“民主化”比谁都响，但他本人在党内却很专断，出了问题则找一个“替罪羊”。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戈氏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常常随意限制他人的发言时间，甚至不客气地打断别人的讲话，自恃一贯正确。在给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安排工作时，故意使他们发生冲突。后来，政治局和书记处很少开会。即使开会戈尔巴乔夫也很少参加，这样苏共领导机关到1991年初实际上陷入瘫痪状态。《戈尔巴乔夫沉浮录》对戈尔巴乔夫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有许多描述。比如“有一次我走进戈尔巴乔夫的房间，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小房间一幅孤独的、凄凉的样子，拟定着中央委员会这个几十年来在我国最高最有力的机关的成员名单。我看了纸上字迹潦草的姓名，突然感到在这些纸上已经确定了一场大悲剧的最后几幕。”“戈尔巴乔夫这个在人民中已失去威信，甚至在党内也失去影响的人，竟然可以独自确定苏共的领导人，从而确定一个大国的领导人，确定自己意志的执行者。这又一次证明了现行体制的不完善和缺陷，它竟允许一个人决定千百万同胞的命运，决定一个大国命运。”“如果苏共党内生活正常，还能像1964年运用民主集中制把赫鲁晓夫赶下台那样，苏共、苏联不一定是现在这样的结果。”在各级干部身上，个人专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政治特权现象也比比皆是。前苏联著名学者阿法纳西耶夫在《别无选择》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在前苏联，“在提高党的领导作用的口号下，领导者们事实上自我宣布为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地区的‘家长’，他们取得了由于不受任何监督而高居于法律之上和处于法律之外的权力”。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里，称勃列日涅夫时期为“停滞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巨大无边的”；“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去满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因而任人唯亲和贿赂“泛滥成灾”。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对于前苏联80年代中期前后的有关情况则是这样描述的：“地方上的许多党组织不能坚持原则立场，不能同消极现象、为所欲为、官官相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党员平等的原则越来越遭到破坏。许多身居领导职位的共产党员不受监督和批评，这就导致工作中的失败和严重的违法乱纪”。“在某些领导环节中，出现了无视法律、容忍种种弄虚作假和贪污受贿、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现象”。有些工作人员“滥用权力，压制批评，中饱私囊”。有些人“甚至成为犯罪行为的同谋，有的还是主谋”。

　　四、学风的败坏和理论研究的畸形

　　苏共的瓦解，苏联的解体，总的来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下来、潜伏着的各种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之所以如此，从理论上讲，与理论研究的混乱、畸形、教条以及学风的败坏有很大关系，因为没有科学、正确的理论，就会产生错误的实践。僵化的理论、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理论研究方式只能助长社会的腐败。换句话讲，学术腐败和理论研究腐败给苏共和苏联社会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从一般意义上讲，理论至少有以下几种功能：⑴阐释功能，对于一个现象、一个事件、一段历史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予以正确而客观的分析和说明；⑵批判（哲学意义上）的功能，对存在的事物、现象持辩证、唯物和历史的眼光，不仅发现其优点和长处，更重要的是诊断出其缺陷和不足；⑶前瞻功能，对事物的历史和现状不仅清楚，而且要有前瞻性，从而有方向感。学风的败坏，只能产生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凡事走极端，误人害国。具体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①列宁去世后，苏联政界、理论界一方面不断出现违背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又对马列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科学的、生气勃勃的、富有战斗性的马列主义变成封闭的、僵硬的、脱离实际的教条。例如，在社会矛盾问题上，一味强调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不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直至80年代上半期，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对抗性矛盾的著名学者布里科等人仍遭到压制，《哲学问题》杂志也因此而受到处理。这样，在社会矛盾问题上理论的僵化，掩盖着苏联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大量尖锐的矛盾，使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和解决。在市场作用问题上，存在着三起三落的过程，一直未能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就是维护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产品经济模式，其结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停顿。在民族理论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鼓吹直接或间接的大民族主义。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认识上，固步自封，自我陶醉；在对时代的估计、对资本主义自我调整能力的认识上出现了严重偏差。从一定意义上讲，苏联后期出现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泛滥成灾，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惩罚。

