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想起了唐朝的“行政三分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20:25:02
想起了唐朝的“行政三分制”
据北京青年报(2003.1.21)载：“关于深圳正在筹划的“行政三分制”改革，此前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已经有所涉及，并给予了十分积极的评价。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改变传统体制下政府部门集决策、执行、监督为一体，自定规则、自己执行、自我监督的行政权力运作模式，将行政权力分解为决策、执行、监督三大部分，通过科学化、程序化的制度设计，使这三部分权力在既相互分离制约、又相互协调配合的过程中实现高效运转。正像哲学家形容的那样，“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传统体制下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权力之间的制衡和对权力的监督，正是权大于法、卖官鬻爵、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等腐败行为得以滋生的土壤。只有对权力进行合理分解，才能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使决策更民主、科学，执行更透明、公正，监督更充分、有力，才能从源头上、制度上遏制腐败。”
文中最后说：“由深圳筹划的“行政三分制”改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些国家实行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对此解释说，自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后，西方国家广泛采用这种政府架构，这种架构有利有弊，深圳只是有选择地吸收了英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绝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做法。”
在这里我不禁想提醒一下深圳，以及北京青年报。其实“行政三分制”，可不应该是从“自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后，西方国家广泛采用这种政府架构，这种架构有利有弊，深圳只是有选择地吸收了英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而来的。要知道“行政三分制”其实可是我们老祖宗的发明和创造啊！
众所周知，“行政三分制”，这是在唐朝就已完善的政治体制，唐太宗贞观时代，唐太宗李世民就建立和完善了一种政治体制，这就是国家行政大权的“三省”制度。
具体如下：唐朝的国家行政大权集中于“三省”、“一台”。“三省”包括决策权、行政权、审核权，“一台”为御史台，代表监督弹劾权。
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三省的关系原则上是：中书省决策制定法令、门下省审核法令，最后由尚书省执行法令。
尚书省的首长是尚书令，下面分设左右两仆射，分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省管理一切行政事务。因为唐太宗曾为尚书令，故尚书令一职，常虚而不设，实权则落在左右仆射的身上，所以尚书仆射常为事实上的最高行政长官。
中书省的首长是中书令，下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官制规定“中书省”“执掌全国之政令”，是根据天子的意旨，撰制国家的诏命法令，所以中书省也等于一个帮助天子决策和立法的机构。
门下省的首长是侍中，下有侍郎，或称黄门侍郎，及谏议大夫等。职责负责审核中书省的法令。可见门下省也可称为监察部门。
行政程序原则上是这样的，首先尚书省根据皇帝的意志做了行政计划，或中书省直接根据皇帝的旨意，充分考虑同意后就草拟法令，起草后还要署行而过门下省，由门下省审核，如果认为不妥，可以涂改奏还，谓之‘涂归’。再经过中书令的省审，给事黄门郎的驳正．一个诏书法令，往往要经过多少次的往复检讨，说明唐代决策之审慎，这制度谓之三省驳议制度。
而真正具有绝对的权力的李世民，对“行政三分制”也是要坚决贯彻执行的。贞观元年，唐太宗曾严令门下省黄门侍郎王硅执行驳议权，他说：‘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查。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当论断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莫顾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后贞观三年唐太宗又督责中书令房玄龄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旨，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
从此两省乃厉行驳议制度，三省间一方面互相监核，一方面遇有国家大事，则由三省长官，会议于政事堂，参与其会者，谓之参知政事，或平章政事，主持者恒为尚书仆射，唐三省长官常加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称为真宰相，盖主持三省政事会议，真正之行政首长矣．这种三省驳议制度与合议制度，是采取分工合作的方法，收相反相成之效，无疑义的这在当时是政治上的一种进步制度，而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能有如此制度，不禁想问读者，怎么样？不愧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吧？所以李世民也成就了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盛的“贞观之治”，而那才真叫盛世呢！“贞观”有一年，全国总共才处死了26名犯人，门不闭户，路不拾遗啊。李世民真不愧为中国的第一位政治家。
但在今天看来，作为明君如李世民之流，虽然也坚决要属下有“违旨”之声，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在皇上手上的，就如有了某种“立法权”的中书省，也是要据天子的意旨，来撰制国家的诏命法令的。所以“行政三分制”可以兴在皇上，废也在皇上，名存实亡还在皇上，最后唐朝的灭亡，不也证明了再好的“政治制度”，如果制约不了皇上，制约不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碰上个“昏君”也还是最终逃不了共同灭亡的命运。
最后补充一下，北京青年报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行政三分制”是政治文明的进步。
附：《“行政三分制”是政治文明的进步》——北京青年报(2003.1.21)
据新华社报道，正在广州参加广东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深圳市市长于幼军介绍说，为了打造一个决策、执行、监督“行政三分制”的全新政府架构，深圳计划对一些政府部门进行撤并和调整，设置若干个决策局、执行局和一个监察局，决策局只有决策权而没有执行权，执行局只有执行权而没有决策权，监察局和审计局将作为监督部门直接对市长负责。