　　②在思想宣传工作中，通过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垄断真理和意识形态。一方面理论成为剪裁现实和实践的僵化的标尺，另一方面领导人对待理论持形而上学的态度，理论不经意就沦落为对自己实践活动的辩护和对敌方行为的攻击，表面上看来战斗力特强，实际上离开了一言堂的护身符就不堪一击。这样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这对“孪生兄弟”，相辅相成，逐渐埋葬了苏联模式的理想感召力。

　　这首先表现在党的思想工作中严重的形式主义。从形式上看，苏共相当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从斯大林执政以来，苏共逐渐建立了一套相当系统的马列主义书本知识教育体系。在高等学校学生必修三门马列主义基础课（苏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上对党员、团员、工人设有一套业余的马列主义和党的政治教育体系，每年在这种教育体系学习的学员达数千万人之众。在苏共内部，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历来是各级党委的第二把手，是当然的接班人。然而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路线，长期以来苏共的思想工作偏重灌输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而严重脱离实际，因而效果不好。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思想工作的形式主义，曾发展到荒谬的地步。他们曾经给一些自然科学的学派和学科贴上阶级的标签。例如，他们把生物学中的摩尔根学派（基因遗传说学派，现代生物系统工程学的理论基础）看成资产阶级的，把战后兴起的新科学“控制论”看成“伪科学”。斯大林之后时期，这种荒谬的事情少了，然而，照本宣科、以马列主义的辞句代替对现实的深刻的分析这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思想工作方式，却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例如，80年代初，苏联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征兆，但苏共却没有对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出客观的分析，探求摆脱危机的出路，谋求社会主义的复兴，相反他们却回避现实，继续在全党宣传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按抽象的理论原则宣传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一场猛烈的风暴即将袭来，可苏共全党却缺乏认识和思想准备，听不到“盛世危言”。随着岁月的流逝，问题和“失误”愈积愈多。本来像苏共这样一个大党在其执政过程中，不出现失误显然是不可能的，可它到头来不仅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求实的态度去改正和弥补失误和矛盾，而且对自己的失误和存在的问题不以为然，总是坚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论：无非是伟大胜利中的一点小挫折，无非是一片光明中的一个小黑点。待到问题积重难返时，悲剧即随之而来了。

　　其次，是党缺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斯大林执政以来，苏共不重视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工作。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仅去基层视察过一次，莫洛托夫一次都没有去基层考察过。长期以来党内不深入调查研究之风盛行。赫鲁晓夫经常轻率地作出重大决策。

　　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勃列日涅夫。据翻阅过勃列日涅夫档案的历史学家沃尔科戈夫说，勃列日涅夫留下的个人档案主要是他生前在记事本或日历纸上写下的大量记事的便条之类的材料，每张便条上写一两行至五六行字不等，一般都无标点符号，而且有些党内的人名往往拼写错误。在这批数量相当大的材料中并未发现勃对什么问题提过什么创见，或出现过什么思想火花。勃列日涅夫也不爱看文件报告，而喜欢听汇报，习惯于让秘书或写稿人把文件念给他听。勃列日涅夫在世时，苏联出版了9大本《勃列日涅夫文集》，收集了他的大量讲话和报告这些文件都是他的写作班子为他写的。他晚年出版的获得了“列宁文学奖”的《小地》、《复兴》和《处女地》等几本回忆录，也都是专门组织作家和记者为他写的。他的一切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词，都要别人起草。他极少脱离稿子讲话。在他晚年的时候，即使念稿，也常念错。

　　勃列日涅夫为人谨慎，秉性保守，习惯于因循守旧，按陈规办事，最怕重大的变革和转折，从不采取急剧冒失的行动。他在开会或讨论问题时，从不首先发表意见，总是先听大家发表看法，然后尽量照顾各方面的立场和利益而加以折中，采取中间路线。所以，有人称之为“妥协能手”。

　　勃列日涅夫爱好虚荣和爱听别人阿谀奉承，他对表面的荣誉和奖赏有奇特的癖爱。他拥有的勋章和奖章数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人所得的加起来还要多，总共达200多枚，其中包括4枚列宁勋章、4枚苏联英雄勋章。他的有些勋章是在他暗示下授予的，例如他的元帅军衔就是这样获得的。他死后，送葬队伍中为他捧勋章和奖章的军官达44人之多。他的这种虚荣心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当年曾列日涅夫有机会多次向勃单独汇报工作的前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他的回忆录《信赖》中写道：“有一次我去他家里看望他，他让我坐下喝杯茶，而他却走了出去。他再次出现时穿了一身华丽的制服（指元帅制服），上面挂着他的全部勋章。他问道：我看上去怎么样？我回答说：漂亮极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勃列日涅夫刚坐上第一书记宝座时，对自己能否胜任信心并不很足，所以每做一次报告，或每见一次外宾，都要问有什么反映，下面的人则投其所好，都把正面反映收集起来向他汇报，这逐渐地成了一种制度，驻外使馆也照此办理。外国的一些政治家，如美国的基辛格和德国的勃兰特，也摸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这个特点，每次同他会谈后，回去都说一些溢美之辞。他喜欢看这些汇报，并越来越感到满足。

　　勃列日涅夫也是一个喜欢享受和过热闹与欢乐生活的人。他喜欢抽烟，而且抽得很凶，也喜欢聚宴和喝酒。他的嗜好是狩猎和开高速汽车。直到晚年，他还经常去莫斯科郊外的扎维多沃狩猎场。他收藏了100多把豪华的猎枪，他的车库中有国产的和外国送的各种轿车30余辆之多。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他同地方党政领导人之间互赠礼物之风也很盛，而且礼物都很贵重。以出产黄金和宝石著名的雅库特自治共和国曾给勃赠送过一件用黄金和宝石特制的珍贵礼物；苏联剧变后，雅库特向勃列日涅夫家属要回了。他在政治圈里安排和处理干部上有一套本领。他能不急不忙地把他认为可靠和可信的人安插到各个重要岗位上。他对被撤下台的干部也很会做安抚工作。如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1967年被撤下台时，他专门给叶打电话表示安抚之意，并问他还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叶说惟一困难是他女儿结婚后还无住房，勃立刻下令给她分配了一套住房。在勃列日涅夫的带动下和影响下，形成了苏联历史上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这个阶段中所特有的那种保持稳定、安于现状、脱离现实、空谈盛行、自安自慰、盲目乐观的“勃列日涅夫风气”。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大发展，党政机构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机关膨胀最厉害的时期。机构一多，制造的文件就多，互相推诿、互相扯皮之风日盛。遇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成为常事。据俄罗斯学者提供的材料，当时苏党政领导机构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1／10。

　　我们再来看看前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在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的回忆录中是怎样描述苏共领导人契尔年科等人的官僚主义和特权享受的。他说，契尔年科是“完全无以复加的典型的党的机关工作者。几十年来他一直坐在办公室里工作，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有着相当的距离”。“但是，当他开始变成一个独立活动的政治家时，完全脱离生活这一点就为他帮倒忙了”。他虽然俭朴，但“他喜欢奖章和颂扬”。他专心于机关工作，专心于文件，“并没有同工人、农民，没有同科学技术界的知识分子广泛交往”。在契尔年科病怏怏无法理政而又秘而不宣的时候，很快就发生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新一轮争权斗争了。勃列日涅夫之后直到戈尔巴乔夫，都使用了一个不称职的、恭维强者而欺侮弱者、攫取勋章、贪图列宁奖金和稿费、骗取博士论文和参加卫国战争证明、滥用大权的中央总务部长戈柳倍克。这个人是专门为领导人贪图享受而孜孜不倦提供服务的。后来这个滥用职权十分惊人的人被撵出中央机关，并且被开除了党籍。但是，现在那些批评苏共的人，“自己却越来越开始滥用职权”，改革之后“更加可怕的和无所不在的贪污受贿势力，很快地，在一两年之内就取代了几十年来在党内和整个社会中扎了根的往昔的贪污受贿分子”。利加乔夫还生动地描绘了中央领导层在契尔年科病危和逝世后的争权情况，叙述了各级领导集团忙于夺权斗争而不顾党和国家的实际工作。他说，1990年本来是一个罕见的丰收年，但是党内继续进行激烈的夺权斗争，城市没有帮助农村。“在1990年秋天，国家的命运却掌握在纸上谈兵的政治家、纸上谈兵的理论家手中，他们脱离实际生活，不了解和不喜欢这种经常打破他们的抽象理论的生活。他们在莫斯科、在国外呆了几十年。然而在改革的一定阶段，正是他们占了上风。”“在个人政治野心的后面失去了主要目的──人民的福利。”