关于深圳正在筹划的“行政三分制”改革，此前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已经有所涉及，并给予了十分积极的评价。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改变传统体制下政府部门集决策、执行、监督为一体，自定规则、自己执行、自我监督的行政权力运作模式，将行政权力分解为决策、执行、监督三大部分，通过科学化、程序化的制度设计，使这三部分权力在既相互分离制约、又相互协调配合的过程中实现高效运转。正像哲学家形容的那样，“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传统体制下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权力之间的制衡和对权力的监督，正是权大于法、卖官鬻爵、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等腐败行为得以滋生的土壤。只有对权力进行合理分解，才能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使决策更民主、科学，执行更透明、公正，监督更充分、有力，才能从源头上、制度上遏制腐败。
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构想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着力强化了政府权力的公共服务性质。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进行到今天，特别是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国内外形势，使十六大确定的“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变得更加迫切。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圳推行“行政三分制”改革，就是要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使政府从“全知全能”转变为“有限责任”，从权威命令转变为科学决策，从人治管理转变为依法行政，从“传统部门利益型政府”转变为“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只有从制度上保证权力与利益脱钩，尽可能消除行政机关谋取部门私利的可能和积极性，才能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大力推进公共财政改革，规范公务员队伍的待遇和收入分配，防止公共权力利益化、政府资产部门化、部门收益个人化的现象。
由深圳筹划的“行政三分制”改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些国家实行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对此解释说，自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后，西方国家广泛采用这种政府架构，这种架构有利有弊，深圳只是有选择地吸收了英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绝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做法。十六大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深圳的行政体制改革正是对十六大精神的有益实践。（潘洪其）
（摘自北京青年报网站 本文仅供参考,文章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想起了唐朝的“行政三分制”
据北京青年报(2003.1.21)载：“关于深圳正在筹划的“行政三分制”改革，此前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已经有所涉及，并给予了十分积极的评价。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改变传统体制下政府部门集决策、执行、监督为一体，自定规则、自己执行、自我监督的行政权力运作模式，将行政权力分解为决策、执行、监督三大部分，通过科学化、程序化的制度设计，使这三部分权力在既相互分离制约、又相互协调配合的过程中实现高效运转。正像哲学家形容的那样，“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传统体制下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权力之间的制衡和对权力的监督，正是权大于法、卖官鬻爵、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等腐败行为得以滋生的土壤。只有对权力进行合理分解，才能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使决策更民主、科学，执行更透明、公正，监督更充分、有力，才能从源头上、制度上遏制腐败。”
文中最后说：“由深圳筹划的“行政三分制”改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些国家实行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对此解释说，自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后，西方国家广泛采用这种政府架构，这种架构有利有弊，深圳只是有选择地吸收了英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绝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做法。”
在这里我不禁想提醒一下深圳，以及北京青年报。其实“行政三分制”，可不应该是从“自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后，西方国家广泛采用这种政府架构，这种架构有利有弊，深圳只是有选择地吸收了英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而来的。要知道“行政三分制”其实可是我们老祖宗的发明和创造啊！
众所周知，“行政三分制”，这是在唐朝就已完善的政治体制，唐太宗贞观时代，唐太宗李世民就建立和完善了一种政治体制，这就是国家行政大权的“三省”制度。
具体如下：唐朝的国家行政大权集中于“三省”、“一台”。“三省”包括决策权、行政权、审核权，“一台”为御史台，代表监督弹劾权。
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三省的关系原则上是：中书省决策制定法令、门下省审核法令，最后由尚书省执行法令。
尚书省的首长是尚书令，下面分设左右两仆射，分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省管理一切行政事务。因为唐太宗曾为尚书令，故尚书令一职，常虚而不设，实权则落在左右仆射的身上，所以尚书仆射常为事实上的最高行政长官。
中书省的首长是中书令，下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官制规定“中书省”“执掌全国之政令”，是根据天子的意旨，撰制国家的诏命法令，所以中书省也等于一个帮助天子决策和立法的机构。