再次，是党的很多干部思想上下班明显的“守旧”和“惰性”。党的干部长期习惯于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机械地贯彻上级的指示，逐渐失去主动地研究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当党面临改革的历史任务的时候，广大干部的思想就表现出明显的“守旧”和“惰性”的倾向。在苏共党内，改革的阻力特别大。这样，苏共不仅给右翼激进派以攻击的口实，而且也严重地脱离了迫切要求改革的人民群众，尤其是脱离了青年一代。

　　③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缺乏原创性、现实感、思辨性，不少理论工作者都浮在问题的表面，满足于虚假的繁荣，喜欢做表面文章。苏联哲学曾在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苏联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缩影和晴雨表。我国学者贾泽林在其《从苏联哲学的演变看苏联的解体》一书中十分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苏联剧变的深层原因在苏联哲学演变的历程中的具体表现。

　　苏联哲学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的地域（横跨欧亚两洲因而兼有欧亚两种文明的影响）、在一国范围内产生的一种打上鲜明俄国烙印的马列主义哲学即苏联形态的马列主义哲学。它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种独特表现形态，不能也不应把它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不能也不应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完全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一样。这种哲学，更准确些说，实际上指的是在苏联时期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和统治地位的那种哲学，即所谓的官方哲学或主流哲学。在苏联时期，除了主流哲学之外，还有一种一直处于无关紧要、受压制、受歧视地位的非主流哲学，后者受政治的干扰较少，因而取得的成绩较大。

　　苏联哲学是一种具有鲜明特点的哲学。从它的产生、确立、定型和发展来看，它与世界上其他各种形态的哲学都有很大不同，甚至完全的不同。⑴苏联哲学是俄国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它是1917年以后，才出现在世界上的，并且是逐渐形成的；⑵俄国（后来的苏联）是第一个明确以某种理论（马克思主义）为立国依据的国家。这个国家即苏维埃政权则为这种代表自己利益的理论（即苏联哲学和苏联的意识形态）的确立提供了全面而强有力的支持。换句话说，苏联哲学是靠政权确立起来的。

　　苏联哲学具有先天不足的弱点。这些弱点或缺陷，在得不到后天的补救和改正（尤其是听任其发展和加深）的情况下，它们就有可能成为这一哲学朝否定方向演变的祸根： ⑴俄国的较低的社会和人文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制约了苏俄后来的社会发展。列宁晚期（1923年后）对俄国的国情有极为清醒的认识，说过一些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现在应利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文明前提”，只有在“实现了文化革命”之后，国家才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该文被后人称之为列宁的哲学遗嘱）中曾昭告说：应通过“无神论的宣传”而不是“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来使“千百万人民群众”“摆脱愚昧状态”。列宁显然认识到，俄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低下和大众的“愚昧状态”对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和接受、理解与掌握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是起着“限制”和“制约”作用的。遗憾的是，列宁以后的苏联领导人没能理解列宁这一论点的极端重要性，因而没能在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给为社会主义创造文明前提这一任务以同等程度的重视；⑵后来的事实表明：俄国人和后来的苏联人为严峻的历史局势（外国封锁和国内战争、经济落后和物质生活匮乏、旷日持久的党内路线斗争等等）所迫，受文化素养不高和不健全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定势的困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往往采取不求甚解、急功近利的态度，从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选取那些能解燃眉之急的论点，从而始终未能全面深入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精髓和实质。斯大林时期，苏联在理论方面的种种缺点（片面、教条、死板、僵化、理论脱离实际等）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因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泛滥而日益加深。30年代初由米丁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为苏联哲学塑造了体系哲学的雏形，而1938年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为苏联哲学体系定了型。由此而在世界上首次出现了教科书式的马列主义哲学。这些作品最典型不过地体现了那一时期苏联领导人和理论权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的程度和掌握的水平、苏联式的思维方式和苏联式的理论工作风格。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肤浅、简单化、教条化、绝对化、极端化、政治化。斯大林和米丁等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粗俗理解（包括曲解）和简单化的表述，在当时曾以党中央决议这种指令形式把它规定为经典，确立为绝对不许有半点违背或逾越的准绳（甚至成为划分敌我、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标准）。斯大林一些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论点在1953年他逝世前一直被说成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所有这些都从一个方面严重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威信，模糊了真伪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根基不牢和功底不深，势必更容易为似是而非的理论所蒙骗；⑶对为社会主义创造文明前提的轻视和忽视，使得苏联的理论工作在多数时期都浮在表面，满足于虚假的繁荣和表面上的舆论一致，用出版马恩列斯著作和各种应时理论作品的数量来证明在普及和宣传马列主义理论方面取得的成绩。对马列主义并未真正在人们的思想里扎根和没有为人们所把握的实情则熟视无睹。近年来俄国出版物上揭露出的大量事实表明：许许多多苏联人的世界观在那时就已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在统一的苏联哲学的名义下隐藏着的各种各样的思潮和流派；⑷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全力支持为苏联哲学的存在和发展并取得国家哲学（官方哲学）和惟我独尊的地位，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这同时也给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它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意识形态化（失掉哲学自身的独立性和学术性）；使它养成了对政权的过分依赖，对行政命令有效性的过分迷信，从不思考一旦失掉政权的支持它还能否依靠自己的力量存在下去这样生命攸关的问题；⑸苏联建国初期所处的独特历史环境和条件（受国外敌对势力的包围和封锁），使得从前处在广阔而开放的自然历史空间生存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得不转入苏联一国的有限而封闭的空间，它丧失了与外界的天然联系，割断了与世界和与世界思想界的交往、联系、对话和交锋；它在人为的封闭的环境中，在无真正对手、从而总是不战自胜的情况下，沾沾自喜于自己不受任何侵犯和挑战的特殊地位，逐渐地丧失了从前通过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竞争和斗争求生存的本能。

　　斯大林时期的教条主义在当时导致苏联哲学朝极左方向演变并为它后来朝极右方向演变埋下了祸根。这主要表现为：⑴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本性决定了它只能在创造中存在和发展，不断进取，敢于迎接新的挑战，勇于探索、研究和解决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是永葆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条件。而教条主义则窒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这种创造本性，从而也就从根本上扼杀了它的生命力；⑵批判性和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本性，它必须永远保持自己的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在事物的否定理解的品格。而教条主义则必然扼杀这种本性和品格，它要求于理论的是它必须从属和服务于特定的政治需要，对现实采取回避问题、掩盖矛盾、粉饰和辩护态度；⑶教条主义加上苏联式的个人崇拜，使得苏联时期的理论工作方式产生极大的扭曲。一个人代替所有人的思想，发展理论的权力只属于一个人，用中央决议等指令方式规定什么是可以研究的和什么是禁止研究的。从30年代起，正常的学术争论和讨论，实际上已被废除。马克思主义已被变成可供背诵的条文或被束之高阁。苏联哲学家在1985年改革兴起的初期，在反思以往时，曾慨叹地说：想不出有哪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它（哲学）解决的。的确，如果那时的哲学和理论真的把苏联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及时地、一个一个地解决了，它怎么会让自己陷入后来那种积重难返的困境？正是问题和矛盾的长期积累直到最后的总爆发毁掉了苏联。总之，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传播和发挥作用受到强大的俄罗斯固有的精神传统的制约，受到苏联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它因长期生活在苏联这种极为人为的条件下，屈从于苏联环境的挤压而被俄苏的现实所驯化。在苏联，先是教条主义后是修正主义，然后是两者的结合，从根基上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