门下省的首长是侍中，下有侍郎，或称黄门侍郎，及谏议大夫等。职责负责审核中书省的法令。可见门下省也可称为监察部门。
行政程序原则上是这样的，首先尚书省根据皇帝的意志做了行政计划，或中书省直接根据皇帝的旨意，充分考虑同意后就草拟法令，起草后还要署行而过门下省，由门下省审核，如果认为不妥，可以涂改奏还，谓之‘涂归’。再经过中书令的省审，给事黄门郎的驳正．一个诏书法令，往往要经过多少次的往复检讨，说明唐代决策之审慎，这制度谓之三省驳议制度。
而真正具有绝对的权力的李世民，对“行政三分制”也是要坚决贯彻执行的。贞观元年，唐太宗曾严令门下省黄门侍郎王硅执行驳议权，他说：‘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查。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当论断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莫顾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后贞观三年唐太宗又督责中书令房玄龄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旨，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
从此两省乃厉行驳议制度，三省间一方面互相监核，一方面遇有国家大事，则由三省长官，会议于政事堂，参与其会者，谓之参知政事，或平章政事，主持者恒为尚书仆射，唐三省长官常加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称为真宰相，盖主持三省政事会议，真正之行政首长矣．这种三省驳议制度与合议制度，是采取分工合作的方法，收相反相成之效，无疑义的这在当时是政治上的一种进步制度，而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能有如此制度，不禁想问读者，怎么样？不愧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吧？所以李世民也成就了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盛的“贞观之治”，而那才真叫盛世呢！“贞观”有一年，全国总共才处死了26名犯人，门不闭户，路不拾遗啊。李世民真不愧为中国的第一位政治家。
但在今天看来，作为明君如李世民之流，虽然也坚决要属下有“违旨”之声，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在皇上手上的，就如有了某种“立法权”的中书省，也是要据天子的意旨，来撰制国家的诏命法令的。所以“行政三分制”可以兴在皇上，废也在皇上，名存实亡还在皇上，最后唐朝的灭亡，不也证明了再好的“政治制度”，如果制约不了皇上，制约不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碰上个“昏君”也还是最终逃不了共同灭亡的命运。
最后补充一下，北京青年报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行政三分制”是政治文明的进步。
附：《“行政三分制”是政治文明的进步》——北京青年报(2003.1.21)
据新华社报道，正在广州参加广东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深圳市市长于幼军介绍说，为了打造一个决策、执行、监督“行政三分制”的全新政府架构，深圳计划对一些政府部门进行撤并和调整，设置若干个决策局、执行局和一个监察局，决策局只有决策权而没有执行权，执行局只有执行权而没有决策权，监察局和审计局将作为监督部门直接对市长负责。
关于深圳正在筹划的“行政三分制”改革，此前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已经有所涉及，并给予了十分积极的评价。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改变传统体制下政府部门集决策、执行、监督为一体，自定规则、自己执行、自我监督的行政权力运作模式，将行政权力分解为决策、执行、监督三大部分，通过科学化、程序化的制度设计，使这三部分权力在既相互分离制约、又相互协调配合的过程中实现高效运转。正像哲学家形容的那样，“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传统体制下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权力之间的制衡和对权力的监督，正是权大于法、卖官鬻爵、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等腐败行为得以滋生的土壤。只有对权力进行合理分解，才能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使决策更民主、科学，执行更透明、公正，监督更充分、有力，才能从源头上、制度上遏制腐败。
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构想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着力强化了政府权力的公共服务性质。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进行到今天，特别是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国内外形势，使十六大确定的“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变得更加迫切。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圳推行“行政三分制”改革，就是要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使政府从“全知全能”转变为“有限责任”，从权威命令转变为科学决策，从人治管理转变为依法行政，从“传统部门利益型政府”转变为“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只有从制度上保证权力与利益脱钩，尽可能消除行政机关谋取部门私利的可能和积极性，才能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大力推进公共财政改革，规范公务员队伍的待遇和收入分配，防止公共权力利益化、政府资产部门化、部门收益个人化的现象。
由深圳筹划的“行政三分制”改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些国家实行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对此解释说，自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后，西方国家广泛采用这种政府架构，这种架构有利有弊，深圳只是有选择地吸收了英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绝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做法。十六大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深圳的行政体制改革正是对十六大精神的有益实践。（潘洪其）