苏联和苏联哲学垮台在改革兴起的过程中，这种现象是极为发人深省的。苏联的解体和苏联哲学的终结，有许多原因：有外因与内因、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远因与近因等等。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模式或苏联体制本身出了问题，它已经不能适应现时代的要求。8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的改革是迫于危机情势而不得不进行的一场来得太迟的改革。那时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苏联模式或苏联体制实际上已经历史地走到了尽头；改革已是势在必行；由于苏联原有体制的过分强大和根深蒂固，仅进行修补式的改革，而不进行深层的改革，改革将寸步难行，然而要进行深层改革，就不能不触及苏联体制本身及其要害。苏共体制保证的是把那些能维护这个体制的人推上最高领导岗位。后任领导人，必须忠实继承其前任领导的方针、路线和理论（包括错误的）。斯大林之后的所有苏共领导人在他们执政的初期，都坚持斯大林1938年提出的关于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论点。他们不敢根据他们体验到的苏联的实际国情来修正斯大林对苏联所作超前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历史定位。他们要么严守这个论点，要么把它再向前推进到离谱的地步（如赫鲁晓夫的20年内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论和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论）。党内斗争经验告诉他们，对这个论点哪怕稍有怀疑或违背（更不要说后退），他们就可能被自己的政敌抓住把柄，将自己打翻在地。这个体制容不得任何实事求是，后继领导人只能在错误的大前提下，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苏联哲学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令人厌恶。它始终紧跟形势，为每一个新提出的论点不遗余力地进行论证，即使官方哲学的代表人物凭借他们多年理论工作的经验早已对其中的错误和前后矛盾了如指掌，他们也不昔昧着科学良心继续紧跟下去。苏联体制的悲剧还在于：苏联解体时并没有什么人真正用他们的生命和具体行动来坚定地捍卫这个体制。苏联哲学在遭到凌辱和攻击时，也没有见到那些从前享有坚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盛名的人进行过殊死的、不妥协的斗争。脱离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历史条件，游离在世界潮流之外，试图在封闭、纯净的一国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的。这种“环境”同样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存在和发展，它一旦脱离其产生和成长的自然历史环境，与世隔绝，不在斗争中锤炼自己的战斗力，它的生命力必将被窒息。

　　由此可见，演变一个国家并不一定要靠直接的武力干涉，也不一定非得采取在那个国家培植、寻找和安插代理人等方式。当然，如果有这种可能和机会，这种“机会”也是不会被放过的。改变那个国家的颜色，也可采取不战而胜的方法，即把它孤立、封闭起来，施展恫吓和冷战策略，诱使和迫使那个国家在一切方面都走向极端，让它自己违背它所遵循的理论和学说的本性和原理，让它从正确走向错误，从真理走向谬误，从而从根本上扼杀和否定它自己。

　　1985年以后，当苏联开始尝试彻底抛弃从前长期实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重返国际社会，重新融入人类历史总潮流时，它发现自己已经很难适应这种新形势。长期自诩“放之四海而皆准”和以“改变世界”自居的苏联哲学，发现它在面对本国的复杂局面和日新月异的世界潮流时，竟然“一筹莫展”，它既解释不了世界，也改变不了世界。就连刚刚发生在自己眼前的事件（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等等），它也无法给出说明。对俄国现在究竟处在社会发展的哪一阶段、俄国现在是什么性质的社会这样的基本问题竟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苏联的解体和苏联哲学的终结，从根本上说是它们自己造成的。

　　尽管伟大的哲人斯宾诺莎曾说过：“哲学家既不应哭，也不应笑，他惟一应做的就是思考。”但苏联哲学表明，事情并非完全如此。“最富创造性思考的苏联哲学家往往要强作欢颜，以免去哭”。这就是为什么在苏联各个时期，在哲学界都有各种“哲学笑话”流传的原因。

　　在50年代初，在列宁格勒大学流传一则笑话：一位哲学副教授在回答数学系学生的问题“莱布尼茨是什么人”时说：“我对唯心主义者不感兴趣。”人们在嘲笑“这类”人时说他们靠“引文”活着。那时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什么是思想？思想就是两个引号之间的最短间距。”还有一个说法：“什么人是幸福的人？幸福的人就是只写引文的人。”人们对李森科这类“科学骗子”报以辛辣的讽刺：“生下的孩子如果像自己的父母，那他就是按李森科学说生下来的，因为按照李森科学说──环境起决定性作用。”

　　战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哲学家，40―50年代他们在大学里学习，在“解冻”时期开始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他们试图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对强加给社会的那些意识形态说教持嘲讽态度，他们曾用各种形式（如哲学所的“墙报”）表达了他们的“思想”：

　　“人人都懂什么是唯物主义，却硬要装出不懂的样子；尽管谁都不懂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但所有人都要装出已经懂了的样子。”

　　关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有什么不同？”“唯心主义者相信灵魂不死，而唯物主义者则相信死后可以复生。”有人问：“亚当和夏娃是哪里人？”回答说：“他俩当然是苏联人。他俩整日赤身裸体，两个人分一个苹果，认为自己正生活在天堂里，并确信有这种可能的只能是苏联人。”

　　基督与马克思在另一个世界相会。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问基督道：“为什么你的反科学学说已经存在了将近两千年，而我的科学理论150年后却在崩溃？”基督答曰：“你的主要错误在于你把自己的天堂展示给人看了。”

　　人们问亚美尼亚广播电台：“共产主义是科学还是艺术？”回答说：“当然是艺术。如果它是科学，它最初就应该用狗做实验。”

　　“在苏联是否可以存在两党制？”

　　“不，不可能。因为我们养不起！”

　　“能否在亚美尼亚建成共产主义？”

　　“不，不能。赫鲁晓夫同志说了：‘共产主义不在山那边。’”

　　“能否在埃里温建成共产主义？”

　　“可以，然而最好是在第比利斯。”

　　“能否在瑞士建成共产主义？”

　　“可以，但不需要。”

　　“能否在巴黎建成共产主义？”

　　“可以，但太可惜了。”

　　还有一则笑话说：复活了的马克思，在看了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后说：“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列宁在看了苏联实现了那种社会主义后说：“我准备重返瑞士，以便一切从头做起。”上面的一些“哲学笑话”尽管荒诞不经，立论不能令人信服，犯有明显的逻辑错误，有玩世不恭的味道，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品味一下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和教训。

　　五、被扭曲的监察机构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说过：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因此，权力如同一把双刃剑，决不能高估了权力行使者的才能和道德的成熟程度。确实，苏共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和金钱的迷宫面前，逐渐丧失了警惕性和免疫力，没有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拒腐防变机制，在官僚主义的侵蚀和集权制的庇护下，越来越腐败，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在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抗议的逻辑发展中腐败变质，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苏联党政机关内的严重官僚主义和一些腐败现象的泛滥，与党内外的监督监察不力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苏共的监察部门无法有效地对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最高领导层实行监督监察，使权力失去了制约，下面考察一下苏共监察机构的历史进程，便不难得出其中的答案。

　　从政1898年至―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20年里，由于党在非法的地下状态中进行活动，总是处于被镇压、受迫害的地位，客观的环境使苏共没有把党的权力监督问题放在重要地位。1920年后随着国内形势的不断好转，苏共面临的矛盾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相对和平的环境，使一些经不起考验的党员骄傲自满，争权夺利，追求享受，一些投机分子混进了革命队伍；其次，苏共面对着一个贫穷而布满创伤的大国，庞大的政权机构对从没有执政经验的苏共来说是陌生的，需要群策群力，发扬民主作风，而这些都要有一个有效的民主与监督体制作保证。这从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的国际工人活动家卢森堡的忧虑中也可以看出：党内过度的集中制和日益增长的专制因素，使得“苏维埃的生活也必然会随着全国政治生活的窒息而日益瘫痪。没有普选，没有广泛的新闻和集会的自由，没有自由的思想争论，每个公共机构的生活就会停息，就会变成醉生梦死的生活，官僚政治就会成为独断专行的因素，公共生活逐渐销声匿迹，几十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和工人队伍的精华随时被请去开会，为的是给领袖的神话喝彩鼓掌，给提出来的决议举手通过”。从1923年10月开始，托洛茨基在给中央一系列公开信中也批评党的机关“官僚化”、“特权化”和“脱离群众”，认为“党的官僚主义几乎到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老近卫军”有僵化的危险。托洛茨基的分析尽管言过其实，但他的一些忧虑不无道理。

　　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列宁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20年9月4日，即在召开苏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列宁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一封给所有党组织及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信中提出了设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的建议。几天后，苏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的这个建议，决定在党内设立专门的监察委员会，并直接向代表大会负责，主要任务是：“同违反党的纪律、反党言论以及官僚主义作斗争。”它是苏共第一个党的监察机关。1921年3月，党的十大召开，会议决定把临时监察委员会正式定名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区域、省以上的地方也设立监察委员会。