（摘自北京青年报网站 本文仅供参考,文章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据北京青年报(2003.1.21)载：“关于深圳正在筹划的“行政三分制”改革，此前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已经有所涉及，并给予了十分积极的评价。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改变传统体制下政府部门集决策、执行、监督为一体，自定规则、自己执行、自我监督的行政权力运作模式，将行政权力分解为决策、执行、监督三大部分，通过科学化、程序化的制度设计，使这三部分权力在既相互分离制约、又相互协调配合的过程中实现高效运转。正像哲学家形容的那样，“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传统体制下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权力之间的制衡和对权力的监督，正是权大于法、卖官鬻爵、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等腐败行为得以滋生的土壤。只有对权力进行合理分解，才能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使决策更民主、科学，执行更透明、公正，监督更充分、有力，才能从源头上、制度上遏制腐败。”
文中最后说：“由深圳筹划的“行政三分制”改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些国家实行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对此解释说，自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后，西方国家广泛采用这种政府架构，这种架构有利有弊，深圳只是有选择地吸收了英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绝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做法。”
在这里我不禁想提醒一下深圳，以及北京青年报。其实“行政三分制”，可不应该是从“自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后，西方国家广泛采用这种政府架构，这种架构有利有弊，深圳只是有选择地吸收了英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而来的。要知道“行政三分制”其实可是我们老祖宗的发明和创造啊！
众所周知，“行政三分制”，这是在唐朝就已完善的政治体制，唐太宗贞观时代，唐太宗李世民就建立和完善了一种政治体制，这就是国家行政大权的“三省”制度。
具体如下：唐朝的国家行政大权集中于“三省”、“一台”。“三省”包括决策权、行政权、审核权，“一台”为御史台，代表监督弹劾权。
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三省的关系原则上是：中书省决策制定法令、门下省审核法令，最后由尚书省执行法令。
尚书省的首长是尚书令，下面分设左右两仆射，分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省管理一切行政事务。因为唐太宗曾为尚书令，故尚书令一职，常虚而不设，实权则落在左右仆射的身上，所以尚书仆射常为事实上的最高行政长官。
中书省的首长是中书令，下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官制规定“中书省”“执掌全国之政令”，是根据天子的意旨，撰制国家的诏命法令，所以中书省也等于一个帮助天子决策和立法的机构。
门下省的首长是侍中，下有侍郎，或称黄门侍郎，及谏议大夫等。职责负责审核中书省的法令。可见门下省也可称为监察部门。
行政程序原则上是这样的，首先尚书省根据皇帝的意志做了行政计划，或中书省直接根据皇帝的旨意，充分考虑同意后就草拟法令，起草后还要署行而过门下省，由门下省审核，如果认为不妥，可以涂改奏还，谓之‘涂归’。再经过中书令的省审，给事黄门郎的驳正．一个诏书法令，往往要经过多少次的往复检讨，说明唐代决策之审慎，这制度谓之三省驳议制度。
而真正具有绝对的权力的李世民，对“行政三分制”也是要坚决贯彻执行的。贞观元年，唐太宗曾严令门下省黄门侍郎王硅执行驳议权，他说：‘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查。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当论断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莫顾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后贞观三年唐太宗又督责中书令房玄龄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旨，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
从此两省乃厉行驳议制度，三省间一方面互相监核，一方面遇有国家大事，则由三省长官，会议于政事堂，参与其会者，谓之参知政事，或平章政事，主持者恒为尚书仆射，唐三省长官常加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称为真宰相，盖主持三省政事会议，真正之行政首长矣．这种三省驳议制度与合议制度，是采取分工合作的方法，收相反相成之效，无疑义的这在当时是政治上的一种进步制度，而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能有如此制度，不禁想问读者，怎么样？不愧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吧？所以李世民也成就了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盛的“贞观之治”，而那才真叫盛世呢！“贞观”有一年，全国总共才处死了26名犯人，门不闭户，路不拾遗啊。李世民真不愧为中国的第一位政治家。
但在今天看来，作为明君如李世民之流，虽然也坚决要属下有“违旨”之声，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在皇上手上的，就如有了某种“立法权”的中书省，也是要据天子的意旨，来撰制国家的诏命法令的。所以“行政三分制”可以兴在皇上，废也在皇上，名存实亡还在皇上，最后唐朝的灭亡，不也证明了再好的“政治制度”，如果制约不了皇上，制约不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碰上个“昏君”也还是最终逃不了共同灭亡的命运。
最后补充一下，北京青年报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行政三分制”是政治文明的进步。
附：《“行政三分制”是政治文明的进步》——北京青年报(2003.1.21)
据新华社报道，正在广州参加广东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深圳市市长于幼军介绍说，为了打造一个决策、执行、监督“行政三分制”的全新政府架构，深圳计划对一些政府部门进行撤并和调整，设置若干个决策局、执行局和一个监察局，决策局只有决策权而没有执行权，执行局只有执行权而没有决策权，监察局和审计局将作为监督部门直接对市长负责。
关于深圳正在筹划的“行政三分制”改革，此前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已经有所涉及，并给予了十分积极的评价。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改变传统体制下政府部门集决策、执行、监督为一体，自定规则、自己执行、自我监督的行政权力运作模式，将行政权力分解为决策、执行、监督三大部分，通过科学化、程序化的制度设计，使这三部分权力在既相互分离制约、又相互协调配合的过程中实现高效运转。正像哲学家形容的那样，“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传统体制下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权力之间的制衡和对权力的监督，正是权大于法、卖官鬻爵、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等腐败行为得以滋生的土壤。只有对权力进行合理分解，才能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使决策更民主、科学，执行更透明、公正，监督更充分、有力，才能从源头上、制度上遏制腐败。
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构想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着力强化了政府权力的公共服务性质。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进行到今天，特别是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国内外形势，使十六大确定的“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变得更加迫切。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圳推行“行政三分制”改革，就是要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使政府从“全知全能”转变为“有限责任”，从权威命令转变为科学决策，从人治管理转变为依法行政，从“传统部门利益型政府”转变为“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只有从制度上保证权力与利益脱钩，尽可能消除行政机关谋取部门私利的可能和积极性，才能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大力推进公共财政改革，规范公务员队伍的待遇和收入分配，防止公共权力利益化、政府资产部门化、部门收益个人化的现象。
由深圳筹划的“行政三分制”改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些国家实行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对此解释说，自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后，西方国家广泛采用这种政府架构，这种架构有利有弊，深圳只是有选择地吸收了英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绝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做法。十六大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深圳的行政体制改革正是对十六大精神的有益实践。（潘洪其）
（摘自北京青年报网站 本文仅供参考,文章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想起了唐朝的“行政三分制”
据北京青年报(2003.1.21)载：“关于深圳正在筹划的“行政三分制”改革，此前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已经有所涉及，并给予了十分积极的评价。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改变传统体制下政府部门集决策、执行、监督为一体，自定规则、自己执行、自我监督的行政权力运作模式，将行政权力分解为决策、执行、监督三大部分，通过科学化、程序化的制度设计，使这三部分权力在既相互分离制约、又相互协调配合的过程中实现高效运转。正像哲学家形容的那样，“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传统体制下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权力之间的制衡和对权力的监督，正是权大于法、卖官鬻爵、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等腐败行为得以滋生的土壤。只有对权力进行合理分解，才能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使决策更民主、科学，执行更透明、公正，监督更充分、有力，才能从源头上、制度上遏制腐败。”
文中最后说：“由深圳筹划的“行政三分制”改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些国家实行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对此解释说，自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后，西方国家广泛采用这种政府架构，这种架构有利有弊，深圳只是有选择地吸收了英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绝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做法。”
在这里我不禁想提醒一下深圳，以及北京青年报。其实“行政三分制”，可不应该是从“自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后，西方国家广泛采用这种政府架构，这种架构有利有弊，深圳只是有选择地吸收了英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而来的。要知道“行政三分制”其实可是我们老祖宗的发明和创造啊！
众所周知，“行政三分制”，这是在唐朝就已完善的政治体制，唐太宗贞观时代，唐太宗李世民就建立和完善了一种政治体制，这就是国家行政大权的“三省”制度。
具体如下：唐朝的国家行政大权集中于“三省”、“一台”。“三省”包括决策权、行政权、审核权，“一台”为御史台，代表监督弹劾权。
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三省的关系原则上是：中书省决策制定法令、门下省审核法令，最后由尚书省执行法令。
尚书省的首长是尚书令，下面分设左右两仆射，分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省管理一切行政事务。因为唐太宗曾为尚书令，故尚书令一职，常虚而不设，实权则落在左右仆射的身上，所以尚书仆射常为事实上的最高行政长官。
中书省的首长是中书令，下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官制规定“中书省”“执掌全国之政令”，是根据天子的意旨，撰制国家的诏命法令，所以中书省也等于一个帮助天子决策和立法的机构。
门下省的首长是侍中，下有侍郎，或称黄门侍郎，及谏议大夫等。职责负责审核中书省的法令。可见门下省也可称为监察部门。