　　与党的监察委员会相适应，1920年1月，根据列宁的提议，国家监察人民委员会改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又称工农检查院，以便对国家机关的各部门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尽管工农检查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本身又很快成为一个有浓厚官僚主义习气的官僚机构，使列宁一时困惑不解。于是又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和探索，他在病中、行动十分不便的情况下，口授了一系列文章，严厉批评了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院，建议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权，把工农检查院并入中央监察委员会。但由于列宁过早的去世，他的主张在实践中被大打折扣。

　　1925年12月，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党内斗争更加激烈。按理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党内出现的不满情绪，以及党内斗争的越来越激烈的不正常现象，应认真地分析并积极地解决。可中央监察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却过分赞誉和偏向斯大林，这为斯大林削弱苏共监督体制，进一步搞集权统治打下了基础。这次大会规定只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才可以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样只有代表五人和副代表五人才能出席中央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并且只有发言权。还规定监委的全体委员，只能出席“有关”的党委员会的会议、党的代表会议，而不是以前规定的可以参加“一切”党委员会的会议和代表大会。规定监委的任务为：“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坚持不懈地执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1929年，苏共为纯洁党，开展了清党活动，中央监委具体领导了这次清党，这对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无疑是一次很好的监督和打击。但由于苏共长期缺少民主与监督作风，往往把监委的任务误认为是打击不同意见者，加之在清党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使监委在清党中把一些敢于批评、敢于揭短的党员，包括中央监委中一些敢于开展监督的党员清出了党。由于清党的不断扩大化，本来中央监委的清党是为了帮助苏共清除和监督党内不民主的官僚作风，后来在某种程度上，却变成为斯大林清除不同意见，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由于一批敢于说真话的党员被清出党，在苏共机关形成了群众不敢向党员、党员不敢向领导提意见、说真心话的反常现象。而政治上的反常，必然会体现在经济上。可以看出，这时苏共的最高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关已带有了变味的气息。监察委员会领导人奥尔忠尼启泽最终也因无法理解残酷的现实，被迫自杀了。不久，在没有代表大会选举的情况下，就让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安德烈耶夫担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再一次说明苏共对中央监委地位的态度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

　　1934年1月，苏共召开了第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这次被斯大林称为“胜利者的大会”，对斯大林的崇拜空前高涨。在这次会上作出了“将中央监察委员会改组为联共（布）中央党监察委员会，并委派一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为党监察委员会的领导者”的决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撤去了历届《党章》中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一章，取消了监察机关监督党委员会制定有关决议的规定。可见这时的苏共监察机关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已难以对中央委员会行使监督的职权。而且，按新《党章》规定，它对中央委员会制定的任何决定没有参与和监督的权力，它只能对这些决定的贯彻和执行进行监督。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列宁倡导和设计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党内的监督体制已被完全修改。

　　党的十七大后，由于中央监委的地位不能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已不能与中央委员会一起召开联席会议，中央监委不可能对中央委员会的决策产生任何影响。1939年1月27日，在苏共的历史上，破天荒地以斯大林个人名义，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召开党的十八大的通知。3月10日，苏共召开了党的第18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修改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章》的决议，在取消监委独立的同时，监委的地位和职权也被削弱。1952年10月，苏共召开了第19次代表大会，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出席的代表大会。10月13日，大会又将监委检查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的职权划归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由于党的监察委员会职权和地位已经被完全削弱，更无法对党的最高领导人实行监督，致使党内的民主气息越来越少，而封建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及其官本位现象却日益盛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害人“事迹”层出不穷，就连斯大林在临死前，也感觉到党内官僚主义的极度泛滥，后果极为严重。1953年，赫鲁晓夫当选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后，为克服斯大林专制造成的后果，恢复正常的政治制度，对恢复党的监督制度作过一定的努力。1962年11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改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党监察委员会，将党监察委员会改组为苏共中央党务委员会，让其审理对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党的边区和州委员会关于开除党员和党内处分的决定的上诉等。同时撤消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再一次将党和国家的监察机关合并，并任命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列平为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由于赫鲁晓夫以自己的个人崇拜取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往往不顾别人的意见，专断地发号施令，党的监督对他来说似乎是个空白。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本性决定了它只能在创造中存在和发展，不断进取，敢于迎接新的挑战，勇于探索、研究和解决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是永葆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条件。

看来周易就是古代的马克思主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