行政程序原则上是这样的，首先尚书省根据皇帝的意志做了行政计划，或中书省直接根据皇帝的旨意，充分考虑同意后就草拟法令，起草后还要署行而过门下省，由门下省审核，如果认为不妥，可以涂改奏还，谓之‘涂归’。再经过中书令的省审，给事黄门郎的驳正．一个诏书法令，往往要经过多少次的往复检讨，说明唐代决策之审慎，这制度谓之三省驳议制度。
而真正具有绝对的权力的李世民，对“行政三分制”也是要坚决贯彻执行的。贞观元年，唐太宗曾严令门下省黄门侍郎王硅执行驳议权，他说：‘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查。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当论断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莫顾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后贞观三年唐太宗又督责中书令房玄龄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旨，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
从此两省乃厉行驳议制度，三省间一方面互相监核，一方面遇有国家大事，则由三省长官，会议于政事堂，参与其会者，谓之参知政事，或平章政事，主持者恒为尚书仆射，唐三省长官常加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称为真宰相，盖主持三省政事会议，真正之行政首长矣．这种三省驳议制度与合议制度，是采取分工合作的方法，收相反相成之效，无疑义的这在当时是政治上的一种进步制度，而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能有如此制度，不禁想问读者，怎么样？不愧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吧？所以李世民也成就了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盛的“贞观之治”，而那才真叫盛世呢！“贞观”有一年，全国总共才处死了26名犯人，门不闭户，路不拾遗啊。李世民真不愧为中国的第一位政治家。
但在今天看来，作为明君如李世民之流，虽然也坚决要属下有“违旨”之声，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在皇上手上的，就如有了某种“立法权”的中书省，也是要据天子的意旨，来撰制国家的诏命法令的。所以“行政三分制”可以兴在皇上，废也在皇上，名存实亡还在皇上，最后唐朝的灭亡，不也证明了再好的“政治制度”，如果制约不了皇上，制约不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碰上个“昏君”也还是最终逃不了共同灭亡的命运。
最后补充一下，北京青年报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行政三分制”是政治文明的进步。
附：《“行政三分制”是政治文明的进步》——北京青年报(2003.1.21)
据新华社报道，正在广州参加广东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深圳市市长于幼军介绍说，为了打造一个决策、执行、监督“行政三分制”的全新政府架构，深圳计划对一些政府部门进行撤并和调整，设置若干个决策局、执行局和一个监察局，决策局只有决策权而没有执行权，执行局只有执行权而没有决策权，监察局和审计局将作为监督部门直接对市长负责。
关于深圳正在筹划的“行政三分制”改革，此前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已经有所涉及，并给予了十分积极的评价。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改变传统体制下政府部门集决策、执行、监督为一体，自定规则、自己执行、自我监督的行政权力运作模式，将行政权力分解为决策、执行、监督三大部分，通过科学化、程序化的制度设计，使这三部分权力在既相互分离制约、又相互协调配合的过程中实现高效运转。正像哲学家形容的那样，“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传统体制下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权力之间的制衡和对权力的监督，正是权大于法、卖官鬻爵、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等腐败行为得以滋生的土壤。只有对权力进行合理分解，才能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使决策更民主、科学，执行更透明、公正，监督更充分、有力，才能从源头上、制度上遏制腐败。
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构想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着力强化了政府权力的公共服务性质。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进行到今天，特别是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国内外形势，使十六大确定的“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变得更加迫切。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圳推行“行政三分制”改革，就是要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使政府从“全知全能”转变为“有限责任”，从权威命令转变为科学决策，从人治管理转变为依法行政，从“传统部门利益型政府”转变为“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只有从制度上保证权力与利益脱钩，尽可能消除行政机关谋取部门私利的可能和积极性，才能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大力推进公共财政改革，规范公务员队伍的待遇和收入分配，防止公共权力利益化、政府资产部门化、部门收益个人化的现象。
由深圳筹划的“行政三分制”改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些国家实行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对此解释说，自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后，西方国家广泛采用这种政府架构，这种架构有利有弊，深圳只是有选择地吸收了英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绝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做法。十六大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深圳的行政体制改革正是对十六大精神的有益实践。（潘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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